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哲学范文

大众哲学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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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的实践性。特别强调实践教育，学校教育也必须同实践相结合。从哲学上讲，一个人的思想认识可以从书本上得到，也可以从实践中得到，即使从书本上得到的，也还要在实践活动中才能真正化为自己的认识。从美育上讲，一个人审美能力的养成，是各种审美场所和环境共同作用于审美主体的结果，这就要求审美教育必须通过各种渠道施教，参与实践活动是一条重要的渠道。通过实践教育，使受教育者成为一个参与者，而不是一个旁观者。在参与的过程中，使身心在实践中体验创造的乐趣和把握各种实践活动的审美特征。

实践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但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其他的实践活动都是以这种生产活动为基础的，所以，一贯强调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提出苏维埃的教育应与劳动相联系；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在解放区的教育中把师生参加大生产运动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之所以一再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因为他发现生产劳动的实践活动对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有特别重要作用：首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尊重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的情感；其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促进智育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劳动可以使人勤奋，意志坚强，具有奋斗精神；第三，这个方针是让人性得以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人类走向真正的自由、平等的途径。还提出“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通过劳动这个中介环节，逐渐革除千百年来“读书高尚，劳动卑下”的思想，改变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脱离的局面，使人人都具有丰富的知识，人人都善于并乐于动手操作，使知识的大脑和勤劳的双手集于一身，一句话，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实现。只有达到这种境界，人的真正的自由、平等才会出现，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美育的最终目标。由此看来，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是立足于现实，放眼未来的长远方向。同时，这个方针使新中国的几代人的审美观念较前一时生了新的变化，这便是劳动美审美理想的建立。

美育与智育、德育有密切的关系，但也有其独特的形态特征，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美育的娱乐性。美育的娱乐性是由审美活动的本性所决定的，在审美活动中，个体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排除利害的计较，处于一种轻松的心态之中，只有在这种心态下才能形成审美愉悦，也只有在这种心态下才能产生审美教育作用。对美育这一特征有深切的体验和了解。他在青年时代就研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学习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著作，对他们所宣扬的唐德美学思想比较信服。所以，青年的美学见解也打下了唐德“批判哲学”的印记。唐德认为，审美具有超脱性、普遍性的特征。个体通过审美教育就可以超脱现象世界，进入本体世界。在这时提出“求真求美”的思想，就是要构筑一座由令人痛苦的现象世界到令人神往的理想境界的桥梁。这种构想虽然有唯心主义的成分，但其思想实质是利用审美的超脱性与普遍性来反对封建主义对个性自由的束缚，争取个性的解放，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的美育思想，在进行革命的伟大实践活动中，更加丰富和成熟了。从不孤立地谈美、谈艺术，他始终把美，把艺术与思想教育联系在一起，主张两者的统一，即文艺的教育性与教育的形象化。他还主张政治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普及与提高的统一，事物对立面的统一，以达到美育的目的。指出，文艺作品既不是现实生活中自然形态的粗糙的东西，又不是宣讲哲学的讲义，而是把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对生活的信念寓于形象当中，通过形象来激发受教育者的联想、想象，进入美的境界，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在娱乐中受到教育。

的文艺批评建立在美育的基点上，他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统一的思想，提出了批评的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精神现象都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而物质生产活动都是有功利目的的活动，文艺作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必然带有一定的社会功利目的，这就达到了美育的效果。所说的政治标准，就是文艺的社会功利的价值判断尺度。另一方面，美育的过程又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创造活动，它的形象性、情感性以及个人创造性，就决定了它有超越直接物质性和现实功利性的特征。根据两种价值判断尺度，进一步提出“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原则。“统一”具有不可分性和不可替代性。没有社会功利追求的美育行为是不存在的，只是功利追求的层次不同；没有审美价值的教育活动不能称其为美育，只有二者的统一，才能使受教育者进入审美过程，产生审美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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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美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上，强调走民族化道路，形成自己的民族特点。他指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具有中华民族的特点，坚决反对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P534）

发展民族化美育，必须立足于民族生活的土壤。认为，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和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任何民族的文化，总是在本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而历史发展总是以前代所提供的各种条件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文化发展的民族继承性。

而民族化的实质就是大众化。所谓大众化，就是不仅美育的内容为大众所熟悉、接受，而且形式也要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只有如此，才能使文艺作品以及其它审美教育的形式满足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抗战时期，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一些文艺工作者，与社会接触不多，不熟悉工农兵，与他们缺少共同的语言。有一些人由于脱离人民群众，生活空虚。针对这种现实，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其关键也就是审美教育的问题，要改造这支文艺队伍，也就是要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美育队伍，以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

大众化的作品，在内容上要写群众所熟悉的现实生活，在表现形式上要通俗化。通俗化的形式是指那些为老百姓所熟悉的民间形式，如地方戏曲、民间说唱等，语言通俗化，才能写出群众看得懂、听得明白的作品，群众才会喜闻乐见。自身就十分注意教育的大众化和通俗化，他的文章极少抽象说教，语言上多用俗语、俚语。生动活泼的文风一直成为一种典范。就个人审美趣味来说，他自有高雅、个性的一面。他的古诗词爱好，他的“狂草”，都不是通俗范畴的。但从不提倡文艺工作者去创作旧体诗词，也不倡导大众去学写草书。他喜欢现代人写现代诗，在给的信中他表示赞成新诗的表现形式，但这并不影响他保留自己的审美趣味。反用“对牛弹琴”的成语，应看作是他美育思想的一个命题。这个成语的本意是以“牛”来讽刺愚蠢的人，笑他们听不懂深刻的道理。反其意而用之，来讥讽那位自作高深的“弹琴者”，笑他讲道理、进行教育不看对象。所谓美育中的“美”，是“育”的条件，“育”是根本。所以在美育中没有孤立的绝对意义上的美，只有美与对象发生联系的时候，美育才会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完全是美育意义上的理论，而并非艺术创作理论。有人曲意理解的“大众化”即是“小放牛”，即是“牛、羊、手”之类的识字班。其实的“大众化”其所指正是美育意义上的大众化，是文化启蒙时期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关于如何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美育的讨论由来已久，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主张，但由于当时的争论目标不明，标准不清，未能形成统一的意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一套建立民族形式的完整理论。他说：“屁股要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P40）这句话非常形象地概括了创造民族形式的原则和途径，这就是要紧紧围绕中国现实需要，吸取古代的，借鉴外国的。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的美育思想，是建立当代美育思想的基础，没有对古代美育传统的吸收，就会丧失美育的民族特质，也就不可能建立民族形式。美育思想的形成，与传统文化的滋养是分不开的。中国儒家美学思想与美育密切相关，儒家谈“美”不离“育”，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便是艺术与教育的统一，即美育。所提出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正是这种美育思想的继承。孔子讲“文”、“质”关系，讲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孔子讲“学而时习之”，主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总之，审美与道德修养的统一是对儒家美育思想的继承。对于传统文化，总是立足于现实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具体分析，“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去其封建性的糟粕”，这成为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一条准则。

吸收外来文化，发展民族文化，这是一条文化发展的规律。在20世纪50年代就坦率地承认：“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在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他还举出我国历史上汉代、唐代吸收外来文化，发展本国文化的成功事例，说明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性。他说：唐代的一些音乐舞蹈形式就是从外族传过来的，用久了，也就成了中国的了。所以说外来文化经过充分的中国化，是完全可以变成民族形式的。

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美育思想，必须创造和形成独特的民族风格。要创造民族风格就要勇于标新立异。说：“艺术要有独创性，要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中国的艺术既不能越搞越古，也不能越搞越洋化，而应当越搞越带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在这方面要不惜标新立异。我们学习古代，借鉴外国，不能被古代和外国同化，而是要同化古代和外国。标新立异。”这就是说要创造出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提倡创造，而不是照抄照搬。

艺术作品——作为美育的基本材料，它是艺术家个体精神的文化形式，而个体精神是千差万别的。因而艺术风格也应是丰富多彩的。强调艺术的独创性，就必须鼓励风格的多样性。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他把“百花齐放”作为发展文艺的方针，就是为了鼓励不同艺术风格的发展。不同的审美主体，其审美需要和爱好各不相同，只有创造出风格各异的艺术品，才能满足不同审美主体的多样性需要，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艺术的民族风格是一个成熟的民族艺术的典型表现，只有具备成熟的民族风格的艺术品才能够跨越民族，走向世界，去参与世界文化的大交流。这就不仅仅是解决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基本美育条件，而且能够增强民族自信力和自豪感，是美育的长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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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崇高美的欣赏和创造者。他继承了中国传统艺术之刚阳一派，他的美学倾向影响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审美趣味，因而具有深刻的美育意义。

勇于斗争精神是崇高美的一个重要表现。他崇尚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亲自树立的大庆人、大寨人以及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形象，正是作为楷模而塑造了一代人的灵魂。他把这些感性认识与马克思哲学观点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的矛盾学说。他认为事物的对立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相互斗争则是绝对的。这种矛盾斗争的绝对性，正是他勇于斗争精神的哲学基础。由矛盾统一转化为矛盾斗争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自然界是如此，社会生活也是如此。在社会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才会出现。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P390）一个文艺工作者，从美育的角度要求他，就应当创造出“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P861）。热衷于现实社会的矛盾斗争和努力创造反映这种矛盾斗争的作品，都是为着一个目标——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从审美心理来说，崇高美的体验，通常是通过主体的精神力量超越因客体的强大带来的痛感，肯定主体的本质力量而产生审美愉悦。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也就越大，这是一切事物内部力量的运动规律。要表现人的崇高伟大，就应当把人放到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把人置于与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矛盾冲突当中，使人在与强大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较量中，战胜、超越这些强大的力量，以此来表现人格力量的崇高。“无限风光在险峰”就极其典型地表现了对崇高美的体验。

的崇高美还表现在他那种任意挥洒的自由精神上。他认为人的主观意志在激情的鼓动下，能释放出极大的能量，能冲破重重阻力，创造奇迹。在他的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艺术对于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并作用于客观世界的力量。所以，他认为革命就是创造，就是打破陈规陋习，冲破本本主义，要走自己的路。他多次讲寄希望于青年人，因为青年人最少保守，最有生气，最富有创造精神。

