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论文范文

媒介技术论文篇1

[论文摘要]大众传播媒介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靠着表情动作来交流信息，直到15世纪才产生了技术上的真正突破——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机。科技的进步带来大众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出现给传媒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我国传播媒介也在大力应用传播技术，并且还面临着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发展传播事业的问题。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分，主要包括：媒介产生发展的历史，各种媒介的特点，媒介同人类社会变迁和文明发展史的关系，媒介文化等等。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提出了如“媒介即讯息”等著名的观点，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媒介技术及其发展的巨大作用。然而，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人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和其产生的效果上。但近些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的浪潮使我们看到技术在传播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掌握了先进的传播手段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

一、传播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诞生之初，由于生存的需要，必须实现个体之间的交流。在漫长的时期

内，人类只能依靠原始而古老的传播方式如表情、动作等来相互了解。随着劳动和生活中传播活动的需要，人类发明了使自己彻底完成从猿到人的转变的传播工具——语言，然后又发明了使信息可以保存下来并使文化有效积累成为可能的传播工具——文字。最初的文字刻在甲骨、金器上，后来又有了绢、帛，东汉的毕昇借鉴前人的经验发明了纸。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传播手段先进，传播内容丰富了起来。但是，这些还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迅速的社会传播，还需要有技术上的更大突破。这种突破，于15世纪中叶拉开了序幕，其标志是金属活字印刷术和金属活字印刷机的问世。

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手摇金属活字印刷机，开始了活字版印刷书籍，这说明人类在信息传递技术上的进步。到了19世纪初伦敦《泰晤士报》首先于公元1814年开始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印报，使得知识与资讯得以普及，这是一项相当重要的进展。1833年,第一张廉价报纸纽约《太阳报》的诞生标志着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它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滚筒印刷机，每小时印报4000份，为大量发行提供了技术保证。

在19世纪，美国人莫尔斯发明通讯电码，开始了有线电报时代。1870年出现电话，1895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使人类的通讯技术大幅改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此技术为基础发明了民用无线电。在此同时，电影工业在欧美亦成为另一种有力的大众传媒。电视是在1924年首次问世，而英国定期播放电视则始于公元1936年。电视时至今日，仍是一般人主要吸收资讯、常识，作为休闲娱乐，或作为消磨时间打发孤寂的工具。

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的出现为大众传播带来了一次新的机遇。数字化技术的运用，通过与通讯的巧妙结合，在加工处理信息方面改变了以往直接参与的方式，是信息处理第一次超越了人类自身而实现，真正达到了信息的传递、存储和加工处理的一体化和自动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先进的传播革命，大众传播进入了数字化与网络传播的崭新时代。

电脑促进办公室自动化、产业自动化及家庭自动化；镭射科技，如磁碟机、碟片、影像传真机及文件处理系统普及；有线电视与通讯卫星结合，使电视的功能发挥更佳；资讯社会应用许多新的传播媒体，如电视、电话、电子邮件、电子报讯、电视传讯、电话影视、电子会议等等，正缔造全面电子化的环境。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整合了多种技术，它不但能统一处理文字、声音、图形、影像等各种符号形式，而且打破了地域界限和国家界限。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正悄然改变着人们习以为常的传媒环境。

二、传播技术在我国媒介中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的传播事业迅速发展。为顺应世界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潮流，

缩小与发达国家传媒业的差距，我国传媒业积极采用新技术，对媒介内部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改革旧有的观念，使之跟上国际步伐，成为我国传媒业的一个新趋势。

以《文汇报》为例，对我国媒介使用新技术的情况可窥见一斑。《文汇报》于1998年1月26日开始推出网络版，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当时的数据表明，每天平均有近千人上网访问浏览。与该报印刷版相比，网络版提供了优秀的检索服务，读者只要键入自己想找的指令，很快就能得到许多相关资料。此外，对于外省市不能及时看到印刷版《文汇报》的地方，网络版更能显示出它的优势。网络的应用还能使读者的反馈瞬间传回报社，读者和报社的距离大大拉近，从而使报社更清楚的知道读者的要求，把报纸办得更有贴近性。

此外，除了报纸媒体使用新技术外，电台、电视台也在大量使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使用电脑工作室，实现了采访、制作、编排、播出的电脑化运作。在“数字化储存、数字化传输、电子化交换”原则的指引下，该电台在其传输系统中运用光纤技术，采用一种自愈式光纤环网，将广播节目从控制中心传输到发射台，该光纤环网还可同时传送数字化节目和模拟节目。我国电视媒体正在迈进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各电视台都在加快数字化进程。中央电视台采用多种电脑技术，尤其是多媒体技术，包括非线性编辑技术、虚拟技术、三维技术和动画技术，采用机械手自动装带播出系统等，在节目的制作和播出上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

总之，我国传媒机构使用电子技术的用途大致有以下几点：①文字处理（写稿、改稿、编辑、排版、电脑字幕等）；②电脑激光照排；③扫描；④管理－信息存储与资料管理；⑤建立内部网络，进行稿件和图片的传输等；⑥三维动画；⑦非线性编辑，特技剪辑；⑧联网查询；⑨播出等。

三、新形势下我国传媒业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首先，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要加快数字化进程，实现信息处理的全面数字化。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界限，为从事跨媒体经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互联网上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已经实现，现在需要加快发展的是广播的数字音频技术和数字电视。

其次，还须加快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进程，使信息传播数字化。媒体要抓住机遇，谋求新的发展。我国政府近年来十分强调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人们因而十分敏感的关注科技创新事物对其他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要对能够采纳最新信息传播技术持乐观态度，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契机。

总而言之，传播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忽视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并不是惟一起作用的力量，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都会对媒介产生影响。我们在努力创新传播技术并应用它的时候，也要注意与其他方面的协调，使先进技术发挥出最大的能量，促使媒介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咏华著，《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2002年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2]苏志武主编，《科技与传播现代传播文集》，2000年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媒介技术论文篇2

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的媒介观

麦克卢汉对“媒介即讯息”这样解释：“每一种媒介都创造一种自然。媒介是一种‘使事情所以然’的动因，而不是‘使人知其然’的动因。”莱文森在《数字麦克卢汉》中对这一思想做了进一步补充，认为“用这个视角回顾传播史，每一种新媒介都把一种旧媒介作为自己的内容，在网络时代，网络则把以往一切媒介作为自己的内容”。

“媒介即讯息”这一论断至少包含四层含义：

第一，传播学研究长期以来关注媒介内容而忽略媒介形式，意味着媒介形式具有隐匿性。事实上，人们对一种媒介的关注往往经历“形式一内容一形式”的过程，即从关注媒介的功能、作用，进而关注媒介所承载的内容，最后当新媒介出现时，再重新关注旧媒介的性质和形式。麦克卢汉所说媒介环境的隐匿性实际上是技术隐匿性的延伸，是对法国技术哲学家埃吕尔技术环境思想的发展。麦克卢汉经典的例子是电灯泡，用以说明他对媒介本身的关注。他分析，电灯泡本身没有内容可言，只是发光的载体，但是由电灯泡所发出的光使人们在天黑后得以延长工作时间，生活的范围和时间都有所扩展。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本身形式的关注使他备受争议，比如他认为电视上的暴力节目和娱乐节目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一样的，电视本身才具有影响力，信息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媒介。也正是因为这一观点，他饱受诟病，被认为是技术决定论者。实际上，麦克卢汉并非不关注内容，而是开阔了传播学研究的视野，虽然过于推崇媒介本身使他带有了理想化和绝对化的色彩。

第二，媒介的内容是另一种媒介。麦克卢汉指出，电视的内容是小说，报纸的内容是印刷文字，广播的内容是口语词。旧媒介成为创造新媒介的认知框架，旧媒介以新的方式被新媒介重新启用。可见，旧媒介仍然是新媒介的内容提供者，新媒介的内容是一种或多种旧媒介，新环境重新加工旧环境。他指出媒介技术对内容的规定性，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但是他并未对媒介技术如何对内容生产和传播产生影响作出说明，而事实，卜媒介内容往往也带有技术本身的烙印。

第三，媒介形式本身包含着讯息。媒介形式的变化会改变人类感官在感知世界时的比例关系，即我们通过感知到的信息来建构外部世界，而媒介则规定了这些感知信息的编码和解码过程。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不再是沟通传播者和受众的桥梁，媒介本身就是世界，世界存在丁媒介之中，我们认识世界并非通过媒介，而是我们就生存在媒介环境中，即“世界一旦被任何一种媒介所表达，它即成为被这种媒介所表达的那个世界”。

第四，媒介产生变化会带来新的衡量尺度。在《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将媒介视为“活生生的力的漩涡”，媒介的新形式从根本上影响了人类的时间、空间观念，从而改变了整个社会文化结构的组成，媒介所造就的环境可能会对旧的文化形式产生腐蚀和破坏作用，这种影响或冲击本身就胜过其承载的内容。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对人和社会的任伺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一种媒介对我们的感知产生的影响，不依赖其内容或讯息，因为媒介构成了人类生存其间的环境，而形塑和控制人类组织和行为形式的正是媒介。

可以说，麦克卢汉是将媒介技术置于独特的视角进行考察，他在行文中声明技术虽是影响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但还存在着政治、经济等其他因素，可见麦克卢汉的理论可以被视为技术影响论，而非简单的技术决定论。

技术是人的思想的体现：莱文森的技术哲学观点

在莱文森看来，技术不仅是人类机体的延伸，而且是人的思想的延伸， 一切技术都是人的理念的外化。“通过技术，我们体现和延伸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客观世界，把我们的理论扩散到宇宙遥远的角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按照自己的设计来塑造世界。”莱文森运用“二元论”来研究技术的本质，并认为这种“二元论”是互动、开放和辩证的，提出一切技术都是思想的外化和物化。

莱文森剖析了康德哲学中的心智互动论和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的物质决定论，从技术角度批驳了简单唯心主义和简单唯物主义，认为技术融台了物质和精神，使两者得以互动平衡，宣称“精神和物质的冲突在技术中已然解决”。莱文森认为康德的心智互动论是一种纯粹的、封闭自足的系统，缺乏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而马克思的劳动消费互动论，只停留在满足肠胃的第一阶段需求中，不能体现个人的主动创造力和巨大价值。

在分析康德的心智互动论时，他指出其理论贡献在于认识到人在理解事物的过程中一定会把自己的特征强加于被理解的事物上，人的理解力一定比消极接受知识的能力强得多。其理论中缺失的一环是“我们的认知能力如何给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打上烙印”，即未能指明他所宣称的精神――物质一体的、可以感知到的东西的具体表现。莱文森认为行动开始于心智，结束于物质领域，技术即使不用于现实世界，也同样改变外部世界的性质，同样作为桥梁互动地联系两者，而康德无技术成分的图示是非互动的。康德明确区分了“先天”和“先验”的概念，认为一切先验的东西都是先天的，即“都具有普遍必然性，但反之则不然，因为有些先天命题并不是对‘何以可能’问题的回答”。先验的意义在于可能性的条件。莱文森认为，“自然选择需要有预先存在的物种特征，环境只能在这些物种特征之上进行选择，一方面，这些物种特征是先前物种环境经验的产物；另一方面，把最初的生殖功能赋予有机体的，是自然选择的模式，而不是环境”。

至于马克思，莱文森称其将劳动视为联系人或技术与外部世界的接触点，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把技术中的理念成分降到最低限度，未能说明作为心无互动的技术的深刻内涵。对于技术本质的理解，马克思从实践的角度人手去定义技术，认为技术是人与自然的中介，它作为一种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存在抽象的实体性的技术形式。莱文森将技术视为人的计划在三种未经计划安排的物质存在形式里的应用，这三种未经计划安排的物质存在形式为非物质生命、物质生命以及思维物质，技术构成了区别于这三种物质形式的第四种物质。莱文森将技术作为一种物质本体来对待，他认为技术对思想也至关重要，没有技术作伴的思想“没有多大出息”，同样，没有思想支撑的技术也“无法展翅高飞”。因此，技术革命也是精神革命。

可见，莱文森对技术本质的认识是除了作为心智与物质互动的产物，技术根本没有其他的存在形式。凭借技术我们赋予思想以物质表现形式，体现和延伸自己的思想，将思想注入客观物质和客观世界。在自然选择和进化过程中，物质首先产生心智，同时心智又通过技术再创造物质，共同构成这种互动开放的二元理论。

麦克卢汉与莱文森技术论的异同

麦克卢汉认为的“媒介即讯息”与莱文森认为的“技术是人思想的物质体现”，共同之处在于都看到了媒介技术本身的重要性，均可算作是媒介影响理论，而非媒介决定论。麦克卢汉看到了媒介本身的重要地位，比如麦克卢汉说，倘若电视在希特勒之前问世，希特勒这样的人物根本就不可能产生。麦克卢汉将媒介划分为冷媒介、热媒介，在他所处的时代，电视清晰度低、与人互动联系少，这种冷冰冰的形象摧毁了广播那种亲密无间的媒介形态。麦克卢汉注意到媒介本身的影响，但是正如莱文森所言，广播在造就希特勒这样的极权人物时，也同样造就了罗斯福和丘吉尔这样的民主政权下的人物。可见，麦克卢汉在阐述“媒介即讯息”时，未将媒介所处的社会环境加以分析考量，而是将媒介本身作为出发点来探究其对社会文化等的影响、作用。

