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02:15:43
理解视觉素养与媒介素养，要从一个初始问题开始：今天人们如何获得信息？仔细考察这个问题，不难得出两点结论：一是今天人们通过视觉获得信息的比重越来越大；二是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地依靠媒介的支持而获得信息。也就是说，在当今时代影响人们接受信息的重要相关因素中，视觉化的表征形式和传播媒介的支撑作用非常突出。因此，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的提出，是当代教育发展针对时代变化的必然考量。
一、读图时代来临，视觉素养成为基本素养
视觉素养是对视觉信息的解读、应用、创作和交流的能力。视觉在人类的感觉器官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科学实验，科学家得出结论：在人们所接受的全部信息中，高达83%的比例是通过视觉感官而获得的。读图时代的来临，会使得这个比例得到更大的提升。
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学著作《第三次浪潮》中指出：人类社会正在孕育三种文盲；文字文化文盲，计算机文化文盲和视觉文化文盲。而后两种文盲是工业化社会，尤其是后工业化社会不断制造产生的。文字文化文盲在经历长期的大众教育和扫盲运动之后已经大为减少，计算机文化文盲随着信息技术应用的普及也愈见减少，但视觉文化文盲的问题则复杂得多。对前两种“文盲”的判断显而易见：文盲为不识字者，不能够通过阅读获取知识信息；计算机文化文盲为不会用计算机者，不能够通过计算机的应用获取和处理知识信息。可是，只要视力正常者，对于借助图形传达信息的视觉文化，谁都能够看懂点什么，尽管“看懂多少”的层次差异也许很大。对于视觉文化文盲，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更难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存在的广泛而严重的程度和潜在而深刻的负面影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1972年发表《学会生存――世界教育发展的今天和明天》，指出：“通过图象进行交流，已经发展到空前的规模。今天，图象，无论作为知识的媒介物，或者作为娱乐，或者作为科学研究的工具，在文化经验的各个阶段上，都表现了出来。”198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在北京召开了“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发表了《学会关心：21世纪的教育》，强调教育要有创造性的革新精神面向新世纪。《学会生存》和《学会关心：21世纪的教育》这两份重要文献的发表，被称之为世界教育史上的新的里程碑，为教育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正是读图时代的来临，对人们的视觉素养提出更高要求。时代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地将视觉文化教育置于大众教育的必修内容之中，这应当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研究和行动。视觉素养成为信息时代的大众基本素养。视觉素养教育成为必须关注的国民教育问题，在国内外日益得到重视并付诸于实践探索。
二、媒介环境普及，媒介教育应运而生
视觉素养教育在媒介时代被赋予了新的更加丰富的内涵，与媒介素养教育产生了不可分割的关联。媒介素养是指在媒介作用下的观看、理解与应用的能力。
信息的承载与传播离不开媒介，信息与媒介共生共长。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媒介对生活的渗透达到无孔不入的境地。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鲁汉的名言得到证实与认可：媒介即讯息。媒体是人体的延伸。
日益普及的媒介环境给人们带来丰富信息、通讯便利与新鲜娱乐的同时，也使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惑和烦扰。
考察“观看之道”，我们可以认识到：人类的观看需要一定条件的支持，而且有很多的局限。比如，人的视觉感官的生理特点局限了观看的视野、距离，人的时空局限也决定了人并不总能亲临现场身临其境地“直接观看”。因此，借助于他人眼睛和借助于媒体辅助的“间接观看”就成为观看的常态。随着传播媒介与传播技术的发展，人们通过“间接观看”而获取信息的比例远远大于通过“直接观看”获取的信息。信息传播者的立场观点和传播媒介对信息的影响等问题日益引起关注，成为新的研究领域。
借助于他人的眼睛和借助于媒体辅助的“间接观看”成为大众观看的常态。他人的眼睛、媒介工具和传播媒体等因素对人们的观看会产生哪些影响？请比较图1中几幅反映不同摄影师风采的照片，尝试解析与思考：摄影师、照相机与影像作品之间有什么关联？摄影师如何决定影像作品的创作制作？我们不难理解：摄影师在使用特定工具的观看状态下，发生了拍摄行为，进行了他的自我言说，完成了影像作品的制作。但现在我们需要更深入一步地探讨：摄影师、照相机与影像作品如何影响大众读者的观看？如此“间接观看”的效果与读者身临其境“直接观看”的效果有何不同？
如上解析与思考训练，会启迪人们从一个新颖的视角发现一个极其广阔而有趣的研究空间：这是一个视觉素养与媒介素养交集的空间。“看”，本身是个不简单的问题，加上媒介因素的影响，变得更加纷纭复杂。探究观看与媒介之间关系的名词不断出现：如图像素养、屏幕教育、影视素养、视听传播、媒介批评等，既从不同的侧面描述了媒介技术的演进更新，也从不同角度表现出人们对媒介认识的不断拓展。这些和媒介相关的素养都可归纳为媒介素养的范畴，媒介素养的概念发展成一种多含义、多角度和多层面的概念。媒介素养作为一种文化修养与知识技能自有其自身的价值。媒介素养教育应运而生，成为一门有关生产和制作媒介信息的知识教育、一种对媒介信息保持批判意识和追问精神的学问探究、一项关注于提升年轻人媒介修养与能力的综合素质培养。
三、与时俱进的媒介素养教育
媒介素养是媒介时代对人提出的新的文化素质要求。
有必要理解媒介与媒体的区别。媒介与媒体在英文中用的是同一个词“medium（复数media）”。1943年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战后公共图书馆的准则》一书中首次使用medium作为术语，特指信息传播过程中从传播者到接受者之间携带和传递信息的一切形式的物质工具。medium的复数形式media现在已成为各种传播工具的总称，如印刷品(书刊、杂志、报纸)、电影、电视、广播、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等均属于媒体。
但在中文中，媒体与媒介是有词义差别的。
准确地说，媒体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承载与传播信息的载体，是一种物质实体和结构样式，如印刷品(书刊、杂志、报纸)、电影、电视、广播、计算机等，有形体、有重量、有尺寸，可移动、可保存、可毁坏。二是指传播信息的机构和单位，如杂志社、报社、电影公司、电视台、广播站等。
媒介则指的是印刷、电子或数字等传播工具或手段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媒体与人之间的关系。关注媒体传播对接受者影响的研究称为媒介研究。关注媒体本身属性的研究称为媒体研究。二者虽紧密相关，侧重点却不相同。
“媒介”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张行成传》：“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在这里，“媒介”是指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其中，“媒”字，在先秦时期是指媒人，后引申为事物发生的诱因。而“介”字，则是指居于两者之间的中介体或工具。
媒介素养则是一个现代概念，指面对各种媒介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价能力、创造能力。比较一下媒介素养与视觉素养的概念区别：视觉素养是对视觉信息的解读、应用、创作和交流的能力，是更广义的观看与理解的能力；而媒介素养是指在媒介作用下的观看、理解与应用的能力。为什么进行视觉素养与媒介素养的研究？因为当今媒介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媒介时代的来临对人提出新的文化素质要求。对于视觉文化的创造者，媒介素养就更为重要。理解不同的媒介符号有不同的表达功能，就能够更恰当地运用好各种媒介。抽象符号不具备和它所代表东西的相似性，这是它的劣势；但它也有另一面，正因为它抽象，它可以代表同类的所有东西。具象符号可以穿越所有文字的局限，但它的局限性是它不能代表同类的所有东西，它会限定你的想象力。所以，当我们研究视觉文化的时候，不能觉得视觉文化力量大无边就排斥文字文化，研究它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它，从而使我们的文化资源建设得更好。
视觉素养不仅仅是凭“看”来提高，也需要通过知识、兴趣与技术才能提高。比如一幅画，只有了解它由什么人在什么背景下创作的，才能更好地解读它。透过镜头，看见内涵，是需要条件的。当我们在观看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关注观看的条件与局限：我们并不总能亲临现场观看；常需要借助他人眼睛观看；我们也常需要借助媒体辅助观看。所以，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都是需要后天培养的文化素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文化世界的信息载体样式是不断演变的，传播形式也不断地变革，因此，媒介文化与媒介素养的内涵是动态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因而也是与时俱进的。我们把媒介素养划分为几个层次，画成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图。在底层的，是对媒介信息的选择和解读能力。中层是批判和应用能力。最高层才是创造能力。媒介信息的选择和解读能力是一般受众都需要具备的。对媒介信息的批判和应用能力则是重要的核心的能力，这个能力为后来进一步的媒介信息的创造奠定基础。而媒介信息创造能力则是教育者的专业能力。作为教育者，像一般受众一样接受信息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创造，媒介素养对我们的要求会更高。你的理解深刻了，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深刻地感染受众，感染学生。
【关键词】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教育 综述
一、中国媒介素养研究历史与源头的进一步追溯
学界普遍都认为我国没有媒介素养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这个理念是个舶来品。2010年，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该学者通过分析我国尤其是北京地区高校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开设的电影公选课，借助西方媒介素养教育框架，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探寻该类教学实践所包含的媒介素养教育理念与成分，最终认为30年来我国高校开展的电影公选课可以视为原生性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同其它早期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国家一样，我国也同样存在原生性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且具有独特的草根性及官方推动的本土性特点。①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大陆学者最早对媒介素养的研究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卜卫。对此，有学者提出：其实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的谢六逸先生就涉及媒介素养的课题了。针对当时整个国民媒介素养低下的状况，谢六逸提出：“但是教师没有新闻学的素养，便不能事半功倍了。”虽然他说的是新闻学素养，但若以媒介素养的标准来比对他关于新闻素养教育方面的内容，就可以发现，其新闻素养的观点其实就蕴含着媒介素养的理念，谢六逸先生的新闻素养思想也可视为是中国媒介素养的萌芽。②
二、对中国本土化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的构建
在2010年的媒介素养研究中，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媒介素养教育也在实现着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变。
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模式。有学者结合中国国情提出：探索科学、合理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建立中国媒介素养教育模式，应遵循防御模式与建设性模式相结合、西方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树立全民素质教育的媒介素养教育理念的原则和理念。③还有学者认为，西方媒介素养教育走的是一条自下而上的道路，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在媒介素养教育路径上的不同选择。要以大学先入为主，自上而下是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在发展路径上的现实选择。④
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大学生仍然被认为应该是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对象，但除了大学生群体之外，有学者从突发事件信息报道管理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应针对政府部门、新闻媒体和受众自身这三个对象来加强和改善媒介素养教育。⑤还有学者提出，媒介素养教育应当是全民的，不仅要在城市展开，同时也绝不能忽视农村的媒介素养教育。⑥
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针对当前媒介素养教育在中小学的推行，有学者提出了以下策略：1、发起一场自下而上的媒介素养教育运动；2、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建立起完善的媒介素养教育链条；3、发展教育方式，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媒介素养教育模式，将媒介素养根植于当下的学科教育。⑦
