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哲学范文

时间:2023-10-11 00:24:47

大众哲学

大众哲学篇1

一、葛兰西的哲学思想的内涵

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们通过语言使自己与他人、与外界建立起清晰明确的联系,从而形成了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不同的民族文化。而哲学恰恰就包含在具体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之中,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绝对自在,都必然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和所处语境相互交融。所以,要理解一个民族的哲学必须也同时了解该民族的文化。因为,前者是以后者为依托和底蕴的。而一个民族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和传统往往会从该民族的语言习惯中流露出来。语言可以看作是民族文化的折射,故哲学与文化史的内在交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语言中体现出来。正是基于这一点,葛兰西提出的哲学观包含在语言之中,包含在每个人的语言之中。对于常识和民间宗教,葛兰西认为,常识是历史的产物和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每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都留下了“常识”的沉淀,它既是哲学发展历史过程中保留至今的印迹,也是每一哲学精华思想的历史的有效性的凭证。它不是僵死不动的,而是不断地用科学思想和进入日常生活的哲学观点丰富着自身,是同时包含着新旧哲学思潮的一个相对僵硬的阶段。而宗教问题,“不是从忏悔意义上,而是从一种世界观和一种相应的行为准则之间的世俗意义的信仰统一上来注意”[1](P236),它是断片化的常识要素之一。由此可见,在葛兰西看来,哲学也就是哲学史。既然如此,那么常识和宗教作为历史发展的印迹,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哲学思想,体现着一定的世界观。生活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对该时期广泛存在的常识和宗教表示认同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它们所包含的世界观的一种不自觉的、不加批判的接受。总之,在第一个层次中,葛兰西极力打破那种把哲学看作是“由特定范围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的智力活动”的陈旧观念,强调哲学以语言、常识、民间宗教的形式普遍地存在于人民大众之中。如葛兰西所论述的:“在职业哲学家、哲学领域中的‘专家’与其余的人之间存在着不是‘质的’,而仅是‘量的’差别。”[1](P259)而这种量的区别指的是他们之间思考方式的不同:一种是零散的、不自觉的思考,一种是批判的、自觉的思考。因此,在证明了所有人都是哲学家,每个人都无意识地各有一套哲学之后,葛兰西紧接着就进入了第二个层次,即注意和批评的层次,也是职业哲学家所关注的层次。因为语言、常识和民间宗教虽都暗含着某种特定的世界观,但它毕竟是以一种零散的、不系统的、非批判的和偶发的方式存在的,这就决定了应该对这种世界观进行分析和批判,即哲学就是对宗教和常识的批判和克服。关于这一点,葛兰西在《狱中扎记》中这样论述:“它首先必须是对‘常识’的一种批判,尽管在最初它是把自身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上———这种综合的目的必然是批判这些问题,证明它们的真正价值以及它们作为智识链条上已被替代的环节所具有的意义,并且确定新的当代的问题是什么,旧的问题现在应当怎样去分析。”[1](P241)因此,从葛兰西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所提倡的哲学家的哲学不是局限于书斋里的纯粹理性的思辨、演绎,而是根源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而又超越于日常生活的。因为思想和行动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即使行动中所暗含的世界观只是外在胚胎状态,是偶然地和在瞬间表现出来的。所以,那种局限于哲学家头脑中的抽象思考是不能称为哲学的。真正的哲学不是理论教条,而是一种实践,一种历史性的政治实践。因此,人们往往把葛兰西的哲学称为实践哲学,也是其哲学思想最具有意义的一点。这种思想和那种仅仅将实践单纯地归为认识论范畴来理解的观点相比较而言,显然是深刻的。

二、葛兰西的大众哲学思想中的积极意义

当然,葛兰西在强调哲学的实践性,强调思想和行动本身的一致性时,也看到在某些情况下,思想和行动之间存在着断裂。这种断裂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历史制度的更深刻的对立。因此,葛兰西在论述哲学与现实的密切联系时,更看重的是现实政治活动的意义。哲学与政治不可分割,对于一种世界观的选择和批判同样是一件政治性的事情。职业哲学家的哲学活动不仅仅是局限于对日常现实生活的批判,更是要通过政治活动将一种新的世界观在人民大众中传播开来,从而提高全体民众的道德水平。即“批判地传布已发现的真理。把它们所谓‘社会化’,从而把它们变成实践活动的基础,变成人们协调一致和活动的要素,变成人们精神和道德的结构要素”。换句话说,是要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1](P235)。以此为据,葛兰西详细论述了实现“哲学的世界化”的途径,提出了一系列极具特色的政治社会理论,如“有机知识分子”、“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政治国家”等。葛兰西认为要想使无产阶级大众获得真正的解放,首先必须通过政党构造本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然后通过有机知识分子构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力图使这种意识形态为人民大众普遍接受,成为整个社会的世界观,从而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进而政治国家。只有这样,人民大众才能摆脱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统治,获得真正的自由。综上所述,葛兰西在对哲学概念重新阐述时,始终关注人民大众。因为人民大众是实践的主体,哲学要想实现自身改造世界的终极理想,就必须使哲学与人民大众的日常意识和社会心理融为一体,为人民大众所内化。只有这样,哲学才不会流于现实生活表面,才会比单纯的理论教化更深入人心,才能真正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因此,葛兰西通过实践哲学,不仅要解构暗含于常识、宗教中的旧世界观,更要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新的世界观,并通过政治运动(意识形态革命)达到真正改变世界,为人民大众构建一个合理化社会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也可以把葛兰西的哲学观称为“大众哲学观”。

作者:李金锴 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大众哲学篇2

一、哲学普及的原因及必要性

哲学只有与潜伏在历史深处的人的现实的生存需求联系起来,才能转换成有价值的存在。哲学不普及就只能永远是被“精神地主”聚敛、储藏和“显摆”的财宝。所以,不论是从哲学本身来看,还是从现实社会需要来看,哲学普及都势在必行。从哲学学科本身来看,哲学普及是哲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哲学普及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哲学能力,要真正做好哲学普及的工作,必须要有对相关哲学问题的深入且透彻的研究,那些叫嚷着哲学不应该普及而只能是高级“精神修养”的人只是因为他对哲学普及的无能为力,他们自身对哲学的理解都不够透彻呢,更何况普及乎。只有在对哲学真正理解的基础上才能顺利地将哲学语言“翻译”成日常语言从而开展普及工作。而将哲学语言“翻译”成日常语言的过程正是对哲学能力本身的一种考验,倘若一门学科不能用大众化的语言普及到人民群众之中,又如何实现其自身价值呢?可以说哲学普及不仅仅是为了人民群众,其实哲学普及首先就促进了哲学本身的发展,然后才是对人民群众现实实践有所助益。从现实社会需要来看,哲学普及既是人民群众生活世界的现实需要,又是社会绿色发展的现实需要,还是哲学自身健康发展的需要。首先,当今时代,国民素质,特别是国民哲学文化素质,已成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因素之一。加强哲学的宣传和普及,掌握必备的哲学知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人们正确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高道德素养和精神境界是十分重要的,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正确哲学思想转化而成的改造现实世界的思想武器做后盾。其次,党中央在全面考察社会现状后提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当下,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的转型时期,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都格外尖锐,各种社会问题、环境问题都需要哲学的普及予以解答。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哲学发展本身还存有一些问题,导致了哲学普及工作还存在着诸多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哲学普及的战略地位还没有得到全社会的普遍重视;哲学重研究轻普及的状况还比较普遍,极大地制约了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哲学普及资源缺乏有效地组织整合,不能有效的覆盖社会各个层面,难以满足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哲学普及内容和方式呆板单一,广大人民群众获取哲学的渠道不够畅通,人们在社会变革中产生的种种疑虑和困惑得不到有效舒解,而形形的愚昧迷信、反科学、伪科学甚至活动乘虚而入,在社会上存在的信仰危机,精神颓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潮,不断动摇和侵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如此现实状况呼唤哲学的普及以及哲学自身问题的解决。因此,特别强调哲学的普及化和大众化,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更加坚实的思想基础是十分必要的。

二、哲学普及的重大意义

只有发挥好这几项作用,不断繁荣和发展哲学的普及化、大众化工作,才能使哲学走进人们的头脑,走进人们的生活。作为哲学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到普及哲学的重要性,要不断加强对哲学的宣传和普及,让哲学走向大众,使哲学焕发出巨大生命力,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获得新的材料,提出新的课题,使哲学不断繁荣,更好地发挥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功能。首先,哲学的普及化和大众化,有助于促进哲学自身的发展。第一,哲学普及是哲学研究成果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哲学研究成果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将高深的哲学从书本里走出来,指导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有利于哲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多方面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第二,哲学普及还能促进哲学工作者的成长。哲学工作者只有在哲学普及工作中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社会发展的需求、人民群众的需求,才能更好地把握自己的科研方向和科研角度,促进哲学研究的深化。第三,哲学普及强化了哲学学术团体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哲学研究与哲学普及是学术团体向前发展的两架马车,缺一不可。学术创新、科研工作,固然体现了哲学工作者的价值,但哲学普及的开展使得学术活动大众化、社会化,更加体现了哲学的应用价值,不仅促进了哲学研究成果的转化,还能不断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其次,哲学的普及化和大众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之一。积极推动哲学大众化、普及化,在满足人民群众对哲学需求的同时,提高人民群众人文社会科学素质,进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是哲学普及工作要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开展哲学普及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重对人民群众哲学素养的调查,及时了解人民群众对哲学的需求愿望,思想贴近时代,理论贴近问题,视角贴近大众,增强哲学普及活动的针对性、实效性;注重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数字说话,用人民群众亲身经历的事情、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鲜活的语言,回答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注重满足不同公众群体的哲学需求,将哲学普及的重点对象放到普通市民、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外来务工人员、下岗人员等不同社会群体,以达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撑的目的。最后,哲学的普及化和大众化,对提高人民群众的理论思维能力、思想道德境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哲学本身应当是一门贴近人民群众生活的学科,如果一味地躲进书斋,躲进象牙塔里,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知识,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普及哲学的精神,是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对哲学进行“普及”,一方面是哲学工作者在回应社会进步带来的大众需求,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哲学谋求扩大影响和自身发展的主动姿态。哲学的普及既体现了哲学工作者践行对人民群众的人文关怀,也是哲学自身存在与发展的需要。基于这种“双赢观”,哲学工作者就更应当热情洋溢地走向社会,开展哲学普及工作。总之,哲学的普及化和大众化既是哲学本身发展的现实需要又是人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所以,哲学普及势在必行。