媒介技术论文篇3

［内容提要］ 本文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对于以媒介技术的社会作用为研究焦点的麦克卢汉理论进行新形势下的再探讨、再认识。文章从3个方面进行论述： ① 分析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当初的魅力所在以及在新形势下重放光芒的原因。 ② 讨论以往学术界对该理论的一些批评。 ③ 结合当前的传播新环境，理性地审视、评判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及学术界以往对该理论的主要批评，以期使麦氏理论在新形势下重新起到启发学术界审视媒介的社会影响的思路之作用。［关键词］媒介技术 再认识 唯物辩证法 科技动因 社会意图 技术决定论 机械化 在世界闻名的传媒理论家中，若论在学术界所受到的评价的起伏、落差之大，恐要数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最为突出。他的以“媒介即讯息”论断著称的媒介理论，于电视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60年代提出后，曾迅速风靡欧美各国，极受褒扬，他也因而名噪一时，频受传媒报道。但是，在“麦克卢汉热”似一股旋风刮过后，国际上学术界开始批判性地审视其理论，对该理论提出诸多批评。而在经历褒扬和批评的起伏之后，在相当长时间内麦氏及其理论似乎退居于较少引起注意的位置。事过境迁，随着电脑互联网络（尤其是因特网）的迅速崛起，人们对媒介技术的社会作用的关注再次出现高潮，以媒介技术为研究焦点的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又从寂寞中走出，重新受到学术界的瞩目，引起学术界的探讨。 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时代呼唤传播学界加深自身对于信息传播新技术的社会作用之认识。因而，对于专门论述媒介技术的社会作用的麦克卢汉理论进行新形势下的重新思考，意义重大。本文试图分析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当初的魅力所在以及在新形势下重放光芒的原因，并对照以往学术界对该理论的一些批评和结合当前的传播新环境，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对麦氏理论来一番再探讨、再认识。 I. 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魅力及其在新形势下重放光芒的原因 翻开西方传播学的发展史，以媒介传递的各种信息内容对受众的影响为中心的研究传统，在传播学领域堪称根深蒂固。 不论是传播学在美国形成初期四大先驱的研究还是被称为美国大众传播研究中的里程碑的几项大型的重要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媒介传递的各种信息内容或其影响展开的。而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却一反这种研究传统，沿着将媒介技术同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探讨的学术先驱、加拿大著名经济史学家英尼斯（Harold Innis）开创的研究方向，强调媒介技术本身对整个文明/文化发展进程的影响，从而为在传播学领域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用媒介技术史作主线把文明发展史串起来的研究传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的确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创举。这一创新之举开拓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包括媒介的形式特性与社会的文化特征，媒介特征与人的感官、心理活动过程等，从而使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研究的范畴得到了拓展。此外，麦氏理论的表述颇多别出心裁的比喻和新奇惊人之语，如“媒介即讯息”的断言，称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媒介的提法，将电视节目等通常意义上的媒介内容比作“窃贼所拿的多汁的”、“旨在分散看门狗的注意力”的肉片的比喻，“地球村”的概念，等等。 而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等著作中对“电视一代”与“书本一代”之间的代沟和对美国60年代的校园抗议等的关注，显示了他善于探索贴近现实的热点问题的敏感性。 新颖，出语惊人，善于联系热点问题，这些都是当时使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具有极大魅力的因素。而这些又恰恰同传媒时时追新、讲究轰动效应的特征相吻合，麦氏一度在美国大众传媒中频频亮相，可说决非偶然。 当然，对于学术界而言，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魅力，还在于它的主要观点，显示出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性。以麦克卢汉有关媒介对人体的延伸有三个阶段的观点为例，虽然，由于60年代电脑技术的发展尚未达到普及的程度，多媒体技术、虚拟技术等信息传播新技术尚未出现，因此麦克卢汉笔下的新媒介以电视为代表；但是，麦氏在其富有想象力的预言中并非丝毫没有涉及电视后的媒介发展。他这样描述媒介对人体的延伸的三个阶段：“在机械化时代，我们实现了自身在空间中的延伸。如今，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的发展之后，我们已在全球范围延伸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在我们的星球范围取消了时空。目前我们正在很快地接近人的延伸的最后阶段——意识的技术模拟阶段，在这个阶段，知识的创造性过程将被集体地、共同地延伸至整个人类社会，如同我们已通过各种媒介延伸了我们的感官和神经一样。”⑴尽管当时麦克卢汉尚不可能对后来迅速崛起的互动型媒介，作出清楚的描述，但是他还是扮演了预言家的角色，虽不无模糊但却大胆地对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将使知识、信息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资源的趋势，作出了预言。他在《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中写道：“在电子技术下，人类的全部事物变成学习和掌握知识。……这意味着所有形式的职业变成‘有偿学习’，所有形式的财富都来自信息的流动。发现职业或工作可能被证明是难题，而发现财富反倒轻而易举。”⑵他还说，“时间（……）和空间（……）在瞬时信息时代双双都化为乌有。在瞬时信息时代人类结束了其分门别类的专业化工作并承担起收集信息的角色。今天，收集信息重新占据包罗万象的‘文化’概念，完完全全如同原始的食物采集者在同整个环境完全平衡的状态下工作一样。我们在这一新的游牧和‘无工作’世界中的追求目标，就是知识和对于生活及社会的创造性过程的洞察。”⑶这些论述可说含有对人类目前正在步入的知识经济时代的轮廓性的勾画。麦克卢汉的深刻洞察力和预言能力，不能不令人赞叹。 再以他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的中心论点为例。这一观点，乍听上去给人以一头雾水之感：媒介是传播过程赖以实现，使传播者与传播对象发生关系的中介，讯息是通过媒介传递的内容，媒介怎么会就是讯息呢？ 但如果细加思考，就会发现它非常耐人寻味。麦克卢汉从功能和影响效果这两个角度，对“内容”这一概念作出了标新立异的解释。对于麦氏将媒介对社会的影响视为媒介的“内容”——媒介带给社会的讯息，我国学术界早已熟知，这里不赘述。关于从媒介技术的功能的角度理解“内容”，麦克卢汉出语惊人地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问，‘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是非言语的。’”⑷他还将媒介效力强归因于一种媒介总是被赋予另一种媒介作为其“内容”。按照麦氏提供的思路，从媒介的功能作用与社会影响的角度理解“内容”。应当承认，媒介作为承载、传递社会信息的工具，一旦进入信息流程，便会以其自身的特征与活力，对社会与其成员产生有力的影响。由于传播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行为之一，因此传播方式不可避免地对人类的思考与行为方式产生影响。例如，当印刷传媒在社会传播活动中占主导地位时，人们自然而然会重视书面语言符号的使用技巧，重视文章的逻辑、修辞等。一旦电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传播媒介，人们对书面语言符号使用技巧等的重视程度就有所减弱，而开始转而强调声像效果、形象等。近年来，随着电脑排版的应用与电子出版的兴起，人们开始对印刷物的版面设计、格式等产生了新的期望，日益重视这方面的视觉效果。近年来出版的电脑排版的书籍，往往插图丰富多采、排版精致、格式考究，与以往的书籍在外观方面已不可同日而语。事实证明，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即讯息”的论点，含义深刻，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倍显出其指导意义。 正是因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在阐述媒介技术与人类文化/文明进程的关系中所表达的思想的深刻性及前瞻性，他的理论才会在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再度出现突飞猛进的质变时重新为学术界所瞩目。在国际上，有些学者提出应重新给麦氏的理论以较为肯定的评价。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专门关于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的书籍频频出现。例如，1995年，加拿大麦吉尔–昆思(Mcgill–Queens)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朱迪斯·斯坦普斯（Judith Stamps）撰写的《改变对现代性的看法：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法兰克福学派》；199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格伦·威尔莫特（Glenn Willmott）所著的《麦克卢汉，或逆向的现代主义》；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保罗·本尼戴逖（Paul Benedetti）和南希·德哈特（Nancy Dehart）合编的《通过反视镜向前：有关麦克卢汉的看法和麦克卢汉提出的看法》；纽约基本出版社（Basic Books）发表了W·特伦斯·戈登（W. Terrence Gordon）撰写的《马歇尔·麦克卢汉：进入理解的出口》；1998年，加拿大黑玫瑰出版社（Black Rose Books）出版了保罗·格罗斯威勒（Paul Grosswiler）所著的《方法即讯息：以批判理论重新思考麦克卢汉》……一些广泛阐述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播新动向、社会新变迁等的书籍，也纷纷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 近年来，因特网上也出现了有关麦克卢汉的网页，如〈http://www.Mciuhan.Toronto.edu〉和〈http://hosted/beaulieu/Mcluhan/default.htm〉以迅速沟通学术新信息为己任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性刊物，也及时反映了学术界对麦氏及其理论的新兴趣。例如，1998年3月，在美国纽约福得姆（Fordham）大学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题为“麦克卢汉的遗产”的研讨会。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宝贵之处，对其理论的要点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进行探讨；尤其是结合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对麦氏理论中的“凉”、“热”媒介区分说，按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手段、媒介技术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阶段的观点等，进行了新的分析。虽然与会者的意见并不统一，但有一点则可说是他们的共识，即：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正给社会带来巨变的今天，重新认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正值其时。 又如，美国《传播学杂志》季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8年夏季号刊登了匹兹堡大学弗雷得里克·沃塞（Frederick Wasser）教授撰写的题为“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的评论文章，对上面提到的美国和加拿大近年来出版的5本专门关于麦克卢汉的书籍，进行了一番分析评论。文章指出，这5本书均“赞美麦克卢汉战胜了传播效果研究的客观主义方法。”根据沃塞的书评，这几本书显示出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及其理论作出了多种多样的解读。有的将麦克卢汉视为语言学家，有的把他看作文学分析家（文学一词在他们论述麦克卢汉中用作广义），有的视麦氏为历史学家，有的将他视作诗人。⑸这些不同的解读多少折射出美国和加拿大传播学界正试图重新思考麦氏理论的闪光点所在。 在我国，近来也已有学者提出应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进行再研究、再认识，并有学者联系传媒新实践重新探讨麦氏理论的启示作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徐耀魁先生在今年第一期《国际新闻界》上“对大众传播的再认识”，文中提出，“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麦克卢汉关于媒介作用的学说大都为社会实践所证实，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麦克卢汉的学说给予重新的认识和评价。”⑹又如，《新闻大学》今年春季号刊登的华中理工大学屠忠俊先生的论文“网络多媒体传播——媒介进化史上新的里程碑”，提出：“在人们力求对因特网现象进行深思熟虑的分析的时候，麦克卢汉又从‘无声无息之中’走了出来，重新扩展、启发着人们的思路”。⑺该论文极为重视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观点以及“凉”、“热”媒介的区分之观点，对它们进行了新的探讨。透过徐、屠先生的论文，可以看出我国传播学界当前也已开始思考在新形势下如何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进行再认识，以期使之重新启发学术界审视媒介的社会作用之思路。 学术界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重新思考，必须将以往这一理论所受到的指责和挑战考虑在内，否则这种重新思考便难以全面。有鉴于此，本文的下一部分，将讨论学术界对该理论的一些非议、批评。 II. 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缺陷的批评 既然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自有其魅力，那么，究竟是什么使这位“传播学怪杰”及其媒介理论后来在学术界受到诸多非议、批评，跌入低谷的呢？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沃塞的“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一文指出，麦克卢汉在生前因其缺乏学术严谨性、连贯性及其空前出名而受到学术界的蔑视。⑻缺乏学术严谨性和连贯性，则可说确是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缺陷之一。麦克卢汉著述的写作，带有一些按学术严谨性来衡量属于缺陷的特点：在其藐视实证研究的结果、轻视逻辑推理的思想指导下，麦氏的著述文体散漫，以书籍写作而模仿电视“马赛克”的表述方式。 他对媒介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之考察和论述，虽然深刻，但却失之于缺乏严格按照逻辑进行的推敲，结构松散，不讲究严谨的论证。就连对他非常推崇的美国传播学者梅罗威兹（Joshua Meyrowitz）也指出，麦克卢汉虽然对各种媒介的作用作出了概括性的断言，但是这些断言却没有形成清晰的、连续结构的论证和论据。⑼他虽然旁征博引，但引用的往往是文学作品或传媒作品，却忽视史料的引用，更不必谈对实证研究结果的引用。因此，麦克卢汉的论著，颇有点像文学批评，有些部分甚至带有神话评论色彩。如在《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一书中，麦氏引用希腊神话中的那喀索斯神话来说明新的媒介导致的“麻木”和“麻醉”状态，书中的这一部分就带有神话评论色彩。麦克卢汉原是文学批评家，他使用的语言带有文学色彩很自然，而且可说不无优势，例如，这可能使其论述“富有诗意”而能打动许多人的心灵。但这不能取代严密的逻辑性、结构的连贯性等所能带来的说服力。即便是麦氏理论所显示的一些观点的深刻性，也无法取代学术论著的严谨性要求；思想家和学者之间，没有必然的等号；麦克卢汉洞察深刻的思想可以使他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思想家，但若以学者的标准来衡量，缺乏严谨性却是一大缺陷。 此外，麦氏对其著述中的基本概念缺乏严格界定。他笔下的媒介等基本概念，既不同于学术界使用这些概念时通常所取的意义，又未经他本人作出必要的界定，从而使之缺乏解释，缺乏明确的科学界限。例如，在他的笔下，金钱、时钟等都是媒介，这同传播学中通常意义上的媒介概念显然不同，但他却未对自己使用“媒介”一词的定义作出任何界定。又如，“凉媒介”、“热媒介”概念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却缺乏严格的科学界定，以致他本人在使用这些概念中也不能完全一致、连贯。麦氏忽视对标新立异的概念作出严格的界定，从学术研究规范性和严谨性角度来说，这终究是一种不足。