大众哲学范文第2篇

按照马克思哲学的观点，哲学源于生活，然而，时下对于哲学走近生活的呼吁尤为高涨，甚至兴起了一场日益博兴的哲学运动，主张必须回归生活。究其原因，是当前哲学远离了现实世界，远离了“现实的人”，并未对于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进行有效的帮助和指导，从而造成了纸上谈兵，引起哲学家对于哲学的强烈不满，继而民众对于哲学持冷漠态度。在民众心中，哲学如高空明月，高不可即。最后源于哲学解决现实问题的无能无力，不能为现实提供明确的道路。然而哲学并不总是无能无力的，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就抓住了马克思哲学与群众生活实践休戚与共的精神实质和独特品格，它成功的诠释了马克思哲学应该如何走近生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全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事例，简明扼要而又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原理、认识论内容和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及范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它像革命的火炬，在黑暗中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启蒙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奔向革命道路，“当时就有《大众哲学》动员了10万青年参加革命的说法”。艾思奇也就被称为“人民的哲学家”(艾青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蔡尚思语)。他之所以会这么成功，主要归功于他对于哲学与生活的把握，恰到好处的把哲学和生活联系起来，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实现了走近生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立足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需要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大众哲学》的产生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大众哲学》产生在抗日烽火燃烧的年代，一方面面临着全国抗日战争和救亡运动的蓬勃形势，刚刚体会长征的喜悦就继续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战争中；另一方面面临着外抵侵略，内除国贼的民族危机，既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又要镇压反动派的内战。当时在民族和个人的生死关头上，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找到一条挽救国家、挽救民族、挽救个人的道路。而《大众哲学》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就像革命的火炬，在黑暗中照亮了前进的方向，鼓舞了广大同胞满怀着革命热情走上革命道路，为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贡献自己的力量。

2.使用通俗语言，贴近群众生活

在《大众哲学》中，艾思奇指出“哲学并不神秘”“哲学的踪迹可以在日常生活里找到”从而揭开了哲学的神秘面纱，把哲学由玄妙的殿堂引入实际生活，使哲学和人民群众接近，使人民群众知道日常生活中就有哲学。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用贴近大众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形式，喜闻乐见的方式，通俗易懂的事例，深入浅出的笔法，通俗而深刻的阐明了深奥的哲理，赢得了人民大众的喜爱。如，“果树林里找桃树“”两军对战”“卓别麟和希特勒的分别”“天晓得”“岳飞是怎样死的”“七十二变”“谈虎色变”等等。同时艾思奇在文章中故意不加剪裁，不怕重复。“重复和不加裁减，也是我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力，而故意这样做的”，从而使读者更好的进行理解和掌握。

3.具备研究素质，心怀使命研学

艾思奇出身于哲学世家，受其父李曰垓实业救国论思想的影响，自小就立志探索哲学的真谛，他潜心攻读各种哲学书籍，从古希腊哲学家到培根、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纵观了人类几千年的思想发展历程，他逐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及其历史地位，成为了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满怀着无限的爱国爱民热情，他继而积极投入到五四新文化思想运动之中，积极参加编刊物，办报纸，著文章，以此实现他的救国抱负。受其父所言“哲学是一切学术的概括，欲究事物之至理，宜读一些哲学书为宜”的影响，主张“无论作诗写文章，应像白居易那样，使人人能读，妇孺皆知。”尽可能把深奥的哲理用通俗化的方式表达出来，鼓舞着万千人民参加到革命中去，使他最终成功地成为“大众哲人”。

二、走近生活：推进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有效路径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成功典范，在推进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对于如何处理哲学与生活的关系，如何更好的走近哲学，无疑具有着极高的借鉴价值。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阐释：

1.紧扣现实问题，契合现实需要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实践活动的根本前提。因此，马克思哲学就应该从物质生产生活着眼，力争“改变世界”。正是基于这点，马克思结合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恰当的分析了各种矛盾和造成各种矛盾的根源，从而提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这一伟大命题。很显然，任何哲学都是基于当时、当地的特点而产生的。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今天,也不例外。我们显然已经不能全盘照搬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解决处理问题的逻辑和方式来思考、解决我们现今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这是不符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事实求是的思想的。艾思奇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立足于他那个时代的特点、问题，才使得《大众哲学》如此成功。而当代中国化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也必然是要立足于我们时代的具体问题，才算有成效。现如今,我国改革已涉入深水区,良性发展难以为继。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生态环境问题、医疗卫生问题、“三农”问题、医疗保险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等日益突出。只有真正面对这些问题，对症下药，提出切实可行的哲学思路，这样的哲学才会真正“改变世界”，才能更好的回归哲学的本真，才能更有效的推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进程。

2.使用通俗语言，贴近群众生活

党的十报告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进头脑”，就必须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人民大众所能接受的、喜闻乐见的东西，而在这一点，《大众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的相当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能将马克思的思想活化在现实生活中。而广大的人民群众更是把马克思思想置身于空中楼阁中。我们只有充分借鉴其《大众哲学》的优点，用贴近群众的语言，喜闻乐见的方式，通俗易懂的事例，言群众所关心之事，多形式，多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通俗而深刻的宣传和普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真正做到深入基层，促使广大人民群众能用科学发展观武装自己的头脑，并将先进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为早日实现美丽中国而奋斗。3.具备研究素质，心怀使命研学哲学的研究者往往起的是点醒世人、批判不当、指路引路的作用，但当前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一些学者的政治热情衰退了，参与现实的激情没有了，社会责任感消失了，做学问的那种崇高感、神秘感、使命感荡然无存。做学问不再是为了理想，学者们也没有了什么崇高的理想；做学问也不是为了济世救民，不是为了国家民族，而是成为谋生的手段和工具，写文章是为了评职称。学者们退回到书斋，退回到自我，把一切都世俗话、商业化、功利化了”。在其位而不谋其政，抑或不能全然谋其政，这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一种莫大的损失。可见，对于哲学研究者而言，他们的素质就显得尤为重要。当代哲学研究者要充分学习艾思奇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精神。艾思奇始终满怀着对国家和人民的热情治学，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启蒙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奔向革命道路。所以评价艾思奇是“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我们的研究者也要做“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立场上去思考问题，舍己为公，全面贯彻党的十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刻领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精髓并以之为指导，努力为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献言献策。

大众哲学范文第3篇

随后，泰瑞运用萨默斯的社会类型学对《大众哲学》的写作背景、主客观条件、成功经验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为此，他在前言中进一步说明：“本文谋求提出一种研究方法，将像艾思奇这样的宣传家们所使用的各种技巧、内容和文化前提考虑进去。”[1](p.348)泰瑞的这种方法体现了他在理论研究上的新视角、新探索，也使这篇论文显得新颖而不落俗套。此外，这篇论文的框架结构也比较独特。这篇论文的框架结构及写作方式明显地体现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翻译家傅雷曾经说过：“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惟恐不尽，描写惟恐不周。此两种Mentalities彼此殊难融合交流。”也就是说，从思维方式上看，东方人思维呈圆型，以直觉体验为工具，重综合，重整体；而西方人思维方式呈线形，以逻辑实证为手段，重微观，重分析。综合讲究大而全，分析讲究小而精。这使得西方思维具有浓厚的实证、理性和思辨的色彩。因此，西方人写文章的时候更喜欢单刀直入、切入主题。通常包含四个部分：导入，主题，支撑，结论。步步为营，展现了他们严密精确的解析思维，泰瑞这篇论文就是很好的例证。如泰瑞在前言部分开门见山地指出，论文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从根源上说明《大众哲学》的成功原因。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相比，中国传统思维更注重实践经验，对事物的认识和考察往往容易满足于对经验的总结和对现象的描述，而很少追求对感性认识的深层思考与对现象背后事物本质的哲学思辨。因此，国内学者在撰写论文时习惯于把一切事物都放在关系网中从整体上综合考察其有机联系。讲求大而全，唯恐分析问题不够全面宏观。这种思维方式的优点是比较容易把握事物发展的全貌，但难以揭示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因此得出的结论大多停留在现象上。纵观全文，泰瑞的论文之所以在论证方法和写作特点上别具一格，除了泰瑞具有扎实的社会学基础及丰富的中国近现代史知识以外，他还展现了熟练掌握和运用心理学、哲学、传播学、语言学等多种相关学科的能力，显示了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开阔的理论视野，从而使论文展现出特有的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

特色之二：逻辑严密，分析深入。这篇论文重视对问题的纵深研究。泰瑞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本文中，我希望去说明《大众哲学》受到热烈欢迎的原因。”[1](p.353)这个问题似乎是老调重弹，对此泰瑞进行了特别说明，他说：“一般将这本书受欢迎的原因，归之于艾思奇以平民大众的评议传达哲学思想的技巧。……对这个观点，我没有异议，但我认为它只说出了部分事实。”[1](p.348)泰瑞在陈述自己的观点时，还指出了乔舒亚·福格尔及沃斯·迈斯纳等人在这一问题上的不足。泰瑞把《大众哲学》之所以广受欢迎的原因归纳为以下四点：首先是认为《大众哲学》的成功源于艾思奇非常了解并迎合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因此在写论文时通常避免直接切入主题，而是采用“起、承、转、合”的方式，使问题论述从开篇到结尾能够很好地相互映照，泰瑞认为《大众哲学》采用的这种写法非常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他指出：“《大众哲学》的章节一般遵循一个固定的结构：艾先提出一个根据普通常识提出的哲学问题或提法，然后很快他就将这问题改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法；然后他从日常生活中提出一个例子来证明他的命题；然后又再次说明他最初提出来的提法。或回答他最初提出来的问题，他的结论一般是过渡性的，以便过渡到下一个章节里去。”[1](p.362)其次是认为《大众哲学》的成功来自艾思奇对中国民众社会情感心理的精准把握。泰瑞认为，艾思奇深刻理解1935年前后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沮丧和悲观的情绪：“我认为《大众哲学》的魅力大部分来自于它提出了复杂而又能在情感上满足的中国人的身份。”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大众哲学》成功的深层原因在于：“艾的论证的确是有道理、合乎逻辑的，然而他所传达的范围广泛的信息之所以有影响却是由于它的情感因素。”“在他叙述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哲学时，同时贬低了西方并提出中国人有能力胜过西方人。他认为中国人不但能知道西方过去在哪里，今后将走向哪里，而且中国人能够更快地到达那里。”泰瑞认为，艾思奇想传达一种精神鼓励与民族自信给中国民众，而这也恰恰是当时中国民众迫切需要得到的一种社会心理支持。同时，泰瑞对艾思奇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魅力打动读者也有深入的描述。在第四章“焦虑时期的身份和力量”中，泰瑞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艾思奇如何准确地把握民众的社会心理作了较为深入的剖析：“艾利用人们对经济（生活）的恐惧和对日本人（或其他外国人）的怨恨，从而引起读者对他们的注意……他描述中国人被外来力量不公正地对待时，他是利用的怨恨心理。”“虽然他将中国社会分成进步与反动两部分有使社会分裂的危险，但这种分类法确有着强烈的感染力。”他说：“采取这种‘新哲学’，人们就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生活，他们会成为历史的合作者而不是奴隶。在一个痛苦、失落的朝代，这种观念在感情上的魅力是显而易见的。”再次是认为《大众哲学》的成功源于它独特的外形设计、新颖的内容结构、别具一格的写作方法及语言风格。在第三章“传媒、语言与胜任能力”中，泰瑞指出：“对阅读技巧不高或时间有限的读者来讲，该书的外形不像哲学书的外形那样令人害怕。相反，《大众哲学》的外形是简短、精练，便于间断地阅读。”“这本书的结构形式就不如它的外形那样有新意了，然而，它也对艾的这本书受欢迎起了作用。”在此基础上，泰瑞进一步考察了《大众哲学》的语言风格，他说：“几乎所有写到艾思奇的人都对他语言的简洁作过评论。不幸的是，对这种简洁并未予以研究和解释。”并且认为，艾思奇在语言上准确地把握了一条规律。一方面，泰瑞认为：“艾所使用的比喻方法，在中国是传统方法。……他举的例子，虽然是教诲性的，一般都缺乏儒家说教中的伦理语气。”

