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02:15:43
理解视觉素养与媒介素养，要从一个初始问题开始：今天人们如何获得信息？仔细考察这个问题，不难得出两点结论：一是今天人们通过视觉获得信息的比重越来越大；二是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地依靠媒介的支持而获得信息。也就是说，在当今时代影响人们接受信息的重要相关因素中，视觉化的表征形式和传播媒介的支撑作用非常突出。因此，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的提出，是当代教育发展针对时代变化的必然考量。
一、读图时代来临，视觉素养成为基本素养
视觉素养是对视觉信息的解读、应用、创作和交流的能力。视觉在人类的感觉器官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科学实验，科学家得出结论：在人们所接受的全部信息中，高达83%的比例是通过视觉感官而获得的。读图时代的来临，会使得这个比例得到更大的提升。
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学著作《第三次浪潮》中指出：人类社会正在孕育三种文盲；文字文化文盲，计算机文化文盲和视觉文化文盲。而后两种文盲是工业化社会，尤其是后工业化社会不断制造产生的。文字文化文盲在经历长期的大众教育和扫盲运动之后已经大为减少，计算机文化文盲随着信息技术应用的普及也愈见减少，但视觉文化文盲的问题则复杂得多。对前两种“文盲”的判断显而易见：文盲为不识字者，不能够通过阅读获取知识信息；计算机文化文盲为不会用计算机者，不能够通过计算机的应用获取和处理知识信息。可是，只要视力正常者，对于借助图形传达信息的视觉文化，谁都能够看懂点什么，尽管“看懂多少”的层次差异也许很大。对于视觉文化文盲，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更难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存在的广泛而严重的程度和潜在而深刻的负面影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1972年发表《学会生存――世界教育发展的今天和明天》，指出：“通过图象进行交流，已经发展到空前的规模。今天，图象，无论作为知识的媒介物，或者作为娱乐，或者作为科学研究的工具，在文化经验的各个阶段上，都表现了出来。”198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在北京召开了“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发表了《学会关心：21世纪的教育》，强调教育要有创造性的革新精神面向新世纪。《学会生存》和《学会关心：21世纪的教育》这两份重要文献的发表，被称之为世界教育史上的新的里程碑，为教育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正是读图时代的来临，对人们的视觉素养提出更高要求。时代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地将视觉文化教育置于大众教育的必修内容之中，这应当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研究和行动。视觉素养成为信息时代的大众基本素养。视觉素养教育成为必须关注的国民教育问题，在国内外日益得到重视并付诸于实践探索。
二、媒介环境普及，媒介教育应运而生
视觉素养教育在媒介时代被赋予了新的更加丰富的内涵，与媒介素养教育产生了不可分割的关联。媒介素养是指在媒介作用下的观看、理解与应用的能力。
信息的承载与传播离不开媒介，信息与媒介共生共长。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媒介对生活的渗透达到无孔不入的境地。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鲁汉的名言得到证实与认可：媒介即讯息。媒体是人体的延伸。
日益普及的媒介环境给人们带来丰富信息、通讯便利与新鲜娱乐的同时，也使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惑和烦扰。
考察“观看之道”，我们可以认识到：人类的观看需要一定条件的支持，而且有很多的局限。比如，人的视觉感官的生理特点局限了观看的视野、距离，人的时空局限也决定了人并不总能亲临现场身临其境地“直接观看”。因此，借助于他人眼睛和借助于媒体辅助的“间接观看”就成为观看的常态。随着传播媒介与传播技术的发展，人们通过“间接观看”而获取信息的比例远远大于通过“直接观看”获取的信息。信息传播者的立场观点和传播媒介对信息的影响等问题日益引起关注，成为新的研究领域。
借助于他人的眼睛和借助于媒体辅助的“间接观看”成为大众观看的常态。他人的眼睛、媒介工具和传播媒体等因素对人们的观看会产生哪些影响？请比较图1中几幅反映不同摄影师风采的照片，尝试解析与思考：摄影师、照相机与影像作品之间有什么关联？摄影师如何决定影像作品的创作制作？我们不难理解：摄影师在使用特定工具的观看状态下，发生了拍摄行为，进行了他的自我言说，完成了影像作品的制作。但现在我们需要更深入一步地探讨：摄影师、照相机与影像作品如何影响大众读者的观看？如此“间接观看”的效果与读者身临其境“直接观看”的效果有何不同？
如上解析与思考训练，会启迪人们从一个新颖的视角发现一个极其广阔而有趣的研究空间：这是一个视觉素养与媒介素养交集的空间。“看”，本身是个不简单的问题，加上媒介因素的影响，变得更加纷纭复杂。探究观看与媒介之间关系的名词不断出现：如图像素养、屏幕教育、影视素养、视听传播、媒介批评等，既从不同的侧面描述了媒介技术的演进更新，也从不同角度表现出人们对媒介认识的不断拓展。这些和媒介相关的素养都可归纳为媒介素养的范畴，媒介素养的概念发展成一种多含义、多角度和多层面的概念。媒介素养作为一种文化修养与知识技能自有其自身的价值。媒介素养教育应运而生，成为一门有关生产和制作媒介信息的知识教育、一种对媒介信息保持批判意识和追问精神的学问探究、一项关注于提升年轻人媒介修养与能力的综合素质培养。
三、与时俱进的媒介素养教育
媒介素养是媒介时代对人提出的新的文化素质要求。
有必要理解媒介与媒体的区别。媒介与媒体在英文中用的是同一个词“medium（复数media）”。1943年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战后公共图书馆的准则》一书中首次使用medium作为术语，特指信息传播过程中从传播者到接受者之间携带和传递信息的一切形式的物质工具。medium的复数形式media现在已成为各种传播工具的总称，如印刷品(书刊、杂志、报纸)、电影、电视、广播、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等均属于媒体。
但在中文中，媒体与媒介是有词义差别的。
准确地说，媒体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承载与传播信息的载体，是一种物质实体和结构样式，如印刷品(书刊、杂志、报纸)、电影、电视、广播、计算机等，有形体、有重量、有尺寸，可移动、可保存、可毁坏。二是指传播信息的机构和单位，如杂志社、报社、电影公司、电视台、广播站等。
媒介则指的是印刷、电子或数字等传播工具或手段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媒体与人之间的关系。关注媒体传播对接受者影响的研究称为媒介研究。关注媒体本身属性的研究称为媒体研究。二者虽紧密相关，侧重点却不相同。
“媒介”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张行成传》：“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在这里，“媒介”是指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其中，“媒”字，在先秦时期是指媒人，后引申为事物发生的诱因。而“介”字，则是指居于两者之间的中介体或工具。
