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论文范文

大众传播论文范文第1篇

大众传播媒介信息传播的特点、方式及性质对社会危机产生影响体现在3个方面：信息环境的建构、媒介形象认知、媒介信息传播与认知惯势。

1、信息环境的建构

大众传播媒介是现代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大众传播媒介通过信息供给建构了公众认识社会的信息环境。但大众传播媒介性质决定了其信息传播的特点：及时而不隐蔽、注重事件而非知识、强调客观而非主观解释。因此大众媒介提供的零碎化、事件化、甚至相互矛盾的信息往往不能给公众建构起一个完整、清晰的信息环境。

现代社会危机具有突发性、破坏性、不确定性、风险性等特点，当社会危机涉及到公众基本的价值观、信仰、生存及生命安全时，社会危机的强度就增大，对公众的心理及行为影响就强烈。当社会危机强度超过公众心理承受有极限，而大众媒介无法给公众提供一个完整的、清晰的社会危机图景时。公众对社会危机的认识就处于混乱和混沌状态，无法建立清晰的信息环境，使得决策缺少足够的信息依据，公众在行为上就会处于被动和混乱状态，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就极有可能爆发。

显然，当社会处于危机状态时，作为公众信息环境的主要建构者，大众传播媒介应，在恪守及时、客观、真实等基本原则的同时，尽可能提供相关的知识性、解释性和引导性的信息，帮助公众建立完整、清晰的社会危机信息环境，为公众行为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2、媒介形象认知

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形象是公众通过对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内容、传播方式、信息特点等方面的评价而形成的媒介印象，主要包括公信力和权威性两个方面。公众对媒介形象的认知一旦形成就会影响其对该媒介传播危机信息的认可程度。对于公信力淑威性较高的媒介，公众接受、认可其传播的危机信息，其现实的社会危机图景与该媒介建构的危机图景较一致，此时大众便将媒介的信息作为行为依据。因此，当社会处于危机状态时，公信力与权威性较高的大众传播媒介能较好地引导公众处理危机，能有效地抑制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和减轻其危害程度。相反，对于公信力、权威性低的媒介所传播的危机信息。公众通常持怀疑甚至是拒绝态度，并结合个人经验、知识及其他信源重新理解该信息，二次建构社会危机图景，并按照个人二次建构的危机图景处理应对社会危机。这样，即使公信力、权威低的媒介及时、真实、客观传播危机信息，由于公众的不信任也不可能引导公众正确对待和处理社会危机。

3、大众媒介信息传播与公众认知惯势

信息传播惯势指的是大众传播媒介受政治制度、社会心理、文化观念、媒介定位等因素的影响所形成的信息传播的刻板模式。信息传播惯势一方面影响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客观性、及时性等，另一方面，也塑造了公众信息认知惯势，即公众受媒介信息环境、信息传播惯势的影响对大众传播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形成的刻板和一惯的认知。以往，我国大众传播媒介长期以来形成“报喜不报忧”、“高调宣传”、“稳定是重中之重”等传播惯势，使得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社会危机信息时，有意或无意地选择与其传播惯势一致的信息，掩饰、减轻社会危机的真实情况，结果导致危机信息未能得到及时、客观地传播。同时，受认知惯势的影响，即使大众传播媒介客观地传播了危机信息，公众通常会依照惯势思维进行扭曲，一旦这种行为形成定势，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危机面前就失却了话语的主动权，失去了引导公众正确对待和处理社会危机的主动地位。

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环境的建构、自身社会形象、传播惯势及公众认知惯势等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大众传播媒介危机信息传播对社会危机进行引导和控制既存在正功能，也存在着负功能，因此，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政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如何策略性地传播危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

二、政府进行危机信息传播的策略性选择

当社会处于危机状态时，政府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内容对社会危机的引导和控制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享有权威的信源，具有强大的信息控制力。”但政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危机信息不可能不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环境建构、媒介社会形象及受众认知惯势的影响，从而削弱了政府信息传播对社会危机进行引导和控制的效果。因此，政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危机信息应遵循以下策略。

1、尊重大众传播规律，增强传播的社会效果。

社会危机关系到公众的财产、生命安全、价值信仰等，公众关注度极高，政府此类信息本身就包含着较高的传播价值。但由于受到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不良影响，有些政府部门对危机的真实情况或者隐而不发，或者避重就轻，或者形式化、政策化，信息含量低，空洞无物，这样一方面导致公众对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和措施失去信心，另一方面使公众无法从政府信息中获得权威、准确和实用的信息，转而寻求其他信源，极可有导致信息混乱，同时也给流言的产生、传播创造了空间，也让媒介本身的社会形象受到影响。2005年11月哈尔滨水污染事件中，市政府宣布停水4天，但隐瞒了停水的真相，一时间，各种流言不胫而走，导致人心惶惶。而在2007年无锡市“蓝藻事件”中，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通过地方媒体及时向公众披露消息，有效地避免了市民的恐慌，及时控制了谣言的传播，为政府化解危机赢得了时间。因此，政府在大众媒介上危机信息同样应遵循及时、客观、真实等传播的基本原则。给公众提供可信的行动依据。有效地抵制流言的传播及影响，提高公众解决社会危机的信心和决心。

2、与大众传播媒介紧密合作，控制危机信息传播的主动权。

为避免大众传播媒介危机信息传播的负面影响，政府应积极、主动与媒体合作，及时、准确政府处理社会危机的各种信息。要敢于打破常规，采取特殊形式。对政府的危机信息进行特殊处理，增强政府危机信息的传播效果。这样，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以特殊的形式政府信息，可以提升甚至改变媒介的社会形象，有助于媒介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权。“危机事件中，政府要与媒体进行有效地合作。通过媒介平台来信息，引导舆论。同时在大事发生时，媒体的信息报道，也是塑造媒体形象、提升竞争力的有效契机。”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破格”形式危机信息增强了传播效果，控制危机信息传播的主动权，加强对社会危机的舆论引导，展示政府的责任和处理危机的能力，可以进一步提升政府社会形象。增强公众处理社会危机的信心。

3、充分利用主流媒体权威性和公信力，加强危机预警与监测功能。

主流媒体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其信息来源相当程度上依赖政府及有关部门。政府应及时、主动向主流媒体危机信息，借助主流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加强舆论引导，加强危机预警及危机监测，及时公布危机发展、变化情况，科学指导公众正确对待和处理社会危机。“在公共危机事件中主流媒体的缺位，就必然迫使公众通过公信力较低、可靠模糊性不定的渠道获取信息”。结果可能加深社会危机的程度。

论文关键词：大众传播媒介；社会危机；政府

大众传播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大众传播：消费导向；功能

大众传播具有威力无比的舆论导向功能。严把舆论导向关，被视为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消费领域，大众传播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左右着大众消费价值目标的确立、消费方式的选择，甚至直接影响大众的消费内容。目前，我国大众传播的消费导向功能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体现。

第一，国家通过大众传播媒体有关政策，通报信息，引导消费活动。在我们国家，媒体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我们的媒体都属于党委宜传部门主管.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政府通过媒体直接向民众灌翰消费理念，指导人们的消费活动。大众传播这种独特的信息功能在这里直接转化成了消费导向功能。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在30年代前后两次通过媒介大力提倡“消费爱国”.此举在当时大为奏效，它激发了民众的消费热情，使消费激增，因而也带动了生产，使美国走出了经济危机。我国媒体更是一贯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作出相应的消费导向。五六十年代，各种媒体大力宜传勒紧裤带千社会主义，要求人们用最低限度的消费来增加积累，节约资金用于国家建设，因而当时的人都以简朴为荣，大部分人除了满足票证所供应的需求外.别无奢求。80年代，胡服邦同志提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也仍然是宜传低消费政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党和国家就消费政策再次作出了调整。因此，从去年起，各大操体就如何扩大内需、启动国内市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宣传，事实上也是在不断示意大众增强消费。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朱铭荃总理指出:“进一步运用税收、价格等手段，并继续清理某些限制消费的政策和法规，鼓励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这番讲话通过各大媒体发表，再欢起到了指导国民消费的重要作用。十五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确立了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各大媒体大力宜传发展教育、发展高科技的思想.这种宜传.实际上也是一次重要的消费导向。不久，科技市场火爆了，以电脑为代表的高科技产品进人到了千家万户，与此相关，电脑书刊成为最热门最场销的书刊。同时，教育消费也日益增长，人们明白读书不仅仅是为了敏金、拿文凭，而是谋生的墓础、发展的前提。几年来.求学的人数也一直在增长，人们开始认定，把钱花在教育上值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宜传确实落到了实处。当然这种宜传也仍未停止，它还将引领更多的消费者走向科教消费的园地。从其发展势头着，这个导向恐怕是目前最有价值最成功的消费导向。

第二，通过新闻报道引导消费。大众传播是重要的新闻舆论工具，其新闻舆论功能亦可产生消费导向功能。新闻学原理告诉我们，新闻作为一种精神产品，一经传播走向受众，就会对受众产生影响.对社会产生作用，这即是新闻的引导性。将新闻的引导性适应于消费领城，即是我们说的消费导向。大众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常有大盆的经济新闻、消费新闻，这些对人们的消费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1999年元旦前夕，中央电视台报道了首都部分中学生和大学生发起停寄明信片的活动。这个报道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人们娜寄明信片这种消费。为什么呢?因为明信片是用优质木浆制成、生产明信片，要耗费大批木材，要砍伐大片森林，这是一种破坏生态环境的不利之举。这个报道发出后，得到了广大学生的支持，原先每年密集的邮发明信片被打电话等方式代替，而这种影响不仅作用于当年，也将作用于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这个报道成为一种有益的消费导向，它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

第三，通过广告传播引导消费。广告是大众传播中的重要内容，大众传播的广告功能同样产生消费导向功能。著名学者王世德先生给广告下的定义为:现代的商业广告，是运用现代新知识和技术手段，对产品、市场、消费者的需要和心理演变情况作调查研究，以策划为主导，以创意为中心，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宣传商品或企业形象，以促进销售，满足和促进消费者需要，使社会发展和人类幸福的宣传方式《商业文化与广告美学》。简单地说，广告即一种现代营销手段，其中饱组着商家的清费导向。如近一段时间湖南生活频道上的“万代广场”广告:“把钱存在银行里?没劲;炒股?风险太大;万代广场，买个旺铺送太太’这个广告做出来可谓有理、有情、有利，看过还真让人心动呢。广告最多的当推女性用品，“‘小护士美白月’使你又白又嫩”，“‘丰脚按摩乳罩’、’翘怜裤’可以让你更富曲线美，展示窈窕身材具有惹火魔力”，这些极具诱惑力的广告往往让消费者不能自持。在这些广告中，消费不局限于经济、实惠之类，它把人们的消费引导至一个更高的层次—审美追求，为美而俏费，为实现自我而消费。而且这种消费渐成一种现念，一种新型消费观，它开辟了更广阔的消费市场。人们常谈所谓消费时尚、消费翻流，时尚、潮流从何而来?恐怕正是从各种各样的广告中来，从大众传播中来。

第四，通过大众传播的娱乐功能引导消费。大众传播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即娱乐功能，这种功能也同样产生消费导向功能，即在欣赏各种娱乐节目的时候，受众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消费惫识的影响。媒体愈来愈密集，带给大众的节目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吸引人，而媒体的受众也日趋扩大，接收媒体的时间也更长。当人们打开一张报纸、翻阅一本杂志或打开收音机、电视机的时候，总有可能涉及到消费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内容终究会影响到人们的意识领域，对人们的消费产生消费导向作用。

《中国消费者报》1999年9月24日头版头条刊出了《中秋节可以没有月饼吗?》一文，文章写了这样一件事:“不久前中国石化投资公司专门到稻香村购买了100公斤月饼，派人乘飞机送往南非，让几百名在那里工作的异乡游子吃上正宗的家乡月饼，感受亲人们的关怀与问候。”从这里我们看出的是何种消费导向呢?这是一种文化消费导向，当然这里是在提倡传统文化。m年最后一期的(财富)杂志刊登了一份名为《中国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调查报告，这份由盖洛普机构组织的调查显示:“有10%的人使用过电脑，14%的人知道因特网，在18至25岁的北京人中，有l/3月曾到因特网上‘冲过浪’30%的人打算在未来两年内购买彩电，19%的人准备添置VCD10%的人计划配备蜂窝沪敬码电话。’从这些数据我们看到最新潮的消费，看到了现代文明消费的趋势—走向文化、走向文明。几年前，国内的歌迷、影迷不少，现在则冒出大批球迷，媒介大量报道各类赛事，尤以足球为多，国外球迷风风火火的热闹景象深深影响粉中国人，因而中国的球迷也愈来愈多，他们不仅随赛事在国内流动，甚至大批出国看球助威。大众传播就是这样在不经意中深深地影响粉消费者。从电视、杂志、报纸，人们学到一些新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

大众传播的消费导向功能是如此强大，因而对其传播方式及内容也应引起更高度的关注。按人们的期待，大众传播应该有更令人满意的效果，应达到文明传播、科学传播、真实传播。然而不难发现，大众传播的消费导向中也仍然存在某些负面的东西，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低劣广告的误导，使消费者象受损失。广告中的不实现象是大众最为恼火的，但仍然有大量的虚假广告通过各种媒体得以传播。如吃什么、穿什么可以让身材渗小的人长高;什么用药不开刀、无痛苦根治痔疮……而根据广大消费者的反映和有关医疗专家的鉴定，这类广告中所宜传的有些功效是不实际的。前些年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刮起的“换肤”风，使不少求美心切的消费者信以为真，结果大上其当。这类广告严重地误导了消费者，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同时也大大地降低了大众媒介的可信度。

