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论文范文

媒介技术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大众传播媒介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靠着表情动作来交流信息，直到15世纪才产生了技术上的真正突破——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机。科技的进步带来大众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出现给传媒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我国传播媒介也在大力应用传播技术，并且还面临着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发展传播事业的问题。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分，主要包括：媒介产生发展的历史，各种媒介的特点，媒介同人类社会变迁和文明发展史的关系，媒介文化等等。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提出了如“媒介即讯息”等著名的观点，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媒介技术及其发展的巨大作用。然而，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人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和其产生的效果上。但近些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的浪潮使我们看到技术在传播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掌握了先进的传播手段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

一、传播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诞生之初，由于生存的需要，必须实现个体之间的交流。在漫长的时期

内，人类只能依靠原始而古老的传播方式如表情、动作等来相互了解。随着劳动和生活中传播活动的需要，人类发明了使自己彻底完成从猿到人的转变的传播工具——语言，然后又发明了使信息可以保存下来并使文化有效积累成为可能的传播工具——文字。最初的文字刻在甲骨、金器上，后来又有了绢、帛，东汉的毕昇借鉴前人的经验发明了纸。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传播手段先进，传播内容丰富了起来。但是，这些还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迅速的社会传播，还需要有技术上的更大突破。这种突破，于15世纪中叶拉开了序幕，其标志是金属活字印刷术和金属活字印刷机的问世。

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手摇金属活字印刷机，开始了活字版印刷书籍，这说明人类在信息传递技术上的进步。到了19世纪初伦敦《泰晤士报》首先于公元1814年开始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印报，使得知识与资讯得以普及，这是一项相当重要的进展。1833年,第一张廉价报纸纽约《太阳报》的诞生标志着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它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滚筒印刷机，每小时印报4000份，为大量发行提供了技术保证。

在19世纪，美国人莫尔斯发明通讯电码，开始了有线电报时代。1870年出现电话，1895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使人类的通讯技术大幅改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此技术为基础发明了民用无线电。在此同时，电影工业在欧美亦成为另一种有力的大众传媒。电视是在1924年首次问世，而英国定期播放电视则始于公元1936年。电视时至今日，仍是一般人主要吸收资讯、常识，作为休闲娱乐，或作为消磨时间打发孤寂的工具。

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的出现为大众传播带来了一次新的机遇。数字化技术的运用，通过与通讯的巧妙结合，在加工处理信息方面改变了以往直接参与的方式，是信息处理第一次超越了人类自身而实现，真正达到了信息的传递、存储和加工处理的一体化和自动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先进的传播革命，大众传播进入了数字化与网络传播的崭新时代。

电脑促进办公室自动化、产业自动化及家庭自动化；镭射科技，如磁碟机、碟片、影像传真机及文件处理系统普及；有线电视与通讯卫星结合，使电视的功能发挥更佳；资讯社会应用许多新的传播媒体，如电视、电话、电子邮件、电子报讯、电视传讯、电话影视、电子会议等等，正缔造全面电子化的环境。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整合了多种技术，它不但能统一处理文字、声音、图形、影像等各种符号形式，而且打破了地域界限和国家界限。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正悄然改变着人们习以为常的传媒环境。

二、传播技术在我国媒介中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的传播事业迅速发展。为顺应世界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潮流，

缩小与发达国家传媒业的差距，我国传媒业积极采用新技术，对媒介内部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改革旧有的观念，使之跟上国际步伐，成为我国传媒业的一个新趋势。

以《文汇报》为例，对我国媒介使用新技术的情况可窥见一斑。《文汇报》于1998年1月26日开始推出网络版，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当时的数据表明，每天平均有近千人上网访问浏览。与该报印刷版相比，网络版提供了优秀的检索服务，读者只要键入自己想找的指令，很快就能得到许多相关资料。此外，对于外省市不能及时看到印刷版《文汇报》的地方，网络版更能显示出它的优势。网络的应用还能使读者的反馈瞬间传回报社，读者和报社的距离大大拉近，从而使报社更清楚的知道读者的要求，把报纸办得更有贴近性。

此外，除了报纸媒体使用新技术外，电台、电视台也在大量使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使用电脑工作室，实现了采访、制作、编排、播出的电脑化运作。在“数字化储存、数字化传输、电子化交换”原则的指引下，该电台在其传输系统中运用光纤技术，采用一种自愈式光纤环网，将广播节目从控制中心传输到发射台，该光纤环网还可同时传送数字化节目和模拟节目。我国电视媒体正在迈进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各电视台都在加快数字化进程。中央电视台采用多种电脑技术，尤其是多媒体技术，包括非线性编辑技术、虚拟技术、三维技术和动画技术，采用机械手自动装带播出系统等，在节目的制作和播出上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

总之，我国传媒机构使用电子技术的用途大致有以下几点：①文字处理（写稿、改稿、编辑、排版、电脑字幕等）；②电脑激光照排；③扫描；④管理－信息存储与资料管理；⑤建立内部网络，进行稿件和图片的传输等；⑥三维动画；⑦非线性编辑，特技剪辑；⑧联网查询；⑨播出等。

三、新形势下我国传媒业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首先，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要加快数字化进程，实现信息处理的全面数字化。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界限，为从事跨媒体经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互联网上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已经实现，现在需要加快发展的是广播的数字音频技术和数字电视。

其次，还须加快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进程，使信息传播数字化。媒体要抓住机遇，谋求新的发展。我国政府近年来十分强调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人们因而十分敏感的关注科技创新事物对其他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要对能够采纳最新信息传播技术持乐观态度，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契机。

总而言之，传播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忽视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并不是惟一起作用的力量，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都会对媒介产生影响。我们在努力创新传播技术并应用它的时候，也要注意与其他方面的协调，使先进技术发挥出最大的能量，促使媒介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咏华著，《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2002年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2]苏志武主编，《科技与传播现代传播文集》，2000年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媒介技术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解读[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媒介技术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解读[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媒介技术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媒介；技术；隐喻

技术之于媒介正如大脑之于思想，像大脑一样，技术只是一件物质装置，而媒介如思想一样，是把技术投入使用，并发挥其对文化主导作用的工具。媒介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信息的传输方式、改变人类的阅读习惯，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类认知世界、沟通联系的手段，它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整个社会的认知模式、态度和价值。这种强大力量的实现正是媒介隐喻的体现。

一、媒介的隐喻

隐喻属于语言学的范畴，是语言学中的一种修辞手法。“隐喻”一词来自于希腊语metaphora，其希腊文的意思是“意义的转换”，即赋予一个词本身没有的涵义或者是用另外一个词表达它本来表达不了的涵义。也就是说，语言取消自身的日常描述功能，从而承担起再描述的特殊功能。这样，隐喻就包含着一种超越词语本身的“新的信息”，而这种新的信息是在词语与周围现实的关系中诞生的。北美媒介生态学者尼尔·波兹曼曾在对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理论发挥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即隐喻”的观点，强调的是媒介“用一种隐蔽但有利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由此实现自身的隐喻功能。