媒介素养则是一个现代概念，指面对各种媒介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价能力、创造能力。比较一下媒介素养与视觉素养的概念区别：视觉素养是对视觉信息的解读、应用、创作和交流的能力，是更广义的观看与理解的能力；而媒介素养是指在媒介作用下的观看、理解与应用的能力。为什么进行视觉素养与媒介素养的研究？因为当今媒介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媒介时代的来临对人提出新的文化素质要求。对于视觉文化的创造者，媒介素养就更为重要。理解不同的媒介符号有不同的表达功能，就能够更恰当地运用好各种媒介。抽象符号不具备和它所代表东西的相似性，这是它的劣势；但它也有另一面，正因为它抽象，它可以代表同类的所有东西。具象符号可以穿越所有文字的局限，但它的局限性是它不能代表同类的所有东西，它会限定你的想象力。所以，当我们研究视觉文化的时候，不能觉得视觉文化力量大无边就排斥文字文化，研究它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它，从而使我们的文化资源建设得更好。
视觉素养不仅仅是凭“看”来提高，也需要通过知识、兴趣与技术才能提高。比如一幅画，只有了解它由什么人在什么背景下创作的，才能更好地解读它。透过镜头，看见内涵，是需要条件的。当我们在观看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关注观看的条件与局限：我们并不总能亲临现场观看；常需要借助他人眼睛观看；我们也常需要借助媒体辅助观看。所以，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都是需要后天培养的文化素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文化世界的信息载体样式是不断演变的，传播形式也不断地变革，因此，媒介文化与媒介素养的内涵是动态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因而也是与时俱进的。我们把媒介素养划分为几个层次，画成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图。在底层的，是对媒介信息的选择和解读能力。中层是批判和应用能力。最高层才是创造能力。媒介信息的选择和解读能力是一般受众都需要具备的。对媒介信息的批判和应用能力则是重要的核心的能力，这个能力为后来进一步的媒介信息的创造奠定基础。而媒介信息创造能力则是教育者的专业能力。作为教育者，像一般受众一样接受信息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创造，媒介素养对我们的要求会更高。你的理解深刻了，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深刻地感染受众，感染学生。
媒介环境是现代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讳言，目前我国的媒介环境还比较脆弱，抗冲击能力差，包容性小，而媒介素养差是造成传媒环境“脆性”特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此次中国足协“封杀令”涉及的传媒素养而言，大体可以归纳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政府公民”的媒介素养问题。广而言之，所有作为媒体报道、监督的对象而同时对媒体又有制约作用、甚至管理权力的组织机构都可以归入此类。众所周知，在西方，媒介素养是“政府公民”整体水平的重要部分，老练、熟练地处理与媒介的关系是“政府公民”的重要工作之一。成也媒体，败也媒体的案例触目皆是。典型的如水门事件和莱温斯基绯闻案与媒体的关系。1972年美国尼克松政府对媒体粗暴、武断的结果成为引发尼克松总统辞职的重要因素，而克林顿总统凭借其高超的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长袖善舞，最终避免了被弹劾的命运。（高振强：《全球著名媒体经营案例剖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
当然，在我国，“政府公民”与媒体的关系有其特殊性，但是，拥有良好的媒介素养应当是所有“政府公民”的共同追求。不言而喻，靠简单的行政命令、拍脑袋的管理、粗暴的压制处理与媒体的关系尽管有效，但毕竟与时代的发展方向格格不入，甚至是背道而驰的。此次足协“封杀令”一出，不少法律专家纷纷指出足协的行为已经违宪违法。撇除法律约束不谈，从媒介素养的角度说，对媒体实施“封杀”要承担极大的风险，往往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建立良好的媒介关系是政府公民的基本媒介素养。具有一定媒介素养的“政府公民”在此类敏感的问题上都不会贸然行事。美国学者在总结美国一百多年以来各届政府、各种利益集团处理与媒体的经验时，对建立良好的媒介关系提出了五点意见：开诚布公；提供服务；不要乞求或者吹毛求疵；不要寻求封杀；不要大水灌漫媒介。其中，不要寻求封杀的具体“指南”是：人们没有任何权利要求新闻界压制或者封杀一篇报道。因为这种做法极少起作用，也不是内行的行为，并且只会带来反感。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封杀是一种粗鲁的伤害，是在要求新闻记者背叛公众对他们的信赖。（【美】诗各特・卡特里普等著、明安香译：《公共关系教程》第263～264页，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从操作层面上讲，尽管我国目前还没有新闻法，但是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确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家，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众所周知，我国政府于1988年签署了该公约，这表明在言论、出版等新闻自由方面，我国已经认同了国际概念，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建设上进一步同国际接轨。（童兵：《比较新闻传播学》第13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种大背景应当是“政府公民”处理与媒介关系时必须掌握的背景常识，违背常识的结果可以从“封杀令”已经招来的结果中得到答案，无需我们再多说一句。
第二是“传媒公民”的媒介素养问题。从《足球报》推而广之，所有从事传播新闻和信息的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可以归入此类。毫无疑问，作为媒介环境中的特殊一员，“传媒公民”除了维护传媒受众公正、平等的知情权之外，“传媒公民”自身的素养也是营造健康媒介环境的重要一环。客观、公正、真实的报道是中外传媒共同追求，也是“传媒公民”的基本素养。综观以往许多传媒纠纷起因，“传媒公民”的低下素养难辞其咎。
《国际新闻记者联合会》通过的《记者行为原则宣言》把下列事项列为记者职业行为标准：尊重真理及尊重公众获得真实的权利；忠实收集和发表新闻，公正评论与批评；不删除重要新闻，不假造材料；任何已发表的消息，发现有严重的错误时，将尽最大努力予以更正。《中国报业自律公约》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新闻活动管理法规，忠实履行报纸的社会责任，不以任何有损社会和国家利益的、格调低下的和未经核实的报道内容作为报纸参与市场竞争的手段。必须指出，当媒介纠纷出现时，人们总是习惯于寻求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裁定是非的标准，明确责任的依据。且不说相关的适用法律法规或者不易找到，或者暂付阙如，或者尚在建设之中，即使是相关的法律法规已经完善，如果“传媒公民”的素养很差，媒介纠纷仍然会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
