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审判范文

媒介审判范文第1篇

媒介审判与媒介权力

媒介审判的界定。“媒介审判”，在我国也被称为“媒体审判”、“新闻审判”和“舆论审判”，“媒介审判(trial by media)”一词最初是舶来品，发明者是英国和美国，主要是指新闻媒介通过报道、评论影响司法审判的现象。国内学者在界定这一概念时虽言语表达上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含义大致相同，无非是说媒体超越法律程序抢先对案件做出了有关定罪定性的判断，制造某种舆论压力，影响司法的独立和公正。从表述的准确性和完备性方面看的话，笔者更倾向于采用学者陈力丹关于媒介审判的描述，即所谓“媒介审判”，是指传媒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件涉案人做出定性、定罪、定量性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以煽情的语言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同情，诸多传媒单向度地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相反意见。

媒介权力的存在和时社会生活的影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Stewar在1974年11月2日耶鲁法学院150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讲中，明确地在法律意义上提出了媒介“第四权力”理论，将媒介称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媒介权力可以理解为：现代传播媒介是一种对个人或社会进行影响、操控、支配的力量。媒介权力的存在是以人们对媒介的依赖为前提的，随着媒介快速发展和全球信息化的加剧，媒介已经在渐渐超越它工具性的本性，成为一个能构建出具有公共社会领域性质的媒介社会：印刷媒介通过文字与图片对现实进行抽象和剥离，广播把世界限制在有声语言和音响效果的框架内，电视把世界压缩在经过镜头选择的局部平面世界。我们看不到世界本身，看到的是被大众传媒解释和选择的世界。

媒介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构建了这样一个虚拟的世界，对于需要及时和广泛了解世界信息的人们。只能从这个虚拟世界中去获取有关真实世界的二手资料，所有的解释和选择均由媒介社会的构建者来做出，它几乎成了这样一个世界价值标准的唯一判定者和把关人，媒介的权力也由此诞生。媒介不同于立法、司法与行政这样的权力形式，它不是通过强制的手段来影响人们的行为，可它却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软手段来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

媒介权力异化的形态在媒介审判中的体现。随着社会的信息化程度越高，人们对媒介社会的依赖越严重，媒介权力的影响也就越大，如今社会的各个层面，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生活，都无法忽略媒介权力的作用。而一旦媒介权力发生异化，则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这也是任何一种权力的辩证性意义所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提到过有关异化的概念，异化是与阶级一起产生的，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媒介异化则是指新闻媒介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其对立方面转化，成为外在的异己力量，具体的表现形态就是媒介错位、媒介缺位以及媒介越位。而媒介权力异化的形态在媒介审判中最显著的体现就是媒介越位。

媒介越位就是指媒介超越了自己的职能范围来行使媒介权力，而媒介审判正是由于媒介以新闻自由为山超越司法程序，从而影响了司法审判的独立和公正的一种媒介行为，它打着公共利益的口号，行使道德审判之便，将一些本不能随意公开的事件、信息随意地公开，无视他人的隐私和尊严，在“蒋艳萍特大经济犯罪案”中，有报道披露蒋的一些隐私信息，标题赫然写着《蒋艳萍结婚就当“二奶”，警惕荒谬“女人价值论”》。还有些事件的性质未经过有关部分的权威认定，媒介就自作主张，用一些出位的、带有主观色彩强烈的字眼进行道德审判，其中在“蒋”案中，就有媒体打出了这样的标题《“这个女人真丢格”――肉弹蒋艳萍宣判择期进行》。还有的媒介审判则是在司法审判之前或正在进行的时候，抢先对嫌疑人做出定性和定罪的评判，“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杀人狂魔”、“首位女巨贪”等字眼充斥于各大报纸的头版，尤其是当多家媒体单向度的宣传形成聚合效应之后，对当事人来说，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让他们感觉即使不判死刑自己也已经死亡了，张金柱在行刑前曾经说“是记者杀了我”，足可见煤介的审判已经超越了舆论监督，形成了事实上的权力利剑。

媒介审判中权力异化的原因

职业道德自律让位利润增长理念。我国媒体属于事业型单位企业型管理，媒体对自己的经营完全自负盈亏，这样的体制就使得媒体有了一般企业的属性，即把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当作发展的目标。媒介为了追求利润的增长不惜牺牲社会效益，就形成了另外一种意义上变相的“钱权交易”。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媒体更倾向于报道那些能引起更多人关注的事件，采取更吸引人眼球的方式，而刑事案件因其一波三折的情节、扑朔迷离的案情再加上暴力色情的细节，集冲突性、异常性、趣味性于一体，也更容易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因此媒体报道对于刑事案件，尤其是关系社会上一些敏感人群(执法机关人员、官员和明星)的案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报道中有过多的关于刑事事件细节的描述，语言上也多采用一些情绪化的字眼，以引起轰动效应，赚取眼球经济。

我国媒介特有的政治背景。我国的媒体通常被认为是党政机关的传声筒，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由此人们普遍认为媒介的权力是由国家和党所赋予的，那么媒介传达出的声音也似乎就是党的某一级机关领导的表态，在这种贯有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媒介表达某种观点就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色彩。国内学者在做有关媒介审判的研究时也发现“目前司法实践中受到媒体的不当报道的误导，主要是传媒通过影响法官的上级领导而间接形成的”。从这一角度说，媒介权力的异化是外在作用的结果，媒体之所以会对司法的最终裁决造成影响，是由于报道或者评论对法官的上级领导首先产生了影响，上级领导进而给了法官某种压力和暗示的结果。这样媒介审判所体现的媒介越位才有了产生的土壤，是司法本身的不独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媒介权力的异化。

媒介道德公关的需要。媒介出于自身形象的塑造，也更容易拿起道德的旗帜，采用一种过激的道德审判的方式来表达对主流价值观的拥护。在重大的刑事案件中，往往有过错的一方十分明显，这样媒体就会运用所抓到的一切把柄通过报道或评论的方式，对当事人进行肆无忌惮的道德攻击。这样一方面在受众面前树立本媒体的一个价值取向，让已被民愤冲昏头脑的受众对本媒体产生好感；另一方面也向社会表达一种愿意担当道德重塑这一社会责任的姿态，体现本媒体的品位和风格。这也是造成在有关的刑事报道中，容易出现意见不均衡的现象，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一些嫌疑人或嫌疑人律师申辩内容的原因。

权力在灰白地带的弱化。长期以来，新闻媒介在对待道德问题以及一些事件的态度上，往往采取了一种两极方式，要么“是”，要么“不是”；要么“对”，要么“不对”；要么“好”，要么“坏”。那么坏的就恨不得置它于死地，好的又差点被捧上天，这样一种看待问题性质的方式太过于绝对化、主观化，而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在黑白之间往往还有很长一段的灰白地带，但新闻媒介很多时候并没有采取一种正确的方式去看待和报道这些灰白地带。事实上媒介审判的对象很多时候就是处于这些灰白地带的事件，如果媒介的权力在这些事件中采取漠视和忽略的态度，没有发挥它正当的功能，媒介审判也就很容易形成了。

媒介审判范文第2篇

《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工作人员兰成长在山西浑源县一手续不全的煤矿被伤害致死案，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媒体在同情兰成长、谴责黑心矿主的同时，须谨防一种不良的“媒介审判”倾向，笔者做出这种提醒，是因为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媒介审判”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近期引起广泛关注的“媒介审判”案件是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尚军一案。2006年9月19日下午，原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尚军，因涉嫌受贿90万余元和98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安徽省安庆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此事一出，在没有经过司法机关证实的情况下，一些媒体将许多未经核实的所谓“桃色新闻”公之于众，并被全国众多都市类媒体和网站转载。而有媒体记者亲赴安徽阜阳、安庆调查采访后，证实这又是一起无确凿证据情况下被夸大了的“新闻”。但愿这一现象不要再在“兰成长案”上演。

权力碰撞――把关人的责任

“媒介审判”或称“新闻审判”，原是西方新闻传播法中的一个概念，意指新闻报道超越法律规定，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20世纪上半期，“新闻审判”在美国盛极一时，报界为提高发行量，大肆炒作司法报道，肆意在报纸上宣布嫌疑犯有罪，以引起读者兴趣。

在我国，伴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法治报道逐渐成为我国众多媒体争相参与的报道领域。至上世纪末，全国法制类新闻报刊已发展到200余家，发行量高达400多万份，从业人员达20000多人，每年编发各类法治新闻稿件高达数百万件。舆论监督权与司法权的大碰撞使中国的老百姓第一次获得如此多地监督司法运作过程的机会。

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看，媒体对法治报道倾注如此多的热情不是偶然的，因为法治新闻除了符合一般新闻时效性、影响力等特征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冲突性、异常性、趣味性。

“打官司”必然是冲突的外在表现，只有矛盾激化到常规力量不足以解决的地步时，法治这种特殊力量才会介入，因此，法治新闻的冲突性、异常性、趣味性几乎是普遍具有且高于一般新闻的特性。

权力争夺――正义的天平与沉默的螺旋

从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权与司法权的碰撞不仅是新闻媒介职责所在，更是社会正义和公众知情权的需要，两者的碰撞似乎必将要为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新的火花。然而，是权力就会有破坏性，当新闻机构肆无忌惮地滥用监督权，甚至凭主观臆断公然侵犯司法独立时，两大权力的争夺战便由此开始了。

于是，出现了河南民警张金柱酒后驾车过失致人死亡却被判死刑的案件；出现了湖北女子董晓阳贩毒174.7克却因在监狱中折千纸鹤悔过而免于死刑的案件；出现了湖北枣阳市原市长尹冬桂因受贿获罪却被媒体比喻为“女张二江”而遭受严重人格诽谤和侮辱的案件。

众所周知，监督报道是一种间接实现的权力，其最大的杀手锏是通过引导舆论，形成“沉默的螺旋”，进而影响行政、司法等机关。根据“沉默的螺旋”假说的一个重要观点，传播媒介提示的“意见环境”未必是社会上意见分布状况的如实反映，而一般社会成员对这种分布又处于“多元无知”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传媒提示和强调的即便是少数人的意见也会被人们当作“多数意见”来认知，其结果也会引起“沉默的螺旋”过程的始动，在传媒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引起人们的判断和行动上的连锁反应。因此，从技术层面上讲，新闻媒体行使监督报道权时，完全不必像司法那样经过严格的程序，完全具备“创造社会现实”的巨大力量。

从这种对比不难看出，“媒介审判”现象的出现是十分现实和可行的。更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由于我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存在，“媒介审判”对司法独立的危害被进一步放大了。

司法系统在日常工作中，接受的是各级党委的政法工作委员会的领导，资金上受各级人民政府的制约，各级党政机关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往往会牺牲司法独立而去化解所谓的“民愤”。因此，司法机关在“沉默的螺旋”面前可谓是真正的“弱势群体”。

