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7 14:56:23
公共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科学，公共部门包含了各级政府、政府投资和控股的国有企事业和金融机构，因此国有企业一直是公共部门研究的重要对象。腐败是指公共部门负责人利用制度漏洞，通过掌握的信息和职位优势对公共利益的破坏。这里，公共部门负责人可以是政府官员，也可以是国企高管。腐败表面上是政治问题，但从根源上看也是经济问题，腐败的公共经济学阐释就是要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探讨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
（一）国企腐败的“经济人”假设推理“经济人”假设是公共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出发点之一。该理论认为任何人都是“经济人”，当然国企高管也不例外。“经济人”在社会生活中均有自利和理性的两种选择。自利导致每个人都尽最大可能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理性导致每个人在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将根据自己的行为准则，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展开。如果这一行为准则符合大众利益，这将有利于整个社会，否则将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和腐败。腐败能给国企高管带来腐败收益，同时也给他带来腐败危害或腐败成本。作为“经济人”，只有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的时候，才会有腐败的动力。
1.腐败的收益分析。腐败预计收益计算公式如下：腐败预计收益E=E1－E2==P1×R1－P2×R2其中：E1：腐败不被查处的获利；E2：腐败被查处后的损失；P1：腐败不被查处的概率；P2：腐败被查处后损失的概率；R1：腐败不被查处的收益；R2：腐败被查处后的损失。在非法制社会中，P1>>P2，R1>>R2，这会导致腐败收益为正，甚至相当高；而在法制社会中，情况恰恰相反，腐败收益可能为负。这就能解释为何发达国家能比较好地抑制腐败，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会成为腐败的重灾区，甚至导致政权更迭，民不聊生。
2.腐败的成本分析。腐败既有经济上的成本上的付出，也需要承担精神压力。腐败成本计算公式如下：腐败成本C=C1+C2=f1(l,m,n)+f2(p,q,r)其中：C1：为腐败交易成本，l,m,n分别为腐败所需要消耗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C2：为腐败心理成本，p,q,r分别为腐败被查处的概率、腐败发生频率、腐败处罚强度。3.腐败的收益—成本分析。国企高管作为“经济人”，在腐败前一定会计算收益—成本。当腐败预计收益E>腐败成本C时，才会实施腐败。腐败预计收益E<腐败成本C时，腐败将变得没有意义。当腐败预计收益E=腐败成本C时，此时的E称为边际收益，C称为边际成本，这将是腐败行为的临界点。因此，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想抑制腐败的措施如下：一是让腐败预计收益E尽可能小，甚至为负。二是让腐败成本尽可能高，让腐败预计收益E<腐败成本C。
（二）国企腐败的委托—理论委托—理论是现代企业治理的基石。企业所有者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经营权让渡给更加专业的人（职业经理人），企业所有者依旧保留所有权，充当委托人角色，并获得剩余价值索取权。委托—理论认为，如果人比委托人掌握更多的信息，有可能导致人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做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被认定为人的腐败。以中国国有企业为例，其人就是国企高管，委托人就是全体人民，人民将国企经营权委托给政府和国企高管，就自然拥有监督和约束的权利。但人民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为了行使委托人职责，经过人大批准，政府授权，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为行使委托人责任。人民行使监管权要通过一系列的委托—关系才能实现。在这样的体系下，线框内的委托人代表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人民代表大会又是非常设机构。全体人民要想行使委托人监管权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委托关系才能实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国企高管监管的效率，增加了对国企高管监督的成本，国企高管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有条件也有可能做出损害全体公众的腐败行为，从而最终导致委托—关系的失灵。这种失灵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公众监督缺失导致委托—关系失灵。假设对国企监督委托失灵造成的损失为D，公众总数为m，则平均每个个体的损失为D/m，某个公民P因监督成功而获得的额外补偿为Rp，而为之付出的成本为Cp，那么作为“经济人”的该公民行使监督权要满足如下条件：D/m+Rp-Cp>0；事实上，在我国国企委托体系中，CP>>D/m+Rp，普通公众为监管付出的成本是非常之高的，最终导致监管缺失，腐败泛滥，委托—关系失灵。
2.信息不对等条件下导致委托—关系失灵。假设国企高管不腐败的获利水平为C，腐败后获利水平位C1，腐败成功的概率为P1，腐败被发现后被惩罚的水平为C2，腐败被发现的概率为P2，那么根据国企高管经济人的“特征”，其腐败期望达到的结果是：C+C1P1-C2P2>C,换算后得：C1P1>C2P2；可见，国企高管期望自己的腐败行为被处罚的程度较轻且处罚概率较小，腐败行为获利程度较多且成功概率较高，即C1P1>C2P2；而这一条件实现的前提就是国企高管比公众掌握更多的信息优势，信息正是其能够腐败的资源所在。因此，根据委托—理论，要减少国企高管腐败，一是要降低公众反腐败的成本；二是要减少国企高管所掌握的信息优势。
（三）国企腐败的寻租理论公共经济学认为，公共部门负责人利用“非生产性手段”为自己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就是寻租。“非生产性手段”不是去创造新的财富，而是把别人创造的财富以某种技术性手段占有。经济学者贺卫在其《寻租经济学》将政府官员创租活动分为三大类：无意创租、被动创租和主动创租。与政府同属公共部门的国企相对应的创租活动也可以按此标准划分，一是公益掩盖下的寻租机会；二是职务带来的寻租机会；三是人为设置寻租机会。国家出于增进社会福利的目的，让垄断型国企无偿占用了很多公共资源，其他企业可能通过给国企或其高管支付租金的形式取得资源并获利。比如中盐公司的盐业生产配额权，中石油的油田开采权，铁道部高铁招标权等。国企高管职位的优势，让他成为寻租市场的宠儿，很多利益集团想方设法地去接近拉拢他，最终很可能导致他接受利益集团的租金，从而为利益集团服务。如中石油腐败窝案，是将国有优质油田资产贱卖给私企。当前面两种情况不能满足国企腐败高管的胃口时，他可能会人为制造租金，以利益交换为诱饵让别的企业给其上供，甚至有意提出某项损害该企业利益的政策或规定，以迫使企业让渡给部分既得利益给他。减少国企高管的三类寻租机会，只有建立公开、透明、公正的内部运行制度，强化权力制衡与约束机制，才能抑制寻租机会的产生。
（四）国企腐败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是将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分支，这里的制度不仅仅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游戏规则，更是一种无形的具有排他性的“公共用品”，或是法律制度，或是规则规范，或是社会习俗。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逐渐扩展，使得“制度”因素逐步和公共经济学接轨，两者有很大的重合研究领域。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分为两大类：一是宏观制度框架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具体制度，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为解决行政权和产权关系而产生的，称为正式制度。二是文化传统、习俗、道德规范等，被称为非正式制度。以国企为例，当正式制度规范后，国企拥有的的社会资源的分配是靠产权来决定的，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寻利的机制，各方遵循相应规则各取所需。当正式制度规范以前，社会资源的分配是靠国企行政权来分配的，国企高管利用制度漏洞可能将社会资源用于私利，最终导致腐败。在我国这样重视人伦关系的传统社会中，人情关系网成员之间盛行的礼尚往来也属于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这种人情关系一旦运用于权钱交易，加之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则会产生大面积腐败。因此，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国企腐败产生的根源是制度不规范、产权不明晰导致的人情关系腐败。目前我国国企运行的宏观制度框架已经基本确立，当务之急是建立国企运行的具体制度安排，以实现产权的归属和价值认定。
二、国企腐败治理机制研究2014年12月9日
通过上面的公共经济学腐败机制分析，我们可以找到治理国企腐败的路径如下：国企腐败治理的6点具体措施，其本质都是制度方面的完善、制衡和监督，但制度的改进岂是短期内能实现的。本文认为，国企行政管理机制和政府部门高度相似，国企高管亦官亦商的身份，其监管难度比政府官员还要大，必须从国企内部和外部同时入手，才能起到真正威慑作用。国企内部要建立“精英职业经理人”制度，主要是理顺国企内部的权力分配，确保实现国企的战略目标。国企外部要建立人大常委会为监督机构的“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管理”制度，确保国有企业合理开支，稳定收入。
（一）治理国企腐败的“精英职业经理人”制度说明精英职业经理人是国企的首要行政负责人和企业发展战略具体实施负责人。他与普通经理人最大的不同是，精英职业经理人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由人大常委会选举产生，他具有如下特征：
1.精英职业经理人拥有国企内部最高的人事权，可以决定整个国企领导机构的人事任免权，他可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建自己的领导班子。
2.精英职业经理人需从社会上招聘，有一定任期，要由人大常委会负责组织招聘，通过公开的选拔程序挑选出来的。
3.精英职业经理人和他的整个领导班子没有财务管理使用支配权限，所有支出和收入都要通过预算管理制度预先制定。
4.如果支出预算超出或收入预算减少，精英职业经理人必须接受人大常委会质询，取得谅解后，才可更改预算计划。
5.精英职业经理人，与人大常委会签订聘用合同，采用和风险匹配的年薪制，只有完成了预定目标才可能拿到全额薪金。否则要根据合同执行情况，予以扣减甚至清零。
6.精英职业经理人必须接受人大常委会的管理，定期接受人大常委会的检查监督。如有贪腐行为，必将受到追究，严重的会导致精英职业经理人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其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发现贪腐行为的，精英职业经理人是第一责任人。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精英职业经理人需担负起企业发展的大任，他绝对不能接受腐败在他掌控的体系内蔓延，因为那样会直接侵害其利益。精英职业经理人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在组织体系内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尽量避免腐败发生，同时建立一套适合的激励机制，鼓励领导班子和全体员工用合规合法的方式为达成共同目标而奋斗。
（二）治理国企腐败的“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管理制度说明
1.人大常委会是“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管理制度的制定者和组织者，因为人大常委会是公众选出的常设机构。而国企资产是公众的共同财产。因此人大常委会必须担当此责任。
2.人大常委会还要建立与“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管理”制度相适应的国企领导监督权，包括行政不作为，行政乱作为，贪腐行为等。
3.包括国企员工在内的全体公众都有权通过人大常委会质询精英职业经理人及其团队的预算完成情况及人事权问题，其质询方式多种多样，比如网站、微信等举报成本低的方式，确保公众少花费时间和金钱，在制度框架内要求限期答复。
4.人大常委会要组建自己的智囊团队，涉及到重组破产、产权交易、资产评估、物质采购、招标投标、投资决策等重大事项和专业领域，必须听取智囊团队的专业性建议，以便对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合理性作出正确的判断。
5.精英职业经理人要定期给出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报告，该报告需通过人大常委会的表决，多数赞成后才能获得通过。为保证投票的公正性，具有投票权的人大常委会代表是临时组成的，并在投票前夕公布。投票甚至可以通过网络进行，确保异地代表行使权力。投票后，投票代表信息个人要立即公布，并接受监督，以保证投票的公正性，精英职业经理人和人大常委会都可以对投票的结果举行听证，投票代表也必须当场对精英职业经理人的质疑作出直接或书面回应。
6.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报告必须以公开、公正、权威的方式面对公众，以便全体公众对报告具体事情进行监督。
7.人大常委会要对国企的治理机制提出自己的改进建议，确保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避免出现独断专行的的精英职业经理人。
8.人大常委会要组建产权认定机构，确保国有资产不被贱卖和保值增值。通过人大常委会审核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报告的方式，能够控制国企的过度支出，同时国企收入一旦与预算不符合，可立即启动调查程序，精英职业经理人必须作解释说明。另外，由于信息披露充分和层级减少降低了监督成本，公众的监督也极大限制了精英职业经理人的贪腐动力。
三、结论
治理国企腐败可从多个角度入手，如思想道德教育，对清廉者在政治仕途方面的补偿等等，本文仅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如何治理腐败，提出了精英职业经理人的治理机制，并对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制度的实施提出了相对完整的方案。如果上述两点能够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必将对抑制国企腐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必须看到，国企腐败是我国当前一些公共部门腐败的一个缩影，必须和政府官员腐败一起加以综合治理，才能起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公共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于征地时政府和农民发生矛盾这个问题，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农用地是公共产品吗？如果是，那它的服务主体是谁？如果当地政府确实侵犯了农民的利益，那么，解决方案又是什么？
二、问题的性质及分析
