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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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学论文

公共行政学论文范文第1篇

正视双语教学,提高双语教学的水准

1双语教学不是学外语而是用外语学习

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用英语阅读、用英语思考、用英语学习专业知识的能力。脱胎于西方行政学的公共行政学,无论是文献阅读还是案例分析,都涉及核心词汇的理解和运用,用英语教学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既能加深学生的印象,又能增强学生的英语语言应用能力,使他们能够直接用英语来学习和理解专业知识。

2双语教学要用外语讲授但可辅之以汉语

虽然双语教学强调能在中英语不同的语言环境下,熟练地运用英语进行讲授。要求用正确流利的英语进行知识的讲解,但并不一味排斥汉语,避免由于语言滞后造成学生的思维障碍;教师应利用非语言行为,直观、形象地提示和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以降低学生在英语理解上的难度。对某些专业名词或者一时难以理解的专业概念辅之以汉语,以使学生能够理解。比如对利益集团的解释,通过非选举性的方式和手段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主张的组织。语言之间的流利转换更能体现双语教学的环境适应性。在教学中,我们甚至进行环节设计,要求学生能对专业词汇保持敏感,能随时进行双语转换。

3双语教学的难点是在教师

在众多的双语教学研讨会上,关于双语教学的资源讨论得最多的还是双语师资问题。教师的讲授方式、口语发音、要使学生能够听得懂,能够理解,学习上不存在太大的困难。它要求教师既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又具有熟练的语言能力,能同时具备这两种素质的老师才能算是合格的双语教师。但目前许多高校都存在这样一些现象,即在众多培养的青年教师骨干里,有些不乏是学校送到国外去培训的,他们的语言和专业知识都没有问题,但他们缺乏的是教学方法、教学经验和教学实践。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学校在培养双语师资的问题上应该体现梯队式团队培养,既要发挥青年教师的语言优势,同时又要以教学团队的模式让中青年教师能互相学习提高教学实践经验。

4双语教学需要学习和研讨,需要交流和提高

一般认为,双语教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是简单渗透层次,上课时可以用英语讲述重要定理和关键词等,学生可以多一些机会接触外语;第二个是整合层次,教师讲课时交替使用中英文,让学生学会如何用外语表达中文内容;第三是双语思维层次,让学生学会用母语和外语来思考解答问题。第三个层次是最难也是最重要的双语教学目标,前面两个层次都是服务于这个目标的中低阶段。为了实现这个终极目标,从师生互动的角度来说需要教师和学生就授课方式和方法积极沟通,同时教师也要积极参与不同层次的教学经验交流与观摩。面对教育国际化的大潮,从师资培养的角度需要院校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逐步调整并增设与国际接轨的专业和课程,调整培养目标,变革课程结构和内容,实现“双语教学”,促进国际化、开放性的人才培养。

加大公共行政管理实践

公共行政学论文范文第2篇

作为主义途径的公共行政学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西方社会逐渐步入后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自然、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一场旨在“否定”、“破坏”、“消解”、“颠覆”现存的一切观念、价值、制度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纷纷对传统理性观念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一场反理性主义的思潮逐渐形成。反理性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认为,“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反理性主义者往往把理性与极权和压迫联系在一起,他们主张意义非确定性、价值非单一性、知识非统一性,使得其对理性主义的颠覆也逐渐从认识领域转移到政治和社会领域。这些都促使人们对政治和社会领域的价值和信仰进行重新认识。公共行政学的主义途径是指“以自由主义为哲学基础”,主张进行体制改革,以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为目标,从而更好地将经济价值和人本价值有机结合起来的重要的公共行政理论范式。该途径最早可追溯到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的“在民”、“自由平等”和“三权分立,分权制衡”思想,中间经过沃尔多、弗雷德里克森、奥斯特罗姆、库珀、登哈特以及布坎南等学者的发展,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其中新公共行政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公共服务学派将主义的研究推向了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的中心舞台。杰斐逊的思想主要包含在《联邦党人文集》和《杰斐逊选集》等书稿里,他主张“一切人都是生而平等的,造物主赋予了他某些固有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为了巩固这些权利,在人们中建立了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无论什么时候一个政府破坏了这些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这个政府或把它废除,并成立新的政府”。另外,杰斐逊考虑到官僚制政府的有限理性和权力膨胀,提出要通过三权分立、人民参政议政、人民监督、依法行政来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的民利,这些都奠定了美国公共行政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作为当代民主行政理论的先驱,德怀特•沃尔多对传统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对公共性进行了系统诠释,将民主、公平和正义纳入公共行政范畴,认为“公共行政既是一种伦理道德,又是一种意识形态”。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派主张将社会公平、民主等一系列价值规范引入公共行政中来,以弥补传统公共行政过度强调技术和工具理性所带来的人文关怀的缺失。布坎南在分析官僚制理性缺陷和政府失败的原因、表现后,提出了通过立宪改革克服政府失败的改革路径。作为印第安纳学派创始人的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对美国主流公共行政思想进行了反思,并分析了美国公共行政的宪法危机,主张在官僚制的基础上引入民主行政的理念。在《新公共服务》、《公共组织理论》等著作中,登哈特对当时盛极一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认为管理主义和新管理主义对社会公平、正义、公民精神、民主、参与、回应等价值带来损害,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是服务而不是掌舵。在继承了民主公民权理论、社区与公民社会理论、组织人本主义与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主义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登哈特夫妇就公共利益、责任、公民权等理念对传统公共行政及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了扬弃,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新公共服务”思想。作为公共行政学主义途径的一个里程碑,以登哈特夫妇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学派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代表了当代西方公共行政主义的最高水平。作为公共行政学科发展进程中的一股重要思想潮流,公共行政的主义对于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具有较为浓重的反理性主义色彩。无论是方法论方面,还是理论知识框架方面,公共行政的主义都对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另外,公共行政的主义的公平正义、有限政府、人民、行政道德等理念,无疑对于工具和效率理性导向的公共行政学注入了新的元素。然而,我们还需看到主义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过度强调政治价值而忽视行政效率,过度强调规范取向而缺乏实际操作性,过度强调统一的价值观而忽视公共行政的其他价值观等。总体来说,主义途径下的公共行政学基本上处于一种“有政治而无行政”和“有政府而无社会”的公共行政学科批判反思时期。

二、公共理性主义的复兴

作为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公共行政学公共理性作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概念最早由康德提出。他认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人应该有权利“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每个人在任何有关良心的事务上都能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随后,罗尔斯对其进行了发展,他将公共理性定义为“公民在有关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论坛上所使用的推理理性”,它有利于形成所谓的重叠共识,继而促进社会稳定。公共理性的论坛可以成为“一个公共权力与普通公民、各种政治与非政治团体之间进行公共协商的公共领域”,各主体为了公共利益而对话、协商、妥协和谈判,理解和宽容他者成为公民的重要品质。“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公共理性体现了社会行为主义主体在公共领域里行为理性的公共化。作为对公共行政理性建构途径(特别是技术———工具理性建构的官僚体系)的一种反思和重构,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途径很好地回应了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和日益多元价值冲突以及日益高涨的公平正义诉求,“指向了在公共生活场域中行动的主体、主体体验及其赋予现实的意义,强调主体间关系的价值,强调认识政府组织内外的主体间关系,强调发挥行政官员追求实质理性和人文关怀的主体责任,是社会建构的公共行政大厦的话语基础”。社会建构意味着公共行政要对社会、环境与公民开放,这与传统公共行政对于确定性的追求大为不同。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社会问题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被人们主观的思想所建构的。作为公共行政社会建构途径的奠基者,全中燮教授明确指出,对公共行政理性建构模式的批判是公共行政社会建构模式的逻辑起点,必须重新建构公共行政的话语体系,发展公共行政的价值精神。社会建构思想的核心是“支持组织成员的自我治理能力,即通过互动来维持社会(和组织)秩序的能力”,“社会建构本身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组织成员持续参与着思想和经验的共享,这样,他们能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观点”。很显然,社会建构思想的一些观点与公共理性主义十分契合,如协商对话、社会学习、共识民主、社会价值、公共利益等。从某种程度来说,“在社会建构的公共行政理论中,社会过程构成了建构公共行政理论的出发点,没有社会过程生动的实践和过程,就没有公共行政理论的生长”。在社会建构的公共行政理论看来,社会建构的过程本身就有自身价值,最终建构的政策、决策或意见是政府与社会主体在公共领域互动、对话和建构的过程,从而形成公共行政交往互动的行动场景,满足不同主体的发展需要,实现民主的公共治理愿景。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全球公民社会的崛起,以及官僚理性对人文关怀的缺失,社会建构被作为一种结构社会问题和重建公共行政学科的重要尝试被引入公共行政学科研究中来。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途径意味着官僚制独白式的叙述将被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对话所取代,传统的政府单中心的管理结构被社会多中心的治理主体结构所取代,参与、协商、互动和学习成为社会主体活动的主要方式,公共性和社会性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品质,社会治理逐渐走向合作治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哲学根基和理论基础并不扎实,只是一种新的“构成主义”,主体间的建构和对话的前提是他们都必须有合作的意念。

三、结语

理性主义作为当代哲学和自然科学里的一股重要社会思潮,无论对于科学还是社会影响都十分巨大。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兴起时间较晚的社会科学学科,也难以摆脱理性主义的影响。换句话说,公共行政学科是在吸收和批判理性主义思潮部分内容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加速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人们在社会公平正义、平等自由、公共利益等基本价值方面逐渐达成一定的共识。社会治理应该是公平与效率、民主与权威、个人与社会、自由与平等的有机统一。单纯的理性和单纯的公共性都无法很好地回答一些现实的基本问题,唯有一种折中多方主体利益和价值的公共理性成为最接近现实的最佳选择。理性、反理性和公共理性三次理性范式的变迁显示出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的能力显著增强,而管理主义、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种途径的相继出现也表明了公共行政学科自我反思和成长的过程。总之,公共行政学科的未来成长必须积极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有益成果,夯实自己学科的理论基础,发掘自身发展的潜力,推动本学科持续健康发展。

