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生态范式中的政府媒介行为分析

摘要：本文从媒介生态研究范式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政府媒介行为的调适问题，分析了新环境、新范式中重新审视政府媒介行为的必要性，以及媒介环境中政府与媒介间的整体关联互动现状，指出在寻求媒介生态平衡过程中，政府组织应该由试图对媒介的绝对控制转向追求一种较高的媒介素养水平。

关键词：媒介生态；政府媒介行为；整体互动；媒介素养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7-0020-03

大众传媒产生之后，在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的同时，与政府组织的关系也是纷繁复杂，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政府主导传媒业到传媒商业化，以及从传媒政党化到政党与政治的传媒化，这期间，政府组织与传媒机构一直寻求一种合时宜的关系。时至今天，在新的社会环境与形势下，在全民的共同关注中，政府组织与传媒需要寻求彼此间关联互动的新的平衡点。本文沿着置政府组织于媒介环境中寻求政府与传媒间关联互动的平衡点的思路，探

讨新的社会形式下政府组织的媒介观及其媒介行为的调适问题。

一、媒介生态范式：媒介环境中各要素和谐发展的理念支撑

从最初的学术背景来看，北美地区是媒介生态研究的发源地，“媒介生态”一词由麦克卢汉最早提出，随后，尼尔•M•波兹曼于1968年首次公开介绍了媒介生态一词，并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进行研究的学科。由此而来，在媒介生态观下寻求合理的媒介生态结构，探索媒介生态系统中各要素的作用，构建媒介生态平衡，成为关系社会和公众的利益所在。

“媒介生态注重媒介系统与外部世界的整体关系，以及媒介环境中各种要素协调发展，资源合理布局与分配；注重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系统之间互动关系等。”[1]无论是北美媒介生态学强调的在媒介环境和社会大环境中考察媒介、人与社会之间的结构与互动，还是我国学者强调的媒介环境下“天人合一”的整体关联特性，无不透视出媒介生态范式中的系统论和整体互动论。

以系统观和整体互动理论审视媒介环境，这既让人们看到了媒介环境中各要素之间的直接关联互动，也让人们清晰地认识到媒介环境中的某要素是如何经由媒介进而影响其他要素（环节）的。因此，媒介环境生态化发展，其实是媒介环境中各要素寻求一种生态范式下的媒介观及其媒介行为的过程。

二、媒介变迁：重新审视政府媒介行为的必要性

传统社会中，政治表现为一种行为与关系的复合体，它是指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这种背景下，政府组织作为上层建筑中至高权力机构，为了维护其组织自身的利益，自然要控制同为上层建筑的媒介。在传统政府组织的视野中，媒介是社会重要的沟通方式和渠道，控制媒介就能够控制社会的沟通方式。而当今社会，各国政府都在努力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机构，对媒介一味的控制与公共服务的理念格格不入，因此政府组织需要转变原有的媒介观念和行为，需要在以媒介环境为主构筑的社会信息环境中，“探讨政府生态位及其作用来应对媒介生态系统中的危机”[2]，引导社会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

（一）风险社会环境中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需要

首先，现代社会中，公共服务型社会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成为各国政界宣扬并不断努力实现的政府形态。1994年9月20日美联邦绩效评鉴委员会出版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本政府的服务手册《顾客至上：服务美国民众的标准》，联邦政府共有200多个机构全力执行3000多种服务标准。[3]2006年10月11日，中国政府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就全球互动与达成的协议而言，1995年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了“人人共享的社会”为主题的社会发展问题的世界首脑会议，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提出了服务型社会的雏形，并把“人人共享社会”的含义描述为：一个人人共享的社会，是一个包容的社会，是一个根据所有人的需要和能力调整自身结构和动作，并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计划的社会，其目的是发挥全体社会成员的潜能，并为所有的人谋取福利。[4]“共享”是一种公共服务模式的创新，既是人类生存资源的共享，也是社会成员发展机会、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

公共服务型政府不仅要做到政府服务和成果共享，而且在体制上要发展“有限政府”。现代社会中政府不再是无所不为的“全能型政府”，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型政府”[5]，“有限”要求政府权力的下放与分化，因此在信息作为社会重要财富的今天，服务型政府主导的服务型社会需要在“服务观念”中审视自我媒介及其信息观念，要给予大众传媒以充分的权力，让其在法律与行规的监管下发挥优势力量，创建信息共享与信息服务的良好环境。

