大众传媒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24 17:57:17
大众传媒论文篇1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的电子信息技术开始推动一场新的传播革命，实现了儿童文学由纸质媒介向动漫、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的转型。与此同时，许多儿童刊物的发行量大幅度下降。但电子媒介又以多种形式丰富了儿童文学的存在形式，拓展了儿童文学的传播渠道，为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多元的传播平台。在这之前，儿童文学主要通过插图和连环画等图像形式丰富自身的传播渠道，这对受众儿童来说无疑是影响巨大的。但从整体上看，文字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图像只是对文字的一种补充或说明，而且在呈现方式上也较为平面和单一。有了电子媒介后，通过广播有了听觉上的享受；视觉上，无论中央台还是地方台都设有儿童频道，即便是综合频道，也会根据儿童一天生活的流程安排儿童节目时间。这些儿童节目无疑是传媒的一个缩影。以中国之声的儿童节目“小喇叭广播”为例，以声音的形式传播着国内外儿童文学；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很大一部分儿童文学被改编为动漫、电视剧、电影。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时期，媒介对儿童文学的影响已经不止停留在儿童文学呈现的形式上。大众传媒是一种社会组织，就其性质而言，跟其经营目标、宣传目标和公共性与公益性密切相关，因而对儿童文学的传播必须面对市场，其中包含儿童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等诸多层面。
二、新媒介时代下儿童文学传播的转变
近年来，新媒介的飞速发展及其给社会带来的冲击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新媒介永远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涉及的领域宽广，但无疑网络技术给儿童文学带来了新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人类步入网络时代，有了新的语境。面对各种新型媒介的兴起，受众的选择不再单一化，进而对儿童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形式的多元化发展。儿童文学通过网络等新媒介把纸质生产的儿童文学作品电子化处理，用网络的渠道进行传播，受众的获取方式从而变得更为快捷、简易，即在网上便可阅读或下载。对儿童文学的不同呈现形式也是新媒介传播有别于大众传媒传播的主要表现。此外，新媒介传播更注重与受众的互动。在一个虚拟、巨大的平台上，传播者即作家可以通过文学创作和传播活动来实现与读者互动。眼下最为流行的非微博莫属，很多儿童文学作家开通了博客及微博，与读者进行互动交流。除此之外，儿童文学网站以及论坛也成了互动阵地，如“中国儿童文学网”、“小飞鱼儿童文学网”、“太阳鸟儿童文学沙龙”、“纯真年代论坛”等。相对于大众传媒平台对儿童文学的传播，网络平台对儿童文学传播方式的改变有着更为积极的作用。除了网络儿童文学这一新的艺术形式之外，通过传统纸质儿童文学的电子转化，儿童文学的传播进入更多元共享的广阔传播空间。电子阅读也成为儿童文学的一种新潮流，通过网络拉近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而且“各类儿童文学的编辑出版机构也可以建立各自的网站、网页各类出版信息、图书资讯，促进创作、出版、发行、销售等环节的信息沟通”。当下，对于儿童文学传播来说，网络已经成为儿童文学图书销售的重要渠道，京东商城、当当网、卓越网、灯光网站已经成为图书销售的重要阵地，很多儿童文学的销售名列前茅。但不得不说，儿童文学是净化儿童身心、培养儿童健康成长的“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随着网络等新媒体的高度繁荣，儿童文学传播滞障越来越多，优秀的儿童文学越来越少，传播环境越来越差，导致当下儿童“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越来越匮乏，理论界甚至传出儿童文学即将消逝的声音。如何改善儿童文学传播环境，为新媒体环境下的“花朵们”提供更多更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改善“祖国未来”的精神“营养”，是具有重大意义和现实关怀的一个命题。
三、儿童文学传播趋势产业发展经验
以往，传播儿童文学主要以书籍、杂志、报纸等形式出现，随着媒介的发展，儿童文学的传播开辟了新的天地。可以说，当下的儿童文学在媒介时代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传播趋势产业发展经验。首先，儿童文学实现了跨媒介传播，越来越多的儿童文学被改编为影视作品。通过改编的方式，儿童文学的影视化不仅优化了儿童文学的影响力，更成为推动儿童文学发展的源泉。“2000年有人做了‘现代受众了解文学作品的途径调查’，调查者曾挑选了100部中外文学名著。结果表明，有60.5%的人是先从电视、电影、广播、戏剧等非文字传播渠道了解这些作品的。其中18.5%的人在影视等媒体上看了以后再去看原著，而其余的人看了影视、戏剧之后，就不再看原著了。”由此可见，当代社会，报刊、书籍等纸质媒介的主导优势已不在，而影视等媒介形态更受青睐。尽管纸质媒介的儿童文学受到如此大的冲击，但这并没有使儿童文学的传播就此止步，更多的传播者或传播组织积极应对，力求为儿童文学寻求生存路径，以在市场上打开儿童文学的突破口。将儿童文学改编为影视作品更进一步促进了儿童文学书籍的热销。纵观当下市场，可以说每一部由儿童文学改编成的电影都有着较好的票房，如《暮光之城》、《哈利波特》、《纳尼亚传奇》、《爱丽丝漫游奇境》等，对儿童文学的改编也更注重其教育性及核心价值观的打造。以《爱丽丝漫游奇境》为例，影片热映后带动了相应的儿童文学畅销，甚至各网站、各书店一时出现了缺货、补货现象。目前，在一系列网站上其销售总量仍居排行前列。很多国家将儿童文学改编为动漫及动画片，如日本的《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中国的《神笔马良》，迪士尼系列《美人鱼》、《美女与野兽》、《青蛙王子》、《长发公主》。在西方，则更偏向以童话及其民间故事为蓝本进行影视创作，如《白雪公主之魔镜魔镜》、《白雪公主与猎人》以及同样由童话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童话镇》。不可避免的是，在这样的大众文化下，儿童文学的文学性渐渐失落，并向着成人化发展。儿童文学影视终究逃离不了商业市场，它需要更多的受众。
“所谓儿童文学者，即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组成之文学，由儿童的感官可以直接诉于其精神的堂奥者。换言之即明白浅近，饶有趣味，一方面投儿童心理之所好，一方面儿童可以欣赏的文学”，这是对儿童文学最早的定义。但当下的儿童文学影视的主题及其人物形象等都偏向成人化。往往以儿童世界为中心的文学作品，在影视作品中增添了成人的爱情、暴力、血腥等元素。在韩剧《秘密花园》和《清潭洞爱丽丝》中，都对儿童文学《爱丽丝漫游奇境》进行了改编：带领爱丽丝进入树洞的怀表兔子在电视剧中变为引领女主角进入富人区的一个工具；《白雪公主与猎人》里充满欢乐的森林变为能洞悉人心的黑暗森林，整个电影围绕复仇、战争展开。再看人物形象，变得更为复杂化。如今，儿童文学的受众不仅仅只限于儿童，更多的成人也成为受众之一。但不能否认，儿童文学影视成人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次，在传媒时代下，儿童文学产业拓宽了其传播范围。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理论指出，现代科技的发展，缩小了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时空距离。在原始社会，人们主要靠语言进行传播，广范围的传播需花较长时间，在文字和印刷媒介产生之后，尤其是随着电子媒介的普及，人与人之间距离大大缩小，传播的速度也大大提升。就儿童文学传播而言，偏远地区的小孩也能阅读到自己喜欢的读物，看到喜欢的动画片；有条件的家庭，甚至不用带小孩出门也能观赏到儿童文学影片。当然，儿童文学的传播已经不再局限于本国，在中国，很多外国儿童文学也是家喻户晓，如《安徒生童话》、《小王子》、《窗边的小豆豆》、《时代广场的蟋蟀》等。同时，儿童文学电影的改编也有了国界的跨越，宫崎骏的动漫《借东西的小人阿莉埃蒂》改编自英国作家玛丽诺顿《借东西的地下小人》，中国的《花木兰》、《梁山伯与祝英台》都被迪士尼改编成了同名电影，最近很火热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也引用了美国作家凯特•迪卡米洛的《爱德华的奇妙之旅》。电子传媒改变了整个社会乃至世界，它能突破时空带来的传播局限，让人们无论身处何方、有无阅读能力，都能接受到各种信息。最后，儿童文学相关产业传播不再使用单一的媒介，更多的是通过媒介的相互融合。传统媒介的功能大多是单一的，例如，报纸仅供阅读，广播仅供收听，电视虽然可以声像文字并茂，但人却不能用它进行信息传输或处理。关于媒介融合，人们最初的定位是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而当下多媒体技术的产生，实现了丰富多样且将传播功能融于一个系统。根据最新的定义，“所谓多媒体，指的是使用数字压缩和网络技术将广播、电视、电话、传真、电子出版、计算机通信等各种信息媒介连成一体，对声音、影像、文字、数据等进行一元化高速处理并提供给用户的双向信息系统”。可以说，媒介的融合对儿童文学的传播方式的变革更为深远。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儿童文学传播不得不呈现向数字化整合的趋势，可以在各种不同媒介形态下轻松实现转换，从而满足受众的多元化选择。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飞速发展的新兴媒介对儿童文学的传播具有颠覆性的影响。在这一新语境下，儿童文学传播面临着重重考验与挑战。面对不断扩张的传媒，儿童文学的发展不能只停留在过去的媒介形式，而应以理性、开放的姿态直面媒介对儿童文学带来的危机，利用媒介这一平台，转危机为机遇，扩大儿童文学的影响力、传播范围，进一步推动儿童文学发展。
大众传媒论文篇2
关键词：大众传媒；文学；关系；影响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02-364-03
一、前言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科技不发达，大众传媒数量少，文学和大众传媒之间并无太多联系，文学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人们大多时候通过纸质阅读的方式来欣赏文学作品，文学也因此成为了民众闲暇之余的重要精神寄托。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的进步，大众传媒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迅速的发展起来，并以其丰富性和娱乐性吸引着广大民众的眼球，渐渐地，人们不满足于在文本上阅读欣赏文学作品，开始将纸质的文学作品搬上荧屏，转化成更加令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影视作品。于是，文学和大众传媒的“联姻”开始了，从一开始的文学名著电视剧，到当下的百家讲坛等节目，大众传媒对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深入。大众传媒对文学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将文学作品变得大众化的同时，也给文学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深入分析大众传媒和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促使两者之间能够和谐共生的基本前提。
二、大众传媒与当代文学的关系
1、大众传媒在文学中地位的变迁
文学与媒介的关系，从工具论角度看，媒介是文学的语言与意义得以传播的物质形态及渠道，包括口头、文字、印刷、电子和网络等类型。在今天，文学的常见体裁如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都需要以特定的物质媒介如书籍、报纸、杂志等去传达。而文学的一些交叉形态，如戏剧文学、影视文学和网络文学等，则分别是用影视、网络等媒介去传达的。所以传媒首先是文学艺术别无选择的载体，是文化交流沟通最重要的载体和渠道。
传媒在文学中的作用表现在：随着传媒力量的发展，大众传媒在文学中的地位己经从传播途径、工具中介走向功能主体。传媒不只是文学的外在物质传输渠道，而且是文学本身重要的构成维度之一，媒介与世界、写作、文章、语言、读者共同构成文学活动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是作家写作行为的物质结果，作家的写作只有物化为媒介，才能转化为社会的人际传播过程，而写作一旦诉诸媒介，就宣告文学传播过程的起始，由此文学进入发行、流通、消费和接受过程；它也是读者进入文学传播过程的第一环节，读者参加文学活动，首先接触到的既不是文学文本的语言、也不是它所表达的意义，而是传输语言和意义的媒介，所以在读者参与文学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讲，媒介是文学传播的第一环节。