从媒介素养的角度看问题，提高传媒公民的素养是改善媒介环境的明智之举、务实之举、方便之举。客观地讲，我们的一些“传媒公民”素养一般，但“无冕之王”的感觉却很好。一方面缺乏起码的职业准入资格和素养，一方面却习惯于“指点江山”，以社会特殊公民自居，以公众利益代言人、人、监视人自居。长此以往，后果不能预料。这里，我们引述一段美国对“传媒公民”形象的调查资料，目的在于反证“传媒公民”素养的重要，并引起我国同行的警惕。调查表明，在美国“许多人都认为新闻工作者是些腐败分子。民意测验表明公众认为新闻工作者既自大傲慢，又粗鲁无礼。以下是其中几项调查的结果：只有1／3的美国人认为记者关心他们的报道对象；73％的美国人认为媒介不尊重公民的隐私权；几乎一半以上的美国人认为记者不讲道德；大约一半以上的美国人认为记者没有搞清事实，一半以上的人认为媒介常常掩饰自己所犯的错误。”（《新闻道德评价》第12～13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如果一半以上的社会公众不信任传媒，那么传媒还会有生命力吗？实际上，“封杀”打压是掐不死传媒的，更多的时候，破坏传媒公信力的恰恰是“传媒公民”自身的素养。
【关键词】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教育 综述
一、中国媒介素养研究历史与源头的进一步追溯
学界普遍都认为我国没有媒介素养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这个理念是个舶来品。2010年，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该学者通过分析我国尤其是北京地区高校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开设的电影公选课，借助西方媒介素养教育框架，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探寻该类教学实践所包含的媒介素养教育理念与成分，最终认为30年来我国高校开展的电影公选课可以视为原生性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同其它早期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国家一样，我国也同样存在原生性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且具有独特的草根性及官方推动的本土性特点。①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大陆学者最早对媒介素养的研究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卜卫。对此，有学者提出：其实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的谢六逸先生就涉及媒介素养的课题了。针对当时整个国民媒介素养低下的状况，谢六逸提出：“但是教师没有新闻学的素养，便不能事半功倍了。”虽然他说的是新闻学素养，但若以媒介素养的标准来比对他关于新闻素养教育方面的内容，就可以发现，其新闻素养的观点其实就蕴含着媒介素养的理念，谢六逸先生的新闻素养思想也可视为是中国媒介素养的萌芽。②
二、对中国本土化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的构建
在2010年的媒介素养研究中，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媒介素养教育也在实现着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变。
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模式。有学者结合中国国情提出：探索科学、合理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建立中国媒介素养教育模式，应遵循防御模式与建设性模式相结合、西方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树立全民素质教育的媒介素养教育理念的原则和理念。③还有学者认为，西方媒介素养教育走的是一条自下而上的道路，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在媒介素养教育路径上的不同选择。要以大学先入为主，自上而下是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在发展路径上的现实选择。④
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大学生仍然被认为应该是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对象，但除了大学生群体之外，有学者从突发事件信息报道管理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应针对政府部门、新闻媒体和受众自身这三个对象来加强和改善媒介素养教育。⑤还有学者提出，媒介素养教育应当是全民的，不仅要在城市展开，同时也绝不能忽视农村的媒介素养教育。⑥
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针对当前媒介素养教育在中小学的推行，有学者提出了以下策略：1、发起一场自下而上的媒介素养教育运动；2、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建立起完善的媒介素养教育链条；3、发展教育方式，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媒介素养教育模式，将媒介素养根植于当下的学科教育。⑦
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不足与误区。有学者认为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主要存在以下三个误区：1、独立开设媒介素养课程条件尚不成熟；2、媒介素养教育是针对青少年的教育；3、媒介素养教育应因地制宜，不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⑧
三、媒介素养研究对象群体的扩大与深入
在2010年的媒介素养研究中，针对各类研究对象所进行的调查分析占据了很大篇幅。
关于大学生媒介素养的研究。有学者对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进行调查分析后，提出要从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依托第二课堂加强媒介实践能力培养，社会、家庭、学校“三位一体”，提高自我教育能力等方面入手，来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⑨
关于农民媒介素养的研究。农民一直是媒介素养研究中的弱势群体，农业信息化滞后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困局，媒介素养成为当代农民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媒介素养低下成农民致富“软肋”，提高农民媒介素养需要借助社会合力。⑩也有学者针对河南省郑州市的农民工进行了一次中型的问卷调查，并提出：了解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媒介素养现状，培养他们运用大众传媒为个人生活服务的能力，并引导他们理性、批判地接受和处理媒介信息，提升他们的媒介素养，是帮助他们获得社会认同、尽快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⑾
