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储蓄结构的研究

摘要：本文研究了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储蓄率的上升，主要是企业和政府增加储蓄的结果。居民消费相对不足，并不是因为居民储蓄得更多了，而是其收入相对下降了。我国住户的储蓄倾向增加，但住户储蓄率的变化不大。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偏向企业和政府，住户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逐年降低。

关键词：储蓄率；储蓄结构；国民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F830.48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中的储蓄率较高。根据国民经济核算原理，储蓄是可支配收入中扣除消费的部分。因此，较高的储蓄率与消费需求不足是相对应的。研究我国高储蓄率的原因以及储蓄结构的变动，有利于加深我们对我国消费需求不足问题的认识。从国家的角度看，国民可支配收入与总消费之差为国民储蓄。其中总消费分为住户（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国民可支配收入等于国内生产总值与来自国外的净经常转移之和，当按住户、政府、非金融企业、金融企业进行部门划分时，住户的可支配收入与其消费之差为住户的储蓄；政府的可支配收入与其消费之差为政府的储蓄；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分别为各自的储蓄，国民储蓄等于上述四项储蓄之和。

我们的分析表明，近年来我国储蓄率的上升，主要是企业和政府增加储蓄的结果。居民消费相对不足，并不是因为居民储蓄得更多了，而是其收入相对下降了。我国住户的储蓄倾向增加，但住户储蓄率的变化不大。这是因为，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偏向企业和政府，住户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逐年降低。因此，我国国民储蓄率的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企业储蓄的增加，其中政府储蓄增加是由于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例的上升，而企业储蓄增加则是由于企业的未分配利润大幅增加。

一、我国储蓄率的结构演化

高储蓄率既是支撑我国高投资和高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储蓄偏高导致消费相对不足，也成为影响我国内需增长的突出问题。当前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仅从高储蓄的总量层面出发很难制定针对性政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我国储蓄率的上升以及到底是企业、政府还是居民是使得我国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原因。我国储蓄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一）储蓄总量逐年增加，储蓄率总体呈上升趋势

我们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2年到2005年我国资金流量表为基础，对居民、政府、企业三个部门的储蓄率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储蓄率测度方法，储蓄率是指一国国民储蓄与该国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率，部门储蓄率则是指某部门储蓄与该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比率。2000年以来，我国国民储蓄率出现大幅攀升。我国国民储蓄无论是从总量上还是从其与国民收入的比值都是上升趋势。根据表1，国民储蓄总额从1992年的10763.4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88345.5亿元，若不考虑价格水平变动的影响，国民储蓄总量增加了7.21倍；国民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992年的40.27%上升到2005年的47.45%，上升了7.18个百分点。事实上，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我国的储蓄率一直很高。根据表2，我国的储蓄率不仅高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而且比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高。

（二）储蓄结构的变动

从储蓄结构来看，国民储蓄包括企业储蓄、政府储蓄和居民储蓄。图1描述了储蓄结构的变动关系。企业储蓄占国民储蓄的比例从1992年的33.09%上升到2005年的42.23%；政府储蓄占国民储蓄的比例从1992年的14.61%下降到2005年的13.18%。居民储蓄占国民储蓄的比例从1992年的52.31%下降到2005年的44.59%。同时，根据表3，企业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增幅较大，从1992年的13.32%上升到2007年的20.03%；政府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与居民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则变化不大，政府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92年的5.88%增加到2007年的6.25%，居民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92年的21.07%增加到2007年的21.15%。

需要说明的是，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没有考察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如果将这些收入考察进去，则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都会下降，而政府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则会上升。因此，导致我国高储蓄的原因可能是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而非居民储蓄。

二、各部门储蓄率变动的原因分析

（一）我国居民储蓄增加的原因分析

根据表3，从1992年到2005年，我国居民的储蓄倾向增加，但居民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例的变化却不大。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偏向企业和政府。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收入分配体系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逐步下降，而政府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占总的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1992年，我国居民、政府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占总的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7.7%、19%和13.3%，到2005年的比例分别为59.4%、20.5%和20.1%。

