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新思路范文

国企改革新思路范文第1篇

MBO不可取

国有企业MBO改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这还只是从再分配的角度来考虑的。

从社会效益的角度来看，MBO也是非常不可取的。事实上，在MBO过程中，不仅“蛋糕”切分不合理，而且“蛋糕”本身在这个过程中会变小。原因在于：首先，国家要卖的，一般是经营状况不佳的企业。 因此，为了使企业能上MBO的名单，现有的经营者会蓄意将企业办坏。其次，被卖企业的价格，与其资产质量，赢利水平成正比， 即企业的资产质量和赢利水平越高， 其销售价格就越高。 因此， 企业现有的经营者想把收购价格压下来，在进入收购程序以前，就要把企业的资产质量和赢利水平先做下来， 即把企业先办坏。 这样做的结果是这个企业缺乏竞争力，利润下降。 这样就造成了社会效益的损失。 把MBO作为一种普遍的政策，会鼓励大批的国企负责人， 千军万马齐动员，把国企的效益搞下去。

现有经营者要把企业办坏， 方法很多。 比如说，可以收回来的债务，他故意不收回来；可以降下去的产品成本，他故意不降下去；可以高价快速出售的产品，他故意低价滞后出售。

有没有办法更有效地国企经营者来制止这类做法呢？没有。 因为经营者在处理这些问题时， 有绝对的信息优势， 又有合法的经营决策权。在采购，生产，销售，财务，人事这些问题上，经营者使用正常合法的权利，进行决策，他人是很难干预的。他们脑子里怎么想，打的什么小算盘，操作上做了什么小动作，是无法跟踪和证明的。因此，只要坚持MBO，其带来的公平和效益两方面的损失是无法避免的。

不改革没有出路

很多企业，在僵化的国有体制下，腐败丛生，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效益低下，企业难以正常经营， 这完全不是秘密和令人惊奇的意外，而是众所周知的常态。 25年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认定，中国不改革就没有前途， 就永远无法改变贫穷落后状态， 众多国企令人失望的表现，正是重要原因之一。

承认这个常态和常识，就是承认，在这些企业中坚持国有制，不但不能解决MBO中的分配不公和蛋糕变小的问题， 还会导致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分配不公和效益低下的问题会长期持续下去， 成为经济生活中的痼疾， 而这两个问题在实行MBO过程中产生和存在， 都是一次性的。因此，从长远来说，与实行MBO相比， 在很多国企中，坚持现有僵化的国有制，社会在公平和效益两个方面的损失会更大更持久。

导致国企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也包括现有经营者利用信息优势为自己牟利。 试图在原有所有制下，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益， 改善分配关系的努力，在中国和一批其他国家， 都已有数十年的尝试。 结果呢？ 无不已失败告终。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 至今尚未出现过一个国家，在国企为主体的前提下，实现了经济持续发展， 国家强盛繁荣，社会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反面的例子却是不胜枚举， 可信手拈来。 无视这个事实，坚持提倡国有制， 对人民和国家，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用个别或一些国有企业的成就， 来说明国有制普遍的生命力，作为坚持国有制的理由， 除了方法论上的严重缺陷， 也与世界历史给我们提供的最大和最基本的经验事实相去甚远。 中国人民和其他很多国家的人民一样， 在这方面付出过极大的代价，不需要为此再付一次学费。

国企改制新思路：ESOP

ESOP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员工持股计划) 八十年代在西方大企业中盛行， 意在通过股权激励员工，不是所有制改造。 但用股权来达到激励的效果， 和实施过程中必然发生的原有股东股权被稀释的效果， 却是我们提供了新思路，可以借鉴，为我所用，推动国企的改革。

用ESOP实现改制，其实是在股权的分配和企业的效益之间建立起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只有把企业办好，个人才能获得股权。与MBO相比， ESOP不是企业经营差， 甚至经营不下去时对企业进行的一种处理， 而是在企业经营越来越好时， 对有关人员、有重大贡献者的一种回报和奖励。 这一转变， 使ESOP把MBO时的负激励， 变成了正激励。 通过ESOP实现产权的转让的过程， 是蛋糕做大的过程。

企业效益的提高是个人获得股权奖励的依据， 而效益要以一系列容易观察和度量的指标来衡量。 这些指标可以包括， 市场要看到产品销售的增加， 企业要看到利润的增加，财政要看到税收的增加， 国资委要看到国有净资产的增加，银行要看到贷款归还的增加，员工要看到收入的增加，社会要看到就业的增加。以这些 (或其中一部分) 相对公正客观，容易观察和度量的指标为依据，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决前面所说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限制企业现有经营者的信息优势， 使股权和效益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具有容易监督和可操作性强的特点。 为了进一步限制企业经营者弄虚作假，还可以将指标制定为多年（比如3－5年）的平均数，将给予个人的股权分期（比如3－5年）发放。

股权分配，不限于经理人，而是所有对企业的发展有贡献的人。 参与ESOP的，包括企业普通员工，使得整个企业上上下下，都一心一意想把这个企业办好。 这样做有利于效益的提高， 也有利于改制过程中内部公平性问题的解决。 当然， 股权的分配不能搞平均主义，要与个人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和贡献大小成正比。

实行ESOP，改制的同时， 可以实现国有资产增值，使国家代表的企业外部社会公众的利益得以兼顾。实行ESOP，原有的国有资产不需要出卖，可以不减少，给经理人和其他员工的股份，可以都从新增资产里拿出来。而且，新增资产中的一定比例归作为出资人的国家所有，国有资产的价值随改制的过程增加。

这一改制是在企业效益提高的过程中， 通过国有股的稀释逐步完成的。 随着企业效益的提高，企业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股权转让给了对企业有贡献的个人， 国有资产在总量增加的同时，比重不断下降，国家作为所有者，其在企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最终变得微不足道，国企的改制因而得以完成。

因为ESOP具有这些良好的特征和理想的可实现目标， 是符合公平和效益原则的改制方法，应该用它来取代MBO，也用它来克服那些因噎废食，坚持僵化的所有制形式的想法， 推动国企的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大事记

1979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代领导人果断开始改革30年不变的国企经营模式，扩大企业的经营自，允许企业按市场供求调节生产。

1992年，中共十四大后，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把国企改革推向了体制创新的深度。300多家国有大中型企业被改造成上市公司，8成以上的国有中小型企业变成了非国有企业。

1999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国企改革的主要目标与指导方针，提出了“有进有退”、“抓大放小”等战略性措施。

国企改革新思路范文第2篇

1990年邯钢总资产才22亿元，到2002年底总资产将达到250亿元。这一做法也被称作邯钢经验，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1996年，国务院号召全国学习邯钢经验，在邯钢召开了现场会，其经验对推动国有企业加强管理探索了一条新路。

如今，邯钢经验创始人、著名企业家刘汉章已告别邯郸钢铁集团公司董事长的岗位，光荣退休，但仍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刘汉章1984年担任邯钢厂长，到2002年退休，共执掌邯钢“帅印”18年，80年代中后期也曾创造过辉煌的业绩，这更多地体现在企业管理的加强。历史跨入1990年，由于原燃材料、电、运输涨价和钢材市场疲软，邯钢效益急剧下滑，濒临亏损边缘。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他和他的助手们大胆冲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推”倒了企业内部与市场间那道无形的墙，于1991年创造并在全厂推行了的经营机制，使邯钢效益连年大幅度提高。刘汉章认为，邯钢的改革是逼出来的，他用四句话解释邯钢的改革模式:市场价格确定成本，指标分解落实到人，按劳分配只看效益，当家理财都是主人。

刘汉章认为，邯钢“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在企业经营中不仅仅引入市场成本这个新概念，而是给企业立足自身转换经营机制提供了一个可供操作的突破口，同时它又是衡量机制转换效果的一个尺度。邯钢人的最深切体会是：抓住了市场成本，就可以自觉地实现由产品经营到资本经营的过渡。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也便是题中之义了。

从1991年到1995年，邯钢的产量从110万吨发展到215万吨，他们是把税后利润的45%用于技改投资，使技改投资中自有资金的比例占到52%。“量力而行，梯度发展，滚动前进”，这是邯钢的技改方针。但如何进行技改？刘汉章有自己独到的看法，针对那种“不技改等死，搞技改找死”的说法，刘汉章付之一笑：不技改等死是真的。但技改不算成本，不算投入产出账，过度负债，该一年完成的两年还交不了工；1000万该完成的，2000万还不够，没等你投产，利息就把企业压垮了，这样的技改怎么能不“找死”？

我们之所以在改革25年重新记起邯钢经验，记起为国企改革做出巨大贡献的刘汉章，是因为邯钢经验产生于企业外部困难时期，完全是被“逼上梁山”。它的全部内涵的核心，就是“转机制，练内功”，彻底摒弃“等、靠、要”。追溯邯钢经验产生的历史过程，从没见他们要求过“优惠政策”，更不搞什么“跑部”前进，企业始终掌握着自我发展的主动权。这无疑会对我们的国企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具有深刻的意义。

