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后期论文范文

电影后期论文范文第1篇

影视技术――为数字电影服务

北京电影学院影视技术系的成立，正值全球电影制作逐步向数字化转变，同时也是在中国电影数字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在中国电影市场迅猛发展的年代，进口大片的引进，观众水平的提高，中国电影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的电影制作技术无论是在科研还是在实践领域，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北京电影学院在各部门技术力量的基础上整合校内外和国内多方资源，组建了北京电影学院影视技术系。

新系和新学科建设的核心是学术带头人和学术团队的支撑，建系之始学院对于教研人员的引进给予了非常大力的支持，从外地引进专家的同时将一批学院现有的教授和毕业研究生集合起来开展建设工作，通过不断努力和提高，院系目前已经形成了体系较为完备的学术梯队，有了一支高端教育人才队伍。

影视技术系探索研究的对象是电影数字技术。数字技术改变了整个电影产业的面貌，改变了电影艺术创作、生产和传播的方式。传统的胶片电影面临消亡，而电影的故事却在层出不穷的新兴媒体终端上不停迸发出新的顽强生命力，虚拟数字电影的语言及美学风格都已经完全被改写。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要求电影学科从本体到产业的全部内容进行更新，因此电影学院也在不断探索未知的新兴领域，不断在学科的交融中找到学科的新兴生长点，不断深化和扩展学科的知识领域。

数字电影技术就是为电影服务的，无论是为了电影创作还是为了电影市场，或者产品技术开发应用，影视技术行业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提高电影制作质量和生产效率，最终让中国电影更好看，吸引更多的观众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为中国电影产业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事实上，目前中国电影产业已经连续多年高速发展，就电影产量和电影票房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电影“大国”。但是在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方面，我们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世界电影“强国”。所以北京电影学院当前正处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有利时期，参与和推动中国电影的由“大”向“强”的转变对于影视技术系的学生老师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文理双全的影视技术人才

虽然从教育部的学科划分上影视技术专业方向属于艺术学门类，但从自身专业特点和教学体系设计以及人才培养的目标来看，影视技术系与纯艺术类学科相比还是有较大不同，更多地融合了理工科专业的要求。因此在人才选拔过程中，艺术特长并不是学院考察的重点。相较而言，选择生源的范围是很宽泛的，但对考生的基本要求就是一定要有学习钻研技术的素养，有合作精神，这样未来才会有更好的发展潜力。热爱电影、有对电影技术的爱好、有刻苦钻研的劲头、性格开朗并善于合作、具备文理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这些不仅仅是对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要求，同时也是所有电影人的学习和成才的关键。

影视技术系学生的专业培养首先是从基础课程做起的，在这一点上，它和电影学院的其他专业不太一样，基础课程一方面利用现代信息科学技术掌握计算机、通信、图像处理，包括多媒体等视频技术，如《计算机基础》《图像处理》《多媒体技术基础》等课程；另一方面是利用电影学院的优势资源，让学生们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了解完整的电影整体概念，也就是电影怎么做出来的？怎么进行电影创作？通过诸如《电影技术基础》、《电影艺术基础》、《视听语言》《中外电影史》等课程和实践，让学生们成为懂艺术的科学家，从而区别于普通理工类院校培养出来的只会使用技术、缺乏艺术修养、电影制作思维与经验、难以与导演沟通的技术工程师。

影视技术系在人才培养的方法上，强调开放式、启发式、互动式的教学理念，尽力为学生提供世界一流的软硬件环境和交流实践机会，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通过对高端软硬件实际制作和参与研发项目强化课堂知识，使学生在理论基础和动手能力两方面都得到充分锻炼提高，具备国际竞争力。

做出色的幕后工作者

北京电影学院影视技术系力图培养具备电影艺术素养，系统掌握数字电影技术专业理论和技能的复合型电影科技人才，毕业后具备影像拍摄、后期制作、发行放映，技术支持等多方面的能力。从毕业的学生来看，他们广泛就业于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广播电视、数字媒体等领域，有些已在数字电影制作领域崭露头角，有的毕业生已经成为国内一线制作公司、管理和研究机构的骨干力量，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和良好的口碑。

电影创作是集体创作，中间涉及很多专业和技术，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或缺。培养出每一门专业都能尽量把自己的能力、技术发挥到极限，共同做出最好的电影的人才，这才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最终目的，也唯有自身能力素质达到了工作的要求，才能够得到相应的尊重和地位。影视技术系院长刘戈三说：“学习影视技术的学生必须端正心态，踏实学好每一门课程、认真对待每一次实践，真正甘心为电影做幕后的幕后。”

张亘 为影片填充色彩

张亘，2005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影视技术系。毕业后在视点特艺公司担任调色师，现在就职于PO朝霆公司担任调色指导，六年间承担了50多部电影的调色工作，包括《中国合伙人》《非诚勿扰》《风声》《全球热恋》《辛亥革命》《金陵十三钗》《将爱》等。

张亘告诉记者，电影调色是对电影画面进行二次加工，用色彩赋予影片独特的气质，帮助导演在最协调的氛围中讲述故事。调色师就像是电影的化妆师一样，通过了解导演和摄像师的意图，将影片最美的一面展现给银幕前的观众。而另一方面，调色师也能够通过运用色彩来弥补前期拍摄的不足，因此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开始意识到调色工作在电影后期制作中不可或缺。

张亘的祖辈和父辈都是电影工作者，在家庭环境的深刻影响下，张亘自己也决定从事电影行业。在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影视技术系的第一天，张亘就明确地看清了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于是专攻电影后期制作，加上不断的努力、积极实践和细化学习内容，他在毕业时很容易就找到了对口工作。“读书期间我基本都是在不断的学习中度过，学校给我们非常多的实践机会，这对我们未来的工作帮助很大。”

基于对电影行业前景的预见，张亘在电影学院选择的课程与电影产业非常贴近。“比如《视觉原理》《影视技术概论》《视听语言》这类基础的课程会帮助我理解什么是电影，”张亘说，“而《计算机图形学》《电影摄影基础》《电影特效制作》等专业课程更重视理论与实践并行。老师在每次课的前半部分讲解理论，后半部分要求学生自己上手，将新鲜的理论付诸实践。这样学习起来不枯燥，而且每次实践都会有新的发现，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培养了我们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新兴的电影后期制作行业亟需大量新鲜血液，北京电影学院为业界提供了强有力的中坚力量，也给予刚毕业的学生们无数前进的机会。“我在刚毕业的时候就获得了较多的机会向大师们学习，能够与众多行业前辈共同学习和工作实属幸运。”张亘说道。

宋强 从梦想到现实

宋强，2005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进入中国电影科研所工作。工作期间撰写并发表多篇电影技术类论文，同时起草过电影行业国家标准，现主要从事影像创作。

宋强是最早攻读电影学院影视技术系的学生之一，作为既有才能又有经验的“学长”，宋强现在已经走在学弟学妹之前，身担导演、制片人、技术总监等数个身份。自从毕业之后，宋强的能力急速增长：工作不到3年就成为数字电影《一个农民的1978-2008》的剪辑师和技术顾问；2009年作为摄影师拍摄国庆六十周年天安门庆典活动，同年参与国产首部全三维立体动画电影《齐天大圣前传》的技术指导和调色工作；2010年至2013年期间作为导演、制片人以及摄影师制作了多部数字电影，同时涉足4K动画领域。由于在中国电影科研所工作的关系，宋强同样热心于数字电影技术探究、数字摄影器材功能挖掘，并且在推动中国数字电影方面也有建树。

说到当初选择电影学院影视技术专业的原因，宋强毫不犹豫地说为了梦想。“进到电影学院，无论学习什么专业方向，都和电影密切相关。入学以后，慢慢学到了影视技术专业基础，对电影创作的了解更为全面深入。”

宋强说，他已经多次以制片人或导演的身份制作电影，能够充分运用他在特效设计、工艺安排、影像质量控制等方面的能力，但他的强项专业还是影视特效技术、摄影技术和剪辑技术。宋强说：“我认为摄影、剪辑这些艺术创作更需要有技术基础作为固定支撑。我在工作中，因为有了影视技术专业基础，我在剪辑的时候可以自己上手，不需要求助他人就可以独立完成电影后期剪辑，摄影方面也是如此。”

在宋强投入工作的这几年，中国电影逐渐从使用胶片走向数码成像。电影数字化发展到今天，数字摄影机已经全面取代胶片摄影机，而胶片摄像机与数字摄像机截然不同，宋强说他正是因为有了影视技术专业基础，在做摄影工作时，不害怕任何新型号的摄影机，可以依靠自身的专业知识去解决使用数字摄影机时遇到的困难。

宋强多次向记者表示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基础技能。“不管是做哪一类工作，都离不开影视技术专业本身的基础。也正是因为有了影视技术专业的相关背景，我在电影制作中多了很多发挥创作的机会，”宋强强调。“我相信，学习任何一门技术或技艺都会有它的发挥空间。任何知识都应当学以致用，帮助你实现梦想。”

牛小明 将震撼作为起点

牛小明， 2011年7月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影视技术系数字媒体研究所，现从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技术部的项目方案设计、项目管理等工作。

“2007年迈克尔・贝执导的《变形金刚》上映时，我激动到留着眼泪看完整片。”牛小明说。相信很多看过《变形金刚》系列电影的观众都曾被电影特效所造成的视觉感受所震撼，近年来多部数字特效电影更是如同洪水般冲击着观影人的体验，牛小明正是由于对电影中这些宏伟特效有着非常的嗜好，才决定投身数字电影行业。

牛小明本科毕业于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同时对图像、视频处理等方面也有浓厚的兴趣，这些数字电影的基础帮助他顺利地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影视技术系。凭着超人的努力和老师的 谆谆教导，牛小明很快就熟悉了数字电影的各方面基础，了解到数字电影技术涵盖了整个电影行业拍摄、制作、发行、放映等各个工艺流程。他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进行深入学习研究，高效地利用起学院数字电影实验室的设备、师资、以及自己早已熟练掌握的特长，在数字电影技术领域中视频编解码、存储系统等深入挖掘学习。直到今天，牛小明从事的工作和研究生期间的所学息息相关，运用到的恰恰就是学习期间研究课题中的主要知识和理论。“工作中我主要负责基础平台母版库的建设，其中以什么格式保存影片、选用什么样的存储系统等都会运用学校期间学到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去设计、解决及实施。”

电影后期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影像是指一组连续镜头中的画面影像，这里的影像专指数字技术处理后合成的连续画面。实践证明，作为电影数字视觉影像的手段，画面的合成效果有着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

数字电影(digital film)严格说是指电影的前期拍摄、后期制作以及成品的放映全部采用数字技术，而并非经过胶片拍摄制作完成。但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数字电影”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数字电影，它将电影中的数字技术模糊、笼统地归纳为“数字电影”范畴。

目前电影中的数字技术，多数体现在电影后期的特技合成方面，它运用电子计算机处理数字化后的音、视频信号的方法，来实现视觉和听觉上的特殊效果，从而带领着人们进入到了“真实”的感官世界之中。例如修复图像、制作特殊的造型、特殊的环境气氛、场景合成、动画、人物的替换、虚拟环境等。数字技术最早被应用在电影业中主要是在电影制作后期用来进行特技的制作和合成的。本文针对当代影坛数字镜像风格的发展，只对数字合成影像造型部分进行探讨研究。

数字技术在电影制作过程中的功能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直接用电脑创作并生成影片中所需要的影像对象，主要是指2d、3d电脑动画(animator)技术，例如，《哈利·波特》中的“家养小精灵”形像、《侏罗纪公园》中的“恐龙”形像、《异形》中的“异形”等；二是用电脑对摄影机实拍的图像进行处理，从而产生影片中所需要的视觉效果。主要是指影像合成(composite)技术。例如，影片《阿甘正传》中的阿甘与已故的肯尼迪总统握手交谈的镜头。又如《潘恩的神宫》里出现的废弃的迷宫，在影片中，这一幕合成影像显得无比动人，令人神往。

在我们惊叹数字电影魅力的同时，我们也给予它的特殊表现手段以高度关注。电影数字合成技术是为电影画面特技视觉效果更臻完美而运用的高科技手段。它是建立在高画面品质(高分辨率和高色彩位深)、高运算速度基础上的数字复合影像。近几年来，这类影片与奥斯卡结下了不解之缘，例如《泰坦尼克号》、《美梦成真》、《指环王》、《最终幻想》、《角斗士》、《黑客帝国》、《异形》等。

数字视觉影像的合成是当代影视剧特殊效果制作中占最大比例的部分，这对形像的自然表现非常重要。过去用传统的光学方式进行影像合成，合成的影像越多，画面质量越差。而如今因数字技术的应用，影像合成质量和特殊效果等都使电影的表现力得到很大的提高。

影像是指一组连续镜头中的画面影像，这里的影像专指数字技术处理后合成的连续画面。实践证明，作为电影数字视觉影像的手段，画面的合成效果有着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它已不再是被动地拼贴，而升华为有意识地视觉影像的创造。奥斯卡还专门设有最佳视觉特效奖。(1939年增设视觉特效奖，1962年以前视觉特效和音效剪辑没有分家，1963年后开始细分为视觉特效类和音效剪辑类。)

另外，现有的研究成果为电影中的“数字合成影像”从单纯的特技合成走向感官视觉高度提供了美学基础和研究平台。自从1896年法国人麦利耶斯由于机器卡片而重复拍摄，偶然得到了停拍、倒片的技巧之后，视觉影像感开始在银幕上出现，于是对电影中视觉影像现象的研究也就结合世界社会文化的巨大变化开始进行，其中大多都是从制作技术的角度进行研究。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乔治·卢卡斯、斯皮尔伯格、詹姆斯·卡梅隆等对“数字合成影像”主题进行圾具个人风格化的叙述后，电影中的“数字合成影像”也从电影题材的一部分发展到专门以“数字合成影像”为主要题材进行的大规模创作，与此相对应，对电影中“数字合成影像”的研究也从一种总体文化形态和类型片的附属例证，开始进入到把电影中的“数字合成影像”作为一种独立的电影现象进行全方位研究的态势。

在“数字合成影像”的领域中，好莱坞生产的影片占了极大比重。可以说，世界“数字合成影像”电影的发展在绝大程度上是好莱坞“数字合成影像”的发展。目前，这类电影发展趋于两级化，大成本、高投入、着重以电脑特技合成制造艺术视觉效果的影片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未来水世界》1亿7500万美元，《惊险任务》1亿7000万美元，《珍珠港》1亿4500万美元，《世界末日》1亿4000万美元，《蜘蛛侠》1亿3900万美元，《酷斯拉》1亿2500万美元，《碟中谍2》1亿2500万美元等)，而另一些影片制作方，则看中了电脑特技合成所创造的低成本经济效益。但随着全世界“数字合成影像”技术的发展，近年来，在好莱坞之外的地方，例如新西兰的weta制作的“指环王三部曲”，其cgi魅力不仅征服了全世界的观众，也得到了专家的认可。

当我们回顾过去十几年的电影时，不难发现90年代晚期的电影中的数字化成分和传统效果的拍摄变得越来越复杂化。例如1991年的《终结者2》，该片大约有150个特技拍摄，其中包括44个数字效果镜头，而1995年的《蝙蝠侠》大约有250个，1997年的《泰坦尼克》有将近550个，1998年的《世界末日》大约有240个，1998年的《哥斯拉》大约有400个，1999年的《星战前传之魅影危机》用了2000个计算机生成的数字合成视觉化镜头。导演彼得·杰克逊的《魔戒三部曲》的第一部就有560个特效镜头，包括10万个人物合成在一起的镜头和由计算机生成的斯麦哥。2005年导演罗恩·霍华德，在《达·芬奇密码》影片中运用了包括500多个传统效果镜头和200多个数字中间片制作的镜头。在2006《满城尽带黄金甲》电影的制作中，moving picturecompany利用autodesk maya完成了20个镜头，包括电脑生成的军队。

电影后期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特效思维；特效运用

一、论文分析

1.1 背景

近年来数字电影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并且在逐渐取代传统的胶片电影。数字电影不但携带，储以及传输方便，而且门槛要求低。这就使得电影创作走进了千家万户，只要有一台小数码DV，就可以拍摄属于自己的小影片。社会上也兴起了拍摄数字短片的热潮，并且催生了微电影的这个新兴娱乐产业。在校园里拍摄数字短片也成为当下年轻人所追捧的活动，一部部精彩绝伦，感人肺腑的数字短片涌现。而近年来随着电影特效技术迅速的发展，电影特效这层神秘的面纱在慢慢被揭开，人们对电影特效的制作也是越来越了解，伴随着数字短片的发展，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把特效带到了自己的影片中，使自己的影片更加具有美感和震撼力。掌握特效的思维也逐渐成为现在导演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能力。

1.2 定义

所谓的特效思维就是指，在我们创作短片的过程中，对特效概念的把握。简单来说就是指在创作中对于影片中的哪些该用特效，哪些不该用特效的认识，或者说哪些地方用特效会给影片加分，哪些地方用特效会给影片减分的认识。

1.3 意义

如上文所说掌握特效思维是导演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能力，这不仅表现在数字电影的创作中，更加体现在数字短片的制作上。因为数字短片不能像电影一样拥有大量的财政预算，这就决定了数字短片拍摄的规模和周期。这时候特效的优点就被大大的凸显出来，比如说特效可以轻而易举的制作出千军万马，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制作出春夏秋冬。所以一名导演应该去了解特效，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样便大大的增加了影片拍摄的效率。

1.4 目的

本文旨在讨论特效思维在数字短片创作中的运用，让大家明白影片中的特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产生的特效又对影片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二、实际拍摄

2.1 关于特效电影中的前期准备

在前期准备阶段，导演应当按照常规去进行故事的创作，在有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之后，再去确定了整个故事大致的拍摄方式，以及影像风格。此后再去进行分镜头脚本的创作。可以说，前期的准备工作是必须并且必要的，只有在有了这些的基础之后，我们才可以去联合摄像，灯光，导演，监制，以及剪辑师一起讨论故事效镜头制作的可能性，导演只有仔细听取了摄像，灯光，剪辑师的共同意见后，才可以更好的修改特效镜头的不足和不可能实现的地方，此后导演需要为特效镜头绘制草图，为特效镜头找到一个可实现的落地方式。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导演还需要为特效镜头进行测试，看看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在影片正式开拍前做好充足的准备并吸取足够的经验。

