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范文

时间:2023-03-04 14:34:25

媒介批评范文第1篇

[关键词]艺术批评;媒介;媒介批评

随着当代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介技术已经全面渗透到艺术活动的全部过程中,无论在艺术作品的创作、艺术传播,还是在艺术欣赏过程中,技术因素与艺术元素始终交织在一起,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一种“互化”的关系,即艺术被技术化,技术被艺术化。尤其在新媒体艺术蓬勃兴起以后,媒介不仅为艺术提供技术支撑,而且显示出支配性地位。可见,技术性已经逐渐演化为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艺术与媒介的高度融合对艺术作品的内容、形式和风格产生的影响,引起了艺术批评家们广泛关注。评论新的艺术形态,要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批评模式,因为“只有当研究对象与具体理论模式相统一时,才会获得其他理论模式所不能取代的意义解释效果。”从而揭示出艺术现象中蕴含的普遍规律。批评家们深谙此道,他们自觉从媒介视角进行艺术批评实践,媒介批评应运而生,并在网络媒介时代迅速发展为一种被频频使用的艺术批评方法。媒介批评,以其对新的艺术形式解释评价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取得了传统艺术批评方法不能取代的地位。

媒介(单数medium,复数media,也被译为媒质、媒体),最初用于传播学,后来逐渐广泛用于其他学科。在美学和艺术学中,“媒介”主要在技术层面被使用,组成审美媒介、媒介文化、媒介批评、新媒介/媒体艺术等专业术语。通常,“媒介包含两方面的要素:一是包容媒质所携带信息或内容的容器,如书(甲骨、竹简、帛书、纸书)、相片、录音磁带、电影胶片、录像带、影音光盘等;二是用以传播信息的技术设备、组织形式或社会机制,包括通讯类(电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可视电话、移动电话等)、广播类(布告、报纸、杂志、无线电、电视等)和网络类(如国际互联网、vod随选视讯)三大类。”其中,与艺术有关的主要是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的广播类和网络类等媒介要素,我们在这里姑且称之为审美媒介。当媒介与艺术发生关联后,这时的媒介便是审美媒介了。

本文中所谓的媒介批评,即从艺术符码的存储和传达的技术和传播视角,对艺术作品进行的分析和评价。媒介批评的对象除艺术作品外,还包括大众文化,因为大众文化涵盖的“通俗诗、报刊连载小说、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都属于艺术范畴。

但是,作为艺术批评方法的媒介批评与传播学中的“媒介批评”不同,传播学的媒介批评是指对新闻传播媒介活动的批评,与社会学家们指责利用控制媒体形成的话语霸权去操纵民意,以此限制公共民主性政治活动的批判也存在差别(如布迪厄的媒体批评)。作为一种艺术批评新方法,如同精神分析批评把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理论运用于文艺研究一样,媒介批评从技术的层面,将传播理论运用于艺术批评,从其他学科吸收理论资源,带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

在漫长的媒介与艺术结合的演变过程中,从原始社会的工艺媒介、口头语言,到奴隶社会的书面文字、再到近现代的报刊杂志、影视广播,直至今天的互联网,每一种新媒介的发明,都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次革命性剧变。在媒介发展史上,每个时期都有占主导地位的媒介形态和运用该种媒介创作的艺术形式。如工艺媒介时代,彩陶、青铜器、衣饰和器物等在原始社会各个部落间都起到了文化思想的传播与交流的作用。工艺媒介时代的“艺术品”是为实用制作的,与今天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创作和为满足大众精神需求批量生产的艺术产品不同。那时,“艺术品”的制作目的主要是为了生存,只是附带起到了交流思想和传播信息的作用。

口语媒介时代,歌谣、神话和史诗是这个时代的主要艺术形态。最初的言语艺术作品,就是依靠口耳相接流传下来的。口语的诞生,是人类自然进化的结果,不需要科技的力量,口语媒介的存储性和传播性都很低,很多口头文学作品因此而失传。

文字媒介时代,带来了语言艺术如诗歌、散文以及传奇的兴盛。文字媒介的传播性较之前两种媒介形态有所增强。用刀笔刻录在石头、兽骨、纸张、绢帛上的文字利于长期留存,文学作品在时间流逝中依靠人力或驿马的携带传播开来,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字在更大程度上起到的是媒质的作用。