隐喻不仅属于语言，而且属于思想、活动、行为。也就是说，每一种媒介技术的出现，必然要在与周围现实的关系中，获得一种新的涵义，而这种新的涵义更多地关乎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变化。正如波德里亚所说，“铁路所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所传送的画面，而是它所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因此，媒介技术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场关于信息的革命，更是对社会惯例和思想领域的一次大的变革。一旦技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人到了当时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换句话说，一种技术只是一台机器，而媒介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由此，媒介的隐喻表现在其超越了自身存在的技术涵义，而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

二、媒介技术的生态环境

所谓生态，通常是指在一个生物群落及其生存发展的系统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制约所达到的相对的平衡结构。生态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首先意味着对环境的研究——它们的结构、内容及对人类的影响。当然，这并非说生态与环境是等同的。环境是自然的存在物，它包括作为影响一个生物体生长、发展和生存的外界物质条件的自然环境，以及作为影响个人和社会本质的社会文化条件的社会环境。而生态不仅指自然的存在方式，还包括人与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亲和关系，更多的是体现一种相互依存的整体化的系统联系。因此，生态就是与人类生存有关的一切，强调的是人类无法离开环境而生存。应该说在环境所施加的物质条件以及人类活动的参与下，所有的文化特征都具有了生态意义。

由此，媒介本身也具有一种生态意义，媒介内在的符号结构不仅会决定信息的产生，还会对该环境中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因为，媒介首先是在一种传播环境中存在，每～种媒介在传播者的控制下。也必然对接收者产生各种影响。因此，现代传播学者在谈到媒介时，开始强调媒介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无法脱离人的一切实践及其所形成的文化环境来看待处于不同传播活动中的媒介。媒介传播的影响力，对未来时代的贡献能力部分决定于个体本身(即媒介技术、信息表现形式等)的区别，部分决定于环境的影响。因为环境条件必然会限定一种媒介的形成、发展和衰落，就像环境条件会限定一个物种的出生率、生长率和死亡率水平一样。例如在电子媒介时代，电视媒介所带来的图像性的认知模式必然会促成网络的形成，以帮助一部分人实现对文字的膜拜，而帮助另一部分人实现对自由的崇尚。那么，站在生态的角度来理解媒介会发现。媒介自身也会形成一种环境，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参与下，媒介生态呈现出自身独有的关注角度。从生态学的框架结构中，可以看到今天的人并非住在一个物理世界中，而是住在象征的世界中，这便是媒介技术向我们提供的一种生态环境。像绝大多数的自我作用系统一样，媒介生态系统在整个历史中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每一种变化都实现着其隐喻功能的再定义。

三、媒介技术隐喻功能的实现

媒介的变迁导致了并意味着认识世界的方式的变化，这是由于媒介强大的隐喻功能所产生的效果。每一种传播媒介不仅记录了自己时代的思想，更是记录了特定时代的传播技术、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同时也记录和影响了每个时代的思想变革。

思想必须先经受住时间的检验，然后才能在空间领域进行传播，而思想的生命就往往取决于传播媒介的生命力和延伸性。由此，尽管传统的口头传播行为被认为是落后的表现，但事实上，这种古老的信息传播方式以其灵活性成为了最具持久性的传播手段。这一方面是由于它是人与生俱来的生物习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种传播方式不必借助任何工具，由此也不会受到传媒系统冰冷的理性主义影响。在印刷术出现之前，所有的颠覆性思想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传播的，即使在印刷术出现之后，人们也还是习惯于选择这种方式来传播某种思想，或聆听某种教诲。事实上，直到电子媒介横行的今天，最具说服力的思想仍然是通过口头语言形成和表达的，口头语言仍旧是传播颠覆性思想的一种灵活而不受控制的方式。因此，“这种灵活而古老的信息传播方式对任何既定的秩序都是一个威胁”。

中世纪的欧洲僧侣，用在羊皮纸上刻录下来的文字，向后世的人们讲述了当时由书法、笔、尺子和羊皮所构成的书写技术和制作方法，也讲述了当时的经济制度。羊皮纸取自动物的皮，这些动物的皮必须经过石灰水处理，去除污垢，再烘干，然后用粉笔写上字，再刮掉。而刮的时间比在书房书写的时间还长。而且由于这种传播工具的制作工艺复杂，也就对持有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所以当时通过羊皮纸所传播的信息或思想都是比较专业的，仅限于小范围内的传播，或者说仅限于一些文化权贵，而这些人往往供职于教廷，或贵族和官员的官邸。由于掌握着社会的集体记忆，那些会写字的人，有能力获得羊皮纸的人被社会赋予了特别的权力。而那些没有能力掌握文字的平民阶层只能从教堂的壁画上学习宗教。于是文字成了统治的工具，并由此成为权利的工具。

从历史角度来说，我们现代的思想和哲学植根于印刷媒介。印刷术的出现。尤其是书籍的普及，使得个人思想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这就使得个人思想不再局限于上流社会，也不再仅仅限于少数人的专利，而在公共的领域内获得了培养。当然，印刷术最主要的功绩还在于，它促成了现代学校的出现和发展。这样，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加入到渎写的线性逻辑中来。在学校里，更多的人掌握了阅读的能力，进而培养了逻辑思考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培养人们的理性精神，利用理性来综合各种感官知识，从而用清晰、有序、严肃的语言来指导人类的行动。文化从口语文字向阅读的转变把教育扩展到整个欧洲，最终建立了现代西方思想。由此，波兹曼认为，我们可以给印刷时代贴上逻辑或线性思考的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个人思想和逻辑思维才能成为有文化的人，也正是这种个人思想和逻辑思维才使得文字和书籍成为传统意义上文化的代名词。事实上，我们对文化的崇信中就包含了对与文化有关的字和字纸的崇敬。解放前，很多城隍庙的门前都会有一个铜炉，叫做“化字炉”，上面用阳文铸着“敬惜字纸”四个字。这也表现出我们对文字所代表的文化的崇拜。

电报于1840年人使用，在此之前信息和思想的传播方式和速度是与人的流动保持同步。但是电报的出现，迅速改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使得它可以在瞬间完成。于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速度越来越快，但不可避免的是，人们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从容地就某条信息的真实进行分析和决断，因为转眼间信息就会铺天盖地。信息由此变成了一种单纯依靠速度来进行买卖的商品，于是，过去依靠信息来指导自己行动的人们不得不首先要对信息的价值进行辨别。同时，电报所带来的信息具有支离破碎的特点。信息的存在是需要语境的，而通常我们认识事物也需要相应的环境。但是电报却是去语境化的，信息仅仅依靠简短的文字来提供，单独的文字排列往往是多义的，这就给人们的认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由此，人们一方面要从繁多的信息中挑选有价值的内容，一方面也必须要对信息的内容进行准确的辨别。电报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同时也增加了人类认识世界的难度。与电报几乎同时出现的摄影术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线性排列文字的传统地位，用图像将形态和颜色完全表现出来，剥夺了口语语言和文字的描绘能力，同时也扼杀了人们给予文字的想象力。图像在印刷媒介中的大量使用往往扰乱而非促进合理的思维，同时也会迅速打断阅读者的逻辑思维。

