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分级制度范文
时间：2023-09-30 07:33:21
电影分级制度篇1
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最初只使用两个分级级别：U和A。U代表老少皆宜，A代表更适合于成人。1932年，由于恐怖片发行数量的增大，委员会添加了H级别，限定16岁以上才能观看。1951年，H级别被X级别取代，同样限为16岁以上观看，但表明关注点已不再是怂人的恐怖，而是性和暴力。1970年，为更有效地保护青少年，同时允许更多的面向更大年龄、更成熟观众的成人电影无删剪地通过，委员会开始使用以下4个级别：U：老少皆宜；A：5岁和5岁以上儿童可以元人陪伴观看，但电影也许含有某些家长不希望14岁以下儿童观看的内容；AA：14岁以下儿童免入；X：18岁以下免入。
1982年，委员会将分级级别更细致地调整为：
U(Universal)，老少皆宜。
PG(Parental Guidance)，家长陪伴指导，影片有某些镜头也许不适合年少的儿童。
15，18，15岁及15岁以上，18岁及18岁以上方可入内。
R18(Restricted 18)，在特别许可的有执照的色情电影院或电影俱乐部的有限范围内放映，18岁以上方可入内。
1989年，委员会又新增加了12级别(适合12岁及12岁以上)。2002年，影片《蜘蛛侠》的火爆使委员会屈从于商业压力将12变更为12A。这意味着12岁以下的儿童可以由成人陪伴指导观看。
对移动影像的审查因1984年《录像法案》的颁布而实施。该法案使新更名的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成为家用录像片的法定审查机构。委员会实施的对录像带的分级级别如下：U，Uc，PG，12，15，18，R18。其中，Uc表示老少皆宜，尤其适合于儿童；R18表示只允许在有特许执照的性商店内向18岁以上的人出售。其余级别与电影分级级别类同。
本文通过探讨英国电影审查制度的确立、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功能及其运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电影审查体制中的作用和地位，旨在解析和评价英国的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
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的确立
1.1909年《电影法案》的制定
英国对公共娱乐的审查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在1543年就有国家法规出于对政治和宗教异端邪说的恐惧，首次对戏剧的内容加以限制。1737年的《剧院法案》和1843年的《戏剧法案》确立和加强了戏剧审查制度。1751年的《混乱场所法案》则监管以音乐或舞蹈为主要形式的娱乐场所。英国电影的公共放映活动始于19世纪后期逐渐繁荣起来的歌舞杂耍剧场，但很快便自立门户，1906年出现第一家纯粹的影院，1911年迅速发展为近4000家影院。①这些影院的活动没有音乐和舞蹈的成分，理应免受1751年法案规定的地方政府的发照管辖。然而，潜在火灾危险以及对主要是吸引工人阶级的大众娱乐形式的怀疑和控制欲，使地方政府呼吁对影院颁发营业执照以实施监控。1909年的《电影法案》授权地方政府对所有用于电影放映的场所实施检查，并发给合格者营业执照。法案内容完全是基于观众生命安全方面的考虑，并没有明文规定影片在公映前要接受审查。但该法案某条款措辞含糊，地方政府很快利用其发照权力填加施控内容。在电影工业对地方政府的诉讼中，英国法院通过自己的解释，确认了地方政府自行取得审查影片权力的合法性。②
2.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的成立
鉴于地方政府不断填加发照条款，少数利欲熏心的发行人开始进口带色情内容的影片，加之一些地方政府提议建立中央政府审查体制，影业意识到他们的生存有赖于组建全国统一的行业自律审查体系。于是，电影生产商协会与电影放映商协会联手，于1912年10月成立了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并取得了内政部的认可。刚刚退休的德高望重的戏剧审查官乔治·瑞得福特应聘出任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委员会于1913年元月1日起正式开始工作。
由于电影审查委员会的非法定、非官方地位，其裁决需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方能生效。1920年，电影放映商协会决定其成员只能放映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影片。1921年，伦敦郡议会规定，未经郡议会的特别许可，影院不得放映任何未取得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分级证明的影片。该规定很快被大部分地方政府仿效。1923年，委员会得到了影业上级主管部门内政部的公开支持。内政部在向地方审查机构下发的样板条例中，倡议它们今后把遵从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果作为一项政策来执行。在经历了约15年权与利的较量后，t924年底，英国各地基本实现了电影审查的一致性。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地位终于得到巩固。
3.1952年《电影法案》和1984年《录像法案》
1952年《电影法案》确认了1909年《电影法案》中地方政府向影院颁发执照的权力，但在此基础上，审查的基调从“安全”改变为“控制”，尤其是为儿童利益实施监控。法案第三款明确要求地方发照机构在其发照条件中增加禁止或控制儿童(16岁以下)入场观看不适宜影片的条款。③但私人群体、电影协会或俱乐部等非商业性放映活动不受发照监控。通过赋予地方政府在颁发执照时附加前提条件的额外权力，该法案使此前国会一直没有赋予的审查电影的权力合法化了。1982年的《电影(修正)法案》通过推出新的R18级将大部分都在放映色情影片的商业性电影俱乐部也纳入发照监控的范畴之内。
80年代初录像业火爆，其色情和暴力内容引起了压力集团和媒体的强烈关注。人们对儿童正受侵蚀的担心加剧。国会因此通过了1984年《录像法案》。该法案以法律形式来要求委员会分级、删剪或封杀以录像形式发行的电影。地方政府对录像没有参与权。录像审查的法定权力被授给了委员会新任主席和两位新任副主席。委员会以他们的名义运作。鉴于录像的家庭观赏特性，审查官被提醒对录像要比对电影更加严格。1993年发生的詹姆斯·伯格谋杀案(一个两岁的孩童被两个十岁的男孩杀死)使社会舆论一致要求更加严格法规。因此，1994年《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案》要求电影分级委员会“特别注意录像片处理暴力、犯罪、恐怖之行为及毒品的方式”。④
《录像法案》使英国跃进了它一直成功地避免近七载的国家电影审查体制，成为英国迄今为止最彻底的媒体审查措施。⑤《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案》则使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独一无二的既实施国家录像审查、又以法律形式定出哪些内容可以接受和不可接受的指导纲领的国家。⑥
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及其运作
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是电影行业建立的一个“自律”机构，旨在抵御中央及地方政府干涉，保护电影工业免遭法庭官司，统一审查标准。它负责审查所有在商业影院放映的影片，新闻短片除外。在电影审查方面，它没有法定权力，但经多年磨合赢得的权威性使之事实上成为英国的“半官方”审查机构。1984年《录像法案》给了它在录像审查方面法定的官方地位，并使其于1985年从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更名为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以体现分级比审查在委员会的工作中占更大的分量。委员会有一名主席，一名书记，4～5名审片员以及若干行政人员。主席往往由广受尊敬的社会名流担任，对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参与不多，但对重要问题有最终决策权，并负责委员会的对外政策。委员会书记则必须全身心地处理日常事务，是委员会决策的主要影响力量。《录像法案》实施后，委员会主席从一人增加到3人(一正二副)，书记更名为主任，审片员队伍扩大，审片数量剧增。以往4名审片员一年审查约400部影片，变成71名审片员每年审查4000多部影片和录像片。 转贴于
1.委员会审片程序
一部影片要由不少于两名审片员来审查。在决定能否通过和选择分级级别时，委员会主要考虑的是性、暴力以及恐怖内容的程度。被认为有问题或特别重要的影片，则由书记亲自审查。引起批评或争议的影片有时也会由主席过目。主席的决定为终审决定。发行商只能接受委员会的决定，或将影片送地方政府审查以求获得地方公映权，或送俱乐部系统放映。被拒影片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仍可再次向委员会送审，这对一些后来被地方政府审查通过的影片尤为可能。但委员会基本上不太愿意更改过去的决定，除非时间上已有相当长的间隔。电影的分级级别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在若干年后被更改，但录像级别则不允许有变更。
委员会的决定为终审决定，影业承诺遵守。但影业也不满缺乏独立有效的机构来质疑委员会的分级决定：“这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没有上诉场所的国家之一。”⑦但《录像法案》为录像业安排了上诉委员会受理投诉。
2.审查灵活性
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从来没有正式的书面标准或规则来严格规定什么该删剪，什么可以宽容，什么样的内容该归人哪种分级级别。审片员主要依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并根据一部影片的总体格调来评判。第一任主席瑞德福特明确要求查禁的只有两条：“基督的活体形象不可接受，裸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通过。”⑧但委员会也是根据一些指导原则来操作，例如奥康纳主席1916年定下的43条，内容涉及政治、宗教、道德和粗话等方面。这使得一些影评家认为委员会没有书面规则的说法乃无稽之谈。确切地说，委员会执行的是“严格死板的非成文规则”⑨，其非正式性为审查的灵活和开明留出了空间，使得委员会能够根据社会的变迁而适时调整尺度。因此英国的电影审查从来不具永恒性。当然，缺乏正式书面规则会导致评审决定在某种程度上的不一致。但委员会书记特里维廉(1958～1971年)认为“这是为灵活性和明智审查而值得付出的代价。如果定下了条条框框，就得死板地将它们应用到所有电影的身上，不论是艺术杰作还是商业垃圾……此外，对书面规则的应用必然导致对条款单字或词组准确含义的争执。”⑩
3.审片保密性
委员会在成立的最初20年间，每年都发表一个年度报告，这其中的13份报告完好保存至今。但该传统在二战结束后没有得以继续，增加了委员会工作的神秘感。对了解委员会早期工作能有直接帮助的，还有英国电影研究院图书馆收藏的三四十年代的送审电影脚本及委员会的评论报告。
特里维廉任书记期间，不愿发表任何报告或公布任何数据，因为他担心从影片中摘出的孤立的句子会被媒体加以利用来嘲讽委员会。但他会在一些公共场合以其出色的口才公开捍卫委员会的工作。1975年弗曼书记上任后，委员会开始发表每月信息公告。但公告盖有“保密”大印，不向公众公开，地方审片机构每年付50英镑订阅。
发表每月公告的行为也只延续了三年。以前非正式的对信息的禁止外泄于1993年1月成为委员会的官方政策。从那时起，弗曼主任明文规定，“对1975年以后向委员会送审的影片的每一份报告，现在只能由书记自己一人有权决定是否向公众公开。”⑾审片员也因工作合同中的保密条款而不能泄露任何信息。因此，围绕英国电影审查的神秘光环更加制度化和合法化了。
1984年《录像法案》迫使委员会自1985年后重新开始发表年度报告。1999年1月上任的委员会主任罗宾·杜瓦尔为委员会的运作增加了极大的透明度。他坚信“决策透明不仅仅是委员会的职责，也有利于确保公共争端起源于准确的事实之上。”⑿如今，委员会积极调查民意，在自己的网页上公布审查指导纲领，并公布具体影片的删剪长度及原因。⒀
电影审查委员会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1.委员会的独立与公正
从建制上讲，委员会在录像审查方面属依法行事，除此之外，它只是个私营机构。保持独立、公正，赢得各方信任，对委员会至关重要。特里维廉评价委员会是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⒁，实现了自己的初衷。但对此不乏异议。
委员会被公认为确实做到了独立于行业，通过向送审者收取审片费而避免了影业的干预。但独立于政府则另当别论。尽管委员会不受政府的直接控制，却经常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和来自内政部的直接压力。因急于奠定自己的地位，委员会在早期有意无意地努力迎合政府的期望。奥康纳坦言，“我认为与内政部不仅有必要保持联系，而且应建立最为友善的关系。我认为我个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⒂直到二战结束，委员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接触已成为常规定式，这种交流使它与国家政府及其政治价值体系牢牢拴在了一起，委员会成为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对电影的直接的政治审查是二战结束前英国电影审查的一大特点。委员会认为电影的宗旨是娱乐，“不是搞政治的地方”。⒃为维持政治现状，皇室、政府、教会、警察、司法及友好国家都特别受保护，不得批评。也不允许表现当时社会有争议的问题，如苏维埃俄国、劳工关系(罢工)、二战前夕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等。委员会定期将有争议题材向政府的对口部门汇报，寻求指导，甚至鼓励政府的干预。在评论委员会积极咨询政府对苏联影片《攻占柏林》的处理意见时，费尔普斯认为“委员会在关键问题上的独立性只是理论上存在，而非现实”。⒄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实施全面的战时宣传控制。委员会与政府密切配合，赢得了信赖。二战结束后，委员会逐渐放弃了其家长式的审查风格，与政府也有所疏远。政府也尽量与审查保持距离。但是，1972年，内政大臣瑞吉劳·毛德凌在影片《发条橙子》招致媒体和压力集团攻击时，要求自己先看一遍；1977年，拟在英国拍摄一部反映耶稣基督性生活影片的丹麦导演简斯·乔根·索森赴英为其另一部影片做宣传时，被政府应宗教界的呼吁而拒绝入境。这些偶然的举动仍充分体现了政府对审查的直接干预。