转贴于 然而，比严谨性和连贯性的缺乏更为强烈地引起学术界对麦氏理论的批评和挑战的，则是该理论的唯技术决定论倾向。就这方面的批评而言，英国著名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批评堪称富有代表性：它不但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深有影响，而且至今仍在传播学研究文化学派对麦氏理论的评价中，占主导地位。⑽在威廉斯看来，麦氏理论的根本要点，就是断言媒介的技术特征绝对决定人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⑾威廉斯曾在其力作之一《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中，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尤其是该理论的技术决定论倾向，专门进行评论。他认为麦氏的技术决定论是由形式主义的发展与精制化而来的很复杂的技术决定论，它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威廉斯的批评，很重要的一点是指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忽视控制和使用媒介的机构和人，避而不谈社会意图问题。具体而言，威廉斯对麦氏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如下几点： 威廉斯认为，在麦氏理论对媒介的描述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影踪：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之特征同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社会意图之间的相互关联。由于麦克卢汉一味只谈媒介技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导致的结果，却丝毫不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哪些社会因素导致媒介技术的产生、应用和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媒介史和文明史，因此，在威廉斯看来，麦氏的整个理论极其缺乏历史感和社会意识。他指出，麦氏的著作虽然关注不同媒介的特殊性，但却没有把媒介视为实际运作，而是根据其主观意愿武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将它们归类。如此一来，麦氏的理论不但隐去了各种特定的意向，而且也隐去了各种一般的意向，把媒介的本质仅说成是心理上的调适，说成产生于概括化的人体器官同普通的自然环境（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产生。威廉斯认为，麦氏居然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中牵强附会地设想出一系列社会阶段的形象，预言人类社会将经由“电子传媒时代”重新回归部落化生活，整个社会将紧缩为“地球村”，这是荒唐的。 威廉斯尖锐地指出，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在威廉斯看来，麦氏的理论是一种有关社会文化的技术决定论，这种决定论显然对西方社会文化及其发展状况毫无批判态度。他提出，麦氏的理论既然把媒介（技术）本身说成是原因，那么，所有的其他原因，所有通常被人们视为历史现象的事物，在这种理论中就都化成了效果。而在别处被视为效果，因而必然接受社会、文化与道德要求的批判的事物，在麦氏的理论中却被排斥在外，视为毫不相关，因为在这一理论中，相比之下，媒介所带来的生理的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的效果，更为直接。 威廉斯指出：麦氏在阐述讯息瞬时传递这一技术上的可能性时，毫无批判地接受这一“物理上的事实”（physical fact），将之说成是“社会的事实”而毫不思考、注意这些讯息的传递，“既是由现有的社会权力当局所筛选的，也是由他们所控制的”。威廉斯文笔犀利地评析说，麦克卢汉将控制问题一概抽象成对于特定的媒介的分配与搭挡，以便造成特定的心理效果；麦氏的理论一经提出便受到现存制度的“媒介人”的欢迎，决非偶然，其原因在于按这一理论来推论，则传媒由谁来控制或使用以及控制者试图插入什么内容，似乎都对传媒效果无关紧要，人们似乎尽可忘却平时的政治与文化上的辩论，而让技术自行运作。⑿ 威廉斯在指陈麦氏媒介理论的缺陷之后，提出麦氏的理论无法令人信服，除非人们在真实的时空意义上抹煞了历史，但是，对历史的抹煞从本质上而言即是抹煞当代社会。威廉斯对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这些批评，确定深刻表达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观点，而且他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佐证材料丰富。正因为如此，威廉斯对麦氏的评价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尤其是在传播学研究文化学派中，影响深远。而且，即便是非常推崇麦氏理论对传播学研究的贡献的学者，也对威廉斯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技术决定论倾向的批评，高度重视。例如，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一文的作者匹兹堡大学弗雷得里克·沃塞教授，他是颇为称许麦氏理论的，他在文章中称，“数字化传播的激增已证实他（指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和传媒环境的预言式的论述。我们对于麦克卢汉的兴趣在持续是因为他同时做了几件任何别的人都弄不清如何去做的事”。⒀但是，他还是承认，威廉斯说麦克卢汉无视控制与使用媒介的机构和人，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之要点简化为声称媒介的技术特征绝对决定人们思考和行动的方式，这是“有一定道理的”。⒁ III. 对有关问题之我见 但是，以往学术界对于麦氏理论的唯技术决定论的倾向的批评，虽说的确切中要害，却也未必毫无偏颇，未必丝毫不受文人对科技理性的抵制情绪和（因不熟悉技术而产生的）对技术的恐惧心理的影响。在去年美国纽约福得姆（Fordham）大学举行的麦克卢汉研讨会上，就有位学者在分析传播学界不愿教授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原因中，提到人们的反技术的偏见以及人们对决定论的恐惧。⒂就威廉斯的著述中对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批评而言，也有一定的疏漏，那就是：未能肯定麦克卢汉以科技作为动因解释社会变迁的观点中的合理成分，未能肯定麦氏的理论在启发人们对于（作为当代科技重要组成部分的）传媒技术的重要作用的思考方面之贡献。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当笔者对照传媒实践的最新发展，对大众传播与现代社会历史进程这一范围广泛的课题，试图重新进行新形势下的再认识时，笔者发现：麦克卢汉在解释社会变迁中以科技作为变化的原因，其思路中包含着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合理成分：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一些原理，含义深刻，不但在当时具有前瞻性的特点，而且在因特网的崛起正在挑战传统的传媒及传播学理论的今天，倍显出其启迪意义。 根据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世纪之交，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正越来越清楚地印证马克思所说“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在内”⒃和邓小平所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正在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其特征即以知识、信息为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素和主要资源。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中的智能性因素正日益明显地渗透到生产力的实体性基本要素中。有关数据表明，科技在国民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中所占的比重正在大幅度提高：在本世纪初，这一比重即使在工业化国家中也仅为5%—10%，而现在，这一比重在发达国家已高达60%—80%，在有些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部门甚至高达95%以上。⒄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先导之信息传播新技术，不但在传媒文化/讯息生产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在知识产业的迅速崛起，新产业的开辟，信息产业之成为新的支柱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乃至国民经济的转型中，都产生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理论的最终检验应来自实践。以人类社会当前的生产实践、传播实践来验证，把媒介技术描述成人类传播活动的变化及人类社会的其他相关变化的重要因素，这在思路上、原则上而言并无不当。科技原因说并非一概不能成立，而是不能被引向机械的、排斥其他原因的极端，把科技当作游离于人类社会实践和历史之外的力量。从这个角度而言，学术界以往对麦氏理论的批评中恐不无疏漏。 笔者认为，学术界不必闻科技为动因即色变，惟恐一承认科技为动因即会陷入唯技术决定论。关键在于：要辩证地看待科技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关系，认识其互动性；对于因果关系，要有全面的、辩证的认识。根据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原因和结果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和相互作用的。另外，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因果关联也具有复杂性，并非总是一因造成一果，而是存在着多因多果、复合因果、同因异果、同果异因等情况。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他在探讨媒介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关系中缺乏对于因果关系的辩证认识，一味只将传媒技术当作变化的动因，既不考察导致媒介技术本身的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也不探索引起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变迁复杂现象之多因复杂组合，试图以机械的媒介单因说解释一切变迁。我们应将麦氏肯定科技的决定作用的观点，同他在认识论上的机械化，区分开来。 麦克卢汉在认识论上的机械化，还使他毫不过问人类发明与应用传媒技术的社会意图。这一点，也正是使他遭到学术界尖锐批评的重要原因所在，威廉斯的尖锐批评即是重要的一例。不可否认，近年来国际上有些学者试图为他开脱掉说他犯有机械的技术决定论的指责，例如，加拿大学者Judith Stamps于1990年争辩说，麦克卢汉使用一种“否定式的辩证法”。⒅又如，美国缅因大学的Paul Grosswiler（1996年）在加拿大《传播学杂志》上，认为麦克卢汉使用了辩证的方法。Grosswiler分析说，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看法，显示了他的辩证方法，因为麦氏对那喀索斯（Narcissus）神话中自动截肢的理论之运用中，蕴含着否定的否定的意思。Grosswiler还认为，麦克卢汉的另一观点也体现了他的辩证方法，这一观点是：媒介在达到一定的发展点后会转向它们的后面，从而出现“型式倒转”现象。Grosswiler争辩说麦克卢汉不是一位（唯）技术决定论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Grosswiler引用了麦氏著作中的一小段，在这一段落中，麦克卢汉承认社会“可以在我们推出一些事物之前彻底考虑这些事物”。⑴⒆但是，我们认为，这并不足以证明麦氏在对待媒介技术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关系问题上没有陷入唯技术决定论。Grosswiler引述的那句话出现在长篇累牍的关于媒介技术引起变化方面的效果之论述之中，从而显得就像淹没于一片大叫技术的力量的叫嚷声中之微弱声音。就Grosswiler提到的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观点来说，其中也许包含着有关过程的概念，并含有这样的意思：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对每一延伸的“否定”，而每一延伸然后又变为新事物，但是，这不足以驳倒对于麦氏的唯技术决定论的批评，因为就麦克卢汉理论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解释来说，该理论并未研究诸如社会决策、经济力量等社会因素如何影响技术发展和技术应用的过程。当然，任何学者的任何著述都不得不有自己的关注焦点，我们并无理由批评麦克卢汉将论述的焦点放在传播技术的影响上。但是麦氏理论的问题在于：它倾向于将媒介技术视为一贯是变迁的动因。这一绝对化倾向却不是以研究焦点为理由就可辩护的。 笔者认为，只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就可以做到既肯定麦克卢汉理论的阐述科技决定作用中的合理成分，又摒弃其在忽视社会意图方面的错误，从而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作出更为全面的评价。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科学技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与科技应用于生产过程的人类生产实践紧密相连；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正是在日益广泛地应用于生产实践的过程中，通过对生产力各个要素的作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劳动者是生产力要素之一，科技渗透到生产力各实体性要素之中的表现之一，即是科技转化为劳动者的技术和技能。科技发明与应用的主体、生产实践的主体，都是具有意识与主观能动性的人。人类的一切实践，其特征之一即能动性，即人的精神因素与意识的能动作用。而且，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实践活动的。因此，人类的所有实践，都具有社会历史性的特征。实践中因而也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社会决策。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我们完全可以也应该在承认传媒技术对于传媒文化生产及其社会效果的重要作用的同时，重视人们的意图及社会决策对于传媒技术的社会应用及其效果的影响与制约。 综上所述，以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虽曾因其唯技术决定论倾向而受到学术界的尖锐批评，但是，瑕不掩瑜，这一理论对媒介与文化发展的关系的阐述中还是包含着非常有用的成分：肯定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组成部分的信息传播技术对人类传播活动的变化及人类社会的其他相关变化的重要作用，可说正是麦氏理论的闪光点。如果我们对麦氏理论的机械性和单因论解释予以摒弃，那么其对传媒技术作用的强调就并无不当。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有分析、有批评地对待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而且需要有分析、有批评地审视学术界以往对麦氏理论的批评，以便在有关科技与文化/文明发展进程的互动关系的问题上，既避免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又不低估技术的力量和作用。 ⑴Mcluhan， Marshall(1964).Understanding Media(secon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p.19. ⑵Ibid.， p.65. ⑶Ibid.， p.130 ⑷Mcluhan， Marshall(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 of Me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pp.23-24 ⑸⑻⑽⒀Wasser，Frederick(1998).Current Views of Mcluhan. Jourual of Communication，Vol.48，No.3，pp.146-152. ⑹徐耀魁“《对大众传播的再认识》。《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一期，第22-26页。 ⑺屠忠俊：《网络多媒体传播——媒介进化史上新的里程碑》。《新闻大学》1999年春季号，第21-26页。 ⑼Meyrowitz， Joshua. (1986)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paperback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0-21 ⑾⒁⒂⒆ Ibid. ⑿Williams， Raymond.(1974).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Wm. Collins & Co. Ltd. Pp.126-130 ⒃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大纲》（草稿）第三分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0页。 ⒄《光明日报》，1998年4月24日。 ⒅Grosswiler， Paul.(1996)《The Dialectical Methods of Marshall Mcluhan， and Critical Theory.》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21，No.1.http://www.cjc-online.ca上网日期：Aug.14，1999.

媒介技术论文篇4

一、媒介生态理论的来源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西方媒介生态理论与社会文化发展、生态危机与科技危机的反思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呈现着媒介发展的真实问题。

就社会起源而言，生态思维最早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本领而存在的。在早期的医疗仪式中，人们通过唱歌、念咒、跳舞来治病驱灾。他们认为疾病和灾祸是由于自然界失去平衡与和谐的状态而导致的。从词源来看，Eco-最初源于希腊语的oikos，指自然，也就是被爱德华?侯格兰(Edward Hoagland)称为“我们最野性的家园”的地方。波兹曼指出，生态(ecology)与环境变化的速率、范围和结构相关，它关注如何使思想和社会能够像森林生态系统一样获得平衡。来源于希腊词汇的“生态”并不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自然环境，其最初含义是“家园”和“家庭”(household)。①

现代生态问题是工业社会的产物。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以及工厂系统的建立，人口大量从乡间涌向都市，人们全力以赴地促进生产以增加财富，同时也经历了环境危机。在人们越来越深重的忧虑中，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Erns Haeckel)在1866年首次提出“生态学”一词，思考有机体如何保持形成数量和分配的复杂社会盟约。他将生态一词用于指自然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强调这种互动如何产生一种平衡和健康的环境。② 瑞典林奈学派的科学家还提出了“生物链”(chain of being)这一术语，指出“如果这条自然的链子的一个环节断裂，都将导致整体的混乱无序。”③ 19世纪后半期在英美兴起的自然史散文写作同样呈现出寻找已经失落的乡村野趣与温煦家园的主题，提供了一种生态性的视野。

20世纪初的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把生态学强有力地推向大众叙事。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此时已经衍化为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和环境污染，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疾病以及社会和心理的失调。“两个半球的国家都卷进了一场任何和平条约都无法解决的世界性冲突”④ 中，人们不得不恢复对生命价值和人类命运的思考以及对平衡和谐环境的关注，“生态”(eco-， ecological)因此成为时代最流行的词汇之一，它跨越许多领域，涉及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和哲学范畴。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生态政治学(ecological politics)、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生态人文主义(ecological human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等种种声音表明，面对物种共同的日常话语，生态学已从叙述上升为倡导，其和谐与平衡的精神已移用于社会文化发展领域，从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视野。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生态学的精神与想象很自然的移入对西方人的现代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技术领域，思考技术作为人的生存环境的内在问题，形成了媒介生态学的直接思想来源。西方世界从17、18世纪开始进入技术高速发展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不断扩大的工业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内容。人们因崇尚理性而崇尚科学技术，反过来又因崇尚科学技术而加固了理性统治人的机制，表面上看是人控制着技术，但实际上是技术更多地控制着人，使人丧失了内在的灵性，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与工业制度的建立，工业文明把人束缚在机器系统上，失去了生存的和谐。这时，西方人对技术的态度是矛盾的，在对技术产生某种认同的同时，也把技术看成是异己之物。在1811至1816年间，由英国人内德?勒德(Ned Ludd)发起的破坏机器运动，就是后一种态度的表现。那些被发动起来的工人有一个很直观的看法，认为机器应该为他们的失业和贫穷负责。⑤ 这看上去似乎幼稚、简单，而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感悟到了技术在充当创造财富的手段时剥夺人的存在的实质问题。这种对技术剥夺人的存在的感悟并非偶然，而有着某种历史传承性。它在苏格拉底那里曾经表现为对文字的抱怨，即文字削弱人的记忆力，缺乏互动，任意撒播，脱离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⑥ 它也曾经表现为卢梭式的忧虑，认为科学技术产生闲逸，而闲逸又引起奢侈，并进而导致勇敢、尚武与德行的丧失。⑦ 工业革命后，随着电气、电报、电话、照相术、电影等的发明，技术日益发展为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改造与控制自然的操作体系，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平衡，正处于深刻的矛盾中，⑧ 人们在技术主义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一路高歌，同时由于技术加倍地剥夺着人的存在，人对技术的理想化想象背后不免继续掺杂着恶魔化的忧虑。弗洛伊德所分析的一种表达很能说明这种精神状况：“假如那儿没有铁路，我的孩子就不会离开家乡，我也就不会用电话来倾听他的声音；假如人们不知道用船可以穿越海洋，我的朋友就不会踏上他的航程，我也就不会等着电报来缓解对他的焦虑。”⑨ 这样的忧虑在20世纪人文主义者那里散发着某种浪漫主义的气息，即试图拯救被工业文明所淹没的人的灵性，拯救人被技术理性思想浸渍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技术并不是中性的，并非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而完全把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归因于人对技术的滥用或对技术目的的不当规定；真实的情形是，技术已构成它在其中发展并得以体制化的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技术本身同它的用处已不可能完全区分开来。当时，一批技术哲学论者从人性角度审视技术，他们关心城市生活的和谐、荒野的保护和对生命有机体的感受，以生命的名义展开对技术的猛烈批评，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1934年出版的《技术与文明》，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把技术发展的历史还原到人类的早期生活，认为原始技术是生活指向的，而不是狭隘的劳动指向的，更不是生产指向的或权力指向的，工具与武器只是人的生命技术(bitechnics)??即人的生活的总体装备的特定组成部分。只是在大约五千年前，一种通过日常活动的系统组织来致力于权力与财富增加的单一技术(monotechnics)开始出现，直至发展为以机器为中心的单一技术，其主要标志就是一种复杂的、高度权力化的机器的建立。这种单一技术带来了新的生活模式，既把人从奴隶状态甚至劳动中解放出来，又使劳动进入机械化和自动化过程，与生活的其他部分系统分离，成为单一的重复性劳动，进而形成与之相伴随的心理强制，使劳动者陷于恶魔式的无意识之中。在这里，芒福德向人们揭示出现代单一技术脱离生命技术后所构筑的复杂环境及其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认为人们要在危机四伏的技术文明中生存下去，必须回归生命技术，有意识地培养被单一技术压抑的有机环境和人性。虽然他没有具体论及媒介，但这种思维方式直接成了媒介生态理论的思想来源。⑩ 麦克卢汉后来从媒介演化的角度去概括人类的历史，提出“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公式，其背后所隐含的便是“有机化??机械化??重新有机化”的进化路径，亦即芒福德的“生命技术??单一技术??生命技术”的历史想象。

对“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具有直接启发意义的是芒福德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技术即容器”的观点，在他看来，与工具和武器不同，“容器技术”是经常被忽视的一种技术形式。“对于妇女而言，柔软的内在器官是她生命的中心，不管是幼儿还是成人，她的手和脚的运动能力都要比屈伸和拥抱的能力差。在母系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已经是一个拥有‘容器’工具的显赫时代：除了沟渠、村庄这些巨大的‘容器’以外，这个时代还有石器、陶器、花瓶、广口瓶、缸、蓄水池、箱柜、谷仓、壳仓、房子等等这样一些‘容器’。但是这一时代所具有的独特性和显著性却被现代那些过分强调机械意义上的科技进步的学者们忽视了。”在他那里，工具、武器和机器都是男性文化的符号，“容器”则显示出女性文化符号的特征，有机体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则是女性文化的代表。(11)

这一理论拓展了一种对技术、文化和城市的生态学视角，它能让我们联想到，文字也是一种“容器”技术，它不仅能够贮存信息还因为早期保留和记录谷物的功能，也能够贮存物质。其次它体现了整体系统论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技术合并论”的意味。更重要的是它不是仅从内部的结构来给机器下定义，而是从它所产生的外部影响出发来思考这一问题，开启了媒介环境的论题。

与芒福德关注技术本身形成互补的是，弥漫于欧洲思想界的关于技术的人文主义反思从不同方面揭示了面对技术异化所带来的文化个性和主体性的丧失，奠定了媒介生态的文化批判倾向。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936年发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一文，认为复制技术一方面对原作的唯一性和笼罩于其上的“韵味”构成了挑战，使其获得新的意义并被一个更广泛的人群所拥有；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沉重的、压抑性的后果，它可以强化专制政权，并且由于复制技术的广泛传播，仿像经常既是革命性的，又容易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扭曲。同年，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指出，随着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发展，在人的直觉的生活世界与由科学技术所建构的世界观之间出现了二元分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1944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中指出，启蒙在今天已成了技术的统治，而启蒙作为技术的统治，又加速了统治的技术的发展；各种文化形式由于有先进的技术为手段，能更好地操纵、控制群众的心理结构，而且由于技术理性的渗透，在大众文化中推行标准化、一律化，使大众丧失了批判现实的能力。到1964年，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进一步指出，在当代工业社会，人之所以成为单向度的人，其根源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自动化的实现，在于现代技术已经取代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现在，技术理性已充满政治内容，技术的逻辑已成为统治的逻辑。在把技术当成新的统治或工具看待的过程中，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都认识到，技术以更强大的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的思想，技术合理性成为新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顺着这一思路，哈贝马斯撰写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收入1968年出版的《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揭示出科技作为新意识形态的三大特点，即更具操纵性、较少意识形态性和更具辩护性。这些思想与现实的人们对技术越来越成为异己力量的恐惧交相呼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西方人进一步怀疑科学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怀疑技术发展的混乱程度，甚至怀疑技术是物质富裕与进步的基础，以及人类理性取代宗教信仰的文明梦想，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对文明成果中存在的阴暗面的怀疑不仅存在于奥本海默等科学家中间，也引起了人文社科学者的共鸣。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分别在各自的小说《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年》中描写了充斥着庸俗文化、无规则游戏和工业技术的未来世界以及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情景。法国生态学者埃吕尔(Jacques Ellul)在《技术社会》(1964)一书中的表达更悲观，认为技术作为一种自主性的力量，现在已经渗透到人类思维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人类已经失去了他对自己命运的控制能力。哲学家弗洛姆(E?Fromm)进一步呼应芒福德的思想，在1968年出版《希望的革命：走向人道化的技术》一书中，试图使人们明白，在现时代，社会已成了一个巨大的机器，而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件。在他看来，现存的技术系统之所以具有一个非人道化的前景，并向一个没有人性的机械化新社会演进，是因为它为两个坏的原则所指导，即“凡技术上能够做的事都应该做”、“最大效率与产出原则”，这两个原则否认了人文主义价值，使人更容易为官僚体制所管理。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大量流行技术中心论，认为技术不会产生什么特殊的伦理与政治问题，因为技术仅仅是实现价值的手段，而价值则另有其他的基础。在上述人文主义的反思中，技术中心论失去了合理性，转而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技术不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它是负载价值的，因而具有其丰富的伦理与政治意含。(12) 媒介生态理论正是顺着这一思路，假定传播媒介在将数据或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地方时并不是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相反，媒介的内在物质结构(physical structures)和符号结构(symbolic structures)在塑造什么信息被编码、传输和怎样被编码、传输以及怎么被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媒介的符号形态限定了该媒介所能代表信息的代码特征。