大众哲学篇3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内涵

(一)批判性内涵

哲学实际上就是批判社会,树立批判哲学真理。换句话说,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基本性质。马克思在传统这些批判相关内容基础之上,建立了自身哲学体系,其所具有的批判是对自身哲学理论的批判,同样也是对于现实生活的批判。

马克思明确表示,辩证法实际上是对事物真实分析,了解事物所具有的性质,在不断发展中获取形式,进而决定了其具有短暂性及时效性特征。从本质层面来说,马克思哲学批判并不仅仅崇拜某一类事物,借助批判手段不断推动自身发展。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开放性体系,会随着时展进行完善。

(二)实践性内涵

马克思主义将人看成特殊个体。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实际上是独立及现实个体,并且具有观念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多次强调人自主创造价值。

在传统唯物主义中,应用感性角度观看世界,将世界看做天然存在的东西。在实践唯物主义中,将人自然化及历史发展进程进行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室实践内涵具有无产阶级特性。无产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武器,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少数人员哲学,而是社会大众所具有的哲学[1]。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问题

(一)边缘化及自我放逐

1.哲学张力削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张力实际上是物理学领域内不同物体分子之间存在的引力,哲学张力就是以此作为内涵,定义全新内涵。哲学张力将不同矛盾相连接,同时具备同一性及差异性特点,在动态及静态之间获取平衡点。

哲学理论精神实际上是尘世现实及理论精神之间的结合,进而哲学理论大众化发展也是必然发展趋势。哲学在政治领域中应用,可以将理论介入实践。哲学作为理论特征,和现实世界较为相似,但是也是现实世界的反思。任何人想要实现自身价值,或者是吞噬政治,哲学都需要突破自身,并且和时展进程相一致。世界哲学化及哲学世界化二者就是现实及抽象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应对现实世界过程中,自身张力下降,哲学性质被削弱,哲学所具有的价值被大大降低。

2.泛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政治层面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国主要政治手段,逐渐成为了统治当代大众思想工具,在负面信息及功利观念作用之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哲学价值大幅度下降。现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研究成果较多,但是具有创新作用的研究成果数量十分有限,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逐渐成为政府政策中的赞美诗。

(二)虚拟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下,为人们带来了更多快餐式知识,哲学功能逐渐被弱化,人们并未对哲学内涵深入了解,尤其是网络技术及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了多个方面的冲击。

1.对传统哲学物质观的冲击

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物质及实践概念。互联网虚拟技术在发展之后,提出了虚拟及现实的全新课题。真实世界和网络环境之间边界越加模糊,人们可以借助数据工具及虚拟手段传输信息,同时借助虚拟手段创造更过现实世界所否定的信息。

人可以改造世界,同样也受到客观物质约束。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相比较,人可以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模拟延时,例如VR技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之间的沟通交流主要通过见面或者是书信手段实现,互联网技术就突破了时间及空间上约束,人们借助网络沟通交流更加便捷。借助虚拟技术,虚拟所想要的场景,由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包含虚拟内涵,这也就对传统馬克思主义哲学造成了一定冲击[2]。

2.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导地位的冲击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历程中,我国也逐渐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信息数量显著提升,人们生活越加丰富,这也转变为人们日常生活方式。

首先,计算机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促进了社会改革进程,在重新创造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情况下,也在转变人们生活形式及消费习惯。大众在全新社会时代情境之下,逐渐受到全新理念影响,进而造成部分大众对于传统主流理念产生质疑。

其次,部分国家借助互联网技术优势,积极向中国进行文化输出,人们开始逐渐接受西方文化理念。西方道德观念和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在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别,部分网民被西方道德观念所吸引,造成自身思想观念出现混乱,人生观及世界观出现问题,加剧政治价值复杂性。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质的回归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人全面自主发展,解放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奠定了现代哲学形态及格局,并且赋予了时代设虚拟批判现象。哲学在面对现实实际过程中,可以看见社会所存在的美好一面,同样也可以看到社会所存在的矛盾一面,认识约束社会发展建设的问题,并且对其进行批判,创造全新社会理念。

哲学批判性属于开放性体系,会跟随时展变化而发生改变,以对资本逻辑的反抗作为基础条件,这样才可以真正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矛盾问题。哲学批判性回归,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建设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哲学批判性大众化建设之后,可以精简哲学思维,引导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激发社会所潜在的矛盾纠纷。哲学并不是一把万能钥匙,它实际上存在与任何事物中,并且对事物进行批判而成[3]。

2.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并不仅仅是发现问题及考察问题,更是解析问题及处理问题。马克思认为,时代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内容上都具有原因,并且也具有一定历史使命。真正难以解决获取的并不是答案,而是难以获取问题。真正进行批判的也并不答案,而是对问题的批判。以批判性分析作为基础条件,问题意识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出发点,也成为了人文社会重点研究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式与社会阶级纠纷最为在激烈时期,进而马克思是从哲学是从解放人类发展层面入手,对人类全面发展问题进行剖析。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历史发展规律描述上,并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入手,而是借助资本主义社会内矛盾进行分析。这也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也对哲学问题进行了分析,但是更多问题都是以哲学问题作为切入点。

社会在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都会呈现出不同特征,但是基本上都是将社会发展成为统一个体。部分社会无法进一步发展,只有整体历史才可以进一步发展。当代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逐渐呈现综合性及复杂性特征。所以,问题意识需要和整体性相结合。

马克思是以哲学问题研究是以整体性研究作为基础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自我意识,认为人在追求理想及现实发展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客观表述,同时积极引导人们思想观念。

(二)网络时代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1.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载体

新型网络传播形式在产生及流行,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发展提供了良好平台。在庞大信息环境下,大部分网民实际上都高度忠诚于中国共产党,愿意为国家发展提出意见。在网络平台媒介之下,人们可以积极表达自身观念,并且信息流通时效性得到保证。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发展需要借助大众传播。在互联网越加发展普及情况下,人民的公民意识显著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应该借助该社会氛围,积极疏导人们思想观念及哲学理念。首先,网络媒介可以积极反馈信息,其次,网络平台获取良好信息传播成果。

2.拓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思维

互联网最显著特点就是虚拟性。这也就表示网民在表达自身观念意见时,自身身份可以虚拟化,并不需要承担言论责任。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本质在现实世界中逐渐削弱,而是应该加强自身在虚拟环境中作用。通过互联网环境特征,构建平等、自由网络平台,关注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积极反馈网民意见,从多个途径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建设。

3.传播主体整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核心内容,是无产阶级及社会大众认识世界主要手段,并且也是目前哲学最高研究成果。

纵观整个网络体系,很少仅仅应用一个搜索引擎就可以相对集中并且专业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搜索引擎基本上都是学术性文献,网站设计相对简单,无法吸引到社会大众关注。在大部分人潜意识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属于专业人员研究内容,无法在人们实际生活中应用。这些错误意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建设十分不利,但是也产生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人员,构建了全新传播合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想要真正实现大众化,需要漫长发展历程,专业人员需要起到带头作用,创建全新网络平台,兼容不同人员意见[4]。

结论:

