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论文范文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如何理解当下媒介文化的文化意义，我以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认识媒介与文化的共生性问题。当下中国的媒介文化与大众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共生共荣、亦此亦彼的关系。今天的大众文化，从形式到内容，均是依媒体而存在，依媒体而发展。英国的尼克·史蒂文森在谈到大众媒介与文化的关系时曾这样说：“许多现代文化是依凭大众传播媒介来传达的。各种各样的媒介传播着古典的歌剧、音乐、关于政客私生活的庸俗故事、好莱坞最新近的流言蜚语以及来自全球四面八方的新闻。这已深刻地改变了现象学意义上的现代生活经验，以及社会权力的网络系统”。因此，我们在研究当代文化的同时，一定要关照大众媒介本身，从大众媒介自身传播特征的转变，及对当代文化的重要影响做出深刻分析。尤其是当大众媒介自身制造与传播的文化形式越来越多，以至成为大众文化的主体甚至成为大众文化全部的时候。

2媒介文化的政治意义

媒介文化的政治意义，更多是在国家工具的语境下看待的，突出表现为媒介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这种政治化，一般是通过政府议程设置去巧妙实现的。李普曼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虚拟环境”的概念，它强调在今天(此处的今天是指20世纪后半叶)人们已经无法直接检验和直接认识周围的事物，特别是对那些超越个体视影与直接感受的事物外，人们只能间接地从新闻机构对通过议程设置提供给的文本内容去认识事物。而阿多尼和梅尼则从媒介建构“真实”的角度提出，通过客观真实、符号真实、主观真实等三个“真实”的概念，在议程设置的框架下精心设计出一个现实之外的媒介世界，以改变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看法。

媒介、媒介传播，不仅仅是对人们生存环境和虚拟环境的一种营造，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它直接或潜移默化地对受众认知社会、判断事物，产生重要影响力。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GayeTuchman)说，制造新闻的行为，就是建构事实本身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建构事实图景的行为。她认为，新闻是一种社会资源，对这种社会资源的建构限制了我们对当代生活的分析性思考。“通过新闻的常规运作，通过认定新闻专业工作者具有裁定知识、表述新闻事实的权利，新闻使社会现状合法化了。”

很明显。这种政治影响实际上就是政府借助媒体通过对消息来源的控制，特别是基于政府议程设置以及政府自身的需求去实现的。有资料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其执政的13年中，曾根据不同需要适时召开过900多次记者招待会。平均不到5天就召开一次。

媒介文化的政治意义还体现在对意识形态的引导上。霍尔就曾在1977年界定过媒体的三种主要意识形态，他认为。通过呈现不同社会群体的各种生活方式和行为，媒体提供了有关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详细资料。其次，媒体根据这些材料与社会领域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对它们进行分类和阐释，从而使公众相信中心位置的合法性。最后，为了完成这些任务。通过各种方式将事件进行编码，通过将事件置于赋予它们以不同影响力和重要性的语境之中，媒体赋予事件以不同的阐释。戴安娜·克兰特别强调，有时媒体为了达到这种三种意识形态的传播目的，往往运用下面技巧：(1)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作为被动消费者的个体的重要性：(2)根据占有支配地位的阶级剥削其他社会阶级的程度，掩饰或隐藏社会各阶级之间关系的真正性质；(3)强调社会问题的个体解决办法，而不是强调集体解决办法；(4)兼收并蓄各种对立的或有分歧的视点，从而缓和它们之间的差异；(5)通过掩饰社会各阶级间的真实关系，提供一种社会和谐的幻象。因为社会系统内部有许多矛盾和不一致。媒体并没有成功地产生社会和谐和完全接受主导意识形态。

不管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媒介的政治意义都突出体现在其工具性、引导性方面，这是媒介文化的规律性使然。在今天，新闻传播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的信息杠杆、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监督社会的有益镜鉴、引导舆论的文化先锋。像新闻文化这样一种高位价值体系的媒介角色，无疑是意识形态的前沿。它必然成为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争夺的主要对象。

3媒介文化的经济意义

媒介文化的经济意义，更多是从消费主义去考虑的，一是反映在媒介在推进人们生活消费方面，二是媒介自身也已经成了一个被大众消费的商品。

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由媒介促成的传媒产业、文化消费，方兴未艾。在今天，许多媒体机构已经完全等同于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商、受众的消费市场。这种媒介消费一般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去实现的：

其一是大量对生活类商品的报道，包括对广告内容的选择等。久而久之，这样一些报道对受众起到一个对消费生活的诱导和引导作用。

其二是媒介节目，特别是电视的大量娱乐性节目，为受众提供充分的消遣功能。这种娱乐化以近年来的“超女”为典型，包括一些情感类节目。

以这样两个途径为主要载体内容，融市场、媒介、文化、受众为一体，导致了当下我国社会消费文化的急剧扩张，媒体在其中不仅成了消费主义的推行者、引导者，更是实践者。以致像默多克这样的传媒消费主义的倡导者、实践者，在展望中国时，都不无溢美的指出，中国已经具有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性媒体和娱乐中心的潜能，而这种潜能带来的是一个巨大经济利益的市场。

媒介的传播便利性，信息的有用性、使用性，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文化消费和生活消费，而这种消费从另一个方面，也大大地滋养了媒体本身。同时，大众消费为受众制造了一种便利、简捷的商品民主化，有时甚至使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成为一种经济活动的公共行为。一个成熟的、发展中的媒体，在今天，其生产的产品已不再是单一的物质产品，而是影响人们消费生活的符号，通过这些符号，不仅可以诱导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牢固地成为人们的生活内容并充斥其生存空间。

4媒介文化的民本意义

媒介文化的民本意义，更多是从建立一个公共舆论平台，提供一个公共话语空间去考虑的。不管是德国的哈贝马斯，还是詹姆士·弥尔顿，他们对公共领域都有精到的论述。在当下公共领域中。有一种明显的对大众传媒的依赖性。柯伦(1991)曾讲过：可以把大众传媒看成是公共领域中一个标准的中立区。在这里，人们可以广泛获得影响公共利益的相关信息；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自由讨论；所有参与者一律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辩论。在这个公共领域内，人们以促进社会发展为己任，通过理性的辩论，共同做出决策。这些结果转而成为政府决策的依据。大众传播通过为公共辩论提供阵地并把个体的公民重新组成一个以舆论为形式的公共团体，从而完善了这个辩论过程。

而美国的罗森甚至强调，“新闻本身就可以说是民主实验室的一部分。”这主要是从大众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英国的麦克奈尔在谈到公共领域建设时，特别强调。在公共领域中媒体要从五个方面深入其中：

第一，媒体必须告知民众在他们的身边发生了什么，我们把这个称作媒体的“侦察”或“监控”功能。

第二，媒体必须教育民众，让他们知晓发生了的“事实”的意义和重要性。

第三，媒体必须为政治讨论提供一个公共平台，促进公共舆论的形成。

第四，媒体必须给予政府和政治机构曝光率。

第五，在民主社会里，媒体同时作为鼓吹政治观点的一个渠道。

这五个方面，包括了告知、育民、议政、监督、通道等方面的服务功能。近年来，我国在公共领域建设方面，从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民主政治化建设的需要，已经有所作为，取得一些成绩。比如：在对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的引导方面，大众媒体已经比较自觉和主动地设置一些议程，且收到较好效果。不管是对非典的报道，还是孙志刚事件的监督，特别是今年北京第29届奥运会的胜利召开及先前的奥运圣火传递，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等，都有非常好的表现。笔者曾在多种场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没有媒体，第29届北京奥运会，汶川大地震将如何?5媒介文化的社会意义

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已经媒介化了，人们已不仅仅只是一个社会人，更重要的是一个信息人、媒介人。人们的文化、生活、工作，不仅已经程序化，实际上许多都已经文本化了。媒介成了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成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广播、电视、报纸、网络、手机短讯、流媒体、即时新闻、播客与博客、数字通讯等。人们的生活完完全全地被媒体所包围，成了围城中人，所有这一切都是由现代社会中的现代媒体完成的。在这个围城中，媒体文化不仅仅是生活内容，也是生活方式，不仅仅是物质需求。也是精神享受。但是，有一个现象往往被人们忽视或没有引起重视，即：现实环境在人们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轻，虚拟环境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重。其次。媒介围城亦改变了人们生活的公共性与私密性的平衡，公共性越来越多，私密性越来越少，更多的内容被纳入到公共视野中。

诚然，大众媒介最主要的社会意义还体现在如何有效地推进、促进受众形成一种共识创造了快捷条件。这主要是可以借助传播理论来架构一个人们都易于接受的形式或模型，提供一种事实，同时包括对这种事实的欣赏与解读。1989年，由甘森和莫迪格利亚尼提出的“阐释包”的方法是其中的有效形式之一，每一个阐释包都包含构架一个事件的核心思想。核心思想通过典型的意象、隐喻或口号表达出来。构架是使相关的事件有意义的核心思想。它告诉受众，如何去思考一个事件，鼓励他们根据一个关键思想去阐释事件。

6媒介文化的权力意义

媒介文化的权力意义，是指西方把媒体看成是与立法、行政、司法相提并论的四种权力。其意义是如何从制度上保证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实际上，对自由的理解与表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美国的罗纳德·哈里·科斯等就曾提出：

其一，自由和表达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人民有知情的权利和知情的自由，因此放松政府对媒体的管制是宪法赋予媒体的一种保障，也是媒体的天职。

其二，人是理性的，能够判别真伪和是非，应当让人民在“思想市场”上发表和接触各种思想，人们能够凭借理性在真实和虚假的各种意见之间做出判断和选择。

其三，在自由竞争思想市场中。何种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那么这种意见就是国家政策的基础，这正是民主政治“多数统治”理论。

其四，传媒业应成为不受政府干预的独立企业，按照自由经济原则。在公开的市场上参与自由竞争。其兴衰成败取决于社会和公众的信任与支持的程度。

其五，表达自由是寻求真理、保障人民权利的最好办法。

一般讲，媒介不能作为一种权力。有专家提出“今天的大众传媒既是权力的工具，又是权力的源泉”。甚至有专家明确提出新闻传媒拥有两种权力，即：一是采集、编发和传播新闻信息的权力，二是评价事实、表达舆论和监督社会的权力。我比较赞成新闻是一种媒介影响力，不仅对一般受众，也是对政治家。英国离任首相布莱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媒体走上政治舞台，得益于媒体成就了政治生涯。他曾坦白的承认：“作为领导人物，除了为真正重大的事务做决策之外，他们工作的一大部分是应付媒体。因为媒体的覆盖和影响大。媒体围绕着他们，他们也围绕着媒体。”

对媒介文化的权力意义，学界早有不同看法。约翰·菲斯克从“知识就是权力”切人，解读媒介权力。他认为，知识就是权力，知识的传播就是权力的社会分配的一部分。构建一种可以嵌入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常识性现实的推理权力是权力的社会关系的关键。知识的权力必须尽量在两个维度上行使自身。首先真实控制“现实”，使实在变成可知的事物，它使得作为一种推理建构来创造它成为必要，这种建构的专制性和不适当都尽可能地被掩盖了。第二种努力是要让这种推理(因而也是社会政治的)建构的真实被那些其利益也许不必通过接受它而被服务的人作为真理接受。推理权力包括建构一种现实(感)并尽可能广泛而顺利地在整个社会中传播这种现实的努力。

而约翰·菲斯克根据电视新闻从权力与抵制的两个坐标进行考察，他特别注重人们是通过生产事实来统治。新闻是一种社会控制媒体，有非常重要的“推理”职能，通过这种推理，实现对“事件”的控制，而这样一种连续的不间断的由新闻报道所产生的推理权力，就不仅仅是社会政治权力了。

实际上，新闻告知人们的已经早已不是对一个简单事实的文本传播，更多的是夹杂了许多统治阶级主导价值观的东西。“新闻是一种破碎的意象的拼贴，每一个意象都会产生更多的意象，唤醒更多的意象，每一个意象都是一种类像——一种没有原件的完美拷贝。新闻是意象的意象，最终的超级现实主义。历史档案在今天新闻中的应用否定了历史的差异，它否定了历史性并将所有的事物都瓦解后揉进了一种后现代的当下之中”。

对我国当下的媒介文化来讲，媒介文化的权力意义更多的是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一是作为舆论工具、政党工具、喉舌的意义上来考虑的。其次是把提供资讯服务作为公意民意的监督功能，这种公意、民意是在提供资讯中形成的，是在知晓中达到对政府施政的监督作用，或者说是“守望”功能。

我们应建构一个什么样的媒介文化?我认为，要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要有很强的公信力。二是要彰显和谐，三是与时俱进、突出创新。、

1建设一个公信力强的媒介文化

媒介公信力，说到底是媒介在公众当中的一种美誉度和影响力。在我国当下，建构一个有公信力的媒介文化，首先要解决好党报、主流媒体的示范意义，影响作用。

媒介公信力，要注意凝练媒体理念。媒体理念是沉积的品牌，是一个媒体长期积累甚至是几代人不懈努力铸就的文化形象，其影响力是久远的。媒介理念成就媒介影响力、公信力。近年来，国内许多报纸在凝练理念，铸就公信力方面颇下功夫。像湖北日报的“责任铸就公信力”，南方日报的“高度决定影响力”，河南日报的“时代高度，中原向导”。南方都市报的“拒绝平庸，追求卓越”，广州日报的“追求最出色的新闻”，重庆日报的“高层次读者，高品质内容，高品位格调，高水平形象”等，都充分体现了一种彰显媒体个性的媒体理念和办报人的新闻理想与职业追求。

笔者以为，党报以及央视和省级卫视，在引领建构有公信力媒介文化中，要充分彰显主流媒体、主导舆论的领唱作用。其一，体现主流媒体在解读党的政策，资讯服务方面的权威性，这是其它媒体无法替代的。这种解读，要体现关注公共议题。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独特的认知价值和吸引读者文本价值方面。其二，在构筑公共舆论平台方面，彰显两个喉舌的沟通作用，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其三，在舆论监督方面。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坚持社会效益是第一的原则。其四，在引导人们的价值观念，形成社会共识方面，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尤其是在媒体的职业操守上，要树正气，要在解疑释惑等方面做出贡献。因为这是当下新闻媒体的属性使然：意识取向的新闻事业与信息取向的新闻事业；转型时代的格局使然：进退交织、新旧交替，观念交战；思想多元的价值使然：启蒙的使命责任；信息爆炸的困扰使然：信息超市与信息精品店，信息原料与信息营养。

2建构一个和谐的媒介文化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和谐文化”，这对媒介文化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说机遇是讲为媒体文化提供了一个大有作为的机会。说挑战是讲这项任务任重道远。作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中国自古就有“和”的传统，从孑L子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里仁为美”、“中庸之为德”，一直到“天人合一”，都是强调一种“和”的精神，爱国、爱家实际上就是一种“和”的精神。