公共行政学论文范文第3篇

如果说巴泽勒与阿摩亚尼对传统管理的批评代表着对管理体制改革的呼吁,那么,质量管理运动则提供了内在改革的动力。最初的全方位质量管理(TotalQualityManagement-TQM)源于私有企业部门,但《公共生产力与管理评论》(PublicProductivityandManagementReview-PPMR)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努力也使我们认识到TQM对于公共部门机构业绩与质量改善的重要性。PPMR提供了丰富的案例以及公共机构如何改善、引入、调整并保持连续的质量改进的理论性评论。PPMR杂志的资深主编霍哲(MarcHolzer)教授在生产力与质量管理(ProductivityandQualityManagement)(1995)一文中评论了质量管理以及质量管理对于公共部门管理的启迪。很明显,九十年代的TQM已经成为公共管理的基本方法。TQM的核心特征是统计评估、顾客信息反馈、雇员参与质量改善、供应商合作。这些TQM的手段和方法已经成为当今多数经理的“管理常识”。不少人认为,质量管理不仅适用于制造业,而且更适合服务部门。质量管理已成为公共管理的部分基础。

公共政策与分析的迅猛发展

首先,许多公共事务学院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带领下纷纷部分或全部转向公共政策,尽管锡拉丘兹大学麦克斯韦尔学院及南加州大学仍然高举公共行政大旗,亦增添了政策研究方向。最初的政策研究包括政策形成理论、政策分析技术、政策执行、政策计划和政策评估等,重心开始转向政策形成(政策制定)和政策内容(政策分析)。其次,一批新成立的杂志为政策研究增添了活力。如政策分析和管理杂志(JournalofPolicyAnalysisandManagement)、政策研究杂志(PolicyStudiesJournal)、政策研究评论(PolicyStudiesReview)以及政策科学(PolicySciences)等。最后,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政策科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大有与公共行政学分庭抗礼之势。政策分析融入经济学、政治学、公共财政、系统理论以及其它社会科学学科,以研究公共政策如何形成和如何完善政府项目。

结束语:政府改革——永恒的主题

归纳起来,莱特(PaulC.Light)在《改革的浪潮:改善政府工作,1945-1995》(1997)一书中,总结了改革的四大浪潮:1.科学管理,强调严格的等级制、分工、清楚的命令链;2.向浪费宣战,重点是监督员、审计员、核对员、评审员;3.警惕的眼睛,倡导阳光、公开性、透明度;4.解放管理,呼吁让管理者去管理。

财政紧缩和业绩改善只是政府面临的诸多压力的一部分。进入二十世纪,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在下降,这或许是政治家们不得不反复进行政府改革的主要原因。克林顿总统上任3个月就宣布了他的改革计划,于1993年成立了由副总统戈尔挂帅的“美国业绩评论委员会”(NPR)。当我们回眸二十世纪,就不难发现无论是1910,1937,1949,1972,1982,还是1993的政府改革,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美国联邦政府的机能失调、组织涣散、业绩平平——不能让公众满意。

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创立了美国公务员委员会,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以及城市膨胀的需求催生了美国的公共行政学。1887年,威尔逊提出了创立独立的行政学学科的构想。随后,古德诺于1900年谈到行政学与政治学的分离。再之后,泰勒开始了科学管理的研究。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尤其是布郎诺报告直接诱发了政府部门的膨胀和改革——1993年至2000年执政的克林顿仍旧在重塑政府。一次次改革,一次次不同的主题,变化的是内容,不变的是要改变、要改革的努力。

改革政府并非是美国的独有现象。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北半球还是南半球,无论是工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前苏联或东欧转轨国家,在二十世纪末都汹涌着改革的浪潮。无论是源于财政危机、管理危机或是信仰危机,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不断的改革。改革政府不仅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也必将是未来政府所要面临的长期挑战。

作者感谢下列教授在《美国公共行政学百年回顾》及相关课程所给予笔者的指导和帮助:霍哲教授(MarcHolzer)、达布里克教授(MelvinDubnick)、威克(女)教授(MarciaWhicker)、梅戈特(女)教授(AstridMerget)、英格拉姆(女)教授(PatriciaIngraham)、布雷思莱德教授(StuartBretchneider)、斯特劳思曼教授(JeffreyStraus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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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学论文范文第4篇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有关行政学本土化路径的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和风险既有相对具象性的,也有一般性的。我们首先从学界提出的行政学本土化路径出发,对各种视角中可能存在的具象性问题及风险进行探讨。首先,从问题研究视角来看,它存在着将经验总结、问题化解等同于理论构建,及以经验来引导理论的风险。一是将经验总结与问题化解等同于理论构建的风险。就目前而言,国内行政学界所论及的“问题研究”主要特指的是对“行政现实问题”的研究,它强调的是研究者要将重心置于各种行政现实问题和实践困境之上(而非放在行政学理论问题上),注重从实践中总结出经验、从个别中总结出一般、从事实中归纳出价值、从特殊的现实、情境中总结出特殊的理论。这样的研究路径与逻辑理路很容易使研究者把研究重心放在行政问题本身的解决上,就问题而谈问题,而忽略通过行政问题来推动行政学理论构建的初衷。引致这种风险的可能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行政实践与行政理论之间的差异的模糊化所导致的认知错误。在现实中,人们很容易将对问题的现象性描述和归纳等同于行政理论构建本身,而未能看到真正的行政理论应该是从杂多的现象中所总结出来的一般性,它不应该仅仅是对行政现象的具象描述,而应该是具有高度的理论抽象性的;其二是由“是”与“应当”之间的差异性及“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之间的差异所引致的认知偏差。就行政学理论而言,本土化的行政学理论不仅要反映具体的“是”,还要反映“应当”,不仅要关注“事实”,而且要关注“价值”。而问题逻辑(尤其是目前学界所理解的那种以现实的行政经验中所存在的问题为研究对象的问题逻辑)所关注的则更多的是“是”的问题,而这种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是否能够推导出“应当”,是值得怀疑的。当学者们把目光集中于现象这一“是”时,就有可能把“是”等同于“应当”,或忽略“应当”在行政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二是以经验来引导理论的风险。毋庸置疑,就理论研究而言,本土化的行政学理论不仅要是反映性的,更要是引导性的,它不仅要描述现实,更要批判、反思、指导现实,使现实不断趋于完善。而问题逻辑则更多地强调的是行政现实对行政理论的先导性,它可能使行政学研究者陷入现实中出现什么问题,就从中总结出什么对策的被动局面,使行政学理论本应具备的对行政现实的引导功能被弱化、被抑制。其次,从中层理论构建视角来看,尽管其对推进行政学本土化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它也存在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与风险。

一是国际公共行政理论交流中对话层次不对等的风险。事实上,公共行政学本土化不仅承载着为我国行政实践中的问题寻求出路的使命,也承载着确立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学科主体性、使中国公共行政学平等地参与国际公共行政学对话的重任。而这样的国际性对话要获得平等性,首先要求的是对话的理论层次的对等性———如果将行政学的理论层次按其抽象程度分为中层理论和元理论(或基础理论)的话,那么,一种平等的、可持续的中西方行政学理论对话模式,从形式上看应是以中国的行政学元理论和基础理论来回应西方的行政学元理论和基础理论、以中国的行政学中层理论来回应西方的行政学中层理论。只有这样的同一层次的对话,才能使中西方的公共行政学交流不至于因范畴、视域的不同而自说自话,才能使中国的公共行政学在与西方的不断交流中获取更多的国际影响力。这就意味着,如果仅仅将中国行政学理论的发展定位于中观理论层次,就必然导致中西方交流和对话的不对等———这一方面是由于:本土化的行政学元理论和基础理论的缺乏,必然使得元理论和基础理论层面上的中西方行政学理论交流成为西方的独白;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行政学中层理论一般都是高度依赖于行政学元理论和基础理论、以行政学元理论和基础理论为前提的,这就意味着,一旦缺乏中国式的行政学元理论和基础理论的支撑,本土化的行政学中层理论就可能成为一种在形式上体现中国经验、在内核上却反映和注解西方行政学元理论和基础理论的理论形态。如果是这样,那么那种看似平等的行政学中层理论对话,实际上却仍是在西方行政学理论体系内部展开的,它并无平等性可言。

二是中层理论意义上的行政学理论的代表性和一般性不足的风险。对于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交流而言,一种理论能否产生强大的影响,除了要看理论自身的逻辑是否自洽之外,还要看这种理论是否对参与对话的各方理解行政问题、把握行政生活、厘清行政理论有着足够的价值,而这种价值的大小,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论形态本身是否具有足够的广延性和可扩散性。而对于中层理论而言,它作为一种介于元理论和微观理论之间的理论形态,具有明显的“居中”特质:一方面,它不同于对行政现象的单纯描述,具备了一定的理论抽象性和一般性;但另一方面,它的理论抽象性和一般性又是不充分的,它掺杂着具象、对于特定的行政情境有着高度的依赖。中层理论的这种具象性和情境依赖性,使得中层理论意义上的行政学理论的借鉴意义和理论价值更多地仍是本土性的,它的可参照性、可推广性、可接受性远不如行政学元理论和基础理论。因此,就中层理论本身的特质和功能而言,它很难承担起代表中国公共行政学参与国际交流和对话、向世界表明中国公共行政学之独特贡献的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层理论构建即使对于推进行政学的本土化具有一定的意义,它也只能是过渡性的、阶段性的、策略性的,而非终极性的。再次,从内容体系构建视角来看,其主要可能存在的风险在于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将概念、话语的本土化等同于行政学理论体系的本土化之风险。如前所述,目前行政学本土化中的一个重要策略是从行政学的概念、话语着手,以概念、话语的本土化来推进行政学理论的本土化。应该说,这种做法看到了概念、话语所具有的描述和解释本土化行政现象的功能,体认到了概念、话语在本土化行政学理论体系构建中的工具性、前提性意义。但必须注意的是,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并不等同于概念、话语的本土化;或者说,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并非是某些区分于西方的零散的、非体系化的概念、话语的创生和加总,而是要以概念、话语为基础,经过逻辑加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理论体系。