由此看来，艾弗·蒙塔古1929年认为委员会与政府的非正式的紧密关系使得政府能够“完全实施自己的愿望，而又不负任何责任”⒅的抱怨，不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很贴切。正如委员会主席戴维·哈里奇勋爵(1965～1985年)1984年向主任弗曼明示的那样，政府与委员会70多年的关系遵循的是“若即若离的一臂之距原则”。⒆英国政府的确有时试图去实施他们自己的审查，尽管他们没有法定权力这样做，且也有违常规。
2.内政部的作用
电影行业隶属内政部的管辖。电影审查委员会的非官方地位对内政部极为有利，使得部长们能够避免被置于国会监督之下所产生的一些困境。内政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对委员会与政府的相对独立与协商关系颇为赞赏，他在1942年直言：“坦率地说，身为部长我不希望必须在议会回答某些具体影片应该或不应该被审查掉。”⒇
总体来说，委员会得到了内政部长久、持续的支持。只有1916年和1935年政府两次提出欲建立国家审查体制除外。长期以来，为取得全国电影审查工作的一致性，内政部通过行政通告和样板审查条例的形式，对地方政府如何行使审查权给予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指导。其要求地方政府接受委员会决定的条款更是对委员会工作的莫大支持。严格说来，内政部在这方面没有法定权力这样做，其样板条例也没有法律地位。但内政部确实试图更有效地影响审查进程的发展。这自然引起了一些争议。此外，诱导地方政府全盘接受一个不负任何责任的机构的决定，这也被认为是“不民主”之举。(21)委员会在1984年《录像法案》后取得的新的法律地位使它与内政部的协商关系比以往更加紧密。
90年代，随着欧洲单一市场的到来，大量欧洲色情录像带涌入英国。1996年，委员会草拟了一份R18级别临时指导方针，内容较以前更为宽容。这与海关对淫秽标准的理解产生了距离。1997年7月，海关在收缴发给英国一名发行商的录像带时，发现委员会放宽了标准，于是致函内政部。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遂急令委员会停止其自由化进程。11月，他对委员会以R18级别通过某些色情录像片的做法大为恼火，以最强烈的词语公开批评此举为“放宽法律的不可接受的单方举动”(22)，命令委员会收紧标准，并公开表示他正在审核弗曼的职位。12月，他否决了将当时的副主席扶正的任命，并将自己放心的主席和主任人选强加给了委员会。委员会单方面的改革行动导致了与内政部的公开冲突，其结果嘲弄了委员会的独立性，显示了内政部的干涉力度。
3.委员会主席——政治的化身
委员会主席应由电影工业自己的行业协会独立推选，但事实上，所有主席的任命都是影业与内政部协商并经后者同意后而决定的，所选出的人要有公共知名度，能同时被行业委员会、内政大臣及地方政府所接受。(23)所以，主席基本上都属政治任命。自第一任主席瑞德福特之后的三位主席都是著名政治家，左右公众舆论的高手。奥康纳是经验丰富的自由党议员、记者、作家；爱德华·肖特是自由党议员、前爱尔兰事务大臣及内政大臣。泰尔勋爵曾任外交部新闻署负责人、英国文化委员会主席、英国驻巴黎大使。其后的主席人选，如赫伯特·莫里森勋爵(1960～1965年，前内政、外交大臣)、大卫·哈里奇勋爵(1965～1985年，前驻美国大使)、昆廷·托马斯爵士(2002年至今，前内政部公务员，北爱和平进程功臣)，都有很高的政治职位，无疑也有很多政治关系，实为统治集团的化身。正如尼古拉·普罗奈指出的那样：“重要的是这个人物的经历与背景能确保他值得信任，知道该做哪些事情，也知道和谁联系或商议最为妥当。”(24)
2002年新任命的主席昆廷·托马斯爵士是布莱尔首相的密友。《卫报》8月1日撰文指出，该任命缺乏民主负责性：“如果委员会是独立的，我们应期待它的主要职务任命不要看起来如此像是托尼首相的安置。如果不是独立的，其运作则应纳入政府某部门的监管之下，政府部长须向国会负责”。(25)当然，文章作者分析认为，这是委员会为保住自己饭碗而乐意接受的人选。2000年发表的《传播通讯白皮书》建议政府将录像分级的任务从电影分级委员会移交给负责公共广播的传播部承担。但托马斯爵士上任后，政府已同意委员会继续保留录像分级权，独立于传播部。由于1984年《录像法案》将录像形式发行的影片的权力授予了委员会主席个人，如果不能委任内政部同意的人选，那么委员会的继续存在将遭到质疑。
地方政府电影审查体系的地位与作用
1.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与地方政府电影审查体系的关系
英国地方政府电影审查体系对整个电影审查制度的运作起决定性作用。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果须通过地方政府的认可方能生效。1909年、1952年及1982年、1985年的《电影法案》都始终将对电影的法定审查权交给了地方政府。理论上，委员会的证明只对地方政府起指导作用，而非必须履行的强制性决定。它没有约束力，电影院可以完全不必遵守。
地方政府拥有对电影的法定生杀大权。它们可以接受委员会的审查结果，也可以允许放映委员会禁放的影片。被委员会拒绝了的影片可以接着向地方政府申请地方放映权。地方政府还可以禁放、删剪委员会通过的影片或改变委员会对影片规定的级别，可以对任何一场电影放映附加他们认为合适的条件。从电影立法一开始，地方政务会就牢牢掌握了推翻委员会决定的权力。鉴于地方政府的认可功能，委员会必须确保其决定大体符合广大地方政府议会的道德标准。
2.地方审查的特点
英伦疆土并不辽阔，但审片机构众多。1909年《电影法案》颁布后，688个地方级别的政务委员会有权颁发影院执照；1931年，地方发照机构扩展到764个。(26)有些机构的辖区内连一家影院都没有。此外，审片人员素质不一。有的地区设有专门的审片委员会集体审片，许多则将此项工作作为附加工作委托给形形色色的委员会，如财政委员会、消防委员会、公共娱乐委员会、公共健康委员会、执照颁发委员会，甚至法官委员会。
虽说地方审片机构有权推翻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决定，但在内政部通告的建议下，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基本上愉快地接受委员会所作出的决定。虽有例外，但无足轻重。大伦敦市政会电影审片委员会主席伊妮德·威斯曲奇在70年代指出：“地方政府99％的决策遵从了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决定。”(27)许多地方政务委员会并不认为审查电影是地方政府应尽的职责，委员们既没时间、也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因此对审片兴趣不大，乐于认可委员会的决定。
但也确实有一些地方政府很看重自己的独立地位，如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地，尤其是在审查制度建立的初期阶段。出于对委员会的不信任，它们愿意重审引起社会争议的影片。这些操作所造成的偶尔不一致总能引起媒体与公众的强烈关注，有损委员会的权威性。例如，1928年的《黎明》受德国使馆向英国外交部施压的影响被委员会禁放，但被绝大部分地方政府通过。1965年的《范尼山》，影片本身并不出众，但审查结果却千差万别：被委员会拒绝；被一些地方政府拒绝；被18家地方政府授予X级；44家授予A级；5家竟然授予U级。(28)其它因差异而引起关注的影片还包括：1970年的《恶魔》和《再论爱的语言》、1971年的《发条橙子》和《稻草狗》、1973年的《巴黎最后的探戈》、1996年的《撞车》等。
就地方政府的审查标准而言，有些地区相对严格，有些地区则相对宽松。1973年内政部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表明，任何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大伦敦市政会、米德尔塞克斯和萨里郡议会一致拒绝的影片很难有机会得以在别的地区通过。(29)伦敦地区因其影院数量之多(占全国影院总数近七分之一)和审查宽容性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审查机构。但不可否认，随着现代社会信息
和人群的高速流动，地域之间的品位差异逐渐减少。且英国疆域有限，一部电影如在某个地区被禁放或改变了级别，人们可以轻松驾车几分钟抵达受另一个地区管辖的影院观片，使地方审查显得无用和荒谬可笑。因此，地方审查实为对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运作的重复劳动，是“对地方政务会委员时间和纳税人金钱的浪费”。(30)
结束语
在英国，除了民族危难时刻，国家直接的监控审查一直不是电影审查的主要形式，行业自律才是基石。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不依附于立法部门、不接受国家财政拨款，也就自然免受国会和公众的监督。委员会没有固定的准则，没有上诉程序(录像除外)，无需述职，权力集中于主席，其私营性质为内政部减轻了压力。当然，电影审查委员会也并非电影的唯一审查者。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地方市政会、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影评家、媒体和压力集团都在不同程度上决定着英国人民在银幕和屏幕上所能看到的内容。
委员会成立的动机种种，但重要的一点是工业利益的驱动。通过牺牲若干影片，电影审查维护了影业公共形象，巩固了电影市场。电影首先是经济行为，然后才是艺术行为。市场竞争导致市场审查。英国电影导演彼得·沃特金斯认为，电影的商业运作体制“卓有成效地毁灭了这个国家出现过的大部分最具批评性的严肃的影片”。(31)票房是最后的裁判。
英国电影审查的关注点自然不是影片的“质量”，而是影片在道德方面是否适合于向公众放映。奥康纳43条审查指导原则里，有33条与道德行为有关(其中20条与性有关)：如严禁描述卖淫、婚前婚外性行为、性变态、乱伦、诱奸、裸体、性病、纵欲、粗话、流产、妓院、逼良为娼等。审查所关注的另一方面是维持政治现状。“没有争议”是委员会的准则，“没有危害”则是审查官最青睐的首肯之语。(32)这种政治审查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且很少受到质疑。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60年代的文化大变革，审查标准在灵活地变化。正面女性全裸形象1968年被通过，正面男性全裸形象1969年出现在银幕上。1969年还接受了吸毒题材，对粗话的禁令也逐渐放宽。总之，到1970年，委员会在道德方面的旧的禁止条款基本上被完全废弃了。但与此同时对暴力的关注大大加剧，尤其是性暴力。目前，“危害性”是委员会审查操作的中心关注点。
在审查指导纲领方面，英国一直被普遍认为“是欧洲最不开明的国家之一”。(33)电影审查也是英国最后一种仍受严格的事先审查控制、有政府法令监察的媒体。电影的观众群及其特殊的艺术形式——巨大的银幕、逼真的画面、漆黑的影院促成了权威人士的谨慎态度。但2000年后，委员会审查政策有较大放松。根据一系列民意调查的结果，委员会在9月发表的新审查指导纲领中，放松了对18和R18级别的限制。(34)
展望未来，社会的发展、电讯技术的进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都将极大地影响电影审查的未来。现任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主任罗宾·杜瓦尔在2001年末预测：“强制性的分级制度将让位于一种更具指导性质的体制。”(35)
①⑾⒆汤姆·杜依·马修斯：《审查》，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1994年，第14、219、245页。
②③⒇(23)内维尔·哈宁斯：《电影审查官与法律》，乔治艾伦与安文出版社，1967年，第79、4s、120、132、133页。
④(32)杰弗里·理查兹：《英国电影审查》，罗伯特·默菲(主编)《英国电影》，英国电影研究院出版社，2001年，第161、156页。
⑤詹姆斯·罗伯逊：《隐秘的电影：英国电影审查运作，1913—1972年》，路特莱基出版社，1989年，第153页。
⑥(33)朱利安·皮特雷和马克·可莫德：“审查官与国家”，《影像与音响》杂志，1998年5月，第15、18页。
⑦安冬尼·奥尔基特：《审查与宽容的社会英国电影和戏剧1955—1965年》，克莱尔顿出版社，1995年，第20页。
⑧尼古拉斯·希雷：“不得混合沐浴：1913年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创立”，《英国大众电影研究》杂志“禁放的英国电影”特刊，2000年3月，第11页。
⑨⒂⒄盖伊·费尔普斯：《电影审查》，维克多戈兰兹出版社，1975年，第18、145、150页。
⑩⒁约翰·特里维廉：《审查官之所见》，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1973年，第59、25页。
⑿朱利安·皮特雷：“放宽限制性规定：对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主任罗宾·杜瓦尔的采访谈话”，《影像与音响》杂志，2001年12月，第30页。
⒀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网址为：http：//bbfc.co.uk。
⒃“禁放的英国电影”增刊，《影像与音响》杂志，1995年6月，第9页。
⒅艾弗·蒙塔古：《电影的政治审查》，维克多戈兰兹出版社，1929年，第14、15页。
(21)希恩·路易斯：“地方政府与英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电影放映控制”，《英国大众电影研究》杂志“禁放的英国电影”特刊，2000年3月，第116页。
(22)朱利安·皮特雷：“审查官与国家”，《英国大众电影研究》杂志“禁放的英国电影”特刊，2000年3月，第98页。
(24)尼古拉·普罗奈：“英国两次世界大战间对电影的政治审查”，尼古拉·普罗奈和D.W.斯普林(主编)《宣传、政治与电影：1918-1945》，麦克米兰出版社，1982年，第115页。
(25)http：//film.guardian.co.uk/censorship/news/0，11729，767641，00.html。
(26)希恩·路易斯：《地方政府与英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电影放映控制》，第113页。
(27)伊妮德·威斯曲奇：《我不介意性，但介意暴力》，马里恩波雅尔斯出版社，1978年，第108页。
(28)保罗奥·希金斯：《英国的审查》，纳尔逊出版社，1972年，第87页。
(29)詹姆斯·罗伯逊：《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克罗姆海尔姆出版社，1985年，第47页。