特效镜头不同于其他简单的摄像机拍摄的镜头。它需要前，中，后期一起协商合作。并且它需要考虑到地方也有很多，就抠像而言，要充分考虑到如何将绿屏打亮这个问题，这就需要在拍摄前后期制作人员与灯光师仔细的探讨，讨论什么样的亮度适合抠像，讨论演员的影子的取舍，讨论如何与摄像配合。只有充分考虑到了这些才不会给后期制作人员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在拍摄有特效镜头的数字短片时，一定要做好充足准备，包括与各部门的协调，镜头的测试，还有就是充分考虑到拍摄地点的环境，因地制宜。

2.2 关于特效电影中期拍摄的一些经验

在拍摄过程中导演应该做好与各部门的合作与沟通，尽可能的提高效率，毕竟带有特效的镜头一定是相对复杂，并且要求较高的，如果哪一环接出现问题，整个镜头很有可能就需要重新来过。而最困难的就是整个剧组往往还要跟时间赛跑，因为特效镜头对光线的要求往往是非常苛刻的。所以在一个影片的拍摄周期内，时间就等于金钱，而特效镜头花费的时间尤其的多。即使一个导演在前期做足了准备，仍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突发的情况。有些特效镜头需要一个环境搭建的过程，如果导演忽略了这样的细节，必然会损失大量的时间，导致不能够完成当天的拍摄计划被。所以当我们拍摄此类镜头时，一定要把时间因素考虑周全，在可以拍摄的时段里，尽可能的利用时间，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一些无谓的地方。

2.3 关于电影后期制作效的运用

特效电影的核心，就是后期制作。毕竟好的特效需要通过后期来实现，而前期、中期做出的巨大努力，也都是为了在后期制作的过程中能够达到一个理想的效果。

在后期制作时，我们必须要绷紧特效思维这条神经，因为，很多时候前期的拍摄并不是很完美，有时甚至是不能让人接受的。不仅仅是特效电影，在很多的学生作品当中，由于不是很重视前期准备工作的作用，没有一个好的拍摄计划和分镜头脚本，往往会在后期制作的时候出现各种各样棘手的。举例来说，如果想法跟拍摄的实际情况不一样，就很有可能导致在剪辑时出现了讲不明白故事的情况。如果此时你有一个好的特效思维，及时的改变思路，改变剪辑手段，或者尝试使用一些特效，把剪接的内容加以特效的润色，使得故事变的更加具有条理，很有可能拯救你的整部作品，也让影片更具风格化。

由此看来，特效的思维不单单存在于影片拍摄的初期，而是贯穿于影片拍摄的整个周期之内，所以时刻绷紧这条神经有时候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李四达.数字媒体艺术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Ron Brinkmann.数字合成的科学与艺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3]宋书利，郑周元.浅谈数字特效在电影中的运用[J].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4）.

[4]姚德义.水晶石技法NUKEX 6.2影视后期合成[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

[5] Donald Sheff.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09.

[6]火星时代.Maya白金手册6[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

电影后期论文范文第4篇

影片最大的过人之处一定是美术和布

>> 杜sir，我们想看的“职场黑社会”不仅仅是这样 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纳税 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经济能力问题 27年，中东欧国家经历的不仅仅是社会转型 不仅仅是发声的权利 IPS 硬的不仅仅是表面 展示的不仅仅是肌肉 引领时尚的不仅仅是明星 中国赢得的不仅仅是金牌 寂静死去的不仅仅是爱情 离婚，失去的不仅仅是感情 洋葱――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 要的不仅仅是真相 成功,需要的不仅仅是等待 不仅仅是夏季的提醒 贫血――“贫”的不仅仅是“血” 火烧的不仅仅是青椒等 体育，不仅仅是用来看的 腹泻不仅仅是胃肠的战争 糖,不仅仅是甜的……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医学 > 杜sir,我们想看的“职场黑社会”不仅仅是这样 杜sir,我们想看的“职场黑社会”不仅仅是这样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黄大宝")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美术大赞 张叔平大神，请收下大家的膝盖！

影片最大的过人之处一定是美术和布景，张叔平缔造的视觉奇观可谓功不可没。这个据称耗费了4000万元巨资搭建出的“全能OFFICE”在片中如同一个巨型的片场，同时也像是舞台剧的巨型布景，见证了都市上班族的华丽和丑恶，有种未来感和虚幻感。杜琪峰给张叔平的要求是“通透”，所以办公室的构造是360度全方位“透明”的空间，4层楼是各种人物关系和阶级的分隔，悬挂在中央的巨型时钟不断运转给人窒息感，可以扶摇直上的电梯寓意着职场的生存规则。

在这个杜琪峰和张叔平所打造的微型社会里，上班族如同蝼蚁一般，穿梭在密集单调的线条组成的办公室和地铁、梦幻风格的咖啡厅和酒吧，看着既“抽象”又“写实”。这个都市，华丽得有些可怕，或许这也是杜琪峰想要表达的反讽之意。而这样的空间特别有利于舞台剧的形式和歌舞的走位，片中的镜头大多以全景的方式呈现，来表现办公室井然有序又压抑无趣的感觉。 音乐太弱 罗大佑老师，我们想找你聊聊！

作为一部需要大量歌曲的歌舞片，音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影片偏偏在这个环节让人大失所望。为《华丽上班族》操刀音乐的明明是罗大佑、陈辉阳与林夕这样的顶级阵容，但是出来的效果让人“尴尬症”都要犯了。全片皆是空洞苍白的几乎构不成旋律的旋律，演员们一唱起歌来就让人出戏，顺便削弱了很多剧情的张力。最关键的是歌曲中没有一首能够让人记住。想当初，陈可辛的《如果・爱》虽然说了一个略带矫情的爱情故事，但是至少在影片里贡献了不少经典歌曲，但是在《华丽上班族》里面，我们只看到了群戏里浮夸的歌舞形式，陈奕迅和汤唯形神分离、完全不搭调的合唱，以及根本没有开口唱歌的“酱油帝”周润发。 表演参差不齐 陈奕迅“秒杀”了汤唯！

影片中除了打酱油的发哥、保持水准的张艾嘉之外，陈奕迅的演技是亮点。甚至可以说，在糟糕的音乐剧形式下，陈奕迅的歌声和演技真的救场了。这个角色的逗趣、腹黑和之后的癫狂很适合Eason，他的表现也极其自然，拿捏很到位。而汤唯在几部被诟病演技的电影之后，再次奉献了一场很不知所云的演出。其实片中汤唯的戏份并不是很多，几场比较重要的戏里，比如她在陈奕迅的车上尴尬不自在，比如他受到陈奕迅的诱惑做假账的暧昧段落，以及之后假账被戳穿找不到陈奕迅崩溃的场景，都看到汤唯用力过度的表现。相对而言，饰演老江湖的张艾嘉演出了一个职场女强人的意气风发、强势干练，同时在最后“退位”场景里的一丝落寞和骄傲，让人惊叹影后的实力。

虽然《华丽上班族》有不少令人失望的地方，但是杜琪峰的尝试还是当下华语电影的勇敢之举。我们仍然希望，杜sir保持往前走绝不往后退的创造力，并且，真的，你开心就好。

立意保有水准 张艾嘉“绑架”了杜琪峰？

杜琪峰曾说，他不想再拍《黑社会》这类的枪战片，在看过张艾嘉的话剧《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后，他决定重新挑战都市“上班族”，并让张艾嘉负责剧本。从全片来看，电影受到话剧的影响仍然很深，不过改变了原来的女性视角，而转为男性视角，以新职员的入职为起点，展开杜琪峰所擅长的“新人要出头，老人被迫退位”的黑社会风格设定。但是影片对“职场黑社会”的演绎，黑暗是有了，并不如过去杜导的电影那样风格凌厉，反而有些绑手绑脚。

电影后期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谢晋通俗剧；政治；儒家道德；空间性；主体性

1979年到1989年，是谢晋电影模式的成熟时期，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以“思想解放”运动为文化动力，以中国的灾难性历史为资源，谢晋电影强化了电影中的历史意识和人道意识。学者尼克・布朗在《社会与主体性：中国情节剧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通过比较中西方“情节剧”的不同，认为定义谢晋通俗剧应根据其在中国社会政治大背景下呈现的戏剧性冲突与通俗风格来考量，而不应专注于围绕西方情节剧强调的家庭及私人空间的性别差异和主体性分析。因此，他进行了从西方情节剧向中国情节剧的跨文化转换，称谢晋通俗剧为“政治情节剧”，而国内很多学者也将谢晋的通俗剧称为“政治/伦理情节剧”。“政治情节剧”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叠合在一起，又将政治主题置换为道德主题、将历史悲剧置换为叙事正剧。[1]学者马宁在《新时期谢晋通俗剧电影中的空间性与主体性》一文中通过分析具体的镜头语言和人物的空间易位来分析主人公的政治身份，并探讨了两种通俗剧范式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指出，谢晋电影中不同的文化和空间符码的运用不仅化解了意识形态危机，也有利于促进社会政治文化的转型。两篇论文都是讲述了新时期谢晋的电影特点，在政治符码与儒家传统道德之间的关系分析有相同亦有不同之处，并且都探讨了影片空间系统的运用，但着重于不同视角下空间性的分析，同时也对影片进行了基于儒家道德的主体性的分析，分析的角度也有不同。

1 政治语境与道德语境的置换

新时期，“”灾难、“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这些事件成为谢晋电影的历史资源，他注重以大时代为背景，描写个体的生存形态，同时强调了历史意识和人道意识。他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将道德伦理融进政治背景。就两篇论文而言，学者马宁用传统儒家思想来划分政治区隔，同时以此为符码贯穿于影片的文本分析，而学者尼克・布朗则认为谢晋电影将政治主题置换为道德主题。

两篇论文均分析了传统儒家所强调的“仁”以及“五伦”的社会关系，在《新时期谢晋通俗剧电影中的空间性与主体性》中，作者儒家传统道德伦理成为划定象征区分的基础，由于传统的中国社会文化秩序是建立在道德教化体制之上的，“仁”的伦理准则成为父权制的能指和内/外、道德/不道德区分的基础。[2]这些象征区分不仅作为政治差异（政治帮派之间）的表述方式。也作为性别差异（父权制下的女性地位）的表述方式，另外，这一组象征区分也被用来对应另一组象征区分，即人/非人，传统中国文化其实抑制了个体身份。就儒家典籍中的“五伦”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而言，作者认为，虽然“五伦”是不平等的，但它们也属于道德范畴之内，任何在“仁”所承认的原则基础上的行为或关系才被视为具有正面价值的。文中以基于儒家传统道德的男女空间关系和空间易位来表述主体政治身份、政治权力的变化。另外，文章以《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秋瑾》为例指出，局内人/局外人的矛盾也得到了来自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调节。作者表达了谢晋影片以传统儒家道德为基础的政治身份的重新界定不仅化解了社会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文化转型，儒家伦理与政治元素的衔接。

学者尼克・布朗的论文向我们揭示了影片将政治主题置换为道德主题的秘密，他把谢晋影片称为“政治情节剧”，表达了影片主题是置于政治大背景下，对人物的政治处境进行了道德评价。例如，传统上认为的政治区隔与道德区隔已然不对应，并不是“左”就等于“好”，“右”就等于“坏”，影片还对性别关系进行了道德权衡，即影片《芙蓉镇》中两位女性不同的特点促成了观众对其政治身份和个体道德正义的理解。影片强调了儒家道德观远胜于社会主义实用主义所带来的优越感。也就是说，伦理关怀在电影作品中解决了彼时政治体系自身遇到的难题。[3]这一观点与学者尹鸿的“用一个新的情感家庭、私人家庭去拯救那个在大家庭中受到伤害、受到排挤的人物”、“用家庭作为一个砝码来对道德的善恶进行奖惩，这是谢晋电影后期的一个主要叙事策略”、“电影有意识地表现’家’，是对道德的最重要的叙事策略”[4]这一观点有相似之处。由此可以看出，谢晋电影很少像这一时期许多中国电影那样将“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当作故事的中心冲突，而是在政治背景下讲述了一个一个的道德故事，用道德上的高尚和卑鄙、开阔与狭隘、奉献与自私、勇敢与怯懦代替了政治上的“是非”，谢晋电影巧妙地用道德的肯定和否定来完成了对政治的肯定与否定。

2 不同视角下空间系统的分析

谢晋的影片在镜头运用方面相当成熟，流畅的蒙太奇剪辑和完整的画面构图消除了观众与银幕之间的现实距离，也组成了规范化、对应性的电影语言代码。两篇论文都分析了谢晋影片中的空间性，都运用空间性分析来关注个人生存状态以及个人与社会关系，进而达到表现谢晋影片对于意识形态和传统道德的态度。

然而，两篇论文在分析空间性时角度不同。学者马宁主要是利用镜头语言和人物空间符码的变化来重新界定男女主人公社会关系和政治身份，而这种重新界定也体现了两种通俗剧范式的变化。例如，作者提出，屏幕右侧与阳/正面价值相联系，而左侧与阴/负面价值相联系，在传统中国通俗剧中一般采用这种方法，而在六七十年代以后，政治化的通俗剧范式对传统通俗剧范式做了变革，即，“左”、“右”的位置被打上了政治化的标签，而在新时期的历史转型期，传统通俗剧范式被再次挪用，加入了人道主义话语空间。文中，作者以影片《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等为例，分析了主人公的空间易位。例如，每一个关于冯晴岚的空间位置变化都表示了罗群在政治和个人生活上的身份变化。在办公室场景中，罗群一开始出现在画面右侧，因为他还未被开除公职，虽然他已经被指控为“”分子。当他带着强烈的愤慨列举那些对他的荒谬政治指控时，他渐渐从右侧移向左侧。当他让冯晴岚阅读宋薇在吴遥的压力下写下的谴责他的“”行为并提出与他分手的信件时，他再次占据了右侧/男性的位置。吴遥和他的同僚们严格依据他们的伦理政治准则来判定罗群的政治偏差，并将他驱逐出党。但是，冯晴岚的叙事话语对这些政治行为提出象征性的商议，试图重新定义局内人/局外人、道德/不道德的象征区分，从而逆转了吴遥和罗群作为两个不同社会政治势力代表之间的权力关系。[2]这一分析即表达了作者通过用空间易位的分析方法来界定人物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关系。

与上述分析方法不同，学者尼克・布朗通过对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分析探讨了社会环境下个人主义的生存形态。作者指出，通过住宅空间与街道空间的区隔，影片中个人身份之间的差异被清晰地区分与建构出来，建构个人身份的空间坐标是“内部”与“外部”、“家庭”与“工作单位”。通过分析蕴涵于建筑物之中的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而确立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边界。作者以影片《芙蓉镇》为例加以分析，实际上，在这部影片中，外部社会空间及其镜像呈现被抒情化地加以转换。电影呈现了一个异常孤立的文化空间，它可被粗略地划分为在街道与胡玉音的房间之间、在小巷远景的景深处，为浪漫的舞蹈设计服务的压缩空间与狭小的、玫瑰色的、无特征的室内私人空间中。[3]另外，“黑夫妻”的住所实际上一个被社会所抛弃的私人空间，而这一私人空间被权威性的巨大的公共空间所镇压，这是谢晋针对个人化生存空间的人道主义的批判。

3 基于儒家道德的主体阐释

谢晋影片以政治大环境为背景，将普通人物的故事推到台前，借个人波澜起伏的命运遭遇表现政治寓意，当然，对其主体性的分析也显得尤为重要。

两篇论文都对影片中的主体性进行了分析，也都认为儒家传统道德“仁”所建立的社会秩序是对个体身份的强烈抑制。作者在《新时期谢晋通俗剧电影中的空间性与主体性》中不仅分析了影片中的主体性，也探讨了观影主体的建构。作者认为，必须遵循“仁”的道德准则才能达到自我的身份认同，中国传统叙事话语中的主置建构是以群体为导向的，具有某种意义上的主体间性。在谈到女性主体时，作者认为，影片《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中与复杂的女性主体建构相对应的是饱受迫害的女性受虐狂式的叙事情节链，但影片的叙事主体是女性气质化的男性主体，也就是说，叙事凸显的是男主人公对作为家庭内部生活空间、出生地和多产性的象征符码的母性身份的认同。在新时期，谢晋通俗剧电影中女性的母性形象，实际上既体现了男性的身份变化，又体现了意识形态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女性主体地位与社会政治相联系，女性主体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学者尼克・布朗也认为谢晋拓展了关于表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化中的中国经验，弱化了性别差异，而把这归因于社会结构的附带现象。就谢晋电影中关于女性形象的这一表述，也有学者提出这样的看法：谢晋影片中女性只是用于背负历史责任和伦理道德的负载体，既无主体地位，亦无私人情感空间。尼克布朗个人主体性要通过政治加以命名，个人主体性与社会政体之间的关系。[5]

4 结语

谢晋的情节剧电影无疑是“谢晋时代”的一座艺术高峰，他不只是通过讲述一个简单的主张扬善惩恶、道德完善和调和矛盾的俗套故事，对观众来一番情感上的迷醉和抚慰，而是都注重从普通人物的情感变迁来折射社会现实矛盾和时代风云，他的情节剧用伦理道德缝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图，具有充沛的社会政治激情。本文对两篇论文某些相同和不同的方面做了比较分析，两者都探讨了空间性、个人主体性与社会主体性，但分析的角度不同。另外，学者尼克・布朗提出了谢晋以正直公立的态度面对、质疑社会中的种种问题，但也小心翼翼地缝合并成功延续了传统伦理话语的表达。而学者马宁认为谢晋以新时期的意识形态观念化解了彼时的社会矛盾，并促进了社会政治文化的转型。但是，20世纪，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文章，文章提出，“从文化的观点对谢晋电影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它是中国文化变革中一个严重的不和谐音、一次从‘五四’精神的轰轰烈烈的大步后撤”。[6]认为谢晋电影中的道德抚慰表现出了一定的软弱性。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谢晋电影中传统道德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这需要置身于当时的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当中考察。然而，无论是质疑还是褒扬，谢晋通俗剧电影无疑是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一座丰碑。

参考文献：

[1] 尹鸿.论谢晋的“政治/伦理情节剧”模式――兼论谢晋九十年代以来的电影[J].电影艺术，1999（1）：44.