其次，是大众传媒潜移默化的“培养分析”功能在公众头脑中留下的“刻板成见”，即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对“媒介审判”起到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如在“张金柱”案件中，警察的形象使他成为强权侵犯弱势的代表，不管他是否出于主观恶意，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董晓阳”案件中，弱女子的形象为她赢得了舆论的眼泪，她就可以“罪不致死”，而不管其贩毒这一严重刑事犯罪的事实。

新闻媒介的官方背景使媒介干预司法独立拥有了更好的条件。“媒介官方化的结果，是传播舆论的官意化。而一当新闻舆论机构成为政治权力的代表，它往往行使着代替中央对各省市乃至更下级的监督，更像是权力系统内部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虽然也常常以民意和舆情为依据，但更像是行政监督的变种。”

权力分割――从诉诸感情到诉诸理性

对于如何避免“媒介审判”现象，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为保证司法工作的严肃性，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司法部和新闻出版署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法制新闻的意见要求，其中就有“不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作有倾向性的报道”的规定。

然而，不要忘记，“言论自由”与“司法独立”同样是宪法规定和保护的重要权力，两者不可偏废其一。单纯地将媒介一棒打死，不仅有违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还有“违宪”之嫌。而且，就我国现有司法队伍状况来看，失去了舆论监督，则更加难以保证司法公正。这从2003年3月媒体对“孙志刚事件”的报道引起《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中可见一斑。

事实也证明，在这个意见下发后，并没有阻止“媒介审判”现象的继续发生，“张金柱”案、“董晓阳”案，以及后来的“蒋艳萍”案、“马家爵”案中，新闻媒体干涉司法独立的现象仍在发生。因此，解决“媒介审判”问题，单纯依靠法律、行政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寻找方法。

首先，坚持报道的平衡性原则，改“一面提示”为“两面提示”。“在新闻报道中，只要遇到冲突，遇到矛盾，遇到人们有不同看法、不同观点的地方，就一定要倾听双方的意见，报道双方的真实态度和观点，要给冲突、对立的双方以表达自己看法的平等的机会。”这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律。而不是“墙倒众人推”，只听一面之辞。

其次，坚守报道的客观性原则，禁止添加报道者主观色彩，改“诉诸感情”为“诉诸理性”。司法是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任何感情的主观因素的添加都有可能带来天平的倾斜，进而影响司法公正。因此，媒介在进行法治报道时，应该主要采用“冷静的摆事实、讲道理，运用理性或逻辑的力量来达到说服的目的”的方法，即“诉诸理性”。

最后，新闻媒介应当充分认识自身公益性特征，将法治新闻报道的功能定位于消除“知沟”，而非商业炒作。新闻媒介由于具有“引导舆论”的特殊社会功能，就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我国的新闻媒介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更应当充分认识到自身公益性的特征，将法治新闻报道的功能定位在传播、普及法律知识，消除社会“知沟”上来。只有全社会都能充分了解法律知识，舆论才能正确监督司法，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媒介审判”现象。

媒介审判范文第3篇

【关键词】媒介审判；媒体监督；司法审判

“如果舆论最终影响了案件的判决，或许正说明原判决不当，如果判决适当却迫于媒体压力而改判，也只能说明我们距离司法独立仍有距离。” ――范以增

随着媒体的不断发展，媒体的监督力量也越来越不容忽视。近几年来媒体监督司法审判的现象逐渐呈现出扩大的趋势，沸沸扬扬的“药家鑫案”、郑州“张金柱案”、湖北“邓玉娇案”，媒体监督司法审判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媒体加强了自身监督意识积极主动参与司法监督？还是司法机关审判失准以致被媒体抓个现形公之于众？无论是媒体还是司法机关，在这个过程中两者必然发生了碰撞。这个碰撞是否会使媒体监督影响到司法审判的独立，确实是个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媒体监督权的滥用――媒介审判

（一）媒介审判的概念

“媒介审判”又叫“新闻审判”、“舆论审判”，指新闻媒介利用其公开传播的新闻报道或评论，干预、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其表现方式主要是媒体超越司法程序对正在审理的案件的案情分析、案件定性、涉案人员定罪量刑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公开的判断和结论，以其明显的倾向性引导受众，形成一种足以影响司法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其公正性。其实质是以新闻自由干预司法独立，以道德评判取消司法审判，以媒介的“话语强权”代替舆论监督，对于建设和谐有序的民主法治社会，有着极大的负面作用。

（二）媒介审判产生的社会背景

媒介审判的产生，掺杂着各种复杂的因素。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三个部分的交叉作用，司法机关、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相互影响。

1. 司法缺位。司法制度的设计和执行上存在漏洞，同时又由于管理的不严格滋生着腐败。大大损害了司法公正的形象，减损了司法审判在公众心中的权威，让公众对司法机关是去信心而转身将希望投于媒体。一位长者曾形象的概括公众的这种心理：“上诉不如上访，上访不如上网，上网不如上吊。”

2. 公众法治观念缺乏。传统的人治情结深深根植于公众的观念中，公众在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常常首先想到有官方色彩、社会影响力大的媒体，想借助其的力量来为自己伸张正义。因此，到现在许多公众一直相信：“找法院不如找记者”，这实为受人治观念影响下的法治观念的缺乏。

3. 媒体权利滥用。当前我们国家的媒体素质参差不齐，同时又缺少司法机关的相关制度的约束，以致于媒体越位、滥用权利。媒体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惜牺牲公众利益，不实报道和非公正评论，利用“爆米花效应”，利用公众激愤情绪干预司法审判，影响司法独立。

二、媒介审判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媒体监督权来源法律中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法律赋予公民批评、建议的权利，而媒体作为公众的“耳目喉舌”，宗旨之一就是反映公众的诉求。因此，新闻媒体也就拥有了相应的法律监督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监督司法机关工作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司法腐败。而媒体审判则是对媒体监督权利的滥用，部分媒体工作者打着媒体监督的旗号，在滥用监督权的庇护下，胡作非为、进行不实报道，干预司法独立。加剧媒体与司法独立的冲突，扭曲了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未审先判”严重亵渎法治原则，误导受众，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破坏法治体系。

三、正确引导媒介审判与司法审判走向平衡

（一）司法对策

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增加透明度，树立司法机关权威。开放信息公布渠道，增加司法机关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在维护司法公正的前提下，鼓励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对司法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加强立法层面的规范，强化对新闻媒体的约束。目前我国，缺少对新闻媒体的制约体制，导致新闻媒体权利缺乏有效限制。因此，加强立法层面的规范，制定一部相关法律是有必要的。

（二）公众法治意识的提高

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降低公众因缺乏法律知识而受蒙蔽的概率。增多公众对司法活动的参与度，一方面有助于公众了解司法审判的过程，理解司法机关工作，提高法治意识。同时，也增加了公众对司法机关的监督，督促司法机关提高司法能力。

（三）媒体对策

对新闻媒体的规范，既要防止媒体监督权利的滥用又不能过分限制了新闻自由，避免“寒蝉效应”的发生。这要求，媒体自身加强自律性，提高媒体工作者自身的素质，提高整个媒体队伍的职业素养。做到对司法审判活动“参与而不干预，到位而不越位”。同时，制度层面考虑到媒体作为监督者的特殊性，给予新闻媒体合法范围内的最大自由。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伦南所说：“言论自由要存活，就必须有呼吸的空间。”因此，应保留新闻媒体必要的呼吸空间。

媒介审判对司法审判的影响是弊大于利的，特别是极大的损害了司法审判过程中的司法独立，关于如何保障司法独立我国学界是存在分歧的。一部分学者主张学习西方司法的绝对独立，高度保证司法的独立性。现实情况中，我国和西方在这些方面是存在较大的差距的，应重建媒体监督与审判独立之间的关系，寻求两者的平衡，最终达到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 慕明春.“媒介审判”的机理与对策[J].现代传播， 2005，1（132）：65-66.

[2] 宋玉岩，王大为.浅析媒体审判与司法公正之关系[J].法制与社会，2010（09）：139-01.

[3] 王丽娟.媒体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重构[J].法制与社会，2013，（11）.

媒介审判范文第4篇

【关键词】媒介审判；形成机制；消极影响；司法公开

一、媒介审判的概念及其特征

“媒介审判”（trial by media or trial by public opinion）一语出自美国，指新闻舆论超越司法程序，干预、影响司法独立和公正的现象，也称舆论审判或报纸审判。

从“媒介审判”的定义和我国当前受到新闻舆论监督的案例来看，“媒介审判”具有如下特征：

1.新闻媒体在报道中往往站在“正义者”的角度，扮演法官的角色，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做出判断；或者对尚未判决的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的判断等结论；

2.在报道方式上，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往往对案件作煽情式报道，刻意突出某些事实，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的憎恨或者同情一类的情绪。

3.在消息来源上，并不仅仅局限于党和政府召开的新闻会、说明会。为了找到所谓的“新闻眼”，媒体记者往往穷尽一切可能，围绕犯罪嫌疑人的所有关系展开调查，然后凭借自己的想像编造案情，主观推动案情向前发展；

4.往往对“新闻事件”进行长时间、大容量、一边倒的宣传和炒作，形成一种齐声挞伐的舆论氛围。

二、媒介审判的产生机制及其原因

1.媒介审判产生的机制

一般来说，舆论效果的产生分两步。首先，新闻媒体通过报道让公众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其次，公众依据所收到的信息产生对这类事件的独立看法和意见。在这两个阶段中，媒体不仅扮演着“信使”的角色，也扮演着受众“导引者”的角色。

2.媒介审判产生的原因

新闻报道与司法审判各以其独特的方式运作，各有其不同的判断标准和运行规则，“新闻舆论监督偏爱‘接受美学’的理论，喜欢按照社会关注的热点并利用民众蕴涵的激情去创造轰动效应；而司法审判遵循‘距离美学’的原则，宁愿与公众保持一定距离并经过独立冷静的理性思考来体现法律的精神。因此，产生媒介审判的详细原因可以做如下归结：

（1）价值取向不同。媒体作为社会公众的代表，追求的是社会正义，侧重于结果公正；而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总是利用专门的法律技术以一种程序化的方式定纷止争，相比较而言，更加侧重于程序正义。

（2）运行机制不同。媒体总是追求新闻传播的典型性和时效性，试图通过主动出击报道新闻事实，传播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以期形成一股舆论的力量来引导公众，在此过程中，“议程设置”和“把关人”的角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事实认定方式不同。新闻事实往往是通过个别采访所得，描述案情时往往是渲染煽情，以满足观众猎奇心理，追求轰动效应；法律事实则是规范的证据来源和经过严格逻辑推敲的证据链条方可认定的。

（4）判断标准不同。媒体往往以社会道德作为评价事实的标准，其刑罚观念还停留在“报应主义”的肤浅层面，故而常常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表述；而法院裁判案件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且有严格的法理逻辑推理来支持其结论，司法机关除了要救济被害方、惩罚犯罪之外，还要尊重被告人或者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实现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任务。

