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思想范文

德育思想范文第1篇

关键词：平民 精英 生活化 大道德

精英思维与平民思维是我国道德领域的两种不同思维方式，学校道德教育长期以来奉行的是精英思维，在教育目的和教育过程中强调个体的社会责任。我国的职业教育由于正处于发展时期，还不够完善，学生的层次还不够高，主要是被高中“淘汰”而来的。相比较正为大学而拼搏的“精英”而言，这些学生属于“平民”阶层。因此在道德教育中应更倾向于“平民思维”， 强调个人的生存和幸福。德育只有更加生活化，才能更为学生所接受。

（一）摆脱学校道德教育中的精英取向

在学校教育中的精英思维强调的是道德教育的目标是引导学生树立责任意识、集体意识、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和祖国需要、舍小家顾大家的觉悟，引导学生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道德教育的内容高、大、全、美，包括了从个人修养、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在内的各方面内容，要求学生认真遵守，尤其强调个体在工作中任劳任怨、无私奉献。这种教学时刻将个人与集体、社会、国家、他人连在一起，提醒个体为集体、他人、社会做好事，而很少引导学生考虑自己，客观上压制了学生的个人需求和个人利益，德育显得过于脱离生活而不可能实现。

学校德育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实效性低下的问题，这一问题与德育目标和内容方面的“高大全美”有关，也与德育过程和方法片面，强调集体和社会需要，而不引导学生思考人生、反思生活经验有关。这就要求德育摆脱精英教育的思维，让德育走向学生的日常生活。走向生活化的德育工作会引导教育者反思德育内容与方法，确定合乎时代要求的德育目标，选择更具亲和力和实际效应的德育方法。同时能够使长期以来受到压抑和忽视的中国本土民间聪明得到发掘，更全面地发扬中国德育传统，建立当代德育的民族根基。

以生活德育为代表的众多当代德育研究都体现了强烈的平民化取向，这种取向一方面得到了教师的情感认同。教师对生活化德育主张的认同主要使道德教育不再是板起面孔说教，而是对学生有了较切近的意义。平民化可以使师生在教学过程中思想自由，而不必一味地高呼口号。在德育研究与道德教育走向生活化的过程中，长期压抑的各种制度力量、心理力量发生松动，家长、学生、教师头脑中所形成的各种基于个人生活、福利的思想逐渐有了较多的表达机会和表达自由，并且，由于德育课教学所选用的主题多半来自日常生活，平民思维中的一些既成论点很自然地会受学生、教师想到并提起。生活化得德育工作有效地避免了精英教育中不适合职业学校学生的实际道德水平的要求，更能为学生接受。

（二）使道德教育更贴近生活

精英道德教育就是教导个体“克己以复礼”的过程，个体必须革除各方面的个人爱好、愿望、追求，使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全面地皈依精英道德。这种自我克制的过程是痛苦的，要求个体有明确的意志，通过读书、实践、自省、慎独等方式，不断完善自我德性。对于职业学生来说，这超出他们的生活范畴，要求过于严苛而显得不切实际。在省职中，以大专二年级为例，90%的学生的理想是赚钱，25%的学生沉溺于网络，10%的学生曾经因为逃学上网而受到处分，一学年有12%的学生辍学外出打工。对于这些学生，教育他们将来要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还为时尚早，目前最重要的是教育他们如何做好自己，实现自身的价值。

在学校教育中，德育工作应更加生活化，贴近学生的生活。“学校德育培养具有开拓精神、革新意思的人，它以新的价值观念影响新一代人格构成，使他们面向未来，乐于接受新事物，并开发出人的无穷的创造力。”平民道德教育其实就是教师通过学校生活的身体力行、口耳相传，将自己所把握、认同的为人处世技巧、原则传授给学生的过程。这种教导，基本上是在学习、生活过中进行的，而且由老师传授的人生规范往往能够帮助年轻人在具体场合获得表扬、奖赏和物质收益，避免批评、惩罚和物质乃至性命的损失，因此能够被年轻人很愉快地接受、遵行。并使他们形成更完善的人格，并成为影响社会道德水平的有利因素。

道德教育不应片面地对个人提出行为要求，而应启发学生结合生活事例思考，形成自己的道德观念。并且，个体道德发展的初级阶段应该以个体生活经验为基础，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学校资源，为良好学校生活创造条件，帮助学生奠定良好的道德基础，继而在个体道德成长的更高阶段，引导学生基于理性，在生活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三）在道德教育中将“大道德”教育和“小道德”教育相辅相成

就道德本质而言，德育工作更加贴近生活有助于人们全面理解道德和道德教育。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小道德教育”。而作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原则与规范，道德是人类社会生活经验的总结，是有助于人生成功与幸福的、对个体社会活动的合理规范的教育，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大道德教育”。各种道德规范的根源都来自社会生活，人们应该基于生活经验来理解其实质，而不应盲目信从。但学校道德教育的开展，不应从一个极端转入另一个极端，将个体生活经验、生活需要与民间生活聪明作为道德教育的唯一基础，而忽视学生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是不可取的。

就个体道德发展而言，人的需要，既有低级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也有高级的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人性既有其受制于物质条件的一方面，也有超越于物质世界之上、追求终极的光辉面。如果一味地追求自身生活的道德理想，忽视社会中的德育思维，那么道德容易被理解为利益的博弈、将对个体的道德引导限定于遵守公德和底线伦理，则是对人性的贬抑，是使人回到动物的水平，更是不利于人生的丰富与幸福的。尤其在现代社会，个体生活的物质水平越来越高，个人的精神追求越趋丰富，关心、分享、志愿服务等正在成为公民充实生活、完善人生的选择，道德教育应该发挥引导人性发展的功能，而不应专注于基础道德的普及，对人性的美好视而不见。综上所述，两者相互促进，启发、引导学生的生活反思，由低到高地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每个孩子的内心深处都有一根弦，发出自己的调子。”关键是教师要辨别孩子们内心深处的音符，看出他们顽皮、固执、甚至偏激背后的善良，因势利导，使学生身上本来就有的好的品质放大出来，并成为他们的主要品格。

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在日常生活中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以人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对现实世界的主观体验，而不要把已经形成的观念、看法强加给学生，让学生自己来建构道德知识，以形成道德行为。在道德教育研究和道德教育走向生活化的过程中，道德领域的平民思维必将在道德教育中获得应有地位。生活化的德育的引入对德育变革有其启示意义，应得到广泛关注。当然，德育的“平民思维”的最终目标是把学生培养为社会的精英。

参考文献：

①《德育新论》 鲁洁王逢贤主编1998年3月第3次印刷 第241页

德育思想范文第2篇

吴霞（1989.08-），女，中国重庆，重庆师范大学职教师资学院，研究方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职业技术教育学。

摘要：自古以来，道德教育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备受重视，在丰富的德育思想遗产中，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亲亲”“尊尊”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了完备的思想体系，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对促进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通过初步分析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内容、目标、价值进行简要阐述，并从德育主体、德育客体两个方面探讨了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学校德育的现代意义，为解决我国当前的学校德育问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内容；目标；价值；现代意义

前言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引导我国文化前进方向，是我国道德教化的优秀范本，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封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在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过程中，曾一度强调塑造中华民族的国民性、铸就中华儿女的民族魂，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它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作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时刻警醒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先秦时期作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期”，其道德教育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为我们更好的研究当代德育思想提供了摹本。

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概述

1.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相关概念界定

1.1.1儒家思想的含义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居十家之首，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狭义上讲，儒家思想是由孔子确立其基本思想格局，经由孟子、荀子改造发展而渐为成熟的思想体系；从广义上讲，儒家思想是源远流长的儒家学派的思想，纵观中国历史，从西汉至清朝，无论是国家的正统理论，还是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都是儒家思想占据着首要位置，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可见其影响之大，生命力之强，儒家思想的精华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等思想。

1.1.2先秦儒家思想的含义

孔子于春秋战国时期创立了先秦儒学，后经由孟子、荀子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其以伦理思想为内核，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高扬人本主义精神，是显赫一时的学说，经久不衰，至今都有深刻影响。孔子以“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为根本出发点，坚持以“仁”为核心，不断完善其思想体系；孟子继承并从内在心性方面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建立了以“民贵君轻”、“行王道”“制民恒产”为基本内容的“仁政”说，推动儒家文化继续向前发展；荀子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言性恶，主张理天下以礼为本，礼法结合，形成了“隆礼尚法”的政治学说，他综合百家，改造儒学，丰富儒学。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1.2.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思想渊源――“德”的思想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德”的观念。“在原始时代的早期和中期，并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德’的观念，甚至连美丑善恶的德行观念也是不存在的。”[1]周公是先秦思想史上公认的，明确提出政治之“德”的第一人，此后，孟子提出“仁义礼智”四端说，对“德”的观念发展有着深刻影响，王能统治天下，被认为是“以德配天”，体现了对“天命说”的进步，不仅在宗法观念中闪耀着“德”的光芒，在政治观念中也强调了实施“德治”的重要性，第一次真正地实现了将“德”从天和祖先的意志中解放出来，用人性论来论证政治的合理性，从而将“德”的观念植入到人心。在先秦儒学德育思想中，道德作为一种精神性力量，其基本目标是维护统治秩序，主要体现出对自身的动物性本能和欲望的理性对待及规制上。

1.2.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逻辑基础――“人性”思想

雅斯贝尔斯是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说，他认为人类历史的诞生和精神的存在都与此息息相关。[2]孔孟荀都是从人性观出发对道德进行论述的，孔子认为人性是先天的，习惯是后天形成的，大多数人的天赋素质都是差不多的，由于人们后天所受的环境、教育和个人努力程度不同，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巨大的差异，因此，实施道德教育是可能的，它对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仁”的外在表现即“爱人”，不管是“亲亲”之爱还是“泛爱众”，作为爱的形式，都是善的表现，由此，我们也可以讲，孔子所讲的性是一种趋于善的性；[3]孟子认为人性的善就如自然之水往下流一样，是与生俱来的，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这也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依据，他以人性本善的视角讨论了实施道德教育的可能性；荀子在人性问题上坚持两个观点，即人性恶和化性起伪，区别于孔孟的人性善观点，他从性恶的角度阐述了实施德育的必要性。清代学者戴震曾就荀子的人性说提出，荀子的人性说实际上是主张人性可以通过学习而得以改善，而如果顺其自然就会成为恶。[4]

孔孟荀作为先秦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其共同追求的内质是性善，虽然孟荀由善恶各为一端而言性，但最后在两者的契合点――善进行交互汇合，由此可见，善是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基础，同时，先秦儒家注重自我教育，他们认为实施自我教育的基点是内在的善性，道德教育必须依托于伦理善，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还是荀子的性恶，都从不同的层面论证了实施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1.2.3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核心基础――“礼”的思想

儒家的“圣人制礼作乐”的说法，认为“礼事起于遂皇，礼名起于皇帝”；“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5]儒家将“礼”归于圣人之作，更多意义上应该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孔子将仁的思想融进礼的发展，正式提出以“仁”作为礼的精神实质；孟子继承并发展其思想，充分尊重礼，并将礼提升到人生之道的层面；荀子从礼的起源、功能和本质等方面，全面阐述了礼的思想，他坚持“以礼治国”为本位，“隆礼”成为荀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孟子和荀子的完善下，中国礼文化的雏形得以丰富和发展。“如果说周礼主要体现为一整套模式化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礼论则是在这一政治制度和行为规范日趋瓦解的历史境况中，挖掘和增强了礼的内在精神价值，将礼的制度典章提升到思想学术层面，实现了礼的理论化、意识形态化。”[6]

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之特质

2.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基本内容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作为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色鲜明，内容丰富，重新全面的梳理其基本思想，把握儒家思想的脉络，能够更好的再现儒家德育思想智慧的光芒，为我国德育现代化奠定基础。

2.1.1“仁”为内核的德育思想

先秦儒家围绕“仁”的思想，以不同视角和层面，对“仁”的内涵进行了剖析，形成了以“仁”为内核的理论体系，丰富了先秦儒家德育思想。《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泛爱众，而亲仁。”[7]先秦儒家的道德楷模是圣人，现实社会的道德模范是仁人，“仁”的根本出发点是指人必须有真性情，并且要通过道德范畴来展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礼”的实施是“仁”的要求；其次，“忠”、“恕”是“仁”的体现；最后，“恭、宽、信、敏、惠”是“仁”的内在要求。

2.1.2以“隆礼”为特征的德育思想

《荀子・大略》载：“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8]意思是，君者所以能为王，主要在于隆礼尊贤，荀子对礼的发挥在先秦儒家中处于极高的位置，他人伦秩序和社会规范的角度论礼，还直接提出礼是一个国家存亡的关键，“礼”是先秦儒家重要的道德内容，也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礼”强调的是整体的社会秩序对个体和社会的意义，故而“礼”的基本精神首先应当是秩序精神，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与“仁”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礼”是“仁”的外在体现，是“仁”的范本；“仁”是“礼”的核心，是“礼”的灵魂。