这里的意涵在于:其一,本土化的行政学理论必须是体系化的而非松散的概念和话语的集合;其二,行政学理论的体系化,其核心在于厘定出将松散的行政学概念和话语汇聚起来的逻辑理路,其中,逻辑理路是本土化行政学理论的核心和灵魂,是概念和话语得以汇聚的线索。只有在厘定清楚了本土化行政生活及行政理论所赖以为基的相关逻辑前提、逻辑演变历程、逻辑主线等的基础上,本土化行政学的构建才能摆脱无序和纷乱,才能思路清晰、事半功倍。二是学科特质与学术原创性丧失的风险。在本土化行政学的内容体系构建过程中,容易出现两种倾向:其一是模仿西方行政学内容体系的倾向;其二是模仿其它相关学科的倾向。就第一种倾向而言,它有两种可能的表现:第一是“新瓶装旧酒”,即将西方理论和西方行政学的内容体系贴上新的标签而变成本土化的理论;第二是仅以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实,使中国的行政实践与行政经验成为西方理论的注解。这两种表现都是我们在推进行政学内容体系的本土化进程中所要极力避免的。而第二种倾向的出现,则是由后发学科对先发学科的借鉴所引致的。事实上,目前学界所提出的一些本土化概念已经显现出学科模糊的倾向,一些话语和概念,如“锦标赛体制”、“公推直选”等实际上都来自于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尽管学科间的交流和借鉴无可厚非,它对于推进行政学的繁荣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但如果操作不当,它也可能会导致行政学核心概念的缺乏(尤其是具有真正原创性的核心概念的缺乏),如果是这样,那么行政学就有可能会被进一步边缘化,其合法性将会受到进一步的损害。以上我们针对学界有关构建本土化公共行政学的三种具体路径所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风险进行了反思。这些问题和风险大多是具象性的、显见的,它们较易为研究者们所关注和重视。但是,除了上述可能的问题与风险之外,在推进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的过程中,我们还应关注如下两个更为隐蔽、但影响却更为深远的潜在问题。一是行政学本土化过程中的“问题认知支配”现象。这里所说的“问题认知支配”,主要指的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那种将“西方国家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误以为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的情形,它本质上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进行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渗透的一种表现形式。相比于理论和研究工具的西方主导与支配而言,问题和议程设置方面的西方主导与支配现象更具陷蔽性,而其对中国学术自主性的影响亦更为深重。具体到行政学学科而言,问题认知支配现象的影响目前主要有两种表现:其一是公共行政问题和议程设定中的问题认知支配,它表现为学界较为普遍存在的试图从西方的行政学议题中找寻中国行政学学科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及通过了解西方社会对行政问题的界定而去发现中国行政系统中所存在的问题的倾向。其二是在行政问题处置方法上的问题认知支配,主要表现为,对于中国社会中所出现的行政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些学者总是试图从西方的理论和经验中找寻相应的解决方法,奉西方理论和经验为奎臬,而忽略了西方理论和经验本身所可能存在的缺陷和水土不服的问题。由于全球化时代的问题认知支配现象具有无意识性、前置性特征,其影响一旦扩散,它对行政学本土化的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其中最严重的影响之一在于,它可能使得一些推进行政学本土化的努力由于未能脱离西方问题意识的影响而长期在西方的理论逻辑中无意识地循环,从而极大地削弱行政学本土化的现实效果。因此,对于行政学而言,推进对全球化时代的“问题认知支配”现象的全面反思、尽量避免其对行政学本土化进程的干扰,是每一个行政学研究者所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二是行政本土化过程中的“现代化范式”支配问题。“现代化范式”主要是指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一种以“传统—现代”二分为基础,将社会发展预设成一种“一成不变的单线性历史进化图式”,“将西方发展经验的偶然转换成一种普世的历史必然”的倾向。与“问题认知支配”着重揭示学界在问题界定上的西化情形不同,“现代化范式”支配着重强调的是学界在学科理想图景界定上的西化倾向,它重点关注的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出现的那种将西方的“现代化”理想图景作为自身的图景,而忽略了“根据中国”、基于自身实际构建符合自身的社会科学理想图景的现象。具体到行政学学科,“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其一是“追赶”式的行政理论研究模式设定。在行政学界,以追赶西方潮流、寻求行政学理论的“现代化”(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的实质是西方化)为研究的目标定位的现象,是极为常见的;西方学界一旦出现某种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理论,国内行政学界往往趋之若骛、极力推崇。值得指出的是,于大多数学者而言,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源并非由于他们缺乏推动行政学本土化的意愿,而在于他们对于“现代化范式”的潜在支配缺乏明确的意识,从而前反思性地、不自觉地接受了“传统—现代”的行政发展模式,走入了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圈套。

其二,对行政理想图景问题的忽视或误置。“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使行政学研究者普遍将西方的行政理想图景当成了自身的行政理想图景,继而也就导致了学界对于中国式的行政理想图景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缺乏深入的思考。事实上,受西方技术主义思潮和行政中立性思维的影响,国内学界大多将行政学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一些具体的行政问题的解决之上,而对如下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如:究竟怎样的行政学研究是符合中国语境的?中国语境中的行政学研究要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想图景?中国行政学的理想图景与西方行政学的理想图景之间有何差异等,却缺乏深入的反思。这种反思的缺乏,实际上进一步强固化了“现代化范式”的影响,扩大了其支配的广度和深度。因此,行政学界如何摆脱目前表现出的那种在枝节问题上冷静、而在根本性问题上无知的现象,真正确立起中国行政学研究的自觉意识、主体意识、自主意识,是我们所必须深刻反思的问题。

二、公共行政本土化之可能路径展望

以发展行政哲学为视角行政学本土化的进一步推进,需要我们去探求更多的新思路、新方法。在本文中,我们尝试从行政哲学视角入手,提出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的几点建议。而之所以立基于行政哲学的视角,主要是考虑到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首先涉及的是文化的适应和匹配问题———或者说,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要使行政学反映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和哲学诉求,使其与中国的传统、惯习、惯常的行为方式和思维逻辑等相配套,使其与中国人民的生存智慧、与中国行政系统的实践智慧相配套。而行政哲学正是以宏观的行政文化和行政生活为反思对象的,它关注行政生活所立基的文化环境和哲学环境,关注行政现象和行政生活背后的逻辑和理路,从行政哲学视角出发,有助于摆脱对行政实践的细枝未节的描述,确立起对行政学本土化的更进一步的自觉。其二,行政哲学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有助于推动行政学人的学科自主意识,从而使其以更积极的姿态投身于本土化行政学的创生与构建之中。本土化行政学的构建作为人类的一项实践活动,其动力既来源于人们对其内在价值的认知,也来源于人们对理想的行政发展状态和现实的行政发展状态之间的差异的认知。而行政哲学作为一门“探索行政之真、追求行政之善、塑造行政之美”的学问,是以行政理想状态作为其基底的,由于行政的现实状态与行政的理想状态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就使得行政哲学具有了对现实行政生活和现实的行政学理论的强烈的批判意识。行政哲学的批判,正是推进行政生活不断完善的动力,也是推动行政学不断反思自身、发展自身的动力。从行政哲学的视角来探讨行政学的本土化问题,有助于正确认识我们在推进行政学本土化的进程中所存在的诸种根本性的、原则性的问题,使行政学的本土化进程在不断的反思和批判中得以前进和发展。

从行政哲学的视角出发探求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重点要关注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关注本土行政生活中的“真、善、美”问题。行政哲学作为一门以行政生活为反思对象的学问,既要做到“科学求真”、“伦理求善”,也要做到“形式求美”。而从本土化视角来探讨和关注本土化的行政生活,就是要基于本土的行政文化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等,来追求具有本土特色的、反映本土智慧的行政生活之真、行政生活之善及行政生活之美。它要求我们关注的具体问题有:本土化的行政学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行政生活之真、善、美?这种本土化的理解与西方有何差异?这种差异是基于何种原因而产生的?它对行政生活将产生何种影响?从理论层面上深入考察和界定中西方关于真、善、美的理解上的这种差异,一方面可以帮助人们掌握本土化行政生活评价的终极依据,避免误将西方行政生活之真当作普遍之真,将西方行政生活之善当作普遍之善,将西方行政生活之美当成普遍之美,从而进一步增强中国行政学研究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从中国特殊的行政生活出发而得出的行政生活之真、善、美,由于其本身就具有表明中国特殊的行政生活理想图景、点明中国特殊情境中的行政价值取向的功能,它必然能够为中国行政生活的不断完善提供内生动力,也可以为中西方在行政学理论方面的平等对话提供思想支撑。二是要考察中西方行政学的逻辑前提、内在机理、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等,以厘定各自的价值,并考察西方行政学的逻辑前提、内在机理、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与中国的本土智慧、本土概念、本土话语的区分及其联姻的可能性。首先,对行政学者而言,对西方理论的具象化的、非反思性的研究往往容易使其陷入对西方理论的盲目接受和崇拜,而可能忽略了潜藏在西方行政学理论背后的深层意图和潜在影响。这样的“前反思性接受”,可能导致行政学理论的单数化、西方化,使中国公共行政学失去其独特性、失去其对话的能力。因此,必须从行政哲学层面入手,深入反思西方行政学的逻辑前提和内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厘定、反思中国行政学所赖以为基的逻辑前提和内在机理,找出二者之间的差异和关联。其次,要对那些被学界认为习以为常的、或学界所普遍认同的概念和话语体系进行反思,通过这种反思,一方面要厘定这些概念和话语本身的意涵、正当性和正确性;另一方面要厘定这些概念和话语在进行跨文化移植时的文化适应性问题,以避免南橘北枳现象的出现。

公共行政学论文范文第5篇

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旨在培养具备先进的管理学理论和实践方法、具有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创新精神、能够基本掌握基础医学,并且能够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的,在卫生行政部门或医院的行政科室工作的现代化高级专门人才。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在学习的过程中,公共行政学这门课程既是基础课,更是必修课,是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教学过程中的重点课程,与此同时,卫生事业管理不同于普通的公共事业管理,因此,在公共行政学的教学过程中突出“卫生”二字就显得尤为重要。医科大学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旨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同时,针对学生今后的就业趋势,在给学生授课的过程中,要有指向、有目标,将这门课的功能充分的发挥出来。在教学方法上,针对卫生方向的公共事业管理的学生,在设计公共行政学的课程时,就要有所侧重。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并使用经验中值得借鉴的方法,发扬它们,并因时因地恰当使用,最大程度的推动有效的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够更好更快的掌握公共行政学的相关内容。相反,精确发现公共行政学在教学过程中现阶段的不足之处,并深入分析其原因,根据以往教学的经验,并结合医科大学学生的实际需求,改进现有教学方法的不足之处。因此,在公共行政学的教学过程中,如何对公共行政学的教学方法全面、深入的改善并优化更是当下这门课程亟待解决的内容。