在上世纪20年代，无线电广播迅速成为新闻传播和宣传活动的主导方式。这是向新的非文字系统通信时代的决定性转变。谈到广播，似乎无法绕开媒介与战争的关系。对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全球浩劫，无论是经历者，还是后来者都无法低估广播对那场战争的影响。无数个炮火轰隆的时刻，几千万人拥挤在收音机旁全神贯注。这是后来即使拥趸众多的电视媒体所无法超越的奇观，或许正是战争成就了广播这一媒介传播。在战争中，任何大众传媒都会作为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而非消遣娱乐的手段，正是如此才使得广播在当时成为具有巨大号召力的媒体。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宗教成就了印刷术，而战争则成就了广播。

无线电广播缩短了相互认识的空间距离，它的口头语言还能滋养口语交流的传统，事实上，广播也正是从这一状况中受益才被人们逐渐接受下来的。在摆脱非常时期的影响之后，广播也开始产生形形的观点。这些观点为当时的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参考。但广播所提供的信息经常在几种观点之间摇摆，听众经常会受到不相干信息的干扰，无法从转瞬即逝的收听内容中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由此听众获得井然有序认识的能力逐渐降低，这样也就不利于形成独立的个人思想。

加拿大学者德里克·德·凯克霍弗(DerrickDeKerckhove)认为，“如果说书籍，尤其是小说，培育并维持了个人思想在公共空间中的发展，而电视却恰恰相反，将公共思想带人了个人的空间。”。这主要是由于两者的信息呈现方式和阅读方式不同所引起的，书籍从出现之日起就是在将个人的思想进行传播，努力颠覆具有同一性的集体思想，而读者在安静的环境中很容易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想法；同时它也创造了一个社区环境，形成公共空间，个人思想可以在这一空间自由交流。但电视却将适合某一集体的信息带给个人，个人不再是作为个体出现，而仅仅是具有共同需求的某一集体的成员而存在，因为观众总是在一种群体生活中获得信息。这样，尽管阅读电视信息的空间是私人的，但是信息却是公共的，而且其中所包含的思想以一种集体的疗式进行解读，个人思考习惯和思想被压制。事实上，电视媒介压制了印刷媒介所培养起来的认识论，“已经赢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如果我们愿意暂时抛却电视带给我们的肤浅而虚假的欢乐，愿意从更深刻的角度考察电视的出现，我们就会发现，当电视开始接管文学的角色时，公共话语的重要性、精确性和价值就开始毁灭，被陷于这种想象、审美和新奇性中，我们的知识就完全被吸引到了电视转播所传送的去语境的字节符号的信息上。于是人类与过去和未来的联系已经滑落到了显像管中。超级秘书网

当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电视对个人思想的打击时，传播技术又一次带领着自由和民主的思想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个人汁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又一次使个人思想找到了存在的公共空间，因为它将大众媒介(电视)和个人媒介(书籍)的特点融合在了一起。而且，在其中个人思想不仅仅屉作为一种存在，还获得一个形成的过程，即个人计算机创造了个人思想在公共空问中的活动。这完全是由于个人计算机的交互式文化所形成的。正是由于这种交互性，赋予了原来的信息接受者以信息的自由权。因为，在互联网的时代，已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信息的传者和受者，接触互联网的人都可以参与到信息的活动中来，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具有从事新闻工作的能力。这样一来，新闻就不再是一种专业化的活动，而成为个人化的行为，更多地被赋予了一种故事性。网络媒体也为不同阶层的公民提供了自我表现的平台，尤其实现了草根阶层自我表达的愿望。人们利用各种网络技术迅速实现了自我表达和个性表现，同时也催生了不同思想的形成和表现。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文字媒体的功能，但它放弃了文字表达的私密性，也打破了文字表达的线性逻辑。由于网络写作和阅读的随意性，文字表达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个人思想的形成也是在一个完全公开的空间里完成的。这样，对文字的注意力随时会被其他的网络元素(声音、图像等)打断，也就完全失去了文字表达和阅读的连贯性和逻辑性，因此，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思想往往是断裂的。

媒介技术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解读[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媒介技术论文范文第6篇

(一)留守儿童:从各方面搜集的信息来看，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到外地打工，而自己留在农村生活的孩子们。他们一般与自己的隔辈亲人，甚至父母亲的其他亲戚、朋友一起生活。仅从上述字面意义上分析，留守儿童的实质类似于寄养托管，虽有亲近之人照顾，但父母双方的缺失，必定对其造成无法弥补的影响。

(二)媒介技术角度:关于这一概念，加拿大大众传播怪杰M·麦克卢汉曾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1964年)一书中提出了影响广泛的传播学概念:“媒介即讯息”，简而言之，以互联网为例，它本身呈现的方式是电脑或者手机或者其他，这本身就是一种媒介，同时，它通过自身所传递出的信息，比如文字、图像以及视频也是一种媒介。

二、存在的问题

(一)信息监管的缺失:这个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a．家庭方面。如今的农村家庭，电视、手机、电脑等硬件设施已大面积普及，这在丰富业余生活的同时，这些对于留守儿童确实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不可否认，这些设施的存在，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使得他们可以突破狭小的地域限制，转而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吸收到更多的知识，然而信息量的庞杂，必然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并且，留守儿童大部分是未成年，其在心理和生理方面的特征，决定了他们对陌生事物天然的好奇心。这一点，也决定了其在信息量庞大的媒介前，面临着两极分化的冲突选择，而确保这一点能步入正规的家庭监管，却因父母双方的缺失以及隔辈的放任式的照顾，而存在巨大漏洞;b．外部环境的损害性干预。这一点，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网吧。一般而言，毗邻学校的村落或者附近的乡镇，往往会存在以未成年学生为目标的网吧等利益群体的存在。这些网吧在上级监管上存在很大漏洞，无论是在资质、运营方式以及监管方式上，都处于隐形状态，多以游戏、不健康的图片、视频等吸引未成年进入。对于留守儿童而言，这种危害是潜在的长期的，并且是不可逆转的。

(二)学校教育的力不从心。教育的参与者一般来说，必须满足最基本的条件:教师、学生以及家长，这是一个三位立体化的参与结构，教师代表包括学校在内的施教方，学生即为受教方，家长代表学生家庭，只有这三者共同参与，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但对留守儿童而言，因为父母双方的缺失，教育环节更多集中在课堂上，这是一个可以用时间和空间量化的概念，也就是说，留守儿童在学校范围内是收到监管的，但在校园之外，留守儿童的心理和生理的特性，使其在自制力上大打折扣，再加上父母双方客观的存在缺失，这样一来，两个环节就处于失控状态:未成年本身就对教育的内容存在天然的抵触心理，而学校因其特性，对于校园之外的教育无法也不可能做到强有力的跟踪，再加上家庭教育的缺乏，三方同时的缺陷，必然造就了留守儿童整个教育环境的恶化。