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作为社会转型期的重要表现形式，人们的思想激烈碰撞，社会矛盾凸现，不能不引起足够重视。这恰恰是提出建设和谐文化的深层原因。郑功成教授明确提出当下社会中的“十大不和谐因素”，即：一是贫富差距在持续扩大，二是劳动关系日益失衡；三是乡村流动人口与城市固定户籍人口之间的利益冲突仍在扩张：四是城乡之间发展失衡；五是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六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失衡；七是效益与公平失衡；八是用经济发展与政治、法制发展失衡；九是人与人的关系不和谐：十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十大不和谐因素，说到底是两个问题，一是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二是利益不均，贫富差距扩大。

那么，媒介文化在其中的作用是什么呢?其中最主要的是发挥好媒体的舆论引导之矢的作用。舆论引导之矢要射热点、焦点问题之的。大多数人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性。比如。它们往往集中反映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再就是普遍性的特点，有许多热点、焦点问题，往往会由一些突发事件诱发出一系列连锁反应，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往往超乎人们的预料。一旦处置不当，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在引导舆论中，要善于把握好舆论引导之“度”。“度”是一种事物的状态，同时又是一种重要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提出的“过犹不及”的思想，讲的就是“度”的问题。曾指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热点、焦点问题的引导，都有一个度的问题。有些时候，今天是热点、焦点，明天可能就不是了，今天不是，明天可能就是了。因此，要善于从共性中找个性，透过现象看本质，经常不过断地去琢磨，精心策划。防止片面性。做好舆论引导，要深刻理解同志5月20日在人民日报的讲话中指出的，“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证人民的知情权”；“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数字说话。”；“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

3建设一个创新的媒介文化

对我国人民来说，过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都非常简单。大家生活在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一大二公的集体所有制下。社会不可能为每一个人的个性发展提供多少条件。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为我国人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生产形式和消费内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元价值并存，个人意志有了更大发展空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新闻媒体面临三个“前所未有”，即：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前所未有；人们的思想活动日趋活跃前所未有；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的快速增长前所未有。集中到一点，就是社会文化供给与人们的巨大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媒体形式增多了，从作为主流媒体的党报，直到晚报、早报、都市报、专业报、时尚报、免费报等，广播电视、数字通讯、网络、新媒体不断涌现。特别是网络虚拟环境，对传统的新闻理论更是提出了挑战。从媒体的运转模式上看，由以往的行政拨款支撑媒体运转，到现在把媒体推向市场，许多媒体实行事业化编制。企业化管理。

媒体受众已从过去的免费信息享用者，成为当下媒介信息的主动消费者，从过去单一的你登我看、你播我听、要我看、要我听。到现在的可看可不看、可听可不听、爱听不听、爱看不看……，由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特别是媒体受众已从过去的大众化消费，转变到今天的分众化消费、小众化消费，受众使用媒介的方式也趋于多样化。即时通讯、流媒体、博客与播客、短信、MP3等，均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受众的喜好已经成了决定媒体生存的核心要素，受众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媒体上帝。

从体制上。媒体已从过去的事业单位、事业性质，转变为今天的企业单位、集团性质、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从职能上，媒体已从过去的宣传本位、教育本位，向服务型功能转变；从过去的“护”、“褒”，转变到现在的宣传引导与舆论监督并重。特别是加入WTO后，给我国的媒介市场带来根本性的变化。我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资格“入世”的，在“入世”谈判的过程中，尽管我们没有专门就新闻传播事业特别是报业、广电等方面的开放，做出任何承诺。但中国已经“人世”，中国报业已经“人世”，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必须做出积极的正面应对。

新闻领域里面出现的许多新变化，使得它所彰显出来的已不再只是一门单纯的学问或学科，有时甚至更加世俗化了。比如，新闻更带有：一种突出的功利性；一种更大的意志性：一种太多的包装性：一种极强的工具性：一种背反的异化性；一种渐现的失落性等。新闻明显的成为党派斗争的舆论工具。信息已越来越被控制在政治精英们的手中。现在，媒体已经成了政治家和政府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包括一些发达国家的民主，也因媒体的这种工具性而堕落。政治家们都非常在乎媒体对政治事件的反应。笔者以为，今天的新闻正经历从“无我”到“有我”，由“传”变“源”这样一种转化。过去一段时间或者在几年前，大众传媒仍然是社会公共舆论的主体。今天，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手机短信时代，草根民众已经在社会公共舆论中扮演起重要角色，不管你承认与否，由过去那种大众传媒登高一呼，主宰社会公共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的大众传媒在主导、引导公共舆论方面。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今天的媒介环境称之为“后大众传媒时代”。

新闻客观性受到严峻挑战。客观、公正，是新闻的本质与准则。但是在今天，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新闻的客观性均受到严峻挑战，具体反应在以下诸多方面。比如：新闻人物报道中的欺骗性；媒体发展中的经济依赖性；利益集团对媒体的制约性；受众对新闻时效普遍要求；政治事件中的价值冲突性；政府机构对新闻报道的监控等。

在这种情况下，媒介文化必须创新。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创新体制。比如：在创新体制方面，以往我们是计划经济，事业单位，不存在一个自己养活自己的问题。现在是市场经济，要自己养活自己。既要担负起党和政府喉舌的职能，又要在市场的机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与发展的途径。因此，从体制、机制上要创新。比如近年来成立的报业集团、广电集团、文化产业等。在创新形式方面。不管是广电还是报纸、网络，受众的品位在不断提高，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供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媒介文化要在满足人们日益增强的文化需求上下功夫，包括媒介质态、形态等方面。

这种创新的媒介文化必须以人为本，只有以人为本才能形成不竭的创新能力。今天的媒介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受众消费文化，受众是否消费，爱看不爱看，爱听不爱听，爱买不爱买……，受众真正成了媒介文化生存发展的衣食父母。在思维模式上，要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在产业模式上。要从平面媒体到数字内容；在管理模式上。要从事业法人到企业法人；在竞争模式上，要从同质竞争到策划竞争；在发展模式上，要从规模竞争到品牌竞争；在话语模式上，要从灌输说教到平等传播、从概念套话到陈述事实、从官腔官话到亲民近民、从长官意志到公共话题等。尤其是对主流媒体来讲，要克服党报党刊边沿化的倾向，回归主流，充分利用核心资源、独家资源、传统资源，彰显权威。

媒介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任务，非一朝一夕，必须不断创新，不断赋于它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点、时代特色。“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只有这样，媒介文化才能在小康社会中的和谐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做出较大贡献。

摘要十七大提出建设和谐文化，媒介文化对此负有神圣的责任与使命。对此，要充分认识媒介文化的文化意义、政治意义、经济意义、社会意义、民本意义、权力意义。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公信力强、文明和谐、与时俱进、富有创新力的媒介文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重要贡献。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从媒体发展历史来看，媒介的每一次发展都直接推动社会文化形态的变更。而每一次媒介文化形态的变更，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媒介文化形态的更替还带来了媒介内部文化格局的适应性调整。在媒介生态系统中，每种媒介形态根据其特点，都占据自己的生态位，共同支撑起整个媒介生态，以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每当一种新的媒介形式出现、发展，它必然会长期影响其他一切形式的发展，旧的媒介也会在竞争发展中蜕变出新的媒介，从而形成共同演进的局面。“纵观历史，世界传媒业经历了由报纸‘一枝独秀’到报纸与广播‘并驾齐驱’，再到报纸、广播、电视‘三足鼎立’，然后是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四强相争’，如今又进入了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各种媒介形态相融共生的‘多媒体融合并存’发展阶段。”媒介融合指当前各种媒介呈现出的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具体来说，在技术上，数字化、网络化使文字、图像、视频、音频等形态的媒介内容都可以转化为数字形式来传输和存储，并依托互联网在同一平台上呈现，从而模糊了不同介质之间的物理界限，统一为某一数字终端的“融合媒介”；在市场上，媒介融合使原来分立的媒体之间、广播电视与电信业间呈现市场边界消融、日益一体化的趋势，媒介集中化的趋势加剧。媒介融合给各类媒介的一体化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但是一体化又蕴含着同质化的极大风险。媒介融合形成的“杂交的媒介生态”，打破了媒介之间原有的边界，使他们无法简单地概括与区分。比如，过去电视台主要提供声像，而在网络化、数字化的媒介平台上，所有采集的信息被电子化地分解为更便利快捷利用与再利用的信息，电视新闻可以同时出现文字、声音和移动图像不同组合的多种形式，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媒介彼此间身份意识模糊，同质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电视的内部，电视形态日益分化也改变着其在大众心目中的既有形象。如手机电视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业务聚合于手机移动终端，携带方便且集通讯与传媒特性于一身，成为了理想的个人信息终端；IPTV（网络电视）则融合网络与电视媒介，可直播或点播音视频节目，并进行即时互动，还可享受网络游戏、订票、缴费、查询信息等电子商务服务，是理想的家庭信息服务终端。人们惊呼“电视不再是电视了”，电视作为现代文明的记录者和见证者这一文化身份在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已经日益模糊。

二、电视文化当代认知中的几个维度

目前，电视仍然是人们了解大事件的主要渠道，是影响力最大的“第一媒体”。但是，电视媒介如何从媒介融合的趋势中，克服同质化的危险，弥补形态分化的不足，进而通过自身的有效传播，凸现自身的文化身份，从而在文化自觉的实践中还原并重构甚至超越自身在大众中的印象，需要从电视文化的角度确立如下几个维度。

1.大众文化的代表者

在当代媒体融合的语境下，电视以直观的影像画面和电子媒介的制作、传播方式给观众构筑了一个日常生活环境中的“第二重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已经完全突破了电视的原有局限而进入千万普通家庭生活的概念，变成了以人的活动时空为转移的完整意义上的第二空间。手机电视、网络电视、移动电视无不如影随形地与现代人的工作、生活的点滴密切相关。它以影视画面语言为艺术载体，借助现代电子技术在广义的电视屏幕上幻化为逼真的视觉和空间的真实，呈现为影像“场”的多维的立体空间，这一时空通过电子光波直接送进了无所不在的人类活动，送进了观众日常生活的中心。观众在日常生活的自然状态中参与观赏，参与审美，甚至参与了制作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全媒体时代，作为一种审美文化形态，电视的独特之处首先来自于它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直接联系，从根本上说，电视已经日益成为现代高科技催生的一种将艺术融于日常生活习惯与生活感知的文化行为。因此，电视文化成为了全媒体时代的一支突出的文化力量，在精英文化、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交互作用的整体文化环境中，确认电视文化的身份，首要的就是要认定电视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者。

2.精神文化的倡导者

当然，大众文化本质身份的确认，并不能排斥电视文化本身的审美创造。当代中国特定的审美文化语境、特定的国情和体制又决定了中国电视文化，并非单纯的大众文化文本，而是现代大众文化与国家主导文化以及社会精英文化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被赋予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他者文化的中国特色的电视审美文化面貌。此外，按照文化三分法的论述，从内在来看，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分为精神、物质、制度三个层面。其中精神文化位于文化的内核，起着关键的作用。电视文化也不例外。因此，无论是宏观的环境还是内在的分析，电视媒介的第二个文化身份，应该是精神文化的倡导者。尤其是在全媒体时代，媒介技术日益发达，受众的市场日益细分，更需要强调精神性对物质性的警惕与超越，对制度性的选择与突破。

3.地域文化的守望者

在媒体融合的当代背景下，人们了解外在世界的方式日益多样，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对于扎根于日常生活实践的人们来说，全球拼贴式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舶来品和娱乐品被消费的，倘若要使全球文化真正在道德和价值意义上被本土人士接受和参与，它必须与本土的价值观结合并对其进行叙述，才能使相对遥远的事件和问题找到本土的意义关注点。因此，从国家文化战略的角度出发，电视文化还应扮演地域文化的守望者这一身份。当然，地域文化在这里有两重含义：在国际、国内比较中，地域文化强调的是国内传统文化；国内地域比较中，凸现的是多样的、丰富的特定区域的文化。电视媒介通过对独特的民族风景、传说与环境、历史与现实的表现和重新创作，传达出独特的民族历史感和命运感，促成了人民对地域文化的认同。

三、电视文化的当代教育传达

当前，经济全球化、传播网络化、媒介数字化等趋势不断加强，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电视文化的身份承受着多样的冲击，需要重建新的文化架构。如何有选择地吸收外在媒介文化的精华，如何有效地把握内部裂变所带来的文化撕裂，需要我们从电视文化的当代传达中所确立的精神立场，采用的表达方式和叙述模式入手，予以一一理清，从而有效发挥其基本的教育功能。

1.平民化的精神立场

在全媒体时代，电视经由多种传播方式进入寻常百姓家庭，深入社会各个角落，面向最广泛的大众，因而，其“民间艺术”的特征日益明显。当前，尽管受到了新媒介的冲击，但相比较而言，电视因其最接近、最方便，以及影像语言的直观、易读和类似于“说书”方式的娱乐世俗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内涵，成为了最广泛的世俗民众文化娱乐的首选。从电视媒介“深度介入生活”的审美特质来看，电视具有十分明显的私人化空间色彩，这种色彩推及开来就是个人的—家庭的—民族的，它最喜欢也最善于通过一个个“个人”来体现其内涵。当前，电视成为了一种日常化、家庭化、真正深入“民间”、走进大众的审美文化新样式，并被赋予了电视将艺术行为融于日常生活习惯和生活感知的极具渗透力和普泛性的文化品格。

2.多元化的表达方式

媒介融合意味着对同一事实的多种不同观点的多样集中传达，电视文化的传播需要适应多样的表达，并从中确立起自身的主体价值。在全媒体时代成长起来的新媒体不仅分流了传统电视最具购买力和成长性的受众，而且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的民意空间。从长远来看，伴随着全媒体成长的一代，将对传统电视的单一产品形态、单向传播方式、大众化的传播内容无法接受，多媒体形态、互动传播、个性化服务将成为新一代受众心目中的媒体标准。因此，电视文化只有针对特定的受众，开展传播对象的细分，采取多元化的表达方式，构建起具有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传播格局。