1992―2005年，居民部门收入占可支配收入份额比值，从1992年的67.7%下降到2005年的59.4%，降低了8.3个百分点；居民部门的储蓄倾向从1992年的31.1%上升到2005年的35.6%，增加了4.9个百分点。可支配收入份额下降与储蓄倾向的上升，导致居民部门在国内总储蓄中的份额下降，从1992年的52.3%下降到2005年的44.6%，降低了7.7个百分点。政府部门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从1992年的19%上升到2005年的20.5%，提高了1.5个百分点；政府部门的储蓄倾向从1992年的31%下降到2005年的30.4%，降低了0.6个百分点。可支配收入份额的上升与储蓄倾向的下降，导致政府部门在国内总储蓄中的份额上升，从14.2%提高到18.1%，提高了3.8个百分点。企业部门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从1992年的13.3%提高到20.1%，增加了6.8个百分点。可支配收入份额提高使得企业部门在国内总储蓄中的份额从1992年的33.1%上升到2005年的42.2%，提高了9.1个百分点。事实说明，我国居民的消费长期被压抑，并非居民具有很高的储蓄倾向，而是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并没有被广大普通群众所分享。

根据表3，我们可知1992―2005年，我国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逐年增加，从1992年的31.12%增加到2005年的35.61%。家庭储蓄倾向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尚未完成，老百姓出于养老、医疗等原因积累了大量预防性储蓄。同时，住房体制改革也使相当多的大众储蓄资金用于买房，为子女教育而储蓄也是导致储蓄率较高的原因之一。1998年以来，政府推进了养老、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取消了福利分房、推行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企业职工的养老也由企业负担而转向社会统筹。政府在主动从养老、医疗与教育等需要大量财政资金投入的领域退出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二）我国企业部门储蓄快速增长的原因分析

企业储蓄是企业的增加值扣减劳动报酬、税收、利息、红利以及其他经常转移项目之后的余额，相当于企业财务报表中的未分配利润，可以认为是狭义的资本要素参与分配所获得的收入份额。在企业增加值既定的条件下，企业储蓄份额不断增加，即资本要素的收入份额不断增加，这就意味着资本在收入分配中的权力不断加强，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所占比例减少，而且参与分配的其他货币资本所获得的利息与红利所占的比例也可能有所减少。企业储蓄率过高是导致我国储蓄率偏高的一项重要因素，而企业储蓄率过高现象的形成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企业利润大幅上升，资本收入增加以及企业分红少是企业储蓄增加的主要原因。由于垄断及价格因素的变化，我国国企赢利增长过快，但是由于体制的原因，这部分钱并没有进入消费。国有大企业，特别是一些垄断企业的利润绝大部分留在企业内部，不能被全民作为红利进行分配，所以形成了企业的大量储蓄。对大企业而言，企业的内部控制人具有通过利润积累进行融资的强烈动机。企业的实际控制人通常不愿意分红，而是通过转增配股等多种方式把利润留在企业支配。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由于国内金融体系存在缺陷，中小企业虽然是经济增长以及就业的主要拉动力之一，但是中小企业融资不顺畅，经常受到银行的信贷约束。中小企业被迫进行“为投资的储蓄”，从而提高了中小企业的储蓄率。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国有企业都是垄断企业，大量利润留成不但造成投资效率低下，而且还有可能通过给这些企业职工高收入、高福利的方式造成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三）我国政府储蓄增加的原因分析

政府储蓄是指政府可支配收入扣除政府消费性支出的余额。政府储蓄率是政府储蓄与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近年来，我国政府储蓄率也有较大的提高，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1、财政收入增长很快，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在逐年增长。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GDP的增长速度。根据图2，从1996年到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率要始终高于GDP的增长率。从1996―2007年，我国GDP的平均增长率为12.55%，而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19.29%。

2、我国财政政策重投资、轻消费，政府消费性支出下降。政府消费的主要内容是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虽然政府开支尤其是基本建设投资也增长较快，但政府消费如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图3描述了2000―2007年我国政府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变动关系，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消费率由2000年的15.83%下降到2007年的14.08%。