(三)家庭教育的匮乏。高尔基曾说过:“你爱孩子，孩子也爱你，只有爱孩子的人才能给他更好的教育。”，但对留守儿童而言，其面对的是爷爷奶奶或者亲戚或者是寄宿学校，这些固然能给他们提供很好的照顾，但受限与知识水平、社会经验以及管理制度，这样的照顾更多局限于物质层面，远非一个好的教育者。这就在对于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管理上，存在很大的缺陷。一般而言，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多以放任或者溺爱为主，即使是努力监管，也大多浮于表面，并未触动实质，这就导致留守儿童往往沉迷网络或者电视，甚至受到不法侵害，进而引申出更多的问题。

(四)心理问题。在农村居民并未大量进城的时期，留守儿童的概念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即使有，也是少数，并且其存在的心理问题并未像现在这么严重。那个时候，未成年儿童处在多方监管之下，除了正规的教育活动外，娱乐活动主要面向大自然，多以同伴之间的玩耍嬉戏为主，注重的是团体观念和自身娱乐的结合。但在现代化媒介大量介入的情况下，留守儿童将原本渴望得到父母关注与关爱的心理，转嫁到电脑、手机或者电视上，并并将这种支撑慢慢演化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依赖，而现代化媒介中充斥的暴力、血腥等负面信息，必然导致其心理发展的转变，同时，父母关爱的缺失，导致他们不再以此为目标，并在现代化媒介负面影响的侵入下，逐步形成以自我为中心，孤僻、生疏、自我封闭的心理状态。

三、对策研究

(一)全社会要加大监管力度。整治校园周边的环境，严禁网吧、游戏厅、歌舞厅等场所开设在学校周边，以网吧为例，要制定更为严厉的监管制度，对于传播暴力、色情以及接纳未成年人消费的，坚决予以取缔，从底层净化留守儿童媒介接收的土壤，使农村留守儿童尽可能少地接触到不良影响。媒体应该积极宣传，动员全社会都来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尤其是公安、出版社、杂志社等职能部门行动起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大环境方面为其提供保障。

(二)加大对学校媒介的投入力度。信息化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吹毛求疵或者一叶障目都是不可取的，那么就要从学校教育方面，加大对其的媒介投入力度，以多媒体教学为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为每一个学校配备相应的多媒体的教室，使得留守儿童在接收媒介传播的时候，处于更加有利的良性的监管之下。这样一来，他们既不会与社会脱节，能吸收到更多优秀的知识，也能在正规的监管下，达到身心的愉悦。

(三)搭建亲子沟通的桥梁。媒介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可以尽量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父母双方因地域以及家庭责任的限制，无法时时刻刻待在孩子身边，但我们可以利用现代媒介技术，比如电脑，可以确保每天工作之余，利用休息时间和留守儿童进行视频，条件不允许的，至少要确保一周之内视频一次，这样一来，双方都可了解到自身的动态，尽量减少由于地域等其他方面的限制所带来的潜行隔阂。

(四)关注心理健康。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已迫在眉睫，观其所为易，解其心结难。针对这一点，建议建立留守儿童之间，不定期以举行活动的方式进行沟通交流，有条件的话，将留守儿童的心理评估纳入教育考核指标，以政策文件的形式加以规范，用硬性的规定去解决软性需求，同时针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及生理特点，借助现代媒介，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拉近距离，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结束语

总之，孩子是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们国家繁荣昌盛的基石，留守儿童问题，事关农村未来，事关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在信息化时代，我们要充分利用现代媒介，以此作为基点，充分发挥其优势，从而构建出社会、学校、家庭、留守儿童共同参与的关注体系，为留守儿童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媒介技术论文范文第7篇

以农业科教片为代表的影视媒介就是运用电视电影精彩的画面艺术表现手段，以宣传、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知识为主要表现内容，以解决现实农业生产中需要的技术问题为目的，指向性和意识形态明确的，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这种推广方式产生的作用特点是内容形象逼真、显示深刻、音像效应、容易理解、推广范围广、成本低。网络化推广媒介就是指通过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利用网络数据库进行推广传播的形式。农业技术的推广也正在朝着网络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现阶段利用网络推广农业技术的主要表现为农业数据库、农业网站和专家系统。网络媒介可以数字化、全球化的传播推广农业技术信息，并且易储存、复制、检索、传播大量的、多样的信息，能够快速的运用多种媒体，交互式的兼容多种传播方式，可以个性化的、多元化的、自由的加快农业技术推广速度，拓展农业技术推广的角度，提高农业技术推广的效果。

2大众媒介推广农业技术的特点

通过大众媒介推广农业技术可以做到传播信息快，推广迅速且互动性强，可以有效的进行信息反馈。利用大众媒介平台可以在更广的受众范围内推广农业技术，并且内容丰富多样，生动形象，简单易懂。由于电视、电脑普及率的提高，大部分农村居民可以很容易的通过这些设备接受到所传播的技术推广信息，农业技术可以声画并茂，图文兼备的快速传递出去，通俗易懂，让人们一看就能明白，从而提高了推广工作的效率。在利用大众媒介推广农业技术的同时还会改变农业受众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促使农业受众逐渐形成信科学、靠科学、用科学的价值观念。在其取得的良好推广效果和现实作用的基础上，还可以增加农业受众对政府的信任以及政府的威信和公信力，促进农业生产者的生产、生活积极性，提高其幸福指数。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农业受众通过大众媒介接受农业技术的同时，还可以得到影视艺术的审美享受，从而娱乐生活。

3通过大众传媒推广农业技术的注意事项

大众媒介推广农业技术要注意其目的性和时效性。目的性就是指在选择推广媒介时要考虑技术推广的目的性，推广的内容决定推广的形式和载体。推广技术信息的内容长短，表达方式，理解的难易程度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因素，要利用适合的媒介形式以保障达到推广的目的。对于农业技术信息而言，其有很强的时效性，对于推广者而言，要综合考虑影响农业技术推广时差的因素，以保证选择适合当地有效的媒介形式推广农业技术要在有效的时限内发挥最大的效果。还要注意有的放矢性和因地制宜。在利用大众传媒推广农业技术时，要充分考虑推广对象的生活、生产方式和教育文化程度，以及基础设施普及率，这些都决定了推广效果。我国的农村经济和文化发展极不平衡，东西部也存在巨大差异，各地的地理人文因素也有很大的不同，南米北麦，差异较大。因此在推广农业技术时，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做到因地制宜，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利用大众媒介进行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还要注意其科教性。推广的农业技术要具有科技含量和现实生产能力，能够促进农业产量的提高，具有推广价值；农业技术推广信息要具有科学和谨慎的逻辑性和准确性，推广内容要完整连贯；农业技术推广不要忽视其教育性和应用性，这是推广受众接受先进农业技术的前提。

4通过大众传媒推广农业技术的现状

在现阶段的网络传播媒体环境下，大众媒介成为了农业技术推广的主要途径和手段。我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农业推广体系名存实亡，网散、钱断、人散，这是农业技术推广的真实现状写照。虽然现阶段在大力建设农业信息化、现代化的背景下，政府开始注重农业推广体系的建设，但是现在农业技术推广主要还是依靠拍摄农业科教宣传片和开发农业技术信息系统等进行推广；在大力建设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推广新的农业科技应用，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背景下，大众媒介下的农业技术推广陷入了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够，投入不足，人才缺乏的局面。现阶段的农业技术推广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推广体系和主体机构，对于大众传媒推广农业技术，政府依然没有足够程度的重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技术、信息也作为一种资本进入市场流通，但是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缺乏统一管理，十分混乱，导致了大量虚假信息的出现，这也是农业技术利用大众传播媒体推广所带来的负面效益，使得信息市场真假难辨。