三、媒介审判的消极影响

媒介审判因其报道的方式或时机的不当，极易影响正常的司法程序，损害案件当事人的正当司法权益，破坏国民心目中的司法权威。从宏观上来说，媒介审判的消极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司法独立受影响。传媒在我国大多属于事业单位，其被定位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其所表达的观点更容易因信任而获得支持。

第二，司法公正受影响。由于社会舆论的影响，法官潜意识里会倾向传媒偏袒的一方。法官不仅要让裁判符合法律，也要让裁判符合民意，因为在更多的时候，符合民意意味着承担更小的风险。

第三，司法权威受影响。一方面，法官为了达到顺应民意的审判效果，大多重视传媒的报道。另一方面，民众一旦意识到传媒报道的影响力，不免会滋生寻求传媒救济的心理。

四、杜绝媒介审判的制度构想

杜绝媒介审判的发生，实现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审判的良性互动，除却司法制度本身的完善之外，还可以从新闻舆论的角度出发加以努力，结合国外可行性经验，提出以下建议：

1.对新闻监督自由的保障机制

第一，为媒体监督司法行为提供广泛的空间，使绝大部分司法行为都可以成为媒体评说的对象。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多次强调，要坚持司法公开，满足诉讼当事人和人民群众对于诉讼信息的渴求，司法改革应积极回应上诉需求。

第二，保证媒体正当履行职责的行为不受追究。这需要新闻法的尽快出台。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冲突使我国的新闻法出台显得日益紧迫。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基本法律犹未出台，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各界的强烈呼声从未间断。

2.对新闻监督自由形式意义上的合理限制

第一，对新闻媒体监督司法的范围上的限制，其监督范围包括：司法机关对于应当追究的案件而不予追究；司法机关知法违法，判决结果或诉讼程序显失公正的案件；行政干预司法的案件；办案人员非法取证，造成的冤假错案。

第二，对新闻媒体监督司法的时间上的限制。在对案件进行报道时，只要与诉讼同步，不超越程序抢先做有罪或无罪、胜诉或败诉等方面的预测和推断，只就事实进行报道就可以了。

3.对新闻监督自由实质意义上的合理限制

为了使新闻监督不至“越界”，需要牢牢把握以下实质原则：

第一，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司法工作监督要全面客观公正，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自觉维护司法权威和司法独立，并且对具体案件的报道与评论要全面客观公正，要反映当事人双方的意见和观点，不做片面性、主观性和倾向性的报道。

第二，坚持尊重司法特殊性的原则。司法权与其他权力有很大不同，具有公开性、独立性、程序性、权威性、终结性等特殊属性，独立性是司法的生命，新闻自由必须尊重司法的独立性，绝不能肆意干涉司法，影响司法独立。

第三，坚持报道与评论分开的原则。所谓报道是媒体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客观事实作如实的描述和反映，它本身并不加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主观认识，而评论则不同，它不仅仅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客观事实进行报道，更主要的是还加入作者的分析评价。i

注释：

i张振华.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关系[J].青年记者，2007（16）.

【参考文献】

[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2]张允若.外国新闻事业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萧瀚.法槌十七声[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4]贺卫方.运送正义的方式[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2002.

[5]张千帆.宪法学导论与运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6]王艳.新闻监督与司法独立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4.

[7]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媒介审判范文第5篇

一、媒体对于司法案件的不规范报道

作为社会公器，媒体必须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事件，司法案件更应如此。但在传媒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一些媒体过度追求噱头和影响力，不注重真实性与客观性，对报道内容缺乏规制。虽然有《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守则》等行业自律性条例，但由于不具备法律效果，约束性不强。

二、媒体与司法机构的制度性冲突

媒体与司法机构的制度性冲突是造成媒介审判现象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媒体与司法机构都存在着先天性的制度冲突，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构具有独立审判的权利，不受个人、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干扰与影响。而媒体作为社会风险的瞭望者，理应行使监督司法公平、公正的权利。司法机构不希望媒体过多地采访报道，以此引导民众舆论，进而影响审判过程。媒体则希望利用自己的报道追求司法公开、公正。司法机构审判案件是一个持续的静态的过程，而媒体的新闻报道即追求新颖又要求时效性。所以媒体与司法机构往往处于一种对立冲突的关系中。当媒体将本来没有定性的案件信息先于司法机构公布于世，并直接影响案件的判决结果时，就会产生媒介审判的现象。

三、媒体从业者的法制意识淡薄

媒体从业者法制意识的淡薄，往往也是造成媒介审判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媒体从业人员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以至于在盲目追求新闻时效与新奇性的同时，全然置司法程序于不顾。

作为报道司法案件的媒体从业者，有必要了解一些基本的司法常识，比如我国司法审判的“两审终审制”、“回避制度”等。有这些常识为基础，就能避免媒介抢在司法机构之前对案件与涉案人员下定论，也有利于保持司法独立与新闻报道的公正客观性。自然而然，媒介审判的现象也会因此减少。

四、法律体系的不完善

法律体系的不完善是导致媒介审判出现的另一大原因。在英美等国家，针对媒介审判这一现象，有专门的法律予以规制。比如在美国，对传媒越权审判的处罚主要是藐视法庭罪。如果媒体不遵守法官的指示，拒绝披露信息来源或者提供其他的证据，那么他将因为蔑视法庭而受到严厉的惩罚。事实上，几乎所有直接干扰法庭正常审判程序的活动都可能被认为是蔑视法庭。蔑视法庭的惩罚是罚金、监禁或者两者并罚。但在我国，目前除《广告法》和《著作权法》外，还没有专门用来规制新闻事业和活动的法律规范，这为媒介审判的制约和处理留下了法律空白。

媒介审判范文第6篇

关键词：现代社会 人权保障 新闻自由 司法独立

前言

早些年，震惊全国的“张金柱案”，当张金柱面临自己的末日时哀叹道：是记者杀了我。有类似感叹的不只一人，包括后来“张军案”和“蒋艳萍”案中的主犯，在我国这叫舆论监督的威力。中央台的《焦点访谈》曾担纲过舆论监督“急先锋”的典范角色，吸引着3亿人的眼球，发挥着“群众喉舌”“政府镜鉴”的重要作用，但也曾有部分报道对司法产生着消极作用。西方把新闻媒介通过报道和评论影响司法审判的现象称为“媒介审判”（trial by media）。英美、大陆两大法系的法治国家在高擎 “新闻自由”大旗的同时，都反对“媒介审判”，或专门制定《藐视法庭法》或单辟“藐视法庭法罪”以拒斥、惩戒“媒介审判”现象，以捍卫“司法公正”这一最后防线。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谁要新闻媒介地位隆显，成为“第四机构”呢！但司法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公共活动，公众享有知情权，公众了解司法审判活动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保障司法公正。公众（包括大众传媒）、法院和诉讼当事人三者存在着多重矛盾：公众和媒介具有知悉案件审理过程与结果并且就此发表意见的欲望和利益，希望能够不受限制地旁听、报道、评论；法院负有保证诉讼当事人接受公正审判的责任，有维护自身权威，司法独立的尊严等要求，允许公众和记者合法旁听和报道，但同时要求他们尊重司法独立和公正裁判，服从约束；诉讼当事人则有着保障自己接受公平公正审判，维护自身人权和法益的要求。人权保障、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如何平衡与契合，如何实现良性互动，促使人类社会迈向民主、自由、公正、理性、有序的理想状态，引起了社会广泛而深入地思考。

一、“媒介审判”现象须知

（一）理论背景

人权 人权亦即基本权利，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的、起码的、最低的权利，也是为满足人们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要求的最低的、起码的、基本的权利。1948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人权被认为是彻底的、纯粹的、人之作为人，人之只作为人就应享有的权利。或概括为“人类做人的必要的条件”揭示出了人权作为自由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所不能缺少的东西，离开这些条件，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从人权的内涵出发，人人都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平等主体，也是自己的主人，应当享有与这种主体地位相称的价值和尊严。每个人都有权以一定的形式参与到社会和国家事务的管理中去。每个人除了受亲自或经由代表制定的行为规范的约束外，不受任何其他形式的强制约束。徐显明教授进一步提出，“法治的真谛是人权。”[1]他认为，言民主而不言法治，言法治而不言人权，则民主与法制都是虚假的。21世纪中国法治的发展，将取决于我国平等权、财产权、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这五大权利群体的进步与发展。人权进则法治兴，人权滞则法治衰，百世不移。我国制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意味着一个人权重塑时代的开始，人权内容的丰富与发展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运动。所以黑格尔说“‘人权’并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著名功利主义者边沁，在评论美国和法国的“人权宣言”的时候也说，其“天赋之论”完全是胡说，“自然权利根本就是胡说，绝对的自然权利是利用玩弄辞藻的胡言乱语。”[2]由于人权的对应面不是自然，所以人权也不是来自于自然。人权来自于人民自身，并且只能来自于人民自身，是一切人对于他所处的社会的政府而享有的权利，主要是用于限制政府、约束政府、要求政府作为或不作为而承担的某些义务。

新闻自由 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新闻有没有自由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称得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世界各国对新闻自由内涵规定各有差异，在日本，日本新闻协会对新闻自由有一个权威性的定义，即两个自由：第一，任何势力也强制不了的符合事实的报道和评论的自由；第二，为此目的而接近新闻出处，采访新闻的自由。在美国，新闻自由包括采访自由、通讯自由、批评自由、出版自由和贩卖自由。1951年，国际新闻学会综合了各方的意见后，提出了衡量新闻自由的四条标准：采访自由、传递自由、出版自由、批评自由。[3]采访自由指记者对任何新闻事件有采访、了解、发掘新闻事实的权利，政府机关，有关部门和个人应给予方便，而不应进行任何干扰。传递自由指无论新闻事件发生在什么地方，记者采访所写成的稿件，首先必须传递到所属新闻机构的编辑部，方能进行新闻传播的其他程序。如果传递受阻，将被视为对新闻自由的触犯和违反。出版自由指报纸的出版和发行，如果这方面受到限制或发行受到检查，此项自由即遭破坏。批评自由指允许每个公民有思想、言论自由，可以自由表达各种意见，评论时政、批评政府的政策和官吏的不法行为。可见新闻自由是社会自由的重要内容，它和政治自由、思想文化自由密切相关。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各国宪法的基本原则。1994马德里会议文件《关于新闻媒体与司法独立的关系的基本原则》规定新闻自由对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至关重要，表达自由（包括新闻自由）是每一个民主社会最重要的基础，媒体有职责和权利收集情况，向公众传达信息，并在不违背无罪推定的前提下，对司法活动包括对庭审前、庭审中和庭审后的案件进行评论，而且对评论的权利不应予以任何特别限制，除非其违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我国《宪法》中也明确规定了与新闻自由密切相关的言论出版自由。