在征地时政府和农民发生矛盾的问题根本是土地的产权不明。按土地用途分类，可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在这个问题中，我们讨论的主体是农用地。那农用地是不是公共产品呢？公共产品是具有非竞争性的，即一部分人对这个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消费，而政府征地的时候影响了农民，所以它到底是不是公共产品呢？公共产品的定义：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技术水平条件下，如果产品的产权经济成本（包括界定成本，交易成本，保护成本）这些大于产权经济收益的时候，这个产品就是公共产品。农用地的制度条件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它的界定成本是相关法律规定的实施以及农民与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协议或合同，那么，农用地的产权归农民集体所有，其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归农民，农用地的服务主体是农民集体，交易成本是农民耕地所需的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包括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以及承包费（家庭承包不用交纳），保护成本是相关部门监管人员的工资以及农民在农用地设置保护设施的费用。按照这样的定义来说的话，农用地是属于公共产品的。公共产品是根据产品本身边界线来确定，与它的提供方式还有需求状态无关，虽然外部人员对农用地也有一定的需求，但农用地提供的主体还是农民集体。那为什么它的服务主体是农民集体？既然公共产品是具有外部性、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对农用地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的消费，那为什么还有外部人员和农民集体之分，为什么主体会是农民集体？
因为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可以是集体的或个人的，消费方式可以是集体的也可以是个人的，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农民签订了协议并付出交易成本，所以农用地的消费主体是农民这个集体的，与外部性无关。农民有权使用协议中的农用地，即使农用地与外部人员的利益是相关的，它的服务主体依旧是农民。况且，任何公共产品都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就像公路上有先行后行之分，公共电话亭也是需要投币才能使用是一样的，农用地是农民这个群体的前提条件下属于公共产品，可当外部人员参与时，就失去了公共产品的意义。如果外部人员在法律之外强行征用土地或换取农用地承包经营权，那对于农民这个弱势群体来说是不公平的。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有些地方政府搞发展搞建设于是就想把农用地承包给开发商，而农民也要靠土地生存，就产生了竞争，而这是农用地先来后到的原则，不能因为有权力就不严格遵照法律任意征地，但是正如前面所述，农用地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是公共产品，就像公众认为风景区是公共产品，但是五一长假的时候旅游的人那么多，同样有竞争，这两个是同样性质的问题。对于农用地，农民还有外部人员的目标函数是不一样的，农民是为了生存，而外部人员是为了减小成本，实现收益更高，而且，各自的生存经验即生产函数不一样，农民的生产函数只有耕作这一条途径，而外来人员的生产函数不只是耕地这么简单，他们获取利益的渠道很多，不一定非要农用地。为了生存，作为农用地最迫切需求者的农民不得不显示自己的需要偏好，于是就产生了这些征地悲剧，而且在外部人员征用农用地的时候，原本对这些农用地享有使用权的农民并不能拿到相应的补偿。况且我国的征地价格按土地的原用途确定，加之地方政府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征地价格往往较低，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在现实中也难以实行。一些建设项目，特别是国家和地方的重点基建项目，为节省投资往往采取“省部协议”“、政府定价”的办法确定征地补偿标准。对农民来说，政府虽征的只是土地，但拿走的却是他们的工作岗位和住所，更何况大多时候农民得到的只是一点补偿。既然农民对农用地享有权利，即使不愿意出让土地也可以走法律程序，那为什么会出现外部人员堂而皇之的强行征地的事件？一方面是产权边界界定困难，农用地是开放性场所，他们进出不受限制；另一方面管理者的走形式使外部人员更加肆无忌惮，管理者的目标应该是维护农民的利益，可他的手段却是走个形式而已，并没有真正考虑到农民的利益，手段和目标的不一致才会出现问题。所以，通过分析可得，农民是农用地的利益相关者，可是为什么政府没有征求农民的意见轻易地把耕地征走，甚至有时候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警力来强制性地征土地呢？决策人、经济人与利益主体的一致性是经济活动有效的前提。而分析的第一步，就是要搞清楚问题的利益相关人和决策人之间是否一致，很多时候，经济问题争论的偏差就是从这个不一致开始的。而在使用农用地这个问题上，决策人（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农民）是一致的，由于最终做出的决策和农民的目标是一致的（付出交易成本获得农用地使用权）所以没有产生冲突。但现在，问题是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来和农民争地时，就影响了农民的生存目标，而且只有农用地转为了建设用地，政府才有权力对其征收。
还有明明有其他地方尚未开发，为什么要选择农用地呢？首先是成本问题，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一般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保护耕地具有较大的外部效益。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尽快发展壮大本地经济，在与其他地方政府的竞争中吸引更多的资源，不惜以土地为代价，甚至违法大量征用农民的土地，低价提供给开发商使用，而把保护耕地的任务推给社会，不利于耕地保护，而且容易引发政府的土地违法活动。各地的圈地热的背后往往都有政府的参与和支持。而且政府缺乏产权管理，不重视对产权的保护。只要符合国家利益，为了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产权者都必须做出牺牲，这种现象太普遍，更何况农民是弱势群体。还有些地方政府用宅基地换房，承包地换社保，宅基地和承包地是农民的合法财产权益，而社会保障是政府应该给农民提供的公共服务，所以这样是在制造新的不公平。一个人的计划经济，两个人的市场经济，三个人的公共经济，公共经济是集体主义问题，而集体主义会严重扩大公共产品的适应范围，牵涉到多方利益，所以，征地的问题才这么复杂，公共经济的问题才这么难以界定与解决。
三、问题的解决
（一）从政府角度
1.充分利用开发区，节约土地资源。大量设立的开发区，因开发能力的限制，不能得到充分合理利用，土地闲置荒芜，很大一部分土地的表层土壤和配套的农业生产设施遭到破坏，已经无法重新耕种，这造成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
2.在坚持最严格的保护耕地制度的基础上，尽可能有条件地缩小征地，一部分根据市场去谈判。政府征地进行补偿时，应该最起码不能让农民比现在生活质量低，应该让他们的生活长期有保障，如果融入城市就应当比一般居民生活质量要高。合理的补偿就是保证生活水平不降低，住房不比城市的房差，最重要的是要把他们今后的日子安排好，一定要有正常的社会保障，真正变成市民。
3.加快城镇化建设，城镇化的进程是节约土地的，城镇化会释放出耕地，城镇化的根本要求应该是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城镇化不是城乡用地增减挂钩，也不是简单地让农民进城，集体建设用地应该大大节约，应该提高效率，管理者必须统筹好城与乡的发展，让人们在农村也能平等地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和社会公共服务。4.政府应从具体的市场行为中分离出来。当政府的行政职能与市场经济行为合为一体，政府职能越位，就容易产生问题。
（二）从农民角度
1.转变经营思路和模式。从耕种到收割的主要环节，依靠服务公司来做，而田间管理靠家庭成员管理，两个模式结合起来，产生一种经济效益，以扩大服务的规模来弥补耕地规模的不足，解决很多问题。这一模式的特点就在于通过扩大服务规模来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效率。
2.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性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即农民可以直接和开发商谈，是出租还是入股，还是以其他的形式参与经营，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
公共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固守着经济理论难以实验的思维定式。
弗农·史密斯教授敏锐觉察到实验经济理论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实践。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十一个班级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据此实验所撰写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实验经济学开始运用于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弗农·史密斯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提出了市场参数完全有可能影响均衡产出收敛性的结论；赫伯特·西蒙根据博弈实验结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Rationality）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局限在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领域，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缺陷影响可实验性，研究过程往往是从假设前提出发，然后运用复杂数学推导出相关命题。由于假设前提的高度抽象，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因而相关命题也就无法实验。
另一方面实验技术的不成熟也制约了经济理论的实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主导理论体系发生了变化。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研究的假设由抽象拉回到现实。行为理论的成熟和合理预期理论的出现为实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得复杂经济现象的实验成为可能。实验方法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诸多经济领域。
目前，实验经济学迅速发展，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杂志不断刊登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专刊、专著和论文集陆续出版。实验经济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农·史密斯，标志着实验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步入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二、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运用
经济理论的实验与物理、化学实验一样包含实验设计、选择实验设备和实验步骤、分析数据以及报告结果等环节。由于实验对象是社会中的人，需要验证的是行为命题，经济理论的实验需要运用有别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方法，主要有：
1.模拟和仿真
经济理论的实验不能刻意复制出现实经济的运转过程，而是要模拟出允许不同人类行为存在的环境，以便于实验者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察人们不确定的价值观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查尔斯·普洛特认为：“实验室建立的经济与现实经济相比可能特别简单，但是却一样地真实。真实的人被真实的金钱所驱动，因为真实的天赋和真实的局限，作出真实的决策和真实的错误，并为其行为后果而真实地悲喜”。弗农·史密斯采用只有三个网络节点的模型来模拟电力系统，其实验结果基本上能反映现实电力系统运行中发电企业和电力交易商的行为类型和特征。
此外，实验经济学还通过一些仿真技巧来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一是采取“随机化”方法，被实验者的选取、角色的分配均随机产生；
二是保密实验意图，十分小心地讲解实验，不出现暗示性术语，以防止被实验者在实验前对行为对错已有判断；
三是使用“价值诱导理论”（InducedValueTheory），诱导被实验者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
2.比较与评估
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和评估的方法。通过比较和评估，判断实验本身的好坏，分析实验失败的原因，验证理论的真实性。
首先，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查尔斯•；普洛特和弗农·史密斯将实际付给被实验者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视作实验的“效率”，并把“效率”作为比较分析相互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甚至在没有现成理论的情况下，根据效率来提出和验证新的理论。
其次，方法上采取独立变动自变量。实验关系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时，容易出现变量之间的混合作用。因此实验中应独立地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的数据，为比较和评估提供非偶发事件资料。
第三，评估的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始终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就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的结论不可能按照形式逻辑的模式，只存在真或伪两种结果，而是用结论与其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例如，弗农·史密斯在电力市场竞争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之一是高峰负荷时期电价提高的概率密度较小，而不是一定不提价。
3.行为分析和心理研究
经济理论的实验是把社会中的人作为被实验者，所要验证的是人的行为命题，自然就需要借助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一是运用行为理论来完善和改进实验。例如针对行为人对重复行为有厌烦的心理，在实验设计中运用价值诱导方法，并把实验时间控制在3个小时内。
二是运用行为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实验者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后悔和认知失协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
三、实验经济学的意义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不可否认，这种假说演绎方法有科学合理的方面，但同时也有不少缺陷。例如，理论前提假设和数学推导排斥了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非理性和不确定因素。又如经验检验具有被动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缺点。实验经济学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
最后，在实验室里，可以操纵实验变量和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了非关键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从而克服了以往经验检验被动性的缺陷。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
