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新闻:与汶川大地震“共振”

摘要:“公民新闻”(citizen jounalism)在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大放异彩,意义深远。本文从“公民新闻”的概念界定入手,剖析了公民新闻盛行的原因,探讨了公民新闻在地震报道中凸显的问题,最后指出公民新闻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语境下的现代启示。

关键词:汶川大地震 公民新闻 民主参与 新媒体

公民新闻界定及其理论基础

“公民新闻”(citizen jounalism)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伴随着今天Web2.0时代的到来而兴盛。根据《维基百科》有关条目的解释,“公民新闻”也称“参与式新闻”,它是公民“在搜集、报道、分析和散布新闻和信息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行为。

公民新闻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新闻自由理论和民主参与理论。公民新闻是西方新闻界“言论与出版自由”这个传统信仰体系的延伸。“言论与出版自由”包括采访自由、传递自由、发表自由、阅听自由,即奥地利法学家汉斯•凯尔森所认为的“公民的自由”。公民新闻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民主参与理论(democratic-participantory)。这种理论抵制媒体集中化和垄断,认为规模庞大、单向传播、垄断发展是媒介的痼疾。按照本•巴格迪坎的观点,任何民众个人和弱小社会群体都拥有知晓权、传播权、对媒介的接近和使用权、接收媒介服务的权利。①

汶川地震报道中公民新闻的表现形式

人际传播。面对面的传播。灾区幸存者在向外迁徙过程中,对来自外界的志愿者、医护人员、采访者、寻亲者,幸存者会用口语传播给他们四个“W”:when(什么时间)、where(什么地点)、who(谁)、what(发生了什么);随着事态明朗化,社会成员尤其是公民中的“意见领袖”,进一步面对面、人对人、口对口地传播“how(灾情如何、灾民如何)”“why(为何发生地震)”。该种传播方式在“草根(grassroots)阶层”表现较为明显。

借助有形的物质媒介(QQ、MSN、E-mail、手机短信)。该种传播方式的信息量大、受众面广。互联网各大社区的网络寻亲、网络120的开展亦达到公民报道新闻的效果;灾区幸存者、志愿者、医护人员、救援人员通过E-mail将灾区图片、视频发往全国各地的亲友、新闻媒体,更是一种原生态传播。受技术条件制约,该种传播方式在精英阶层表现较为明显。

与大众传播融合。这是公民参与新闻的最新锐形式。这种合作可分为两个阶段:

灾难初期。专业新闻媒体的渠道霸权失灵,无法深入前线获取第一手资料,但灾难的亲历者、幸存者,凭借体制约束力相对较弱的公民新闻,以得天独厚的条件担当信源角色。汶川通信中断70小时之后,首次披露的汶川县城震后10分钟现场录像便是由县城居民拍摄的。

灾难延展期。专业媒体的渠道垄断地位渐次恢复,减少采用非专业人士采集的信息,公民新闻不再享有“增添了声音,而且是不经加工的真实声音”的地位,只是承担着对海量专业信息的有限组合和补充角色,但信源依旧多通道,公民报道者将目光转移到被专业媒体遗忘的角落、遗忘的个体。例如在主流媒体集中力量报道救援现场的同时,“天涯来吧”的地震板块,网友们大量发帖关注:救援力量空白的村庄乡镇、地震遗孤、全国各地的寻亲情况。

群体传播。网络社区及论坛。具有时效性强、主动性强、感召力强等特点。

还有“客”系列。Web2.0时代的“三剑客”之二――博客(blog)、播客(podcasting),为汶川大地震中的公民新闻提供了强有力的空间。

汶川地震报道中公民新闻盛行的原因剖析

重大突发事件的不可预测性。汶川地震的瞬间性与不可预测性,决定了专业新闻工作者无法亲自见证地震全过程,而亲历灾难的普通公民,却具备“还原新闻现场”的天然优势;普通公民无须作复杂的价值判断,都会明白关于这场灾难的文字、数字、图片、影像的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专业新闻媒体的触角无法触及灾情的所有角落,需要公民新闻的组合与补充。

新媒体尤其是网络空间是公民新闻成长壮大的温床。BBS、网络社区和论坛、博客、播客等新媒体生存发展的土壤是网络空间,故新媒介的大放异彩归根结底在于互联网的平台作用。汶川地震中,网络成为社会成员感性与理性共振的平台,在广大网友的强烈呼吁下,在“头七”当天,中国政府“设立5月19日～21日为全国哀悼日,奥运火炬停止传递三天”。

公民民主意识与传播意识的强化。汶川大地震,作为公共领域的公共事件,涉及国家、民族和个体的利益,精英阶层、草根阶层作为权利主体,顺其自然借助新媒介就灾情现场、灾难原因、救援进展、善款流向、灾民安置等话题,自主发表观点、形成舆论场,进而影响主流媒体、公共事务决策。

在汶川大地震面前,性别、年龄、职业、财富、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淡化,普通公民利用一切信息和社会资源,自觉成为该突发事件的记录者。

国家政策环境的公开透明。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信息公开变成了政府的法定义务,这是汶川大地震信息公开透明的直接背景,为汶川大地震中普通公民畅所欲言、自由表达所见所思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