2、现代传媒使文学的审美趣味转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媒体文化的繁荣，媒体趣味对文学创作的深层渗透，导致文学生产的审美转型与结构调整。审美取向最大的变化就在于文学重心的转移：。都市。正在取代。乡村。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文学从乡土走向都市，其关注视角、表达内容发生变化，小资情调、白领趣味等审美取向随之出现。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传统的乡村和农民形象日渐淡出我们的文学视野，即便出现也多被定位为城市价值的附庸者。我们甚至惊讶地发现，一种完全脱离了乡村的。都市性。正在成熟，闹市与商海，侦破与悬念，时尚与另类，女性与言情，知识者与从政者成为文学图画的中心，而以上种种显然与乡土和农民毫无瓜葛。伴随着都市化而来的最突出的审美观念变革就是时尚杂志引导的白领趣味（或曰小资情调）的盛行。2002年的寓言小说《谁动了我的奶酪》、2003年的《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级的崛起》、《第三种生活》等都被小资一族奉为掌上经典。
白领阶层在中国虽然尚在发育过程中，但白领趣味却先期而至，时尚杂志是这一趣味最抢眼的表征。它温情脉脉地呈现出梦幻般的一切，用巴黎的香水、米兰的时装、欧式的别墅、日系的轿车来装饰当代人华丽的梦想，遮蔽或偷换了现实问题。它的消费和占有暗示，是在对雅致、教养、自尊的强调中实现的。它显示了一种身份、一种时尚，一种与普通人拉开距离的虚假界限，它在诱导一种趣味和消费的同时，也激发了一种极端享乐的个人主义倾向，它与怀旧风潮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是为把消费者引向不真实的幻觉时间里。
3、文学在离不开传媒的同时也必然接受传媒形式的限制
从文体选择与创作的角度来看，现代传媒的体制特征从根本上限制了具有传统审美倾向的文体，被古典文学观所承认的诗、戏曲已淡出现代传媒视野，而被社会戏剧所代替，散文随笔的审美体式被现代传媒中的报纸副刊文体和期刊文体所代替，小说这一不登大雅之堂的文体则成为现代文学最重要的文体。现代传媒的体制，使它必须要面对读者的阅读需要，它的时间性、功利性决定了与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文体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例如连载小说是与定期出版物的出现相一致的，杂感的出现是与知识分子报刊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外部的力量主要是媒体的作用改变了文体的样式和审美风格。
所以，媒体的介入一方面使文学从政治权利的话语中解放出来，通过媒介文化市场对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以及大众文化形态进行协调和整合，初步形成文化多元格局；另一方面随着政治话语的淡出，媒体的话语力量对文学又构成了另一种威胁，即商业色彩的加重。同时，媒体为个体创作提供了平台同时机械复制又将创作导入类型化的困境。因此，我们在看到传媒为文学提供了生成空间和消费场所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在不断地限制文学生产的自由与个性，我们必须警惕文学生产方式的工具化倾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媒背景下文学的特征分析
第一，传媒背景下，文学呈现出了市场化的特征。现代传媒朝着社会化、世俗化、大众化的方向发展，这使文学不再是特殊阶层的专属品，而是走进了千家万户。大众传媒扩展了文学的传播渠道，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内容，文学创作形式更加多样，文学创作者的身份更加宽泛，形成了市场化的文学传播机制。文学突破了种种束缚，走向了市场，可以说这是大众传媒带给文学的最直接的变化。
第二，传媒背景下，文学写作呈现出了信息化和新闻化的特征。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中就表现出了文学的新文化倾向。“新写实”小说的内容都是一些平淡无奇、无关紧要的家长里短，这是与90年代新闻所关注的话题不谋而合的。“新写实”推进了“新体验”小说的发展，“新都市”小说、“新市民”小说兴起，这些作家拘泥于描写现实的生活状态，面对杂乱纷繁的都市，作家一心追求效率而很少对文学进行沉淀与提炼，他们为了迎合大众市场需求，不得不保持小说素材的鲜活、粗糙以及趣味的方面。“反腐小说”则是关切社会热点和大众兴奋点，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90年代出现了很多以记者为职业的作家，他们在题材的新颖度和视野的宽广度上都有明显的优势，他们的小说不由自主地染上了新闻性和信息性的特点。加上作家对现代媒体的运作方式日益成熟，所以他们采用传媒来谋求广阔的生存空间，文学逐渐成为工业化的产物，其独立性削弱。作家为了迎合市场，进行高产化创作，文学作品泡沫化、快餐化、批量化、平面化。
第三，传媒背景下，文学作家的明星化色彩增强。随着文学市场化的发展，文学写作和阅读成为边缘，文学作品更加关注营销环节，为了增大销售量，媒体、书商、编辑等联手打造作家明星，就连过世的经典作家也被拿出来重新投放市场。例如有关张爱玲的创作从其作品转向了对其生平的研究，将张爱玲的照片附在封面、题目等上面，张爱玲由大学走向了大众，被逐渐流行化和世俗化，使张爱玲这位世纪文学的奇女子成为了大众消费和娱乐的精品，其文学所透露和折射出的人性底蕴却被遮掩。其后一段时间，作家全面明星化，“80后”作家的明星化色彩就更为浓厚了。
第四，大众传媒背景下，文学的娱乐化倾向更加严重。文学娱乐化与传媒意识与传媒趣味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学作品的娱乐倾向无限扩张，这就是文学偏离了正规，忽视了文学真正的认识、教育和交际的功能。本末倒置。随着中国文学趋向的不断多元化，文学的商业性、消费性凸现出来，文学被赋予了太多的教化和娱乐功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大众传媒加速了文学的娱乐化、粗鄙化进程。娱乐文学更加关注感官刺激，制造着恶俗、等信息垃圾，人们不再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文学作品中没有对人文关怀的寻求，没有对人生的思考，没有精神抚慰，读者因享乐而阅读，没有真正的文学价值，粗糙简陋的文学叙事不可能滋润读者的心灵世界，却更加刺激了人们的随意和浮躁情绪。文学的灵魂被卖给娱乐，这是文学的悲剧。
四、大众传媒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1、大众传媒作是文学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在今天的现代传媒文化时代，文学活动并不像传统“四要素”说表述的那样，是个“世界-作家-作品-读者”的单纯而透明的过程。实际上，在四要素组成的三环结构中，现代传媒参与了每两个相邻要素之间的动态过程。在“世界-作家”的过程中，人的实际活动范围和精力是有限的，人们不可能与外部世界保持完全的经验性接触，如果不通过现代传媒间接了解和体验外部世界，就会被现实生活和时代所抛弃，还谈得上什么文学创作呢？因此现代传媒越来越成为了作者获取创作材料和创作灵感的来源。在“作家-作品”的过程中，没有媒体的选择，书稿或“可能作品”就不能被做进一步的审美加工，也不能被送往正常的发行流通渠道，自然也就没有为读者阅读的某部文学作品的问世了。至于传媒参与“作品-读者”的过程，更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了。对于现代传媒文化时代的文学活动而言，传媒因素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实际上，它与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一样，是文学动态存在方式中的不可或缺的本体性构成要素，缺少了它，文学活动是不可能现实地存在着的。因此，已有很多学者把大众传媒视为现代文化语境中文学活动的“第五要素”，因此我们如何借助大众传媒来扩大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2、经典的文学著作改拍成电视剧或电影，扩大作品的影响
人们知道《红楼梦》等经典文学作品应认真地反复地细读，却在自己的阅读实践中将其置于一旁，反而花大量时间去读那些消闲通俗读物；很多年轻人想了解《红楼梦》，但是对于厚厚的书本有畏惧的心理，于是很多人选择了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很多人不喜欢读外国的名著，但是名著通过银幕上活生生的漂亮的人物在演绎出来，很少有人拒绝接受它。试问身边的朋友多少人看了《傲慢与偏见》这一电影，而这当中又有多少人把书也看了呢！现实生活表明，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喜欢拿着后厚厚的名著来读，那么很多好的作品就会被遗忘，但是如果把名著该改拍成电视剧或电影，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来欣赏，又何乐而不为呢。
例如最近收看了电视播放的《青春之歌》。回想起了学生时代看小说《青春之歌》时的激情澎湃，心血沸腾。《青春之歌》主要是通过对小知识分子林道静从不屈服于命运的对家庭和社会的个人反抗到最后投入时代洪流走上革命道路的艰难曲折的“苦难历程”的生动叙述，形象地展现“九・一八”――“一二・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我国学生革命运动的历史风貌和形形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从而提炼出一个革命的思想主题：一切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前途同国家民族的命运、人民的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才有真正的前途和出路，也才有真正值得歌颂的美丽的青春。《青春之歌》是当代文学史上一部优秀长篇小说，经过改编拍成电视剧，相信很多的观众一样从中获得了很多美的享受。林道静经过童蕾的演绎，生动地反映出了那个特定年代青年人追求个性解放，投身社会解放事业，证实人生价值的意义。在电视剧《青春之歌》中让我再次领略到了林道静对于党的真挚的依赖的象孩子见到母亲一样的情感；领略到他们那一群象火山一样喷发的热血的爱国之情；领略着那个动荡的、轰轰烈烈的时代的风云。事实上，那个时代离我们并不遥远。可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却离我们远去了。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当人们为着自己的利益去勾心斗角的时候，当青少年感觉前途茫然的时候，如果在这个时候看看电视剧《青春之歌》，相信会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还有著名的《红高粱》，就是根据著名作家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它以崭新的艺术形式，描绘了中国三四十年代一伙农民古朴、野性的生活和他们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过程。明快、紧凑、张弛有度的节奏，画面、色彩、光线及其所构成的生动而浓烈的视觉形象，这一切电影艺术的表现令业界对中国电影刮目相看，《红高粱》在国际影坛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被认为是中国电影真正走向世界的新的开始。在《红高粱》里，张艺谋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古老文明积淀而成的一个隐秘的故事，通过人物的塑造歌颂了自由的生命的真谛――爱就真爱，恨就真恨，大爱大恨，大生大死，因而唤起了人们对那个疯狂而无序的年代里的英雄所具有的那种漫溢的激情、漫溢的野性和漫溢的自由的追求。人们在享受着电影带来的时，不也了解了文学作品的精华了吗？这难道不是一种很好的文学传播吗？一种审美的生活化吗？
3、电视讲坛栏目使文学艺术的影响扩大
电视讲坛栏目是一种以教育为目的，以讲为主的节目形式。纵观电视媒体，现在以“讲”为节目形态的栏目有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百家讲坛》、凤凰电视台《世纪大讲堂》等。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百家讲坛》栏目，栏目实施新的定位：由原来的“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变为“让专家为百姓服务”。观众的满意度和收视率大幅度的飙升，使《百家讲坛》一个曾经徘徊在被淘汰边缘的栏目跃居到2004年科教频道第三季度的综合排名第二。其中的《清十二帝疑案》系列节目中，打破了以往的常规，请一位主讲人来贯彻始终，增加了主讲人和观众的亲切感和交流感，他在讲授历史时运用大量的事证来正说清十二帝的功与过，时而举例时而论证，侃侃而谈，自信松弛，讲授得有张有弛，通俗易懂，十分吸引人，为节目增色不少。过去我们把文学、专家架在了高高的神坛上，今天，我们要把这些精英从高高的神坛上请下来，让他们走进百姓之间，为百姓服务，这样不是更好吗？百姓今天之所以选择了看这样的栏目，就是希有一个提供知识空间，他们在这个时空中吸取知识、智慧，这样就是很好的扩大了文学艺术的影响，也使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了一个既放松又能有美的享受的节目。这一讲坛栏目使很多文学爱好者有了一个更好的学习平台，同时也让更多的人了解文学艺术。笔者认为很多的观众整天守着《武林外传》傻乎乎地笑，然后就睡觉。与其这样让看《武林外传》《超级女声》的大众看看易中天讲讲三国，阎崇年讲讲清史，马瑞芳讲讲聊斋，有什么不好呢？若他们真的激发出了大众的兴趣，引导大家都去翻书求证，岂不是无比功德？即便不愿意独立思考的大众被引导着顺着这些老师的思路去看待历史了，也比“戏说”之类的历史剧，对于民众的心智引导，更有价值吧！这不是进一步使文学的魅力绽放光彩的很好途径吗？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大众传媒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通过自身的传播优势来促使文学变成一种令民众更加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在很多时候并不能够准确的把握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的本质，容易令文学陷入哗众取宠的境地。所以，对于大众传媒，我们应该理性看待其对文学的作用，做到趋利避害，合理使用大众传媒来传播当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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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论文篇3