首先，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其次，实验经济学还催生出新的经济学科。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
再者，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验建立在微观行为的基础上，而对微观经济论的实验也常常验证了宏观经济理论。例如查尔斯·普洛特模拟市场机制既验证了市场价格收敛于一般均衡，同时也考察了货币供给增加对产出的真实作用。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仅有短短的五十多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主要表现为：
实验参与者的主观性影响到实验的有效性。实验者在设计方案时无法完全排除个人偏好和主观猜测，被实验者在实验时有可能考虑与实验者的关系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期望。这些主观因素对实验的可重复性提出挑战，造成许多相同实验由不同的实验者设计或者由不同被实验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公共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固守着经济理论难以实验的思维定式。
弗农·史密斯教授敏锐觉察到实验经济理论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实践。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十一个班级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据此实验所撰写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实验经济学开始运用于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弗农·史密斯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提出了市场参数完全有可能影响均衡产出收敛性的结论；赫伯特·西蒙根据博弈实验结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局限在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领域，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缺陷影响可实验性，研究过程往往是从假设前提出发，然后运用复杂数学推导出相关命题。由于假设前提的高度抽象，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因而相关命题也就无法实验。
另一方面实验技术的不成熟也制约了经济理论的实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主导理论体系发生了变化。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研究的假设由抽象拉回到现实。行为理论的成熟和合理预期理论的出现为实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得复杂经济现象的实验成为可能。实验方法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诸多经济领域。
目前，实验经济学迅速发展，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杂志不断刊登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专刊、专著和论文集陆续出版。实验经济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农·史密斯，标志着实验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步入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二、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运用
经济理论的实验与物理、化学实验一样包含实验设计、选择实验设备和实验步骤、分析数据以及报告结果等环节。由于实验对象是社会中的人，需要验证的是行为命题，经济理论的实验需要运用有别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方法，主要有：
1.模拟和仿真
经济理论的实验不能刻意复制出现实经济的运转过程，而是要模拟出允许不同人类行为存在的环境，以便于实验者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察人们不确定的价值观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查尔斯·普洛特认为：“实验室建立的经济与现实经济相比可能特别简单，但是却一样地真实。真实的人被真实的金钱所驱动，因为真实的天赋和真实的局限，作出真实的决策和真实的错误，并为其行为后果而真实地悲喜”。弗农·史密斯采用只有三个网络节点的模型来模拟电力系统，其实验结果基本上能反映现实电力系统运行中发电企业和电力交易商的行为类型和特征。
此外，实验经济学还通过一些仿真技巧来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一是采取“随机化”方法，被实验者的选取、角色的分配均随机产生；
二是保密实验意图，十分小心地讲解实验，不出现暗示性术语，以防止被实验者在实验前对行为对错已有判断；
三是使用“价值诱导理论”（induced value theory），诱导被实验者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
2.比较与评估
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和评估的方法。通过比较和评估，判断实验本身的好坏，分析实验失败的原因，验证理论的真实性。
首先，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查尔斯•；普洛特和弗农·史密斯将实际付给被实验者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视作实验的“效率”，并把“效率”作为比较分析相互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甚至在没有现成理论的情况下，根据效率来提出和验证新的理论。
其次，方法上采取独立变动自变量。实验关系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时，容易出现变量之间的混合作用。因此实验中应独立地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的数据，为比较和评估提供非偶发事件资料。
第三，评估的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始终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就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的结论不可能按照形式逻辑的模式，只存在真或伪两种结果，而是用结论与其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例如，弗农·史密斯在电力市场竞争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之一是高峰负荷时期电价提高的概率密度较小，而不是一定不提价。
3.行为分析和心理研究
经济理论的实验是把社会中的人作为被实验者，所要验证的是人的行为命题，自然就需要借助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一是运用行为理论来完善和改进实验。例如针对行为人对重复行为有厌烦的心理，在实验设计中运用价值诱导方法，并把实验时间控制在3个小时内。
二是运用行为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实验者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后悔和认知失协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
三、实验经济学的意义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不可否认，这种假说演绎方法有科学合理的方面，但同时也有不少缺陷。例如，理论前提假设和数学推导排斥了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非理性和不确定因素。又如经验检验具有被动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缺点。实验经济学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
最后，在实验室里，可以操纵实验变量和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了非关键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从而克服了以往经验检验被动性的缺陷。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
首先，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其次，实验经济学还催生出新的经济学科。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
再者，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验建立在微观行为的基础上，而对微观经济论的实验也常常验证了宏观经济理论。例如查尔斯·普洛特模拟市场机制既验证了市场价格收敛于一般均衡，同时也考察了货币供给增加对产出的真实作用。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仅有短短的五十多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主要表现为：
实验参与者的主观性影响到实验的有效性。实验者在设计方案时无法完全排除个人偏好和主观猜测，被实验者在实验时有可能考虑与实验者的关系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期望。这些主观因素对实验的可重复性提出挑战，造成许多相同实验由不同的实验者设计或者由不同被实验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公共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资本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2-0023-06
如何看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统一的，还是分立的？这是任何一个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学者都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纵观政治经济学说史及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史，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两条迥然相异的思维路线。一条路线以马克思为突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另一条路线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分立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外在于政治济学的另一个学科或领域，它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形成，然后被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深入探讨这两条思维路线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必要内容。
一、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相统一
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辩证性，甚至让其理论对手都不得不折服。其原因就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根据刘永佶教授的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要环节有：一是从实际经济矛盾出发，充分占有材料；二是实证与抽象的内在统一；三是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四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统一；五是专题研究与系统研究的统一；六是以概念从抽象到具体转化为主干的论述体系；七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①
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核心是概念运动，而《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正是对概念运动各环节的全部成果的系统总结。《资本论》一、二、三卷的理论体系可以总结为以下的概念运动链条：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工资―资本积累―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产品的两大部类―利润―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商业利润―利息―地租。这个概念运动链条，就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也可以称之为概念体系。它是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概念的，其核心突出，主线清晰，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这个概念体系不是马克思灵感爆发的一时之作，而是他呕心沥血四十年才得以铸造成功的。纵观马克思四十年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所呈现的只是概念运动全过程的最后环节，即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而概念运动的全过程实则包括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以上概念运动链条上的每一个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概念间的相互转化都体现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以概念运动作为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干，马克思的这一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二是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其中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对概念运动的强调是最突出的。马克思本人曾这样概括黑格尔的概念运动的思辨辩证法：“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②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以概念运动为主干的辩证法，但对其以意识为人的本质所导致的错误予以批判，在强调劳动为人的本质核心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济矛盾的实证抽象，形成了系统的实证抽象法，并与理论体系统一于规定经济矛盾的概念运动中。概念运动既是《资本论》方法论的核心，也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方法构建体系，体系发挥方法，二者高度统一。