2.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价值

先秦儒家把道德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认为道德教育是一种统治手段，它和政治、法律处于同等地位，道德教育的成败决定了政治上的得失、国家的兴衰，道德建设是政治上清明、天下大治的前提，因此，孔子提出了“德治”学说，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说，国君如果采用道德教化的办法治理国家，他就会安于自己的位置，臣民就会像众星拥戴北极星一样去拥戴他。孟子认为道德对社会生产生活具有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德育是“保社稷”、“保四海”、“保四体”的基础，道德教育是与国家存亡、个人安危紧密相连的，其它任何东西都无法与社会价值相比拟，进一步对孔子的道德政治价值论进行了升华。荀子认为法家虽能攻伐天下，兼并天下，却无法治理天下，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是以道德教育为根本大计，道德教化是巩固国家、维护统治的利器。

3.儒家德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封建意识形态，稍显陈腐老套，与现代社会追求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但是，儒家德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主流思想，它从一定程度上积淀了中华民族在生产生活、道德实践中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智慧，包含不少真理性的颗粒，我们在寻求发展时，应批判性地继承和创设式吸收这些精华成份，这对有效解决当今的学校德育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德育主体的意义

3.1.1继承德育至上思想

先秦儒家特别重视道德教育，认为德育是天下大治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决定了国家和社会的兴衰，因此，他们都坚持以德育为根本，这个优良传统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夯实的基础。然而近年来，学校德育工作并不乐观，其面临着就业压力、升学压力、社会需要等多方面原因，各学校重智育轻德育、重课堂教学轻社会实践的现象屡禁不止，地方和部门的领导没有真正担负责任，对德育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放任其发展，使德育工作总是流于形式，受到了巨大的牵制。为此，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坚持把德育工作摆在素质教育的首要位置，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中都要渗透德育思想，坚持德育至上。

3.1.2弘扬儒家仁爱精神

教师的基本道德要求是教书育人、热爱学生，先秦儒家十分推崇孔子的“仁爱”精神，指出这种仁爱精神更应该体现在一名合格的教师身上，他才能给予学生更多的关怀和爱，帮助学生更好的发展。现代社会“一个好教师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他是这样的人，他热爱孩子……相信每个孩子都能成为一个好人，善于跟他们交朋友，关心孩子的快乐和悲伤，了解孩子的心灵。”[9]弘扬儒家“仁爱”精神，体现在热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上，主要有以下几点：“有教无类”，“当仁不让于师”，“诲人不倦”。

3.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德育客体的意义

3.2.1塑造现代社会理想人格

历代文人墨客都努力探寻儒家理想人格，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奠定了儒家理想人格的基本格局，蕴含在儒家理想人格中的精神价值，以其超越性深深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走向，儒家理想是东方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一种做人的标准，更是一种人生的目标，儒家理想人格为我们确立现代社会理想人格提供了现实价值，首先，现代社会理想人格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再次，现代社会理想人格应树立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志向；最后，现代社会理想人格应具备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今天，我们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为了更好的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当代学校德育教育中，更应大力弘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把握其思想内涵，具有坚韧的人格。

3.2.2指导青少年加强自我教育

所谓自我教育，是指受教育者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以社会发展及教育者的规范、要求为出发点，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通过自我选择、自我内化、自我调控等一系列主体性思想转化活动，以提高自我品质，形成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品质。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中一直秉持这样一个信念，即积极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不断进取，就能达到既定的道德目标，实现既定的道德理想，因此，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自我修养是提高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指导方法：首先，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地位，高度重视学生的自我教育，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说：“一切成长、一切学识、一切发展都来自内部，教育的作用在于对这种发展进行引导和指导，使其有所成效。”[10]一切教育活动都离不开教育对象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否则任何教育都不能顺利展开，都会流于形式；其次，积极引导学生培养自我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主动性，提高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客观评价自己的能力，以减少盲目性；最后，经常性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反思也是必不可少的，学生要学会勇于直面自己的缺点、错误，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提高道德修养。

结论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德育实践任重道远，德育现代化面临着不断地冲击和挑战，德育内容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推陈出新，捕捉德育发展最佳时机，通过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进一步的剖析理解，批判地加以吸收与借鉴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中优秀的德育文化资源，将对于有效解决德育问题、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作者单位：1.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重庆师范大学职教师资学院）

参考文献：

[1]晁福林：《先秦社会思想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95页.

[2]雅斯贝尔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66-67.

[3]任剑涛：《伦理政治研究一从早期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M]，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142页.

[4]孙伟：《重塑儒家之道一荀子思想再考察》[M]，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页.

[5]孔颖达：《礼记正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世界书局《十三经注疏》本，第1229页.

[6]张自慧：《礼文化的价值与反思》[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7]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8]北京大学注释组.荀子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9]苏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版.44页.

德育思想范文第3篇

正文:

一、学校德育的地位和作用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德育的地位和作用，他在这方面的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科学地阐明了德育工作的客观地位。

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指出：“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很大变化。……当然，我们总还要做教育工作，人的工作，那是永远不能少的。但是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作就好做了。”1990年3月，他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第355页）这两段话讲的是物质与精神、经济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关系。一般认为，德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和心理教育，因此，可以认为这两段话讲的是德育与经济工作的关系。德育的地位和作用有广狭之分，狭义是指教育内部诸因素的关系，即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关系。广义是讲德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邓小平同志从广义讲德育的地位和作用，这反映了总设计师的德育大思路。他指出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又指出了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德育工作的能动作用，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把握德育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纠正德育工作“万能论”和“无用论”，防止“左”右倾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2、在总结改革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中强调重视和加强德育工作。

1986年3月，邓小平同志指出：“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解决这个问题。”（第156页）1987年3月，他指出：“在整个四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既然是长期的事，不可能搞运动，只有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第208页）1989年3月，他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的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第290页）同年6月，他又说：“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党员。”（第305页）邓小平同志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德育的经验和教训，指出时期“左”的错误决不能重演，而8O年代中后期轻视德育、失误的教训，应永远记龋。

3、从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的高度论述加强德育工作的重要性。

1983年1月，他指出：“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第202页）1983年10月，在论述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反对精神污染时，他指出：“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由什么样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第45页）1992年初，在视察南方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事业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第38O页）“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这条中国发展的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第381页）

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德育的地位和作用，可谓语重心长。当前，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学校德育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如：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如何教育学生正确认识我国国情，继承和发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革命传统，树立民族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如何引导学生逐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如何指导学生在观念、知识、能力、心理素质诸方面尽快适应新的要求；如何培养学生具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品质等等。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这些新课题，必须以邓小平关于德育的地位和作用的思想为指导，发挥德育工作对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导向和保证作用。

二、学校德育的目标和内容

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3月之前，多次指出，要教育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985年3月，将“守纪律”改为“有纪律”，从此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简称为“四有”。1987年2月，他指出：“带坏了一代人。”“所以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四有，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第205页）1989年9月，他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四有’”（第318页）。强调加强以下几方面教育内容。

1.理想和纪律教育。他说教育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第11O页）“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第111页）1986年11月，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青年的影响，他指出：“首先要向青年进行有理想有纪律的教育。没有理想和纪律，建设四化是不可能的。”（第191页）1987年3月，他又指出：“我们历来提倡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想、有纪律。”（第209页）同年6月，他再次提出：“在强调发展民主的同时，要强调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有理想、有纪律。”（第245页）

2.坚持四顾基本原则的教育。他多次强调要对人民特别是青年进行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他在1987年3月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教育问题，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并行的。”（第208页）1989年9月，他又指出：“我们要抓紧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理论的教育，搞几年风气就会变的。”（第31O页）

3.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教育。1989年3月，他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第29O页）

4.爱国主义教育。1983年4月，他指出：“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1992年初，他在南方视察时，殷切希望知识分子“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第378页）

5．社会主义法制教育。1986年6月，他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第163页）邓小平同志强调的理想教育实际上就是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的教育，纪律、法制教育是为了实现党的奋斗目标。他说：“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使中国发展起来，就要有纪律、有秩序地进行建设。”（第209页）他把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机地统一在一起。这在他视察南方谈话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他说培养教育好“以后的几代人”、“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第38O页）邓小平同志关于德育目标、内容的思想，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大思路，高屋建瓴、意义深远。

三、学校德育的原则和方法

邓小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1985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指出：“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对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流行的影响社会风气的重要思想问题，要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由适当的人进行周到细致、有充分说服力的教育，简单片面武断的说法是不行的。群众关心的实际生活问题和时事政策问题，各级领导一定要经常据实讲解，告诉大家客观的情况以及党和政府所作的努力，并且对群众所反映的不合理现象及时纠正。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好，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第144----145页）1987年2月，他指出：“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在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了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进一步的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第204页）他在回顾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后指出：“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第206页）在上述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提出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原则和方法。

1、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德育一定要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和学生的思想实际，摆事实，讲道理，用事实说话。

2、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对群众反映的不合理现象要及时纠正，最终解决思想问题，要靠解决产生这些思想问题的实际问题。

3、有效性原则。要运用各种适当的途径方法，使思想教育“有效”。反对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

4、周到细致、耐心说服的方法。防止“简单片面武断的说法”，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德育思想范文第4篇

长期以来，我党一向重视人的思想教育，将思想政治工作看作是“生命线”和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在高等学校里也强调要把德育工作放在首位。但是，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今天，我们对研究生德育的自身规律缺乏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式陈旧、落后。因此。尽管我们的教育者很辛苦，做了很多事，但在研究生思想深处还有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没有能够解决。一些从国外学成回国的导师和博士生常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现在国内的研究生似乎没有什么价值判断的标准，找工作就是要钱多。在国外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压力很大，而国内研究生很轻松，拿个学位很容易，因而有些人觉得生活单调，缺乏一种激情和持久的动力。他们感到这种状况是十分可悲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研究生对思想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反而将此看成是束缚手脚的枷锁；还有一些研究生认为政治理论课炒冷饭，空洞乏味，没有实际作用，上课打不起精神，或干脆看其他书籍。这些情况在研究生中的表现比较普遍，说明我们的德育工作还没有真正到位，我们必须在德育思想上有所超越。

(一)统一模式的思想教育格局应该打破

也许是因为计划经济和传统思想教育方式的束缚，以往的研究生德育工作几乎采用同一模式的思想教育格局：同一层次的研究生上同样内容的政治理论课；从事思想工作的政工队伍习惯于用同一工作方法去对待不同层次、不同经历、不同背景的研究生；开展德育活动较少考虑学生的实际需求，而且强行令其参加，将出席与否作为德育考评的内容；在德育管理中往往过于强调了“管”(管头管脚、管秩序、甚至还要管卫生)和“灌”(向学生灌输管理者的思想，其实有时灌输的思想未必正确)，而忽视了“引”和“导”(引导研究生自己去思考……。

近年来，这种格局有所改变，凡是德育工作取得成效的高校，往往都是实事求是地按照实际情况安排工作的。例如某高校根据国家对博士生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学的具体要求，不拘泥于某一教材，不死扣教学时数和死板的教学方法，大胆进行改革，采用“集中强化、综合参与”、“课堂研讨与社会实践相结合”、“重视课程教学的后续效应”等综合措施，提高了博士生的学习兴趣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改变对研究生德育工作的传统看法

研究生德育工作是作用于人的思想，其效果往往难以度量，其结果往往容易被忽视，德育工作成了软指标如人们口头上讲的：“敏感时期抓一抓，工作忙了放一放。”在德育实际工作中由于对德育的传统看法，又出现了一些偏差：过于强调政治教育，忽视了对祖国优秀文化和民族传统的教育，以致一些学生忘记了自己的老祖宗；工作急于求成，缺乏对学生深层次思想问题的了解忽视人文教育和科学精神的培养，等等。事实上，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们必须改变对研究生德育的传统看法。对研究生培养的最后结果可用有形价值和无形价值来衡量。研究生掌握的科学知识、科学技术，完成的学位课程和科研论文表现出来，将来直接用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有形价值，人们往往很重视；而那些以人的科学素养、人生观、价值观、协作精神等表现出来的思想和精神是无形价值，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说明，随着研究生学历层次的提高，知识技术积累越多，这种无形价值对人才成长的影响越大。研究生的德育工作是培养人的道德和理想，塑造人的精神与灵魂，直接作用于人的无形价值。因此，在未来的社会里、在知识经济的环境下，人的无形价值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在现在的人才市场上很多用人单位更注重人才的综合素质、组织协调能力等就是个明证。这应该促使各高等学校和研究生本人改变传统的德育观念，重视研究生的德育工作，提高研究生的无形价值，适应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全面素质要求。