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现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斗争的胜利果实，其代表人物孟德斯鸠认为，国家权力应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由三个机关分别掌握和行使并彼此分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垄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同一个人或者重要人物，贵族或者平民组成的同一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正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4]司法作为惩罚犯罪和裁决权人争讼的权力，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国家权力。孟德斯鸠指出，这种权力应具有独立的超然的禀性。他还曾经把司法权同行政权分立作为自由存在的前提，把司法权同立法权的分离作为公民生命和自由的保障，这是很有见地的。[5]司法独立确立后被奉为现代社会的宪法原则，司法被视为一个国家和平时期的最后一道防线。它的公正与否维系着国家的安危、社会的安宁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而司法的公正性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具有和能否保持其独立地位。我国宪法第126条和第131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通常认为司法独立首先是法院地位的独立，然后是法官司法人格的独立。“对其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识有控制权”[6]故制度的设计与安排都应以此为突破口。根据《世界司法独立宣言》和《国际律师协会关于司法独立最低限度标准的规则》，司法独立最低标准应当包括四个不可分割的基本方面，即实质独立、身份独立、集体独立、以及内部独立。实质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和目标，指法官在履行审判职能以及制作司法判决书的过程中，只能按照法律的要求及其良心的命令。[7]

（二）人权、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内在联系

前面我们从静态角度简单地阐释了人权、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的内涵和本质，那么这三者作为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车轮，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任何社会群体告别独裁、专制，走向现代社会，自由、公平、正义、民主就成了社会的共同利益价值取向，维系社会在秩序中运行的最高准则，国家社会（专制时代家国合一）的一元结构，必然走向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在二元结构的社会中分解权力集中、打破政治资源垄断，制衡之术成了现代社会治理的至上手段。一是政治国家内部社会之间的制衡，二是市民社会对由其产生的政治国家社会的制衡，表现为监督。所以柏拉图说：“绝对的权力对行使这种权力和服从这种权力的人，对他们的子孙后代及其后裔都是不好的；这种种企图无论是以任何方式都是充满灾难的。”[8]在“二元结构”社会模式下，人权、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是社会前进的三只车轮，人权是开辟方向的第一只车轮，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是两只相互平行的车轮。（如图）人权之轮向前驶进，开疆辟土，新闻自由之轮奋然践行，摇旗呐喊跟进；司法独立之轮一手擎利剑，一手托天平，环顾四野与新闻自由之轮齐头并进。

在三者关系中，人权是首位的，是现代社会制度之圭臬，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是由其直接衍生和催生的，而二者又通过实现和保障手段反作用于人权。这从人权的产生理论中可以得到解释，人通过劳动把自己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从而获得类特征，成为自然界主体后，每个人不论如何，只要他生活在社会中，便为他人做出了一大贡献：缔结、创建社会。任何人的其他一切贡献者基于此！所以缔结社会在每个人所做贡献中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因而潘恩说：“社会并未没送给他什么。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个股东，从而有权支取股本。”这种权利就是每个人因其同样是缔结社会的股东之一而应平等享有的权利；是每个人因其同样是结成人类的一个人而应平等享有的权利。这种基本权利叫人权。[9]可见人权是基于维系社会存在而产生的权利，是权源，是一切权利与权力的乳母。

生存与发展这种基本人权得以满足后，人必然追求更高级态的人权，如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权利，言论或称思想表达自由便成了满足基本人权后的人的必然追求目标。人们要有效地行使思想表达自由，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传播媒介，并拥有知悉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信息的权利。基于此，便衍生了新闻自由权和知情权。媒介是大众行使思想表达自由和知情权的载体和代议性的组织，媒介应属于人人，但人人不能办报。社会个体把自己的言论自由权浓缩转化为新闻自由权委托授权给供职于媒体从业的记者、编辑行使。所以新闻自由要忠于真实、忠于大众；以及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和“社会公器”的角色定位，理论依据皆源于此。人权产生后，人权的发展和实现谁来保障，不同个体的权利相冲突时何处救济，谁来公允裁决？寄望于“自然权利”自然的“天行有常”的规律吗？信任于“人的理性的力量”吗？结果往往让人失望。中国“”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砸烂公检法”，结果人权荡然无存。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破产，“社会责任论”的出笼，就是很好的证明。托信于政府吗？“政府就是一个必要的恶”，具有天生作恶的倾向，行政权力的日益膨胀，已侵入私生活让人窒息，一个人从出生、上学、结婚、生育、工作，搬迁乃至火化入土都在政府的掌握中。人权本来就是约束政府的、制约政府权力蔓延的防火墙，托信于它，人权必将如泥牛入海。因此保障救济人权便催生了独立和中立的审判权，即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权一降临社会，从它的第一声啼哭起就得以维持法律尊严和公正，保障人权成为其永不变节的唯一己任。

在人权麾下并肩而行的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两者之间并不是没有联系。新闻自由权的行使，知情权的主张，要求司法部门的审判活动走向公开。面对记者的镜头和笔头的入侵，只要没有突破司法独立的生命线，即使是不胜其烦，司法部门也必须容忍。因为新闻记者有采访的自由，知情权要求国家机关一切公务活动公开，接受监督。媒介代表的是最广大的社会公众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表达自由。诺兰说得好：“言论自由的代价是，有许多这样的思想会发表出来，它们不仅不正确，而且从长远看来还会有助于那些有害的行动。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昂贵的代价。但是如果不付出这一代价，那么我们就得准许一个社会或社会中某些强权组织有权随时排除那些他们感到不能接受的观点。这种权利被滥用的可能远远超过对言论自由权的滥用。”[10]另外，英国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还应以人们能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这不仅是审判公开的法理根源，也可视为新闻监督的理论基础。但是新闻自由权的行使必须做到既不能侵犯、蔑视司法权，更不能越俎代庖。传媒在靠近司法近些，再近些，近到可以伸手褫下司法尊严神圣的法袍的天然欲望，必须得以遏制。媒介必须自律，得以“登堂”不可强行“入室”。在言论、新闻最为自由的美国，资深记者们常常感叹道，“记者和编辑都不得不学会像妈妈站在背后监视自己一样写作。”可见两者的距离是必要的。现代国家都视它们为宪法精义，文明社会难以取舍、最为珍贵的权利。虽然两者存在着“侵入”与“排斥”的关系，两者的终极目标却是一致的：维护社会公正、保障人权。司法独立通过忠于法律，追求法律上的公正，传媒通过激发舆论评判，追求道德公正，两种“公正”在实体和程序上会有些差异，且实践过程必须维持和允许差异存在，但二者殊途同归于人权保障，人权的保障蕴含和实现在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中。

二、规范“媒介审判”现象之务行

前面在理论上对人权保障、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进行了阐释，并着重分析了三者的关系。下面我们就从具体运行视角来分析，为我国现实实践进行有益的探索。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批评建议权和知情权，传媒虽不是法定的监督机构，但传媒作为公民实现上述三项权利的载体，客观上具有了监督司法效能。新闻监督是新闻自由的内涵的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7条规定，法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接受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我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三部分中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审判之前作定性、定罪和案情的报道；公开审理案件的报道，应符合司法程序。”以上就是我国新闻媒体介入司法的现行规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则说：人大及社会各界的正当监督是对人民法院工作的一种有力支持，特别是目前人员状况下，相当一部分法官自律意识弱，自律能力差，如果没有来自外部和内部的“他律”，确实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对包括人大监督在内的一切合法监督表示欢迎。现实中，由于法官司法人格不独立，法官价值取向政治化、法官管理行政化、法官构成非专业化、法官与社会关系亲密化，导致我国司法独立尚停留在理念层面上，并未深入到实际运行层面，各级当权人物对司法的干涉时有发生，司法队伍中腐败现象也大量存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大沿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就是生动写照。[11]总之，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已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与尊严。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12] 可见新闻监督已成当务之急。

几十年来，我国新闻传媒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党报”、“党台”、“行业机关报”的特点，从法理上看，中国传媒官办性质，其监督权与其说是公民权利的延伸，不如说是政府权力的扩张。浓郁的官方色彩，媒体的权威较高较集中地代表着某种令被监督者不可忽视的信号。传媒报道又经常导致高层领导人的批示，批示下来，党政部门便紧急磋商，“高度重视，限期解决。”况且我国还有专门“内参”的形式影响着司法独立，更有可能给直接参与审判人员造成压力，结果将法律活动道德化、政治化、使法律的运行变成隶属于政治和道德的活动。

“机关报传统对于传媒的负面影响不仅仅体现在特定系统内的问题难以被隶属于本系统的媒体所揭露，而且这一事实本身更显示出同样的腐败问题难以得到同样的揭露与惩罚。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而言，对于不当行为的惩罚固然十分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惩罚应当是平等实施的”[13]审判公开，引进新闻监督这束强光照射以防司法腐败和不公。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但传媒的角色必须是“社会公器”，浓厚的官方色彩会与它监督的作用背道而驰。虽然，目前我国媒介已开始由“宣传传媒”逐步向“产业传媒”进行转变，但完成的仅仅是经营模式，其“官方”背景并没有改变，况且这种以官方政治资源为依托走向市场的做法，本身就违背了平等、公正的市场准则，对其他行业来说是一种不正当竞争。因此我国传媒必须进行社会化改造，斩断其与官方政治权力的“脐带”，还其“社会公器”的原角色，成为介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中间结构和纽带，行使社会正义守望者的职责。各级党委政府可以保留一份传媒作为宣传工具，但不能走向市场，不能行使监督司法的功能。鉴于目前西方的商业媒介号称独立，却无法独立于自己的老板，私有商业与社会公器的矛盾日益突出，另外媒体公意表达和众意表达相左，表达自由以及其中包括的新闻出版自由、传播自由等都是每个个人的自由，但新闻活动又是一项高度组织化的群众活动，使新闻自由面临困难重重。[14]我国传媒的社会化改造，应采取“福利股份”途径。即把媒体的有形无形资产总额，折算成股份平等地免费分配给其所在区域的公民，由媒体股民选举董事会按现代公司管理模式经营管理媒体，不同媒体的股份可以相互转让，使公众选择自己喜欢的媒体。在制度设计上应不允许控股行为的存在，媒体股民根据其对媒体的贡献可增加股份，但有严格的限制，超过一定数目，就变现支付，减持股份，保持媒体“社会公器”的角色。同时任何公民不得转让法律所规定其所持有的最低数额的媒体股份，因为这是代表着他言论自由的人权。 这样一来，就解决了西方新闻自由中私人商业与社会公器的矛盾和公意表达与众意表达的分野，大众传播作为思想意见市场的特殊地位，和大众传播的独立性、自主性、多元性都得以实现。作为一项宪法权利的新闻自由，其监督功能便可切实地得以释放，官员将谨守节操，权力循规蹈矩，社会健康价值得以弘扬，冤情得以疏导，社会稳定而有序地运行，并逐步趋于理性。

媒体介入司法既必要又正当，但我国传统的忽视司法独立，实行舆论审判的积习必须彻底抛弃，“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类的定性定罪的主观渲染报道应从媒体上彻底地销声匿迹。“司法独立决定着司法者与法律的接近程度，设立法庭的目的就是创造一个与社会保持适度距离的隔离空间，相对隔离各种公权力，社会势力、社会情绪对法官的指令、干扰和影响。”[15]美国法学家享利•朱斯认为：“在法官做出判决的瞬间，被判别的观点，或者被任何的外部权势或压力控制或影响，法官就不复存在了。……法官必须摆脱胁迫，不受任何控制和影响，否则他们就不再是法官了”。