【关键词】大众传媒 舆论监督 文化发展
舆论监督是公共意见通过媒介的表达手段，是大众传媒的一项基本功能。它是新闻媒体通过传递政府事务、社会事务以及公共领域范围内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而为公众所了解，并在公众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舆论声势而对社会权力机构的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的传播活动。舆论监督是民主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民主与否的重要体现，它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功能对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推进，也有着深远及广泛的影响。
一、坚持党性原则的舆论监督应对复杂文化环境
在我国努力推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对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关注程度大大提高，舆论监督氛围日趋浓厚，坚持党性原则，时刻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维护党和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强化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坚持团结稳定和正确的舆论导向，是与我党依法治国、抵制腐败、鞭挞丑恶的方针有机统一。坚持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舆论监督及时反映百姓疾苦，宣扬优秀人物、事例，曝光丑恶现象，表达人民群众的愿望，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所趋，特别是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东西方经济、文化相互渗透和影响时，受西方不良思潮的侵袭和国内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一些不良的文化，如拜金主义、极端主义、自由主义等也悄然在我国出现，对我国人民群众的认知及世界观、价值观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因此，坚持以党性原则为基础的舆论监督，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和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统一，在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学习西方积极健康向上的思想文化与理念同时，抵制不良文化影响和侵蚀，弘扬中国思想文化和传统美德，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增强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影响力的关键，是新形势下大众传媒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
二、舆论监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我国作为一个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在人民群众授权和同意的基础上，以人和人民公仆的身份出现，作为服务型政府，主要的职责是服务百姓对人民负责。而作为党和国家、人民的喉舌，大众传媒一直坚持承担着桥梁作用。
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建设中，舆论监督作为大众传媒的一部分，以反映舆情，传递信息，及时评论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发扬社会主义大众传媒的战斗性，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考虑为出发点，调动群众积极性，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民主管理，更好地增强社会凝聚力，用于维护人民群众自身利益，维护人与人的平等关系，有助于整顿党风党纪、树立良好社会风气，以批评、曝光、揭露的方式，使百姓深恶痛绝的腐败政府官员、社会不良现象公布于众，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看到党和政府的决心和信心。因此，深刻认识舆论监督，正确行使舆论监督权，可以更好的促进和谐文化建设，消除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隔阂，达到荣辱与共，水融的和谐状态，为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好稳定保障工作。
三、舆论监督依托“三贴近”发挥导向作用
我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拥有着世界人数最多的大众传媒受众，且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我国的网民数量每年呈几何级增长。面对如此众多的传媒受众及日新月异的传媒技术发展，怎样做好大众传媒工作，使其能更好推动我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成为我国大众传媒事业的主要工作。
由于受一些因素的影响，传媒质对社会影响恶劣的突发事件，往往有很大的地域局限性，但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过去的当地新闻，可能转瞬间就被全国人民所知晓。并且同大众传媒的新闻功能更注重宣传相比，舆论监督的主要话语权把握在人民群众手中，使一些事实的真相得到公正、公平、公开、有效的解决，但是，又由于手机、微博的发展，人人都可以是信息的者，舆论导向容易混乱，会产生一些狭义、不正确的观点，从而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因此，作为具有强烈责任感和服务意识的舆论监督报道，在应对信息爆炸的浪潮中，应站在社会舆论的最前沿，在宣传党和国家依法治国方针同时，坚持以“三贴近”为核心，情系民生，了解百姓心声，贴近百姓的实际生活，保证新闻真实，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用科学严谨的思维，细心发掘问题的源头，对症下药，让人民群众认清事件的真相，并把人民群众的想法、感受、意见和建议通过大众传媒得以表达，在做好正确舆论引导的同时，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让人民群众看清事实的真相，踊跃发表看法，打造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使其成为一种捍卫社会公正，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四、舆论监督的警示教育作用
当政府或者社会出现一些不良行径、危害社会公德、有害人民利益的现象时，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使事实曝光于众，施以批评与谴责，并带动起其他人对这些事件的关注、议论及反对。虽然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往往都是一些负面，不合法的现象，但是，舆论监督的作用，不只在于批评、曝光和揭露，而是在舆论监督反映问题时，党和政府如何解决及其态度，并在以后出现负面现象时，如何更好的解决问题，并以此为鉴，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才是真正的目的。从更深远的角度来看，舆论监督所具有震慑、警示、教育的作用，能够促进社会团结、文明、进步，让不同的意见和呼声共存，使党和政府虚心接受舆论监督，把人民群众的评价或者批评当成一种鞭策，在舆论监督下，及时、深刻地发现自己的问题与错误，从而及时改正，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公正、客观、准确的舆论监督，是一个国家政治民主、言论自由的充分体现，对社会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产生巨大作用，也对抵制腐败，依法治国，惩恶扬善，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加快民主进程，对构建和谐社会，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发挥着独特的督促和推动作用。
五、舆论监督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及影响
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促进文明进步，促进民主进程的重要力量，舆论监督本身的道德、精神力量，又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核心所在。因此，随着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不断推进，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更加强大，社会责任感更加强烈，在“华南虎照片”、“我爸是李刚”、“产妇被缝”等一系列事件中，通过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人们认清了事件的本来面目，对其进行批评及谴责，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舆论监督的增强，又极大推动了人们精神、文明、道德水平的不断提高，使文化大发展发繁荣有了极好的舆论和群众环境基础。
结语
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已经和衣食住行一般，深入人们日常生活，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大众传媒，了解世界，了解社会及周边环境，尤其是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电子媒介异军突起情况下，大众传媒已使信息的传播达到前所未有的便利，同时，也赋予了舆论监督的巨大力量和广泛影响。因此，我们要紧跟形势发展，了解舆论监督，并使其作用最大化，成为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先头兵，努力使我国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本文是辽宁经济社会发展课题“大众传媒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作用研究”成果之一，编号2012lslktziwx-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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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渤海大学2011级新闻学硕士研究生）
大众传媒论文篇4
[论文摘要]媒体批评是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相结合的产物。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批评形态,媒体批评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必须加强对媒体批评的建设,以促使它在今后更健康地发展。