5总结

大众传媒进行农业技术推广的成功与否，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农业技术的推广信息传播是否成功，也就是说关于新的农业技术的信息能否顺利到达受众那里；受众能否理解所推广的技术信息，如果不能，那么推广工作就没有意义了，这也就是传播本身效果；推广工作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推广的技术是否得到了人们的利用，能否对农业产生实际的效益，提高生产率。在大力建设信息化、现代化农业的大背景下，农业技术推广必须插上大众传媒的翅膀，它能够将大量的技术信息快速的传递给广大农村受众，以产生最大化的实际效益。

媒介技术论文范文第8篇

Abstract: We choose the international signify articl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mass media and ethnography as the object file, and then analyze the data concretely about the distributing of the authors’ working places, the areas, the dates, the media involved and the subject fields, etc. We generalize the study pulse and hotspot recently, and the advance and the foreground of ou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Ethnography; Media; Methodology; Statistics

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一部分，人种学研究逐渐突破原有的格局，将视角延伸到包括发达国家社会的许多领域。本文即是对人种学与传播媒介交叉的国际研究作分类分析，以反映该理路的研究状况。其基本理论前提是，采用人种志的方法论，将传播媒介研究纳入对特定群体的观照中，大到狭义的人种、小至某个具有相似特征的群体，从而获得传播理论新的视野和路径。 本文主要以Pro 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ARL)和EBSCO host两个国际英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在PROQUEST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the ethnography of media”；在EBSO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media ”、“ethnography”，两词用“或”逻辑连接，共搜索到从1990年到2005年7月关于传播媒介和人种学关系的学术论文105篇（排除重合部分），并从中选取87篇以传播人种学为主题的论文，作为分析研究对象。按照作者属地分布、涉及区域、发表时间、相关媒介和主题域等分类，对这些论文进行分析，概括出近年来国际传播人种学的研究动向和热点。 一、基本分类分析 1．论文作者属地和涉及区域 就论文作者单位所属国家而言，美英两国处于垄断地位，美国占57篇，英国占14篇。 从本文选取87篇论文所涉及的区域来看，有16篇以发展中国家为社会背景，占总量的18%，以美英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成为传播人种学的主要研究背景。在描述发展中国家社会文化的16篇论文中，关于印度的研究表现了突出的连续性和活跃性，共有7篇；此外，关于玻利维亚的有2篇，关于其他国家的均为1篇，包括中国在内。 这与人种学以非发达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刻板印象大相径庭，表明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结合的研究路向，已经将反观自身社会文化作为核心。同时，表现出与人类学研究的总体格局的一致性：在经历了对未开发的社会群落，对印度、中国、埃及等古文明国家社会，以及对发达国家自身社会研究三个阶段后，人类学者更多地运用主位视角，将研究目光到自身的社会文化中。传播人种学研究则以青出于蓝的态势，成为其中的一个亮点。面对政治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传媒通讯的发展，媒介研究者借鉴人种志的方法论，通过对不同受众群体的关注，展现大众传媒的社会影响力。 由于发达国家学者研究视野的转向，以及发展中国家研究力量和水平的限制，国际传播人种学研究对于非发达社会的关注逐渐趋缓。在承继人类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关于印度的研究者经常在后殖民主义的架构下，与媒介研究结合，广泛探究社会文化中的特殊群体问题。相比之下，关于中国的研究，却没能持续人类学研究第二阶段的活跃性，表现出明显的断裂。在目标论文中，只有R.A. Litzinger 的Government from Below: The State, the Popular, and the Illusion of Autonomy是关于中国的 [1]。通过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引擎，搜索到关于 传播媒介与人种学关系的论文，只有日本东海大学研究生院顾宁的《人种学研究与数字化媒体》一篇 [2]。 2．发表时间分布 从的时间来看，两个数据库搜索到的目标论文最早时间均为1990年。从1990年到2000年，共有35篇；从2001年到2005年7月，共有52篇。如图所示：

在1990年到1998年期间，传播人种学论文每年都不超过4篇。从1999年起，数量开始呈螺旋状攀升，2001年、2003年和2004年分别达到11篇、13篇和19篇，占总量的50%。 从时间分布来看，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结合的国际研究大致在1990年代早期出现，并分为两个阶段：1990年到1998年是兴起期，1999年至今为发展期，近两年呈现逐渐升温的趋势。这表明，自20世纪末以来，传播媒介研究与人种学结合的学术理路成为研究的一个活跃地带，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人种学视角，分析传媒影响，拓展传播理论。 3．涉及媒介类型 从论文所涉及的媒介类型来看，专门研究报纸、杂志和广播等三大传统媒体的论文占6篇，计算机和互联网占7篇，电视占8篇，新媒介占9篇，其他57篇均为泛指的大众媒介。 从上述媒介构成特征来看，传播人种学不再把报纸、杂志、图书、广播等传统大众传媒作为研究的重点，更多地把兴趣转移到因互联网、数字技术和卫星传输技术促成巨大变化的媒介上面。电视作为大众传媒霸主，仍然对社会起着重要影响。电视受众、商业形象和政治形象问题，仍然是人种学方法论比较便利而实用的切入点。顺应新技术发展而产生的新媒介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潮流。传媒全球化及本土化、网络平权等话题，都适宜大众媒介与人种学的交叉研究。然而，更多的研究还是将特定群体放置于宽泛的大众传媒影响中，以混合媒介环境来探讨受众及政治、经济或文化问题。由此可见，传媒与人种学的结合仍处于拓展阶段，在专业化、精细化、程式化方面尚待继续开掘。 二、主题域分析 从论文所涉及的主题来看，我们将这些论文分为一般理论、政治、经济、社会和媒介自身五个方面。其中，为了突出全球化问题，又将政治分为民主政治和民族主义两个部分；按照性别、青少年、种族和特殊“族群”等出现较为频繁的问题，把社会部分进一步细分；为了突出大众传媒在传播人种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把媒介报道和赛博空间专门列出。 1．一般理论研究 从多种视角探讨传播人种学理论的论文有18篇，在各种类型研究中占最多。其中有以具体事物切入主题研究的，例如，从声音、建筑设计、交际舞、车间、超媒体等生活中熟知的东西，推衍出传播媒介的人种学理论；也有运用语言学理论，从文本危机、符号交互、人种身份、他者叙述等阐发出新的理论观点；更多的是从泛化受众研究，演绎出传播理论在人种学方面的理论空间和学术价值。 2．政治问题 （1）全球化、本土化与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话题一直是传播研究的重要场域。自20世纪末期以来，媒介全球化趋势促使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向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叙事策略的转变。侵略与抵抗在全球化语境中，生发出更为潜在、深沉、焦灼和无奈的隐忧。在所涉及的14篇论文中，全球化和本土化问题占8篇，而且集中出现在2000年以后。由此可见，该话题是传播人种学一个方兴未艾的热点。Tom Boellstorff在《配音文化：印尼男女同性恋的主观性和人种学在已经全球化的世界》一文中，以印尼主流大众媒介（而非西方同性恋媒介）对男女同性恋的看法为切入点，分析外国电视使用印尼语言配音，从而通过“配音”文化现象分析、批判全球化进程。 [3] （2）民主、政治 在民主、政治话题上，共有8篇论文涉及到了6个国家和地区。关于中国的那篇论文主要论述了城市流行文化与社会政治问题；关于埃及的，是一本《国家的戏剧：埃及电视政治学》的书评，评论者的文章题目为《媒介人种学》 [4]；哥伦比亚大学的Short, John Phillip将时间推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探讨图书馆对德国工人阶级和帝制的影响 [5]；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研究者通过对印度小城镇的官僚腐败，提出了“政府人种学”（ethnography of the state）的概念。 作为媒体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民主和政治问题始终是媒介研究的一个有效角度，尤其是中国问题，更容易得到国际学术刊物的青睐。