3.本土化的叙述模式

当代媒介对时空的突破，有利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传播，也使得本土的特定文化类型饱受冲击的危险。从现实的情况看，本土文化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层面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但属于文化深层结构的精神传统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力量，保持着自己的历史延续性。从现实情况看，各媒介文化日益强调对地方性的定位，突出表现就是各国新闻日益走向本地叙事。在我国，《南京零距离》等成功的民生新闻被各地电视台争相复制，也表现出媒介以接近性争取受众的取向，地缘、血缘和传统制定出人们优先关注的议事日程。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I．“赛博文化”的兴起及其同原有媒介文化的联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特网在世界范围的迅速发展使网络空间逐渐成为人类文化生活展开的崭新场所。“赛博文化”／“网络文化”的概念因而开始出现。有关资料表明，“赛博文化”的概念同“赛博空间”的概念分不开，并且是在“赛博空间”的概念出现后出现的。最早使用“赛博空间”（cyberspace）一词的，是加拿大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Gibson）。1984年他在科幻小说Neuromancer中首次使用了“赛博空间”一词，塑造了一个将电脑直接联入大脑的主人公，描绘了一种电脑联网把人、机器和信息源都联接起来的景象，昭示了一种社会生活和交往的崭新空间。此后，以cyber为前缀的词汇迅速流行。与此同时，因特网的迅速发展，使网络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图景不再仅出现在科幻想象中，而是也开始出现在现实中。20世纪90年中、后期，伴随着因特网在全世界的扩张，一些网上的文化娱乐形式纷纷出现，吸引了爱好新潮的上网者。这一现象，引起了传播学研究界和教育界对“赛博文化”／网络文化（cyberculture）的关注。

到今天，“赛博文化”／网络文化对于经常上网的网民来说，已是一种确确实实的存在。对他们来说，网站上的娱乐频道／板块、随意轻松的网络文学、色彩缤纷且闪动不停的Flas、生动诱人的网上电子游戏、别具一格的网络广播和网络电视、互动式的视频点播等，已非陌生的事物。电脑网络显然已成为全新的文化载体。对于条件具备而已上网的网民来说，网络正在渗透进其文化经历，融入其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不仅可以通过在网上冲浪享受多样化的文化作品、游戏娱乐，而且可以通过上网同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进行可视电话交谈、发送贺卡完成节日礼仪，通过鼠标一点完成商务通信，通过访问政府网站了解政务信息、享受电子政府提供的便利，通过到BBS上贴帖子表达自己的意见……虽然，由于目前在世界上许多因特网普及率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网络尚未真正渗透到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因此，这些网络上的文化形式（传媒网站和参与网络新闻传播的商业网站是提供这些形式的文化内容的重要生力军）还没有能像传统的媒介文化形式那样广泛融入社会公众的文化生活。但是，它们在网民一族，尤其是在天然地对新生事物特别敏感偏好的青少年网民中的流行，毕竟标志着因特网和网络新闻业介入社会文化的态势，已经出现。在那些因特网的普及率已超过25％和普及率甚至已接近或超过50％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因特网和网络新闻业介入社会文化更是已成现实。

试以因特网的发源地美国为例。根据以研究因特网著称的美国Pew研究中心（）2002年12月29日的题为《依靠因特网》（CountingontheInternet）的研究报告，美国网民已占全国人口的60％，40％的美国人上网已满3年（以上），因特网在美国已成为一种主流的信息工具。21％的美国人透露他们在从事各种任务时在很大程度上仰仗因特网。①可见因特网已渗透到美国公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我国，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十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提供的调查数据，2002年12月底我国大陆网络用户数已达5910万，虽然在我国13亿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仍然甚小，但鉴于按年龄分布，30岁以下（包括30岁）的用户占71.9%（18岁以下，17.6%；18－24岁，37.3%；25－30岁，17.0%），网络在热爱新潮的我国青少年中的影响不容低估。一些研究者在大中学生中进行的有关网络文化与青少年的调查显示，网络正在融入他们的生活。例如，根据2001年5月杭州市学生联合会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对杭州市区中学生接触和利用网络的调查，42.2%的杭州市中学生几乎每天上网；51.2%的杭州市中学生网民承认因特网已经多少改变其以往的生活方式。就他们对各种网络功能的使用而言，使用率超过50%的功能有网络游戏（62％）和聊天室（54.4%），电子邮件的使用率则达到48.6%。②又如，一家网站于2002年5月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进行的有关校园网络文化的调研发现，59%的调查对象认为网络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还有的调查对象甚至认为网络几乎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可见在交大，上网正在变成大多数青年学子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他们一般如何度过在网络上的时光呢？调查对象中选择“与朋友聊天，互相沟通联络”的达55.5%；选择“时事新闻”和“娱乐”的双双达52.5%。③网络对校园文化生活的渗透，由此可见一斑。

网络的崛起，给文化的传播增添了一种全新的载体，但是载体的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其承载的信息及其表达形式，这些绝不会在一夜之间凭空冒出，而是不可避免地会以过去的文化积累为基础。美国著名新媒介研究专家罗杰·菲德勒（RogerFidler）在《媒介形态变化》中把“连接过去”视为新媒介成功进入社会应用的重要因素之一，把跨跃“熟悉”的桥梁，看作新媒介发展的必经过程。他指出：“在人类传播系统历史中，新的形式如果缺少同先前或现存的形式的密切联系，就很少能得到采用。……传播媒介的现代形式也表现出类似的模式。”④在他看来，“新媒介的成功形式就像新物种那样，并不是无中生有地突然冒出来的。它们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传播发展史上的许多事实都可印证其观点，印刷同书写的联系，早期印刷报纸的样式同手抄新闻信和新闻书式样的联系，影视同摄影、录音、文字语音的联系等，都展示了传播系统、传播形式沿革过程中的新旧联系。网络和由网络承载的“赛博文化”的发展也不例外。从因特网在本质上而言依然是符号世界依托的载体的角度来说，“赛博文化／网络文化”可说也是“媒介文化”的一种。它与原有的传统“媒介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特网的诞生所催生的一系列崭新的文化形式，如上述提到的网络文学、Flas、视频点播、网上电子游戏等，都并非全然从虚无中突然冒出，而是包容了过去的传统的文学、动漫、电视节目、游戏等文化形式的某些方面，大众传媒（尤其是广播电视）的许多提供文化娱乐的做法，都为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从更大的方面来说，以多媒体电脑为信息传输的出入口的因特网本身，融合汇聚了（电子）通讯、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特点。当然，在网络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的不同形式相比，后出现形式倾向于凸显网络特点的程度较大些。例如，将较早出现的网络文学与较晚出现的Flas相比，后者不同于传统形式的成分显然较前者多。

“赛博文化”同原有的传统“媒介文化”的联系还表现在前者对后者一些特征的传承上。从阶段“赛博文化”的发展状况来看，我们认为，它已经显示出继承了乃至强化了既往的“媒介文化”的轻松娱乐化与多样化特征。而就大众化／平民化来说，网络作为创新事物在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普及率，使之尚没有像传统的大众传媒那样在全世界深入到社会下层中，而真正走向大众／广大平民是文化的大众化／平民化特征的应有之意。但是，目前影响网络文化在世界各地广泛走进社会下层的原因（撇开经济实力等因素不谈），就网络本身来说，并非由于网络承载的文化从内容上来说主要是精英化的或者说阳春白雪式的（事实上在所有用户都有可能成为传播者的因特网上，精英化不可能成为其文化内容的主流特征），而是由于网络在使用技巧／技能上“准入门槛”尚较高：既不像电视那样简单到人人一学就会，也不象印刷传媒那样已经通过文字知识在历史进程中的普及而不成问题；网络的操作技巧要在世界各地为广大公众尤其是下层社会成员掌握，尚须经历一个普及的过程。但是，网络文化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孕育着走向大众化／平民化的趋势：（1）鉴于内容的通俗化，享受“赛博文化”并非在内容上高不可攀；（2）网上海量的文化信息和网络传播的全球化、互动化、个性化特征使参与网络文化交流魅力很大；（3）因特网用户规模的迅速扩大使网络文化的潜在受众规模日益扩大；（4）电脑软件技术的发展已经一次又一次使操作简单化。从发展趋势来看，电脑和网络使用技能有望不断简化，而且电脑和网络应用技术课程的普及正在使这些使用技能走向普及，从而使网络的技术“准入门槛”降低。

II．“赛博文化”／网络文化的显著特征

网络网文化诞生后，其同传统的媒介文化的关系中既有对后者特征、表述手法等的传承，又有对后者的突破。由全新的电脑网络载体承载的“赛博文化／网络文化”已开始形成既往的文化形态不具备或不明显具备的一些特征。

首先，开放性是“赛博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之一。“赛博文化”具有向全球用户开放、向各种文化形式开放、向各种文化间的交流开放、随时开放的特性。作为全球性的传播载体，网络使人类精神交往活动——信息传播活动以及由此相伴随的物质交往活动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国际化。在因特网出现之前，传统的大众传媒虽然从内容上来说当然参与了世界信息沟通，但是从信息范围的角度来说基本上都是地域性的或全国性的传播系统：印刷传媒一般是地方性的或全国性发行的，广电信息的大都也没有超越国界。虽然卫星电视直播的兴起意味着超越国界的电视节目播送，但是毕竟卫星直播电视只是电视中的部分，而且卫星电视的“落地”需要“准入”，对此进行控制相对容易。所以传统的大众传媒称不上是全球性开放的传播系统。而因特网则是连接世界各地用户使之共享网上信息资源的传播系统，是面向全球的开放互式电脑网络。在因特网上，信息交流的时空限制在最大程度上趋于消失，因而，因特网就同全球化的交往活动的普遍化相伴随。在网络传播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赛博文化”/网络文化也就具有全球共享的特点。各民族国家的文化都有可能在网上得到展现和交流，这使网络文化具有融合不同的民族国家的文化特征的潜能。当然，在各国发展和力量不平衡的现实条件下，这也为强势文化的“入侵”弱势文化，提供了方便，对此发展中国家理当引起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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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多层次、多层面的聚合和复合，是“赛博文化”的又一不同于既往的文化形式的特征。在因特网上，呈现文化内容的符号形式是复合的、聚集图、文、声、像于一体的，而且人类不同层次的精神交往活动都可在因特网上聚合，人们并可仰仗因特网这一复合型传媒进一步从事以各种交往实践活动为核心的行为（如网络游戏、网上投票选举等）。在电视大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曾经提出“地球村”的概念，认为伴随着电子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发展及其应用的日益广泛，人们通过电子传媒“重新体验部落化社会中村庄式的接触交流”，世界范围的信息传播日趋方便迅捷，人们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地球仿佛紧缩成了“地球村”。在因特网迅速崛起的今天，当我们将因特网同电视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最能验证“地球村”概念的，是因特网而不是电视。电视虽然能够图声并茂、生动逼真地将世界各地的动态等呈现给广大公众，但电视作为大众传媒却无法用于“地球村”的“村民”们相互之间的人际传播。而因特网则兼收并蓄了人际通讯手段如电话、电传、书信等等和大众传媒的某些成份，可以同时做到上述两点。网民们，就其日常的精神交往活动（不论是何种层次的）都能在世界范围展开这一点来说，是最典型的“地球村”村民。

交互主体性的地位在各个层面的凸显，是“赛博文化”的又一显著特征。因特网技术的交互性／互动性为网上交往活动中主体间的交互／互动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基础。在因特网上，多元的、多层次的主体――不论是个体的网络用户还是作为机构／组织的网络用户还是网络媒体机构，都是处于不断互动的网上交往过程中的。“赛博文化”/网络文化是由这些主体在体现交互主体性的各个层次的传播互动中共同创造和分享的。当然，互动／交互性本是交往活动中的应有之意。但是，在以大众传媒为中介的精神交往活动中，反馈较弱以及传受角色分工明确、固定等局限性使职业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在传播决策中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交互主体性难以得到很好体现。而在因特网上，不仅是电子邮件往来等人际传播层次的交往活动中交互主体性处处凸显，而且即使在面向所有网民公开的传播活动中，传受之间的互动、多元的受众主体间的互动也是重要的特征之一，交互主体性的地位在这一层面也凸显了出来。当然，应当承认，参与网络传播的所有主体也都是处于现实社会中的，在现实社会尚未进入真正人人平等的理想的社会形态之前，交互主体性地位的跃升并不意味着各类主体的力量的完全对等。在网站与网民的关系中，网站仍然是主导的方面，在决定其文化内涵方面显然具有主导作用。虽然网民也可以在某些网站上建立网页，在电子论坛上贴帖子，但网站对其依然可以进行管理。而在正常情况下，网民则显然无法擦掉网站各内容频道／板块中的内容。可是，如果将网民同传统传媒的受众相比，其主体性地位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其同网站、上网的各种机构以及相互之间的经常互动，也是确实存在的。

另外，当然还有人们讨论得较多的网络空间的虚拟性，这也是网络文化的明显特征。在网上虚拟空间中人们可以仰仗数字化技术和网络的复合型特征，把各种交往行为和一些原本由实体／物质世界的人际传播相伴随的、但却无法通过传统的大众传媒进行的行为搬上网，这同以往传统传媒中的“媒介世界”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对虚拟性应有一个适度的认识。“虚拟世界”毕竟不等于实体／物质世界，毕竟还是有许多物质行动是不能虚拟地完成的。例如，在虚拟的商场购物，还是要等商品真正送到用户手中方能真正完成购物行为（而这一物流环节一般还是要在物质空间展开），否则虚拟购物就会形同虚设，像小孩子玩过家家时扮演吃饭到底填不饱肚子一样不解决问题。说到底，虽然网络带来了符号行为的拓展和创新，虽然在信息化时代符号行为的确日益重要，但符号行为毕竟不能构成人类行为的全部，不能取代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

由于网络传播尚不是一种发展成熟的传播形态，由于“赛博文化”尚是正在形成过程之中的文化，其特征的显现自然而然地也处于“进行”状态之中。传播学界应不断追踪这一“进行”状态，不断加深对网络文化的了解。

注释：

①PewInternetResearchCenter(2002).CountingontheInternet.获自网上，

④【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中译本，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页。

参考文献：

1．陈学明编著《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评述》，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93页。

2．电脑之家译网工作室《校园网络文化行调研报告》，2002年，获自网上，URL地址：

3．【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中译本，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4．孟建等《网络文化论纲》，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5．张咏华《大众传播社会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213页。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1大众媒介的快乐哲学与欲念刺激