(30)杰弗里·罗伯逊：《自由、个人与法律》，企鹅出版社，1993年，第262页。
(31)盖伊·费尔普斯：《电影审查》，第267页。
电影分级制度篇2
【关键词】电影审查制；分级制；市场化
一、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现状及弊端
（一）电影审查委员组成老龄化高层化与电影受众的年轻化平民化
我国在1997年设立电影审查委员会，负责影片的审查与修改，做出审查决定。电影审查委员会由36名成员构成，大多为国家各部委主管宣传的官员，只有一小部分是电影方面的学者专家。身处高职的政府官员在审查影片时，大多从政治角度考虑影片的思想性与价值判断，对于影片中关于暴露社会问题和边缘生活的情节，要求删减或者修改，从而抵制不良的思想倾向在社会蔓延。审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则是做电影研究的学者与直接参与电影生产的导演，悬殊的名额分配产生了官方意志占主导意见的局面，单一化的人员设置和考虑问题的角度差异使得审查官无法从电影专业视角权衡电影其中的问题，若权力使用不当，容易产生两者的矛盾与对立，在一定程度上钳制中国电影创作本体上的发展。
同时电影审查委员会的“老龄化”也是一个实际问题，其构成以中老年人成员为主，而现在进入影院看电影的消费主体大多以年轻人为主，两者之间易存在分歧。特别是由于成长环境与文化背景的差异，审查成员与年轻的电影导演之间易存在认知差异，所以年轻的电影导演会陷入被动的境地中。
（二）电影审查标准的保守化，对美学评判的封建化
我国电影审查首先表现在政治审查上，审查影片所暗含的思想倾向与当今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否相符合，影片中所流露出来的时代情绪与民众情感是否适合在社会上传播。电影审查标准条款逐步的细致化表现在各种既定情形下的修改或删减，电影表达的内容及程度深刻的限制，使得国产电影的创作丧失自我更新的能力与原创动力。镜头通常是删除的对象，对伦理道德的维护是审查的重点。我国的电影审查标准对于涉及到政治禁忌、镜头的控制比较严格，相比而言暴力镜头就不那么严格了。比如3D《泰坦尼克号》的热映，让无数的人回忆，兴奋，渴望重温经典。但是，这个经典的作品来到中国就被那些广电总局删减了。十几年之前，这个都一刀未剪的东西为何到了现在思想比较开放的时代遭受如此待遇？电影审查制的保守化与对美学的封建化暴露无遗。
（三）电影审查制导致投资者风险增大
电影作为一种商业形式，也要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做到投资回收。我国电影审查标准的操作性有着一定的不可预见性，可能会使巨额投资拍摄的影片无法通过电影审查而血本无归，增大了投资者的风险性。而投资的规模直接影响到电影的生产规模。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没有真正的实现政治和社会的控制功能，整个审查过程并非法治，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处于人治的状态，缺乏有效的监督体制，电影审查过程不透明，加之电影审查标准有时难以明晰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审查权利的滥用也难以避免。我国现行的电影审查标准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产电影影片主题的深刻表达，都将电影中所暗含的隐形的意识形态倾向作为审查的首要任务，而电影创作者只能够根据电影审查标准，在影片的拍摄过程对涉及敏感的话题事件进行巧妙的回避或包装，以此逃脱电影审查的限制。
二、电影分级制的必要性
电影审查制度制约了文化娱乐市场的繁荣，扼杀了艺术思想探索，浪费了行政管理资源，使艺术受到破坏，电影完整性难以得到保留。它就像一碗大锅饭，只能使观众精神上达到温饱，而不能使观众对不同口味影片的多样化需求得到满足。而电影分级制度本身就是建立在一定的道德、法律基础上的，相比较而言，何种制度更为合理呢？所以，电影分级是时展的需要。
电影分级制度的缺失导致了我国电影市场种种乱象。面对如今受众多元化的消费需求、电影类型不完善的现状以及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的带来的种种机遇与挑战，推行切实可行的电影分级制度势在必行。
（一）促进电影业发展
电影分级制度是电影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是通行的“游戏规则”，很多国家的电影管理实践已经证明了电影分级的合理性；分级制是应对电影产业化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的最佳突破口，依靠电影分级把从非正规途径进入国内的限制级电影合法化，有利于遏制盗版和规范电影市场；分级制有利于繁荣电影创作和促进电影业良性发展，加快与国际接轨的进程。
（二）拓宽电影创作空间
分级制可以放宽电影创作限制，拓宽电影创作的范围；分级制有利于导演对所拍影片进行清晰的定位，不必再为所有受众负责，从而提高影片的艺术质量；分级制能够化解部分优秀“禁片”的不幸遭遇，通过明确审查分级标准，抑制电影主管部门审查的主观；电影分级制可以让电影人在把握正确价值观的基础上，通过艺术的加工引导观众正视社会敏感问题，引发观众思考，而不只是为迎合官方审查和观众低俗趣味拍摄一些无关痛痒的电影。
（三）增加成年人选择
电影分级制有利于改变中国长期存在的“老少咸宜”，即成年人与少年儿童共享同样的影视作品的尴尬状况；电影分级制有利于丰富电影产品类型，在保护少年儿童的基础上，增加成年人观影选择的自由度。
（四）保护儿童
电影分级制可以保护儿童青少年免受色情、暴力等内容的负面影响；电影分级制可以祛除家长与少年儿童共看电影时遭遇暧昧、暴露镜头时的尴尬，有助于家长更好地为未成年人选择适合其观看的影视节目。1966年，电影分级制在美国获得批准实施，电影根据不同年龄的观众群的适宜度分级，最初的分级级别有四种：G级为老少皆宜，M级适合于成人和成熟的年轻人，R-16 限制级包含成人内容，儿童须有父母或成人陪伴，R级16岁以下免入。1970年M级被PG级所取代――须有父母陪伴，片中部分内容不适合儿童，该级别的电影基本上没有、吸毒和场面，即使有时间较短，恐怖和暴力场面不会超过适度的范围。1984年新推出了PG-13高于PG级，即是普通级，但不适于13岁以下儿童。1990年X级被NC-17 级代替，17岁或者以下不可观看，该级别的影片被定为成人影片。美国电影分级制经过二十多年的争论终于确定了完整的分级标准，这些争论的焦点无外乎在暴力与暴露的尺度上，目的则是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监护人根据影片的级别来判断是否可以给青少年看。
（五）引导消费
分级制的缺失，导致中国人在无意识中消费了很多限制级电影，尤其是暴力，如国外的《拯救大兵瑞恩》、《黑客帝国》和国内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等。电影分级有利于对外国引进大片和国内影片进行有效的管理，通过归类分级引导影片消费；同时也有利于国产影片更好地走出国门，适应国外的电影环境和分级制度。
虽然电影分级制是大众及众多影视创作者对中国电影发展的呼吁之选，但是电影分级制在中国的实行面临着重重的困难。随着国外大片的不断引进以及国产影片的不断走出国门，国内没有电影分级制度的现实遭遇了很多尴尬：一方面，由于没有分级制度，所有通过的影片都能在电影院放映，并且“老少咸宜”，导致国外限制级大片在国内畅行无阻，以过度的暴力和过分的身体暴露、色情等刺激国内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的眼睛；另一方面，国内一些影片遭遇国外细致规范的电影分级制度，被划为限制级或家长指导级别而损失了票房，如一些武侠片中打斗、鼻子口角流血等镜头的存在，被国外分级制度认为是过分暴力而无缘青少年市场。但是面对这种困境，是否要建立中国电影分级制度，也是一大难题，首先从中国的国情来看，我国有效的文化制度、有效的管理都还未建立以及受众审美整体素养并不是很高，电影分级制度的建立相应的监督体系结合起来，才能保证电影分级制度真正起到作用。
三、建立中国电影分级制度的建议
（一）法制建设方面
建立电影分级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有一整套与之相配合的健全的法律机制和相应的监督管理措施，否则分级只是“一纸空文”，没有现实的可行性；这套法律机制系统中应该包括制作、发行、放映管理的各个环节的管理细则，而不只是原则性的规范，以保障电影分级的真正落实；分级制应和《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现行法律相结合，协调好电影分级制与《刑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关于电影的相关内容；实行电影分级制必须以法律形式确定和保护民众的文化权利和艺术家的创作自由。
（二）电影管理方面
电影管理部门应该转变管理观念，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怕电影分级出台会出 “问题”（如色情、暴力泛滥等）而逃避面对问题。国外完善成熟的电影分级实践可以成为我国建立电分级制度的借鉴，虽然各国国情不同，但是保护儿童和促进电影发展的原则是相通的，而且其他国家也曾经历过“审查”与“分级”的艰难过渡，历史证明这种管理观念的转变是符合电影产业发展的。
（三）电影审查方面
我国建立的电影分级制应该是审查之上的分级，长期以来传统道德观念和文化习俗的影响，使得我国电影管理不可能立刻放弃审查，让电影人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分级与审查并行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和电影管理的现状。另外电影审查分级机构的设置应该倾听各方意见，不能完全由官方人士组成，其组成应该更多吸收包括普通民众、专家学者、业内人士和其他相关组织成员在内人员进入审查分级委员会，并且每个一段时间要对审查分级委员会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评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分级标准不宜过细：电影分级标准的制定应该听取业界、学界、公众等各方声音和意见，站在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以未成年人的年龄、心理、接受程度等特点为作为划分等级的依据。在具体标准上，采取“宜粗不宜细”、“宜少不宜多”的原则，以涉及凶杀、暴力、恐怖、等有损未成年人健康的内容为标准，以规范市场的准入为重点对各类影片（含进口片）进行分类管理。
四、总结
电影分级制度虽然对国内电影法制化建设非常关键，但是应该认识到分级制不是一切，不是唯一的救市良药。对于电影创作者，相对完善的分级与制作出具有精良艺术水准的影片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仅仅是对于界定影片创作提供一种相对透明的、标准化的依据；对于观众，相对完善的分级也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标识，一种保护措施。事实上电影分级与未成年人观影中发生的问题也不存在直接的关系，并不是说只有解决了电影分级的问题，未成年人观影的问题才能够迎刃而解；拯救电影的关键还是通过提高艺术和制作水平，降低成本，运作机制的转换以及加强宣传等基于电影本身的一系列运作。电影分级制度是在电影管理的法律范围内，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而做出的受众群体分离的措施，从而拓展电影创作的自由空间，在电影创作与对未成年人保护之间形成了一个中间地带。但是由于我国国情的复杂化、市场管理执行能力相对薄弱等原因，建立电影分级制需要一个客观的审视，分级的前提一定是基于相应的国情、产业化发展的程度。分级制度的标准化制定是要首先思考的，这种标准的建立必定意味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底线，所以中国电影分级必须要考虑国情与现状以及传统道德价值观。分级标准的提出也应当广泛听取业内人士与观众的意见，而不能是政府官员意图的直接反映，形成可执行的条文同时成立专业的电影定级机构，在行政部门的主管下，协调发挥专业人士、群众团体的作用，使得电影审查、分级的工作透明化、系统化、专业化。除此之外，在我国实行电影分级制度所带来的相关值得关注的，包括分级制对电影票房的影响，院线保障、分级标准的公正性、科学性以及执行的细部等，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整个分级制度与中国电影的命运。总而言之，在我国，良性的电影分级制度亟待建设。
参考文献：
[1]丁亚平，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
[2]沈芸，中国电影产业史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
[3]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电影审查标准2001
[4]赵民，对我国电影实施“电影分级制”的再思考 新闻周刊2003
电影分级制度篇3
影视传播分级管理的优点
影视传播分级管理,是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摸索而逐渐形成的。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它具有以下优点。
有利于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影视传播的主要传播载体――画面和声音,是对社会生活场景的模拟、复制,是人们在生活中能学习和掌握的。因此,影视传播是一种最大众化的传播,是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享程度最高的传播方式,也是少年儿童最喜爱、接触最多的大众传播。
但是,少年儿童的心智发育尚未完成,社会阅历浅,思想单纯,是非分辨能力差,加之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定型,正处于社会化关键阶段,求知欲旺盛,好奇心和模仿能力特别强,可以不加辨别地学习和模仿他们所看到听到的任何事物,因此最易受到直观逼真、富于感官刺激的影视传播的影响。一些对成年人可能影响不大的影视内容,如暴力、犯罪、色情,以及其他一些违背社会道德和习俗的越轨行为,都有可能对正处于成长和学习阶段的少年儿童产生不良影响。传播研究史上著名的“BoBo玩偶研究”就发现,孩子们经常模仿他们在荧屏上看到的暴力行为,看了暴力电影的小朋友更容易模仿那些野蛮行为,甚至无法克制自己去模仿过去所学到的暴力行为。②
对影视传播实行分级管理,就是从“主题、言语、吸毒、、暴力等若干因素”考量影视内容可能对少年儿童产生的不良影响,来对少年儿童的影视接触做出限制,以使影视内容与接受传播的少年儿童的心智成熟程度相匹配。例如美国将电影分为五个级别进行管理,对电视节目也制定了相应的分级系统,以性、粗口和暴力等内容作为主要评判内容。