刘汉章小档案：

国企改革新思路范文第3篇

打破国企改革停滞困局

：国企改革向来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在改革进程中，特别是近10年来，出现了不少争议。你怎么看待之前的国企改革局面？

王江平：国企改革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来路、去向都明确，但历程相当复杂和艰巨，可谓“路就在脚下，但寸步难行”。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也一直在不懈探索把国企培养成真正的市场主体。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内容改革方向，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当下，打破停滞不前的平静，是我们共同的改革追求。除了要解决真改还是假改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探索怎么改。

：贵州国企发展面临的是怎样一个历史状况？

王江平：贵州国企大多数是依托于“三线”建设发展起来的，产业结构粗放，加之地处西南，长期思想僵化、人员冗余、活力和竞争力弱，改革历史欠账较多，是“改有困难，不改困难更多”的典型。因此，改革已成为企业生存的必经之路。今天的改革较以前虽然有了一定基础，但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压力丝毫没有减轻，越往前走，人们的期待越高，遇到的困难越多，需要支付的成本也越高。

：贵州新一轮国企改革正在行动。《贵州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已经向社会公布，外界对此反响热烈。你怎么评价这个“三年行动计划”对贵州改革以经济发展的意义？

王江平：实施《贵州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三年行动计划》，是贵州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三年行动计划”将从深处着力，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国资监管企业全面改革，通过改革释放更多红利，充分激发各类所有制经济活力。

贵州省以改革、开放、包容的姿态，启动贵州省国资监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向外推介贵州省国资监管企业合资合作项目，旨在让社会各界了解、关注和参与贵州国资监管企业改革，吸引各类资本汇聚贵州、助力贵州、发展贵州，实现各方互利共赢。

由于历史原因，贵州省经济发育很缓慢，但是我们沉淀了很多优秀的国有企业，沉淀了许多优秀的可以流动的上市资产和资源，所以不管做实业还是做金融，投资者从“三年行动计划”以及相关政策、信息中，应该都能寻找到宝藏和成功的喜悦。

“三年行动计划”释放出许多改革机遇，希望企业家抓住这些机遇，充分发挥每个企业独特的优势，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活力和带动力，开辟更加美好的未来。

：国企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启动国企改革也是回应社会关切的重要举措，因此贵州省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的决策背景不难理解，也可说是水到渠成、顺势而为。

王江平：中共贵州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指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关键在市场主体是不是充分发育、是不是充满活力。国资监管企业是贵州省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资监管企业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全省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

去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多次研究贵州省国有企业改革工作，我们提出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提出了“一条底线、两个目标、三个关键”的工作思路，并制定了《贵州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三年行动计划》，解决国企改革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具体问题，确保国企改革可行、可操作、能见实效。

创新思路推进国企改革

：在“三年行动计划”启动暨推介会上，很多人对“一条底线、两个目标、三个关键”这个思路很感兴趣。“一条底线”是指“坚守保护职工权益的底线”，以此作为国企改革的底线，其依据何在？

王江平：国企改革过程中，职工权益问题是最复杂的问题，职工权益的保护是我们必须要坚守的底线，把职工权益研究透、保护好，国企改革的方案才有可能落地、推行。

以前提到国企改革需坚守的底线，大家的第一反应，通常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但从实际推进和操作看，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有较为完善的监督体系，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还是在于如何有效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贵州省计划3年完成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时间紧、任务重，涉及职工人数多、历史遗留问题多、改革成本筹集难等复杂问题。如果不坚守这一底线，改革将只能停留在口号上、文件中，甚至会产生新的“包袱”，引发“旧病”。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围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想办法、出思路、定政策，确保国企改革又快又稳进行。

：“两个目标”是指“增强企业活力、提升企业带动力”，有的放矢推进国企改革，确保贵州省国企改革的方向。请谈谈这“两个目标”的具体内涵。

王江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改革要增强国企的竞争力、控制力、影响力，对贵州省来讲，由于省属国有企业更多属于消费品领域，所以贵州国企最迫切需要的是活力和带动力，要通过改革提升国有企业活力；另外，由于贵州省经济总量比较小，特别是我们市场主体总量小、结构单一，贵州现在有136万户市场主体，其中80.6%是工商个体户，也就是不到20%的市场主体是企业，这说明市场主体的结构是单一的。通过国企改革，把国有企业拥有的一些资源、一些配套变成市场主体，挖掘市场机会，带动更多市场主体的发育，从而带动贵州经济总量的提升。

现在，贵州省启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对各类资本全面开放，对竞争性国企，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不设限制，引进战略投资者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增量补充资本，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探索员工持股制度，希望以此全面提升国企的活力和带动力。

：“改革成本筹集、职工分流安置和社会职能移交”是需要抓住的“三个关键”。贵州省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如何解决这三个关键问题？

王江平：国企改革涉及重大利益调整，点多、面广，改革成本筹集、职工分流安置和社会职能移交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原有改革改制的支持政策，已不能满足现有改革成本支付的需要。抓住“三个关键”，创新思路推进国企改革，就显得十分必要。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有企业基本已经和市场融在一起了，现在来看，国有企业改革的这三个关键问题，随着时间推移、时代变化，也产生了一些不确定性因素，迫切需要对这三个问题有很好的研究与回答。

在贵州“三年行动计划”中，对三个问题作了很好的回应。我们省属国有企业改革成本的筹集渠道，可以是建立改革、改制平台，开发和利用金融工具，放大现有改革、改制资金规模和政策功能。解决成本筹集问题，也能强化、保障“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底线的能力。

职工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国有资本如果退出，不能完全把职工推到社会上去，要让职工有选择，要让职工的权益有保障。我们的思路是，围绕劳动关系接续和职工合法权益保障，探索建立竞争性职工利益保护机制，供分流职工选择安置路径，统筹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和本轮改革的职工分流安置。

第三个关键问题是社会职能怎么移交？这实际上是全国性问题，在过去20年的国企改革中，社会职能移交，有些做得很好，有的做到一部分，有的还没有做，这个问题很困扰新一轮国企改革。我们将积极探索市场化移交社会职能，探索与地方政府建立社会职能市场化服务机制，将社会职能分离计入改革成本，向第三方购买社会职能服务，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职能移交问题。通过第三方服务来解决社会职能移交，是一个全新选项。

国企改革新思路范文第4篇

【图注：2004年，郎咸平指责顾雏军低价并购国有企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郎顾之争由此引发。】

《解放国企：民营化的逻辑与改革路径》

推荐指数：

作者：张文魁 著

出版：中信出版社

张文魁

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政策研究，他的学术兴趣包括制度经济学、公司治理、公司金融，以及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机制等。他的研究对于国家政策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

曾求学于湖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布鲁内尔大学。获得过“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集体奖）。他的思想深受张、王夫之等岳麓书院学者和亨利・索罗、阿马蒂亚・森等哈佛学者的影响。

一、市场化进程无法独立于民营化进程

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市场化在政治上就处于安全区了，无论是学者、企业家、官员还是政治人物，大多不忌讳市场化改革。但是民营化，许多人却不以为然，一些人则视为洪水猛兽。其实他们不知道，没有民营化，就不会有市场化。

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启动，而那时正是民营化的滥觞。不但农村自留地的合法化和包产到户政策直接推动了农村集贸市场的繁荣，城市里国有企业开始试行的放权让利政策对于计划外的市场交易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放权让利以及后来的承包制、租赁制、内部职工参股制，其实都是一种轻度的非正式的民营化制度安排，因为从产权安排的角度来看，部分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让渡给了国企的内部人，把这种制度安排成为内部人分享和内部人控制。再后来的股份化和改制，则将国企引向了正式的民营化道路。尽管那时非正式的和正式的民营化都很粗糙，也有很多漏洞和腐败，我们应该加以纠正和克服，但正是民营化的不断推进才使市场化不可逆转，没有民营化的市场化，随时都可以走回去。

……

中国国企改革折腾了30多年，总想绕开民营化，实践证明最后是绕不过去的。我们搞过国企转换经营机制，离开民营化能根本转换经营机制吗？时间已经证明不行。我们搞过董事会和治理机构改革，离开民营化能搞出真正承担受托责任的董事会和现代化的公司治理吗？实践证明还是不行。我们搞过主辅分离和国际对标，离开民营化能实现业务结构调整和核心竞争力的建立吗？实践证明眼前行但长期不行。因此，盼望国企实现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这是一个奇妙的豪迈的设想，我只能说，这不可能；回避民营化来推进市场化，这是一条一厢情愿、天真烂漫的道路，我只能说，这走不通。

（节选自本书第二章）

二、国企改革的具体路径

产权改革是核心。过去30多年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产权改革是必由之路。但是要搞稳妥的改革，不能是很激进的大爆炸式改革，但稳妥不等于不改。中小型国有企业可以整体出售，而大型和特大型国企应实行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在此基础上，大力改革公司治理。总体而言，应该是产权民间化，治理商业化。

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不会完全民营化，可能长期保持一种混合所有制的状态，这也是可以的，关键要加快国有股的证券化，提高国有股的流动性，从而改进国有企业治理结构。