另一方面，他也指出：“艾用的词汇是新的。他很少使用中国传统哲学论述中常见的词，……艾使用的许多叙述词都是与新的、进步的、现代的有关的。”这使泰瑞的语言读起来既简洁明快又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最后，他得出结论：“我认为，他的著作所以能说服人，就在于他能将新的和永恒结合在一起。”第四是认为《大众哲学》的成功应归功于艾思奇对读者群体的深入研究。在第三章中，泰瑞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说：“艾和他在《读书生活》的同事们努力想弄清他们的读者是哪些人，并根据读者的能力去写作。”泰瑞列举了相关事例说明艾思奇当时为了研究目标读者，曾阅读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和提出的问题。通过信件衡量读者的水平和需求。“我认为，艾思奇努力以他的目标读者能懂的声音说话，这使他的书籍有一定的可读性和权威性。换句话说，他努力于大众化，使他有向读者说话的能力。”同时，他运用了比较方法来说明艾思奇是如何打败他在思想意识上的对手的。“相比之下，在或自由阵营里的许多中国作家却明显地不愿意向评议习惯不同于自己的人讲话：他们不说‘当地的方言’，因而也就削弱了他们自己要传达的信息的力量。”特色之三：观点创新，评价客观。在论文中，泰瑞引用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名词，如“其他人”、“民族身份”、“胜任能力”、“元叙述词”等。他把这些概念从社会学话语中独立出来，进行了专门的心理学、社会学的探讨，并对这些概念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泰瑞指出：“最后，我将探讨艾所构造令人信服、多层次的‘其他人’的组成部分，在与这些‘其他人’做斗争中，许多中国人可以明确他们自己的身份。”“不构筑一个相对抗的、外化的‘其他人’，就不可构筑个人与社会身份。正如黑格尔在《主人与奴隶》所说那样，只有当我们将自己看成是在其他人眼中的存在时才能认识自己。”泰瑞认为，艾思奇从理论上传递给中国民众一种自身感性认同的身份定位（类似于阶级意识）。同时，他指出：“应该承认，艾所传达的（中国人）在思想上有力量与西方抗衡的信息……在感情上俘获了‘其他人’。”“艾是以明确指出读者们所有的对手的方式来构筑读者的身份的。他构筑的身份是从反面解释的，也就是说他告诉他的读者他们不是什么样的人，而让读者自己去决定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在这里，泰瑞揭示了《大众哲学》在心理上鼓舞了中国民众的文化自觉、文化自省与文化自强。就此而论，泰瑞的视角是非常新颖超前的。在对艾思奇及《大众哲学》的评价上，泰瑞非常肯定艾思奇作出的成绩。他说：“如果说我们将作为一名宣传家的艾思奇与他的法、英、俄等国的先驱相比较，那么，他在出版《大众哲学》中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然而，他的成就是现代中国这种成就的先驱。”同时，为了说明艾思奇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还对1935年前后的上海读者市场的竞争情况作了说明：“30年代在上海有大量的作者，这形成了买方市场。想要出售自己作品的作者必须明确他们的目标读者是谁，找出适当的地点、形式和思想，并据以写作。对这一任务，艾思奇完成得十分成功。”可见，泰瑞对艾思奇及《大众哲学》的写作背景及环境是作过深入考察的，因此得出的评价也比较客观准确。总之，泰瑞的这篇博士论文结构清晰,论证逻辑严密，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当然，在某些方面，如关于文本的社会学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可以说尚属破题之见，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总体来看，这篇论文既有突出理论重点的深度,又有全面挖掘理论的广度。但笔者认为该文也不乏值得商榷之处。首先,这篇论文对读者社会学、语言学理论的掌握要求较高。文中应用了大量社会学、语言学的理论阐述，这给一般读者阅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使读者群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其次,论文在一些问题的观点上存在偏颇，如在第一章结尾，作者是这样评价艾思奇的：“艾出生于一个有激进政治思想的家庭，而且出身于一个很可能在政治对调中参与思想意识方面斗争的社会阶级……由于他的家庭在政治上很活跃，他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似乎艾此生就要作宣传家的。”在整篇论文中，泰瑞对艾思奇的评价都是把他作为一名宣传家来定性的，这显然不够全面。再次,论文中关于某些问题的分析和说明比较模糊晦涩。比如，在关于元叙述词这一章中，泰瑞典型的西方实证性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使这一章节之间的逻辑层次看来不够清晰，显得较为晦涩难懂。但是，总体来看，与其他学者关于《大众哲学》的研究相比，这篇论文拓展和深化了对《大众哲学》的文本研究，瑕不掩瑜。相信会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以一定的帮助和有益的启发。

二、论文给予我们的启示

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艾思奇及《大众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有增无减，但称得上为精品力作的作品却并不多见。通过对泰瑞的《艾思奇和重新建构1935年前后的中国身份》这篇论文的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思维方式、论证过程及研究方法，这篇论文都有着独到之处，对当前国内学界大力提倡理论创新，拓展和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启示之一：完善知识结构，端正学术作风。泰瑞的论文虽然篇幅不长，但角度新颖、分析深入、逻辑清晰。他从社会学角度切入主题，综合交叉运用多学科的分析方法，充分展示了他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渊博学识，这使他的论文与国内许多研究艾思奇的论文相比独树一帜。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支生力军，目前，我国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队伍庞大，但产出高质量的作品较少。这与知识结构单一不无关系。纵观我国当前庞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我们发现，相当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工作者所学的专业都非常相近，有的甚至完全一致。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能否作出富有探索性和创造性的科研成果，一方面在于个人是否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以及刻苦钻研的精神，另一方面取决于学者本人是否具有广博的知识视野、丰富的实践经验、前瞻性的学术见解等。可见，相对单一的知识结构极大地限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的提升。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当然，近年来，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民众思想逐步呈现出多样化局面。加之受当前社会上腐败现象的影响，学者的学术品格与个人修养良莠不齐，一小部分学者责任感和使命感缺失。普遍存在急功近利的心理，研究问题缺乏对现实的深入分析，只满足于掌握书本中的一些理论知识，文章做不细、不深入，都想做大手笔文章，不肯从细节上推敲下功夫。泰瑞的这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启示我们要提高学者的修养，培养良好的学术作风，就必须反对急功近利，反对粗制滥造，要真正沉下去。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推出精品力作。启示之二：推进理论创新，努力转变文风。泰瑞的论文极具问题意识，通篇没有空话套话，开门见山。与之相比，目前我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存在着主观想象、闭门造车的现象。这种主观主义导致我们的理论作品内容空洞、脱离实际，根本无法解决民众现实中的问题与思想上的困惑，也直接导致理论宣传力与说服力的下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2](p.11)学术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科学性与深刻性，更在于它的创新性，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灵魂与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具备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就要求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首先要解放思想，敏于思考，勤于笔耕。此外，泰瑞的论文篇幅虽然不是很长，但文献引用率较高，充分体现了作者严谨求实的文风。这些优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目前，国内学界在论文写作上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论文写作缺乏严谨性、规范性。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引用率偏低，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研究方法和学术写作的规范方面与国际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国外很多高校非常注重高校对大学生、研究生写作方法与规范的培养教育，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国内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只要写的文章有思想、内容好，形式并不重要。其表现是文献引文率非常低。这些差距在客观上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与国际水平的实际差距，同时又制约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作品，如果没有严格的引注及文献参考，就容易出现规范混乱，也是造成学术上弄虚作假的重要诱因。可见，学术写作规范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更重要的，它是对于学术作品之真实性、严密性的审查和保障手段之一。所以，笔者认为，要提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必须强化学术写作规范，通过成果呈现的规范化来促进研究过程的科学化。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从自身做起。启示之三：加强学术交流，积极促进学风。泰瑞的论文也在另一层意义上启示中国理论界应广泛开展学术交流。“酒香也怕巷子深”，好作品、好文章、好观点不应只放在书斋中，也不应仅仅刊登在一些读者范围有限的期刊上，而应“一石激起千层浪”，创造机会开展广泛的交流与互动，以产生思想的碰撞与交锋，萌生新的思想火花，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视野和启发创造思维具有重要意义。以艾思奇为例，他个人主张在学术问题上应当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为此，他参与多次学术论战。通过论战，充分激发了学者们在学术上的敏感性和追求真理的激情。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将宝贵的时间花在有意义的学术问题的探讨上，应选择有意义的学术问题进行学术争鸣。比如，当前一些人为哗众取宠而故意做的“学术”翻案文章，或者故意制造一些人为“学术”炒作而与名家争鸣，甚至争论一些本无意义的命题，等等。因此，在学术研究领域，我们要敬畏学术、尊重学术、献身学术，自觉选择真正有价值的课题来研究，选择真正有价值的论题来争论。学者应该对当代社会发展的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将不同观点、看法或评价及时在学界进行沟通和交流，不能只顾自己埋头苦干而不管整个理论界的发展和变化，不顾时展的新形势。为此，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三不主义”方针及其政策,他说：“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3](p.183)理论界应该认真构建一个理论平台，为所有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个交流和交锋的机会，让思想的火花在此激荡，让真理的光辉在此闪耀。