媒体批评指发表在大众传媒上的,并且从大众的角度考察文艺现象,以当下的作家作品为主要批评对象的文学批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大众传媒的繁荣发展,中国媒体批评蓬勃兴起。在传媒与大众的共同策划下,中国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潮,一个个专业化或非专业化的批评话题进入大众视野,评论文章层出不穷,争鸣之声此伏彼起。如今,不少报刊都开设有媒体批评的栏目,如《文学报》的“新阅读”、“新书坊”,《南方周末》的“每月新作观止”,《中国青年报》的“新书报道”、“新作快说”等等。而互联网更像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广场”,其开放性和民主性使大众有了充分的“话语权”。在网络上,我们就经常看到网民对当下的各种文学现象展开热烈的交流。媒体批评借助大众传媒的广泛性、时效性和现代时尚的观念迅速向受众传播,对受众影响极大,几乎占据了文学批评的主流地位,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媒体批评是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相结合的产物,只要有大众传媒存在,就会有媒体批评的存在空间和存在意义。而且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兴盛,媒体批评还有不断拓展的可能。正如本雅明所说的:“随着新闻出版业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读者——起初只是偶然为之——加入了写作者的行列……这样,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区别就变得模糊不清了……读者随时都可能成为作者……从事文学的基础不再是专业化的培训,而是综合技术的培训,这样,文学就成了公共财富。”对文学批评来说,同样也是如此。所以,媒体批评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媒体批评还不够成熟,存在不少缺点和不足,如批评话题的错位、批评方式的二元对立、批评的短期性和短视性、批评的媚俗化倾向等等。我们必须加强对媒体批评的建设,以促使它在今后更健康地发展。具体说来,我们应在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一、媒体批评自身应加强规范意识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给媒体批评的兴盛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我们也应看到,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还存在不健全的地方,这给文学批评转型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媒体批评要有序、合理地发展,就必须加强自身的规范意识。
第一,媒体批评应规范批评的权利范围。大众传播是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它的内容极为庞杂,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众传播的内容定位使它在面对作家作品时,往往没有传统文学批评的“规范意识”,而是“很自然”地溢出文学批评的正常轨道。如今,“媒体批评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这造成了批评的无序,这种现状必须改变。我们应明确,作为一种新型的批评形态,媒体批评尽管在批评主体、批评对象和批评接受等方面都与传统批评有很大的差别,但其本质上还是文学批评,因此应遵循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阿伯拉姆在《简明外国文学词典》中将文学批评界定为是给文学作品下定义、分类并对其进行分析和评价的一门学科。由此可见,真正的文学批评,其批评对象应该是文学,批评话题的选择应有文学意义,应以探求文学自身的规律和文学价值为主要动机和目的。也就是说,文学批评的基本权利是在文学领域的范围内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评价,而不是对文学以外的人和事品头论足。当然,在文学研究中,也强调“知人论世”,因此对作家的人格讨论是有必要的,但必须为研究作家的作品服务,以有益于文学的发展为目的。总之,媒体批评是关于文学的批评,它不仅要将文学视为批评对象,而且要将文学视为批评的根本。
第二,媒体批评应规范批评的话语方式。大众传媒的宽松氛围以及商业利益的驱使,导致媒体批评常常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表现出二极对立的批评方式。对其中的“酷评”,曾有学者戏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席狂言天下闻”。这对作家的发展和文学的发展都极为不利。哈贝马斯在研究沟通理论时曾提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三条原则:(1)真实性,陈述的内容必须是真实的;(2)真诚性,说话者不想有意欺骗听众;(3)正当性,话语必须适合特定语境中特定的规范。媒体批评作为一种关于文学的话语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信息交流,因此也应当遵循这三条基本的原则。真正的文学批评应做到公正无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而不应以“文学论争”的幌子来掩盖其主观随意性,以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蒂博代曾指出:“‘争论是文学的灵魂’,‘没有批评的批评,批评本身就会死亡’。当然,争论可以率真、尖锐、激烈,但不能沦为恶意的诬蔑和恣肆的攻击,而是服从理性原则和批评规范的内在制约。真正的批评之所以争论,是因为它有明确的目标感,相信真理是存在的;它为真理而争论。而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需要指出的是,媒体批评有大量直感式、印象式的批评文字,但这不能成为主观随意性的理由。在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中,不少文论、诗文、词话都是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直感和印象之谈,但它们往往能一语中的,抓住文学现象的要害所在。因此,媒体批评的“直感式”“印象式”的背后也应该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在支撑。
第三,媒体批评应增强批评意识和发挥监督功能。在现代信息时代,对信息的把握和追寻,成为大众传媒在激烈竞争中立足的基础。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资源。很自然地也被纳入了大众传媒的运行轨道。这使媒体批评具有较强的新闻性,它以“紧跟创作潮流”的姿态对当下的作家作品进行评介,具有捕捉现实的敏锐性和针对性,并侧重于对文学的功效性和传播性的推动,成为文学生产和消费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少媒体批评具有一定的商品性。但“商品性”不等于“商品化”,批评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失却自身的品格而沦为商业的附庸。鲁迅曾说过:“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的也算作色),而凡颜色并非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套用鲁迅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批评之所以是批评,就因为它有批评自身的独立性和规律性,而不是纯粹的商品广告。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学不仅仅是大众传媒的信息资源。更是文化领域中的艺术,对它的批评应注重挖掘其内在的审美性和艺术性。另外,在大众传媒语境下,媒体批评应注意发挥监督功能。拉斯韦尔将人类社会比喻为一个生物有机体,认为必须时刻监视周围的环境才能确保生存的需要。在现代信息社会,大众传媒具有敏锐性和及时性,这使它义不容辞地承担了监视环境的任务。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媒体批评,也应起到“社会雷达”的作用。因此,批评者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扞卫文学的独立性和纯洁性。也就是说,媒体批评应增强批评意识和批评精神,以人文性、批判性、超越性对当下的文学现象做出科学的评价。媒体批评作为先进文化构成应自觉对文化市场进行监督、批判和匡正,正确引导文艺的生产和消费,为文化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媒体批评应与大众传媒实现良性互动
媒体批评是大众传媒与文学批评的联姻,两者应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一方面,大众传媒要加强对媒体批评的管理引导。媒体批评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具有狂欢化的色彩。巴赫金曾说过,狂欢化打造的是一种“广场文化”——广场不像哥特式建筑那样尖顶直逼云霄,气势咄咄逼人,也不像中国古代庙堂那样层次分明,等级森严;相反,广场广阔平坦,有很强的亲和力,不管男女老少、尊卑贵贱都可以在这里休憩、聊天、狂欢。但自由、宽松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无限制,大众传媒在给大众自由的同时,也有责任对大众的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不能任一些低级庸俗的东西大行其道。大众传媒贴近大众,但不等于“媚俗”。马克思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真正的艺术,应对欣赏者具有认识、教育和审美作用,使欣赏者在欣赏艺术的过程中,自我素质得到提高。大众传媒在强调经济效益的时候,也应考虑社会职责、社会效果、社会价值等问题,更多地发表一些有艺术价值的媒体批评,引导大众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同时,大众传媒应有计划地推出优秀的媒体批评专集,这既是对作者创造性劳动的肯定,也能使这些批评发挥“榜样”的积极作用,可谓是一举两得。另外,大众传媒应加强媒体批评栏目的策划。现在,不少大众传媒都有媒体批评的专栏,有的已形成一定的特色,如《羊城晚报》的“花地论坛”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媒体批评栏目的形式和内容相似,缺乏鲜明的个性。大众传媒应在市场调研和结合自身优势的基础上精心策划,争取形成“品牌栏目”,以扩大媒体批评的影响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加强媒体批评的选题策划。所谓选题策划,也就是传播学里的议程设置或议题设置,即事先由编辑人员精心挑选若干问题,邀约专家学者或权威人士研究论证、发表意见;或事先由编辑部在刊物上抛出具有典型意义的议题,呼吁读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展开争论。《读者文摘》的编辑部在选题时会认真思考如下问题:“它可以被引述吗?是读者会记得、思索和讨论的东西吗?它实用吗?是大多数人的兴趣和谈话的题目吗?它有永恒的趣味吗?”这可以成为我们媒体批评选题策划的参考。需要注意的是,现在不少媒体批评的选题还处于“哗众取宠”的层次,缺乏对文学的真正关注。今后大众传媒应对媒体批评的选题进行严格把关,严格论证,以使选题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从而更好地发挥媒体批评的社会效应,为当下的文学发展服务。
另一方面,媒体批评应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的传播效力扩大批评的传播和影响。汤普森说过,大众传播的技术媒介的发展,进一步加强社会互动的空间和时间构成的结果;大众传播媒介扩展了符号形式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有效性,但它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实现的,即它容许生产者和接受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别的中介性互动。在大众传媒时代,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文化传播的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大众传媒作为影响力最大的传播媒介,已居于社会生活的中心,成为了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因此,媒体批评应正确运用大众传媒的运作理念,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传播效力,以扩大批评的传播和影响,使文学批评更顺畅地“飞入寻常百姓家”。另外,在现代信息时代,大众传媒不仅延伸了人们的各种感官,而且还控制着社会的话语权,具有强大的社会舆论导向功能。如今,人们几乎无法不受大众传媒的影响,由此出现了传播学中所说的“从众效应”。所谓从众效应,是指作为受众群体中的个体在接受信息时所采取的与大多数人相一致的心理和行为的对策倾向。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得太快”成为人们的共同感受。内心的孤独和焦虑使人们急切地需要了解外界的信息,以跟上时代的发展和得到他人的认可。于是,我们看到,人们就像一个个容器一样,忙于接收大众传媒的信息。过去的悠闲自在不见了,代之以对层出不穷的信息的追寻。表面上,大众社会的个人非常有个性,但是作为集合体来说,他们是同质化的大众,非常容易受大众传媒的感染。也就是说,在大众传媒时代,个体往往因为害怕被孤立而被迫或潜移默化地服从多数意见,与群体达成一致。因此,大众传媒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品位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品位。提升大众传媒的品位,也就意味着引领大众向高品位发展。在这种情形下,媒体批评作为文化领域中的活跃分子,应义不容辞地以思想性和文化性提升大众传媒的文化品位,以使其制造出高品位的“时尚潮流”,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
三、媒体批评作为应用批评应与理论批评实现优势互补