“好”的民营化就是：竞争性领域的中小国企，通过公开性竞争性的方式以公允价格出售转让给非国有投资者，大型、特大型国企通过公开性竞争性方式以公允价格出售部分国有产权或者在证券市场释放部分国有股份，所有的鼓励性优惠购买计划都要经过严格程序并公开透明；带有垄断租金和资源租金的大型国企主要走上市道路和在证券市场向境内投资者释放国有股，并推进公司治理的商业化，同时通过开放准入以破除行政垄断，通过拆分和替代性竞争已弱化自然垄断，通过公开竞拍和增发牌照以回收资源租金。

（节选自本书第五章）

百家争鸣

关于国企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周其仁也支持国企产权改革，但对于在产权改革中如何保证国有企业资产不流失，周其仁有其设计和建议。

周其仁：国企改革的关键是股权定价，重点是市场平台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下一步国企改革的重点是混合所有制，目标有了，要解决过河的船和桥――怎样混合，在什么条件下实现？我的理解，在市场经济里改国企，关键是利用以交易所为代表的高端市场平台，发挥资本市场对各类企业股权的价格发现功能，为更大范围推进混合所有制服务。

混合所有制，实际上是要解决不同产权之间缔结适应市场需要的契约。缔约就离不开股权定价，为此必须利用公开的、全国性的资本市场，否则还是难以把国企从等级身份制转向市场契约制。

问题是具体怎么做？要混合，就一定会涉及到资产定价问题，因为这一波国企改革涉及的大多是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很多都赢利，像过去抓大放小那样，对亏损严重的小国企那样的改革办法，就不适用了。一定要在公开的、全国性高端市场上完成股权的价格发现，否则难以推进。

……国有企业改革走到今天重点不在企业，而是需要市场平台，让市场在有限的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现价格发现的功能，所以下一阶段应重点改革以交易所为代表的高端市场。其中之一是资本市场，因为资本市场的带动性非常强。当我们讨论国有改革，讨论多种所有制，其中就涉及到价格发现问题，大量资产重新组合需要定价。如果没有一个公开、合理、透明的定价机制，只能一对一谈：私人财产可以一对一谈，什么价就是什么价；但是公有财产一对一谈，政治上就通不过，会带来大量政治和社会方面不能接受的变化，变成私相授受，这是上一轮国企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实际上后来改革停滞也和这点有关。

上一轮的国企改革，因“郎顾之争”骤停。那么通过上述市场平台是否可容易解决此前“郎顾之争”的问题？我的看法，当时是有点责备求全，因为当时没有这么大的市场。今天这一轮国企改革，虽然讲的是企业改革，但抓手是市场，是资本市场，是把股权拿出来评价，进行公开定价，这当中是没有猫腻的。

后来，中国不少大银行到国际上上市，也有很多人持批评态度，但是这次批评就没有像“郎顾之争”那么凶，原因就是它是市场定价。你再说贱卖国有资产，它也是市场价，这就是汲取经验教训，把重点放在市场上。市场化改革就要以市场为抓手。

……深改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就可以在这个改革中成为督促改革的第三方机构。深改组很重要，它充当的是领导、实施并推进改革的角色。反正不能指望让利害攸关的当事机构去设计改革、领导改革。让既得利益集团主动放权，怎么可能做到？当年之所以成立国家体改委，就是因为当时如果让工业部门自己去改自己，不可能做到。实际上，这也是人之常情，自己改自己是很难的，自己拿个毛巾勒自己，舍不得的，所以一定要有权威的第三方。

（节选自 《读懂中国改革2》）

群策国企改革

《制度改变中国》

作者：樊纲

出版： 中信出版社

从经济社会中常见的现象和事件入手，深入探讨了市场经济制度变革、国家职能转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文化意识改变等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樊纲认为，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是制度的变革，更是观念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转型。

《国企改革新思路》

作者：卫祥云

出版：电子工业出版社

本书从价值层面和操作层面，厘清“什么是正确的事”和“如何正确地做”；再从分配、思路、垄断、效率、体制等方面，论述改什么，如何纳入“顶层设计”体系；最后从分类管理、统一出资、行业监管、阶段推进、产权到民几个方面，论述怎么改。

《读懂中国改革2 》

作者：吴敬琏、周其仁、郑永年等

出版：中信出版社

国企改革新思路范文第5篇

近两年国有企业改革被中央提上重要的议题，国有企业改革成本为新一届政策工作的重要抓手。首先解析了国有企业的基本分类，阐明了分类改革这一思路，及促进民生的基本改革宗旨，并指出金融股份化改革是进行分类改革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国有企业；监管；金股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确立了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大方向。

一、三类监管“有的放矢”

据悉由国资委改革局和中国诚通合作完成的《国有企业分类研究》课题把国有企业功能归结为四个方面：首先是弥补发达市场经济四种市场失灵（自然垄断领域、公共产品领域、有巨大沉淀成本领域以及公共信息管理和供给领域等）；其次是弥补我国特色发展阶段市场失灵（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市场不发达和市场机制不完善导致的市场失灵，转型期由于法律制度不完善导致的市场失灵）；第三是促进技术创新与进步；第四是发挥大企业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具体可包括：提高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公共实验室和研发平台；在自然垄断领域提品或服务；大型公共产品或服务；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重要的公共信息集成和提供；作为大型企业推动经济发展（如基础工业领域，以研发带动产业升级、发挥技术引领作用，承担对国家重要的大型项目，促进就业和社会财富积累，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承担政府赋予的特殊只能或公共管理职能等。

目前方案的主要思路是将国企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然垄断型的，比如中石油、电网公司这种类型的企业，承担着保障国家战略安全和国计民生的任务，并且通过垄断能够带来规模效益，产生比较优势。对于这类企业，监管力度会比较大。第二类主要是一些大型产业集团，比如钢铁、煤炭行业的企业。这些行业不具备自然垄断性，面临着市场的竞争，体量较大，将通过成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来实施监管。第三类是处于高度市场化领域的国有企业。对于这些企业，成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通过资本运营的方式监管，类似于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公司。（几句话增加淡马锡的运营模式和经验。）

对于前两类企业，以国资委直接管理为主，只是程度有所差异。对第一类垄断企业的监管最强，第二类相对弱一些。第三类完全市场化的国企，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主要通过董事会行使股东权利，不会管得太多太细，公司控股的产业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对于市场化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要落实职业经理人制度，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二、金股制度“对症下药”

《决定》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这就涉及到国有资本如何有效退出以及在某些领域继续保有相应控制力的问题。

对此，参与国企改革方案起草的人士表示，在实施分类监管的前提下，未来国有资本在某些领域的控制力可能通过“金股”来实现，这种形式很可能写入最终国企改革方案。

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撒切尔政府对国有垄断企业实施大规模民营化。为使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国有企业不完全失控，首创“金股”制度。即由政府或财政部持有价值1英镑的1股特别权益股，特别权益股虽然只有1股，但赋予了政府对企业决策的特别否决权，如果公司管理层欲实施大规模并购，或者某个大股东决定出售、转让其股份，都要经过“金股”持有者的最终同意。

金股制度也曾在中国实行。江西省2003年对上年第三大利税大户――萍乡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改制时实行“国有金股”。利用金股，可以监督改制以后的企业资本所有者必须按照省政府批准的方案进行操作。民营化过程中的可控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

除了可以解决民营化过程中的可控性，“金股”模式还有利于发挥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控制力。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林左鸣表示，在美欧军工企业中，国有股权比例一般都不大，但美欧国家政府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如“金股制度”），使军工上市企业能够始终服从国家利益，不脱离国家战略。这一点值得中国学习。

不过，参与方案起草的人士也表示，《决定》中提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因此，军工等关系到国家安全的行业暂时还不会放开。

未来这些行业的具体项目或者子公司孙公司有可能进入资本市场，但总公司层面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些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的监管模式仍将维持现状。

三、民生导向“重中之重”

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是重要的民生问题，是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基石，而做强、做优国有企业更是直接的民生问题：一批全球性的大型国有企业和集团利用世界资源创造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财富，其必然结果是税收增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增加、社会基金的补充资金越来越充足，社会福利更加完善……

然而，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却存在很多的“漏洞”。目前大量国有企业被隐藏的利润和一些隐性费用做账处理成福利，有的是给员工发放了补贴，有的只是填平了日常运营中大量的灰色账目。

曾经参与审查某央企内部经济数据的人士指出，该央企作为上市公司近几年公布的上千亿利润中，时常有少计的利润。

例如2010年审计署公布的明的少计利润为近10个亿，审计署公告后已进行了查处，但实际每年有更多的隐形利润转化为福利甚至是体系内的贪腐资金，这些被转化的资金，作为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的利润本应该用于国民福利的投入，而不是单个公司的员工福利。

被隐藏的利润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被设计成改善民生、增加社会福利的资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二零二零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意味着今后企业再被审计出来的盈利就将被更多地上缴。

随着调研的深入，一系列改革方案将陆续出台，这些举措将让国民享有国有企业发展的成果，享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参考文献：