第二，大众传播的消费导向可能导致大众为消费而消费。受传播媒介的影响，消费者已更具有品牌意识，更具有个人的身份意识，但也有华而不实的情况存在。如一些中小学生讲究穿名牌、用名牌，甚至相互，比;社会上一些人更是吃喝逍遥，似乎人活着就是为了消费，消费得越多、越高级越好……人成为了商品的奴隶。这是人们常说的消费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是紧密相连的。即使在西方社会，进步的思想家也看到了其弊端，马尔库塞和弗洛姆曾对消费主义提出过批判，呼吁“用真实的需求代替虚假的需求”。这就是说，大众传播应该意识到其消费导向的强大功能，尽量控制其俏费导向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大众传播论文范文第3篇

引言凭借分解切割的、机械的技术，西方世界取得了3000年的爆炸增长，现在它正在发生内爆（imploding）。在机械时代，我们的身体在空间范围内延伸了。今天，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发展，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抹去了我们星球上的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我们正在迅速接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人的任何一种延伸，无论是皮肤的、手的还是脚的延伸，都影响整个心理的和社会的复合体。——马歇尔．麦克卢汉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正在变成一个弹丸之地。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简言之，大众传播的日益发展已经使地球进入到了一个“村落化”时代。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调整来自世界的每一处角落和每一个个体。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主题——大众文化。究竟大众传播是如何诱发了文化体系从结构到形态的种种嬗变呢？而人类又如何来评价和界定这些变化呢？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将来之间会存在什么样的文化路径呢？我们可以找到并通过最佳的设定路径以达到我们所希求的目标吗？概念认定及论证准备在展开对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其中主要的概念进行一定的认定和说明。〔大众〕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为mass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这是一个特定语境下的语词，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这里“大众”（mass）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点有：（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4）无组织性（5）流动性（6）同构型。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大众是一个传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诸如“公众”、“群众”等的政治概念。〔大众传播〕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亚阶段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ao）有着不同的定义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针对本文的论证范围和论证体制，援引如下定义——“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大众文化〕基于以上对“大众”的界定，我试图把握“大众文化”（massculture）这个概念，但是很无奈。因为“文化”这个概念实在令人无从着手，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所以我只能在一个武断的人为设定的平台上加以一定的说明。雷蒙．威廉士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本文着重讨论的领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种关于“文化”的用法而设定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大众传播工厂的神话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之前，尤其是在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在人类传播活动中是主导媒介，对人类传播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较时间性媒介更为显著（我并不否认时间性媒介在整个传播史上的主体意义和影响力）。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古代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为人类实现海上远航创造了条件，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正是在指南针的指引下在曾经遥不可及的海外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和贸易市场，使世界成为一体，打破了人类千百年来不同大陆不同人群的相对隔绝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提高了人类的活动能力，由此人类社会旧有的结构体系被打破，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革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断兴起、上升；并且，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开始海外市场的占领之后，报纸成为了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报纸只是一种影响人群较窄、影响力较小的媒介。报纸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在文化领域也开始不断酝酿和引发革命，对于这种革命我们可以在文学、艺术、教育等领域找到很充分的证据。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这在火车、轮船和飞机出现以后表现得异常明显，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无线电技术和各种电子媒介得以飞速发展。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人类的文化复合肌体在信息量不断增大、信息传播日益迅疾、传播内容不断扩展的情况下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调整和嬗变。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并且爆炸的当量不断增大，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到了一个癫狂的时代。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大众传播时代到来之前西方人从读书识字的技术中获取了采取行动而不必立即作出反应的能力，机械时代反应和行动是割裂的、延迟的；但是机械时代消退之后，大众传播时代中人类生活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人们用电子时代之前的陈旧的、支离破碎的时间和空间模式来思考问题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个新的技术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经过超过3000年的专业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体的技术性延伸中经过3000年日益加重的专业化和异化之后，世界戏剧性地逆向变化并收缩变小。在某种意义上，电子使地球缩小成为了一个村落。人类已经并且还在以电的速度发生某种内爆，在这种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中，人们总是狭隘地将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对于当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种形态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娱乐以及大众传播的一般行为），其实，大众传播对于知识领域的调整则更为隐蔽而意义深远。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尤其是在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到来之后，这种调整更加显著。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语言是传播体系中最为复杂而关键的问题），如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交流问题与控制论、现代代数与信息学、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存储问题与数据库、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悖论学等等。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的影响来自与知识的一个主要功能——传递。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曾经指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像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的各个学派以及其它领域的学者都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广泛而又卓有建树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总总的理论。无论是为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热情讴歌，还是大声怒斥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这些理论都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大众文化的欢歌和悲曲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个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并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为了传播学和文化学的重要领域，这其中不乏一些尖锐而偏激的理论学说，但是这些建构在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思维成果无疑都为我们思考现代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照。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现在我们还能够在一个边远的山村看到一台收音机或者电视带给一个村庄的巨大影响力。首先人们通过一种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工具获取了异常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内容涉及与这个山村相隔几万甚至几十万公里的地方，这种信息的介入无疑给山村原有的生活处境带来了一种催化剂。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可以用于实现变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变地维系旧有的生活体制。新的观念和想象在大众传播的渠道中萌动起来并借助传播的信道开始行动。我们认为，行动的先决条件就是选择，而大众传播的介入正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但是就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时代充满热情甚至开始癫狂起来的时候，开始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这些学派和理论相比主流的经验学派来说更加具有破坏力，同时也更为复杂。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都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之下建构起来的。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西方社会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不断加剧，这种独占现象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文化生产和流通，而大众传播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价值体系，还有不满足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的“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S．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即按照媒介赋予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性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T．W．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并代之以“文化工业”，为了“消除一种误会，即防止人们望文生义，认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特点是从人民大众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而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处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可以是充当推销术的音乐。”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在这个文化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正在成为这个文化的基础的权力结构造成的牺牲品。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为传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独的迷惘的存在，并且这种存在正在和艺术一同消亡，因为灵魂在异化过程中不断地迷失。中国当下大众媒介与文化批判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传播领域，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应该说，西方的大众传播实践和大众文化现象对于中国当下的传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鉴和反思意义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相比西方来得要快，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2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会责任论，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我们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类的媒介形象并产生了一些过激的体制外的行为。此外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可以说，如何建构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的传播机制和其他功能部门都是一个很棘手但迫切的问题。霸权话语的狂乱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和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对于文化与传播的思考中，一种叫做“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国学者J．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充当着文化帝国主义主体的媒介帝国主义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尽管他的学说带着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色彩，但是他对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强大的具有全球活动能力的传播体系推销美国式的大众文化这一事实也是承认的。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在这样的话语霸权严重干预着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况下，我们在思考，跨文化传播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在强势的高度垄断的发达传播体制的掠夺性的扩张下，发展中国家防守的最后底线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维护自己信息和文化？垄断的“传媒寡头”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荡，你抬头就能看见他的脸，怎么办？这是一个很无奈的问题吗？也许，我们能做些什么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结语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作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的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什么呢？观望当然是不够的。参考文献：1《人的延伸：理解媒介》〔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2《社会水泥——论大众文化》陈学明、吴松、远东著3《传播学概论》〔美〕威尔伯．施拉姆著4《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5《文化帝国主义》〔英〕J．汤林森著6《世纪晚钟》高小康著7《科学的历程》吴国盛著8《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著

大众传播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际关系；大众传播；吻合；必然性

国际关系到今天为止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即使从欧洲30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会议算起，也已经有35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几个世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际关系如同整个人类社会一样，一直处于一种急剧变化的状态中。当然，变化的趋势不会背离由低级到高级、由落后到进步、由蒙昧到文明、由野蛮到理性的发展轨迹。如果我们把国际关系史划分成几块，以阶段性的方法描述这一历史进程的变化，这种渐进的历史趋势会表现得更加透彻和明显。

否则，就会被人指责为对历史无知和割断历史。划分的根据有多种标准。既然我们要揭示的是国际关系的前进历程，我们只能寻找那些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或事物，并且这些发生的事件和出现的事物能够有足够大的能量推动国际关系沉重的历史车轮向前行进。①

1.战国年代

这个时期大约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结束。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欧洲大陆上哈布斯堡神圣罗马帝国的王权统治受到了来自新教教徒以及新兴的民族国家的挑战。新旧两种势力的矛盾、斗争愈演愈烈，最后终于在1618年酿成一场席卷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经过30年的厮杀，交战双方认识到谁也不能彻底征服对方，同意以和平协商的方式结束战争。于是召开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和会之后，新教得到了罗马帝国的承认，法国、瑞典等大国的国界得到确定，德意志诸候国获得独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应的国际关系体系逐步形成。

罗马帝国的肢解和衰落意味着权威的消失，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口号煽动之下，欧洲大陆开始了新一轮的拼杀和争夺。战争的方式也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攻城掠地，杀人抢物。但是由于有了近代较为先进的传播工具和运输工具，国家的凝聚力得到了保证。由于传播工具被当作信息传递的工具，因此直接的结果是战争的节奏加快了，外交以及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其他活动的节奏也都加快了。

这一时期跨度较长。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之际，国际关系基本上一直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欧洲各主要国家为了开疆扩土、争夺海外殖民地，展开一次又一次争斗。各种力量纵横交错，变化莫测。任何力量组合会在瞬间发生变化。国际关系初期的无序和混乱在整个这一历史时期展现得一览无余。

2.集团战争年代

这一时期大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

欧洲列强在经过无数次不断变化的力量组合之后，在19世纪末叶开始逐渐形成了两大军事同盟。战争一开始就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不要爆发，要么注定是大规模的。由于整个世界都纳入了西欧列强的殖民体系，因此世界从此开始被划分为两部分，战争真正地具备了世界性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间距离非常短暂，一般的理论认为这是帝国主义时期战争频繁的主要特征，一些后起的殖民帝国为了从老牌的殖民帝国手中分得一杯羹，摩擦加剧，导致了更大规模的战争。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国家集团战争尚没有演绎完毕的原因。战争的结束仰赖于战争自身，只有当战争的危害性达到相当大的程度之后，战争各方才会被他们自己的行为所震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害没有大到使交战双方感到惧怕；相反，失败一方的复仇心理却不断加深，终于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奠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另外，两次大战期间极权主义在国际政治领域盛行一时，在舆论和决策权力垄断在极个别的独裁者手中时，避免战争的保险系数大大降低了。最明显的特征是大众传播工具被推行战争政策的别有用心者垄断了。当然，大众传播制度的深化与大众传播工具的改进也使得世界大战和国家集团政治如虎添翼。一方面，传播工具被直接运用于战争，使得战场扩大，制敌手段和技法多了一种选择。另一方面，大众传播所鼓动起来的狂热使得交战双方更加势不两立，战争方向不可逆转，直打得昏天黑地，一方彻底缴械为止。战争的广度、深度都明显地加强了。

3.理想主义年代

这一时期从二战结束起延续至今。

二战结束后两极力量的对立已远远超出了战争年代国家集团对峙的意义。最重要的特征是国际关系从此被意识形态的分歧左右了。这一特征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依然清晰可见。

在新的历史时期，大规模的热战已越来越不可能。其原因之一，如前面指出的，对立各方被战争的危害和恐惧所慑服。更迫切的原因则是原子武器诞生，并且这种武器的垄断被打破了。人类制造灾难的手脚基本上被自己的战争行为和毁灭性武器锁起来了，而人类寻求对抗的思想并没有被禁锢。当人口、土地、资源的争夺变得不切实际时，人类找到了新的对抗的突破口。这就是思想，或者说是意识形态。于是，还没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尽，世界就又进入了冷战的时空。

冷战最主要的特征便是对立双方运用一切传播工具为自己所坚持的理论和信仰向敌对一方发起挑战和进攻。在这个新的年代里，理想的争夺比什么都重要，它已经成为国际关系最基础的内容。而这种理想的争夺首先是建立在人类能够自如地运用报刊、广播、电视、因特网等各种不断增加和成熟的大众传播工具的基础上。由于有了这些工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和平年代里运用和平的手段取得了战争年代用战争手段实现不了的目标——使敌对的苏联、东欧国家改变制度、转移立场，甚至成为自己的附庸。由于有了这些工具，追求理想和传播思想的斗争也将在国际关系中继续下去。

现在回过头来再简单地考察一下大众传播的历史发展过程。

大众传播是人类社会进化到相当文明的程度之后的一种产物，是近代工业化时代的伴随物。这一点从有关大众传播的定义中就可以看出。按照梅尔文·德弗勒等人的表述，“大众传播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职业传播者利用机械媒介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发出讯息，目的是使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受众分享传播者要表达的含义，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②很显然，所谓“职业传播者”、“机械媒介”等等并不是人类传播活动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经过了非常漫长的过程之后，在传播活动日益广泛深入，传播工具日益专业化、非手工业化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现象。因此，简单回顾大众传播的历史只需从具备大众传播特征并酝酿大众传播产生的时代开始。

[page_break]

和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过程划分一样，近现代大众传播的历史过程也可以划分为这样3个阶段：③