文学批评一般分为理论批评和应用批评两大类型。传统的文学批评主要是理论批评,它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具有“阳春白雪”的特性;而媒体批评则主要是应用批评,不强调理论的建构,它具有“下里巴人”的亲和力,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两者的截然不同使人们往往把它们看成是二元对立、“水火不容”的东西。但实际上,它们都以文学为研究对象,都属文学批评的范畴,因此它们具有先天的同质性,应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首先,理论批评的创作主体——专业批评家应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积极参与撰写媒体批评。如今,撰写媒体批评的主要是一般的大众和报刊的记者编辑,由于缺乏专业的文学知识,或受传媒的经济利益所驱使,他们写的媒体批评往往存在一些不足。当然,有的专业批评家也积极进入媒体批评领域,但更多的批评家,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媒体批评是“小道”,不能登大雅之堂。他们一方面不屑参与媒体批评,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现在媒体批评对读者大众的影响远远大于传统的理论批评,正视这一点,或许对很多学者来说是痛苦的。这种痛苦,一是源于传统批评“中心地位”丧失,二是因为媒体批评中存在的“恶俗”。但我们前面说过,在大众传媒兴盛的时代,媒体批评的存在和繁荣是必然的。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指出,机械复制时代由于艺术韵味的凋零,相应地在艺术的功能上,就由展示价值代替了膜拜价值。本雅明分析了“灵韵”艺术衰落和后“灵韵”艺术兴起的社会基础:群众在当代社会中的影响增大。他对大众艺术持肯定态度。把以现代机械复制技术为前提的现代大众艺术的出现与发展视为社会进步的表现。所以,对媒体批评,我们明智的做法应是积极面对,而不是消极逃避。一味地横加指责也于事无补。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毁灭终究不是出路。”媒体批评存在不足,但这不应成为批评家对其进行“封杀”的理由,相反,正因为它的稚嫩和不成熟,它才更需要批评家的关注和参与。批评家应积极参与撰写媒体批评,作大众的“良师益友”,使他们树立正确的文学价值观。
其次,媒体批评应从理论批评中汲取营养,增强精英意识和人文意识。萨特说过,知识分子有两种功能,一是介入社会,在情感上和大众达成互补关系,做公众知识分子;二是守护灵魂,从个人体验的独特性出发,为大众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和方式。就文学批评来说,批评的类型不同,它们各自的功能也会有所不同。现在的理论批评主要是起到“守护灵魂”的作用,而媒体批评则属于“介入社会”的类型。但这两者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实际上,媒体批评很需要理论批评的帮扶。在大众传媒语境下,媒体批评往往有媚俗化的倾向,正如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大众传播媒介的美学意识到必须讨人高兴和赢得最大多数人的注意,它不可避免地成为媚俗的美学。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对我们整个生活的包围与渗入,媚俗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美学观与道德。”媒体批评作为大众文化,以通俗性、生动性和形象性赢得了大众的青睐,但通俗不等于庸俗,生动和形象也不应流于肤浅。我们应提倡媒体批评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从精英形态的理论批评中吸收营养,使其具有精英意识和高雅品位,以人文理想作为终极价值。只有这样,才能使媒体批评走出媚俗的误区,自觉地承担起提升大众审美品位的责任,使大众在媒体批评中既得到娱乐,也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而要做到这一点,同样需要专业批评家的积极引导。
再次,媒体批评需要专业批评家加强理论研究。媒体批评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就迅速崛起,但学术界对它的研究起步较晚。2000年3月18日,《文汇报》登载了艾春的《传媒批评,一种新的批评话语》和洪兵的《期待健全的媒体批评》,这是学术界首次使用“传媒批评”、“媒体批评”的概念,它标志着社会开始了对媒体批评的关注。洪兵认为,要建立健全的媒体批评,必须要有一种审视媒体的目光,而对于公众而言,他们可能并不具备这样的判断基础。艾春则更明确地指出。传媒批评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翼,有着自身的运动方式与运动规律,而如何正面发挥它的社会批判能量,取决于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中的工作。此后,陆陆续续有学者、专家对媒体批评发表评论,一些报刊杂志及研究机构也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如2001年北京文联研究部举办“网络批评、媒体批评与主流批评”研讨会;2002年《南方文坛》杂志社召开“今日批评家”研讨会,《文艺报》召集中德批评家共同讨论媒体批评等等。但总的来说,目前学术界对媒体批评的研究是不够的,专门研究媒体批评的理论性文章很少。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媒体批评需要专业批评家加强理论研究,为它的健康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促使它由“自发”状态进入“自觉”状态。
最后,媒体批评应为理论批评提供宝贵资源。从1985年开始,中国大量翻译介绍引进西方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如心理批评、神话原型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等。中国由此渐渐发展和构建了理论化批评,并使其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但批评家在忙于构建理论的同时,却忽略了对当下作家作品的关注,致使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理论批评几乎一统天下,应用批评日益萎缩。媒体批评是应用批评的一种类型,它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当下的文学现象,紧跟文学实践的发展。它的出现,改变了理论批评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批评格局趋向合理。但目前学术界对媒体批评的价值还不够重视,不少学者轻视媒体批评,有的甚至是不屑一顾。其实媒体批评就好比一座蕴藏着丰富原始资源的宝库,需要人们去发掘。钱钟书说过:“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陈思和也说过:“文化媒体能从提高文化品位的角度吸取学术领域的最新信息和知识资源,文学评论的实践既为学术讲台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又借助高层次的学术活动来进一步提升文学批评的品质。学院研究能及时贯通社会信息和反馈传媒批评的得失,尽可能地把专家学者的学术成果转为社会文化的精神,从而使媒体、学术与文学批评共同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象征。”因此,我们的专业批评家应注意搜集和整理媒体批评,使其成为理论批评的宝贵资源。这样,既使媒体批评有了历史性,避免“昙花一现”的热闹,也能使理论批评走出疏于关注现实、坐而论道的误区。
大众传媒论文篇5
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影响及其表现
第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及方式具有制约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反映的是一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通过大众传媒予以阐释和散播，另一面也要通过大众传媒进行反馈和调整。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大众传媒所处环境不同，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选定相应的目标、内容和方式方法与之相适应，以保持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众传媒环境发生了巨变，从经济角度看，经由传媒时代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过大众传媒捕捉到了这样的信号，及时地将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因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发挥了积极的效用。第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具有双向影响作用。大众传媒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5］积极健康的舆论环境具有正面引导、感染熏陶的作用，它所表达的主张、意见、倾向，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任务是一致的，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那些反动宣传、陈规陋俗、封建迷信、歪理邪说等不健康的舆论氛围，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优化大众传媒环境，排除不良传媒信息的干扰或攻击，营造健康的大众传媒生态，才能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效果的显现。第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考核评估具有参照作用。评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评估要有参照物，但是无论是教育的过程还是教育的主体、客体，都时刻处于变化当中，很难直接从其本身找出参照的标准进行评估，再加上主体(教育者)和客体(被教育者)因为趋利避害等主观因素影响，使评估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因而也影响到了整个评估的全面性、客观性和有效性。而大众传媒为教育者提供了一个观察人们心态和面貌的动态窗口，“通过观察社会舆论环境的变化，从舆论环境所反馈的各种信息中，教育者就可以较为准确地评估教育的各种效果”，［6］从而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估、反馈及提升工作。基于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影响，当前世界各国牢牢抓住大众传媒这一重要载体和手段，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政党利益和社会利益服务。当然，这也说明了当下加强我国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国家、社会和大众传媒界必须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出发，进一步做好大众传媒思想政治工作。
增强我国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第一，大力发展传媒产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我国的大众传媒产业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还是比较落后的，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传媒工具的研发和应用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以互联网为例，目前互联网上的信息绝大部分都来源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利用网络进行的价值观兜售、观念感染、思想宣传等方面都有相当的能量，他们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注和研究是比较系统和完整的。但是相对而言，虽然21世纪以来，我国互联网发展迅速，但是整个互联网的管理、利用和开发，仍然比较薄弱，特别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还有待进一步强化;从产业规模来说，我国大众传媒产业在人均量值上还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在一些农村或者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大众传媒的覆盖面和影响力非常有限，既很难满足当地人民的休闲娱乐的需要，也影响到党的舆论宣传工作的开展。同志指出，“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7］从而在大众传媒普及化、大众化的基础上，培养民众的信息识别能力和利用开发能力。第二，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监督管理，使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更大作用。