[1]程伟.通往卓越之路.中信出版社

[2]卫祥云.国企改革新思路.电子工业出版社

[3]罗放良.跨越：长沙国企改革“两个置换”纪实.中国经济出版社

国企改革新思路范文第6篇

【关键词】国企改制 保护国有资产 对策 分析

一、国企改制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1.国企改革过程中对企业的评估过程不规范，容易造成资产流失

随着我国进入WTO，一些国企已经不能够适应变化迅速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伴随而来的国企体制改革已经显得刻不容缓。但是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改革过程中的企业一般只注重对房产、设备等固定资产的审核和评估，但是对于国企的商标、专利以及名称等虚拟资产在评估的过程中明显的存在着不足。一些企图从国有企业进行改制过程中谋取私利的人，往往会通过从企业资产中摒除无形资产来达到侵占国有企业资产的目的。

2.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市场交易制度不完善

在我国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产权交易活动往往会不通过公开招投标进行拍卖，缺乏一定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管理性。一般情况下的国有企业改革通过会利用政府采取一定的行政手段，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权以及管理权进行转让，进而实现国有企业的改革。尤其是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资产出售，往往是未经批准就进行暗箱操作，出售的过程以及相关的手续严重违法，损害国有企业资产的利益，导致部分国有企业在改制的过程中资不抵债，无法正常经营，损害国有资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国企改制过程中保护国有资产的对策

1.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制度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不断的加强相关财务人员的工作培训，对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以及最后的经营结果进行相关的审计工作，通过审计来发现国有资产在进行改革过程中所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而加大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力度。国有企业中的财务人员对于国有企业的资产管理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只有不断的加强相关财务人员的培训工作，不断地充实和更新相关财务人员的财务知识以及专业技能，不断的对财务工作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才能够保障在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过程中，严明执法，保证国有企业在进行改制的过程中，国有资产不受侵犯。

2.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相关程序，保障政务公开

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相关程序，保障政务公开，是维护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有资产以及企业职工利益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防止国有资产再进行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资产流失。在国有企业进行相关的改制过程中，对改制的内容――改制方案、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相关的资产评估以及国有企业职工的安置问题进行企业范围内的公示活动。同时，将相关的政策以通知的方式进行下达，保障国有企业职工人人知晓，充分调动国有企业职工对于国有企业改制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对于国有企业改制的相关进程，需要通过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以及工会等组织进行系统的监督和管理，保障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不流失。对于可能或者已经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积极鼓励相关的企业职工进行举报工作。

3.建立、健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责任追究制度

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又艰难的系统工作。尤其在改制的过程中需要监察、监督等许多相关部门共同配合、密切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政务公开，保障国有企业职工在改革之中以及之后的利益。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经常会发生种种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因此，相关的管理部门必须进一步的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强大约束力。同时，针对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资产评估环节，企业要如实的向相关机构上报企业情况以及相关的材料，相关的监察、监察机关对国有资产进行审计和审查，对于出现的侵占国家资产或者违规操作问题进行严肃处理，对相关的责任人进行公开的批评和处理，涉嫌犯罪的交由相关的司法单位接受处理。

三、结束语

国有资产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必备经济基础。因此，国有资产在我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平时的社会生活过程中都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国有资产问题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逐渐的暴露出来，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因此，在进行国企改制过程中保护国有资产的相关对策分析已经成为我们各界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只有不断对国企改革的现状进行不断地剖析，不断挖掘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原因，才能够制定出合理的、有效的解决途径，保障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完整性。

参考文献

[1] 何伟.试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环节――兼论建立信托投资银行实现政企职责完全分开[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03).

[2] 满慧.WTO法律框架下深化国企改革的难点与对策[A].国有经济论丛2002――“加入WTO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2.

[3] 郝敬鑫.我国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难点及对策分析[A].国有经济论丛2002――“加入WTO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2.

[4] 徐长玉.政府职能定位与国有企业改革[A].国有经济论丛2001――“企业家与专家高层论坛：国企改革新思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1.

国企改革新思路范文第7篇

全面准确理解“生产力”概念

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学习“三个代表”思想的体会

全面提高党员队伍的素质是实践“三个代表”的本质要求

国企改革新思路的探讨——民营资本介入及债务证券化

一个小型企业生产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实践

改善软件开发质量的全面质量管理办法

企业文化对高科技企业发展作用的探讨

关于解决飞机停场问题的探讨

知识经济与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

在大开发中加快陕西旅游业发展的战略思考

论知识经济时代下领导者的“全才专能化”

中华书局本《中国近代史》中的几处不准确表述

论阿富汗战争

“小姐”源流

创新性思维与灵感思维

社会转型与民族精神重构

浅谈英语语言中的性别歧视

英汉翻译中句首同位语法的应用

轭式修辞法浅谈

明中后期佛道度脱剧的创作特点

高等教育女性管理者现状及对策分析

农民犯罪的经济原因分析

股东道德风险与城市商业银行公司化治理

基于项目管理的供应链虚拟组织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国际贸易摩擦特点、原因及对策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项目可持续发展对策分析

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新思路

我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航班延误经济补偿指导意见》实施中的问题与解决途径

谈“知识员工及其团队”的激励策略

宏观调控下的房地产信贷风险控制分析

论新公司法中的公司资本形成制度

公司治理结构的民族文化根源性思考

试析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几个认识误区

当前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

论舆论引导新格局的科学构建

罗光生命哲学体系中的易学资源研究

我国省县直管体制问题探讨

中国高新区发展水平的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

农业相互保险保费定价的合作博弈模型

江西外贸出口逆势上升的原因分析及其发展的几点思考

浅谈都市农业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我国高校固定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明清女性作家戏曲之社会性别错位现象透视

论温州鼓楼的建筑文化价值

台湾科学史学之开创及早期研究

明代晋东南自然灾害研究:兼论地方志文本的意义

从“独创性”视角分析数据库的版权保护——基于普通法系“版权”与大陆法系“作者权”

积极推动和发展农村法律援助的路径选择

国企改革新思路范文第8篇

关键词：国资国企 改革 监管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8-272-0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与国有企业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对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国资改革以发挥国有资产资本化，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以及国资的战略掌控力、社会公益保障性等的主导作用为方向。国企改革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参与市场化竞争、激发活力为方向。国资监管体制的完善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是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的系统工程，这两项工作的开展是全面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充分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重要举措。

一、我国国有企业的特质性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国家所有制建立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1}是资本社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然而特定的国情和历史发展阶段决定我国的所有制建立不是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达，相反是因为生产力的不发达。{2}为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我国国有企业完全由国家管理和经营，表现为以下特质：

1.特质一：公共产权性。根据公共财政理论，社会产品和服务可划分三类：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和混合产品。我国的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表现为不可分割性、使用权的非排他性及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性等公共产权特性。产权理论最早由科斯提出，指的是权利在一个经济体中的制度安排，明确了人们在经济交往中各自拥有的权利以及应当承担的责任。公共产权特性因对产权不能明晰到个人，导致对国有公共资产的过度使用，国家作为人代表全体人民行使公共产权成为必然。

2.特质二：多级委托制。从最初委托人到达最终人，我国国有企业的委托制是一种多级委托关系。委托是指通过一系列契约，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指定、雇用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提供服务，与此同时给予后者一定的权利，并根据其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支付相应的报酬。{3}其中授权者就是我们所说的委托人，被授权者则是人。在这样一个多级委托链中全体人民是初始委托人，国有企业经营者是最终人，层层的委托使得信息不对称，全体人民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和约束是不断弱化的。

3.特质三：双重“主体”性。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处在双重“主体”的尴尬地位，一方面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国有企业必须按市场主体的特征和要求建立起相应的管理制度体系。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主体和主导，担当着一定的社会职能。企业的经营者由政府任命，具有行政级别并有一定任期，这样的体制使企业经营者很容易产生机会主义的行为，缺乏经营好企业的动力，决策行为短期化。同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不断，影响了国企独立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及创新能力，也使政府职能发生错位、越位、缺位。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深入，国有企业的弊端逐渐显现，国资国企改革拉开了序幕.