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不足与误区。有学者认为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主要存在以下三个误区：1、独立开设媒介素养课程条件尚不成熟；2、媒介素养教育是针对青少年的教育；3、媒介素养教育应因地制宜，不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⑧
三、媒介素养研究对象群体的扩大与深入
在2010年的媒介素养研究中，针对各类研究对象所进行的调查分析占据了很大篇幅。
关于大学生媒介素养的研究。有学者对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进行调查分析后，提出要从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依托第二课堂加强媒介实践能力培养，社会、家庭、学校“三位一体”，提高自我教育能力等方面入手，来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⑨
关于农民媒介素养的研究。农民一直是媒介素养研究中的弱势群体，农业信息化滞后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困局，媒介素养成为当代农民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媒介素养低下成农民致富“软肋”，提高农民媒介素养需要借助社会合力。⑩也有学者针对河南省郑州市的农民工进行了一次中型的问卷调查，并提出：了解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媒介素养现状，培养他们运用大众传媒为个人生活服务的能力，并引导他们理性、批判地接受和处理媒介信息，提升他们的媒介素养，是帮助他们获得社会认同、尽快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⑾
关于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研究。有学者对南京市局级领导进行了问卷调查，涉及领导干部对大众传媒的接触、认知、使用、管理等各个方面。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和分析显示：他们在各个层面上都已经具有较好的媒介素养。然而相对于在认知层面、态度层面体现的较高素养，在行为层面和实践层面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⑿
关于网民媒介素养的研究。网络新媒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媒体角色，因此，网民的媒介素养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透视前些年很火的“山寨文化”，有学者指出，山寨文化形态是进入自媒体时代以来受众主体意识觉醒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显露了网民媒介素养的多方面问题。克服山寨文化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从立法规范、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精英更多介入等方面来进行。⒀
关于少数民族以及弱势群体媒介素养的研究。有学者以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调查最后显示：少数民族受众的媒介素养整体水平仍然较低。⒁还有学者认为，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可以成为弱势群体发声的重要渠道。但是网络等新媒介要求使用者拥有一定的媒介素养，而这也就成为了限制弱势群体发声的瓶颈，因此要注意加强弱势群体的网络媒介素养。⒂
四、由社会现象所引发的媒介素养研究
近年来，广告新闻化现象正日益蚕食着人们对新闻行业原有的信任感。有学者透过广告新闻化现象看到了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我国现阶段媒介素养的缺失问题。媒介素养的缺乏导致从业人员对传播规律的忽视，不按照传播规律办事，因而必须提高社会媒介素养、净化媒介环境，遏制广告新闻化现象。⒃
伴随着盲目消费、时尚消费、肤浅消费等低级消费现象的出现，信息时代公众媒介素养中消费观的培养也成为热门的话题。有研究者通过认真分析现状，提出了多视点冲击下学会单视角审视、娱乐化体验中应该美学性享受、品牌化时代下提倡品质性消费、国际化传播中重塑本土化人格等四种媒介信息时代的消费观培养策略。⒄
五、媒介素养研究的新视角
受众媒介素养的研究离不开对受众心理的探讨，有学者就尝试从传播心理学的视角出发，以传播学研究的五个基本角度为框架，将受众心理分别引入控制研究、媒介研究、内容研究、受众研究、效果研究中，提出受众媒介素养研究的五个方向，为受众媒介素养研究提供新的思路。⒅
有学者从语言视域解读了美国传播学者Potter W. James媒介素养“过程式定义”。其中“过程式定义”是将媒介素养的培养视为两大过程，一是建立起牢固的知识结构；二是用媒介素养方式去接触媒体。作者认为，在Potter W. James 的媒介素养“过程式定义”中，可将英语语言工具纳入tool 中，作为一门技能进行培养。⒆
一直以来，跨文化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前景似乎是喜忧参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国情各异，学科发展的差距也日趋增大。有学者运用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和媒介素养等学科的理论，以文献分析法来探讨澳大利亚通过跨文化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国民综合素质、构建稳定和谐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应对策略，为该学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⒇
结语
总体看来，2010年中国社会各界对于媒介素养研究的认识在加深，重视程度也在提高。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现实发展的需要，研究对象群体在进一步扩大；中国本土化的媒介素养研究已经占据了主流，开始尝试建构自己的媒介素养研究体系。但是，一些问题仍然是存在的：1、研究过于集中于对研究对象群体媒介素养的调查分析，观点大同小异；2、针对如何提高媒介素养提出的一些对策，还是与实际有所偏离。希望在2011年，中国的媒介素养研究能有新的突破。
参考文献
①张艳秋，裴凌罡，《我国原生性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探析――以北京高校电影公选课为例》，《现代传播》,2010（7）
②李雄燕，《谢六逸的媒介素养思想》，《新闻爱好者》,2010（8）
③袁军，《媒介素养教育的世界视野与中国模式》，《国际新闻界》，2010（5）
④荣建华，《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路径选择》，《新闻爱好者》，2010（6）
⑤徐晓红，《从突发事件信息报道看我国媒介素养教育》，《新闻界》，2010（4）
⑥周岩，《新媒介环境下的农民媒介素养教育初探》，《新闻界》，2010（1）
⑦张泽涵，陆婷，《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现状的认识、难题和实施策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10）
⑧陈洁，《媒介素养教育认识上的几个误区》，《新闻世界》，2010（4）
⑨李安英、徐兵、刘英飞，《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及对策分析――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新闻世界》，2010（8）
⑩刘行芳，《维护农民知情权 提高农民媒介素养》，《当代传播》，2010（3）
⑾郑素侠，《农民工媒介素养现状调查与分析――基于河南省郑州市的调查》，《现代传播》，2010（10）
⑿彭女争、丁柏铨，《领导干部媒介素养考察报告（上）（下）――基于一项对南京市局级领导干部的调查分析》，《当代传播》，2010（3）
⒀李春雷、钟雪艳，《山寨文化与网民媒介素养》，《当代传播》，2010（1）
⒁周丽，《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分析》，《当代传播》，2010（3）
⒂李佳，《弱势群体的媒介表达与媒介素养》，《新闻世界》,2010（7）
⒃钱晓俊、杨斌成，《广告新闻化现象的媒介素养分析》，《新闻界》，2010（5）
⒄黎泽潮、董保堂，《信息时代公众媒介素养中消费观的培养观照》，《现代传播》，2010（2）
⒅张鹏、张红伟，《浅析受众的媒介素养》，《新闻世界》，2010（4）
⒆徐晨霞、宋嘉庚，《从语言视域解读媒介素养“过程式定义”》，《青年记者》，2010（2）
⒇潘洁，《澳大利亚跨文化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现代传播》，2010（9）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10级研究生）
我国媒介素养研究大都停留在对其进行理论阐述的层次，根基薄弱，缺乏系统性和实用性。要提高我国公民的媒介素养，借鉴他国经验编写有针对性的教材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在汗牛充栋的外国媒介素养书籍中，《媒介素养手册》（Approaches To Media Literacy: A Handbook）独树一帜，正如其书名所显示的那样，作为“手册”，它以其实用性引人关注。
该书的作者Art Silverblatt可谓媒介素养研究领域的权威，他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密苏里州韦伯斯特大学（Webster University）的教授，此前出版过《媒介素养：解释媒介信息的方法》等书，并且与人合作编写了《媒介素养词典》。
纵观《手册》，条理清晰、结构简明是此书一大优点。全书由五大部分组成，详细分析了五种批判方法：意识形态分析、自传性分析、非语言传播分析、神话分析、生产要素分析等。从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的大背景到受众个体经验，从信息的非语言传播中的隐义到信息的组合方式，作者娓娓道来，引导读者从不同的视角批判性地看待媒介内容以及其后的种种控制因素。
意识形态分析的基础是文化研究，它的目的在于让人们敏感识别媒体叙述中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转换视角防止被所谓的“主流”一味操纵。意识形态分析的理论框架包括：组织分析(如互联网与其所有权、媒介与政府、媒介与政治信仰等) ,国际视角(分析世界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人物和意识形态)，事件产生的历史背景等等。自传性分析是指个体依照自身经验，思考媒介对自身态度、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影响。非语言传播分析介绍了如何从人们的面部表情、眼球运动、动作、姿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空间关系等解读其隐含的与所传播语言一致或相悖的意味。非语言传播行为通常属于人际传播研究的领域，但是作者把非语言传播的成果运用于对大众传播的批判性分析中，使读者耳目一新。神话分析是书中的一个较特别的部分。作者引用Max Mueller的话说明，“现在社会与荷马时代一样存在着神话，我们之所以没有觉察它，是因为我们都生活在神话的巨大阴影之下”。依作者观点，现代社会中媒体已经取代传统的口头传播而成为传播“现代神话”的主要方式――现代人通过大众传媒，不断寻求解决生活危难获得救渎的方法。最后是生产要素分析。在媒介生产信息的过程中，媒介工作者常常会主动地选择、控制、协调各种技术因素以支持他所传播的信息。其中的技术因素包括：编辑手段、色彩、灯光、线条、声响音乐等。这五种方法构成了一整套对媒介内容进行系统分析的工具。
本书另一特点是通过大量贴近生活的例子说明问题，避免了抽象空洞的说教。比如在非语言传播分析中，作者对抽烟这个动作所隐含的意义就列举了十一种之多；面对使人不安的信息时，如何有效控制自己的情绪，是媒介素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自传性分析中，作者对情感反应分析着墨较多并提供了十种处理手段，比如从转移注意力，寻找信息的漏洞，或者有意识地挑战自己等等。
在《手册》中，作者精心选择的几十幅插图多为新闻照片、广告图片和影片剧照，不但每一幅都与论述的内容保持高相关度，而且形象精到地传达了文字所不能表达的信息，辅助读者理解文本内容，显示了作者匠心之独到。
但是，媒介素养除了重述、分析、质疑的能力，还包括互动、创新的能力，此书偏重的是前者。如果作者能指导读者如何在信息海洋中排除干扰信息提取所需，甚至如何成为建设性的信息创造和传播者就能使本书结构更完整。
而且，媒介素养的分析方法远远不止本书所提及的五种。其他方法还包括叙述学分析等。《手册》提供了批判性评价电影、电视、广告、广播和印刷等各种媒介的方法，但是网络方面篇幅较少，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在神话分析的论述中，作者所引例子大多来自电影。其实除了电影、书籍，其他大众传媒如电视、广告、广播所传播的内容同样存在着神话因素。比如我国有些广告就采用了“黄帝”这个富有民族特色的神话原型。在该章节，作者若能拓宽探讨面就能使神话分析法更具说服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手册》最大的贡献，在于它给读者展示了一套通向媒介素养之路的缜密思维方法。美国《图书馆杂志》曾给予此书较高评价，把它定位于大学本科水平的教科书，推荐给学术类图书馆收藏。对于媒介素养研究刚刚起步的中国，这本书无疑有着更大的参考价值，对我国学者研究符合中国国情的媒介素养教育方法提供了指路明灯。