关于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研究。有学者对南京市局级领导进行了问卷调查，涉及领导干部对大众传媒的接触、认知、使用、管理等各个方面。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和分析显示：他们在各个层面上都已经具有较好的媒介素养。然而相对于在认知层面、态度层面体现的较高素养，在行为层面和实践层面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⑿
关于网民媒介素养的研究。网络新媒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媒体角色，因此，网民的媒介素养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透视前些年很火的“山寨文化”，有学者指出，山寨文化形态是进入自媒体时代以来受众主体意识觉醒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显露了网民媒介素养的多方面问题。克服山寨文化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从立法规范、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精英更多介入等方面来进行。⒀
关于少数民族以及弱势群体媒介素养的研究。有学者以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调查最后显示：少数民族受众的媒介素养整体水平仍然较低。⒁还有学者认为，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可以成为弱势群体发声的重要渠道。但是网络等新媒介要求使用者拥有一定的媒介素养，而这也就成为了限制弱势群体发声的瓶颈，因此要注意加强弱势群体的网络媒介素养。⒂
四、由社会现象所引发的媒介素养研究
近年来，广告新闻化现象正日益蚕食着人们对新闻行业原有的信任感。有学者透过广告新闻化现象看到了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我国现阶段媒介素养的缺失问题。媒介素养的缺乏导致从业人员对传播规律的忽视，不按照传播规律办事，因而必须提高社会媒介素养、净化媒介环境，遏制广告新闻化现象。⒃
伴随着盲目消费、时尚消费、肤浅消费等低级消费现象的出现，信息时代公众媒介素养中消费观的培养也成为热门的话题。有研究者通过认真分析现状，提出了多视点冲击下学会单视角审视、娱乐化体验中应该美学性享受、品牌化时代下提倡品质性消费、国际化传播中重塑本土化人格等四种媒介信息时代的消费观培养策略。⒄
五、媒介素养研究的新视角
受众媒介素养的研究离不开对受众心理的探讨，有学者就尝试从传播心理学的视角出发，以传播学研究的五个基本角度为框架，将受众心理分别引入控制研究、媒介研究、内容研究、受众研究、效果研究中，提出受众媒介素养研究的五个方向，为受众媒介素养研究提供新的思路。⒅
有学者从语言视域解读了美国传播学者Potter W. James媒介素养“过程式定义”。其中“过程式定义”是将媒介素养的培养视为两大过程，一是建立起牢固的知识结构；二是用媒介素养方式去接触媒体。作者认为，在Potter W. James 的媒介素养“过程式定义”中，可将英语语言工具纳入tool 中，作为一门技能进行培养。⒆
一直以来，跨文化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前景似乎是喜忧参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国情各异，学科发展的差距也日趋增大。有学者运用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和媒介素养等学科的理论，以文献分析法来探讨澳大利亚通过跨文化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国民综合素质、构建稳定和谐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应对策略，为该学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⒇
结语
总体看来，2010年中国社会各界对于媒介素养研究的认识在加深，重视程度也在提高。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现实发展的需要，研究对象群体在进一步扩大；中国本土化的媒介素养研究已经占据了主流，开始尝试建构自己的媒介素养研究体系。但是，一些问题仍然是存在的：1、研究过于集中于对研究对象群体媒介素养的调查分析，观点大同小异；2、针对如何提高媒介素养提出的一些对策，还是与实际有所偏离。希望在2011年，中国的媒介素养研究能有新的突破。
参考文献
①张艳秋，裴凌罡，《我国原生性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探析――以北京高校电影公选课为例》，《现代传播》,2010（7）
②李雄燕，《谢六逸的媒介素养思想》，《新闻爱好者》,2010（8）
③袁军，《媒介素养教育的世界视野与中国模式》，《国际新闻界》，2010（5）
④荣建华，《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路径选择》，《新闻爱好者》，2010（6）
⑤徐晓红，《从突发事件信息报道看我国媒介素养教育》，《新闻界》，2010（4）
⑥周岩，《新媒介环境下的农民媒介素养教育初探》，《新闻界》，2010（1）
⑦张泽涵，陆婷，《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现状的认识、难题和实施策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10）
⑧陈洁，《媒介素养教育认识上的几个误区》，《新闻世界》，2010（4）
⑨李安英、徐兵、刘英飞，《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及对策分析――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新闻世界》，2010（8）
⑩刘行芳，《维护农民知情权 提高农民媒介素养》，《当代传播》，2010（3）
⑾郑素侠，《农民工媒介素养现状调查与分析――基于河南省郑州市的调查》，《现代传播》，2010（10）
⑿彭女争、丁柏铨，《领导干部媒介素养考察报告（上）（下）――基于一项对南京市局级领导干部的调查分析》，《当代传播》，2010（3）
⒀李春雷、钟雪艳，《山寨文化与网民媒介素养》，《当代传播》，2010（1）
⒁周丽，《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分析》，《当代传播》，2010（3）
⒂李佳，《弱势群体的媒介表达与媒介素养》，《新闻世界》,2010（7）
⒃钱晓俊、杨斌成，《广告新闻化现象的媒介素养分析》，《新闻界》，2010（5）
⒄黎泽潮、董保堂，《信息时代公众媒介素养中消费观的培养观照》，《现代传播》，2010（2）
⒅张鹏、张红伟，《浅析受众的媒介素养》，《新闻世界》，2010（4）
⒆徐晨霞、宋嘉庚，《从语言视域解读媒介素养“过程式定义”》，《青年记者》，2010（2）
⒇潘洁，《澳大利亚跨文化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现代传播》，2010（9）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10级研究生）