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数学技术或科学哲学方法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具有两种含义。一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即指现代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论，具体而言就是数学技术。第二种含义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独立出现的一个叫做“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学科，这个新学科的具体内容是用科学哲学的方法来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欧美学者对于上述两种含义的方法论按首字母的大小写来加以区别。第一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小写――methodology，第二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大写――Methodology。不论是数学技术，还是科学哲学方法，都不是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内生的，而是分立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外的。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把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种局部思维形式或技巧的做法很早就出现了，但将数学技术上升为主导整个学科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的做法则是从边际学派的杰文斯、瓦尔拉斯等人开始的。这一企图随后受到了新古典学派的马歇尔的强力抵制。马歇尔主张经济学家应该将数学作为一种速记工具以启发和记录灵感，在正式出版物中则应该把数学全部放在脚注或附录中，甚至最好全部烧掉。
关键性的转折发生在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萨缪尔森在此书的扉页上引用了一位美国数学物理学家的“数学是一种语言”的名言。在书中，萨缪尔森明确表达了他对马歇尔传统的不满：“就如许多时髦经济理论所表现的那种特征，对本质上很简单的数学概念作费力的文字说明，这不仅从科学进步的立场上看毫无裨益，而且所涉及的也只是一种特别无聊的智力体操。”③继而他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消费理论和福利理论全部翻译成数学上的多元微积分求极值法，并尝试将动态均衡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翻译成数学上的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坚持以文字语言为主要叙述方式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理论阵地，就这样被萨缪尔森用数学形式主义攻占了，从此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式将数学技术作为整个学科的方法论。这一事件可以称之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革命”。
自1947年以来，数学形式主义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愈演愈烈。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本科及研究生的教学，不仅纯数学技术类的课程以及与数学技术高度相关的理论课程的课时比重越来越大，而且主流经济学教材也依照所使用数学技术的复杂程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似乎数学技术越复杂经济学就越高级。二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的数学形式主义倾向也越来越严重，连篇累牍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论文占领了大部分版面。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数学技术作为本学科的方法论，造成了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的分立。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为典型代表，但这个理论体系并不是萨缪尔森本人的创造，而是他把马歇尔、张伯伦、希克斯等人的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把凯恩斯的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学拼凑在一起的产物。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学界的争论，萨缪尔森还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理论拼凑进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以《经济学》教科书的第19版为典型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稀缺、效率、需求、供给、价格、均衡、效用、成本、收益、利润、竞争、垄断、劳动与工资、土地与地租、资本与利息、国民收入、消费、投资、总需求、总供给、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际贸易、汇率、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等。可以看出，这些主干概念没有一个是笛Ц拍睿它们都是由在萨缪尔森之前的经济学家们通过使用非数学的定性研究方法才得以规定的。由此可见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作为其方法论的数学技术之间的明显分立。这种分立表现为，数学技术都是数学家们在思考数学问题时创造出来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能做的只是学习掌握并运用这些外在于经济学的数学技术。
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给西方主流经济学自身理论的发展制造了严重的障碍。自从数学技术被人为地提升为经济学方法论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便放弃了在经济学研究实践中内生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的抱负，转而满足于从数学中寻找各种既有的技术，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些既有概念进行演绎性的数学演算。这种做法可以对一些既有的经济学概念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不能说毫无可取之处。但其最致命的缺陷是很难规定新的经济学概念，尤其是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这是因为，数学技术与数学概念是统一的，用数学技术演算既有的经济学概念，可以实现既有经济学概念的数学化，也可以发现既有经济学概念在外延上的不完善性从而对之进行改造，甚至还可以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新的辅的经济学概念，比如说XX率、XX曲线、XX指数、XX乘数、XX函数、XX方程式、平均XX、边际XX、总XX等，但却很难规定出新的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④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虽然在每一次更新版本时都会收入一些新的经济学概念，但这些新概念要么是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要么就是由具体经济学科（如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提供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主干性概念并没有发生变动。总之，数学技术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后，并没有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贡献出一个新的主干性经济学概念，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长期僵化。
创建以使用科学哲学的方法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具体内容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的是马克・布劳格，创建的标志是1980年发表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⑤参与这个新学科建设的欧美学者除马克・布劳格（证伪主义）外，还有考德威尔（多元主义）、麦克洛斯基（经济学的修辞学）、豪斯曼（新穆勒主义）、罗森伯格（大众心理学批判）、劳森（批判实在论）、汉兹（新经济学方法论）、博兰德（批判理性主义）等人。1994年他们还创建了《经济学方法论杂志》，作为这个学科论文出版的主要阵地。参与这个新学科创建工作的学者们大部分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也有少量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专家。总结归纳他们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是在批评主流经济学家们使用的方法论仍停留在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阶段，因而是不够科学或者不够先进的，因此需要根据他们的科学哲学方法――五花八门的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方法――加以改造。
这个所谓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分立是明显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基本拒绝与他们认真对话。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深知只有把时间花在钻研高深数学技术上才方便快速发表经济学论文，才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和科学哲学家们讨论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问题则纯属浪费时间。萨缪尔森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这帮科学哲学家的鄙夷之情：“有科研能力的人，从事科学研究；没有科研能力的人，就闲聊科学方法论。”⑥
应该承认，这些科学哲学家所做的工作并不完全是无用功，他们中的有些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方法论的批判是相当深刻和精到的，足以给我们以重大启发。但是，由于他们将“经济学方法论”视为是外在于经济学的另一学科，所以只能从外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批评意见。这些科学哲学家们依据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可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让人眼花缭乱的批评意见，但终究没有一人能建立起替代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种在理论体系的外部进行批评的局限性正如黑格尔所言：“真的驳斥必须在对手强有力的范围内，和他角力较量；在他以外的地方去攻击他，在他不在的地方去主张权利，对于事情是没有进益的。”⑦
三、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唯物辩证法”
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把数学技术提高到经济学方法论的方向相反，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们则把哲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直接作为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其理论体系的另一种类型的分立。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前苏联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和列昂节夫等人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典范代表。该教科书是在斯大林的倡导和关注下，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指导，形成的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表述。该书第三版（1958年）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认真学习。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三版分为上下册。上册在简单叙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后，重点放在论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从内容上看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缩编。下册则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证，但编者没有区分清楚“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一般，将其对“苏联模式”的论证混淆为对社会主义一般的论证。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然后教科书再结合前苏联当时的各项经济政策，分别叙述各部门经济，主要包括国营企业、集体农庄、商业、财政、金融、国民收入和对外经济交往。
这样的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五大经济规律”为主干的理论体系，具有浓重的先验性和强制性。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似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是未卜先知的天才预言家。他们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产生和成熟之前就准确地预言了其中的各种主要经济规律。这样留给政治经济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很简单了：只需要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中找出几条提炼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内容，然后以此为据，去注释苏联政府当前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去向民众宣传这些经济政策是合理的、科学的就足够了。
纵观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史，虽然随着政治经学工作者们的世代更迭，政治经济学界又陆续推出了新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前苏联解体，这个理论体系的主干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时代所变动的只是教科书所要注释的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20世纪60年代查果洛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赫鲁晓夫的“用20年时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70年代鲁缅采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梅德韦杰夫和阿巴尔金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政策。