2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教学的现状和不足

2.1教学主体以教师为主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以教师为主体,课程全程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调动和提高,而学生也只是在枯燥、乏味的课堂讲授中度过每堂课,在考试时,死记硬背成了代名词,考试之后,学生的专业知识很快就忘记了,更别说在实践中有效的运用了。那么这样的教学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整个教学过程提不起学生的兴趣,就更谈不上如何提高学习效率。而教学,实际上应该将学生放到主体地位上来,而不是教师每节课填鸭式的全堂贯穿讲授。

2.2教学缺乏实验环节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教学,缺乏实验的环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和网络都已被广泛的普及和应用。学生群体正是对计算机和网络感兴趣的人群,那么,新的公共行政学教学方法中,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相关章节的实验,就能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而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是没有实验课的,整个教学过程都是通过教师的讲授进行。这样,既不能提起学生的兴趣、不能增加学生的创新能力,也不能使学生全面立体的掌握所学的理论知识。所谓的纸上谈兵大概就是这样的了。那么,如果只是书面的全程讲授,学生只是对理论知识有了平面的、二维的理解,这就像早些年学生学习英语,很多学生学成了“哑巴英语”,只会做书面的题,口语应用十分吃力。公共行政学的教学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事实上公共行政学的教学应该是穿插着科学的实验课程的。

2.3教学缺乏实践环节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教学,缺乏实践的环节。所谓实践出真知,教学正全面的诠释着这句真理。医科大学学习公共行政学的学生,毕业后的培养方向是趋向于卫生行政部门或者医院的行政科室的,而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是枯燥乏味的一味的讲授,期末是以试卷的形式进行考核。这样,无意中就进入了一个非良性的循环,既老师讲授无激情,学生听课无兴趣。同时,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考核方式单一,只是用试卷说明学生一学期的学习成绩。学生就只为了如何应付考试去学习,不能全面、立体的掌握公共行政学的相关知识。

2.4教学未结合专业方向设计授课内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教学内容单一,以书本讲授为主,未结合专业方向设计。在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讲授只是针对书本上的知识进行讲授,并未将学生今后的就业趋势紧密结合。

3完善具有医科大学特色的公共行政学教学方法

改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方法,已经刻不容缓。建立有医科大学特色的公共行政学教学方法,是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是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更是符合培养自治区卫生事业管理人才的教学方法。

3.1要有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以学生为主体,就是要改变教师满堂讲授的授课方法,将学生的参与度提到最高。每个章节在开始之前,用适合本章的案例引入,在了解案例之前,将问题提出,让学生带着问题去了解案例,然后对案例进行分析。分析案例时,逐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语言表达的能力。由于是在章节开始之前所看的案例,学生在分析案例的时候还不能系统的运用本章所学的知识,但是,正是这样带着问题去进行学习,遇到重点和难点再与学生进行分析和讨论,才能让知识不断内化,并提高了学生的整体能力。与此同时,在案例的选择过程中,以医疗行政系统的案例为主,让学生在早期就能站在卫生事业发展的高度去思考问题,有利于培养具有先进的管理学理论和实践方法、具有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创新精神、能够基本掌握基础医学,并且能够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的在卫生行政部门或医院的行政科室的现代高级专门人才。

3.2要将现代化的实验课带到教学中来目前,卫生管理学院的实验室,针对公共行政学这门课程,引入了电子政务实验课。在实验室,模拟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的档案管理、公文传输、国有资产管理、行政审批系统、框架、招标采购平台、政府办公系统,以及政府信息门户等内容。学生可以在实验课上,通过模拟政府的以上办公内容,更加直观和全面的掌握所学的知识,用更立体的手段和方法提高学生的动手和思考的能力。但是,目前针对电子政务的实验课课程安排还是不够科学合理,课时数还较少,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将不断优化实验课的课程设计,并将实验课的实验设计的分数纳入到考核范围内。

3.3要把学生的课间实习规划到教学计划中来卫生管理学院的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学生,在大四上学期结课后,都会到实习单位进行实习。实习单位的范围包括各盟市的卫生行政部门、疾控、卫生监督部门,以及医院的行政科室等。这时的实习,正是考察学生学习各门课程成绩的最佳时期。通过实习,学生能够用体验式的学习方法将理论知识内化,在运用理论知识的同时,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但是,目前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一旦确定了实习单位就不能更换,这使得学生不能全面的了解卫生系统内各个相关领域的具体运行状态,那么学到的实践知识限于学生所实习的单位。如果能够将实习单位施行轮岗实习,既卫生行政部门、疾控、卫生监督部门,以及医院的行政科室等将实习生进行轮岗实习,每个单位或部门实习一段时间,那么,学生将会从更多的角度和方位成长。

4结语

探讨如何创造一个具有医科大学特色的公共行政学教学方法,将更加先进的公共行政学教学方法投入到教学中来,让学生对这门本身枯燥的课程产生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目前内蒙古医科大学公共行政学的教学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改变传统的教学计划,将优化后的教学方法与学生共享,将会促进公共行政学的长足发展。

公共行政学论文范文第6篇

1教学主体以教师为主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

以教师为主体,课程全程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调动和提高,而学生也只是在枯燥、乏味的课堂讲授中度过每堂课,在考试时,死记硬背成了代名词,考试之后,学生的专业知识很快就忘记了,更别说在实践中有效的运用了。那么这样的教学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整个教学过程提不起学生的兴趣,就更谈不上如何提高学习效率。而教学,实际上应该将学生放到主体地位上来,而不是教师每节课填鸭式的全堂贯穿讲授。

2教学缺乏实验环节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教学

缺乏实验的环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和网络都已被广泛的普及和应用。学生群体正是对计算机和网络感兴趣的人群,那么,新的公共行政学教学方法中,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相关章节的实验,就能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而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是没有实验课的,整个教学过程都是通过教师的讲授进行。这样,既不能提起学生的兴趣、不能增加学生的创新能力,也不能使学生全面立体的掌握所学的理论知识。所谓的纸上谈兵大概就是这样的了。那么,如果只是书面的全程讲授,学生只是对理论知识有了平面的、二维的理解,这就像早些年学生学习英语,很多学生学成了“哑巴英语”,只会做书面的题,口语应用十分吃力。公共行政学的教学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事实上公共行政学的教学应该是穿插着科学的实验课程的。

3教学缺乏实践环节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教学

缺乏实践的环节。所谓实践出真知,教学正全面的诠释着这句真理。医科大学学习公共行政学的学生,毕业后的培养方向是趋向于卫生行政部门或者医院的行政科室的,而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是枯燥乏味的一味的讲授,期末是以试卷的形式进行考核。这样,无意中就进入了一个非良性的循环,既老师讲授无激情,学生听课无兴趣。同时,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考核方式单一,只是用试卷说明学生一学期的学习成绩。学生就只为了如何应付考试去学习,不能全面、立体的掌握公共行政学的相关知识。

4教学未结合专业方向设计

授课内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教学内容单一,以书本讲授为主,未结合专业方向设计。在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讲授只是针对书本上的知识进行讲授,并未将学生今后的就业趋势紧密结合。

二完善具有医科大学特色的公共行政学教学方法

改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方法,已经刻不容缓。建立有医科大学特色的公共行政学教学方法,是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是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更是符合培养自治区卫生事业管理人才的教学方法。

1要有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以学生为主体

就是要改变教师满堂讲授的授课方法,将学生的参与度提到最高。每个章节在开始之前,用适合本章的案例引入,在了解案例之前,将问题提出,让学生带着问题去了解案例,然后对案例进行分析。分析案例时,逐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语言表达的能力。由于是在章节开始之前所看的案例,学生在分析案例的时候还不能系统的运用本章所学的知识,但是,正是这样带着问题去进行学习,遇到重点和难点再与学生进行分析和讨论,才能让知识不断内化,并提高了学生的整体能力。与此同时,在案例的选择过程中,以医疗行政系统的案例为主,让学生在早期就能站在卫生事业发展的高度去思考问题,有利于培养具有先进的管理学理论和实践方法、具有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创新精神、能够基本掌握基础医学,并且能够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的在卫生行政部门或医院的行政科室的现代高级专门人才。

2要将现代化的实验课带到教学中来

目前,卫生管理学院的实验室,针对公共行政学这门课程,引入了电子政务实验课。在实验室,模拟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的档案管理、公文传输、国有资产管理、行政审批系统、框架、招标采购平台、政府办公系统,以及政府信息门户等内容。学生可以在实验课上,通过模拟政府的以上办公内容,更加直观和全面的掌握所学的知识,用更立体的手段和方法提高学生的动手和思考的能力。但是,目前针对电子政务的实验课课程安排还是不够科学合理,课时数还较少,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将不断优化实验课的课程设计,并将实验课的实验设计的分数纳入到考核范围内。

3要把学生的课间实习规划

到教学计划中来卫生管理学院的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学生,在大四上学期结课后,都会到实习单位进行实习。实习单位的范围包括各盟市的卫生行政部门、疾控、卫生监督部门,以及医院的行政科室等。这时的实习,正是考察学生学习各门课程成绩的最佳时期。通过实习,学生能够用体验式的学习方法将理论知识内化,在运用理论知识的同时,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但是,目前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一旦确定了实习单位就不能更换,这使得学生不能全面的了解卫生系统内各个相关领域的具体运行状态,那么学到的实践知识限于学生所实习的单位。如果能够将实习单位施行轮岗实习,既卫生行政部门、疾控、卫生监督部门,以及医院的行政科室等将实习生进行轮岗实习,每个单位或部门实习一段时间,那么,学生将会从更多的角度和方位成长。

三结语

探讨如何创造一个具有医科大学特色的公共行政学教学方法,将更加先进的公共行政学教学方法投入到教学中来,让学生对这门本身枯燥的课程产生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目前内蒙古医科大学公共行政学的教学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改变传统的教学计划,将优化后的教学方法与学生共享,将会促进公共行政学的长足发展。