3．消费 对于消费问题的专题研究有7篇论文，涉及到MTV网络、体育商业、音乐侵权等领域。在由大众传媒助推的消费主义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代，消费类型、消费群体与大众传媒、广告的关系应该是与人种学相交叉研究的一个有效途径。例如MacAloon, John J.在《奥林匹克运动比较研究中的人种学要求》一文中，将大众消费、体育商业、大众媒介与人种建立联系，从而获得一种人种文化的方法论。[6] 然而，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不足总量的8%，是传播人种学一个有挖掘前景的方向。 4．社会问题 （1）种族主义 在多元社会中，种族主义经常是学术研究的活跃地带，而且是比较易于运用人种学方法论把握和操作的领域。以美国和英国社会文化为背景的研究占主导地位：在9篇论文中，美国社会占6篇，主要讨论了白人、非裔美国人、墨裔女孩与媒介环境、媒介形象等问题；英国社会占3篇，探讨了移民与国际安全、足球流氓和孟加拉人暴力等问题。 其实，中国社会的新疆人、河南人、浙江人、东北人等具有代表性的特殊群体，及其在传媒覆盖下的形象问题都可以成为传播人种学有价值的话题；作为一个逐渐融入全球化轨道的社会，中国人与外国群体的关系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这些问题，都为我们实现该领域研究的突破，提供了“田野”素材。 （2）性别 作为分析媒介作用的有效方法论，女权主义一直占据着一席之地。关于性别的传播人种学论文有12篇，而且扩展到同性恋、人妖、男性与拳击等方面。关于印度社会问题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具有较突出的实力，有3篇文章将女权与后殖民语境相结合，有1篇探讨了印度人妖在美国主流媒体中的形象问题。由于女性和同性恋群体在社会中的普遍意义以及女权主义的理论支撑，性别问题也成为传播媒介与人种学对接的一个窗口。 （3）青少年影响 在媒介研究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青少年影响方面，人种学方法论无疑能够起到显著作用。有8篇论文分别从以下方面论述了对青少年的意义：计算机使用、幽默剧、流行音乐等媒体影响，性、艾滋病和人际关系在传媒作用下的影响等等。Milkie, Melissa A在《大众媒介和青少年群体的性》中，通过一群在学校中自然形成的朋友群体以及基于大众传媒内容而形成的集体性性观念，探讨一种关于青少年群体受媒介影响的人种学方法论。[7] 同样，这些论文的数量也没有准确反映传播人种学在该问题方面的应有状况，属于有挖掘潜力的领域。 （4）特殊“族群” 这里所指的“族群”，是主体具有某种社会特征的相似性，从而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普遍问题。由于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的交叉地带属于特殊群体，在探讨这些问题时，该方法论彰显出优势和活力。9篇论文分别从厌食、吸烟、感伤癖、新兵、特殊犯罪等角度进行论述，使叙事新颖而又别开生面，为写作论文出奇制胜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传播人种学的学科建设开拓了新的领域。DeSantis, Allan D.在《一群无所事事白家伙的闲聊》一文中，通过媒介对吸烟者的影响，分析男子的社会群体活动过程，并得出关于交往和传播的理论假设。[8] 5、媒介自身 （1）媒介报道 在这些论文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传播人种学对于媒介报道者自身进行观照，从逆向视角获取媒介的群体意义。这些论文涉及到挪威的广播报道、玻利维亚的民众新闻、美国的西班牙语传媒报道和肯尼迪暗杀报道等，将报道者作为一个群体，为传播人种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切入角度。 （2）虚拟空间 我们把赛博空间研究专门列出，主要考虑了互联网在人类现实与虚幻环境的构建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和潜在能量，以及人种学家由此对于“田野”范畴的扩展??互联网已经将传统意义的“田野”调查延伸到网络的海量信息数据库。虽然只有6篇论文对在线服务、赛博咖啡馆、虚拟社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互联网所构筑的虚拟空间，将对传播人种学学科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发表刊物 在目标论文中，被SSCI收录的共有9种刊物24篇（占总量27%）；关于传播媒介研究的刊物共17种，涉及论文30篇（占总量34%），其中被SSCI收录的期刊分别有5种9篇；关于人类学/人种学研究的共6种，涉及论文19篇（占总量22%），其中被SSCI收录的分别有4种15篇。 被SSCI收录的目标刊物如下所示，括号内为发表篇数： 关于人类学/人种学的刊物：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3), AMERICAN ETHNOLOGIST (4),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5)。 关于传播媒介研究的刊物：NEW MEDIA & SOCIETY （4）, JOURNA OF COMMUNICATION (4),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1),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1), COMMUNICATION THEORY (2)。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传播人种学的国际在传播媒介研究刊物上的较多，占1/3，而且刊物很多；发表在人类学/人种学研究刊物上的占1/5左右。所有87论文中，有超过1/3被SSCI收录，而且在人类学/人种学研究刊物上发表的有80%被收录。 四、结论 1．国际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结合的研究出现在1990年代初期，到20世纪末后逐渐升温，近年来成为媒介研究的活跃地带。 2．无论从作者属地和所涉及的地域来看，美英两国都处于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的人种学研究不再是传播人种学的焦点，对印度社会的论述保持着连续性，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相对薄弱，并表现出明显的断裂性。 3．宽泛的大众传媒是研究的核心，新媒介研究比较活跃，而对传统媒介的研究相对冷淡，表明传播人种学仍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地带。 4．主题域方面，一般理论、全球化/本土化和性别研究是热点，种族主义、民主/政治和特殊“族群”研究可能是中国问题的突破区域。 5．传播人种学论文在国际刊物上的发表阵地很多，而且易于被SSCI收录，尤其是有关人类学/人种学的研究容易被收录。 6．在国际传播人种学研究逐渐升温，而中国这一方面研究相当薄弱的情况下，针对国际刊物写作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既具有突破意义，又能够带来现实影响。