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社会的经济制度。”⑧唯物辩证法是哲学方法论，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将哲学方法论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就造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明显分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者们并不从事哲学研究，而科研院所的学科建制依照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划分，严格地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分开，方法论就成为了哲学的专属物。政治经济学工作者只能从哲学教科书中直接拿来哲学层次的“唯物辩证法”，再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去。
比较早地发现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现象并提出批评意见的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副岛种典。他在1961年由日本青木书店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判》一书中尖锐地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由于二十五年以上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列宁指出的研究大量的实际材料，还包括对前人经济学说的细密的研究）方才可能。”⑨副岛种典据此判断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严重的方法论上的错误。这是他的历史功绩。
由于将唯物辩证法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主动放弃了对方法论的深入探讨，而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交给了哲学工作者们。而前苏联的哲学工作者中的绝大多数又固守着由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对“唯物辩证法”的那几条干巴巴的规定，不去讨论具体学科的具体问题，因而不能丰富和发展辩证法，反而将“唯物辩证法”变成了一个专门用来批斗学术异端的紧箍咒，动辄以他人违反“唯物辩证法”为借口粗涉具体学科的方法论探索。在意识形态的高压电网面前，前苏联众多学术工作者们宁犯思想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唯上唯书的学风笼罩着哲学界和政治经济学界。
总之，由于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分立，前苏联经济学界既没能发展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也没能变革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既有理论体系。教条主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政治经济学界。这种状况或许对贯彻前苏联领导人的意志是合适的，但却不能切实揭示和解决经济矛盾。这种比美国主流经济学还要庸俗和僵化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最终在与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全面较量中败下阵来，其留给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教训是极其惨痛和深刻的。
四、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为原则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由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将方法论外在于政治经济学，不仅方法论的研究不能深入、系统，更制约着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必须克服这个缺陷，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统一的思路展开对经济矛盾的系统抽象。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在方法论上的苏联化、美国化的倾向依然存在。表面上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然退出历史舞台，固守前苏联教科书“原理”的人在中国已经不多了。但实际上，目前很多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根据撰写论文并提出政策建议的人，其方法还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主义方法，只不过其所依据的“原理”从前苏联教科书上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普遍真理”变成了美国教科书上的“市场经济的普世价值”而已。另外还有一批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学者，则把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引入国内，并以此作为“学科规范”来改造国内的经济学期刊和经济学教育，结果在国内形成了一种竞相以使用和要求别人使用高深数学技术为能事的风气。有某大学学报的编辑将这些方法论上固守苏联化、美国化思维的经济学论文称为“八股倾向”，这种批判是入木三分的。⑩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中国经济学界如果不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克服苏联化、美国化的误区，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永远只是空话。作为有学术理想追求的中国经济学人，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应该继承马克思的思维路线，坚持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相统一。统一的关键，还是在概念运动。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有自己的概念体系，探讨建立这一概念体系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任务。
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对他的那个时代的欧洲（尤其是英国）经济矛盾的概念规定。我们应继承其中的辩证精神和原则，但不能将他的体系视为绝对真理和亘古不变的教条。当前中国的现实经济矛盾和《资本论》相比，既有国度性的差异，又有时代性的差异。机械地照搬照抄《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不能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作出恰当的理论规定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是原则，中国政治经济学工作者要依循这个原则，从探讨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以及相应的概念规定、展开、改造和转化入手，探索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内在统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依循马克思开创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刘永佶教授于2015年12月出版了《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一书，该书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清除了原来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克服了源自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关于上帝或物质为世界本原、本体的论证）传统；第二，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因此其方法论也具有国度性；第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非另一学科或领域，不是可用可不用，可用此也可用彼的外在工具；第四，中国政治经济学由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为基本构建；第五，系统规定经济矛盾八个层次；第六，明确“实证是对现象本质联系的抽象”，形成“实证抽象”的概念；第七，初步规定中国经济矛盾概念体系；第八，依据对中国经济矛盾的规定探讨其解决途径。这部著作全面贯彻了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集中探讨了如何以概念运动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对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创新发展做了扎实的探索。
注释：
①刘永佶：《〈资本论〉逻辑论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2-143页。
③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增补版）》，何耀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④凯恩斯提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似乎是个例外。但仔研究就会发现，“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并不是凯恩斯通过数学技术演算而规定出来的。从数学技术上说，将单个商品的个人需求曲线、企业供给曲线分别加总，只能分别得到行业需求曲线、行业供给曲线，而不可能得到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这也是一些西方学者一直抨击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原因之一。但能规定出“总需求”和“总供给”这两个概念，恰恰体现了凯恩斯的思维层次和思维能力远高于他的同行。
⑤桂起权：《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载于《经济评论》，2002年第2期。赵华，李建珊：《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化》，载于《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年第5期。
⑥D・韦德・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⑦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44页。
⑧前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页。
⑨副岛种典：《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判》，孙尚清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页。
公共经济学论文范文第6篇
两年前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仅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是个转折点，对当代经济学家来说亦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正如30年代危机造就了凯恩斯这位创经济学崭新思潮的一代宗师一样，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也将接受时间的考验。
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联储及游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起的有争议的作用，作为其代言人的费舍尔、格林斯潘和索罗斯的观点往往易被人怀疑有某种利益支撑，故不易作出客观评论。本文仅对曾被认为当代凯恩斯的候选人中的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三位知名学者观察当今世界经济与世界金融的独特视角作一比较。（注：台湾《工商时报》1998年9月29日文“金融乱世，谁是当代凯恩斯”。）
当今西方宏观经济学界存在两大阵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与新凯恩斯主义学派。除斯蒂格里茨年青时就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外，克鲁格曼和萨克斯没有轻易地选择他们在经济学领域的流派。但就他们的学术思想来看，克鲁格曼与萨克斯的观点明显是倾向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学术思想的定位不仅决定了他们的学术研究方向，甚至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
如果没有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相信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不会走到一起，也就不会产生有关国际金融方面的争论与分歧。众所周知，克鲁格曼与萨克斯是潜心研究国际贸易的著名学者，而斯蒂格里茨则在公共经济学领域独辟一径自立门户。他们在各自研究的领域中都涉及金融，克鲁格曼与萨克斯在汇率机制方面颇有建树，而斯蒂格里茨提出的信贷配给论旗帜鲜明地反对高利率的政策。但是，他们都没有完整地审视国际金融体制，全面考察国际金融问题的经历。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无疑赋予他们一次天赐良机。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中，国际金融开始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当仔细品味他们关于国际金融方面的论点时，我们能轻易地发现他们的论点暗含着原有学术研究的烙印。
在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迥异的研究视角之中存在强烈的地域性特点。克鲁格曼关心的是与美国贸易存在巨额顺差的亚洲国家，主要是东南亚与日本。萨克斯把他经济思想的实验基地放在了转型国家中。而斯蒂格里茨则有所不同，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前，斯蒂格里茨关心的是美国的经济问题，一度还是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在走出白宫跨入世行大门后，斯蒂格里茨的目光自然也从美国本土放远到整个世界。世界银行主要是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所以斯蒂格里茨开始把研究重心向工作重心靠拢。不同的视角，使三位经济学家作出的经济对策有所不同。克鲁格曼凭借他对亚洲经济的了解作出了亚洲宏观基础产生病变的论断；萨克斯依其在休克疗法中市场频频出现的令人始料不及的冲突作出金融恐慌的判断；斯蒂格里茨则依据他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告戒新兴市场国家：你们开放的步子迈得太大了，超前了。