其次，信息时代是繁荣与风险突显的时代，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让人们切实体会到了现代社会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危机传播形式，美国华尔街的败笔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颓势，危机势头之猛烈使人们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已经身陷其中。如果说这场金融危机诠释了现代社会经济风险的特征的话，那么同样发生在2008年的“艳照门事件”则让人们认识到了现代社会道德风险的真容。如果再详尽些的话，“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拉链门”、SARS危机等，让人们不禁感觉风险性已成为如今社会环境的重要特征之一。早在1986年德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乌尔里奇•贝克出版的《风险社会：向新现代性迈进》一书，将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看作现代化过程的两个阶段，在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演进过程中，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危险开始支配社会中的各种争论和冲突。[6]随着时展，乌尔里奇•贝克提及的向现代性迈进的风险社会正在兑现，全球化带来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也让人们承担着世界范围内任意一处存在的风险危机，而信息的网状传播能够使这些风险即刻传至世界每一个角落。对此，社会需要一个自由、客观的信息传播环境，亦需要一个服务型的大众传媒预警系统，而这样一个系统的创建与维系需要政府对媒介良好的决策引导。

综上，建设公共服务型社会，不仅要让人们共享社会发展的物质性成果、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而且还要发挥大众媒介的作用，建设良好的民主环境，让人们拥有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等。这些权利不仅要体现在对社会成果的共享中，同时还要体现在对社会风险危机的预防与承担过程中。信息时代“信息预警”的缺位容易导致风险危机，而且风险危机表现为连带性与全球性。避免这种情况需要解决“信息预警”的缺位问题，以保证在风险危机发生之前让人们知道、并且参与到可能带来风险的事件的决策之中，或者使人们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承担风险危机的反应。这些都需要政府重新审视其引导与管制媒介的决策和行为。

（二）媒介生态观下优化传媒环境进而优化社会信息环境的需要

人类现在所处的社会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系统对信息的依赖已到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度，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媒介系统自身的发展都离不开媒介提供的信息。媒介及整个媒介产业在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融入到社会系统中，媒介及其提供的信息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支撑因素之一。以信息为纽带，整个人类社会的诸方面已经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个系统中，政治、经济、文化及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北美将媒介作为环境研究的对象是媒介系统以及社会系统，其研究重点是传播媒介的结构冲击和对社会的影响，是在历史的维度中“研究文化、科技与人类传播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7]。除此之外，“媒介环境学还关心媒介形式的互动关系、媒介形式与社会力量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表现。”[7]

媒介与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与制衡主要体现在社会信息系统中，互动与制衡的基础包含两条线，即媒介与人的关系及媒介与社会的关系。麦克卢汉曾说“鱼离开了水，才知道水的存在”，媒介之于人如同水之于鱼一样不可或缺，媒介与人的这种关系诠释了媒介环境对于身处其中的人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媒介环境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与其他系统要素互动与制衡的基础条件。将社会环境比作“水”的环境，而“媒介是条鱼”是一种更为宏观的研究视角。[8]从这个视角来看，社会环境是媒介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同时社会环境因其内部其它要素与媒介的关联互动而表现出对媒介的依赖性，媒介的存在活跃了社会环境，丰富了社会系统的内涵。无论是人为“鱼”，媒介为“水”的环境，还是媒介为“鱼”、社会为“水”的环境，以环境来论道，都要讲求生态化，以促进环境的优化及其内部各要素的和谐统筹发展。这样横亘于政府组织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控制与反控制，利用与彼此利用等，而应该是一种全新的关系。这需要政府组织在媒介环境中协调好各要素的发展，在社会环境中以生态化的观念协调好与媒介的关系，以及媒介与其他要素的关系。

三、政府媒介行为与媒介生态平衡

（一）从政府控制媒介的能力到政府组织的媒介素养

通过历史的观摩，在大众传媒的发展史中政府组织与媒介组织间体现的更多的是政府对媒介强有力的控制能力。加拿大著名经济学家英尼斯在其《帝国与传播系统》一书中指出，政府将控制传媒视为行使社会和政治权力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批判学者J•赫伯特•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中提出媒介只是维护现有社会统治的工具和实施社会控制的手段。以西方政府与媒介的关系来看，两者以各自利益为出发点互相利用，当然这其中政府占据主导地位。但总体来说，利益决策是政府处理与媒介关系，或者借助媒介处理社会问题的主要依据。英国社会学家戴维•巴勒特在《媒介社会学》一书中非常形象地描述了政府与媒介的这种狭隘的关系，他说：“传播媒介在同国家的关系中，既不是无冕之王，也不是平等伙伴，更不是可恶的对手，它们正像一个受到信赖的囚徒，它良好的表现可以赢得某种特权，但被关押仍然是不可抹杀的事实。”[9]