媒介技术论文范文第9篇

笔者一直认为，网络与其说是一种媒体，不如说是一个平台，其平台价值远远大于其媒体价值。当传统媒体进入网络这一平台空间，媒体的边界便自然消失，网络化生存便成为所有传统媒体的共同生存常态。媒介生存形态与传播形态的混一，媒介内容与传播渠道的融合，正是在网络这一平台上实现的。

媒介的融合，有技术的逻辑，也有市场和制度的逻辑。

今年我们热衷讨论的“三网融合”问题，从技术逻辑上讲，并不存在障碍，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学领域来看，也是理所当然。然而，“三网融合”却在市场选择面前被搁浅。其间，电视、电信、互联网几大市场主体，基于各自的利益展开博弈。所谓制度供给和制度选择，一定是谋求并尽可能实现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相对利益均衡。即使国家权力机关欲以行政的力量推进“三网融合”，依然遭遇到诸多现实的阻碍。此外，内容生产的融合，接收终端的融合，大体情形也不外如此。

所谓融合，意味着传媒格局的重组，意味着市场与权力的重新分配。我们说，融合是传媒与传媒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向，但我们还必须明确意识到，融合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此一过程充满着各种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多重障碍。

媒介融合是一个概念，媒介产业融合则是另一种概念。而一个顺乎逻辑的思考是：媒介融合必然造成媒介产业的融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产业重构。其中包括，媒介横向产业链将充分扩展，纵向产业链将充分延伸，以及由此造成媒介产业格局的整体改变及产业组织的重新建构。

媒介产业融合是一个概念，信息产业的融合则是另一种宽泛的概念。在信息化的社会，媒介产业的融合将在社会信息产业发展的整体框架下运行，而媒介产业融合所造成的另一种趋势，则是促进整个社会信息产业的融合。我们关于“三网融合”的讨论，早已将互联网与电信业信息化社会两大支柱信息产业纳入其中。当我们关于融合话题延展至信息产业，需要检视的问题就更多、更复杂了。

王润珏博士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一直就读于武汉大学，受到良好环境的熏陶，接受到良好学术训练。她的博士论文《产业融合趋势下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研究》选题涉及上述一系列话题。论文中关于媒介融合基础性问题的探讨，是其思考的逻辑起点，而关于信息产业大融合的讨论，是其思考的宏观视域，论文的中心则集中于传媒产业融合的深入分析与讨论。

论文的分析框架充满着逻辑的力量，具体问题的讨论，深入而缜密，基本达到其预设的研究目标。

学者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己任，然而，重大现实问题却非某一学者的某一研究所能完全解决。该论文关于中国传媒产业融合的路径选择，自有其贡献，但问题的解决还有赖学者与业界众多专家的努力。该论文的研究价值，也有赖于传媒产业融合进程的实践检验。

媒介技术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网络传播 媒体 研究

导言及研究方法

我国网络传播业的日新月异,热点现象层出不穷,使得网络传播的研究者们疲于进行应景式解释,理论创新不够,知识积累有限。所以目前有必要对我国十年网络传播的成果做一番梳理,有助于惩前毖后。

国外的最早研究是1996年国际传播学会旗下的首要学术刊物《传播学刊》出版的一期互联网研究专辑,标志着主流传播期刊对互联网这一传播新媒体的关注。而国内至少就在传播学科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而言,对互联网的研究主要兴起于1996年以后。国内第一次对互联网研究成果的总结是金兼斌学者2002年4月发表于《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的文章《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述略》,其对国内研究介绍的评述时间截止到2000年4月,并未对之后国内已不断出现的总结互联网传播研究现状的论文加以分析。后来学界也纷纷涌现对互联网研究状况总结归纳的论文,如《互联网研究现状述评――以中国大陆传播类期刊为例》(王芳,《现代传播》,2003);《十年来我国网络传播研究的进步与不足――对1996~2005年网络传播研究的实证分析》(赵莉,《国际新闻界》,2006)。但是现有的总结不是连续性不强,就是没有涵盖国内网络热点频出的2007年、2008年。

本文以学界公认的四种新闻传播类权威期刊为例,分析互联网传播研究现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我国核心新闻传播类期刊十年来发表的有关互联网论文的频数(关注度),考察网络传播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二是已有互联网传播研究关注的主题,考察网络传播独立研究领域的结构框架;三是考察一种新型媒体初始化研究阶段的特征。

期刊选择标准。本文选择《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现代传播》这四种新闻传播类期刊,它们都是全国最重要的新闻学和传播学学术刊物,主办单位是高校和研究机构,在学界和业界享有良好声誉。从操作性上讲,这四种刊物从1999年至2009年保存完整,而且还备有电子版本,搜集资料工作较易展开。

研究范围。本文的样本为1999年至2009年的四种期刊中有关互联网传播研究的论文、消息。

研究方法。先通过SPSS软件分析现有论文数量,包括研讨会述评,然后对这些论文采取文献分析和量化研究结合的方法,总结新媒体研究的领域特征。

定义操作化。研究范围内的论文共有6560篇,有关互联网传播学研究的论文有609篇。

结果。本研究通过SPSS分析趋势。在分析的6560篇论文中,有关互联网研究的论文有609篇(9.3%),其中《国际新闻界》的有关论文最多,共250篇(41%),其次是《现代传播》207篇(34%),《新闻大学》85篇(14%),《新闻与传播研究》67篇(11%)。绝对数量不好比,因为前两种刊物是双月刊,而后两种是季刊,而且《国际新闻界》于2006年由双月刊变成了单月刊,内容扩容了,文章相对基数较大。但是网络传播主题研究成果在四类刊物上的出现频数是可以比较的,总体来讲,十年中关于网络传播研究成果出现的比率最高的是《国际新闻界》(14.6%),其次是《新闻与传播研究》(10.8%)、《现代传播》(7.3%)、《新闻大学》(6.9%)。

学界一般以1996年为我国互联网研究的元年,从1996年到2001年,互联网研究呈现第一个波峰,从2002年开始,互联网研究呈现下滑趋势,至2007年开始出现第二个波峰。无论从论文的绝对数量还是总体比率,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达到2002年的水平,所以从1999年至2009年,有关互联网的论文符合创新扩散理论的S形分布。

网络传播研究十年主体研究发展轨迹

1999年人们在思考互联网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媒体,还是一种新的媒体技术,如《INTERNET成为我国第四大新闻媒介还为时尚早》(《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但此时人们更多把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介新技术在讨论。

2000年时人们开始意识到网络作为一个时代出现了,人们开始确信互联网是一个新媒体,必然会依照麦克卢汉的观点,带我们进入一个信息时代。人们在关注网络时代的编辑工作及网络时代的电视生存等问题。

2001年人们开始关注互联网的生存逻辑,理论界也开始用5W模式思考网络新媒体,如《网络时代大众媒介传播的新模式――“扁平”传播》(王长潇,《现代传播》,2001)、《网络时代的媒介与受众》(张国良,《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网络成为成熟媒体的特征分析》(王再承,《现代传播》,2001)等。