同志指出，“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超越前人，后人也必然会超越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实践让我们感到，目前研究生的德育还存在一些问题：对研究生德育规律缺乏研究、研究生的政治理论课缺乏吸引力、导师教书育人的状况很不平衡、德育的内容和手段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等等。遵循同志指示，我们要不断实践，突破前人，与时俱进，这就要思考研究生德育如何创新。

(三)潜心研究德育理论和研究生德育规律

德育理论研究涉及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各个学科。国外学者指出，道德教育是一个需要多学科共同研究的领域，仅仅通过一门学科来探讨这一领域既是有限的，也是危险的。国内学者也提出，“可以预见，从多学科整合的视角研究道德教育将是未来理论研究的方向。”研究生教育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根据德育工作的现状，重视德育理论和德育规律的研究，我们要将德育工作当作学问去做，当作事业去追求。这也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些研究生德育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历史责任。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这些年的德育工作实践，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些德育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学校确实也总结了不少工作经验，发表了不少德育方面的论文。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走过的脚印，翻阅一下所写的论文，不难发现，我们确实缺乏德育理论功底，也会猛然醒悟，我们已进入21世纪，现在是该静下心来、深人进行德育理论研究的时候了。

研究生德育是神圣的，又是微妙的，它有着自身的规律。我曾与一些研究生德育的领导者或管理者探讨研究生德育有哪些规律，但他们会坦诚地告诉我，现在正陷入繁杂的事物中，许多事剪不断，理还乱，只能凭感觉和经验行事，哪里还有时间去研究规律，只要能保平安、不出事就好了。

由于不研究研究生德育规律，培养高层次人才就缺乏底气，容易按习惯和个人意志行事。研究生的生理、心理特征、个性特点是什么?不同经历和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有什么不同的潜质?不同层次、不同学习阶段的研究生有哪些不同的生理和心理要求?研究生们经常在想些什么、业余时间在做些什么、他们关注的热点是什么?正是这些关键问题上，一旦驾驭不了研究生的思想规律和研究生德育规律，德育工作就会碰壁，其效果不佳也就很自然了。

不研究研究生德育规律，就会把思想教育工作看成单向的灌输。使鲜活的教育变成枯燥的说教；将已是成人的研究生，当作中小学生教育；对研究生缺乏起码的信任，组织活动、开展工作不太重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不研究研究生德育规律，对德育工作就会缺少“控制权”，容易为“风”所动，为“情”所驱，跟着领导转，凭着感觉走。例如，提起实施素质教育，就认为多搞些活动、多听些报告，造出气氛；提起创新，就是抓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提起重视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就是组团或组队去山区、农村、边远地区送科技下乡，为当地人民医疗服务或支教。当然这些都是实践，也是很好的教育方法，但不可能所有的学生都参加，我们还应该更重视学生在学校和就近的地方进行各类实践。

如果我们真正重视德育理论和研究生德育规律的研究，德育工作就可以少走弯路，我们德育工作者也就会逐步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二、关于研究生德育工作管理改革的思考

德育思想的超越、德育内容的创新和德育方法的改革，都必须通过德育管理去实现。因此，德育管理改革必须提到议事日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必须特别重视以下几方面的管理改革：

(一)必须特别重视德育管理队伍自身的提高

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管理者必须先受管理。在研究生德育的各种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教育者(当然包括管理者)的人格、知识、才能、情感、意志等。

厉以宁教授2002年12月16日在北京大学第二届文科论坛的演讲——“新世纪需要什么样的管理人员”，对新世纪管理人员应具有的素质和能力进行了论述，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厉教授认为新世纪的管理人员应具有创造性、制衡观、责任感，同时要具备知识、方法、视野。我们的德育管理干部不妨读一读，从中一定会领悟出许多道理，并激励自己向这样的方向努力。德育领导者也不妨读一读，由此进一步重视对德育管理干部的选拔和培养。通过双方的努力使德育管理队伍能适应21世纪研究生德育工作的需要。

(二)摆脱政治与业务“两张皮”的管理体制，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

从形式上来看，各研究生培养单位都在注意克服政治与业务“两张皮”的管理体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研究生的德育工作要渗透到业务培养、业务管理、就业指导各个层面。但在实际工作中，某种程度上仍存在着“两张皮”的现象。究其原因可能是：1．决策领导层彼此沟通不够。按照常规，德育工作由校党委管，业务行政属校长分管。分管书记和分管校长一般都比较忙，往往忽视了相互通气。今后要形成一种机制，让领导层在一些德育大事上相互沟通，形成共识，以保证党委领导线贯彻执行，行政领导线保证支持，从而使双方形成合力。2．具体管理部门相互协调不够。德育管理部门与业务行政管理部门也经常处于忙碌状态，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即使均为研究生院的两个处或办公室，彼此通气也不多。3．管理干部间的协作不多。大家同是管理干部，由于分工不同，各管各的事，较少关心和了解对方的工作。由于以上弊端的存在，造成某些工作的重复劳动，客观上妨碍了工作效率和德育成效的提高。

(三)实现管理理念的转变，从行政干部直接管理德育转变为服务于德育

有一份颇有价值的资料，说的虽然不是研究生的德育管理，但可带给我们许多启迪。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公布的1999年度世界47个国家和地区政府竞争力排序，中国政府在债务方面国际竞争力不错，指标有3个，在财政政策调控能力方面甚至有4个竞争力指标排名第1位。但在政府运作效率方面的竞争力不佳，使得中国政府综合国际竞争力1999年世界排名第16位，比1998年排第5位下降了11位，是47个国家和地区政府中下降位次最多者。世界各国均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但是对于我国管理体制能否适应WTO规范，却颇有微词，甚至认为这是中国“人世”后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我国国家领导层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不少地方政府面对这一挑战，提出要从管理思想、管理体制和管理效率着手，要以直接管理经济逐步转变为服务于经济。

当然经济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有很大的区别，我不是说完全用管理经济的方法来管理研究生德育，而是从这件事引发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研究生的发展规模一再创历史新高，我们的德育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我们的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管理效率如何创新?如何与时俱进?我认为我们研究生德育管理创新的内核就是使我们的管理要真正服务于德育。这是因为：

第一，德育的大政方针是由学校党委确定的，德育管理干部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创造性地工作，使党委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第二，在研究生德育工作中，导师是“教书育人”的关键，学生既是德育的客体，又是德育的主体，管理干部的任务是为导师“教书育人”和研究生的“四自作用”服务，为他们排忧解难；

第三，“管理即服务”这是符合管理学基本原理的。被称为“管理过程之父”的伟大管理教育家法约尔将管理这一职能活动划分为“计划、组织、指挥、协润、控制”五个方面的职能，他还第一次提出，管理理论具有普遍性，视管理为一门科学。法约尔提出的管理五大职能最后都落脚到服务于企业和事业的发展。

(四)围绕教育的四个领域开展德育工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个讨论2l世纪教育的报告中说，教育有四个重要的领域，认为不是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传道、授业、解惑”，而是4个“learn”，即learntoknow、learntodo、learntotogether、learntobe。这4个learn同样适合于2l世纪的研究生培养目标，研究生德育应该围绕这4个领域开展工作，使我们培养的人才适应21世纪的需要。

第一个是learntoknow，就是告诉你怎样知道所需知识，得到所需知识。对研究生来说，重视自己的专业知识这是必然的，德育工作者要引导学生从未来的需要和世界的眼光出发，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而且要注意人文和科学知识的学习，构造起合理的知识结构。同时，要教育研究生树立终身教育理念，紧跟学科领域的前沿，注重知识的创新和应用。

第二个是learntodo，即告诉你如何学会做事。对研究生来说就是要有很强的实践能力。动手能力，研究生教育要为学生创造实践和动手的机会，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并在实践中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个是learntotogether，告诉你怎样和别人生活在一起。作为研究生非常重要的就是培养国际精神，能与人协作共事，正确处理人际关系。这对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高级管理人员都非常重要。这里的together不仅仅是人类，还包括人类和动物之间如何共存。在今后全球化的环境下。谁不学会together，谁就很难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去。在研究生德育工作中要特别重视这方面的教育，使研究生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他人，正确对待国家，正确对待社会，正确对待环境，这样才能适应未来的社会。

最后一个就是learntobe，就是告诉你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又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培养的研究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合格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同时他们也应该是有爱国心、责任感，奉献事业、为人民服务、献身科学的人。人文科学凭借美学和伦理学对怎样做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目标，美学讨论什么是美的，伦理学讨论什么是善的。德育工作如何贴近研究生的思想实际，对研究生进行人文教育，并对真、善、美赋予时代的内涵，这是我们应该重视研究的问题。

围绕着4个“laern”开展研究生的德育工作，这既是德育管理的问题，也是德育的内容问题，实质上还是人们对教育“质”的认识，其中所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我们每个教育工作者如何自觉地教育学生实现4个“learn”，其任务也是相当艰巨的。这一重任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应该积极地去探索和实践。

德育思想范文第5篇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同样，以上思想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的道理。

一、关于创新的一般表现

关于创新的层次。人们在总体上已认识到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的重要性，而这种自主创新又主要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不同层次。

关于创新的类型。随着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丰富化和创新探索的不断进展，人们将创新从内容上逐渐区分出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等，并且这种不断界分的状况还将继续。

实际上，有关创新的层次与类型是紧密结合的，即一方面，每种创新层次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创新类型，如原始创新中存在着理论的原始创新，也存在着制度、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原始创新。另一方面，每种创新类型中也包含着创新层次的多样性，即理论创新可以表现为理论原始创新、理论集成创新和对有关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之后的再创新。同样，在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也存在着不同的创新层次。值得指出的是，人们一时无法对何种类型或何种层次的创新进行简单绝对的价值判断，但从经验层面的理解看，人们通常比较看重原始创新，因为它充分表征着主体的自主性、创造力以及由此带来的高竞争力和主动性。在创新类型方面，由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因此人们很难将某种类型的创新与其他类型的创新简单类比，更不可能作出非此即彼的评价和选择。相对而言，理论创新居于比较重要的位置。创新层次与创新类型的结合也可以理解为创新体系的建构。

实际上，人们对创新的理解还在于将其作为一个过程看待，即从理论、技术、制度、管理等雏形或基本理念的提出，到具体应用实施，又到结果评估验证等，都是某种具体创新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说存在着创新的机会，而不能简单理解为只有开端才有创新。也就是说，如果可以将创新过程划分为几个阶段或主要环节的话，那么创新可以发生在任何阶段和任何环节。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我们不妨可以将创新体系理解为理论内容创新体系、理论传播创新体系和理论应用创新体系三大方面。理论内容创新体系主要表现为理论的生产、新形态加工、理论组合等。这里所谓的“理论的生产”主要指组织或个人所提出的观点是前无古人、完全原创性的，即原始创新。这方面的创新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在大量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众多理论工作者、实践工作者和领导者经过集体努力、运用聪明才智反复总结凝练而成的。这种理论创新的表现方式是丰富多样的，可以是政党组织提出的新理论，也可能是个体所发表的新见解。它可能是一个理论体系，也可能是一个理论观点，更可能是灵光闪现的思想火花，但这种思想火花却有助于他人归纳提炼出新理论。一般而言，平常个体在理论方面的原始创新常常是比较细微的，而各行各业的领袖和精英的理论创新则比较显著，这是由于领袖与精英善于站在先人的“肩膀”上，善于对前人与众人的思想进行概括、凝练和总结，并且拥有大局观的缘故。所谓“新形态加工”是指人们对新理论的叙述方式或表现形态进行重新加工，如将深奥的哲学道理通俗化，或将学术言语有效地转化为生活话语，或将理论形态转化为艺术形态等等。所谓“理论组合”是指人们对若干新理论进行组合，使之成为某种理论体系，它是一个“集成创新”的过程，也可能是一种对某些新理论雏形进行细化理解并拓展其内涵后产生的新理论，属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类型。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内容创新方面，大量表现为这类创新，如将其他学科的一些新理论，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需要，通过学科渗透与科际组合，产生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当然，我们也可以将理论内容方面的创新作更广义的理解，即存在着提出新观点、运用新资料、采用新方法、转换新视角等几个主要方面。所谓“提出新观点”即如上所说；“运用新资料”是指发现或揭示了前人没有使用过的资料来论证某些理论观点，使其更有说服力和增加理论涵盖面；“采用新方法”可以属于方法类创新，但由于它直接关系到“提出新观点”，所以我们将它归类于此；“转换新视角”是指通过变换理论分析视角或层面，得出新的结论，达至“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意境。