对影视做出分级后,这些国家都根据影视分级来进行管理。对于电影,电影院、音像制品店都需要遵守分级标准,不得向不符合标准的青少年出售电影票或音像制品,否则就是违法;电影预告以及VCD、DVD都要按规定标明级别,以方便家长为子女选择合适的影片。在美国,由普林斯顿和新泽西的舆论调查公司开展的每年一度的全国范围的科学民意测验表明,美国的父母一直给予电影分级制度以高分,证明大部分家长都认为电影分级制在协助家长为子女选片方面是非常或者相当有用的;③而对于电视传播,美国等国不但对电视节目做出了分级,而且规定电视节目在播出时每隔一段时间要在屏幕上标出正在播放节目的级别,以方便家长为子女选择合适的节目,从而大大限制了少年儿童接触与其心智不相宜的影视内容,有利于为少年儿童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保护广大少年儿童免受影视中暴力、性等成人内容的负面影响,有利于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
有利于影视事业的发展和繁荣。针对影视传播实行分级管理的目的,法国电影作品评定委员会曾明确地指出,“宗旨就是保护儿童,同时发展经济。”④对影视传播实行分级管理,既有利于保护少年儿童,也有利于发展影视事业,繁荣影视市场,促进经济发展。
美国电影的发展是典型例子。美国对电影的制度化管理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基于“海斯法典”的电影审查制度是非官方的、行业自律式的,但它从犯罪、性、粗俗语言、猥亵、亵渎神灵、服装、舞蹈等十二个方面对电影的表现内容进行了限制,具体规定了性的和性反常、放纵的接吻、异色人种同居、谋杀、吸毒、野蛮的暴力、及未遂、虐待儿童和动物、种族污蔑及反政府的牢骚、男女同床、蓄意、亵渎神灵的诅咒以及死刑场面等内容禁止在银幕上出现,大大束缚了电影创作的手脚,加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电影业迅速走向衰退。⑤在此情况下,美国电影管理机构、相关行业协会、电影制作播映企业、从业人员及有关专家学者被迫探讨电影管理体制的改革,最终选择建立电影分级管理制度,以促进电影创作的发展和电影市场的繁荣。对此,美国电影协会曾明确指出,“自律性电影分级制度的颁行,其意图是通过拓展创作自由来鼓励任何形式的艺术表达;在新制度颁行后,制片人或导演将不再有创作方面的顾忌。”⑥
20世纪60年代以后,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韩国、印度,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等陆续对电影制定并实行了分级管理制度,“实践证明,电影分级制度的引入,确实在鼓励艺术创作自由和强调艺术创作的社会责任方面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平衡作用,使矛盾双方在比较健康的氛围里协调发展”⑦“不论美国、韩国,还是香港,政策的放宽和分级制的出现都促进了各自电影事业的迅速繁荣,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分级制不过是另一种对艺术创作的限制。”⑧如好莱坞就是根据不同级别来生产电影,并分别在主流院线、文艺院线、先锋院线以及专门播映限制级影片的院线发行,处于不同级别的电影都能达到各自的供需平衡,不但满足了当代多元、分众社会的丰富需求,而且带来了自身的发展和繁荣。到了20世纪末,随着电影分级管理制度的成功以及电视的普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又逐步将分级管理制度推广到对电视节目的管理,同样,使电视人“获得更宽松的创作空间”,促进了电视事业的飞速发展和繁荣。
原美国电影协会主席、美国电影分级制度的主要倡导者和制定者雅克・瓦兰蒂曾这样评价电影分级管理制度,“就电影家随心所欲的创作权而论,今天的银幕从未如此自由过。同时应该强调的是,由于分级制度的作用,公众提前对影片内容的了解程度之高是从未有过的。对某些影片,孩子们被拒绝入场,家长们对此不再有后顾之忧。任何其他的娱乐传播媒介都不会这样放弃赚钱机会而去履行对公众的承诺。”⑨总之,美国等国家对影视传播实行分级管理后,既解放了影视创作,促进了影视业的发展,同时也很好地保护了少年儿童。
实施影视分级制需要注意的问题
各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国(社)情不同,针对影视传播内容制定和实行分级管理制度时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有以下两方面的经验和问题需要借鉴和注意。
以本国(地)文化传统为标准。虽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对影视传播内容实行了分级管理,但在具体怎样分级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例如在韩国,根据影视所涉及的暴力及色情的程度详细划分为“12岁以上可观看”“15岁以上可观看”“18岁以上可观看”等等。而我国台湾对影视的分级则是:普遍级(普级),一般观众皆可观赏;保护级(护级),未满六岁之儿童不得观赏,六岁以上未满十二岁之儿童须由父母、师长或成年亲友陪伴辅导观赏;辅导级(辅级),未满十二岁之儿童不得观赏;十二岁以上未满十八岁之少年须由父母或师长注意辅导观赏;限制级(限级),未满十八岁之儿童及青少年不得观赏。
由于文化传统不同,导致不同国家或地区对影视传播内容的分级不一样,从而导致在相同时段不同国家或地区播出的影视节目内容上也可能差别很大。在一些国家或地区黄金时段播出的内容,在另外一些国家或地区却可能被严格禁止。例如,在韩国,电视节目一般非常“干净”,特别是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节目,没有渲染暴力的内容,即使是在新闻报道中,也很少出现事故现场血淋淋的场面,更不会出现含有的“”内容。而在德国,电视节目从早上到下午都有镜头,这一点让美国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晚上黄金时段涉及的镜头会少一些,除非是艺术片,但是到了深夜就又多了起来。原因就在于德国人不认为和色情有直接的联系。他们认为,不暴露性器官的镜头,只要是影视作品的情节需要的,都是一种艺术作品,而艺术和色情完全是不同的概念。⑩
总之,各个国家或地区对影视传播内容的界定和控制都是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标准,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相适应,充分尊重和考虑本民族本地区的风俗习惯和审美趣味。
以完善而有效的管理体系为保证。对影视传播内容实行分级管理,其核心是将针对成年人和不同年龄段的少年儿童进行的影视传播区分开来,是在保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基础上,既满足成年人对影视文化的需要,又为影视创作打开一个相对自由的创作天地,使少年儿童的利益、成年人的利益和影视传播企业的利益达到三者兼顾。相对于以“老少咸宜”标准对影视传播内容进行审查的管理制度的顾此失彼,分级管理制度应该说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管理制度。但是,它不但需要对影视内容进行比较科学、明晰的分级,而且需要影视传播机构自觉遵守管理规定和需要家长的积极配合,更需要政府的严格执法和社会的积极监督。否则就可能导致暴力、性、犯罪等成人影视内容充斥少年儿童的生活,毒害少年儿童的心灵,最终危害整个社会。
因此,对影视传播进行分级管理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大都拥有完善而有效的管理体系,来保证“让成年人看成年人的影视,让少年儿童看少年儿童的影视”。
首先,对于那些违反规定,导致少年儿童被动接触少儿不宜内容的传播行为,一般有完善的法律和严格的执法来给予严厉处罚。例如2004年,美国流行乐天后珍妮・杰克逊与贾斯汀・廷伯莱克在“超级碗”橄榄球比赛演唱时发生露乳事件,因为是现场直播,转播球赛的CBS根本来不及剪掉此片段,尽管只有短短的几秒钟,尽管当事人一再道歉,CBS也向公众道歉并声明是偶然事故,事先毫不知情,但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仍然对其罚款55万美元,因为它触犯了电视和电台不能在黄金时间播放猥亵内容的相关规定。美国对影视传播内容规范执行之严可见一斑。
其次,大多数国家的影视传播机构能自觉遵守有关规范。例如,在韩国,不但电视节目“很干净”,而且经常能在电视上看到电视台播出的字幕,大意就是“我们要遵守国家关于伦理、道德等方面的规定,维护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当然,影视传播机构的这种自觉与政府的严格执法和社会的积极监督分不开。但是分级管理制度给影视传播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创作自由度和赢利空间,给予了它们更多的自我管理权限,促使它们承提起社会责任和自我约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影视传播分级管理,其实质只是“普遍审查制”的延伸与变型,是将“一刀切式”“大锅饭”式管理变为分级式的细化管理,是在保护少年儿童的基础上,满足成年人的多层次、多样化需要,顺应了社会日益多元和分众的发展潮流,有利于解放影视创作生产力。但是,影视传播分级管理必须与本国文化相适应,同时需要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需要管理部门、影视媒介、家长,乃至整个社会的积极配合,否则就容易导致管理失效,贻害社会。这是需要特别注意和警惕的地方。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栏目责编:胡江银
注释
①《国家电影局长:电影分级有必要,不允许存在》,.cn , 2009/02/06。
②[美]詹宁斯・布赖恩特,苏姗・汤普森:《传媒效果概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62～64页。
③⑨靳 革:《美国电视分级制度》,《电视》,1990(8)。
④张浩月:《儿童保护与电影分级制度》,《电影新作》,2004(6)。
⑤徐红:《从X级到NC一17级》,《艺术百家》,2003(4)。
⑥⑦孙绍谊:《从审查到分类》,《电影世界》,2005(4)。
⑧赵小赵:《中国呼唤电影分级制》,《记者观察》,2007(12)上。
电影分级制度篇4
[关键词]电影;审查制度;电影分级;可行性
1895年法国巴黎的一家地下咖啡馆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标志着电影的诞生。很快1896年中国上海就开始放映电影，这种新奇的表达方式深受广大人民欢迎，并迅速成为人们生活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电影的传播过程中，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也由此表现出来。西方早期拍摄的电影《火车大劫案》《银行大劫案》等多部以盗匪片为主的类型电影传入中国，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有伤“风气”，甚至有教唆人们去模仿的嫌疑，于是很快使得国内关于要求对电影的内容加以管理的呼声慢慢出现。
自执政时期成立第一个戏曲电影审查委员会以来，历史上随着政权的更替对于电影的审查制度一直在进行尝试和规范。但是从总体上看，无论中国是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发展时期，对电影的审点都是放在是否发放放映许可和是否需要删改不良情节上的。那么既然从古至今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关注的重点都是对不良情节的删减，那么为什么欧美许多国家采用的分级制度却不能适应于中国呢？到底是“一刀切”才符合中国的国情，还是根据受众接受程度来分级管理才能保护电影艺术的完整性呢？在这一点上探究中国现行的审查制度对中国电影发展的影响显得尤其重要。
一、电影审查制度与分级制的比较
电影分级制作为一个制度在规范着电影市场，分级制针对的是保护不同年龄阶段的观影受众，在适度的范围内娱乐大众并完成电影的艺术价值。而中国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宗旨当然也是为了保护观影群体的身心健康，限制低俗文化蔓延。在目的上二者其实是共通的，但是在形式上二者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形式。那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双方就形式不同而产生的矛盾。
（一）政府主导型与自由放任型之间的矛盾
电影审查权力的巨大差异是矛盾的焦点。以美国为例，分级制度的权力部门是由美国电影协会“MPAA”负责组织的，由家长们组成的委员会，而非官方的组织。 这种审查权力属于放任型，并不是强制执行的制度。而我国是由国务院下设的国家行政部门来统一管辖，权力属于中央。两种在权力上的不同是造成审查方式和形态不同的根本原因。在这种差别下来看，显然由于我国的制度是以政府为主导型的，因此对电影各方面的束缚也就更多了些。反之美国的分级制能够给予导演充分的创作空间，既保护了电影的完整性，也满足了观众的利益。导演在创作时可以将艺术与商业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完美地表达出导演的艺术风格。
（二）审查标准与国内电影发展之间的矛盾
很多被我们称为“第六代导演”的电影作品，由于他们所拍摄的电影风格不接地气，甚至偏向边缘化，又或者片中的某些内容触犯了审查条例的若干规定，或是不符合中国电影审查条例的基本指导思想，而被划为禁片。如贾樟柯的《小武》社会描写边缘化，田壮壮的《蓝风筝》和张艺谋的《活着》涉及了敏感时期的题材等，这些在国内找不到出路的影片就拿到海外市场卖，比如贾樟柯的《站台》《小武》《任逍遥》等影片在欧洲市场上都很受欢迎。随后，它又以海外影碟的方式流进了内地市场，只不过是盗版的方式。如果有了分级制，观众们就可以在影院中看到自己喜欢的作品，也就不必费尽周章地去寻找盗版影片了。
（三）影片质量与观众利益的矛盾
这个造成的影响对于观众来说是最直接的，观众花钱进电影院看电影，不同年龄的受众群有不同的喜欢，比如一些影片中出现的恐怖镜头，明显地对少年儿童不适宜，但对于心智已经完全成熟的成年人来讲，一般都可以接受，而且会满足喜欢刺激的观众的视觉需求，但由于没有专门的消费指向，也常常遭到强制性剪辑。“一刀切”的审查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电影的完整性，也就损害了观众观赏电影的完整性。可能有些电影片段会有些适合成人而不适宜少儿的东西。但是，由于拍片时没有标准，导演不便于把握尺度，不知道拍出的片子会不会遭到封杀。有了明确的法规，创作者就可以在规定范围内进行创作，这样不仅电影的完整性得以保证，同时，也增加了成年人选择的自由度。