[2] 马宁.新时期谢晋通俗剧电影中的空间性与主体性[J].上海大学学报，2009（3）：112，119.

[3] 尼克・布朗.社会与主体性：中国情节剧的政治经济学[J].上海大学学报，2009（3）：92-93，95.

[4] 尹鸿.谢晋：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艺术高峰[J].上海大学学报，2009（3）：106-107.

[5] 聂伟，吴珉.通俗现代性“想象中国与跨文化阐释”谢晋电影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J].电影新作，2009（5）：

56.

[6] 朱大可.谢晋电影模式的局限[N].文汇报，1968-7-18.

[7] 何春耕.当代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的儒家文化情结[J].电影艺术，2005（2）.

[8] 何春耕.论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的叙事传统[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1）.

[9] 何春耕.论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艺术的创新与发展――以郑正秋、蔡楚生和谢晋的作品为例析[J].湘潭大学学报，2005（5）.

[10] 倪震.谢晋――20世纪中国主流电影的杰出代表[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1）.

电影后期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艺术创作；微电影；叙事特征；视听语言特征

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快，闲暇时间也越来越“细碎”；“快餐文化”也随之应运而生。［1］这也促使微电影在仅数年间，便在网络、新媒介的推动下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中国，其影响力已远远超越了传统电影和广告。微电影受其门槛较低等因素影响，导致剧本创作、角色塑造、拍摄技巧、后期制作等方面均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进而也导致目前微电影的质量良莠不齐；尤其是在艺术创作方面，尚存在作品制作粗糙、无深意以及一些基本的影视语言、叙事手法等的运用均不理想的情况。［2］本文则结合相关理论来对微电影的艺术创作进行系统的阐述，以期为我国微电影艺术创作及未来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1微电影艺术形式剖析

微电影作为一门视听艺术，其给予受众群体的第一印象就是形式，只有形式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群体，受众群体才会去关注、聚焦微电影的内容。微电影与电影是相关的，其都是通过形式与内容来吸引受众群体的观看行为，这也是传统影视艺术的最终目的。因此，微电影创作者只有了解、掌握微电影的艺术表现形式才能在微电影创作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并将真正的创作意图在微电影中表现出来。微电影的艺术形式可分为内在形式与外在形式。首先，微电影艺术的内在形式。微电影艺术的内在形式就是其创作内涵的最高要求；也是其塑造、形成微电影艺术的价值与精髓所在。因此，微电影艺术的内在形式也就是引发观众心理活动并引起情感共鸣来表现出微电影的主旨、内涵以及社会价值。［3］其次，微电影艺术的外在形式。微电影艺术的外在形式就是借助影视艺术形象来传达、表现的技术手段、语言特色以及结构技巧等。由于艺术作品本身往往是内外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并通过自身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其内涵的，微电影也同样如此，因此微电影艺术的外在形式主要涵盖了微电影的艺术结构、艺术语言、表现手法、表现体裁等几个方面。

2微电影艺术创作方法

2.1艺术创作方法的多样性

众所周知，传统电影的艺术创作方法是迥异的，是因人而异且多样化的。同样，微电影艺术创作的手法也因人而异，不尽相同；受微电影特征的影响，其艺术创作方法也尚无具体的、统一的创作规范，更没有具体的创作模式可以遵循，只能“借鉴”他人；这也是我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独具的创作模式和规律之间的差异。目前，我国微电影的门槛较低，平民化发展势头强劲，其创作者的创作思维、创作能力、艺术水平良莠不齐，同时，其在微电影创作过程中所运用的创作方式、表达技巧也不尽相同，这也直接导致微电影艺术创作方法具有多样性；其在微电影中所运用的表达方式与艺术技巧往往差异巨大。

2.2艺术技巧的个性化

微电影创作者往往是立足于自己的艺术修养之上，运用适合于自己的创作技术与方法进行微电影创作；因此，微电影创作艺术技巧也具有较强烈的个性化风格，这既与微电影创作者自身的理论修养、艺术修养、创作技巧、实践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其选择的创作风格有着直接关系。另外，微电影在进行艺术创作过程中，既要对生活原素材进行艺术升华，又要让微电影作品的表现内涵高于生活，使之可以对原素材的表现得到更高层次的艺术升华；这种高层次的艺术升华则与微电影创作者自身对生活、对素材的理解能力有关。正是这种“理解能力”的差异，也直接导致微电影创作者在微电影整体艺术创作、处理过程中，其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技巧出现了更大的差异化，进而也产生了更多的艺术效果。

3微电影的叙事特征

叙事是微电影的核心。由于微电影与其他文本类叙事存在差异，微电影利用现代媒介材质运用光与影刻画出的光影运动更加生动、形象、立体、多维；其叙事也是一种多时空的综合运动艺术。因此，微电影的主要叙事特征有以下几方面：

3.1叙事方式

不同类型的微电影其体现出来的叙事方式也不尽相同；而不同的创作者所选择的叙事方法也是迥异的。同时，由于微电影的叙事方式既没有统一的、明确的标准，也没有严格意义的规律，这也直接导致微电影在创作实践以及叙事方式选择上可以不断地创新。微电影势必要以“内容”取胜，其叙事内容往往也具有“较高”的碎片性与海量性。由于微电影的叙事时间相对较短，因此微电影更适合“开门见山”的叙事方式。另外，一些微电影的创作者还借鉴了传统影视的叙事方式，如以一个简单却没有结尾的故事为叙事铺垫，进而引出微电影所欲表达的主旨。也有一些微电影创作是按照主题、思想去进行叙事的，以进一步突出、提示主题内涵。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叙事方式，均要求微电影的创作者在实际创作过程中，通过不同的叙事方式来突出主题、思想，让受众群体可以明确微电影的主题与思想内涵，并在创作过程中发挥出个人风格或艺术风格。［4］

3.2叙事视角

叙事视角就是用于叙述故事（或事件）的角度。微电影创作者的叙事视角的选取则完全取决于微电影创作者的个人意愿，而并非是受众群体的意愿。因此，从人称角度而言，在微电影艺术创作过程中，其叙事视度的选取，可分为创作者自身视角、受众群体视角以及旁观者视角进行叙事。微电影创作者自身视角（即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多为创作者将自身形象诉求投诸微电影中的某一人物身上，借助该人物来表达自身的情感诉求，并向观众讲述自己的思想、情感体验或经历等。这类叙事视角多被青年人所运用，以展示其内心思想、感悟等。受众群体视角的运用往往受到受众群体地位的影响，如受众群体的地位越高，微电影创作者则多会运用受众群体视角去获得更多的受众群体的认同。而这类叙事视角多以平民大众的心理需求去进行相关的故事建构、人物形象塑造，进而满足更多受众群体的需求，并能产生更广泛的社会效应。旁观视角属客体叙事角度，该叙事视角也是一种多种视角的综合，既可以将上述两种叙事视角加以混合运用，也可以融入其他元素进行叙事。微电影创作者往往会利用旁观视角来营造出更多的叙事情绪，以增强故事的吸引力。因此，此类叙事视角往往被一些更具创新意识的微电影创作者所使用，以提升微电影的艺术创作效果。

3.3叙事结构

微电影的叙事结构应遵循二元对立结构理论，通过二元对立的结构性来突出微电影在叙事过程中的效果。另外，微电影的叙事结构也应在保持整体叙事结构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通过对叙事结构的改变来进行合理取舍，使微电影的叙事结构更具多元化，更能体现出二元对立的结构。

3.4叙事风格化

微电影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地进行叙事风格的创新；并通过创作实践不断地进行积累。而微电影叙事风格化既要立足于各种艺术创作手段的风格化，还要在创作集体、团队中逐步形成自身的“风格”，使得微电影无论在影片叙事、艺术表现等方面均形成个性化与风格化的特征，最终延展至微电影整体艺术创作过程的风格化。

4微电影视听语言特征

4.1镜头语言特征

微电影是由画面和声音共同组成的，通过镜头语言之间的组接来构成整部微电影作品；同时，还要符合、满足微电影传播平台的互动与便携等特性。因此，微电影的镜头语言也具有自己的特征。首先，多为中、近景和特写镜头。受微电影创作者的资金、技术水平以及内容等因素的影响，其多以生活中的小事、平民化内容为主题；而微电影的创作者也多以细微之处来打动受众群体的心，因此，其中近景镜和特写镜头的运用往往要较大全景、远景更具优势一些；另外，受播放终端大小限制，一些大场面的宏伟气势也无法表现。相反，中、近景和特写镜头恰恰更有利于对信息加以准确表达与集中，进而更易突出微电影的核心内容。［5］其次，浅景深镜头。由于微电影的受众群体多在移动终端上进行播放、观看，其镜头内所容纳的信息量有限，因此，浅景深的镜头更易紧紧抓住受众群体的视线，通过镜中上的“焦点”，也更易进行信息的精准传递，进而达到提升受众群体兴趣的目的。第三，字幕运用的多元化。微电影中的视觉语言中还涵盖了“字幕”；由于微电影自身的时间较短、碎片化信息较多，因此，这促使字幕有了“大展手身”的空间。同时，微电影中的字幕也是画外音、音乐之外，将碎片化信息、情节加以有效连接的载体，同时，也承担着时空转换、突出画面冲击力的作用；进而也可以进一步发挥突出、深刻表达影片主旨的作用。

4.2听觉语言特征

首先，声音构成简单。微电影受自身特征影响，其无法在制作过程中运用较复杂、庞大的声音构成；且往往在拍摄过程中还会去掉同期声。因此，微电影的声音多会采用对白、独白、旁白或是解说词来完成相关信息的传递。其次，音乐与画外音的运用。受微电影后现代化与非线性叙事方式的影响，其影片往往会出现大量的非连续性的碎片化信息，其叙事视点也常常发生变化，时空交错感也较为强烈。因此，微电影往往会采用音乐、画外音将“碎片信息”加以连贯、铺垫，进而达到消除时间与空间的断裂感的目的。

5未来展望

微电影未来的发展必然要接受时展的推动与洗礼，促使其在诞生、迅猛发展的同时，受到其在社会背景、技术发展与受众群体的影响。因此，我们也要将其置于发展的背景之下去管窥其未来的发展走向。［6］立足于微电影发展本身，其既是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也是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张扬民族文化、提升时代价值观的一种有效途径；也是各种商业、公益传播的有利渠道。因此，微电影也应与其他文艺精品一样，通过微电影的精品创作，不断追求艺术性，通过完善、推进微电影的创作精品化体系来进一步推动我国微电影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微电影品牌建设。目前，很多品牌性的商业内容已经消然注入微电影创作之中，并在传播商业内容的同时，也在不断推动微电影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借助一些品牌商业机构、借鉴好莱坞电影的品牌建设，来促进微电影的品牌化发展之路，真正推动我国微电影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权亚楠.微电影的艺术特点及其传播机制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2］万忠杰，张颖.微电影的本质与艺术创作［J］.戏剧之家，2015（1）.

［3］杨洋.新媒体语境中的微电影研究［D］.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4］叶志飞.浅谈微电影的商业价值和发展前景［J］.现代商业，2012（6）.

［5］孙载斌.微电影视听语言特点［J］.电影文学，2012（20）.

［6］崔兆倩.浅析微电影的现状及发展［J］.新闻爱好者，2012（6）.

电影后期论文范文第7篇

怎么写开题报告

一、课题开题报告含义与作用

开题报告， 就是当课题方向确定之后，课题负责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报请上级 批准的选题计划。 它主要说明这个课题应该进行研究，自己有条件进行研究以及准备如何开 展研究等问题， 也可以说是对课题的论证和设计。开题报告是提高选题质量和水平的重要环节。

二、开题报告的结构与写法

开题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课题名称

(二)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水平和发展趋势。就是本课题有没有人研究，研究达到什么水平， 存在什么不足以及正在向什么方向发展等。开题报告写这些内容一方面可以论证本课题 研究的地位和价值， 另一方面也说明课题研究人员对本课题研究是否有较好的把握。我们进行任何科学研究，必须对该问题的研究现状有清醒的了解，这在第一部分已经谈到。

(四)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我们现在进行的课题基本上都是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必须有一些基本的理论依据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比如： 我们要进行活动课实验研究，我们就必须以课程理论、学习心理理论、教育心理学理论为研究试验的理论依据。我们进行教学模式创新实验，就必须以教学理论、教育实验理论等为理论依据。

(五)课题主要研究内容、方法

(六)研究工作的步骤

(七)课题参加人员的组成和专长。主要看参加人员的整体素质与水平，尤其是课题负责人的水平怎么样。如果参加人员和负责人既没有理论又没有实践经验， 这个课题就无法很 好地完成，也就无法批准立项。

(八)现有基础。主要是人员基础和物质基础。很多课题对人员和设备方面要求是比较高的，如果基本的研究条件都没有，这个课题同样不能立项。

(九)经费估算。就是课题在哪些方面要用钱，用多少钱，怎么管理等。

如何撰写教育科研课题的开题报告

一、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就是课题方向确定之后， 课题负责人或课题组主研人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报请上级批准的选题、研究计划。它主要说明这个课题应该进行研究，自己有条件进行研究，准备如何开展研究等问题，是对课题的再论证和再设计。

二、开题报告的作用。进一步明确研究思路，完善实施方案，明晰研究技术线路，再次论证研究课题重要一步。

三、开题报告论证的主要内容

1、审定课题名称。一是看名称表述是否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课题的名称要把课题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规范就是所用的词语、句型要规范、科学，似是而非的词不能用，口号式、结论式的句型不要用。二要看名称是否简洁，不能太长，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如：应用信息技术构建高中地理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的实践研究、网络环境下高中英语听读教学对学生文化素养提高和学习策略形成之影响、借助信息技术，变革学习方式、有效应用信息技术,促进师生幸福成长。

2、寻找研究依据。政策依据、理论依据、实践依据，充分、贴切、准确，不要贴标签，拉大旗，喊口号。

3、分析研究背景现实背景、历史背景要清楚，符合实际。

4、查清研究现状单位的研究现状及问题点评;国内的研究现状;国外的研究现状。用书检和网检的方法。

5、论证研究价值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应用价值;科学价值;改革价值。

6、阐述研究意义有现实意义;有历史意义;有实践意义;有方法论意义。

7、界定核心概念。就是对关键词、关联词的概念、意义、本质、联系进行阐述。

8、完善研究设计。确定研究程序;提出研究假设;确定研究目标;提出研究措施;落实研究内容;提供研究方法;划分研究阶段;落实研究人员;预测研究成果效应;建立研究组织;规划研究管理;分析规划研究的保障。

四、开题论证的方法以综合评价为主

一是课题单位的自我论证评价;二是同行的论证评价;三是科研管理部门的论证评价。由预审、初审、学术评审、综合评审四个阶段组成。预审与初审可在开题前后的时间里进行。 重点侧重在课题选择和课题计划的制订上。学术评审与综合评审要贯穿于课题研究的全过程，重点放在计划实施与成果的预期鉴定上。

五 、开题报告的写作

(一)开题报告的组成。三个主要部分：前言、正文和结语;三个次要部分：标题、署名、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

(二)开题报告的结构与写法。

1、课题名称。题目必须与内容一致。确切、中肯、具体、鲜明、简练、醒目。开题报告一般不使用副标题。

2、署名。在题目的下面，必须签署课题研究单位，一般不写撰写者姓名。署名的目的是表示对开题报告负责。

3、开题报告可以不写内容摘要和关键词。

4、前言。前言是开题报告的序言。前言部分一般都应说清楚课题选题、立项、批准的过程，以及开题前的准备、开题缘由、开题意义，开题前所进行的调查情况所做的工作等。要力求简明扼要，直截了当，并实事求是，要开门见山、直入主题。不要面面俱到，不着边际，文不对题;或一步登天，言尽意止，不留余地。

5、正文。开题报告的正文部分占报告的主要篇幅，它是报告的主体。正文部分必须对再次论证的内容进行全面的阐述和论证，包括研究前的观察、测试、调查、分析、学习，材料形成的观点和理论。如调查的问题、现状和实质，产生问题的原因及其发展趋势。正文部分是开题报告的关键部分， 它体现了课题组的水平， 同时也可以看出今后课题研究的状态和水平。撰写开题报告的正文部分，同样要掌握充分占有材料， 要认真对材料进行分析、 综合、 整理，经过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组织，最后得出正确的观点。可采用图表来集中反映数据，要注意少而精，数据必须准确无误。正文部分要层次清楚，观点鲜明，逻辑性强，大标题涵盖小标题，小标题服务于到标题，标题统帅内容，内容说明标题。

(1)课题、问题的提出? A、提出和研究的背景：现实背景、历史背景。 B、提出和研究的依据：政策依据;理论依据;实践依据。 C、问题的研究现状：国内的、国外的，省市县内外的研究的，单位研究现状及问题点评，已取得了哪些成果?已进行了那些研究? D、问题研究的价值：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应用价值;科学价值;改革价值。对解决教育实际问题(包括对本校、本地区的教育工作实际存在的问题)或回答教育理论问题有什么意义?对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什么贡献? E、问题研究的意义：现实意义;历史意义;实践意义;方法论意义。以上几点要求做到：少而精;针对问题;能指导操作;表述简明、准确，有具体贯彻要点，涵盖子课题，能理解把握。