大众哲学范文第4篇

《大众哲学》在第三章讲认识论，这是全书中在理论上最有创见的部分。艾思奇明确主张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反映论。他指出：“我们所认识到的一切，都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是事物本身在我们主观中的反映。”唯物论不但承认客观世界里有独立存在着的特制，并且认为物质的本身也是可以认识到的。在这里，一方面，必须承认客体的客观实在性，就是说，客体作为物质实体，是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的。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主体也是物质实体，而且是具有社会本质、自然本质和意识机能三位一体的进行着社会实践活动的高级物质实体。进而艾思奇强调指出：我们认识事物的这种反映，和照相机的那种反映，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照相机只能完全照着外物表面的样子拍照，别的作用没有。但人类的认识却不同。人们用自己的感觉器官，从外界得到一种感觉，这一点倒可以说是和拍照一样的。但是，人类的认识除了感觉以外，还有想象和理解等的作用。它能够利用过去感觉所得的东西，自己构想成种种东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实践为基础，从认识和实践、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对象的多重矛盾关系中把握认识的本质规定性，并把实践当作统一认识的基础。这一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立场，同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可知论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划清了界限。30年代的哲学著作一般都依照感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具体与抽象等次序讲认识论。《大众哲学》则不同，他抓住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实践与认识的矛盾来讲认识论。在研究感性和理性的矛盾时，艾思奇首先给“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概念下了定义。感性认识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通过感觉器官对事物表面现象、外部联系的反映。而理性认识是借助抽象思维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达到关于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内部联系和事物自身固有的规律性的认识。然后，他详细分析了这两种认识之间的矛盾。他指出，感性认识就好象照像一样，从周围摄取形形的影像。理性的认识和却更进一步，把那感性的认识所看不见的东西也抽将出来，抽出了普遍的和整个的东西，这叫做抽象。在这里就形成了感性的认识和理性的认识的矛盾：感性中觉得是同一的，理性中偏偏看出了差别；感性中觉得有差别的，理性中偏偏看出了同一。

艾思奇说：“在差别中看见同一，在同一中又看见差别，这在人类的认识中，就成了一个矛盾，这使我们的认识自相矛盾。”他批判了经验论者偏袒感性认识，对理性认识持怀疑态度和理性论者偏袒理性认识，以为感性认识只是混乱不清的幻影这两种形而上学的态度。他认为：反映论和经验论、理性论都不同。它并不丢了这样又爱上了那样，它很正当地将事实指出。感性的认识和理性的认识同样地都在人类的认识中有地位，反映论也就承认了他们的地位。这两种认识能力是互相抬杠互相矛盾的，反映论也就承认了这矛盾。它并不象形而上学那样怕矛盾，并且它还指出矛盾是非有不可的。它告诉我们，“理不辩不明”，人不打架不会成为相好，抬杠并不是坏事，抬来抬去会渐渐抬出更巧妙的花样来。人类的认识是有矛盾的，但正因为有矛盾，所以才有进步。在他看来，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矛盾正反映着外界事物自身的矛盾；理性可以使我们认识得更深刻，但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感性认识的重要，因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分不开的。在这里，艾思奇坚持了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统一，比较清楚地说明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人的认识过程中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关系。

艾思奇进而论述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他说：“所谓实践，简单地说，就是改变世界改变环境的活动。”实践就是去改变事物，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常常把实践称做“变革的实践”或“批判的实践”，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各种人有各种人的实践，一个人在一定的社会里，他们的生活有一定的范围，所以实践也有一定的范围，因为实践的范围不同，所以人们的知识也不会相同的。对于一件事物，由各种生活中的人看来，一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谁的意见对呢？这就要看谁是对于这件事物能够作变革的实践了。“要认识一件事物的真理，只有在改变的行为中去认识，只有实践。”

艾思奇认为，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并不是说可以不要理论。虽然理论有主观的色彩，但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知道怎样去实践。理论对于实践的这一指导的能动作用，是不可轻视的。实践的现实结果体现了普遍认识和具体实际的统一。带有普遍性的认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许多客观实际事物中抽象概括出来的。这种抽象概括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本质和规律决定着人们实践的成败。如果人们用符合客观实际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去指导实践，就能产生预期的现实结果；反之，如果人们用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去指导实践；就不能产生预期的现实结果，就会遭到失败。艾思奇在研究了感性与理性、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基础上，对人类认识的整个过程作了这样的概括：“从感性到理性，从理性到实践，又由实践得到新的感性，走向新的理性这种过程，是无穷地连续下去，循环下去，但循环一次，我们的认识也就愈更丰富，所以这种循环，是螺旋式的循环，而不是圆圈式的循环，是永远在发展，进步，决不会停滞在原来的圈子里。”这一论述，初步概括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它为后来在《实践论》中更精确地表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

大众哲学范文第5篇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当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对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也有相当的借鉴作用，但时代在变化，大众的构成和需要也在变化。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在“取其精华”的基础上推动和实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对此，笔者提出几点建议:这里的“教育主体”主要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传播，以期推进其大众化的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主体大众化是由大众化的对象所决定的，即大众对象的多样性、层次性决定了教育主体的多样性，换言之，就是决定了教育主体的大众化。然而以往的人们大都有一个认识误区，认为只有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统教育的学者才有能力，才有资格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于其自身则往往妄自菲薄，亦或自谦为不知或知之甚少。殊不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哲学家，并且都可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者，因为只要我们在思考，在实践，就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不开，从这一程度上说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交道，也就是说我们都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主体，当然在理论水平方面我们会稍逊于受过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学者，但在实践中，我们并不一定低于他们的水平，甚至强于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本本化的“象牙塔”里的学者，因为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所以，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主体的信心和决心，使人们意识到自身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价值意义，而一旦他们有了这份意识，便会自觉自愿地去学习、理解、相信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里的“教育客体”是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对象。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客体大众化从根本上说是由其本身决定的，因为“大众化”本身就是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普遍化，使之为大众所掌握和认可。但现在一提到教育，人们往往会把范围缩小到学校教育，殊不知“活到老，学到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对象，并且事物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亦然，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要在变化中不断学习，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所以从更宽泛的维度上着眼，我们都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客体，而不应拘泥于某一群体，也只有使人们意识到作为教育客体的必要性及其精神所需，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真正内化为人们的意识。

这里的“教育介体”是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介体大众化主要是指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人们喜闻乐见的方法来表达，使其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真正为人们所用。对此，我们应做到教材生活化、语言通俗化、形式多样化。教材生活化。这是《大众哲学》给予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在当时《大众哲学》之所以能把那么多的人引进哲学天堂，进入马克思主义世界，就是因为教材的通俗易懂，它能以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为例，讲得贴近实际，虽然作者在《自序》中讲过“要说的话不能直说，要用的字不能不用别的字代替，要举的例子也只好不举”［1］。但是他通过举诸如“雷峰塔的倒塌”、孙悟空的“七十二变”、“笑里藏刀”等家喻户晓的典故或成语来渗透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让人们觉得哲学其实并不神秘和陌生。所以“并不是只有深奥的哲学著作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通俗的读物同样可以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甚至赢得更多的读者。”［2］

因此，笔者认为现在很有必要出版一本结合现代语境和语义的大众化读物，把人们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语言通俗化。语言文字是理论的承载者，理论知识由最初的“口耳相传”，再到后来的“文字记载”，才可能代代相传，也才会有文明的延续、进步和发展。在我国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教育主体就得用中国式的语言和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人总以为语言越说得艰深晦涩，让人不知所云，学问就越大。所以，当初在艾思奇同志出版《大众哲学》后，就有很多所谓的“学者”攻击其语言过于生活化，缺少专业性和学术性，并且满带讽刺地说自己不屑于写如此通俗的著作，认为通俗会流于庸俗。其实恰恰相反，能用简单准确通俗的语言讲清复杂深刻的道理才是最难的。而艾思奇就做到了这点，试想如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深刻的理解和扎实的研究功底，是根本不可能用自己的语言，更不会用群众的语言来表达的，最多只能是引章摘句，用一些生硬的言语照本宣科。只有在理论上博大精深的学者，才能把抽象的哲理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至于“通俗会流于庸俗”，笔者认为应该首先厘清二者的本意，再看看其间是否有必然性。“通俗化”要求理论的表述易懂但不能偏离本意;对于“庸俗化”，邓小平曾经讽刺“这些年把一些人养成懒汉，写文章是前边摘语录，后边写口号，中间说点事”［3］，可见，一方面“庸俗化”是口号式的，无实质性内容、理论可言，另一方面“庸俗化”与“通俗化”相比，可能“易懂”，甚至“有趣”，却有可能偏离甚至歪曲理论本意。固然，为了“易懂”，“通俗化”也往往需要借助一些生动形象的比喻、故事或者俚语等作为铺垫，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论证的“学术性”，但“底线”是决不能“牺牲”理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决不能因为追求理论的“易懂”而“失真”，陷入真正的“庸俗化”。可见，二者含义完全不同，其间也没有必然性，并且《大众哲学》的成功，也是对这一怀疑的最好论证。实现形式多样化。这是因为当今时代，一方面人民群众的思想、价值观趋于多元化，加大了理论传授和宣传的难度。另一方面，我国人口众多，随着分工的日益细化，不断呈现出新的社会群体，而各群体所需、所想有质的区别，应该格外关注，做到具体群体具体分析，这就需要我们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采取不同的形式，适应不同群体的需要。

#p#分页标题#e# 这里的“教育环体”是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社会环境及其所提供的教育支撑条件。从国际上看，当今社会是国际化、信息化的社会，这样就把世界各国愈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使得各国相互影响愈加深刻，而来自其他各国的影响亦使我国的社会环境愈加复杂。从国内看，网络的兴起正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尤其是青少年，网络已经成为新世纪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新工具和手段。它就像一把“双刃剑”，以其独特的优势吸引着广大人民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不少挑战。所以客观上，网络已经成为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亟待攻克的一片阵地。如何在网络上对“网民”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引导，推动其大众化也成为了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重要问题。但网络具有虚拟性、开放性、隐蔽性等特点，这就使得我们工作的难度加大。