人类社会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在温饱问题大体解决后，生命的意义成为重要问题。怎样填补生活意义的真空，成了一大问题。当代社会中有两股力量在力争填补这个空虚：一是推动消费、营造以消费为核心的人生观的商人；二是为商人的工作奠定基础的快乐哲学理论家们。快乐哲学的核心思想是人的行为的主要动机是追求快乐；而商人将追求快乐的手段引导到了扩大物资资源的消费上，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产生两个层面的解释：其一，人们不是在真空中选择商品，而是在特定的销售环境中；人们的购买在极大程度上受到销售环境的影响；其二，体现在个人身上的三种动机：(1)炫耀——人类消费的动机有所升华，但是消费早就成为、并依然保持为炫耀武器库中最重要的一支；(2)模仿上层阶级；(3)显示自我——体现在个体身上的消费动机，不仅为了显示和证明地位，也是为了显示和证明身份。大众媒介利用了这一哲学，并将欲念刺激作为吸引受众的主要手段，着眼于公众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需求欲望的创造，对物的符号意义的强调及其所营造的“消费社会”的氛围：(1)其改变传统的消费观念，宣扬人生应以享乐和身体感官的满足为核心，充分调动各种各样的视觉和听觉模式将美丽、浪漫、奇异等文化特性巧妙地与商品融合在一起，赋予了商品新的形象和符号。这种形象和符号不仅是包括物的外在形式，更包括暗示着价值观念、消费观念、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从而激发了人们压抑在内心追求自由和享受的欲望；在这种信息环境中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和满足。(2)建构消费意识形态，采用多重媒介手段，向受众传达特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倾向，引导人们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它们设定的话题上来，形成一种形式上的“舆论强势”。在这种强大的媒体宣传氛围中，大众媒体传播的消费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念便能够在潜移默化之中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媒体无形中为人们确定一个在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的中心生活方式：尽管媒体“客观”地向受众提供有关其它社会群体消费、生活方式的看法，但实际上还是在一个基本相同的社会环境境况和生活模式下，并最终形成一个基本一致的消费和生活式样。大众媒介在“调用人们的感官、本能作为赢得收视率、换取商业利润的资源，将商业逻辑运作深入到了人的本能、欲望的层次”的过程中，将文化逻辑与商业逻辑的冲突置于了一个微小的位置。于是，现代社会的文化改造，就在这种大众消费的兴起中，在目前来看被中低层阶级称为奢侈品的东西在社会上的扩散中，逐渐完成。难怪，Ewen在其《意识的领袖》中就提过：“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中，谁是意识的首领?不是政治家，不是无冕之王——新闻记者们；在今天的西方世界没有第二个意识形态，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消费；而它的首领不是政治家，不是记者，而是商人。”

2大众媒介影响下的青春亚文化

青春亚文化是指在当代都市文化环境下，以青年为文化主体的一种非主流文化活动。这种以“亚”姿态出现的文化，作为最没有历史负担、最活跃、最激进的文化因素在文化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席位。它的重要性正与其三个层面的“亚”属性密切相关：

其一，被动的“亚”含义。中国社会的青春亚文化没有形成独立运行机制，故不可能有其的合法位置：(1)作为前文化形态被压抑在社会正统文化体制下——其文化表现(形式、内容)都在正统文化(化)的禁锢之中；(2)其被正统文化(高雅文化)吸收、提炼、改造，丧失青春力度，软化成适合在正统文化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处于附属地位的文化表现。

其二，现代化进程中“亚”的另类含义。20世纪末期以来，中国展开现代化进程，“祖先崇拜”被“青春崇拜”所打破——以未来替代传统，以未定代替确定——这是一个走向未来无限发展的社会中必然的文化思潮。青春亚文化的这种特性，使得其在现代都市文化中更具有导向性和代表性地位，开始获得独立性与合法性。

其三，积极的“亚”含义。青春亚文化的合法性和独立，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而是动态的。它的内容和形式都保持着一种相对其他文化类型、特别是传统文化的“亚”状态：拒斥主流，不屑成为主流；大张旗鼓，却追求独立姿态。当其内容形式被主流文化、大众市场非常技术地利用、整合，并持续不断地主流化、大众化时，其便会自发地排斥非青春化或泛青春化的成果，转而去创造新的亚文化内容和形式，开始新一轮的反主流化及反流行化。这种以流行反抗流行、以时尚消解时尚的文化景观，集合了青春亚文化的三大显征：青春感性冲动，青春偶像崇拜，以及都市文化模式。其与大众文化在深刻的对峙冲突中又有着深刻的统一。

大众媒介充分利用了这种统一。针对青春感性冲动，大众媒介将青春亚文化桀骜不驯的姿态、青春躁动的不安收入囊中，尽情为他们展现一个充满欲望的“无限大社会”。利用其“对未来无限性和未定性的信仰和渴望”以及先天“对秩序和规则的反叛”，开始塑造出“极端神奇化、扩大化的青春形象”，将当代青春个体的欲望对象化、偶像化，以“青春偶像造神运动”去实现个人欲望的替代性满足。其以其强大而富有变化的制作手段，实现“强力”的魔弹，但同时，其又进行着偶像的否定和毁灭活动：不容许持续膜拜，不断以新的替代旧的偶像。这种替换游戏瓦解了受众的情感，刺激了受众的欲望，成功地将偶像崇拜替换把成媒介依赖和媒介欲望，这种受制于现代市场经济整体运动的文化商业活动带给当代个体和社会整体的并不是青春本身，而是青春亚文化自我剥离(非青春体验和自我表达)的负面影响。

3文化保守主义的媒介批评

针对这种消费主义、物欲(商品)时尚的盛行，文化保守主义的声音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延绵不绝。他们认为现代社会是高度功利的，物质的，而最优秀的文化应该是非功利的，所以现代社会要为精英文化保留园地，这些声音认为：大众媒介对目前令人担忧的文化选择机制应负起更多更有效的责任，并为寻求更好的机制而努力。

在全球金融危机等特定的背景下，人们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反思变得积极而广泛，并重新意识到以消费为核心的快乐哲学并不能填补生活意义的真空，反而会带来更多的空白和失落。虽然，从表面上看，大众媒介也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大力倡导者与执行者，但其毕竟主要只是以“代言者”的身份，并没有完全丧失应有的警醒。所以在这样的危机面前，大众媒介作为文化产业链条的其中一环，既有着经济实体策略上的改变，更多的却对文化选择机制的偏颇作出了反思，这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呼声暗暗吻合，虽然没有大声造势，却早露端倪——文化与反文化的相融，精英原则与大众原则的贯通，物质与非物质的并行。大众媒介的这种思考恰与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新阶层“布波族”以及其所带来的文化相对应。

三、布波文化与大众媒介的“布波”趋势

“这个时代高学历精英分子最大的成就，就是创造一种生活方式，既可以让人享受富裕的成功，同时又不失叛逆的自由灵魂。……这些受反精英教育的精英阶层，他们生活富裕却反对物质主义。……(他们)创造了第三种文化。高学历精英们并未主动去创造这样的融合，它是数以百万计想两全其美的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现在它已经成为主导我们这个时代的基调了。文化和反文化已经两相融合，要指出谁吸收了谁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波希米亚人和布尔乔亚人阶级已经彼此吸收了。他们从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所谓布尔乔亚式(bourgem’s)的波希米亚人(bohemian)。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布波族(Bobos)。”

消费依然是最集中体现这种新文化、新时尚的地方，但已与以往不同。布卢克斯归纳出这个新阶层在消费上的7项法则，并从中透视出布波族在消费上的两大特征：

第一，反物质倾向。主要体现在法则一“只有俗气的暴发户才花大笔的钱在奢侈品上。有教养者只会把大笔的钱花在必需品上。……花钱在炫耀性的展示品上是种罪恶”；法则五“高学历精英分子该摆出略低一筹的姿态。……拒绝地位的象征符号。……摩登的做法已经落伍了。……吸收受压迫者的文化。”

第二，对区别性的追求。体现在：法则三“花大把钱在任何有专业品质的事物上”、“必须在小事上力行完美主义”；法则四“原始质地最重要”；法则六“花大钱购买以前很便宜的饰品”：法则七“喜欢的商店是可选超乎其所求而不关心价钱等俗事的商店”。比如，不买名牌皮鞋，而买登山鞋，买价值4400美元的高级自行车，买世界上最好的拉取式淋浴喷头，圣诞树上挂着的是1930年的老式灯泡，请工人在石头地板上打出一些磨损的痕迹来，买法国特定土壤中生长的迷你马铃薯，等等。

布波族拒绝奢侈浪费，崇尚教养；在身为平等主义者的同时，又适度地炫耀自己的品位；讨论无负担的共同基金，尝试可以丰富心灵或能燃烧卡路里的健康法则；修复古迹、整理旧建筑、拯救旧社区、改造旧仓库，每三两布波族的汽车保险杠上就有一辆贴着“拯救……”；不强迫推销自己的观点或生活方式，相信没人可以掌握完整的真理，偏好容忍谦恭、与人沟通。这些靠教育养成的精英阶层，受过反精英教育“他们在大学读到的社会学告诉他们，消费主义是一种疾病”。无论到哪里，都试着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多样、更具启发性。

折射在整个社会的进程中，其意义不仅是一个新阶层的出现，也是一种新时尚，更是一种民主制在经济、文化上的表现机制的重新选择：将布尔乔亚的赚大钱高消费和波西米亚的崇尚精神而非物质的个性融合，兼有跻身于消费主义社会的实力和反物质主义的态度。只有二者相加，才构成这个社会的地位新标准：一个年收入百万美元的小说家，比一年赚五千万美元的银行家更加受到尊重。布波文化是非物质的曙光，将时尚从“商品化”中解放出来，转而将时尚的内涵延伸为态度、举止、装束(某种商品)的组合。这种新时尚中的物质含量没有此前的时尚多，它靠着很多非物质的东西来支撑——时尚中物质含量呈下降的趋势。

大众媒介，自然不会忽略这种文化价值选择的出现，它深刻地意识到：单纯的物质主义已经庸俗化，已经无法提升区别性的功能要求，正在失去生命力；而这种“把最典型的布尔乔亚阶级的消费活动变成最典型的波西米亚艺术、哲学、社会活动”的观念，虽然是渐进的，但必然导致消费社会最深刻的变化。如此，在大众媒介与消费主义的旧同盟并不松动的时刻，其已开始积极将这种“布波文化”渗透到自我的变革中。正如麦克卢汉所说：“任何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

而此刻，这“新的尺度”正是不可逆转的“布波”趋势。大众媒介定将在传达这种讯息的同时，拭目以待一个后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

摘要本文论述了大众媒介对文化选择机制的深刻影响，并指出，大众媒介代言消费主义的旧联盟，正被后物欲时代的新文化新趋势所影响，而这种影响，使大众媒介意识到共同寻求“更好的文化选择机制”的可能性，也对自身在新阶段的新发展有了新的展望，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纵观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现代性趋势：一是启蒙现代性，另一是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是审美现代性的根源。启蒙现代性高举着主体的旗帜，将理性权威化，追求个性、弘扬理性，带动了西方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转型。从鲍姆嘉通到康德再到黑格尔，启蒙主义者们不约而同地把审美活动看作理性认识的领域，或者理性活动的一个环节，理性在审美现代性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启蒙现代性为审美现代性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其崇尚理性、张扬主体的价值观念导致技术理性和功利主义的膨胀，压制了感性与非理性，这不仅妨碍了人的正常发展，还导致了人性的分裂和扭曲。最早对启蒙现代性进行反思的美学家是席勒，他把审美作为纠正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性分裂和扭曲的有效方式与人类获得自由、解放的必然途径。艺术中的唯美主义也是审美现代性反抗启蒙现代性的强烈体现，并率先提出了艺术的自律性原则。除此之外，象征主义、颓废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文艺思潮因为不满日常生活已被工具理性所控制、人性已被残害，以个性、感性、混乱、含混、非逻辑、不确定性、矛盾状态等为武器来对抗启蒙现代性的秩序、统一、理性、确定性和普遍性。作为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这两种现代性本是同根同源、互为补充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两种现代性不断按自身的逻辑发展演变，两者间的关系逐渐走向对立和冲突。20世纪，崇尚理性、张扬主体的现代性价值观念濒临严重的危机，前者以理性思考问题，范围包括工业化、都市化、信息化社会的出现，民族国家的兴起，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位置；后者认为启蒙现代性造成了精神生活的低俗化、平庸化、商品化、贫困化，反对物化与同一化的心智状态，谴责个性与想象力的丧失，反思价值的虚无与人的无根性，寄希望于艺术来赎救人类的心灵，认为艺术是审美现代性的典型代表。20世纪70—90年代，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出现就是对现代性的反叛，但是它与现代性又有着历史的必然联系，它不是一个时代而是一种态度；并且这种态度就扎根于审美现代性之中。后现代主义批判传统和正统，反对“科学的独裁性”，宣扬要有超越人类理性、道德和历史辖制的思想自由。反对全球性风格缺乏人文关注，排斥整体的观念，强调异质性、特殊性和唯一性。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造成评判价值标准的不清楚或全然模糊，社会理想、人生意义、国家前途、传统道德等在后现代主义的迷津中变得相当模糊和淡化，这就难免导致文化生态的失衡和社会大众文化素养的低俗化。

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对中国当代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渗透，以情感制作与“快适伦理”为表征的“后情感主义”审美趋向形成，当代社会正在经历“审美泛化”双向运动的质变过程，“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的社会需求，让当代艺术摘掉了头上的光环，逐渐转向日常生活。由于媒介传播技术与功能的融合，拓展了广告信息传达的创意空间，使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标新立异，丰富多样，呈现出多感官刺激和体验的多元景象。当代美学也面临着当代文化与前卫艺术的双重挑战，这场审美泛化的美学变革在保守者看来是一场地道的“美学危机”；而开明者则认为其实质是使高雅的、专门化的艺术美学日常化与普及化，当代的审美现代性打破了以传统精英艺术为核心的经典美学理论的束缚，传统的经典艺术的创造方式和审美批评理念也不再适用于新兴的大众文化或者大众艺术。这种局面本来是自启蒙主义思潮以来历代思想精英们渴望实现的理想，但是，这个理想现在表面上实现了，深层里却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尤其是这次变革的内在动力来源于市场资本和技术文明的控制，而非历代启蒙主义者所期待的大众的文化自觉或审美自觉。由于大众文化本能地追踪大众的文化消费心理，迎合大众的消费口味，以浅层次的商品平等原则替代空洞的教条说教，以紧张工作后的轻松原则参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以压抑意识的释放原则缓解社会的紧张，以自然淘汰的选择原则不断推动文化产品的更新，追求当下即得的瞬间或本能满足成为大众文化的主流。因此，媒介融合是一把双刃剑，大众媒介促生了审美现代性以及现代艺术样式的同时，技术和市场在文化领域的强力介入加快了当代文化泛化与审美泛化的进程，高雅文化的至高地位和传统研究的学科视野受到强大的冲击。如何平衡好立场与市场这个天平，在满足大众审美趣味的同时，不丧失大众文化的伦理价值以及媒介的尊严和守望？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二、大众文化审美现代性的当代重构