2002年理论界对互联网的研究成果不断,但其研究还限于应景实务式的研究,关注网站、分析网站实务。如《9・11与美国网络传播》(张海鹰,《新闻大学》,2001)等。

2003年理论界出现第一次对互联网研究成果的总结,同时对互联网的研究提升到宏观文化层面,如《“赛博文化”与人类的孤独》(徐宏力,《国际新闻界》,2003)等。理论界此时也对网络传播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做出了理论铺垫,如《论网络新闻学学科体系的构建》(王卫军,《现代传播》,2003)。

2004年理论界把网络传播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方向提出,如《网络传播学科发展报告》(《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

2005年网络媒体的研究持续低迷。

2006年度是网络传播研究的一个转折点,开始关注博客。在网络传播的相关研究经历2003、2004、2005年度低潮后,又开始显著增长,并出现对网络传播本体论的思考。如《论新媒介关系》(陈先红,《现代传播》,2006)等。

2007年网络研究开始走向多元化,对话交往理论、拟象真实、狂欢诗学理论的引入,使网络研究理论来源多元化。其次,理论方向不仅有多元化的倾向,其纵深化也很明显。

2008年、2009年逐步形成第二个互联网研究的高潮,主题深化,关注互联网上的亚文化群体、网络身份的建构、网络社区的特质等;研究方法逐步结合实证研究方法,信度提高。学科体系走向成熟,从本体论角度,思考网络传播的结构模型,考察网络传播的元理论建构,重新验证议程设置、沉默螺旋等一些经典的传播学理论。

互联网理论研究的理论体系

在了解十年研究主题的变迁后,我们对这十年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十个门类的划分:互联网媒介、互联网实务、本体论、互联网文化、媒介融合、互联网管理、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学科教育、互联网研究方法以及其他。

依据以上分类,按数字大小高低排列:互联网媒介分析128篇、互联网实务84篇、本体论83篇、互联网文化80篇、媒介融合66篇、互联网管理53篇、互联网产业53篇、互联网学科教育30篇、其他21篇、互联网研究方法11篇。据此得出互联网研究发展趋势也符合长尾理论,其理论指出在未来互联网研究的热点,不在传统需求曲线的头部,如互联网媒介分析128篇、互联网实务84篇、本体论83篇,而在于以前少有涉足的领域,如互联网管理53篇、互联网学科教育30篇、互联网研究方法11篇。目前互联网管理已经崭露头角,呈明显上升趋势。埃弗里特・罗杰斯提出,传播的历史是“越来越多”的历史,新的形式往往是偏离和增加媒介大家族的品种,而不是巩固或替换旧的形式。在这十年的变化轨迹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互联网传播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已经与其他媒介研究成鼎足之势。

第一,其有固定的研究对象,从互联网传播研究本体论部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学者们最初是在思考这种新的技术对传播学的贡献,如《网络多媒体传播是媒介进化史上的里程碑》(屠忠俊,1999)。接着学者们开始以麦克卢汉的理论来思考互联网,认为媒介时代到来了,如《网络成为成熟媒体的特征分析》(王再承,2003)。当学界清楚地认识到互联网就是媒介时,学界开始以互联网传播来思考基础传播学理论,如《网络新闻传播结构的构建与分析(上、下)》(彭兰,2003)。

第二,该领域有固定的研究方法。综合分析以上论文,以定性研究为主的论文有544篇(87.3%),占绝对数量,而以定量研究为主的论文只有65篇(12.7%)。虽然呈一边倒的趋势,但是这65篇中的43篇都是出现在2006年以后,说明理论界越来越重视量化研究的方法。另外,由于网络传播的特殊属性,也更适合开掘出新的研究方法。

第三,既有理论研究、实务研究,也有史学研究。网络传播有学者在思考本体论,也有学者在思索网络新闻、网站建设等实务研究,如《民族新闻网站的现状与发展》(赵五星,《国际新闻界》,2003),也有学者从媒介技术进化史的角度思考网络传播在媒介进化史中的自身定位,如《媒介进化是什么――新媒介历史的理论化阐释》(尹良润,《国际新闻界》,2007)。

第四,网络传播既有自己学科的独立之处,也有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之处。我们从媒介生态这个主题看,网络传播与其他介质传播的关系研究,如与纸质传媒、视觉传媒等的关系研究是一个主要的方面(66篇)。也有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之处,如心理学、经济学,但不少学者把互联网的游戏、广告作为一种产业在研究。

第五,有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网络文化是个很独特的领域,我们现有对网络文化的研究更多是政治话语的研究。

最后,网络传播有自己的教育体系。关于这类的研究,共计30篇。最早从2000年开始就有学者涉足此领域,但是论述较成体系的是《论网络传播学》(匡文波,《国际新闻界》,2001)。

结语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传播技术的变迁史,总结十年互联网研究的发展与不足,从研究者角度讲,还没有形成固定的研究团体,研究者比较分散。从研究主题讲,研究主题不固定;从互联网本体讲,互联网理论创新少,研究者们对各种热点现象跟踪及时,而具有纵深理论意义的成果不多;从研究方法讲,以定性研究为主,实证研究的方法呈上升趋势。另外,由于网络传播的全球性特点,我国网络传播的研究者较少采用“比较”的视角考察网络传播。但是2008、2009两年却有根本性的变化。

本文的研究局限是研究的期刊数量和种类都有局限性,比如就没有提及网络传播的专业类杂志《网络传播》,并且量化的项目有限,效度和信度难免有缺憾。所以国外有学者说,研究活动和技术扩散并不是同步的,与传播技术相关的研究常常落后于技术扩散的速度。因此互联网的研究是呈三维立体趋势的,横向有上面十个研究主题,纵向有两个研究主题:互联网在媒介系统定位和互联网媒介在社会系统中的定位。因此互联网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开掘潜力。[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管理与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07&ZD040)]

参考文献:

1.殷晓蓉:《阿帕对于因特网的贡献及其内在意义》,《现代传播》,2002(1)。

2.雷跃捷:《互联网媒体的概念、传播特性、现状及其发展前景》,《现代传播》,2001(1)。

3.赵莉:《十年来我国网络传播研究的进步与不足――对1996―2005年网络传播研究的实证分析》,《国际新闻界》,2006(11)。

4.王芳:《互联网研究现状述评――以中国大陆传播类期刊为例》,《现代传播》, 2003(4)。

5.张国良:《网络时代的媒介与受众》,《新闻大学》,2001(春)。

6.华汝国:《2005―2007年我国网络传播研究状况综述――以七种新闻传播核心期刊相关论文为依据》,《河南社会科学》,2007(2)。

7.郑素侠:《2001―2006年内地网络传播研究现状的实证分析》,《河南社会科学》,2007(2)。

8.高钢:《迎接“第四媒体”时代的到来――〈华声报〉电子版的实践与思考》,《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3)。

9.袁立庠:《论网络文学传播特性》,《现代传播》,2002(4)。

10.彭兰:《关于大陆互联网站外来文化传播状况的实证研究》,《国际新闻界》,2002(1)。

11.彭兰:《网络中人际传播》,《国际新闻界》,2001(3)。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