摘要：媒介素养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学者提出，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起步很晚，于20世纪末才刚刚开始。随着媒介全球化和我国媒介市场化过程的加剧，传播媒介的运行机制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已严重滞后，公民尤其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日益成为突出问题。鉴于媒介从业人员在媒介传播活动中的特殊地位，加强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教育，提升他们的媒介素养是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和大众传播活动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关键词：媒介媒介素养媒介从业人员素养教育媒介素养一般是指使用和解构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媒介素养此一概念最初由英国学者早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来的。英国学者最早提出媒介素养旨在通过倡导开展对公众尤其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进一步强化并提高他们抗拒大众传播媒介提供的流行文化的“低水平满足”的意识和能力，鼓励学生认清并抵制大众媒介的影响，从而更好地保护本国的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媒介素养教育已在欧洲、大洋洲和亚洲等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由最初的教导青少年如何规避大众媒体文化的消极影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旨在提高媒介受众批判地认知吸纳媒介信息能力的终身教育。媒介教育虽在全球范围逐渐兴起并蓬勃发展起来，但是它的称谓和意涵有所不同。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一般称为MediaLiteracy（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是一种用来接触、分析、评价大众媒介中所传递的诸多复杂信息的能力。欧洲大部分国家如英国、法国、芬兰等国则称之为MediaEducation（媒介教育或媒介素养教育）。媒体素养教育关注着媒介的本质特性、媒介的基本运作原理和程式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如何通过传递信息从而起到让媒介受众得以愉说享受的功效。而在中国香港特区和台湾等地则交互使用MediaEducation和MediaLiteracy，或称媒体识读教育。在此，有必要厘清媒介素养教育和媒介素养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媒介素养教育代表整个教育的全过程，而媒介素养则是这一过程的终极目标和结果。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媒介素养教育使媒介受众具有驾驭媒介信息的素质，破除对传播媒介由过去的被动接受和绝对信任，上升到今天对现代传媒的主动选择和相对质疑，从而成为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的现代化“媒介公民”。当然，媒介素养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而是通过后来的不懈努力习得的。
一、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和必要性在我国，媒介素养教育起步比较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卜卫于1997年发表的第一篇系统论述媒介素养教育的题为《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论文，才正式拉开了中国大陆媒介素养教育的帷幕。我国国内学者认为“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所谓媒介素养教育，就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1]。建国后56年以来，随着新闻学教育和传播学的不断发展，我国新闻传播素质教育也取得长足发展，媒介全球化和我国媒介市场化过程的加剧，媒介的运行机制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之国外及港台地区媒介素养教育的外延不断扩大，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的不够深入系统和严重滞后的问题已日渐凸显。因此，如何提高人们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性批判意识，减少媒介信息的负面影响，加强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责任，对国民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已刻不容缓。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流动的国际化趋势使我国的媒介环境变得日益丰富和多变，媒介呈现多元化。除了电视、报纸、广播和互联网等主要媒体，还包括音像制品、图书杂志、电影、BBS、QQ和新近蜂起的手机短信等媒介技术几乎无所不能地全天候提供全方位的大众媒介信息，毫无限制地满足媒介受众的视听感官需要。媒体已经成为继学校之后成为社会的“第二课堂”或“看不见的学校”，“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周围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即人们很难做到真正自发地、不受媒体文化影响和媒体描述方式所干预地来观察和认识世界”[2]。作为文化的使者和信息的纽带，媒介全球化对于我国国民素质的巨大影响已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社会阶段。因此，受众在接触海量的媒介信息时，就必然存在一个选择的问题。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选择？具体说就是大众传播媒介能否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直接关乎大众传播活动能否积极营造一个良好的传播环境，从而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社会的安定团结、社会文明程度和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传播效果是整个传播活动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而传播水平和传播效果的好坏也是衡量整个传播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一环。而传播活动又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实施的。大众媒介在整个传播活动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担当着信息“把关人”（gatekeeper）的重要角色，而这些充当“把关人”的就是操控整个传播活动的职业传播者，或说媒介从业人员。面对与日俱增的媒介信息，人们仍多以原有的方式和有限的知识处理、建构信息，于是，信息总量的剧增和解构能力停滞甚至缺失之间的矛盾便产生了“信息疲劳”，亦或“审美疲劳”，那么这些泛滥和过剩的信息人们又称之为“信息迷雾”。这就要求作为“守门人”的媒介从业人员要成为优秀的导盲犬，一定要充分认识并着力强化自身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找准自己的坐标，明确自己的方向，引领受众穿越“信息迷雾”并朝着良性的轨道健康发展。从传受角度来看，传者是指媒介从业人员，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为新闻传播者和工程技术员、工程师和媒介管理者，二为从事新闻事业和主持传播工作的职业人员，主要包括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和纸质媒介、广播、影视及网络传播等媒介在岗人员，尤其是那些从事最基本的采编、制作和播出如记者、编辑、导演、制片人和新闻主播等一线工作的从业人员。受者是指社会公众，亦即媒介受众或说非媒介从业人员，受众是个群体概念。传者和受者是认知互动的关系，而在现今的网络信息时代里，已经没有绝对的传者和受者，也就是说两者的界限也日渐模糊，每一个媒体传播者可以传递媒介信息，同时也是媒介信息的接收者；而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在接受媒介信息的同时也可即时或延时发表评论，提出见解，此时，受者也成了传者，因此从广义上讲，现代社会的每个个体成员都是媒介公民。媒介素养教育包括传者素养和受者素养。但是，结合我国特有的国情和传播实际，在我国的新闻传播系统中，大众媒体是，社会的公器，其特殊的“精神产品”不仅为全社会服务，更是思想舆论的重要阵地，具有强大的社会话语权利和舆论调控、导向功能。因此，媒体负载和提供的信息就具有社会性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双重属性。大众传媒在为受众重新构建一个“虚拟的现实世界”时，也在源源不断地没有节制地传输着公众社会普遍通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尽其所能地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一来，通过传播媒介传呈出的看法、观点和意见就很有可能成为人们关注和评论的中心。而正是媒介从业人员日常的采编工作构成了大众媒体的主体活动，从而形成了整个传播活动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由此不难看出，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水平成为直接影响大众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2004年10月8日，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的为期四天的首届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国际研讨会上，
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总编辑黄勇表示，“媒介素养教育包括对传播者和受众两方面的教育。他认为，传播人才和媒介从业人员的素养最终会影响受众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取向，因此，加强传者的媒介素养教育尤为重要”[3]。“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正如“伐木伐根，治水治源”，媒介从业人员就是“根”，就是“源”。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媒介从业人员的认知水平和媒介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媒介教育发展的道路，因此，提升媒介工作者的媒介素养，加强对媒介从业人员的素养教育势在必行。
二、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一）重新审识媒介信息的特质在当今信息社会里，人们对周围世界认识和了解程度的高低依赖获取信息的多少。日常生活中人们所接触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大众传播媒介，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受众都会被扑面而来的各种媒介信息所包围浸染。因而，必须深入了解媒介的特质和媒介信息传递的规律。作为沟通交际的桥梁和中介，一般意义上的媒介具有实体性、中介性、负载性、还原性、扩张性。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介应从两个层面上来认识：一方面，作为传受双方传输信息的技术手段和信息载体，媒介具有物理属性；另一方面，作为从事采集、制作和传播信息为己任如报社、电台、电视台和网站等这样的一种社会组织，媒介具有社会属性。在其社会组织层面，就其社会属性而言，媒介为社会某一阶级或组织机构所操纵和控制，就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因此，媒介信息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代表着一定的价值观。加拿大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媒介本身的改变才是人类真正的讯息，新媒介的出现必然改变着人类社会及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麦克卢汉又提出了他隐而不显的媒介概念——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人体任何一部分的延伸，不论是手、脚或皮肤的延伸都会影响到整个心理与社会。”[4]（二）了解媒介素养教育的建构理念根据西方学者对媒介素养教育已有的论述，媒介素养教育的建构还包含以下核心理念：1．媒介重现建构现实现代人长期置身于媒介充斥的信息时代，潜移默化中一贯被动地接受来自影视、网络递呈的海量信息，而很少主动理性地去验证媒介事件的真伪和媒介信息的可信度，因而，常常把媒介内容当成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形。然而，所有经过精心建构的媒介产品与现实情形有很大区别，并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很大程度上是第二现实，是“象征性的现实”，是“虚拟的现实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说，媒介塑造了我们对周围现实和整个世界的态度和看法。而媒介素养教育就是试图帮助受众解读隐藏在光怪陆离的媒介信息背后的世界，从而更加接近真实地认识现实原貌。2．媒介信息具有差异性所有的媒介信息都有两层信息。一是表层信息，一是深层信息[5]。每个人对媒介信息运作规律和机理的认识程度不一。知识结构完备，认知水平高的受众能够穿透表层信息，解构思辨信息背后所蕴含的的深层意涵，从而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媒介信息做到正确而有效的取舍；而知识结构不完备，认知水平低的受众就只能接受表层信息。因此，媒介素养中的能力结构影响媒介传播信息的效果。媒介受众因其个性差异，如种族、性别、年龄、生活习俗和兴趣爱好等方面所体现出的认识水平的差异而呈现出解构、思辨、加工和传递信息能力的差异性。媒介受众对信息具有多元化的需求，有的为了直接获取信息（information），有的是寻求指导或建议(instructionoradvice)，有的是为了得到放松和愉悦（entertainment）。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人类运用自己的知识解构能力处理、检测和思考相对有限的媒介信息，然而，自从人类跨入信息时代短短几十年，信息量以几何级数爆涨，但是人类处理信息的能力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和提高。这就意味着，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介信息，就必须有选择地识读，有选择地理解，有选择的记忆，有选择地传输；无疑对信息时代的媒介受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战。而所有的选择活动大部分都取决于媒介信息本身，因此，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直接关系着受众能否成为具有健康、批判意识的媒介媒介使用者。3．媒介内容具有商品属性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当今经济社会中，任何技术进步和发展都不能脱离经济背景而单独进行，当然，媒介技术更不能除外。媒介技术的特性决定了媒介信息的形态和性质。