（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片种引进的矛盾
我国电影在与国际市场同步发行时，由于我们对电影的审查方式不同，可能我们出口到美国的影片会变成辅导级，即建议在父母的陪同下进行观看。但是引进来的电影却只能采取“一刀切”或者“全面接受”的方式在中国上映。我们暂且不讨论这会因为级别限定而造成不平等的票房差距，但就这种电影放映中的不对等性就损害了观众的利益。无论剪辑还是不剪辑都不能满足全体观众的需要，作为没有分级的一方，中国的电影观众显然吃了哑巴亏。比如一些影片中出现的恐怖镜头，明显地对少年儿童不适宜，但对于心智已经完全成熟的成年人来讲，一般都可以接受，而且会满足喜欢刺激的观众的视觉需求，但由于没有分级标准，只能遭到强制性剪辑。这种“一刀切”的审查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电影的完整性和公众的观影利益。
二、电影审查制度对大众生活的影响
对比贺岁档的排片计划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趋势，从以往的众星云集，喜剧打头的贺岁影片逐渐变成了家庭电影，儿童电影势如破竹的局面。尤其是2014年一部打着“全家看电影”口号的《爸爸去哪儿》大电影在过年期间可谓风头正劲。凭借着良好的电视收视基础，加上老少皆宜的电影内容，据统计仅电影首映日，票房便高达9000万，刷新了2D国产片首日票房纪录，单日观影人次约260万左右，场均超过110人。这些数据为我们真实地反映了两点现状：中国的国民观影热情和力量已经不容小觑，其中未成年儿童的比例更是高达60%～70%;适合全家观看的电影非常符合现在观影人群的共同需求，但是目前电影院上映的此类型电影数量明显供不应求。
随着观影人群规模的壮大，也反映出大众娱乐方式日趋单一化。这也使得我们不得不重视和大众娱乐方式息息相关的电影审查制度了。现行的电影审查规定含糊，删减“不良”情节一词似乎范围过于宽泛。不同年龄的观众有着不同的认知程度，那么电影中所谓的“不良”镜头到什么程度才属于适宜全体观众观看呢？比如周星驰的电影《西游・降魔篇》在上映时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这部称霸贺岁档电影票房的魔幻主义电影在热映期间也遭到了众多家长的投诉。究其原因是因为影院没有在影片宣传和消费者购票时对家长进行相关情节提示，直接导致不少低龄儿童在使用3D眼镜观看电影时，被片中突如其来的逼真模拟怪兽效果或者影片中的血腥场景吓哭。严重的甚至给小朋友造成了心理阴影。可见目前我们对于电影情节的删减，还是不能完全照顾到观影群体的接受程度。
其实随着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影已经越来越平民化和大众化了。可是我们对电影片种的界限却很模糊，即使打着喜剧的电影也可能会存在少许暴力、血腥，甚至情爱的镜头。这也就直接导致一些心智尚未成熟的少年在观看电影时会受到一些惊吓和误导。没错，我们做了删减，但是很多时候连电影审查委员会也不能就到底该删减哪些镜头，删减的统一规范是什么这些问题一一作答。“少儿不宜”的剧情对孩子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种影响力却是我们不能置之不理的。目前很多呼吁建立电影分级制度的呼声也大多是以保护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为切入点的。
三、在完善电影审批制中寻找突破口
电影分级制是电影生产和电影管理的一种模式，是将电影按照内容表现的性质分成不同的级别， 以适应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观赏。从概念上来看，电影分级并不是针对内容的好坏而对电影进行分类的，而是对于不同的内容接受程度进行分类，这样既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又可以促进电影创作的创新力。 我们还需要认识到，电影分级并不意味着审查的消失，而是一种审查变形。“电影分级制度”显然是一种细化电影受众的手段，但这种分级的重点恰好也是从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角度上来设定的界限。那么如果现在的国情不能立刻去改变一个制度，是否能采取“曲线救国”的策略，用辅助的手法来完善我们的审查制度呢？
（一）电影院设立观片指导
从现有的法律规定中找寻完善电影审查制度的方法，是用辅助手段解决问题的关键。在《电影院管理条例》第五章售票工作中关于票房每日工作程序第七条中有明确规定：售票员需对携带儿童的家长提醒所购影片是英文原版片或者恐怖片，另外在票房客户服务要点一章中，第三条关于员工在岗时面对观众询问与电影院或者电影相关信息时应当耐心作答，如遇到工作较忙来不及回答观众问题时应当礼貌提示观众查询LED显示屏或者用敬语请观众稍加等候。
显然在电影院管理规定中为了避免出现中途退票的情况，将可能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作了预见性防范，那么我们不妨将其规定落实到具体环节上来。首先电影院可以通过LED显示屏对正在上映的电影进行剧情和片种概述。其次，电影院应当利用员工培训会或者内部试映会的方式让售票的工作人员了解并知晓正在上映的电影中有无过度的，或暴力恐怖画面。在销售此类电影的时候遇到带着孩子来观看的家长，工作人员应当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对其进行指导或者温馨提示。当影院工作人员给出正面信息或者建议时，相信不但不会引起家长的反感，反而会让家长更加满意电影院人性化的服务。当然对于电影院来说也就避免了因电影内容不当而引起的家长与影院之间的纠纷。
（二）民间观影团体的规范化
力量来自于民间。其实现在社会上有许多自发组成的观影团体，会应邀参加一些新片试看的活动。通过“新片试看”会有相关的影评人对片子进行推荐和适宜人群分类。比如社会上自发成立的“妈妈观影团”已经联合手机报的平台对订阅手机报的群体做信息推送。她们通过试片和讨论对院线上映的热门电影以文字形式做简单的介绍和评判，给带孩子观影的父母提供了一些建议。基于这种方式的启示，我们应将民间的观影团体规范化，逐步形成一个专业的电影民间审查委员会，从优先制定“少儿不宜影片”的评判标准开始，逐步将少儿不宜的级别从所有观众适用的范围中解放出来，采取先试点，再扩大的节奏，逐步完善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
（三）大众传媒媒介的关怀化
我们生活中所接触的电视、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在娱乐版面都承担着宣传最新资讯的任务。尤其是电影相关的杂志或者广播，如果在宣传某部电影时可以在推荐语上加入对片中画面尺度和争议情节的提示，同样可以给未成年人观影提供指导意见。包括电影在首映期间为宣传电影造势，经常会有超前点映、媒体试片等活动，媒体可以利用简讯或星级标示出电影的适宜人群给低龄儿童的家长进行温馨引导。在新媒体环境下，像豆瓣电影、博客、微博、贴吧等平台都可以向人们提供咨询和指导。影评人可以在影评中写上推荐人群，这样不同年龄的观众在进电影院之前就可以有所选择。
四、结 语
就像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样，中国的特殊国情需要在时间的检验中慢慢向前推进，没有什么可以照搬的规律，也没有一样的国内外环境可以拿来复制，我们的电影审批制度也应当从不断完善中寻求进步，本文从“保护青少年权益，实现观影公众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阐述电影审查制度可能进行或正在努力进行的方法，为电影审查制度的逐步完善献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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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分级制度篇5
【 正 文】
民间的笑话往往代表了普通民众对于事件最基本的态度和理解:分级无疑意味着普通级和限制级之分,那么分级是否意味着内地也能拍摄限制级的电影?
和媒体上铺天盖地的业内人士强烈呼吁电影分级不同,许多观众对分级的理解是非常片面的。一位观众坦言:分级后是不是可以看到内地产的了?
倡导分级的人们
对分级的这种理解当然是片面的,可以肯定,因为特殊的国情,即使真的分级了,国产影片也决不会允许拍摄香港那样纯粹色情化的。其实早在20年前,电影就曾经试图初步分级,即标上“儿童不宜”的字样,但很快这四个字成为放映者大肆利用的商业噱头,于是这种分法很快就被有关部门停止了。
在今年“两会”上,由于编剧王兴东提交的一个提案,电影分级制度再度成为电影界的热门话题。而且所有的业内人士,尤其是导演们,更是对此举双手赞成。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法律顾问徐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规定:“广播、电影、电视、戏剧节目,不得有渲染暴力、色情、、恐怖活动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但因为内地没有实行分级制,而是实行电影审查制度,原则上所有公开放映的影片都是合格的,所以即使出现了“少儿不宜”的内容也没有相应保护措施和诉讼渠道。有专家认为,时下很多流行的影片都属于辅导级,比如《谁说我不在乎》、《有话好好说》、《周渔的火车》等等,但孩子们都可以随便看。
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来说,如果电影在放映方面不分级,就会出现国外的限制级影片在国内反而没有限制。比如像许多国外大片《神秘拼图》、《拯救大兵瑞恩》,其实里面有很多血腥、暴力镜头,在产出国放映都是有限制的,引进国内以后倒没有限制了,很多学校甚至组织包场。
同样,如果制作方面电影不分级,那么这意味着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要牺牲全体成年人对电影的多种需求,牺牲电影艺术应用各种手法表现这个世界的权利。王兴东表示,“没有电影分级制的法规,创作者只能按照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一同欣赏的'大锅饭'标准创作给成年人欣赏的产品。结果是成年人不满足,未成年人看不懂。”
这个原则也是最让内地导演叫苦不迭的,因为拍摄老少咸宜、大小通吃的影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电视剧《心疼女人》的编剧就告诉记者,实行分级制,肯定有利于繁荣电影创作。而且应该制定详细的分级标准。像在国外,分级标准有非常细致的划分,细到可以拍到什么部位、这个部位占画面的几分之几,什么样的部位可以看到、什么样的部位不能看到、暴露时间有多长,全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如果内地要实行分级制,也应该非常详细。此外,内地电影市场将和国际接轨,如果不实行分级制,内地产品走出国际市场必然遭受极大限制。
为什么迟迟不能分级
其实,不光是分级这一件事,内地的导演说起国产片的创作环境几乎全都是苦大仇深的样子,其中主要矛头还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电影审查制度。而之所以此次分级的说法引来这么强烈的关注,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分级制很可能意味着电影审查制度的改革。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分级制和电影法的最终确立将意味着电影真正从意识形态的工具走向产业化。但新闻出版总署的一位官员明确表示,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就算分级制确立了,审查制度一样要存在,因为就算在国外,审查制度也是一样存在,只不过有了分级制,一部电影为什么被禁、为什么可以通过都有了明确的说法了。
在内地,长期以来很多在国外获奖无数的片子因为种种原因至今无法和观众见面,以致于拍摄的影片被禁过简直像当年的“儿童不宜”一样成了导演可资炫耀的资本。而内地一些导演成名的共同轨迹也就是从地下到地上,即从拍摄边缘题材被禁而出名,最后转而拍摄主流影片或商业影片走到前台。
国家广电总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国电影市场并不成熟,电影要分级涉及到很多问题。不只是电影,内地很多事情总是处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最后总是不能真正走向市场化。所以在目前的国情下,政府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开放电影市场的。另外,执法不严也是中国的一个特色。现在未成年观众观看的并不少,分级制度虽然能够标明这部电影适用于哪部分人群,但真正做到严格控制观看人群,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一系列完善的法律监督机制。此外,内地的盗版市场屡禁不止,很可能使分级制形同虚设。
虽然电影产业化发展目标已经确定下来了,电影分级制度的实行是早晚的事。但是怎么分级、怎么实施都需要仔细研究。如果实施跟不上,分了也是白分。美国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没有父母的陪同进了影院,父母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且对影院也有相应处罚规定。内地现在根本做不到这样。
分级制蕴含电影业新政据说,此次是因为《英雄》2.5亿元的人民币票房让电影部门看到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潜力,从而坚定了电影向产业化推进的决心。据说,今年下半年一系列重要的电影新政策有望出台,包括电影分级、外资改造影院、放宽行业外民营公司投资电影政策、国产片发行、政府奖项评选标准的改变等等。
在这个国产影片一直比较低迷的年代,分级制的再次提出无疑成为电影开始改革的一线曙光,也毫无疑问地被所有郁闷的中国导演看作希望的开始。可以看到的是,几乎所有导演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都是一肚子苦水要倒,仿佛国产电影的衰落就是这几十年的电影规则闹的。
可是,分级能解决所有问题吗?很多观众说得非常直白:“就现在中国电影和导演的这种水平,分不分级有什么用?我不相信分级了他们就能拍出什么好片子。”
许多媒体说到应该分级,都拿孙周拍的《周渔的火车》被剪了多少镜头来说事儿,可是《周渔的火车》的缺陷绝对不是断太少的原因。恰恰相反,《周渔的火车》是内地影片缺乏分级制的获利者,如果内地影片早跟国外市场一样开放,如此单薄的色情镜头怎么有资格成为一种大书特书的宣传噱头?