理论传播体系主要包括传递、扩散与分享理论的若干环节及过程所构成的系统，有传播方式、传播途径、传播技术等内涵。它们在形态上也可以表现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与“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三类。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大量表现在第三领域。承当这种理论传播体系创新的主体是学校、部队、机关等。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其中充任着重要角色。

理论应用体系主要指运用新理论创造性地结合实际去教育培养社会成员，使之发展出具有新理论所指向（或要求）的精神世界、较高技能、最新知识等综合素质。理论传播的最终目的必须充分体现在应用体系之上。这方面的应用状况的考量比较复杂，因为它至少涉及两方面的情景，一是高校的教学科研人员对理论的应用状况，是墨守成规的机械式套用，还是创造性地运用，显然是一条应用连续谱上的两个极端，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多种状况的应用事态，而考量这种实际事态的创新程度显然不是一桩轻易的事，更不能仅仅凭自诩来判定创新，自然也不能仅仅根据过程来判定，而只能根据过程与应用结果的合目的性的统一来作为基本的衡量要素。二是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其创造性应用理论知识的能力及其行为后效究竟如何，成为考量理论应用创新的另一要素。这方面的复杂性更为突出。

以上三大体系既有相对的独立的意义，更多是相互作用与渗透的关系。一般说来，理论内容创新是核心，它制约着理论传播创新与理论应用创新，但理论传播创新和理论应用创新也会反作用于理论内容创新，即传播某种理论过程中可能由于编码的需要而对理论表述方式有所调整，也可能由于受传者的经验与理解力缘故而需要对理论内容本身作出相应的调整，以增进理论的感召力与解释力；还可能由于传播遭到较大的障碍而需要对理论本身作出调整修正，等等。总之，三者大量表现为一个统一体，即在对理论内容进行创新的同时，创新也

同时表现在传播与应用方面。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三者的分离状况，即在理论创新的同时，理论传播与理论应用方面却创新不够，或者是仅仅对传播方式进行创新，仅仅满足于“新瓶装旧酒”的形式转变，等等。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基本特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有其社会共性与高校个性相结合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有

1、创新的社会制约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作用的一部分，它受制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总体要求，而社会意识形态的运作，又决定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总形势的需求。于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就表现为社会整体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主要动因是指社会需求引发创新、社会问题诊治刺激创新、社会危机凸现倒逼创新、社会比较激励创新等等。

关于社会需求引发创新，是指满足社会需要是创新的内在动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种革命和革命的结果，都是由现有关系与需要决定的。”[1](P439)同时，这种社会需求永远不会停止，它作为人类自然发展的规律之一，总是表现出如下的状况，即：“由于人类本性的发展规律，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2](P223)这种大量存在并不断涌现和发展着的社会需要，成为激发人们不断创新以满足层出不穷之需要的不竭动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发展也是适应社会需要的过程。仅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变化发展看，原先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建设等不为人们所重视，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适应教育对象全面发展的需要，相应的教育要求与内容逐步提出并实施普及。这可以属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集成创新。原先思想政治教育善于运用传统的方式方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量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运而生，这可以归类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方面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或传播方式方面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关于社会问题诊治刺激创新，是指由于解决某类问题的迫切需要而强力刺激某方面的探索与创造冲动。它实际上也是社会需要的表现，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前者属于一般性社会需求，而后者属于问题凸现、针对性较强的需求。如上所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源于适应国家需要、学校发展需求，以及广大教育员工丰富的发展需求等，即要注意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和人的发展需要。但这仅仅是一个十分笼统的说法，仔细区分的话，可以将社会需要类分出国家需要、政党需要、民族发展需要、群体发展需要，以及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等等。这些不同社会主体的需要之间存在着一致性，但也存在着非一致性。于是适应这些不同主体的社会需要就会面临着一系列困境。解决这些需求冲突及由此引发的矛盾，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内在动力。原先的思想政治教育完全作为管理和规范学生的活动样式，主要满足党与国家的需要，而对学生的需要满足则重视不够，从而导致学生出现一定逆反心理与政治冷漠情绪。为了解决这一突出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开始认真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体制创新方面也迈出了许多新的步伐，如增设许多学生事务部门，由管理学生更多转化成服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曾经在中国的高校是一个盲区，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这个问题由提出到引起普遍关注，再到今天的高度重视，其中从内容到形式各方面都有不少创新，包括原创。

关于社会危机凸现倒逼创新，是指为了解决应急性的特殊需要而引发的创新。这些年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文精神凋敝、价值观迷乱和人们的信仰危机，这些问题又产生出一些次生危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这些次生危机的主要表现是教育实效性不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坚持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建设、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发挥党团组织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等方面推动改革创新，已取得令人欣喜的初步成效。

关于社会比较激励创新，主要指通过比较、解读与分析国（境）内外有关社会意识形态运作、信息传播、学生事务管理与服务、隐蔽课程设置等理论与实务运作的经验教训，寻找和明确改进我们工作的思路和着力方面，激发出相应改革创新的动机。

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www2．创新的周期性。从一般的经验来看，创新是人们的一定能量积累到一定时刻的表现，而能量积累总是需要一定的时期和条件。同时，个体还存在着创造力衰竭的现象，这一经验在个体身上表现得比较充分，但有时在群体与组织方面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集体无意识”可以看作是对这种经验的一种不太直接的描述。尽管个体之间的创新特征可能大相径庭，而群体或组织的创新与个体的创新更不能简单相类比，但我们不能忽视群体和组织也可能存在着创新的周期性问题。我们在此扼要说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周期性，确实有很大的难度。因为它不得不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这种周期性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二是导致这种周期性的原因又是什么？

如果我们仅仅从创新视角审视改革开放30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不妨具体划分成几个时间阶段，每个阶段的创新有不同的内容与特征表现。第一阶段：1979—1988年，这一阶段大概又可分成两个小阶段。第一小阶段是1979—1984年，这是一个侧重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建立新的思想理论基础和活动秩序的时段；第二小阶段是1984—1988年阶段，这是一个富有激情和理论想象力的时段。在第二小阶段，整个社会在发展方面的指导思想日趋明确，因此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决定，如《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扩大高校办学自问题等；并且注意运用高度政治智慧排解与超越“左”与右两大方面思潮的纷争，提出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基本路线，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等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有不少理论内容、传播方式和应用体系方面的创新，如提出开设思想品德课，深入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组织高校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部分高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开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班，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等。

第二阶段：1989—1992年。这一阶段的总体创新是不多的。但我们又不能从没有创新表现等于没有创新准备的理解出发去认识问题。窃以为，创新与维旧历来就像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如果说创新是必要的话，那么在一定时期维旧也是必须的。仿佛“温故而知新”一样，维系优秀的传统，也是在为新的创新铺垫基础和提供元素。再说在表现形态上似乎是“新”的东西，其实未必一定是创新，而维旧的成分未必一定没有新意，人们平时所说的“推陈出新”也就是这个道理。为了防止人们大量发生自吹自擂现象，防止“自诩式”创新的恣意蔓延，我们可能也要考虑像真理标准讨论一样，建立创新衡量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标准是实践标准，即实践结果及其效用程度是衡量是否创新的唯一标准。如果说这一阶段存在着创新的话，则主要表现在应用体系方面，特别是在解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传承优秀文化传统方面有不少努力。我们可以通俗地将这类创新看作是一种老树发新芽的过程。这一时段创新的另一特征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有了新进展，即在巩固提高已有建设成果基础上，全面开展专业建设，形成学科群。随着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点和硕士点的院校不断增加，课程建设、教材编写、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学生培养等多方面的进展，学科建设获得了快速发展，特别在教材编写方面取得明显效果。

第三阶段：1992—2004年，是蕴涵新发展机会的阶段，其中快速发展又与不平衡状态交相间杂。在这一相对比较长的社会时段中，党和国家采取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新主张与新举措，如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中共中央关于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与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提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新方案（1998年），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等。在这样的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贯彻和落实中央精神的进程中，通过理论教育途径与方式方面以及应用方面进行创新，开创了许多诸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校园文化建设、学生生活园区思想政治工作等新形式。并且在应用理论方面进行了集成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如坚持将邓小平理论进课堂、进教材和进学生头脑（即习惯所称谓的“三进”）；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坚持理论传导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即坚持2+1教育模式），提高理论教育的有效性；同时注意吸取借鉴其他学科中的有关理论来分析与解决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面临的问题，如借鉴美学方面的接受理论、传播学方面的大众传播理论、心理学方面的学习理论、社会学方面的社会调查方法、群体研究方法、管理学方面的激励理论和组织学方面的群体动力理论等。随着我国学者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内核解读的深入与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务与理论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关注与应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元素，并且注意从具体品质到文化精神、从思想内涵到思维方式的不断提升与拓展。也就是说，这一阶段在应用体系创新方面是全方位的。

第四阶段：2004年以来。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着的、面临新任务、新机遇和新挑战并存的有序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开端以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16号文件为标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正呈现全方位的综合创新之态势。从目前已经显现的情况看，主要有以下特征，首先是对教育对象的认识丰富化，从原先以工作为本逐步转变到以人为本，这将有一个过程，但起端已很良好。在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导下，人们对大学生的认识也逐步摆脱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变得多样化、丰富化与复杂化。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开展开始摆脱模式化单一化影响，各地各高校注重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求与高校所面临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而不是简单地唯书唯上。这种状况是形成创新态势的重要契机。再次，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工作者还是理论研究者，都注意在工作和研究中不断拓展理论视界和增强问题意识。在这种过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研究范式正面临着转型，这种范式转型主要有两大动力，一是解决社会转型所产生的新问题的迫切需要，二是一大批新世纪以来培养和毕业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军充实到本学科的教学科研第一线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一线，这批学科发展的生力军的基本特征是富有探索精神和学术研究冲势，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改变不良现存的意念，有相当理论基础和较开阔的理论视界，有比较开放的心态和兼收并蓄的能力。因此可以断言，在他们身上蕴含的创造力会远远超过他们的前辈。

至于说到这种周期性的表现，不能简单用时间的视域所能表征，并且精确到多少年一个周期的程度。如果从创新体系的三大方面的分类看，创新特别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随时都在不断地出现。但如果从综合创新的角度看，这种创新则可能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这种周期性既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创新大格局的制约，又受到从业人员的创新能力的制约，因为个体的创新能力不是一个常量，有人可能是早发，有人可能是后发。从代际交替和代际接续的状况看，这种综合创新可能表现为20余年左右的周期。笔者在这里十分看重年轻一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的表现，无非也有这样的意思。

3．创新的多样性和创新的延展性。如上所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是丰富多彩的，在不同时段有不同的创新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表现。这种创新的多样性可依不同的分类标准作不同的归类。除了本文开头所说明的层次、类型等分类外，还可根据创新主体分个体创新和集体创新，根据创新的影响力分成本义性创新和延展性创新等等。本文比较关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延展性创新。这里所谓的延展性创新是指某种创新具有巨大联动效能、从而带动其他一系列创新活动的发生及进展，这种创新通常居于创新活动链的高端或创新活动系统的中心。至于这种延展性创新的表现，可以体现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等各方面。正如马克思当年在分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时，曾经认为“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资本“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3](P286)也可以说，资产阶级创造出资本运作方式，这种资本运作方式又衍生出许多新的东西，不仅有剩余劳动，有严格纪律、致富欲望、普遍的勤劳、节约劳动时间以及普遍财产等，而且创造出丰富复杂的社会关系。同样道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存在着延展性创新，其联动效应正在逐步显现，如20余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除了自身能量的不断增生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务正产生越来越明显的推进作用，而实务工作的进展又反过来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入。在工作理念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坚持“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方面不断探索，注意将教育规范与充分满足学生的成才发展需要有机结合起来，并且产生了一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理论和教育方式，如这些年来所提出的生活德育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等。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这方面的创新从总体上看还比较缺乏，需要引起重视，应通过体制保障、政策引导、规则宽容等多方面的努力予以提倡和推进。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经验之一是坚持不断创新。这种创新有着丰富的层次和类型表现，并通过理论内容创新体系、理论传播创新体系和理论应用创新体系三大方面表现出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有其社会共性与高校个性相结合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有：创新的社会制约性、创新的周期性、创新的多样性和创新的延展性。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社会制约性；周期性；延展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德育思想范文第6篇

关键词孔子 论语 德育

1 《论语》中的德育目的

所谓德育，就是为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品德素质而进行的教育实践活动。德育作为自觉而有目的的对教育对象施加影响的活动，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要求和结构。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与孔子的生活背景分不开的。春秋时期，奴隶社会土崩瓦解，整个社会处于不安定和不稳定的状态。孔子急切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来改变当时的状况，建立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因而孔子兴办教育，力图使社会涌现出更多的施行仁政统治社会的君子，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从而实现其政治理想。孔子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人培养成德才兼备的君子。孔子还提出了作为君子所必备的素质和标准。