我国的国有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资本不足、技术落后、制度落后的“三落后”局面，伴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国资国企踏上了艰难的改革历程。

二、我国国资国企改革的历程

改革开放前，也就是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对国资国企的改革有过两次大的尝试，即1958年的扩大地方分权和1969年的两次改革，但陷入了“统―放―统―放”的怪圈。改革开放后35年，我国国资国企改革一边设计，一边实践，一边探索，一边总结，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有机结合，{4}呈现出由浅入深阶段性推进特征。以改革涉及重大决定和相关法律出台的时间为界限，把自1978年以来国资国企的改革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放权让利阶段（1979―1992年）。这个阶段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改革主要围绕调整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生产经营管理权限和利益分配关系，对企业实行放权让利和承包经营，目标都是搞活企业，激发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但这阶段的改革只承认企业的经营权，并不承认企业的法人财产权，企业不能成为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的主体。承包经营的机制虽有进步性，但忽略了人都是“理性人“这一经济学假设前提，会出现经营者“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现象，因此从短期看，企业的经营效益不错，但这样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1991年末，国企出现了“三三制”，明亏、暗亏、盈利企业各占三分之一，承包制推行不下去了。

2.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1993～2002年）。这个阶段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表现形式，使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之后，打破了思想上的禁忌。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是以规范和完善企业法人制度为核心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制度。这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必须积累经验，创造条件，逐步推进。{5}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由于承认国有企业不仅有经营权，而且有法人财产权，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又经历了一次飞跃。

3.新国资改革阶段（2003―2012年）。这个阶段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改革，改革由调整所有制关系进入更深层次阶段――产权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进一步明确了国企改革的任务和目标。在此之前，国企没有统一、明确的归口管理机构，对企业的监管常常出现“五龙治水”多头管理的局面，其实质是无人管理。国资委的成立从体制机制上推进“三分开、三统一、三结合”的改革，即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确立了“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资监管重大原则。新型国资监管体系建立，国有企业实现了突飞猛进发展。到2012年5月，全国国有企业改制面超过90%，中央企业及其下属企业改制面由2002年的30.4%提高到72.1%。{6}

4国资国企改革新起点（2013―）。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全局性的改变，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上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核心的新一轮国企改革，使国企改革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迈了一步。新一轮国资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打破国资委不仅是“裁判员”，还是“教练员”的悖论： 转变“裁判员”的职能，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单列“教练员”岗位，出资人权利将从国资委分离出来，由独立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来直接行使。改变“运动员”选聘方式，以市场化的方式公开选聘“运动员”，以提高国企的竞技水平。

三、国资国企改革目前的困惑

中国国企改革从世界范围来说是一项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探索的创新实践和伟大事业，当前我国国资国企改革主要面临以下困惑：

1.国有资产流失。国资国企改革的方向是让国企能适应市场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快速发展，其目的是做强国资国企，而不是削弱、更不是消灭国资国企。但是在国资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呈现出快速递增的态势。国有资产流失是指运用各种手段将国有产权、国有资产权益以及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国有收益转化成非国有产权、非国有资产权益和非国有收益，或者以国有资产毁损、消失的形式流失。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是多样的，一些地方在“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下，对一些中小国有企业盲目贱卖，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中，一些国有企业内部人员利用企业管理不严和法律漏洞，侵吞国有资产，将部分国有资产贱卖或无偿转为集体股和个人股。2004年的“郎顾之争”也是主要集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这一现象，并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随着顾雏军的入狱，我国国企改革的步伐暂停了下来。

2.内部人控制。国企股份制改造后出现的“内部人控制”现象成为国企改革出现的最大问题之一。国有企业从产权关系讲，本质上属全体人民所有，具有高度的社会性，因而客观上决定国有企业所有权只能由国家政府代表全体人民行使，但国家并非个人化的代表，所以必须委托特定的自然人来经营国有企业。这样不可避免的产生所有权的缺位，从而造成经营权的强化和所有权的弱化。{7}

一般认为，“两权分离”必然会导致内部人控制，所以内部人控制并不是中国国有企业独有现象，即使在日、美这样的经济发达国家，内部人控制问题也是存在的，只是程度和结果不同而已。20世纪30年代初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对美国最大的200家公司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44%的公司实际上是由管理人员控制的。在20世纪60年代，拉纳对美国2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研究，由管理者控制的已上升到80%。此外，国有企业的多主体性带来的多重目标给企业绩效评价带来一定困难，所有这些都是导致内部人控制的原因。

3.国资监管体制机制不完善。自国资委成立以来，在探索国有资产监管方式、深化国企改革等方面推出许多新的举措，国资监管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实现了出资人职能的一体化和集中化，改变了国有企业多头管理的状况。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不断完善，国有资产运行质量和效益越来越好。目前在国有资产管理上，单纯以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资产管理目标来衡量所有资产，没有根据不同资产的目标职能进行差异化管理和建立不同的管控体系，从而导致了不同类型的国资管理与其目标职能发生扭曲和错位，国有资产管理的低效率。

四、协调推进国资监管体制与国有企业改革

1.世界其它国家的一些有益经验。历史的演进总是各有规律，古语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拿来主义的眼光，借鉴他国国资国企变革的经验，自我剖析，借石攻玉，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有着深远的意义。（1）德国：“三权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德国国有企业必须设立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三个机构，分别代表执行权、监督权和所有权。董事会独立负责领导公司，董事长负责企业的总体经营决策。监事会是直接控制机构，对董事会的活动进行监督，监事会对董事会有权任命、解职和监督，地位凌驾于董事会之上，监事名额由股东代表、员工代表和工会占三分之一构成。股东代表由联邦财务部部长确定，他们主要来自私人公司的董事或经理、政府官员、银行家和大学教授，监事会主席由联邦财政部部长提名，选举产生，监事会和董事会成员不能互相兼任。（2）美国：国有企业实行国有私营。在美国，一直认为国有化形成的人为垄断和官僚机制，会阻碍市场机制的发挥，因此国有企业的创办和发展一直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早在20世纪40年代下半期，美国政府曾把二次大战时国家兴建的投资总额超过100亿美元的绝大部分军事工业企业先后转卖给各私人垄断组织。总体来看，美国的国有企业比例非常低，其生产总值仅占全国GDP的5%，国有企业管理主要采取国有民营的形式，对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实行“租赁”经营或系统承包制方式运作。（3）法国：国家监控与自主经营相结合。法国是西方国家国有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国有企业家。按自有资本，法国最大的25家工商业公司，国有企业占15家，按在职工人，最大的20家工商企业中，国有企业占17家。同时，法国国有资本控制的企业数额巨大，国家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的企业达到4300多家。由于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巨大，法国一直非常重视对企业的有效监管和保持企业经营活力的结合。政府的管理仅限于任命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和对资产的流入流出进行监督，对其生产经营活动不做过多干预。政府对企业的控制一般只限于控制总公司和母公司的股份。兼顾好对企业的有效监管和保持企业经营活力的关系，成为法国国有企业的重要经营特色。（4）新加坡：国有控股的“淡马锡模式”。淡马锡一开始是作为国家经济的操盘者，通过有效的监督和商业性战略投资来培育世界级公司。新加坡财政部全资控股淡马锡，但不干预公司在运营或商业上决定，管理模式是国家控股、公司化运作、集团化管理，对于企业的监管，新加坡以《公司法》为唯一法源，基本原则是要求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企业与政府保持“一臂距离”。在淡马锡董事会成员的构成上，独立董事占绝大多数。财政部代表政府作为淡马锡的唯一大股东，近几年来只派出一名股东董事在其董事会中。为了保证公正性和中立性，他们不在淡马锡领取薪酬，其薪酬由政府支付；通过“积极股东”的方式，主要通过提名、审计、财务进行管控，但不具体插手其日常商业运作。

2.全面协调推进国资监管体制与国有企业改革。我国国资国企下一步改革的中心问题应是进一步明确国家设立国有企业的目标，确定各类国有企业的职能，探索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以及国家管理国有企业的有效方式，实现国有企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兼容。（1）分类监管是全面协调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的基础和前提。国企与非国企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非国企基本上都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即追求利润最大化，国企既要承担经济责任，也要承担政治和社会责任，不同的国企担负着不同的功能。实现科学管理，就必须对国企进行分类管理，分类考核，这是完善国资体制、深化国企改革的基础和前提。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当长的时期内，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不仅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需要特别倚重国有企业，而且，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对于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资源的控制，也需要国有企业来实现。国有经济在有的产业部门优势大，在有的产业部门优势小{8}，各个产业部门和国有经济的相容性不同。新阶段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促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不能或不具备引入竞争机制的垄断行业集中，向私人资本无力或不愿意进入的领域集中，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作用。（2）以资本管理为主是全面协调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的纽带和内在要求。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与过去的“管资产“虽一字之差，但却包含了国资管理对象、内容、方式方法等的极大改变，是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一个新思路。国资改革以推进资本化，发挥主导作用为方向。国企改革以推进市场化，激发竞争活力为方向，通过这一转变，更好体现国有资本出资人的角色，指明了国有企业改革新走向，与“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总体思路相契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的是公平竞争。将来国资委的职能只保留规则制定和监管两项，将出资人，即股东的权利下放到各类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或者运营公司，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或者运营公司则通过董事会和股东会来行使其权利。将之前的国有资产监管模式从两层架构变成三层架构，就是要通过政资分离，实现政企分开。（3）发展混合所有制是全面协调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的载体和动力。市场配置资源效率高低受竞争与产权匹配状态的影响，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虽然可以改进企业绩效，但如果没有私有企业与之竞争，仍无法解决本身产权边界不清的弊端，生产效率与配置效率将低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状态。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一种财产所有制结构，是相对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而言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状态，是指在同一个经济组织中，不同所有制的产权主体多元投资、交叉持股、融合发展的经济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升到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路径，使混合所有制经济这种富有效率和活力的资本组织形式，成为了深化国企改革新的有效载体和动力。（4）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全面协调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的根本和中心。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只是停留于完成市场化和商业化的途中，蜕化而丧失公有制企业的良好性质，而必须以建立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客观规律和原则，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现国有企业根本性质的再塑造。{9}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步伐，是完善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要将具备条件的集团公司实现整体上市或者主营业务资产整体上市。根据不同企业功能的分类，合理确定持股比例和产权结构，为完善公司治理提权基础。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就是董事会制度的完善，虽然我国的国有独资公司和控股公司都是双层制模式，但由于监事会与董事会是平行机构（非上下级关系），实际中的制衡作用不明显。也正是这个原因，近几年政府才实行稽查特派员制度，实际上是向国有企业派出第二个“监事会”。探索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根据市场改革的方向和要求，增加企业管理人员市场化选聘的比例，建立市场化退出机制。