我国媒介素养研究大都停留在对其进行理论阐述的层次，根基薄弱，缺乏系统性和实用性。要提高我国公民的媒介素养，借鉴他国经验编写有针对性的教材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在汗牛充栋的外国媒介素养书籍中，《媒介素养手册》（Approaches To Media Literacy: A Handbook）独树一帜，正如其书名所显示的那样，作为“手册”，它以其实用性引人关注。
该书的作者Art Silverblatt可谓媒介素养研究领域的权威，他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密苏里州韦伯斯特大学（Webster University）的教授，此前出版过《媒介素养：解释媒介信息的方法》等书，并且与人合作编写了《媒介素养词典》。
纵观《手册》，条理清晰、结构简明是此书一大优点。全书由五大部分组成，详细分析了五种批判方法：意识形态分析、自传性分析、非语言传播分析、神话分析、生产要素分析等。从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的大背景到受众个体经验，从信息的非语言传播中的隐义到信息的组合方式，作者娓娓道来，引导读者从不同的视角批判性地看待媒介内容以及其后的种种控制因素。
意识形态分析的基础是文化研究，它的目的在于让人们敏感识别媒体叙述中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转换视角防止被所谓的“主流”一味操纵。意识形态分析的理论框架包括：组织分析(如互联网与其所有权、媒介与政府、媒介与政治信仰等) ,国际视角(分析世界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人物和意识形态)，事件产生的历史背景等等。自传性分析是指个体依照自身经验，思考媒介对自身态度、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影响。非语言传播分析介绍了如何从人们的面部表情、眼球运动、动作、姿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空间关系等解读其隐含的与所传播语言一致或相悖的意味。非语言传播行为通常属于人际传播研究的领域，但是作者把非语言传播的成果运用于对大众传播的批判性分析中，使读者耳目一新。神话分析是书中的一个较特别的部分。作者引用Max Mueller的话说明，“现在社会与荷马时代一样存在着神话，我们之所以没有觉察它，是因为我们都生活在神话的巨大阴影之下”。依作者观点，现代社会中媒体已经取代传统的口头传播而成为传播“现代神话”的主要方式――现代人通过大众传媒，不断寻求解决生活危难获得救渎的方法。最后是生产要素分析。在媒介生产信息的过程中，媒介工作者常常会主动地选择、控制、协调各种技术因素以支持他所传播的信息。其中的技术因素包括：编辑手段、色彩、灯光、线条、声响音乐等。这五种方法构成了一整套对媒介内容进行系统分析的工具。
本书另一特点是通过大量贴近生活的例子说明问题，避免了抽象空洞的说教。比如在非语言传播分析中，作者对抽烟这个动作所隐含的意义就列举了十一种之多；面对使人不安的信息时，如何有效控制自己的情绪，是媒介素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自传性分析中，作者对情感反应分析着墨较多并提供了十种处理手段，比如从转移注意力，寻找信息的漏洞，或者有意识地挑战自己等等。
在《手册》中，作者精心选择的几十幅插图多为新闻照片、广告图片和影片剧照，不但每一幅都与论述的内容保持高相关度，而且形象精到地传达了文字所不能表达的信息，辅助读者理解文本内容，显示了作者匠心之独到。
但是，媒介素养除了重述、分析、质疑的能力，还包括互动、创新的能力，此书偏重的是前者。如果作者能指导读者如何在信息海洋中排除干扰信息提取所需，甚至如何成为建设性的信息创造和传播者就能使本书结构更完整。
而且，媒介素养的分析方法远远不止本书所提及的五种。其他方法还包括叙述学分析等。《手册》提供了批判性评价电影、电视、广告、广播和印刷等各种媒介的方法，但是网络方面篇幅较少，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在神话分析的论述中，作者所引例子大多来自电影。其实除了电影、书籍，其他大众传媒如电视、广告、广播所传播的内容同样存在着神话因素。比如我国有些广告就采用了“黄帝”这个富有民族特色的神话原型。在该章节，作者若能拓宽探讨面就能使神话分析法更具说服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手册》最大的贡献，在于它给读者展示了一套通向媒介素养之路的缜密思维方法。美国《图书馆杂志》曾给予此书较高评价，把它定位于大学本科水平的教科书，推荐给学术类图书馆收藏。对于媒介素养研究刚刚起步的中国，这本书无疑有着更大的参考价值，对我国学者研究符合中国国情的媒介素养教育方法提供了指路明灯。
[摘要]：
媒介化社会的来临一方面让人们享受到便利地获取、利用和传播信息的福音，一方面又因个体媒介素养的缺失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这其中，与其他年龄段人群相比，在媒介文化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拥有特殊心理特征的青少年群体所受到的负面影响和冲击更为严峻。就此，本文从人类普适性的终极追求——“真、善、美”三个角度出发对媒介素养进行了解读，并提出要从技术、艺术、道德三个维度来提升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公民的媒介素养。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在全球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加速了向媒介化社会嬗变的进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达的媒介技术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问题。媒介诞生的初衷是为了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人们使用媒介也是为了不断提升和完善自己的生活，这二者本来都拥有良好的出发点。然而，科学技术与人类意识发展上的失衡导致媒介在被过度使用的过程中有时会脱离人的掌控。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媒介素养教育以弥补人们在媒介知识与媒介技能上的不足，就成了当务之急。这其中，青少年和新媒体作为媒介化社会的构成主体及关键所在，势必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对象。并且笔者坚信，不断提升个体媒介素养的行动，本身也体现了人类在信息传播领域内对“真、善、美”的终极追求。
一、媒介化社会的来临
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向我们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景观，分别取材于乔治•奥威尔的《1984》以及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两位“预言家”都试图从反乌托邦的角度来阐释自己心中的未来图景，然而，奥威尔之悬在人类头顶的极权主义审判之剑并没有如期而至，取而代之的是赫胥黎描绘的技术文化专制时代的降临。
继电视媒体吹响信息风暴来临的前奏之后，二十世纪末高速发展起来的网络媒体直接将人类卷入了从信息大爆炸到信息黑洞的周而复始的循环之中。每一天，媒介都不间断地向我们输送五花八门、难以计数的信息资讯，而我们也似乎习惯了这些“贴心服务”，其存在就像空气和水一般自然，媒介甚至成为了我们身体的延伸。多数情况下，我们通过媒介的“转述”来接触和了解外界，通过声音、影像传递过来的信息建构自己头脑中的全景认知。我们的日常生活也由此受到媒介传播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渗透，从而日益呈现出媒介化的特征。