(2)课题的界定：对课题题目的界定;对条件词、关键词的界定，包括内涵与外延。

(3)改革的主张、研究设计。 A、研究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可以是哲学的、政治理论的，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 B、研究的具体目标。总目标、分目标，目标要实在，要可行。和内容。课题研究的目标也就是课题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也就是本课题研究要达到的预定目标：即本课题研究的目标定位，确定目标时要紧扣课题,用词要准确、精练、明了。相对于 目的和指导思想而言,研究目标是比较具体的，不能笼统地讲，必须清楚地写出来。只有目标明确而具体，才能知道工作的具体方向是什么，才知道研究的重点是什么，思路就不会被各种因素所干扰。 C、研究的具体内容。内容要紧扣课题的目标来分解。 D、研究的方法、原则与策略：方法、原则与策略的理论支撑;方法、原则与策略的可操作性;方法、原则与策略的活动性。课题研究的方法：有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经验总结法、个案法、比较研究法、文献资料法等。确定研究方法时要叙述清楚做些什么 和怎样做 。 E、课题研究的步骤。课题研究的步骤，也就是课题研究在时间和顺序上的安排。研究的步骤要充分考虑研究内容的相互关系和难易程度，一般情况下，都是从基础问题开始，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从什么时间开始，至什么时间结束都要有规定。课题研究的主要步骤和时间安排包括：整个研究拟分为哪几个阶段;各阶段的起止时间;各阶段要完成的研究目标、任务;各阶段的主要研究步骤;本学期研究工作的日程安排等。 F、预测课题研究的成果及形式：本课题研究拟取得什么形式的阶段研究成果和终结研究成果。如调查报告、实验报告、研究报告、论文、经验总结、调查量表、测试量表、微机软件、教学设计、录像带等。其中调查报告、研究报告、论文是课题研究成果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G、有效的组织保障：课题研究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分工在方案中，要写出课题组长、副组长、课题组成员以及分工。课题组组长就是本课题的负责人。一个课题组应该包括三方面的人，一是有权之士，二是有识之士，三是有志之士。有权了课题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有识了课题质量、水平就会更高，有志了可以不怕辛苦，踏踏实实踏实实去干。课题组的分工必须是要分得明确合理，争取让每个人了解自己工作和责任，不能吃大锅饭。但是在分工的基础上，也要注意全体人员的合作，大家共同研究，共同商讨，克服研究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H、其他保障：如课题组活动时间;学习什么有关理论和知识，如何学习，要进行或参加哪些培训;如何保证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课题经费的来源和筹集;如何争取有关领导的支持和专家的指导;如何与校外同行交流等。

6、简短的结语。开题报告的结语要简洁，可以对课题管理部门提希望，给研究人员提要求，可以表示课题组的态度和决心。

7、可以写上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撰写开题报告时引用了他人的材料、数据、论点、文章要按要求注明出处。反映出课题组严肃的科学态度，体现出开题报告的科学依据，同时也是尊重他人劳动的体现。可以是页末注(脚注，在本页文章的下端)、文末注(段落后或篇后 注) 、文内注(行内夹注)和书后注四种。 开题报告也可以有致谢 。对于曾经指导、参加过选题、论证，或对此工作提供建议或便利条件，而又没有在课题组的同志，可用简短的文字表示感谢。开题会上，有关专家必须详细审查开题报告，向研究者提问质疑。但开题会不同于成果鉴定 会，更主要的应该是完善方案。在确定研究有明显价值的前提下， 论证双方应全力讨论方案，提出意见和建议、修改补充方案。专家审查的内容包括：1、选题是否当，是否符合立项条件;2、课题论证是否充分;3、负责人的素质或水平是否能承担此课题;4、课题组力量如 何或分工是否得当;5、资料准备如何;6、最终成果预测如何;7、是否具备完成本课题所 需的其他条件;8、经过比较，本课题是否有更合适的承担人;9、其他原因(加以说明) 。

开题报告范文

刚开始的计算机动画电影，主要采用程序设计的相关语言来编程制作，并且由于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这里是一篇计算机动画在电影特技中的运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摘要】计算机动画是运用计算机图形和图像处理技术，借助于编程和相关软件得到的景物画面，它在电影的特效制作上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首先介绍了计算机动画技术的相关软件和它们的高级语言二次开发，然后介绍了虚拟场景创建、动力仿真和后期合成三个计算机动画在电影特效中的主要应用，最后分析了计算机动画技术对电影市场的影响。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对我国电影制作事业的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关键词】计算机动画技术;软件;应用;影响

1.计算机动画技术

刚开始的计算机动画电影，主要采用程序设计的相关语言来编程制作，并且由于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系统操作平台的友好度相比以前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整个特效电影的制作过程中，几乎不再需要计算机专家的参与，只要相关工作人员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动画软件即可。可以说，计算机动画技术的应用，在特效电影制作过程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节约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计算机动画技术已经成为特效电影制作的主要途径，大多数操作都可以通过计算机动画软件直接实现，部分更高要求的操作，也可以通过高级语言二次开发来实现。

1.1 相关软件

根据电影特效制作方式的不同，其特效主要包含三维特效和后期特效两大类。一部好的特效电影，往往是通过这两种特效方式的良好结合实现的。现在，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维特效软件主要是Autodesk公司的3ds Max。这款软件能够实现三维建模、动画制作和渲染等功能，并且由于采用了内部按钮设计，所有的操作都能通过界面上的按钮来进行。3ds Max在三维特效的制作中，表现出的优点是相当明显的，由它做出的特效，物体质感强烈，并且在光线、阴影、镜像和色彩等方面，都无可挑剔，因此，它被广泛应用与视觉设计、动画、影视等行业。

另一款软件是Side Effects Software，它同样是一款非常强大的特效软件，像《指环王》、《后天》这些好莱坞一线大片的特效制作，均有这款特效软件的参与。

此外，在合成特效方面，Adobe公司的After Effects也是被业内应用得极为广泛的后期合成软件。它主要应用于高端视频编辑系统的专业非线性编辑。After Effects的使用，使得视频编辑合成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准。并且由于该软件兼容的特效插件较多，因此特效制作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了不少。比如，使用After Effects进行后期合成，能够很方便地制作出缥缈、爆炸等特效。

1.2 通过高级语言二次开发

电影特效制作作为交叉学科之一，它的不仅涉及到电影艺术，也涉及到了计算机技术，比如不少电影特效就能够采用相关软件进行的高级语言二次开发来完成。Maya作为一款电影高端制作软件，具有功能完善，制作效率高，特效真实感强烈等优点，而它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被广泛应用，很大部分理由就是因为它可以通过开发相关插件和编写MEL脚本来进行广泛定制。它的这种可以二次开发的特性，在三维特效的制作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基于虚拟现实软件VRML，GeoVRML或开放图形程序库OpenGL， Direct3D等高质量的3D图形开发平台，在高级语言C++、VB、C#中编程实现三维建模、几何变换、色彩、纹理、三维地形以及在场景中漫游。而在Maya基础之上开发的插件，主要用在细节步骤的处理上面，通常这些小小的插件，就能在整个电影特效的制作过程中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

2.计算机动画在电影特技中的应用

2.1 虚拟场景的创建

在整部电影的制作中，难免会有一些镜头的拍摄和场景的拍摄成本较大，或者危险性较高，甚至现实中难以完成拍摄。比如一些灾难性的电影，那些宏大的灾难场景几乎都需要通过计算机技术来完成。而通过计算机技术完成电影特效的整个过程中，虚拟场景的模型创建往往是第一步。在模型的创建过程里，往往是把现实世界作为基础，然后根据要拍摄的电影的剧情特点、角色设置等，通过相关软件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来完成模型数据的创建。

2.2 动力仿真

粒子是动力学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动力学作为物理学的分支，主要用于表达物理世界中物体的运用方式。动力仿真是电影特效制作的重要部分，其操作则组要是通过相关软件的粒子系统来实现。比如Maya就拥有相当强大的粒子系统，并且有着非常全面的参数设置，使得操作者能够根据需要创建模型的不同，来定义不同形态的粒子，同时也提高了粒子系统的灵活性和艺术性。粒子系统一般用于动态效果的表现之上，主要跟时间、速度这两大因素有关，被用于创建一些电影中需要的抽象效果。可以说，电影特效制作中动力学系统的应用，使得一些传统关键帧技术难以实现的真实效果能够得以实现。比如一个物体掉落在地面上，碎块之间相互碰撞这一效果的实现，就可以将物体转化为刚体模型，这样就能使这一刚体模型参与后续一系列的动力学解算，从而实现仿真的运动。比如《2012》中建筑物崩塌场景的实现，就只需要将建筑物作为一个刚体，然后通过相关的动力学计算，得到组成建筑物的每一个部分破坏的时间顺序和各自崩落后的运动轨迹、落到地面的扬尘效果等。

2.3 后期合成特效

后期合成主要是指将一些已经完成的电影素材，通过再加工处理，组合到一起，实现一些演员无法真实拍摄的效果。后期合成之前，演员先站在蓝色或者绿色背景前进行拍摄，拍摄完成后，技术人员再通过软件将背景抠除，并使用计算机图形处理技术将得到的拍摄素材合成到一起，达到一种真实的效果。比如，电影《阿甘正传》中，阿甘与总统握手的场景就是运用后期合成来实现的。当然，除了画面，声音的合成也是电影后期合成中的重要一环，它的运用往往可以达到让观众无法判断影片中的配乐是真实演奏还是电子合成的效果。

3.计算机动画技术对电影市场的影响

计算机动画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整个电影制作行业的创意水平，它让电影的场景更加逼真。尤其是近年来三维特效技术的飞速发展，更是让编剧和导演的想象力大幅提高，特效电影的制作量有了明显提升，有统计显示，采用计算机动画特效的实景影片2011年占所有主要影院实景影片总体录像营业收入的45.4%，大大高于2001年时的26.8%。在好莱坞，使用了电影特效的电影所占份额更是高达80%以上，可以说，最卖座的电影中，均有计算机动画技术制作的特效参与，它们的卖座，也让参与制作的特效公司获得了高额利润，比如制作过《变形金刚》《哈里波特》等大片的好莱坞特效公司年营业额都超过1亿美元。并且，计算机动画技术的出现，也为广大的影视从业者带来了一种全心的创作途径，为电影的制作增加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可以说，计算机动画技术和电影特效制作是相辅相成的，而计算机动画技术与电影特效制作的有机结合也是未来的必定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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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静.3ds max 三维设计制作[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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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玉婷.Maya的MEL 语言在项目中的开发应用[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7(22)：100.

[5]武宜广，胡召玲，黄翌，等.徐州师范大学三维虚拟校园设计与实现[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28(1)：75-78.

电影后期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电影理论早期电影白话现代主义集体感官机制新文化史

在早期中国电影这个较新的研究领域里，至今最引入注目的海外理论探索，来自张真的《“银幕艳史”：电影文化，城市现代性与中国的白话经验》（美国芝加哥大学1998年博士论文）和张真的导师米连姆•汉森2000年在美国《电影季刊》上发表的文章《堕落女性，冉升的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1)张真的博士论文于1999年获得美国电影研究学会最佳博士论文奖，实为在美国研究非西方电影的博士论文中的上乘之作。经过几年的修改，张真将于2005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书，新题为《银幕艳史：上海电影与白话现代主义，1896－1937》，重点与汉森的文章更为接近。(2)虽然从师汉森与汤姆•甘宁，张真在自己的研究中发展了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和甘宁的早期电影理论，并参考近年国内外陆续发表的研究早期中国电影的书籍。(3)当然，“早期电影”在中国的电影史中的概念与西方电影史的分期不同，可从1905年中国电影的诞生算到中国有声片发展多年后的1937年，因此，1937年成为汉森和张真研究中的下限年。(4)汉森文章的中文翻译现已刊登在《当代电影》2004年第1期。这样，在“中国电影百年”这一大的学术语境中讨论白话现代主义和早期中国电影之间的关系，现在时机已到。

汉森将自己的理论区分于注重封闭式叙事的“经典好莱坞电影”的两大电影理论主流：其一，心理分析－符号学理论（以及与此产生的意识形态的机构理论）；其二，近十多年来发展的形式主义－认知学理论。这样，我们可以把汉森的理论归为西方电影理论发展的第三条途径，而这一发展的背景是西方文科领域近来“文化转向”后对文化史的偏好。用张真的话说，汉森的理论“将有关现代性的哲学争论的焦点从心智移到身体，从预言移到现实，从上层建筑移到下层建筑，从崇高移到低俗，从个人移到集体”。张真跟随这一学术方向的转变，在自己的研究中力求“通过上海国际性的电影文化的镜头，建构一个中国现代性的文化史”，“一个以电影为中介的情感方式的文化史”，或更简单地说，“一个电影的感官史”。以下我用“集体感官机制”、“白话现代主义”和“新文化史”为题，评述汉森和张真对早期中国电影的理论探索，并提出我自己的例证和见解。

作为集体感官机制的早期中国电影

汉森的理论中几个关键词包括“感官”（或“感官机制”）、“直接性”、“情感性”（affect）、“空间”（horizon）和“公共领域”等。按汉森看来，经典好莱坞电影在世界上的垄断地位与电影的经典性质（即永久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不太大，而与电影能为海内外的大批观众提供一种经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感官—反射空间的关系更大。她把“感官－反射空间”定义为一种话语形式，通过这种形式，个人经验可能在公共领域里他人的表达和承认中找到共鸣。而且，这种公共领域不只包括印刷媒体，也在视觉和听觉媒体中流传，产生感官的直接性和情感性。换言之，除了好莱坞的圆熟的故事和叙事方式及其强大的经济、文化资本外，汉森认为感官经验（即视、听、闻、味、触、动等感觉）也为好莱坞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使其电影成为世界上最流行、最有力的大众娱乐形式。

要构建一个电影的感官史，并因此要注意到电影诞生前后的视觉性和观影模式（spectatorship），这也说明为什么这十多年来早期电影的研究已跨越电影本身而涉及其他类型的视觉，如全景景观（panorama）、腊像展览、商店橱窗等等，以及这些新的视觉模式产生时的机构和环境。(5)在早期类似于电影的种种经验中，这些与动感联系密切的感官机制在学术研究中倍受关注：都市街道漫游，百货商店购物，旅游（尤其是火车旅行），以及在早期中国电影中屡见不鲜的舞厅歌舞和汽车驾驶。媒体间的及文本间的互指性因此成为早期电影研究的一大特点，而与先前的两大电影理论相反，如今电影宣传、发行和放映（即环境）受到的重视远比电影故事和叙事（即文本）为多。电影文化（如公司宣传、明星、影迷杂志等），印刷文化（如畅销故事、歌曲、漫画、广告等），都市文化（如电影院、建筑风格、内部装修、时装、卫生等）种种方面已成为早期电影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游乐园和杂耍戏院提供早期电影的放映场所，插图报纸和刊物将电影带入一个渐渐兴起的公共领域，其中各自异同的、有时相互竞争的话语通过视觉和听觉模式广泛流传。其实，我们不妨用“听觉漫游”一词来描述中国30年代初默片中的主题歌的流传方式：灌制成腊盘在影院中用留声机对着银幕播放，印成单张歌谱在书店和音乐店销售，由电台播放传入千家万户，或由人们在教室和公共集会上放声高唱。(6)

在理论叙述上，感官机制因此被认为在经典电影形成之前占据一席主要地位，进而对早期电影的美学产生积极影响。甘宁分析有关卢米埃尔兄弟最早在巴黎放映纪录短片的“神话”，据说当时那些难以置信的观众的身体反应包括高声惊叫、仰身躲避和逃离座位等。甘宁由此推断早期电影的两大美学特征：“吸引人”（attraction）和“惊动人”（astonishment）。早期电影是“吸引人的电影”（以区别需要思维投入的经典电影），直接抓住观众，用耳目一新的技巧（如魔术表演、夸张动作和幽默小品）吸引他们，以一系列视觉冲击和身体震撼（动作的短暂性，而非经典电影中的场景的连贯性）攻击他们，产生强烈的惊动感（不可思议）和一种视觉与身体焦虑交错的矛盾经验。(7)通过“展示的”（即表现的，而非再现的）模式，早期电影提供了一种强烈的感官经验，并满足了当时盛行的视觉好奇心和对新的知识的视觉渴望（表现在前述全景景观和腊像馆展览等）。甘宁认为，观看卢米埃尔兄弟电影的早期观众经历的吸引和惊动是一种直接“与现代性的遭遇”。我们可以猜测，这“现代性”当年同时体现在推动火车头前进的机械技术和反映惊人影像的电影技术。

有关巴黎早期电影放映时观众的身体反应的神话凸显了直接性和情感性的问题。张真这样推测早期中国电影对观众的情感效果及其“医疗功能”：影院内的眼泪和笑声创造了一种“集体的感官机制”，它“帮助观众消解、缓冲和克服现代生活中的惊讶和疲惫，进而释放在社会转型中产生的高度压力”。她指出“”一词充分体现了电影的情感性，同时表达了“快速之感”和“快乐之感”。由此类推，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重新修正徐卓呆早年的“影戏即戏”之说：此“戏”乃“游戏”（“游”则“流动”，“戏”则“玩耍”），戏当然是早期电影欣赏不可缺少的心理条件之一？含讽刺意味的是，与“”类似的词（如“快乐”和“开心”）在当年表达的是沉醉于都市消闲和享受的人生态度，为自诩文化上“保守的”鸳鸯蝴蝶派文人典型所有，这里在“集体的感官机制”的理论框架中却产生了出乎意料的“现代”意义，即帮助观众适应现代都市生活。有趣的是，1925年徐卓呆与汪优游合办开心电影公司，目的即是生产让观众“开心”欢笑的“滑稽剧”。(8)但我们不妨追问，难道这原本主要起于商业的目的就因早期电影的“感官机制”自然而然地就具备“现代”意义？

“”所隐含的“快速满足感”无疑诠释了早期电影理论概念中的直接性和情感性，二者又在作为中国特有类型的武侠电影中充分体现出来。武侠电影之吸引人和惊动人的程度在20年代后期达到“自杀性加速”的创作高峰，影响波及东南亚市场。(9)张真正确地指出中国观众对武侠电影完成传统故事中“腾云驾雾”和“飞行千里”等视觉奇观的惊叹，这些奇观本来只出现在静止的文字描述或故事插图中，如今却在银幕上通过现代科技栩栩如生地展现“空中飞体”和“飞剑行刀”。(10)但是，武侠电影技术上的现代性并不能消解其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而历史上正是这保守性使武侠电影普遍受到舆论的谴责，最终导致南京政府1931年颁布禁演令。

考虑到视觉、动感及其他感官相关联的技巧内容，武侠电影的放映的确提供了一种可称为“公共的”或“集体的”感官机制，通过这种机制观众想象性地认同银幕上的英雄男女，并因此获得。然而，如武侠电影所示，早期电影的公共放映所产生的“集体感官机制”本身并不一定产生一种“集体的主体性”。不错，作为一种正在形成的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电影院提供了产生观众某种“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关系，但这些具体是哪种关系则需要我们因时因地调查。像张真那样将早期电影视为一种传播“情感知识的渠道”是一回事，但我们研究具体传播了什么知识、谁在传播、传播给谁、为什么目的、产生什么效果等却是另一回事。简单地说，我们不应该让早期电影的“科学魔术”及其“动人的”景观遮蔽我们的批评视野，而忽略调查集体感官机制背后的东西。