二、媒介生态理论的起点：媒介、文明与人的感知的平衡

当技术作为一种环境足以让人震撼与恐惧的时候，技术生态就成了现代人走出困境的合理想象。而对于媒介研究来说，媒介生态则代表一种理论思维的转向，摆脱技术理性指导下的媒介功能、媒介影响力与媒介市场研究，顺着技术理性批判的思路，把和谐与平衡作为媒介环境研究的焦点。按照波兹曼的说法，“把‘媒介’放在‘生态’的前面，就是为了说明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媒介，还有媒介和人类之间的互动给予文化以特性的方式，也可以说帮助文化保持象征意义的平衡。如果把生态一词的古代和现代的含义结合起来，它说明了我们需要保持整个地球大家庭的井然有序。”(13)

“媒介生态”的概念在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那里最早提出来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1967年，他在与人合著的《媒介即是讯息：效果一览》(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An Inventory of Effects， 1967)一书中提出“媒介生态”(14) 的概念，以环境作为特定的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传播技术和媒介对文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所起的生态式的影响。(15) 1977年，麦克卢汉指出所谓媒介生态“意味着让不同的媒介能够共存共生，而不是彼此消亡。”(16) 他偏爱感官平衡，认为一种文化需要限制某种单一媒介的使用，从而促进媒介生态的平衡。在《理解媒介》(1964年)一书中，他认为媒介能深入到人的潜意识，并且在不被察觉和反抗的情况下改变他们的感知的平衡。这在思想理路上讲，与芒福德对“单一技术”的批判和对“生命技术”的建构是一致的，而在理论上又直接吸收了英尼斯(Harold Innis)关于媒介时间和空间偏向的观点。英尼斯被麦克卢汉称为最早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造成影响的人。早期作为经济学家，他曾经关注过纸浆和造纸工业的经济学问题，印刷技术的优势才使得现代出版业对纸张的无限吞噬成为可能。英尼斯看到的是，自己家乡的森林被转化为纽约地铁上的瞬间阅读。和19世纪的梭罗相似，他回想起自己成长的那个小镇，那里的交流除了个人之外，有一种沉思冥想的从容氛围，他很快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性的大众传媒根本不给现代人留出时间去思考。即时消息掠夺了人们回首历史的感悟，也掠夺了人们展望未来的力量。这就是现代大众传媒的偏向。技术本身促成了这种思维状态。”(17) 显然，他承续了芝加哥学派的问题，即虽然大众媒介使得公众得以产生，但它们又威胁着公共生活。与此同时，面对他所经历的战争的残酷，他感受到，所谓的西方文明就是咄咄逼人的扩张的文明。在他看来，西方文明的危机是与媒介的非人性化的发展相联系的，原因在于媒介在整个历史中塑造着社会，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研究媒介与文明的关系，更能使我们清楚地看清西方文明的偏向。于是，他通过《帝国与传播》(1950)和《传播的偏向》(1951)两本著作，以西方文明史为背景，探讨了传播媒介内在的时空偏向对于文化的影响，将现代西方史的特征概括为一个建立在印刷基础上的传播偏向和知识垄断的历史。根据尼斯特洛姆的总结，“媒介偏向”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假设：(18)

由于不同的符号形态(symbolic forms)编译出不同的信息，而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符号形态，所以它们便具有不同的理性或知识(intellectual)和感性(emotional)偏向。

由于不同的物质形态(physical forms)编译、存储并传输不同的信息，所以不同的媒介便具有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感知的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获得性(accessibility)，所以它们便具有不同的政治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参与条件，所以它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组织时间和空间上方式不同，所以它们具有不同哲学思辨上的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物质和符号形态，所以它们也具有不同的内容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物质和符号形态以及随之而来的理性或知识、感性、时间、空间、政治、社会、哲学思辨和内容偏向上的种种不同，所以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认知论(epistemology)的偏向。

这种媒介偏向理论的背后所隐含的是对西方文化发展偏向的关注，即随着口语和手稿传统的消逝，人们不再关心社区、伦理、形而上学，而且这些观念都被维持空间偏向的印刷和电子传媒所取代。英尼斯除了延伸技术生态思维之外，还扩展了文化生态思维，他对传播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三个观察的指向。第一，媒介的物质形式(例如轻质及可携带的纸张)和符号形式(例如演讲，象形文字)从不同的方面聚焦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第二，传播媒介通过影响人类交往的范围和比例而改变文化概念呈现的真实和社会政治的形式。第三，不同的媒介提供了不同的文化思想体系和认知偏向。(19) 这种从媒介角度呈现的文化生态思维承认社会中还存在着以媒介为代表的技术力量、文化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等多种力量，它们共同构成了传播领域的生物多样性；这些多样性的结构构成复杂的人际互动传播系统，其内在的符号结构能够并确实从总体上定义或决定的不仅仅是信息的产生，还有该环境中人们的行为。这种文化生态思维的价值便是在互动中追求共栖(symbiosis)的整体观念，以达到平衡协调的生存目标。

作为媒介偏向理论的逻辑延伸，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表达了这样的见解：媒介传情达意的特定方式，能改变人的感官生活??能改变人的所见、所听、所触、所尝和所嗅，因而能改变人的所知。他所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的论断之所以具有媒介生态的意义，原因在于他所指的媒介包括任何可以传情达意的器物，每一种媒介都是人体的延伸，每一延伸都会使人的五种感官的均衡状态产生变动，结果产生一个新的环境。这就发挥了英尼斯关于时空偏向性的思想，不同之处在于他进而把焦点从人体外在的时空转向了人的感官知觉。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加拿大多伦多学派早期代表人物，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又被看作是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物，沿着这一学派的足迹走下来的学者包括艾里克?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埃德蒙德?卡彭特(Edmund Carpenter)以及作为第三代旗手的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等人。而媒介生态研究的另一学派??纽约学派并不像多伦多学派那样所指的是一所单独的学校，而指的是纽约这个城市中的媒介生态学者群体。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被看作是纽约学派最早的代表人物，纽约学派早期的成员包括纽约大学的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和尼斯特洛姆(Christine L. Nystrom)、哥伦比亚大学的路易斯?福斯戴尔(Louis Forsdale)、福德哈姆大学社会研究学院的约翰?库克(John Culkin)、皇后学院的佳理?甘蓬特(Gary Gumpert)、查理斯?魏恩加德纳(Charles Weingartner)和曼哈顿的托尼?施瓦茨(Tony Schwartz)等。他们虽然学术观点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点，即关注媒介对人类的影响，认为媒介的影响超乎常人的意识和想象。

三、媒介生态学的建构：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

纽约学派的波兹曼是媒介生态学真正的开山之父。他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遇到了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英文教授麦克卢汉。他从“媒介即讯息”发展出“媒介即隐喻”的论题，认为媒介用隐蔽而强大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媒介的形式极为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1968年波兹曼在“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年会的演讲中首次正式提出“媒介生态”概念，并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把“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其涵义在于，媒介生态学将传播媒介本身视为一种环境结构，即由一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系统组建的符号环境。人们掌握媒介之时，也就意味着适应了媒介本身这一符号环境。从微观层面理解，当我们“使用”媒介，从媒介的内在符号世界中思考、感知、谈论或表现身边世界时，我们就不是站在传播媒介之外，相反，我们处于传播媒介符号结构之中。所谓符号环境，其本质特征在于两种以上或多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的并存，即多媒介的符号环境。我们在这个层面所关注的是，媒介共存的动态影响以及它们的互动如何产生或组成一种合成的符号环境。

后来，他再次使用生物学的比喻，进一步解释为什么采用“媒介生态”一词来命名这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从你首次知晓皮氏培养皿(petri dish)时起，你会记得‘被定义为文化繁衍的物质’的某种媒介”(a medium was defined as a substance within which a culture grows)。如果你用“技术”(technology)来替换“物质”(substance)，那么这个定义便成为媒介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技术是文化繁衍的媒介；也就是说，它赋予文化、政治、社会组织和思维方式以形式。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再援引另一个生物学上的比喻，生态学。”(20)

至此，技术、媒介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已经被清楚地界定。波兹曼提醒人们注意人类生存在两个不同的环境里，有山川树木的自然环境和由语言、技术和其他符号组成的媒介环境，后者塑造了人本身。

波斯曼接受麦克卢汉的建议，1971年在纽约大学首创“媒介生态学”专业和博士点，成为该学科的领军人物。他从消极的意义上继承了“媒介决定论”，对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负面影响忧心忡忡，向悲观的方向偏离，成为“媒介悲观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几本著作对电视等大众传媒提出严厉的控诉，要者有：《技术垄断》(1978)、《童年的消逝》(1982)、《娱乐至死》(1985)。

这时的媒介生态学基于三个基本假设：第一，人类的经验由使机体可触的生物结构和技术，以及代表着经验的符号系统共同塑造。第二，无论生物结构、工业技术还是符号系统都不是信息世界的中立传播者，它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权力，以限制和组织人们的所感、所言和所思。第三，由于人类的文化世界不是知觉、概念、实践和制度的简单集合体，而是一个依赖于传播并能独立发挥作用的复杂系统，传播的变化将导致整个文化生态的改变。(21)

这种对技术和媒介的强调，使麦克卢汉以来的媒介生态学者或多或少地带有了技术宿命的倾向。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一书中指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忽视控制和使用媒介的机构和人，断言媒介的技术特征决定人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避而不谈社会意图问题。然而这种倾向在媒介生态的另一个主题“语言与文化”的探讨中，却几乎是作为原点被提出的。

面对媒介和技术带来的困惑，多伦多学派的古典媒介生态学家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和英国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等一批学者选择了语言这一特殊的媒介，追寻它在前技术世界的表现方式及其在社会沟通与认知效果方面所发挥的交流作用。俩人于同年发表的著述《柏拉图导言》(Preface to Plato， 1963)和《书写的成果》(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1963)，不约而同地将书写对人类认知发展的一种初步的、偶然的作用归结为古代希腊字母文字的发明和传播，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字母书写对公元前5～4世纪的古代希腊启蒙运动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哈弗洛克通过荷马史诗和柏拉图哲学的比较视野，秉持这样的主张：字母书写对古代希腊启蒙有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作用，因而字母书写也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按此论见，古代希腊字母的发明使书写的广泛普及成为可能，因而也使得人类意识迅速地、永久性地出现了转型。他还认为，后来，印刷术的发明，书写一方面成为扩大哲学、科学反思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促进了欧洲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伊丽莎白.L.埃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因此重新评价了古登堡的印刷机在欧洲早期的传播与文化转型中的关键作用。(22)

古迪则在《蛮野心智的驯化》(1977)、《书面与口头的交界》(1987)和《书写传统的威力》(2002)中坚持认为，人类认知的发展与现性是“字母书写”的“逻辑成果”。

由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学术一直专注于传播模式与认知过程，这一问题的探讨本身也产生了共振。麦克卢汉同时代的学者瓦尔特?翁(Walter Ong)就公开认同哈弗洛克的论见。在1967年出版的《语词的出现：一些关于文化和宗教历史的绪论》和1982年出版的《口传与书写??语词的技术》中，他通过对荷马传统、中世纪僧侣教育、印刷史、电子传媒的性质的探索，认为基于口传(Orality)的思维具有基于记忆的、移情作用的、参与共享的、情境化的、聚合的、保守的等特征；而基于书写的思维则恰恰相反，具有基于记录的、客观中立的、抽象的、分析的、创造性的等特征。(23)

80年代以后，罗伯特.K.洛根(Robert K. Logan)和丹尼斯?施曼特?巴塞瑞特(Denise Schmandt Besserat)在各自的著述《字母的效果：语音字母对于西方文明发展的影响》(1986)和《书写是如何产生的？》(1996)中延续了翁的研究路线。在翁看来，对语词的研究是人文研究最基本的方式，因为语词(word)使我们成其为人，语言(language)定义并区分了我们的种类。(24)

翁及其随后的媒介生态学者认为正在进行的技术化是人类历史上社会与心理转变的基本根源。从口语语词开始，书写的语词、印刷语词到电子记录和传送的语词，我们在转换传播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文化和意识模式。(25) 他们集中在语言与文化层面的讨论，与芒福德、英尼斯等人偏重技术与文化层面的讨论互为补充，反映了西方媒介生态学者从不同方面对人类传播和交流手段及其技术革新的共享经验做出的普遍回应。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口传?书写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视野也由“口传?书写”的二元对立走向了“口传?书写?电子传媒”的三维观照。受芒福德技术主义研究的影响，波尔特(Jay David Bolter)认为我们正处在印刷技术时代的晚期，印刷文本将被电子文本全面取代。(26) 佳理?甘蓬特(Gary Gumpert)进一步探讨了由电子媒介统治的社会。(27)

而此时的西方社会正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指出，美国社会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的混合：“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28)“一方面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面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29) 这就是目前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就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凝聚力的消解；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生活意义的失落。由于这种文化危机和文化矛盾，贝尔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30)

因此，1970年第一届地球日庆典就宣称：人类已进入“生态时代”(age of ecology)，透露出现代人深切的希望“生态学”能够带来平衡有序的愿望。80年代，公共伦理的沦落也催生了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出现。这个概念从整体论、有机论出发，承认环境中每个因素的平等内在价值，但它并不是要把关注点从人类转向非人类，而是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的秩序。(31) 尽管如此，1989年《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刊登的却依然是“危机中的地球”。怀特(Lynn White)60年代末就从宗教的视角指出了造成今天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在于基督教文明本身的发展。(32) 贝尔也提到导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另外一个来源：对于现代各国来说，经济增长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但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当这些期望与其他飘忽不定的因素(例如恶性的然而又是周期性发生的通货膨胀，它的渊源是突然兴起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时……导致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33)

这种批判和反省沉淀为此时媒介生态学者的内在意识。当1973年麦克卢汉的同事埃德蒙德?卡彭特(Edmund Carpenter)直接用“哦！幻象给我多大的冲击力！”(Oh， What a Blow That Phantom Gave Me! 1973)的惊叹来命名自己的学术著作时，我们就可以感觉得到娱乐已经随着电视主导的图像形式支配了文化的走向。“原本我们所熟知的事物，变得陌生不寻常(de-familiarized the familiar)”，(34)“读图时代”使人类的符号世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把麦克卢汉等媒介生态学者的理论与欧文?戈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相综合。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1985)一书中，他认为电视重新界定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模糊了共同在场(co-presence)和距离的各种关系，可以破除那些公共人物和权威人物的神秘感，而且可以重新组织社会环境。电视媒介已经统一了以往具有性别差异和隔代差异的社会世界。女性和儿童都被电视赋予进入男性社会和成人世界的权利。这种思想和先前丹尼尔.J.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的《影像：美国假事件的向导》(1962)一书共同影响了波兹曼对于美国当代电视传媒所主导的文化的批判。在《童年的消逝》(1982)里，他指出在儿童与成人合一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都发生了“孩子气”的蜕化降级，成为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使印刷时代的高品级思维以及个性特征面临致命的威胁。而这正是《娱乐至死》(1985)的主题。《娱乐至死》的前言以奥威尔和赫胥黎40年代的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波兹曼指出，这是文化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方式。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是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35) 与麦克卢汉的道德中立(moral neutrality)不同，芒福德、埃吕尔、波兹曼一脉的学者，极其关注媒介生态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并给予鲜明的价值判断。波兹曼认为，奥维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