当前，虽然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但是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西方国家妄图通过大众传媒、技术和资本输入等方式，对我国进行“全盘西化”，实现“和平演变”的图谋一刻也没有停止，国际的意识形态斗争依然暗潮涌动;在国内，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一些人利用大众传媒散布歪理邪说、妖言惑众、制造破坏的事件也屡有发生。因此，加强党对大众传媒的政治领导，把握大众传媒的话语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志曾强调:“我们党一贯强调，要把新闻舆论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该管的要管住，重要的宣传阵地和传播手段，一定要把好关口，丝毫不能出问题”。［8］为此，要尽早出台大众传媒法案，建立健全传媒制度规范，加强对大众传媒的行政监督、市场监督和群众监督，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区分好、引导好、发展好传媒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切实加强对大众传媒行业的管理，推动大众传媒产业规范、健康、有序发展。总之，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领导，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把握舆论宣传工作的主动性，坚守主阵地，唱响主旋律，我国大众传媒产业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发展有方向、前进有动力，才能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才能做好、做实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戴和赞誉。第三，不断提升大众传媒教育水平。大众传媒教育是指教育者通过对受众的传媒基础知识和基本技术的传授，从而培养和提升他们对各种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利用、开发和再创造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因为大众传媒的思想属性、政治属性以及道德属性，因而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所以加强大众传媒教育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一要提升教育主体的媒介素养。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可以是教师、传媒主管部门，也可以是研发者、使用者。这里主要是指大众传媒的经营者，因为他们直接参与了大众传媒内容和形式的研发和实现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体现了源头和主导的作用。所以，在经营过程中，大众传媒经营者既要着眼于经济利益，更要重视社会效益，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求自我，自觉加强行业自律和道德修养，坚决抵制传媒的低俗化、媚俗化、娱乐化倾向，“通过大众传媒各项具体功能的融合实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科学发展，实现国家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的协调共进”。［9］二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使大众传媒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贴近大众生活、贴近社会实际、贴近群众需要，通过丰富的传媒形式，反映人民的要求、愿望以及意见和建议，传递健康向上的舆论信息，营造亲民、便民、助民、惠民、富民、乐民、安民的舆论氛围，全心全意做好传媒服务工作;三要做好一些特殊群体的传媒教育工作，尤其要抓好青年和大学生群体的传媒教育。这部分群体大都生活阅历不足，社会经验较少，自我分析、判断能力不强，更容易受到一些不良传媒信息的诱导。必须以“人文主义关怀”和“心理疏通引导”的方式，加强对青年和大学生群体的传媒教育管理工作，以提升他们的媒介素养。第四，创新在新兴媒体中做好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科学技术的推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使大众传媒经历了原始传播、口头传播、手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等发展阶段。在电子传播阶段，依次出现了第一媒介电话广播、第二媒介电影电视、第三媒介互联网等传播手段。而在互联网传播阶段，我们发现，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介与互联网、移动终端、数字电视等新技术的融合，已成必然趋势，并逐渐衍生出了大量的新兴媒体。尤其是当前出现的诸如网络视频、新一代电子报纸及电子杂志、楼宇电视、车载移动电视、博客、播客、视客、网络社区、微博、飞信、阿里旺旺、IPTV、BBS、QQ、UC、MSN等新兴媒体，使舆论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其传播手段综合多样，文、图、声、影、网全面覆盖，彻底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信息传播开辟了一条简捷而又高效的空中通道，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新兴传媒的超地域性、超隐蔽性、超互动性、超共享性、超便利性以及极强的个性化等特征，深深地吸引了大量青年群体，这也预示着它必将成为东西方争夺青年思想意识形态控制权的重要工具。所以面临着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刻的数字化传媒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政府、社会、学校以及媒体人，都应责无旁贷地做好新兴媒体的教育、引导和管理工作，积极探索、创新新兴媒体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将思想政治教育推向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
大众传媒论文篇6
论文摘要:从语言和社会历史角度探讨了阿多诺大众媒介批判理论的生成原因，仔细分析了他对大众传媒批判的主要内容，揭示其批判理论存在的缺陷，并对它进行了反思，从而挖掘出阿多诺大众媒介批判理论研究的价值。
在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中，阿多诺的媒介批评理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尽管他没有对大众传媒进行专门系统的论述，只是在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时，把现代大众传媒当成了他的一个基本的切人口，但他对大众传媒的批判是非常尖锐的。仔细阅读《启蒙辩证法》和他1963年写的《文化工业再思考》，就会发现电影、电话、收音机、无线电广播等等都进人了他的批判视野，而且这一切是与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分不开的。
一、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生成原因
阿多诺出生于德国，从小受到德国古典语言的熏陶，由于希特勒的极权统治，他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同志被迫去了美国，在那里大众文化简易、直白的表达方式强烈的冲击着他的习惯性话语，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正如他在解释为什么离开美国而要返回德国时所说:“返回德国的决定不是因为简单的主观需要和思乡病，这些因素是微不足道的。也有客观原因，这就是语言。赵勇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中引用这段话的时候，把语言归结到印刷文化中批判主体的生成原因，认为语言把他构造成了批判话语生产者。实际上，语言也是构成他对大众传媒产生批判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语言是与其思想分不开的，卡西尔在他的《语言与神话》中说道:“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组合和关联我们的经验材料，因而造成完全不同的理解模式。两种语言的词汇决不可能相互贴切，锚株不差，也就是说，它们包含着各种不同的思想领域，阿多诺在去美国以前一直是使用德语进行思维和表达的，在德语的领域中孕育了他真正的自由思辨能力，然而当他转移到了美国以后，他遭遇到了语言上前所未有的尴尬场面。美国大众文化通俗、直白的表达方式深深的影响着阿多诺所故有的思考和思想，于是他站在了传统型知识分子的立场，对产生这种大众文化的根源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他从大众文化的语言的视角出发，把大众传媒纳人了他的批判视野。他认为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帮凶，大众文化通过大众传媒制造了当时语言上的“灾难”—人不能自由自主的思维;媒介中那种图式化、直观式的表述，使“个体”语言逐渐沦落成了“大众”语言等等。可以说，语言思维上的障碍造就了阿多诺对大众传媒产生批判，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语言只是建构阿多诺大众传媒批判思想的一部分，而绝不是唯一的因素。要想全面考究阿多诺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生成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拓宽我们的视野。
我们从阿多诺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传统的统治结构是把人的基本需要和高一层次的需要(体育、娱乐)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把资本剥削增加到最大的限度。然而，今天的统治结构变成了使大众的各种需要和资本需要相一致，废除基本需要和第二层次需要之间的差异，从而使统治增加到最大限度。可见，当时资本主义在物质层面上的统治已经被文化层面所遮掩了。阿多诺认为文化之所以能够成其为统治者的手段，主要是他们利用了大众传媒这个文化传播工具，大众传媒造就了大众，刺激了大众观念上的一种虚假的需要，把社会统治阶级的规则内化为自我的典范。另一方面，当时希特勒统治集团利用无线电广播大肆进行法西斯主义煽动，鼓吹种族优劣，残酷的迫害犹太民族，使得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迁移美国。“带着这样一种精神伤痛和思维模式来到美国，阿多诺在打量这个高度发达的的资本主义国度的大众文化时，不可能不带上一种冷峻、阴郁甚至仇恨的目光，也不可能不用他那种既成的思维模式去整合那些在美国人看来是引以自豪的东西。”而“美国人看来是引以自豪的东西”不仅包括了大众文化，也包括了大众传媒，正是因为美国发达的大众传媒使大众文化无处不在，使得阿多诺把故有的法西斯主义的仇恨情结转嫁到对美国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批判。
二、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
阿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主要夹杂在对大众文化批判之中，但只要我们认真去分析，就会发现阿多诺对电影、电话、广播等电子媒介的批判是非常尖刻的，同时对大众传媒的性质也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首先，阿多诺认为大众传媒是统治者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统治工具，带有很强的霸权性质。“大众传媒这一概念是专门为文化工业打磨出来的，它已经把重点转到了无害领域。它既不存在一个首先关心大众的问题，也不存在一个传播技术的问题，它存在的只是一个使大众自我膨胀的精神的问题，一个他们的主人的声音问题”。在阿多诺看来，大众传媒的“主人”是掌握着政治权利、有着经济实力的统治阶级，大众传媒不是为大众而存在的，它只是统治阶级控制大众的精良武器，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在《启蒙辨证法》中，阿多诺说“《文化工业》一文阐明的是启蒙意识形态的倒退，这一点在电影和广播里表现得十分清楚。在这些传媒里，启蒙主要表现为制作和传播的效果和技术的算计;而就其具体内涵而言，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为对存在者和控制技术的权利的偶像化。也就是说，大众传媒使大众从神话的世界苏醒过来，却又使他们走进了另一个技术理性主义创造的神话。统治阶级正是利用了媒介来制造偶像化。标准化模式的电影、电视节目等不断重复的打击大众的耳目，使他们放弃对现实的深层次的思考，以为荧幕看见的都是真的，认为电视里那些明星跟我们大众一样是个凡人，他们的成功也不过是偶然。马尔库塞在讨论大众传媒时也看到了这一点，“在这里所谓的阶级差别平等化显示了他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那么这种同化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那些维护现存制度的需求和满足在何种程度上被下层人民所分享。大众传媒把维护统治阶级的社会制度巧妙的隐藏在了电视节目里，让大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阿多诺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资本主义大众传媒形式上虽然是企业，本质上却是为现存的社会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其次，大众传媒成为了资本利润的生产机器，完全资本化了。阿多诺看到了大众传媒与一般的商品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是为资本家营利的。在《启蒙辩证法》中他列举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电影院是为极权的康采恩进行营业的，无线电广播中所宣传的商品也是如此。人们用50个铜币可以看到百万富翁所看到的电影，用10个铜币可以买到一块口香糖，而出售这些电影和口香糖的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他们通过推销这些商品而更加强大和富有起来。大众传媒帮助资本家实现了商品的利润的回收，资本家通过媒介愚弄了大众，使自己的财富越来越多。在资本主义商品制度下，一切东西都纳人到了市场交换的轨道上，大众传媒也毫无例外为价值规律所统摄。阿多诺说:“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被使用，甚至在娱乐消遣的情况下，也会被灵活的消费，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文化工业的一切产品都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投射到大众传媒之上，从而披上一套漂亮的外衣销售出去。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大众传媒的主体虽然是人，但是从业人员却没有什么主体性，他们只是被资本家雇用的奴隶，是实现资本利润程序上的一个操作员。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他们必须依靠强大的资本，因此，大众传媒必然受资本所操纵，为实现资本利润服务的。