文明的发展促使社会中的各种组织机构包括媒介组织自身对媒介的认识呈现出较大的改观。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媒介由较为单纯的控制逐渐转向重新审视其媒介观和媒介行为。从政府媒介观念及行为不断改观的现实出发，结合美国著名学者汉斯•J•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利与和平的斗争》一书中提出的政府素质论题，我们可以推论：在媒介环境甚至是社会信息系统中，政府与媒介之间的关联互动反映出政府组织的媒介素质（素养），政府组织应该追求一种较高的媒介素养水平，以促进媒介生态平衡和社会信息系统的科学持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对政府媒介素质素养的分析，不再仅仅坚持一种狭隘的能力论，而是建立在其社会责任基础上，提升至道德标准的维度，将政府媒介能力放置于能否促进媒介环境（社会信息环境）中各要素和谐生态化发展的视角来审视。

（二）媒介环境中、社会信息系统中政府与媒介之间的关联互动

无论是在媒介环境中，还是在社会系统中，政府组织作为社会权力中心，都是生态环境或系统中的至高点。首先，政府对媒介组织具有直接的约束与管制权力，包括对媒介组织的行为、媒介内容的管制等，这些规制与媒体环境中的利益群体对媒介组织的控制，形成一个博弈场域空间。同时政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媒介环境的核心要素之一――传播技术的发展，这决定着媒介机构的现代化。

图1围绕政府与媒介关联互动的系统模式图

从国内外场域来看，在国内，媒介是政府的传声筒，承担着政府与公众交流的重任，同时作为社会环境的监视窗口，监视公众及社会环境，甚至监视政府行为。同时，大众传媒越发成为公众娱乐之所，在文化领域起着重要的涵化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功能。在国际场域中，媒介代表国家参与国际传播事务，是一个国家发出自我声音的重要机构，也是国际文化交流与多元化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在社会系统及媒介环境中与其他系统或环境要素的联系如图1所示。

四、结 语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政府作为媒介生态系统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与媒介的关系越来越呈现出多维度、多元化的特征。媒介创设的环境不断笼罩社会环境，政府组织（或者政党）与媒介的关系经历了媒介政党化与媒介政治化的时代，今天政府组织及政党与媒介的关系越来越演绎为政党媒介化与政治媒介化。在这样的境遇中，“传媒”与“政治”的结缘已繁衍出一个新的生态空间，[10]而在这样一个生态空间中寻求生态的平衡点，需要社会政治活动的核心参与者――政府组织，在传媒环境中探索和改善针对各要素媒介观念和行为的调理机制。作为领导与服务机构，政府组织不仅要保证其组织处理好与媒介的关系，更有维护媒介环境中各要素正当利益，实现媒介环境和谐发展的责任。

在这里，将媒介作为环境研究为政府组织提供了解决媒介关联问题的途径，即在媒介生态研究范式中，以系统论和整体互动论分析和应对媒介环境中种种媒介观念和行为。从这个视角出发，政府媒介观及其媒介行为更多地表现为政府这一宏观社会组织应该具有的媒介素养水平。而政府的媒介素养水平则更多地反映在媒介环境、甚至是社会信息系统中政府与媒介之间的关联互动过程中。因此研究媒介环境及社会信息系统中各种要素是怎样通过媒介进行互动、制衡的将成为合理应对媒介环境、信息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 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J].新闻大学,2001(4).

[2] 赵渊.传媒生态系统的构建[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1).

[3] 周静.美国创建服务型政府的做法及启示[J].决策探索,2004(10).

[4] 王敏,王乐夫.公共事务的责任分担与利益共享―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改革与开放的思考[J].学术研究,2001(11).

[5] 高波.我国政府传播论[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6.

[6] (德)乌尔里奇•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向现代性迈进[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7] (美)林文刚著.何道宽译.媒介环境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 崔保国.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J].中国传媒报告,2002(1).

[9] (英)戴维•巴勒特著.赵伯英,孟春译.媒介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0] 徐国源.“政治媒介化”:政治与媒介的双重逻辑[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