没有分级或审查制度严格是内地电影衰落的惟一原因吗?显然不是。敏感题材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内地电影近年来虽然也有一些真正受欢迎的影片,票房也不错,但整体来说,从导演的观众意识到电影功力,内地都远远落后。这就不是简单地把责任推到分级制可以解决的了。
电视剧《心疼女人》的编剧认为:《英雄》被作为内地电影希望的标志也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做法,它不应该成为电影推行产业化的榜样。张艺谋的《英雄》在业内争议很大,但因为得到有关方面支持,炒作极其成功,这样其实害了中国
影视界。因为像张艺谋这种神话在中国是不可能复制的,永远只能是一个个案,但媒体还觉得张的这种炒作是和国际接轨的。好莱坞的确也进行炒作,但它的炒作必须是与电影真正的好坏相结合的,好莱坞的权威影评家可以使这部作品成功或失败,但他是靠对无数的影片向老百姓说了真话才建立起的威信,不会为炒作而炒作。而内地现在一部戏出不出名,几乎全是文本以外的炒作,根本不关注作品本身的好坏,这种风气是要害死中国影视界的。这样的结果就是如果一部影片有300万元投资,原来只要拿出十几万做宣传,现在拿出五十万上百万,影片就只能更加差劲。另外,其实就算在创作环境宽松的国外,色情或暴力也只是电影的一小部分,好影片吸引观众的还是情节、人物或其他的电影元素。内地电影目前的真正危机在于缺乏创作力。
电影分级制度篇6
［关键词］ 生产力；电影分级；提高效益
什么是电影分级制？就是电影生产和电影管理的一种规范与模式，是将电影按照内容表现的性质，分成不同的级别，适应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欣赏，其目的一方面可以保护未成年观众不受充斥在电影里的暴力、色情、吸毒、恐怖等镜头话语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尊重艺术规律和艺术个性，提升艺术表现能力和鉴赏能力，提高广大电影艺术生产者的积极性。电影分级，就是对电影生产力的解放。
一、电影生产力构成与分级制的关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分析，生产力是一种生产能力，包括生产者、生产资料和产品三大要素。以此分析，电影生产力包括电影艺术生产者、电影生产资料和电影产品。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力的三要素中，劳动者本身是最核心的要素。中国电影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包括编剧、导演及电影相关的工作人员，而编剧及导演是电影生产力中最核心的要素。电影生产力与其他生产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本质上都是进行社会生产活动，而电影生产不是简单的物质生产、农业生产或者某种机械生产，而是一种艺术生产，其产品就是艺术作品。电影产品不是满足日用物质消费生活需要，而是满足社会的精神需要。电影生产力的硬件主要是指电影技术水平的发展，即生产的电影工具。中国电影的硬件，随着世界电影产业的发展而发展，从黑白走向彩色，从彩色走向数字电影，技术不断更新，电影的技术含量及产生的艺术效果越来越具有魅力。电影生产力的软件则是电影工作者自身，电影工作者的电影生产观念、管理观念及电影发行观念，这些思想观念直接关系到电影生产力的发展态势、设计规划、开拓途径和价值定位。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的加快，生产力的性质也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相应的信息传递和处理水平也得到了发展，信息已经成为生产力的主要要素。在当代社会，信息同样对电影生产力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它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形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直接为生产力发展服务。社会的进步要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步伐，促进生产力发展。对于电影生产来说，电影生产关系指人们在电影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综合关系，包括电影的各级组织管理关系。电影生产力决定了电影的生产关系，电影生产力要求电影各种生产关系必须推动电影生产力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影生产力的积极性和生产能力。
电影分级制是电影的一种管理形式，是属于建立在电影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范畴，是为电影生产力服务的。作为电影管理关系模式的分级制，无论有多少政治或其他因素的干预，但它必须尊重电影艺术本身的规律，必须为电影生产力服务，尊重电影生产力，适合电影生产力。
电影分级制有四基本个特征：首先，它是电影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是电影生产力客观发展的需要。其次，电影分级制属于艺术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虽然与政治意识形态彼此关联，但艺术意识形态不等于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更不能无故钳制、孤立艺术形态，让艺术意识形态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奴婢。第三，电影分级制具有普适性，即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电影管理，都可以有一种共同的分级原则与标准，各个国家的电影分级制并不是绝对孤立的。第四，电影分级制有特殊性，因为不同的文化信仰、道德要求及民族个性，对电影分级的标准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但是，任何电影分级都必须适合电影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禁锢压迫电影生产力。
在任何体制的社会里，作为电影生产者都希望各种社会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电影生产力的发展。电影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是电影技术的发展，还包括电影作为特殊的精神产品的全面发展。电影分级制可以促进电影事业的全面发展，美国、香港、台湾、日本、印度，甚至伊朗，由于早已经实施电影分级制，谁能说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电影发展不如中国？谁能说伊朗阿巴斯的电影水平低于张艺谋？电影分级制能够促进电影制作者导演、编剧、演员及所有电影工业相关人员的主体性的全面解放与生命力的彻底释放，保护电影的观众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选择权力的自由与对电影批评的自由。任何电影的管理手段，都是为了促进电影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在僵硬的管理体制下非得狭隘片面地理解电影分级制，从而扼杀电影分级制，其结果是不适应电影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电影发展的绊脚石，这样的电影管理体制则需要进行体制改革，以促进电影生产力的正常发展。中国电影需要真正的的蓬勃兴旺，而不是一种表面的、强加的电影“GDP”的假乐观，电影分级制势在必行。
二、电影体制的压抑与分级制的呼吁
应该说，中国的电影发展一直非常压抑。第六代之前的导演，其压抑来自起步阶段电影生产力的落后及中国现代史发生的战争混乱。从20世纪20年代末第一代导演开始时期，到当代电影的发展，百年电影史就是一部电影生产力的压制与反压制的历史。
第一代导演由于整体上属于电影的起步阶段，电影的发展受到生产资料及生产技术低下的压制，电影产品制造比较粗糙，但是，第一代中国导演是开拓者，在极其简陋的技术条件下，开始了中国电影的起步。第二代、三代导演，由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大战争冲击，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使得电影生产力更加受到牵制，一方面要经历战火纷飞的现实情境，另一方面需要执著地为电影艺术奋斗。即使如此，从中国第二代导演开始真正形成了电影的独立价值，他们开始了中国电影的艺术探索，将“写实主义”和电影结合起来，反映现实社会战火中民间百姓的生存与痛苦，有意识地将电影与舞台剥离开来，从对戏剧的模仿形式转向电影自身内涵，让电影真正成为“电影”。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体制是在高举“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旗帜下进行的电影生产，是遵命于计划内的电影政治宣传，第三代、第四代导演由于在严格的大陆政治形势压制下，生命被束缚，个性被枪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了毛泽东主张“阳谋”的幌子，电影生产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迫害和打击。“文革”时期，电影导演几乎完全失去了话语权，文艺界沉入了万马齐喑的泥潭，八个样板戏则是对中国电影界彻底阉割的变态结局。第三、四代中国导演，犹如悬崖上的小树，在裂缝中面临风暴肆虐的考验，同时坚强地从事着自己热爱的电影艺术。“前十七年文艺”（“文革”前）依然出现了不少优秀电影。“文革”结束，第五代导演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电影生产力开始得到了解放，导演不再完全沦落为政治的奴婢，开始了一些电影艺术的探索。电影从“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中摆脱出来，开始了电影的复苏与觉醒，被压抑的电影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1978年到1989年是中国电影生产力真正解放的大时代，是中国电影发展的黄金时期，电影风格从一元走向了多元，张艺谋、陈凯歌得益于那个特点时代的造就。第五代导演是幸运的，时代的春天让他们真正地“百花齐放”。
第六代导演开始了独立电影的探索，但是，第六代导演一直生活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压抑，一半是自由”的纠结中。虽然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经历了战争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复杂的阶级斗争，第四代在“文革”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成长，这些导演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在时代面前的无奈与压抑，然而，最无奈、最压抑、最痛苦的则是第六代及新生代的年轻导演们!第六代导演们没有经历硝烟弥漫战场上的洗礼，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时期的豪迈激情，也没有“文革”时期的青春狂热，他们成长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年代，从学院到社会，从国内到国际，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哲学思潮、电影思潮在第五代那里轰轰烈烈后已开始趋于沉寂，第六代导演更多的是以极其外冷内热的姿态，极其个性化的电影语言，极其平民化的叙述视角去观察，去寻觅，去表现，从而去展示一个真实客观的现代中国，去展示中国在从狂热的政治崇拜后，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在传统道德与文化的坍塌下，在社会良知失序情况下中国转型期的时代阵痛。但是，第六代导演所受制于的是中国电影管理局的严格体制，他们的努力大多数情况下都被无情地拒绝；他们的作品只能属于“地下电影”，他们的积极性不是对于中国电影体制管理的负责与导演身份的光环，而是作为“60后”“70后”觉醒者对中国整个社会的一种良知的关注。在无情的电影体制压抑下，第六代大多数导演开始希冀与体制和解，而最好的办法是将中国电影管理进行分级，然后按照世界电影的管理惯例，第六代电影属于何种等级可以名正言顺地予以划分，满足热爱第六代电影观众群的需要。2003年，对电影分级的要求达到了高潮，那些被压抑的导演抱着天真的态度，以为电影分级即可实现，显示出多年压抑与茫然后的兴奋。南京作家苏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米》被改编成电影，7年一直无法获准上演，“我赞成电影搞分级，《米》如果成为首部分级片算是比较凑巧吧。”①对即将亮相银幕的《米》有望成为中国第一部分级影片的消息，苏童似乎也表现得格外期待。可是又一个10年即将过去，《米》不但没有分级，却依然被禁。第六代导演非常愤慨，为什么他们的电影无法公开上演，他们的投资无法获得市场，他们的心血就因为体制而白耗！《冬春的日子》被英国BBC选为电影诞生100周年之百部最佳影片之一；《17岁的单车》入选第51届柏林电影节竞赛片单元，获评审团大奖银熊奖，可是依然很难获得大陆电影体制的通过，无法与观众见面。导演王小帅对电影分级早已充满了热切期盼。②《鬼子来了》《小武》《蓝风筝》《冬春的日子》《苏州河》《北京杂种》《东宫西宫》，甚至港台华人导演的电影《蓝宇》《盛夏光年》《喜宴》《盲井》《盲山》等无数部非常深刻、非常具有人性、非常个性与艺术的电影为什么都被中国电影体制一起扫除干净？客观地说，第六代导演了除了要受到电影体制的压抑外，还要受到市场的双重挤压。因为他们的电影很少能得到通过，即使通过了，也无法与进口的国外大片相竞争，也无法与极度炒作的第五代的“贺岁片”“节日片”竞争。第六代注定了是地下“小众电影”，可他们电影的内涵及艺术深度并不会逊色某些大片。
第六代导演对电影分级愿望十分强烈，2005年贾樟柯、娄烨、王小帅等联名上书电影局。希望电影局能给他们电影一条生路。其上书内容非常客观与中肯，让人感慨而无奈，重读这份提纲，依然可感受到包含了电影人多少压抑，电影人多少悲愤！上书提纲写道：“（1）十多年来中国内地人在内地拍摄的部分作品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在内地影院公映的权利。我们希望电影管理部门能够安排人员和时间对这些作品进行审查，以使部分从来没有经过审查但内容并不违反国家法规的作品得到与公众见面的机会。（2）我们希望在目前的电影改革的进程中，电影的审查或未来的分级制度能够对社会公开，具体来说就是包括影片制作者、媒体在内的公众可以了解各地审查或分级标准，审查或分级小组人员名单，审查或分级意见可以在媒体上发表。（3）我们认为应该以电影的分级制度来取代电影的审查制度。我们以为分级制的科学性在于首先能够保证电影导演的创作自由，同时对影片的受众范围予以分类和限制。这意味着有关部门能够有效引导和控制电影受众，同时导演能够充分享有宪法赋予的创作自由。（4）我们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物质的发达同样重要，所以我们希望对本土电影中具有创造性但市场能力有限的电影予以政策性的资助和保护，以保证民族电影文化的长久活力。”③第六代导演们分级制的呼吁，充满了理性和正义的呼声，充满了对国家民族电影的忧虑与保护的严肃思考，充满了对僵化的中国电影体制的呐喊。“上书”已经快10年了，可电影分级依然被拒绝，仅仅的理由是“中国进行了大量的国内外市场调查研究，但在调研中感觉到，从理论上说，电影的分级可以保证不同年龄、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但在实践中目前还没有看到非常成功的经验，包括国外一些发达的电影国家，在管理的过程中，市场还存在很多难以有效控制青少年观众等进入市场、进入影院、进入网络、进入网吧看电影的情况”④。电影管理部门调研中真的没发现其他国家电影分级的“成功经验”吗？还是不愿意看到人家的经验？
三、电影生产力解放与分级制的确立
中国电影的分级为什么如此艰难，每当看到分级胎影萌动的时候，突然宣告已经流产。2003年和2010年是电影分级热烈期盼和争论最强烈的两年，但最终没有实现分级制的结果。其主要原因不是没有外国的“成功经验”，而是我们电影官僚的思想保守与故步自封，一种表面稳定与和谐的伪理性的电影管理。这种电影管理，已经给无数导演造成了伤害，甚至侵犯了电影创作的自由，并没有促进电影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那么，中国电影如何去实现全面的、真正的电影生产力的解放呢？
第一，电影体制不能仅仅被市场体制牵着走。中国电影体制改革已经很多年了，的确取得了不少成绩。特别是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电影生产，实现了多种经营体制的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新的电影管理模式。“解放电影生产力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呢？张宏森指出，就是把原有的传统意义上的国有电影生产单位、具有电影创作生产准入资质改变为一切社会力量，在具备基本的文化资质和基本的工商经营资质的基础上都可以投入国产电影的创作和生产。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调整。同时，我们也鼓励国有电影单位进行积极的转企和改制，让他们从过去由事业主导型向产业主导型过渡，由事业单位向具有现代制度品格的企业完成转型。同时我们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多主体投资、中外合资等等各个方面开放了政策，降低了准入门槛。”⑤中国电影生产力的解放，管理部门的理解就是多种导向型的电影产业市场运转机制，而这种一味追求票房价值的管理，让中国本土电影陷入了被动，靠大量地引进和合资拍摄的电影占领市场，而中国本土元素、中国民族电影、中国特色的影视文化被挤在院线的边缘。每年国产电影数百部，有多少进入了院线流通？国家投入了多少去宣传扶持国产电影的市场运转？第六代导演的电影，不乏非常优秀的影片，因为大多数是独立制作，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抗衡国外及合资的大片，而我们的电影局除了“守株待洋兔”的到来，对第六代及新生代导演扶持了多少？
第二，电影体制不能仅仅被伪和谐的理念钳制。非常令人奇怪的是，中国电影管理部门非但对第六代导演少有扶持，反而更由于第六代电影观念的独特与个性，特别是对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的新写实的暴露，冲撞了管理者的“和谐”理念而遭到更大的压制，将第六代导演及其他导演们辛苦拍摄与投入的电影进行封祭。“和谐”是社会的根本，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和谐的局面，可“红色影视”垄断一切都是和谐的惟一局面吗？难道我们社会在如此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在如此人心浮躁与不安下，在底层百姓如此受到多少盘剥与压榨下，不允许一种客观真实的异己声音吗？没有理性，就没有真正的和谐。理性是一种客观、冷静、真实的逻辑判断，通过理性对社会、对现实、对各种复杂现象进行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只有通过理性的管理，才是真正深得人心的电影管理。电影分级必须消除电影管理者的一些“忧虑”，担心中国百姓压抑几千年的“性意识”猛然觉醒，担心中国百姓的自治能力的欠缺。实质上，中国是一个传统的道德文明的国家，大多数人还处于前现代的思维定式，中国的电影分级也绝不会允许“三级”影片的拍摄和放映，电影管理局达摩克斯利剑——无情的剪刀会自觉地剪除这一切。另外，中国电影管理观念远远落后于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管理，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走向了多元主义的存在，新写实、先锋主义、寻根文学、后现代主义等文学流派广泛兴起，特别是新写实以暴露及反映普通百姓生存压力的作品非常繁荣，但是，这些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后却要被遭到广电局的禁止。《安阳婴儿》原载于《小说界》2001年第1期，入选人民文学2001年度小说精选集，可是被王超拍摄成电影后则被打入了“地狱”。刘庆邦小说《神木》是获得老舍文学奖的作品，被拍成电影《盲井》，却一直是内地的禁片，而这部电影使得王宝强从一个跑龙套的群众演员真正地开始走红影坛，今天活跃在红色经典的银幕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到至今，有多少部非常优秀的电影被革除院线，也许只有广电局的领导最清楚。一种为了保官利己的伪和谐，保守与中庸的姿态，坑害了多少电影人的心血！中国电影生产力的压制依然存在，中国电影分级制任重道远。