那么，司法独立和传媒自由如何构建一个平衡合理的良性互动模式呢？

（一）媒体：有所为有所不能为，此时能为，彼时不得为，相对而为，保持中立。

在立案、侦查、和审判的任何阶段，新闻媒体都可以对案件进行报道，但不同的阶段对报道应有不同的要求。在法院判决前，媒体应坚持客观公正报道，平衡报道，不得有所侧重；新闻用语应坚持用中性语言，不能用感彩强烈的词语，更不得用擅自作法律意义上的定性、定罪量刑的专业术语。不得以报道侵害侦查权，破坏司法程序，如对不应报道的细节加以报道，不应公开的变相公开报道，司法机关未认定的证据材料，媒体不得向社会公开。媒体更不得发表对案件实体问题有倾向性的评论，以煽动激发一边倒的舆论。对于程序问题，如果发现公安人员、检查人员或审判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等行为时，只要证据确凿，可立即予以报道并就此发表评论。这体现着对司法公正的维护，又遵循了报道与评论相分离的原则。媒体将事实和评论混为一谈，不为人所察觉被葡萄牙一位最高法官视为传媒最为严重的邪恶之一。[16]在诉讼过程中不得采访法官或陪审人员，法官公开评论不仅不适当，而且还将导致一个合理并知情者质疑法官的公正。法官和媒介分享对未决案件是非曲直的看法时，公众对司法完整和公正的信心就受到严重削弱，并将削弱伯克所恰当认为的“公正法官的冷漠中立”。[17]新闻媒体可以向法庭要求获得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等以外的所有公开审判案件的法律文书。在案件审判结束，媒体在客观报道案件的审判结果的同时，可以发表评论，媒体有发表公正意见的自由权利，放言评判审判结果的公允、偏差，追求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契合，以一种社会力量发挥纠错功能。英国，是一个决不允许法院以外的“媒介审判”的国家。斯蒂芬•劳伦斯被杀案中，《每日邮报》在案件审结，嫌疑犯罪名不成立后，在头版刊登5人特写照片指认为杀人犯，并刊发社论《我们为什么坚定不移》，却并未被指控蔑视法庭，因为是在法庭审理之后。[18]法官这时应容忍媒体的评判，社会舆论的检讨，是非褒贬任由公道评说。社会赋予了法官中立、独立的裁判权，高尚的司法人格的同时也应相伴而生一些义务。法律也应保障这种“意见的自由市场”，政府的责任是既不压抑也不影响意见的形成过程，全面而自由的辩论将会揭示谬误并使得没有人相信它。这种评论自由可以把社会冲突从“暴力的水平”提高到“讨论水平”。现代社会应当有这种海纳百川的气魄，即便有大量不同的反对意见存在，以致不使有价值，最可宝贵的声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司法给媒介以新闻自由的空间，也给媒介提出了要求。新闻单位应配备专门的法律事务人员，同时还应提高记者编辑等媒体人员的素质；懂法、自律的才有真正的自由。

（二）司法部门：公开审判，欢迎监督，捍卫独立司法

为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新闻自由权中的监督，司法公开应是无疑义的，我国从1954年《宪法》开始就规定了司法公开的原则，但几十年来的实践已经表明，要真正做到审判公开并不容易。笔者认为公开审判主要在刑事和行政案件中；民事案件除非是集体诉讼，应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不愿意公开的应不公开，媒体应慎入，这既是对私权的尊重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追求和谐，反对争讼。中国人有以无讼为荣，诉讼为耻的传统，人们尽量地避免诉讼，在重人情讲关系求谐和的中国社会，诉讼过多会被人视为“刁民”而远之。另外，法律规定不能公开的自然不能公开。

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的规定及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监督的实际需要，司法公开应包括：⑴人民检察院的文书；⑵第一、二审人民法院公开审判的案件的审理过程；⑶人民法院作出的各种判决裁定、决定司法文书；⑷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书；⑸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批准逮捕决定书、刑事拘留决定书以及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作出的逮捕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监视居住决定书。上述诉讼文书应当允许新闻记者查阅和如实报道。[19]各种公开审判案件的审判过程应当允许新闻记者采访报道。鉴于法官不得接受采访，司法部门应建立新闻机制，有专门的新闻发言人，作为与媒体对话的常规渠道。建立裁判理由说明制度，并在判决书上公开，以便于新闻报道和评论。案件的处理权落实到独任庭和合议庭，错案责任承担也落实到独任庭和合议庭，以高度强化审判人员的责任感。公开审判结果时，必须保证内容的完整和真实，要详细公开每个参审法官对其参审案件的意见，（判决以多数法官的意见为准），并予以公开，接受社会评判。合议庭的评议是对较复杂的问题进行思维和精力高度集中的活动，类似如“实验室或病房里会诊的过程”，因此法庭可请求新闻媒介对其评议过程进行回避，这也是审判公开程序中确保审判公正的需要。

（三） “人权理念”贯穿始终

我们讨论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如何平衡，目的都是为了确保人权的最终实现。那么这两个这实务部门在实践中如何贯彻“人权理念”呢？《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规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的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鉴于此和无罪推定的原则，刑事被告，就不应被强行剃成光头，穿着在押的专门服装，甚至带着手脚镣铐出现在审判庭，让法官先入为主对他形成“有罪”的影响。被告出现在法庭应当允许西装革履与常人无异的装束。公开审判不得突破涉及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或涉案的案件和性犯罪案件，性犯罪案件受害人受到严格保护，受害人的姓名、住址或图像严禁媒体播放和刊登。法国2001年实施的《保护假定无辜者及受害者权利法》禁止刊登或出版某些法庭认为有损公民人格尊严的图片或照片，包括那些犯罪嫌疑人被手铐铐住的图片以及某些犯罪受害者或灾难受害者的图片。笔者认为这一规定甚为合理，在现代传媒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媒介的影响力实在太大，而影响越大对一些不当侵害公民人格的现象，其伤害力就越大，并且其影响后果往往难以挽回和消除。西方电子媒介进入法庭的艰难历程说明了立法和司法部门对人格尊严保护的谨慎态度。既使现在，传媒最为自由的美国还有近半数的州明文规定禁止电子媒介进入法庭。因此，媒体对未决的案件报道在使用图像时应本着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应广泛使用“马赛克”的手段。文字报道应隐去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人、某些受害者的真实姓名和真实住址。为防止假新闻泛滥，报道中受理案件的公安、司法部门的名称必须绝对真实。西方一些国家警察逮捕人犯时使用黑布袋罩头，这也是一种简便又有效的手段，值得借鉴，这样电子媒介就无须进行“马赛克”处理了。可以保持电视画面视觉效果完好无损。另外，新闻媒体介入案件的报道，必须遵循“即时发表”和“全程报道”的原则。即时发表要求即时报道案件的最新进展。如记者上午拍摄到警察现场带走抢劫嫌疑犯，但下午嫌疑犯无罪获释，如果电视台不去了解获释情况，晚上还报道上午的“抢劫案”，则会侵权；如在下午获释前报道则安然无事。“全程报道”要求媒体一旦进入报道，就要全程地报道过程和结果，半路收兵就会有受控侵权的可能，因为媒体报道了嫌疑犯被捕或受审，却不报道结果，公众就会把嫌疑当罪犯，轻犯当重犯，不实指控当成事实。以致报道对象遭到社会不适当的歧视。

世界刑法协会第15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法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5条规定：“公众传媒对法庭审判的报道，必须避免产生预先定罪或者形成情感性审判的效果，如果预期可能出现这种影响，可以限制或禁止无线电台和电视台播送审判情况”。如果“预期的可能”已经出现怎么办？如何救济被告接受公正审判的人权？美国的下列做法值得我们斟情参考：a.严格审核陪审团人选，确保没有受到新闻报道先入为主的影响的人员入选；b.变更审判地点和陪审员；c.推迟审理到偏见危险消除；d.警告证人在作证前不要看媒介的报道，或者把他们隔离起来；e.把陪审团同社会隔离开来；f.命令重新审理；g.“限制令”限制案件所有人向新闻媒介做有倾向性的陈述和新闻媒介对此的报道。[20]

结束语

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是现代社会弥足珍贵、不可偏废的价值，也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控制手段，双方应是一种相互“敌视”而良性互动的关系，由于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传媒与司法自身的发育都远未成熟，都只作为一种处在“青春期”的社会力量而存在，双方的互动还处于无序之中。中国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的“强人政治”辉煌已去，“精英代议政治”格局来临为“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发育提供了契机，二者可望在我国“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的建设进程中逐步走向成熟.

注释：

[1] 徐显明. 主编人权研究（第一卷）.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2] 蒋建宏. 论人权发展的四个阶段.载于河海大学机械学院学报. 1995年. 第2期

[3] 顾理平著. 新闻法学.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1版. 第212页

[4] 孟德斯鸠[法]. 论法的精神(上册). 商务印书馆. 1961年版. 第156页

[5] 谭世贵. 论司法独立. 载于政法论坛. 1997年第1期

[6] 汉密尔顿[美]等著. 联邦党人文集. 商务印书馆. 1995年版. 第369页

[7] 张剑秋、郭志媛. 传媒与司法的辩证关系. 载于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3期

[8] 柏拉图著. 法律篇. 商务印书馆. 1965年. 第644页

[9] 王海明. 论人权原则. 载于浙江社会科学. 2001年第6期

[10] 转引 同[9]

[11][19] 谭世贵. 论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 载于中国法学. 1999年第4期

[12] 彭庆文. 司法腐败和司法权的制约. 载于光明日报. 1988年1月16日

[13] 贺卫方. 传媒与司法三题. 载于法学研究. 1998年第6期

[14][20] 魏永征等著. 西方传媒的法制管理和自律.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43-45页

[15] 转引自程竹汝. 传媒的公共问责功能与司法独立. 载于政治与法律. 2002年第3期

[16] 徐迅. 媒介的责任. 将报道与评论分开. 载于人民司法. 1998年第10 期

[17] 张千帆选译. 合众国诉微软公司.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2001春季号

媒介审判范文第7篇

关键词:媒介审判 媒介权力 司法独立

“媒介审判”(trial by media)一词来自美国,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碍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审判”(trial by newspaper)。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我国学者魏永征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作为一个舶来品,“媒介审判”在我国也叫“媒体审判”、“新闻审判”、“舆论审判”等。

规制“媒介审判”之论争

对于“媒介审判”是否应予以规制,学界已经有比较多的讨论,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