1.近代报业的开创时代

一般认为，14—16世纪在欧洲出现的“手抄新闻”是近代报纸的萌芽。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在从中国传过去的活字印刷的基础上发明了铅字活版印刷，这为以大量生产为标志的近代报纸提供了意义重大的条件。17世纪初在尼德兰地区出现了欧洲最早的定期印刷报纸《新闻报》。此后不久，英国、法国、德国、北美等地定期或不定期的新闻报纸相继问世。1814年英国《泰晤士报》采用蒸汽机动力印刷，使报纸的印刷生产力大幅提高。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酝酿之后，报纸的影响范围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就是近代报业发展史上著名的“廉价报纸”的出现。1833年美国纽约的《太阳报》首次以每份1美分的售价出售，1855年英国最早的廉价报纸《每日电讯报》售价为每份1便士，1836年法国最早的廉价报纸《日报》和《世纪报》全年订阅费仅40法朗。廉价报纸的出现，使得生活在底层的普通大众也能接触到报纸，报纸的受众及影响范围一下子扩大了数倍，这为报纸向大众传媒的进化再一次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与此同时，为报纸提供大量新闻信息的通讯社也在19世纪中叶出现。最早的是1835年创立的法国的哈瓦斯社。在此之后，美国的美联社，德国的沃尔夫社和英国的路透社相继诞生。通讯社的出现大大促进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加快了信息流通的节奏，使信息生产过程中的分工更加明确，信息生产逐渐形成一项系统工程。而随着这个系统组织的严密程度的提高，大众传媒的依赖程度也不断加深。

2.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欧美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与此同时，报业的垄断现象也出现了。最先出现垄断报团的国家是英国、美国、德国。由于这几个国家分别代表了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报业垄断基本上成为一种趋势。

按照传播学理论，大众传播一般包含有3层意思：a.规模庞大的传播机构和传播工具；b.大批复制的传播内容；c.人数众多的传播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报纸在拥有了这些条件之后就已经进入了大众传播的行列。以现代的眼光来衡量，大众传播事业必须是一种商业活动，新闻媒介必须通过经营来检验自己是否有继续存在、发展、壮大的可能，并通过大众消费的方式真正地实现自己的大众化。因此，在19世纪末叶以前，报纸是不应被称作大众传播媒介的。只有在垄断报业出现，商业性报纸经营体制形成和确立之后，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时代才开始。

当然，大众传播本身所包含的几项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规模庞大的传播工具”一项，它不仅仅指报纸的数量种类的增加，更是指传播方式的种类有了增加和发展。20世纪初诞生的广播、电视无疑是大众传播最具代表性的事物。只是从那一刻起，大众传播才完全具有了它自身真正的含义。

3.信息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技术创新蓬勃发展，包括电子计算机、光纤通讯技术、航天技术、仿真技术、集成电路技术等在内的各种新型技术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荡的新技术革命。在这些新技术的推动下，广播、电视技术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一方面，新型技术的出现，使广播、电视的节目制作、播放、控制等技术日益完善；另一方面，广播电视的个人拥有量急速增加。广播、电视的发展异常迅速，其影响力逐渐地超过了传统媒介报刊。

进入八、九十年代以后，一种新型的传播工具——因特网诞生了。因特网是一种交互式的传播工具，意味着大众真正地进入了传播的领域，因而“大众传播”更加贴近它的字面意思了。因特网的诞生是大众传播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以因特网为标志的传播新时代到来后，随着人们对传播工具的依赖程度的提高，整个大众传播的作用、影响和地位更加牢固、增强了。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国际关系和大众传播二者在历史进程上有着十分一致和吻合的地方。近代国际关系始自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之后，而近代报业也是到了17世纪初开始以后才蓬勃兴起于尼德兰地区和英国等新兴的民族国家。多么惊人的吻合！难道这种惊人的吻合只是历史的巧合吗？如果这是巧合的话，那么由垄断资本和寡头政治开启的两次世界大战与大众传播工具被独裁者绝对垄断的现象同时出现也是历史的巧合？信息时代的到来与冷战开始基本同步也是历史的巧合？

历史中的偶然现象和偶然因素是有的，而且很多，但是某些因素之间的联系有它的必然性，正是这些因素之间必然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才推动了各自的发展，推动了整个历史的发展。从大量的历史事实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

事实上，从历史阶段的划分来看，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之间的联系无不表现为必然和自然的状态。15到16世纪地中海沿岸和尼德兰地区海上贸易达到相当发达和繁荣的程度，为了及时了解海外商情和其他有关情况，一些提供此类信息的手抄传单和新闻书简应运而生。如果说这些东西可以看作是近代报纸的滥觞的话，这说明报纸在胚胎时期就具备了国际性质。17世纪初期开始，也就是30年战争以后，定期的新闻出版物出现了。由于欧洲许多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历史上的渊源关系，逐渐成形的报纸报道国外或域外情况成为一种十分普通的行为。英国的一份周刊《意大利、日耳曼、匈牙利、波希米亚、莱茵伯爵领地、法国和低地国家的一周新闻》干脆在名称上直接地表明报纸与国际事务的直接关系。

在以后的岁月里，报纸以及后来诞生的广播、电视、因特网无不与国际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从国际关系各种大小事件中探寻到，比如美西战争中的《纽约日报》、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广播宣传、冷战时期的“美国之音”，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随着大众传播作用的加强，大众传播不再只是简单地以报道新闻、传递信息为己任。它不甘寂寞，开始积极、主动地介入各种国际事务，并有意无意地影响国际事务及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从具体事例讲，它可以加快甚至改变某一进程的速度和方向。例如60年代末，美国一名资深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在访问越南战场归来后，态度180度大转弯，预言美国的越南战争不会取胜，于是整个美国国内舆论沸腾，群情激愤，壮大了美国国内的反战呼声，从而开始影响美国政府的越南政策，并加速了越南战争的结束。从大处讲，大众传播对国际关系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国际关系在许多方面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在大众传播和信息化时代，战争的目的已基本不再是掳人抢物、攻城掠地，而是为了某种理想，诸如民族独立、、文化同一等。战争的手段也不再以冷兵器为主角，更多的时候是进行思想的较量。文化成为国际关系中极为重要的因素。此外，在大众传播的穷追猛打之下，国际关系领域里决策过程中的黑箱操作越来越少；新闻传播时效的提高同时加快了外交等其他国际关系领域中活动的节奏；因特网的诞生使得普通个人直接进入国际关系成为可能。

由于大众传播频繁地介入国际关系的领域，使得国际关系的大众传播因素越来越浓。许多国际事务活动要借助大众传播展开；外交决策要考虑大众传播所引导的舆论倾向；许多外交、军事等活动在事前事后都要召开记者招待会，以表明政府的开明和开放；国家大计方针要通过传播工具向外宣传、介绍；舆论安全成为国家安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形势下，研究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必然要或多或少地涉及大众传播在其中的作用、地位等问题。人们越来越迫切地认识到，大众传播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国际传播已经成为国际关系领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大众传播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达到了相当密切的程度，当大众传播加入国际关系的行列之后，国际关系这种曾经如此玄妙的事物也就离普通民众越来越近了。普通民众离国际关系近了，他们也开始关心国际关系的相关问题，并且透过大众传播实现他们与国际关系之间的联系，这又促进了大众传播事业向更广更深的领域开拓。

总之，随着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两个领域各自的深化和发展，二者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几乎达到了一种水融的状态。谈国际关系不能不谈大众传播，谈大众传播不能不谈国际关系。故此，这个新的交叉领域就自然而然成为我们探讨研究的课题。

注释：

①国际关系史的阶段划分从本质上讲是认为的结果，本文以大众传播的发展脉络为线索划分国际关系的历史阶段，目的是能够更准确地探索二者的关系

②梅尔文•德弗勒等著《大众传播通论》，华夏出版社，P12

大众传播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成因；媒介权力；大众传播；异化

作为一种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信息传播活动自20世纪以来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进入了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为主要媒介的大众传播阶段。较之以往，大众传播无论在信息传递的容量与质量或是时间与空间上均显示出极大的优势，并且将随着电脑技术、社区天线、通讯卫星、雷束电波、显像电话等现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对人类社会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力与作用力。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无疑已成为大众传播链条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人们一旦接触大众传播媒介，便会自觉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接受传播而必然成为大众传播活动得以进行和循环的构成因素。当人们对这种传播形态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全方位的影响和作用感到欣喜和接纳的同时，也对其强劲的传播势头和力量剥蚀甚至取代着自己原有的、正常而自然的人际传播等信息交流方式所造成的某些迷失和缺憾而感到几分忧虑和不安。关注和研究大众传播的专家学者们更是对此十分重视，试图从理性的角度对于大众传播过程中并非一日形成也并非一方建构的所谓“异化现象”给予探讨和评述。

所谓“异化”本为德语Entfremdung的意译，属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它的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客观而论，大众传播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化现象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似乎是由作为信息传播活动主体的大众传播所引发的一种不和谐，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种种情形表明，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异化现象是一个有着复杂原因的社会问题，本文拟就大众传媒与受众这两个大众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入手，对此给予一些探讨。

一、大众传播媒介的强势与尴尬

大众传播即“职业传播者通过某种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向为数众多的不确定人群传递信息的活动”。“大众传播是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技术，通过科学手段（如报刊、广播、电影等等）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的内容”。显而易见，大众传播的主旨在于向人们传递信息，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具有一定精神文化基础和物质技术条件阶段的必然结果，是与人类社会发展必然需求相吻合的一种自觉行为。惟此，一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即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已由人们共同生活所必需的人际交流的自然行为转换为“职业传播者”或“专业化群体”凭借现代化的传播手段有意识、有目的地向人们传递信息的自觉行为。这种转换固然标志着信息传播已趋于社会化与专业化，标志着人类传播活动伴随社会整体的发展进步而进入了更为先进的阶段。与此同时，这种转换也极大程度地标志着大众传播已从人类最初的、共有的人际交流范畴中分离了出来，从人类信息传播的自然状态中分离了出来，成为独立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凌驾于一般意义的人际交流与信息传播活动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于是，现代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便完全由职业传播者与传播工具所构成的大众传播媒介所控制和垄断，并且渐次融入媒介意志而成为“用以做出决定、用以说服和操纵别人”的手段。

客观而论，作为现代社会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之一和连接信息与受众的桥梁，大众传播媒介为人类认识自身与外部世界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人们的思维与视野远远超出己所能及，如同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显然，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的这种并非理想主义幻象的勾勒，对于大众传媒的基本特性给予了客观认证，清晰地昭示出传播媒介与人们之间应有的关系。然而，当人们的生活知识和经验大多来自大众传媒，人们与他人和外界的交流大多借助大众传媒，人们对于社会、乃至对于自己本身的认识和了解大多依赖大众传媒的时候，人们的生活状态便会自然而然地受到大众传媒极有力的牵引而很大程度地被涂抹上媒介化生存的色彩。在这种媒介化生存的状态中，大众传播媒介所提供的超越时空的、高度密集的、极为现成并且获取便捷的各类信息在给人们提供切实的帮助与服务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使人们逐渐漠视自己所拥有的思维与行为的自由，漠视自然而传统的人际交流，日甚一日地习惯于闭塞的环境、习惯于依靠大众传媒来排遣内心的寂寞，沉溺于在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所引发的喜怒哀乐之中，满足于大众传媒牵引下自我营造出的色彩斑斓而却往往子虚乌有的交流幻觉而忽略甚至放弃与外界的真实接触与交融。此种情形充分印证着威尔佰·施拉姆的观点：“人在大众传播中迅速丢失个性与创造力。”我们不能不视其为现代社会人际发展中的一种负面现象。

情形确乎如此，大众传媒的处境便显出几分尴尬：一方面大众传媒致力于信息的收集与传播，竭尽全力满足不同受众在不同时期所产生的不同受传需求，并且以此作为体现自身社会职能与存在价值的根本基础。同时，人们在赞叹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优势及其带给自己的种种益处之际对于大众传媒的信任度和依赖感也随之不断增长，并且会逐渐形成一种公众心理定势，从而决定对于大众传媒及其传播活动的基本态度：确信大众传媒对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确信大众传媒给予自己生活以显著影响的合理性。这种心理上的认定无疑从客观上将大众传媒推到了一个社会整体与社会成员个体均不可或缺的显赫位置。而另一方面，当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信息、尤其是经过传媒加工处理后的信息强有力地辐射和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无形中剥夺了人们正常自然的人际交流的快乐，消蚀和损害了人们对于外界事物原有的感知能力与判断标准，迫使人们将自己的价值标准不自觉地纳入大众传媒的价值系统而明显地丧失了个体思维与创造的自主性时，对这种趋向有所察觉的人们必然会对大众传媒提出尖锐的批评或抨击，甚至对于传媒所传信息以及传媒本身产生某些猜忌、怀疑和排斥。这种处于两个极端的社会态度往往使大众传媒陷入极其难堪的境地。

二、媒介化生存的满足与尴尬

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便可发现大众传媒的这种尴尬实在也是生活在日甚一日地依靠传媒生存的信息社会中的人们的尴尬。

毫无疑问，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必然具有某种社会功能。无论是传播学先驱拉斯威尔提出的环境监视、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观点，或是传播学大师施拉姆确立的社会需运用于管理、指导和娱乐的学说，他们所诠释的大众传播的种种功能确实通过大众传媒的长期实践而得以充分体现。值得明确的一点是，在当今社会中作为一种信息传递通道，大众传媒在将大众传播的种种功能融入信息传播的内容与容量、方式与频率、范围与时机等过程和程序中时，往往必然地蕴含有确立在某种利益、需要或者愿望之上的大众传媒意志。这种媒介意志通常会外化为特定的生活热点、社会时尚、公众话题、社会观念因素、社会舆论等等，较为显著而深入地影响和作用于接受传播的人们。就此而言，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大众传媒在体现自身功能以服务于社会的同时也行使着某种权力，或者说人类社会在赋予大众传媒以种种功能的同时也赋予了它无形的权力。具有多重社会功能并持有某种权力的大众传播在选择信息、加工处理和传播信息时自然处于极其主动的地位而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占据着绝对优势。