国资监管体制和国企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转型升级的新的历史时期，要有全新的考虑和规划。结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上实现“政资分开”，着力从国民财富整体分配体系上研究制定国家战略和改革规划，制定整体改革方案，综合协调各方面改革。这样，在创新和改善公共管理、行业监管中的新国资管理体制的成功运行和国企改革的顺利推进，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创举，屹立于世界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前沿。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基于技术撬动战略的江西工业升级路径和对策研究》（15YJ24）；江西省委党校2015年专项课题《基于技术撬动战略的中国制造业升级路径和政策优化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蒋一苇.企业本位论[J].中国社会科学，1980（1）

{2}葛守昆，梁洪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本原问题与思路重置[J].现代经济探讨，2013（3）

{3}詹森，麦克林.陈郁泽.企业理论：管理行为、成本与所有权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8

{4}胡鞍钢.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J].人民论坛，2012（6）

{5}.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6}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J].求是，2012（10）

{7}张德.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8}周叔莲.我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2）

{9}金碚.论国有企业改革再定位[J].中国工业经济，2010（4）

国企改革新思路范文第9篇

垄断型国有企业导致的问题

我们必须看到，垄断型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在中国市场制造了大量的问题。

首先，国有企业在中国市场形成了过强的支配地位。虽然国企的资产扩张赶不上同期的中国经济增长，但垄断的领域却不少，几乎垄断了全部的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生产，垄断了全部的基础电信服务和大部分增值服务，垄断了铁路行业，控制了发电、煤炭、高附加值钢铁生产等基础实业领域。就资产来看，2002-2011年，直属国务院国资委的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如加上地方和部委的各类国企，不完全估算，全国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达100万亿元。在金融领域，国有企业更是绝对的控制者。截至2011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资产总额11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国有资产是大头。国家外汇储备已达3.2万亿美元，再加上证券公司、保险业、基金、信托、邮政储蓄等数万亿元金融资产中的国有份额，还有一些大型央企兼营的金融机构积累的资产，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金融业的国有资产总额已高达150万亿元人民币。

其次，国有企业的垄断很大程度上是行政垄断，造成了机会不平等。虽然国有企业也参与了市场化竞争，但国有企业的所谓市场竞争，大多数仍然是在行政保护之下的竞争。在国资委的文件中，已经明确规定了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军工、煤炭、电网电力、民航、航运、电信、石油石化等七大行业内，国有企业要保持绝对控制力，在其他许多领域也要保持“相对的控制力”。以行政方式保证和保护的国企垄断地位，造成了机会不公平。

第三，国有企业的利润大多数来自于垄断地位。以中央企业为例，根据国资委的数据，2011年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02409.3亿元，实现净利润9173.3亿元。由于央企所在领域大部分都是有市场保护的垄断领域，因此其利润与垄断地位有关。不过，央企的资产回报率并不高。有市场人士估算，央企现有28万亿的总资产，但2011年的净利润不到1万亿，剔除息税后的总资产回报率只有约3.2%，还不及银行1年期基准存款利率3.25%高。此外，国企还能获得税收、信贷、资源租等显性和隐性的补贴。国企到底有没有赚钱？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四，国有企业正在“异化”为利益集团的利益。国企“异化”的核心特点，是从“全民所有”变成“部分人所有”，也就是为部分既得利益集团所有。比如，国家审计署曾披露，从2004-2008年，7家央企将10346.61万元收入直接用于发奖金、补贴和招待等开支。统计表明，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大型商业银行等7个垄断行业职工占全国职工人数的8%，而其工资和福利收入却占全国总额的50%以上。

第五，国有企业在解决就业上贡献极少，就业基本由民营经济来承担。有统计称，垄断央企总共只解决了2900万个就业岗位，而仅仅台湾在中国大陆的企业就解决了2000多万个就业机会。据不完全统计，民营企业解决了90%的新增就业岗位，城乡80%的就业岗位由民营企业提供。此外，民营经济对中国GDP的贡献率已超过60%，提供了76%的政府税收，出口商品的60%。

国企改革的下半场无法回避

上述诸多方面显示，国企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的一个大问题。当前中国经济中的诸多问题，中国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的发展环境恶化，都与国企改革滞后有关。在我们看来，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到现在只进行了一半，上半场的国企改革解决的是国企的机制问题，从计划经济状态下“解放”国企，推动国企像企业一样参与市场活动。在上半场的国企改革完成后，改革中留下的国有企业，绝大部分都从改革中受益。尤其是近十年来，国企改革实际上变成了国企利用市场手段（如资本市场）强化自身实力、强化市场资源体系控制和垄断地位的实践。

那么，下半场的国企改革要实现什么目的呢？我们认为，国企改革下半场的任务，是要从中国整体市场化改革的需要出发来改革国企，建立公平、有效率的市场经济，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最大化地为中国市场和中国的老百姓创造财富、提供福利。在下半场，改革政策的制定者不能只从国企来考虑问题，而要从整个中国市场、从未来的发展来布局谋篇。

但遗憾的是，现在国企改革似乎失去了方向感，更多的声音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主张最好不要再改革，因为现在已经非常好了，在国企改革问题上甚至连吓唬中央的声音都有，“经济安全”、“国家利益”、“执政基础”，这些大帽子满天飞。但另一方面，在上半场改革中抢占优势地位的国有企业依然我行我素，罔顾老百姓的不满情绪，高消费、个体腐败与集体腐败并行、搞特权、大搞房地产导致地产调控、垄断电力石油领域等等现象，都说明了当前国有企业反对改革的真实动机――保护既得利益。

不能不提的是，在朱基时代，中国还能够推动国企改革大步推进，现在再推动国企改革的难度则要大得多，甚至连有勇气推动国企改革的人都缺乏。在经济处在调整期时，国企改革已经日渐成为引发民怨的问题。

“安邦构想”： 以共同基金方式实现国企改革

在中国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中，目前虽然也在推动国企改革、设计国企改革，但他们所谈的国企改革完全不是市场化的改革，目标主要是如何做大做强国企，强化国有经济的力量。在我们看来，这种改革设计的出发点就有问题，它着眼的是国企群体这个局部，目标是强化国企的实力，完全忽略了什么样的市场体系对中国最有利这个根本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设计甚至可以说是反市场化的。

安邦研究团队认为，要想设计国企改革的可行的、建设性的方案，除了坚持国企改革要实现的根本目标之外，还必须注意几个问题：一是承认目前围绕国企的利益格局的现实，并在改革方案设计中加以考虑；二是要考虑国企改革与中国政治现实的关系，并在国企的监管层面来加以体现；三是要尽量避免对抗性、颠覆性的制度设计，要通过路径设计来解决制度方案的设计问题。考虑这些因素并非在国企改革原则上妥协，一切的考虑，都是基于现实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安邦对于国企改革的新思路，可以称为国企改革的“安邦构想”。这一构想的核心思路是：从金融角度入手，以金融为抓手，大规模地推广共同基金，以发展共同基金的方式来实现国企改革。

共同基金的概念来自国外，英文是mutual fund。它的核心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汇集许多小钱凑成大钱，交给专人或专业机构操作管理以获取利润的一种集资式的投资工具。在实际的运作中，共同基金更多地表现为一类投资公司。在美国，共同基金除了证券投资外，还投资黄金（或其他贵重金属）、期货、选择权（options）和房地产等。每个基金公司都会雇佣投资专业人士来管理基金的投资组合，这些专业人士可以组成团队来经营基金，有些投资公司甚至委托其他公司或自由投资专业人士来帮助公司进行资本运作。

在国内，共同基金的正式名称为“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由信托投资公司依信托契约的形式发行受益凭证，主要的投资标的为股票、期货、债券、短期票券等有价证券。投资者作为基金公司股东面目出现。它在结构上类似于一般股份公司，但本身不从事实际运作，而将资产委托给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运作，同时委托其他金融机构代为保管基金资产。

在国企改革中引入共同基金的方式，其基本方案是，中国政府（可能是各级政府）只是共同基金中的一员，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基金的主要发起人。但是，这类共同基金的成员并不限于政府，它还要利用政府的号召力和优势地位，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民间资金和境外资金，进入共同基金来谋求共同发展，做大共同基金，做大投资规模。这相当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全球范围的金融领域内的大规模招商引资。