不应规制“媒介审判”。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应该给“媒介审判”以宽容的态度,让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得到更好的发展。提这一主张的学者在开始主要是新闻界,他们认为“媒介审判”不一定会妨碍司法的公正,从我国现行司法体制来看,法院系统未能实现司法独立这一硬伤,则是导致现阶段司法不公正的根本制度原因。媒体的报道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公众可以了解司法审判是否符合自己的公正标准,是否捍卫着公众的利益。这里的媒体仅是一个信息的提供者,它根本没有能力影响公众对案件的深层判断,更无法撼动根植于民众心灵深处的法律文化。因此,指责媒体报道误导公众舆论,影响甚至导致司法不公正的说法也是难以成立的。①现在越来越多的法律学者,特别是诉讼法学学者认为应当“在言论自由和司法公正、独立这两个价值中间更多地鼓励和保障前者”②。综合很多学者的意见,他们反对对“媒介审判”予以规制,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与英美法系中有陪审团负责事实审查的形式不同,我国是由专业的法官负责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专业的法官不应该像未受专业训练的陪审员一样受到媒体的影响。其二,在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倾向于对前者的保护是国际上大多数立法的通例。其三,在我国,相对于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影响,新闻舆论的媒体监督对司法的审判权产生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其四,在一个公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公共权力得到公民权利的严格制约,从长远来看,新闻自由的充分显见,有利于司法独立的最终实现。

应规制“媒介审判”。与第一种观点完全相反的是,很多学者都认为“媒介审判”应予以规制,其主要理由如下:其一,虽然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的专业法官审理不同于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审理制度,但是在心理学领域的成熟研究表明,法官和普通人一样,会因为“首因效应”、“晕轮效应”等一样受到舆论的引导和影响。③其二,尽管我国所处的法系不同于英美法系,但我国诉讼中也是存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而且我国现在推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和理念与国外的陪审团制度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此外,在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议》中第二条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适用范围中就规定,该制度适用于“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这也与新闻媒体常常过度关注的案件类型不谋而合。使得媒体舆论滥用不但会影响到陪审员的审理工作,而且这种影响还会因为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类型与媒体乐于关注的案件类型的交集而处于一种较高的程度。所以说,我国是单纯由法官负责案件审理,而且法官审理案件可以不受媒体舆论的不良影响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④其三,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关系是一种不断调整的历史。如以美国为例,在对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调整经历了从最初以藐视法庭罪和1789年《司法法》对新闻自由极其广泛的惩罚,到1831年《宣明有关藐视法庭罪之法律的法令》,尽管对藐视法庭罪有所限制,但法官仍可惩罚“近乎”、“附近的”妨碍司法的不当言行;再到上世纪中叶以前,只要案件“审理未结”且法官认为出版物之批评有影响司法运作的“合理倾向”即可对其惩罚;直到1941年,美国才确立了“明显而即刻的危险”这一较严格的标准。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调整和培育过程中,在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之间,美国人首先选择了司法独立。因此,对于在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倾向于对前者的保护是国际上大多数立法的通例的观点是站不脚的。其四,“媒介审判”是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滥用,正是我们所说的“媒介审判”的存在,使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有了片面性和局限性。此外,行政权力对司法如此严重的侵蚀少不了媒体的帮助,如果媒体不借助民众的力量对行政权施压,行政的力量也不会那么频繁地干预到司法活动中。因此,“相对于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影响,新闻舆论的媒体监督对司法的审判权产生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的观点也是不对的。其五,从现实情况来看,自1995年的“夹江打假案”到“张金柱案”、“刘涌案”、“蒋艳萍案”,再到近几年发生的“深圳梁丽案”、“杭州飙车案”、“湖南罗彩霞案”、“湖北邓玉娇案”等,在这些有代表性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往往是法院尚未开庭审理,媒体的“审判裁决书”已经下达,一些媒体报道与网民评论互相呼应,以带强烈情感色彩的语言描述案件或当事人,从而给审理案件的法官、陪审员施加了某种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压力。如认为梁丽无罪,胡斌应重判,邓玉娇系正当防卫,罗彩霞的受教育权应得到维护。有人感慨于此,甚至用了“全民皆法官”来形容这场近乎癫狂的舆论“盛宴”,“媒介审判”呈愈演愈烈之势。

规制“媒介审判”之机理分析

虽然学界对“媒介审判”是否应该予以规制有不同的观点,但由于“媒介审判”在现实中的负面作用日益明显,对“媒介审判”进行规制的呼声日益强烈,成为一种主流观点,笔者也赞同这种观点,下面就从其他角度来探析规制“媒介审判”之机理。

“媒介审判”超越了新闻自由的权利界限。任何权利的行使都应在一定的范围内运行,任何超越了其权利界限的权利行使都是一种反权利行为,应该予以规制和反对。《刑事诉讼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就是司法独立的原则。媒体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可以行使采访权和公众知情权,这种权利不是绝对的,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行使,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我国在1985年《关于当前报刊在法治宣传方面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二条规定:对于正在侦查、或审理的案件,以及尚未作出终审判决的案件,不要登报刊或上电视;个别必须见报的,要先报道破案、或审理的消息,以后再报道判决结果,不得超越司法程序抢先报道,更不得利用新闻媒介制造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的舆论。在1997年经第二次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三条第四款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判决之前作定性、定罪和案情的报道;公开审理案件的报道,应符合司法程序。显然,“媒介审判”都是这些规定所否定的对象。

“媒介审判”是媒介权力的异化。随着社会的信息化程度越高,人们对媒介社会的依赖越严重,媒介权力的影响也就越大,如今社会的各个层面,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生活,都无法忽略媒介权力的作用。媒介权力可以理解为现代传播媒介是一种对个人或社会进行影响、操控、支配的力量,被称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而媒介权力一旦发生异化,则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这也是任何一种权力的辩证性意义所在。媒介异化则是指新闻媒介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其对立方面转化,成为外在的异己力量,具体的表现形态就是媒介错位、媒介缺位以及媒介越位。而媒介权力异化的形态在媒介审判中最显著的体现就是媒介越位。媒介越位就是指媒介超越了自己的职能范围来行使媒介权力,而媒介审判正是由于媒介以新闻自由为由超越了司法程序,从而影响了司法审判的独立和公正的一种媒介行为,它打着公共利益的口号,行使道德审判之便,将一些本不能随意公开的事件、信息随意地公开,无视他人的隐私和尊严,在“蒋艳萍特大经济犯罪案”中,有报道披露蒋的一些隐私信息标题赫然写着《蒋艳萍结婚就当“一奶”,警惕荒谬“女人价值论”》。未经有关部门的权威认定,媒介就自作主张,用一些出位的、带有主观色彩强烈的字眼进行道德审判,还有的媒介审判则是在司法审判之前或正在进行的时候,抢先对嫌疑人作出定性和定罪的评判,“杀人狂魔”、“首位女巨贪”等字眼充斥于各大报纸的头版,尤其是当多家媒体的宣传形成聚合效应之后,对当事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张金柱在行刑前曾经说“是记者杀了我”,足见媒介的审判已经超越了舆论监督,形成了事实上的权力利剑。

“媒介审判”加剧了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冲突。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两根支柱,而二者本身又是一对天然的矛盾,新闻自由强调通过信息公开来实施对包括司法权在内的社会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司法独立则排斥各种非司法的因素对司法者的指令、干扰和影响。对于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审判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博弈与冲突,有人称之为“一个久远的话题,一对永恒的矛盾”。关于司法的独立性,西方学者将其概括为七个方面:独立于国家和社会各种势力;独立于上级官署;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党;独立于新闻舆论;独立于国民时尚与时好;独立于自我偏好、偏见与激情。⑤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司法者的独立程度决定着司法者与法律的接近程度,司法者独立性越强,就越有可能遵从法律的精神和原则;反之,就越有可能远离法律的精神和原则”⑥。司法者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不得不考虑新闻舆论的反应,影响它“遵从法律的精神和原则”独立作出裁决和判断,其结果必然是司法公正的偏离和丧失。有些情况下,媒体虽然没有顾及法律程序,但是报道中对案情的判断是准确的,但因为媒介审判在前,即使司法审判是独立进行的,公众还是会怀疑审判受到了报道的影响。如宝马车撞人案,虽然最后的审判和媒体的判断是一致的,但经过调查,公众的想法很大程度都是:如果没有媒体报道,司法机关肯定会,这在客观上显然是媒介比司法更管用,司法跟在媒介后下判决,降低了司法的权威,有可能为其他对司法的外来非法干预大开方便之门。

“媒介审判”不利于公众树立正确的法治意识和法律观念。我国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罪行法定”、“程序优先于实体”等观念本来就淡薄,需要新闻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培育公民的法治意识。有些案件,被告人的罪行已经相当清楚,新闻媒介也不应当以为既然他犯了罪,就可以一哄而上,人人喊打,其主张是完全背离现行法律的。有些案件涉案人的行为确实令人发指,但是媒体的“声讨”,非但无助于案件的依法处理,而且只会在民众中煽动一种非理性的情绪,与法治目标背道而驰。新闻媒介应该以客观公正的报道,准确宣传司法程序,报道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包括依法接受公正公开的审判的权利、依法获得辩护的权利,仍然受到保护,唯有如此,才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法治观念的形成和完善。

注释:

①廖金英、谢太平:《“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青年记者》,2005(10)。

②卞建林、焦洪昌等:《传媒与司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③蔡墩铭[台]:《审判心理学》,台北水牛出版社,1982年版,第731页。

④袁佳:《“媒体审判”问题研究》,2009年3月。

⑤卞建林、焦洪昌等:《传媒与司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⑥史尚宽:《宪法论丛》,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页。

(作者为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媒介审判范文第8篇

关键词：互联网；媒介审判；网络舆论；司法独立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8-0032-02

2012年2月24日，一条“网曝安徽‘官二代’横行霸道，恋爱不成将少女毁容”的微博在网络上疯传。该微博称17岁高中生周岩，因屡次拒绝“官二代”陶汝坤（17岁）的求爱，竟被陶坡泼硫酸烧成重伤；凶手陶汝坤的父母为合肥市审计局、规划局干部；因受害人家属拒绝在关于“认可陶汝坤当天积极救治和自首”的材料上签字，凶手父母不再支付治疗费用，受害人被迫出院[1]。新闻一出立即激起了舆论的怒火，网上一片“枪毙凶手”、“深挖背景”、“罪不容诛”，要对灭绝人性的凶手“严惩不贷”的呐喊声。对于这样的情形，让人不禁想起了2011年轰动一时的药家鑫案。网络舆论也如现在一样群情激愤，“轰炸式”的情绪宣泄对司法的量刑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随着网络媒体的崛起，网络舆论具有交互性、隐匿性、非理性、个性化、发帖随意性、真实性差等特质，使网民个体的舆情表达容易发生变化甚至扭曲[2]。这些特点让网络时代的舆论更加复杂与模糊，传统媒介时代就存在的“媒介审判”问题也出现了新的流变。