三、降低我国储蓄率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国有企业对财产所有者利润分红以减少企业储蓄

企业储蓄率过高，具有宏观层面的因素，也有微观层面的因素，因此，需要一个较为系统的政策框架，协调制度、市场和企业的关系，以有效降低企业储蓄率，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可持续发展。国有企业利润应当更多地倾向于全社会的个人收益增长，投放在包括加强社会保险体系的建立等方面。通过国有企业给资产所有者分红的方式，不但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而且还可以降低储蓄率，抑制投资增长过快，甚至对于减少分配差距过大都有好处。中国国有企业剩余的利润给企业留下了大量的可支配资金，使得企业具备了扩张的资金条件。在巨大的利润诱惑下，企业不断扩大投资规模，追逐更多的利润，形成了高储蓄－高投资的恶性循环。而且利润明显朝垄断行业领域集中。因此，应该先从垄断性行业考虑上交国企红利。还应该积极运用国有企业的资源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考虑将部分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划转给社保基金，或者政府通过市场适当减持国有股权比例。这样不仅可以吸收其他企业与居民用储蓄进行投资，而且政府减持所获得的资金也可投入社保体系建设，从而减少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

（二）建立健全较为完善的投融资体系，将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是要限制过高的投资速度，防止高污染、高耗能的投资和重复建设；二是要提高投资的效率，增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三是要加强对储蓄资金和信贷的监管，防止银行过度放贷和信贷风险。建立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体系。主要包括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如社区银行、村镇银行以及小额贷款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展创业板以及产业投资基金和私募投资基金等；适当放开金融业，引入民间资本、引进私人竞争者；放宽对民间借贷融资的限制，探索规范民间借贷的途径，明确法律保护和约束机制，允许合法的民间融资渠道存在和发展；鼓励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创新等。

（三）政府支出从投资型向消费型转变，加大财政支付力度

这又包括：适时提高城市低保、失业人员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对各种职业教育培训提供财政支持；将财政收入用于医疗和教育支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加快养老、医疗保障和教育体系改革，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从而使储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到正常水平。政府应把部分资金用于建设覆盖全面、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此，应进一步加大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建立服务均衡导向的财政投入及保障机制。必须调整城乡之间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结构，改变“重城轻乡”的投入机制，加大对农村及困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也必须调整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内容和结构，现阶段应增加对农村社会保障、教育、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支出。这有利于降低政府储蓄，同时将会减少家庭预防性储蓄，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四、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解决居民即期消费的后顾之忧，降低居民储蓄率

（一）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

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重点是城镇中的非公有制企业、个体工商户、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家务农的农民和失地农民。对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在农村进一步建立完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充实养老保险基金，不仅包括加强对现有食业养老保险基金的征缴，还应当考虑如何解决养老保险中的隐性债务问题；加快建立补充养老保险体系，从政策上解决基金的来源问题。

（二）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药品目录、诊疗目录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并对提供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的医院和药店实行定点管理，降低医疗费用，提高报销比例，提高最高报销限额。扩大失业保险范围至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及其农村失地农民。在保障失业职工的基本生活前提下，促使失业人口再就业，完善国家、企业、个人三方面合理负担费用和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性失业保险制度。政府出资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下岗人员再就业培训体系，过渡期内找不到工作，发给其失业救济金，过渡期结束后仍找不到工作，进入同城最低生活保障。

（三）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制度

政府应加快经济适用房建设，进一步扩大廉租房建设，扩大廉租房制度覆盖面，进一步解决中低收人家庭“住房难”的问题。除了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政府要建更多的平租房，平租房要达到住房供应量的50％以上，将目前未纳入政策性住房的中等收入群体纳入其中，以达到抑制房价增加居民其他消费的目的。

（四）建立完善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提高城市、农村最低生活补助标准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应尽快建立和完善以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以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司法等专项救助为辅助，其他救助、救济和社会帮助为补充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覆盖城乡的一体化社会救助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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