显然，在全球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传统社会向媒介化社会进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大多数人为此感到振奋，因为这不仅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还真切地给他们带来了实惠与便利。毋庸置疑，现代化的媒介技术与传统的媒介技术相比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和便捷性。以互联网为例，它所具备的即时通信、信息搜索、信息存储等功能较之传统媒介而言有了质的飞越。其传播范围可以超越国界，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而传播内容更是包罗万象。人们只需浏览网络上的信息，便能够做到“足不出户，遍观天下”；而两个原本相隔千里的人也能够通过网络通讯设备进行即时的文字、声音甚至是视频的交流。对比媒介稀缺的传统社会，在现代社会中获取信息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这的确值得我们欢呼。然而，评判任何事物都应该观其两面，我们在享受现代化、信息化所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媒介化社会所隐含的弊端。
如果说媒介化社会带来的利益是一目了然的，那么其弊端就好像是慢性毒药，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滴地侵蚀我们的思想和意识。技术的发展引爆了信息的泛滥，同时催生出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且绵延广阔的媒介帝国，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媒介。然而，随着媒介使用的日益频繁，各种令人堪忧的状况也跟着出现：先是信息量的急遽膨胀令人无所适从，对媒介权威的盲目迷信也使人们在处理信息时变得被动、迟缓。更糟的是，由于分析和批判能力的缺失，现代人裸地暴露于信息污染之下，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威胁。渐渐的，赫胥黎的预言在岁月洗拭中变得鲜明起来：人类陷于五彩纷呈的声光影像而不再热衷于思考性的阅读；拥有了更多的信息选择权利却在如海的资讯中日益变得被动与自私；终日沉浸于无聊繁琐的世事之间抛弃了对真理的孜孜以求；面对人类文化向平面化、庸俗化嬗变而始终毫无自察。[1]我们可以将这些现象理解为技术宰制下的众神狂欢，而它们正昭示了媒介化社会的弊端所在。
众所周知，事物往往依靠力量之间的制衡来实现自身的平衡和良性运转，如果一味放任其朝向某一端发展，则只会造成形势的混乱以及破坏性的后果。自然界中的生态平衡受制于这一定律，技术主导的媒介化社会也同样遵循这个原理。不幸的是，在媒介化社会中，媒介技术的发展程度与人类对媒介的了解及控制程度并不平衡，这直接导致了科技宰制下大众传媒的越位以及媒介素养的缺位。这也可以理解为历史发展进程中上层建筑与物质基础之间的断层或错位。而我们今天就恰好处于这样一个“心理断乳期”——媒介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已无所不在，而大多数民众所掌握的媒介知识却少之又少。虽然这种“脱节”经过大众媒介的集体粉饰在现阶段表现得并不那么明显，但是其潜在的威胁却是巨大的。因此，尽快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克服“脱节”所带来的各种隐患，对于今后信息传播的改进以及传媒的良性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青少年、影像与媒介素养教育
媒介化社会的来临对人们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不仅促使政府加大对媒介教育的重视，更使得信息时代中与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相比肩的另一种重要的公民素质迅速浮出水面，那就是媒介素养（MediaLiteracy）。在媒介教育领域它指的是正确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一种能力，是个体在现代社会所必须学习和具备的一种能力[2]。
在电视尚未出现之前的印刷时代，“听、说、读、写”曾被认为是媒介素养所必备的几项基本技能。然而，步入信息社会以来，数字媒体、网络等传播媒介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最主要的途径，单纯的听说读写能力已经不再能够应付信息大爆炸给我们带来的全新局面，学习如何高效地获取、理解及利用媒介信息成为了新时代下媒介素养教育的新内容。在媒介化社会中，人们每天花最多时间做的事就是与不计其数的信息打交道，这也意味着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信息、离不开媒介。基于这一情况，媒介素养教育成为了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和参与的一门通识性教育，它通过教授人们相关的媒介知识和媒介使用技能，来帮助民众认识媒介、了解媒介，进而健康、合理、安全地利用媒介。而在此过程中，青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成了媒介素养教育关注的重点对象。
首先，诚如一些专家所指出，青少年时期是个体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最关键的时期，大众媒介在青少年社会化的过程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在此阶段，青少年由于自身人格尚未发展成熟，对事物缺乏分辨力，且好奇心旺盛，擅长模仿，很容易受到媒介中不良信息的影响，从而导致思想、行为上的偏差。
其次，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孩子如今正值青少年阶段，他们自幼就享受着高新技术所提供的欢乐与便利，免于承受信息匮乏所带来的困扰和焦虑。然而，作为在媒介化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身上的批判性意识明显发生了萎缩、衰退。这或许可以说是一种先天不足。当代的青少年没有经历印刷术时代严密的语言逻辑思维的训练，而是直接进入了一个以“视觉”为导向的快餐式阅读时代。在那里，互联网等新媒体成长为最具影响力的一代“超级媒介”，而媒介融合潮流也不断敦促传统媒体朝向多媒体方向发展。一时之间，融合了文字、声音及图像的“超真实”类像充斥于青少年的视野，而他们对所看到的画面也深信不疑。图片影像的直观性和感官刺激性削平了其思考的深度，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扼杀了他们童年的纯真和想象的翅膀。面对媒体制造的拟态环境，青少年群体普遍表现出缺乏辨别和分析的能力。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已经适应和习惯了媒介化社会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缺少接受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成年人对媒介信息的分辨能力虽然大大强于青少年，却在适应新的媒介环境和媒介技术时明显处于劣势。例如很多成年人就因为掌握不了互联网的操作技术而被挡在了网络媒体的门外。有鉴于此，媒介素养教育应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升格为一门终身教育，虽然其重点仍在培养青少年网络多媒体的使用能力上，但对其他年龄段的人群也具有因人而异的指导和辅助功用。