因此，所有媒介内容的建构都受经济水平的制约，受商业利益的驱动，媒介内容的最终决定主要取决于经济基础。经济的发展，决定媒介技术的革新和发展，因为媒介具有物理和社会双重属性，所以媒介技术的推动和发展直接影响着受众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念，即媒介受众的媒介素养。而公众媒介素养的的提高必然反作用于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显而易见，作为国民媒介素养教育的“源头”，提高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是媒介人员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三）全面提高自身思想文化和职业道德素质基于以上阐述，媒介从业人员除了对媒介及媒介信息的特质和媒介素养教育一些基本理念的再度审视，还应加强对受众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包括对受众的地位、受众的需求、受众的心理、受众的认知结构等方面的深刻把握。媒介受众是一个特定的群体概念，它既有一般社会群体的共性，又有不同于一般社会的特殊性。通过分析媒介受众的共性和特殊性，就能设身处地站在受众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他们真实状态，受众不再是以往的单纯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对信息的解读都是有选择的，受众更需要深度的解释性报道和信息，希望他们自己多成为报道和信息中的主体和主角，甚至希望大众媒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给予他们本身更多的人文主义关怀。而被舆论称之“把关人”的媒介工作者，亟须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加强自身的认知水平、选择能力、价值取向、传播技巧和职业道德等一系列的素养。《新闻记者》从2001年起连续三年“评选”出国内媒体年度“十大假新闻”，在2003年的“编者按”中指出：作为新闻从业人员，我们深深地感到自责和愧疚，因为在我们的理念中，新闻和造假本是水火不相容。原本“评选”只是游戏之作，通过“评选”使假新闻从此销声匿迹，然而不曾料到，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假新闻如雨后春笋、越打越多[6]。正如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副教授所言，媒介从业人员的新闻传播理念“要有新闻敏感，要注重新闻价值，要讲求报道原则，要注重传播效果”[7]。这就要求作为担负整个国家和社会责任的职业传媒人，必须具备扎实的新闻传播理论知识、丰富的大众传媒业务常识、精深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和敦厚的媒介伦理道德体系等，提高全民媒介素养，首要从自身做起。提高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可以实现积极的传播效果，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使媒介从业人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高素质的的信息传播者，使媒介受众成为积极的信息使用者，从而营造一个有助于人们健康生活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媒介生态环境，建立一个高度民主、文明的现代化信息社会。参考文献[1]张志安，沈国麟.媒介素养：一个亟待重视的全民教育课题——对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回顾和简评[J].新闻记者，2004（5）.[2]蒋原伦.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a/20041008/82979.html2004-10-8[4]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张开.媒介素养教育在信息时代[J].现代传播，2003（1）.[6]陈斌，贾亦凡，阿仁.2003年十大假新闻[J].新闻记者2004（1）[7]/newsmedia/2003-05/28/content_890567.htm2003-5-28
[摘要]：
媒介化社会的来临一方面让人们享受到便利地获取、利用和传播信息的福音，一方面又因个体媒介素养的缺失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这其中，与其他年龄段人群相比，在媒介文化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拥有特殊心理特征的青少年群体所受到的负面影响和冲击更为严峻。就此，本文从人类普适性的终极追求——“真、善、美”三个角度出发对媒介素养进行了解读，并提出要从技术、艺术、道德三个维度来提升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公民的媒介素养。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在全球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加速了向媒介化社会嬗变的进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达的媒介技术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问题。媒介诞生的初衷是为了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人们使用媒介也是为了不断提升和完善自己的生活，这二者本来都拥有良好的出发点。然而，科学技术与人类意识发展上的失衡导致媒介在被过度使用的过程中有时会脱离人的掌控。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媒介素养教育以弥补人们在媒介知识与媒介技能上的不足，就成了当务之急。这其中，青少年和新媒体作为媒介化社会的构成主体及关键所在，势必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对象。并且笔者坚信，不断提升个体媒介素养的行动，本身也体现了人类在信息传播领域内对“真、善、美”的终极追求。
一、媒介化社会的来临
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向我们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景观，分别取材于乔治•奥威尔的《1984》以及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两位“预言家”都试图从反乌托邦的角度来阐释自己心中的未来图景，然而，奥威尔之悬在人类头顶的极权主义审判之剑并没有如期而至，取而代之的是赫胥黎描绘的技术文化专制时代的降临。
继电视媒体吹响信息风暴来临的前奏之后，二十世纪末高速发展起来的网络媒体直接将人类卷入了从信息大爆炸到信息黑洞的周而复始的循环之中。每一天，媒介都不间断地向我们输送五花八门、难以计数的信息资讯，而我们也似乎习惯了这些“贴心服务”，其存在就像空气和水一般自然，媒介甚至成为了我们身体的延伸。多数情况下，我们通过媒介的“转述”来接触和了解外界，通过声音、影像传递过来的信息建构自己头脑中的全景认知。我们的日常生活也由此受到媒介传播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渗透，从而日益呈现出媒介化的特征。
显然，在全球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传统社会向媒介化社会进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大多数人为此感到振奋，因为这不仅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还真切地给他们带来了实惠与便利。毋庸置疑，现代化的媒介技术与传统的媒介技术相比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和便捷性。以互联网为例，它所具备的即时通信、信息搜索、信息存储等功能较之传统媒介而言有了质的飞越。其传播范围可以超越国界，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而传播内容更是包罗万象。人们只需浏览网络上的信息，便能够做到“足不出户，遍观天下”；而两个原本相隔千里的人也能够通过网络通讯设备进行即时的文字、声音甚至是视频的交流。对比媒介稀缺的传统社会，在现代社会中获取信息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这的确值得我们欢呼。然而，评判任何事物都应该观其两面，我们在享受现代化、信息化所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媒介化社会所隐含的弊端。
如果说媒介化社会带来的利益是一目了然的，那么其弊端就好像是慢性毒药，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滴地侵蚀我们的思想和意识。技术的发展引爆了信息的泛滥，同时催生出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且绵延广阔的媒介帝国，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媒介。然而，随着媒介使用的日益频繁，各种令人堪忧的状况也跟着出现：先是信息量的急遽膨胀令人无所适从，对媒介权威的盲目迷信也使人们在处理信息时变得被动、迟缓。更糟的是，由于分析和批判能力的缺失，现代人裸地暴露于信息污染之下，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威胁。渐渐的，赫胥黎的预言在岁月洗拭中变得鲜明起来：人类陷于五彩纷呈的声光影像而不再热衷于思考性的阅读；拥有了更多的信息选择权利却在如海的资讯中日益变得被动与自私；终日沉浸于无聊繁琐的世事之间抛弃了对真理的孜孜以求；面对人类文化向平面化、庸俗化嬗变而始终毫无自察。[1]我们可以将这些现象理解为技术宰制下的众神狂欢，而它们正昭示了媒介化社会的弊端所在。
众所周知，事物往往依靠力量之间的制衡来实现自身的平衡和良性运转，如果一味放任其朝向某一端发展，则只会造成形势的混乱以及破坏性的后果。自然界中的生态平衡受制于这一定律，技术主导的媒介化社会也同样遵循这个原理。不幸的是，在媒介化社会中，媒介技术的发展程度与人类对媒介的了解及控制程度并不平衡，这直接导致了科技宰制下大众传媒的越位以及媒介素养的缺位。这也可以理解为历史发展进程中上层建筑与物质基础之间的断层或错位。而我们今天就恰好处于这样一个“心理断乳期”——媒介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已无所不在，而大多数民众所掌握的媒介知识却少之又少。虽然这种“脱节”经过大众媒介的集体粉饰在现阶段表现得并不那么明显，但是其潜在的威胁却是巨大的。因此，尽快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克服“脱节”所带来的各种隐患，对于今后信息传播的改进以及传媒的良性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青少年、影像与媒介素养教育
媒介化社会的来临对人们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不仅促使政府加大对媒介教育的重视，更使得信息时代中与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相比肩的另一种重要的公民素质迅速浮出水面，那就是媒介素养（MediaLiteracy）。在媒介教育领域它指的是正确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一种能力，是个体在现代社会所必须学习和具备的一种能力[2]。
在电视尚未出现之前的印刷时代，“听、说、读、写”曾被认为是媒介素养所必备的几项基本技能。然而，步入信息社会以来，数字媒体、网络等传播媒介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最主要的途径，单纯的听说读写能力已经不再能够应付信息大爆炸给我们带来的全新局面，学习如何高效地获取、理解及利用媒介信息成为了新时代下媒介素养教育的新内容。在媒介化社会中，人们每天花最多时间做的事就是与不计其数的信息打交道，这也意味着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信息、离不开媒介。基于这一情况，媒介素养教育成为了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和参与的一门通识性教育，它通过教授人们相关的媒介知识和媒介使用技能，来帮助民众认识媒介、了解媒介，进而健康、合理、安全地利用媒介。而在此过程中，青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成了媒介素养教育关注的重点对象。
首先，诚如一些专家所指出，青少年时期是个体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最关键的时期，大众媒介在青少年社会化的过程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在此阶段，青少年由于自身人格尚未发展成熟，对事物缺乏分辨力，且好奇心旺盛，擅长模仿，很容易受到媒介中不良信息的影响，从而导致思想、行为上的偏差。
其次，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孩子如今正值青少年阶段，他们自幼就享受着高新技术所提供的欢乐与便利，免于承受信息匮乏所带来的困扰和焦虑。然而，作为在媒介化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身上的批判性意识明显发生了萎缩、衰退。这或许可以说是一种先天不足。当代的青少年没有经历印刷术时代严密的语言逻辑思维的训练，而是直接进入了一个以“视觉”为导向的快餐式阅读时代。在那里，互联网等新媒体成长为最具影响力的一代“超级媒介”，而媒介融合潮流也不断敦促传统媒体朝向多媒体方向发展。一时之间，融合了文字、声音及图像的“超真实”类像充斥于青少年的视野，而他们对所看到的画面也深信不疑。图片影像的直观性和感官刺激性削平了其思考的深度，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扼杀了他们童年的纯真和想象的翅膀。面对媒体制造的拟态环境，青少年群体普遍表现出缺乏辨别和分析的能力。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已经适应和习惯了媒介化社会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缺少接受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成年人对媒介信息的分辨能力虽然大大强于青少年，却在适应新的媒介环境和媒介技术时明显处于劣势。例如很多成年人就因为掌握不了互联网的操作技术而被挡在了网络媒体的门外。有鉴于此，媒介素养教育应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升格为一门终身教育，虽然其重点仍在培养青少年网络多媒体的使用能力上，但对其他年龄段的人群也具有因人而异的指导和辅助功用。