公共行政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史只有一百多年,它的科学性很难在短时间内人们得出科学的结论。公共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非常复杂。其次,由于人们自己认识自己,其主观性也很难克服,在自己研究自己的同时,本身在心里就某个实验有了一定的预期,使社会实验有了人们的思想活动而变得异常复杂。因此,当今公共行政学正处在幼年时期,他们的某些结论或许都是正确的,但这种正确性是相对的,是有一定客观条件限制的。

公共行政学如何走向科学性?笔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物质决定意识,科学原理必须来源于物质世界,必须对物质世界有真实的观察、切实的反映。科学的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的反复检验。研究科学问题,必须首先对客观因素进行分析,其次对意识领域的结构进行剖析,找出意识领域与物质领域连接的桥梁和方式。因此研究公共行政学,必须对里面最主要的客观因素进行分解和确定,找出各因素之间的联系,再延伸到思想领域。公共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客观因子就是单个的人。必须对人是什么、人为什么存在、人存在有什么意义进行研究,然而这些都是哲学的终极命题,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这个基础没有统一,社会科学中答案的不唯一性也就司空见惯。然而,我们可以通过曲线研究法,避开这个最直接最基础的命题,通过向内研究。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利益关系。沿着这三个已经统一的、公认的三个“公理”,可以试着构建公共行政学大厦的框架。公共行政学似乎只有首先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结构(第一物质层次),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互动(物质与意识的重叠区域,连接真理和现实的桥梁),人的思想意识(意识领域)、人与人的互动效果(对三者关系的总评价,是一种价值判断)。下面,我们来分述一下这四个研究结构演变。

人与人的关系结构是研究公共行政的逻辑起点。何谓公共,它是与私人领域相对的,至少涉及到两个人以上,进而延伸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历史的脉络中,我们大概抽出人与人关系的演变路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大致折射出某种社会形态。可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是政治领域,特别是公共行政领域一个特别重要的变量,研究它对于简化公共行政现象,构建公共行政互动模型具有重要意义。原始社会时期,社会中存在奴隶主和奴隶两大阶级,奴隶直接为其私有财产,毫无独立人格可言,身体、生命都不是自己所掌握的,睡觉都要锁链锁着,防止其逃跑,体现出完全的依附和绝对服从的关系结构;到了封建社会早期,实行劳役地租,在一星期中的几天,其自身归封建主所有,其终身不得迁移,虽然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但还是有很强的依附烙印,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奴婢,在封建社会中期,实行实物地租,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动,以对于人身的控制,逐渐变为间接的以对财产的剥削;在封建社会末期,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赋税征银,直到雍正废除人头税,封建政府放弃了对其人身的控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由束缚变得流动、由等级森严变得相对平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已经完全获得在法律上的人身独立,自由、平等、生命安全是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劳动者完全可以支配自己的身体和意志达成商业契约式的关系,然而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私有制的社会基础上,其劳动者自身必须屈服于资本,事实上的自由并没有真正达到。

在短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从根本上制约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反不是由一个人所能完全控制的行为都可以是公共行为,它涉及到两个以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式完全拥有与被拥有的关系,那么一个人完全可以随意杀死另一人(夏主把人当座椅);如果人与人之间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那么君臣父子夫妻都有严格的等级,而且关系稳固且世袭,连婚姻都不能自主,是依附的产物;如果是自由的交换式关系,会受某种物质或精神匮乏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如果是平等协作团结的关系,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与他人应该又怎样互动的关系;如果是友爱奉献的关系结构,人与人之间不不有搭便车、犯罪等行径,取而代之的是相亲相爱的互动。公共行为长期重复着某种固定模式,不仅会形成行为惯性,而且会形成思维惯性。例如,古代君要臣死、父要子死,不得不死,不仅被当事人双方看做是正常的,而且在整个社会也是支持的;如果放在现在,就是犯法,丧失人性;再论婚姻观念,古代都是“父母之命,媒约之言”连面都没有见,就结婚,都没有自由选择过,何谈幸福,但仍然是允许的。

作者:章晓爽单位: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行政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公共行政学;教学对象;教师素质

一、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特点及其发展

(一)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特点

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这门学科还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之中。作为一门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系统科学,公共行政学科特点比较突出,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共行政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的内容是丰富的、交叉性的、广泛的。行政学的发展史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行政学的综合性特征。综合性是行政学最大的学科优势和特点之一。

第二,公共行政学是一门实用性学科。这种实用性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过程,行政学研究的均为行政实践中出现的具体的、常规的问题,否则行政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其次,行政学是对行政现实进行研究的结果,是提出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的过程,这一解决问题过程本身是客观的,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又必须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应用。实用性与效用性是行政学的生命力所在,是行政学存在的价值所在。

第三,公共行政学是一门工具性学科。它是在复杂的行政现象与现实问题中来探求、寻找共通的、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条理和法则,并依据这些条理与法则去对行政活动实践加以规范的学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行政学是一门关于方法的、工具的知识体系的学科。

第四,公共行政学是一门系统性学科。公共行政学本身的知识体系是建立在对各种行政现象与事实进行系统观察、实验、比较、分析及研究的基础上所获得的系统知识。它的知识并非是支离破碎的,而是具有一定科学性、完整性、统一性的理论与知识体系。

第五,公共行政学是一门发展性的、动态的、进步的、不断创新的学科。国家行政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它必定要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与此相一致,研究国家行政现象的公共学也必然要随之不断地发展和更新。正因为如此,行政学才会历久不衰,充满活力与生机,并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政府和相关学科所重视。

(二)公共行政学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中新的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这些因素无不影响着公共行政学的发展。

1.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兴起。企业家政府理论是伴随着西方传统政府官僚体制的危机而出现的,它不仅对政府的本质及其存在的必要性作出了新的回答,还对企业家政府的本质与特征作了简洁而形象的刻画。该理论认为,政府是我们用来作出公共决策的一种机制,是我们解决共同问题的方式的载体,对于一切文明社会来说,政府都必不可少。遗憾的是,政府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它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有效运作。然而,问题不在于政府中工作的人,而在于工作的体制,正如奥斯本和盖布勒所言,政府中的大多数公务员是负责的、有才能的、立志献身的人,只是受制于陈旧体制的桎梏,创造性得不到发挥,精力遭到浪费。我们相信这些制度可以改变,释放出政府公务员身上巨大的能量,提高他们为公众服务的能力。

2.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提出。所谓新公共服务,它指的是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公共行政已经经历了一场革命。目前,与其说公共行政官员正集中于控制官僚机构和提供服务,倒不如说他们更加关注“掌舵”而不是“划桨”,即他们更加关注成为一个倾向于日益私有化的新政府的企业家。但是,在他们忙于“掌舵”的时候,他们是否忘记了是谁拥有这艘船呢?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家看来,公共行政官员在其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应该集中于承担为公民服务和向公民放权的职责。他们的工作重点既不应该是为政府航船“掌舵”,也不应该是为其“划桨”,而应该是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

二、公共行政学教学对象的新变化

公共行政学进入我国的高校教育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在这期间,它的教学对象也有了新的变化。如今接受高校教育的大多是“90后”的学生,这和最初“80后”学生有了很大的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性独立自信,但过于以自我为中心

“90后”的孩子大多都是独生子女,生活条件相比“80后”更加好了。但是,他们过于以自我为中心,更加张扬自我个性,相对比较缺乏合作意识和团队忠诚感,人际关系应对力和心理承受力相对薄弱。虽然“90后”渴望思想上的独立,但不少学生在生活上对家长依然有较强的依赖性。

(二)关注社会主流思想,但价值观更务实

由于身处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信息的逐步开放和透明化,使得“90后”大学生对社会的认知比他们的前辈更加丰富和趋于理性化。他们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90后”在学习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这个领域很积极,在这些方面的领悟非常快。市场竞争的压力和利益关系的复杂多变,让他们更加务实,很早就明白应该把价值取向关注于具体的事情,而不是关注抽象的哲学。他们认为社会是在要求他们成为更加务实的人,而不是像“80后”一些年轻人那样乐于过多的坐而论道。

(三)网络时代形成的速食文化

速食文化,原本是指那些快餐文化,就是指那种很快而无营养的快速食品。现在引申为,在社会的快节奏的生活下,都市人追求快、新、奇的生活方式。

由于网络普及和教育民主程度的提高,传统的教育模式和学习模式发生改变,“90后”大学生获取信息更加快捷,知识更加丰富,对自己的人生表现出的信心和理性远超过他们的前辈,在某些方面比老师知道得多。现在的“90后”一代在知识结构上的复杂和多样性远远超越了以前。信息量的极大丰富和创造力的提高,使得他们渴望成熟独立,希望能跟老师进行平等的交流,而不是被动接受单向的知识和观念灌输。网络时代是“90后”大学生的生存环境特征。因特网的便捷和低成本,使得“90后”迅速掌握了利用网络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本领,接受信息的渠道方式趋向多元化,因此扩大了知识面,开阔了视野,心智发展超前。他们的大脑在接受互联网上大量新奇的信息以后,这种强烈的刺激反而会使他们内心更加空虚。信息通过音像、图文和其他网络语言,在网络上的多样化展现,符合他们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符合追求个性、强调效率、注重时尚的心理特征。而读书则通过印刷媒体阅读文字,理解内容,内馈为自己的感受,则是一种深层的生活方式。而且,网络使人的虚拟沟通能力远远超过实际沟通能力,容易形成一种在网络中的虚拟人格,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与他人的交往。

我国高校教育思想和行为上的变化,一方面表现为他们对信息和知识有了新的需求层面;另一方面表现为他们对高校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公共行政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所以作为公共行政学的授课教师,既要紧跟学科发展的步伐,又要满足授课对象的新的需求,这些就对授课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公共行政学对教师素质的新要求

传统时期,高校专业教师应该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素质、身心素质、业务素质、创新素质、综合素质,等等。爱因斯坦就曾说过:“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他们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是不可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进入21世纪以后,公共行政学科新的发展和高校大学生思想的变化,都对承担公共行政学的高校教师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具备跨学科悖论研究的能力,真正实现公共行政学的综合性特征