汶川地震报道中公民新闻凸显的问题

挑战经典新闻原则。汶川大地震中的公民报道者,由于缺乏新闻专业主义素养,在接收、传播、参与新闻信息的同时,也在冲击和解构着经典新闻原则――事实原则和价值原则。

事实原则。所谓事实原则,是指以反映事实“是什么”为目标的原则,它的符号再现形式是“存在判断”,这是再现新闻事实的基本原则。背离事实原则的再现就不是“新闻”再现。事实原则包括:真实性原则、客观原则和全面性原则。②

汶川大地震中的普通社会成员,由于缺乏新闻职业素养,在选择报道对象、选取报道方式、进行新闻叙事时,本能地将个人兴趣、偏好以及主观意愿作为“把关”标准。

价值原则。新闻传播的价值原则,就是新闻传播主体为实现一定利益需要(不只是传播主体自身的利益需要)而坚持的原则。③汶川地震中公民新闻报道主要涉及“公正原则”。

公正原则对新闻传播主体提出的直接要求之一是:不能利用职业之便随意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意见。④传统媒体往往将传播指向强势群体、富裕地区和区域,公民新闻则将目光于弱势群体(灾民,尤其是妇孺)的利益和需要以及贫困地区(受灾山区村落)和欠发达地区。

传播中的集合行为。集合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指的是在某种刺激条件下发生的非常态社会集合现象,例如火灾、地震后的群众骚乱,出于某种原因的自发集会、游行,种族冲突,物价上涨的流言引起的抢购风潮,等等。集合行为多以群集、恐慌、流言、骚动的形态出现,往往造成对正常的社会秩序的干扰和破坏。⑤

2008年5月19日中午,成都部分地区停水,市民谣传是都江堰市化工厂爆炸污染了水源,引起市民恐慌,导致成都居民抢购并囤积矿泉水。⑥

网络暴力。网络暴力是指网民在网络上的暴力行为,是社会暴力在网络上的延伸。

汶川大地震中公民新闻多以互联网为载体,而网络的开放性与隐匿性、网民素质的参差不齐,导致网络暴力的出现。主要体现在:血腥、惨烈、痛苦的灾难画面、镜头以及发泄愤懑的露骨语言。

议程设置功能弱化。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⑦

汶川大地震的相关报道,区别于传统媒体,公民新闻对于报道者和报道内容没有特殊要求和限制,这就导致了新闻讯息的海量存储、新闻视角的多元化、新闻观点的多样性,被弱化了的媒介议程,无法有效掌握报道力度和内容调控。

汶川地震报道中公民新闻的现代启示

对于民主政治。汶川大地震中的公民新闻,将推进中国向公民社会转型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为悼念巨大的生命损失,中国政府设立全国哀悼日,体现“你痛就是我痛”,即老百姓的痛苦就是政府的痛苦。这一举措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中国管理方式正在从“善政”向“善治”转移,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

汶川大地震中“公民新闻”的大放异彩,契合以民主为核心内涵的现代社会政治文明进程的发展方向,也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

对于社会公众。打开话语空间,参与公共生活。传统媒体时代,社会公众处于被动接收新闻信息的地位,不敢奢望主流话语权,但汶川大地震中的公民新闻引领他们步入另一时代。正如施拉姆所言:“阅听大众应以传播动力(communication dynamic)主要的推动者自任。我们坚信大众将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一种传播制度。”⑧

从地震发生的那一刻起,普通公民借助手机、博客、网络社区和论坛等,议论时政、针砭时弊,这至少有两个层面上的好处:一、社会成员宣泄恐惧、悲伤等精神压力,达到社会宣泄的制度性安排,有利于形成一种社会学上的所谓“安全阀”效应;⑨二、普通公民对政府各部门进行舆论监督,保障公共权力正确使用,增强决策的可行性。

历史传承意义。传统媒体不可能做到“有闻必录”,它构建的“拟态环境”也不可能绝对还原“客观真实”,所以也就无从还原历史原貌。“最可能真实的历史是当代史,因为在你描摹它时它还在,至少它还存在于你的印象和感受之中。”???而公民新闻的报道主体――广大社会成员,无处不在,他们的生活构成社会百态,他们的思想孕育新闻价值,这个族群注定成为当代史的记录者。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中的幸存者“讲述”历史,“描摹”现场,便是充分的证明。

对于现代传媒。汶川大地震中公民新闻的异军突起,昭示“自媒体”(We media)时代已经到来,开创了新闻传播的新境界。网络公民新闻可以进行“泛链接”和“泛交互”,以“我”的身份参与到新闻叙事中;“传受”双方可以实现即时交流,读者与编者实时互动。(11)

舆论监督意义。网络的自由度、交互性、隐匿性以及对人口统计属性的淡化,数字化技术的推广,新闻资讯的易得性等,使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舆论主体。

汶川地震中,网络媒体的舆论监督力量以其及时性、广泛性、强大性和公开透明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张扬”,成为舆论监督的主流力量之一。而这支舆论力量的主体,是键盘面前普普通通的网民(如“成都帐篷事件”)。

注释:

①本•巴格迪坎:《传播媒介的垄断》,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页。

②③④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144页。

⑤⑦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页,第214页。

⑥赵佳月、蔡伟、张林:《紧急辟谣:成都昨日正常停水 都江堰没有化工厂爆炸》,《南方日报》,2008-05-20(A12)。

⑧施拉姆[美]:《大众传播事业的责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⑨喻国明:《变革传媒:解析中国传媒转型问题》,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⑩王学典:《最真实的历史有可能是当代史》,《历史学家茶座》,第8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1)张名章:《网络传播中公民新闻的崛起与启示》,《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12),第54页。

(作者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级硕士生)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