行文至此，其实不难看出，媒介素养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传播环境的不断改变，其内容也在作相应调整。而与一些纯粹理论研究明显不同的是，媒介素养教育从一开始即有明确的社会目标以及鲜明的实践导向。我国传媒学界及教育界在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和努力。比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于2007年4月成立了一个“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小组”，分别在附近的两所小学中面向四年级学生开展了为期一个学期的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推广行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3]。而这次实践对刚刚起步的中国媒介素养教育运动而言，无疑既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也是一次有力的促进。
三、技术、艺术与道德：提升媒介素养的三个维度
正如前文所言，媒介素养教育已成为信息时代中不可或缺的一门通识教育。信息过剩及信息污染等问题对人类，尤其是对青少年产生的负面影响，让我们逐步意识到并开始正视隐藏在媒介化社会背后的种种弊端。而要提升个体的媒介素养，通过系统的媒介教育增强人们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是目前解决这些问题最积极有效的方法。很多专家学者曾就“如何提升媒介素养”这一问题作过深入研究，其中大多数是根据家庭、学校、政府、媒介等不同职能的机构来划分媒介素养的提升途径，然后再具体落实到各环节在进行媒介教育时所分别采取的策略方针。然而笔者以为，在努力推进媒介素养教育的过程中，我们除了要用具体的、分解式的眼光看问题，还应学会运用抽象的、涵盖性的思维去思考问题。毕竟，只有追根溯源，明确媒介素养教育真正的目标指向，才能改善人类被动适应信息环境的窘况，做到主动出击，对症下药。笔者以为，要想提升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我们应同时从技术、艺术与道德三个维度入手。
（1）求真去伪：技术发展与媒介素养教育
毋庸赘言，从印刷时代的报纸到电子时代的广播电视，再到今天的网络、数字时代的各种新媒体，媒介形态的更新变换始终是以科技的不断发展为前提的。作为传播技术的派生物，媒介自身并不具备任何主观的善或恶的倾向。它就像是一把威力无穷的双刃剑，利用得当则能为人类造福，反之，则会对社会及人类生活造成严重的危害。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人们开始更为频繁地使用媒介。然而，就在越来越多的人掌握媒介操作技术的同时，也意味着人们更容易利用这些技术来、制造虚假信息以干扰和破坏传播活动。例如在网络平台上，人人都可以面向广大受众传播自己“制造”的信息，加之互联网的开放性和网络传播的自由性大大削弱了媒介的“把关人效应”，使得信息的真实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冲击。另一方面，由于对照片合成、视频的后期制作、声音模拟等技术的知识的缺乏，人们也更难理性、客观地去辨别影像信息的真伪。为此，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来看，媒介素养教育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教会人们在信息的洪流中去伪存真。而这要求受众必须在加深对媒介技术的认识和了解的基础上，增强自身的分析、判断能力，练就一双“火眼金睛”，从而杜绝虚假信息的传播。
（2）美的创造：艺术实践与媒介素养教育
虽说媒介传播是以技术为基础，但是所传播的媒介内容却往往是艺术的杰作。我们所接触的信息常常会以影音、图像等形式出现，如电视剧、电影和音乐文件……它们经过专人的编辑、加工之后被搬上荧幕或者上传到网络。于是在随后的传播过程中，我们透过电视机、录音机、电脑所看到和听到的便不再是一连串零散单调且不明所以的信息符号，而是一个个经过精心组织和建构，包含着制作者特殊创造力及想象力的信息文本。然而众所周知，艺术传播的过程往往包括两个环节：在经历了传播者的第一次创造之后，人们在阅听和理解那些媒介产品时，往往会结合自身的经历和观点对其进行一次新的创造。而这第二次创造必须是在充分了解传播者创作文本时所遵循的规则和方法的前提下才能够顺利进行。比如，具体到某部电影或电视剧，我们相应地需要了解的就包括画面的“蒙太奇”剪辑方式、图像与声音的搭配艺术、以及导演的叙事手法等等。唯其如此，人们才能更好地欣赏和利用这些信息，才能在海量的信息中发现美，挖掘艺术的闪光点，从而得心应手地接受或创作属于自己的美的艺术。当然，这也成了提升民众媒介素养的第二个目标。
（3）善的追求：道德指向与媒介素养教育
正如霍尔在编码/解码理论中所提到，信息的传播实际上是一个意义传递的过程。人们在掌握了技术与艺术层面的媒介素养之后，对于媒介传播的理解便可上升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在传播过程中，我们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在进行意义的理解与自我建构。那些传递到我们脑海中的意义以及隐含于其中的价值观会慢慢沉淀下来，成为我们评判事物和看待人生的标准和参照。对于正值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的青少年群体而言，媒介素养教育的最终指向在于能够使其在接受信息内容之后，从中汲取营养和有益的成分构建自身正确的价值体系，培养健全的人格。然而，在媒介化社会纷繁复杂的信息环境下，青少年对于是与非、黑与白、善与恶的评判标准并不十分清晰。他们普遍缺少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常常受到作为文本的“隐性话语”存在的不良意识形态的影响。为此，只有经过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培养包括青少年在内的人们对于信息中隐含意义的敏锐感知，提高其伦理道德水平，我们才能在未来为自己主动创造一个健康、绿色的信息环境。
其实简单来说，媒介素养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教会人们从铺天盖地的媒介信息中挖掘真、发现美、选择善。而这也呼应了本文从技术、艺术、道德三个维度出发对媒介素养教育进行的一番全新解读。笔者以为，在信息传播领域内对“真、善、美”的终极追求，不仅是媒介素养教育运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也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内容，
综上所述，媒介素养所要求掌握的知识技能横跨了传播学、美学、伦理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可以说是一种综合素质的体现。而媒介素养教育作为媒介素养课题在社会实践中的延伸与拓展，在媒介化社会中的现实意义及重要性更是不言自明。尤其是对于当代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而言，这更是关系到他们如何在信息时代生存及发展的重要问题。当前，在各方有识之士的推动下，我们有信心在“真、善、美”的诉求框架下，集社会各界之力量，有效打破技术专制下的媒介话语逻辑，全面推进媒介素养教育，让民众在媒介化社会中更为健康地生活与发展。
[注释]
[1]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
[2]卜卫.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J].现代传播，1997，（1）.
媒介融合时代对媒介素养的诉求
媒介的网络化、信息的数字化、传播的全球化形成了多元化的媒介技术环境和文化环境。信息技术已全方位地影响甚至改变着传统的大众传播手段、方式和结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兴起和传统的大众媒介――报纸、广播、电视之间的竞争和融合, 促进了媒介内部自身环境的变革与深化,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和认知世界的方式。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使传播以个人为中心, 以共享为基础, 无所不能的终端和无处不在的网络，使人人都可以参与内容的创造和信息的定制。多元化的媒体格局形成了“去中心化”态势，主流话语、精英垄断在媒介融合时代被消解，媒介回归其大众化的本原，成为影响年轻一代建立价值观及世界观的最重要因素。媒介信息已经如同阳光、水、空气一样成为人们生存的必需品。人们生活在崭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中, 一方面享用传媒带来的利益, 同时接受着传媒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 在人与传媒的互动中塑造着公共生活中的个人、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共同体。
人们把大众传播媒介称为“看不见的学校” 或“同步学校” ，而这所无形学校的课程，甚至比传统学校的课程更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但并非每个人都具有对大众传播信息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经验, 众多没有经过起码专业训练的普通民众成为新闻信息的者, 在毫无“把关”和过滤的情况下, 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都难以得到保证, 信息无序、言论无度、监管无为的局面将长期困扰着管理者和社会公众。另外，面对复杂的媒介环境，面对海量繁杂的媒介信息，面对无数不够健康的媒介信息，公众不能因为要杜绝媒介存在的“病毒”式的污染信息而遏制媒介的发展，同时不能完全阻止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接触媒介的行为。培养和提升受众的媒介素养，可以提高人们认知、选择、思辨、创造和制作能力，从而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媒介文化生态环境。
国际视野下的媒介素养培育
媒介素养的概念是由欧洲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最先提出的。1933年英国学者利维斯首次在《文化和环境：培养批判意识》中提出了媒介素养的概念。这一理论一经提出，便立即得到了欧洲、北美以及大洋洲众多发达国家的响应和跟随，之后又相继扩散到亚洲、拉丁美洲及非洲。媒介素养教育历经70余年，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各国均结合本国的实情和现实需求，对媒介素养教育理念和实践模式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与创新。
媒介素养是一个全新的素质概念，相对于传统素养的听、说、读、写能力，它指的是人们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制作能力、思辨的反应能力以及利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就是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和解读媒介及其信息，建设性地享用媒介资源，逐步使人们具备批判能力和选择自主性，使之能够在多元媒介环境中，合理利用媒介促进社会和自我完善。
英国政府将媒介素养教育与学生的基础教育有机结合，使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民主社会及民主社会中媒介的作用，并以积极的态度参加社会生活。1989年，英国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正式教学体系中，并规定在小学和中学普及媒介素养教育。2002年9月国家课程中，新增加了一个“公民课程”部分，作为中学教育的法定课程。在公民课程大纲中，确认了媒介素养的重要性，要求学生在关键阶段的课程中，接受这些课题的教育。学生可以研究媒体对个体、社会群体或机构以及文化的影响和冲击。让学生理解人们如何使用媒体、使用不同形式的媒体的动机和媒体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
澳大利亚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最重视媒介素养教育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法令使媒介素养教育成为从幼儿园到12年级教育的一部分的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便开发出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完整媒体教育课程与教材。在澳大利亚，几乎所有的州都将媒介素养教育单独或放在英语课中作为学生的必修内容。它还是世界上少有的在大学里设立媒介素养研究学科的国家之一。除各级学校教育外，政府部门还提供专门的教育基金以培养教师的媒介素养教育专长。各地的教师团体也积极地通过政府鼓励机制，进行系统多元化的研究来发展媒介素养教育课程。
为了应对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对加拿大构成了文化“侵略”的外部威胁，加拿大新闻传播事业的一个主要指导思想就是贯彻“加拿大化”的方针。为了找回加拿大人自己的文化角色，该国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活动。安大略省在1987年率先把媒介素养教育引入到学校正规教学中来，成为加拿大第一个政府官方批准开始媒介素养教育的省份。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告诉学生：媒体所呈现的内容并不是对真实世界的反映，大多数的媒介产物都是商业产品，所有的媒介产品都不可避免地含有意识形态，学生要学会批判性地接受媒体传播的信息，以免把异国文化当做本土文化来吸纳。
媒介素养中国在地化培育的思考
随着大众媒体不断地深入人们的生活世界，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培养其对媒介的正确判断和理解，成为中国当前传媒界、教育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国外的媒介素养培育给我们以很多的启示。笔者认为，我国的媒介素养培育策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确立媒介素养的终身教育理念