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的人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和与日俱增的种种诱惑欲望时已难以保持内心原有的平衡和从容，思维与行为渐趋一种急功近利虚妄浮躁的状态。这种情境中的人们十分容易满足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丰富而现成的信息，无暇甚至无意对媒介所传的信息给予甄别与证实，往往会不加选择地将其作为确定自己生存状态与生存目标的参照系统，使个人完全陷入媒介化生存状态而显得极合时宜甚至超前（这种超前大多为媒介所营造），实际上几乎丧失了自我，丧失了保有自我的权力与自由。毫无疑问，这种对大众传媒的极大依赖无形中助长了媒介权力的膨胀和扩张。虽然人们的依赖不乏媒介传播优势与渗透力的作用，但同时也是现代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生存观价值观给予人们深刻影响的结果。

在信息高度密集、生活节奏不断加快而生存压力日益增强的今天，人们自然地将大众传媒作为获取各类信息最为便捷而有效的渠道，自觉不自觉地将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信息作为调整与修正自己思维和行为以求生存发展的重要依据，并且注重将自己与大众传媒之间的融合程度作为衡量自身是否具有社会化特征的一项指标。人们的这种客观需求与主观依赖无疑是大众传媒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们难以想象，完全依赖媒介生存，而将人们的生命战车完全纳入大众传媒策划与制作的轨道之中，自觉放弃个性和创造力，放弃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与权力，人类将陷入怎样的无奈和悲哀。同时我们也难以想象，完全排斥大众传媒，完全堵塞住这一信息主通道，完全回归到人类传播最初阶段的社会将距现代化目标有多遥远。显然任何一种情形都是人类的灾难，出现哪种偏差的社会都不是健全的、理性而文明的社会。我们应当相信，社会在赋予大众传播以种种功能的同时，也必然具有调整和控制大众传媒的能力。而被大众传媒所包围的人们也会渐趋清醒，必然努力找回自我与保存自我的自由和权力。

三、大众传媒与受众如何不尴尬？

毋庸置疑，大众传媒以其高密度大范围的信息强势覆盖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人们的生存环境、生存观念、生存方式、生存质量与目标产生着极其显著的影响，并且占据着人际交流的绝大空间。然而它不可能也绝不能完全替代人们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获取真知并依此作为确定生活坐标的根本依据，大众传播也不会成为人类交流的惟一方式和途径。实际上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律，也就是说人们依靠媒介生存的程度并不一律。不可否认受众中不乏闻声即倒的“靶子”，任由大众传媒摆布而放弃自我，最终被自己的迷失所愚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自己与大会传媒间应有的关系，努力将传媒提供的信息作为确定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参考依据之一，而不是惟一的依据；注重有选择地获取，而不会简单地将传媒营造的“意象”当作现实，自觉放弃对生活所拥有的感知权与支配权。

两年前美国曾掀起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周不看电视”运动。这场约有500万美国人响应的运动的发起者——“没有电视的美国”这一民间团体的领导人拉巴姆认为：“既然人们呼吁提高电视节目质量已有很长一段时间而情况始终不见明显改善，那么，我们除了不看电视之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⑤这种说法表明人们在接受大众传播的同时也具有对大众传播的内容以及对大众传媒本身的选择、判定和拒绝的权力。尽管拒绝往往带有“消极抵抗”的色彩，却是人们与大众传媒难以和谐，或者大众传播有悖于人们受传需求时所采取的主动行为，体现着人们对大众传媒的另一种立场和态度。

毋庸置疑，现代社会的人们应当具有对大众传媒认同或者排斥的权力以及行使这种权力的能力。虽然传播学家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但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受众与传媒之间并不能够完全契合而是存有某种距离。这种距离的大小通常是由受众依据大众传媒的传播质量与水平，依据大众传媒所传信息与自己通过社会实践或其他途径获取的知识经验而形成的真知系统的叠合程度给予测定。如果人们只是将大众传播作为一种信息的主要来源而不是惟一来源，因而也将传媒所传信息作为参考体系而非完全仿照体系，那么这种趋于理性与明智的态度必然会支配人们有选择地面对大众传播媒介，获得各种受传需求的满足，充分体现受众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主动性，并且保有对于大众传媒的选择、判定与拒绝的权力。

实际上，当人们保有这种权力并且以报纸杂志的发行量、广播电台的收听率、电视台的收视率等形式将其严肃性、权威性和公正性展示在大众传媒面前时，无论从经济效益或是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大众传媒都不可能对这种受众权力无动于衷，而仅仅将面向受众、满足受众需要作为一种诱惑性口号或者自定游戏规则时的幌子；不可能不依据时代特征来从根本上合理地确定自己的社会位置、社会职能与社会价值，努力协调与受众的关系，尽量地使大众传播处于良性循环状态，从而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赢得最大空间。否则就不会有报纸杂志走马灯般的改革和广播电视不断翻新的尝试。显然，现代社会中的大众传媒已经明确意识到受众并非一击即中的“靶子”，而是大众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之一，受众不仅参与大众传播活动、评判着大众传媒的质量和水平，同时也极大程度地决定着大众传媒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当我们探讨大众传播中的异化现象时，不能脱离这种现象得以产生的复杂原因，切断大众传媒与人际社会之间的天然联系，更不能漠视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将其置于孤立的、甚至是对立的位置来审视，以免评判失于偏颇或片面。

如果说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异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人的媒介化生存状态和媒介权力的滥用，那么消除和防止这种有悖于大众传播主旨、阻碍其正常功能发挥和完善的情形就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这样一些现实因素：

1.媒介权力的多重性。大众传媒既是信息传播的物质

载体，也是促使大众传播者与受众得以交流的中介和纽带。因而人们所接触的大众传媒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物质形态，更是大众传播者与传播载体紧密结合后的产物。分布于不同媒介之中的职业传播者在选择、加工（包括制作）和传播信息的具体环节中行使着以体现大众传播功能、满足受众需求为基本目标的职责和权力。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当今社会中，大众传媒往往直接或间接地从属于一定的社会组织，这就必然地使大众传媒在体现或行使媒介权力时不同程度地传递着一定的社会组织（或政治或经济）的意图，诸如政党报纸必然会在信息选择加工传播中融入政党的政治观点和主张，而受制于某财团的电台也必然会在传播活动中昭示财团的价值观念或经营理念。此时，大众传媒所拥有的权力并非完全归属于媒介本身，其中也蕴含着一定社会组织的权力，而一定社会组织权力的融入使媒介权力具有了更强的权威性和感召力。

在大多数情形下，受众对于媒介权力的感知与判定通常会直接面对媒介本身，而自觉不自觉地将融入媒介权力之中的社会组织的权力看作是媒介的权力（尽管社会组织往往会通过大众传媒行使自己的某种权力）。这种等同与混淆，无形中强化了媒介权力以及受众对于媒介权力的认同感。

由此可见，媒介权力绝非媒介独立生成和拥有的单一特性，而是一种富有多重因素的社会力量。尽管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媒介体现权力的动因有时会较为复杂（有时甚至无法自控），但是作为社会发展的促动力量，大众传媒在其传播活动中还是应当合理运用媒介权力，特别是在自身所从属的社会组织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而受众又十分认可媒介权力时尤需如此。

2.媒介运作的复杂性。就我国现状而言，社会转期的全方位改革已将大众传媒从国家财政的盘子里剥离了出来并且推向了市场，逐步建立起一种“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运作模式。这种体制上的变革迫使大众传媒不得不将面向受众、面向市场作为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条件。这种一改居高临下的单向传播而将受众因素融入传播过程之中的转变，不仅意味着大众传播活动行为主体的回归与确定，同时也意味着大众传媒必须与受众构建一种供需关系。虽然这种供需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纯商业关系，却也在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带有几分功利色彩。此时的大众传媒已不再是无须考虑经济因素的超脱的“精神贵族”，它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去追求发行量与收听收视率，必须去追求广告利润与整体经济效益，这就十分自然地将受众纳入大众传媒以及传播内容的消费群体，使受众成为大众传媒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大众传媒被认定是事业单位无疑体现着它从属于政府或政党的特殊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表明着它的社会职能。同时它在经营上又具企业化特点而必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运作。惟此，如何既保有大众传播的本性和精神，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又能拥有较为坚厚的经济基础，两者的相互兼顾和促动无疑是大众传媒每日面对的课题。显然，一些传媒在信息传播之前对其进行市场估价的做法带有明显的商业操作性，但是如果这种做法的目的仅在于进行有效传播以满足受众需求，并且坚持真实的客观存在即所传信息的内涵，那么这种做法便不完全等同于一般商业行为而属大众传媒企业化运作的合理性手段。当然，如果大众传媒只是为了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无视信息的本质属性，将其作为一种可以随意制造的商品，不惜营造虚假的东西，虽然此举有时确能欺瞒受众，占据一定的传播市场，但由于它彻底背离了大众传播的主旨和精神，自身的异化导致大众传播的异化，最终会彻底毁坏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失去生存基础便意味着自我毁灭。

3.把关人权力的显著性美国传播学专家库尔特·卢因提出的“把关人”这一概念涵盖传播活动中的记者、编辑、电视与广播节目的制作人员。就大众传播的过程而言，把关人对于信息的取舍、信息的流向和流量都有十分显著的控制力，并且直接作用于受众对信息的理解。因此，把关人的这种对信息的控制力必然地成为媒介权力的构成因素，或者说媒介权力往往通过把关人对于信息的控制力来体现。就此而言，如果媒介权力出现滥用时，实际上很大程度是把关人的权力被滥用。

在大众传播活动中，记者编辑等把关人以“本台记者”、“本报编辑”的身份选择、决定并面向受众传递信息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媒介整体，受众对此也十分认同。这种情形使得把关人潜意识中或多或少地存有“我即媒体”的意念，以至极为容易地将自我个体移入媒介集体之中而无形地大大扩张了自己的权力。譬如把关人会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衡量和取舍信息，根据自己的理解水准评价信息，根据自己的业务能力处理信息等等。即使把关人个体出现传播偏差，受众也会首先批评媒介整体，而媒介也往往出于保护和爱护把关人的动机由集体承担责任或做出解释。于是把关人不免会滋生几分自视优越特殊的安全心理，而这种心理则成为他们运用或者滥用权力的构成因素。虽然近年来由于把关人滥用权力而引发的新闻诉讼案迭出，表明着社会对于把关人作为传播行为主体之一的角色的认定，以及对于把关人传播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但就整体而言，在大众传播过程的具体环节上，把关人仍然具有显著的自主性，他们通常能够左右信息传递过程并影响受众，而受众在接受信息时，不可能去核实把关人对于信息行使的控制力是否适度，是否准确与合理。因此，媒介权力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把关人手里，教育把关人用好这种权力并且建立完善的新闻法规、强化受众与社会对把关人的监督制约作用便显得极为必要。

综上所述，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异化现象是由多重因素构成的复杂问题，消除这种现象固然需要大众传媒自身的努力，同时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配合和参与。毕竟大众传播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毕竟我们每个现代人对于大众传播所传信息有着极高的需求。所以克服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异化现象，建立起大众传播与社会、与受众之间和谐、合理而互动的关系，应是当今人们的共同愿望。

参考文献：

①《辞海》哲学分册第27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

②《新闻学大辞典》第55页甘惜分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大众传播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

当代大众媒介中混入了不少有害性、有毒性、欺骗性、误导性信息，这些信息已经超过传播标准或道德底线并形成污染，对传播生态、信息资源以及人类身心健康造成破坏、损害和其他不良影响，对此，除了国家、媒介、个人提出解决的措施之外，信息环保主义运动和媒介生态学理论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在传播中要做到五个坚持：坚持“绿色”原则，坚持多样原则，坚持平衡原则，坚持循环原则，坚持“扎根”原则。

Abstract:Amongmodernmedia,therehasmixedinformationwhichisdeleterious,poisonous,beguilingandmisleading.Thiskindofinformationhasoverrunthecommunicationcriterionandmoralbaseline,formingtheinformationpollution.Thepollutiondoesharmtothecommunicationecology,informationresource,thehuman’sphysical-mentalhealth,etc.Withal,besidesthemeasurementswhichareproposedbythecountry,mediaandpeople,informationenvironmentalismmovementandthetheoryofmediaecologygiveussomeilluminations,thatis,insistingonfiveprinciplesinthecommunication.Theseprinciplesareasfollows:theprincipleof‘green’;principleofmultiplicity;principleofbalance;principleofcirculation;principleof“takingroot”.