这里举两个中国早期放映的例子来说明我对感官机制的直接性和情感性的质疑。第一个例子是一次放映中国默片《哪吒出世》（1927）时，一对虔诚的观众竟在影院内面对银幕上的神灵烧香礼拜：早期电影感官的直接性和情感性效果在此一览无余。(11)即便可以按张真所说，用此例子证明早期电影“帮助观众消解、缓冲和克服现代生活中的惊讶和疲惫”，我们也无法忽视这一纯粹的迷信之举，而将其视为恰当的“现代性”经验。第二个例子众所周知，好来坞影片《不怕死》（1929）在上海放映时，洪深对其辱华内容忍无可忍，跳上影院前台，呼吁观众抵制此片。洪深曾留美在哈佛大学深造，当时任教复旦大学，并兼职明星公司的电影剧作家兼导演，是上海一位著名的文化人，这次居然在公开场合被拘留，幸亏舆论一致谴责，洪深迅速得以释放。(12)此例子证明，好莱坞影片的感官直接性和情感性效果可能如此之佳，反过来损害了自身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并促使中国观众起来抗议它的意识形态内涵。

我提醒大家不要盲目接受集体感官机制说的主要原因是，早期电影研究不能只停留于描述感官表面，而忽略调查电影话语的意识形态内涵。汉森其实已经意识到这点，在理论上联系电影的公众性和感官－反射的空间时指出：“此处的公众为最普遍意义上的，指一种话语格局或过程，社会经验由此在主体间的、可能是集体、甚至是对抗性的形式内得以表达、理解、商讨或抗争。”(13)由此推断，早期电影所产生的集体感官机制从来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单一整体，而是充满了复杂性和矛盾性，这些复杂性和矛盾性来源于在电影这感官－反射的空间中流动的多种意识形态和话语，因此也影响了在公共场合中的一系列退化、屈服、商讨或抗争等迥然不同的策略。

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默片

尽管汉森对公共的概念似乎灵活，白话现代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仍不和谐。汉森是这样解释她为什么在定义现代主义时选择白话（vernacular）而不用通俗（popular）：“白话一词虽然含糊，但其日常、日用与语言、熟语、方言的方面的联系使我选择这词，而不用通俗，因为后者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过分受限制，在历史上同样不确切。”白话的灵活性（因此产生上文所提的意识形态的含糊性）使“白话现代主义”概念中的“白话”本身缺乏准确性，因为白话用以界定现代主义主要是因为它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或更确切地说，我认为是与现代生活中物质、质体和感官层面的联系）。

在早期中国电影这个语境中，张真是这样处理白话的不确切性的：她一方面追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中被后世忽略的质体层面（如胡适早期白话诗中身体磨难的意象），另一方面挖掘晚清上海文化中自创的洋泾浜英语，正是这种“白话”的不稳定性和混杂性（hybridity）使得它能够跨越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地理所造成的鸿沟。张真认为，早期中国电影的话语功能酷似洋泾浜白话，混合本来不相干的因素，构成一个感官－反射的空间，以吸引和震撼观众。白话因此可以理解为“一个相互的连续体，一种现世的技术，一个翻译的机器，一种文化的感官机制”。从这个理解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出类似意识形态说的电影机构理论的影子，因为二者都强调电影的功能性，虽然白话现代主义本意上是不受意识形态过分限制或事先限制的。由此，我们又一次发现白话现代主义与意识形态的不和谐的关系。

如果不谈意识形态这个话题，汉森对电影视觉和接受的新空间的阐述推动了早期中国电影的研究。她建议我们分析这些诸多的层面：“电影的主题，电影的场面调度和视觉风格，电影叙事的形式策略，包括演员表演、人物塑造和观众认同等方式，以及电影对某一特定的接受空间的指认和在此空间中的作用。”看了30多部中国默片后，汉森发现这些影片风格上的混杂性，“一种为正在形成的、异质的、不稳定的公共领域提供多样开放点的混杂性”。白话现代主义因此以开放性和非排他性为特点，以区别经典电影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但是，汉森既指出风格上混杂性的多样（意识形态）后果，同时又不愿意具体命名这些意识形态的混杂性，所以在她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中留下矛盾的孔隙。

举个例子，汉森指出妇女的身体是上演现代性矛盾的场所。她着重分析上海默片中反复出现的“化妆的妇女”，她们在银幕上的表演使化妆成为现代性的形象转化的一个有效方式。从感官－反射空间的角度看，汉森推测妇女的银幕形象获得自己的生命，她们不但代表剧作家或导演为她们设置的银幕角色，(14)而且时时代表银幕外的女演员自己。这样看来，在《神女》（1934）中，阮玲玉有时不以牺牲自我的母亲的形象出现，也不以饱受蹂躏的的形象出现，而以现实生活中众人注目的女影星形象出现。同样，在《天明》（1933）的结尾，黎莉莉的表演超越了一个同情革命的形象，而面对观众展示属于自己的迷人的微笑。

汉森多层面分析的方法的优点之一，是凸现女性银幕形象在文化流通中文本间的互指性。以阮玲玉为例，她的明星效应的感官直接性表现在她当年获得中国首届影帝影后选举的亚军，这个选举由一个电影杂志在1932—1933年间举办，胡蝶以13582票取胜，封为影后，阮玲玉得13490票，以不到百票之差屈居第二。(15)在1935年25岁时自杀身亡后，阮玲玉的名声远大于胡蝶，80年代以来还经常看见她的形象出现在书刊及影视作品中，尤以香港电影《阮玲玉》（1992）出名。以黎莉莉为例，文本间的互指性使她银幕上微笑的形象一方面与当年中国的报刊（尤其是《良友》这样的上海画报）中经常出现的微笑妇女的摄影图片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与《屈辱》（1931）中的玛琳•迪伊理奇的角色相关联，因为汉森猜测这部影片很可能影响了《天明》。

其实，如果稍微修改张真的词语，我们不妨将银幕的妇女形象视为一个“跨文化的感官机制”，通过它中国的女演员的表演和形体经常与西方女演员相提并论。举个例子，当年的影评称赞第一次在《海誓》（1921）中从影的殷明珠在表演上可与玛丽•璧克馥相媲美。(16)殷明珠原来是上海知名的时尚交际花，以“FF（即“外国时装”之英文的缩写）小姐”著称，出演《海誓》后迅速上升为中国第一位女明星，一名公众羡慕的偶像，一个现代生活的艳丽体现。

与银幕的妇女形象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女演员在银幕内外自我授权所获得的主动性（agency）的程度。张真对《银幕艳史》（1931）的解读揭示了当年女演员的可见度的增加及她们在影片里的自我授权的行为。(17)但是，不管这类行为的“危险性”（汉森之词）多大，在现实生活中殷明珠的确说服了她母亲，让她辞去被母亲强迫所接受的诊所工作，息影不久后重新回到银幕的生活。与多数中国的女演员相反，殷明珠和但杜宇结婚后没有退出影坛，而在银幕内外支持丈夫的上海影戏公司。顺便一提，但杜宇成为电影导演与制片人之前是上海著名的画家，他的电影（如爱情片、古装片）和绘画（如美女画集）作品也涉及集体感官机制的不少方面。(18)

回到白话现代主义理论，即便同意“白话”这个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词可以“恰当地”描述早期中国电影的某些特征，我们仍然面对着要解释到底早期中国电影产生了什么样的“现代主义”、体现了什么样的“现代性”这些问题。汉森是这样评估中国默片的：“这些影片之所以成为现代的、或更精确地说是现代主义的，是因为它们戏剧性地展现了可能用传统方式表达、但却无法靠恢复传统社会秩序而解决的种种冲突和矛盾，不管它们最终是否赞同革命。”这里汉森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话语性的东西（戏剧性展现），一种超越传统（社会秩序）的表达或再现的方式，一种说不定还超越当年报刊影评中盛行的“左翼”（革命）意识形态阅读的东西。

如果将观众纳入思考范围，现代性可进一步理解为从话语上向大众开放的一种“认同视野”，但我认为，这类认同更多地发生在思维层面上（与主动性和主体性有关的自觉的决定），而不是感官和身体层面上（如情不自禁的惊叫、烧香等）。不错，早期中国电影构造了集体感官机制并传播了现代时尚的影像，因此成为当年现代性的极佳标志，但这样的描述本身并不能说明多少这些电影在历史上的接受过程。我们既不能说所有的电影都同样的现代，也不能说所有的观影经验也与现代性有着同等的联系。从这个角度看，张真用“相互竞争的现代”一词概述早期电影的一些类型（如武侠和恐怖）则值得商讨。譬如，她用“通俗剧的报应”这一架构去解读《一串珍珠》（1926）等影片，就没能在概念上说清楚相互竞争的“现代”与因果报应的“传统”之间的联系。当然，汉森意识到电影接受过程中的异质性，强调我们要“将早期电影视为不均匀的、相互覆盖和相互竞争的多种公众性的场所”。(19)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更多地研究历史的具体性，更好地区分种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效果（它们并非自然而然地都属于“现代”），这样才能让白话现代主义在早期中国电影这个语境中比现有的理论阐述更有说服力。

这里再举一例汉森不十分令人信服的阐述，她指出：“20和30年代的上海电影是白话现代主义的一个独特的分支，这一分支的发展既与美国及其他外国的模式有着复杂的关系，又吸取并改造中国的戏剧、文学、制版和印刷文化中现代主义的和通俗的传统。”可是，除了当时上海社会、经济半殖民性的“独特”外，早期中国电影的所谓“独特性”（这点在张真的研究中比汉森表述得更为清楚）似乎与国际电影白话现代主义的关系远不如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如戏曲、武侠、甚至迷信）为多。而且，既然白话现代主义是关联文学、戏剧和印刷文化的话语形式，为什么汉森只将它限制为早期电影的“独特”现象？按汉森这里的阐述，白话现代主义其实可以是20和30年代上海的主导文化现象，而不仅是或不单独是同一时期上海电影的“独特”现象。

作为新的研究方法的文化史

有关白话现代主义是20和30年代上海的一个主导文化现象的设想将我们带到近年文化史成为西方学者偏好的研究方法这一话题。张真自称她在建构“物质的文化史”时力求“将重点从思想话语转向社会经验，从再现转向体现”，这样，她的研究就符合西方学术界近来的一个明显的研究重点的转向，即从思想史和美学史（二者如今皆因为强调主流运动和代表作家而显得过分“精英”）转向文化史（尤其是某种文化实践的物质性历史）。

在中国研究领域，李欧梵的《上海摩登》（1999）一书代表了这种概念和方法上的转向。他一反先前盛行的“常规思想史的精英方法，及其只讨论个别思想家的本质思想的倾向”，提倡文化史的新方法：“我们不应当忽视‘表面’，即那些不一定必须进入深奥思想的、但却能引起集体想象的形象和风格。在我看来，‘现代性’既是思想又是形象，既是本质又是表面。”(20)他的研究方法注重物质的、虽然还不完全是物质主义的表面（即种种形象和风格，如电影院吸引人的建筑外表或其内部高卫生标准的洗手间的色调），而削弱思想层面（如、左翼或自由派的意识形态），与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汉森因此赞赏李欧梵将上海电影放在许多媒体和话语中研究的方法，这进一步说明二者对媒体间和文本间的互指性有着同样的偏爱。

我认为，李欧梵和汉森（以及张真）的研究可以放在近十几年西方学界的方法论转向这一大的语境中来理解。这些转向包括从总体的历史到部分的或片断的历史，从纪念碑式的历史到图表式的历史，从历史主义的历史到结构的历史，从档案的历史到推测的历史。正如“单方面的因果性”如今受到挑战，“整体的概念似乎也被遗弃，代之而起的是复数化、局部化、以及中心的缺席”。(21)对复数化和局部化的偏好可以解释李欧梵和张真的研究中对异质性和混杂性的重视，他们对先前视为“边缘性的”文化实践（如颓废文学和武侠电影）的刻意研究在方法上（倘若不是在概念上）形成了以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心（如民族主义等）的缺席。

要进一步探讨电影研究中文化史方法的兴起，我们应该参考美国历史学科近来的两次特别值得注意的转向：其一，按琳•韩特1989年的观察，历史学科近几十年的“文化转向”已使研究重点由社会史转向文化史；其二，文化史的兴起又发生在先前的另一个重要转向，即罗伯特•丹滕所说的由思想史向社会史的转向。(22)从这一大的学科语境来看，早期电影的文化史研究完全符合罗伯特•丹滕所说的从“高”到“低”的转向，即从思想史到社会史再到文化史。早在1980年，丹滕已经预言，“文化史将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相会的领域”。(23)其实，类似的从“高”（精英）到“低”（通俗）的转向也发生在文科领域（如文艺复兴时期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方法），而这些发展的动力造成文化研究近来已成为民族文学、跨民族文学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主导力量。

回到电影研究，我们可以参照安德鲁对电影文化史方法的阐述：“简言之，电影的文化史不从直接欣赏作品开始，也不从直接收集有关电影的‘相关事实’开始，而是重建作为表现的各种状况，这些状况促使某些电影被生产、被理解、或被误解。这是一种双重的阐释，既为作品的文化结果而阅读电影，又为电影所传达的价值和情绪而阅读文化。”(24)同样，安东•凯斯也强调：“作为大批话语和学科的综合场所，作为相互交叉的声音的中心点，电影在当代文化史上占有一个中心地位。”(25)

电影对文化史以及文化史对电影的相互重要性在本文论及的研究中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正因为早期中国电影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我们更应该认真研析其中的历史发现和理论设想。在结束本文对白话现代主义的评估前，我想再次强调历史的具体性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如果说心理分析理论（因其将电影视为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机构而产生过分的限制性）和新形式主义理论（因其关于智力结构和视觉能力的生理硬件线路的猜测）在本质上都倾向简单化和单一化，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又因其过分的灵活性和多元性而显得模棱两可。异质性、不相容性和矛盾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汉森的一系列研究对象中：“大众生产、大众调解、大众消费的现代性的种种文化表现，同时表达和回应现代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过程的一大批话语（时装、设计、建筑和城市环境，日常生活的变化机理，经验、互动和公共的新的形式）。”虽然理论阐述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具体性的缺乏，但汉森理论的模棱两可之处十分明显。她指出，“默片提供一个经历现代性的反射的空间”，但这是谁的经历？什么样的现代性？她的结论更值得商榷：“上海电影当时应该使观众看完电影后能想象他们自己的生存、表演和社会化的策略，使他们理解在极其不平等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生活的意义。”正因为缺乏历史的具体性，汉森的结论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孤岛时期、沦陷时期、或者战后的上海电影，甚至可以描述当前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倘若如此，上海默片则难以成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一个“独特”分支，而白话现代主义的理论又不仅仅适于早期电影。总之，我认为白话现代主义理论（及其相关的集体感官机制说）需要进一步与中国电影和文化的具体性（包括长期的意识形态批评）对话，才能对早期中国电影研究生产更积极的意义。

注释：

(1)ZhenZhang,"AnAmorousHistoryoftheSilverScreen":FilmCulture,UrbanModernity,andtheVernacularExperienceinChina,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Chicago,1998);MiriamBratuHansen,FallenWomen,RisingStars,NewHorizons:ShanghaiSilentFilmasVernacularModernism,FilmQuarterly54.1(2000):P10-22.除另文标注外，本文所引汉森的论点皆来源此文；篇幅关系，页数不一一另注标明。

(2)ZhenZhang,AnAmorousHistoryoftheSilverScreen:ShanghaiCinemaandVernacularModernism,1896-1937(Chicago,IL: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5).除了另外标明外，本文所引张真的论点来自此书的审稿版，直接引文取自阐述理论的第一、二章。

(3)参见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YingjinZhang（张英进）,ed.,CinemaandUrbanCultureinShanghai,1922-1943(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9);LaikwanPang（彭丽君）,BuildingaNewChinainCinema:TheChineseLeft-WingCinemaMovement,1932-1937(Lanham,MD:RowmanandLittlefield,2002).

(4)关于中西早期电影的时期异同论述，见ZhenZhang,Teahouse,Shadowplay,Bricolage:Laborer''''sLoveandtheQuestionofEarlyChineseCinema,inY.Zhang,CinemaandUrbanCultureinShanghai,P27-50.

(5)LindaWilliams,ed.,ViewingPositions:WaysofSeeingFilm(NewBrunswick,NJ:RutgersUniversityPress,1997).

(6)SueTuohy,MetropolitanSounds:MusicinChineseFilmsofthe1930s,inY.Zhang,CinemaandUrbanCultureinShanghai.

(7)TomGunning,AnAestheticofAstonishment:EarlyFilmandthe(In)CredulousSpectator,inWilliams,ViewingPositions,P114-133;TomGunning,TheCinemaofattractions:EarlyFilm,ItsSpectatorandtheAvant-Garde,WideAngle8.3-4(1986):P63-70.

(8)《中国无声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672页。

(9)参见YingjinZhang,ChineseNationalCinema(London:Routledge,2004),第二章。

(10)ZhenZhang,BodiesintheAir:TheMagicofScienceandtheFateoftheEarly"MartialArts"FilminChina,PostScript20.2-3(2001):P43-60.

(11)同(8)，第771页。

(12)有关事件的分析，见ZhiweiXiao（萧志伟）,Anti-ImperialismandFilmCensorshipDuringtheNanjingDecade,1927-1937,inSheldonLu（鲁晓鹏）,ed.,TransnationalChineseCinemas:Identity,Nationhood,Gender(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97),P38-41.

(13)MariamHansen,EarlyCinema,LateCinema:TransformationsofthePublicSphere,inWilliams,ViewingPositions,P140.

(14)有关30年代女性形象的分类，见张英进《三部无声片中上海现代女性的构

形》，《二十一世纪》第42期（1997年8月），第116－127页。

(15)同(8)，第1338页。

(16)同(8)，第1079页。

(17)ZhenZhang,AnAmorousHistoryoftheSilverScreen:TheActressasVernacularEmbodimentinEarlyChineseFilmCulture，CameraObscura48.16(2001):P229-263.

(18)见郑逸梅《影坛旧闻——但杜宇和殷明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19)Hansen,EarlyCinema,LateCinema，P147.

(20)LeoOu-fanLee,ShanghaiModern:TheFloweringofaNewUrbanCultureinChina,1930-1945(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9),P63.

(21)JenaroTalensandSantosZunzunegui,TowardaTrueHistoryofCinema:FilmHistoryasNarration,Boundary224.1(1997):P28-29.