媒介素养注重信息时代人的生存能力，注重媒介对人的塑形作用，着眼点在于现代人如何利用媒介更好地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而终身教育也强调教育要连接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重视教育在人格塑造、个性发展以及批判精神方面的作用，为人的终身发展服务。媒介素养教育和终身教育两者在目标追求上相互贯通，表明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应是一种终身教育，而且只有在终身教育理念下，它才能真正得以深入。伴随着我国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现代媒介逐步融入到生活之中，“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形式、途径也将被不断拓展，媒介素养教育必将会贯穿我们学校教育和成人教育，成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①成为促进人终身发展的重要方式。
2.构建媒介素养培育的两个体系
首先是媒介从业者媒介素养培育体系。媒介从业者作为信息传播的人际载体，其媒介素养直接决定了信息传播的质量。对于媒介从业者进行媒介素养的培育，使他们不仅具有良好的道德操守、职业素养，同时具有媒介选择、媒介批评、媒介引导等职能，既要当好“把关人”角色，更要站在社会制高点承担引导意识形态、传承先进文化、强化社会准则、烘托社会正义、凝聚社会共识、共筑社会和谐的职能。
其次是受众媒介素养培育体系。对于受众媒介素养的培育体系，应以学校教育为基础，以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为辅。具有研究实力的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可成立专门的媒体素养研究中心，培训中小学教师队伍，在学校教育中尝试开设专门课程。组织新闻学者、教育学家联合编写一套符合中国媒体现实状况的媒体素养教材和光盘，扩大宣传，使受众的媒介素养得以提升，提高对于媒介的认知、判断、研读能力，从而更有力地促进个人整体素养的提升。
3.实现传统文化与媒介素养的融合
教育活动应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不能脱离既有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传统而实施。因此，应体现媒介素养教育理念的在地化，将媒介素养培育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理念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理念引导下实施，形成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媒介素养教育。例如，中国的“博雅”教育，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根基，能够提升现代教育的内涵。“博雅”即博学而高雅，既包涵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精华，又是为学做人的标准。媒介素养培育的目标以媒介知识为起点， 以培养具有媒介批判力的新型公民为归宿，着眼点在于现代人如何利用媒介更好地发展自我和认识社会。而“博雅”理念不仅注重知识积累、智力开发、技能训练，同时注重人生启迪、文化积淀、情操陶冶，让学习者脱离蒙蔽或去除偏狭观点，视野获得提升，从而培养出具备批判心智的“博雅”人。
注释：
①王天德等：《媒介素养教育理念形成因素解构》［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年第10期，第21～22页
上世纪80年代起，由于互联网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其负面影响也不断表现出来，媒介素养教育因此越来越受到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美国、英国、日本等互联网较为发达的国家开始不断加强对传媒素养教育的研究，并使其发展成为一门健全的学科。中国大陆的传媒素养教育起步较晚。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社科院研究院卜卫发表了《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媒介素养概念第一次被被引入中国大陆，但是传媒素养教育的研究和应用进程比较缓慢，尽管中国传媒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等机构先后成立了研究中心，开设相关选修课程，但是对媒介素养教育更多的仅停留在教育观念的介绍和引入方面，而缺乏在媒介素养教育方面有效实践。
校园媒介在传播对象和内容方面，尽管与大众传媒有比较大的区别，但在技术搭建和新闻传播规律等方面则与大众传媒没有明显区别。校园媒体，不仅是单纯地服务师生，满足学校师生员工学习生活的需要，而更主要的是其同时也是学校教育中的一个总要部分，是学生能够近距离直接参与到媒介采编、制作、新闻等相关的各个部分，深入了解媒介与现实社区的区别，掌握如何辨别媒体信息，如何有效利用媒体的重要载体。校园媒体是高校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极佳的平台，既能促进高校校园媒体的建设，同时又能有效实现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
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成为高校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和趋势
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兴大众媒体不断涌现，其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学习工作的影响日益深入。新兴媒体在传播概念上尽管与传统大众传媒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其传播内容方面越来越带有小众化的特点，这一特点迎合了青少年可望独立，张扬个性的特点，许多青少年的思维方式、心理观念以及思想灵感无疑都受到了新兴媒体非常大的影响，但是目前新兴媒体是以商业为依托的文化载体，在商业利益最大化与社会责任产生矛盾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放弃应有的社会责任感，用低级趣味的内容吸引受众，这些内容不仅不能够使人得到应有的休闲娱乐和教育，甚至对人的发展有消极的影响。因此，进行和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已经成为高校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和趋势。
媒介素养教育是增进现代公民素养的有利手段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新兴媒体的发展使得传统的精英统治的社会模式，日益向民主化方向发展。人们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沟通渠道也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日益健全和完善。媒介作为舆论监督和公共意见表达的重要平台的功能进一步彰显。在这一条件下，要实现民意与政府之间通过新兴媒体的有效沟通、良性互动，就需要进一步增强媒介使用者的媒介素养。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有效掌握流畅的媒介沟通手段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因此，有效利用高校校园媒体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同时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成为培养和增进其作为现代公民素养有利的手段。
传媒素养教育是大众媒介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前的大众传媒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和预期，对人们观念的形成和行为实施的影响越来越深刻；同时，人们开始不得不面对数量众多的各类媒体和由其提供的各种海量信息，如何有效鉴别、分类和接受这些不同方向甚至完全背离的信息，让人们觉得不知所措。对于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的青少年而言更是如此，如果不能够有效鉴别和使用这些信息，对不良信息没有区分能力，在部分不良媒体的影响下，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类严重的社会问题。必要的法律手段是解决这一问题保障，但是由于法律本身的局限性，要从根本上促使人们学会了解媒体和使用媒体，而不被媒介信息所控制，就必须要加强媒介素养教育，特别是在高校中的青少年更要培养能够正确认识和有效运用大众媒体的能力。
传媒素养教育将促进大众传媒健康发展大众传媒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条件是媒介从业人员的自身素养以及社会对大众传媒在其传播行为中形成的严格的监督体系和行为规范，后者的形成也需要不断提高非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尤其是对广大的非媒体从业人员而言，只有其自身素养的提高才能使得对大众传媒的监督和规范得到提升。因此，在高校中如何利用校园媒体，促使青少年思考和分析自己的媒介消费习惯；弄清楚大众媒体传播信息的目的和观点；以及通过各种制作技巧传递观点和影响受众反应方式；以及市场经济如何影响媒介内容，成为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唯有此才能真正促进大众传媒的健康有序发展。
我国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要求和现状
我国的高校的媒介素养教育目前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在有中国特色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构建和教育实践方面工作还比较缺乏，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提高。要依靠政府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顺利实施和学校开展传媒素养教育确立合法依据和强大依靠；要培养优秀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师资队伍，有效利用各类媒体特别是高校校园媒体，多方面推动传媒教育开展；要积极支持开展学术调查和各类实践、实验活动。
高校校园媒体是我国新闻宣传工作和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校园传媒首先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在政治上接受学校党委和团委的双重指导；在内容上主要以本校的校园新闻为主要内容；以本校师生为主要传播对象。党政宣传部门和指导教师担负着政策把关、统一口径、收集、筛选与反馈信息等职责和校园媒体记者团、采访组、编辑部、制作部等学生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职能。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内地学者开始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西方媒介素养的译介文章，到今天媒介素养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这十年正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快速发展的十年，下述几方面的影响正是媒介素养成为一个显性话题的重要背景：其一是中国内地大众传播媒介形态、功能的多元化，在不断满足社会变革过程中日益多样的媒介需求的同时，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弊端也开始引起社会各方的重视，在庞杂的媒介信息面前，提升受众自身的选择、批判、使用能力，成为建构健康媒介生态必不可少的一环。其二，全球化的影响，尤其是来自港台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经验，越来越多地对中国内地的媒介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产生影响，媒介素养不仅被视为公众一方制衡媒介不良表现的力量，而且，作为公民权利和责任的组成部分，媒介素养旨在强化公众的传播权，以及公众对大众传播媒介在民主机制中发挥正面作用所担负的责任。其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信息传播的互动性，给公众通过参与媒介进而参与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方式，迫切需要公众的媒介创造能力的培育、提升和自我发展。最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需要积极的、负责任的、具有批判精神和社会参与意识的公民，媒介素养着眼于公众的媒介使用能力、批判能力和参与能力，意味着将公众置于媒介-受众关系中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与媒介相互培育相互建构的对等的一方，无疑对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内地的媒介素养研究，到目前已经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学术社区，其最主要的研究进展集中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媒介素养作为学术话语的合法性建构。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介绍和评价西方媒介素养理念和经验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各种不同的话语来建构在中国内地倡导和推行媒介教育的理论合法性和现实意义，认为接受“媒介启蒙”是当代每一位公民的必要和必须；在信息社会，媒介素养能力是控制自我行为的能力，也是控制媒介信息的能力；全球化时代的公众不仅需要媒介文本的分析批判能力，还需要跨文化交往沟通能力，以及培养公众成熟、理性的民主意识；媒介素养教育是确保大众传播在公众中产生积极效果的有效途径；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不仅符合中国现阶段教育改革的目标，也符合社会改革的目标；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作为媒介素养的一种，信息素养在中国已经有一定基础，因此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更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媒介素养实践模式的多样化探究。研究者们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探究在中国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模式和方法。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既要面向全体公民，又要根据受众的文化程度、年龄、城乡差异、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等的不同, 考虑实施途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青少年媒介教育领域，教师要扮演主要的角色，教育行政部门也要给予支持，在课程标准中增加媒体教育部分内容，并组织教师在职及职前训练，和家长参与的亲子教育相互配合。而针对成年人的媒介素养教育则可采取组织教育、社区教育和自我教育互动的模式，由于职业教育是当今中国社区教育的重点，因此可以把媒介教育看成是“劳动者生存、发展教育的重要课程”，包括如何通过媒介寻求打工信息、如何维权等等。三年前，学者们还在为中国内地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匮乏而感到遗憾，那时“尚没有一本真正的媒介知识普及读物，也没有一所高校或中小学开设媒介素养课程”，而现在，一批相关的教材陆续出版，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开设了面向全校大学生的媒介素养课程，针对中小学生的媒介素养实践推广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在不同层面开展起来。这些实践活动，也为媒介素养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深入进行理论研究的可能性，如谢静近期一系列研究中新的理论焦点，均来自研究者本人组织和参与的相关媒介素养推广活动的具体经验的提炼。