KeyWords:InformationPollution,Media’sCountermeasure,MediaEcology,InformationEnvironmentalismMovement

人类曾热烈欢呼工业文明的到来，在多少个世纪里尽情品尝着工业文明所结出的累累硕果，但当工业污染这杯苦酒端上餐桌，人类惊恐、害怕了。同样，当我们热烈拥吻信息文明和享受信息佳肴时，信息污染又成了一杯并非“自酿的苦酒”，媒介强国凭借大众传播上的优势强行倾倒信息又会演化成类似于军事入侵的信息侵略，从而对人类社会构成伤害。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坚决清除和反对。

信息污染是指媒介信息中混入了有害性、有毒性、欺骗性、误导性信息元素，或者媒介信息中含有的有毒、有害的信息元素超过传播标准或道德底线，对传播生态、信息资源以及人类身心健康造成破坏、损害或其他不良影响。从更深层次讲，信息污染也是对有利、有用信息传播、接受、处理和使用的干扰，直接影响有利、有用信息传播的速度与效率，增加人们对信息筛选、判断、甄别的难度，从而也降低了准确使用有利、有用信息的效果。

一、信息污染的表现

信息污染已成为信息时代的一种新的社会公害。信息污染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信息：

1．有害性和有毒性信息。从大众传播的内容上来考察，色情和暴力属于有害有毒类信息，也是危害最大的信息污染。这类信息力求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和“庸俗心理”，极力兜售、、、、暴力等内容，污染社会环境和受众视听，违反伦理纲常。

在新闻传播中，“黄色新闻之父”是1833年创办《纽约太阳报》的本杰明·H·戴伊和1835年创办《纽约先驱极》的詹姆斯·G·贝内特。在他们看来，一切违背《圣经》中“摩西十戒”的都是新闻，“其中背了第五(‘汝勿杀人’)第六(‘汝勿奸淫’)两项的，是最好的新闻。”如今，黄色新闻已遍布全球的各种传播媒介。在中国报纸的“周末版”、“星期版”和一些娱乐性的小报中，黄色新闻和暴力内容也是屡见不鲜的，什么打工妹失身、女秘书插足、明星婚变、大款纳妻、小尼、深夜情杀……等等，“黄货”一直屡禁不止。

在电影、电视、网络和录像带、VCD中，有害有毒信息更是波涛澎湃。据统计，好莱坞电影中有23%属于“儿童不宜”；法国录像带出租店有30%属于“黄色窝点”；一般电视剧中平均每集有接吻、上床、性搔扰、语言等色情镜头约5.4个。美国《电视导报》曾调查了特定一天首都华盛顿10个频道计180个小时的电视节目，结果共有1846个暴力镜头，其中动枪的有362个。尽管在1993年美国出台了《电视暴力管理法》，但三大电视网仍保持着每小时18个暴力镜头。面对法律，美国广播公司一位女发言人甚至在1994年1月还公然声称：“我们应做能做的事情都做了。为了避免法律干预，我们的节目安排得很合理，我们不会再做什么大的变动了。”面对批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集团主席沃德·斯金格辩解：“我们并不孤独，电视暴力是5O0个频道共有的问题。”在网络电子公告栏储存的数字化图像中有83.5%含有猥亵内容，甚至还有性变态的画面。

2．虚假性和伪劣性信息。大众传播中的虚假、伪劣信息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是影响最坏的、受众意见最大的信息污染。虚假、伪劣信息是蒙着真实的面纱，以真实的面目呈现，使受众信以为真，判断失误，进而做出错误的决定。在美国新闻史上，大众传播媒介搞信息传播垄断，故意制造煽动性的虚假新闻，竟然引发了一场“美西战争”；后来的“美朝战争”和“美越战争”，美国的新闻媒介也同样扮演了不很光彩的角色，传播了许多虚假新闻。即使在和平时期，美国新闻媒介也存在选择性失实和偏向性失实，有时甚至有目的地传播“反间信息”和“假事件”或传谣、造谣，公开干涉别国内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的经营与管理也有点趋向功利化和商业化，炒新闻、买新闻、策划新闻、变相制造新闻已成了提高发行量和收视率的惯用绝招，卖版面、卖时段、搞广告新闻和有偿新闻也是时下提高经济效益的通常做法，而这些正是产生虚假、伪劣信息的直接原因。

在商业经营和广告传播中，商家为达到赢利的目的，利用信息不对称、不透明和一些消费者不易确证的有利条件，伪造商品属性，夸大商品功能，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以各种夸张语言向消费者强力推销，误导和蒙骗消费者。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由于每个人所持立场和所持观点不同，对人或事物的描述和评价中往往也渗透着大量的虚假、伪劣信息。时过境迁，这些留存的虚假、伪劣信息便给后人理解和认识当时的历史造成欺骗和误导，成为信息污染。比如，对人物进行评价时，信口开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扣帽子、打棍子、肆意人身攻击；对重大事件进行报道时，不客观公正，报喜不报忧，只讲一面之辞，甚至利用大众媒介为恶势力公开辩护。这不仅在当时会对受众造成欺骗和误导，许多年后，当人们再看这些人或事件时，更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3．重复性和图像性信息。现在有许多读者抱怨：“报纸内容都差不多，看一份就够了”。因为，打开同城的几家甚至十几家报纸，人们看到，同城媒介对同一件事的报道都是同一个声音,不仅报纸上的新闻和信息内容交叉重复，甚至连叙述口气、报道角度、价值判断、编排手法、版面风格和读者定位都大同小异。其实，广播电视节目也是这样。新闻和信息内容的交叉、重复、同质，导致同城媒介没有特色或特色不明显，降低传播质量，媒体之间的替代性十分明显,竞争底线相当脆弱，最后受害的是媒介自身而不是受众。因此，对信息交叉化、重复化和同质化的现象，媒介应该引起警惕，否则，它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不仅交叉性、重复性信息是一种信息污染，图像性、视像性信息也会转化为信息污染。当代社会信息通过电视来传播的比重越来越大，日后用电脑传播图像化信息的比重也会上升。面对这一趋势，施拉姆清醒地看到：“人类如何运用电视，正考验着人类的智慧。”因为，图像性、视像性信息，会使观众的逻辑思维的能力下降，导致思维的跳跃、散乱和不规则、不缜密；同时，思维上的图像化、视像化，又会使观众的语言(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下降，使语言传播趋向大众化和流行化，而缺乏个性和特色。对此，西方甚至有人将图像化信息称之为：“电插头”，以警示受众严加防范。英国心理学家伊丽莎白·纽森(1995)认为，经常让孩子看暴力录像，就等于虐待儿童，社会必须保护儿童不受这种形式的虐待。

二、信息污染的治理

对于信息污染的问题，学术界从来就没有形成过统一看法。传统派学者认为：大众传媒作为“社会公器”，它的内容必须有益于社会健康和社会进步，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自由派学者认为：大众传媒乃“自由的卫士”，它有权自由地传播受众需要的各种信息，受众也有权自由地收看他们想看的任何信息。两派学者提出的科学研究结论也都为他们的观点提供了证据。这既涉及价值观的冲突，也涉及方法论的碰撞，争论本身已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针对暴力内容特别是暴力镜头日益泛滥，导致现实社会中的暴力和犯罪的不断上升的状况，许多国家已经深感忧虑和不安，认识到解决这一问题已迫在眉睫。新加坡就设立了调查电视过激暴力场面的委员会。马来西亚新闻部则要求禁播有暴力的节目。加拿大广播电视和通信委员会(CRTC)在1993年10月通过了“反暴力法”。1988的5月英国设立广播标准委员会(BSC)，负责监督媒介中的暴力描写、性表现及品位等问题。1996年8月巴西司法部和巴西电视台成立了专门机构审查电视节目，以减少荧屏上的暴力和色情镜头。澳大利亚已经开始采取对策限制电视、视屏游戏中的暴力描写和性描写。就连美国这样的音像制品的输出大国也制定了相关法律，开始对暴力镜头进行削减。总之，世界各国都已认识到解决暴力描写和暴力镜头的迫切性。

信息污染的问题不仅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一些民间组织热烈讨论和高度关注。最近，一些先知先觉者提出并大力倡导“信息环保主义”，这一运动正在美国发展壮大。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教授戴维·利维（DavidLevy,2004）说：“我们乐于把这视为新一类的信息环保主义，乐于讨论我们的经历和注意力遭受的污染。”美国的信息环保主义者认为，信息时代的首要污染物，已不是向空气中排放毒素的化学品制造商，也不是砍伐原始森林的木材集团，更不是把湿地开发成购物广场的地产商，而是来自媒介、客户、同事和广告商的大量无用信息。它们为了获得你的注意力展开无情争夺。信息环保主义者高喊，既然狂热的女权主义者可以把自己的乳罩付之一炬，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热情把自己的电脑和电视抛在一边！

媒介生态学理论和信息环保主义运动为解决信息污染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从中得到五点启示：

（1）坚持“绿色”原则，即坚守公共精神、恪守社会公器，尽可能地减少信息污染、信息伤害，避免色情、暴力、犯罪等活动的过度报道和传播器具、形式、技巧的过分运用对人类身心健康和精神文明生态的影响破坏。

（2）坚持多样原则，即允许多种信息并存，对人类来说，信息多样化就像生物多样化一样重要。物种多样是生态系统健全、完善的重要特征。同样，知识多元化、信息多样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则是现代科学传播体系的关键标志，也是科学进步、知识发展的基本形态和必然趋势。

（3）坚持平衡原则，即既不要造成信息富集、信息超载，也不要形成信息盆地、信息饥渴。同时，要确立科学的平等传播思想，反对媒介的等级观念和制度，信息来源没有高低贵践之分，所有媒介和信息都有其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价值和权利。

（4）坚持循环原则，即保持信息良性循环，加强文化活力。[1]坚持循环原则，就是要用媒介生态理论指导和规范传播活动,正确处理媒介与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不浪费资源、不污染身心、不破坏社会稳定的“三不”发展模式。事实上，人类的传播体系也从来就是一个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循环往复的整体生态系统。

（5）坚持“扎根”原则，即在“扎根”中国文化土壤的基础上，弘扬优秀的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和世界文化。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坚守文化传统，不是搞封闭，也要注意在传统文化中加进时代气息和现代元素，以燃起当代受众的接受激情；我们坚持中国特色，也要具有亚洲眼光和全球视野，以走出国门在更大范围内传播中国文化。

当然，从宏观层面上说，此事应该由国家加强管理，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从中宏层面上讲，应该由媒介加强自律，制定出一些防范信息污染的公约和守则；从微观角度来说，则需要对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传播文本的质量加强审查，对不同信息产品的生产者和者的声誉、能力等因素加强鉴别，要求传播者弘扬公共精神，承担社会责任。

[注释]

[1]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

[参考文献]

邵培仁著：《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邵培仁：《论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新闻界》2001年第3期。

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

邵培仁：《媒体的当下使命及社会责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年第6期。

大众传播论文范文第7篇

信息污染已成为信息时代的一种新的社会公害。信息污染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信息：

1．有害性和有毒性信息。从大众传播的内容上来考察，色情和暴力属于有害有毒类信息，也是危害最大的信息污染。这类信息力求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和“庸俗心理”，极力兜售、、、、暴力等内容，污染社会环境和受众视听，违反伦理纲常。

在新闻传播中，“黄色新闻之父”是1833年创办《纽约太阳报》的本杰明·H·戴伊和1835年创办《纽约先驱极》的詹姆斯·G·贝内特。在他们看来，一切违背《圣经》中“摩西十戒”的都是新闻，“其中背了第五(‘汝勿杀人’)第六(‘汝勿奸淫’)两项的，是最好的新闻。”如今，黄色新闻已遍布全球的各种传播媒介。在中国报纸的“周末版”、“星期版”和一些娱乐性的小报中，黄色新闻和暴力内容也是屡见不鲜的，什么打工妹失身、女秘书插足、明星婚变、大款纳妻、小尼、深夜情杀……等等，“黄货”一直屡禁不止。

在电影、电视、网络和录像带、VCD中，有害有毒信息更是波涛澎湃。据统计，好莱坞电影中有23%属于“儿童不宜”；法国录像带出租店有30%属于“黄色窝点”；一般电视剧中平均每集有接吻、上床、性搔扰、语言等色情镜头约5.4个。美国《电视导报》曾调查了特定一天首都华盛顿10个频道计180个小时的电视节目，结果共有1846个暴力镜头，其中动枪的有362个。尽管在1993年美国出台了《电视暴力管理法》，但三大电视网仍保持着每小时18个暴力镜头。面对法律，美国广播公司一位女发言人甚至在1994年1月还公然声称：“我们应做能做的事情都做了。为了避免法律干预，我们的节目安排得很合理，我们不会再做什么大的变动了。”面对批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集团主席沃德·斯金格辩解：“我们并不孤独，电视暴力是5O0个频道共有的问题。”在网络电子公告栏储存的数字化图像中有83.5%含有猥亵内容，甚至还有性变态的画面。

2．虚假性和伪劣性信息。大众传播中的虚假、伪劣信息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是影响最坏的、受众意见最大的信息污染。虚假、伪劣信息是蒙着真实的面纱，以真实的面目呈现，使受众信以为真，判断失误，进而做出错误的决定。在美国新闻史上，大众传播媒介搞信息传播垄断，故意制造煽动性的虚假新闻，竟然引发了一场“美西战争”；后来的“美朝战争”和“美越战争”，美国的新闻媒介也同样扮演了不很光彩的角色，传播了许多虚假新闻。即使在和平时期，美国新闻媒介也存在选择性失实和偏向性失实，有时甚至有目的地传播“反间信息”和“假事件”或传谣、造谣，公开干涉别国内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的经营与管理也有点趋向功利化和商业化，炒新闻、买新闻、策划新闻、变相制造新闻已成了提高发行量和收视率的惯用绝招，卖版面、卖时段、搞广告新闻和有偿新闻也是时下提高经济效益的通常做法，而这些正是产生虚假、伪劣信息的直接原因。