在与人交往时，“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作为君子既要有胸怀坦荡，又要坚持原则。大智者共事，常常能够求大同，存小异。也就是说，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大家各自摆明自己的观点，经过讨论或争论之后，总能够达成一致，较少固执己见。他们很会取人长，补己短。不能像小人那样，自以为是，好大喜功；说不得，摸不得；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无缘无故地瞧不起人，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

在待人处事上，“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君子关心爱护他人，总是努力成全他人的好事。小人心怀嫉妒，损人利己，对别人的灾难幸灾乐祸。作为君子需要有宽广的胸襟、与人为善的心态和乐于助人的精神，不能患得患失，这样才能与人和睦相处，并用这种成人之美，与人为善的亲和力去感染周围的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2 《论语》中的德育内容

《论语》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孔子根据自己德育教育的目的——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出发，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丰富的德育内容。这些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仁德、信义、礼学三个方面。

2.1 关于仁德

《论语》当中与“仁”相关的语句有一百多条，赋予了“仁”丰富的含义。首先，“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将“仁”赋予“爱人”的含义，提倡人们对于他人要时刻抱有“仁爱”之心。这种道德意识主要体现在“因民之利而利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

其次，孔子把“仁”定义为各种优秀品格的总称。《论语·阳货》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认为，“恭、宽、信、敏、惠”等五德是“仁”的内在要求，具有这些优秀的品质才能称之为“仁”。

再次，孔子把“仁”作为人们心中的一种道德修养和意识。“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讲的是孔子的弟子颜回能把“仁”这个修养保持很长时间，即使遇到问题，碰到困难，都能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不会受到外境的干扰，不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生闷气或大发雷霆。“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一个有志于“仁”的修养的人，无论外在的世界是怎样的，他始终展现的是人性中美好的德性，就不会有不良的思想和言行了。

2.2 关于信义

在《论语》中，“义”与“仁”一样，都是君子所应当坚持的道德准则。“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孔子把“义”作为君子的行为尺度和价值标准，强调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凡合乎道义的，就要努力去做；凡违背道义的，就坚决不做。同时，孔子还提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君子要把“义”作为根本，用礼加以推行，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用忠诚的态度来完成。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强调君子应该“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然后取”。在遇到有可取的的利益时，作为君子应首先想到“义”，如果要取得也要等达到“义”之后，而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

“信”作为一种传统的道德准则，在儒家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孔子认为“信”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同时“信”又是一种社会道德责任，是维护社会和谐运转的基本要求。《论语·颜渊》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教育自己的弟子为人处事要讲诚信，相互信任。如“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必信，行必果。”、“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等等。

2.3 关于礼学

礼学是孔子德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孔子在当时的鲁国曾以知礼闻名，连执政大臣孟僖子也曾命其二子“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左传·昭公七年》）。孔子自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论语·八佾》）。孔门弟子还记述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那么，“礼”又是什么呢？简而言之，“礼”就是传统的社会规范或准则。在当时孔子所宣扬的，主要是西周以来君主等级制社会的基本原则和体制。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他的学生子贡也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这种可以传之百世的周礼，经孔子向各方面学来而集中整理，便构成孔子的礼学。它是西周以来传统的君主等级制社会的规范准则，从国家大事、社会活动以至个人日常生活，无不包括在内。因而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他的一切言行，无不受到礼的制约，所以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如不学习遵照社会的规范准则活动，人们便无法在这个社会立足。孔子强调要以礼来规范人的行为，人的视、听、言、行都要符合礼，尽量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3 《论语》中的德育方法

孔子在长期的教育过程中，积累了丰富而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其中一些方法对于当前的德育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3.1 因材施教的方法

因材施教是孔子教育方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他主张教育要切合受教育者的要求，从学生的具体情况出发，调动学生积极性，达到最佳教育效果。在《论语·雍也》篇中有“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深奥的道理；对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深奥的道理。

作为教育者，必须注意到受教育者的个体差异，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来实施教学。孔子非常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和了解，在回忆起自己学生时，能将他们的特点说的很清楚。“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方，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络，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

3.2 启发诱导的方法

孔子教育学生，讲究“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当学生遇到问题时，不到他苦思冥想而解决不了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也就是说，教育者应让学生在学习中处于主动地位，主动提出问题，自觉思考问题，而教育者只是在学生实在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加以点拨和指导。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不能强行灌输，而应调动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所以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

在德育实践中，教育者必须学习和领会孔子的启发式教育思想，正确地运用孔子启发式的教育方法，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启发诱导，让学生真正自主地学习。

3.3 学思结合的方法

孔子教育学生注重学思结合，他认为学习是一个人掌握知识和技能，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基础，在学习的过程中要积极进行思考，两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孔子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告诉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能脱离思考，不思考就不能将学来的知识消化吸收，那样学了也无用处；如果只思考而不学习，会流于空想，那也是有害的。所以，我们要求学思结合，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把接受知识、理解知识和巩固知识结合起来，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应该学思结合，善于多角度地发现和分析问题，多途径地解决问题，做到学中有思，思中有学。

总之，《论语》中关于德育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对于当代德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虽然孔子的德育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其中不免有些糟粕，但是我们应给予肯定并批判地继承其优秀的、合理的德育目的、内容和方法，不断丰富和完善德育理论，加强和改进德育活动，切实提高德育效果。

参考文献

[1]黄克剑.《论语》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王玄武.比价德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3]刘慧敏.孔子之为教育—浅谈孔子教育伦理思想[j].社会科学家,2007(11).

[4]周芹.孔子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探析[j].科技信息,2009(22).

德育思想范文第7篇

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制度建构和制度变迁时提出了“路径依赖”的理论。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民族精神和风俗习惯，历史积淀和民众心理，仍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考虑的根本性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要坚持好继承优良传统和体现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原则，就必须把向历史扎根和向未来探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扎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化和传统美德的丰厚土壤，才能真正生长出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思想道德的参天大树。中国传统德育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并将继续做出)历史性的伟大贡献，以致使得华夏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特质常常借助其传统道德来表现。现代德育是从传统德育变革演化而来的，既继承了它的许多合理的内核，又扬弃了其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品德发展要求的糟粕和世俗的东西，并在新的层面和高度上加以发展。

现代中国在面对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的渗透和撞击时，如何既能保持本国优秀的道德传统，又能吸收他国德育的有益成果，从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课题。因此，我国现代道德教育内容新体系既要具有民族性，又要体现国际性，前者要求新体系具有纵向开放的功能，使中国道德教育内容“一脉相承”，不致于“花果飘零”；后者要求该体系具有横向开放的功能，使中国道德教育内容“兼容并蓄”，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并能独树一帜。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时期，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的现阶段，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捉升综合国力。党的十六大报告立足于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强调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应该说，报告的这一主张深得党心和民心，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如果没有振奋而统一的民族精神，国家就很难保持统一和稳定，更谈不上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谈不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不仅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环节，而且也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迫切需要挖掘民族德育思想的源头活水，继承中华民族德育思想的精华。中华民族的德育思想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核心，注重成人之道的教育和安身立命的人文关怀，将家庭德育、学校德育、社会德育有机地统一起来，倾向于把德育生活化、行为化、全面化，浸润着内圣外王和修齐治平的思想光华，把个人的自我完善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量齐观，从不离开社会的发展进步来谈个人的自我实现。这种德育思想恰恰有助于形成人我兼重、与群为一的民族精神。

其次，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加强我国现阶段的公民道德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论及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时强调指出，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原则方针，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使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在论及大力加强基层公民道德教育时强调指出，要积极开发优秀民族道德教育资源，利用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我们认为，《纲要》的这些论述，从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战略高度和具体措施上凸显了继承优良传统的意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需要全面提高我国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放眼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们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且取决于国民的综合素质。道德不仅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公民的思想灵魂和精神支柱。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既是精神上的强者，也一定能够成为事业上的强者。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和金钱，不讲理想和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动力和价值源泉，就会从整体上缺乏竞争力和生命力，也很难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了更好地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道德需要，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道德教育，创造为人民群众所津津乐道的道德文化氛围，而这就离不开对传统德育和优秀伦理文化传统的开发和发掘。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可以深化我们对德育功能和作用的认识，可以从我们民族内在精神生命中提炼适合现时代的精神品质，强化德育的春风化雨时效，培养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第三，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建立社会主义新型道德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的精神文明都是前代精神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把前代人的终点作为起点，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促进精神文明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前进，这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一般过程。社会主义新型道德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它必须以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道德成果为基础，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进行推陈出新式的创造。因此，我们说社会主义的新型道德体系的建立必然与我们民族已有的道德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离不开对它的批判继承。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发展过程中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德育思想具有旺盛而不衰的生命力，它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我们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地继承和弘扬这一文化遗产，有助于我们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建立起扎根于传统优秀伦理文化之中的具有中国作风和气派的社会主义新型伦理道德体系。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是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现阶段的伦理道德建设实际及与中国优秀的伦理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必须正视我们民族自身的伦理文化传统，把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纳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系统之中，并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获得丰厚的土壤和养料，获得民族的认同和民族化的实现形式。

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还是保证改革开放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它是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交叉点上进行的，也是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交又点上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改革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考虑我们国家的优势和弱点，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因势利导，努力找到传统和现实的结合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清改革的实际步骤，找到改革的具体形式，把握改革的最佳时机，建立完善的运行机制。而要做到这些，则一刻也离不开正确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道德文化，继承和弘扬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才能保持和增强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提高对外来伦理文化的消化力，增强对西方的腐朽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侵蚀的免疫力。否则，我们就可能对一切外来的东西失去理智的态度，忘却民族的“自我”，散失民族的主体性，丢掉自己的立足点，陷于茫茫大海之中，从而使我们的改革开放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失去中国特色。

总之，我们必须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站在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高度上，认清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复古主义的危害性，这是正确对待中国传统德育资源的基本前提，也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实现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现代转化的理论使命。

二、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创造性开发的基本原则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在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为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服务的，并且整体上是受制于当时的道德生活需要并随道德生活基本格局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中国传统德育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依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它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既有催人奋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教人保守、安贫乐道、不思进取等消极落后的一面。在某些情况下，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常常是良莠混杂、瑕瑜互见的。因此，对于中国传统德育，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全盘否定势必导致德育观上的虚无主义，全盘肯定势必导致德育观上的保守主义或复古主义。而这两种观点和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观点和态度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和古为今用以及综合创新的方针，并给以创造性的发掘与现代化的转化。

批判继承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伦理文化一个总的指导性原则，它强调对人类历史上的伦理文化给予批判性的继承，即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导下，有批判、有选择、有目的地继承，是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现代社会发展需要为原则的继承，而不是简单继承或不加批判分析地全面继承。批判继承要求把批判与继承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在继承的同时不忘批判。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是继承文化遗产特别是伦理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批判继承原则的具体化和集中表现，这一原则主张在对伦理文化遗产批判分析的基础上区分精华与糟粕，吸收民主性的精华，抛弃封建性的糟粕。古为今用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伦理文化遗产的一个方向性原则，它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古”和“今”即伦理文化传统和时代伦理精神的关系，既不能盲目地迷信和不加分析地肯定古代伦理文化，也不能割断当代伦理文化与古代伦理文化的历史联系，应当开发古代伦理文化的资源以为当代伦理文化建设服务。研究古代伦理文化，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食古不化，而是要立足于当代的伦理文化建设去有意识有目的地发掘历史上的伦理文化资源，使古代伦理文化的研究有一种现代的价值关怀，从古代伦理文化中吸取可以为当代社会新伦理建设服务的东西。鲁迅先生说得好：“夫国民发展，功虽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我们肯定传统伦理文化对于现代伦理文化建设的意义，并不是认为传统伦理文化与现代伦理文化没有任何矛盾或冲突，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也不是主张人们回到陈旧的伦理文化传统中去，更不是要人们去盲目地颂扬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封建性毒素，而是要人们正视历史并从历史中去发现有助于或有益于现代伦理文化建设的合理因素。综合创新是继承伦理文化遗产的目的性原则，它要求对人类历史上的伦理文化遗产加以系统的比较、分析与综合，并经过创造性的开拓转化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的伦理文化。综合创新是在学习、继承“古今中外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立足于多维广阔的伦理文化背景，超越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简单思维模式，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展示中国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建设的可供操作的具体思路，体现伦理文化建设的正确价值导向。