如:网络的虚拟性和隐蔽性增强了我们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教育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网络的开放性也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思想(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在我国的传播更为方便快捷，如果网络受众缺乏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良好的思辩能力，很容易被其侵蚀思想，扭曲其价值观和道德观，甚至扭曲人格和信仰，这也是当今人们信仰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人们无所适从也无从选择，处于一种心理和精神上的“空虚”状态，这其实也为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很好的时机，正因为存在这种“空场”状态，只要方法恰当我们就可以更容易地使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宣传)过程中引入网络语言。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重要举措，也是赢得青少年的关键所在。因为时下很多流行语均出自网络，将其合理运用于哲学教育宣传的过程中，可以引起广大网民的兴趣，帮助他们揭开哲学的神秘面纱，一改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遥不可及、虚无缥缈的观点，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贴近他们的生活。

大众哲学范文第6篇

艾思奇“文学笔法”的大众哲学构想，根源于他一生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其历史基础和思想渊源主要表现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积极参与和推动的“文艺大众化”、“新文学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抗日救亡运动，和关于新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同）大众化通俗化系统深人的理论探讨、反思和总结。“艾思奇一直爱好文学艺术，深知哲学和文艺之间的联系。从他一走上哲学道路，在关注自然科学的同时，也关注着文学的动态。”? 1933年，艾思奇翻译了高尔基的《论现实》（题目是艾思奇翻译时改的，这是国内最早的中文译本）一文，其中，关于“文艺大众化”有直白的表述，"劳动者层的劳动，常是文化的成长和发展的基础，文化主要的内容，它的本质和意义，就是科学、技术和艺术，在艺术里，最容易为大众所理解的。作为文化教育的手段最为有力的东西，就是艺术文学”显然，这对此时积极参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艾思奇，在认识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必然产生重要影响，也可见“文学笔法”大众哲学构想的思想源起。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范围，涉及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等广泛领域”，而“ ‘大众化’ 一词被明确提出是在文艺领域”，“革命文艺的大众化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为有力的武器之一”?。必须注意的是，包括这一时期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具备文化上的综合性特点，或者说，朴素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文学艺术不仅属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范畴，而且文艺大众化是国统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形式。这一B才期，艾思奇写下了大量文艺论著，1936年5月出版的《新哲学论集》“文学之部”收录了《论文学的素材题材和主题》、《文艺的永久性和政治性》、《诗人自己的道路》、《论文学的鉴赏》等四篇“自己相信对于理论上不无小小贡献的文章”④。

可见，文艺理论就是新哲学的内容，新哲学与文学艺术是紧密结合的，形式是文学艺术的，深层内容是唯物辩证法，以文学艺术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其重要的特征。这些文艺论著对《大众哲学》的影响是直接和自然的。李公朴直接把《大众哲学》视为“大众文学”和“大众科学”，他说：“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大众文学和大众科学的呼声，我们已经听得很久了，这是反映着客观的需要。”⑤虽然，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也强调，“我们的讲话是以哲学为主也谦虚地认为存在“文字的拙劣，研究的浅薄”的不足?但是，读者可以明显感觉到《大众哲学》的文学味道。其中，多次重复的卓别林等众多“滑稽大王”、“孙悟空七十二变”的例子，很好地融合了中外文学艺术典型和故事，给人留下生动形象又哲理深刻的印象。总之，这是以积极参与并作出重要贡献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革命实践为基础的，也为“文学笔法”大众哲学的构想奠定了初步的历史和理论基础。《大众哲学》再版过程中，艾思奇持续深入地提出了改进和创新其形式的愿望。1938年2月的第十版序指出，“这本《大众哲学》和现在我所理想的《大众哲学》，已经远离了不知多少里程了1947的重改本例言中明确表达了对“写作方法”和“结构”的旧形式的不满和创新的意向，“大体上还保持着旧本的形式，这是因为这种形式是本书获得较多读者的条件之一，而一时也还想不出更好的形式”②；1949年新订重改本时又说：“这样修改，自然在理论内容的发挥上还受着许多旧形式的限制。”③读者周知，《大众哲学》重复多次批判了 “旧瓶装新酒”的做法。这几次重大修改，改的主要是理论内容，形式还是旧的。究其原因，除了时间的短促外，他主要考虑到，《大众哲学》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价值，要完全突破它，创造新的文体和语言形式，不仅是一件严肃和科学的事情，而且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情，需要具备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才是可行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推动文艺界的联合救亡、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文学笔法”大众哲学构想渐露端倪。面对抗日救亡的严峻现实，艾思奇把新哲学比作“民族解放运动的镜子”④，将文学与科学（新哲学也是科学）所担负的时代任务同等看待，甚至认为文学的形式更为重要。“就像科学用理论反映现实一样，文学用具体形象把现实的一切动态反映出来……正确的反映，同时也就是指示……文学是和科学一样，对于他们的行动要尽相当的指示作用。"⑤就真切反映现实、广泛动员大众来说，文学形式比哲学形式更合适、更有效。“科学还不是改造中国的最根本的工具，而最根本的工具，鲁迅先生认为是文学。”⑥鲁迅“弃医从文"、致力于激发国民精神的觉悟和战斗历程，深深地影响了艾思奇。由此可见，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通俗化向中国化、现实化方面发展的倾向，而“现实化”是文学表现形式的基本特性；在当时的语境下，“现实化”本身就包含了 “文学化”，即运用“文学笔法”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内容。在学习和纪念鲁迅的活动中，艾思奇明确表达了关于文学艺术形式的大众哲学的思想观点。他高度评价了鲁迅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质和意义。“他对于文字的使用能力和表现能力，在目前是没有人能比拟的。他的思想，因为他的文字才有这样的影响”，他的作品表现着“唯物的民族主义”和“战斗的现实主义”，“巧妙地暴露事实的矛盾”，“呈出一幅讽刺的、幽默的，然而却是真理的场面。他没有有意地在讲辩证法，但事实上却有意无意地在随时应用。……他深化了民族的反抗思想，同时也就给世界的哲学增添了色彩”⑦。

在他看来，鲁迅文学的实质就是新哲学的一种特殊形式，即文学艺术形式的大众哲学。对鲁迅文学实质的这一理解，构成了艾思奇1938年4月提出和推动“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的重要基础。“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此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因为整个并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所以也不够充分地通俗化。”?从哲学的通俗化转向中国化现实化，在更充分地反映新的时代内容和任务的基础上，产生了对大众哲学形式上创新的要求。《大众哲学》的通俗形式依然是一种哲学的形式，至多是一种科学形式，与文学艺术形式相比，其中国化现实化程度还是很不够的，其通俗化也就不充分。显然，这里的“现实化”，具有运用像“鲁迅主义”?的文学艺术形式传播和融化新哲学革命精神的内涵。充分运用和创新文学艺术形式，最大限度地“汲尽现实的真实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适应抗战需要的合理选择。因此，大众哲学“就不能不适应新内容而受到相当的改造”，使之成为“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为主流的，作为今天世界革命文学之一部分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和文艺”它应“符合于群众的实际，语汇语法（要）是群众的语汇语法”?，给群众“丰裕的精神食粮”?。这也就是新文艺形式的大众哲学。新中国成立以后，艾思奇关于“文学笔法”的理论认识趋于成熟。“学理论如果不讲究写文章，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理论学好。所以一定要充分地重视写文章，不能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不能马马虎虎地对待，应当把语文课看作同党史、哲学、经济学同样重要，同样要学好这门课程”；写文章，“在形式上要有准确性、生动性、鲜明性……所谓生动，使人读起来很愿意读，觉得说得形象，有文艺的味道，读起来音调好听，也很愉快，像文学作品一样，使人感觉到印象很深刻。的文章就是这样的……这种本领不是一天学到的，要锻炼，要学习汉语，要有一些辞章修养。也就是说，要有文学修养。这是要经过努力才行的，我们不能一下子就要求做到这一点”，“理论学得好，能够写出来才算数。你说你的马列主义理论学得好，但你不能够用文字表达出来，那就不能算是真正学好了。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能够写出比较好的文章来。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能够写出相当好的文章"?。这样的描述，巳经比较具体，也很深刻了。这是将“文学笔法”提升到理论高度的认识。文学艺术的修养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甚至是体现理论研究和运用能力的标准和尺度，这已经不是单纯强调体裁和语言，而是“文学笔法”形式和内容同一的理论要求。

二、艾思奇“文学笔法”大众哲等构想的理论实质

“文学笔法”的大众哲学构想，是建立在“通俗形式”的《大众哲学》、特别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总结基础上的，有着坚实的逻辑和理论基础，集中体现为两个“软化”。一方面，文体软化，即将哲学的形式转变软化为大众新文学形式。"作为现实的反映的哲学、科学、宣传品、文艺，必须将这‘统一’把握起来才能接近现实的真实性”，“哲学、科学经过一般的道路去反映现实的真实。而反之，文艺的反映现实是首先向具体的事例走去的。文艺先将读者带进特殊的事例里，当读者走完了这特殊事例的通道以后，贯串着这特殊事例的一般的必然法则便呈现在眼前。这样便将现实性统一地把握起来”⑦，“最好的文学应该是最能反映客观现实的。但要最能反映客观现实，也就要站在最正确的立场和视角上，好像镜子要能照清楚，就得是有最精炼的质和最平滑的表面一样。”①为了最大限度把握和表现现实的真理，哲学形式的文学软化是必要和合理的，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新文学艺术形式，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学形式。另一方面，理论软化，即贴近大众的生活和思想实际。“通俗文必须有大众来接受，这是前提。根据这前提，作者就不能单从文体上着想，而须以内容接近大众为其基础”，“换句话说，通俗文并不单是要软化文体，而是要软化理论。软化理论的方法，是应用理论，把理论活用到大众的生活事实中去”，“更说切实点：通俗文的活用并不在于‘解释’，而在于‘指示’，在于用理论对生活的指示”，“总而言之，就是要把理论应用的太严肃的面貌抛弃。”②可见，理论的软化是内容的大众化，即切实体现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真实反映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感。两个“软化”是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基本理论。从理论的一般来看，“文学笔法”大众哲学构想的理论实质，就是力图更彻底地实现文体软化与理论软化的合理的具体的统一，具体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

