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变现的消费主义逻辑

摘要：关于征地导致土地变现的现象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是却很少有人认真研究过农民在这一过程中的心态。主流的观点认为，农民是极其不愿自己的土地被征用，而政府往往利用征地侵犯农民的权益。然而，据我们在豫南L村的调查，农民并不是反对征地，而是“唯恐不征、唯恐晚征、唯恐少征”。本文将通过分析土地变现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指出国家的城镇化建设和消费下乡的政策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因素，从而揭示土地变现背后的消费主义逻辑。

关键词：土地变现；货币化；城镇化；消费下乡；消费主义

中图分类号：F301；F323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是其众多功能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有一份土地，农民就等于有了最后的退路。征地带来的土地变现使农民一夜之间富裕起来，但也意味着永远抛弃了土地的保障功能。已有的关于征地导致的土地变现的研究集中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土地本身的社会保障功能的论述，讨伐征地行为对农民权益的侵害（朱明芬，2003；王庆功，张宗亮，2009；王勇，2007） ；第二个层面是对征地赔偿的讨论，探究什么样的分配模式更能保障农民的权益[2]；第三个层面是对城市化的研究，商议如何将失去土地保障的农民拉进城市保障的体系[3]。但是有一点，即农民对于征地的心态却没有认真研究过。学者们一般就直接假定农民是不愿意出卖土地的，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建构维权的话语和道德的优越感[4]。很多研究者声称，必须给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这样才能真正维护农民的利益[5]。然而据我们在豫南L村的调查，农民并不是反对征地，而是“唯恐不征、唯恐晚征、唯恐少征”，甚至有群众联合起来主动要求村里去征他们的地。农民对于土地社会保障的诉求显然没有学者们想象中的强烈，土地权利的增加显然也不是农民考虑的重点，相反，农民更急于将自己的土地变现，将所谓的“权利”变现。那些少数不愿意“卖地”的钉子户并非真的不愿意，更不是在维权，而仅仅是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为什么农民要如此决绝地将土地变现？通过深入的调查，我们发现与它背后的消费主义逻辑有着紧密的关联。

一、土地变现的内在动力

L村位于豫南某市的市郊，交通极为发达，一条省道、两条高速公路和一条高速铁路穿过该村。村内兴建了三十多家企事业单位，还有两处居民区正在规划修建。在城镇化的浪潮中，L村迅速地崛起，成为当地新农村建设的典范。在发展过程中，L村征用了大量土地。到目前为止，已有1000多亩的农用地被征用，其中耕地占600多亩，柴山占400多亩。有几个村民组的土地已经被彻底征用完。在我们的调查中，大部分农民都表现出对征地的欣喜和期待之情，“唯恐不征、唯恐晚征、唯恐少征”。尤其是那些没有被纳入征地范围的农民，心里充满了羡慕和失落。为了弄清楚农民的这种心态，我们必须从当地的人地关系入手。

L村地处豫南丘陵向淮河平原过渡区，耕地面积狭小，土地生产剩余极低，八十年代末就有很多人外出务工。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耕种土地的比较效益日益低下。事实上，即使在取消税费并且发放农业补贴之后，仍然有很多人抛荒弃耕。一旦有变现土地的机会，农民都趋之若鹜，这是土地变现的内在动力。

首先，土地的复种指数低。当地农民跟我们解释，这里的土质不适宜种小麦和油菜。一亩小麦只能收成三四百斤，一亩油菜也只能打一二百斤，几乎收不回成本。而当地的气候也不允许种两季水稻。因此，种田的农民一般都只种一季水稻，扣除成本之后，每亩只能赚三四百元。

其次，人均耕地少。L村有2968人，2000亩耕地，人均只有0.67亩地。村民说，如果单纯靠这点地，农民都很难生存下去。因此，1980年代一改革开放，就有很多人抛弃土地而选择外出打工，这在全国来看都是非常早的。

再次，机械化程度低。如此少的耕地还散落在几个地方，耕作极其不便。这一方面与丘陵地形相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土地越调整越细碎化。因此，机械都下不了地，当地人还使用着传统的牛耕作业，不仅辛苦，还要投入大量的工。村民冯某一家只有五亩田，却散落在十个地块上，最大的一块田有一亩，最小的仅有两三分。作为一个种田能手，他每犁一块田都要一个半天的时间，“不仅人累，牛也吃亏”。

最后，打工经济的兴起降低了土地在家庭经济中的收入禀赋。越来越多的农民发现，将相同的投入到土地中的时间投入到打工上，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村民说，打工一天可以赚80元，这就可以买50斤大米，可以吃一个多月。因此，所有的青壮年男女都出去打工，留在村里的只有老人和小孩，而这些人根本犁不动田，直接导致了土地的抛荒。所以村民“都不情愿种田，听到有卖地的都喜得不得了”。

由此可见，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土地的比较收益远远低于打工。虽然国家免除了农民的一切税费，每年每亩还直接补贴几十块钱，这些惠农政策依然没能避免大量土地的抛荒。于是，农民就有了变现土地的内在冲动。这种冲动更多的是对于农业收入低下的潜在反应，而日益货币化的消费支出则直接激励着农民去变现土地，从而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