在商业经营和广告传播中，商家为达到赢利的目的，利用信息不对称、不透明和一些消费者不易确证的有利条件，伪造商品属性，夸大商品功能，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以各种夸张语言向消费者强力推销，误导和蒙骗消费者。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由于每个人所持立场和所持观点不同，对人或事物的描述和评价中往往也渗透着大量的虚假、伪劣信息。时过境迁，这些留存的虚假、伪劣信息便给后人理解和认识当时的历史造成欺骗和误导，成为信息污染。比如，对人物进行评价时，信口开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扣帽子、打棍子、肆意人身攻击；对重大事件进行报道时，不客观公正，报喜不报忧，只讲一面之辞，甚至利用大众媒介为恶势力公开辩护。这不仅在当时会对受众造成欺骗和误导，许多年后，当人们再看这些人或事件时，更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3．重复性和图像性信息。现在有许多读者抱怨：“报纸内容都差不多，看一份就够了”。因为，打开同城的几家甚至十几家报纸，人们看到，同城媒介对同一件事的报道都是同一个声音,不仅报纸上的新闻和信息内容交叉重复，甚至连叙述口气、报道角度、价值判断、编排手法、版面风格和读者定位都大同小异。其实，广播电视节目也是这样。新闻和信息内容的交叉、重复、同质，导致同城媒介没有特色或特色不明显，降低传播质量，媒体之间的替代性十分明显,竞争底线相当脆弱，最后受害的是媒介自身而不是受众。因此，对信息交叉化、重复化和同质化的现象，媒介应该引起警惕，否则，它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不仅交叉性、重复性信息是一种信息污染，图像性、视像性信息也会转化为信息污染。当代社会信息通过电视来传播的比重越来越大，日后用电脑传播图像化信息的比重也会上升。面对这一趋势，施拉姆清醒地看到：“人类如何运用电视，正考验着人类的智慧。”因为，图像性、视像性信息，会使观众的逻辑思维的能力下降，导致思维的跳跃、散乱和不规则、不缜密；同时，思维上的图像化、视像化，又会使观众的语言(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下降，使语言传播趋向大众化和流行化，而缺乏个性和特色。对此，西方甚至有人将图像化信息称之为：“电插头”，以警示受众严加防范。英国心理学家伊丽莎白·纽森(1995)认为，经常让孩子看暴力录像，就等于虐待儿童，社会必须保护儿童不受这种形式的虐待。

二、信息污染的治理

对于信息污染的问题，学术界从来就没有形成过统一看法。传统派学者认为：大众传媒作为“社会公器”，它的内容必须有益于社会健康和社会进步，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自由派学者认为：大众传媒乃“自由的卫士”，它有权自由地传播受众需要的各种信息，受众也有权自由地收看他们想看的任何信息。两派学者提出的科学研究结论也都为他们的观点提供了证据。这既涉及价值观的冲突，也涉及方法论的碰撞，争论本身已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针对暴力内容特别是暴力镜头日益泛滥，导致现实社会中的暴力和犯罪的不断上升的状况，许多国家已经深感忧虑和不安，认识到解决这一问题已迫在眉睫。新加坡就设立了调查电视过激暴力场面的委员会。马来西亚新闻部则要求禁播有暴力的节目。加拿大广播电视和通信委员会(CRTC)在1993年10月通过了“反暴力法”。1988的5月英国设立广播标准委员会(BSC)，负责监督媒介中的暴力描写、性表现及品位等问题。1996年8月巴西司法部和巴西电视台成立了专门机构审查电视节目，以减少荧屏上的暴力和色情镜头。澳大利亚已经开始采取对策限制电视、视屏游戏中的暴力描写和性描写。就连美国这样的音像制品的输出大国也制定了相关法律，开始对暴力镜头进行削减。总之，世界各国都已认识到解决暴力描写和暴力镜头的迫切性。

信息污染的问题不仅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一些民间组织热烈讨论和高度关注。最近，一些先知先觉者提出并大力倡导“信息环保主义”，这一运动正在美国发展壮大。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教授戴维·利维（DavidLevy,2004）说：“我们乐于把这视为新一类的信息环保主义，乐于讨论我们的经历和注意力遭受的污染。”美国的信息环保主义者认为，信息时代的首要污染物，已不是向空气中排放毒素的化学品制造商，也不是砍伐原始森林的木材集团，更不是把湿地开发成购物广场的地产商，而是来自媒介、客户、同事和广告商的大量无用信息。它们为了获得你的注意力展开无情争夺。信息环保主义者高喊，既然狂热的女权主义者可以把自己的乳罩付之一炬，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热情把自己的电脑和电视抛在一边！

媒介生态学理论和信息环保主义运动为解决信息污染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从中得到五点启示：

（1）坚持“绿色”原则，即坚守公共精神、恪守社会公器，尽可能地减少信息污染、信息伤害，避免色情、暴力、犯罪等活动的过度报道和传播器具、形式、技巧的过分运用对人类身心健康和精神文明生态的影响破坏。

（2）坚持多样原则，即允许多种信息并存，对人类来说，信息多样化就像生物多样化一样重要。物种多样是生态系统健全、完善的重要特征。同样，知识多元化、信息多样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则是现代科学传播体系的关键标志，也是科学进步、知识发展的基本形态和必然趋势。

（3）坚持平衡原则，即既不要造成信息富集、信息超载，也不要形成信息盆地、信息饥渴。同时，要确立科学的平等传播思想，反对媒介的等级观念和制度，信息来源没有高低贵践之分，所有媒介和信息都有其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价值和权利。

（4）坚持循环原则，即保持信息良性循环，加强文化活力。[1]坚持循环原则，就是要用媒介生态理论指导和规范传播活动,正确处理媒介与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不浪费资源、不污染身心、不破坏社会稳定的“三不”发展模式。事实上，人类的传播体系也从来就是一个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循环往复的整体生态系统。

（5）坚持“扎根”原则，即在“扎根”中国文化土壤的基础上，弘扬优秀的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和世界文化。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坚守文化传统，不是搞封闭，也要注意在传统文化中加进时代气息和现代元素，以燃起当代受众的接受激情；我们坚持中国特色，也要具有亚洲眼光和全球视野，以走出国门在更大范围内传播中国文化。

当然，从宏观层面上说，此事应该由国家加强管理，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从中宏层面上讲，应该由媒介加强自律，制定出一些防范信息污染的公约和守则；从微观角度来说，则需要对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传播文本的质量加强审查，对不同信息产品的生产者和者的声誉、能力等因素加强鉴别，要求传播者弘扬公共精神，承担社会责任。

关键词：信息污染媒介治理媒介生态信息环保主义运动

[摘要]：

大众传播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成因；媒介权力；大众传播；异化

作为一种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信息传播活动自20世纪以来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进入了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为主要媒介的大众传播阶段。较之以往，大众传播无论在信息传递的容量与质量或是时间与空间上均显示出极大的优势，并且将随着电脑技术、社区天线、通讯卫星、雷束电波、显像电话等现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对人类社会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力与作用力。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无疑已成为大众传播链条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人们一旦接触大众传播媒介，便会自觉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接受传播而必然成为大众传播活动得以进行和循环的构成因素。当人们对这种传播形态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全方位的影响和作用感到欣喜和接纳的同时，也对其强劲的传播势头和力量剥蚀甚至取代着自己原有的、正常而自然的人际传播等信息交流方式所造成的某些迷失和缺憾而感到几分忧虑和不安。关注和研究大众传播的专家学者们更是对此十分重视，试图从理性的角度对于大众传播过程中并非一日形成也并非一方建构的所谓“异化现象”给予探讨和评述。

所谓“异化”本为德语Entfremdung的意译，属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它的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①客观而论，大众传播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化现象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似乎是由作为信息传播活动主体的大众传播所引发的一种不和谐，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种种情形表明，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异化现象是一个有着复杂原因的社会问题，本文拟就大众传媒与受众这两个大众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入手，对此给予一些探讨。

一、大众传播媒介的强势与尴尬

大众传播即“职业传播者通过某种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向为数众多的不确定人群传递信息的活动”。②“大众传播是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技术，通过科学手段（如报刊、广播、电影等等）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的内容”。③显而易见，大众传播的主旨在于向人们传递信息，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具有一定精神文化基础和物质技术条件阶段的必然结果，是与人类社会发展必然需求相吻合的一种自觉行为。惟此，一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即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已由人们共同生活所必需的人际交流的自然行为转换为“职业传播者”或“专业化群体”凭借现代化的传播手段有意识、有目的地向人们传递信息的自觉行为。这种转换固然标志着信息传播已趋于社会化与专业化，标志着人类传播活动伴随社会整体的发展进步而进入了更为先进的阶段。与此同时，这种转换也极大程度地标志着大众传播已从人类最初的、共有的人际交流范畴中分离了出来，从人类信息传播的自然状态中分离了出来，成为独立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凌驾于一般意义的人际交流与信息传播活动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于是，现代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便完全由职业传播者与传播工具所构成的大众传播媒介所控制和垄断，并且渐次融入媒介意志而成为“用以做出决定、用以说服和操纵别人”③的手段。

客观而论，作为现代社会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之一和连接信息与受众的桥梁，大众传播媒介为人类认识自身与外部世界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人们的思维与视野远远超出己所能及，如同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显然，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的这种并非理想主义幻象的勾勒，对于大众传媒的基本特性给予了客观认证，清晰地昭示出传播媒介与人们之间应有的关系。然而，当人们的生活知识和经验大多来自大众传媒，人们与他人和外界的交流大多借助大众传媒，人们对于社会、乃至对于自己本身的认识和了解大多依赖大众传媒的时候，人们的生活状态便会自然而然地受到大众传媒极有力的牵引而很大程度地被涂抹上媒介化生存的色彩。在这种媒介化生存的状态中，大众传播媒介所提供的超越时空的、高度密集的、极为现成并且获取便捷的各类信息在给人们提供切实的帮助与服务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使人们逐渐漠视自己所拥有的思维与行为的自由，漠视自然而传统的人际交流，日甚一日地习惯于闭塞的环境、习惯于依靠大众传媒来排遣内心的寂寞，沉溺于在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所引发的喜怒哀乐之中，满足于大众传媒牵引下自我营造出的色彩斑斓而却往往子虚乌有的交流幻觉而忽略甚至放弃与外界的真实接触与交融。此种情形充分印证着威尔佰·施拉姆的观点：“人在大众传播中迅速丢失个性与创造力。”④我们不能不视其为现代社会人际发展中的一种负面现象。

情形确乎如此，大众传媒的处境便显出几分尴尬：一方面大众传媒致力于信息的收集与传播，竭尽全力满足不同受众在不同时期所产生的不同受传需求，并且以此作为体现自身社会职能与存在价值的根本基础。同时，人们在赞叹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优势及其带给自己的种种益处之际对于大众传媒的信任度和依赖感也随之不断增长，并且会逐渐形成一种公众心理定势，从而决定对于大众传媒及其传播活动的基本态度：确信大众传媒对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确信大众传媒给予自己生活以显著影响的合理性。这种心理上的认定无疑从客观上将大众传媒推到了一个社会整体与社会成员个体均不可或缺的显赫位置。而另一方面，当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信息、尤其是经过传媒加工处理后的信息强有力地辐射和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无形中剥夺了人们正常自然的人际交流的快乐，消蚀和损害了人们对于外界事物原有的感知能力与判断标准，迫使人们将自己的价值标准不自觉地纳入大众传媒的价值系统而明显地丧失了个体思维与创造的自主性时，对这种趋向有所察觉的人们必然会对大众传媒提出尖锐的批评或抨击，甚至对于传媒所传信息以及传媒本身产生某些猜忌、怀疑和排斥。这种处于两个极端的社会态度往往使大众传媒陷入极其难堪的境地。

二、媒介化生存的满足与尴尬

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便可发现大众传媒的这种尴尬实在也是生活在日甚一日地依靠传媒生存的信息社会中的人们的尴尬。

毫无疑问，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必然具有某种社会功能。无论是传播学先驱拉斯威尔提出的环境监视、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观点，或是传播学大师施拉姆确立的社会需运用于管理、指导和娱乐的学说，他们所诠释的大众传播的种种功能确实通过大众传媒的长期实践而得以充分体现。值得明确的一点是，在当今社会中作为一种信息传递通道，大众传媒在将大众传播的种种功能融入信息传播的内容与容量、方式与频率、范围与时机等过程和程序中时，往往必然地蕴含有确立在某种利益、需要或者愿望之上的大众传媒意志。这种媒介意志通常会外化为特定的生活热点、社会时尚、公众话题、社会观念因素、社会舆论等等，较为显著而深入地影响和作用于接受传播的人们。就此而言，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大众传媒在体现自身功能以服务于社会的同时也行使着某种权力，或者说人类社会在赋予大众传媒以种种功能的同时也赋予了它无形的权力。具有多重社会功能并持有某种权力的大众传播在选择信息、加工处理和传播信息时自然处于极其主动的地位而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占据着绝对优势。

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的人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和与日俱增的种种诱惑欲望时已难以保持内心原有的平衡和从容，思维与行为渐趋一种急功近利虚妄浮躁的状态。这种情境中的人们十分容易满足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丰富而现成的信息，无暇甚至无意对媒介所传的信息给予甄别与证实，往往会不加选择地将其作为确定自己生存状态与生存目标的参照系统，使个人完全陷入媒介化生存状态而显得极合时宜甚至超前（这种超前大多为媒介所营造），实际上几乎丧失了自我，丧失了保有自我的权力与自由。毫无疑问，这种对大众传媒的极大依赖无形中助长了媒介权力的膨胀和扩张。虽然人们的依赖不乏媒介传播优势与渗透力的作用，但同时也是现代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生存观价值观给予人们深刻影响的结果。