一、网络“媒介审判”的定义

“媒介审判”又叫“新闻审判”、“舆论审判”，意指新闻媒介报道正在审理中的案件时超越法律规定，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侵犯人权的现象[3]。而笔者认为互联网环境中的“媒介审判”是网络媒体、网民通过网络平台对某些社会性热点问题进行分析调查和评论，从而形成舆论的压力，干预、影响司法独立和公正的现象。

二、网络“媒介审判”产生的原因

（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言论自由化

互联网和其他技术的发展打开了言论自由的魔盒，网络让普通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每个人都可以借助微博、博客等“个人媒体”就热点案件直接发表观点。一般情况下，网民在互联网上注册的身份多用假名、匿名，有了这个保护伞，网民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言论，无需担心是否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任。这使得他们在对舆情案件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缺乏自律和自主意识，缺乏冷静的思考和独立的判断，因此网络舆论存在非理性的一面。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某些现象心有愤懑但是由于害怕遭到压制或者报复很少在公众空间将之表露。在网上人们可以没有顾忌，坦然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热点事件常常成为他们宣泄情绪的出口，网民通过对当事人的讽刺、谩骂和攻击来发泄心中的郁闷，进而有可能对这些事件进行“审判”。网络交互性、裂变式、即时性的信息传播特征，又使得敏感或者重要信息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传播的范围越广，形成的舆论压力越大，就越容易对司法的审判造成压力。

（二）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再加上环境污染、医疗纠纷、就业压力、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造成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社会不满和冲突现象日益增多。在这种官民对立、贫富对立的情境之下，某个特定的司法案件如果触碰到社会公众心中“紧绷的那根弦”，使得事件反映的问题在网民内心深处形成共鸣，往往会点燃或加速弱势群体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和愤怒。在对互联网的日常使用中，这种不满和愤怒感就自然而然地在网络空间内得到流露、集中表达和相互传递。而舆论是公众意见的集合，如果公众对某一案件特别关注，意见特别强烈，倾向性基本一致，就会对司法审判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在 “众口烁金”、“众曰可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舆论氛围下，司法为迎合民意就可能作出偏离法律的裁判[4]。

（三）网络传播——信息的便捷性与低门槛化

网络传播中信息的便捷与低门槛化弱化了媒介组织把关者的权力，社会精英、领袖人物和权威媒体的话语霸权被消解。网民关注的热点与焦点往往成为媒介报道选材的判断标准。媒介组织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上容易受到“多数网民意见”的干扰，从而失去理性导向。

网络热点事件是一定时期内公众广泛关注的舆论焦点问题，许多网络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的眼球，提高点击率，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竞相追逐报道这个热点。由于媒体相互之间竞争加剧，多数媒体不愿因与网民期待相反的言论而丧失受众群体，所以就形成了媒介组织盲目“跟风”或者失语的现象。媒介组织舆论导向功能的弱化使得网络“媒介审判”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从而形成对司法独立的干预。

三、关于防止网络时代的“媒介审判”的一些建议

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互联网逐渐搅活了舆论这“一池春水”，一些重大案件在网络的发酵下相继成为社会“公共事件”。从杭州“飙车”案到哈尔滨6警察打死青年案，从邓玉娇案到轰动一时的药家鑫案，一件件刑事个案在网民的激情介入下，迅速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这都向我们重新敲响了警钟：必须要高度警惕网络时代的“媒介审判”，保证司法的独立与公正。笔者也从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加强媒介自律，以及促进网络舆论与司法的良性互动三个方面提出了关于防止新形态的“媒介审判”的一些建议。

（一）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创造健康的网络环境

媒介审判范文第9篇

关键词：媒介监督；舆论；司法独立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1—01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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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药家鑫案例的司法审判情况

2010年10月20日晚，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深夜驾车撞人后又对伤者张妙连砍8刀致其死亡，此后药家鑫又继续驾车逃逸至郭杜十字路口时再次撞伤行人，遂被群众抓获。经公安机关审讯，暂未掌握直接证据，被公安机关释放。2010年10月23日，被告人药家鑫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在其父母陪同下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2011年1月11日，西安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药家鑫提起了公诉。同年4月22日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药家鑫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并处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45498.5元。5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药家鑫案二审维持一审死刑判决。2011年6月7日上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该案件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剧烈反响，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代表民意的媒介将民众对药家鑫的愤怒扩大化从而迫使法院做出了对药家鑫判死刑的决定。并在不断上诉中仍保持死刑的量刑判决。

通过图1，笔者认为媒体对于药家鑫最终死刑的裁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在下文会对媒体的整个过程进行详细阐述。

二、药家鑫案审判期间民众倾向和媒介的报道倾向

药家鑫案得到社会舆论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引导，因此整个审判过程都是在媒体的高度关注的阳光下进行，审判机关的整个过程应该是公正透明的，对司法机关考验更多的是司法理念问题。而一个最大的争执点就在于药家鑫的自首及其悔过情节和之后提出的“激情杀人”的观点能否成为其减轻量刑的理由，在这个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媒介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宣传造势的能力，将药家鑫的罪行放大化，对其辩护律师所称的“激情杀人”的说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由此给民众营造了药家鑫非杀不可的观点。

一件交通事故引起的刑事案件，在特殊的时间点，被媒体赋予了特殊的含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贫富差距的扩大更是强烈冲击着民众的心态。李刚事件的发生，更是将群众对于富人阶层的不满推向了一个顶点，在这个风口浪尖的时候药家鑫也开着自己的车走到了民众的眼里，必然成为了众矢之的，媒体也随之对其口诛笔伐。

媒体除营造药家鑫非杀不可的观点之外，对于药家鑫的案件还报道了相关的细节内容，而这些细节内容的选择同时也体现了媒体的报道倾向。这些细节也许并不能作为审理案件的有效要件，但通过媒体的渲染，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开始起哄，进而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审理。

自药家鑫的案件爆发伊始，对于药家鑫的细节报道涉及到方方面面。案发之初率先报道的《扬子晚报》就以《大学生撞伤女服务员，发现对方记车号捅8刀致死》，且文章以“其所驾驶的车辆系其私家车，其家庭背景殷实”结尾，直指药家鑫的家庭，宣称其为“富二代”，家世显赫，也有报道称其为“官二代”。更加引起了民众的猜测，煽动了公众的不满情绪，使得“仇富”、“仇官”这样一种现代社会蔓延的不良心态再一次迸发。而后来这些言论被证实为不实报道，大大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而这一造谣的真正受害者却是药家鑫本人。也有媒体通过对药家鑫的成长经历的分析来剖析其犯罪心理，药家鑫从小受到的家教非常严厉，有被父亲关在地下室体罚的经历，高压式的家庭教育让其性格扭曲。中央电视台特意请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通过对药家鑫案外细节的分析及心理测试来探寻其犯罪的根源，同时，药家鑫的辩护律师宣称其的行为可被定性为“激情杀人”，这样的一种论断一时间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而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和民众都呈现了一边倒的情况，认为这种说法根本不能为其进行开脱，一时间，对药家鑫的批评声和希望他能受到严厉的裁决的呼声越来越高，据笔者统计，自“激情杀人”的论断公诸之后，国内著名的媒体（各家省报及腾讯网、凤凰网等大型的网络媒体）对此的相关报道中近70%的媒体在标题上直指其不合理性，其中南方都市报2011年3月24日的报道就以《药家鑫“激情杀人”，法院不能“激情判决”》为题，强调药家鑫不论平时表现再好，但他毕竟杀害了一条无辜的生命，罪行清楚，应予以严惩。更有网民留言直言希望严惩药家鑫，给社会一个公道，以防出现李家鑫、赵家鑫。以下是摘录的网友的部分留言：“基于知识和经验的判断，我们认为药家鑫的死刑判决不会也不可能有悬念，但有的网友‘听到了公正的判决，不由得泪流满面感觉’。”

我们不得否认，通过对这一典型案例的剖析，给天下更多父母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敲响了警钟。媒体分析出药家鑫那双纤细而又灵活的弹钢琴的双手是如何变成了拿起屠刀杀害纤弱女子的血手，归根到底是其家庭教育的缺失所引发其对责任的恐惧。主流媒体的上述报道无疑会吸引更多受众的眼球，众多的民众对整个事件的情绪或谴责、或愤怒、或惋惜、或反思……使得本已逐步平息的嘈杂声再次掀起波澜，本属一起普通的刑事个案演变成社会普遍关注的公共事件，司法机关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会更加谨慎，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民众非常相信死刑的威慑力的国度里，司法机关不得不考虑到民众的声音。

三、媒介监督与司法审判的关系

对于媒介监督与司法审判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应该辩证的看待，首先两者追求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保证并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审判公开是公正司法的有力保障，这也需要新闻舆论的参与，新闻媒体通过对司法活动进行真实、公开的报道，尤其是曝光司法、执法行动中的暗箱操作行为，对监督司法公正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一方面来说，媒介监督在促进司法公平，引导社会舆论方面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而司法尊重媒介监督，同时保护媒介监督。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是在各种权力的博弈与较量中达成的，媒体与司法可以在博弈中互进。同时，司法独立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正如媒介监督也是希望通过这一方式促进社会各方面公开透明，进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从这一方面看，媒介监督与司法独立虽然各自拥有自己的领域，但最终目的是一致的。所以二者是和谐统一、相互促进的关系。媒体的报道与监督，有利于推进司法审判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促进司法审判的公平正义。同时通过媒体的报道让司法审判在公众的视野中进行，保证公众的知情权，也让公众在了解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公开透明中监督司法审判，利于遏制司法腐败。其次，媒介监督报道有利于捍卫司法审判的独立。新闻媒体捍卫司法审判的独立，在报道审判过程中对某些非司法因素对于审判的干涉影响等进行报道，公诸于众，有力地保护了司法审判的独立，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从另一方面来说，媒介监督如若处理不当，就会对司法审判造成干预，从而影响判决结果，破坏了司法独立，譬如许霆案。如若不是媒体的大肆宣传，许霆也会从最终的无期徒刑改到最终的有期徒刑5年，这中间的巨大落差让人跌破眼镜。媒介监督如若越界，将对司法独立有所影响并破坏了司法权威，不利于社会公平。媒介在宣传报道中，常常会让自身的权利有所延伸，甚至延伸过度，使某些报道带有煽动性和倾向性，通过自身强大的影响力，使自己的观点带上民意的色彩，对案件进行预设判断，给法律、法官都形成极大压力，被称作媒介审判。这种预先审判必然给司法独立带来影响，破坏司法独立。例如，在许霆案中，由于媒介的大力宣传报道，对于司法量刑过重的批评，使司法最终进行改判，而这种改判是不完全以法律为依据的，是特例。同时由于别人没有得到相同的待遇，那么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此过程中遭到了破坏。其次，媒介审判对法官有很大不利影响。媒介审判给法官很大的心理压力，使法官不得不屈从于所谓的人民意志、媒体意志。但由于某些不合理性，法官可能遭人非议，给自己的职业理想、职业道德、心理健康和社会评价都带来不利影响。

四、如何规避媒介监督干预司法审判

笔者在上文中着重叙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要如何避免媒介监督干预司法审判，或者说如何避免媒介审判现象的出现呢？