但是，就像麦克卢汉早就坚信的一样，“技艺的目的也许不再使我们变化，而是在向持久目标前进时保持平稳的进程。即使在造成最大震荡的革新中也要保持最平稳的进程。”(36) 1988年，被誉为麦克卢汉的天鹅绝唱(swan song)的“媒介四定律”或“四效应”(tetrad)作为对这种平稳进程的规律探讨，随着《媒介法则：新科学》(McLuhan & McLuhan， Laws of Media: The New Science， 1988)的出版再度引起关注。放大、过时、再现和逆转的过程不是单一发生作用，而是作为整体的发展规律涵盖任何一种媒介的生命发展周期。90年代以来的媒介生态研究似乎陷入了各分支领域的嘈杂纷争中。1995年，美国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 L. Altheide)在《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An Ecology of Communication: Cultural Formats of Control)一书中，运用符号交往理论，揭示了传统媒介环境中，信息技术、媒体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的互动关系，描述了专业传媒在国家体系中如何受到复杂的控制和操纵。他指出：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同时个人和组织也日益以符合技术和媒介范式的方式行事，转而影响着传播行为。(37) 次年，瑞杰斯?德布雷(Regis Debray)提出通讯的物质、文化和政治三层操作模式，再次重申不存在任何纯真的媒介，也不可能有毫无阻碍的传播。(38) 1997年，多伦多学派的第三代旗手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在《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和未来》中强调了人的主动性，认为人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一切媒介都是“补偿性媒介”，能补救过去媒介的不足，使媒介人性化。1999年，他又在《数字麦克卢汉》一书中进一步论道：“人是积极驾驭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在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39) 其“人性化趋势”的理论摒弃了麦克卢汉以来的技术宿命传统，承认信息技术会对人类社会系统产生作用，但却不是唯一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按照莱文森的思路，网络媒体的超时空特性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空观，虚拟社区中的人们可以在同一场景中非同步对话，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口语传统”。

作为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研究所”的所长，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无疑是多伦多学派的又一代表性人物。他继承了麦克卢汉媒介对个体心理影响的思想，指出：“由于我们自己都具有从以读写能力为基础的文艺复兴时代那里继承下来的自我形象，所以，我们未能认识到，从电话到虚拟现实的所有电子技术对我们身体的延伸，已远远超越了我们肌肤的限制。本体感觉的问题，也即是我们对我们身体轮廓的感受，不久将成为一个关键的心理问题，懂技术的新一代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40) 这样的致思取向将推进媒介作为心理环境的研究，反过来又促使我们在自我心理的关注中反思新媒介环境下的文化问题。

从2000年开始，西方媒介生态研究进入总结和反省时期。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兰斯?斯瑞特(Lance Strate)与林文刚(Casey-Man Kong Lum)在《新泽西传播学杂志》(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上主编了一期有关“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渊源”的专辑，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到2006年，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又主编《从文化、技术与传播看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渊源》一书，围绕文化、技术和传播的相互关系，较为全面地考察了从20世纪开始西方媒介生态发展的不同方面，以及媒介生态学怎样与行为科学、文化和结构人类学、信息系统理论以及技术史等不同的学科相联系，从而更加明晰了媒介生态研究的方法论。

波兹曼在2000年题为《媒介生态理论的人文主义》(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的演讲中，不断追问，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致力于理性思维的使用和发展？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致力于民主进程？新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让我们更容易接近有意义的信息？新媒介在何种程度上增强或削减我们的道德感和善良的天性？如果说，在改善人与媒介的关系上，麦克卢汉偏爱媒介应该用于促进人的感官(sensorium)的平衡，而英尼斯则相信媒介能够促进人的时空概念平衡，(41) 波兹曼更多的道德关注反映在他探讨新媒介是否在社会共同体和个人之间保持平衡，而这种平衡对民主来说是必要的。他一方面从《圣经》摩西十诫的第二诫中获得启迪，指出“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这样的变迁是导致文化精神变迁的根本原因，并且是悲剧性的，一方面仍深信人性的稳定。

与此同时，学界对媒介生态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观点进一步给予批评和质疑。约翰?彼德斯(John Durham Peters)从技术中心主义出发质疑英尼斯、麦克卢汉、凯里(Carey)一脉的学者对文明进程中的时空经验，称他们的视点局限在人类范围和经验范畴，以及历史中此处和此时(here-and-now)的时空观。除了增加传播分析的政治意图方面，他还强调关注机器和外星生命，以及计算机运算中十亿分之一秒和天文学的光年尺度所带来的全新时空经验，认为“我们世界的局限是我们的媒介和技术的局限。”(42)

尽管学术创新的力度已大不如从前，但还是有人尝试独辟蹊径的研究。美国学者波尔?格罗斯威勒(Paul Grosswiler)通过考察道教和其他东方思想与媒介生态学的兼容性来关注北美媒介生态学传播理论的跨文化偏向。他在2004年发表的《媒介生态的“道”：一种跨文化传播理论》一文中指出，麦克卢汉及其他媒介生态学者把平衡作为媒介环境研究的重要观点，而这也是道教的核心原则。媒介生态学中关于媒介作为环境的观点认为，所有的传播系统都在寻求平衡，而不是把技术和文化变革看成是附加的，媒介环境对人的调整，是在试图重建平衡与和谐，在他看来，这与“道”的主题相一致。(43)

总的来看，不同学者对媒介生态主题的探讨，让我们隐约窥见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理论的变迁也受制于人类社会的变迁以及人类对自身环境的认知能力的变迁。也许正如凯瑟琳(Catherine Forst)所说，牢记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真正价值在于帮助我们“对事物始终保持着批判性的观察”。(44)

我们对西方媒介生态学源与流的梳理，并不是要用一种地域性或沿袭性来代替什么，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媒介生态学这样一个复杂的、全球性的、各学派间具有沿袭关系的网络。因为如果没有全景意义的关照，媒介生态学便无法自省，无以更新。

四、媒介生态学的理论价值与问题

西方媒介生态理论至少具备了两方面的理论贡献。首先，它不是一种单一的视角，而是对人类、媒介和社会进行系统观察，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它在思维方式上主张从分析思维转向整体思维，从功利性思维转向互利性思维。西方媒介生态学看到了理性的谬误，主张用整体思维取代分析主义的思维方式。麦克卢汉认为今日的社会好像一个只知道使用后望镜的汽车司机，他既不向前看，也不向两旁看，只是从后望镜回顾已经走过的道路而已。虽然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西方媒介生态学者自己也并非是向前的，不过他们挣扎着摆脱线状方式，进行全景性的关照，体现了走向多感官的努力。

传统的功利性思维模式，以追求利益为最高目标，存在着深层次的价值缺损，即“生命价值隶属于有用价值”。同时，西方媒介生态学又看到了传统的功利性思维模式的价值缺损，认为这种缺损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张，因此，它提倡互利思维方式。这不是简单地探讨媒介在施教、改变态度及意见以及销售商品等方面的作用，而是研究媒介对社会、文化影响的长期效果，在社会生态体系的框架下，以各种力量的共栖，达到各种力量的互利。

其次，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开辟了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媒介的视野。媒介生态在这里就不仅仅是一种隐喻，而成为一种具体可行的动态研究。它在宏观上表现为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和媒介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微观上表现为媒介环境中的媒介变迁、转化和传播规律，探索它们对人与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等。媒介生态学借助于生态学和环境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传播学理论研究进行了延伸和发展，成为具有生态意义的社会文化研究，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于自己以及生存环境的理解。

然而这些贡献却并不能掩盖西方媒介生态学的理论和现实困境。从理论内部观察，西方媒介生态所倡导的协调、平衡的观念是作为一种最高前提存在的。在作为其理论源头的古希腊传统中，有机和谐的自然观也是一种生存智慧。然而造成今天生态危机的西方二元对立思想的根源却在于孕育了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文明本身。《圣经》“创世纪”篇描述了上帝把统治控制自然的权力交给了亚当(人类的代表)之后，人与自然就确立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万物有灵论的中断使人成为唯一的言说主体，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按照神学目的论重新设置，自然在人的话语霸权下沉默并沉沦下去了。基督教的世界观是从创世走向末世的直线模式，逐渐取代了古希腊崇尚和谐统一的自然观，直接影响了人类对待自然和社会的态度。尽管基督教是流派众多的宗教，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思想根源不可避免的矛盾，导致了媒介生态理论阐释的悖论。如何同时消解和认同人的自我中心？为什么财富的增加不能增进社会的协调？技术论和生态论如何统一？

事实上，西方媒介生态学者未曾建立一套坚实的理论体系。他们对现实问题拼盘式的表现，所得到的一些具有醒世恒言意味的结论，部分来自于他们对于术语表达的偏爱。因此，即使他们勉强搭建了理论框架，理论也显得过于简单化，集中于宏观层面，细节不够。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偏重于科技生态的呈现，作为核心话语的补充的文化生态和生态伦理缺乏系统的论述，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需要进一步领悟的内涵。丹尼尔?贝尔把现代社会看作由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与文化三个特殊领域组成，“每个领域都服从不同的轴心原则。它们之间并不相互一致，变化节奏亦不相同。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特模式，并依此形成大相径庭的方式。正是这种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45) 因此，生态问题应该至少包括三个因素，即危及资源枯竭的技术、经济方向；文化伦理牵制下的有关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显然，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对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分析十分薄弱。

这种理论失衡的后果是理论诠释力的不足。在传播领域，全球媒体对本土文化的创新和重构也并不是出于对全人类精神家园的贡献，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有序运作，通过推行象征性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牟取利益。在这样的原则面前，社会环境的和谐与平衡近似于天方夜谭。如何在多种力量的角逐中建构媒介生态？对于这样的要害问题，媒介生态学却少有启发性的答案。另一方面，西方媒介生态理论植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世界的环境和文化，却以普遍主义的面目出现，缺乏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当这种模式化的思维用于分析发达社会之外，尤其像在中国这样一个深受生活传统和体制积弊影响的生态群落时，我们首先要问的是西方主流社会理论话语的操持者能否放弃权力垄断寻求妥协？暂且对这个问题给予乐观的回答。但当他们把明显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生态平衡建构方案无条件地加于这个仍然充满着阶级、种族、国家区分(歧视)的世界时，面对被漠视、被损害的人群，理论原初的志向和诠释力就变得十分苍白，更无力问答这样的追问：世界范围的媒介生态理论应该向何处发展？能否在未来的发展中对不同利益群体的环境关怀进行综合，从而导向一种真正的全球性媒介生态实践？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形成了三个重要的特征：首先，媒介生态学承认传播和文化间的共生、互动关系。其次，媒介生态学承认媒介和文化是复杂的社会现象，承认要理解这种共生关系将会是艰难的努力。事实上，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和文化间的共生关系复杂且常常不可预知。第三，根植于媒介生态学中的还是人文主义的研究议程和教学法。媒介生态学者期望用自己的知识结构帮助文化或社会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这些都可能是应对媒介化社会危机的一种思想资源。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媒介生态学者以他们对宇宙秩序和人类生存的根本信仰和意念为基础介入当代冲突，这个基础给予他们特殊的力量和对一个和谐未来的快乐憧憬。也许他们在面对现实的问难时，理论和实践的距离使他们难免痛心、尴尬和沮丧，如波兹曼曾经感叹的，“眼前的困难简直无法逾越……也许根本不存在解决的方法。”(46) 但他们并未放弃，除了把希望寄托于学校和教育，还深信“如果不能提出防止灾难发生的方法，那么也许可以退而求其次，试图理解灾难为什么会发生，那也是有用的。”(47) 这种略带悲观的淡淡忧伤，笼罩了整个西方媒介生态理论。这里的理论坚守不仅具有对现实的批判意义，还有对“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的力量”的可贵执著。

注释：

①Postman， Neil. ( 1979) . 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y New York， NY: Delta. pp. 17-18.

②Postman， Neil. ( 2000) . 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 Keynote speech at the first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p. 2.

③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载《海南社会科学》2002年9月第3期。

④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1912-1989)：《八月炮火》。转引自〔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莫里著，展江译：《美国新闻史》，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251页。

⑤〔英〕尼丹?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205～206页。

⑥参见〔美〕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32页。

⑦〔法〕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9～10页。

⑧〔英〕艾伦?科特雷尔著：《环境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13页。

⑨转引自〔英〕尼丹?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207～208页。

⑩尼斯特洛姆在1973年写成的博士论文《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集成典范的规划化》(Towards a Science of Media Ecology: The Formulation of Integrated Conceptual Paradigms for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System)中将芒福德1934年的《科技与文明》的论述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基础。

(11)Mumford， L.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T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1961， p. 16.

(12)参见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17页。

(13)Postman， Neil. ( 2000) . The Humanism of Media Eeology. Keynote speech at the first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p. 2.

(14)Lum， Casey M. K. ( 2000a) . Introduction: Intellectual roots of Media Ecology.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1) ， p. 1-7.

(15)Marshall McLuhan and Quentin Fiore， 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An Inventory of Effects， Co-ordinated by Jerome Agel， Bantam Books/Random House. 1967， p. 26.

(16)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 Lectures and Interviews， edited by Stephanie McLuhan and David Staines， Foreword by Tom Wolfe. MIT Press， 2004， p. 271.

(17)〔美〕艾里克?哈弗洛克著，巴莫曲布嫫译：《口承?书写等式：一个现代心智的程式》，《文史精华》第5期(2004年3月18日)，口头传统专集二。

媒介技术论文篇5

[论文摘要]手机作为当代人们的主要通讯工具，其传播学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分析手机媒体，并将其与传统媒介进行比较研究。本文重点研究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通过对手机媒体的研究进一步提出手机作为大众媒体体现“媒介补偿理论”本质，并探讨手机发展的趋势。

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已经会自觉利用结绳等活动来传递、交流信息，到了纸质媒介传播时代，信息交流已经突破了疆域的限制。电子时代的到来，无疑更加迅速地推动着传播业的发展，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的运用和普及，使人们可以跨地域、跨国度乃至跨洲际地进行信息的传递和接受。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普及，以接近于实时的传播速度和强烈的现场目击感把遥远的世界拉得更近，人类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部落化，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新的“地球村”。尽管电子媒介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新媒介的出现似乎大有取代传统电子媒介地位的架势。新媒介是计算机技术、卫星技术运用于传播事业的结果，在互联网时代，电脑已经被公认为“第四媒体”，“第四媒体”几乎把人类之前一切媒介于一身，开创了一个与物质世界迥然不同的虚拟世界，人们成为受传于一体的主动的行为体。人类传播媒介的发展到此似乎已经完备了，这种理想的传播媒介是否已经停止了人类对更新更好的传播媒介的期待呢？事业并非如此，正在人们对互联网的讨论方兴未艾之时，手机这一新型的通讯工具横空出世。

手机(mobilephone,cellphone)是蜂窝电话的另一个俗称，手机从1980年代初推出，十年后迅速扩散到一般用户市场。蜂窝通讯是通讯与电脑结合之后能提供的多种服务之一。无绳蜂窝电话相对于现存有绳电话和无线电话的明显优势就是移动性增加和功效增大。美国着名媒介理论媒介家保罗·莱文森把人的功能分为说话和走路，之前的媒介，即便是强大如电脑这样的传播媒介，几乎把之前人类一切媒介的优势集于一身，但它也没能彻底地解决人类随时随地接收、传达信息的困难。直到手机的出现才从根本意义上把人从机器跟前和禁闭的室内解放出来，过去的电子媒介绝大多数时候是在单向地发送或接收信息，从来没有一种媒介将人的“说话”和“移动”功能整和起来，直到手机的出现才完美的做到了这一点。有了手机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说话和书写、虚拟世界和物质世界任意选择其一，可谓鱼和熊掌都可兼得。

手机在很好地弥补了电脑不足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完善，在和互联网结合后，手机更是体现出它胜过电脑的优势，和旋铃声更加人性化、个性化，既悦耳动听，又避免在公共场合竞相查看是否是自己手机响的尴尬；发短信使人们在接收处理信息过程中不必“说话”，即保护了隐私，又节省了话费；收发电子邮件的功能使人们摆脱个人电脑的束缚；摄像功能使人们能够抓拍并即时把瞬间形象发送给他人；而新型手机甚至可以下载和播放歌曲及电影，几乎囊括了MP3和电影的功能。由此可见，手机几乎把先前一切媒介的功能集于一身，手机更是把电脑的优势自然的承接过来，并更好的弥补了电脑的不足。难怪有人说如今的手机早已超越了作为通讯工具的功能，它还担当起了“第五媒体”的重任。尽管曾经有人质疑过“第五媒体”的说法，但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使手机的媒体功能越来越凸现出来，随着3G时代的到来，手机的这些功能将得到更加完美的演绎。仅就中国而言，伴随着全国第一家手机报的推出，打开了手机进入媒体行列的大门，之后的手机小说、手机电视、手机电影、手机动漫、手机广播等接连不断地出现，手机在不断地寻求和他媒介的结合。它就像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口袋，吸纳了传统媒介的众多精华，并正在凭借自身的先进技术优势整合出一个全新的媒介。