在信息高度密集、生活节奏不断加快而生存压力日益增强的今天，人们自然地将大众传媒作为获取各类信息最为便捷而有效的渠道，自觉不自觉地将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信息作为调整与修正自己思维和行为以求生存发展的重要依据，并且注重将自己与大众传媒之间的融合程度作为衡量自身是否具有社会化特征的一项指标。人们的这种客观需求与主观依赖无疑是大众传媒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们难以想象，完全依赖媒介生存，而将人们的生命战车完全纳入大众传媒策划与制作的轨道之中，自觉放弃个性和创造力，放弃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与权力，人类将陷入怎样的无奈和悲哀。同时我们也难以想象，完全排斥大众传媒，完全堵塞住这一信息主通道，完全回归到人类传播最初阶段的社会将距现代化目标有多遥远。显然任何一种情形都是人类的灾难，出现哪种偏差的社会都不是健全的、理性而文明的社会。我们应当相信，社会在赋予大众传播以种种功能的同时，也必然具有调整和控制大众传媒的能力。而被大众传媒所包围的人们也会渐趋清醒，必然努力找回自我与保存自我的自由和权力。

三、大众传媒与受众如何不尴尬

毋庸置疑，大众传媒以其高密度大范围的信息强势覆盖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人们的生存环境、生存观念、生存方式、生存质量与目标产生着极其显著的影响，并且占据着人际交流的绝大空间。然而它不可能也绝不能完全替代人们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获取真知并依此作为确定生活坐标的根本依据，大众传播也不会成为人类交流的惟一方式和途径。实际上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律，也就是说人们依靠媒介生存的程度并不一律。不可否认受众中不乏闻声即倒的“靶子”，任由大众传媒摆布而放弃自我，最终被自己的迷失所愚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自己与大会传媒间应有的关系，努力将传媒提供的信息作为确定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参考依据之一，而不是惟一的依据；注重有选择地获取，而不会简单地将传媒营造的“意象”当作现实，自觉放弃对生活所拥有的感知权与支配权。

两年前美国曾掀起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周不看电视”运动。这场约有500万美国人响应的运动的发起者——“没有电视的美国”这一民间团体的领导人拉巴姆认为：“既然人们呼吁提高电视节目质量已有很长一段时间而情况始终不见明显改善，那么，我们除了不看电视之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⑤这种说法表明人们在接受大众传播的同时也具有对大众传播的内容以及对大众传媒本身的选择、判定和拒绝的权力。尽管拒绝往往带有“消极抵抗”的色彩，却是人们与大众传媒难以和谐，或者大众传播有悖于人们受传需求时所采取的主动行为，体现着人们对大众传媒的另一种立场和态度。

毋庸置疑，现代社会的人们应当具有对大众传媒认同或者排斥的权力以及行使这种权力的能力。虽然传播学家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但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受众与传媒之间并不能够完全契合而是存有某种距离。这种距离的大小通常是由受众依据大众传媒的传播质量与水平，依据大众传媒所传信息与自己通过社会实践或其他途径获取的知识经验而形成的真知系统的叠合程度给予测定。如果人们只是将大众传播作为一种信息的主要来源而不是惟一来源，因而也将传媒所传信息作为参考体系而非完全仿照体系，那么这种趋于理性与明智的态度必然会支配人们有选择地面对大众传播媒介，获得各种受传需求的满足，充分体现受众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主动性，并且保有对于大众传媒的选择、判定与拒绝的权力。

实际上，当人们保有这种权力并且以报纸杂志的发行量、广播电台的收听率、电视台的收视率等形式将其严肃性、权威性和公正性展示在大众传媒面前时，无论从经济效益或是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大众传媒都不可能对这种受众权力无动于衷，而仅仅将面向受众、满足受众需要作为一种诱惑性口号或者自定游戏规则时的幌子；不可能不依据时代特征来从根本上合理地确定自己的社会位置、社会职能与社会价值，努力协调与受众的关系，尽量地使大众传播处于良性循环状态，从而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赢得最大空间。否则就不会有报纸杂志走马灯般的改革和广播电视不断翻新的尝试。显然，现代社会中的大众传媒已经明确意识到受众并非一击即中的“靶子”，而是大众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之一，受众不仅参与大众传播活动、评判着大众传媒的质量和水平，同时也极大程度地决定着大众传媒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当我们探讨大众传播中的异化现象时，不能脱离这种现象得以产生的复杂原因，切断大众传媒与人际社会之间的天然联系，更不能漠视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将其置于孤立的、甚至是对立的位置来审视，以免评判失于偏颇或片面。

如果说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异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人的媒介化生存状态和媒介权力的滥用，那么消除和防止这种有悖于大众传播主旨、阻碍其正常功能发挥和完善的情形就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这样一些现实因素：

1.媒介权力的多重性。大众传媒既是信息传播的物质

载体，也是促使大众传播者与受众得以交流的中介和纽带。因而人们所接触的大众传媒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物质形态，更是大众传播者与传播载体紧密结合后的产物。分布于不同媒介之中的职业传播者在选择、加工（包括制作）和传播信息的具体环节中行使着以体现大众传播功能、满足受众需求为基本目标的职责和权力。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当今社会中，大众传媒往往直接或间接地从属于一定的社会组织，这就必然地使大众传媒在体现或行使媒介权力时不同程度地传递着一定的社会组织（或政治或经济）的意图，诸如政党报纸必然会在信息选择加工传播中融入政党的政治观点和主张，而受制于某财团的电台也必然会在传播活动中昭示财团的价值观念或经营理念。此时，大众传媒所拥有的权力并非完全归属于媒介本身，其中也蕴含着一定社会组织的权力，而一定社会组织权力的融入使媒介权力具有了更强的权威性和感召力。

在大多数情形下，受众对于媒介权力的感知与判定通常会直接面对媒介本身，而自觉不自觉地将融入媒介权力之中的社会组织的权力看作是媒介的权力（尽管社会组织往往会通过大众传媒行使自己的某种权力）。这种等同与混淆，无形中强化了媒介权力以及受众对于媒介权力的认同感。

由此可见，媒介权力绝非媒介独立生成和拥有的单一特性，而是一种富有多重因素的社会力量。尽管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媒介体现权力的动因有时会较为复杂（有时甚至无法自控），但是作为社会发展的促动力量，大众传媒在其传播活动中还是应当合理运用媒介权力，特别是在自身所从属的社会组织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而受众又十分认可媒介权力时尤需如此。

2.媒介运作的复杂性。就我国现状而言，社会转期的全方位改革已将大众传媒从国家财政的盘子里剥离了出来并且推向了市场，逐步建立起一种“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运作模式。这种体制上的变革迫使大众传媒不得不将面向受众、面向市场作为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条件。这种一改居高临下的单向传播而将受众因素融入传播过程之中的转变，不仅意味着大众传播活动行为主体的回归与确定，同时也意味着大众传媒必须与受众构建一种供需关系。虽然这种供需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纯商业关系，却也在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带有几分功利色彩。此时的大众传媒已不再是无须考虑经济因素的超脱的“精神贵族”，它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去追求发行量与收听收视率，必须去追求广告利润与整体经济效益，这就十分自然地将受众纳入大众传媒以及传播内容的消费群体，使受众成为大众传媒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大众传媒被认定是事业单位无疑体现着它从属于政府或政党的特殊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表明着它的社会职能。同时它在经营上又具企业化特点而必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运作。惟此，如何既保有大众传播的本性和精神，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又能拥有较为坚厚的经济基础，两者的相互兼顾和促动无疑是大众传媒每日面对的课题。显然，一些传媒在信息传播之前对其进行市场估价的做法带有明显的商业操作性，但是如果这种做法的目的仅在于进行有效传播以满足受众需求，并且坚持真实的客观存在即所传信息的内涵，那么这种做法便不完全等同于一般商业行为而属大众传媒企业化运作的合理性手段。当然，如果大众传媒只是为了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无视信息的本质属性，将其作为一种可以随意制造的商品，不惜营造虚假的东西，虽然此举有时确能欺瞒受众，占据一定的传播市场，但由于它彻底背离了大众传播的主旨和精神，自身的异化导致大众传播的异化，最终会彻底毁坏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失去生存基础便意味着自我毁灭。

3.把关人权力的显著性美国传播学专家库尔特·卢因提出的“把关人”这一概念涵盖传播活动中的记者、编辑、电视与广播节目的制作人员。就大众传播的过程而言，把关人对于信息的取舍、信息的流向和流量都有十分显著的控制力，并且直接作用于受众对信息的理解。因此，把关人的这种对信息的控制力必然地成为媒介权力的构成因素，或者说媒介权力往往通过把关人对于信息的控制力来体现。就此而言，如果媒介权力出现滥用时，实际上很大程度是把关人的权力被滥用。

在大众传播活动中，记者编辑等把关人以“本台记者”、“本报编辑”的身份选择、决定并面向受众传递信息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媒介整体，受众对此也十分认同。这种情形使得把关人潜意识中或多或少地存有“我即媒体”的意念，以至极为容易地将自我个体移入媒介集体之中而无形地大大扩张了自己的权力。譬如把关人会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衡量和取舍信息，根据自己的理解水准评价信息，根据自己的业务能力处理信息等等。即使把关人个体出现传播偏差，受众也会首先批评媒介整体，而媒介也往往出于保护和爱护把关人的动机由集体承担责任或做出解释。于是把关人不免会滋生几分自视优越特殊的安全心理，而这种心理则成为他们运用或者滥用权力的构成因素。虽然近年来由于把关人滥用权力而引发的新闻诉讼案迭出，表明着社会对于把关人作为传播行为主体之一的角色的认定，以及对于把关人传播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但就整体而言，在大众传播过程的具体环节上，把关人仍然具有显著的自主性，他们通常能够左右信息传递过程并影响受众，而受众在接受信息时，不可能去核实把关人对于信息行使的控制力是否适度，是否准确与合理。因此，媒介权力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把关人手里，教育把关人用好这种权力并且建立完善的新闻法规、强化受众与社会对把关人的监督制约作用便显得极为必要。

大众传播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大众传播；国际贸易；促进；融合

当前，我们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大众传播媒介扮演着一个新的能动角色，积极参与塑造当今的国际关系。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国际贸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其范围不断扩大。而国际贸易中大众传播的内容也倍受各方的关注，影视产品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由此引出的知识产权、文化侵略等等成为贸易各方常常争论不休的问题。此外，由于大众传播工具用途的开发，电子商务、网络贸易等竞相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的时髦方式。国际贸易与大众传播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的内容与手段。可以看出，二者不仅在相互促进，而且也在相互融合中发展。

一、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在发展中相互促进

1.每一次大众传播媒介的革命，都使国际贸易决策变得更为快捷和准确。

大众传播媒介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网络媒介，每一次革命都使国际贸易变得更快捷，这主要体现在贸易信息的传播速度和技术手段上。

17世纪以前，人类已经掌握了许多通讯工具和手段，其中报纸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新式传播工具也在古罗马帝国和中国唐朝出现了。这时，报纸主要用于为地中海和尼德兰地区商人们提供商情、船期和海外其他情况，信息源即是海外或国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上百年。这样，商人们决策时就有了较多的信息，从而使得决策更为准确。所以说，大众传播工具一开始就直接和国际贸易有联系。随着印刷传媒的发展，其信息传播和舆论导向功能对国际贸易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它可以提供各种国际经济信息，报道国际经济领域的最新事态，评述国际经济新近变动的重大事件，预测国际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对各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影响，为各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提供依据。

到了20世纪，广播和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量更大，而且不受空间的阻隔、国界的限制，覆盖面广，这就为贸易决策提供了更快的信息服务。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在20世纪发展非常迅速，国际竞争也日益激烈，掌握越多越新的信息在激烈的商战中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电子媒介的信息传播特点恰好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

20世纪末，网络的出现使得全球各国、各地区都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它打破了传统的地域概念，形成了以信息为中心的跨国界的虚拟空间。网络使大众传播领域又发生了一次根本性变革，也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网上的信息具有极大丰富、多媒体形态、迅速及时、全球传播、便于检索、交互等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可以为贸易决策提供大量的信息，更重要的是网络与贸易的直接结合，如电子商务、网络贸易等，从而使得贸易过程更为快捷。

2.国际贸易促进大众传播的效果。

国际贸易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在促进着大众传播的效果实现。这不仅体现在有形和无形贸易本身所蕴含的商品与服务信息的传播与交流，而且体现在贸易渠道的通畅也使得大众传播的效果更易达到。因为当今世界各国间的力量对比已由过去的主要是政治的对抗，转变为主要是经济和科技的较量。经济实力决定着一国的综合国力，关系着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这无疑会对各个国家传播自己的文化与理念带来影响。一个国家的外贸实力增强，会提高其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谈判力量，这对大众传播的实践和效果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二、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在相互融合中发展

1.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的内容与手段。

（1）很多大众传播产品成为国际贸易的客体（标的）。随着国际贸易中无形贸易的发展，报纸、期刊、杂志等印刷媒介和广播、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不再仅仅扮演为贸易提供信息的角色，而是日渐成为贸易产品的一部分。影视服务贸易的兴起与发展就是佐证。

影视服务业，主要包括电影和电视的媒体传递及其服务，它带给人们的是对信息的直接汲取、对艺术的直接欣赏。目前，世界电影服务贸易市场广阔，交易量大，据统计年进口影片在100部以上的国家达83%。而且，各国对进口影片的依存度高，国内生产量与国内放映总片数之比超过10%的国家也仅有30个，可见，大部分国家严重依赖进口电影市场。在国际电影贸易中，美国占据着主导地位。如1992年美国电影占领了英国电影市场的95%，法国的2/3。1996年美国在欧洲联盟电影市场的总体占有率为70%。1995年到1996年欧洲同美国在电影、电视领域的贸易逆差从48亿美元增加到56.5亿美元。美国电影在我国进口电影中也占据主导角色。1996—1998年我国共发行进口影片149部，其台片37部、外国片112部。在外国片中，美国片62部，占55.3%。