手工印刷媒介时代的主要艺术形式是白话小说。文字和图画的一次制版,可以被反复印刷多次。手工印刷与刀笔刻写相比,大大加快了文学的传播速度,也促使该时期的文学作品的代表性体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篇幅和数字上有显著增加。手工印刷媒介的发明,开创了媒介技术的新纪元。它向我们预示:下一次媒介技术革命不会遥远。

大众媒介的时代到来显示出媒介的强大威力。在大众传媒时代,电影以先天的传播优势和巨大的媒介商业利润,宣告了文学传播霸主地位的终结。手工印刷时代结束,机械印刷,如报纸、杂志、书籍等机械印刷媒介形态和电影、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成为主流传媒。从这个时代开始,人类认识到媒介对人类进步的巨大意义。

网络媒介时代,代表艺术是数字艺术或新媒体艺术。由电脑、因特网、网站三部分构成的网络媒介是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媒介,它们将人类艺术的传播推进到网络传播时代。在这个时代,网络与传统媒介进一步融合,从而改变了传统的艺术传播方式。例如:新型恶搞作品要借助电脑先进技术——融导演、编剧、音响配置、图像处理于一身的多种制作手段。在网络时代,与技术息息相关的艺术种类越来越繁复,如音乐、舞蹈、文学、电影、电视、新媒体艺术都需要用媒介制作、负载和传播。网络媒介时代的技术,不仅生产使用价值,也生产着精神价值,是美的技术。

总之,技术与艺术由初期的结合到对立再返归统一,技术与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合——分——合的历史演变过程。远古时代的艺术是精湛的手工技艺,是通过经验获得的熟练操作技巧。手艺人或者说工匠就是所谓的艺术家。从文字媒介时代到手工印刷媒介时代,艺术与技术分流,在工业革命时期,它们仿佛势不两立。从大众媒介时代开始,技术与艺术又交融在一起难分难解。尤其进入“网络时代”以后,掌握媒介技术的使用方法,成为艺术创作的前提。在这两个时代,艺术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是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结合,技术理性中包含了感性因素。尤其是新媒体艺术,打破了艺术与技术的界限、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创作者和欣赏者的界限。各种新兴的电子媒介技术,形成了复杂的媒介环境,媒 介技术对艺术的审美效果产生显著影响。

有何种媒介,就有何种艺术,一种艺术形态还会形成不同的艺术思潮和流派,这时,批评家们建立的批评理论不仅仅是一种,而是针对各种电影思潮和流派创立不同的批评话语。比如:针对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形成了德国表现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法国印象主义等电影流派。绘画上的立体派、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等艺术流派。文学上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文学、荒诞派戏剧等流派。新的艺术批评理论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直觉主义与意识流、存在主义和荒诞派等等。无论如何,艺术批评家至少要建构一种针对某一类艺术形式有解说力的艺术批评方法。

当代西方艺术批评发生了两次历史性转移,第一次是从重点研究艺术家转移到重点研究作品;第二次是从重点研究作品转向重点研究欣赏者的接受。后一次转移,不能不说与大众传媒的发达,艺术作品走进千家万户有关。解释和接受美学家们认为,艺术作品的意蕴不是作者设定的,也不是唯一的。艺术作品只有通过观者的解读,才能成为艺术品。但是,理论家们忽略了达成从艺术家到作品再到读者接受的两个转向之间的中介,即艺术家是利用媒介(从大众传媒时代起是利用媒介及其技术)创作艺术作品,再利用媒介把他们的作品传播给读者。如作家的构思和生命体验用文字媒介的形式物化为艺术作品,存储在书中,然后利用印刷媒介把艺术品传达给读者。这个完整的过程用图示意,即:艺术家媒介及其技术艺术作品媒介及其技术读者接受。媒介是艺术创作的原材料,是存储艺术信息的容器;也是传播作品的通道。毋庸置疑,在媒介时代,艺术批评的第三个转移则为“重点从研究读者和接受转移到重点研究作者——读者、传播者和数码化技术。”这是一次媒介技术带来的艺术批评的转移,这条与新闻传播学平行发展的艺术批评的媒介研究路径,被传播学研究者称为“界外批评。”而后者,叫作“界内批评”。其实,媒介批评是从西方艺术理论的语言论转向之后的文化研究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新的批评范式。