在中国当下文化语境下，对一个尚未完成的思潮状态进行描述，并把握其本质内涵及其可能的走向，确实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当代社会，市场成为传统意识形态最有力的解构力量，它以世俗化的方式解构经典，经典艺术的创造方式和审美批评理念不再适合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代需求必然促使经典美学的文化立场和理论视域做出相应调整，日常生活审美化及大众文化的审美研究便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当代美学既不能抱残守缺地固守已有的传统，又不能毫无原则地一味迎合大众的趣味，它应该体现一种新型的后人文立场，深入到人的各种生存活动中，以期强化美学介入现实的力度，化解人的精神困惑。从当代的社会学美学视角来分析，大众文化及其审美意蕴有其合法性的一面，新技术带来的视觉冲击和想象新时空，为经典美学带来了新活力。确认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转型意义与普遍价值，研究资本与媒介融合对大众文化发展的深层影响，剖析大众文化审美心理，重构当代审美理念，重新审视人类媒介融合背景下审美活动的精神特征和文化功能，发掘现代高科技带来的新型审美想象力元素和文化民主化元素，构建一个生态的现代大众文化系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大众进行消费的商业型文化或商品性文化，不是从大众中自发产生和主动接受的文化，大众并不是真正的主体，而是被动的客体。尽管大众文化中的媚俗艺术的“审稚病”不可避免地存在，但是它毕竟为人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认识的可能、教育的可能、休闲的可能、猎奇的可能及搞笑的可能。大众文化的审美化促成了审美与生活的双向互动和深度沟通，当代美学将关注点聚焦到普通民众的审美需求、心理诉求、趣味喜好、主体角色等问题上来，而不是像传统经典美学那样偏重于考察少数精英的创作心理、灵感想象、才能技艺、审美理想，从而在质的意义上大大拓展美学研究的视域，丰富美学研究的内容。当代美学要深入探讨审美与功利之间的双向性互动关系，探讨本能感性对于审美文化的深度建构功能，探讨如何以审美的形式回归、凸显、敞开功利基础的问题，而不是像传统经典美学那样偏重于考察审美对于功利基础的消解、净化、升华。成熟的大众文化文本应该既注重日常生活的感性体验又不放弃价值理性维度的意义追求和精神提升。现代大众文化是依赖现代传播实现的，互联网时代，一切都被异化着，所有原生态的文化都被新技术方式赋予了新的解释，媒介所拥有的可控制性和交互性对当代社会中的交往产生影响，移动互联网成为未来所有行业、所有企业、所有组织的新运行平台，个人与集体在媒介的影响下，对社会和整个世界进行描述和反思，延伸了文化在空间的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消解了传统媒介之间的边界，使各类媒介的广告表现手段和形式趋于融合。各类媒介之间失去了因信息符号、感觉通道、技术特质而形成的垄断优势，竞争的焦点不再是媒介固有的技术特性而是在信息策划和信息内容方面的比拼。此时作为媒介的互联网，不仅仅只是一个工具，而是逐渐发展成一种思维方式，互联网思维是相对传统的工业思维而言，具有碎片化思维、粉丝、焦点、快速、第一等特征，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

当然，无论媒介技术如何革新，无论市场如何风云变幻，媒介本身只是一种科学的符号，是一种特殊的、可控制的、历史的物质形态，最终服务的都是消费者；只有深刻洞察消费者，才能真正主宰市场。媒介融合造就了现时代媒介受众的消费心理风格和品位，这是进行文化传播定位时所要考虑的出发点与关键点。受众需求具有两重性，即差异性和相似性。一方面，受众的需求因性别、年龄、收入、居住、地点、文化传统及需求层次的差异而千差万别；另一方面，又有相当一部分受众在对传播的需求上、媒介消费上及生活轨迹存在着相似性或一致性。新媒体传播呈现出用户主导和市场调节两大显著特征。大众传播的首要任务就是承认差异，尊重个体，做到细分目标受众群，找准媒体自身的定位，放大新技术特性对受众需求的切合点。大众文化传播是一个完整的创造性过程。传播不在于叫喊声有多大，而在于叫喊的内容。媒介融合使单向传播被双向互动传播所替代，大众传播向小众体验至上转型。碎片化的消费者会出现在他感兴趣内容的平台上，去搜索其关注的人性化内容。大众文化的创造要从两个层面加强，一方面，从文化内容生产者和创作者来说，应加强自身人文艺术修养，探索多元化表现元素和互动的媒介形式，在科技和人文的交汇点上找到自己的坐标，敢于跨界融合，协同创新，将传统二维静态、三维动态与现代多维的、互动媒介相结合，将文化精神与视频内容有机结合，做到艺术、科技与商业的完美融合，让流通的商品具备可赏性，即建立在可信度基础上的可加以鉴赏的审美品质。另一方面，从接受者来说，消费大众如何具备识别和享受艺术的素养也是一件最要紧的事情，当代美学要洞悉公众的艺术素养在艺术活动中的新的主导地位和新的主导功能，当代的审美与艺术研究不再是艺术的审美品质而是艺术的公赏力，应该把研究重点真正放到公众的艺术素养及其培育和提升上。可见，泛审美不是低俗，而是从个体出发的主动的审美亲近。审美活动是对于审美对象的直观感受、鉴赏判断、情感交流和智慧感应，大众文化是一种特定场景的符号，是一种流行时尚、文化和生活方式，这场审美泛化的美学变革是文化泛化大潮中的一个缩影，是美学自身对日常生活艺术化的理论应变。调整了视野后的新美学，应该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为立足点，为新时代的文化变迁提供一种合理的理论支撑，并进一步提炼其中蕴藏的审美新经验，使之凝聚成人类文化精神发展的内在动力。

未来的大众文化传播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技艺，而是要有效地传递一种思想和精神，一个迷失了文化的国家是很难建立起民族的自豪感和荣誉感的，因为未来传播竞争的焦点不再是媒介固有的技术特性，而是文化竞争力和话语权的竞争。媒介融合背景下大众文化的审美现代性研究将继续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更宽阔的视野去关注当代人的生存状况，追问生命的价值，探索生活的意义。只有认真彻底地分析和解剖，加以批判性地引领，重建人文精神，并将这种精神内涵重新注入流行的大众文化之中，才能构建真正代表普通民众的原生性的大众文化。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手机作为当代人们的主要通讯工具，其传播学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分析手机媒体，并将其与传统媒介进行比较研究。本文重点研究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通过对手机媒体的研究进一步提出手机作为大众媒体体现“媒介补偿理论”本质，并探讨手机发展的趋势。

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已经会自觉利用结绳等活动来传递、交流信息，到了纸质媒介传播时代，信息交流已经突破了疆域的限制。电子时代的到来，无疑更加迅速地推动着传播业的发展，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的运用和普及，使人们可以跨地域、跨国度乃至跨洲际地进行信息的传递和接受。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普及，以接近于实时的传播速度和强烈的现场目击感把遥远的世界拉得更近，人类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部落化，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新的“地球村”。尽管电子媒介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新媒介的出现似乎大有取代传统电子媒介地位的架势。新媒介是计算机技术、卫星技术运用于传播事业的结果，在互联网时代，电脑已经被公认为“第四媒体”，“第四媒体”几乎把人类之前一切媒介于一身，开创了一个与物质世界迥然不同的虚拟世界，人们成为受传于一体的主动的行为体。人类传播媒介的发展到此似乎已经完备了，这种理想的传播媒介是否已经停止了人类对更新更好的传播媒介的期待呢？事业并非如此，正在人们对互联网的讨论方兴未艾之时，手机这一新型的通讯工具横空出世。

手机(mobilephone,cellphone)是蜂窝电话的另一个俗称，手机从1980年代初推出，十年后迅速扩散到一般用户市场。蜂窝通讯是通讯与电脑结合之后能提供的多种服务之一。无绳蜂窝电话相对于现存有绳电话和无线电话的明显优势就是移动性增加和功效增大。美国着名媒介理论媒介家保罗·莱文森把人的功能分为说话和走路，之前的媒介，即便是强大如电脑这样的传播媒介，几乎把之前人类一切媒介的优势集于一身，但它也没能彻底地解决人类随时随地接收、传达信息的困难。直到手机的出现才从根本意义上把人从机器跟前和禁闭的室内解放出来，过去的电子媒介绝大多数时候是在单向地发送或接收信息，从来没有一种媒介将人的“说话”和“移动”功能整和起来，直到手机的出现才完美的做到了这一点。有了手机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说话和书写、虚拟世界和物质世界任意选择其一，可谓鱼和熊掌都可兼得。

手机在很好地弥补了电脑不足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完善，在和互联网结合后，手机更是体现出它胜过电脑的优势，和旋铃声更加人性化、个性化，既悦耳动听，又避免在公共场合竞相查看是否是自己手机响的尴尬；发短信使人们在接收处理信息过程中不必“说话”，即保护了隐私，又节省了话费；收发电子邮件的功能使人们摆脱个人电脑的束缚；摄像功能使人们能够抓拍并即时把瞬间形象发送给他人；而新型手机甚至可以下载和播放歌曲及电影，几乎囊括了MP3和电影的功能。由此可见，手机几乎把先前一切媒介的功能集于一身，手机更是把电脑的优势自然的承接过来，并更好的弥补了电脑的不足。难怪有人说如今的手机早已超越了作为通讯工具的功能，它还担当起了“第五媒体”的重任。尽管曾经有人质疑过“第五媒体”的说法，但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使手机的媒体功能越来越凸现出来，随着3G时代的到来，手机的这些功能将得到更加完美的演绎。仅就中国而言，伴随着全国第一家手机报的推出，打开了手机进入媒体行列的大门，之后的手机小说、手机电视、手机电影、手机动漫、手机广播等接连不断地出现，手机在不断地寻求和他媒介的结合。它就像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口袋，吸纳了传统媒介的众多精华，并正在凭借自身的先进技术优势整合出一个全新的媒介。

保罗·莱文森是美国着名媒介理论家，他在《数字麦克卢汉》一书中提出了“补偿性媒介”（remedialmedium）这一理论：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一种补救措施，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媒介补偿理论”为我们研究媒介历史以及媒介理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媒介的发展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对信息、知识、内容有强烈的反作用，它决定着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媒介形式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人类历史，媒介塑造和控制人类交往和行动的规模与形式。这就是着名的“媒介决定论”，其本质是“传播的主导性媒介影响历史性社会的发展”。

1979年，莱文森提出了不同于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的“人性化趋势论”。莱文森认为，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而“人性化趋势论”的提出正是建立在“补偿性媒介”理论的基础之上。他在《数字麦克卢汉》里面说：“人是积极驾御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在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这种媒介演化理论可以叫做一种‘人性化趋势’的理论”。“人性化趋势”理论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认为，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人性化，技术在模仿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不难看出，“人性化趋势”理论在于说明人们可以选择和发展媒介和技术，用以维持生发展自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媒介发展到今天，“第四媒体”互联网方兴未艾，手机，被很多人认为的“第五媒体”正粉墨登场。手机对于互联网的优势不言而喻，以往依赖电脑接收、传送的新闻、图象等信息，现在可以用手机来完成。麦克卢汉把电子媒介影响作用下的人类社会称作“地球村”，而真正把村民们从座位上解放出来的是手机，手机在握，“地球村”村民们就可以信步环游全球了。从互联网到手机，可以清楚地看到手机对于它先前媒介电脑功能上不足的弥补，再反观媒介发展的整个历史，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正是对先前媒介的补救和补偿。

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或多或少代表了技术悲观主义，而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理论则代表了技术乐观主义，它强调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手机的运用和普及的确越来越人性化、智能化。然而，科学技术能不能始终在人的理性范围内发展，我们还得以手机为例，手机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同时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骚扰短信，摄像头偷拍别人的隐私等等。风靡2004年的国产电影《手机》的导演冯小刚就说过：“朋友和陌生人的手机声常常骚扰人，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产生疯狂的话语泡沫。”这部电影的原着小说作者刘震云也谈到：“手机像手雷，承载着太多的谎言，有可能爆炸，产生强烈的冲击波。”任何科学技术都是双刃剑，都有其为人服务，促进人发展的一面，但其潜在的危机也不容忽视。技术乐观主义是否正确，说到底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试金石来检验：任何新媒介、任何技术的发展是不是利大于弊。

注释

[1][美]保罗·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M],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陈龙：《现代大众传播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

参考文献

[1]匡文波，《论手机媒体》，《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3期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李维斯主义；批判范式；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分析范式；符号学；表征范式

自大众报刊的出现把人类导入到一个大众社会后，人们就从未停止对大众媒介的反思，其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大众媒介。我们知道，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主要是大众文化，因此，如何面对大众媒介的问题实际上主要取决于人们对于大众文化的态度。由于20世纪大众媒介的迅猛发展，学校教育也无法忽视其所带来的挑战，于是在学校中对学生们进行关于媒介的教育也应运而生。媒介教育在其多年发展的历史中，产生过多种多样的实践，迄今都未能产生一个统一的定义，其实践性要大大强于理论性，但如果择要而言，我们可以说媒介教育目标在于“培养更主动和更有批判性的媒介使用者”。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媒介教育先后产生过几种不同的范式，而这几种范式都建立在人们对大众文化的认知态度上。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对大众文化认知的发展如何导致了媒介教育范式的变迁。

一、法兰克福学派、李维斯主义与媒介教育的批判范式

大众媒介传播的是大众文化，但何为大众文化，在此首先要做一界定。英语中的massculture和popularculture都可以在汉语中译为大众文化，但严格来说，后者更准确的译法应为通俗文化，它强调的是为大多数民众共享的文化，是与少数上流社会所拥有的精英文化相对的概念。而大众文化则是大众社会的产物，是主要通过大众媒介来传播的文化。对于这二者的关系，有学者明确指出：“大众文化是通过大批量生产的工业技术制造出来的，为了牟利而向群体的公共消费者销售的通俗文化。”②由此不难看出，如果说大众文化仅仅是工业化大众社会的产物，那么通俗文化的历史要长得多，它自始至终存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如果说大众文化是一种为了牟利目的而生产的消费产品，那么正如汉德林所指出，通俗文化与民众所熟悉的日常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其文化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也存在着更和谐的关系。③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由于现代社会中通俗文化也多借助于大众媒介进行传播，这导致了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越来越融为一体，因而有的西方学者提出，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中，这两个词几乎同义。④本文在讨论中采用这一扩展后的现代大众文化概念。

对于大众文化最早进行深入探讨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20世纪20至30年代形成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院，后来由于纳粹分子上台，在德国实施法西斯统治，为了躲避迫害，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不得不流亡美国，并把学院也移至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这段痛苦经历也使得他们对极权统治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同时由于对纳粹政权操纵大众媒介进行宣传和愚弄民众有着切身的体会，因而对大众媒介的消极作用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到了美国后，他们进一步把政治批判扩展为社会批判，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工业”理论。在该派学者看来，大众文化是以大批量复制技术为基础的、通过大众传媒来进行传播的工业化产品，这种文化重复雷同，缺乏原创性，以盈利为目的，把文化变成了消费商品，缺乏启蒙与自主性的反思，把人变成了一种没有思考能力的“单向度的人”。同时，在更深一层，大众文化虽然也能满足民众的某些需要，但它却阻碍了他们更为根本的愿望的形成，文化工业扼杀了政治的想象力。⑤这样一来，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政治角度，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都是巨大的，对大众文化批判也成了一种必要的新的启蒙。