行文至此，其实不难看出，媒介素养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传播环境的不断改变，其内容也在作相应调整。而与一些纯粹理论研究明显不同的是，媒介素养教育从一开始即有明确的社会目标以及鲜明的实践导向。我国传媒学界及教育界在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和努力。比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于2007年4月成立了一个“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小组”，分别在附近的两所小学中面向四年级学生开展了为期一个学期的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推广行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3]。而这次实践对刚刚起步的中国媒介素养教育运动而言，无疑既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也是一次有力的促进。
三、技术、艺术与道德：提升媒介素养的三个维度
正如前文所言，媒介素养教育已成为信息时代中不可或缺的一门通识教育。信息过剩及信息污染等问题对人类，尤其是对青少年产生的负面影响，让我们逐步意识到并开始正视隐藏在媒介化社会背后的种种弊端。而要提升个体的媒介素养，通过系统的媒介教育增强人们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是目前解决这些问题最积极有效的方法。很多专家学者曾就“如何提升媒介素养”这一问题作过深入研究，其中大多数是根据家庭、学校、政府、媒介等不同职能的机构来划分媒介素养的提升途径，然后再具体落实到各环节在进行媒介教育时所分别采取的策略方针。然而笔者以为，在努力推进媒介素养教育的过程中，我们除了要用具体的、分解式的眼光看问题，还应学会运用抽象的、涵盖性的思维去思考问题。毕竟，只有追根溯源，明确媒介素养教育真正的目标指向，才能改善人类被动适应信息环境的窘况，做到主动出击，对症下药。笔者以为，要想提升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我们应同时从技术、艺术与道德三个维度入手。
（1）求真去伪：技术发展与媒介素养教育
毋庸赘言，从印刷时代的报纸到电子时代的广播电视，再到今天的网络、数字时代的各种新媒体，媒介形态的更新变换始终是以科技的不断发展为前提的。作为传播技术的派生物，媒介自身并不具备任何主观的善或恶的倾向。它就像是一把威力无穷的双刃剑，利用得当则能为人类造福，反之，则会对社会及人类生活造成严重的危害。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人们开始更为频繁地使用媒介。然而，就在越来越多的人掌握媒介操作技术的同时，也意味着人们更容易利用这些技术来、制造虚假信息以干扰和破坏传播活动。例如在网络平台上，人人都可以面向广大受众传播自己“制造”的信息，加之互联网的开放性和网络传播的自由性大大削弱了媒介的“把关人效应”，使得信息的真实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冲击。另一方面，由于对照片合成、视频的后期制作、声音模拟等技术的知识的缺乏，人们也更难理性、客观地去辨别影像信息的真伪。为此，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来看，媒介素养教育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教会人们在信息的洪流中去伪存真。而这要求受众必须在加深对媒介技术的认识和了解的基础上，增强自身的分析、判断能力，练就一双“火眼金睛”，从而杜绝虚假信息的传播。
（2）美的创造：艺术实践与媒介素养教育
虽说媒介传播是以技术为基础，但是所传播的媒介内容却往往是艺术的杰作。我们所接触的信息常常会以影音、图像等形式出现，如电视剧、电影和音乐文件……它们经过专人的编辑、加工之后被搬上荧幕或者上传到网络。于是在随后的传播过程中，我们透过电视机、录音机、电脑所看到和听到的便不再是一连串零散单调且不明所以的信息符号，而是一个个经过精心组织和建构，包含着制作者特殊创造力及想象力的信息文本。然而众所周知，艺术传播的过程往往包括两个环节：在经历了传播者的第一次创造之后，人们在阅听和理解那些媒介产品时，往往会结合自身的经历和观点对其进行一次新的创造。而这第二次创造必须是在充分了解传播者创作文本时所遵循的规则和方法的前提下才能够顺利进行。比如，具体到某部电影或电视剧，我们相应地需要了解的就包括画面的“蒙太奇”剪辑方式、图像与声音的搭配艺术、以及导演的叙事手法等等。唯其如此，人们才能更好地欣赏和利用这些信息，才能在海量的信息中发现美，挖掘艺术的闪光点，从而得心应手地接受或创作属于自己的美的艺术。当然，这也成了提升民众媒介素养的第二个目标。
（3）善的追求：道德指向与媒介素养教育
正如霍尔在编码/解码理论中所提到，信息的传播实际上是一个意义传递的过程。人们在掌握了技术与艺术层面的媒介素养之后，对于媒介传播的理解便可上升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在传播过程中，我们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在进行意义的理解与自我建构。那些传递到我们脑海中的意义以及隐含于其中的价值观会慢慢沉淀下来，成为我们评判事物和看待人生的标准和参照。对于正值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的青少年群体而言，媒介素养教育的最终指向在于能够使其在接受信息内容之后，从中汲取营养和有益的成分构建自身正确的价值体系，培养健全的人格。然而，在媒介化社会纷繁复杂的信息环境下，青少年对于是与非、黑与白、善与恶的评判标准并不十分清晰。他们普遍缺少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常常受到作为文本的“隐性话语”存在的不良意识形态的影响。为此，只有经过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培养包括青少年在内的人们对于信息中隐含意义的敏锐感知，提高其伦理道德水平，我们才能在未来为自己主动创造一个健康、绿色的信息环境。
其实简单来说，媒介素养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教会人们从铺天盖地的媒介信息中挖掘真、发现美、选择善。而这也呼应了本文从技术、艺术、道德三个维度出发对媒介素养教育进行的一番全新解读。笔者以为，在信息传播领域内对“真、善、美”的终极追求，不仅是媒介素养教育运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也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内容，
综上所述，媒介素养所要求掌握的知识技能横跨了传播学、美学、伦理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可以说是一种综合素质的体现。而媒介素养教育作为媒介素养课题在社会实践中的延伸与拓展，在媒介化社会中的现实意义及重要性更是不言自明。尤其是对于当代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而言，这更是关系到他们如何在信息时代生存及发展的重要问题。当前，在各方有识之士的推动下，我们有信心在“真、善、美”的诉求框架下，集社会各界之力量，有效打破技术专制下的媒介话语逻辑，全面推进媒介素养教育，让民众在媒介化社会中更为健康地生活与发展。
[注释]
[1]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
[2]卜卫.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J].现代传播，1997，（1）.