大众哲学篇4

科学的理论往往是时代的产物,它的诞生总是对时代提出的最重要的现实问题的回应。马克思主义同样如此。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及时、科学地解答20世纪初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它在传入中国之初就难以击败各种思潮赢得人民大众的支持和认同。艾思奇在撰写《大众哲学》的各篇论文时,牢牢把握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解答人民大众感到困惑、易于误解而又迫切想要得到解答的问题。《大众哲学》诞生之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深重危机之时。面对武器装备精良、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者,人民大众对现实忧心忡忡,对未来深感迷茫。《大众哲学》一书中的大部分章节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时,总是密切结合大众最为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即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一方面很好地诠释了生活中处处有哲学的理念,另一方面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问题和解释世界的强大功能。例如,在阐明“在同样的环境之下,不同阶级的人会发生不同的感想”时,艾思奇就结合人民大众遭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重压迫的社会背景,说明普通大众与“军阀、官僚、地主、买办、大资本家”等少数社会上层人物,由于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的差异,其想法必然是不同的。正是因为很好地结合并回答了当时人民大众最关注的现实问题,《大众哲学》才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启发了国人的觉悟,吸引着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的大众阅读此书。今天的中国,曾经深重的民族危难已经远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正在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向一个中等发达水平的工业国迈进。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在发展中又面临着一系列新现象和新问题,引发人民大众新的思想困惑,要求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予以解答。国际上,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直面这一“双刃剑”,在同主导这一浪潮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与合作中艰难地谋求生存与发展。中国也不例外。在国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继续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摸着石头过河”难免“走弯路”和“跌跟头”。因此,改革的阵痛与种种新问题、新矛盾既考验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又考验着人民大众的分析能力与判断能力。这些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如果马克思主义能够及时回应各种现实问题,正确化解思想困惑,合理消除各种矛盾,这将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扩大影响的新契机;反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将受到质疑。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和宣传工作者在当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要敏锐把握社会的热点和难点,深入了解大众面临的实际困难和思想困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予以及时解答和正确引导,着力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实践性。近年来,连续组织编写出版的系列通俗政治理论读物《理论热点面对面》就是很好的尝试。各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也应该紧密结合本地的民情风俗和具体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回应现实的及时性与针对性。总之,马克思主义只要能够解除人民大众思想的“饥饿”,即使“它不是装潢美丽的西点,只是一块干烧的大饼”[1](序),也能受到大众的欢迎。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支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实践

任何一个理论最终要赢得大众的支持,必须在实践中成功经受检验,否则难以获得发展的现实土壤。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能够在包括青年大学生在内的普通大众中广泛传播,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密切相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形形的救国“良药”被证明无效,只有马克思主义经受了实践的检验,指导中国人民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证明了它的科学性。正如后来艾思奇回应他人对《大众哲学》的称赞时所说的那样,“当时以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着工农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正在进行着伟大的革命实践。广大革命群众向往光明,迫切追求真理,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下,这本小册子才能起一点作用”[3](30)。可见,《大众哲学》能够影响一代中国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的顺利推进,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提供了雄辩的事实支撑。在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大众化,必须借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实践的支撑。事实上,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得到世界各国的公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支撑已经具备。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国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健康、快速、稳定的发展态势,成为世界三大经济实体之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日益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继续发展,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城乡居民生活保障体系初步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健全,社会和谐稳定的局面得到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领域取得的显著成绩,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取得的伟大成绩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相结合,如何以雄辩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发展的指导力和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性,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这就要求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一方面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惠民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借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各项成绩来展现马克思主义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能力,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是消除理论与人民大众的距离感

艾思奇在这里表达了“生活中处处有哲学,哲学来源于生活”的思想,将一直以来被视为“专门家书斋里的私有物”的哲学与大众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掀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神秘面纱。为了消除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大众之间的距离感,艾思奇不仅在书中开篇即通过对时局、时事以及个人体验的分析来说明,而且在全书的行文风格和素材筛选上力求平民化。他对哲学原理的讲解采取娓娓道来的方式,如同与朋友话家常,异常亲切,毫无“学究”气息;在事例的选取上也刻意选择大众熟悉的事物或现象,如“果树林里找桃树———哲学是什么”、“无风不起浪———事物的普遍的有机联系的规律”和“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目的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等。这些努力虽然常让艾思奇感到“吃力不讨好”,但结果却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从“书斋”走入田间地头,从“专门家”逐渐走入人民大众的视野。可见,尽力消除理论与大众的距离感,是艾思奇成功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经验。马克思主义诞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建立在19世纪之前人类积累的知识基础之上,并带有创建者独有的民族思维特色和语言习惯,这些因素造成了它与中国大众之间的天然距离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获得了新发展,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成果虽然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但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旦具备独立的理论形态,就同单个人的经验或体验存在或远或近的距离。同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它不是对个人经验的简单复制或叠加,而是借助归纳、演绎等手段,经历了将较为零散、杂乱和无序的个人经验加工成为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的过程。这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可能让普通大众产生距离感。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尽力消除大众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距离感,着力于探讨如何在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将科学的理论转化为大众的语言,贴近大众的思维方式,增强理论的亲和力,从而激发人民大众主动接近、掌握和运用理论的兴趣,消除让大众敬而远之的距离感。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依托是稳定的复合型工作队伍

艾思奇在为《读者生活》撰稿过程中,认真研读了每一封读者来信,掌握了大量关于普通大众的兴趣、疑惑、要求等重要信息。正是这样的素质和经历,使得艾思奇主动去承担“还没有人尝试过,甚至是没有人屑于这样尝试”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1](6),创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读物,及时回应读者的需求。这样的尝试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不少学者认为,理论的深化比理论的通俗化更为重要。正如李公朴在为《大众哲学》所做的“序”中所指出的那样,“大众文学和大众科学的呼声,我们已经听得很久了,这是反映着客观的需要。中国方块文字的困难,以及文化水准的低下,使一般人都切望着通俗著作的出现。然而,要紧的是著作者是否肯努力来做这种工作。作者们做惯了高深的学术论文,临到这时,不免多少有点踌躇。‘通俗化是不是可能呢?’大家都在怀疑,有的人甚至于认为通俗化无论如何做不到,要通俗,就会流于庸俗”[1](1)。正是这种认识使很多学者对理论的通俗化工作望而却步,甚至不屑一顾。顶着极大的压力,艾思奇真正地迈出了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步,对具有开创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体裁作品《大众哲学》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说,“如果我用同样的精力来做专门的学术研究,我想至少也可以有两倍以上的成绩了”[1](250)。事实证明,艾思奇的这一尝试是非常有价值的,《大众哲学》努力做到的“深入浅出”和“出浅入深”,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有永恒的意义,而这样的成绩和影响同艾思奇本人的理论功底、生活经验以及主观努力密不可分。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面临着更好的机遇,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面对的大众文化知识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其规模更为庞大,从曾经的四亿人增加到十三亿人,且社会分层更为复杂;二是因为我国正进入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成绩突出的同时,又进入了“矛盾高发期”,新难题和新障碍不断出现。这些都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单个主体和整体队伍形成了新的挑战,要求组建一支能够担当重任的、稳定的、复合型的工作队伍。第一,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者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能够在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理论精髓的前提下,根据各个社会阶层大众的特点和需要灵活调整理论传播的形式,使马克思主义进得“书斋”,下得“民间”。第二,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者具有良好的写作技术和宣传技巧。正如艾思奇所说,“专门学术的文章,不十分着重写作技术,只要有材料、有内容……通俗的文章却要求我们写得具体、轻松,要和现实生活打成一片。写作技术是第一要义”[1](250)。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者要熟悉群众的语言习惯和表达形式,将晦涩的学术语言转化成大众语言,并收集和借助大众耳熟能详的各种素材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降低大众的理解难度。第三,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者具有深入群众的丰富体验。目前,相当部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者集中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党和政府的各级宣传部门,由于工作性质和现实条件的制约,他们能够深入各行各业、了解各个社会阶层的机会很有限,这容易导致部分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理论研究,其研究成果往往充满学术气息,却缺少“人间烟火味”。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者尽可能利用各种机会,主动深入基层,重点了解大众面临的困惑、难题与疾苦,进而“深切地明白了中国大众在知识上需要些什么,因此也才知道自己为了他们应该写些什么”[1](253)。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者将会获得在书斋里难以得到的一手资料和实践经验,真正成长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主体力量。第四,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者队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将在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结出更多的理论硕果,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定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使命。这就要求有一支稳定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者队伍,长期不懈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转化与宣传普及,这是确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始终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必要保障。

大众哲学篇5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概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哲学理论。在学者眼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繁为简、由抽象到具体的一个过程。[1]其中“大众化”的“大众”,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由少数人理解并掌握到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并掌握的一种文化的一个过程,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般人民群众所共有的文化,而不是少数人才能掌握并拥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来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另一方面是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经历去丰富、去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根据现在我国社会的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际需求,对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推进到广大人民群众中这个问题不断的探索和研究,最终开辟出了教育引导、文本传播、思想改造、媒体宣传、组织推进、制度安排等一系列相互配套且行之有效的基本推进路径。

二、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也要随着社会而发展。许多人觉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距离他们十分遥远,属于书斋里的学问、执政党进行形态意识的统治工具,而且已经过时,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2]还有些人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是一种关于人类实践活动的概括性的科学,一直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抽象理论的思想上,更无法看到其革命性和现实性。另外,由于历史原因,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和意义存在很多误解之处,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我国的社会活动中的实践难以尽如人意。因此,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首先要更正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误解,端正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在社会实践中让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重新认识和理解,让人们明白,马克思主义是经典的哲学思想,而且是可以在我国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正确深刻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和含义,并认可它对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革命性和实践性。

三、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原则

如果要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首先要坚持一定的原则,这样更有助于确定研究的方向,了解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在社会活动中的实践意义。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要继续深入,通过社会实践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关于思维、社会与自然发展规律的一种科学。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可以将抽象的哲学理论转变为通俗化的语言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诠释。第二,在积极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应该宣传其获得的最新成果,让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明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实践性,而且还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成果与当前的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去丰富和壮大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后,将社会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结合现在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观点以及立场,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理解并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处理好社会各方面的关系的同时,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推进路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根据广大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需求,我国已经探索出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基本推进路径。以下我们主要把这些基本推进路径分为三个方面来进行简要的讲述。