跨学科悖论就是指在某一背景知识条件下同一学科的不同研究领域或不同学科之间出现的悖论。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特征中包括综合性的特征,这也就意味着这门学科在研究中或者现实中都会涉及到很多其他的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可是,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跨学科研究也面临着悖论的困扰,以致不同学科之间难以进行充分的交流。跨学科方法的出现,打破了科学传统的统一体系,动摇了以分化为主导的科学体系,但同时又在推进新的分化。实际上,这种跨学科悖论的发现,不仅向人们提出了跨学科研究何以可能的问题。而且也拓展了悖论研究的视野。作为新时期的公共行政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会面临这种问题,这就需要教师清理悖论中的逻辑矛盾,由此抓住悖论中提出的根本性问题,使科学理论逐步走向精确化、严密化和系统化。这也是推进学科理论创新的重要方法。

(二)提高公共行政学教师的学习能力,既包括学习学科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又包括学习教学对象的新思想超级秘书网

公共行政学是一门发展性的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科有了新的变化。直到目前,公共行政学仍然处于不断完善之中。既然学科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作为授课教师就需要不断了解和学习这些新的信息和知识,及时把握学科发展的趋势和发展方向。只有授课教师掌握了这些知识,才能够不断推进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并实现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和有效性,让教学对象掌握最新的信息。

另外,当代教师一种新的素质和能力还应体现为向教学对象的学习。这不仅需要教师观念的转变,更需要一种勇气。古人有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这是古人对老师的一种概括和解释。但同时还有一句古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结合这两句话,作为新时期的教师既有“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也要善于学习和吸收他人的智慧。作为公共行政学的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要让学生参与到学科的研究和讨论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集思广益。教师要把教学模式从单向教学变为双向教学,把教学观念从单纯的“教与学”转变为“以学促教,教学相通,共同学习”。

(三)了解教学对象的需求,掌握目的性教学的能力

我国高校教育中,“90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要想更好地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首先要了解他们的需求。“90后”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价值观的务实性,他们更关注知识的社会价值而不是它的理论价值。他们最常说的就是,“这门学科对我有什么用处”,这种强烈的功利欲望与学术的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公共行政学教师,可以通过改变教学方式来引导学生达到教学的目标。针对教学对象务实性的特征,公共行政学教师可以实行目的性教学。所谓的目的性教学即是根据学生的需求,总结出他们的学习目的,从而将教学内容设计成围绕学习目的而展开的教学方式,在完成教学内容的同时实现教学对象的学习目的,从而达到双赢的一种教学。这种目的性教学最适合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科,能让教学对象掌握解决实践问题的方法,又能满足教学对象对理论的需求,更能实现教师教学效果的改善,是一种一举多得的做法。

[参考文献]

[1]张成福.变革时代的中国公共行政学:发展与前景[J].中国行政管理,2008,(10).

[2]丁煌.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新发展[J].公共新政,2006,(3).

[3]龚乐进.素质教育下的教师道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公共行政学论文范文第9篇

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教学,缺乏实验的环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和网络都已被广泛的普及和应用。学生群体正是对计算机和网络感兴趣的人群,那么,新的公共行政学教学方法中,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相关章节的实验,就能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而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是没有实验课的,整个教学过程都是通过教师的讲授进行。这样,既不能提起学生的兴趣、不能增加学生的创新能力,也不能使学生全面立体的掌握所学的理论知识[2]。所谓的纸上谈兵大概就是这样的了。那么,如果只是书面的全程讲授,学生只是对理论知识有了平面的、二维的理解,这就像早些年学生学习英语,很多学生学成了“哑巴英语”,只会做书面的题,口语应用十分吃力。公共行政学的教学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事实上公共行政学的教学应该是穿插着科学的实验课程的。

2教学缺乏实践环节

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教学,缺乏实践的环节。所谓实践出真知,教学正全面的诠释着这句真理。医科大学学习公共行政学的学生,毕业后的培养方向是趋向于卫生行政部门或者医院的行政科室的,而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是枯燥乏味的一味的讲授,期末是以试卷的形式进行考核。这样,无意中就进入了一个非良性的循环,既老师讲授无激情,学生听课无兴趣。同时,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考核方式单一,只是用试卷说明学生一学期的学习成绩。学生就只为了如何应付考试去学习,不能全面、立体的掌握公共行政学的相关知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教学内容单一,以书本讲授为主,未结合专业方向设计。在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讲授只是针对书本上的知识进行讲授,并未将学生今后的就业趋势紧密结合。

3完善具有医科大学特色的公共行政学教学方法

改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方法,已经刻不容缓。建立有医科大学特色的公共行政学教学方法,是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是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更是符合培养自治区卫生事业管理人才的教学方法。

3.1要有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

以学生为主体,就是要改变教师满堂讲授的授课方法,将学生的参与度提到最高[3]。每个章节在开始之前,用适合本章的案例引入,在了解案例之前,将问题提出,让学生带着问题去了解案例,然后对案例进行分析。分析案例时,逐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语言表达的能力。由于是在章节开始之前所看的案例,学生在分析案例的时候还不能系统的运用本章所学的知识,但是,正是这样带着问题去进行学习,遇到重点和难点再与学生进行分析和讨论,才能让知识不断内化,并提高了学生的整体能力。与此同时,在案例的选择过程中,以医疗行政系统的案例为主,让学生在早期就能站在卫生事业发展的高度去思考问题,有利于培养具有先进的管理学理论和实践方法、具有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创新精神、能够基本掌握基础医学,并且能够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的在卫生行政部门或医院的行政科室的现代高级专门人才。

3.2要将现代化的实验课带到教学中来

目前,卫生管理学院的实验室,针对公共行政学这门课程,引入了电子政务实验课。在实验室,模拟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的档案管理、公文传输、国有资产管理、行政审批系统、框架、招标采购平台、政府办公系统,以及政府信息门户等内容[4]。学生可以在实验课上,通过模拟政府的以上办公内容,更加直观和全面的掌握所学的知识,用更立体的手段和方法提高学生的动手和思考的能力。但是,目前针对电子政务的实验课课程安排还是不够科学合理,课时数还较少,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将不断优化实验课的课程设计,并将实验课的实验设计的分数纳入到考核范围内。

3.3要把学生的课间实习规划到教学计划中来

卫生管理学院的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学生,在大四上学期结课后,都会到实习单位进行实习。实习单位的范围包括各盟市的卫生行政部门、疾控、卫生监督部门,以及医院的行政科室等。这时的实习,正是考察学生学习各门课程成绩的最佳时期。通过实习,学生能够用体验式的学习方法将理论知识内化,在运用理论知识的同时,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但是,目前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一旦确定了实习单位就不能更换,这使得学生不能全面的了解卫生系统内各个相关领域的具体运行状态,那么学到的实践知识限于学生所实习的单位。如果能够将实习单位施行轮岗实习,既卫生行政部门、疾控、卫生监督部门,以及医院的行政科室等将实习生进行轮岗实习,每个单位或部门实习一段时间,那么,学生将会从更多的角度和方位成长。

4结语

探讨如何创造一个具有医科大学特色的公共行政学教学方法,将更加先进的公共行政学教学方法投入到教学中来,让学生对这门本身枯燥的课程产生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目前内蒙古医科大学公共行政学的教学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改变传统的教学计划,将优化后的教学方法与学生共享,将会促进公共行政学的长足发展。

公共行政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08JA810022)

作者简介:王奎明(1985?),男,山东青岛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共行政理论,基层治理;谭新雨(1989?,男,山东潍坊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共政策.

摘要:与2002―2007年的样本相比,2008年之后产生的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更为宽泛,研究方法规范性加强。以McCurdy和Cleary提出的六项指标研究发现,2008―2011年的博士论文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有效性、理论检验、因果关系、论题的重要性方面均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论题的前沿性却出现数据下滑。虽然提高明显,但是行政学博士教育的顽疾依然存在,即西方理论遭遇本土问题后两者之间产生的张力,这也是未来行政学必须要摆脱的“身份危机”。

关键词: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论文选题;研究方法;论题的前沿性;身份危机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4?0118?08

一、研究基础

1982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夏书章教授撰写的《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一文。这篇文章对于中国行政学①的创立和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②。自此,行政学开始创立分支于政治学的独立的学科体系③。三十年来,行政学根植于不断变化的时局,特别是席卷全球的政府管理体制创新浪潮,得到了迅猛发展。2010年之前,设立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只有13所高校,行政管理博士点的有6所。但是截止到2012年所有“985”高校都设立公共管理一级学科,部分非“985”高校也得到授权;设立“MPA”教育的高校更是突破一百所。在此同时,中国公共行政学近年来开始产生国际影响,自“2007年开始,国内学者行政学论文的国际发表量开始出现飞跃”[1]。

自1887年威尔逊发表《行政学之研究》创立行政学至今,该学科便一直在“身份危机”的泥潭中挣扎,“即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合法地位难以确立。”[2]对此行政学大师德怀特・沃尔多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公共行政学家的身份是模糊不清的,甚至在学术界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 一方面,政治科学家认为,公共行政学家过于关注政府的日常具体的行政事务而对于重大价值判断的学术性问题关注不多;另一方面,政府公务员等公共行政学具体的实践者则认为,公共行政学家的研究过于学术化和理论化,而对于政府实践具体问题并无多大实际指导意义。简言之,公共行政学家既是学术界的技术专家,又是实务界的夸夸其谈者。”[3]就我国行政学而言,存在另外一个“身份危机”,即西方理论遭遇本土问题后,两者的契合之处在哪里?