(22)LynnHunt,TheNewCultural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9)；RobertDarnton,IntellectualandCulturalHistory,inMichaelKammen,ed.,ThePastBeforeUs:ContemporaryHistoricalWritingintheUnitedStates(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0),P327-354.

(23)Darnton,IntellectualandCulturalHistory,P344,348.

(24)DudleyAndrew,FilmandHistory,inJohnHillandPamelaChurchGibson,eds.,TheOxfordGuidetoFilmStudie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8),P186.

电影后期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电影理论早期电影白话现代主义集体感官机制新文化史

在早期中国电影这个较新的研究领域里，至今最引入注目的海外理论探索，来自张真的《“银幕艳史”：电影文化，城市现代性与中国的白话经验》（美国芝加哥大学1998年博士论文）和张真的导师米连姆•汉森2000年在美国《电影季刊》上发表的文章《堕落女性，冉升的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1)张真的博士论文于1999年获得美国电影研究学会最佳博士论文奖，实为在美国研究非西方电影的博士论文中的上乘之作。经过几年的修改，张真将于2005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书，新题为《银幕艳史：上海电影与白话现代主义，1896－1937》，重点与汉森的文章更为接近。(2)虽然从师汉森与汤姆•甘宁，张真在自己的研究中发展了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和甘宁的早期电影理论，并参考近年国内外陆续发表的研究早期中国电影的书籍。(3)当然，“早期电影”在中国的电影史中的概念与西方电影史的分期不同，可从1905年中国电影的诞生算到中国有声片发展多年后的1937年，因此，1937年成为汉森和张真研究中的下限年。(4)汉森文章的中文翻译现已刊登在《当代电影》2004年第1期。这样，在“中国电影百年”这一大的学术语境中讨论白话现代主义和早期中国电影之间的关系，现在时机已到。

汉森将自己的理论区分于注重封闭式叙事的“经典好莱坞电影”的两大电影理论主流：其一，心理分析－符号学理论（以及与此产生的意识形态的机构理论）；其二，近十多年来发展的形式主义－认知学理论。这样，我们可以把汉森的理论归为西方电影理论发展的第三条途径，而这一发展的背景是西方文科领域近来“文化转向”后对文化史的偏好。用张真的话说，汉森的理论“将有关现代性的哲学争论的焦点从心智移到身体，从预言移到现实，从上层建筑移到下层建筑，从崇高移到低俗，从个人移到集体”。张真跟随这一学术方向的转变，在自己的研究中力求“通过上海国际性的电影文化的镜头，建构一个中国现代性的文化史”，“一个以电影为中介的情感方式的文化史”，或更简单地说，“一个电影的感官史”。以下我用“集体感官机制”、“白话现代主义”和“新文化史”为题，评述汉森和张真对早期中国电影的理论探索，并提出我自己的例证和见解。

作为集体感官机制的早期中国电影

汉森的理论中几个关键词包括“感官”（或“感官机制”）、“直接性”、“情感性”（affect）、“空间”（horizon）和“公共领域”等。按汉森看来，经典好莱坞电影在世界上的垄断地位与电影的经典性质（即永久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不太大，而与电影能为海内外的大批观众提供一种经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感官—反射空间的关系更大。她把“感官－反射空间”定义为一种话语形式，通过这种形式，个人经验可能在公共领域里他人的表达和承认中找到共鸣。而且，这种公共领域不只包括印刷媒体，也在视觉和听觉媒体中流传，产生感官的直接性和情感性。换言之，除了好莱坞的圆熟的故事和叙事方式及其强大的经济、文化资本外，汉森认为感官经验（即视、听、闻、味、触、动等感觉）也为好莱坞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使其电影成为世界上最流行、最有力的大众娱乐形式。

要构建一个电影的感官史，并因此要注意到电影诞生前后的视觉性和观影模式（spectatorship），这也说明为什么这十多年来早期电影的研究已跨越电影本身而涉及其他类型的视觉，如全景景观（panorama）、腊像展览、商店橱窗等等，以及这些新的视觉模式产生时的机构和环境。(5)在早期类似于电影的种种经验中，这些与动感联系密切的感官机制在学术研究中倍受关注：都市街道漫游，百货商店购物，旅游（尤其是火车旅行），以及在早期中国电影中屡见不鲜的舞厅歌舞和汽车驾驶。媒体间的及文本间的互指性因此成为早期电影研究的一大特点，而与先前的两大电影理论相反，如今电影宣传、发行和放映（即环境）受到的重视远比电影故事和叙事（即文本）为多。电影文化（如公司宣传、明星、影迷杂志等），印刷文化（如畅销故事、歌曲、漫画、广告等），都市文化（如电影院、建筑风格、内部装修、时装、卫生等）种种方面已成为早期电影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游乐园和杂耍戏院提供早期电影的放映场所，插图报纸和刊物将电影带入一个渐渐兴起的公共领域，其中各自异同的、有时相互竞争的话语通过视觉和听觉模式广泛流传。其实，我们不妨用“听觉漫游”一词来描述中国30年代初默片中的主题歌的流传方式：灌制成腊盘在影院中用留声机对着银幕播放，印成单张歌谱在书店和音乐店销售，由电台播放传入千家万户，或由人们在教室和公共集会上放声高唱。(6)

在理论叙述上，感官机制因此被认为在经典电影形成之前占据一席主要地位，进而对早期电影的美学产生积极影响。甘宁分析有关卢米埃尔兄弟最早在巴黎放映纪录短片的“神话”，据说当时那些难以置信的观众的身体反应包括高声惊叫、仰身躲避和逃离座位等。甘宁由此推断早期电影的两大美学特征：“吸引人”（attraction）和“惊动人”（astonishment）。早期电影是“吸引人的电影”（以区别需要思维投入的经典电影），直接抓住观众，用耳目一新的技巧（如魔术表演、夸张动作和幽默小品）吸引他们，以一系列视觉冲击和身体震撼（动作的短暂性，而非经典电影中的场景的连贯性）攻击他们，产生强烈的惊动感（不可思议）和一种视觉与身体焦虑交错的矛盾经验。(7)通过“展示的”（即表现的，而非再现的）模式，早期电影提供了一种强烈的感官经验，并满足了当时盛行的视觉好奇心和对新的知识的视觉渴望（表现在前述全景景观和腊像馆展览等）。甘宁认为，观看卢米埃尔兄弟电影的早期观众经历的吸引和惊动是一种直接“与现代性的遭遇”。我们可以猜测，这“现代性”当年同时体现在推动火车头前进的机械技术和反映惊人影像的电影技术。

有关巴黎早期电影放映时观众的身体反应的神话凸显了直接性和情感性的问题。张真这样推测早期中国电影对观众的情感效果及其“医疗功能”：影院内的眼泪和笑声创造了一种“集体的感官机制”，它“帮助观众消解、缓冲和克服现代生活中的惊讶和疲惫，进而释放在社会转型中产生的高度压力”。她指出“”一词充分体现了电影的情感性，同时表达了“快速之感”和“快乐之感”。由此类推，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重新修正徐卓呆早年的“影戏即戏”之说：此“戏”乃“游戏”（“游”则“流动”，“戏”则“玩耍”），戏当然是早期电影欣赏不可缺少的心理条件之一？含讽刺意味的是，与“”类似的词（如“快乐”和“开心”）在当年表达的是沉醉于都市消闲和享受的人生态度，为自诩文化上“保守的”鸳鸯蝴蝶派文人典型所有，这里在“集体的感官机制”的理论框架中却产生了出乎意料的“现代”意义，即帮助观众适应现代都市生活。有趣的是，1925年徐卓呆与汪优游合办开心电影公司，目的即是生产让观众“开心”欢笑的“滑稽剧”。(8)但我们不妨追问，难道这原本主要起于商业的目的就因早期电影的“感官机制”自然而然地就具备“现代”意义？

“”所隐含的“快速满足感”无疑诠释了早期电影理论概念中的直接性和情感性，二者又在作为中国特有类型的武侠电影中充分体现出来。武侠电影之吸引人和惊动人的程度在20年代后期达到“自杀性加速”的创作高峰，影响波及东南亚市场。(9)张真正确地指出中国观众对武侠电影完成传统故事中“腾云驾雾”和“飞行千里”等视觉奇观的惊叹，这些奇观本来只出现在静止的文字描述或故事插图中，如今却在银幕上通过现代科技栩栩如生地展现“空中飞体”和“飞剑行刀”。(10)但是，武侠电影技术上的现代性并不能消解其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而历史上正是这保守性使武侠电影普遍受到舆论的谴责，最终导致南京政府1931年颁布禁演令。

考虑到视觉、动感及其他感官相关联的技巧内容，武侠电影的放映的确提供了一种可称为“公共的”或“集体的”感官机制，通过这种机制观众想象性地认同银幕上的英雄男女，并因此获得。然而，如武侠电影所示，早期电影的公共放映所产生的“集体感官机制”本身并不一定产生一种“集体的主体性”。不错，作为一种正在形成的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电影院提供了产生观众某种“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关系，但这些具体是哪种关系则需要我们因时因地调查。像张真那样将早期电影视为一种传播“情感知识的渠道”是一回事，但我们研究具体传播了什么知识、谁在传播、传播给谁、为什么目的、产生什么效果等却是另一回事。简单地说，我们不应该让早期电影的“科学魔术”及其“动人的”景观遮蔽我们的批评视野，而忽略调查集体感官机制背后的东西。

这里举两个中国早期放映的例子来说明我对感官机制的直接性和情感性的质疑。第一个例子是一次放映中国默片《哪吒出世》（1927）时，一对虔诚的观众竟在影院内面对银幕上的神灵烧香礼拜：早期电影感官的直接性和情感性效果在此一览无余。(11)即便可以按张真所说，用此例子证明早期电影“帮助观众消解、缓冲和克服现代生活中的惊讶和疲惫”，我们也无法忽视这一纯粹的迷信之举，而将其视为恰当的“现代性”经验。第二个例子众所周知，好来坞影片《不怕死》（1929）在上海放映时，洪深对其辱华内容忍无可忍，跳上影院前台，呼吁观众抵制此片。洪深曾留美在哈佛大学深造，当时任教复旦大学，并兼职明星公司的电影剧作家兼导演，是上海一位著名的文化人，这次居然在公开场合被拘留，幸亏舆论一致谴责，洪深迅速得以释放。(12)此例子证明，好莱坞影片的感官直接性和情感性效果可能如此之佳，反过来损害了自身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并促使中国观众起来抗议它的意识形态内涵。

我提醒大家不要盲目接受集体感官机制说的主要原因是，早期电影研究不能只停留于描述感官表面，而忽略调查电影话语的意识形态内涵。汉森其实已经意识到这点，在理论上联系电影的公众性和感官－反射的空间时指出：“此处的公众为最普遍意义上的，指一种话语格局或过程，社会经验由此在主体间的、可能是集体、甚至是对抗性的形式内得以表达、理解、商讨或抗争。”(13)由此推断，早期电影所产生的集体感官机制从来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单一整体，而是充满了复杂性和矛盾性，这些复杂性和矛盾性来源于在电影这感官－反射的空间中流动的多种意识形态和话语，因此也影响了在公共场合中的一系列退化、屈服、商讨或抗争等迥然不同的策略。

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默片

尽管汉森对公共的概念似乎灵活，白话现代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仍不和谐。汉森是这样解释她为什么在定义现代主义时选择白话（vernacular）而不用通俗（popular）：“白话一词虽然含糊，但其日常、日用与语言、熟语、方言的方面的联系使我选择这词，而不用通俗，因为后者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过分受限制，在历史上同样不确切。”白话的灵活性（因此产生上文所提的意识形态的含糊性）使“白话现代主义”概念中的“白话”本身缺乏准确性，因为白话用以界定现代主义主要是因为它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或更确切地说，我认为是与现代生活中物质、质体和感官层面的联系）。

在早期中国电影这个语境中，张真是这样处理白话的不确切性的：她一方面追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中被后世忽略的质体层面（如胡适早期白话诗中身体磨难的意象），另一方面挖掘晚清上海文化中自创的洋泾浜英语，正是这种“白话”的不稳定性和混杂性（hybridity）使得它能够跨越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地理所造成的鸿沟。张真认为，早期中国电影的话语功能酷似洋泾浜白话，混合本来不相干的因素，构成一个感官－反射的空间，以吸引和震撼观众。白话因此可以理解为“一个相互的连续体，一种现世的技术，一个翻译的机器，一种文化的感官机制”。从这个理解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出类似意识形态说的电影机构理论的影子，因为二者都强调电影的功能性，虽然白话现代主义本意上是不受意识形态过分限制或事先限制的。由此，我们又一次发现白话现代主义与意识形态的不和谐的关系。

如果不谈意识形态这个话题，汉森对电影视觉和接受的新空间的阐述推动了早期中国电影的研究。她建议我们分析这些诸多的层面：“电影的主题，电影的场面调度和视觉风格，电影叙事的形式策略，包括演员表演、人物塑造和观众认同等方式，以及电影对某一特定的接受空间的指认和在此空间中的作用。”看了30多部中国默片后，汉森发现这些影片风格上的混杂性，“一种为正在形成的、异质的、不稳定的公共领域提供多样开放点的混杂性”。白话现代主义因此以开放性和非排他性为特点，以区别经典电影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但是，汉森既指出风格上混杂性的多样（意识形态）后果，同时又不愿意具体命名这些意识形态的混杂性，所以在她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中留下矛盾的孔隙。

举个例子，汉森指出妇女的身体是上演现代性矛盾的场所。她着重分析上海默片中反复出现的“化妆的妇女”，她们在银幕上的表演使化妆成为现代性的形象转化的一个有效方式。从感官－反射空间的角度看，汉森推测妇女的银幕形象获得自己的生命，她们不但代表剧作家或导演为她们设置的银幕角色，(14)而且时时代表银幕外的女演员自己。这样看来，在《神女》（1934）中，阮玲玉有时不以牺牲自我的母亲的形象出现，也不以饱受蹂躏的的形象出现，而以现实生活中众人注目的女影星形象出现。同样，在《天明》（1933）的结尾，黎莉莉的表演超越了一个同情革命的形象，而面对观众展示属于自己的迷人的微笑。

汉森多层面分析的方法的优点之一，是凸现女性银幕形象在文化流通中文本间的互指性。以阮玲玉为例，她的明星效应的感官直接性表现在她当年获得中国首届影帝影后选举的亚军，这个选举由一个电影杂志在1932—1933年间举办，胡蝶以13582票取胜，封为影后，阮玲玉得13490票，以不到百票之差屈居第二。(15)在1935年25岁时自杀身亡后，阮玲玉的名声远大于胡蝶，80年代以来还经常看见她的形象出现在书刊及影视作品中，尤以香港电影《阮玲玉》（1992）出名。以黎莉莉为例，文本间的互指性使她银幕上微笑的形象一方面与当年中国的报刊（尤其是《良友》这样的上海画报）中经常出现的微笑妇女的摄影图片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与《屈辱》（1931）中的玛琳•迪伊理奇的角色相关联，因为汉森猜测这部影片很可能影响了《天明》。

其实，如果稍微修改张真的词语，我们不妨将银幕的妇女形象视为一个“跨文化的感官机制”，通过它中国的女演员的表演和形体经常与西方女演员相提并论。举个例子，当年的影评称赞第一次在《海誓》（1921）中从影的殷明珠在表演上可与玛丽•璧克馥相媲美。(16)殷明珠原来是上海知名的时尚交际花，以“FF（即“外国时装”之英文的缩写）小姐”著称，出演《海誓》后迅速上升为中国第一位女明星，一名公众羡慕的偶像，一个现代生活的艳丽体现。

与银幕的妇女形象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女演员在银幕内外自我授权所获得的主动性（agency）的程度。张真对《银幕艳史》（1931）的解读揭示了当年女演员的可见度的增加及她们在影片里的自我授权的行为。(17)但是，不管这类行为的“危险性”（汉森之词）多大，在现实生活中殷明珠的确说服了她母亲，让她辞去被母亲强迫所接受的诊所工作，息影不久后重新回到银幕的生活。与多数中国的女演员相反，殷明珠和但杜宇结婚后没有退出影坛，而在银幕内外支持丈夫的上海影戏公司。顺便一提，但杜宇成为电影导演与制片人之前是上海著名的画家，他的电影（如爱情片、古装片）和绘画（如美女画集）作品也涉及集体感官机制的不少方面。(18)

回到白话现代主义理论，即便同意“白话”这个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词可以“恰当地”描述早期中国电影的某些特征，我们仍然面对着要解释到底早期中国电影产生了什么样的“现代主义”、体现了什么样的“现代性”这些问题。汉森是这样评估中国默片的：“这些影片之所以成为现代的、或更精确地说是现代主义的，是因为它们戏剧性地展现了可能用传统方式表达、但却无法靠恢复传统社会秩序而解决的种种冲突和矛盾，不管它们最终是否赞同革命。”这里汉森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话语性的东西（戏剧性展现），一种超越传统（社会秩序）的表达或再现的方式，一种说不定还超越当年报刊影评中盛行的“左翼”（革命）意识形态阅读的东西。

如果将观众纳入思考范围，现代性可进一步理解为从话语上向大众开放的一种“认同视野”，但我认为，这类认同更多地发生在思维层面上（与主动性和主体性有关的自觉的决定），而不是感官和身体层面上（如情不自禁的惊叫、烧香等）。不错，早期中国电影构造了集体感官机制并传播了现代时尚的影像，因此成为当年现代性的极佳标志，但这样的描述本身并不能说明多少这些电影在历史上的接受过程。我们既不能说所有的电影都同样的现代，也不能说所有的观影经验也与现代性有着同等的联系。从这个角度看，张真用“相互竞争的现代”一词概述早期电影的一些类型（如武侠和恐怖）则值得商讨。譬如，她用“通俗剧的报应”这一架构去解读《一串珍珠》（1926）等影片，就没能在概念上说清楚相互竞争的“现代”与因果报应的“传统”之间的联系。当然，汉森意识到电影接受过程中的异质性，强调我们要“将早期电影视为不均匀的、相互覆盖和相互竞争的多种公众性的场所”。(19)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更多地研究历史的具体性，更好地区分种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效果（它们并非自然而然地都属于“现代”），这样才能让白话现代主义在早期中国电影这个语境中比现有的理论阐述更有说服力。