1、把抽象的理论运用通俗化的语言来诠释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较为抽象化,很难使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并掌握。因此,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工作中,应使用通俗化、大众化的语言来诠释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以便于广大人民群众对其进行理解。[3]例如,在进行文本宣传时,采用朴实的文字、大众的语言、日常的题材来诠释科学的理论,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接受的过程中不会感到哲学理论的晦涩难懂。另外,在此过程中,应当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庸俗化的尺度,避免走向庸俗化,进而破坏广大人民群众心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印象。

2、用大众化的哲学指导社会实践

推进马克思哲学理论大众化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适应当今社会生活的发展,因此,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工作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以便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用大众化哲学进行指导社会实践工作,马克思指导实践工作的关键也在于此。所以,如果想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更加贴近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充分发挥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只有将其与社会实践互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快速前进,不知不觉之间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3、多种宣传方式共存

随着现代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方式也越来越多。若要快速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要接受多种宣传方式。根据不同人群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使用不同形式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推进工作更进一步。首先要考虑到各个阶层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理解能力以及思维方式等,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将晦涩难懂的理论与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起来,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宣传,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真正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的思想文化,真正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

大众哲学篇6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 大众化 时代推进

不同于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于实践理论之上的唯物主义思维模式,该思维模式强调以人为本,本质属性决定了其具有大众化的属性。与传统哲学相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其具有极强的实践性,且实施者是人民群众,其发展壮大也要依靠人民群众。而这种思维模式并非与生俱来即可拥有的,人民群众需要后天的勤奋学习和不断强化,才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取其精髓,运用自如。在这一个过程,还会涉及理论表达普及化、传播形式具象化和服务理念通俗化等方面。

一、理论表达的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在理论表达方面要彻底摒除主体意识的狭隘性,力求公共性归位。在此过程中,简单的心血来潮和五分钟热情是不够的,而是要有一个理智活跃且思维清晰的大脑进行仔细地斟酌处理,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只有经过理智活跃且思维清晰的大脑处理后,才能化成一股强大的现实力量,推动社会进步。

同志在1942年发表的《反对党八股》演讲中,曾鲜明提出一个至今仍为人称赞的论断:“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预见性地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两代领导人的一致评价出于革命实践与当下国情,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对于时代推进具有的现实意义。

如何上升到理论表达的一种高度呢?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工作者扔掉自身酸腐的学院气,与受教育人群在心理上保持高度一致的平等,只有学风上平易近人,才会在理解上实现通俗易懂。同时,还要将哲学原理与当下国情有机结合在一起,不脱离或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才会更容易使人民群众从心理上去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从而实现理论表达普及化。

二、传播形式的大众化

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传播媒介更新之快,可谓是日新月异。各种文化意识要想深入民群众的内心,都需要依靠传播媒介的力量,这点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传播。若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在理论表达方面的普及,那么具象化的大众传媒必不可少。变换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拓展宣传载体,借力大众传媒,皆可为之服务。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时代推进能否产生深刻意义,单单是理论表达方面出彩还远远不够,传播形式是否新颖、传播力度是否强大也决定了其受众范围。眼下是一个极好的时代,因为移动互联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民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有效的沟通桥梁。

信息化时代,主流媒体的传播利器更多,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渗透到人民群众生活学习的各个角落。例如,某个乡镇的“八个一起来”活动,“国旗飘起来、喇叭响起来、大众舞起来、课堂开起来、故事讲起来、电子显示屏亮起来、微信发起来、公益广告竖起来”,不仅拓展了宣传载体,同时也丰富了宣传内容,传播了社会正能量,推动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传播。

此外,除了主流媒体的传播之外,还有其他宣传途径。比如开展一次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之我见”的主题活动,活动形式可以丰富多样。可以是“送课下乡”的面对面辅导;可以是深入社区、街道的地推方式;可以是引导人民群众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去了解;可以是大家喜闻乐见的扫二维码形式;可以举办一次“我眼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绘画比赛,用写生或漫画的形式,加强人民群众对其的深入了解等等。

当然,还可以举办一些更接地气、参与感更强的活动,例如招募骑行志愿者进行骑行活动、在人流密集处播放弘扬主旋律的视频专题片、结合教授课堂开展知识趣味赛等等,用多种宣传形式助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时代推进。因此,要充分借助大众媒体的力量,多变换宣传形式,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提供多种宣传途径。

三、服务理念的大众化

“立国之道,惟在富民。”只有在改善民生上持续发力,在社会事业上创新发展,才能让人民群众收获更多的成就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在服务理念上的表现具体为五个领域:教育、就业、医疗、社保和收入,可以说这些都与民生福祉息息相关,保障人民群众生有所养,老有所依。

教育是民生之基,要不断改善各级各类教育办学条件,推进教育事业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就业是民生之本,要始终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医疗卫生是民生之盼,要全面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坚持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医改之路;社会保障是民生之依,要明确社保制度改革重点任务,健全社保工作体制机制,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社保体系;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要千方百计开拓增收渠道,确保城乡居民收入按全面小康指标提速进位。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时代推进,不仅需要传者有心,还需受者有意,最重要的是理论表达要立足时代、本土和生活,带着时代律动、泥土味道和生活气息,才能使人民群众自发觉醒起来。

参考文献:

[1]涂亚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理性精神积淀[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5(01).

[2]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J].哲学动态,2014(01).

[3]刘增明.努力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话语系统[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04).

大众哲学篇7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众教育;精英教育;平等;政治哲学

伟大的哲学传统自苏格拉底以来就把自由教育的危机真正当回事,给予它应有的重视。苏格拉底采用“哲人的无知”来表达自己的论证,这绝非偶然,并且他也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他相信天才的资质与愧于在大众中传播思想智慧之间显然有紧密联系。我们可以在《斐德罗篇》和《理想国》等篇什中看到这两者的关系。由此出发,我们看到,在西方文教哲学思想中,目前从根本上规定着精英主义教育理想与民主社会教育理念相争相斗的思想路线,有其历史与逻辑来源。当现代国家把苏格拉底式的平等原则作为政治理想灌输到社会中去的时候,最不合乎它的初衷的事情,莫过于一切教育在普遍的半吊子教育和非教育中消亡了。现代世界的大学教育问题在于这个事实:由于大学内化了各种利益竞争法则,也依照利益报偿方式分出那些优等生和劣等生,大学教育本真的政治或美德意蕴就很容易被人们忽视。我们现在清楚地认识到,当哲学家作为教育家出来宣示一种教育理念时,他们不是在秘传一种真理,而是揭示了他们的时代的矛盾。他们最深切的疑虑在于:“什么样的教育引向真正的教育?”它也许是对一种新旧更替的德性状态的审视,一种对美好事物朽灭的恐惧,一种对堕落造物的精神疏离,一种对成为暂时的文化荒芜的生命意义消沉的反省。对哲学家来说,教育危机应当跟文化、政治、时代危机一并看待。确当的哲学以对当下的批判,把精英主义教育理想与民主社会教育理念作为当代教育的两种基本道德设定提出时,十分自然地并不是把它对立起来,而是要超越它。

一、谁来培育伟大的教育者

几个世纪以前,大学教育和科学的精英王国在建制上大体还紧密相联。这不是指数量上的,而是指一种更加本质的,即大学教育不仅仅被认为是学术进步的最重要阶梯,而且它还包括对人的使命和卓越能力的整全创造。但教育科学毕竟不同于其他科学比如建筑科学。如果说后者预设了某种材料的实存,而并不探究那通过建筑师的心灵使建筑实存起来的创造性,那么前者(不同于一般的教学科学)却必须就教育的目标或目的实存而言寻找它的存在条件及如何实施的原理和原因。

从这种意义上说,教育科学理所当然重视对教育者的素质和受教育者的资质的探究。这里,我们仿佛听见很像亚里士多德或列奥·施特劳斯的思想,或者不如直接说,我们更加容易以天赋差异和社会不平等为前提,承认传统精英主义教育的服务对象仅是那些少数人。作为说明,有些人可能会不分就里地相信高贵完美教育所求超出了非具有优秀的禀赋和未受良好教育的多数人的能力范围。比如,对施特劳斯来说,马克思和尼采,他们是人类的教师,他们“都成长于自由教育”——关于“美德本身”“人的灵魂的教育”——“他们达到的水平是我们根本无法企及的”[1](P8-26)。对造成这之间差别的根源的探寻,现在分化在两种逻辑下:有人会把它归结于自然力量,如施特劳斯定义的,自然遗弃了绝大部分人类。也就是说,在对待绝大多数人的智力上所显示出来的“小气”,换句话说,似乎自然永远只产生极端的对立:少数天才与大众。但问题在于,有关才智和物质文化的证据所显示的,会有多少东西是公正地源自自然呢?