对于我国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的反思,一直伴随于该学科的发展历程,较早的是张成福(1996)发表的文章《发展、问题与重建:论面向21世纪的中国行政科学》,而后多位学者对中国行政学的发展进行了反思,并且展望了其未来发展方向,包括薄贵利(1998)、高小平(1998)、乔耀章(2003)、郭济(2004)、马骏(2006)、刘亚平(2006)、张康之(2006)、郭小聪(2007)、何艳玲(2009)、丁煌(2011)等诸多学者。从反思路径上看,主要分为两大路径:一条路径是理论化的价值探讨,该反思路径主要基于质性研究方法的学理性探讨,反思中国行政学本身学科构建所存在的先天缺陷及未来发展可能面临的重大挑战。第二条路径是量化的数据分析,该反思路径明显受到西方量化研究方法的影响,主要是基于国内重要学术期刊论文,

根据不同指标进行分析,进而对行政学研究议题、研究方法等进行分析比较。

笔者认为,从行政学本身发展趋势来看,量化的分析方法应该成为反思我国行政学发展的主体性路径。而对于分析样本的选取,国内学者大多关注于期刊论文,而对于另外一个重要的样本选取领域关注不多,即行政管理专业博士论文。“博士教育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是学术科目或领域自我繁殖的方式,博士教育的质量――其研究途径的质量和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领域的未来发展。”[4](117) 1984年McCurdy和Cleary以“为什么我们不能解决公共行政中研究的问题”为题,设定了六个指标(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有效性、理论检验、因果关系、论题的重要性、论题的前沿性)考查了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部分行政管理专业博士论文质量不尽如人意[5]。与美国相比,我国行政学博士教育起步较晚,具有行政管理博士授权的高校也不多,但是对于数量不多的博士论文进行分析比较,依然可以管中窥豹,通过评估行政学的博士论文质量,进而评估行政学在国内的发展状况与未来的发展预期。国内已经有两位学者作了相关研究,陈振明(2009)选取了国内较早设立行政管理博士点的四所高校和清华大学④,选取了2002―2007年产生的94篇论文,严格按照McCurdy和Cleary设定的六项指标进行分析,发现国内博士论文的水平与美国1990年的论文水平相当。另一位学者是敬嘉(2009)选取了国内较早设立行政管理博士点的四所高校2002―2006年的132篇论文,从研究的问题、合理性、理论相关性、因果性、重要性、创新性六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国内博士论文水平相当于美国1981年的博士论文水平。

陈振明与敬嘉两位学者的研究时间同为2009年,所选取的样本主体部分都是来自较早设立行政管理博士点的四所高校于2007年之前产生博士论文,但是国内行政管理博士已经于2006年增加到17所,这17所高校遍布全国各地,并且目前已经全部产生毕业生,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扩大样本选取的高校数量,这样才能对行政管理博士论文整体水平进行评估。另一方面,我国行政学起步远远落后于西方100年,博士教育同样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望其项背,所以笔者认为不应一味与西方国家博士论文水平进行比较,毕竟双方短时间内不具备客观的可比性。但是我们可以阶段性地评估国内博士论文质量,进行不同阶段地纵向比较,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博士论文的水平与存在的问题,为提高我国行政管理博士培养水平进而为提高我国行政学的研究水平提供客观依据。而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进入了博士培养的新阶段,具备了进行纵向的阶段性比较的基础。

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

本文样本选取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尽可能扩大样本选取高校的数量,选取了16所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部分博士论文,力求为系统评估博士论文水平提供充足的分析样本;其次,为了保证可以进行阶段性地纵向比较,本文样本选取避免与前面两位学者样本重叠,样本选取时段为2008―2011年。同时,由于行政管理学科近年来已经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型发展趋势,并且时代特色渐浓,所以,众多非行政管理学科背景的专业同样开始关注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例如,西安交通大学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近年来不断关注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的项目,并且运用较为完善的量化研究方法。所以准确的说,行政管理专业博士论文并非本学科全部相关论文,但是为了便于量化比较分析,本文假设行政管理博士论文可以整体反映出该学科博士论文质量,如表1所列。

本文选取了16所高校于2008―2011年产生的部分博士论文,共计158篇⑤。

(二) 分析方法

为了保证样本数据进行阶段性纵向比较的客观性,本文严格按照McCurdy和Cleary1984年提出的六项分析指标,各项指标选取的比较对象是陈振明(2009)《我国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评估与比较分析》[6]中的研究,同时除六项指标外,笔者增加了部分统计数据,将在下文中详细说明。

三、核心议题与研究方法

(一) 核心议题

一门学科的创立与发展的基础是立足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即该学科关注的核心议题,这是该学科立足的根本,也是成熟壮大的基石。行政学创立初期作为政治学分支登上历史舞台,所以时至今日,由于行政学“元理论”的缺位,行政学研究的问题过于宽泛和多元,是“乱七八糟的大杂烩”(White & Adams 2005),不利于学科基础理论的构建。McCurdy在考察了美国博士论文之后就认为,学位论文往往没有集中于行政学的核心议题,所以行政学研究不具备积累性,不利于推动行政学深入持久发展。McCurdy重新界定了行政学的核心议题⑥,以期行政学研究领域专注于这些核心议题,逐步积累出深厚的理论根基。

自2006年行政管理博士点增加之后,随着博士教育规模的扩大,博士论文所关注的核心议题还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① 最大的变化是对于行政理论研究

的关注度提高,大量论文开始专注于基础性的理论探讨,并且全方位探讨行政学相关理论,包括政府职能转变、政策执行模式、绩效评估、基本公共服务完善等等,并且探讨行政理论的选题基本都是与时代步伐紧密相连的,但是另一方面需要关注的是,论文中却鲜有探讨例如政治与行政关系等根基性问题的论文。行政学将来的发展要枝繁叶茂的话,必须加强对根基性问题的探讨。②管理科学方面的论文比重大幅下降,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说明随着行政学博士教育规模的扩大,学科本身研究类别在细化,行政学更多注重研究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而管理科学则成为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的重点。③其他几方面的议题在比重上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说明对于这几项核心议题的研究依然欠缺。④特别说明的是,虽然仍然有29.7%的论文不属于McCurdy所界定的核心议题,这一点与2007年之前的32%相比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例如部分论文关注“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大学拨款”制度研究等等。同时,如前文所提到,近年来的核心议题并不在上述指标之中,例如社区治理、第三部门研究、电子政务等,剔除这部分核心议题,徘徊在核心议题之外的论文比重只有16.5%。

(二) 研究方法

行政学大师威洛比在《公共行政原则》的序言中强调,“公共行政学与任何科学类似,可以提供普适性的基本原理。”[7](57)同时,古利克和厄威克在《行政科学论文集》中强调应将公共行政发展为一套科学理论,认为行政科学应该提供普适性原则来指导行政行为,换句话说行政学有可能也有责任成为一门科学,指导具体的行政行为,但是“一门学科的科学地位及其科学性程度,在其现实性上,取决于方法论的建构。”[8]“如果我们不能给公共行政学以一个恰当的方法论奠基,我们就很难评价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成果。作为一门学科的公共行政学要证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不在于它对于某一研究领域的垄断,而在于有自己理解主体领域的独特的方法。”[9]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在《知识与人类旨趣》提出社会科学的三种研究方法:解释性(实证性)研究、诠释性研究、批判性研究,作为新兴的行政学同样如此。“解释性(或实证的)研究通过基于解释的预测尝试控制社会事件;诠释性研究寻求对社会事件和人为事件的理解,努力扩展我们生活的意义;批判性研究则质疑我们的信念和行为的效力,以促使我们自我发展。”[10]美国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大师杰伊・D・怀特和盖・B・亚当斯结合行政学学科背景对这三种研究方法所采用的理性模型进行了补充分析,提出演绎性推理、诠释性推理和批判性推理三种推理模式是上述三种研究方法遵循的推理模式,并指出“研究类型的差异似乎取决于主要采用的推理模 式”[4](16)。

行政学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一直是被政治学等成熟的社会科学所诟病,这也是行政学面临的“身份危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从上图的阶段性对比可以欣喜地看到,行政学研究方法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解释性研究即实证研究论文比重大幅提高,占到49.4%,并且这部分论文是整篇论文运用一手资料完成,可以说实证研究正逐渐成为行政学研究方法的主流,也代表了未来的研究趋势。同时,部分论文在研究方法里提到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但是缺乏系统有效地设计,或者将诠释研究方法与实证研究混淆,要么就是知识某一部分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主体缺失多种方法的杂糅。当然“一个将主要关注限于其研究的科学严谨程度的专业是过于狭隘的,公共行政学应该实现自己研究方法的重组”。[4](18)另外,笔者认为,作为一门起源于西方的学科,行政学一直面临的一个困扰就是“西方理论遭遇本土问题”,所以批判性研究方法对于学科发展同样极为重要,但是很遗憾,运用这一研究方法的论文依然寥寥无几。当然,上述三种研究方法并无优劣高低之分,关键是符合研究方法的质量标准。

四、基于六项指标的评估分析

为了更加深入系统地评估分析我国近年来的博士论文质量,我们将借助McCurdy所提出的六项分析指标。从下表的数据比较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与2007年的博士论文相比,近年来行政管理博士整体水平大大提高,绝大部分指标的比重提高。特别是方法有效性这一指标提高最显著;理论检验、因果关系也有明显提高;只是符合论题前沿性这一指标的论文略有下降。

(一) 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考察是看整篇文章是否具有明确的研究问题,McCurdy和Cleary在研究初期使用了价位模糊的概念――“目的性”,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为“明确的研究问题”,即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否进行了比较清晰地界定。明确的研究问题是一篇文章的前提和基础,完整可行的研究设计以及研究方法的选定都是建立在清晰明确的研究问题上的。从表4可以看出,与2007年之前的数据相比,研究目的数据略有提高,但是幅度很小,只有3.3%。仍有近30%的论文缺乏明确的研究问题。如“生态工业园区综合评价研究”“论协同型政府”“政府公信力若干问题研究”等,所研究的问题过于宽泛,聚焦点不明确。

(二) 研究方法的有效性

研究方法的有效性这项指标是看整篇博士论文是否具有完善可行的研究计划。通过材料的收集、分析,进而推导和检验所要研究的问题,或者进一步提出针对问题解决的对策。McCurdy和Cleary对于研究方法有效性的界定是建立在实证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的,即采用实验或者是准实验的方式,借助统计技术进而推导出命题,而基础材料的获得必须是一手材料,而不是借助史料或者二手资料。笔者认为研究方法有效性是衡量博士论文质量最为重要的指标,也是衡量行政学成熟程度的试金石。可喜的是,与2007年之前数据相比本项指标是六项指标里提高最明显的,提高了13.2个百分点。近年来的博士论文不断注重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单纯对于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论述就花费大量笔墨。如“统筹城乡就业中的政策工具选择与优化”,作者清晰规划了研究步骤与路线图,将理论与调研资料实现了有机结合。但另一方面,研究方法的有效性仅占所有论文总数的32.3%,近70%的论文缺乏有效的研究设计,部分论文停留在“文献梳理、唯物辩证研究方法”的初级阶段。

当然,如前文所述,为了便于比较,本文沿用了McCurdy和Cleary分析指标,但是并不是说这些指标就是完全科学的,对于研究方法有效性而言,批判研究和诠释研究同样可以制定有效的研究方法。而就我国博士论文而言,进行批判研究和诠释研究的论文本来就不多,研究方法的有效性更是无从谈起。