与法兰克福学派遥相呼应，在欧洲本土主要是在英国，同样也兴起了一股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潮流，但其切入点却与法兰克福学派截然不同。这批学者关注的是大众文化对人类真正的文化（事实上是他们眼中的精英文化）所造成的危害，其代表性人物是英国文学批评家李维斯（F.F.Leavis），由于其影响广泛，这股思潮日后也被称为李维斯主义（Leavisism）。李维斯本人受艾略特影响很大，他也同样对文化发展的近代历程持一种悲观态度，并且把这种文化的衰落归因于工业化。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李维斯认为文学承载着“生活”的价值，因而文学不单单是众多知识学科中的一门，而更是捍卫人类价值的集合点，是“对我们文明的意识（和良心）的中心”。⑥作为一名精英文化尤其是英国文学的坚定捍卫者，李维斯同样对大众文化的流行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认为这种文化是一种“标准化的与向低水平看齐的文化”，从而对人类的文化遗产造成危害，因而应该“训练公民去区分与抵制”。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李维斯主义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但其同法兰克福学派却有着重要的区别，李维斯主义认为大众文化会损害真正的文化，从而对社会权威造成危害，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重点则是社会权威如何利用大众文化来操纵民众；李维斯主义认为大众文化盛行会导致一种混乱的无序状态，而法兰克福学派则认为大众文化能够维持社会权威，他们看到的是这二者中的一种和谐。

不管怎么说，无论从什么角度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都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作为大众文化载体的大众媒介的看法，由此也影响到媒介教育范式的形成。由于最早的媒介教育实践主要是在英国，因而受李维斯主义的影响最为直接。李维斯和他的学生汤普森早在1933年就出版了一本名为《文化与环境》的著作，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在学校教授大众媒介的建议，并在书中采用了一些从新闻、广告方面选取的材料。⑧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教授学生一些大众文化来培养他们“区分与抵制”的能力，使学生能够自觉接受那些有益的文学遗产。他们相信，只要大众文化的粗制滥造与虚伪煽情被揭露出来，学生就会自觉地去抵制它们。这本书以后被修订和重印了很多次。从这种观点出发的媒介教育认为，以大众报刊为代表的大众媒介提供的是一种伪文化，它损害了真正的文化，而媒介教育的核心就是如何保护孩子们免受媒介内容的污染。这样，当时的媒介教育采取的是一种批判范式，其核心内容是反对大众媒介及其所传播的大众文化，媒介教师在课堂上教育学生们不要受大众媒介的不良影响，他们只在课堂上讲授很少的媒介内容，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批判，因而这就像著名学者马斯特曼（LenMasterman）所说，这种媒介教育事实上是一种反对媒介的教育。⑨由于这种媒介教育在本质上把媒介几乎视同一种疾病，因此认为学生接受媒介教育就像打预防针进行免疫一样，因此这种范式也被形象地称之为“免疫范式”（inoculativeparadigm）。⑩

虽然说李维斯本人在开创这种批判范式的媒介教育时与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什么联系，但当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产生巨大影响后，却对这种媒介教育批判范式的后续发展起了强大的支持与促进作用，其关于文化工业的深刻而全面的论述为批判大众媒介提供了强大的火力，揭露大众媒介对民众操纵与愚弄已经成了后来大众媒介批判的主要内容。就算是在今天，虽然媒介教育的批判范式总的来说已不是主流，但其局部影响却时时可见，比如在广告课上许多教师不是教授如何制作广告或分析广告在大众媒介中的作用，而是关注于批判广告的意识形态导向及其牟利本质。

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媒介教育的分析范式

媒介教育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出现了一种重要的转折，这次转折的基础依然是对大众文化的新观念的产生，具体来说体现在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主张中。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正式发端于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其代表人物多是一些左派知识分子，主要领袖有威廉斯、霍加特及霍尔等人。其早期领袖霍加特与威廉斯都具有工人阶级的背景，他们从文学批评阵营中脱胎而出转入文化批评，因而其研究事实上也是对文学批评中的政治危机的一种反应。对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原因，西方学者认为，这与英国知识分子对费边主义不再抱幻想并越来越被更具有实践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吸引有关，此外，工党政府的失败、越战及法国风潮等事件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这批知识分子越来越感到他们“精神劳动”的状况与报酬和那些体力劳动相近似，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⑾

从学术成就来看威廉斯对该学派的影响最为巨大，他对文化概念的反思及重新界定为以后该学派的诸多研究开辟了道路。在传统观念中，文化一般是指那些为上流阶层所拥有的高等文化，而下层民众往往被视为没有文化的群体。而对文化研究学派来说，文化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事物，从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及网络这多种多样的媒介，到衣服、食物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有多种多样的制度、风俗、习惯，它们都是文化，正是它们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斯就明确指出：“对于文化这个概念，困难之处在于我们不得不持续地扩展它的意义，直到它几乎等同于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⑿既然文化意味着整个生活方式，那么大众文化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言而喻，它和精英文化一样具有自身的价值。

文化研究学派还进一步指出，所有的文化实践无不打下了权力的烙印，而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揭示文化的政治及社会语境，使在该语境中的文化自身凸显出来，并且最终让人们尤其是工人阶级能够认识并改变那种无所而不在的统治结构，进而实现其社会变革的目的。这样一来，大众传播对于该学派而言是尤为重要的，因为他们把媒介视为潜在的“意识培养”的工具，而揭示大众媒介中大众文化的权力本质，使工人阶级意识到自身的真正处境并进而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就成了该派学者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学术抱负。也由此，该派学者对大众媒介及大众文化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对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揭示，而这种权力关系可以体现在阶级、种族、性别等诸多方面。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这种反对传统精英文化的立场，把文化不再视为上流阶层的特权，而是“全部的生活方式”的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文化观念，赋予了大众文化全新的意义，人们必须重视审视大众文化，也必须重新确定对待大众文化的载体大众媒介的态度，由此，在学校中针对大众媒介及大众文化的媒介教育也同样产生了新范式。这种范式不再强调高等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区分，而着眼于利用学生对媒介的日常文化体验来进行教育。学生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拒绝媒介，而是区分媒介上的内容，知道什么是优秀的通俗文化作品，什么是伪劣的作品，并且承认通俗文化中也同样可以产生一些具有自身完整性的优秀作品。这种范式可以称为媒介教育的分析范式。由于当时霍尔等人所写的《通俗艺术》一书为教授媒介提供了广泛的建议，因而这种范式也被称作“通俗艺术”范式。⒀这一范式的形成除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理论上的贡献，新一代的教师的成长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批教师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大多受到过大众文化尤其是电影的影响，因而他们很难接受过去那种完全拒绝大众媒介的批判范式，在实践中他们乐于采纳较为客观的分析范式。

如果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以上两种范式，我们不难发现媒介教育的批判范式其隐含的传播学前提是媒介的影响理论，它把受众视为一种完全被动的群体，他们容易为大众媒介所操纵和利用，并且大众媒介所产生的影响几乎也都是负面的，因而决定采用一种保护主义的立场。与之不同，媒介教育的分析范式更多地与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相吻合。它承认大众媒介在内容上的良莠不齐，但受众可以通过学习一定的技巧来加以分辨，受众是具有一定的主动性的，他们完全可以做到让大众媒介及大众文化为我所用，而不是全盘抵制和抛弃。媒介教育要培养的也正是这种具有主动性的受众。此外，通过对媒介内容的分析可以让受众进一步认识社会文化的权力本质，这也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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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符号学的兴起与媒介教育的表征范式

符号学的兴起为重新审视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提供了一种新视野。符号学简单地说就是关于符号的学科或总体理论，它系统和全面地回答诸如什么是符号、为什么会有符号、符号有多少种类及其分类标准是什么、它们如何相互指代等等问题。⒁符号学有两大源头，一是瑞士语文学家索绪尔，另一是美国哲学家皮尔士，他们在独立的状况下分别提出了关于建立一门通过符号来研究事物的新学科的设想。虽然他们两人在具体主张上有所分歧，并且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以后欧陆与北美的不同的符号学传统，但在把符号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工具来进行意义的探究这一点上并无太大差异。符号学以后迅速发展成为一门“帝国主义的”学科，因为它被运用到其他诸多领域中，有些学者甚至声称它将会成为一门主导性的学科，因为能用它来解释人类传播的方方面面。⒂

符号学的核心概念是符号，那么什么是符号呢?简单地说，符号就是可以指代其他东西的事物。在各种各样的符号中，最重要的符号自然是文字，索绪尔进一步把这种作为符号的词语区分为表示音与形的能指（signifer）及表示其意义的所指（signified），它们合起来成为符号（sign）。自然，除了文字之外，图像也是符号，甚至在更广义上说，大多数东西都可以视为符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符号都能表达一定的意义，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看到的不是单个的符号，而是许多符号组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个符号群，比如我们在书上所看到的一句话、一幅图片都是符号的组合，前者是由许多单个的词语符号按一定语法组织起来的，后者也是由颜色、图案等种种符号复合而成，这种按一定规则（convention）组合起来的特定形式的符号群，在符号学中我们称之为符码（codes）。⒃符码的概念对于媒介研究尤为重要，因为作为文本的媒介内容，无论其是文字、图像或二者兼备，它们都是符码，都是由生产者按一定的规则生产出来的，然后受众在读解媒介内容时，又按照一定的规则去理解其中的含义，这一过程正好与霍尔所说的制码（encoding）与解码（decoding）概念完全吻合。⒄

借助于符号学，我们也不难理解媒介分析中的另一个核心概念“表征”（representation）。我们知道，在媒介上出现的任何内容都是符号的一种建构，而不是事物本身。比如，我们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关于美国世贸大厦恐怖主义事件的报道，但无论是文字报道还是图片，我们所能看到的都只是一些符号，而不是事件本身，它是已经被媒介化了的（mediated）事件。媒介化（mediation）这一概念告诉我们，我们通常所接触到的媒介内容都只是一种表征，它们是加工过的、用符号构建的某种东西，而我们正是通过这些媒介表征来认知这个世界。这也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媒介不可避免地改变着它所处理的任何事物。”⒅

如果我们通过符号学的分析观念来透视大众文化，这同样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认识。我们知道，大众媒介所传播的大众文化都是通过一定的符号来表达特定的意义，但这种意义生产过程有时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在这方面巴尔特提供的“神话”概念起了关键的作用。我们知道，一个符号其意义往往并不是单一的，一个经典的例证就是，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一束红玫瑰，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红花、绿叶、带刺的植物，这个概念是它的本义（denotation），但我们也同样会立即联想到它代表着浪漫爱情，这就是它的引申义或转义（connotation）。事实上，这可以理解为两个层次的符号化过程，作为能指的玫瑰花与作为所指的概念构成了符号的第一层，而整个第一层又可以作为能指，而其所指则是爱情。有不少符号都具有这样两层含义。但问题在于，当这些符号的引申义已经深入人心，就像我们看到红玫瑰就会立即想到爱情一样，这时这种引申义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本义，而巴尔特的神话概念指的就是这种被当作本义的引申义。⒆在红玫瑰代表爱情的神话中，爱情的含义事实上是我们人为赋予给红玫瑰的，但它看起来好像是自然的。我们在大众媒介所传播的大众文化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人们赋予某种物品以某种意义，并且利用这种意义来引导受众。比如，我们在电视广告中经常可以看到，说某种牌子的手表是成功人士的标志，这样就使手表作为计时工具的本义让位于它可以成为成功人士身份、地位象征的引申义，这也就是在通过制造一个神话来引导受众消费其产品。除了神话这一具体分析工具外，如果从总体来考察，那么在符号学的视野中，大众文化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商品，它是涉及到生产机构、文化产品及受众三方面的一个复杂的意义生产、传播与接受的过程，有的学者还进一步建立了一种通过符号学来对大众文化进行分析的模型，具体包括对生产者/使用者、使用者/物品、生产者/物品三方面的符号解析。⒇

符号学的流行也直接影响了新的媒介教育范式的产生。这种新范式从符号和结构入手，把媒介教育的内容设立为以下几方面。首先，是把大众媒介中常用的制码与解码的规则教授给学生，从而让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相关的媒介信息，并进一步告诉学生在生产意义与读解意义中所采用的那些规则都会受到文化的制约，这样一来，媒介产品的意义就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来孤立地理解；其次，让学生了解所有的媒介内容是通过符号建构出来的，是一种媒介象征，并不是原始的事实本身，但由于我们都通过媒介来认识与了解周围的世界，因而这种媒介在传播大众文化的过程中，经常通过利用一定的制码与解码的规则来制造神话，以及来操纵受众以达到其牟利目的或引导受众接受某种意识形态导向。由上可知，这种媒介教育的主旨是教会学生对媒介表征的分析能力与批判能力，因而，这种媒介教育的范式被称作“表征范式”，这也是目前欧美媒介教育中的主流范式。

综上所述，欧美的媒介教育先后经历了“批判范式”、“分析范式”及“表征范式”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的背后是人们对大众文化的认识与态度。今天，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欧美高校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媒介教育也正在沿着“表征范式”的路径往纵深发展。欧美各国的媒介教育实践，尤其是统一在“媒介认知能力”（medialiteracy）这一术语下的美国的媒介教育的迅猛发展，(21)必将使全球的媒介教育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注释：

①AndrewHart(ed),TeachingtheMedia:InternationalPerspectives,LawrenceErlbaumAssociates,Publishers,1998,p9

②DominicStrinati,AnIntroductiontoTheoriesofPopularCulture,Routledge,1995,p10

③OscarHandlin,‘CommentsonMassandPopularCulture’,inNormanJacobs(ed)MassMediainModernSociety,TransactionPublishers,1992,p108

④StanLeRoyWilson,MassMedia/MassCulture,2ndedn,MaGraw-Hill,Inc,1992,p5

⑤JohnStorey,AnIntroductiontoCulturalTheory&PopularCulture,2ndedn,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8,p106

⑥AndrewMiller,ContemporaryCulturalTheory,UCLPress,1994,p35

⑦FRLeavis&DenysThompson,CultureandEnvironment,GreenwoodPress,1977,pp3-5

⑧Ibid

⑨LenMasterman,‘Foreword:MediaEducationRevolution’,inAndrewHart（ed）,TeachingtheMedia:InternationalPerspectives,LawrenceErlbaumAssociates,Publishers,1998,viii

⑩DavidBuckingham,‘MediaEducationintheUK:MovingBeyondProtectionism’,JournalofCommunication,Winter1998,pp33-4

⑾SamuelLBecker,‘MarxistApproachestoMediaStudies:TheBritishExperience’,CriticalStudiesinMassCommunication,vol1,1984,pp66-80

⑿RaymondWilliams,CultureandSociety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8,p256

⒀StuartHall&PWhannel,ThePopularArts,Hutchinson,1964

⒁RobertEInnis,‘Introduction’,inRobertEinnis(ed)Semiotics:AnIntroductoryAnthology,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5,vii

⒂ArthurAsaBerger,SignsinContemporaryCulture:AnIntroductiontoSemiotics,Longman,1984,ix