保罗·莱文森是美国着名媒介理论家，他在《数字麦克卢汉》一书中提出了“补偿性媒介”（remedialmedium）这一理论：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一种补救措施，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媒介补偿理论”为我们研究媒介历史以及媒介理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媒介的发展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对信息、知识、内容有强烈的反作用，它决定着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媒介形式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人类历史，媒介塑造和控制人类交往和行动的规模与形式。这就是着名的“媒介决定论”，其本质是“传播的主导性媒介影响历史性社会的发展”。

1979年，莱文森提出了不同于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的“人性化趋势论”。莱文森认为，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而“人性化趋势论”的提出正是建立在“补偿性媒介”理论的基础之上。他在《数字麦克卢汉》里面说：“人是积极驾御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在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这种媒介演化理论可以叫做一种‘人性化趋势’的理论”。“人性化趋势”理论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认为，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人性化，技术在模仿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不难看出，“人性化趋势”理论在于说明人们可以选择和发展媒介和技术，用以维持生发展自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媒介发展到今天，“第四媒体”互联网方兴未艾，手机，被很多人认为的“第五媒体”正粉墨登场。手机对于互联网的优势不言而喻，以往依赖电脑接收、传送的新闻、图象等信息，现在可以用手机来完成。麦克卢汉把电子媒介影响作用下的人类社会称作“地球村”，而真正把村民们从座位上解放出来的是手机，手机在握，“地球村”村民们就可以信步环游全球了。从互联网到手机，可以清楚地看到手机对于它先前媒介电脑功能上不足的弥补，再反观媒介发展的整个历史，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正是对先前媒介的补救和补偿。

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或多或少代表了技术悲观主义，而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理论则代表了技术乐观主义，它强调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手机的运用和普及的确越来越人性化、智能化。然而，科学技术能不能始终在人的理性范围内发展，我们还得以手机为例，手机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同时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骚扰短信，摄像头偷拍别人的隐私等等。风靡2004年的国产电影《手机》的导演冯小刚就说过：“朋友和陌生人的手机声常常骚扰人，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产生疯狂的话语泡沫。”这部电影的原着小说作者刘震云也谈到：“手机像手雷，承载着太多的谎言，有可能爆炸，产生强烈的冲击波。”任何科学技术都是双刃剑，都有其为人服务，促进人发展的一面，但其潜在的危机也不容忽视。技术乐观主义是否正确，说到底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试金石来检验：任何新媒介、任何技术的发展是不是利大于弊。

注释

[1][美]保罗·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M],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陈龙：《现代大众传播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

参考文献

[1]匡文波，《论手机媒体》，《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3期

媒介技术论文篇6

关键词：文学；传播；媒介环境学

尼克•史蒂文森在《认识媒介文化》一书中概括了西方媒介研究的三种主要范式：批判范式、象征与文化研究范式、媒介形态范式。批判范式探究媒介的内容与意识形态、权力控制等因素的关系；象征与文化研究范式探究媒介的符号意义以及受众对符号的解读；媒介形态范式考察媒介本身对我们共同视野的影响［1］（P3）。从他对这三种媒介研究范式的分析中能看出，西方的媒介理论研究长期以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媒介所承载的内容方面，正像英国传播学者大卫•霍尔莫斯所说的那样：“除了少数几个理论家，比如麦克卢汉、德博尔，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包括鲍德里亚，媒介研究的主流领域很少关注媒介的形式和某一种具体的媒介，看起来图像的具体内容以及围绕图像进行的表述具有一种魔力，这种魔力掩盖了促使内容得以实现循环的特定传播模式。传播学研究，尤其是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对人际传播中实际存在的互动过程以及信源、信宿和信息之间的双重传播模式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即使考虑到上面提到的那几个理论家，传播媒介的实际结构特性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相对来说很少受到重视。”［2］（P5）然而随着信息媒介的技术革新，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互联网大肆扩张，对传播媒介的社会意义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要性日益突出，于是带来了一种转机，使我们能全面理解媒介所包含的综合维度，而不仅仅是作为附属于语言学的衍生品。媒介研究似乎一直在等待一个历史性的研究对象，那就是互联网，互联网为媒介理论提供了恰如其分的视角，使其得以借助媒介来理解传播。”［2］（P5）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迫使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媒介形式本身对人、社会、文化的影响，考察媒介形态特点所构建的媒介环境对人类社会的总体影响。这种研究范式逐渐形成一个比较紧密的学术集群———媒介环境学，成为与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并行的第三种传播学研究范式。

一、媒介环境学概述

媒介环境学虽然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就出现了，但是正如霍尔莫斯所言，真正形成一种流派是以互联网的兴起为契机。媒介环境学的主要源流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多伦多学派的代表是哈罗德•伊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二人号称“多伦多双星”。纽约学派以尼尔•波斯曼为旗手，他最早把“MediaEcology”这个词语学术化和体制化，在纽约大学设立了媒介环境学的博士学位点，称得上是媒介环境学的学科奠基人。媒介环境学的理论立足点是“人”，认为相对于人来说，媒介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媒介的形式特性构成社会传播环境，媒介技术所提供的传播倾向对人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会进一步影响人类的思想和社会文化的样态。伊尼斯、麦克卢汉、波斯曼、尼斯特洛姆、翁、莱文森、梅洛维茨、林文刚等媒介环境学代表人物从媒介与环境互动的“人文———技术”视角考察各种媒介形态本身对人的心理、思维、感知等产生的影响，以及媒介对人类社会文化的重大影响，力求为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提供一种反制力量，提醒人们对媒介的偏向和影响做好预先准备和防范，以维护媒介环境的平衡。最能代表媒介环境学思想精华的是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讯息”，媒介就是讯息本身，而不只是其物质载体。媒介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变化的重要因素，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是这个时代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媒介构成我们的传播环境，人与媒介环境的关系就像鱼和水的关系，人是鱼，而媒介就像人生存于其中的水，媒介创造了一种完全把我们包裹住的感知环境，“结果就是我们看不到这个环境，就像鱼儿看不到水一样，这个过程建构了我们的感觉，我们与它亲密无间。自动的感知导致一种休克的状态，就像水仙花神那样麻木地沉醉于自己的倒影，我们也被自己创造的技术所控制”［3］。

国内对媒介环境学的关注始自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传播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中，张咏华、李明伟、何道宽等传播学者把目光投向新兴的媒介形态研究。张咏华著《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综合分析了伊尼斯、麦克卢汉、威廉斯、梅洛维茨等人的媒介理论，着重梳理他们关于媒介技术及其影响的观点，并且对国内媒介研究进行述评，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李明伟的博士论文《媒介形态理论研究》（2005）把伊尼斯、麦克卢汉、梅洛维茨、莱文森等人的思想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种范式来加以界定和阐释，系统分析了他称之为“媒介形态理论”流派的整体情况，认为“媒介形态理论是从研究不同媒介形态的特性出发，关注媒介形态（尤其是社会主导媒介）及其变化可能产生的深远社会影响这样一种研究范式”［4］（P11）。何道宽翻译了大量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著作，连续发表多篇关于媒介环境学派及其主要理论家的评述，阐释这个新兴传播学派的源流、理论命题等；并与李明伟、美国传播学者林文刚①等人对“MediaEcology”这个学派的名称翻译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其与国内本土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存在范式、内涵、旨趣、方法等多方面的不同，直译为“媒介生态学”会产生混淆。为了与国内媒介生态学相区别，也为了更恰当反映这个学派的内涵和主旨，最终决定依据这个学派的根本性质和研究主旨，而不是采取字面直译的方法，将其定名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环境学被中国学者视作第三种传播学研究范式，这种认识不是人为的拔高，而是基于现实传播环境所做出的客观思考。当下网络和移动终端媒介已经成为主流，多元而且发展迅速的媒介形态带来全新的传播实践和体验，全媒体、融媒体、复媒介等新概念迭出，传播学也要跟随这种变化而更新，在媒介化生存的社会中，世界和中国都需要寻求能够解释当下复杂传播现象的理论，以期获得理性的思索。“媒介环境学所关注的媒介技术及其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更贴近传播学本来应有的母题。研究面向公众和处于媒介环境中的个体与社会，有助于改变行政、市场导向主导的传播学研究格局，回应公众的需求”［5］。

二、引入媒介环境学视阈拓展文学传播学研究

媒介环境学派主导了20世纪后半期传播学的媒介转向，并将历史意识和宏观模式分析引入传播学研究，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域。从目前情况来看，媒介环境学的引进译介工作在何道宽等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很大进展，我们面临的是在与国外媒介理论研究互动的基础上，如何把这个理论的研究导向本土化，结合我们的具体理论现实和社会现实，对其进行更具有现实指导性的解读和深化。媒介环境学理论走向本土化和深化的途径之一就是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交叉。研究文学与媒介环境的关系既是对文学现实处境的回应，也体现了当下学术融合和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可以为文学和文艺学研究拓展新的增长领域，同时也是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体现。文学首先是一种基于媒介的艺术，文学活动与传播活动产生交叉互动的平台也是媒介。媒介的形态特征必然会影响到文学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和整体面貌。当文学传播研究开始关注媒介问题时，传统的世界—作者—文本—读者的框架开始显露出它的局限性，而作为文学发生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的媒介，越来越显示出它对文学传播活动的重大影响力。无论是作者与媒介，文本与媒介，还是读者与媒介的关系，都对文学传播的具体形态和效果产生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作为文学传播的第五维，媒介与文学的关系成为文学传播学的重要理论焦点和学科增长点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媒介环境学主张泛技术论、泛媒介论、泛环境论、泛文化论。换言之，一切技术都是媒介、环境和文化”，这是媒介环境学有别于其他传播学派的最重要的理念［6］。一般认为，媒介是个静态的、消极的、中性的概念，仅仅是承载信息的容器罢了，而麦克卢汉这样阐释他那句名言“媒介即讯息”：“任何媒介，无论广播还是轮子，都有一个趋势，那就是创造一个全新的环境，这样的人的环境往往带有一种难以看见的属性。我们对环境习而不察，但得到一个补偿机制，那就是注意环境的内容。”

正是在内容的诱惑之下，经验学派不遗余力地追寻着变化莫测的传播过程，试图用有限的实证主义的策略来对付无限的多变的传播现实；批判学派用寻求正义和公平的价值标杆衡量媒介传播的权力，力求媒介内容的客观公正，而没有充分注意到媒介本身的倾向性。麦克卢汉用他那警钟一样的格言提醒我们，媒介并不仅仅是告诉我们世界发生的变化，实际上它们自己才是这些变化的真正的内容和原因。所以积极地接触并且深刻分析西方的媒介研究理论，借鉴其理论观点和视角，对文学活动进行新的开掘和尝试，是目前文学传播学充实学科内涵的需要，也是扩展学科发展前途的重要途径之一。将媒介环境学引入文学研究，对我国文学传播学研究的推动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助于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媒介曾经被认为是外在的物质载体，似乎是中立的，毫无价值倾向的，以至于长期被文学研究所忽视，我们的文学研究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文学作品、文学流派、文学理论等研究对象。文学传播学是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以及传播学的促进下发展起来的新兴交叉研究领域，这个领域最初仍然倾向于关注文学传播媒介所承载的内容的传播，对文学传播媒介自身的考察不足。媒介环境学的主要学者尼斯特洛姆认为媒介环境学的核心思想是由物理学的相对论引申而来，“观察者使用的探索工具不同，对世界认识的结果不同。所以，人类要研究这个并不独立于人类存在的，随着观察者和探索工具变化的世界，就需要研究探索工具本身，因为探索工具本身影响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而媒介技术就是探索工具之一，不同的媒介技术可以影响并导致人们对世界的不同认识”［8］。

对文学而言，这些探索工具不仅仅是文学所依附的书籍、报刊、影视、网络等各种媒介物质形态，还包括语言，语言在组织构建现实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学传播学要研究各种探索工具包括语言如何通过文学活动构建和重构我们栖息其中的现实世界。引入媒介环境学的研究视野能够激发我们从媒介形态特性的角度思考问题，换一个角度，也许一些看似毫无关联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背后隐含的文化动因和发展轨迹可以显现出来。二是为文学研究提供更高的追求。媒介环境学研究的目的是把媒介作为环境，从中透视社会文化历史变迁的整体轨迹和规律，宏观理解社会现象和历史变革。媒介环境学是思想批评传统的一部分，这种研究目标带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它促使我们把目光从具体个案上移开，上升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分析，认识到人类能够了解的现实是观察条件综合作用之后的现实，观察条件限制、改变了我们所能了解和认知的现实；认识到媒介的局限性、人自身的局限性。正是基于这种对局限性的洞察，媒介环境学从着眼于人类文明发展未来的出发点考察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历史，力求为主流思想提供反制力量，确保社会环境的平衡。这就给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参照，借助对媒介形态及其形成的媒介环境的研究，考察文学传播活动这个社会传播子系统与媒介的互动关系；分析在网络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重新界定人类传播活动的情况下，如何认识文学在数字传播环境中的现实价值和存在意义；在关注文学发展命运和轨迹的同时，探索文学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制衡和推动作用，以及维持人类精神情感世界平衡的意义。三是丰富文学研究的方法。

在方法论层面上，媒介环境学以直觉洞察和宏观模式识别为主，将哲学思辨、直观体验、历史对比、模式识别等研究方法综合起来，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拓展新方法的可能性。麦克卢汉等媒介环境学者把模式识别作为理解文化和技术的手段，不是采用线性的、三段论式的论述，而是采用类似于立体主义画派的那种多维视角共存的论述方式。所以他的解释提供观点，却不提供论证，转向形而上的因果关系，从形式上直接把握某种事物之所以成为这种事物的原因。麦克卢汉的目的是超越线性视觉原理，吁求恢复多元感知的模式识别方式，重新认识关系模式，并用这种多维关系模式理解媒介。长期的文字传统把文学研究范式局限在线性逻辑推延的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其他的研究范式。因此引入媒介环境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文学研究尝试开放的多维度的研究方法和评价体系，从新的视角和标准重新审视社会、文化、历史中文学的角色、作用和价值。目前无论是在文学传播研究中借鉴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和方法，还是以媒介环境学的视阈考察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这两方面的相关研究都需要继续加强。截止2017年1月，以“媒介”为主题词并含“文学”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能搜索到三千多篇文献，其中以论述新兴的网络媒介、视觉媒介等对文学的影响居多。从这些文章的参考文献能够看出，初期他们所参考的理论和方法大多来自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美学、哲学等，即使借助传播学理论也大多是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理论。随着媒介环境学逐渐被中国学者熟悉并接受，麦克卢汉、伊尼斯、波斯曼、莱文森等人的理论和观点正在逐渐成为分析文学传播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之一。

总体来看，目前关于文学与媒介的关系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尤其是关于网络等新媒介对文学及文艺理论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但是从宏观媒介环境的视角分析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的研究还亟需拓展，我们在研究文学传播问题时尚需开拓视野和方法，对媒介形态塑造的媒介环境与文学生产、文学接受、文学批评等的相互关系予以更多的重视。因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文学传播学的研究亟需从传播学的新范式中吸取富有启发性的新观点和新视角来扩展理论视野，开掘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尤其需要改变目前媒介环境意识淡薄的现象，重视媒介在文学传播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从宏观规律和微观现象两个方面对文学与媒介环境的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为数字化媒介环境中的文学艺术提供理性启示和方法支持。媒介环境学也需要通过与其他学科的对接融合拓展自己的适用性，将理论触角探入学科交叉领域，培育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成果。麦克卢汉对艺术家寄予厚望：“（媒介）环境纯粹是一套基本规则，一种总体上囊括一切的力量，这种形式几乎辨认不出来，唯一的例外是艺术家，他们一般用激情向人们解释新环境的性质，提出对付新环境需要的文化策略。”［7］（P46）文学艺术身处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虽然媒介环境经历着巨变，但是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文学仍然散发着它无可代替的魅力。只有参与到媒介环境的变化中去，放弃情绪化的表述，从文学与媒介的互动关系中探查其中的规律和秘密，对文学的价值和界限做出比较清醒客观的认识，才是文学以及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气度和风范的体现。