摘要：2011年3月，日本地震灾害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而地震导致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使得谣言四起，人们把碘盐同碘片混为一谈，认为碘盐可以有效地预防核辐射。基于这种态度，我国一些地方爆发了大规模的“抢盐事件”。媒介素养对公众的媒介参与起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此次“抢盐事件”体现出公众媒介素养所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媒介素养；“第二媒介时代”；“集合行为”；从众心理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9级强烈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受大地震影响，12日，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爆炸后释放大量核辐射，其后2号、3号、4号机组均发生泄漏情况，形成重大二次灾害。
核辐射对人体危害极大，核泄漏事件立即成为社会热议。虽然多家重量级媒体核泄漏对我国影响不大的消息，但流言仍四起：“我国海域受核物质污染，今后生产的海盐不安全、不能吃”、“含碘物品可以预防核辐射”……正是种种似是而非的流言，借助互联网、手机短信不胫而走，迅即点燃了公众的恐慌情绪，“碘盐防辐射”的消息也传遍街头巷尾，煽动众多民众抢购食盐，致使多地食盐脱销。最终，“抢盐事件”轰轰烈烈地席卷中国大地。上至城市，下至农村，不仅食盐被抢购一空，连酱油、腌菜也身价陡增，变得“奇货可居”。
媒介素养作为公众媒介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公众的媒介参与活动有着重要影响，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媒介素养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公众媒介参与是否有效。此次“抢盐事件”的爆发和公众的媒介素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媒介素养的相关概念
“媒介素养”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由英国的利维斯和汤姆森在《文化与环境》一书中首先提出。“媒介素养”就是公众面对各种媒介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能力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辩的反应能力，正确地、批判性地使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进步的能力。
公众的媒介素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了解基础的媒介知识以及如何使用媒介；2.学习判断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价值；3.学习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知识和技巧；4.了解如何使用大众传媒发展自己。媒介素养不仅包括接受媒介产品的能力，而且包括用独立批判的眼光看待传播媒介的内容和建设性地利用媒介的能力；媒介素养不仅是媒介使用的需要，还是现代社会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指出“媒介素养就是人们正确地判断和估计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作用，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素养”。
二、公众媒介参与所处的环境
1.“第二媒介时代”的包围。
中国正处于“第二媒介时代”，这一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普通个人成为新闻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并在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中扮演重要角色，自由发表对新闻内容的理解。例如“抢盐事件”，由社会个体通过口口相传或网络进行传播，原本对“盐慌”不屑一顾的人，经过人际和网络的反复灌输后，最终也加入了抢盐队伍，甚至成为了“盐慌”的二次传播者。
“第二媒介时代”导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媒体个人化对新闻把关的降低。因为信息的高速发展、网络等通讯工具普及，使得新闻信息把关的不严，新闻的真实性备受考验。“盐慌”等信息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大规模、大范围地传播，加之公众对新闻信息缺乏正确的判断，从而致使事件蔓延。
2.媒体信息的限制。
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在经营和管理上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导致部分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被垄断，造成受众用于判断的基础信息匮乏。加之长期以来媒体稍带呆板的、强制色彩的教化模式，使得受众对传媒传递的信息丧失了基本的警觉性。受众是很好的接受者，却不是很好的分析者、判断者和批判者。在一些实为信息传播失实的情况下，受众缺乏必要的媒介素养，对媒体传递的信息不加思辨，还没搞清楚真实状况便过度恐慌，直至蔓延引起扩散性恐慌，最终导致大规模爆发。
三、公众媒介素养的提高
1.媒介素养中的“集合行为”。
在媒介参与中，公众要清楚地认识到自身作为一个群体在传播过程中会对信息造成负面影响――群体传播的“集合行为”。这种“集合行为”往往以流言形式出现，而流言正是此次“抢盐事件”的一大诱因。
流言产生于群体传播。群体传播是指群体与成员、成员与成员间的传播互动机制，即是“将共同目标和协作意愿加以连接和实现的过程”。参与群体的成员在群体意识中形成了相互的认同的归属意识，这种群体意识一旦形成，就会对群体传播产生重要影响。群体传播的极端形式是“集合行为”，这是无组织性的群体行为，多以群集、恐慌、流言、骚动的形式出现。而结构性压力、触发性事件以及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减弱、非常态的传播机制活跃化，这三个条件是非常态的集合性社会事件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而核泄漏这一触发性事件、媒体报道的失衡、网络通讯等传播媒介的活跃化，给流言以可趁之机，最终导致“抢盐事件”。
2.媒介素养中的“从众心理”。
“从众”是由群体的真实或臆想的压力所引起的个人态度的变化。一则是信息压力，公众认为多数人提供的“盐慌”信息，其正确性要大于少数反对的人，所以公众对多数意见会持较信任的态度；二则是趋同心理，公众的行为总是和群体保持一致，面对多数人的抢盐行为，公众也采取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从而抢盐事态进一步加剧。
3.信息激增影响媒介素养。
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大众传媒形态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人们越来越多的依赖大众传媒来获取信息和知识，但随着传播的信息剧增，也催生出许多问题。一方面，公众可能疲于接受传媒所传播的海量信息，成为信息的奴隶，惰化了对信息的思辩和梳理的能力，长期形成麻木盲从的心态，常常被传媒牵着鼻子走；另一方面，一些不规范、缺乏自律的媒体传递的信息中可能包含过多负面消极的东西，极大地影响公众的身心健康，甚至造成社会恐慌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为了杜绝这种“病毒式”的污染信息而遏止传媒的发展，或者阻止人们的传媒接触行为。既然外力的解决措施无法奏效，那么我们可以换一种思维，从训练内在素质来弱化负面消极信息的影响――那就是培养和提升受众的媒介素养。
“谣言止于智者”。作为公众的我们应该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避开“沉默的螺旋”，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待突发性事件以及正确理解和分析扑面而来的媒介信息，敢于对信息提出质疑，提出批判意见，切勿盲目从众；受众应当认识到媒介所构建出的拟态环境，知道媒介信息是建构出来的“真实”，其内容不完全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再现，而是经过刻意筛选的；受众应学会理性地辨别信息的真伪，不盲目相信媒介所报道的信息，运用自己的理性思考，对各类信息发表自己的见解；受众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奠定深厚的理论功底，认知谣言等负面消息的危害性，提高对负面信息的免疫力。
非典时期“疯抢板蓝根、白醋”和日本地震“抢盐事件”等恐慌事件，我们能够看到公众媒介素养不高，对谣言等负面信息辨别能力不强的危害。如果公众能够及时认识到在公共参与中存在的缺陷，完善自我提高媒介素养，恐慌将望而却步，一个良好的媒介环境将会构建在公众面前。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黄娟.英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与启示[J].新闻爱好者，20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