⒃GraemeBurton,MoreThanMeetstheEye,2ndedn,Arnold,1997,p33

⒄StuartHall,‘Encoding/Decoding’,inSHall,DHobson,Alowe&Pwillis(eds)Culture,Media,Language,Hutchinson,1980

⒅GraemeBurton,MoreThanMeetstheEye,2ndedn,Arnold,1997,p64

⒆NickLacey,ImageandRepresentation,StMartin''''sPress,1998,p68

⒇MGottdiener,‘HegemonyandMassCulture:ASemioticApprocah’,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985,Volume90,Number5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尽管同1908年即诞生了第一家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美国相比，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起始较晚，且中间似乎一度中断，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为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英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机构

最近，笔者对英国一些著名的新闻与传播教育机构进行了实地考察，这里作一概述。

伦敦大学

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创办于1983年，著名学者詹姆士・柯伦是其创始人。在建系前，该学院视觉艺术室就曾展开视觉传播教学。媒介与传播系成立后，最初提供的是传播与社会学和传播与教育学的学位教育，1985年起才开始进行媒介与传播学学位教育，20世纪80年代开始招收媒介与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目前，该系有本科生471名，硕士研究生209名，博士生57名。该系的教学与研究在英国评价甚高。在2001年12月英国对研究型高校科研评估中，其研究能力被评为5星级（最高级），这在英国新闻与传播院系中是屈指可数的（英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推行这种评估，每6～7年进行一次，下一次评估预定在2008年举行）。在近年的英国高校教学评估中，它得分也很高，为22（满分为24）。

威斯敏斯特大学

威斯敏斯特大学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新闻与传播学教育，70年代起即开始进行该学科领域的学位教育。其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现有35名全职教工，另有约100名兼职教职员工；全院本科生约500人，硕士生约250人，博士生约50人。该院的本科新闻学专业和公共关系学专业最近3年在《卫报》对高校媒介教育的调查中位居榜首。

伯明翰大学

伯明翰大学是英国传播学研究文化学派的发源地，其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首任主任霍加特（Richard Ho g gart）和继任主任霍尔（StuartHall）均是在文化与传播学研究中很有建树的国际知名学者，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的威廉斯（Raymond Will iam s）也为其作出了许多理论上的贡献。尽管目前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已解散，但该校的媒介、文化与社会研究与教学并未停止。在该校，从事这一领域教学的，是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学系。英国《卫报》新近公布的排行榜中，伯明翰大学社会学系在社会学领域排名第8；其社会学专业本科教育排名第4，传播学教育排名第2。

这几所英国高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机构的各级各类本科和研究生（硕士、博士）专业方向点（新闻与传播学领域）如以下表所示：①

除了上述高校外，英国大量高校都设立了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领域的学位点（开展新闻学专业学位教育的有72家），其中还包括利兹大学、拉夫堡大学、爱丁堡大学等许多综合性大学。

按层次设计培养目标

这几所高校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共同点之一，即都主张本科阶段强调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研究生阶段则突出深入主攻方向。

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除了国际媒介专业是以理论研究为导向外，其余各专业方向“既培养学生进行理论思维，也教授学生一系列从事媒介工作的核心技术。”②这些核心技术主要是收集信息、进行采访的技巧以及分析、处理信息的技巧。此外，该系也非常重视让学生了解传媒法和新闻传播道德。而在硕士研究生阶段，该系的“图像与传播”、“新闻学”、“纪录片”、“广播”、“剧本编剧”、“电视新闻学”和“故事片”7个硕士点，则深入到各个具体的媒介实务领域，进行强化训练。其课程设置，都强调培养学生的媒介实务能力及创造力和对媒介工作的分析能力。除了课程学习外，均要求提交“代表作选辑”（portfolio）。以该系新闻学硕士点为例，它要求硕士生每人交3篇新闻特写，除了个人作品外，硕士生还需递交小组作品项目成果（杂志文章）。“数字化媒介”和“媒介与传播研究”这两个专业，前者围绕关于“新”媒体的种种争论点展开研究，挑战技术决定论和对于视觉传播前景过于乐观的观点，强调媒介技术应用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后者则以跨学科的方式分析研究现代社会、文化与媒介，将对于传媒理论的强化研究和相关学科的相关研究相结合。该系的“媒介与传播专业研究型硕士点”（MRes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媒介与传播专业哲学硕士/博士学位点（可硕博连读）的学生，则涉及广泛的媒介和传播领域，并从中选择课题，深入进行专项研究。

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的（大众）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教学，“重点在于将‘文化学研究’同‘媒介研究’结合起来”，核心在于“以传播学作为起点去理解社会的权力关系、社会关系和文化形式（cul-tural patterns）”。③而这也正是英国同美国在（大众）传播学教学与研究中的主要区别所在。科伦教授评论说，“美国的（大众）传播学研究倾向于从效果方面考察传播，将之视为社会中相互分离的、个别的影响之源。而在英国，（大众）传播学研究则倾向于将传媒视为社会的结构和文化的反映，从媒介在揭示社会本质方面考察媒介。”④在科伦教授看来，美国的传媒研究倾向于聚焦新闻传播学研究，而英国的传媒研究是同通俗文化/大众文化研究结合在一起的。这两个国家的媒介研究，在聚焦点和框架方面是不同的。这种区别，当然也在该领域的教育中反映出来：美国在传播学研究中主要使用实证方法，教学中强调实证的方法训练；而英国较为重视思辨式的研究方法，更重视理性分析训练。但是，他认为美、英的新闻与传播教育与研究各有自身的优势和弱点，应将两种方式结合起来，⑤使之优势互补。

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要求“本科生必须学习理论型和实践型两种类型的课程，大约各占50%的比例”，而在硕士生层面则“有所侧重”（但也并非可以全然不学理论）。⑥该校的新闻学本科教育的实践型课程，也重视新闻采访和报道的核心技巧的学习，然后，再进入按媒介种类（印刷、广电和互联网）划分的选修课程的学习。其公共关系学专业本科，内容既覆盖公共关系实践的各个方面，又包含对于公关行业的理性评判分析，考察公关行业在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及其同媒介的关系。该学院的研究生教育，依然关注理论与实践、媒介分析与媒介实务相结合，但突出主攻方向。例如，新闻学专业方向的核心课程，是学习专业新闻实践和研究分析英国及欧洲的受众、媒介机构、历史与文化，但重在深入印刷媒介或广电媒介的专门领域学习。又如，公共传播与公共关系学专业方向尤其强调为学生进入公共传播和公共关系行业作准备，帮助学生拓宽、提高和更新这些领域的实践技巧。

伯明翰大学社会学系的媒介、文化与社会专业，因其学校性质及该校在媒介、文化与社会研究中的传统，定位成“并非培养新闻工作者，而是培养学生从理论上分析媒体”。⑦其本科生教育的3个学位点，不论是单项式的（single honour）还是合作式/组合式的（joint hon-ours）（有些类似于我国的单学位、双学位之分），第一年的核心课程大致相同，均包括媒介、文化与社会概论，文化分析，文化研究的技巧和方法；在第二学年，文化学理论也是必修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立，显然是为了给学生对传媒、文化与社会进行思辨式的、批判性分析奠定基础。而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各学位点的课程设置则有各自的侧重。

教育形式各有特色

我们发现，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与传播学区别明显，新闻学教育（或广义的操作性传媒教育）领域的硕士点，虽然不忘提供宽广的理论框架，但更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大众）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我们的研究发现，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伯明翰大学社会学系的媒介、文化与社会专业研究生教育，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特点。该校社会学系的媒介、文化与社会领域研究生教育的专业方向设置，就分为这3大类(英文表述分别为“Re-search Degrees”,“Taught Programmes”和“Research and Taught Programmes”)。在这3大类中，研究型课程对研究水平的要求最高，其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词，强调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教学型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最高，其硕士学位点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而属于研究与教学型（“Rese arch and Taught Programme”）的哲学硕士点（B型）则要求研究生修满3门课，并撰写2万词的学位论文。

就各校的特色而言，我们的调研发现，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很注意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是如此，约50%的研究生是来自国外。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带来的文化交融、文化争议等，一方面增加了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新闻与传播学领域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另一方面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对一些重要概念有不同理解，给教学带来一定困难。在该院进行访问时，斯帕克斯教授特别谈到，来自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学生倾向于认为自己国家的传媒体制是自然的、正常的，该系在教学中试图让学生认识到各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但这不等于其他国家的传媒体制就是不自然的、不正常的。

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的特点，是重视跨学科教育与研究，该系开设的“人类学与媒介”、“媒介与社会学”和“媒介与现代文学”专业都具有跨学科性质。鉴于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鉴于传媒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伯明翰大学社会学系媒介、文化与社会专业更重视与其他院系的合作以及本系学术群体间的合作。该系开设的学士学位点，既有单项式的（single honour），又有合作式/组合式的（joint honours）（类似于我国的单学位和双学位），后者牵涉到该系和其他院系的合作，包括语言（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历史学、戏剧学等专业。此外，该系的课程教学的讲座部分，采取主题式，由一个教师群体各人讲自己最擅长的课题。

学生评估多种模式

英国高校新闻与传播教学机构对学生的评估，既是规范的、严格按照程序的，又按照不同的教学阶段、学位点类型等而有所不同。这有利于在保证公平的同时，保护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及适应学生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发展特点。

以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为例。其媒介与传播专业方向对学生的评估是持续式的，在本科第一、二年，依据的是考试和学期论文。而在本科第三年，学生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撰写学位论文，在这一情况下，评估依据的是学期论文加上学位论文；另一种选择是多修两门课而不撰写学位论文，在这一情况下，评估依据的是学期论文（包括多选的两门课程的学期论文）。另外，对于“代表作选辑”（portfolio）的要求则是本科三年一以贯之的，只是每年对作品体裁的要求不同。印刷媒介专业方向的学生，第一年要求有3篇报纸文章，第二年要求有报纸文章和以杂志文章为形式的小组项目成果，第三年要求有新闻特写加上网页制作。

该系新闻学或广义的操作性传媒教学领域的硕士研究生评估，依据的是课程考试或论文、法律考试、代表作选辑以及约7000词的论文。而传播学领域硕士研究生的评估则有所差异，主要依据6门必修课程的学期论文（约5000词左右）或课程的期末考试，加上1~1.2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

该系对本科生和硕士生一般无学位论文答辩的要求，但有严格的程序对学生论文进行评估。在新闻学领域，学生论文先由教师批改、评分，然后再由学院中的其他教师批改、评分，第三道，由校外专家评审（所有研究生的论文都需经过校外专家审阅、评分，但本科生的论文只抽取一部分请校外专家审阅、评分）。该系传播学领域对学生论文的评估，也采取类似的程序，但操作上与前者有所不同。第一道，由教师批改、评分，第二道，抽取样本，由学院的其他教师批改、评分。如果对某篇论文两次评估的结果差异较大，则进入第三道程序：找其他教师批改、评阅，并进行仲裁，然后再请校外专家进行评估。⑧论文答辩只是在一些可上可下的情况下才举行。⑨

对我们的启示

英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上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少启示。比如，其在本科阶段强调培养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研究生阶段突出深入主攻方向的做法，同我国强调理论教学，并且学位层次越高，对理论的强调程度也越高的做法是不同的。英国的做法，体现了术业有专攻的培养思路，新闻学教育/操作性传媒教育旨在培养应用性、操作性人才，即便是研究生层面也是突出其新闻实践的深广度；而以培养分析、评判传媒实践的人才为己任的传播学教育，研究生突出的则是理论知识的强化和拓展以及专项研究。从目前我国研究生报考允许跨专业、跨学科的实际情况来看，学位层次越高、对理论的强调程度也越高的做法，对于那些本科非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来说，会因缺乏扎实的专业基本知识和核心专业技巧的积累而难以真正理解深层理论的问题。英国的做法，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选择。此外，对如何体现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英国的实践也是一种启迪。

英国高校各阶段/层次的新闻与传播教育的学位点，采取不同的类型、模式的实践，而我们采取的是统一的模式、统一的要求。我们的研究生学位点，并无明确的研究型、教学型以及研究与教学型之分，甚至对文、理科的差异，也没有充分考虑，主管部门对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外语、政治、体育等，有统一的规定。这种单一模式与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之间，不无矛盾，在实际操作中，也容易陷入形式化的陷阱。实际上，把高校的所有学生培养成理论与实践最佳结合的理想人才是不现实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英国高校针对专业特点或照顾学生的兴趣，尊重学生的选择的不同类型、模式，要求不一的做法，更能适应社会的人才需求，也更具操作性。

英国新闻与传播教育机构对学生的评估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这一点，尤其反映在对学位论文的评估上。目前，我国高校对学位论文的评估，不分层次、不分专业，一律要求进行论文答辩。目前中国高校经过多年的扩招，本科生的规模，已经达到极为庞大的地步，其论文答辩工作需要的人力是极大的，答辩老师审阅论文的时间很有限。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下，毋庸讳言本科生论文答辩流于形式的问题是存在的，甚至硕士生的论文答辩都有此问题。而我们解决此问题的方式，往往是增添新的评审环节如送外校专家匿名评审、全市/省匿名抽查等。这可以起到督促学生、导师、单位重视学位论文的质量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带来答辩结果和外审或抽查结果不一致的情况下究竟以何为准、依据什么为准的问题，而这本身也是对论文评估规范化运作的一种挑战。

当然，英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也面临一些挑战。例如，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斯帕克斯介绍，在英国，新闻学一直都在为自己在高校的地位而奋争，人们对实践性的新闻工作为什么要进大学学习还迷惑不解，因为从来没有大学设立开汽车专业。这似乎同我国“新闻无学”说有类似之处。看来，如何解决新闻学的应用性及其理论建设之间的对立统一问题，任重而道远，不仅在我国如此，在英国也是如此。■

(作者系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博导，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注释： ①根据我们在调研中所收集到的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媒介与传播学院和伯明翰大学社会学系的有关材料中提供的信息绘制 ②③④⑤⑧根据对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媒介与传播系高级讲师Angela Phillips和教授James Curran的访谈记录，2006年6月19日 ⑥根据对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系教授、传播与媒介研究所主任Colin Sparks的访谈记录，2006年6月16日。 ⑦根据对伯明翰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Jo hnHolm wo od博士的访谈记录，2006年6月20日⑨根据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媒介与传播系高级讲师An-gela Phillips2006年7月24日给笔者的电子信件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基于对e社会传播形态深刻认识的需要,10月30到31日召开的“2009中国传播学论坛暨第三届全球传播论坛”将主题定为“e社会传播:创新、合作与责任”。此次中国传播学论坛和全球传播论坛合二为一,凸显了中国传播学界的“全球视野”和“中国智慧”相结合,传播学人“分享全球视野、传播中国经验”的学术追求。论坛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传播学会、国际传播学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美国普渡大学传播系承办。特邀著名传播学者、国际传播学会会长、美国普渡大学帕翠斯教授担任大会主席。中国传播协会首任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院长、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国良教授主持开幕式。