在提出这样的问题以前,我们先扪心自问:这些未经历史考察的叙事在我们心中产生的图像是什么?首先,最初的教育大致指涉文化含义——“土壤”和“耕种者”:教育乃是把自然本性教给孩子。在这个逻辑起点形成上,是由教师和学生构成,由学习和理解构成;教育是一个由“经验较丰富的学生帮助缺乏经验的学生,包括初学者”的教学过程;这个过程最终乃是由作为“教师自己也是且必须是学生”和“总有些不再作为学生的老师”构成。后者,即“不再作为学生的老师”,就是一般而言的“更高之人”。他们是如何能够培育出来呢?对此施特劳斯用了一种强硬的不平等逻辑:它来自自然、时间恒久和自由政体等因素。无论如何,它不大可能在课堂甚至在任何被称之为“历史洞穴”的地方产生。

有趣的是,施特劳斯使用了“最伟大的思想家”[1](P1)这样一个绝对的词,施特劳斯似乎觉得自己已经弃绝了“谁是最伟大的教师”这样抽象追问的困扰。在他看来,伟大的思想家是可以克服这个困难的,亦即建立最好政体的障碍(也就是作为糟糕质料的人、人的天然或者普通民众)是可以得到克服的,因为质料是可以由良性即自由教育来改造的。但在施特劳斯所谓自由教育那里保有其前现代的含义。从希腊词汇那里挑出来的一个意思,仍然对施特劳斯所思所言的自由教育起主导作用:为少数富人保留的绅士生活。但按照一个“庸俗”即希腊人称之为“apeirokalia”的时代进程,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如今这个大众民主的世界历史瞬间中,由于大众文化就是“无任何智力和道德努力可言,价格极为低廉且最平庸的能力就可以形成的一种文化”,所以“缺乏对美好事物的体验”[1](P3-7)。施特劳斯在这里从根本上是跟希腊人说一种一模一样的东西,即从儿童“玩耍”[1](P10)这个希腊词那里比从我们当前迫切的实际需要那里能够更好地去体验美好事物。

当然,依赖语源无法洞见为什么例如道德教育不能与今世快乐而非来世幸福一同被引向一种本质的意义关联。由此,施特劳斯也仅仅从我们目前对成人教育上的类似于宗教缺位的批评中奠定了他的关于自由教育思想的必要性,如同有些人认为大学应该做宗教改革曾经做的事情即建立所谓精神自由一样。他们把目光投向恒久的东西,而没有投向现代历史思想。然而,施特劳斯有所不知,我们很可能在批判某个文明的特定品质时对历史作无知或错误理解。对我们来说,人无自然,而有历史,这被描述为现代意识的历史和主体主义措辞的基本公式。基于西方历史的基本运动,在遇到我们当代大学教育理想论辩的时候,人们遵从同样的主张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毫无疑问,现代人接受的教育较古代人接受的教育来说是否在精神水平上更高,这是一个问题。在现代,由于学院教育的职业教育成效和经济上的必要性推进,至少也有一些客观标准,以衡量精英主义渐已失去建构教育秩序和社会秩序关联的政治功能。一些早被苏格拉底和孔子看做能使人完美的卓越教育如今已经趋向于通俗化(比如,将社会众多个体普遍地童稚化[2](P76),甚至除了“妇女的强大个性”成为平衡“我们的世纪还有一些无耻的东西”[3](P203-205)的力量)的水平;也就是在这同一历史进程中,现代文明主轴被认为是平凡大众,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学者[4](P264)。有些人把这个过程想象成所谓颠倒的精神金字塔,即颠倒那种所谓被自上而下统治的领域(比如艺术、宗教和哲学)和被自下而上(比如商贸、金融和医学)统治的领域之间的分界线,仿佛希望由此摧毁整个人类,然后培养新的人类来描写大众社会的来临[5](P88)。但另一些学者意识到国家与市民社会更加内在地分裂。保守地说,这种分裂在于我们对现代原子式个人主义危害知之甚少,我们顶多了解一些关于个别天才与大众之间的对立,关于国家压迫“众多的个体性”或“把他们改造成对国家自身更为有用的工具”[6](P111)的记录片段。大学和其他社会机构一样,都是国家的工具。

在最明显的案例中,无论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大学教育都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在《教育的危机》一文中阿伦特指出,教育危机是全世界性的,但其最极端的形式形成于美国的高等教育,因为这个国家科学传统不强。美国人即受过教育而无历史者,在无历史教养的地方就会一无所有。最先进、最时髦、最能发声的代表所主要依赖的事实、数据、实用主义,就好像依赖“大众社会的要求”的宝座以及对社会平等的美化。在阿伦特看来,“大众社会的教育问题不管在哪里都没有比在美国更尖锐,教育学上最时髦的理论没有哪里比在美国更无批判地、亦步亦趋地被接受”[7](P168)。人们在教育问题上做出正确行动在美国是最为困难的。阿伦特通过在其时代中那种被削弱的人文意义感,揭示出教育要求的权威和传统更甚于要求的文化教养,可权威和传统长期以来都是斗争的对象。如果一个有教养的人是对时间的乞灵或起码得上到“高等专科学校毕业”[7](P182),那么几乎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也可以这样来说),通过主观的、自我的诗处理这个问题而追寻一个真正的、有教养的共同(共同感)世界(除了继承共同历史传统、面临共同现实问题之外,需要共有道德官能)的时代已经过去。阿伦特感觉,“为我们所有人共有的某些东西毁灭”是大学教育危机的指针[7](P163-182)。如果人们去翻阅阿伦特的论著就会注意到,她对大学教育,特别是广义的人文—政治教育怀有深切的眷注。

在当代对大学教育针砭时弊的立场中,哲学总是显得格外的急迫。它会从如阿伦特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裂隙”得到提示。哲学曾是最高意义的教育,而政治教育是最高的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教育应该处于哲学这样的场景中,这是由于它认可一种永续的活的存在的经验,这种存在在其显现的一切可变事物(用通俗的说法就是一会儿像这样的事物,一会儿又像那样的事物)中保持不变。而今天的大学演变成了“传承知识”及“科学行会”,从而衍生出所有中心信念的破碎和庸才自发地不愿受伟大事物影响的倾向,受到了具有古典政治哲学立场的哲学家多方面的指责。至少在这意义上,所有重要的哲人都达成了一致,如韦伯、海德格尔和尼采,尽管他们在许多方面有本质的不同。就韦伯而言,他当时针砭德国大学的“美国化”趋势的对立概念是美国教育“欧洲化”概念。在这里,韦伯是在说,按照科学或者说是大学理念、目的,“学术”要求满怀激情的献身和非人格性的体验之紧张条件,这意味着“科学的职业”转向科学作为人类生活总体中的“天职”近乎偶然。韦伯并非意欲单纯比较美德不同的大学体制。问题的关键是,大学教育要是放到人的生活地平线当中考量,竟有不可思议性。人在生活中,特别是作为公民,如何美好地生活,不可定义。就韦伯看来,大学体制改革让人不见未来而纯凭运气,所以“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广为人议。韦伯很谨慎地说,评价科学或大学的关键是,科学或大学在“值得我们知道”的意义上重要与否“就是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因为抓住科学的手段,从而实现对此问题的终极意义寻问,见到的就是信仰。韦伯认为,有这种企图就会引来诸神之争的负担[8](P1-46)。大学教育比任何其他教育形式都更不可避免地与大众普及教育展开较量,这种较量总是一场智性革命的较量,一场人文—政治理想的较量。

这里有来自海德格尔生存哲学世界的回响。因为海德格尔知道从古希腊“完美的教育”出发和从现代科学的健全人类知性预设出发“通达”文化对象、文教对象之间的本质差别。例如,在他看来,当如今哲学以“某个知识系统”、认识论和实证科学出现在大学中,实际上是古希腊哲学的“遗失了的形态”。这在当今的语言使用中意味着:对“玩”“哲学活动”和“从事”“哲学工作”之间的语言惯用法进行区分、比较[9](P44-45)。海德格尔似乎认为,思想和语言的游戏比科学的理智主义更亲近此在存在。但是,对于像韦伯和海德格尔那样的人来说,在他们整个一生中,思想困境无人匹及,海德格尔式的语言正在变成到来的历史转折被发明出来。因此,他针对德国大学“越来越具有百货商店的特征”的对立概念是“学院学习”概念,大学教育应当成为“那种在世界之整体中特有的生存活动”,其要点是重新“唤醒”大学的“某种本质性的东西”。而事实上,一种新型的学院学习或一种科学的“理智主义”方向已占据大学的主导地位。一方面是“科学的大规模的通俗化”,另一方面是哲学被解释成“纯理论”之物,它们反映了当前哲学和科学的困境。虽然海德格尔并不像韦伯那样将科学视作“对世界的去魅”,或者把“今天的年轻人”描绘成那些遗忘希腊精神的人,亦即那种不是倾向于把握科学认识的概念工具,而是倾向于把实验当作研究本身而忽略它们的真实存在的人[8](P22-23)。可是,一方面海德格尔指出,此在在世生活中,从柏拉图洞穴的阴影转向科学的“理智主义”,一切都不再神秘。可以说,“在如今这个我们将一切琐碎的发现都称赞为伟大发现、并竭尽所能地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的时代,我们可能对上述这一点意味着什么没有任何概念”[10](P419)。这种对以好奇心满足取代伟大发现的批判意味着,海德格尔所谓存在的命运比韦伯所谓理性化的命运更是处于时代状况及其最极端的危险的视野,或者说,比韦伯专业上的犹豫不决所流露出的情况更是对时代的知识平庸的精神状况深深感到绝望。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向我们传授他自己的哲学,这种哲学是要把握科学的内在转变的意义,对于那种意义,我们无法简单把捉。海德格尔认为,“如今我们到任何地方,都看不到有任何人在某方面真正领先于另一个人”,因此,赢得“某种创造性力量”就需要耐心等待,施以一种新的扎根状态。“在学院学习方面进行某种引导,就变得有必要了,对于学院教师本身而言是最有必要的”[10](P419-420)。