由于他们对金融危机成因上的观点不同，人们当然不能奢求他们在金融危机对策上殊途同归。相比之下，斯蒂格里茨开的药方最可能被采用。这并不是因为斯蒂格里茨的药方怎么有效、怎么具体。恰恰相反，斯蒂格里茨的对策是很笼统的，着重在于让新兴市场国家领会其精神——改善政府对经济管理，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是有所为？哪些是有所不为？斯蒂格里茨并没有清楚地说明。但药方中体现的重视政府在经济中地位的思想容易被那些政府威信在金融危机中遭受打击的新兴市场国家所接受。萨克斯开的又是一剂猛药。以放任货币贬值为核心的主治药散发出的是人们熟悉的“药香”。萨克斯全然不顾患者的虚弱体质及水平，指望一幅药下去，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又能箭步如飞。尽管立刻实施的可能性较小，但萨克斯的药方还是能赢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肯定。汇率的浮动就目前看来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只不过新兴市场国家在接到药方后会自作主张地在药方上任意添加和删减。在三位医生开具的药方中最被冷落的就要数克鲁格曼了。药方正如它的主人一样两面不讨好。克鲁格曼在药方开头的病因猛批了病人“生活不检点”，自然引来众多病人群起而攻之。末了开具的“保守疗法”实施外汇管制——尽管能赢得病人的一丝好感，却会引来制药商——发达国家的反对。显然，实施外汇管制与发达国家一直以来主张的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初衷背道而驰。克鲁格曼是勇敢的，由于他不惧压力坚持不懈地对居于正统的经济理论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引来人们对问题的更广泛更深入的反思。
克鲁格曼、萨克斯、斯蒂格里茨三人具有代表性的危机观点也许都是对的，因为他们从各自的视角对危机的表象作了真实而形象的描述；也许这些观点是错的，因为他们的分歧告诉我们谁也没有深入对危机的本质做出分析。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们也不必急于做出判断，作出选择，正如《时代》周刊引用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一句话：“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注：TimesWeekly,December31,1965.）而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对此话作了精确解释：“当人人都从凯恩斯的说教中汲取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时，就无人再相信它了。”因此，我们不必问自己：“我该相信谁呢？”
二、政治家对经济学家的依赖
今天的经济学家拥有比前辈们更为广阔的舞台。他们不仅利用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等传统传播学说的途径，并且更多的人走上了政治家们为他们提供的讲坛。议会、政府机构、咨询公司都看到经济学家活跃的身影。
早在五、六十年前，英国人凯恩斯在其学术思想被世人逐步接受时就开始积极参与政治。作为英国的代表，他参与了战后多次重要的国际经济会议。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他构建了延存至今的国际经济组织及体系。尽管凯恩斯早已作古，他的学术思想也被后人批得体无完肤，但体现他学术思想的国际经济组织及体系依然在运作。他的后来人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政治。在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一些国际金融界的风云人物或多或少均有过参政经历。克鲁格曼30岁就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萨克斯担任了许多国家政府的经济顾问；斯蒂格里茨刚卸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又接过了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重任；费舍尔如今坐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二把交椅——IMF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格林斯潘掌握着美国经济的命脉；索罗斯虽然称不上是完全意义的经济学家，但他以教育家的身份在东欧开办的经济学府正发挥着商人不能发挥的作用。
经济学家在政治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不仅是经济学家逐渐产生的政治取向意识，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政治家对经济学家的热情邀请。
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决定着政治家们的命运，而对经济问题的把握，经济学家肯定优于政治家，于是政治家们就乐于让出一些权力，让出一些位置给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家来说，或许权力对他们并无太大的诱惑力，真正吸引他们的是获得政治家的认同，及提供给他们实践其经济理论的一次最佳机会。尤其是执政政治家的邀请代表着经济学家的理论被扶为正统。政治家对经济的重视，对经济学家的依赖从政府机构设置的变化趋势也能清晰地看出。以美国为例，1946年成立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直接隶属于总统，由总统任命，直接受总统领导。其主要职责是：评估、检查和鉴定政府的经济计划的政策，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向总统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起草总统向国会提交的年度经济报告。克林顿1993年当选美国总统后为振兴美国经济又新设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都是资深的经济事务专家或学者。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相比，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地位更高，是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平行的机构。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克林顿对经济的重视也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在世界经济中一支独秀的主要原因。这也帮助克林顿维持了相对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并渡过重重难关。
政治家力邀经济学家加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与政治家相比，经济学家能够具备良好的声誉。作个简单的测试，如果一届政府都由经济学家组成，肯定能获得更高的支持率，而且会赢得“清白”的好名声。政治家们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每每在一届政府中一两个不重要职位上安插一两位经济学家背景的专业人士，以起到“净化”政府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学家的频频入阁，并没有改变以往令选民厌倦的政治氛围，反而引发了人们的怀疑：经济学家参与政治会不会依附于某些权贵而失其客观的本性？这种担心是很必要的。经济学家为某些政治势力和经济利益集团出乎寻常的摇旗呐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当经济学家一被“政治化”后，那么他就不应被当作经济学家来看待了。现任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1993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曾多次强调，在解除金融管制方面必须谨慎从事。但当其成为鲁宾的副手时则成为主张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在两者的默契合作下，美国把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张完全贯彻到其外交政策中去，打开了一个个国家的金融服务市场。在鲁宾辞职后，萨默斯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新一任财政部长。
应该承认，经济学家随角色的转变而转变观点有时是不得已的，履任前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旦身处困难成堆的现场不得不作改变。有些改变对经济学家来说是收获，因为在经济理论的圈子里，经济学家们往往容易想当然。斯坦曾用一句十分精确的话来概括里根政府在野与执政时经济政策主张的巨大反差：“激进的保守主义革命是非执政的保守主义者的梦想，而不是执政的保守主义者的实践。”事实上，的确有一些主张新古典的经济学者满怀信心地到政府就职，最初放松管制的计划末了不仅未实现反而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掌门人理性预期学说的创立者卢卡斯极为聪明，当记者问如果他被邀请担任政府经济顾问，他会怎么办？卢卡斯简单地回答：“我会辞职”。卢卡斯用自己的言行捍卫着他的学说，也省去了自相矛盾的麻烦。
政治与经济的结合，政治家与经济学家的结合，除了赋予经济学家参与政治的更曲折更丰富的生活外，还产生了贴有政治家标签的经济学。大危机后罗斯福实施的新政产生了罗斯福主义，之后几乎每个美国总统都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经济学。这代表了他们主政时主要经济观点及实施的经济政策。无论成功或失败，其都是一种经济学理论的实验。有趣的是，政治强人常能拥有令人难以忘怀的经济学。例如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里根主义与撒切尔主义。布什主义的内容现在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已廖廖无几了。还有一年多就要离职的克林顿虽然谈不上是政治强人，但在他执政时美国经济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足以让克林顿主义占有一席之地。克林顿主义已经初具雏形，这就是人们热衷谈论的新经济。
经济与政治日益紧密地结合，会给经济学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有许多人发觉今天的经济变得越来越浮澡，越来越热衷于描述肤浅的表象而不是去探索问题的本质。尽管与凯恩斯时代相比，经济学论文中包涵有更多严谨的数理证明，但论证的对象却越来越偏离通货膨胀与失业这两大西方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问题。为数可观的论文把研究的重点投向了金融领域，而其中的相当比例又都在关注股市。飞涨的股市营造出形形关于繁荣经济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又帮助加热经济。反之，股价下跌，又涌现出加速股市崩溃的文章。这样的经济学不得不令人失望：他们是在寻找经济规律，还是无知地在干扰市场的信号。
经济学的另一发展趋势是其越来越追求的时尚性。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本无可厚非。但由于经济问题的多变及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天生存在的时滞，使得急于求成式的经济评论往往显得幼稚。因为，时尚是经常变换的，对时尚的过分追逐结果往往是被时尚所愚弄。时尚之间的转变不会给经济学研究留有足够空余的时间。想对经济时尚现象有深入的发掘，必须要能忍耐被时尚抛弃的痛苦。有些经济学者凭借他们对经济学的特殊感悟，经常对经济问题作出预测，这也是一种时尚。尽管经常能遇见经济家们的精确预测，但这些精确的预测背后是千百位经济学人所作的千万次预测。难怪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拿经济学家作的预测开玩笑。因此，大多数的预测经济家在打赌，而不是在预测。输了可责怪某一经济因素的多变，赢了就确定了自己的权威地位。
三、在政治中游离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为了其经济理论的实践而走近政治，但无论如何努力，经济学家也不会走进政治权力的核心。经济学家对其经济理论虽然有迫切付诸实践的愿望，然而他们是处于被挑选的地位。选择权掌握在政治家手中。既便经济学家“有幸”入阁，发挥的多是顾问的作用；而在政策实施中，经济学家带来的经济理论往往也会因政治家出于某种利益考虑而被改得面目全非。用“游离”来形容经济学家与政治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不是很精确的。因为囿身于政治的经济学家并没有游离的那份自由。
著名经济学家中克鲁格曼是唯一一位没在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中谋得高位的人。他仅在30岁时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曾被许多人推荐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人选。但是他说：“我的性格决定我不适合担此职务。因为他要求你会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对别人的愚蠢言行能三缄其口。”据美《新闻周刊》杂志透露，克鲁格曼的直率坦言是克林顿政府不想提供其职位的原因（注：Newsweek,March4,1996,PP40～41.）。直率坦言在经济学界怎么能算一个毛病？但对政治家们来说此性格是一大忌。经济学家的性格在许多方面与政治是不相容的。经济学家如果把办事认真治学严谨的态度搬到政界，他一定会到处碰壁。但如果经济学家学会了政治家做事灵活，善于变通的本领，经济理论中还有哪一点分歧不可调和？经济学家特有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们与周围政治环境的格格不入。除了极少数左右逢源的所谓经济学家外，大多数参与政治的经济学家只有短暂的政治经历。对权力的迷恋与对真理的追求成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一条明显的分水岭。也基于这一点，克林顿新成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与原有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相比，前者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核心。两机构人员的组成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组成成员都是享有一定声誉的知名经济学家，而国家经济委员会成员多是具有经济学者背景的律师。客观来看，这种机构变动和职能剥离，无论对政府还是对经济学家来说都是有好处的。政府能使得经济政策从制定到执行变得更为高效，经济学家则进一步明确了经济顾问的身份，省去了在经济与政治间做取舍的烦恼。
时间是困扰经济学家涉足政治的一个因素。担当政府的经济顾问意味着将完成政府布置的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一个个命题作文，无论经济学家是否擅长于此，提交一份满意的答案是颇化功夫的。毕竟经济学家进入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涉猎广泛的经济领域，掌握第一手的经济资料，而是通过政府工作的经历对其原本的经济研究提供深入真实的素材。面对如何把有限的时间在个人研究领域与政策顾问研究间分配的现实问题，经济学家难以通过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分析得出最优解。
年青一代的经济学家似乎越来越难摆脱权力对他们的透惑。他们对自己能左右经济及尚陌生的政治充满信心，他们相信自己能比凯恩斯做得更好。但不应忘记的是凯恩斯身处特殊的的时代——从大危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不应忘记的是凯恩斯曾用他的经济理论挽救了全球经济，影响了两代经济学人。反观今天的经济学人他们具有什么？曾有经济学家回答过这个问题：“时代在变，经济学在变，政治也在变。”意思是说今天的经济学与政治学变得不再有鸿沟了。不错，我们知道经济与政治都在改变，但却不知经济与政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恰恰正是留给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各自的作业。实事求是地说，在经济学与政治领域同时取得成就而又不失经济学家本性的经济学家实属凤毛麟角。或许诱惑就来源于此。