第三，对中国公众的媒介素养状况作出比较详尽的描述和类别划分。尤其近一两年，一些研究者开始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媒介素养状况的调查，无论对于媒介素养的理论研究还是在中国内地的实践推广，这类研究都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证依据。如一项关于西安大学生媒介素养状况的调查显示，大学生在接触媒介的过程中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较强的功利性，呈现出一种富于理性的动机结构，对网络更表现出出色的接受能力和驾驭能力，对媒介真实和客观真实具有一定的自发性辨别意识，对大众传媒暴力内容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抵制能力，但这种通过个人的直觉感悟得来的媒介素养，其自发状态使得他们不能有效地辨别信息的价值，也因此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媒介资源。另一项在上海大学生中进行的调查得出的结论也很类似，大学生对各类媒介的消费普遍在中度水平，对网络的消费接触较为突出，他们对媒介的商业属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对受众在传播中的能动地位认识不足，对媒介的表征和建构能力缺乏足够的判断和警惕，参与媒介互动和媒介内容制作的人数比例也很低。与此同时，一些教育学者，也开始着眼于通过对青少年、大众媒介和信息技术的使用培训，来实地考察媒介素养教育的机制和效果。
第四，开始以不同的理论学派、路径切入，关注媒介素养理论概念及概念间关系，初步建立起一些量化、质化理论模型。如本课题组基于严格的公众媒介素养状况抽样调查，试图开创性地对媒介素养这一理论概念的若干子维度，如媒介知识、媒介使用技能、媒介参与功效意识等，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建立起与政治认知、人际沟通能力、不同类别的媒介内容接受程度等其他政治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相关概念关系，研究成果正陆续发表。
第五，一些跨学科的研究者开始进入。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媒介素养问题，与此相关信息素养、健康素养等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媒介素养研究者的领域。
中国内地媒介素养研究起步十年间的进展，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其中的局限也非常明显。首先是理论层面的范式重叠，价值取向和理论路径尚未形成足够的共识。由于对媒介素养理念、目标、实践形态和社会意义等维度，不同的研究者之间尚缺乏比较一致的价值取向和理论起点，从保护主义的道德防范立场，到对媒介市场化商业化的意识形态批判；从对公民社会的认同，到强调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从技术决定论的乐观主义，到哀叹大众文化泛滥的悲观主义等等。其次，媒介素养的批判性立场，不仅针对商业化、娱乐化的媒介弊端，而且也针对媒介本身的弊端，使得媒介素养理念难以在上述多个层次上充分展开。再次，本土传播学理论研究的不足，直接影响到媒介素养研究的理论深度。最后，在实践推广领域，相对于欧美和港台地区由民间组织、教育研究机构、公共媒介、政府组织等共同推动的社会运动，目前中国内地所开展的有关媒介教育的尝试，其社会影响力和效果都还十分有限。由于实践层面缺少社会团体的有力介入，尚无法与理论研究形成相互推进的良性互动。
关乎公众启蒙的媒介素养理论研究与社会运动，在如何立足于中国的媒介生态和公众的现实条件和需要，最终达成媒介与公众的共生与良性互动、促进民主建设，既是我们今天关注媒介素养的前提，更是我们的目标。鉴于此，从研究方向上看，我们需要在媒介素养的相关理论关系的探讨中，更多地关注媒介生产、文本和受众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理论研究自身的价值，推进媒介素养研究从借鉴大众传播研究一般规律，到开始为大众传播研究作出具体理论贡献。尤其，媒介素养既非对公众一方强化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也非社会以公众的名义对大众媒介进行内容和品位裁决的依据，既然我们将媒介素养看成现代社会公民素养的组成部分，我们就格外需要将研究视角聚焦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上。比如，尽管从未冠以媒介素养之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喉舌功能，普通民众对媒介文本的解读、认知、理解，一直是他们间接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领域。除了有组织地对重大政治事件的新闻报道和评论进行学习之外，公众在新闻使用上，业已形成相当深刻的领悟力。无论知识阶层还是普通百姓，对“文以载道”的历史传统都有着来自民间的深厚理解。又如，在中国内地媒介市场化的过程中，尽管确实出现了商业化的种种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众化媒介体现出连接市民日常生活和国家政治领域方面的特殊功效。大众媒介推动的消费者权益运动对中国社会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就是很好的例子。大量的广播电视谈话节目，都市报的市民生活专栏，DV记录的民间影像，博客、视频分享网站的兴起，这些公众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媒介平台，与大众媒介的商业化、娱乐化弊端，交织成十分复杂的媒介现实环境。而这些复杂的场景，对于媒介素养研究来说，不仅可以提供有别于西方现有理论的不同解释，而且可能产生新的理论概念和理论关系。从实践目标上看，则需要不断增强媒介素养实践的互动性和参与性，拓展新媒介技术在公众媒介素养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且，关注媒介素养从个体素养提升到社区行动能力的拓展。
近几年，依托于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媒介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媒介素质研究中心的研究与实践推广团队，已经开始尝试从经验研究出发，比较系统地从中国媒介的生产机制、文本和社会现实建构，以及中国公众的批判意识和媒介参与，这两个相互观照相互影响的方面，对媒介素养的相关理论关系、影响路径、特征和效果等，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有计划地进行了相关的实践推广活动，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然而，在开展研究和实践推广活动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要认识到公众自身的反思与鉴别能力的差异，认识到媒介生态所属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本身的局限，认识到媒介――受众关系中各种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力，并且将媒介素养理念共识演化为有效的实践行为，依然路途漫漫。
(一)手机媒介化
手机作为媒体得到承认有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随着3G技术的推广与使用，手机通过对传统媒介形态的整合，完成了自己的媒体化进程，成为继互联网之后的另一个新兴媒体———“第五媒体”。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演变，以及手机操作系统的开放性，使得手机媒体可以与社会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融合，并进而在手机上自由搭配出不同的手机媒体形态:与上网搜索搭配就变成移动互联网;与阅读搭配就变成了手机出版物;与娱乐消遣搭配就成了手机游乐场;与GPS地图搭配就变成了手机导航系统;与金融购物搭配又变成了手机支付工具……今天，手机已经彻底告别当初的只是具有移动、手持、通话、边走边聊等特性的通话工具时代，而是作为新媒介的代表脱颖而出。
(二)手机媒介特点
对比以往媒介，手机媒介在技术、情感和参与性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1.技术特性———补偿性+融合性手机技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其信息传播形式的融合性和补偿性。“电脑把人类一切媒介集于一身，开创了一个与物质世界迥然不同的虚拟世界”，“互联网已然是媒介之媒介，手机则更胜人一筹，它是移动之中的媒介之媒介，他把你从电脑边解放出来。”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说的，人类的媒介历史在理性选择中发展，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对过去的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功能的补救和补偿。手机媒体是手机和网络的结合体，但是它比电脑更普及，比报纸更互动，比电视更便于携带，在操作系统方面比电脑更加方便、快捷，应用程序和软件设计成App(Applica-tion)———基于某个平台所提供的某种服务，使其具有简便易于操作、人性化、功能优化、界面友善、信息结构全面、注重用户体验等特色，以“人”为核心设计理念，帮助用户完成单个或多个任务。操作简便，易于使用，无需学习就能掌握操作方法。
2.情感特征———私人性+亲密性历史上，任何一种媒介，无论其问世之初对人、对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都是人的“身外之物”，只有手机因具有随身性、移动性而成为了“带着体温的媒介”，与人“如影随形”，因此手机与使用者在情感上具有亲密的关系。手机媒体作为一种个人化的媒介可以满足使用者个性化的需要和服务，隐藏着许多个人的情感，如在通讯录中将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设置成不同的名字、铃声、并配有照片，寄托不同的情感，有选择性地接听电话、回复短信内容及时间，以及在即时通讯工具中标示自己的在线、离线、繁忙状态等等，都表现出手机所具有的私密性。在与个人亲密情感关系的相互作用下，手机与人类情感上的亲密关系模糊了公共与私人空间的界限，混淆了线上和线下世界，形成了手机粘性，LarissaHjorth和SunSunLim称之为一种情感殖民，其混淆了私人和公共空间、感性和理性，将形成一种强烈的情感文化，将工作、家庭和关系都包含在其中。
3.参与特征———开放性+互动性手机媒体是借助手机进行信息传播的工具，是名副其实的“5A”媒体(anyone、anytime、anywhere、anyinforma-tion、anymedia)，即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可以传送或接收任何类型符号的媒介信息，手机传播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互动性。手机媒体已发展成为集成性移动平台，成为当今名副其实的个人信息处理的中枢。与此同时，手机社交化已成趋势，基于SNS构建的新型手机社交网站，通过“熟人的熟人”拓展手机网络社交，不仅具备丰富的社交和娱乐功能，还具有强大的传播功能，在人与终端机器界面的互动中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由此可见，手机媒体是一种不断发展、不断延伸功能的新型媒体平台，其融合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和特点，将不断丰富手机的传播功能和社会影响力，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并由此揭开人类传播历史的新篇章———移动传播时代。相对于传统媒介的单向传播方式而言，相对于互联网双向却受制于时间地点的束缚而言，手机媒体的传播过程将更加开放和互动。手机用户既是传者又是受者，他们有机会在更加主动地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同时又能及时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可以说，手机完全具备了这样的潜质，这种潜质将在未来社会助力公民自我表达、参与和协作，提高人们的公民意识，促进社会民主与和谐的发展。
二、手机媒介素养的内涵与特点
(一)手机媒介素养的内涵