这里再举一例汉森不十分令人信服的阐述，她指出：“20和30年代的上海电影是白话现代主义的一个独特的分支，这一分支的发展既与美国及其他外国的模式有着复杂的关系，又吸取并改造中国的戏剧、文学、制版和印刷文化中现代主义的和通俗的传统。”可是，除了当时上海社会、经济半殖民性的“独特”外，早期中国电影的所谓“独特性”（这点在张真的研究中比汉森表述得更为清楚）似乎与国际电影白话现代主义的关系远不如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如戏曲、武侠、甚至迷信）为多。而且，既然白话现代主义是关联文学、戏剧和印刷文化的话语形式，为什么汉森只将它限制为早期电影的“独特”现象？按汉森这里的阐述，白话现代主义其实可以是20和30年代上海的主导文化现象，而不仅是或不单独是同一时期上海电影的“独特”现象。

作为新的研究方法的文化史

有关白话现代主义是20和30年代上海的一个主导文化现象的设想将我们带到近年文化史成为西方学者偏好的研究方法这一话题。张真自称她在建构“物质的文化史”时力求“将重点从思想话语转向社会经验，从再现转向体现”，这样，她的研究就符合西方学术界近来的一个明显的研究重点的转向，即从思想史和美学史（二者如今皆因为强调主流运动和代表作家而显得过分“精英”）转向文化史（尤其是某种文化实践的物质性历史）。

在中国研究领域，李欧梵的《上海摩登》（1999）一书代表了这种概念和方法上的转向。他一反先前盛行的“常规思想史的精英方法，及其只讨论个别思想家的本质思想的倾向”，提倡文化史的新方法：“我们不应当忽视‘表面’，即那些不一定必须进入深奥思想的、但却能引起集体想象的形象和风格。在我看来，‘现代性’既是思想又是形象，既是本质又是表面。”(20)他的研究方法注重物质的、虽然还不完全是物质主义的表面（即种种形象和风格，如电影院吸引人的建筑外表或其内部高卫生标准的洗手间的色调），而削弱思想层面（如、左翼或自由派的意识形态），与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汉森因此赞赏李欧梵将上海电影放在许多媒体和话语中研究的方法，这进一步说明二者对媒体间和文本间的互指性有着同样的偏爱。

我认为，李欧梵和汉森（以及张真）的研究可以放在近十几年西方学界的方法论转向这一大的语境中来理解。这些转向包括从总体的历史到部分的或片断的历史，从纪念碑式的历史到图表式的历史，从历史主义的历史到结构的历史，从档案的历史到推测的历史。正如“单方面的因果性”如今受到挑战，“整体的概念似乎也被遗弃，代之而起的是复数化、局部化、以及中心的缺席”。(21)对复数化和局部化的偏好可以解释李欧梵和张真的研究中对异质性和混杂性的重视，他们对先前视为“边缘性的”文化实践（如颓废文学和武侠电影）的刻意研究在方法上（倘若不是在概念上）形成了以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心（如民族主义等）的缺席。

要进一步探讨电影研究中文化史方法的兴起，我们应该参考美国历史学科近来的两次特别值得注意的转向：其一，按琳•韩特1989年的观察，历史学科近几十年的“文化转向”已使研究重点由社会史转向文化史；其二，文化史的兴起又发生在先前的另一个重要转向，即罗伯特•丹滕所说的由思想史向社会史的转向。(22)从这一大的学科语境来看，早期电影的文化史研究完全符合罗伯特•丹滕所说的从“高”到“低”的转向，即从思想史到社会史再到文化史。早在1980年，丹滕已经预言，“文化史将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相会的领域”。(23)其实，类似的从“高”（精英）到“低”（通俗）的转向也发生在文科领域（如文艺复兴时期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方法），而这些发展的动力造成文化研究近来已成为民族文学、跨民族文学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主导力量。

回到电影研究，我们可以参照安德鲁对电影文化史方法的阐述：“简言之，电影的文化史不从直接欣赏作品开始，也不从直接收集有关电影的‘相关事实’开始，而是重建作为表现的各种状况，这些状况促使某些电影被生产、被理解、或被误解。这是一种双重的阐释，既为作品的文化结果而阅读电影，又为电影所传达的价值和情绪而阅读文化。”(24)同样，安东•凯斯也强调：“作为大批话语和学科的综合场所，作为相互交叉的声音的中心点，电影在当代文化史上占有一个中心地位。”(25)

电影对文化史以及文化史对电影的相互重要性在本文论及的研究中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正因为早期中国电影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我们更应该认真研析其中的历史发现和理论设想。在结束本文对白话现代主义的评估前，我想再次强调历史的具体性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如果说心理分析理论（因其将电影视为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机构而产生过分的限制性）和新形式主义理论（因其关于智力结构和视觉能力的生理硬件线路的猜测）在本质上都倾向简单化和单一化，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又因其过分的灵活性和多元性而显得模棱两可。异质性、不相容性和矛盾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汉森的一系列研究对象中：“大众生产、大众调解、大众消费的现代性的种种文化表现，同时表达和回应现代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过程的一大批话语（时装、设计、建筑和城市环境，日常生活的变化机理，经验、互动和公共的新的形式）。”虽然理论阐述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具体性的缺乏，但汉森理论的模棱两可之处十分明显。她指出，“默片提供一个经历现代性的反射的空间”，但这是谁的经历？什么样的现代性？她的结论更值得商榷：“上海电影当时应该使观众看完电影后能想象他们自己的生存、表演和社会化的策略，使他们理解在极其不平等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生活的意义。”正因为缺乏历史的具体性，汉森的结论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孤岛时期、沦陷时期、或者战后的上海电影，甚至可以描述当前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倘若如此，上海默片则难以成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一个“独特”分支，而白话现代主义的理论又不仅仅适于早期电影。总之，我认为白话现代主义理论（及其相关的集体感官机制说）需要进一步与中国电影和文化的具体性（包括长期的意识形态批评）对话，才能对早期中国电影研究生产更积极的意义。

注释：

(1)ZhenZhang,"AnAmorousHistoryoftheSilverScreen":FilmCulture,UrbanModernity,andtheVernacularExperienceinChina,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Chicago,1998);MiriamBratuHansen,FallenWomen,RisingStars,NewHorizons:ShanghaiSilentFilmasVernacularModernism,FilmQuarterly54.1(2000):P10-22.除另文标注外，本文所引汉森的论点皆来源此文；篇幅关系，页数不一一另注标明。

(2)ZhenZhang,AnAmorousHistoryoftheSilverScreen:ShanghaiCinemaandVernacularModernism,1896-1937(Chicago,IL: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5).除了另外标明外，本文所引张真的论点来自此书的审稿版，直接引文取自阐述理论的第一、二章。

(3)参见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YingjinZhang（张英进）,ed.,CinemaandUrbanCultureinShanghai,1922-1943(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9);LaikwanPang（彭丽君）,BuildingaNewChinainCinema:TheChineseLeft-WingCinemaMovement,1932-1937(Lanham,MD:RowmanandLittlefield,2002).

(4)关于中西早期电影的时期异同论述，见ZhenZhang,Teahouse,Shadowplay,Bricolage:Laborer''''sLoveandtheQuestionofEarlyChineseCinema,inY.Zhang,CinemaandUrbanCultureinShanghai,P27-50.

(5)LindaWilliams,ed.,ViewingPositions:WaysofSeeingFilm(NewBrunswick,NJ:RutgersUniversityPress,1997).

(6)SueTuohy,MetropolitanSounds:MusicinChineseFilmsofthe1930s,inY.Zhang,CinemaandUrbanCultureinShanghai.

(7)TomGunning,AnAestheticofAstonishment:EarlyFilmandthe(In)CredulousSpectator,inWilliams,ViewingPositions,P114-133;TomGunning,TheCinemaofattractions:EarlyFilm,ItsSpectatorandtheAvant-Garde,WideAngle8.3-4(1986):P63-70.

(8)《中国无声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672页。

(9)参见YingjinZhang,ChineseNationalCinema(London:Routledge,2004),第二章。

(10)ZhenZhang,BodiesintheAir:TheMagicofScienceandtheFateoftheEarly"MartialArts"FilminChina,PostScript20.2-3(2001):P43-60.

(11)同(8)，第771页。

(12)有关事件的分析，见ZhiweiXiao（萧志伟）,Anti-ImperialismandFilmCensorshipDuringtheNanjingDecade,1927-1937,inSheldonLu（鲁晓鹏）,ed.,TransnationalChineseCinemas:Identity,Nationhood,Gender(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97),P38-41.

(13)MariamHansen,EarlyCinema,LateCinema:TransformationsofthePublicSphere,inWilliams,ViewingPositions,P140.

(14)有关30年代女性形象的分类，见张英进《三部无声片中上海现代女性的构

形》，《二十一世纪》第42期（1997年8月），第116－127页。

(15)同(8)，第1338页。

(16)同(8)，第1079页。

(17)ZhenZhang,AnAmorousHistoryoftheSilverScreen:TheActressasVernacularEmbodimentinEarlyChineseFilmCulture，CameraObscura48.16(2001):P229-263.

(18)见郑逸梅《影坛旧闻——但杜宇和殷明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19)Hansen,EarlyCinema,LateCinema，P147.

(20)LeoOu-fanLee,ShanghaiModern:TheFloweringofaNewUrbanCultureinChina,1930-1945(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9),P63.

(21)JenaroTalensandSantosZunzunegui,TowardaTrueHistoryofCinema:FilmHistoryasNarration,Boundary224.1(1997):P28-29.

(22)LynnHunt,TheNewCultural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9)；RobertDarnton,IntellectualandCulturalHistory,inMichaelKammen,ed.,ThePastBeforeUs:ContemporaryHistoricalWritingintheUnitedStates(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0),P327-354.

(23)Darnton,IntellectualandCulturalHistory,P344,348.

(24)DudleyAndrew,FilmandHistory,inJohnHillandPamelaChurchGibson,eds.,TheOxfordGuidetoFilmStudie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8),P186.

电影后期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电影理论 早期电影 白话现代主义 集体感官机制 新文化史

在早期中国电影这个较新的研究领域里，至今最引入注目的海外理论探索，来自张真的《“银幕艳史”：电影文化，城市现代性与中国的白话经验》（美国芝加哥大学1998 年博士论文）和张真的导师米连姆•汉森2000年在美国《电影季刊》上发表的文章《堕落女性，冉升的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1)张真的博士论文于1999年获得美国电影研究学会最佳博士论文奖，实为在美国研究非西方电影的博士论文中的上乘之作。经过几年的修改，张真将于2005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书，新题为《银幕艳史：上海电影与白话现代主义，1896 － 1937》，重点与汉森的文章更为接近。(2)虽然从师汉森与汤姆•甘宁，张真在自己的研究中发展了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和甘宁的早期电影理论，并参考近年国内外陆续发表的研究早期中国电影的书籍。(3)当然，“早期电影”在中国的电影史中的概念与西方电影史的分期不同，可从1905年中国电影的诞生算到中国有声片发展多年后的1937年，因此，1937年成为汉森和张真研究中的下限年。(4)汉森文章的中文翻译现已刊登在《当代电影》2004年第1 期。这样，在“中国电影百年”这一大的学术语境中讨论白话现代主义和早期中国电影之间的关系，现在时机已到。

汉森将自己的理论区分于注重封闭式叙事的“经典好莱坞电影”的两大电影理论主流：其一，心理分析－符号学理论（以及与此产生的意识形态的机构理论）；其二，近十多年来发展的形式主义－认知学理论。这样，我们可以把汉森的理论归为西方电影理论发展的第三条途径，而这一发展的背景是西方文科领域近来“文化转向”后对文化史的偏好。用张真的话说，汉森的理论“将有关现代性的哲学争论的焦点从心智移到身体，从预言移到现实，从上层建筑移到下层建筑，从崇高移到低俗，从个人移到集体”。张真跟随这一学术方向的转变，在自己的研究中力求“通过上海国际性的电影文化的镜头，建构一个中国现代性的文化史”，“一个以电影为中介的情感方式的文化史”，或更简单地说，“一个电影的感官史”。以下我用“集体感官机制”、“白话现代主义”和“新文化史”为题，评述汉森和张真对早期中国电影的理论探索，并提出我自己的例证和见解。

作为集体感官机制的早期中国电影

汉森的理论中几个关键词包括“感官”（或“感官机制”）、“直接性”、“情感性”（affect）、“空间”（horizon）和“公共领域”等。按汉森看来，经典好莱坞电影在世界上的垄断地位与电影的经典性质（即永久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不太大，而与电影能为海内外的大批观众提供一种经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感官—反射空间的关系更大。她把“感官－反射空间”定义为一种话语形式，通过这种形式，个人经验可能在公共领域里他人的表达和承认中找到共鸣。而且，这种公共领域不只包括印刷媒体，也在视觉和听觉媒体中流传，产生感官的直接性和情感性。换言之，除了好莱坞的圆熟的故事和叙事方式及其强大的经济、文化资本外，汉森认为感官经验（即视、听、闻、味、触、动等感觉）也为好莱坞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使其电影成为世界上最流行、最有力的大众娱乐形式。

要构建一个电影的感官史，并因此要注意到电影诞生前后的视觉性和观影模式（spectatorship），这也说明为什么这十多年来早期电影的研究已跨越电影本身而涉及其他类型的视觉，如全景景观（panorama）、腊像展览、商店橱窗等等，以及这些新的视觉模式产生时的机构和环境。(5)在早期类似于电影的种种经验中，这些与动感联系密切的感官机制在学术研究中倍受关注：都市街道漫游，百货商店购物，旅游（尤其是火车旅行），以及在早期中国电影中屡见不鲜的舞厅歌舞和汽车驾驶。媒体间的及文本间的互指性因此成为早期电影研究的一大特点，而与先前的两大电影理论相反，如今电影宣传、发行和放映（即环境）受到的重视远比电影故事和叙事（即文本）为多。电影文化（如公司宣传、明星、影迷杂志等），印刷文化（如畅销故事、歌曲、漫画、广告等），都市文化（如电影院、建筑风格、内部装修、时装、卫生等）种种方面已成为早期电影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游乐园和杂耍戏院提供早期电影的放映场所，插图报纸和刊物将电影带入一个渐渐兴起的公共领域，其中各自异同的、有时相互竞争的话语通过视觉和听觉模式广泛流传。其实，我们不妨用“听觉漫游”一词来描述中国30年代初默片中的主题歌的流传方式：灌制成腊盘在影院中用留声机对着银幕播放，印成单张歌谱在书店和音乐店销售，由电台播放传入千家万户，或由人们在教室和公共集会上放声高唱。(6)

在理论叙述上，感官机制因此被认为在经典电影形成之前占据一席主要地位，进而对早期电影的美学产生积极影响。甘宁分析有关卢米埃尔兄弟最早在巴黎放映纪录短片的“神话”，据说当时那些难以置信的观众的身体反应包括高声惊叫、仰身躲避和逃离座位等。甘宁由此推断早期电影的两大美学特征：“吸引人”（attraction）和“惊动人”（astonishment）。早期电影是“吸引人的电影”（以区别需要思维投入的经典电影），直接抓住观众，用耳目一新的技巧（如魔术表演、夸张动作和幽默小品）吸引他们，以一系列视觉冲击和身体震撼（动作的短暂性，而非经典电影中的场景的连贯性）攻击他们，产生强烈的惊动感（不可思议）和一种视觉与身体焦虑交错的矛盾经验。(7)通过“展示的”（即表现的，而非再现的）模式，早期电影提供了一种强烈的感官经验，并满足了当时盛行的视觉好奇心和对新的知识的视觉渴望（表现在前述全景景观和腊像馆展览等）。甘宁认为，观看卢米埃尔兄弟电影的早期观众经历的吸引和惊动是一种直接“与现代性的遭遇”。我们可以猜测，这“现代性”当年同时体现在推动火车头前进的机械技术和反映惊人影像的电影技术。

有关巴黎早期电影放映时观众的身体反应的神话凸显了直接性和情感性的问题。张真这样推测早期中国电影对观众的情感效果及其“医疗功能”：影院内的眼泪和笑声创造了一种“集体的感官机制”，它“帮助观众消解、缓冲和克服现代生活中的惊讶和疲惫，进而释放在社会转型中产生的高度压力”。她指出“”一词充分体现了电影的情感性，同时表达了“快速之感”和“快乐之感”。由此类推，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重新修正徐卓呆早年的“影戏即戏”之说：此“戏”乃“游戏”（“游”则“流动”，“戏”则“玩耍”），戏当然是早期电影欣赏不可缺少的心理条件之一？含讽刺意味的是，与“”类似的词（如“快乐”和“开心”）在当年表达的是沉醉于都市消闲和享受的人生态度，为自诩文化上“保守的”鸳鸯蝴蝶派文人典型所有，这里在“集体的感官机制”的理论框架中却产生了出乎意料的“现代”意义，即帮助观众适应现代都市生活。有趣的是，1925年徐卓呆与汪优游合办开心电影公司，目的即是生产让观众“开心”欢笑的“滑稽剧”。(8)但我们不妨追问，难道这原本主要起于商业的目的就因早期电影的“感官机制”自然而然地就具备“现代”意义？

“”所隐含的“快速满足感”无疑诠释了早期电影理论概念中的直接性和情感性，二者又在作为中国特有类型的武侠电影中充分体现出来。武侠电影之吸引人和惊动人的程度在20 年代后期达到“自杀性加速”的创作高峰，影响波及东南亚市场。(9)张真正确地指出中国观众对武侠电影完成传统故事中“腾云驾雾”和“飞行千里”等视觉奇观的惊叹，这些奇观本来只出现在静止的文字描述或故事插图中，如今却在银幕上通过现代科技栩栩如生地展现“空中飞体”和“飞剑行刀”。(10)但是，武侠电影技术上的现代性并不能消解其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而历史上正是这保守性使武侠电影普遍受到舆论的谴责，最终导致南京政府1931年颁布禁演令。