此外，经济学家研究问题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都是通过论文这一纸上谈兵的形式。今天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实践。“经济学家容易接受这么一个观点：直接影响改革比写论文更重要。”（注：PaulKrugman,"HowIwork"TheAmericanEconomist1993.）面对经济学研究产生转变，经济学家变得更为矛盾。连一向认为自己不入政治流的克鲁格曼也是如此，“我宁愿写些高质量的论文而不是追求一个拥有实权的职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将拒绝一个送上门来的机会。”（注：PaulKrugman,"HowIwork"TheAmericanEconomist1993.）
与经济学家艰难地与政治结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济学家平民化。如今的老百姓热衷谈论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无论宏观还是微观。这为经济学的普及提供了千截难逢的契机。尽管就目前看，大多数老百姓关心的经济问题都是经济的表象，老百姓懂得的也仅是基本的经济理论，但已有一些经济学家用浅显的文字而不是深奥的数学模型把经济学领域争论的前沿问题介绍给大众。这种尝试是十分有益的。
同时，经济学家对传播媒介的利用也越来越娴熟，上述提及的表述平民化就是极好的例证。我们能经常从时事新闻类的报刊中找到一些对经济学家的专访或这些经济学家短小精悍的文章。今天经济学家出现在流行媒介的频率远大于出现在学术刊物上的频率。当经济学家出现在报刊，为政府政策击鼓助阵或向政府政策展开猛攻时，经济学家的自由性发挥得可谓淋漓尽致。经济学家只有在这种间接参与政治的过程中才表现得游刃有余，才真正谈得上是一种“游离”。
可见，今天的经济学家与他们先辈们相比，具有多层次立体的个人经济学说传播网。学术性杂志与经济理论专著仍是其在经济学领域赢得同行们认同的根本。在世界各地的讲学则能让世人更快地了解个人研究的最新进展，收几位异国的学生更有利于学说在他国的迅速传播；在报刊上的一些短评则能反映其对经济新事物新变化新现象的观点；在政府中供职，多少能使一国经济运行打上自己理论的印痕。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研讨会设立的名目繁多的经济学奖项，能使从事经济研究的人比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更易出名。
公共经济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阿伦・德雷泽；政策选择；政治维度；新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8－0011－07
一、引言
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古老的学科之一。但是，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政治学与经济学相继成为独立学科，政治经济学这一母体学科便逐渐衰落，“政治经济学”一词也逐渐被“经济学”一词所取代。然而，“脱离政治学的经济学是无用的”，“在世界上任何一种政治制度下，政治学的大部分是经济学，经济学的大部分是政治学”。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学术界兴起了重新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思潮。但是，真正使用这一概念并取得重大理论进展和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的产生。新政治经济学不同于经济学，也不同于政治学，而是这两门学科的有机融合。“新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理解政策领域所产生的重要问题。它并不是经济学家们为了向政治科学领域扩张而进行的一种努力。相反，它主要关注的是将经济学家们的能力扩展到需要某些工具才能进行经济和政治决策的问题上”。当前，新政治经济学仍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其体系结构尚未成型，西方学者对其研究对象、范围、主题的界定也不一致。作为当代杰出的研究新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之一，阿伦・德雷泽(Allan Drazen)在《美国经济评论》、《经济学季刊》和《经济研究评论》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新政治经济学论文。尤其是200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属于“新政治经济学的鸿篇巨制，是第一本详细研究政治力量如何影响经济政策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阿伦・德雷泽厘清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探讨了隐藏在政策选择被后的政治问题，从而有效地将经济学与政治学融为一体，推动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形成。
二、什么是新政治经济学
阿伦・德雷泽认为，尽管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结果是最古老的经济学问题，但新政治经济学却是该学科中最新的领域之一，为了避免与过去意指经济学本身的“政治经济学”想混淆，必须明确“什么是新政治经济学”。
1、新政治经济学的定义。阿伦・德雷泽认为，要定义新政治经济学，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经济学和政治学?“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研究体现为目的与具有选择性用途的稀缺资源之间关系的人的行为”，因此，经济学是对稀缺资源最优利用的研究。政治学则是对权力和授权本身及其运用的研究，政治学关注的是集体选择机制，探讨权力如何获得并如何运用。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的最优利用这一观点，运用到政策选择时，隐含着一个不明确的但至关重要的假设，即最优政策一旦被发现，就将得到贯彻实施。政策选择问题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计算问题。一旦最优政策被计算出来，政策制定者就会接下来实施，这一决策被看作是自动的。也就是说，由于政策制定者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者，最优政策一经导出，就会被无条件地接受，也将会得到贯彻实施。但实际上，在技术上决定采用何种政策的过程，与政治领域的政策决定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实际政策经常与最优政策截然不同。因为政策制定者不仅受技术和信息的制约，而且受到政治约束，即由于利益冲突以及面对这些冲突需要做出集体决策时所受到的约束，因此，新政治经济学从对实际政策经常与最优政策截然不同的这一观察开始，它探讨这样的问题――政治约束将如何解释与最优政策不同的政策选择以及这些政策所意味的结果。
基于上述分析，阿伦・德雷泽认为，如果说经济学是对稀缺资源最优利用的研究，政治学是对集体选择机制的研究，那么新政治经济学则是从决策的政治本质开始，研究的是一个社会中政治因素如何影响经济政策选择。因此，可以把“新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其核心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上：现实世界的经济政策，不是由安全地蛰居在教科书中的社会计划者――他不受利益冲突的个人影响，而只在那里计算最优政策――所选定的。经济政策是平衡利益冲突，从而产生集体选择的决策过程的结果。这也是“决策的政治性质”意指的内容。
2、利益的不一致性是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阿伦・德雷泽指出，如果没有对结果的不一致性偏好，就不会有集个人偏好为集体偏好的必要。同样如果没有利益冲突(即利益不一致)，经济政策的选择将是社会计划者对代表性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因此“利益的不一致性是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利益不一致性构成了新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基础。这是因为，第一，在存在政治约束的地方，不一致性或利益冲突是必不可少的。第二，解决这些冲突的机制所产生的结果是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第一点是清楚的，不一致性是一个必要条件，它可以被理解为，如果没有不一致性，就没有研究的对象。而第二点则定义了新政治经济学。在存在市场的地方，不一致性也是必要的，但是通过市场与通过政治程序来处理利益的不一致性，其解决方法是不相同的。例如，通过市场解决的方式和通过对议员的疏通活动解决不一致性的方式，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相当不同的。差别有多大，取决于决定税收与转移支付的政治机制。不仅如此，还有不计其数的个人利益具有不一致性问题，对这些问题，如果不能用市场机制来决定结果，那么只能通过政治选择来决定结果。总之，利益不一致性对于任何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所有的个人都具有同样的贴现因子，并且个人之间不存在利益差别，那么不管集体选择的机制是什么，社会变量与个人变量将会是同一的，政治问题就不会存在。
既然利益不一致性是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那么对新政治经济学而言，不一致性的类型有那些?在阿伦・德雷泽看来，有许多引起利益冲突的重要类型，但可以将它们归入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类型反映了参与者进入政治活动场所的不一致性，即参与者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导致这种不一致性的原因是多样化的：参与者也许对商品具有不同的口味，或者具有不同的相对要素禀赋；参与者发现自己处在使他们喜欢不同的政策，而又难以用口味或禀赋来概括的境况中；或许是对世界如何运行，从而对什么样的政策能够最好地实现既定目标看法不同。简而言之，个人在多个维度上具有不一致性，导致他们事前就喜欢不同的经济政策。可以将这种不一致性称为事
前的不一致性。第二种类型反映了即使政治参与者具有同样的天赋和偏好，也还会存在利益和兴趣上的冲突。参与者也许对同一产品的价值评价相同，但如果产品是私人产品，对它的分配就存在着冲突；如果是公共产品，则提供该产品的成本的分配是由集体选择决定的。经济政策通常具有分配的含义。因而，当一项政策确实或能够对分配产生影响时，具有自我利益的行为主体，就会在分配上发生冲突。这包括权力可能会向掌权者提供租金，而不管这些租金是金钱上的利益还是与掌权相联系的“虚荣上的租金”。区别于事前的不一致性，可以用事后不一致性来指这种类型的不一致性。
阿伦・德雷泽指出，事前不一致性和事后不一致性并非互相排斥的。例如，讨论一种公共产品的供给，在公共产品相对于其他支出的重要性上也许会产生冲突，它反映了事前不一致性；而在谁应该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上也可能存在冲突，这是事后不一致性。总之，利益的不一致性是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参与者事前或事后的不一致性对于分析政策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当人们在应该实施哪项经济政策，或者是在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如何分配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时，才会产生政治问题。
三、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
在回答了“什么是新政治经济学”后，阿伦・德雷泽对决策机制、承诺与信誉、再分配、公共物品和经济增长等问题进行了富有创新的研究，从而建立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1、决策机制。在阿伦・德雷泽看来，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是做出集体选择的决策机制，因为如果缺乏对决策机制的理解，人们就无法理解做出集体选择的不同方式，因此需要讨论决策机制的选择以及直接民主制和代议制民主决策机制的运行方式：(1)决策机制的选择。决策机制的选择问题，经常被称为立宪问题。因为宪法包含了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法律规则，许多宪法的内容涉及政策的制定过程。换言之，宪法是关于决策机制选择的法律，不同的宪法体现了不同的集体选择规则，进而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结果。通常体现在宪法中的集体选择规则是共同决策或交叠决策。它允许不同的政府机构相互介入，因而相互之间可以潜在地设置工作障碍。它被理解为权力制衡，其目的是限制政府任何一个部门的权力以及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的权力。但是由于政治过程涉及高昂的交易成本，“政治市场更倾向于无效率”，因此，任何决策机制的选择都必须设计一套使政治决策得以进行的制度安排，否则高昂的交易成本将会使任何集体选择都不可能。(2)直接民主制。在这种形式的决策机制中，全体选民对政策直接投票。那么，第一，谁有权去投票?即投票权的规则是什么?第二，决定一项提案被提交投票表决的规则，即广义上的议程规则是什么?第三，提案被采纳的规则是什么?第四，在举行投票时，决定信息传播或告知的规则是什么?如果直接民主制中的这些规则是不同的，将会导致不同的政策选择，从而产生不同的经济影响。(3)代议制民主。在代议制民主中，选民选择代表并由代表来选择政策。但是，选择政策的代表并不具有与他们所代表的选民完全相同的政策偏好。在由代表所组成的议会中(或者是议会里的某一委员会)，可以说决策是直接的民主。因此，必须从两个阶段(对代表的选择以及代表对政策的选择)来考虑决策，以及这些决策将如何相互作用。也就是说，选民们选择代表，不仅基于代表在问题上的立场，而且基于第二阶段的决策如何影响代表的立场与政策结果之间的关系；代表们在第二阶段选择政策，非常清楚地知道这将会如何影响下次选举中选民的抉择。阿伦・德雷泽指出，直接民主制中所讨论的四项规则，在代议制民主决策的两个层次上都意义重大。此外，代议制民主决策分析还必须考虑以下问题：一是议会规模。是一院制还是两院制(如果是两院制，如何在这两个议会实体之间分配权力)，以及议会中的投票规则，是否存在策略投票(即互投赞成票)。二是政党制度。当存在两个以上的政党时，议会构成的差别是惊人的。在“票数最多者当选”下，议会中较小政党的代表数会远低于选举作为一个整体时他们的力量，这表明在多党制下，政策从而经济结果会显著地不同。三是利益集团。在代议制民主中，决定政策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利益集团的存在。利益集团既可以通过捐款或支持来影响选举结果，也可以通过对议会议员的游说而影响立法结果。
2、政策可信性。不论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议制民主，民主决策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潜在的时间不一致性，因为多数人的偏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那么，如何能够使政策制定者确实会执行他宣布的政策?换句话说，在可信性的意义上，如何使公众相信宣布的政策将被执行或坚持下去?阿伦・德雷泽分析了在时间不一致性的情况下，如何能使宣布的政策可信、会得到贯彻实施的制度安排：(1)法律。“法律(和更一般的制度)通过两种途径可以提高政策可信性：一是增加不遵守法律的成本；二是减少不遵守法律获得的利益”。(2)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是“一种习惯性的、预期的和自我实施的行为方式”。社会规范能够提高政策可信性的原因在于，人们遵守社会规范“是因为这样做显然是合算的，并且如果他们选择不遵守习惯，就会将自己逐出交往”。(3)授权。合理的授权能够提高政府政策制定者履行承诺的能力，因为在时间不一致性的世界里，事先对自然界或突发事件的每一种状态都具体化是不可能的，合理的授权通过赋予不同的政策制定者选择政策的自由度，不仅改变了政策制定者对未来的预期，而且为解决复杂的多样性问题提供了更好的办法。(4)声誉。声誉被认为是预期个人采取的行动，在总是遵循同样政策的意义上，声誉和可预测性是一回事。理解声誉的一个较好办法是，把它理解为对政策制定者未来行动预期中的推测问题。更确切地说，个人形成有关政策制定者未被观察到的特征(即政策制定者的偏好和约束)的预期，声誉就是指对这些特征的一种信念。个人最终关心的是政策制定者的行为，而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是其特性的具体化，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行为的声誉。因为我们对将来行为的判断是基于过去观察到的行为，所以焦点在于过去观察到的行为，如何导致人们预期某一类型的未来行为，即帮助建立有关将来行动的声誉”。