然而,在海德格尔说这段话的时候,他心目中的教师是谁?这十分像施特劳斯著作中的情况,在海德格尔那里,他指的是他自己,指的是他自己对“教师”的某种信仰式的设定。海德格尔十分清楚,在现代智识困境中,在大学中有一些“更多的知识积累”的人,他们利用知识并声称有可靠的知识,因为知识给予他们比学生更有把握的外表,也因为知识让“常人”得出如下观见:他们是有名气的“万事通”或“大学教授”“专家的权威”。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样的教师仍然不可缺少,如果为了特定的目标(比如造房子或建桥梁)。尽管如此,帮助我们解脱形而上学死亡及技术时代困境的却只能是一位伟大的教师。在对“什么召唤思”的探讨中,海德格尔指出,“成为一名教师,才是更高的事务”[11](P1217)。也就是说,它本身依赖于更高的东西。说这些话的海德格尔很难告诉我们大学应该依赖“更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然而,它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问题不在于谁来引导学院教师本身,以便行使他的强力意志,而在于谁来引导学院教师本身,承认其显而易见的自然。因为正是借助于自然,按照洛维特对海德格尔的解读,“教师”克服了尼采之人类最“必要”的本性即“意欲”(wollen)规定。“‘教师’……真正意欲的,是‘不意欲的意欲’”,是“泰然任之”[12](P182)。当然,泰然任之不是近乎放弃的状态。

很清楚,在海德格尔那里,问题始终还是谁来引导学院教师本身。对于相信海德格尔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来说,海德格尔可曾思索过一个真正无比丰富和充满活力的教育吗?当然没有,尽管他否定在“我们所有人都是太容易无思想”的状况与科学知识之间有着悲剧般的联系。但从其思的本质来看,海德格尔坚持,“如今一切都是从下面着眼来衡量,也就是从商业买卖来衡量,今天已经没有人想要作一名教师了,这大概是一位当教师是更高的事务吧”[11](P1218)。如果海德格尔让自己满意于上述的断言,那必定显得是一厢情愿的。按照海德格尔的断言,“西方历史的基本运动”是不可避免的虚无主义。在这样的精神中,他必然不会也不允许自称在生活的重大问题上是“人类导师”。于是“海德格尔所做到的是,给予一代大学生们以新的尺度,并且说服他们‘逻辑’和‘理性’必定消散于‘源始问题的漩涡中’,即伦理、文化与人性这些我们原本就早已加上引号的东西,不是严肃的关切,人不是‘理性的动物’而是一种绽出的‘存在的牧者’,科学思想奠基于其中的一切理论的表现和技术的制造都是一种主体性在与它相应的客体性或在无条件的对象化上的衰亡”[12](P181)。这是海德格尔由存在的意义所决定的大学观的核心,在某种程度上,在人的生存的历史维度中,还渗透了尼采的不合乎“现代”“时宜”的观察。

在对时代教育的批判中,尼采被布克哈特誉为大学绝不会有的一个更能激发灵感的教育家。尼采将人类“再生”作为自由民主的走向及其人文教育道路的问题提了出来,并在此范围内展开了他对“强者的悲观主义”的探讨。我们知道,人们对尼采关于“我们缺少真正的教育机构”谈得很多了,留给后来的尼采解释者的最大问题仍然是等级问题。众所周知,等级这一概念不同于阶级概念。阶级用以表现人的能动性,比如,统治者或治理者为了征税会将人群分成各个阶级;等级则是一个自然的属性,是社会本身固有的。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等级起源于神创的存在之链,而不是职业化的分级教育的宏大系统;就像尼采笔下那样,不是“真”而是“等级”,决定着价值估价的天平。按照这种限定,所有教育的那种合乎民主时宜的改变都带有“不自然的特性”[5](P4)。

依照尼采论“教育机构的未来”的著作,教育只在于为天才的诞生做准备。大多数人,甚至包括来自二流和三流天赋之人,需要去“做这种辅助工作”。这是赢得他们自身的“生命使命”[5](P91)。但现在,对于尼采来说,由于摩登的现代政治—文化的持续引诱,这如此简单的、“自然的”道理变成最难理解的事。“俯就”和“随众”的教育道路得以畅行无阻。大众化高等教育尽其所能,就是让不平等的人组成一个平等的社会,可无限地减少不平等。最强有力的现代国家将社会推向整体的教学化,作为最后的结果,就是尼采把它叫作“通俗化”、现在人们把它叫作“成人教育”的事物,这是我们的大学教育和社会共有的外延。尼采敏锐地看到,最大的危险在于,“野蛮化的大洪水已经到了门前。由于我们原本没有抵御能力,并且大家又都在里面,所以能做什么呢?试着警告现实尚存的力量相互联合起来,或者警告受到野蛮化威胁的阶层抓紧时间制服洪水。只是任何与学者的联盟都会被否定”。最大的危险还在于,未受过教育的阶级会被“现时教育的渣滓”所传染[3](P52)。尼采为此深感不安。

至于我们的时代是否有利于创造性的天才完全是个严肃的问题。正如尼采写道:“我们伟大的天才过去从未得到你们的帮助,而你们现在又想基于此提出将来也不为他们提供帮助的理论”;尼采看见:“尽管由于你们的冷漠和阻碍,他们还是创造了伟大的作品,但他们要对抗你们的进攻;由于你们,他们过早地死亡”[5](P87);尼采执意坚持,现时的民主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把精英置于“公众舆论的贪婪的猎取和催逼中”,甚至逼迫天才躲进“自己建立的小小的教育孤岛之中”[5](P90)。但希腊天才的处境正相反,国家权力存在的秘密就是孕育和保存一批受教育的先锋力量。也是在这里,真正的教育机构应该尽可能地远离“把对国家本身直接有用的东西视为文化的功利考量”[5](P70)。

二、重估大众高等教育平等的理想

以上讨论确立的是这样一种观点:一种尽可能扩展教育教化的倾向和一种尽可能削弱教育教化的倾向,正严重地影响我们对当今时代大学教育的理解和判断。这里指的是两种倾向,即教育教化的市民化功利化倾向和教育教化保护自由个性享受知识快乐的倾向。很多人看到这两方面在现代高等教育中是矛盾的,其中可资考察的最主要的矛盾是对标志着现时代民主社会之伦理崇高的高度和程度的评判。

一般性地说,人类对舒适生活的贪恋被理解为加速了现代历史进程的动因,它是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例如群众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在大众人身上发现的特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带来了一个马克思式的批判性假设:“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但是,马克思接着说,“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中,我们认出了我们勇敢的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13](P776)。

至此,马克思将“工人”“生产者”或“制造者”与“资产阶级”“贵族”“倒退预言家”做对比。马克思的这些言论听起来似乎在反驳对历史倒退的辩解,马克思把现代文明的伴生现象与奴隶制做对比。因此,依据我们引述的这段话的意义,现代西方社会历史运动,“似乎”除了体现服从由资本所定的基本原则的过程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过程原则。这意味着,在没有真正的自由教育的地方,可能也没有教育,或者除了奴隶制教育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意义上的教育。而实际上,这是个历史视力上的错觉。现代西方社会历史运动不是所有的教育都是服从资本统治的奴隶制或雇佣的教育。相反,这里也有一些自由人,他们是作为现代生产力代表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像英国工人阶级那样的人,不再是由仅仅追求物质利益的无知的群众组成的。

马克思很清楚,对历史的物质动因的考察是对人类最高尚的道德的前提和基础的考察。尽管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将工人“多么英勇的斗争”掩盖起来,并视人的尊严、劳动的尊严为幻相,但这些人却保留着更为强烈的力量、勇气和道德意义。而从力量、英勇、人格、美德的含义上看,无产阶级革命能够获得同“资本的统治和雇佣奴隶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13](P776),天赋的差别似乎不再具有古典政治哲学赋予它的重要性。世界历史的劳动诞生史被证明是天赋不均的良好平衡器。如果说在大工业劳动中能够分辨出怎么做才算远大高贵或正确,那么包含在资本统治中的劳动,不是对资本残酷性霸权的衡量,而是要人坦陈存在一种资本统治而非人文的尺度。问题是极其困难的,以至于两个明显矛盾的事项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真实的。一个取向于人文理想的人本主义者,另一个越来越成为人本主义的对立面,它们是两个对立的精神世界。对无产阶级教养的关注使人必须将两个对立世界看作整体。无产者的行事告诉我们的事情是:真正让人类付出的努力是决定其价值存在的!这种道德尺度是建立在这样的观念基础上:无产阶级就像“‘菲默法庭’的秘密法庭”里的执刑者,他的崇高性源自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力量,这就使工人阶级获得了足以教育和引导整个民族或人类的资格[13](P77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其从精神,从“头”,转变成无产阶级社会的物质之“足”,这是一个无须争辩无产阶级与其能力范围的社会,不再对真正的人类精神有所亵渎和冒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想在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看来全然无效。他们只在严格的理论理性和伦理中解读未来,那可以争取到的未来,就不是马克思所见到的对现时的革命,而是“科技胜利”所决定的“大众高等教育庸俗化”。

诚然,今天,接近工人的现实,反观其中思想的能与不能,这种评判是否是一种纯历史的真理,我们也非常需要判断力,并且因此就涉及一场旷日持久的重大争论。这是有关精英教育传统与当代大众社会的争论——换一种马克思式表述来说,就某一种文教传统而言,是否工人阶级①或生产者在智慧和知性上比“资产阶级”“贵族”和“预言家”相对优越,而工人阶级同样因为这种优越品质,属于这个时代有能力的人,属于这个时代有文化的世界的目标的人?乍看上去,似乎没有人认为这一问题已经得到彻底探究,尤其是那些强调马克思的答案实际上是从属于特定时代问题的人会这样认为。