二、货币化的消费方式

传统村庄的消费方式是自己自足的，农民可以在土地上获得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而不需要进入交易市场。农民在土地上的劳动往往要经过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才能变现，这种长时段的变现方式是与传统村庄的消费方式相契合的。在日常的生活中，农民很少需要用到现钱，只有在少数几次重大的事项中才需要货币，而长时段的劳动变现完全可以满足这种需求。

而现在，农村生活的消费方式已经货币化，货币已经深深嵌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农民每天都无法离开货币。各种生活用品都必须用货币去购买，而且农民被告知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已经过时，只有站在消费时代的潮头，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甚至成了一种“政治正确”[6]。这种消费方式正是现代社会所倡导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保守、落后、不方便的，而通过市场的货币消费则是开放、先进、方便的。一旦这种消费理念为农民所接受，农民的生活方式就随之改变了：电气取代了柴火，衣服专卖店取代了家庭缝纫机，买粮取代了种粮，买肉取代了家禽养殖。

可以说，传统农业的消费是一种储蓄性的、阶段性的，而现代的消费是一种透支性的、常规性的。农民被鼓励超前消费、借款消费，而且是天天消费。货币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农民被深深地卷入到货币交易的潮流之中，并随着市场的涨落而起伏。因此，农民必须学会在市场中不断“算计”利益得失。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只能缩短劳动变现的时间，而打工正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可以“月月红”。正是这种货币化的消费方式促使农民从田里走到建筑工地上、走到工厂车间里。而“卖地”则更符合了这种超前变现的理念，因为它可以将土地几十年的收入一次性提前兑现出来，从而满足农民当下的生活需求，比如盖房娶妻、添置生活用品等等。事实上，现在当地一个农民家庭要为儿子娶个媳妇，至少得在镇上有套房子，还要20000-30000元的彩礼。这已经成为一种地方性的共识，并且内化为每个父母的人生任务。这个任务对于大多数的农村父母而言都是极重的负担，而如果能够将土地变现，这个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了。

农民将土地变现，是以牺牲后代子孙的利益为代价的。为什么现在的农民能够想得开呢？那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打破了传统农民的未来预期，对于后代子孙的生活图景，农民已经没有确定的把握。因此，土地对于农民那种永久性的保障作用迅速弱化了，只要能够满足这一代人的需求，农民就愿意变现土地。土地仅仅是谋取利益的工具，而不再具有传统社会中对于土地那种神圣的观念。在土地变现的背后，藏匿着消费主义的逻辑。这种消费主义一再暗示，没有钱就没有一切，没有钱的人是废物，是社会应该淘汰之人[7]。正是这个强大的逻辑将当地的农民都绑架了，让他们一一献出了自己的土地。

三、城镇化与消费下乡

国家的很多政策事实上推动了消费主义的盛行，尤其是通过城镇化和家电下乡来鼓励农民进行大宗消费，试图将农村生活纳入现代市场体系之中。

当下的城镇化思路是由三个层面构成的。第一个层面是农村城市化，按照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李炳坤的说法，城市化的标准主要是看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居住在城镇（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人口达到总人口的70%，就算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因此，要加强中心城镇的建设，然后让农民搬到城镇集中居住。这样，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农村非农产业就业人员由居住地村庄前往镇区上班的情况将发生变化，即相当大比重的农民可以实现由居住地镇区前往农田作业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由于中国人多地少，小城镇距离农田一般不会太远，绝大多数只有几公里，农民可以利用各种交通工具（包括自行车、摩托车和农用汽车等）前往田间作业，犹如城市职工上下班一样[8]。L村的城镇化就是按这套理论推进的。村里不再给农民批宅基地，甚至不允许农民进行翻修，而只能到镇里或市里去买新房。该村所在的镇已经建了大量的商品房，据统计，商品房可供居住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全镇的人数。到目前为止，L村也有70%以上的农户搬离农村，到镇里或市里居住。而农民大部分时间都在外打工，在街上买的房子基本上都处于无人居住的状态，只有过节时才会来小住一阵。其他尚未搬走的农户也在等着村里集中修建的两处居民点落成，村里已经作出表示，这些房子对于本村农民开放，享有很大的优惠。农民只要将自己的田地和宅基地“卖给”村里，另外再交少量的钱，就可以搬到别墅式的小洋楼居住了。事实上，就是让农民通过变现土地来购买新房。据我们调查，几乎所有被征地的农户都将补偿款用于购置或修建楼房，一下子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

城镇化的第二个层面是土地资本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守英认为，土地资本化是城市化的重要依托[9]。土地资本化就是要实现农村土地的非农化使用，从而增加其商业价值，比如引进企事业单位，兴办工业园区等。这就要进行大量的土地征用，将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发挥规模效应。政府跟企业联合起来鼓励农民，承诺将来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的工厂打工。在L村，已有三十几家企事业单位进来征地，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三家正式开业。村干部说，这些征地单位也不乏土地贩子，以举办企业为名，行圈地囤地之实。