第三，中国电影分级制必须实施，并让电影生产力早日获得全面解放。犹前所述，电影分级制是电影自身规律发展的客观需要，任何人为的阻挡及僵化的限制，可以压制一时，但绝不可能压制永世！中国电影审查者的几个官僚的审美，不能代表全国13亿民众的审美需要，事实上他们压制的不少电影在中国大街小巷DV店里随时可买，在网络上随时可以下载。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电影艺术家的辛勤汗水与经济投入，电影分级是非常必要的。电影分级制的动力，更多地来自观众的迫切需要。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播郭志坚就在其个人博客上痛批《让子弹飞》“故事情节有点不合逻辑与拖沓冗长”“充斥全片的脏话（国骂）、血腥场面和性暗示”，“让观众感觉极不舒服”，不适于青少年入场观看。他表示，自己在电影未散场时已主动退场。郭志坚指出，中国电影没有分级制度，一部影片只要通过相关部门审核就可以进入院线向所有年龄段的观众播映。他说，“试问当一个孩子，尤其是青少年看了这些‘拳头加枕头’的画面之后是否会给他们正在成长的身心注入一股非理性的冲动，我很担心！票房重要，责任更重要！”⑥主播郭志坚的呼吁代表了大多数普通观众对电影分级的心声。 第四，中国电影分级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虽然每年中国都进口不少国外影片，拉动了国内电影的票房价值。可是，在中国早已经加入了WTO后，中国的电影市场管理应该与国际接轨，中国不仅仅是将国外的电影进口到国内，而还应该将中国的电影输出去。电影是文化产品，和其他产品一样，要占领国际市场。电影分级制度的建立，可以满足电影与国际国内需要的双向市场，而分级制则是中国电影真正走向国际市场的基础平台。中国目前电影管理者对分级制的偏见和保守，使得中国电影生产力继续被压制，不敢大胆投入与创作，担心被广电局封杀。在如此冷酷严肃的体制下，中国主流电影能够走向国际接轨吗？大量的红色经典能够卖到美国去吗？20世纪80年代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在柏林获得金熊奖，使张艺谋一举成名，可这部电影获奖的原因，是电影里表现的“抗日”的政治元素还是表现出中国北方农民的野性、顽强的生存力及“我爷爷”“我奶奶”的传奇经历元素？张艺谋后来的电影又有几部走向了国际市场？《断臂山》《大逃杀》《香水》《索多玛120天》，虽然是有争议的题材，同性恋、暴力、性变态等，但是，这些电影毕竟在世界上非常流行，在国际上拥有相当多的观众，中国的导演能够拍出这样的电影吗？中国的电影体制在这些电影孕育阶段就可能把它们全部“枪毙”！中国不存在电影分级，不需要人性复杂的电影，只需要的是红色经典与儒家伦理范围能接受的极其简单朴实人性的电影。在官僚的意识里，中国13亿人口里不存在同性恋，不存在心理暴力，不存在SM和性变态，所以，凡是像《断臂山》《大逃杀》《香水》《索多玛120天》这样的电影，既不准拍摄，也不准进口，当然更不存在出口。可事实上，中国现实人群里，中国电影观众到底有没同性恋存在呢？据专家估计，中国有接近五千万同性恋者，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要漠视这些人的情爱选择权与生存状态呢？为什么我们的电影管理者不允许同性恋题材电影的拍摄并禁止进口呢？市场有需要，观众有需要，根本不是三级低俗的影片，仅仅是涉及了复杂的人性就可以被官方禁止吗？这难道不是对市场经济的直接破坏与干预吗？对观众影视审美需求的扼杀吗？在全球化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电影分级制可以促使中国电影拍摄出更具有国际视野与国际竞争力的影片。中国电影需要走出去，需要占领国际市场，需要成为电影制造、电影发行的电影经济大国与电影强国，为此，电影分级制必须实施。
第五，体制内计划经济电影管理审查制度早应淘汰。中国经济改革让全世界瞩目，而政治体制改革十分缓慢，中国体制的管理虽然调整了一些政策，允许外资、合资及独立投资电影，但电影的行政管理体制依然十分僵化，依然属于计划经济的模式。目前，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标准是什么？其标准合符艺术规律原则、市场原则及审美原则吗？是一种主观的官僚意识标准还是一种科学的、公正的、客观的、世界性意义的标准？中国体制内审查拍摄的电影每年都是500部以上，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又有多少电影真正进入了中国市场甚至国际市场呢？多少电影真正属于艺术审美水平高准的电影？事实是这些电影最终成了仓库的祭品，无法上线，浪费电影资源。中国体制内计划经济模式的电影审查制已经过时，严重阻碍了电影生产力积极性发挥，呼吁将其淘汰，以电影分级制的设立而代替。
总之，电影分级是一种必然，导演呼吁，观众呼吁，市场本身也在呼吁。作为国家电影的管理者，必须高瞻远瞩，以理性客观的视野对待电影分级制本身，在没有试验之前，匆忙地得出中国电影不宜分级是独断的、草率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如果阻止电影分级，就是阻止电影生产力的发展，是对电影人的不尊重和漠视，对艺术家及中国观众的审美践踏。中国电影分级制不颁布实施，对于中国本土电影的发展，对于下一代人的成长，对于中国当代民族的整体素质的完善与提高都是有着妨碍作用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中国百花齐放的电影真正的春天还会远吗？
注释：
① 顾小萍：《〈米〉原著作者苏童：中国电影分级我赞成》，《江南时报》，2003年3月6日。
② 王小帅：《中国电影必须分级，暗流必定会涌出》，《城市画报》(广州)，2005年11月。
③ 袁蕾：《贾樟柯娄烨王小帅等联名上书电影局》，《南方都市报》，2003年12月4日。
④ 杨华云：《广电总局：中国尚不适宜推进电影分级制》，《新京报》，2010年8月20日。
⑤ 黄维：《张宏森：解放电影生产力 电影产业六年探索变化可喜》，中国文化产业网，2009年5月8日，cnci.gov.cn/content/200958/news_45728.shtml。
电影分级制度篇7
关键词： 生产力；电影分级；提高效益
什么是电影分级制？就是电影生产和电影管理的一种规范与模式，是将电影按照内容表现的性质，分成不同的级别，适应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欣赏，其目的一方面可以保护未成年观众不受充斥在电影里的暴力、色情、吸毒、恐怖等镜头话语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尊重艺术规律和艺术个性，提升艺术表现能力和鉴赏能力，提高广大电影艺术生产者的积极性。电影分级，就是对电影生产力的解放。
一、电影生产力构成与分级制的关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分析，生产力是一种生产能力，包括生产者、生产资料和产品三大要素。以此分析，电影生产力包括电影艺术生产者、电影生产资料和电影产品。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力的三要素中，劳动者本身是最核心的要素。中国电影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包括编剧、导演及电影相关的工作人员，而编剧及导演是电影生产力中最核心的要素。电影生产力与其他生产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本质上都是进行社会生产活动，而电影生产不是简单的物质生产、农业生产或者某种机械生产，而是一种艺术生产，其产品就是艺术作品。电影产品不是满足日用物质消费生活需要，而是满足社会的精神需要。电影生产力的硬件主要是指电影技术水平的发展，即生产的电影工具。中国电影的硬件，随着世界电影产业的发展而发展，从黑白走向彩色，从彩色走向数字电影，技术不断更新，电影的技术含量及产生的艺术效果越来越具有魅力。电影生产力的软件则是电影工作者自身，电影工作者的电影生产观念、管理观念及电影发行观念，这些思想观念直接关系到电影生产力的发展态势、设计规划、开拓途径和价值定位。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的加快，生产力的性质也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相应的信息传递和处理水平也得到了发展，信息已经成为生产力的主要要素。在当代社会，信息同样对电影生产力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它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形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直接为生产力发展服务。社会的进步要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步伐，促进生产力发展。对于电影生产来说，电影生产关系指人们在电影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综合关系，包括电影的各级组织管理关系。电影生产力决定了电影的生产关系，电影生产力要求电影各种生产关系必须推动电影生产力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影生产力的积极性和生产能力。
电影分级制是电影的一种管理形式，是属于建立在电影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范畴，是为电影生产力服务的。作为电影管理关系模式的分级制，无论有多少政治或其他因素的干预，但它必须尊重电影艺术本身的规律，必须为电影生产力服务，尊重电影生产力，适合电影生产力。
电影分级制有四基本个特征：首先，它是电影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是电影生产力客观发展的需要。其次，电影分级制属于艺术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虽然与政治意识形态彼此关联，但艺术意识形态不等于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更不能无故钳制、孤立艺术形态，让艺术意识形态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奴婢。第三，电影分级制具有普适性，即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电影管理，都可以有一种共同的分级原则与标准，各个国家的电影分级制并不是绝对孤立的。第四，电影分级制有特殊性，因为不同的文化信仰、道德要求及民族个性，对电影分级的标准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但是，任何电影分级都必须适合电影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禁锢压迫电影生产力。
在任何体制的社会里，作为电影生产者都希望各种社会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电影生产力的发展。电影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是电影技术的发展，还包括电影作为特殊的精神产品的全面发展。电影分级制可以促进电影事业的全面发展，美国、香港、台湾、日本、印度，甚至伊朗，由于早已经实施电影分级制，谁能说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电影发展不如中国？谁能说伊朗阿巴斯的电影水平低于张艺谋？电影分级制能够促进电影制作者导演、编剧、演员及所有电影工业相关人员的主体性的全面解放与生命力的彻底释放，保护电影的观众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选择权力的自由与对电影批评的自由。任何电影的管理手段，都是为了促进电影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在僵硬的管理体制下非得狭隘片面地理解电影分级制，从而扼杀电影分级制，其结果是不适应电影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电影发展的绊脚石，这样的电影管理体制则需要进行体制改革，以促进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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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正常发展。中国电影需要真正的的蓬勃兴旺，而不是一种表面的、强加的电影“GDP”的假乐观，电影分级制势在必行。
二、电影体制的压抑与分级制的呼吁
应该说，中国的电影发展一直非常压抑。第六代之前的导演，其压抑来自起步阶段电影生产力的落后及中国现代史发生的战争混乱。从世纪年代末第一代导演开始时期，到当代电影的发展，百年电影史就是一部电影生产力的压制与反压制的历史。
第一代导演由于整体上属于电影的起步阶段，电影的发展受到生产资料及生产技术低下的压制，电影产品制造比较粗糙，但是，第一代中国导演是开拓者，在极其简陋的技术条件下，开始了中国电影的起步。第二代、三代导演，由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大战争冲击，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使得电影生产力更加受到牵制，一方面要经历战火纷飞的现实情境，另一方面需要执著地为电影艺术奋斗。即使如此，从中国第二代导演开始真正形成了电影的独立价值，他们开始了中国电影的艺术探索，将“写实主义”和电影结合起来，反映现实社会战火中民间百姓的生存与痛苦，有意识地将电影与舞台剥离开来，从对戏剧的模仿形式转向电影自身内涵，让电影真正成为“电影”。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体制是在高举“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旗帜下进行的电影生产，是遵命于计划内的电影政治宣传，第三代、第四代导演由于在严格的大陆政治形势压制下，生命被束缚，个性被枪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了毛泽东主张“阳谋”的幌子，电影生产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迫害和打击。“文革”时期，电影导演几乎完全失去了话语权，文艺界沉入了万马齐喑的泥潭，八个样板戏则是对中国电影界彻底阉割的变态结局。第三、四代中国导演，犹如悬崖上的小树，在裂缝中面临风暴肆虐的考验，同时坚强地从事着自己热爱的电影艺术。“前十七年文艺”（“文革”前）依然出现了不少优秀电影。“文革”结束，第五代导演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电影生产力开始得到了解放，导演不再完全沦落为政治的奴婢，开始了一些电影艺术的探索。电影从“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中摆脱出来，开始了电影的复苏与觉醒，被压抑的电影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年到年是中国电影生产力真正解放的大时代，是中国电影发展的黄金时期，电影风格从一元走向了多元，张艺谋、陈凯歌得益于那个特点时代的造就。第五代导演是幸运的，时代的春天让他们真正地“百花齐放”。
第六代导演开始了独立电影的探索，但是，第六代导演一直生活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压抑，一半是自由”的纠结中。虽然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经历了战争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复杂的阶级斗争，第四代在“文革”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成长，这些导演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在时代面前的无奈与压抑，然而，最无奈、最压抑、最痛苦的则是第六代及新生代的年轻导演们!第六代导演们没有经历硝烟弥漫战场上的洗礼，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时期的豪迈激情，也没有“文革”时期的青春狂热，他们成长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年代，从学院到社会，从国内到国际，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哲学思潮、电影思潮在第五代那里轰轰烈烈后已开始趋于沉寂，第六代导演更多的是以极其外冷内热的姿态，极其个性化的电影语言，极其平民化的叙述视角去观察，去寻觅，去表现，从而去展示一个真实客观的现代中国，去展示中国在从狂热的政治崇拜后，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在传统道德与文化的坍塌下，在社会良知失序情况下中国转型期的时代阵痛。但是，第六代导演所受制于的是中国电影管理局的严格体制，他们的努力大多数情况下都被无情地拒绝；他们的作品只能属于“地下电影”，他们的积极性不是对于中国电影体制管理的负责与导演身份的光环，而是作为“后”“后”觉醒者对中国整个社会的一种良知的关注。在无情的电影体制压抑下，第六代大多数导演开始希冀与体制和解，而最好的办法是将中国电影管理进行分级，然后按照世界电影的管理惯例，第六代电影属于何种等级可以名正言顺地予以划分，满足热爱第六代电影观众群的需要。年，对电影分级的要求达到了高潮，那些被压抑的导演抱着天真的态度，以为电影分级即可实现，显示出多年压抑与茫然后的兴奋。南京作家苏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米》被改编成电影，年一直无法获准上演，“我赞成电影搞分级，《米》如果成为首部分级片算是比较凑巧吧。”①对即将亮相银幕的《米》有望成为中国第一部分级影片的消息，苏童似乎也表现得格外期待。可是又一个年即将过去，《米》不但没有分级，却依然被禁。第六代导演非常愤慨，为什么他们的电影无法公开上演，他们的投资无法获得市场，他们的心血就因为体制而白耗！《冬春的日子》被英国BBC选为电影诞生周年之百部最佳影片之一；《岁的单车》入选第届柏林电影节竞赛片单元，获评审团大奖银熊奖，可
电影分级制度篇8
关键词 节目分级 低俗电视 V芯片 监管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 A
The TV Program Rating System：A measure with American Characteristics to Regulate the Indecent TV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Dai Shuy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ongguan 523808）
AbstractWith an aim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indecent TV programs, the US government issued a significant law in 1996 the TV Program Rating System. The paper mainly traced back the situations and progresses of the law, and addressed such issues regarding the features and the implementing effects of this law. Finally the author’s evaluating remarks are presented.