3、选举与政策制定者的更替。选举与政策制定者的更替，或者说对决策者的内生和外生变量的研究，是新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阿伦・德雷泽指出，尽管决策者可能喜欢永远执政，但是决策者通常都是经选举产生的，其任期有限，并且他也明白自己迟早会被另一个决策者所替代。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决策者继续执政(在选举中获胜)，亦或会被某个具有不同偏好的人取代呢(在选举中失败)?(1)选举与决策者的政绩。当政者(决策者)糟糕的政绩会受到选举失利的惩罚。因此选举有助于控制决策者的政绩。也就是说，如果在职者的政绩不
仅能够反映他的禀赋特征(诸如意识形态与胜任能力等)或某些外部事件的影响，而且还能反映他是否有机会主义的行为，那么，不能够留任的威胁就可起到限制机会主义的作用。(2)政治经济周期。选举的政治周期所导致的经济周期通常称为政治经济周期，它指的是选举之前任职者对经济的机会主义操纵。因为选举前的经济状况会明显地影响选民的选择，因此，在选举来临之前，当政者会通过政策选择刺激经济增长或提高社会福利，从而提高再次当选的概率。在工业化国家中，经济活动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周期，“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短期加速现象更有可能发生在选举年份而不是其他年份”。(3)执政能力与投票前景。如果一个在职者在处理国内经济事务时表明自己执政能力水平较低，这就会导致其再次当选的概率较低。(4)竞选承诺。虽然政治家都具有违背承诺的动机，当选后违反竞选承诺的现象也是如此的普遍，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竞选承诺仍然对投票人有实质性的影响，一个信守竞选诺言的候选人再次当选的可能性较高。(5)多党制和选举日期的内生性。大多数民主国家存在两个以上的政党，政府通常是由众多政党的某个联盟来组成，同时在很多民主国家中，选举日期是内生决定的，政府或立法机关有权力一个通知提前举行选举。多党制和选举日期的内生性是怎样影响选举结果的呢?在多党联盟体制下，小规模的、位于末端的政党往往在选举中具有与其规模不相称的力量，而内生的选举时间安排，则使当政者可以在经济状况较好时召集选举，从而为赢得选举(继任)奠定基础。
4、再分配。收入或财富的再分配，是新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因为进行再分配的利益冲突是明显的，机会主义者会利用政治机制来最大化他们的收入，因此，在大多数经济中，收入、财富或私人产品的再分配政策，都是政治争论的主要领域。阿伦・德雷泽系统讨论了再分配政策的一系列问题：(1)收入再分配。收入再分配的焦点是政治过程所引起的收入再分配的数量，而这取决于将个人偏好加总的政治机制选择的税收――转移支付政策。一个社会税收――转移支付政策的选择必须考量以下几个因素：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性；政党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福利。(2)非货币化再分配。所有具有分配性质的政府计划都可以称为非货币化再分配。非货币化再分配计划的政治决策之所以能够做出，是因为除了经济利益外，这些计划还提供了政治利益，政治决策的激励具有选票最大化的特征，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如议员)内心深处存在着相互利用的愿望。每个议员都代表一个地区，每个地区都想为自己争取一个项目，这时，一个议员就会向另一个议员说：“如果你支持我的项目，我就会支持你的项目。”有充分的经验证据证明，这种“互投赞成票”的现象大量存在于政治决策中。(3)再分配的寻租行为。除了由特定的政策机制引致的再分配外，还需要考虑更一般的资源支出(以试图再分配资源)现象，即再分配的寻租行为。阿伦・德雷泽认为，有三种再分配的寻租行为：游说影响决策过程；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接近政治决策层；进入与退出受影响的活动。政治领域因再分配的寻租行为所形成的政府政策，在制造人为稀缺创造租金的同时，实现了以社会成本为代价对收入和财富的转移支付。(4)代际再分配。在每一个经济体内，实际上都存在着名目繁多的代际再分配计划。代际再分配的可行性集中在两个方面：代内投票者的不一致性，以及某种程度的利他性。如果没有利他主义，在一个多数裁定的投票体系(政治决策)中，代际再分配的任何计划都不可能持续下去，但是利他主义并不足以使人们投票支持现收现付式的代际转移支付计划，代际再分配计划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年轻一代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正是年轻一代中具有的利益不一致性，部分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多数联盟的形成，从而使得代际再分配得以持续。(5)再分配与流动性。如果个人能够在社区之间流动，那么再分配政策将会把富人赶走。即使个人因政治经济因素可以被束缚在某个辖区，那些可以被转移的要素的流动性也会限制再分配的范围，例如，如果资本在各个辖区内是完全流动的，且构成财富的一个显著部分，那么对资本征税的威胁会诱使资本外逃，这会严重限制收入再分配的范围。
5、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理论是公共经济学的经典主题，但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它与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1)公共物品理论是一种政府理论，政府的建立就在于提供公共物品。(2)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问题为利益冲突的不一致性提供了深刻见解。(3)当一种物品具有公共性质时，它可能提供不足、根本不提供或经过长期拖延后才得以提供。其中任何一种结果的产生都取决于对公共物品提供进行集体选择的机制。由此，公共物品问题直接进入政治经济学领域，被定义为当存在利益不一致性时，集体选择机制所产生结果的意义。而且，当认识到经济政策具有公共物品性质时，那么公共物品问题不仅处于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而且遍布于整个领域之中。阿伦・德雷泽详细分析了公共物品供给决策：(1)政府供给。如果提供公共物品的负担(税收)要在个人之间公平分摊，那么某种形式的强制是必要的。由于政府被定义为拥有垄断性的强制权，因此它就成为公共物品自然而然的提供者。问题是，个人有激励正确地显示其偏好吗?如果个人必须缴纳的税金数量同他们显示的需求正相关，个人就有激励隐瞒他们对公共物品的偏好。因此，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政治决策机制必须能够引出真实信息的显示。(2)搭便车和集体行动。如果个人能够在对公共物品的提供成本不做出任何贡献的情况下受益，那么他当然有激励让他人承担为次类物品融资的负担，换言之，公共物品供给中，自利的个人因而会有搭便车的激励，尤其是公共物品不需由政府来提供，没有政府独有的强制方式，搭便车问题将难以解决。(3)自愿供给。当公共物品提供取决于自愿贡献时，在什么时候才会有集体行动?创立怎样一种机制才能确保集团成员对集体物品提供做出贡献呢?阿伦・德雷泽以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理论为基础，回答了这些问题：一是选择性激励理论。集团的某些成员通过给其他成员提供正的或负的选择性激励促进集体行动。二是副产品理论。这种观点认为，原本为其他目的而建立的集团有时会合作以进行集体行动，这就是一种副产品。而且建立一个集团还可以创造出一种团结一致的意识，从而使集体行动问题得到解决。三是合作理论。这种观点认为，在重复进行的博弈中，进行互动行为的当事人将会学会合作，因为人们意识到，不合作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4)“俱乐部”公共物品。由于许多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也可能存在排他性，因此，一群人会发现，自愿组成一个联盟或俱乐部，并只向他们自己供给物品是最优的。布坎南被认为最先阐述了俱乐部公共物品理论。在基本的布坎南模型中，成员均享非纯粹公共物品且均
摊其联合成本。当一个新成员加人时，向老成员供给的公共物品的平均成本会降低，至少在一定范围内如此，因此，俱乐部的规模会扩张，直到人员拥挤。拥挤带来的负效用相对于私人物品的边际效用越大，俱乐部的最优规模就越小。提供公共物品的固定成本越大，俱乐部的最优规模也就越大，因为固定成本可以在更多的成员之间来分摊。
6、政策变革。有利于社会的政策变革得不到实行，或者经过长期的拖延才开始实行，或者经过反复不懈的努力之后才得以持续说明，在实践证明应该进行改革的情况下，人们还必须考虑政治上的约束才能理解政策变革未能付诸实施、持续或是经过长期拖延后才得以实施的原因。因此，在探讨政策变革失败的非政治原因的基础上，阿伦・德雷泽分析了政策变革(不采纳、拖延或逆转)未付诸实施的政治因素。导致政策变革失败的非政治原因是：(1)知识与专门技能匮乏。对无效的政策不进行变革或拖延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政策制定者不知道什么样的政策更行之有效。当政策制定者不知道该去做什么的时候，不采取行动是不足为怪的。但是知识与专门技能的匮乏更多地表现在策略或逻辑上，而不存在于政策的整体设计上。政策变革不被采纳或拖延，是因为缺乏能够成功实施变革的人力资本。(2)最优等待。对于不采取行动的解释还可被称之为无害的置之不理：假以时日，问题自会解决，这种着眼未来的反应是最优的。但是最优等待导致政策变革拖延更深层的原因是指：尽管在没有政策变革的情况下，问题不会自己解决，但是对政策变革者来说，当前的外部环境是很不利的，实施一项新政策存在失败的可能，最优的选择是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到来。(3)非理性。对不采纳政策变革的最后一种解释是非理性：决策者就像每个人一样，对难以做出的选择会推迟进行，即使知道必须面临这种选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选择只会变得愈加困难。
阿伦・德雷泽认为，非政治因素从经验上提供了政策变革得不到实行的可信解释。但是，由于新政治经济学致力于研究的是不行动或拖延的政治解释，因此，必须讨论政策变革未付诸实施的政治因素：(1)个人获益的不确定性。尽管一项政策变革对大多数个人有益，但仍然存在受损者。个人对于自己将成为受益者还是损失者是不确定的，这意味着一项事后会使大多数人受益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被大多数人事前反对。因为在一个多数投票体制的社会里，政策的通过需要多数投票者投票支持。即便是一个未被采纳而又使多数人受益的政策，其政策选择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政策制定者在政治决策中，也要受到多数人(选民)的约束。(2)政治沟通失败。如果一项政策变革的收益，投票者不如政治家了解的多，则他们可能会拒绝该项变革，因为他们不能肯定新政策是符合他们的利益还是符合政治家(或特定选民)的利益，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政策变革失败可以看作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的改革的性质进行沟通的无能为力。(3)政策的公共物品性质。尽管政策变革可能是有益的，但是变革是一种公共物品，个人或集团无须承担所有的成本即可获得收益。因此，每一个利益集团都会希望其他集团来担负采纳一项全社会受益的政策变革所带来的成本，这意味着即使众所周知所有集团都会获益，但改革仍然不会被采纳，因为同意实施改革就会产生随之而来的改革成本的分配问题，虽然每一个利益集团都知道在拟议的成本分配下它将从变革中获得净收益，但它不能确定其他集团将得到的净收益，从而也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愿意负担成本。
7、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动力内生于行为主体的决策，集中在作为增长动力的内生技术进步上，即主要来自于研究以及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受到政治决策的重大影响。因此，如果给定政治决策对要素积累激励的影响，政治可以被视为各国具有非常不同的增长路径的原因。由于要素积累与再分配紧密相关，因此，阿伦-德雷泽探讨了政治决策、再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如果再分配是扭曲的，再分配将会抑制经济增长，这是因为产权在生产要素积累中具有重要性。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依赖于保有所积累要素的产权，特别是其报酬的权利。如果可积累要素产权的安全性越低，积累要素的激励就越低。在这些要素作为增长过程的主要投入的意义上，增长将会受到负面影响。“因为产权的安全性反映了政治决策”，在最基本的水平上，财产安全是制度性的，产权需要得到有力的法律保证，这就使政治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产生了联系，能够为产权安全提供法律保障的政治制度是至关重要的。(2)如果存在信用约束，再分配会促进经济增长。当存在信用约束时，个人投资中的固定成本会使得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个人无法利用投资机会。收入分配的更平等可以放松这些约束，从而增加资本积累促进增长。因此，通过收入再分配能够帮助穷人克服资本市场不完全导致的约束，促进生产要素积累以及经济增长。因为在不完全资本市场条件下，通过投票决定的税收体系(即税率的政治内生性)形成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将促进社会资本积累尤其是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3)虽然收入分配不均等是产生再分配压力的主要原因，但是不均等与收入再分配之间的联系是复杂的，它依赖于社会政治程序的性质。在民主体制下，不均等会产生较大的再分配压力，因为民主政治与广泛的投票权是联系在一起的，民主政治由此可能会成为一种对财产的威胁。虽然非民主政治在进行政治选择时受到较少的约束，但是，再分配压力也存在。在缺乏表达诉求的民主途径下，该类要求可能通过暴力途径表达，而这对增长是有害的。因此，独裁者可能会发现再分配压力将约束其政策选择，民主手段的缺乏也意味着制度的稳定性受到威胁。
四、结语
阿伦・德雷泽在探讨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后，通过对一系列问题的系统研究，建立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详细论证了决策的政治本质对政策选择，进而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它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决策是在政治领域中做出的，当存在利益冲突或利益不一致时，做出集体决策受到政治约束，政治约束在决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决策的政治本质影响政策选择最终影响经济结果。可以说，以政治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为中心，阿伦・德雷泽通过对决策机制、承诺与信誉、收入再分配、公共物品和经济增长等问题的研究所建立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简洁、严谨、清晰且富有创意，它不仅促进了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的整合，而且为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成型和统一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参考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