当然,这个问题并非马克思的发明。在古希腊哲学家的著述中,也可以找到关于此主题的只言片语。比如,希腊人认为,在人当中,占据优先地位的是生产者,而非诗人;然而,事实上这些只言片语不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千百年来绝非有人像马克思那样“人文”地看待工人阶级,因为“那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14](P348)。这也许可以说,在后现代的今天方能明确提出该问题。换句话说,人们在自由的叙事中继续批判地承认蒲鲁东,就像朗西埃表达的意见那样继续承认工人阶级与自身的拥护者和反对者有同等的智力(或“同勇”)一样。但是,朗西埃同样明白,他的主张“仅限于主张,绝非更多”[15](P61)。“主张”当然就是感觉较小的分量的意思,也就不那么重要了。朗西埃对他的前人的批判表明,他已经知道更有一些“特殊的人物”表达现时代的特殊意见——有关无产者现实的另一面,即劳动者工作生活的现实,始于通俗文化落入“无产者的夜晚”(nightsoftheproletarians)黑暗之时,这种黑暗只是朦胧地被些许散发着理念之光的东西照亮。工人阶级从那个时候起,就只能模糊地了解他自己和他的智力、想象力,而不是了解他的现实。人们只是用“劳工的夜晚”这样的范畴去观看他;或者用不同的说法,用苏格拉底的语言,人们想要复现那种学究而矜贵的循环:在公共议题论辩中,教育家苏格拉底遭人憎恨,因为他缺少各智力皆平等的道德观见。他一味蔑视搞诡辩的智者、伪民主追随者,就是因为苏格拉底重复来重复去地去证明各等级的人们各智力的愚钝让人反感。只要他相信自己天才,他就不会向他认为不聪明的人学习。于是,出乎意外,这反倒促成“社会秩序的主宰”让给了阿尼图斯之流[15](P127)——相当于今天所谓的大众。

正是苏格拉底的这种知识骄傲更清楚地显示出,在这个问题上,有海德格尔“遗忘存在”和苏格拉底“高人一等的智力”的混合所产生的思想:海德格尔的名字标志着一个历史点,在这个点上,无论何时,无论何方,教育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互联都将归属于存在的天命!从此,国家将苏格拉底式的教化作为政治理想灌输到社会中,就会遭遇尼采所谓的自然趋势意义上的胜利而成为疑难问题。

从施特劳斯、海德格尔到尼采等思想家,他们几乎对自由教育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争辩着各种既古老又新颖的教育方法。如果问这些人是否对现在已经达到的文化目标——所谓从以科学技术为手段构造、维持对纯智力建筑线条专注的中等水平文化走向粗陋的、不文明的“文化工厂”可算大众的巨大成果——感到满意,那么他们会说出千百个不同的意见。尤其在对大学教育目标的期望和发展变化的认识上,我们更不能指望他们的观点达成一致。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海德格尔们无意于负责区分生活中方方面面好坏或更好更坏的历史标准,他们也离间了我们对大众社会和教育秩序的关系的真理性标准。也就是说,他们仍然是一群有着“非凡天赋的”“学者们”:从根本上讲,在他们看来,能够从诸如经商牟利、社会化的平均主义、公共教育平等、大众的成果和地球物资利用方面的进步之中解脱出来的“东西”必定能够克服大众社会的一切无教养的、野蛮化的危机,但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事实上,他们只准备了哲学答案!换句话说,这种意义的“答案”似乎是一群学者的先入之见,可由是“是”还是“为”的澄明来区分。

然后,可见的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他们对大学教育的激进批评使他们对未来没有明确的把握,也找不到具体的教育的道路,似乎一切都需要从“头”重估。而主要的事情是具有最高天赋之人的存在尚不可推算!在海德格尔同时也在尼采已经定义不死的“死亡的上帝”那里,本着传统人文主义精神而使用的“人文”这个字眼已经流散迷失如潮汐了。尼采的根本问题(克服虚无主义)依然如故地摆在那里。至于在高等教育所建立的知识和才学的对立关系中,在他们对才智价值评估之平民的和贵族的(或大众的和精英的)的对立关系中,我们分明从中看到它们之间更为根本的哲学关系。涉及的关键词不止两项,而是四项——天才、大众、高贵、低贱。这四项不同的决定因素的组合,决定了有关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研究的路线分叉:或是取向多数人的“随众的”教育,或是取向少数人的“天才的”教育;而高等教育的全部问题可以概括为这样去提问:在大众时代的艺术和文化的紧张气氛中,高等教育的非凡的伦理意义和价值正当性运动是关于文明的提升还是堕落?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思想无论多么模糊,也是一种明确的意义被附属于这个世界、生活、事实或词句。因此,所有的欧洲思想家不可能有思想超越于欧洲特有的时代精神的施与物之上的思想影响。对学者们来说,少数人的运气属于人类自由所遇到的障碍,他们想不到我们在遵循自由和理性的不二自然法则上面有何作为;或者说,只要他们是在探究,而不是在讲解地方文化知识,他们就只能发号施令宣告各类人、各智力不平等。至于如何理解美德是民主制的原则这个主张,这是一个“天才”用什么材料(也就是民众)如何建造“天才共和国”的问题:尼采发现,“居高临下的天才”是未被肢解的自然的唯一剩余物,而他肯定是隅隅独行。对于他来说,肯定会在众人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其“力量表现在没有其他人所必须的教育拐杖”“也能行走”[5](P84-89),而“数量巨大的愚昧大众”“混乱的大众”却不会相信他们可以靠自己,更难相信他们可以教育另一些人(所谓平等者)。从天才的高地下到民众的低地,在文化史的断层上,喜欢这样考虑这些问题的学者们在根子上都是把大众想得渺小了。

因而,在一切其他事情之上有着无可争议的事实:自从大众社会的降临,学者们恰恰都不喜欢别人说他们希望接受低下阶层成为中产阶级,即接受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这个惯用而不牢靠的说法。对学者们来说,因为没有或解构了衡量标准,所以需要去寻找。但是,无疑学者们描画的高等教育理想本来不是不够明晰,就是不愿意说出这条线路的目的地。比如说,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欧美高涨的“反精英主义”,在老牌大学的知识要求和老套规范身上,他们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批评对象。那么,在后现代中,对文教对象批评的新标准又是什么?我们不完全清楚,但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它的存在。我们确实所知的是,在美国和欧洲,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课程学习中更加关注当代作品与活动,就表达了所谓“要使大学对人民有用”之自由民主的政治取向。而这也许证明像后来的、疲乏的传统对“经典教育”的贪婪而自觉地接受那样有摧毁性,到了一种可以更清晰地被发现的程度。

在这样一种形势中,人们嘲笑科学“贵族们”对大学特权的迷信,为了助推大学适应“新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的要求而去招徕科学的顾客——大众。以思想典范来说,学术精神与学术天职是大学命运的决定性因素,甚至在今天也是如此。这是一个重要的许诺。虽然关于大学教育的整个事业之最重要的东西已经无法做出系统的表述,人们共有的东西是重要的还是次要的也是相互矛盾的理解,但是,为什么又说知识人的目的地本质上就是“中产阶级”理想呢?知道个中原委者告诉我们,知识人的目标怎么说都是“知识,而不是幸福”。这样说的根据不在于平等能够解除我们的苦难,而在于认识到诸民族和个体自身追求平等意愿的“盲目性”[3](P68)。就是在这个态度中,尼采早就衡量过如今知识人到达的水平:“学者们”是知识的“高级保姆”,而不是“天性更丰满、更丰富、更深刻的人”[16](P60)。而对于尼采来说,这类观点是否是一种既针对他自己更甚于针对别人的意愿?不,也许,像厉鬼一样纠缠着他的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怀疑。这就是现在真的很少有这种构成大学教育本质之思的学者的悲叹。

这悲哀的故事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知识之树下的生活不代表良好的生活。我们说:这些知识人的想法不过是他们自己的镜像,他们是常人中的常人。这个翻转将天才或高人这一主体纳入了被理解为模范的民主教育者的平等性。今天在笼罩大学的严酷氛围中,在所谓天才的人文教育方案中表现出来的“足够高贵和足够崇高”方面的东西,就是作为大众的知识人本身[2](P76-77)的自我吹捧。这些知识人的人文教育理想或如尼采所说仅仅是他们自己挖出来又埋进去的东西,是多么地脱离现实的大众。