考虑到视觉、动感及其他感官相关联的技巧内容，武侠电影的放映的确提供了一种可称为“公共的”或“集体的”感官机制，通过这种机制观众想象性地认同银幕上的英雄男女，并因此获得。然而，如武侠电影所示，早期电影的公共放映所产生的“集体感官机制”本身并不一定产生一种“集体的主体性”。不错，作为一种正在形成的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电影院提供了产生观众某种“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关系，但这些具体是哪种关系则需要我们因时因地调查。像张真那样将早期电影视为一种传播“情感知识的渠道”是一回事，但我们研究具体传播了什么知识、谁在传播、传播给谁、为什么目的、产生什么效果等却是另一回事。简单地说，我们不应该让早期电影的“科学魔术”及其“动人的”景观遮蔽我们的批评视野，而忽略调查集体感官机制背后的东西。

这里举两个中国早期放映的例子来说明我对感官机制的直接性和情感性的质疑。第一个例子是一次放映中国默片《哪吒出世》（1927）时，一对虔诚的观众竟在影院内面对银幕上的神灵烧香礼拜：早期电影感官的直接性和情感性效果在此一览无余。(11)即便可以按张真所说，用此例子证明早期电影“帮助观众消解、缓冲和克服现代生活中的惊讶和疲惫”，我们也无法忽视这一纯粹的迷信之举，而将其视为恰当的“现代性”经验。第二个例子众所周知，好来坞影片《不怕死》（1929）在上海放映时，洪深对其辱华内容忍无可忍，跳上影院前台，呼吁观众抵制此片。洪深曾留美在哈佛大学深造，当时任教复旦大学，并兼职明星公司的电影剧作家兼导演，是上海一位著名的文化人，这次居然在公开场合被拘留，幸亏舆论一致谴责，洪深迅速得以释放。(12)此例子证明，好莱坞影片的感官直接性和情感性效果可能如此之佳，反过来损害了自身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并促使中国观众起来抗议它的意识形态内涵。

我提醒大家不要盲目接受集体感官机制说的主要原因是，早期电影研究不能只停留于描述感官表面，而忽略调查电影话语的意识形态内涵。汉森其实已经意识到这点，在理论上联系电影的公众性和感官－反射的空间时指出：“此处的公众为最普遍意义上的，指一种话语格局或过程，社会经验由此在主体间的、可能是集体、甚至是对抗性的形式内得以表达、理解、商讨或抗争。”(13)由此推断，早期电影所产生的集体感官机制从来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单一整体，而是充满了复杂性和矛盾性，这些复杂性和矛盾性来源于在电影这感官－反射的空间中流动的多种意识形态和话语，因此也影响了在公共场合中的一系列退化、屈服、商讨或抗争等迥然不同的策略。

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默片

尽管汉森对公共的概念似乎灵活，白话现代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仍不和谐。汉森是这样解释她为什么在定义现代主义时选择白话（vernacular）而不用通俗（popular）：“白话一词虽然含糊，但其日常、日用与语言、熟语、方言的方面的联系使我选择这词，而不用通俗，因为后者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过分受限制，在历史上同样不确切。”白话的灵活性（因此产生上文所提的意识形态的含糊性）使“白话现代主义”概念中的“白话”本身缺乏准确性，因为白话用以界定现代主义主要是因为它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或更确切地说，我认为是与现代生活中物质、质体和感官层面的联系）。

在早期中国电影这个语境中，张真是这样处理白话的不确切性的：她一方面追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中被后世忽略的质体层面（如胡适早期白话诗中身体磨难的意象），另一方面挖掘晚清上海文化中自创的洋泾浜英语，正是这种“白话”的不稳定性和混杂性（hybridity）使得它能够跨越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地理所造成的鸿沟。张真认为，早期中国电影的话语功能酷似洋泾浜白话，混合本来不相干的因素，构成一个感官－反射的空间，以吸引和震撼观众。白话因此可以理解为“一个相互的连续体，一种现世的技术，一个翻译的机器，一种文化的感官机制”。从这个理解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出类似意识形态说的电影机构理论的影子，因为二者都强调电影的功能性，虽然白话现代主义本意上是不受意识形态过分限制或事先限制的。由此，我们又一次发现白话现代主义与意识形态的不和谐的关系。

如果不谈意识形态这个话题，汉森对电影视觉和接受的新空间的阐述推动了早期中国电影的研究。她建议我们分析这些诸多的层面：“电影的主题，电影的场面调度和视觉风格，电影叙事的形式策略，包括演员表演、人物塑造和观众认同等方式，以及电影对某一特定的接受空间的指认和在此空间中的作用。”看了30多部中国默片后，汉森发现这些影片风格上的混杂性，“一种为正在形成的、异质的、不稳定的公共领域提供多样开放点的混杂性”。白话现代主义因此以开放性和非排他性为特点，以区别经典电影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但是，汉森既指出风格上混杂性的多样（意识形态）后果，同时又不愿意具体命名这些意识形态的混杂性，所以在她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中留下矛盾的孔隙。

举个例子，汉森指出妇女的身体是上演现代性矛盾的场所。她着重分析上海默片中反复出现的“化妆的妇女”，她们在银幕上的表演使化妆成为现代性的形象转化的一个有效方式。从感官－反射空间的角度看，汉森推测妇女的银幕形象获得自己的生命，她们不但代表剧作家或导演为她们设置的银幕角色，(14)而且时时代表银幕外的女演员自己。这样看来，在《神女》（1934）中，阮玲玉有时不以牺牲自我的母亲的形象出现，也不以饱受蹂躏的的形象出现，而以现实生活中众人注目的女影星形象出现。同样，在《天明》（1933）的结尾，黎莉莉的表演超越了一个同情革命的形象，而面对观众展示属于自己的迷人的微笑。

汉森多层面分析的方法的优点之一，是凸现女性银幕形象在文化流通中文本间的互指性。以阮玲玉为例，她的明星效应的感官直接性表现在她当年获得中国首届影帝影后选举的亚军，这个选举由一个电影杂志在1932—1933年间举办，胡蝶以13582 票取胜，封为影后，阮玲玉得13490 票，以不到百票之差屈居第二。(15)在1935 年25岁时自杀身亡后，阮玲玉的名声远大于胡蝶，80年代以来还经常看见她的形象出现在书刊及影视作品中，尤以香港电影《阮玲玉》（1992）出名。以黎莉莉为例，文本间的互指性使她银幕上微笑的形象一方面与当年中国的报刊（尤其是《良友》这样的上海画报）中经常出现的微笑妇女的摄影图片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与《屈辱》（1931）中的玛琳•迪伊理奇的角色相关联，因为汉森猜测这部影片很可能影响了《天明》。

其实，如果稍微修改张真的词语，我们不妨将银幕的妇女形象视为一个“跨文化的感官机制”，通过它中国的女演员的表演和形体经常与西方女演员相提并论。举个例子，当年的影评称赞第一次在《海誓》（1921）中从影的殷明珠在表演上可与玛丽•璧克馥相媲美。(16)殷明珠原来是上海知名的时尚交际花，以“ff（即“外国时装”之英文的缩写）小姐”著称，出演《海誓》后迅速上升为中国第一位女明星，一名公众羡慕的偶像，一个现代生活的艳丽体现。

与银幕的妇女形象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女演员在银幕内外自我授权所获得的主动性（agency）的程度。张真对《银幕艳史》（1931）的解读揭示了当年女演员的可见度的增加及她们在影片里的自我授权的行为。(17)但是，不管这类行为的“危险性”（汉森之词）多大，在现实生活中殷明珠的确说服了她母亲，让她辞去被母亲强迫所接受的诊所工作，息影不久后重新回到银幕的生活。与多数中国的女演员相反，殷明珠和但杜宇结婚后没有退出影坛，而在银幕内外支持丈夫的上海影戏公司。顺便一提，但杜宇成为电影导演与制片人之前是上海著名的画家，他的电影（如爱情片、古装片）和绘画（如美女画集）作品也涉及集体感官机制的不少方面。(18)

回到白话现代主义理论，即便同意“白话”这个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词可以“恰当地”描述早期中国电影的某些特征，我们仍然面对着要解释到底早期中国电影产生了什么样的“现代主义”、体现了什么样的“现代性”这些问题。汉森是这样评估中国默片的：“这些影片之所以成为现代的、或更精确地说是现代主义的，是因为它们戏剧性地展现了可能用传统方式表达、但却无法靠恢复传统社会秩序而解决的种种冲突和矛盾，不管它们最终是否赞同革命。”这里汉森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话语性的东西（戏剧性展现），一种超越传统（社会秩序）的表达或再现的方式，一种说不定还超越当年报刊影评中盛行的“左翼”（革命）意识形态阅读的东西。

如果将观众纳入思考范围，现代性可进一步理解为从话语上向大众开放的一种“认同视野”，但我认为，这类认同更多地发生在思维层面上（与主动性和主体性有关的自觉的决定），而不是感官和身体层面上（如情不自禁的惊叫、烧香等）。不错，早期中国电影构造了集体感官机制并传播了现代时尚的影像，因此成为当年现代性的极佳标志，但这样的描述本身并不能说明多少这些电影在历史上的接受过程。我们既不能说所有的电影都同样的现代，也不能说所有的观影经验也与现代性有着同等的联系。从这个角度看，张真用“相互竞争的现代”一词概述早期电影的一些类型（如武侠和恐怖）则值得商讨。譬如，她用“通俗剧的报应”这一架构去解读《一串珍珠》（1926）等影片，就没能在概念上说清楚相互竞争的“现代”与因果报应的“传统”之间的联系。当然，汉森意识到电影接受过程中的异质性，强调我们要“将早期电影视为不均匀的、相互覆盖和相互竞争的多种公众性的场所”。(19)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更多地研究历史的具体性，更好地区分种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效果（它们并非自然而然地都属于“现代”），这样才能让白话现代主义在早期中国电影这个语境中比现有的理论阐述更有说服力。

这里再举一例汉森不十分令人信服的阐述，她指出：“20和30年代的上海电影是白话现代主义的一个独特的分支，这一分支的发展既与美国及其他外国的模式有着复杂的关系，又吸取并改造中国的戏剧、文学、制版和印刷文化中现代主义的和通俗的传统。”可是，除了当时上海社会、经济半殖民性的“独特”外，早期中国电影的所谓“独特性”（这点在张真的研究中比汉森表述得更为清楚）似乎与国际电影白话现代主义的关系远不如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如戏曲、武侠、甚至迷信）为多。而且，既然白话现代主义是关联文学、戏剧和印刷文化的话语形式，为什么汉森只将它限制为早期电影的“独特”现象？按汉森这里的阐述，白话现代主义其实可以是20和30年代上海的主导文化现象，而不仅是或不单独是同一时期上海电影的“独特”现象。 作为新的研究方法的文化史

有关白话现代主义是20和30年代上海的一个主导文化现象的设想将我们带到近年文化史成为西方学者偏好的研究方法这一话题。张真自称她在建构“物质的文化史”时力求“将重点从思想话语转向社会经验，从再现转向体现”，这样，她的研究就符合西方学术界近来的一个明显的研究重点的转向，即从思想史和美学史（二者如今皆因为强调主流运动和代表作家而显得过分“精英”）转向文化史（尤其是某种文化实践的物质性历史）。

在中国研究领域，李欧梵的《上海摩登》（1999）一书代表了这种概念和方法上的转向。他一反先前盛行的“常规思想史的精英方法，及其只讨论个别思想家的本质思想的倾向”，提倡文化史的新方法：“我们不应当忽视‘表面’，即那些不一定必须进入深奥思想的、但却能引起集体想象的形象和风格。在我看来，‘现代性’既是思想又是形象，既是本质又是表面。”(20)他的研究方法注重物质的、虽然还不完全是物质主义的表面（即种种形象和风格，如电影院吸引人的建筑外表或其内部高卫生标准的洗手间的色调），而削弱思想层面（如、左翼或自由派的意识形态），与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汉森因此赞赏李欧梵将上海电影放在许多媒体和话语中研究的方法，这进一步说明二者对媒体间和文本间的互指性有着同样的偏爱。

我认为，李欧梵和汉森（以及张真）的研究可以放在近十几年西方学界的方法论转向这一大的语境中来理解。这些转向包括从总体的历史到部分的或片断的历史，从纪念碑式的历史到图表式的历史，从历史主义的历史到结构的历史，从档案的历史到推测的历史。正如“单方面的因果性”如今受到挑战，“整体的概念似乎也被遗弃，代之而起的是复数化、局部化、以及中心的缺席”。(21)对复数化和局部化的偏好可以解释李欧梵和张真的研究中对异质性和混杂性的重视，他们对先前视为“边缘性的”文化实践（如颓废文学和武侠电影）的刻意研究在方法上（倘若不是在概念上）形成了以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心（如民族主义等）的缺席。

要进一步探讨电影研究中文化史方法的兴起，我们应该参考美国历史学科近来的两次特别值得注意的转向：其一，按琳•韩特1989年的观察，历史学科近几十年的“文化转向”已使研究重点由社会史转向文化史；其二，文化史的兴起又发生在先前的另一个重要转向，即罗伯特•丹滕所说的由思想史向社会史的转向。(22)从这一大的学科语境来看，早期电影的文化史研究完全符合罗伯特•丹滕所说的从“高”到“低”的转向，即从思想史到社会史再到文化史。早在1980年，丹滕已经预言，“文化史将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相会的领域”。(23)其实，类似的从“高”（精英）到“低”（通俗）的转向也发生在文科领域（如文艺复兴时期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方法），而这些发展的动力造成文化研究近来已成为民族文学、跨民族文学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主导力量。

回到电影研究，我们可以参照安德鲁对电影文化史方法的阐述：“简言之，电影的文化史不从直接欣赏作品开始，也不从直接收集有关电影的‘相关事实’开始，而是重建作为表现的各种状况，这些状况促使某些电影被生产、被理解、或被误解。这是一种双重的阐释，既为作品的文化结果而阅读电影，又为电影所传达的价值和情绪而阅读文化。”(24)同样，安东•凯斯也强调：“作为大批话语和学科的综合场所，作为相互交叉的声音的中心点，电影在当代文化史上占有一个中心地位。”(25)

电影对文化史以及文化史对电影的相互重要性在本文论及的研究中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正因为早期中国电影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我们更应该认真研析其中的历史发现和理论设想。在结束本文对白话现代主义的评估前，我想再次强调历史的具体性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如果说心理分析理论（因其将电影视为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机构而产生过分的限制性）和新形式主义理论（因其关于智力结构和视觉能力的生理硬件线路的猜测）在本质上都倾向简单化和单一化，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又因其过分的灵活性和多元性而显得模棱两可。异质性、不相容性和矛盾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汉森的一系列研究对象中：“大众生产、大众调解、大众消费的现代性的种种文化表现，同时表达和回应现代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过程的一大批话语（时装、设计、建筑和城市环境，日常生活的变化机理，经验、互动和公共的新的形式）。”虽然理论阐述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具体性的缺乏，但汉森理论的模棱两可之处十分明显。她指出，“默片提供一个经历现代性的反射的空间”，但这是谁的经历？什么样的现代性？她的结论更值得商榷：“上海电影当时应该使观众看完电影后能想象他们自己的生存、表演和社会化的策略，使他们理解在极其不平等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生活的意义。”正因为缺乏历史的具体性，汉森的结论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孤岛时期、沦陷时期、或者战后的上海电影，甚至可以描述当前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倘若如此，上海默片则难以成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一个“独特”分支，而白话现代主义的理论又不仅仅适于早期电影。总之，我认为白话现代主义理论（及其相关的集体感官机制说）需要进一步与中国电影和文化的具体性（包括长期的意识形态批评）对话，才能对早期中国电影研究生产更积极的意义。

注释：

(1)zhen zhang, "an amorous history of the silver screen": film culture, urban modernity, and the vernacular experience in chin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8); miriam bratu hansen, fallen women, rising stars, new horizons: shanghai silent film as vernacular modernism, film quarterly 54.1 (2000): p10-22. 除另文标注外，本文所引汉森的论点皆来源此文；篇幅关系，页数不一一另注标明。

(2)zhen zhang, an amorous history of the silver screen: shanghai cinema and vernacular modernism, 1896-1937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除了另外标明外，本文所引张真的论点来自此书的审稿版，直接引文取自阐述理论的第一、二章。

(3)参见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 yingjin zhang（张英进）, ed., 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in shanghai, 1922-1943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laikwan pang（彭丽君）, building a new china in cinema: the chinese left-wing cinema movement, 1932-1937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2).

(4)关于中西早期电影的时期异同论述，见zhen zhang, teahouse, shadowplay, bricolage: laborer's love and the question of early chinese cinema,in y. zhang, 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in shanghai, p27-50.

(5)linda williams, ed., viewing positions: ways of seeing film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7).

(6)sue tuohy, metropolitan sounds: music in chinese films of the 1930s ,in y. zhang, 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in shanghai.

(7)tom gunning, an aesthetic of astonishment: early film and the (in)credulous spectator, in williams, viewing positions, p114-133; tom gunning, the cinema of attractions: early film, its spectator and the avant-garde, wide angle 8.3-4 (1986): p63-70.

(8)《中国无声电影史》, 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 年版，第672 页。

(9)参见yingjin zhang, chinese national cinema (london: routledge, 2004), 第二章。

(10)zhen zhang,bodies in the air: the magic of science and the fate of the early "martial arts"film in china, post script 20.2-3 (2001): p43-60.

(11)同(8)，第771 页。

(12)有关事件的分析，见zhiwei xiao（萧志伟）, anti-imperialism and film censorship during the nanjing decade, 1927-1937,in sheldon lu（鲁晓鹏）, ed., 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 identity, nationhood, gende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p38-41.

(13)mariam hansen, early cinema, late cinema: transformations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williams, viewing positions, p140.

(14)有关30 年代女性形象的分类，见张英进《三部无声片中上海现代女性的构

形》，《二十一世纪》第42 期（1997 年8 月），第116 － 127 页。

(15)同(8)，第1338 页。

(16)同(8)，第1079 页。

(17)zhen zhang, an amorous history of the silver screen: the actress as vernacular embodiment in early chinese film culture， camera obscura 48.16 (2001): p229-263.

(18)见郑逸梅《影坛旧闻——但杜宇和殷明珠》,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年版。

(19)hansen, early cinema, late cinema， p147.

(20)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63.

(21)jenaro talens and santos zunzunegui, toward a true history of cinema: film history as narration, boundary 2 24.1 (1997): p28-29.

(22)lynn hunt,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robert darnto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in michael kammen, ed.,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p327-354.

(23)darnton,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p344, 348.

(24)dudley andrew, film and history, in john hill and pamela church gibson, eds., the oxford guide to film stud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