第一，“文学笔法”在形式上，是运用文学艺术手法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精神，融化升华她的理论体系，实现更加充分彻底的大众化通俗化。《大众哲学》的通俗形式，具有开创性，很好地适应了解决当时中国人普遍的“智识的饥荒”的现实需要，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普及。然而，它毕竟还是一种哲学的形式，理论的形式，“免不了有许多拘泥于书本和名词的烦琐空论”③。通俗化主要表现为：“说话不怕幼稚，只求明白具体”，举例“故意不加剪裁，不怕重复”；总体来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没有做到完善的地步”，“与其说是《大众哲学》本身的成功，毋宁说是中国一般大众的智识饥荒是太可怕了。”④因此，《大众哲学》主要是哲学语言的通俗软化，理论软化则很不够，“智识饥荒”的极大满足掩盖了其形式上的不足。显然，在更大的范围传播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革命精神，更好地帮助人民群众认识和理解现实，《大众哲学》的哲学形式还是显得生硬，不够具体生动形象，大众化的更好的形式，无疑是贯注融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新文学艺术形式。“精神的实质始终就是真理本身”⑤。对普通大众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是比它的知识体系更需要也更容易接受的方面。文学艺术形式最能激发人民群众的实践战斗精神。用文学艺术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融化升华了她的哲学知识形式，使之换了生动活泼的面孔，在软化了文体的同时，也软化了理论，实现了 “两个软化”的同一。这种软化，正如所言：“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⑥艾思奇这种"文学笔法”的大众哲学构想，追求的就是群众更乐于和容易接受的大众形式，其目标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精神的大众化。从知识体系的大众化到哲学真精神的大众化，实现中国化、现实化、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融合同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武器”转化为人民大众的革命精神和实践观念，大众化就更加深刻、广泛和彻底了。

第二，“文学笔法”在内容上，是化抽象的马克思主义为“活的马克思主义”，利用生动活泼的文学形象和语言形式，使其承载理论的精神和原则。“在经典著作里，原则与生动的东西结合起来，就不觉得枯燥”，但是，“用原则解释原则，结果很枯燥”①。马克思主义要与人民大众的实际相结合，只有将抽象的理论形式，化为更具有现实性即更贴近人民大众、更符合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的语言风格，才能产生传播的实效，化为大众的活的文化和精神，真正成为他们的精神食粮。“文学笔法”，是用文学特性的语汇和语法，用文学特有的表现手法，来展示和传播“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②p这“活的马克思主义”就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里，在他们的文化和生产生活实践中。“文学笔法”的大众哲学就是通过文学手法和形象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现实，是通过这个过程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实质精神，这种形式、过程和内容，就是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活的马克思主义。这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抽象概念和词句，只有无形无声的理论精神的浸润和共鸣。“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适合民众需要这种话是常谈，但此常谈很少能做到”③。“文学笔法”不是迎合和媚悦大众，而是把群众的生活和心声化成他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即大众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大众真正的理论需要。“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④文学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这正是大众真正需要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她是群众实践和文化的精神之光，是指路明灯。只有这种大众哲学形式，才可能满足群众对哲学的真实的需要。

第三，“文学笔法”的大众哲学是从形式到内容的哲学创造。如果说理论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存在形态，那么，文学艺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式，内含的就是具体的鲜活的大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形式与生动鲜活的内容实现了创造性的同一。从抽象的理论到“活”的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化为生活的创造、理论的具体化和力量的现实化，是进一步化为实践的桥梁，是理论形式的积极解构，而非否定性的消解。值得提到的是，20世纪30年代，叶青的“哲学消灭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等其他人类意识形式根本对立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式的僵化理解和消极解构，而其根本指向是反对和否定中国共产党和进步思想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运动。艾思奇对这个“中国的杜林”进行了适时系统的批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扫清了理论的障碍。毋庸置疑，艾思奇“文学笔法”的大众哲学构想，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注重文艺修养和理论的文学特色的继承和发展，他们之间具有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值得深人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具有举世公认的文学色彩，这是他们高度关注和重视文学艺术修养并用于理论创造的结果。“马克思很重视用语的明朗与准确。他差不多每天都读歌德、莱辛、莎士比亚、但丁与塞万提斯的作品，认为他们是他的语言教师”，“马克思是个严格的修辞家，他常常花很多时间力求找到需要的字句。他憎恨滥用外国字……他对德文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是德国韵文的最卓越的大师与创造者之一”?。可见，马克思对文学和语言的高度重视和精深修养，除个人兴趣外，主要是为了研究理论的语言修辞和写作技巧，努力增强理论的文学色彩。马克思恩格斯对极富哲理的18世纪的启蒙文学，特别是法国启蒙文学，情有独钟，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同样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和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②“马克思非常欣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认为他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他曾希望在完成自己的巨著之后，写一部评论《人间喜剧》的书，但是这个计划也像其他许多计划一样，始终没有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如此推崇18世纪的启蒙文学，根本原因在于这些作品，实质上是资产阶级进步时期“文学形式的哲学”，是资产阶级“文学笔法”的大众哲学。艾思奇将新哲学比作“民族解放运动的镜子”和马克思将《人间喜剧》喻为“诗情画意的镜子”如出一辙，而“文学笔法”的大众哲学却是无产阶级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艾思奇“文学笔法”的大众哲学构想也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未完成的伟大构想，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和理论价值。

三、艾思奇“文学笔法”大众哲学构想的当代价值

从《大众哲学》到“文学笔法”的大众哲学构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逻辑的合理发展。“文学笔法"的大众哲学构想，既是对《大众哲学》的反思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深化和总结，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理论，构成当代中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或大众哲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因此，艾思奇“文学笔法”的大众哲学构想，对当前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认识，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本性，体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学色彩，树立正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创新，酝酿编著“新大众哲学”，等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参考价值。

第一，大众化通俗化是“极艰难的任务”。“技巧固然不是创作的全部，但也是创作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对于作品自然更要注意内容，但技巧的适切也不能不讲究。这对于我们的作者自然是一个极艰难的任务，唯其因为艰难，我们才更应该努力去做。新的文学的创作，是为要把握现实的真理，而不是为要和八股文章争舒适。更进一步说，把握现实真理，是变革现实的一座桥梁，文学也就是这桥梁之一。”④显然，大众哲学读本反映时代内容、关注时代精神是其基本要求，对哲学家来说，做到这一点是不太难的。相反，通俗化的形式，却是“极艰难的任务”。这是因为：首先，形而上学是哲学基本的历史传统，哲学家的哲学素养多源于形而上的学术训练，因此很自然地习惯和倾向于形而上学的表达方式和风格。其实，通俗的语言作为哲学的创新形式还没有真正形成新的哲学传统，认识上也有待提高，目前还会查到哲学形而上学传统的制约和排斥。再次，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语言形式和风格，对传统文化修养有很高的要求，通俗化的语言也要是美和雅的文化语言，不要枯燥无味的西化汉语，应该说，这虽然看似超出哲学学科的范畴，实际上却是对哲学素养的更高要求。显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二，大众化通俗化是理论创造和发展的形式。大众化通俗化不简单地是由意识形态的需要决定的，也不仅仅是学者个性的偏好和行为。这是因为，大众化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哲学革命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对哲学本性的发展，即开辟哲学新形式新境界的创造，是哲学形上性和形下性的统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命的一个内在动力之源。正如艾思奇所言，“把理论软化，是不是等于浅薄化呢？有许多人是会这样怀疑的。实际上却不然。浅薄的论，那它必然是失去了正确性，才会令我们有浅薄之感。而真正的理论的正确运用，却不至于会流于浅薄。文体上的表现方法尽可以浅，理论的内容仍可以深”?，“通俗文作者只要能把理论应用到细微的生活的琐末事实中去，为理论开辟广大的天地，这也就是深化、具体化，也就是发展。在他们的手上虽然没有飞跃，然而他们的工作却是达到飞跃所必经的步骤”②。从坚持和发展的观点来看，不够大众化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太够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艰湿难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未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好现象，可能恰恰是一种"趋俗”，趋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之“俗”，当然也是一种倒退，看似很“哲学"，实际上是理论上不够自信的表现，离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越来越远。

第三，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真的形式或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自觉和自信的基础和源泉。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形态化局面，也就是说，原本一个总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化发展出可以其某方面最突出理论特性命名的多种形态，如时代化(实践化）形态、民族化形态、大众化形态、学术化形态等。虽然，这些形态彼此之间只具有十分相对的性质，但是，形态化发展，却已是事实。然而，它们之间良性的辩证运动机制却未真正建立起来，单个形态的发展难以避免片面性。相对而言，大众形态最直接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和实践基础，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及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的理论特质，它不仅不排斥时代化、民族化、学术化等特质，而且要全面融合它们并通过它们更彻底地实现大众化。因此，大众化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理论特色，大众哲学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真的形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自觉和自信的基础和源泉。从这个意义上看，《大众哲学》及“文学笔法”的大众哲学构想，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面镜子。

大众哲学范文第7篇

作为人民的哲学家，艾思奇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亦是亿万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共同的伟大事业需要广大人民群众集体积极参加并为之奋斗才能从应然成为实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深入研究、广泛宣传是第一要务。因此，实现哲学的大众化，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成为其毕生的追求。1932年至1937年这五年期间，艾思奇虽没明确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但他已经肇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研究，其学术成果哲学短文发表在《中华日报》上。1934年艾思奇入职《申报》，成为“读书问答”专栏的编辑，让他接触到了更多的读者，尤其是他们关于人生、社会、哲学的问题。通过慎密的哲学思考，艾思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复，这些工作为撰写《大众哲学》筑牢了坚实的实践与理论基础。1934年11月至1935年11月，1年时间内，艾思奇的24篇通俗易懂的哲学讲话在《读书生活》上连续发表。1935年底，这些讲话以《哲学的讲话》集结成册出版。至1936年6月第四版，易名为《大众哲学》。受到了广泛的好评，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有着广阔的受众面与极其巨大的影响。自1935年首发至1948年，共复印高达32版，读者需求量之大，可见一斑，1979年此书又发行了35万册，依然销售一空。《大众哲学》这本书成功的探索了一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道路，是第一本结合当时大众的需要撰写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通识读物，奠定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家的历史地位，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它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使很多人，尤其使很多青年人在此影响下逐步认识与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推动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也曾对下属提到：“我们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失败，也是人心上的失败。比如共产党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你们就没有。”[1]总之，《大众哲学》是他肇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的开端，使哲学为当时的大众所认同、接受，“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之先河，对中国广大老百姓起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作用。”[2]