一方面，媒体要客观的报道事实，不带倾向性，不进行预先审判，划清之间的边界，避免主动越位。同时在坚持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媒体要明确自己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广大人民的传声筒，是维护人民自由权利的利益代表者，要正确充分的进行司法监督，维护司法独立和最广大人民和社会的根本利益。媒体应明确自身定位，客观的报道事实，不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言论。同时对司法机关进行正面报道，做到既保护好人民群众知情权、监督权，监督司法公正又不损害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明确好自己的权利界限，不越权。对不公事件和外在因素进行监督报道，为维护司法权威保驾护航。新闻工作者也要进一步提高其整体素质，提高职业道德水平，不做不实报道、夸张报道，做好人民的代言者。

另一方面，司法机关要坚定的握住法律准绳，学会与媒体和谐相处，不能有损法律权威，依法办事。维护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同时，司法工作人员还应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心理承受能力等，要时刻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要善于利用新闻媒体，与新闻媒体成为朋友，通过媒体的作用普法、护法，让群众了解司法权威和司法能力，维护司法独立。同时，对媒介监督要持理解与包容的态度，对媒体对现象的监督等行为表示欢迎，对出现的不良行为进行如实揭露，倾听民声。除此以外，国家应健全法律制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媒介监督有法可依，合理界定新闻监督司法的限度。同时，要进一步扩大司法审判的公开程度，促进司法审判的公开化和透明化，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制度，促进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使司法审判更加公开、公正、民主。

总之，要实现媒介监督和司法独立的良性互动，既要保证媒介的监督权、人民的知情权，又要维护司法独立，树立司法权威，使二者共同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付松聚，张翅.中国媒介审判分析及反思[J].东南传播，2008，（1）.

[2]吴秋余.对“媒介审判”现象的分析[J].新闻战线，2007，（5）.

[3]赵利.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博弈[J].中山大学学报，2010，（5）.

[4]李松.浅议影响司法公正的若干因素及其对策[OL].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006—09—28.

媒介审判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媒介审判 民间舆论 微博

“媒介审判”实际上是媒介职能的一种“越位”。魏永征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在法庭判决前对案情做出判断，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刑期及胜诉、败诉等结论”。近年来，我国存在很多案件，法院尚未开庭审理，媒体便使用“杀人犯”、“犯”、“贪污犯”等定性词汇，以带有情感色彩以及非白即黑的“二元对立”语言，刻板描述案件或当事人，由此引发的民意风暴给审理案件的法官、陪审员施加了种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使独立、理性的司法审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网络时代，微博作为自媒体，因其强大的即时信息功能和互动等优势，能够在突发事件和热点事件中发挥强大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功能，甚至影响司法公正，如何平衡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网络时代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相关案情回顾

微博自诞生之日起便带来了太多的话题，它提高了群众对于新闻事件的参与度，同时掀起了草根民众的情绪高潮。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药家鑫案”，其审理过程中出现的“微博审判”现象值得反思。在此案审理期间，量刑问题是网民关注的焦点，流传于网络的药家鑫是“官二代”、“富二代”、“有背景”等说法，挑动不少人“仇官”、“仇富”的心理①。微博上的很多网民义愤填膺，纷纷“路见不平一声吼”，极力呼吁判处药家鑫死刑，称“药家鑫不死，天理难容”、“药家鑫不死，法律必死”。在这些舆论的推动下，微博上出现了先于司法审判的“媒介审判”。认证微博中各类专家、学者、律师往往也发挥着意见领袖的作用，他们对于微博舆论的导向作用不可低估。

类似的案件还有2009年的“胡斌案”、“邓玉娇案”。在我国，司法权是一项具有排他性的权利，司法权独立行使原则要求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利，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只能服从法律，不受其他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法院宣判之前，微博进行的这种言语审判，有悖于司法独立原则，是对司法独立的干扰。

二、“媒介审判”的产生原因

1、媒介现实的二元建构

媒介现实是对社会现实的“镜子”式反映，但是不等同于社会现实。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在其所著的《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出，我们所说的信息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在《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一书中把媒介的作用归纳为两种：一是“为善”的服务，二是“为恶”的服务。“为善”的服务即指媒体尽可能的接近事实真相，并通过舆论监督和环境监测巩固社会规范，促进社会的公平发展；“为恶”的服务即指媒体出于某种需要有意遮蔽事实真相，扰乱公众视听。然而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出于商业利益的需要，后一种服务在部分媒体上屡见不鲜，误导公众判断，对事件及当事人产生不良影响。

在有关热点事件报道的文本中不难发现，一些媒体在“命题”方面的习惯性做法是，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如好与坏、强与弱、贫与富、民与官，突出事件的矛盾框架，迎合并激发公众经验范围内的不满与愤恨，以实现传播效益的最大化②。这种报道方式在一些网络媒体中屡见不鲜。由于网络信息海量，一些网站的新闻报道为了吸引眼球，提高点击率，刻意强化“二元对立”的报道，企图挑拨网民的敏感神经，制造话题，引围观、造声势。微博的出现，使许多普通网民有机会变成“新闻记者”，他们新闻事件的动态，并且发表评论，参与到媒体对社会现实的构建中来，然而，很多网民不具备新闻采写的专业素质，违背了新闻客观性，其报道中带有强烈的感彩和主观态度，很多时候，事件的真相还不明了，证据还不充分，却已经汇聚了大量的公众情绪，造成了强大的舆论攻势。

网络媒介对于现实的二元构建简化了公众对于案情事件的判断，给公众戴上了有色眼镜，使他们不能客观理性地看待社会现实，看待案件，非黑即白的简单选择对于需要考虑综合情况的案件审判过程来说，是严重不合理的，不仅不利于案件的公正判决而且会加深社会阶层对立，最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2、民间舆论监督的越位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在人人都可以发言的网络社会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网络时代，公民多将网络视为维权的新平台和表达意见的公共场所，公民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权利在网络中找到了空间。微博的出现降低了信息的门槛，缩短了信息与传播的路径和时间，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与高互动性。网民通过微博实现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抒发感想、发表评论的可能，调动了民众的参与热情。从国家大事到民计民生，从政治改革到文化创新，从医患关系到城市管理，网友可就感兴趣的事件或话题提供事实材料、发表意见，同时在短时间内就能得到他人的反馈。

新闻媒介对审判机关进行舆论监督是民主监督形式的一种，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公众通过新媒体平台公共事务监督的能力得到极大提升，各种新媒体舆论监督“越位”的现象也越来越多③。在人人都可以拥有媒体的微博时代，人人都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不代表人人都能当“法官”，都能当“评论家”，网络给公民带来了权利的延伸，但不代表每个人都可以因此而越位。“邓玉娇案”在民意传播的过程当中，经过了层层包装和过滤，一些细节被放大，另一些细节被忽略。如：邓玉娇案件曝光初期，网上曾经流传邓玉娇的杀人凶器是一把发卡，后来流传成一把修脚刀，最后变成一把水果刀，在凶器的认定过程当中，网民显得很无奈，他们恨不得把邓玉娇描写到手无寸铁的程度，但公布以后的事实表明，邓玉娇确系持刀杀人④。“邓玉娇案”中民间舆论对弱势群体的习惯性同情，对行政机关处理公共事件的习惯性怀疑，成为一种网民不自知却又沉溺其中的舆论监督的越位，对司法程序的客观公正产生了不良影响。

三、“媒介审判”的规避

1、司法微博行“微博包公”之责

很多案件看似舆论监督司法，实则这种监督并没有以尊重司法程序及基本事实为基础，社会公众甚至很多知识精英、“舆论领袖”都是在缺乏必要法律知识及不了解完整事实的情况下，仅靠朴素的善恶标准和情感认同进行评判，而其中必定夹杂个人情感冲动，冲动是魔鬼，也是阻碍扰乱司法秩序的罪魁祸首⑤。公开才会有信任，在司法领域，人民法院也已意识到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媒体在司法公开、民意沟通工作中的价值。司法微博在面对各种不实言论时，应当以最快的速度公开司法部门办案程序、法律依据，以公平正义的姿态扑灭舆论狂躁的怒火，让清晰的法律条文和事实依据遏制流言的病毒式传播。

作为正义之化身的司法微博应该以宽容，仁慈的姿态接受网民的批评建议，获得他们的好感，采取必要的手段做出特色（比如降低身段与网民互动，推动官方微博和明星法官、律师微博双向发展，多关心群众的生活，老百姓日常法律知识指南等），扩大“粉丝”数量，奠定自己在粉丝中的地位，从而提升对案件的传播力、影响力、控制力。司法微博不能仅仅作为一种装饰而存在，它在微世界强大的舆论引导和法制宣传功能应该被各司法部门挖掘。当网络成为这个时代强有力的传声筒以及民意的狂欢场时，司法微博这个“网络包拯”应该为它撑起一片青天。

2、网络媒体重拾新闻专业主义

新媒介环境下网民虽然拥有自己的传播渠道，但是强调公众具备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是不可能的。网络工作中负责信息筛选、编辑和的人员，以及为网站提供新闻内容的传统媒体从业者，他们对于案件的报道内容、报道方式、观点的侧重以及提供事实材料的完整度，都可能促成舆论的转向。所谓“先入为主”，民众对于一个新闻事件的看法与情绪往往从看到媒体报道的第一条新闻内容就基本确定了，新闻从业人员对于事实提供的整体真实性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民众的立场以及民间舆论对于法定审判程序的影响程度。

3、健全网络新闻法规

网络新闻质量的提升不仅需要内容提供者的专业素养的提高，也需要健全的网络新闻法律的维护，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12月23日施行的《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同时，新闻媒体如果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违反法律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这一规定对规制媒体审判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网络时代由于传播主体的扩散，新闻传播显示出更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网络新闻法律建设应该全面考虑网络媒体的特性，网民受众的需求和心理特征以及法制建设的一般规律，使其具有操作性和可接受性。

4、公众新媒介素养的提高与法律意识培养

对于公众而言，需要正确认识自媒体的使用范围，以及如何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新媒体确实为普通民众提供了维权的新途径，但是夸大网络媒体在维权方面的功效，只会简化自己的思维模式，形成网络思维定势，人云亦云。如何利用新媒介资源完善自我，推动社会进步，是新时期对网民素质的要求，也是规避舆论审判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①罗朋，《微力量下的舆论审判——微博舆论对药家鑫案审判影响辨析》，《当代传播》，2011（5）

②程曼丽，《媒介现实与社会现实的关联与互动》，《新闻与写作》，2012（7）

③《新媒体舆论监督越位现象趋多 意见领袖作用关键》，新华网，2012-3-27，

http：///politics/

2012-03/27/c_122885866_2.htm

④《民意和舆论的法律越位》，天山网时评，2009-6-6http：//.cn/homepage/content/2009-06

/06/content_4280199.htm

⑤王圣杰、胡芦丹，《司法微博的价值分析与完善》，《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2（5）

（作者：中南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