城镇化的第三个层面是农民市民化。郑杭生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而农民的出路是无法从农村自身中寻求的，减少农民的数量，实现农民的市民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10]。农民的市民化被认为是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根本方法，是城镇化最后完成的必经之路。这种思路是建立在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判断之上，尤其是认为城乡户口所包含的社会保障价值具有重大的差别。在L村，农民普遍对市民化的诱惑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农村户口并不见得比城市户口差，而且农村的居住环境更加人性化。有个冯姓大爷跟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不愿意“农转非”。他认为转成城市户口之后，也享受不了更多的福利；而在农村，城乡差别已经消除，农民的社会保障也越来越健全：1、农民有合作医疗，大病可以报销，小病报销的政策也即将推行；2、农民有新农保，60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发放60元；3、低保的指标也越来越多，一个人可以有50元；4、五保户每个月有100元；5、义务教育是免费的。城市户口对于农民而言不再是块香馍馍，所谓市民的身份优越性很难再勾起农民的憧憬。在农民心里，福利的增长而不是身份的转变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国家不断地倡导消费下乡，通过各种惠农政策试图建立和完善农村消费市场。这些惠农政策包括：2005年起实施的“万村千乡工程①”、2007年起试点的“家电下乡（包括电脑、汽车下乡等）②”、以及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建材下乡”③。表面看来，这些惠农政策是希望通过支持消费来提高农民福利。然而，其根本出发点却是消化过剩产能，国家希望通过财政补贴来刺激农民消费、拉动内需，指望农民在“中国制造”遭遇外销不足的危难时刻拯救企业而非真正的工业反哺农业[11]。因此，消费下乡不仅无助于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反而因为推动了消费主义观念的盛行而增加了农民的生活负担。在L村，农民很快地将土地变现的资金投入到对家电产品的消费上。调查发现，当地农民几乎家家都有冰箱和洗衣机。然而，这些家电并不是农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消费品，很多人买了之后也很少使用，因为“电费太高”。

四、结论

农村土地上至少附着有三个层面的价值：一是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二是作为财富增长的手段，三是作为基本的社会保障。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的功能已经大为弱化，农民可以通过“半耕半工”的方式实现经济收入的多样化。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能够分享到土地资本化所带来的利益的农村毕竟是少数，广大农村的土地根本无法通过市场化实现财富的大幅增长。因此，作为财富增长手段的土地功能显然不具有广泛的效用。在可以预期的几十年内，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显然很难将多数的农村人口转移到有健全保障的城市生活之中，农村依然是广大农民应对社会生活风险的最后一道屏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可以让农民有基本的生存保障，有最低的生存尊严，和可以从现代化中分享收益的问题，是农村能否继续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问题[12]。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土地作为基本的社会保障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发挥重大的作用。

然而，在消费主义的侵蚀下，土地作为一种社会保障不仅在物质层面上逐渐弱化，更要害的是在农民的观念诉求上日趋瓦解。当土地变现不仅仅是城镇化的外在需求，而且成为农民追求短期暴利的内在冲动，这对于中国长期的现代化所依赖的社会稳定显然是不利的。农民变现土地的内在冲动很大程度上是在消费主义的压力下产生的，除了市场化本身的驱动，国家的政策引导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消费主义的盛行加重了农民的生活负担，增加了农民对货币的需求。因此，一旦有土地变现的机会，农民就会举手赞成。隐藏在“唯恐不征、唯恐晚征、唯恐少征”的心态背后的正是消费主义的压力，它不仅没有提高农民的长远福利，反而进一步加速了农村资源向城市的转移，为农村社会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

注释：

①“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引导城市连锁和超市向农村延伸发展“农家店”。乡镇级“农家店”原则上以批零结合的综合为主，鼓励其从事农资、日用小商品的批发与零售经营，以及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购销业务等。村级“农家店”以零售服务为主。“农家店”的具体建立和改造，将按商务部印发的标准执行。此外，倡导大型流通企业与生产企业进行“工商联手”，研发并生产适合当地消费特点的自有品牌消费品。（参见：《商务部关于开展“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试点的通知》【商建发[2005]45号】）。

② 为扩大农村消费，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更好地统筹城乡发展及国内外市场，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财政部、商务部决定，2007年12月1日至2008年5月31日，在山东、河南、四川三省实施家电下乡试点工作。国家对农民购买补贴类家电产品给予补贴，补贴资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参见：《财政部关于开展家电下乡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建字[2007]710号】）。从2008年12月1日起，家电下乡的政策在全国推广开来，产品为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四类产品，按产品销售价格13%予以补贴。（参见：《财政部、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全国推广家电下乡工作的通知》【财建[2008]862号】）。

③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抓住当前农村建房快速增长和建筑材料供给充裕的时机，把支持农民建房作为扩大内需的重大举措，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建材下乡，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多种形式支持农民依法依规建设自用住房。加强村镇规划，引导农民建设富有地方特点、民族特色、传统风貌的安全节能环保型住房。（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发[2010]1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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