二、《大众哲学》成功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原因探究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自己的精神之源，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载体与物质武器。因此，从这种维度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接受的主体是无产阶级，但中国有其特殊的国情，无产阶级人数较少，缺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然主体，唯有从广大民众中培育，艾思奇正是立足于此，契合当时的世情、民情，逐步以哲学大众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哲学理论内容：现实化现实化是艾思奇《大众哲学》的突出特点，艾思奇深刻地提出：“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要能够真正解决人类生活事实上的问题，要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才足以证明它是事实上的真理。”[3]普通民众常常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深莫测、枯燥而抽象，为难情绪较重而可望而不可即，或者缺少对哲学实际功效或实践作用的了解而弃之不理。因此，如果哲学课堂的讲授或是书刊的哲学文章，单单只止步于书本，其思想疏离于现实的生活，也就是在现实中没有体现出哲学的实践内容与实践价值，对现实毫无作用的话，那么，这样的哲学根本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更不用谈论其社会之作用了。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所论述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艾思奇结合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主旋律，使广大群众通过学习《大众哲学》，哲学成为群众的精神武器，让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能够受到哲学智慧的引领，使广大人民群众把握形势，厘清社会发展的方向与人生的价值以及中国的前途及命运。为此，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关注与回应普通大众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接地气，草根气息浓重，成为了大众的哲学。2、哲学理论阐释：生活化艾思奇为了使大众容易理解哲学，接受哲学，就以大众化的语言，充满日常生活化的气息的元素来阐释抽象的哲理。李公朴亦认为《大众哲学》的写作风格与形式更趋向于大众的平常生活。自每篇的题目命名至内容的诠释都特别注重通俗化，凸显生活化，诸如“无风不起浪”、“卓别林和希特勒的分别”、“由胡桃说起”、“笑里藏刀”、“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追论雷峰塔的倒塌”、“猫是为了吃老鼠而生”、“不如意之事”、“在劫者难逃”、“天晓得”、“牛角尖旅行记”、“七十二变”、“追论雷峰塔的倒塌”、“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蛋变鸡”、“抬扛的意义”、“岳飞是怎样死的”等等，生活意蕴浓厚，使人浮想联翩，恨不得一睹为快。这样，艾思奇把高深的哲理消融为群众日常生活语言表述出来，从而更趋近于生活，接近实践，更为群众所认同、接受。在《大众哲学》里，艾思奇立足于日常生活化的场域，“使读者通过艺术的感染，激起感情的波动，出现思想共鸣，产生了对哲学的兴趣，进入哲学王国，使哲学与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掀去了笼罩在哲学上的层层迷雾，扫除了哲学艰深玄妙的色彩，把哲学迅速地传播和普及到人民大众之中。”[5]3、哲学理论传播媒介：充分利用大众传媒追溯历史，马克思主义在神州大地的宣传、发展，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皆尽力以较先进的传媒宣传自己的观点与主张。在当时，最重要的大众传媒是各种报刊、电影与广播，这也是最能展现工业化技术发展的先进传播媒介。后，“赛先生”与“德先生”开始引介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被大量译介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报刊如雨后春笋之势，达到200多种之多，马克思认为，媒体“无所不及、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地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现实世界”。[6]报刊作为先进观念的载体，虽刚刚开始使用，但已经充分体现了其作为大众传媒的巨大能量。加之当时绝大多数劳动群众文化底子很薄，思想意识十分单纯，因此，民众更易接纳新知，开启蒙之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文章最先刊登于报纸，为普通大众所熟知、认同，满足当时大众的精神需求，实现了大众化。

三、新媒体时代对推动马克思大众化的启示与借鉴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在广度与深度向度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随着人类跨入信息时代，出现了互联网、数字电视、手机等为主要传播媒介的新媒体，依托现代信息技术，以无线通信网络与卫星为介质，以有线或无线等途径传递信息，引发了传播领域革命性的变革，也深刻地影响了社会舆论生态的再造与传播方式，进而也影响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育、传播与普及。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新媒体必将更快的发展进步，传播模式发展巨大的变革：从“单向传播”范式演进为“互动传播”范式。《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4）》蓝皮书显示，目前微信、微博等立足于移动互联网的微应用已成为主导传播途径，衍生于移动互联网的微信、微博客户端蒸蒸日上，微传播急剧变革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生态和舆论格局，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我们“必须要掌握并有效运用新媒体的传播手段，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时空范围，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时代化的发展，大众化的传播，”[7]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实现大众化。1、传播内容：时代化马克思指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中国化与大众化，必须要超越“解释世界”的界限，充分发挥“改变世界”的功能，显现其改造世界的理想、情怀与境域，必须要立足当前时代的现状，满足群众需求。马克思大众化的传播要贴近我国初级阶段社会实际、走进寻常百姓生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本质就是立足大众需求，坚守大众立场。只有立足大众需求，坚守大众立场，才能着眼于广大群众新期待，为他们释惑解疑、析明事理，才能找准分析与观察事物的关键，才能更好地得到群众的认可与拥护。新媒体视域下，传播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着眼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用群众的语言，讲当代马克思主义，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入心、入脑，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当代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2、传播形式：多元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要具有时代性，还必须采用广大人民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新媒体要大力运用开放性、互动性、功能多样性等优势，创设网上论坛、网上讲座、在线互动等具有通俗化、扁平化、生活化特质的互动模式，全方位地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通过网络对话、在线交流、理论研讨、网络互评、专家解读、新闻专题、专题DV下载、flas故事展示与多媒体教学等模式，打造立体化、形象化、多维度的网络互动教育通道，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播与再教育；通过建制专家答疑库、经典书目库、网络理论需求库、专题研究库、资料索引库等，逐步构建一个功能完整、灵活高效的理论学习、研讨网络服务系统；透过网络视频、艺术欣赏、电视剧、电影、纪录片等艺术形式，强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渗透性与自然性，使大众在潜移默化中学习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大众的理论，实现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运用新媒体进行自我教育与自我导引，实现自我提高。3、传播平台：创新化新媒体要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效能，技术创新必不可少。技术创新是新媒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发展壮大的现代物质载体与加速器。我们要加强新媒体的技术支撑能力与安全保障能力的研究，开发并鼓励软硬件及系统研发企业经过云服务等渠道，为新媒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与传播提供技术和服务支持；要立足于国家科技发展计划项目，下大力气开展对新媒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基础性理论与技术的研究，力争使关键性技术实现突破，针对性地开展相关科技成果的咨询、转化与培训工作，实现从技术应用创新、集成创新走向原始创新与基础架构理论创新。

四、余论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哲学发源于困惑、疑惑与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化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直面‘中国问题’。”[9]艾思奇成功地破解了他所处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问题，人类迈入新媒体时代，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为我们面临的新问题，这也是“中国问题”，需要我们与时俱进，采取多种方式予以破解。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破解路径，但我们不应止步于此，我们更应增强担当意识与创新意识，秉承理论自觉，积极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路径。

大众哲学范文第8篇

1．中国特殊的国情需要革命真理的传播。

其一，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内战，社会动荡不安，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的现状和前景感到迷茫，亟需科学理论的指引。解答人民群众心中的困惑，指引进步青年认清当前的社会形势，向革命靠拢，是理论工作者担负的重要使命。艾思奇注意到我国日渐深重的民族危机和逐步激化的阶级矛盾，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武装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用大众化的语言向人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撰写了《大众哲学》等一系列著作，提出“怎样才能生活下去？”“人民的希望在哪里？”以及“中国的出路在何方？”等问题，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引导人民大众走上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其二，1934—1935年，艾思奇写作《大众哲学》的历史时期，正值加紧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战争”时期，《大众哲学》“由于写作时处在反动环境中，为要争取公开出版，许多观点就不能写得很明确；举例也只限于普通生活的事例，而没有采取政治经济斗争的例子。”[7](P609)随着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依次展开，《大众哲学》的相应内容也被不断完善，以适应革命新形势的需求。1938年，《大众哲学》出版第10版，进一步体现了抗日救亡的内容。到1947年，国内革命战争形势好转，《大众哲学》出版重改本，内容进行了相应调整，立场更加鲜明。到1949年，《大众哲学》出版新订重改本，吸收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增添了“要从中国的革命事实中找出中国革命的规律，而不是简单地把外国书本上的理论搬来中国乱用，这叫做‘实事求是’的态度”，[8](P76)以及“积极起来进行斗争，以促进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和减少斗争中的痛苦的可能性，以便将来同样顺利地和最少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革命”[8](P213)等相关内容，不断用科学理论武装人民群众，促进了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

2．马克思主义需要转化为武装人民的“精神武器”。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内容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等多个领域，是适应时展的最强音。“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9](P17)但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武装广大人民群众思想的“精神武器”，却并非易事。其一，马克思主义是几千年来人类认识世界的智慧结晶，既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又是高于现实生活的抽象理论。如何使抽象的理论大众化，具有一定难度；其二，马克思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些欧洲国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别，把国外的原著翻译介绍到中国，使其变成中国的东西，这中间必然会有距离；其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适用的群体，主要是工人和农民，一般说来文化素质不高，要完全理解和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存在一些困难。要跨越这些鸿沟和缩短这些距离，消除马克思主义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感，需要铺设一条桥梁，这条桥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因此，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不能不加阐释、照搬照抄书本中的理论，而要用大众化的语言在人民群众中传播和推广，正如《大众哲学》第4版序言中所指出的，希望马克思主义是“一块干烧的大饼”，而不是“美丽的西点”，这样就可以出现在闹市的街头，巷旁的小铺，给那些最需要的人解馋解饿，而不只是华丽的摆设，更不只是针对特定人群的奢侈品。[7](P593)只有人民群众真正理解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武器”才能转化为“物质武器”，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大众哲学》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大众哲学》堪称经典，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出了突出贡献，积累了宝贵经验。

1．在语言表达上通俗易懂、简单明了。

《大众哲学》惯用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的实例，通过简明流畅的行文，借助比喻性的语言以及富含寓意的成语故事来阐释哲学理论。其著作从题目的制订、框架的设计到内容的系统阐述，都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语言朴素，生动形象，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和反思，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兴趣。艾思奇在写作过程中，力图缩短哲学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使普通大众感觉哲学就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处处皆哲学，哲学无时无刻不与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且，《大众哲学》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和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语言，消除了传统哲学带给人们的神秘感，让普通大众逐渐开始理解哲学、关注哲学，最后喜欢哲学并运用哲学为现实生活服务。艾思奇在著述《大众哲学》的过程中，“把专门研究者的心情放弃了，回复到初学时候的见地来写作。说话不怕幼稚，只求明白具体。”[7](P603-604)用简单朴素的语言揭示深刻的道理，举例来说，《大众哲学》曾以“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为线索，先讲一个生动形象的小故事，再由这个小故事引申出主题，展开系统的论述，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给读者介绍各种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对每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做了简要的介绍，通过对比，最后得出世界上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才是最科学的结论。《大众哲学》还举出“卓别林和希特勒的分别”、“笑里藏刀”、“牛角尖旅行记”、“七十二变”、“在劫者难逃”等兼具趣味性和知识性的例子，整篇虽然字数不多，但简明易懂，可读性强，区别于其他的哲学读物，独树一帜。