Key wordsTV program rating systemindecent TV programs V-chipregulations
电视节目低俗化是世界各国电视业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纷纷结合国情出台监管低俗电视节目的措施。美国政府1996年出台了美国电视分级制。这项法规要求:在美国销售的13英寸以上的电视机必须装置过滤低俗节目的V芯片；电视节目生产商要按照节目分级标准对电视节目定级；除新闻和体育节目以外，所有电视节目都要进行分级；电视网和电视台等播出机构要在电视节目播出的前15秒钟和插播广告后在屏幕左上角播出分级图标提示观众；电视节目的分级情况要在当地主要报纸和电视节目指南上刊登预告；设立独立督查部门对分级制执行情况进行监测。在美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监管低俗电视节目的措施中，电视分级制最具特色，影响也最大。
一、美国电视分级制的出台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青少年犯罪率不断攀升，在诱发青少年犯罪的诸多因素中，低俗电视节目的负面影响引起广泛关注。1992年，Jon A. Shidler 和 Dennis T. Lowry 两位专家对当年2月份黄金时段ABC、FOX、和 NBC电视节目中含的内容进行调查分析（当时CBS正在转播冬季奥运会）。结果表明，这三家电视网的节目中涉及内容的每小时多达12处，比上一年又有所上升。①1994年，美国成立了国家电视暴力研究课题组（NTVS）。课题组经过三年研究得出结论：电视暴力内容在美国相当普遍；接近三分之二的电视节目含有暴力内容；儿童节目涉及暴力内容最多；电视节目中暴力常常被美化；暴力节目中犯罪者基本都未受到惩处。②
电视暴力与性泛滥导致青少年犯罪率直线上升， 1997年美国青少年犯罪比1988年上升了49%。③尽管青少年犯罪的原因较为复杂，并不是单一因素引起的，但电视中暴力、粗口、吸毒、性情节已成为美国青少年犯罪、违道德准则的教唆犯。公众要求政府加强对电视节目监管的呼声不断高涨。美国国会多次召开听证会后，决定出台电视分级制法案。
1996年2月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国会通过的96联邦通讯法案。这项法案的第551条规定美国实行电视分级制，实施的具体步骤是：最晚从1998年2月开始，所有在美国境内销售的13英寸以上的电视机都必须装置一种可读取节目编码信号的V-chip；电视业立即成立一个委员会制定节目分级标准；在法规生效的一年内，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建立一个委员会确定分级安排；如果1997年2月前电视业没有自己制定出电视节目分级标准，将实施FCC制定的分级标准。
96联邦通讯法案出台前，美国各大电视网和电视生产企业曾强烈抵制分级制。他们担心节目分级会减少电视观众和广告收入。新的通讯法案生效后，在社会舆论和政府的强硬态度面前，电视业最终让步并组成分级制工作小组，1996年12月19日，在法案规定的限期内出台了电视家长指导方针，即电视分级制（TV rating system）。这一家长指导方针被FCC通过并采用，电视分级制正式生效。
美国电视分级制按照电视节目内容所适合的受众群体将电视节目分为6个等级，作为受众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收视参考。如下图所示。分级制要求除新闻和体育比赛以外的所有电视节目，都要按照这6个标准进行定级，并由节目的原创生产者在节目制作完成时自行定级。除新闻和体育比赛以外，电视节目播出的前15秒钟和插播广告后需在屏幕左上角显示分级图标。
1996年12月22日，美国电视业开始播出分级图标。
1996年出台的美国电视分级办法是一种评估式分级，主要根据观众的年龄建议谁应当或不应当接触某一级节目内容。这种分级方式实行不久就招致公众的强烈批评。公众指责这种分级方式太过笼统和含糊，建议对节目内容进行描述性预告，表明节目中暴力和性内容的严重程度。1997年7月10日，美国电视业对分级办法进行修订，在按评估式的年龄分级基础上进行描述性的内容分级，加入代表内容级别的图标。这些图标分别是：V代表节目含暴力内容，S代表有场面，L代表有粗鲁语言，D代表有性语言或性暗示语言，FV代表含虚幻暴力内容。
1998年，FCC批准了修订后的分级标准。美国电视分级制全面实施。
二、美国电视分级制的特点
美国电视分级制具有突出的美国特色。这项制度通过法规形式，使减轻低俗内容危害，对电视节目分级成为电视业的义务和责任，但在履行义务方面又给予电视业很大的自由度。分级制充分借助科技力量，V芯片是电视分级制出台与实施的关键，小小的电子芯片成为过滤低俗节目的“魔片”。分级制还强化了家长在监管低俗电视节目方面的重要作用，家长成为低俗节目面前的真正“把关人”。
电视分级制出台前，国会能否制定这样的法规在美国社会引起激烈争论。支持者认为，低俗电视节目的社会危害越来越严重，为维护公众利益，必须制定法规加以控制。反对者认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言论和表达自由不受侵犯，出台限制性法规是干涉新闻媒体的言论和表达自由，是变相的审查，属违宪行为。电视业也一再表明态度，强烈反对国会出台分级制，甚至威胁要以违宪为由将其告上法庭。争议使国会在制定通过这项法规时更加谨慎，出台后的电视节目分级实际是一种遵循法律原则前提下的“自愿”分级制度。“自愿”首先体现在分级的标准由电视业自行建立。96联邦通信法案明确规定由电视业自己组成委员会制定节目分级标准，如电视行业在一年内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则由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建立一种节目分级标准，交由电视方执行。尽管通讯法明确授权FCC可以制定一种分级标准，但对电视业自行建立的标准还是给予了优先权。美国电视业为免于被过多束缚，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节目分级标准的制定，因此美国现行的电视节目分级标准完全是电视业意愿的体现。
“自愿”的另一含义是由电视节目生产方按分级标准自主为节目定级。美国电视分级制是模仿美国电影分级制确定的，但电影分级制实施过程中，美国电影协会（MPAA）有专门的分级委员会对电影进行审看确定等级。电视节目分级则是由节目生产商自我定级，这主要是因为电视节目制作速度快，数量多，除新闻和体育外的所有节目都要进行分级，每天至少有2000左右的电视节目需要定级，因此无法象电影分级一样由专门机构进行操作，只好由节目生产机构自我定级。
美国电视节目分级制的另一个特点是与科技紧密结合。96联邦通信法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境内销售的13英寸以上的电视机都必须装置一种可读取节目编码信号的V-chip。V-chip又叫V芯片。利用这种芯片装置，家长可以操作遥控器来决定可以进入家庭的电视节目等级，并设置芯片阻止任何超过或不符合其选择标准的节目。一旦这个选择确定，芯片将自动解码植入在每个电视节目里的分级编码。如果节目超过了选择的等级，屏幕就会变成空白，节目被屏蔽，因此V芯片为美国电视节目分级制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节目分级制突出了家长在抵制低俗电视中的重要作用。美国电视分级制是为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低俗节目危害而出台的，电视机里装置V芯片后，通过遥控器就可以过滤不符合标准的节目，控制低俗电视节目的关键由媒体和政府变成了家长。在选择电视节目和指导儿童收看时，作为监护人的家长有责任主动关注节目分级情况并提前屏蔽低俗节目。实施分级制后，节目内容健康与否，是否让儿童观看，决定权掌握在家长手里，因此电视分级制把家长推到抵制低俗电视节目的前台，成为电视机前的直接“把关人”，政府不需再担心会背上干预电视媒体表达自由的违宪罪名了。
三、美国电视分级制的实施效果与评价
在各界关注下出台的美国电视分级制实施后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尤其是1998年节目内容描述性分级实施后。根据凯撒家庭基金会和普林斯顿调查研究协会在1999年4月进行的一次全国性随机调查，被调查者中，72%表示要购买带有V芯片装置的电视机，77%的家长表示会用V芯片去阻止儿童观看不适合的节目。另一项调查显示家长经常使用分级的比例也在增加。在分级制启动后，44%的家长经常使用它来指导儿童观看，到2001年时这个数字增长到50%。④
电视节目分级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低俗电视节目对未成年观众的不良影响。通过装置在电视机里的V-chip和家长的指导收看，节目分级制为未成年观众竖起了一道电子栅栏，将涉及暴力、粗口、性等内容的低俗电视节目阻挡在外，减少了儿童接触不当电视节目内容的机率，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低俗电视节目对未成年观众的直接负面冲击。2005年3月由Luntz 研究公司进行的一次全国一性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调查者认为电视业采取节目分级的办法是很适当的。凯撒家庭基金会和普林斯顿调查研究协会2001年的调查显示，使用过分级制的家长中，90%认为节目分级“有用”，近一半家长（48%）认为“非常有用”。⑤
不过电视节目分级制实施后并未如法规制定者预期的那样发挥巨大作用。首先媒体关于分级制的宣传力度欠佳，电视节目分级至今在美国也未能实现家喻户晓，一些家长不懂如何操作才能屏蔽低俗节目，也有家长甚至不了解电视节目分级制度已实施多年。根据凯撒家庭基金会2004年的一份全国调查报告，五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表示从未听说过节目分级制，还有许多家长不明白内容分级图标的含义。另一方面，“自愿”原则是导致分级制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在这种突显美国特色的“自愿”分级制度中，电视业享有过多的自。节目生产方自己为节目定级，客观性和准确性难以保证。一些生产商为吸引广告和收视率，在节目定级时有所保留，部分暴力血腥或性场面较多的节目没有在分级时按标准定级。一项对1997至2003年间秋季黄金时段电视网节目分级情况的抽样调查表明，虽然进行年龄和内容分级的较准确地反映了节目内容，但还有相当数量含有场面和暴力内容却没有进行内容分级,媒体提供给家长的分级信息并不完整。⑥分级结果名不符实降低了家长对分级制的信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V芯片的利用率。根据宾西法尼亚大学Annenberg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00年的一项全国调查，在美国家庭对各种媒体分级制（包括电影分级、视频电子游戏分级、音乐CD和磁带分级、电视分级）的使用中，电视分级制的使用率最低，仅有39%，而电影分级制使用率高达80%。⑦
节目分级将控制低俗电视影响的责任交给家长的同时，也使电视业在节目生产和播出时更加放开手脚，低俗电视节目的数量并未减少，反而有所增加。美国公益机构“家长电视协会”（PTC）比较了1998年、1999年和 2002年11月前两个星期主要电视网黄金时间的节目。比较结果显示，在晚8点的黄金时间，2002年的电视暴力内容比1998年增加了41%。黄金时间的晚上9点到10点，暴力内容频率2002年比1998年多134.4%。⑧
由此可见，美国电视分级制是政府与电视业相互妥协的产物。既要保护未成年观众免受低俗电视节目的影响，又要避免背上干涉媒体自由的违宪罪名，因此，这种强行“自愿”原则下的美国电视分级制就成为折中解决问题的工具。折中的办法毕竟不是最好的办法，美国电视分级制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未成年观众与低俗电视节目的接触，但媒体的行为没有真正得到规范。分级制将本应由媒体担当的责任转移到家长肩上，如同污染企业整改的办法不是减少排污，而是继续污染并给公众发放口罩一样，是舍本逐末的无奈之举，根本无法改变电视节目低俗化的趋势，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正因为如此，在电视分级制实施几年后，美国国会又先后通过了《2005年广播电视反低俗内容强制法》、《2005年与暴力广播电视内容控制法》、《儿童友好电视节目法》和《净化广播电视内容执行法案》等一系列监管措施，从节目的播出时段、数量、教育类节目的比例、违规媒体处罚加大等多个方面加强对媒体的规范，强化媒体责任意识，进一步净化电视屏幕。
注释
1 Shidler, Jon. "Network TV Sex as a Counterprogramming Strategy During a Sweeps Period: An Analysis of Content and Rating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s Quarterly 72 (1995)，147-155.
2 Federman J, ed. National Television Violence Study. Vol 3.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8.
3 Scott Stossel.The man who counts the killings The Atlantic Monthly. May 1997.Vol.279, Iss. 5.
4.5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Parents and the V-chip 2001." 省略/kaiserpolls/3151-index.cfm.
6 Nancy Signorielli.Age-Based Ratings, Content Designations, and Television Content: Is There a Problem?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05, 8(4), 277298.
7 The annenberg public policy cen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Media in the home 2000”, 省略/02_reports_releases/report_by_category.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