在这种模式中，政府发起成立共同基金之后，基金将会完全按照金融业的市场规则来运作，政府发起者（比如财政部）只是作为共同基金的大股东，基金的运作则交给聘请的职业经理人来进行。考虑到政府发起的共同基金可能规模很大，这类基金既可以按“基金中的基金”的方式来运作，将资金投入到其他的投资基金中；也可以直接委托基金管理公司来负责投资运营。

共同基金投资到具体的企业之后，可以通过企业的董事会来发挥股东的作用，施加影响。但是，与过去的国有企业管理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政府不能直接对企业指手划脚，不能决定企业的人事问题、薪酬问题、投资决定等，说白了，不能干预企业的日常管理和运营。将政府与企业进行比较彻底的“区隔”，这在现有的国资委体制之下很难实现，尤其是现在中央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他们更像是政府官员而不是企业家，对他们的任免也不是由企业董事会来决定，而是直接听命于中组部。这种管理和干预的方式，在共同基金模式之下将不会出现，所以这是共同基金推动国企改革的重要作用之一。

在“安邦模式”下，企业、基金管理公司与政府的联系，主要是资金意义上的联系，体现为股权关系。企业、基金管理公司对政府的责任，则主要体现在投资回报上。至于基金投资什么企业，主要是着眼于政策，主要着眼于投资回报，而不是根据企业的所有制属性。在这种模式之下，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财政部发起的共同基金，也可能大量投资若干有增长潜力的民营企业和产业，从而改变过去中央在政策上长期推动对民企开放、却长期让政策放空的局面。在安邦研究人员看来，这种局面正是有效利用国有资产、有效配置资源的一种典型场景，也是我们设想的未来国企改革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将国有经济的资产形态与企业形态分离

在共同基金模式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将国有经济的资产形态与企业形态分离。目前国有企业所造成的很多问题，如垄断、不公平竞争、市场准入上的特殊政策、廉价获得金融资源等，都与具体的国有企业形态有关。在安邦研究团队看来，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表现，但国有经济的表现形式绝不止国有企业这一种！我们完全可以把国有经济以国有资产的方式“抽象”出来。

对中国相关决策部门来说，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国有企业的管理和经营，到底是要管资产，还是要管企业？过去中国政府强调更多的是首先管企业，然后管资产，对国有企业的考核，往往是在企业形态上来考察资产的增减。但资产也有其他的表现形式，它可以是具体的企业，各种固定资产，也可以表现为无形的、可自由流动的资本。因此，今后的国有资产的管理、国有经济的发展，完全可以表现为对资本形态的国有资产的经营。在国有资产的体现形式中，共同基金就是一种重要的选择。

把“国资”与“国企”分开非常重要，这是今后推进国企改革的关键的第一步。其次，要赋予国有资产不同的形态，允许国有资产以资本形态来投资经营。如果能够把国有经济从具体的企业形态和产业形态中解脱出来，今后的国企改革将会有质的飞跃。

把国企与国资分开，还关系到国有企业的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这一重要问题。在以共同基金为核心的框架方案中，新形成的国有资产比较好处理，可以通过财政部系统直接进入共同基金。但现存的老国企如何进行改革？完全取消国资委管理模式是一种选择，但这种破坏性的政策建议在实际操作中将会遇到很大的难题，这是对过去国资管理体系的颠覆性挑战，很难获得认同。我们认为，老的国企仍然可交给国资委管理，但在今后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逐步来改：一是减少国企的数量，通过整合、并购让出一部分市场；二是具体的国有企业也可以逐步资本化，从企业形态转化成资产形态，最后也可以纳入共同基金的模式。事实上，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新增国资将会是最主要的部分，因此，利用共同基金推动和改革国企也是最主要的模式选择。

新构想之下的国资监管和政府改革

国企改革在中国是一个牵涉面甚大的利益重组，也可以看成是变相的政府改革。在共同基金的构想之下，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国资委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才能保证国企改革取得成功。

国家发改委的改革方向，今后应该是个完全的产业战略管理机构，主要精力集中到对国家产业战略的研究和规划方面。国家发改委的职权必须限制在产业层面，不能对宏观层面构成巨大的影响，不能成为一个“小国务院”。国家发改委今后要做的事情，要与钱无涉、与垄断无涉。也就是说，发改委今后可以对产业投资和项目进行政策性的审批，但不要直接负责项目投资和市场准入的许可。

国资委的改革也非常关键，因为新的国企改革构想会动国资委的奶酪。正如前面对存量国资和增量国资的分析，国资委所管的“产业央企”属于存量国资，国资委现在谋求对央企直接持股，由股东委托人变成直接的股东，由虚做实。在安邦的构想中，基于现实考虑，可以允许国资委对存量国企实行控股，但对国资委的权力必须划出清晰的边界，对改革的方向也要明确。应该明确国资委所管的国有企业的范围要进一步缩小，要从上百家，压缩到几十家、直至十几家――实际上，这与国资委目前推动的央企集中整合方向是一致的，推动起来应该不难。但更重要的是，要对国有资产的范围和性质做进一步的明确，把国有资产与国有企业分开。

与这种改革相配套，在政府管理体制上也必须理顺。在今后，具体的国有企业归国资委管，而国有资产则由财政部下属的共同基金来管。要实现这一点，今后必须坚决做到，针对产业、项目的政府投资，完全由共同基金来实现，要吸纳社会资金一起干，并且要用合同制的职业经理人来管国资。财政部所管理的钱，包括各级财政的钱，只能投向共同基金，而共同基金完全按市场化运作，从市场上招聘管理人员。对于市场化的共同基金而言，赚钱的事业就做，不赚钱的事业就不干。

在这个结构里，除了投资共同基金，财政部主要管转移支付、“三公”费用、内政、国防、教育几个方面所需的资源。国资委仍然全面控制国有企业，不过国企的数量少了。发改委就研究产业发展战略和重大项目的投向。至于社会保障部分的资金，已经设立有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可以延续现有的管理体制。按这种构想，将会更加明确、更好地实现宏观调控其实就是金融调控的政策总目标。在结构上，表现为“政府或财政”―“共同基金”―“基金（投资）”―“董事会”―“企业”的管理结构；在这个结构之上，则是市场监管―法律监管―市场审计―市场竞争的要素机制。

国企改革新构想解决什么问题

关于国企改革路径的新构想，一是为了推动国企进一步改革，二是为了解决过去国企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在我们看来，这个方案可以解决或部分解决如下一些问题。

一是国企的监管问题。在过去，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是政府官员，很多央企高管的人事任免权在中组部。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下，这种机制根本无法有效监管国企高管，问题依然层出不穷。而在新构想之下，大部分的国有企业由职业经理人来管理，按照市场化运作；共同基金所投资的公司，将会像上市公司一样，强制要求由会计师做公允的全面财务审计。

二是国企腐败问题。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过去处于失控状态，中纪委只负责监管一部分。但从制度来看，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丛生，实际上还是无人监管，至少也是缺乏监管成效的。过去中央企业及国有银行屡屡发生的一些腐败案件，不少都是碰运气或者是举报的结果，没有形成规范的、制度性的监管和制衡，等到问题暴露时，巨大的损失往往已经形成。在新的构想之下，国企管理者完全暴露在市场监管的体系之下，一切都是公开的、透明的。过去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是干部，但现在一批职业经理人就有权按照董事会的制度来免掉你，追究你的管理责任。

三是打破垄断问题。国企垄断之所以长盛不衰、愈改愈烈，与实体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有关。垄断的实现有两个条件，一是靠钱，如果国企发展的钱完全由政府出，那企业和政府就是一个锅里吃饭的事情了；二是政企不分，政府对国企提供了大量帮助。过去，国家发改委实际上扮演了垄断总协调者的角色。但在新的国企改革构想之下，这两个条件都失去了。值得重视的是，以发达国家为主的OECD组织，正在全球推行国企管制的通行标准，这很可能会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所认可的判定企业性质的标准，而这种判断会直接关系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市场准入和经营活动的认定。如果国企改革去掉了过去的政府特征，也就符合了OECD认定的标准，无疑会改善经营环境。

四是缓解投资与增长矛盾问题。过去，每当中国经济下行的时候，中国政府就会加大对民间资本开放市场的力度。而在经济向好的时候，政府是不太关注民间资本死活问题的。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就可以明显看出，尽管现在政府愿意对民间资本放开，但民资还未必买政府的账，因为国内市场还缺乏足够的制度保障和资源机制。但如果采取共同基金方式，就可以真正吸收民营资金、外资加入，这相当于一下子扩大了投资的资金总规模，比过去“4万亿”刺激计划还要强而有力，这完全有利于经济增长。如果政府想通了这一层，就应该对共同基金模式大力推广。

五是利益集团问题。利益集团是任何一个社会体系中的客观存在。在中国，有特殊资源的特殊利益集团当然需要改革，不过在政治现实中，相关的改革推进还是要考虑到可行性。安邦所提出的共同基金构想，实际上是对现有利益集团触动较小的方案，甚至在某些方面实现、满足了利益集团过去的一些要求。比如，国有企业直接控股一直是国资委的目标，而国有企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如果共同基金来投资国企，就能很好地解决国企的资金需求。但作为交换，国有企业必须对共同基金让渡一部分控制权。