2．在叙述方式上深入浅出、注重创新。

通俗化是大众化的核心内容，但通俗化并不是庸俗化。要做到通俗而不庸俗，简明而不简单，除了注重运用贴近生活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浅出的阐述，还要细致耐心地对问题进行详细充分的论述。《大众哲学》风靡一时的关键之点在于它适应了时代需要的创新，突出体现在艾思奇充分考虑到读者本身存在的知识性缺陷，对于专业性的著述接受起来存在困难，在论述的过程中有意识进行了必要的重复，以使《大众哲学》更加便于理解，形成广泛的受众群体。“不加裁剪和反复论述，也是我（指艾思奇）顾虑到读者的接受力，而故意这样做的。虽然现在有许多批评者不赞同，然而这批评不是直接来自广大的读者，我还不相信这种写法一定就是失败。”艾思奇还说：“我以为要使更多的水准较低的读者了解，是应该把每一个问题反复申说才对的；水准较低的读者和修养很高的读者不同，后者认为累赘麻烦的，前者反而觉得是恰到好处。”[7](P596)这成为《大众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读物的鲜明特点。《大众哲学》充分考虑到普通大众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一个例子在这一节用了以后，在另外一节仍然不怕再拿来应用；一件事情在前一节作了详细的解释以后，在第二节仍不惮烦地再略说一遍。在一册小书里用这样的方法来写，在文字上自然是很不经济的。但我们如果顾虑到初学者的兴趣和理解力，就觉得这样写也是很必要的，因为专门学者或者有较高修养的人，有些事是可以不必多讲就明白的，而对于初学者，你却最好给他多解释。”[7](P604)因此，《大众哲学》在叙述方式上深入浅出、注重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获得良好效果，从底层的劳苦大众，到忧国忧民的进步青年，再到各类社会精英甚至是党的主要领导干部，都从中获益，学到了很多东西，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3．在写作内容上面向群众、关注现实。

艾思奇在著述《大众哲学》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大众化，不仅在于写作技巧和表达形式，更重要体现在其蕴含的内容是否反映中国当下的具体国情，即是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只有依据中国的具体实际阐释理论，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武装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指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上，是有极大意义的，但这只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为它没有适应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因为整个并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10](P491)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人民群众的思想保持一致，人民群众才可能接受并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另外，在理论推广的过程中，禁用泛泛而论的大话、空话，用贴近生活、简明扼要的语言阐释哲学原理，使人民群众更易于理解并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真正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正如《大众哲学》绪论中所强调的：“尽可能用大家日常都知道的事例来说明这些问题，以便较系统、明确地掌握符合人民的大众利益的哲学思想，使我们有可能较正确地认识周围事变的发展情况，更有勇气和信心为广大人民的斗争贡献自己的力量。”[11](P10)

4．在写作风格上贴近时代、与时俱进。

理论必须能经受时代检验，并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并没有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本式阐释方式，而是结合当时中国现实存在的问题，用反映时代特色的鲜活例子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大众哲学》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紧紧围绕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这个当时最为紧迫的问题，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举例来说，《大众哲学》谈到“何为生活和思想”这个话题时，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对普通老百姓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以致生活艰难困苦的现状进行分析，把现实生活作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由于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相关问题进行阐释时，通常以中国的时代环境为背景，以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为切入点，才进一步增强了《大众哲学》的可读性和亲和力，更易于被人们接受，并激发人们主动学习的兴趣。《大众哲学》鲜明的时代特色还体现在从19世纪30年代成书以来，历经多次修订，每次修订都结合了时代的变化，增添了新颖的内容，删减了陈旧的内容。1938年，《大众哲学》第10版序言写道，才不过2年，我们国家以及个人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而现在《大众哲学》又亟待重版，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再照原样送在读者的手里了，只能尽力把它修改一下，这算是在目前可能的情形之下尽了一点责任。[7](P608)1947年，《大众哲学》重改本例言也指出：“本书是根据作者近年的学习所得，尤其是整风以来的学习所得，努力想把这些发展的成果加以吸收。”[7](P610)2006年出版的《艾思奇全书》，收录了《大众哲学》的最新版本，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内革命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相关内容。

三、《大众哲学》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意义

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并不是短时间内兴起的，而是长期的、贯穿全局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重大研究课题。《大众哲学》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无疑是成功的，并且是独特的和富有个性特征的，其历史经验对我们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和贯彻落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我国各地区发展差异较大，人民群众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如果在推广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运用专业的哲学术语和复杂的逻辑关系，会适得其反，不利于在普通百姓中进行传播。马克思指出：“我们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就当读者连最起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也没有，我们希望工人能明白我们的解说。”[9](P712)对此，列宁也有论述：“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12](P467-468)同样指出：“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3](P32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架起了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只有在人民性、普及性和科学性三者相统一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作用。“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4](P71-72)正如指出，深入群众，就来到了智慧的大课堂、语言的大课堂，讲话、文章就可以有的放矢，体现群众意愿，让群众愿意看、看得懂，愿意听、听得进。[3](P676)《大众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即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鲜活生动的实例，把理论从书本中解放出来，通过简明易懂的语言，融入社会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使其回归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李公朴在1935年12月为《大众哲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7](P589)群众的思想最鲜活，群众的语言最生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三贴近”原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用人民群众的语言，讲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故事，这样的理论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在宣传和推广过程中也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列宁曾指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14](P183)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既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也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5](P844)1942年运动，再次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15](P813)在看来，马克思主义必须联系中国实际，才“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15](P814)在学风问题上，邓小平也提出，要反对“前边摘语录，后面写口号，中间说点事”的新八股。[16](P499)《大众哲学》体现出来的学风，既反教条主义，也反经验主义，既避免了高高在上，也避免了流于庸俗，在阐述原理的过程凸显了鲜明的求实精神。马克思主义源于实践，为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其突出的优点在于它的实践性。“如果把学习与现实生活、与自己熟悉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从中理解理论就比较容易弄懂。同时把哲学基本观点与自己熟悉的形象的东西相联系，印象就会深刻，也容易记住。”[17](P97-98)我们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应做到理论宣传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相结合，力争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高度统一。中共中央政治局2012年12月审议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指出：“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18]

3．坚持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特色。

马克思主义凝结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决不是脱离社会发展的“精神之花”。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9](P544)也强调：“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20](P1515)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刻板的教条，会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漠视实践、超越实践或者落后实践，都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党和人民的实践是不断前进的，指导这种实践的理论也要不断前进。”[21]因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必须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时俱进，适应并引领时展的趋势和潮流。《大众哲学》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典读物，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准确把握了时代脉搏，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承担了以理论创新引领时展的历史任务。我们需要借鉴《大众哲学》与时俱进、贴近时代的有益经验，使思想内容和语言表述体现时代要求，符合实际情况，把停留在政治文件中的作为指导思想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人民群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大众化的语言，转化成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通俗易懂的、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

大众哲学范文第9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大众化 历史演化 困境

马克思主义哲学源于现实，最终也要实现现实。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仅是马克思的初衷，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理论要求

马克思关注现实，从中学时期就树立了为人类福利而奋斗的理想，在中学毕业论文中他就写道“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1835年他进入波恩大学，专业是法律，但他却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哲学的学习上。马克思一开始就反对宗教神学，肯定人的作用，他对宗教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根本的否定，使批判从天国回到尘世。这奠定了其哲学为大众服务的最根本基础。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进入《莱茵报》工作，在这期间，他关心民间疾苦，反对普鲁士王国限制人民的自由，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公开揭露封建势力对劳苦大众的剥削，为劳苦大众申辩，批判封建国家的本质。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哲学一开始就有服务大众的取向。在后来的斗争中，他支持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认为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必将会开创一个新世界，而这个新世界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届时剥削被消灭，人们克服异化实现真正地复归。“不消灭哲学，就不能使哲学成为现实”，同样“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消灭哲学”。而最好实现哲学的途径就是哲学的大众化。不仅在理论上，在现实活动中，马克思也积极参加各种工人运动，在晚年的著作中，也始终贯穿大众解放这条线。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史演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都受到了高度重视。列宁一开始就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复杂化，建议把深奥的哲学理论用简单明了的知识进行表达，他认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他认真研读马克思哲学著作，并亲自撰写简单明了的马克思哲学文章和著作，通俗易懂，使民众更好地理解和学习马克思哲学，更好地用马克思哲学武装自己的头脑。在列宁之后，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简化，变成几条结论，这样虽然更有利于人民的传播和学习，却明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和庸俗化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在中国最早由艾思奇等人提出，艾思奇认为哲学应该揭开神秘面纱，走进大众的生活，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也认为应该“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反对把哲学仅仅当做学术研究的对象，他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路，他在《矛盾论》和《实践论》中就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转化为更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掌握的思想武器。在之后，我国的许多理论家们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做了不少努力，他们用通俗到位的语言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合理的框架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困境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前面临一个困境，就是有被边缘化的危险。而究其根本原因，笔者认为就在于大众化的问题上。当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庸俗化。斯大林出现的问题，在我国依然得到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过分简化，以至于有庸俗化的趋向。部分人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深入研究，却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科学内涵，用几句话妄断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仅是极其不端正的学术态度，同时也是一种偏见。这种庸俗化在群众中得到传播，也将影响群众的判断，对大众化造成负面影响。

其次，在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学者为了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价值，对马克思经典进行深入钻研，力求回归本原的马克思。这本身是一种好现象，但难免也有些人偏离了根本方向。钻研学术价值与大众化本不是相矛盾的，他们却在实际中造成了这种现象。他们闭门造车，不关心现实社会问题，与大众脱钩，回归到更高层级的抽象和思辨，这实质上是对马克思精神的违背。有些人在形式上会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但实际上只是经院哲学。

最后，国家以及学界的不够重视。市场经济的潮流促使一部分人有了少谈点主义，多务些实际的思想。这固然不错，但不应该忘记主义也就是思想能促使我们在实践中坚持正确的方向，少走弯路。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觉得大众化看似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十分困难，极易陷入误区，因此有心无力；而另一种则是觉得不屑于搞大众化的哲学，他们反对哲学的大众化，认为哲学本身就不应该被大众化，在他们看来，大众化本身就等于庸俗化。但笔者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哲学不大众化，只会深陷死胡同。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时代的使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坚持，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途径和要求。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打破经院束缚，走进现实，与时俱进。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或许可以用来警示现在的一些马克思哲学研究者们。不关心人民群众的，必将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关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