根据伦理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上述原则和方针，对中国传统德育思想资源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几种不同的情况。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德育思想资源经过历史的演化发展也发生着自身内在的分化，其中一部分由于比较深入地洞见了人类德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揭示了人类德育的基本定理，在今天依然属于精华系列，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中国优秀德育思想传统；另一部分由于只是反映当时奴隶主义或封建主义的本质要求，随着奴隶主义或封建主义的被而完全成为过时和糟粕的东西，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糟粕部分；还有一部分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往往是精华与糟粕交织、融合在一起，有些是精华超过糟粕，有些则是糟粕超过精华，有些是精华和糟粕混杂。针对这几种情况，我们应当辩证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待伦理文化遗产的原则和方针，对主要是糟粕性的部分予以彻底的批判和抛弃，对其民主性的精华予以继承和发扬，对其精华和糟粕混杂的部分予以全面地清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凡是传统德育思想中直接维护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东西，诸如反映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三纲”以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的愚忠愚孝，反映妇女地位和命运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三从”以及“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贞节观，都纯属封建性的糟粕，应当加以彻底批判和坚决清除。凡是传统德育中至今仍保持生命力而具有现实意义的精华，诸如胸怀天下、公忠为国的爱国主义，博爱大众、利人济世的仁爱伦理，刚健日新、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克己奉公、清正廉明的风范德操，志向高远、气节凛然的人格独立意识等等，都是我们民族优秀的德育思想传统，我们应当予以好好地继承和发扬。同志指出：“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开发建设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又说：“中国的历史文化，其中有糟粕，但也有许多精华。古往今来，这些民族文化的精华，一直教育着人们。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就很注重对这些精华的继承和应用。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就引用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看如果把这几条真正做到了，就相当不简单。又例如：岳飞的《满江红》，我们不少同志都是从小学唱起，一直唱到大学，它对于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也是很有作用的。还有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以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三人行，必有吾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等等。应该说，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文化中富有哲理，教人勤奋、正直、忠贞、有抱负、不断进取的名言。学习和掌握它们，对于自己的立身行事，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会受用不浅的。”同志的这些论述，启示我们必须珍视民族珍贵的道德文化遗产，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以服务于我们今天的先进文化建设。凡是传统德育中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二者相互混杂的部分，诸如儒家义利观、理欲观，既有“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和“以义制利”等积极因素，又有“重义轻利”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消极因素，我们更应该依照批判继承的原则方针加以谨慎地鉴别，辩证地分析和科学地扬弃，即吸取其合理性的因素，抛弃其错误的观点和主张，并使积极因素与社会主义先进伦理文化建设结合起来，以实现创造性的转化。

我们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正确对待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论，对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给以具体分析，区分精华与糟粕，然后在此基础上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并结合社会主义先进伦理文化建设的实际给以创造性的转化，使传统德育中的优秀成分成为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志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自己。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看来，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的丰富的伦理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同时，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伦理文化生活的实际需要，积极进行伦理文化的创新，推动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向深入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创造出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社会主义的先进伦理文化。

三、中国传统德育思想资源创造性开发的路径方法

传统德育思想是我们民族世代积累的关于做人和培养优秀人才等的智慧结晶和经验总结，虽然其中有不少不可避免地打上深刻的历史烙印，成为过时了的东西，表现为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包含于其中的精华部分，往往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新德育的资源或基础，它凝结了我们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是我们民族迎接新时代挑战的历史前提和内在动力。它能够唤起全体人民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激励全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前进。社会主义如果离开了对本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就会失去历史的根据，失去民族精神的依托，变成一种外在的强加。只有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为一个必要因素本质地包含在社会主义之中，这样的社会主义才是有中国特色的，才能释放全民族的潜力，成为人民群众进行新的历史创造活动的伟大旗帜。

在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现代转化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尊重传统德育资源与发掘传统德育资源，源于传统德育资源与超越传统德育资源相统一的原则，赋予传统德育资源以新的生命，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和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新德育。

1．尊重与发掘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德育思想，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义理宏深。从启迪社会成员自觉“立身做人”，到引导为人父母者积善兴家、教子成材；从劝说当权者“修己治人，化民成俗”，到设计一系列具体的伦理规范，先贤们都有许多智慧的思考和熠熠生辉的论述。特别是其中的优秀部分，更是发人深省，引人人胜。例如，前贤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光照人间的千古绝唱，对于激发人们的浩然正气，陶冶高尚情操，培育美好德行，都有永不磨灭的特殊功效。它们如同一股永流不竭的圣泉，滋润着华夏民族的道德之树，启迪着炎黄子孙的理性思维，推动着我们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我国历史上一代代先贤圣哲、志士仁人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和道德情操，可以说都同我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的滋养培育分不开。外国的有识之士，曾盛赞中华民族是大智大慧的民族，称誉我们的祖国是名副其实的“礼仪之邦”。这既符合历史实际，也说明我国优秀传统道德在世界上享有独特的地位。因此，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不能数典忘祖。曾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晶。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邓小平同志也要求我们“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他多次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作为人类文明中道德发展的新境界，它必须要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优良道德传统。”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来，始终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大事来抓，特别重视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教育。1995年，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的(中国传统道德)出版，同志欣然为该书题词：“发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收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1996年，在全国宜传部长会议上，同志指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高尚精神就是指我们党的崇高理想信念、优良传统和作风，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和美德。”同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指出：“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2001年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强调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为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服务。同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也明确指出：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发扬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积极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在全社会大力宜传和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使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党一贯重视对传统道德文化特别是传统德育资源及其思想的高度重视。

尊重传统德育资源与发掘传统德育资源是紧密相连的。尊重传统德育资源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德育资源的发掘整理上，其关键在于发掘出传统德育资源的当代价值。我国的传统德育资源，不仅为我们民族在历代的文明进步中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价值。例如，古代圣贤所提倡的“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见利思义”的道德价值取向，“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居安思危”的民族忧患意识，“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崇尚自然”的朴素情怀，如此等等，不仅在封建社会受到政治家、思想家甚至平民百姓的重视，而且到了今天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赢得人们的青睐。传统德育资源的现实价值，不仅表现在国内的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它对当今人类文明进步的新贡献方面。我们知道，中国的优秀传统德育思想，特别是儒家德育思想，早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尤其在东南亚影响极为深远。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是以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事实证明，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由于在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之过程中，资源、环境、民族、宗教、、犯罪等各种问题的凸显，儒家伦理道德越来越受到西方社会的重视和欢迎。针对上述社会病症，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主张效法东方，借鉴中华文明成果。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的选择。1999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学者，几乎异口同声地称赞儒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并一致肯定儒学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价值。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孔子思想及其学说，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属于全人类。儒家从“天人合一”的关系来观照人的生存与人的现实，彰显“仁爱”、“和谐”、“秩序”的人文价值和理念，对现代社会，尤其是21世纪人们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类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中国传统德育资源内容丰富，义理宏深，源远流长，其发掘整理是一项规模浩大的系统工程。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总方针，有计划、有步骤、有选择性地开发传统德育资源，挖掘蕴涵其中的时代价值，为社会主义新德育建设服务。

2．清源与超越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是传统历史文化的遗存。它们都形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并曾经服务过特定的政治和经济。虽然，作为优秀的精神产品，它们都经历过历史的检验和锤炼，具有跨历史、跨地域的特征，可以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所利用和借鉴。但是，这个利用和借鉴，不是简单的照搬照套，而是一个再创造的有机整合过程。要完成这个创造，必须首先实现传统德育思想的现代转换。因为传统和现代在客观上总是存在着距离和差异，我们只有通过对传统德育资源的发掘、整理、分析、甄别，作出现代性的诠释，才能做到既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最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共融；并为现代服务。为此，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必须对优秀传统德育资源作出现代诠释。这里所说的“现代诠释”，不是要求我们把古人现代化，将今人的思想作为标签贴在古人的身上，而是要求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优秀传统德育资源中所包含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予以发掘提炼，并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含义，使它有可能同现实衔接起来。如果我们对优秀传统的东西不进行现代诠释，原封不动地将其搬到现实中来，那样不但于现实无补，而且也是对优秀传统东西的糟蹋，如果对传统的东西“生吞活剥”，难免会“食古不化”。所以，“现代诠释”是古为今用的重要环节，绝不可少。对优秀传统德育资源作出现代诠释，前人早有尝试，顾炎武、孙中山就是其中的典范。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是一位独具慧眼的爱国主义者。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和时代要求，对古人的“亡国”与“亡天下”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并加以严格区别。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异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认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贼，与有责焉二耳矣。”(《日知录·正始》)在顾炎武看来，“国”既是封建统治阶级一姓王朝利益的体现，因此那些享受到“国”之俸禄的“肉食者”，应当尽力去保卫“国”；而“天下”则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代表着社会的安定，因此，他以仁义充塞、道德沦丧、世俗浇薄、文明衰颓为亡天下，从而极力强调，对每一个匹夫来说，都对天下兴亡负有重要的责任。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爱国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梁启超概括)的真正涵义。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对传统道德规范中的“忠”作出如下诠释：“古人讲的‘忠’，是忠于皇帝……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人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要高尚得多。”短短几句话，清楚明白地对古代忠德作出现代诠释，赋予其时代精神，实现了传统向现代的转换。顾炎武、孙中山的这种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第二，要切实找准传统德育资源与当代德育思想的结合点。传统要同现代实现有机结合，首要条件是二者必须具有结合点。所谓“结合点”，指的是被结合的双方具有共同点、相融点。有了共同点、相融点，才能实现二者的结合。如古代的“天下为公·观念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无私奉献”的观念，就有相同相融之处，二者在“克己奉公”上统一起来了，因而二者可以完全实现有机结合，并通过这种结合，鼓励今人学习前人的“天下为公”的精神，自觉为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而献身。《论语》中有关为政者道德规范的论述，其中许多与今天的公务员道德建设之要求有共同点和相融点。比如，孔子与他的学生关于“为政”的对话就是鲜活的例子。“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子路》)孔子认为，作为为政者，应该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德性规范，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公务员的勤政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能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孔子提倡为政者要举贤尚能，决不能任人唯亲。这对于我们当前干部选拔中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有深刻的启示。“季康子问玫於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于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子曰：‘苟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在这三句话中要强调的是：对于为政者来说，要求老百姓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要求老百姓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板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见解令人深思。这对于我们今天强调的发挥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有着不可忽视的教育意义。“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这两句话告诉我们：为政者只有求真务实，干出实实在在的政绩，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任凭时光流失，岁月变迁，蕴涵于其中的真理颗粒仍然熠熠生辉。由此可见，只要能找准传统德育资源和当今德育建设的结合点，并对传统德育资源进行现代诠释，就能超越传统；没有共同点、相融点的东西，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就不可能实现结合；强行将其扯在一起，也不过是牵强附会，达不到超越传统的目的。

第三，要深入挖掘传统德育资源的时代价值。传统德育资源内容丰富且糟粕与精华杂糅在一起，即精华中掩盖着糟粕，其糟粕中埋藏着精华。传统德育资源之所以到了今天还有用，就在于它内含着对新时代有积极意义的功能即现代价值。我们用优秀的传统德育为现实服务，从本质上说，就是要充分发挥它的现实价值。因此，在传统德育的现代转换过程中，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其现实价值上，要下大力气总结、提炼、发掘包含于其中的时代价值。例如，传统德性规范“仁”、“义”、“礼”、“智”、“忠”、“孝”、“廉”、“耻”等，在剔除包含于其中的封建成分之后，与当前公民道德建设“二十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基本规范的要求有诸多相似或对应之处。以“孝”为例，古人的观点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上属于精华部分，于今天仍然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要大力继承与弘扬的。如《孝经》在开宗明义第一章中便指出：“子曰：‘夫孝，德之本与，教之所由生。”孔子在《论语》中强调“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于和儒家把“孝”看作是道德之根本，看作是践行“智”、“仁”、“勇”诸德性的出发点。在与学生的对话中，孔子进一步对“孝”进行了具体阐述。比如在回答盂懿子关于什么是“孝”的提问时，孔子说：“无违。”为了解释樊迟对“无违”二字的疑问，孔于又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看得出来，孔子认为，“孝”就是“善事父母”，就是要以善意的思想和行为来对待自己的父母，使他们生前能够过幸福的生活，在他们死后给予很好的安葬。在回答学生子游的问题时，孔子进一步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在这里，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连父母都不能做到孝敬，这与动物有什么区别。另一类是基本属于糟粕的部分，与当前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相背，是要极力批判的。比如，孔子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孟子强调指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论语·离娄上》)如此等等。我们应该看到，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追逐个人利益的发展，西方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不断蔓延，等价交换的原则，正日益渗透到人与人关系的各个方面，甚至在家庭关系中也笼罩着金钱的阴云。为了金钱和私利，不但可以“遗弃双亲”，甚至不惜“杀父杀母”，这种情况，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吗?因此，现在是弘扬传统孝文化、大力加强青少年“孝”道德教育的时候了。