另外，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也都从境外进口电视节目，而且进口的数量占整个电视节目总数的百分比，大部分在20%—50%之间，有的甚至达到83%，可见世界电视服务贸易也广泛存在于各国之间。从全球来看，进口节目的绝大多数来自美国，以及相当少的一部分来自西欧和日本一些地区，如拉美3/4的进口节目来自美国。我国引进的外国电视节目情况也表明美国节目占主导地位。1994—1998年，我国引进有线节目共478部3593集（其台53部1062集）。外国节目中，美国占269部1238集，占全部外国部分（425部、2531集）的63.1%和48.9%。1990—1998年，我国引进无线节目共790部10268集（其中包括港台133部3376集）。外国节目中，美国占266部2348集，占全部外国部分（657部6892集）的40.5%和34%。所以可以说，国际影视贸易十分活跃，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2）大众传播媒体（网络）与国际贸易直接融合成一种新的贸易方式——网络贸易。网络这一新兴的传播媒体，正将整个世界联在一起，改变着一个社会的认知结构，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也为网络贸易敞开了大门，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个亮点。“网络贸易”、“网络商务”这些新词在新闻媒体上也频频出现，越来越引人注目。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崛起及其服务功能的日臻完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网络贸易不仅会从根本上改变传统贸易的竞争思维和行为，而且会日益成为信息化时代全球商界最有效的竞争手段之一。

网络贸易是在1994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贸易方式，然而由于其可以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加快商业周期循环、节省时间和费用、降低成本等优势，其发展速度让人吃惊。据统计，全球网上贸易交易额1996年只有23亿美元，1997年就为250亿美元，1998年达500亿美元。2001—2002年可能达到3300亿美元，2003到2005年可望增长到1万亿美元。另据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到2002年，通过网络进行的国际贸易将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0%—15%。按现在网络贸易的发展势头，未来十年全世界国际贸易将有1/3通过网络来进行。可见，网络贸易前景广阔。

2.国际贸易也是大众传播的一个途径。

世界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互通有无，从而增进人类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通过国际贸易各国人民在国内市场就能买到世界各地的高质量、多品种以及花样、规格繁多和性能优良的商品。此外，通过国际贸易各国人民还能得到他国提供的优质服务与文化产品，从而提高文化生活水平，达到共享人类文化的目的。可见，无论是有形的国际贸易还是无形的国际贸易都是人类进行交流和传播的一种途径。

在有形国际贸易中，贸易标的是有形的货物，我们通过货物的进出口，不仅达到了物质方面的交流，而且能达到精神方面的交流，因为每一商品本身都蕴含着丰富的知识与信息。事实也是这样，我们正是从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等诸多商品中享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饮食文化；外国游人也正是从中国的丝绸、茶叶等商品中享受着中国的古老文明。展望未来的国际贸易，无论在技术水平、人员素质、交易方式等方面都将有很大的提高和改进，这必然会使大众传播的途径更为通畅。

在无形国际贸易中，国际贸易对大众传播的作用体现得更为充分。如国际技术贸易，它是传播科学技术的重要方式，通过这种贸易方式，我们可以了解和享用世界范围内先进的技术知识。国际电信服务贸易对大众传播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很难想象，没有电信服务业的发展，人类今天的交流与传播会是什么样子。国际影视贸易是国际贸易与大众传播结合得最紧密的一个领域，我们正是从许多进口的影片、电视节目中了解着国外的风土人情，了解着世界各个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情。随着国际影视贸易的日益活跃，必然更好地带动人类文化艺术的传播与交流。

为了人类更好地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WTO及其他国际组织也都在积极寻找方法来规范这种通过国际贸易方式进行的文化交流，如就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达成了协议。这不仅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而且是为了人类更好地进行交流，也能促进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这是文化传播与国际贸易的共同目标。

可见，大众传播对国际贸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每一次大众传播媒介的革命，都使国际贸易变得更为便捷。同时，国际贸易交易对象与范围的广泛性不仅丰富了大众传播的内容与效果，而且正在逐渐容纳大众传播媒介为其贸易标的。可见，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正在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二者也必然在此过程中长足发展。

注释：

大众传播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3Q之争；大众传播；弱效果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1-0098-03

一、3Q之争与大众传播“弱效果论”

(一)3Q之争

3Q之争是在国内第一大桌面客户端软件QQ所属的腾讯公司和第二大桌面客户端软件360所属的奇虎公司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争斗，因为QQ和360分别为两个公司的主要产品，所以此次争斗也被网友称为"3Q之争”。

30之争持续时间长，它始于2010年9月末，一直持续至11月初。同时，3Q之争影响范围大，其争斗的疯狂程度震惊了整个中国互联网界，此事甚至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关注。

在3Q之争中，11月3日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一天，腾讯公司在6亿用户的桌面客户端弹出消息，称“在360公司停止对QQ进行外挂侵犯和恶意诋毁之前，决定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如果说在此之前腾讯和奇虎的争斗还属于小打小闹，那么在此之后事态则迅速升级，两个公司形成正面对垒的局面，3Q之争达到一个顶峰。此后，争斗双方运用了弹出窗、公开信、接受媒体采访等多种大众传播方式来捍卫自身利益。

这场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争斗归根结底是对用户的抢夺。那么，在两个公司的抢夺中，在大众媒体的影响下，用户们对两个公司的态度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是怎么变化的，用户在大量信息的轰炸下有没有信息阅读的选择性，如果有选择性那么这种选择有怎样的倾向性，这些都是我们所要关注的问题。

(二)大众传播的弱效果论(minimal effects)

大众传播的弱效果论源自于一次调查研究。1940年，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对当年总统选举中选民的投票行为进行了研究。该调查的核心是发现人们如何以及为何做出投票决定。针对此调查目的，研究者做了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原来倾向于或共和党的选民在经过大众媒体的宣传后选举倾向性有无改变，即研究既有倾向者通过大众传播后观点有无改变；二是原来倾向于或共和党的人在选举宣传期间更多的接触还是共和党的选举信息，即研究既有倾向者在大众传播中接触信息的倾向性。

经过对数据的汇总和分析，研究者发现：在大众媒体的激活、强化和改变(activation、reinforcement、conversion)三种效果中，选举宣传在改变选民的投票决定方面影响不大，只有8％的选民改变了最初的立场，而对于大部分选民来说，大众媒体的宣传只是激活或强化了他们既有的政治倾向。同时，如果没有大众传播，那么人们很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特别是对于结晶者和动摇者来说，大众传播的信息为人们提供了证实自己立场的依据，否则，基于认知不协调理论，人们会很容易改变自己既有的观点和立场。

二、假设的提出

根据大众传播的弱效果论，论文针对3Q之争的案例提出以下两个假设：第一，在3Q之争中，虽然腾讯公司和奇虎公司使用了大量大众传播手段，但是用户(网友)在宣传的浸润下对两个公司的态度并没有显著变化。第二，在30之争中，原来支持奇虎公司的网友倾向于关注奇虎公司信息，原来支持腾讯公司的网友倾向于关注腾讯公司信息。

论文通过对数据的拟合，分别检验这两个假设是否成立。如果两个假设均被支持，则进一步验证了弱效果论的有效性：如果有其中一个假设不被支持，则说明弱效果论部分不成立：如果两个假设均不被支持，则说明弱效果论严重不成立。

三、数据采集和使用方法

(一)数据使用方法

为了更好地观测网友对腾讯和奇虎支持程度的变化，本研究以11月3日为节点，选取11月3日前网友对腾讯和奇虎的支持数据、11月3日网友对腾讯和奇虎的支持数据以及事件基本平息时网友对腾讯和奇虎的支持数据作对比，得出在经历大众传播后网友对争斗双方支持数据的变化程度，以观察大众传播在3Q大战中对网友所产生的效果。

采集支持腾讯和支持奇虎者在3Q大战中关注信息的倾向性的数据，即分别调查支持腾讯者更关注腾讯信息还是奇虎的信息；支持奇虎者更关注奇虎信息还是腾讯的信息。通过数据的比较，以观察既有倾向者在30大战中关注信息的倾向性。

(二)数据采集方法

本论文的数据主要包括两个类别，一类是网民基数、网络覆盖率等网络应用的基础数据；二是在3Q之争中网民对争斗双方支持程度的数据和对信息关注倾向性的数据。

对于第一类数据，主要参考中国互联网中心(CNNIC)和其他权威部门的调研数据。

对于网友对腾讯和奇虎支持程度的数据，主要根据网易、新浪、搜狐等主流网站以及第一调查网等专业调研网站对网友的在线调查数据汇总统计。对于既有倾向者在3Q大战中关注信息倾向性的数据，因为无法具体统计既有倾向的网民到底关注了哪些信息，因此以网友在具有支持倾向性的网页中参与情况的数据进行替代。我们选取两个具有支持倾向性的网页(一个网页倾向支持腾讯，一个网页倾向支持奇虎)，随机选择其中第1-100个发言，然后统计在倾向支持腾讯的网页中100个发言中腾讯支持者占有的比例和在倾向支持奇虎的网页中100个发言中奇虎支持者占有的比例。

四、数据拟合和假设检验

在3Q之争期间，网易、新浪、搜狐、第一调查网等网站均对3Q之争进行了在线调查。本文对这些调查所取得的数据进行了汇总整理并进行了图表化。其中，图1、图2、图3分别指11月1日、11月3日、11月29日网友对腾讯和奇虎的支持程度。

经过对图4的观测，可以看出，在腾讯和奇虎大量信息的轰炸下，网友对腾讯和奇虎的支持基本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支持奇虎的比例一直处于较高位置，支持腾讯的比例一直处于较低位置，即网友对腾讯和奇虎的态度并没有显著的变化，只有在11月3日，网友对奇虎的支持有所下降且对腾讯的支持有所上升。据分析，这个变化主要与争斗双方客户端软件的性质及其提供的功能有关：QQ软件有较强的粘滞性，其用户之间联系较为紧密；而360则相对独立，而且有较多替代产品。虽然QQ也有替代产品，然而基于其与用户之间的密切联系，用户对支持腾讯还是支持奇虎做出了一个摇摆的决定。但是，即使在这个腾讯支持率上升、奇虎支持率下降的特殊时期，奇虎的支持率仍然高出腾讯的支持率33个百分点，牢牢占据支持率的绝对优势。

基于以上观测和分析结果，我们对于3Q之争所做的第一个假设得到支持，即在30之争中，虽然腾讯公司和奇虎

公司使用了大量大众传播手段，但是用户(网友)在宣传的力量下对两个公司的态度并没有显著变化。

接下来我们对针对第二个假设所搜集的数据进行了汇总整理，其中，在倾向支持腾讯的网页中网友参与情况见图5，在倾向支持奇虎的网页中网友参与情况见图6。

由图5可以看出，在倾向支持腾讯的网页中，支持腾讯的参与者占总参与者的77％，远远高于支持奇虎者(8％)和中立者(12％)，因此，可以认为支持腾讯者在30之争中更倾向于关注腾讯的信息。在图6中，支持奇虎的参与者占总参与者的80％，同样远远高于支持腾讯者(12％)和中立者(7％)，因此，可以认为支持奇虎者在3Q之争中更倾向于关

基于以上对数据的研判，我们对于3Q之争所做的第二个假设也得到支持，即在3Q之争中，原来支持奇虎公司的网友倾向于关注奇虎公司信息，原来支持腾讯公司的网友倾向于关注腾讯公司信息。

通过对两个假设的检验，根据大众传播弱效果论所作出的两个假设均得到支持，结论如下：一是在大众媒体的狂轰滥炸下，既有倾向者的观点没有显著改变；二是既有倾向者在大众传播中更多的关注与既有倾向一致性的信息。以上结论与弱效果论的研究基本一致，因此，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弱效果论的有效性。

五、基于假设检验结果的企业危机公关中信息的启示

基于以上假设检验的结果，我们可以对企业在危机公关中信息得到一些务虚化启示。

(一)企业危机公关中首次发出的信息是异常重要的，它会产生“首因效应”，继而对受众产生持续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中期和后期是难以通过大众传播的力量被改变的。

在3Q之争前期，由于腾讯公司长期过度模仿以及公开信强迫用户对两个软件作出选择，造成了用户对其支持率较低：而奇虎公司则以低姿态回应争斗，从用户的角度思考问题譬如致力于360和QQ的兼容等，从而赢得用户的支持。这种支持情况产生之后，腾讯公司虽然经过大量的公关努力，然而仍然收效甚微。腾讯公司也为其没有注重初期宣传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据第三方公司网易统计，在3Q之争中，腾讯公司因用户卸载带来的损失达59．6亿港元，可能面临的反垄断罚款12．4亿元，11月4日一天的股价逆势下跌让其损失了106．3亿港元，其它损失比如腾讯品牌价值减损给腾讯造成的损失则是无法估量的。

(二)企业在危机公关中对信息的持续宣传是必要的，以使受众保持一个时时的对比标准。

如前所述，大众传播在对既有倾向者观点和立场改变的影响是有限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企业在危机公关中仅需注重初始的信息即可而不需要对信息进行持续宣传了昵?答案是否定的。

在企业危机公关的宣传中，前期的信息会让受众形成倾向性。此时，一旦停止信息宣传，那么具有支持倾向性的受众就会缺乏一种认同感，从而产生认知不协调。受众要重新达到认知协调的状态可以有两条途径：一是不断接触支持倾向性一方的信息，使自己的观点得到验证和肯定，从而达到平衡；二是接收不到支持倾向性一方的信息，从而容易放弃原来的支持倾向，转而支持另一方。因此，为了让受众通过第一种方式达到认知协调，就必须实施持续的宣传，从而使既有支持倾向者维持自己的支持倾向。

六、总结和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