(三) 理论检验

理论检验是指博士论文对现有理论的检验与发展。虽然行政学深陷“身份危机”不能自拔,其中重要方面便是现有理论的不成熟,但同时博士论文的撰写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所以理论的运用过程也是对于理论本身的检验过程。当然,一篇博士论文需要多种理论的指导,笔者考察的是该论文对于本文主体性的指导理论的检验,也就是说缺乏主体性指导理论的论文不符合理论检验指标的要求。与2007年之前相比,近年来博士论文理论检验的数据提高了8.9个百分点,进步明显。如一篇题为“倡导联盟框架――解析和应用”,作者对于倡议联盟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析,并且结合我国近年来医疗卫生政策对倡议联盟模式在我国的适应性进行了检验,并提出了修正对策。

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国内部分博士论文对于部分论文进行了检验,但是并没有遵循“提出假设―材料分析―回归验证”这一规范的研究路径,更多是停留在理论层面或者经验层面的演绎推理的检验。

(四) 因果关系

该指标是探讨研究问题结论与现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规律性,考察博士论文是否运用了因果分析模式,并且准确印证了因果关系的存在与否。“因果性的知识是解释现实和设计政策的基础,处在知识类型序列的最高端”[11](46)这一指标的提高同样明显,提高了9.3%。如“城市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与公众期望期和研究――以深圳市龙岗区为例”,作者构建了城市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与公众期望期之间的均衡与非均衡假设,结合经验材料分析了影响城市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与公众期望契合均衡的原因,包括:公民社会成熟度、行政制度的健全程度、最关键的是城市基层政府的合法性。

(五) 论题的重要性

该指标考察博士论文的选题是否是中国行政学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核心议题代表了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也代表了未来几年内行政学的发展趋势。当然,对于核心议题的定位在学术界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该指标的考察,笔者没有拘泥于教科书,而是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态度来定位选题的重要性,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行政学近年来呈现出的多元学科融合特点日益明显,基于不同学科角度的议题日益多元化。其次,基于“治理”理念指导下的政府一元管理模式逐步朝向“多中心”治理模式转变,对于多元治理主体的研究成为核心议题,比如第三部门研究、社区治理等等。所以从分析数据上看,82.4%的论文选题符合选题重要性的要求,较2007年之前数据提高最为明显。

(六) 论题前沿性

前沿性指在研究问题的选择、研究视角、研究框架、理论探讨、研究方法等任意一方面作出具有启发意义的探索性工作。该项指标是六项指标里评价层次最高的一项,也是挑战性最大的一个,也鲜有博士论到了这一点。在所有六项评价指标中论题的前沿性是唯一一项出现数据下滑的,为29.7% ,比2007年之前的数据下降了3.3个百分点。这反映出近年来博士论文在创新性这一点上严重不足。笔者认为,创新性不足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近年来随着博士点的增加,博士教育在全国遍地开花,行政学研究开展多元研究的同时学术共同体并没有建立,研究面广而不深入,对于这一点,下文将详细论述。

(七) 综合六项评价指标的比较

于以上六项评价指标的综合分析可以发现,随着我国行政学博士点的增多且分布全国各地,行政学博士论文的水平总体来讲有了较为显著的提高。从表5中可以看出,符合0项指标的论文比例明显下降,同时符合6项指标的论文比例有了明显提高。但是符合0-3项指标的论文比例仍高居76%,相比于2007年之前的84%并没有下降太多,所以徘徊在中低水平的博士论文数量仍不在少数。

五、结语:行政学博士生教育的

问题与对策

(一) 问题

基于对我国行政学博士论文的阶段性比较分析,

可以管窥到我国行政学博士教育的发展状况与存在的问题。如前文所述,截止到今年,行政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整整走过了三十年,博士教育作为行政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走过了十余年的时间。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行政学博士教育在2006年后更上一层楼,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但是,这花毕竟是从国外引进的,来到国内后遭遇到了诸多“水土不服”等问题,这同样反映行政学的博士论文之中。

首先,作为一门西方引进的学科,各个大学和科研机构对于人才的引进都格外关注其海外教育背景,大量拥有海外行政学博士学位的海归在国内属于紧缺人才。但是,行政学海归博士对于中国行政学博士教育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基于对我国行政学博士论文的研究发现,符合全部六项指标的16篇论文中,只有2篇论文的指导老师具有海外博士教育背景,并且这2篇论文来自同一位指导老师。

其次,总体来将,我国的博士教育处于起步阶段,这一阶段更多应该是借鉴,换言之,比较研究是博士论文非常重要的选题,这是走向“国际化”的第一步。但是,研究发现进行比较公共行政研究的论文选题仅占5.7%,并且这仅有的5.7%集中着眼于香港、澳门、台湾、美国、澳大利亚,而对于早期行政学起源的欧洲却鲜有论文涉及,所以缺乏广阔国际视野已经成为我国行政学博士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国际视野不够广阔这一点,从博士论文参考资料中也可以看出。

再次,对博士生来讲,博士学习期间是学术规范自觉性养成和问题意识培养的关键时期,也是学术道路的开始。对于博士期间成果的研究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从统计情况来看,极少有在学界公认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刊物上;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从单个作者本身来看,其发表的论文之中很难发现其持续一贯的研究兴趣和理论脉络,有的论文甚至和其毕业论文分属不同领域。另外,学术传承有引出了我国行政学博士教育存在的另外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部分高校博士生导师每年指导的博士数量达到4人之多,而且4人的博士论文选题差别巨大,例如2009年一位博士生导师指导博士论文选题分别是涉及到公共财政、政府层级、危机管理、政府公共服务,而该导师的研究领域是公共治理。

最后,虽然我国博士教育开始遍地开花,博士点遍布全国。但是不可避免的,博士教育资源分布的非均衡性便开始呈现,东部、中部地区因为地理位置原因,享受到了比西部地区更为丰富的教育资源,所以博士教育的整体水平要高于西部,另一方面,政治学基础深厚的高校,其行政学教育同样走在全国前列。统计发现,符合全部六项指标的16篇论文中,只有一篇在西部高校。另外,东部高博士参加国内特别是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和次数远远大于中西部地区的高校。

(二) 对策

“考虑到行政管理专业乃至国内社会科学整体博士教育和研究的初生特征,任何过度的批评可能都是吹毛求疵的。”[11](59)笔者只是希望通过对于行政学博士论文的评价分析回顾和反思中国行政学三十年来的发展状况,以期大体勾勒出行政学研究现存的薄弱环节和未来发展趋势。

首先,强化本土问题意识。如前文所述西方理论与本土问题之间的张力一直是中国行政学面临的“身份危机”最关键的一个方面。笔者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行政学博士论文虽然开始对本土问题的关注增多,但是亟待从下面两方面加深和聚焦这种关注。一方面,加强实证研究,掌握一手资料,通过分析经验材料加深对问题本身真实性和深刻性的理解。另一方面,加强对我国行政史的研究,“过去的知识有助于我们增长见识,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当代行政架构和过程是怎样的,为什么会这样,以及它们的起源。”[12]破解我国行政学研究“消解历史”(马骏、刘亚平2006)的研究状况。

其次,加强对研究方法的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学者就指出行政学“没有应用高级研究方法,因此该领域内的研究是应用性的、非理论性的、非积累性的”[13]。时至今日,这一点依然没有改变,特别是我国行政学的研究方法仍处于“手工作坊时期”(张梦中2001)。关键问题是,国内学者虽然不断在反思和

呼吁开展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但是在学术界依然没有形成气候,最可惜的是《中国行政管理》曾在2001年开设“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论”专栏,但前后仅持续了半年时间。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行政学界充斥着大量低水平的对策性论文,毕竟“理论想法是非常廉价的,而能把研究做出来才是真正的研究功 底”[14]。近年来我国行政学博士论文在研究方法方面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是笔者认为研究方法应该在未来几年成为行政学重要的研究分支,多多涌现像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这样专注于研究方法的学者。另外,应该在博士课程中增设研究方法的课程,也别是量化研究方法的训练,在美国大部分公共行政学博士项目在录取标准上都对数学成绩提出了要求[15],这应该成为我国大学行政学教育的改革方向。

最后,加强我国行政学规范理论的探究,强化其指导实践的能力。行政学是一门实践导向型学科,“公共行政学的永久任务,就在于研究和改进公共部门的管理实践。”[16](3)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做出建设性的贡献的话,我们作为一个领域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4](18)但是有效实践离不开规范理论的指导,笔者认为,提高指导实践能力的前提是行政学本身提高理论的规范性,改变学术界“自说自话”的研究局面,而规范理论的研究又离不开学术共同体的存在,通过对近年来我国行政学博士论文分析发现,我国行政学“议题式学术共同体”已经出现,如兰州大学的政府绩效研究、中山大学的公共财政预算研究等。但是这种星星点点的“议题式学术共同体”只有成燎原之势才能根本上推动行政学规范理论的研究,进而指导行政实践。

致谢: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长江学者钟杨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敬嘉教授对本项研究的评价指标和写作思路给予的宝贵指导。

注释:

① 国内学术界对于行政学学科名称存在不同观点,但本文着眼于学科构建本身,故将行政学与行政管理等同。

② 对于夏书章教授这篇文章的历史地位,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马骏教授认为,夏书章教授的这篇文章推动了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恢复和重建,但笔者认为,从独立学科体系构建的角度而言,夏书章教授的这篇文章应该说是推动了行政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创建。

③ 1982、1983年,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上海两地创办行政学讲习班;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召开行政管理科学研讨会,同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备组成立,学会正式成立于1988年;1985年,《中国行政管理》创刊;1986年武汉大学、郑州大学率先开始设立行政管理本科专业;进如90年代,行政学发展更为迅猛,1998年我国开始了行政学博士研究生培养;2001年国家开始创设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MPA)。

④ 国内较早设立行政管理博士点的四所高校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但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4年开始,博士论文主要涉及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所以作者将其作为选取对象。

⑤ 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本文选取的样本只是近年来产生的部分博士论文。

⑥ 不可否认,随着时代的进步McCurdy所界定的核心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例如“社区治理”已经成为行政学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为了比较标准一致,本文暂时沿用该评价指标,但是具体议题评价下文中将单独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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