一、与国际对话

e社会背景下对新闻传播教育的挑战,是与会专家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丁淦林教授在演讲中强调,新闻传播专业教育要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学生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中国传播学会会长胡正荣教授在演讲中,从媒介融合的新挑战出发,提出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应以开放与合作的态度、积极的行动迎接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在主题演讲中强调,无论是对于正在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编辑,还是对于正在大学校园里学习新闻学知识的莘莘学子,正确认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都是极为重要的。一定要准确把握真实性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既要坚持讲真话,又要善于抓住时机讲真话。

e社会的变化无处不在,与会学者从多种角度对此展开了深入探讨。美国传播学会(ACA)会长塔芭(Tu?ba Kalafato?lu)在《技术保护伞下的全球化》的演讲中强调,全球化充分利用了技术的潜能,技术进步驱使企业基于全球规划生产和销售产品。E社会到处都充满了技术的力量,技术变革了社会和经济互动的模式,对社会、经济和法律机构都产生重要的影响。技术和全球化是携手并进的。互联网是一个重要的知识校平器,技术的全球化意味着在20世纪建立的经济优势、政权结构正在被快速消解。

国际传播学会(ICA)会长帕翠斯(Patrice M Buzzanell)发表了《对未来全球劳动力的分析报告》,她通过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的方法,对来自中国、美国、比利时和黎巴嫩四国的儿童,进行了关于STEM(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工作的话语分析,考察不同国家和阶层的儿童关于工作和职业意义的话语表达。她的跨国对比研究表明:儿童的国别和社会经济地位等背景影响了他们对职业的话语表达。儿童早期很容易限制自己的选择,由于他们没有进一步探索自己的才能,除非拥有体验不同经验的机会,否则他们也许永远都不会发现自己真正的才能所在。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钟蔚文在演讲中指出,在e社会中人类传播活动发生了三大变化,即媒介形式变化、传播生产使用模式变化、媒介经营模式变化。面向未来,他提出了传播研究的七个关键议题:新的说故事型态、新的使用者体验、风险社会下的传播问题、群体智能和力量的实体化、弱势传播权、媒介组织与传播工作型态之转变、新素养等。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苏钥机在题为《收费、免费和网上报纸的读者走向》的报告中,了对香港地区收费报纸、免费报纸和网上报纸等三类报纸读者进行的持续三年的调查数据。调查发现,免费报纸和网上报纸的流行,对传统收费报纸的生存造成极大冲击。

IBM中国研究院副院长陈滢在演讲中,以大量的数据证明,更智能化的通信将使我们的世界发生三大变化:一切事物都将变得可测量化――感知并且看到一切事物的确切状态;互联――系统和对象能以全新的方式交流和互动;智能化――我们可以迅速准确地响应变化,并且通过预见和优化得到未来事件的更好结果。

二、与未来沟通

“2009中国传播学论坛暨第三届全球传播论坛”秉持匿名评审论文的一贯原则,择优录用国内外80余篇具有创新性的论文,并在其中评选出优秀论文20篇。这些研究的内容涉及网络传播、传媒技术发展、媒介融合、重大事件传播、世界金融危机等前沿话题,既具学术的前沿性,也显示出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

普渡大学传播系詹尼斯(Janis Teruggi Page)的论文以智利受害者“失踪”为例,论述了新媒体视觉呈现在公众的视觉“沟”中,识别特定阶段历史构成的作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温乃楠(Wen Nainan)的文章《品牌置入与道德法律界限的比较研究》指出,欧洲在品牌置入营销方面已制定了严格的审查与监管措施,中国在这方面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成超群在《公民新闻与专业媒体新闻的传播特性、传播效果比较》中,以“央视大火”报道为例,比较了公民新闻与专业记者采写的新闻在传播特性与传播效果方面的异同。研究发现,公民新闻的主要优势在于开放、自由、互动;其主要优势是能够在第一时间报道突发事件,尤其是敏感事件。但被调查者觉得专业媒体真实性更高。网站作为一种整合专业媒体新闻与公民新闻的渠道,融合了两者之所长,已经成为被调查者接触新闻的最主要途径。

台湾南华大学传播系蔡鸿滨和台湾中华创意生活协会郭曜钡穆畚摹e社会跨国公司之危机语艺研究》,分析了台湾麦当劳2005年以来遭遇到的危机事件及其处理过程,并提出,在e社会,危机不是一时一地,而是长期的、全球性的,所有的错误都会被细细地摊在阳光下逐一检验,因此企业经营要更谨慎小心。

中南大学文学院范明献的论文《网络媒介的文化解放价值――一种基于媒介传播偏向的研究》,以媒介的传播偏向为研究视角,探析了网络媒介的文化解放价值及其如何可能的问题。作者认为,网络媒介具有包容性的传播偏向,这会引发个体文化生产者与传播者一体化、文化传播机构把关地位弱化、文化传播渠道资源丰富和文化接受者分众化等一系列生态效应。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于思在论文中,通过对NBC版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解说词进行宏观、中观和微观的框架分析,发现其文本中存在文化误读现象和语言的期望偏差(LEB)效应。作者建议应当通过减少陌生感、寻找相似点和降低不确定性等方法来降低误读的几率,以实现消解刻板印象,达成文化理解和跨文化沟通的目的。

澳门大学传播系陈怀林采用受众调查的数据,探讨了内地媒体主导下的上海市民和习惯收视香港电视的广州市民如何解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发生的“代唱”事件。统计分析显示,两地市民的个人背景资料和各种媒体使用变量同他们对“代唱”事件分析框架的选择仅有边缘性的相关,而对其认受态度则基本没有显著性的关联。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张昕之以近年兴起的社交网站(SNS)为研究对象,考察了用户社交网站的使用对公民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使用SNS传统功能(包括日志、实时对话)会促进大学生参与社区服务,但却会减少其政治表达;在SNS组件的使用中,使用准在线游戏对政治表达有促进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伊利诺伊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陈世华的论文《传播学者责任: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认为,作为受过特殊训练、掌握特定知识、占有一定地位、扮演特定角色的传播学者,必须承担起不同于他人的责任。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来看,作为个体、行动者、知识分子、教师的传播学者必须承担道德责任和义务,以告知真相为己任,坚持独立的姿态和左翼的批判取向,并采取现实主义的认识论,批判与建言并行,理论结合实践,进行超越学术的社会参与。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潘祥辉在论文《论媒介技术作用于媒介制度变迁的机制》中认为,媒介技术的发展、新媒介的出现会使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功能与传播效果发生巨大的变化,媒介政策也会随之调整。虽然媒介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但从长远来看,人们有理由对媒介新技术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关系保持乐观。

此外,普渡大学传播学系洛雷恩、布拉德和帕翠斯等人的论文《全球化语境下的合作研究:伦理、体制与学术的联合》,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新闻传播系张斌的论文《民国前期关于出版自由研究的重要成果》,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沈国麟、陈晓媛的论文《政府权力的扩张与限制:国家安全与美国政府网络监管》,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徐晖明的论文《自认为的知晓程度:条件因素与架构效应之间的一个重要中介变量》,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姜进章、李嘉仪的论文《不同媒体沟通形态对团队合作绩效的影响研究》,山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刘琮的论文《网络“客”文化的传播特征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阳欣哲的论文《网络论坛对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现状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胡涛、闻洪涛的论文《中国大学生3G业务认知与需求调查分析》,中国传媒大学付玉辉的论文《论我国3G移动传播监管领域的六大主题》等,都受到与会者的关注和好评。

三、与业界互补

传播学的研究不能脱离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革新,因此本次论坛致力于拆除业界和学界之间的樊篱,强调产学研的结合,促进学界创新和业界创意的深度融合。本届论坛首次推出的“数字媒体艺术主题论坛”,无论是其推进“技术与艺术的融合”的主旨,还是促进学科融合以及学术研究与文化企业融合的实践,都具有重要的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在数字媒体艺术论坛上,演讲嘉宾大部分是来自新媒体最前沿的企业高管和政府部门的领导。工业与信息化部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杨培芳、艾瑞咨询集团创始人杨伟庆、韩国Ncsoft中国区总经理华宏伟、“绿豆蛙”创始人施功晨、上海数字内容产业促进中心主任罗海蛟、“水晶石”公司艺术总监叶峰、香港动漫娱乐协会会长于积理、台湾利达数字影音科技公司经理雷金崇、幸星数字娱乐科技公司总裁王利峰等众多业界翘楚与听众分享实战经验,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必要启迪。德国汉堡DFI国际传媒艺术与新媒体学院教授汉可斯,香港城市大学创意传媒学院刘志强教授等海外知名学者,也向与会人员介绍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民族文化；传播；手机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4-22

一、对手机的文献梳理

不同的研究领域对手机传播有不同的解读，笔者经过梳理发现，在既有的研究当中，对手机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五个视角：

第一种，将其置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探讨其对社会形态、传播格局等的影响。比较著名的著作有美国莱文森所著的《手机，挡不住的呼唤》，它从哲学思辨角度对手机文化进行宏观现象学层面的描述；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手机短信，一种文化新主张》《手机媒体与媒介生态重塑》《手机新媒介对传播格局与社会形态的影响》《对手机传播社会含义的多重理解》。这些对手机的研究大多把手机放在一个宏观的社会背景下，去探讨其与社会其他主体结构的互动，侧重分析手机的社会意义。

第二种，将手机作为一种媒体看待，把它放入与其他媒体相比照的社会媒体系统之中去分析，探讨其媒介属性与传播特点。如《论手机媒体的大众传播特征》《手机媒体的传播学思考》，这些研究都是把手机作为媒体来探讨其传播功能和社会影响。

第三种，把手机放置于日常生活的现实背景当中，探讨其对人们的日常交往等的影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手机・传播・表征――手机与日常生活》 《指尖上的移动家园――手机短信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影响研究》《手机媒介传播弥漫于空间》，从日常生活出发去分析手机对社会的影响。这些研究从日常的生活切入，重视手机交往空间的建构，对手机的文化意义有了近距离的呈现。

第四种，把手机放在与人的互动层面上，去探讨其对人的认知、情感等心理层面的影响。如《紧逼的“现代 性”――透视手机传播新景观》，从“现代性”这一角度探讨手机人际传播中浮现的问题以及对人自身的影响。《试论对人际传播中认知过程的影响》则通过考察手机对人际传播中认知过程造成的影响进一步理解技术，这些研究重视手机与人认知层面的互动，把手机研究引入微观层面。

第五种，把手机放在传播的过程中去分析，回答媒介技术是如何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对社会或者文化产生影响， 目前研究代表作有《手机传播现象初探――一个媒介环境学的研究视角》 从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出发，借用媒介环境理论，对手机本身的符号系统进行分析，对手机传播的研究大多是对传播效果的研究，忽视了手机与手机使用者本身之间的互动，对手机本身的研究不多。这是唯一一篇对手机本体论的研究。

二、对手机文化的文献梳理

第一，将手机文化放置于媒介文化的大概念下，侧重分析手机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笔者对2000年至2009年中国优秀博硕论文数据库以“手机文化”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23篇，比较突出的有两篇：①《手机文化的深度解读》， 该论文以手机技术形态和手机广告位文本，借助消费社会的相关理论，剖析手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但是对手机文化研究中出现的“技术文化”“传播文化”等概念没有做明确的界定。②《手机传播现象初探――一个媒介环境学的视角》以手机传播为研究对象，借助媒介环境学的相关理论，以技术―传播―文化的互动关系为视角，以手机交往为例分析手机这一新兴媒介与文化的关系。其余分别以手机短信、手机消费、手机报为切入点对手机文化进行阐释。

检索2000年至2009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论文，以“手机文化”为关键词，共检索到53篇相关论文。其中对手机短信的研究有19篇，对手机在校园内产生的文化现象的论述有9篇，占文章总数的二分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对手机文化的研究视野相对较窄，过分集中于手机短信研究。研究的范围且仅局限于青少年群体，缺乏对其他手机文化产品的学理性剖析。

第二，将手机文化放置于消费文化的大概念下，从消费文化角度研究手机文化。《从文化消费认同与公共利于服务看手机媒介普及》，初步探讨了手机充当消费者情感表达和个体展现的载体作用。《手机广告的奥秘》《手机的符号与符号消费》，两篇论文均对手机广告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手机广告作为手机消费文化的一种表征，对手机消费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虽然有创新处，但是较为片面散乱，大量的论文都是从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的角度切入的。

第三，将手机文化放置于社会文化的大概念下，探讨手机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的。

查阅到的相关研究较少，代表性的有《消费的欲望――中国城市消费文化的社会学解读》，以手机随身带与现代性、手机重构城市社会人际距离这两个专题探讨手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认为其在扩大我们的感知距离和能力，突破了时空距离的限制，从而创造了新的 主体存在；《手机：全球背景下的“主动”选择――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手机消费的文化和心态解读》以珠三角地区的社会生态环境以及新一代农民工对这一环境的认知作为分析的起点，以社会学“生平情境”作为分析工具，指出新一代流动农民工手机消费在消费之外的意义，通过分析农民工的手机消费来解读他们在珠三角地区生存心态的特征。

此外，还有从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交叉角度对手机文化进行分析的，如 《手机媒体概论》，对手机媒体的技术、传播方式、受众群体及运营等层面展开全面论述。《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从哲学思辨角度对手机文化进行宏观现象学层面的描述。《文化工具与文化传播的革命――关于手机的对话》一文中，生认为手机正在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且手机对人的心理和思维、大众交流有巨大的影响，而目前应该做的是适应新的传播工具和传播方式。《传播与生活――中国当代社会手机文化研究》一文从手机文化与社会互动关系中探寻手机文化的起因，从媒介技术、大众文化、消费文化这三个维度对手机文化进行全面阐述，最后对手机文化建设展开策略研究。笔者对手机文化的想象构建，对笔者的本文研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多数研究大多侧重于从手机文化的某个角度和层面，如手机短信、文学、校园文化建设，来对手机文化进行批判性解读，未能对手机文化进行系统性的阐述。未能揭示出深藏于社会大环境中的手机文化传播背后的深层意蕴，对于手机文化出现的问题，没有提出全面的对策。

三、对藏区手机文化传播的文献梳理

中国知网收录藏区研究文献18933条，内容涉及的地质、政治、宗教、经济等，其中关乎媒体与藏区问题的文献仅27条，都是探讨中外媒体中的“报道”，例如，唐文佳的《3・14地区报道中的国际媒体分化现象分析》，刘颖、郝亚明的《想象与对话――中法媒体报道下的》等。所有文献都没有针对媒介使用与藏区社会发展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美）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丁 妍，沈汝发.手机短信：一种文化新主张[J].中国青年研究，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