国企改革新思路范文第10篇

该项任命事实上早于去年12月初在国资委内部就已经宣布。国资委12月24日晚间在官网上也更新了其领导资料。12月26日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则是张毅首次以国资委主任身份出现在媒体和公众视野中。

此前，这一职位已空缺三个月有余。去年9月，中纪委通报，原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此后的时间里，张毅一直以党委书记、副主任的身份主持国资委全面工作。

随着张毅履新，其成为继李荣融、王勇和蒋洁敏之后的第四任国资委掌门。但与前三任都来自经济经营领域不同，张毅既没有在大型央企任职经历，也没有长期在国资系统工作的经验，他最受外界瞩目的一段履历是曾经在纪检系统工作长达18年，并曾任中纪委副书记。

分析普遍认为，任命“老纪检”张毅为国资委主任，显示了高层反腐的决心，十以来，包括中石油集团前董事长蒋洁敏等在内的多名国企高管接连落马，一场国企反腐风暴正愈刮愈烈。如何查处国企腐败，重塑央企和国资委的形象，将是张毅任内的一项重要任务。

除此之外，他的另一项任务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对于国资系统“外行”的张毅而言，能否加速这一改革的“破题”，尤其是个艰巨的挑战。

曾在纪检系统工作18年

资料显示，张毅1950年8月出生于黑龙江北安。19岁时到黑龙江省呼玛县林场当工人。3年后转为干部，调往大兴安岭地区十八站林业局工作，历任工程队副队长、贮木场党委副书记、林业局党委副书记等职。

1978年，他出任共青团大兴安岭地委书记，走上从政之路。1982年，进入原东北林学院林业经济系专科学习，毕业后，被任命为黑龙江省塔河县县长兼县林业局局长，后升任县委书记、林业局党委书记。

1987年5月，大兴安岭地区西林吉、图强、阿尔木和塔河4个林业局所属的几处林场同时起火，持续燃烧21天，被认为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特大森林火灾。事后，当时的林业部长和一位副部长被国务院撤职；8月份，时任大兴安岭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的张毅被任命为行署专员，后又被任命为地委书记。

1992年10月，42岁的张毅获任黑龙江省监察厅厅长，这也开启了他在纪检系统长达18年的仕途生涯。其后，他平步青云，先后出任黑龙江省纪委副书记，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委副书记，并在中共十五大上当选为中纪委委员，后连续在十六大、十七大当选中纪委委员。

2001年10月，张毅离开家乡，调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就在其任职河北期间，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重违纪案件发生。当时，张毅还曾在《瞭望》周刊上撰文反思，提到程案“毁就毁在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身上”，“其教训十分惨重”。

2007年9月，张毅上调中央，出任中纪委秘书长。稍后的中共十七大上，当选为中纪委常委、副书记，其间与前后两任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和吴官正都共事过。

2010年7月，张毅外放宁夏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据当时媒体称，他也是第一个由中纪委副书记直接调任省级党委书记的高官。中纪委副书记一般为正部级，所以专任地方省委书记，在级别上算是平级调动。但因负“封疆大吏”之责，省委书记往往比同等正部级职位更被看重，因此，从省长或者部长调任省委书记，一般也被视作委以重任。同时，将一名纪检“老将”调任地方，亦显示了近年来省部官员跨部门交流力度的进一步加大。

在经济欠发达的宁夏当政期间，张毅推动了国务院于2012年9月批复在宁夏建立全国第一个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设立银川综合保税区。他的另一主要政绩是提出打造“黄河善谷”的构想，探索宁夏100多万贫困人口的扶贫攻坚新路。2012年召开的自治区党代会已启动生态移民工程，计划用5年时间搬迁35万人，再用5年时间帮助他们基本脱贫致富。此外，面对防沙治沙压力，宁夏还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恢复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力图构建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临危受命

2013年3月，在原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王勇升任国务委员后，张毅与原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一道调任国资委，分任党委书记、主任。

这种“双首长制”的安排，以往只在国资委成立之初出现过，当时李荣融为主任，李毅中为党委书记，2005年李毅中调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后，国资委主任与党委书记就开始由同一人担任。

国资委既非外交部那样的特殊机构，也不是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那样的重组部门，更不是由派或无党派人士担纲部长的部委，因此，这种搭配显得颇有意味。这种深沉意味到了9月蒋洁敏晋升国资委主任不到半年即落马时，不少媒体方才“恍然大悟”其间或有调虎离山之意。

有媒体分析说，蒋洁敏在石油系统摸爬滚打近40年，内部关系堪称盘根错节，中央不得不将其调离石油系统以便开展调查。对蒋洁敏的这轮调查，其实始于去年3月底4月初，与其到职日3月18日仅距约半个月。案由正是蒋在中石油任职期间的一些涉嫌贪腐事宜。而任命有多年纪检工作经验，并且长期在地方任职，远离石油系统的张毅作为其搭档，也是特意为之。报道还援引传闻透露，自蒋洁敏出任国资委主任后，国资委一些公开邮箱，就经常塞满各种对他的举报信。

在蒋洁敏遭调查消息公布并被免去领导职务后，张毅被宣布暂时主持国资委全面工作，迅速进入了公众视线。

除了在国资委内部对中央企业负责人传达相关精神外，张毅亲赴中石油，在领导层会议上称，对蒋洁敏、王永春（原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等人的组织调查体现了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但这些问题是其个人问题，中央充分肯定中石油广大干部职工队伍及为国家做出的突出贡献。其后，他又先后到此次反腐风暴的重灾区大庆油田和长庆油田座谈安抚。外界评论，在临危受命之后，张毅稳定了中石油及整个国资系统的军心。

而蒋洁敏事发后，关于国资委主任这一重要职位的人选也曾有过多个版本的演绎。此前，有消息称，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第一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有望顺位成为中央委员，并出任国资委主任。被称为学者型官员的马建堂曾任国资委秘书长，在经济领域有较强影响力。另有消息认为，熟悉国企改革的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可能接替这一职位。

最终，“大热”张毅还是顺利实现了书记、主任一肩挑。

国企反腐与改革重担

不过，这显然不会是一个轻松的工作。

“任命张毅为国资委主任，显示了高层反腐的决心，因垄断和行政干涉形成了巨大的寻租空间，国企长期以来滋生的腐败问题已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查处国企腐败问题是张毅任期内的一项重要任务。”有国资专家如是称。在高层将反腐矛头从地方大员和部委官员扩展到央企国资系统后，作为央企的“父母官”，国资委的监督角色将得到更大展现。

去年9月1日的国资委党委会上，国资委已经再次强调要抓好反腐倡廉工作。既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又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打造阳光央企。近期，国资委纪委又查处了中粮集团所属中粮肉食投资有限公司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等问题。据媒体不完全统计，在2013年这个“打老虎”之年，共有多达31名国企高管落马。

除了加强纪检反腐工作，张毅另一个需要面对的任务就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

在前三任国资委主任里，李荣融完成了国资委整体布局，推动了央企间合并重组和董事会制度建设。王勇上任后，重视央企发展质量，把做强做优提到了做大的前面。蒋洁敏则提出以央企“保增长”助力全国“稳增长”，要求央企全年增加值增长达到8%以上、利润增长达到10%以上。

然而，过去十年，国企改革却一直进展缓慢，有关“国进民退”的争议此起彼伏。

去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有资产改革领域的新思路，包括“将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等。

这意味着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将进一步演进，构建三层监管架构，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出资人行使监管职能，不再干预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和自主经营权；由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或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行使股东职能。而国资委的上述行政化改革方向，透过任命张毅这位纯粹的行政官员为主任，也或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体现。

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12月19日曾表示，国企改革已确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化国企管理体制改革两大重点，目前国资委正在按照三中全会要求抓紧修改深化国企改革意见，下一步将按照中央统一部署。

针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他解释，将主要采取四种形式：涉及国家安全的少数国企和国资投资运营公司，可采用国有独资的形式；涉及国民经济命脉和重要行业及关键领域的国企，可保持国有绝对控股；涉及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行业的重要国企，可保持国有相对控股；国资不需要控制可由社会资本控股的国企，可采取国有参股的形式，或可全部退出。

在日前央企负责人大会上，张毅所透露的“国资委下一步工作重点”，也释放出了提速国企改革和革新国资委职能定位的积极信号。

“我们要改变观念，消除‘国退民进’、‘国进民退’的争论。”张毅表示，首先，要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上下功夫。特别是要改变目前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现象，以及许多企业经营机制没有得到真正转换的问题。同时要进一步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更多地引入非公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和重大项目建设，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

另一方面，张毅表示，国企要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上下功夫，加快建立规范董事会，健全公司治理结构等。此外，他指出，要继续严控国企职务等消费，合理确定国企管理人员薪酬水平，探索相关激励机制等。

张毅还称，下一步要围绕国资委的职能定位，认真研究与之相适应的监管模式、内容、方式和手段，以及探索实施分类改革、分类监管，不断提高国资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