三、借助媒介环境学研究文学传播需注意的问题

“媒介即讯息”的本意绝不是让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只关注媒介而不关注其内容，借鉴媒介环境学来分析文学传播活动也并非意味着文学的内容不重要。文学的艺术审美价值主要还是由文学作品的具体内涵来实现的。当我们引入媒介环境学的视野之后，会发现文学的内容与媒介形式，不论是与文学的符号媒介形式还是物质媒介形式之间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的内容并不是独立于媒介的，相反，一定时期的媒介形态与文学内容以及文学传播的方式和效果都存在交互关系。而且从文学发生的历史来看，文学传播经历了不止一次重大媒介变革，这些变革也相应影响到文学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因素，影响到文学的内容，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文学是经历多次媒介演变的累积结果。文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提醒我们在借鉴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和方法时要充分考虑与文学研究的相互适应性，尤其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关注文学主体的能动性

就像许多学者在分析媒介环境学的局限性时所说的那样，媒介不是孤立的存在，不是单独对社会和文化发挥作用的因素，媒介的作用和影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构建多元化理解和阐释的关系模式时，仍然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避免将某个因素的影响夸大，遮蔽了其他因素的作用，因此做出误导性的结论。尤其要注意的是关注作为文学主体的人的作用，关注人的主观能动性。人面对媒介时不是被动的，媒介是人创造的产物，也是人选择的产物，所以人的意识、情感、思维、立场等是影响媒介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媒介如何与社会互动的重要因素，毕竟媒介的作用也好，媒介对社会的影响也好，都要借助人以及人的社会化活动为中介才能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又是媒介的“媒介”。媒介环境学更多地关注媒介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在某些问题和方面忽视了人的能动性，这些局限性是我们考察文学传播研究活动时应该予以纠正的。

（二）注重间性分析

无论是线性的逻辑思维也好，还是麦克卢汉所采用的“四元因果关系”模式也好，任何处于关系性存在的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其存在的状态和行动轨迹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是关系性的存在。所以我们要采用主体间性的方法去分析媒介环境对文学传播的影响，既要考虑媒介技术和媒介形态对文学创作、出版、发行、阅读、反馈等环节的影响，也不能把媒介的形式和内容割裂开，还要考虑媒介对文学内容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因素对媒介的影响和反作用，从多个方面，综合多种因素考察文学与媒介的相互关系。既要看到媒介形式的影响，也要看到媒介并不是个空壳，要结合内容进行分析；既要看到文学活动中的媒介，又要看到媒介环境中的文学，两者互为背景，互为主体，形成主体间性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地认识文学传播活动的内涵、属性及其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将媒介环境学视阈引入文学传播学研究是对社会现实的呼应，是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和理论生长的自然选择，文学自身需要寻求能够解释当下复杂的多元的传播活动的理论和方法。从媒介环境的角度看待文学活动，可以重新认识和理解文学活动运行的内在社会机制和艺术生产机制，重新阐释文学的文化价值和艺术规则，实现从传播学的视角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从文学的视角丰富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成果。

参考文献：

［1］［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李明伟．媒介形态理论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5．

［5］陈力丹，毛湛文．媒介环境学在中国接受的过程和社会语境［J］．现代传播，2013，（10）．

［6］何道宽．媒介环境学：从边缘到庙堂［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3）．

［7］［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8］梁颐．物理学视野下的媒介环境研究［J］．东南传播，2013，（8）．

媒介技术论文篇7

关键词：新媒介；人类需求；技术影响；媒介进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操瑞青，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97

一、缘起：媒介进化与“选择媒介”观点的提出

现代世界已经步人“信息社会”时代，信息本身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无法动摇的优势地位。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媒介技术的发展演变同样备受关注。就信息科学视角来看，传播媒介的发展历经了语言、文字、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阶段。在当前背景下，各种媒介技术仍不断革新，平板电脑、电纸书、虚拟现实等媒介形态似乎正在将我们的传播活动引入另一个新世界，媒介对社会整体面貌的改变有着难以忽视的推动。正如麦克卢汉主义者所说：就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真正使传播活动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各个时代所选择的主流媒介技术，而不是其所传达的信息内容。

“媒介进化”命题便是对这一现象的专项考察，它指的媒介技术交替发展，新媒介不断涌现，旧媒介逐步演变乃至退出历史舞台的社会现实。媒介进化也被称为媒介形态演变，所探索的核心命题正是媒介技术本身所发生的形态变迁。有学者表示，媒介进化研究的是“整个媒介系统中各种媒介孕育、产生、发展、融合、消亡的动态序列结构历程，以及不同媒介间竞争、互动、共生等关联结构状态。”在本文中，笔者所着力思考的是这样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传播媒介究竟如何发展演变，哪些因素主导了其发展演变的方向，其进化过程有着怎样的特征？

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从未停止过，保罗・莱文森是其中应然的翘楚。他提出了完整的“媒介进化论”理论体系，其中包括“人性化趋势演进”、“补偿性媒介理论”、“小生境理论”等具体观点，对媒介进化现象的前因后果都有过较为详实的思考。在莱文森看来，媒介技术的发展始终以人性为主导，人性化选择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准。莱文森表示，“人是积极驾驭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在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在人与媒介的双向博弈中，他始终坚信技术臣服于人性，媒介的进化是人类的理性选择。“无论是好是坏，人的指引对一切技术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切技术在我们的手中都是各种形式的刀子……它证明以下观点的荒谬：技术是自主的，其本性是人不能控制的。”简言之，莱文森将技术的发展立足于人类的基本需求，人类的理性思考促使着技术始终向着人性化的、好的方向不断演变。

莱文森的观点引起了部分学者的争议，胡翌霖表示：技术的批评家们往往认为，技术发展的逻辑是“自主”的，也就是说，技术按照自身的逻辑――具体而言，就是单向度的效率标谁一一优胜劣汰，因此技术的演化不是造成人性的回归，而是造成人性日益被单调的效率逻辑所支配。即，人性臣服于技术。因此，他提出了技术的“自然选择”观点对莱文森的“人性化选择”观点予以批判。从媒介技术角度来考量，亦即是媒介技术的发展不断重新建构了人类需求本身，最终人类需求或许会演变为马尔库塞的“虚假欲求”，而演变的根源是技术却不是人性。一言以蔽之，他认为莱文森的观点有失偏颇，立论于一个静态的的人性需求，且先验地认为这一需求有着天然良好的发展趋势，事实却并非一定如此。

学者崔林从媒介技术本身的演进方向出发，考察了人类对媒介进行选择时的两大标准：一是跨越时空的能力，这是传播的“自由度”问题；一是传播达成的效果，这是信息的“保真度”问题，媒介正是在对这两种目标的追求中不断辞旧履新。他认为，传播自由与时空束缚、时空成本与技术进步、信息损耗与符号补偿是三组大的对立统一体，共同构筑了媒介进化的主要推力。应当承认，从这一视角下去思考媒介进化现象颇具创见，它廓清了技术演进的基本方向，对于理解当下媒介环境的变革具有指导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崔林的观点同样基于媒介进化源于人性选择的基本预设，即认为媒介的发展动力主要是人类传播过程中对信息自由真实传达的理性诉求。从这一点看，他的理论是对莱文森理论的深层阐释，没有背离莱文森的基本方向。

结合上述理论文献的观点以及对媒介发展进化历程的经验性总结，我们认为无论是莱文森的“人性化选择”还是其批判者的“技术的自然选择”，都具有显在的合理性。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媒介如何进化的命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此基础上，我们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媒介进化是一种选择的过程，无论是新媒介的诞生还是旧媒介的消褪，它们都是被选择的。那么，谁在选择呢？最容易被接受但同时也最不被大家称道的解释或许是“社会的整体性选择”了。然而，政治、经济、文化、人性、技术以及历史偶然等诸多因素都可以囊括到“社会整体”的内涵之下，它们事实上也若隐若现地左右着媒介技术的演进，故而绝对的洞见似乎变成了毫无建设性的空洞预言。填补这一空洞，需要我们去解构这一“社会整体”本身，在整体的内部看一看到底哪些因素起到了主导型作用，它们又是如何起作用的。

本文认为，在新旧媒介交替演化的选择过程中，有两类选择一直并将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它们显然不能代表全部的选择标准和选择方式，但将它们首先拎出“社会整体”这一宏观的框架，无疑有助于进一步解构整体，更好地理解媒介进化现象本身。这两种选择媒介的标准分别是人类的主观需求和技术的客观影响，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理论关联了前者，胡翌霖认为的“技术的‘自然选择”’观点则关联了后者。人类需求指传播活动中，人们对信息的传递有哪些动态的需求变更，这些需求如何影响了媒介进化；技术的影响指的是技术的发展自有其逻辑与边界，技术环境的变动改变了媒介的演变方向。为使研究更为深入，本文的考察没有基于麦克卢汉式的“泛媒介”立场去研究泛在技术形式，而是始终立足于对传播媒介的分析。

二、人类需求的选择：传播活动中的主观诉求引导媒介进化方向

媒介是人的媒介，媒介的发明与完善也离不开人的必然参与。如果按照部分技术批判者的观点，媒介技术的发展有其完全的自身逻辑，技术逻辑完全俘虏了人类理性。那么，第一个媒介技术的出现是在何种动力的驱使下诞生的呢？似是无解。因此，这种忽视人性的看法是本文并不完全认同的，它过多地陷入了一种“技术决定论”漩涡。在媒介的发展演变中，人一直是其使用的主体，人类的固有需求一直影响着媒介的进化历程，形成某些特定的人性化选择标准。这些标准受到外在技术的影响，或许会不断变更，但在变更过程中，总有某些不变的本质，这些本质就是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准。

我们似乎可以从心理学中找到一些依据。需要层次理论认为“驱动人类的是若干始终不变的、遗传的、本能的需要。”马斯洛将人类的基本需要层次划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共五个层面。该理论表明，人类的发展经历千变万化，但在这些变化的背后总有着某些恒定不变的基础需求作为动力和标准。它给出了这样几点启示：一、需求是动力的来源，有需求就有动力和标准；二、需求是有层次的，不同层次的需求有不同的作用；三、需要源源不断产生，处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因而动力也是持久的。基于同样的逻辑，回到传播活动中的媒介进化问题来思考：媒介技术的最终目的在于更好地满足人类传播行为，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在媒介技术的进化过程中，人类对于传播活动的完美实现有没有某些固定的诉求呢？如果有，这些诉求便是我们所寻找的人类需求下的选择标准了。

莱文森和崔林的观点都表明，这些需求确实存在，笔者同样持此观点。问题在于，传播活动中的哪些基本诉求影响了媒介进化的方向，成为了媒介选择的标准呢？通过大量的文献分析以及对媒介发展的经验性总结，本文提出了三类诉求共七个层次的选择标准，认为它们贯穿了媒介进化的整个过程，是人类需求在传播活动领域的基本体现。（表1）

基础诉求主要是指交流诉求，它最为根本，是其他诉求得以存在的保证，传播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交流。面对人类难以完美交流的残酷现实，彼得斯喊出了“交流的无奈”，表示“我们每天遭遇到跨越各种社会边界交流的困难一一这些边界有、阶级、种族、年纪、宗教、地域、国家和语言”，而这些不可交流的范围仍在扩大。回望整个媒介技术的发展历程，渴望交流的欲求始终贯穿其中，恩格斯认为，语言的诞生也正是源于人类的发展已经到了“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今日中国，互联网交流的飞黄腾达同样说明：现代性文明带来了现代性孤独，传统熟人社会被消解，在这个陌生人环境中，人们迫切寻求交流的平台与空间，社交网站、交友平台不断出现，我国的微博应用也格外繁荣。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人们“来到微博上，只是想聊聊，以证明自己依然存在，并非文盲，网络适应了这个时代人们对交流的强烈渴望。”

物理诉求较易理解，它所包含的有关时空、数量和质量的基本诉求标准可以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即传播者期望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将预期数量的信息以预期的真实形态送达给受传者。简单罗列媒介发展史上不同媒介工具的主要功能就能理解物理诉求：口语实现了交流；文字超越了时间；电报跨越了空间；报纸满足了信息数量；虚拟现实还原了本真，甚至实现了超真实；计算机互联网更是将这些诉求史无前例的糅合到了一起，实现了媒介史上最伟大的融合传播。前文提到的学者崔林关于媒介进化的考察基本上立足于这一点。他关于人类选择媒介的“自由度”标准就是指的跨越时空，摆脱束缚；而“保真度”标准就是指的传播效果，即信息传达的质量。媒介进化中对信息数量的诉求是崔林所忽视的问题，或者说崔林考察的是传播活动中“对话”行为中所采取的标准，忽视了“撒播”行为。传播行为不仅发生在个体之间，还发生在群体与大众之间，它要求将大量信息传递给广大人群，古登堡印刷术在媒介史上的重要意义印证了这一诉求；报纸是最早的大众传播媒介，实现了传播过程中大量信息面向广泛人群的传播模式。而这一点，在崔林的分析中是无法体现的。

心理诉求是本文一个较为独到的关注点，也是笔者结合当下媒介技术环境的发展趋势所提出的一种尝试性归纳。尽管彼得斯认为人类无法“心连心”，只能“手拉手”，但随着媒介技术的腾飞，传播主体之间交流难度日益降低是不争的事实。当远距离传播、跨时间传播、海量化传播以及高真实传播等物态层面的传播诉求能够轻易实现的时候，人们对传播所能实现的可能性又有了新要求。事实上，心理诉求在媒介进化的各个时期都始终存在，只是现代新媒介的崛起凸显了它的重要性。我们将心理诉求归结为互动、分享和情境三点，前两点较易理解，后者需要重点分析。互动诉求源于交流诉求，但更强调双向性。在以口头传播为主的历史时期，互动诉求较易满足，现今人际传播中的互动性也最为明显。但随着传播媒介对时空的逐步超越，互动性渐渐丧失，传播者难以得到反馈，受传者也难以及时参与传播活动。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都在实现物理诉求的同时丧失了传播的互动性，而计算机互联网则重新燃起了人们对互动的渴望；分享诉求是人们希望主导传播过程，积极表现自我的心理体现。上世纪70年达国家开始出现的“受众参与理论”与此有共通之处，其结果使部分商业电视不得不开设“开放频道”，允许公众参与。互联网强化了人们的分享欲望，在微博客为代表的web2.0时代，人们积极地开设博客、撰写日志、上传照片等，这些行为不仅满足了网民参与传播活动的主观要求，也为互联网发展进化提供了动力和方向。

情境诉求是目前最具动力和潜力的传播诉求，也将是未来媒介进化的主要方向之一。它指的是人们在借助传播媒介进行交往的过程中越来越追求感觉上的可靠性和传播环境的真实性，在感官和心理上具有的向人际传播回归的趋势。简单来说，真实的世界是怎样的，人们在传播中便渴望得到怎样的信息体验。麦克卢汉认为电子媒介使现在人正在找回长期失落的“感觉总体”，重新找回了一种感觉平衡状态，这是对情景诉求的较早阐释。莱文森“小生境”原理同样认为，“在媒介进化过程中，媒介响应的环境必然是前技术的环境，或是人们喜欢或渴望再现的真实世界的传播模式。”我们先来看看“电话”媒介自身的进化历程：电话的出现首先使得声音突破了空间，但没有突破时间，转瞬即逝；此后录音电话出现，使得电话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时间；如果从物理诉求的角度来看，电话的进化应当可以告一段落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情境诉求的驱使下，可视电话又随之诞生了。因为相比听觉而言，视觉形象能够让人们觉得更加具体可感，更接近真实社会的呈现形态。笔者认为，现下至少还有三类新的媒介形态证实了情境诉求对于媒介进化的重要影响：3D视频、全息影像和虚拟现实。虽然它们被运用在不同领域，但它们的共同点便在于着力还原真实的社会形态，无论是从视觉上、听觉上，还是从味觉上或触觉上。譬如，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实现了一种全方位的“沉浸式”传播，身临其中后所能体验的传播情境不仅是真实的，更可能是超真实的。

至此，我们已经将媒介进化中人类的主观选择标准大致介绍完毕，在此需要补充说明几点。一、即便将考察的眼光放在当下，上述七条标准也并非是人类主观选择的全部标准，囿于多重因素，这里的总结并非尽善尽美；二、从媒介进化宏观历程看，三类诉求依次出现，由第一向第三层次逐步推进，从最初的人际交往到传统的大众媒介再到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介技术，媒介在基础诉求、物理诉求和心理诉求的牵引下逐步推进的线路十分明显。这也同样证实了技术批判主义者的部分观点，即人的需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技术发展过程中逐步被建构出来。三、任何诉求的满足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对媒介进化有不同的新要求。如，从时空诉求对媒介进化的驱动来看，信件传递已实现信息远距离传播；电报最早实现文字在空间上远距离快捷传播；电话首次实现了语音的远距离快捷传播；而今天，随时随地的信息传递和接收已经实现。在跨越时空的道路上，人们显得越来越自由，时空诉求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扩大。