传统优秀德育资源及其思想有着超越时空的无穷魅力，尊重和弘扬中华传统德育资源及其思想，深入挖掘传统德育资源的时代价值，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德育服务，是我们理论工作者肩负的时代使命。

3．转化与创造创新是一个民族不竭的动力，也是学术研究活动永保生命力之关键所在。不管是尊重传统、源于传统，还是发掘传统、超越传统，关键在于赋予传统德育资源以新的生命。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德育及其思想，都是由一定地域、一定时代生活着的、代表一定的阶级阶层利益、有着具体的家庭和人生背景、受某种特定的伦理道德观念所影响的具体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总结、概括出来的，并且是针对一定的具体社会现实的，所以，它们不能不带有一定的具体性、特殊性和时代局限性。然而，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和一定的德育思想一经提出，总是内在地包含着一般的和抽象的意义，总要为不同阶级和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共同应用，在应用过程中还会被不同的人们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因此，它们又具有一般性、普遍性和超时代性。传统德育思想的双重特性，还通过其内容和形式表现出来。即传统德育及其思想具有精华与糟粕杂糅并存的特点，纯粹属于精华的或属于糟粕的很少见。

首先，对于那些基本上属于精华的传统德育资源我们也应该进行理性的分析。例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所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思想，被人们广为传颂，而且在历史上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严格地分析起来，这一思想也不能说其完全是精华。我们知道，范仲淹毕竟是一个封建士大夫，他所谓的“天下”，在当时是封建君主统治下的土地及其臣民，而这两句话中的“忧”、“乐”，既有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忧乐，又有对宋王朝统治兴衰的忧乐。范仲淹还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意思是，在朝中做官、身居高位就为人民而忧虑，在山野中隐居为民，就要为君王担心。因而，当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根据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的特点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来继承这两句话时，我们所理解的“天下”就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我们所理解的“忧”、“乐”，自然也就和范仲淹所说的忧乐不同了。在中国传统德育资源及其思想中，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在继承时都要注意抛弃其在当时所包含的调和阶级矛盾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方面，弘扬其在今天能更好地调解和理顺人民内部各种矛盾、加强人民之间的团结的积极方面。其次，对于那些较为明显的精华与糟粕相交织甚至融合在一起的传统德育资源，更需要谨慎地加以鉴别和认真地加以消化。以义利关系问题为例，如《论语》中提出的“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然后取”的思想，应当说是基本上属于精华的部分，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维护封建等级的内容。这就需要正确区分古人所说的义和利与今天所说的义和利所具有的不同含义，这样我们才能够很好地抛弃糟粕，吸取精华。这里还有另一种情况，如“君子思义而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德育思想，就可以说是精华与糟粕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况，我们今天在继承时，更应当仔细地加以批判和分析。在中国古代社会，“君子”一般是指统治阶级的成员或者有道德的人，而“小人”一般多指身居下位的卑贱者，有时也指只顾私利而没有道德的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总的看来，包含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内容，即一方面认为，只有统治者才明白大义，而劳动人民只知道小利；另一方面也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明白大义，而道德低下或没有道德的人只知道私利。而在长期的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统治者只强调第一种理解，把他们自身看作是知道大义的，污蔑劳动人民只知道蝇头小利，从而为巩固他们的统治制造舆论。对于这一方面的内容，应当彻底地予以批判，但同时，也可以吸收其强调有道德的人是知道大义的，而没有道德的人是只知道私利的人的合理思想，并加以改造，使其在新的时代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可见，我们在研究中国传统德育资源及其思想时，不能简单地采取“二分法”，即把一部分看成是纯粹的精华，一部分看成是纯粹的糟粕，对自己认为是精华的部分就不加分析地肯定和继承，对自己认为是糟粕的部分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否定和废弃。人们如此一代一代地做下去，各取其所取，各弃其所弃，最终会把传统德育资源和思想中的珍品抛弃净尽。我们在看到古人、古代有局限性的同时，也要看到自己和自己所处的时代也同样有局限性，要看到自己对传统德育资源和思想的理解和取舍未必是绝对正确的。因此，我们对待传统德育资源和思想的正确态度应该是：要把中国传统德育资源及其思想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看成是一个具有时代和阶级局限的、由精华和糟粕组成的一个复合体。在精华较多的复合体中，仍然有不可忽视的糟粕；在糟粕较多的复合体中，也有某些可贵的精华。只有看到这一点，才有可能使精华得到珍视，化腐朽为神奇，赋予传统德育资源以新的生命，真正实现传统德育资源的现代转化。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社会主义的新型德育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培铸人心、提升精神、形成整体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伟大工程，也是社会主义教育实力和青少年精神风貌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伦理文化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型德育，需要我们发掘民族传统德育思想的源头活水，把根深深地扎在民族传统德育思想的深厚土壤里。“只有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摘要]德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继承优良传统、创造社会主义新德育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创造源于继承，继承是为了更好地创造。传统德育思想开发的原则方针主要有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和综合创新，思路方法有尊重与发掘、清源与超越、转化与创造等。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现代化转化之实现过程，就是中国德育的创新之过程和中国现代新德育的形成过程o

德育思想范文第8篇

关键词：孔子 德育 身教 知行合一道德教育是孔子教育思想的第一命题。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尤其是注重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德育思想。置身于复杂动荡的现实社会，孔子充分发挥自己非凡的智慧才能，形成了前无古人的整体教育观。

（一）以德为本、全面发展

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必须重视德育的教育家。他将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放在培养君子的首要位置，提出所谓“君子怀德”(《论语 里仁》)，即一个人要成为君子，首先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他认为德育是教育的根本，应放在第一位，“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 学而》)。“弟子人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 里仁》)，就是说，在“孝”、“弟”、“信”、“爱”之余，再去“学文”。

在审美方面，孔子认为外表美与内在美同样重要。孔子主张“君子成人之美”。他说的美，实际上也多少包含了今天所讲的“四美”的某些内容。

(二)重视学校、家庭的综合作用

孔子德育思想中，十分重视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整体作用。孔子特别强调了学校教育中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并矢志不移地实践他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 述而》)的教育主张。他坚持把如何培养人当作学校的根本宗旨，把德育作为最重要的教育内容，并从“文、行、忠、信”四个方面教育学生，这里的“行、忠、信”都属于道德教育的范围。

孔子在庭院中“诗礼传家”的教子经验对后世影响很大。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 季氏篇》)，强调的就是读书与做人的结合，治学与修身的统一。孔子非常注重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伦关系。家国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使伦理关系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人际关系。百善孝为先。孔子的道德伦理规范以“孝”为核心，以“孝”为做人的根本，对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人伦关系十分重视。他在《论语》中直接提到“孝”字的有18处之多。孔子认为“孝”为“仁”之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 学而》)。

(三)突出主体的作用

突出和强调学生主体性的教育观是孔子带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他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独创了著名的启发诱导原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 述而》)的著名论断中关于“启”、“发”的议论，就是我们今天“启发”一词的最早起源。孔子启发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强调德育要重视德育对象的主体性，发挥他们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让他们独立主动地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在学生达到“愤”和“悱”的状态时才从旁边进行点拨。

(四)注重身教、教学相长

孔子的德育重视言传身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潜移默化中感染学生，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论语 子路》)。要求别人做到时，自己先要做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论语 子路》)，主张先做后说，或者言出必行，视为“古者言之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 里仁》)。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素质，师德为本。学校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基地。教师在人才培养中占主导地位，“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学生通常把教师作为自己学习的最直接的榜样，教师言行具有很强的表率性和示范性的特征，教师的思想感情、才能、习惯以及言行举止都对学生起着直接影响和熏陶作用。

（五）强调“行”的重要性、知行合一

孔子重视德育，也非常重视德育实践，强调“知”和“行”的统一。在此，所谓“知”即道德认识阶段。孔子强调学生要“知德”、“知仁”、“知礼”、“学道”、“适道”，还说：“有德者必有言，”(《论语 宪问》)，说明欲明道知德，应先从有德者之言入手，对道德规范有所认识。所谓“行”，即道德行为阶段，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 宪问》)，“听其言观其行”(《论语 公冶长》)。孔子认为实施德育的过程可分为三个步骤：

1、培养学生的道德知识

孔子承认有“生知”、“学知”，但他更重视“学知”。他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 述而》)，并自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 公冶长》)。其大半生精力从事教育事业，并认为首先要有丰富的道德知识，才能分辨善恶、是非、荣辱，才能不迷惑，是所谓“知者不惑”(《论语 子罕》)，“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 卫灵公》)，才能把遵守规范视为内心精神上的需要而感到快乐，是所谓“知者乐”(《论语 雍也》)。孔子亦强调知德的重要性，“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 里仁》)。

2、强调道德信念的培养

人不仅要知德，而且还要把它转化为道德信念，才能乐之不苦，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 雍也》)。必要时要为道德而献身，即“志士仁人，无求生而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 卫灵公》)。孔子还认为，一个人首先要有为实现理想而百折不挠的意志，方能为学修德，他自身的德育历程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论语 子罕>)，更要求学生要经得起艰苦的锤炼，“磨而不磷，涅而不缁 ”(《论语 阳货 )。道德的成长，必须克服内外障碍与困难，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是绝对做不出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的。

3、强调“行 的重要性

孔子认为“行” 比“知” 更重要，“行” 是“德”的归结，“德” 不能离开“行”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论语 里仁》)，“敏于事而慎于言” (《论语 学而》)，“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论语 先进》)指出如果不学习有德行的人的实际行动，在道德方面是不可能达到登堂入室的程度的。由此看出，孔子非常重视道德的实践。孔子的德育过程，就是要求言行如一的过程，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如何，不是听其说，而是看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论语 公冶长》)。不能做到知行如一的话，则意味着德育的失败。孔子将知行合一并纳入德育过程，形成了古代教育的特点和优良传统。

参考文献:

[1]沈顺福.儒家道德哲学研究 [M]．山东大学出版社.

[2]黄钊.儒家道德哲学论纲 [M]．武汉大学出版社.

德育思想范文第9篇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就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传统美德相承接、与现代法制规范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德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继承优良传统、创造社会主义新德育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创造源于继承，继承是为了更好地创造。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现代化转化之实现过程，就是中国德育的创新之过程和中国现代新德育的形成过程。因此，在德育创新过程中，坚持继承民族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的辩证统一，既是一个理论创新的问题，也是一个方法创新的问题。

一、历史未竞和时代呼唤的重大课题

关于继承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问题，虽然近代以来一直受到关注，但由于近现代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际遇和革命、建设的任务，这一问题的解决始终同全盘性反传统的“拔根”运动纠缠在一起而未能得到应有的解决。诚如国外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自19世纪中期开始直到20世纪末，弥漫于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思潮和风气主要是对传统文化作不遗余地的“拔根”运动，也许这在当时是必须的和合理的，但并非是绝对正确和善美的。历史发展[/url]到21世纪，当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当面临全球化的挑战而必须强化民族化的应战成为一种价值共识，文化的主题自当超越“拔根”而要求“扎根”。

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制度建构和制度变迁时提出了“路径依赖”的理论。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民族精神和风俗习惯，历史积淀和民众心理，仍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考虑的根本性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要坚持好继承优良传统和体现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原则，就必须把向历史扎根和向未来探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扎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化和传统美德的丰厚土壤，才能真正生长出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思想道德的参天大树。中国传统德育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并将继续做出)历史性的伟大贡献，以致使得华夏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特质常常借助其传统道德来表现。现代德育是从传统德育变革演化而来的，既继承了它的许多合理的内核，又扬弃了其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品德发展要求的糟粕和世俗的东西，并在新的层面和高度上加以发展。

现代中国在面对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的渗透和撞击时，如何既能保持本国优秀的道德传统，又能吸收他国德育的有益成果，从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课题。因此，我国现代道德教育内容新体系既要具有民族性，又要体现国际性，前者要求新体系具有纵向开放的功能，使中国道德教育内容“一脉相承”，不致于“花果飘零”；后者要求该体系具有横向开放的功能，使中国道德教育内容“兼容并蓄”，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并能独树一帜。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时期，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的现阶段，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捉升综合国力。党的十六大报告立足于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强调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应该说，报告的这一主张深得党心和民心，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如果没有振奋而统一的民族精神，国家就很难保持统一和稳定，更谈不上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谈不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不仅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环节，而且也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迫切需要挖掘民族德育思想的源头活水，继承中华民族德育思想的精华。中华民族的德育思想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核心，注重成人之道的教育和安身立命的人文关怀，将家庭德育、学校德育、社会德育有机地统一起来，倾向于把德育生活化、行为化、全面化，浸润着内圣外王和修齐治平的思想光华，把个人的自我完善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量齐观，从不离开社会的发展进步来谈个人的自我实现。这种德育思想恰恰有助于形成人我兼重、与群为一的民族精神。