手机是一种新兴的数字化媒介，研究与界定手机媒介素养是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历史要求。近几年，我国学者也根据媒介素养概念，提出了手机媒介素养的含义，如李春梅在2012年发表的《大学生手机手机媒体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指出，手机媒介素养是人们正确认识手机媒体，面对手机媒体传播的各种信息应当具有的选择能力、评价批判能力、创制手机媒介信息的能力、利用手机媒体促进自我良好发展的能力或修养。此概念从认识、选择、批判、创作四个方面界定手机媒介素养。周金辉总结手机媒介素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对手机媒体应用功能的掌握。包括对收发短信、接打电话等基本操作的掌握，对手机QQ、微博、微信等操作、功能、特点的掌握。对手机媒介信息的认知。包括对手机媒介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能力。对手机媒介信息的创造与传播。对手机媒介信息的有效利用、传播和创造能力，以提升自身，促进社会发展。对手机媒体的合理利用。包括合理掌控手机媒体在生活中的角色，合理安排应用手机的时间。此概念进一步丰富了手机媒介素养的内涵，除有关手机的知识、能力之外，对手机成瘾问题给予回应，提出了手机使用者在态度方面，需要合理利用手机。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来理解手机媒介素养的内涵。在初级层面上讲，手机媒介素养就是个体使用手机的能力。从中级层面上来看，手机媒介首先是个体利用手机去探寻信息的能力;其次是认知、理解、评估手机信息的能力;最后是创作、分享和信息的能力。从高级层面上来看，第一，手机媒介除了具备传统媒介素养所要求具备的有关手机信息的接近、理解、评估、创作与分享的能力之外，还需要具备应对媒介符号复合形式，以及应对不同信息源所发出的海量信息所具备能力;第二，手机对人类精神、情感、思维、社会交往的异化和依赖性，要求使用者应具有不断反思手机使用行为的能力，抵制手机成瘾，能动性的使用手机;第三，手机所具有的开放性、互动性的特点，以及与网络、社交媒体的结合与广泛应用，需要培养使用者在技术、意识方面创作与表达、参与和协作方面的能力。
(二)手机媒介素养的特点
手机媒介素养并没有溢出媒介素养的一般性研究框架，它的意义仍然在于它“是超越具体媒介环境的一种理念和思想”，但由于手机媒介所具备的特征，因而手机媒介素养也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
1.手机媒介素养日益人格化如前所述，手机媒介与人的粘合度越来越高，是“内部殖民化”的典型代表，现实中手机依赖症也成为普遍现象。在这个媒介化生存的时代，手机媒介的“随时随地”“随意随性”等移动、互动的突出特点，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已成为人们媒介化生存的首选，手机媒介覆盖了人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快乐与幸福、焦虑与不安、激动与愤怒等种种情绪都与手机媒介息息相关，可以说，一个人的手机媒介素养水平标示着一个人的人格水平，一个具备积极、全面、独立、稳定的手机媒介素养的人，一定会焕发出独特而积极的人格魅力。人格与手机媒介素养一同存在于人类的精神文化维度里，通过手机媒介的使用二者互为表里、相互印证。随着手机媒介运用的安全性得以保障，尤其是手机媒介实名制的发展趋向，都将进一步放大手机媒介素养的人格化的特点。
2.手机媒介素养更具发展性媒介素养本身就是一个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不断发展和延展的概念，这是奠定手机媒介素养更具发展性的基础。决定手机媒介素养更具发展性的更在于手机媒介的使用者———人本身。人的生存质量的高低主要体现在人本身的成长性，体现在人的各方面素养和能力的不断提高。手机媒介素养更具发展性，不是简单地指手机媒介素养的加高加厚，更是指手机媒介的使用者应该具备前瞻性，即具备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手机媒介素养更需批判性手机媒介素养的批判性与信息素养(InformationLitera-cy)有交叉之处，信息素养是一种对信息社会的适应能力，是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考斯基于1974年在美国提出的。1989年美国图书馆学会(AmericanLibraryAssociation，ALA)将其定义为:能够判断什么时候需要信息，并且懂得如何去获取信息、如何去评价和有效利用所需的信息。手机媒介素养的批判性首先表现在手机媒介使用者应该具备的甄别能力上，所有联系人都会成为传播者，海量信息的涌入与交叉传播，必将占用使用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必须对传播者和信息进行甄别与分辨;其次表现在手机媒介使用者的选择能力上，即在甄别的基础上，还要对不同类别的信息有所取舍;第三，表现在手机媒介使用者的评价能力上，这是一个人人格素养独立的基础，也是手机媒介素养的核心要素。
4.手机媒介素养更重实践性没有哪一种媒介素养比手机媒介更注重实践性，这是因为没有哪一种媒介能像手机媒介一样，与它的拥有者始终如影相随。人们把手机媒介带在身上的目的就是随时随地随意地使用。手机媒介素养更重实践性突出表现在手机媒介使用者创作信息、利用手机媒介传播自己创造的信息的能力上，这也是能够全方位整合手机媒介各方面素养的一种能力。人的手机媒介素养是在实践中培育、积累和发展起来的，现实中相当一部分人在使用手机媒介的过程中一步步沦陷，患上手机依赖症，这正是手机媒介素养低下的结果，也是缺乏理论指导的结果。手机媒介素养更重实践性这一特点警醒人们，一定要认识到提高手机媒介素养的迫切性，加快手机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建构并及时更新手机媒介素养的理论框架，使手机媒介素养理论更好地指导人们的信息创造和传播实践。总之，既然手机媒介已成为人们媒介化生存的首位媒介，既然手机媒介素养已成为人们生活质量的决定性因素，那么，研究手机媒介素养的内涵与特点就不仅是一种理论需要，它更是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手机媒介因其发展性、补偿性、与其他媒介的复合性，以及其自身技术、情感、互动、平台等媒介特征，在表现出强大的工具理性的同时，也为人们展现了巨大的价值理性的发展空间，它决定了手机媒介素养的客观存在与快速发展，这就要求学者们深入研究、建构并不断发展、完善手机媒介素养理论，从而引导人们能动地使用手机，让技术进步最大程度地造福于人、造福于社会。
【关键词】媒介素养 受众 传播心理学
媒介作为信息流动的载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传受者对媒介的认识,对传播内容的理解将作为一种能力体现在传播过程中。传受者的含义丰富而复杂,包括传播者、受众等各种主体。本文从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心理因素着手,对受众的媒介素养进行分析。
一、媒介素养的概念梳理和对受众媒介素养定义探讨
从字面上来看,“受众媒介素养”是对“媒介素养”更进一步的细分,比之“媒介素养”,其内涵和外延都相对狭窄。要给受众媒介素养定义,首先要明确媒介素养的概念。
媒介素养教育是由英国学者和丹麦教育工作者于20世纪30年代率先提出的。1933年,英国学者ER.利维斯(Leaves)和丹尼斯・桑普森(Denys Thompson)在文化批评论著作《文化和环境:培养批判意识》一书中提出:新兴的大众传媒在商业动机的刺激下所普及的流行文化,往往推销一种“低水平的满足”,这种低水平的满足将误导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尤其会对青少年的成长产生各种负面的影响。因此,教育界应以系统化的课程或训练,培养青少年的媒介批判意识,使其能够辨别和抵御大众传媒的不良影响。
英国教育部在1989年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正式的教学体系中,并在考克斯报告中将其阐述为媒介素养旨在培育更加有主动性和更加积极的媒介使用者,他们将要求得到并且能够有助于形成更加广泛和多元的媒介产品。
加拿大安大略教育部将其定义为:媒介素养旨在培养学生对媒介本质、媒介常用技巧和手段以及这些技巧和手段所产生的认知力和判断力。
1993年在美国召开的国家领导人媒介素养会议中将其定义为:将媒介素养视为每位公民皆应具备的能力,包括了对媒介信息的接近、分析及制作的能力,且强调公民的媒介素养能力不仅涵盖了传统的印刷媒体,同时也包括了各类新兴的电子媒体,如电视、网络等。
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会议时表明支持媒介素养教育。1999年针对媒介素养教育明确拟定声明:媒介教育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公民的自由表达、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它有助于建构和支持民主……媒介教育应该尽可能的被引进到国民教育中以及非正式的、终身教育中来。①
国内的学者对媒介素养也有自己的认识。笔者比较认同的一种说法是:“媒介素养是指公众接触、解读、使用媒介的素质和修养。它包括了三个主要的环节:接触媒介――获取信息;解读媒介――批判地接受媒介信息;利用媒介――借助媒介工作和生活,通过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维护自己的利益。”②国内外对媒介素养的定义都是将所有接触和使用媒介的公众均视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即媒介拥有者作为公众社会角色的一员,同样具有对媒介接触、解读和使用的权利。从某种程度上,传播者的媒介素养就是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表现出来就是新闻的伦理与职业道德。在与此相对应的基础上可以将“受众媒介素养”定义为:大众传播过程中,阅听者在消费媒介产品的过程中,对整个传播过程的认知、判断和监督的意识及行为。
二、从传播心理学视角探索受众媒介素养的研究方向
受众作为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主体,与其他各要素相互影响,形成系统的研究范式。因此对受众媒介素养的研究,也可以根据线性传播过程的各要素进行分析。
(1)控制研究中的受众心理
受众对传播者形象的理性认知和批判性解读是受众媒介素养的基础。早有传播学者研究证明,信息的接受者往往是根据自己心目中的传播者的形象判断信息的可信度、真理性,一个人对信息本身越不理解,对信息的传播者就越重视。③传播者如何建构和整饬自己在受众心目中的形象就成为决定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因此,受众应该意识到传播者带有主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自己所消费的传媒产品是经过传播者把关和编码的结果。传播者传播的是各种各样的“观点”,而真实的事实却只有一个,需要受众自己去判断和分析。
(2)媒介研究中的受众心理
受众媒介素养要求受众加强对媒介的使用权,其对大众传播过程的合理监督就是典型的表现。受众可以通过媒介言论、对媒介拥有者进行批评。媒介是孕育舆论的平台,受众对社会舆论工具的使用具有绝对的监督权力。民主和法制只能从制度上健全对实体公权力的监管,而受众的媒介素养才是杜绝公权力被滥用的根本方法。2009年4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④,其中包括“着力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对受众媒介素养提高的一种保障和鼓励措施。
(3)内容研究中的受众心理
受众媒介素养还体现在受众对信息的合理解读上。传播的内容,特别是其中蕴含的情感是决定受众参与传播程度的重要因素,因为只有在情感投入时,受众才能从信息中得到满足,实现传播的目的。客观世界需要宏观的真实,传播者提供给受众的是各种各样带有主观色彩的 “观点”,受众应该对其产生本能的怀疑,并且通过接触分析不同来源的信息来判断报道是否真实可信,从各种观点中提炼出自己的认识,这是一种全面理解和筛选信息的能力。
(4)受众研究中的受众心理
避免产生传媒依赖,在思想和行为上保持独立是受众媒介素养的重要表现。对于“受众研究”,西方文化研究学者斯图尔特・霍尔在1973年提出了不同文本解码方式的假说,强调受众的自主性,否认受众的接受过程是一种被灌输的过程,而是传播者与受众的谈判过程。霍尔提出受众的三种不同解码方式:主控式解码、协商式解码和对抗式解码。⑤在传播过程中,受众需要正确定位自己“信息接收终端”的角色,并且可以自觉审视传播过程中因传播信息者把关而过滤掉的信息,从而客观地看待信息的整体图景,不至于陷入传媒的漩涡。这种在受传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自主性实际上也是受众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段,它使受众面对传播的冲击能够保持自身的独立和尊严,免于随波逐流。
(5)效果研究中的受众心理
传播过程最终要对传播效果进行评估。而传统的效果研究总是以传者本位为出发点,研究传播者的传播目的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是否对受众的观念和态度以致行为产生预期的影响,在说服性传播效果的评估中尤其如此。笔者认为传播效果研究应该将受众的因素考虑在内,因为传受者的互动和心理机制的一致性在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心理学家的经典实验推论,人对事物的情绪体验不仅取决于事物所给予人的结果,还取决于人对事物的期待水平,用公式来表示,即为“情绪指数=期待实现值\内心期待值”。⑥也就是说,受众的心理预期是传播效果的重要决定因素,不能忽视受众的心理对传播效果的影响。
受众媒介素养的研究离不开对受众心理的探讨,受众的心理在整个传播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受众与其他各要素的互动关系的探讨中研究受众媒介素养的相关问题,或许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①龙黎飞,《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中的媒介素养教育》,《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04)
②《媒介素养导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07)
③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新华出版社,2004(07)
④《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全文),www.省略/newscenter/mryw/20090413/
⑤[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媒介研究的进路》,新华出版社,2004(10)
⑥Opening Skinner’s Box:Great Psychological Experiment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Lauren Slater 2007(05)
⑦段京肃,杜骏飞:《媒介素养导论》[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
⑧方建移,张芹:《传媒心理学》[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⑨刘京林:《新闻心理学原理》[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6月
⑩刘京林:《刘京林自选集:新闻心理・传播心理研究》[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
(作者:张鹏 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传播学09级硕士研究生,张红伟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06级新闻学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