三、技术发展的影响：技术环境的客观现实构成媒介进化条件

就特定的技术工具来看，发明、创新和扩散是其发展演变的三个阶段，传播媒介同样如此。罗杰斯首次明确划分了这三个阶段，“他认为发明指制作或发现新事物。他把创新定义为消费者、观众、其它个人或集体对发明渐渐熟悉的过程；他们接受或拒绝这些发明。最后，被接受的创新在扩散阶段渗透到社会中。”由于一个新媒介技术的功能和特点完全形成于创新阶段，扩散阶段只是其运用层面的考察，故而从媒介进化的研究视角看，我们关注的重点理应放在前两个阶段，对后一个阶段予以必要的关照即可，更何况多数情况下，创新与扩散常常并肩进行。正如德国教授所说的那样：“从确定新媒介成功出现这一点来看，扩散阶段是重要的。但就新媒介设计的特点而言，扩散阶段又几乎是不重要的。”当我们在此处考察技术的客观选择如何影响媒介的进化演变时，主要分析的是技术环境为媒介进化提供了怎样的条件，又限制了怎样的范围。传播过程中的人类需求的选择告诉我们社会需要出现怎样的媒介技术以及应当淘汰怎样的媒介，现实世界的技术的选择则告诉我们哪些媒介可以出现以及可能诞生哪些媒介，两者在一定程度上相辅相成。

需要明确，这里的技术并非特指传播媒介，而是广义上人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中介工具，它包含了传播媒介。技术选择的标准就是技术环境。宽泛地来说，技术环境指的是技术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全部影响，它不仅指技术的具体功能，还强调由这些功能所衍生出社会影响。每一种技术都有其固定的功能范围，然而由于整个社会环境强烈的未知性，对技术的利用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技术所能开创的可能性难以被完全获悉。譬如说，火药发明源自炼丹术的需要，却最终走上了军事用途。因此，我们对技术环境的关注既包括技术的已知功能（简称“技术功能”），也包括我们短期内无法获悉的由技术所开创的可能性空间（简称“技术可能”）。不仅如此，鉴于本文对“传播媒介”的专项考察，这里我们将技术环境的内涵予以人为地细分，在横向上分为“媒介技术”和“外在技术”，在纵向上分为“技术功能”和“技术可能”（见图1）。这种划分界定出了技术环境的四点内容：1、传播媒介的已经功能；2、技术工具的已知功能；3、传播媒介本身所开创的未知可能；4、技术世界广泛的未知可能。这种划定与技术环境的内涵或许并不完全对等，但它确实能反映其概况并为研究带来便利。

“技术功能”包含前两点，它对媒介进化过程的选择性作用主要体现在：其一，外在技术的已知功能有利于传播媒介的发明。将新科技成果运用到媒介技术上是媒介发明的惯用手法，新媒介的诞生离不开科技的进步，这种外在突破为媒介形态的更新提供了可能。报纸离不开印刷术的进步、广播来源于无线电的发明、留声机归功于电磁现象的发现等等。人类总是在新技术环境里寻找可用的内容来满足自身的交往诉求，然后将其转换成便于使用的媒介工具并不断完善。其二，传播媒介的已知功能是当前媒介进化已实现的诉求现状，也是媒介进化的起点和基础，其作用主要表现在媒介的创新阶段。单个媒介的功能范围在进化过程中，或是不断吸收其它媒介的已知功能，或是不断被其它媒介逐步转嫁走自身的已知功能，或是两者同时进行以实现创新。同样以电话媒介为例：电话在进化过程中就先后吸收了留声机的录音功能、电视的视频传输功能，手机的无线（电话线）外形等。

“技术可能”包含后两点内容，是传播媒介发展进化的潜力所在，它的选择性作用主要体现在：其一，一种媒介出现的初期，人们难以界定出其到底具备怎样的功能范围，随着时间推移它的功能将会越来越多，开创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广。莱文森曾提到新生媒介不过都是一些小玩意，被社会上的多数人认为是玩具，电话、留声机、电影等都是如此，但正是这些未知的可能性形成了单个媒介进化的发展空间，使得媒介的创新得以实现。当计算机刚刚出现的时候，其笨重的外表和庞大的体型使之与日常运用远远脱节，但计算机以其无限的发展可能逐步完善自身，到今天变成了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媒介工具。其二，外在技术世界所能开创的未知可能性相对来说更为宽广，社会发展的整体性推进使各种新技术手段所开创的可能性层出不穷，因而媒介进化的脚步也将随着整个技术环境的进步不断前进。

让我们以手机媒体为例来进行一个详细的阐释。首先，即时即地的沟通是手机诞生的源动力。它属于需求选择的标准，但是手机能够出现离不开技术环境所提供的外在条件。当物理学上的电路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外在技术功能都已经具备的时候，手机的出现便顺理成章了；但在手机出现之初，它对人类社会生活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在事实上并不明晰，作为新生媒体，它蕴含了无限的发展可能性；在进化过程中，旧媒介的相关功能被它不断整合，短信、录音、移动互联等逐步变成了手机的常规功能，而随着整个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功能形式成了手机进化的前进方向，触屏手机、3G手机层出不穷，手机的功能进化也日臻丰满。

总结媒介进化中的技术环境影响过程，能够得出：一，传播活动中的人类需求始终存在，这些诉求能否实现媒介形态的发明和创新主要依靠“技术功能”；二，当技术环境满足了交往诉求，新媒介便诞生了，它的实际功能便填补了原来的部分“技术可能”，并将其顺利转换成“技术功能”，因此发明与创新实现了“技术可能”向“技术功能”的转变；三，“汇聚成单一且复杂的技术也许是合作媒介的天性，很可能是一般媒介的天性。这些合成的媒介复制真实世界的能力日益增加，最后成为统一、多面的系统。”（莱文森，2007：38）因此，媒介的进化过程具有天然的融合趋势，上述手机媒介在这一点上颇为典型，数十年时间内，手机已经集数字报纸、广播收音、电视收视、网络冲浪等多种功能形式于一体，并仍在进一步完善中。

四、总结：两种选择在媒介进化中的互动与联合

作为“选择媒介”的两大重要标准，人性类需求的选择与技术环境的选择并不孤立，存在必然的交互和联合，共同推进媒介技术的演进。（见图2）前者是媒介进化的牵引力，有了它媒介才有进化的必要，它指代了人们在交流传播中渴望满足的迫切需求，是人们对新媒介出现以及对旧媒介创新的内在期待；后者是媒介进化的后推力，有了它媒介才有进化的可能，它指代了媒介的进化起点和发明创新的技术条件，是人们需求得以实现的外部保障。

人类的需求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相对稳定的既在需要，只有当“技术功能”达到一定水平后，在两者结合下新媒介才会出现。新媒介出现后，两类选择标准会继续发挥作用，使之进一步创新完善直至成熟。这一过程中，新媒介会一方面满足一定的传播诉求，另一方面消解部分“技术可能”，并将其转化为“技术功能”。进入下一阶段，完善的媒介工具将进入社会并被广泛的扩散和使用。在扩散阶段，伴随社会整体性发展，人们求新求异的本性再次积极发挥作用，该媒介将会刺激社会生活中其他的传播诉求，或建构出不同的诉求标准。被刺激的新诉求又将与同时期的技术环境相结合，再次形成新媒介，如此往复。当然，既有媒介所包含的交往诉求与技术环境如果被另一优势媒介所取代，该媒介将走向衰败，反之则继续演进。

总而言之，在上述两种选择标准的交互作用下，媒介进化还呈现出以下特征：

其一，新媒介的出现并非是对所有旧媒介的厌倦或扼杀，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交往诉求与技术环境两者都具备的时候，新媒介的出现便顺理成章，与旧媒介并没有技术层面上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在媒介发展早期，新媒介产生后更多的是与旧媒介的相互补充，共同为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提供便利。菲德勒指出：在媒介进化中，形态演变遵循着共同演进原则，“共同演进与共同生存，而不是相继进化和取代，这一直是自从第一批有机物在这个星球上首次出现以来的常规。如果每一种新媒介的诞生都导致一种旧媒介的同时死亡，那么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丰富多彩的传播技术就不会有了。”

其二，多种媒介形态在进化过程中会逐步呈现汇聚和融合的趋势，也即是技术层面上的媒介融合。计算机是当下媒介融合的突出代表，它形成了一个包含文字、视频、音频、通讯等各种形式的多媒体传播媒介。媒介功能的汇聚原因，一是将传播媒介整体的多种功能放到较少的媒介工具上，是很大程度上的对媒介使用的空间解放，使用更加便利；二是传播媒介技术环境的发展不仅包括将媒介的“技术可能”变为“技术功能”，同样包括对现有功能的吸收和创新。传承是进化的一大标志，在媒介进化道路上同样如此。

媒介技术论文篇8

【关键词】媒介偏向 媒介环境学 英尼斯 麦克卢汉 媒介生态平衡

媒介创造了环境，并在改变人们的交流方式和生活方式。20世纪末，北美的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整合为媒介环境学派，成立媒介环境学会，成为北美传播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和主力军。他们从技术――控制的角度出发，关注技术、媒介、环境、传播、文明的演进，重视媒介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

一、媒介偏向理论概述

北美媒介环境学派认为媒介不仅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介，还包括羊皮纸、石头、服装、数学、广告、散文、货币等几十种之多。英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中列举了十几种媒介，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甚至列举了26种媒介。

从符号学的角度理解，任何媒介传递的符号都符合各自媒介传播的规律，都受到各自媒介性质的制约。这些属于特定媒介体系的符号就决定了媒介本身不是中性的，并且，在媒介信息以符号的形式进行编码、解码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影响。

由此理论假设出发，媒介环境学派推导出媒介的偏向性，这包括时空偏向、感知偏向等媒介偏向。可以说，“媒介偏向理论”是“媒介非中性理论”的逻辑延伸。媒介偏向理论是媒介环境学派研究的理论基础，基于这种对媒介的认识，产生了诸如“王者媒介”、“媒介即隐喻”、“知识垄断”等概念和论断。

二、英尼斯与时空偏向理论

哈罗德・英尼斯是传播学领域中富有创造力和思想性的学者之一。麦克卢汉曾经表示其研究成果直接师承于英尼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英尼斯的影响。他曾说过：“我乐意把自己的《古登堡星汉》（麦克卢汉的早期作品）看成是英尼斯的注脚。”①

英尼斯从传播史研究中发现了媒介的偏向性。他的两部著作《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通过对全球传播史，特别是媒介的演变，推导出媒介、社会、文化的有机联系。历史是一个时间范畴，而传播是一个空间范畴，媒介作为技术在历史与传播中间架设一座桥梁，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发展，媒介就有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偏向性。

英尼斯认为，诸如石头等质量大的媒介，需与当地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有机结合，形成一种稳定的状态，能将现在、过去、未来联系起来，并易于保存，这种媒介属于“偏向时间的媒介”。其质量大、易保存，容易被统治阶级利用、成为实现统治目的和攫取利益的工具。所以，“时间”往往被赋予稳定、传统、等级等理念。罗马帝国就是“偏向时间的媒介”造就的帝国，他们将习惯法刻在石板或青铜上，以“十二铜表法”最为著名，以显示帝国统治阶级的权威。

“偏向空间的媒介”质量轻，不易保存，所以不被统治阶级重视，但有利于在大众之间传播，体现出非集权化的发展方向，常常被赋予世俗、平等、扩张等理念。工业革命以后，机器大生产取代了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大规模的工业产品被复制出来，西方文明从此走向了扩张的道路。在各殖民地，西方传教士办的报纸杂志大行其道。19世纪中期，西方传教士在我国纷纷建立报馆，创办报纸，如《字林西报》，并通过这种方式实行精神入侵与文化殖民。

英尼斯不仅仅局限于解释理论，而是从历史的角度将“媒介偏向”上升为“文化偏向”，对西方文明的扩张提出质疑。近代以来，西方过度依赖空间偏向的媒介，打破了本国的文化秩序，也打破了世界文化的平衡机制。英尼斯担心并警告由于文明过度扩张而导致的西方社会在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之间失去平衡。英尼斯向往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相互平衡的理想境界。他提出：“文化在时间上延续并在空间上延展。一切文化都要反映出自己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影响。”②英尼斯给过分倚重空间媒介的西方国家敲响警钟，希望他们能认清现实的状况。

三、麦克卢汉的“感知偏向”理论

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地球村”等理论为当时的传播学界所排斥，但他是媒介环境学派的集大成者，被认为首创了“媒介环境学”这一术语。《理解媒介》是麦克卢汉传播思想的结晶。书中，他重点讲述了媒介对个人、社会造成的影响，其中，“感官偏向”理论就是其中之一。

麦克卢汉提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比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麦克卢汉是一个泛媒介主张者，它将各种媒介都比喻为人体器官和肢体的延伸：自行车是人腿和脚的延伸，眼镜是视力的延伸……另外，电子媒介是整个神经系统的延伸。他认为：“新技术使人人相互联系。它是我们神经系统的延伸。它把原始社会的形象转化成一种普适的背景，这种背景把过去的一切外观埋葬起来。”③

冷热媒介的概念是麦克卢汉考察媒介变迁与文明变迁后提出的背景。他将受众作为被感知对象，根据大众媒介表达的信息内容和受众的接受程度，将信息丰富、清晰度高的媒介归为“热媒介”，书籍、照片、电影是热媒介。将信息不丰富、清晰度低的媒介归为“冷媒介”，口语、电话、电视是冷媒介。冷热媒介的划分从受众的角度对媒介偏向进行了对比，对媒介的良性发展有借鉴作用。

另外，麦克卢汉在50多年前就预见到了网络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启发性地揭示了新媒介技术，特别是新电子媒介对重构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

四、其他媒介环境学者关于“媒介偏向”的理论

继英尼斯和麦克卢汉之后，尼尔・波兹曼又提出了自己关于“媒介偏向”的理论，他的《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是媒介环境学的经典之作。波兹曼认为一切媒介和技术都有一种隐而不显的偏向。他多次提出一切媒介都有思想情绪的偏向、政治的偏向、感知的偏向、社会的偏向和内容的偏向。以电视为例，其思想情绪的偏向来源于电视的冲击力引起人们的直觉反应，而非思维的反应，所以电视更易于渲染情绪。电视的政治偏向取决于媒体所有者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倾向。波兹曼通过研究技术的文化影响，认为人类生活在“技术垄断”中，每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媒介技术通过自己隐喻的偏向性影响和塑造环境。

与波兹曼一道共事的克里斯琴・尼斯特洛姆有媒介环境学教育的设计师之称。他以系统论的逻辑思维，整理和总结了多种媒介偏向理论的原因，包括理性或知识和感性偏向、时空和感知偏向、政治偏向、社会偏向、哲学思辨上的偏向、内容偏向、认识论的偏向等。尼斯特洛姆的偏向理论至少包含了两个层次。第一，没有任何一种媒介起源于或者存在于真空。第二，我们在观察传播媒介的时候，需要辨析这种媒介的物质形式和符号形式是何时何地如何和为何共同作用。④

结语

从以上论述中，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思想沿革和理论研究都清晰可见。从英尼斯的时空偏向理论，麦克卢汉的感知偏向理论，到波兹曼的综合偏向理论，再到尼斯特洛姆对媒介偏向理论的总结，媒介偏向理论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似乎这一理论已经趋于完善，但媒介环境学派是以技术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新的媒介，例如互联网，已经逐渐占据主流地位。

与以往不同的是，网络作为媒介有着全媒体的特征，即它具有已经出现的大众媒体的所有特征，它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介融合的典型。网络已经模糊了媒介偏向的感觉，这又为媒介环境学派创立了新的课题。

但是，无论是新媒介还是旧媒介，都要做到“媒介生态平衡”，这是媒介环境学派研究的共同目的。媒介之间不是取代的关系而是融合的关系，即“技术的变革不是叠加性的，而是生态性的。”⑤■

参考文献

①②英尼斯 著，何道宽 译：《传播的偏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③麦克卢汉、秦格龙 著，何道宽 译：《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④王冰著：《北美媒介环境学的理论想象》，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⑤林文刚 编，何道宽 译：《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传播学院08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