最后，大众传媒使艺术丧失了其独立自主的个性。“在阿多诺看来，现代艺术以凌乱破碎的图景体现了否定的辩证法，宁愿极端的丑，不要虚假的美，以‘反形式’来反讽装扮出来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甚至用孤立来保卫自己的个性，以自身的无意义来显示有意义。他认为文化工业通过大众传媒这种生产渠道，制造了虚假的个性，“从即兴演奏的标准爵士乐，到用卷发遮住眼睛，并以此来展现自己原创力的特立独行的电影明星等，皆是如此。阿多诺还认为，艺术的个性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且要想取得个性的进步，实际上都是以牺牲艺术的个性为代价的，“所有电视节目所提供的含蓄的信息促进了对个性的压抑，并助长了与现实的同一。传媒技术使每个事物看起来是自由自在，非常的与众不同，其实它是将偶像化的东西普遍化了。大众传媒使艺术丧失个性还表现在，它改变了以往的艺术生产方式，使艺术创作进人了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标准化、统一化的艺术生产，使得艺术的固有性质发生了改变，大量的技术复制品淹没了艺术的唯一性、权威性，也让艺术从过去的神堂跌回了人间。艺术创作者从创作出他的艺术作品后，就与作品产生了分离，而进人到了一个模式的机器生产领域。通过复制，艺术作品维护、肯定了现存的生产程序，从而扼杀了对艺术异在的、超越的批判。艺术因此而缺乏对自身的反思，无法取得个性化的创作。再说，艺术工业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通过媒介批量的生产，其内容循环固定，格式化到人们在看艺术节目时候就知道下一个节目是什么了。阿多诺正是认为在媒介时代，艺术的自主性没有了，所以他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为维护传统的艺术形式而对大众传媒展开了批判。
三、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反思
阿多诺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是丰富、驳杂、极，具特色的，同时，其理论也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体现出了强烈的时代特点和局限性。首先，阿多诺是一个极其悲观主义者，有着很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及情绪化的理论偏激，他只看到了大众传媒所带来不利的一面，却没有辨证的看待媒介这一现代文明工具所带来的便利和舒适。如阿多诺认为电视信息只是统治阶级的宣传工具，一切节目都是被控制者已经制定好了，观众所拥有的权利就是要无条件的接受它，而且认为电视图像直观的、客观的表述，抹杀了观众思考的能力。我们应当辨证的来看待这种现象，电视节目固然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一面，同时，电视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休闲的选择方式，大众在选择电视节目的时候，有绝对的自由权，他可以避免那些政治意识强的节目，而去选择那些娱乐、轻松的频道。而且大众也并不是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电视产品及其所期许的意识形态内容，他们在观看时，也是带着自己的思想去思考，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因此，我们在讨论媒介作用的时候，既要看到它不利的一面，也要了解其有利的一面，以便我们更好的利用它来为大众服务。
其次，阿多诺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之所以走向极端，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分不开的，当时“是一个充满极权恐怖的时代:纳粹统治的力量登峰造极，德军的铁蹄践踏着法兰西。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标准，不是与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同流合污，就是被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取而代之。在那个时候，大众传媒成了法西斯统治的宣传工具，帮助他们愚弄和统治大众，是值得批判的。可进人文化工业时代后，媒介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变成了娱乐和消遣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应该从那个历史语境跳出来，重新理解媒介。
大众传媒论文篇7
关键词：大众传播；低俗化；理论视角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大众传媒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方面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于文化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比如大众传播低俗化的倾向就是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娱乐新闻从文化新闻中分离出来，全球娱乐化地背景就开始形成，并由此引发大众传播低俗化、庸俗化的倾向。那么大众传播低俗化的表象与本质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大众传播的这些现象呢?
一、大众传播低俗化的表象与本质探究
大众传播低俗化问题的产生是与广播、电影和电视等现代媒体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在美国，自20年代电影作为新的媒体出现，社会学者想知道它对青少年的影响如何到今天信息时代人们想知道“因特网”对我们的影响如何，影响研究一直是美国大众传播学的主流。本文力图从大众传播低俗化的表象如：炒作明星绯闻、迎合猎奇心理、注重感官刺激、渲染暴力色情等中突围出来，寻找其本质的根源所在，并对其从理论的视角进行浅析。今天的中国社会就技术、经济、文化和发展模式等等方面都有着及其独特的特点，我们不仅要考虑大众传播低俗化在国际上普遍的表象，更要深究大众传播低俗化在中国存在的深层次的本质的根源性的问题。人们常常试图对大众传播做出各种褒贬：有时候人们赞扬大众传播使得人们联系紧密，有时候人们又批评大众传播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咫尺变天涯；有时候人们赞扬大众传播使得儿童的见识增多，有时候人们又批评大众传播使得儿童过早的接受了社会的阴暗面；有时候人们赞扬大众传播使得信息的对称性得到保障，有时候人们又批评大众传播使得信息爆炸让人们措手不及。同样在对待大众传播低俗化问题的倾向上，人们一方面大力批评大众传播低俗化使得社会人心惶惶，另一方面人们也在反思有没有扩大对大众传播低俗化的批判，是否大众传播低俗化真如想象中一样洪灾泛滥。
(一)大众传播低俗化表象。
大众传播低俗化表象一方面内容上是大众新闻的流行，即减少严肃新闻的比例，而将各种煽情性新闻作为新闻的重点；为制造卖点不惜捕风捉影甚至从严肃新闻中挖掘所谓的娱乐价值。另一方面在表现形式上，强调标题制作煽情化，刻意突出新闻事件的感官刺激、走新闻故事化、戏剧化的道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出版业也蓬勃发展。十一五期间，新闻出版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到2010年，图书出版达到600亿印张、70亿册，种数控制在25.5万种，出版重点图书1370种；报纸出版达到2030亿印张、500亿份；期刊出版预期达到140亿印张、30亿册。出版业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低俗化倾向，它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戏说历史，玩笑经典，游戏人生，搞笑爱情，低级时尚，无聊情趣等等，其中最大量、影响最恶劣的是在‘爱情’的幌子旗下贩卖低级庸俗乃至下流色情的东西。”
(二)大众传播低俗化的本质浅析。
伊尼斯认为传播有偏向，他认为考虑媒介对各种文明的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见我们自己的文明偏向。同样，在讨论、研究大众传播低俗化的问题上，我们或多或少带着一定的传播偏向，但是一定要有比较清晰的意识。大众传播低俗化的种种表象是否就真如洪水猛兽一般可憎还是只是我们看待问题的偏见与理解程度不一样。
首先，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主义观念开始渗透到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随着大众文化的风行，人们就越来越关注大众传播过程中低俗化的问题。拉斯韦尔提出大众传播的三大功能的理论即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社会遗产传承，后来赖特又增加了提供娱乐功能。大众传播的内容并不都是务实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例如文学的、艺术的、消遣性、游戏性的内容等。尤其在电视媒体中娱乐性内容占其信息总量的一半以上。传媒的娱乐功能在今天已发挥得淋漓尽致，晚会、综艺节目等使我们的生活更有乐趣，人们在紧张之余享受着大众传播带来的通俗的快乐。对于当前传媒的这股娱乐化潮流，我们首先应看到其合理性．受众从中获得娱乐化享受的感情期待。以前．我国传媒的功能只是一种宣传和教育的工具，所以传媒娱乐化潮流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以往娱乐功能开发不足的一种阶段性补偿。另外，传媒的商业化运作还促使媒介真正树立起受众观念，重视受众。
其次，大众文化的发展动力是以欲望推动欲望，这种以欲望推动而发展起来的文化，如果没有把握住‘度’．就很容易走向浅薄．走向庸俗，走向一种无聊的狂欢。我国的大众传媒业日益发展繁荣，媒体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由于竞争的压力存在、从业人员自律不强与法制不健全，大众传媒存在的问题逐步暴露，遇到的麻烦也越来越多．如格调低下、低级趣趣味、色情浮秽、文化垃圾等，解决这此问题基本的是强化自律意识，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但当务之急是加快大众传媒的立法，在依法治国的方略下．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建立和健全有关大众传媒的法律法规．使传媒、受众、经营者和管理者都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从而维护传媒的正确导向和健康格调．遏制和清除传媒的各种腐败和丑恶现象。
最后，大众传播的低俗化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大众传播的恐惧遗传。自大众媒介出现以来，人们就责难大众媒介对个人的思想观点、态度和行为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我们为什么动不动就谴责媒介带来各种有害影响呢?媒介效果的事实又是什么呢?公众对大众媒介产生一种矛盾倾向，既喜欢又憎恨，任何一种新媒介出现以后，人们都会蜂拥而上，兴高采烈的用它，但同时也可能举出一大堆对媒介效果不满的意见。对大众传播的恐惧遗传将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群人共有并且父辈传给子女的一套相互关联的信念和行为：指责媒介的可怕威力和恶劣影响。
二、大众传播低俗化理论视角剖析
(一)社会化理论和教化理论。