其次，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加强我国现阶段的公民道德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论及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时强调指出，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原则方针，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使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在论及大力加强基层公民道德教育时强调指出，要积极开发优秀民族道德教育资源，利用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我们认为，《纲要》的这些论述，从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战略高度和具体措施上凸显了继承优良传统的意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需要全面提高我国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url]文化素质。放眼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们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且取决于国民的综合素质。道德不仅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公民的思想灵魂和精神支柱。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既是精神上的强者，也一定能够成为事业上的强者。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和金钱，不讲理想和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动力和价值源泉，就会从整体上缺乏竞争力和生命力，也很难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了更好地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道德需要，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道德教育，创造为人民群众所津津乐道的道德文化氛围，而这就离不开对传统德育和优秀伦理文化传统的开发和发掘。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可以深化我们对德育功能和作用的认识，可以从我们民族内在精神生命中提炼适合现时代的精神品质，强化德育的春风化雨时效，培养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第三，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建立社会主义新型道德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的精神文明都是前代精神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把前代人的终点作为起点，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促进精神文明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前进，这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一般过程。社会主义新型道德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它必须以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道德成果为基础，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进行推陈出新式的创造。因此，我们说社会主义的新型道德体系的建立必然与我们民族已有的道德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离不开对它的批判继承。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发展过程中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德育思想具有旺盛而不衰的生命力，它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我们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地继承和弘扬这一文化遗产，有助于我们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建立起扎根于传统优秀伦理文化之中的具有中国作风和气派的社会主义新型伦理道德体系。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是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现阶段的伦理道德建设实际及与中国优秀的伦理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必须正视我们民族自身的伦理文化传统，把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纳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系统之中，并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获得丰厚的土壤和养料，获得民族的认同和民族化的实现形式。

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还是保证改革开放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它是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交叉点上进行的，也是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交又点上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改革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考虑我们国家的优势和弱点，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因势利导，努力找到传统和现实的结合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清改革的实际步骤，找到改革的具体形式，把握改革的最佳时机，建立完善的运行机制。而要做到这些，则一刻也离不开正确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道德文化，继承和弘扬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才能保持和增强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提高对外来伦理文化的消化力，增强对西方的腐朽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侵蚀的免疫力。否则，我们就可能对一切外来的东西失去理智的态度，忘却民族的“自我”，散失民族的主体性，丢掉自己的立足点，陷于茫茫大海之中，从而使我们的改革开放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失去中国特色。

总之，我们必须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站在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高度上，认清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复古主义的危害性，这是正确对待中国传统德育资源的基本前提，也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实现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现代转化的理论使命。

二、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创造性开发的基本原则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在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为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服务的，并且整体上是受制于当时的道德生活需要并随道德生活基本格局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中国传统德育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依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它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既有催人奋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教人保守、安贫乐道、不思进取等消极落后的一面。在某些情况下，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常常是良莠混杂、瑕瑜互见的。因此，对于中国传统德育，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全盘否定势必导致德育观上的虚无主义，全盘肯定势必导致德育观上的保守主义或复古主义。而这两种观点和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观点和态度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和古为今用以及综合创新的方针，并给以创造性的发掘与现代化的转化。

批判继承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伦理文化一个总的指导性原则，它强调对人类历史上的伦理文化给予批判性的继承，即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导下，有批判、有选择、有目的地继承，是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现代社会发展需要为原则的继承，而不是简单继承或不加批判分析地全面继承。批判继承要求把批判与继承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在继承的同时不忘批判。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是继承文化遗产特别是伦理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批判继承原则的具体化和集中表现，这一原则主张在对伦理文化遗产批判分析的基础上区分精华与糟粕，吸收民主性的精华，抛弃封建性的糟粕。古为今用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伦理文化遗产的一个方向性原则，它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古”和“今”即伦理文化传统和时代伦理精神的关系，既不能盲目地迷信和不加分析地肯定古代伦理文化，也不能割断当代伦理文化与古代伦理文化的历史联系，应当开发古代伦理文化的资源以为当代伦理文化建设服务。研究古代伦理文化，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食古不化，而是要立足于当代的伦理文化建设去有意识有目的地发掘历史上的伦理文化资源，使古代伦理文化的研究有一种现代的价值关怀，从古代伦理文化中吸取可以为当代社会新伦理建设服务的东西。鲁迅先生说得好：“夫国民发展，功虽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我们肯定传统伦理文化对于现代伦理文化建设的意义，并不是认为传统伦理文化与现代伦理文化没有任何矛盾或冲突，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也不是主张人们回到陈旧的伦理文化传统中去，更不是要人们去盲目地颂扬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封建性毒素，而是要人们正视历史并从历史中去发现有助于或有益于现代伦理文化建设的合理因素。综合创新是继承伦理文化遗产的目的性原则，它要求对人类历史上的伦理文化遗产加以系统的比较、分析与综合，并经过创造性的开拓转化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的伦理文化。综合创新是在学习、继承“古今中外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立足于多维广阔的伦理文化背景，超越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简单思维模式，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展示中国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建设的可供操作的具体思路，体现伦理文化建设的正确价值导向。

根据伦理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上述原则和方针，对中国传统德育思想资源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几种不同的情况。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德育思想资源经过历史的演化发展也发生着自身内在的分化，其中一部分由于比较深入地洞见了人类德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揭示了人类德育的基本定理，在今天依然属于精华系列，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中国优秀德育思想传统；另一部分由于只是反映当时奴隶主义或封建主义的本质要求，随着奴隶主义或封建主义的被而完全成为过时和糟粕的东西，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糟粕部分；还有一部分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往往是精华与糟粕交织、融合在一起，有些是精华超过糟粕，有些则是糟粕超过精华，有些是精华和糟粕混杂。针对这几种情况，我们应当辩证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待伦理文化遗产的原则和方针，对主要是糟粕性的部分予以彻底的批判和抛弃，对其民主性的精华予以继承和发扬，对其精华和糟粕混杂的部分予以全面地清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凡是传统德育思想中直接维护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东西，诸如反映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三纲”以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的愚忠愚孝，反映妇女地位和命运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三从”以及“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贞节观，都纯属封建性的糟粕，应当加以彻底批判和坚决清除。凡是传统德育中至今仍保持生命力而具有现实意义的精华，诸如胸怀天下、公忠为国的爱国主义，博爱大众、利人济世的仁爱伦理，刚健日新、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克己奉公、清正廉明的风范德操，志向高远、气节凛然的人格独立意识等等，都是我们民族优秀的德育思想传统，我们应当予以好好地继承和发扬。同志指出：“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开发建设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又说：“中国的历史文化，其中有糟粕，但也有许多精华。古往今来，这些民族文化的精华，一直教育着人们。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就很注重对这些精华的继承和应用。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就引用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看如果把这几条真正做到了，就相当不简单。又例如：岳飞的《满江红》，我们不少同志都是从小学唱起，一直唱到大学，它对于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也是很有作用的。还有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以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三人行，必有吾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等等。应该说，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文化中富有哲理，教人勤奋、正直、忠贞、有抱负、不断进取的名言。学习和掌握它们，对于自己的立身行事，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会受用不浅的。”同志的这些论述，启示我们必须珍视民族珍贵的道德文化遗产，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以服务于我们今天的先进文化建设。凡是传统德育中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二者相互混杂的部分，诸如儒家义利观、理欲观，既有“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和“以义制利”等积极因素，又有“重义轻利”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消极因素，我们更应该依照批判继承的原则方针加以谨慎地鉴别，辩证地分析和科学地扬弃，即吸取其合理性的因素，抛弃其错误的观点和主张，并使积极因素与社会主义先进伦理文化建设结合起来，以实现创造性的转化。我们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正确对待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论，对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给以具体分析，区分精华与糟粕，然后在此基础上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并结合社会主义先进伦理文化建设的实际给以创造性的转化，使传统德育中的优秀成分成为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志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自己。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看来，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的丰富的伦理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同时，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伦理文化生活的实际需要，积极进行伦理文化的创新，推动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向深入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创造出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社会主义的先进伦理文化。

三、中国传统德育思想资源创造性开发的路径方法

传统德育思想是我们民族世代积累的关于做人和培养优秀人才等的智慧结晶和经验总结，虽然其中有不少不可避免地打上深刻的历史烙印，成为过时了的东西，表现为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包含于其中的精华部分，往往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新德育的资源或基础，它凝结了我们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是我们民族迎接新时代挑战的历史前提和内在动力。它能够唤起全体人民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激励全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前进。社会主义如果离开了对本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就会失去历史的根据，失去民族精神的依托，变成一种外在的强加。只有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为一个必要因素本质地包含在社会主义之中，这样的社会主义才是有中国特色的，才能释放全民族的潜力，成为人民群众进行新的历史创造活动的伟大旗帜。

在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现代转化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尊重传统德育资源与发掘传统德育资源，源于传统德育资源与超越传统德育资源相统一的原则，赋予传统德育资源以新的生命，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和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新德育。

1．尊重与发掘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德育思想，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义理宏深。从启迪社会成员自觉“立身做人”，到引导为人父母者积善兴家、教子成材；从劝说当权者“修己治人，化民成俗”，到设计一系列具体的伦理规范，先贤们都有许多智慧的思考和熠熠生辉的论述。特别是其中的优秀部分，更是发人深省，引人人胜。例如，前贤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光照人间的千古绝唱，对于激发人们的浩然正气，陶冶高尚情操，培育美好德行，都有永不磨灭的特殊功效。它们如同一股永流不竭的圣泉，滋润着华夏民族的道德之树，启迪着炎黄子孙的理性思维，推动着我们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我国历史上一代代先贤圣哲、志士仁人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和道德情操，可以说都同我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的滋养培育分不开。外国的有识之士，曾盛赞中华民族是大智大慧的民族，称誉我们的祖国是名副其实的“礼仪之邦”。这既符合历史实际，也说明我国优秀传统道德在世界上享有独特的地位。因此，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不能数典忘祖。曾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晶。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邓小平同志也要求我们“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他多次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作为人类文明中道德发展的新境界，它必须要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优良道德传统。”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来，始终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大事来抓，特别重视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教育。1995年，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的(中国传统道德)出版，同志欣然为该书题词：“发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收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1996年，在全国宜传部长会议上，同志指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高尚精神就是指我们党的崇高理想信念、优良传统和作风，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和美德。”同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指出：“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2001年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强调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为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服务。同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也明确指出：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发扬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积极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在全社会大力宜传和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使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党一贯重视对传统道德文化特别是传统德育资源及其思想的高度重视。

尊重传统德育资源与发掘传统德育资源是紧密相连的。尊重传统德育资源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德育资源的发掘整理上，其关键在于发掘出传统德育资源的当代价值。我国的传统德育资源，不仅为我们民族在历代的文明进步中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价值。例如，古代圣贤所提倡的“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见利思义”的道德价值取向，“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居安思危”的民族忧患意识，“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崇尚自然”的朴素情怀，如此等等，不仅在封建社会受到政治家、思想家甚至平民百姓的重视，而且到了今天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赢得人们的青睐。传统德育资源的现实价值，不仅表现在国内的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它对当今人类文明进步的新贡献方面。我们知道，中国的优秀传统德育思想，特别是儒家德育思想，早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尤其在东南亚影响极为深远。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是以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事实证明，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由于在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之过程中，资源、环境、民族、宗教、、犯罪等各种问题的凸显，儒家伦理道德越来越受到西方社会的重视和欢迎。针对上述社会病症，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主张效法东方，借鉴中华文明成果。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的选择。1999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学者，几乎异口同声地称赞儒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并一致肯定儒学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价值。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孔子思想及其学说，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属于全人类。儒家从“天人合一”的关系来观照人的生存与人的现实，彰显“仁爱”、“和谐”、“秩序”的人文价值和理念，对现代社会，尤其是21世纪人们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类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中国传统德育资源内容丰富，义理宏深，源远流长，其发掘整理是一项规模浩大的系统工程。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总方针，有计划、有步骤、有选择性地开发传统德育资源，挖掘蕴涵其中的时代价值，为社会主义新德育建设服务。

2．清源与超越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是传统历史文化的遗存。它们都形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并曾经服务过特定的政治和经济。虽然，作为优秀的精神产品，它们都经历过历史的检验和锤炼，具有跨历史、跨地域的特征，可以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所利用和借鉴。但是，这个利用和借鉴，不是简单的照搬照套，而是一个再创造的有机整合过程。要完成这个创造，必须首先实现传统德育思想的现代转换。因为传统和现代在客观上总是存在着距离和差异，我们只有通过对传统德育资源的发掘、整理、分析、甄别，作出现代性的诠释，才能做到既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最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共融；并为现代服务。为此，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