有趣的是,尼采也曾按照大众本身来犀利鞭挞使用大众概念的那些知识人(抽象的思想,柔弱的生命)。但反思尼采超人“超勇”学说的知识人却仅仅想把尼采的学说当作艺术创作来理解。艺术可不能替代生活。富于创意的伟大艺术家也不能被当做尼采眼中被大众压迫多余的人。这至少对那些不能以“超勇气概”生存的常人(“会死者”)来说仍然是不可否认的强力。最后,我们在传统的影响下仍然愿意承认自己为这个文化教育奉献。对我们来说,这个文化教育也许不能以尼采眼中怪怪的“群众的野蛮文化”——一边生出新的天才、一边猛烈地虐待并吞噬他们来养活自己的文化——命名。但矛盾正在于此。自从我们自己处于同思辨形而上学的对立以后,我们才有可能看到这种种对立。布鲁姆为我们写下了《美国思想的封闭:高等教育是如何有负于民主和使今天的学生心灵枯竭的》这样标题的书,也暗许了人类企图在帝国中重构贵族的自由教育的企图和动力。这一切还有一个专门的对信仰的辩护:哲学或思想的事情依据自然只能由少数人理解和承担。正是这个职责驱使如布鲁姆那样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努力钩沉哲人所追求的良好教养的生活。同时,民众哲学中的美好生活是什么、如何获得,已然变成和生活本身一样“非神圣的”东西。在智力生存的场域中,他们摆出了不得不在生活的完满和思想的完满之间进行简单二选一的选择。

对朗西埃来说,哲学不是“说出真理”,它是“每个人对自身各种知性历险的记录”[15](P172)。对他来说,不能把天才与大众对立起来。新生现代人的发展之极的“我渴望成为我自己”的自我意识同时也是大众社会病的根源。所以他会像布克哈特一样说“‘偏离中点的天才’比庸人还要糟糕”[3](P281)。对于我们的估价而言,这虽是一个很难把捉的判断,但对于那些对已经发生的历史转折有明智判断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并不需要多么敏锐的洞察力就可以看出,唯物主义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是环境造就人,那就必须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那他就只能在社会中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不应当根据单个个人的力量,而应当根据社会的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的力量”[17](P334-335)。这里我们需要厘清这种实践唯物主义的反思。它不是要求我们用劳动与民众的知识、工具与工人的智力去反对学校追求真理的自由、人的真正的天性,也不是要追问所谓“精神金字塔”是由谁造就,以便伸张这些建造者和生产者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相反,它要求我们认识到,就善意而言,每一个人和其他人的人性不相伯仲,就如天赋和智力是一个东西,不可能是简单的二选一的选择,要么超人,要么俗人。这与教育毫无关系,它们也并非是教育学的概念。易言之,人类文化的一切成果都根源于人们实践了同样的智力潜能[15](P50)。

所以,人们完全可以直接问:应该如何思考高等教育,应该如何建立高等教育机构。问题很重要,这不仅仅是应该教授学生独立思考、有辨别力地审视经典传统而不是教条主义地接受他们的教师和教科书上所提出的观点的问题。而且切中社会现实的思想也使人认识到一种由每个人所有或与每个人攸关的利益堆砌在一起的大学教育理念是同样地虚假。我们必须丢掉所有从精英到大众化高等教育程式化解释,以使对“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的生命表现”[17](P335)的描述取而代之。对此,从实践观点进行判断是关键。

三、对美国梦的观察

迄今我只谈到先前称作大学教育的最高水准,以及被哲学视为平庸的而不屑一顾之物。这种相互考查同时也是对大学教育之民主平等的吊诡表述的考查。也就是说,我假设大众高等教育的困境还依然存在且愈益严重。当人们想从历史实践出发进行判断时,大学教育被认为是人们通往更高地位和更好生活的途径。我们也一直认为,大学教育能通往更高精神自由和更好的生活方式。而说到美国梦,相当于把社会中每一个有才能的人(不管什么门第和出身)变成上层阶级的神话(当然并非谎言)。这就是等于说,美国形象是恰当的社会秩序与教育秩序互联的典范,它对每一个人有利,也肯定有利于所有意欲在道德和理性方面提高自己的人。

有观点说,在人人平等的这种政治性表达中,人们在那里找不到等级的界限,找不到受教育者和未受教育者的分隔,找不到表面的平等或不平等带来的痛苦。也正因此,那种认为大学教育的结果会提供社会平等程度的看法会获得广泛赞成。相信有普遍高等教育(适当年龄组的每一个人都能上大学的思想)这种可能性自二战后被认为是评价一个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充足标准;或者因此,它直接关系到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现状。它绝不是昨日重现于美国关于人类智力解放的一桩奇谈,而是与此相反。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向往美国梦。但是我们现在不能说,只要将美国大学教育秩序与社会秩序结合起来,它就可以将我们大众带入现代社会的治理秩序。

因为这幅图画迷住了我们,我们实际上在其中看到的现成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些片段。很多学者明明知道大学应该是一个整体,却不知道这个整体到底是什么意思,让自己深陷帝国重构贵族的梦幻之中。最重要的是,一方面他们认为,将政治目标上的大众性物质需求目标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变成人人可在其中获取私利的精神武库的目标结合起来,就是“受过教育而无历史的美国人”所追求的。很显然,在美国梦中,普遍高等教育的一个贡献即解释了那股标榜着“不可阻挡的”“无深刻性歧视的”洪流。但另一方面,人们厌倦了大学教育那种不具有任何精神活力的“无深刻性歧视”,它充其量不过是一些新近得到追捧的手段,这个或那个新近出现并刺激起好奇心的平庸理论,以及时不时炮制一个兴奋模式等等。

首先,严格说来,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社会科学(比如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等)应该被叫做私科学,因为在这些科学的社会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13](P22)。因此,这些科学的社会科学获得了一种特有的抽象性,即追求无私和客观知识的表象而受到社会尊重。如果我们承认它是以一种“作为生产性的总体智力的持有者的各种力量主导的”[18](P80),那么那种认为通过大学完善社会和个人之间歧见的看法,不过是平等政治乌托邦主义的一个成分。而科学的社会科学带有乌托邦的意味,这特别表现在内格里所谓超越帝国、政治主体创新之类的言论中,其中各种矛盾已经十分清楚地显露出来。但是,当今西方这类学者仍不去检验其前提,而且还是摆着对个人资本主义整个体系负责的姿态。

其次,美国梦描写了一种关于自由的叙事:大学追求学问的需要以及满足大学所处的国家、社会和民众都有权问学和求学的需要。满足这种双重需要本身不能追求那种不适切的目的,比如快乐主义,或某些即刻的实用性、经济上重要性的目的。然后有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在大众社会来临之前,一种几乎没有赢得国家赞扬、但是国家为了履行与大学各自承担义务和责任的一惯性缘故,也为了我们理智上安慰的缘故,国家原本应该做出更严厉处分而未能处分的现象出现了:整个大学里面充斥着官僚和功利主义和快乐主义甚至自然主义。在大学工具化进程背后,帝国政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必定制造一种内部的分裂,因为市民社会所遵循的目的完全不同于国家自己的目的。对于国家来说,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精神是政体的延伸,是培养“国家干部(附带地也培养市民社会干部)的苗圃”。但是,对于大学来说,对真理的兴趣才是自身整体形象的内核。因此,只要国家与市民社会有所区分,它就只能制造出一种虚假的、勉强的矛盾统一体,但绝不能制造出一种真正的矛盾统一体。

大众哲学篇8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比较难懂的,常人难以理解的学问通俗化的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从抽象难懂向具体、通俗易懂转变的变化过程,这样使得原来仅仅有一小部分的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转变为被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与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在中国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它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未来在中国的发展命运。人民大众包括的群体众多,无论何种职业、宗教、地位等人群都可以称之为人民大众,人民大众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作用重大,人民大众创造了历史同样承担了文化的弘扬和传播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民大众所掌握所运用,而不是“小部分人的特权”。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主要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人民大众的社会实践和用人民大众从实践中不断积累的知识、经验来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基本内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行研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就需要在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要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之通俗化的语言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民大众理解并运用。

1.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紧迫性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发展进步,经济文化不断地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第一,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小部分学者们的知识,而且他们只是执政党的一个执政手段。第二,一部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晦涩难懂的理论,没有认识到其在指导实践方面的重要意义。最后,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至今仍有一部分人对马克思列宁等经典思想家的观点还存在着一些偏见和误解。实际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单单只是这些思想家的经典观点,还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发展的指导人民生活的更好的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对过去错误看法和误解予以更正,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应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其与我国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我国的实践中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但是,在生产力、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变化很大,这种变化势必会引起哲学领域的变革。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变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提出与19世纪为了能够紧跟时代的发展,在社会的变化中要不断的发展变化,进行不断的丰富。将高深的哲学理论转变为能被人民大众都接受的文化理念,使其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继续服务。

2.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基本原则

2.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深入研究

专家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和推广过程中,应该继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基本成果理论继续重视和发展。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品一般都是比较高深专业难懂的思想,因此,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要将高深难懂的理论思想简单化,使得人民大众都能接受,最理想的就是让文盲都可以接受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想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上下都理解拥护。

2.2对最新成果的宣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重点之一,推动最新成国的形成,从而有利于大力推进哲学基本原理的创新,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3应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应在当今的社会实际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观点来指导社会发展,促使社会的科学发展。除此之外,还应和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紧密联系,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和情况。

3.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推进方法

3.1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深奥的哲学理论

在具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工作过程当中中,工作人员的首要任务就是应将晦涩难懂的哲学理论转换为通俗易懂的理论,使得人人都可以理解都明白,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更进一步发展。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可以采取诸如将相关的理论书籍用大众化的语言进行编写等措施,使得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其地位不能变,它是人人都需要尊重敬仰的一种文化,不能过于低俗或者庸俗。

3.2运用多种宣传方式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需要多种宣传方式的综合运用。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实现宣传手段的多样化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使得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但在这个过程也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诸如生活习惯、知识水平等因素,将晦涩难懂的哲学理论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呈现给大众,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工作进一步的深入。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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