社会化理论是由斯坦福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本多拉提出来的。传统的观点认为一方面人的行为时外部引起的，另一方面人的行为的动因是>中动，本多拉综合这两种说法认为这两方面相互作用。教化理论是由格博纳提出来的，研究不同的个体或者群体在集体的语境中如何选择和解释信息。在对现实的估算方面人们估算社会的犯罪率、离婚率、一生中可能遇到的天灾人祸的概率以及可能遭受到别人的袭击概率等这些常被电视表现和夸大的方面，研究的结果表明，观众看电视的程度与估算的程度成正比。在对现实的察觉方面，研究者主要想知道由于电视的大肆渲染，观众是不是将现实世
界看成是一个电视中常常表现的那样阴暗的世界，回答是肯定的。在对社会诸问题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方面，研究者调查了观众对警察采用暴力手段的态度、对流产的态度、对种族问题的态度等等，这些方面也验证了教化论假设。由社会化理论和教化理论的研究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大众传播低俗化的问题除了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责任意识不强导致了大众传播低俗化的表象之外，其实大众传播低俗化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人们对于大众传播的恐惧遗传。这有其历史因素存在，但更多的是来自于传播的偏向，人们总是习惯于把恐惧夸大化，不加思索的为各种大众传播的表象贴上标签。
(二)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
诺依曼在《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中认为舆论的形成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人们对意见环境的认知心理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经大众传媒强调提示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做多数意见所认知，这种环境认知所带来的压力和安全感会引起人际接触中的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的扩展的过程，并导致社会生活中占压倒优势的多数意见――舆论的诞生。一方面是因为个人对孤立的害怕和对被认可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共性担负起类似法庭的重任，使得我们遵循业已形成的意见和行为态度。在大众传播中，媒介应该对所有事实尽可能的准确的陈述和不带倾向性的表达，应该严守事实。根据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的理论假设，笔者认为对待大众传播低俗化的问题上由于大部分人持大众传播低俗化如洪水猛兽的观点，导致持反对意见的个人在公众场所发表相反意见害怕被孤立。这种意识的反作用或者导致了更加自信的表达，更多的时候导致了沉默，对于孤立的害怕使得大多数人倾向于留意他人的意见。大众传播中低俗化的表象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多数公众的观念所渲染，个别持相反意见的人们害怕孤立而不敢提出异议。
(三)使用与满足理论。
使用与满足把受众成员看成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得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的收音机家庭普及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初期的一些听众调查数据显示，那些以启蒙、教育和修养为目的的好节目并不拥有很多听众，而格调低俗的轻喜剧、肥皂剧和猜谜游戏等娱乐节目的收听率却高的出奇。这些现象的发生，使得一些学者对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及其背后的心理动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我们深信无人怀疑坏书对易受影响的年轻人的负面影响，也很少有人会质疑犯罪电影携带着不法果实。但是我们也必须思考大众传播的低俗化中我们是否夸大了他的负面影响。
三、总结
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一方面，我们的大众传播媒介一定要承担起社会责任，要有新闻传播人的良知，但是仅有的道德力量还不够，必须用法律规范，群众监督。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夸大大众传播的低俗化问题，应尽可能的避免传播的偏向，排除恐惧遗传，实事求是，客观的讨论、研究大众传播的低俗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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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论文篇8
关键词:新媒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宣传;接近性;以人为本
理论是意识形态的高层次组成部分，它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概括，又能动地影响和指导现实生活。这是我们对媒体理论宣传的基本认识。我国的媒体一直以来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及舆论引导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论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部分，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为媒体的理论宣传工作指明了新的方向。
一、媒体在理论宣传中可以发挥其特有的优势，从而使广大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想上认同在情感上相通”得以实现。
媒体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正因如此当今科技的飞速发展，使我们的生活充斥着媒体带来的声音和影像:坐在家里我们可以随时打开电视或是收音机“耳闻目睹”世间百态;走在路上，马路旁、地铁站内随处可见或静或动、或大或小的宣传和广告;就连乘车时，您都会看到“移动电视”。今天的大众传播媒体已经成为了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作为受众不必刻意追求就能“尽揽世界风云”。这种及时公开并且具有广泛的受众群体的特点也正是媒体在进行宣传时的优势所在。
(一)媒体的“及时性”对理论宣传意义。媒体的理论宣传不同于理论专著、理论期刊，它还具有新闻的共性特征，即真实性、时效性、导向性、通俗性。媒体可以第一时间将党的理论政策进行上传下达，及时对重大信息进行权威解读，及时解决人们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思想问题和认识问题，从而使读者从媒体理论宣传中获得思想启迪。媒体在进行理论宣传时选题要有强烈的时代感，要与实践合拍，要能及时反映社会发展动态，善于及时用理论思维的方式分析新形势、新情况、新现象、新矛盾和新问题，及时对干部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重点、难点、疑点问题予以科学的解答。
(二)媒体的“受众广”对理论宣传意义。由于媒体在进行信息传播时，它的目标群体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理论宣传借助媒体的这一优势可以使党中央的政策决定能够得以广泛地传播，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众化。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极其注重与群众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正是这一点，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无比坚实的群众基础。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贴近群众，毛泽东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邓小平提出:“与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②江泽民同志要求我们的文化建设“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③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④我们党历来都坚持在思想上、工作中与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实现大众化的前提和基础。
二、以此为基础，如何使媒体的两种优势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媒体的理论宣传要不断创新，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在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我国的传媒，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不仅在报道内容与形式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传媒自身也必然会发生变化，而且事实上也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但这不意味传媒所有方面都需要改变，而是有变有不变。
要变的是理论宣传如何与“新媒体”相结合，更好地发挥新媒体在理论传播中的优势。重视现代传播手段的综合运用和创新。当今媒体的发展可谓是日新月异，“新媒体”在传播信息越来越迅速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宣传上的问题。现在某些官方网站，或者内容单调，或者网页内容长时间得不到更新，降低了这些现代媒体对受众的阅读魅力，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要避免新媒体、老内容，或无内容的网络尴尬情形。现代传播媒体作为一种新鲜、快捷、时尚的传播手段，需要好好研究其传播特点和规律，不能有“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心理，不是建个网站就自然能有好的效果，对其传播、接受规律、受众心理应认真研究。
另外，在新形势下，坚持正确的党性原则，把握正确的理论导向，这些是不能变的。“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严格宣传纪律，做到守土有责，在重大问题、敏感问题、热点问题上把好关、把好度。”
(二)媒体的理论宣传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宣传规律与新闻传播规律有共通之处。媒体在进行信息传播时，会把信息的“接近性”作为新闻传播的一个重要件。这里所说的“接近性”即是否与受众所生活的环境相接近、是否与受众的利益相接近、是否与受众的心理相接近。宣传是一种活动，直接目的在于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他人的意识，使其接受宣传者的某种观念，最终目的是期望接受宣传的人能够以宣传方式进行某种活动。而具有“接近性”的理论宣传理容易引起受众的共鸣，也更容易吸引受众去学习并贯彻至实践中。媒体也应该在理论宣传中“通过对大道理的细化、柔化和实化，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把大道理讲近、讲实、讲活。面向时代，贴近现实生活，不讳言问题，不回避矛盾，抓住群众所关注的热点、难点和疑点，因材施教，对症下药，解疑释惑，把真理变成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愿接受，入人心、得人心、暖人心的大实话。把讲道理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讲道理的同时，扎扎实实地为群众解难题，让群众从中领悟大道理，接受大道理。理论宣传教育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⑤
总的来说，媒体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目前的宣传还存在一些薄弱之处。比如，在对理论进行传播时，宣传手段、宣传语言过于生硬，难以深入人心;媒体对群众的理论掌握水平不够了解，经常在宣传中出现重复或宣传不到位的情况。媒体更好地进行理论宣传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是一个长期、潜移默化的工作，媒体要制订具体的工作计划，把理论宣传大众化纳入到工作总体规划中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工作，把这项工作做实做好，不论是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育者、研究者、管理者，还是对于当今的媒体，这既是一种新的挑战，也是一种新的机遇，更是一项新的光荣责任。
参考文献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③《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④《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