媒介批评从发端至今已将近一个世纪,随着科技的进步,艺术作品中媒介成分含量增加,媒介已贯穿艺术活动的全过程中,如时下热映的电影《阿凡达》运用3d合成摄像机(3d fusion camera)、虚拟呈像摄像机(virtual camera)和传统摄像机(traditional camera)同时拍摄,通过网络传输影像数据,在远离拍摄现场的城市里由计算机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阿凡达》是利用计算机媒介技术制作的一个范例。如果没有今天高端的媒介技术,我们就看不到这部充满立体感的超现实场景和人物的精彩绝伦影片。对于这部影片,如果艺术批评家不从媒介技术的视角评论它,他们又能对这部影片言说什么呢?在媒介主宰艺术的时代,以往的艺术批评方法对当代丰富复杂的研究对象已丧失了描述、解释和评价的能力。作为一个批评者,如果要真正地理解和介入作品,就必须从媒介楔人作品。如果批评家在媒介时代仍固守着传统的艺术批评方法,用旧方法去解决新问题,他们过时的钥匙打不开新造的锁。批评的原则要遵守,批评的技巧要训练,批评的范式要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更新。

从媒介的视角评论艺术作品,必须打破以往仅仅从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或者作者的经历以及读者的接受方面对作品所作的优劣程度鉴别,给作品的制作技巧以应有的评价。艺术理论工作者不应对新出现的艺术形式保持沉默与束手无策,理论应跟上艺术创作的步伐,及时对艺术家的创作给予指导和评断,从而推动艺术创作的发展和完善。

艺术批评家还担负着提高欣赏者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的职责,要达到这一目标,艺术批评就必须发生媒介转向,这是在当代科技背景下,艺术批评发展的必然。批评家不仅要结合作者的学识修养和艺术经历把作品纳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还要依托作品产生时代的媒介语境鉴赏作品,“恰如克拉克在《观画》一书的献词中所言,正是弗莱教导了整整一代人如何观赏绘画作品。”难道我们当代的批评家不该象弗莱那样教导读者们如何欣赏新媒体艺术吗?

从20世纪初期至今这个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百年间,涌现出了许多从媒介角度评论艺术作品的批评家。他们的批评实践是不约而同的,在批评家们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媒介批评”这种艺术批评维度,但无人能否定他们的批评不是媒介批评。在西方艺术批评史上影响较大的媒介批评理论主要有:洛文塔尔(leolowenthal,1900-1993)的文艺传播批判理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论和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1911-1980)的媒介美学等。

洛文塔尔是最早从媒介传播的视角研究艺术的艺术传播理论家,他“从传播角度出发进行文艺研究,同时又从文艺角度出发进行传播研究。”他把文艺与传播结合起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从媒介人手,考察大众传播时代的艺术特征,寻找大众传媒时代的艺术与媒介的关联,从而揭示艺术转型的奥秘。洛尔塔尔敏锐地发现:只有“从传播的角度,把对文艺本质的探讨放在传播这一基点上,把文艺传播作为文艺自身的存在方式、作为本体存在的范畴来研究,才能深刻认识文艺的本质。”艺术作品在传播中被欣赏和消费,在鉴赏主体的一次次解读中作品的内涵被领悟,“传播”已成为艺术的一种存在方式。

一种理论体系的建立,创造的不仅是它的内容,而且包括它的形式。一种理论要具有创新性,除了内容上的新意外,还必须用新的概念和范畴表达这些内容。洛文塔尔为了增加其艺术传播理论的有效性和说服力,他提出了两个具有原创性的范畴:“‘传播力场,和‘理解力场”,并赋予其独特的内涵。洛文塔尔的艺术传播理论,不仅仅是内容上的创新,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可操作性。他在20世纪20年代前即着手从媒介传播的角度研究艺术,科技和艺术的发展证明了他的艺术传播理论的前瞻性和开拓性。

本雅明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论述了印刷术和照相术的复制功能取消了艺术作品的原本,艺术作品唯一性消失。复制技术也取消了传统绘画和雕塑艺术的神圣性和唯一原本的珍贵性,笼罩在传统艺术作品上的“光晕(aura)”熄灭了。但是,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的美学和艺术理论一方面直接指向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历数印刷技术和摄影技术的诸种“罪状”,惋惜传统艺术“光晕”的消失;另一方面,他接受了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把艺术创作看作和物质生产具有相同规律的特殊的精神生产,认识到复制技术对艺术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他推崇建立在现代技术之上的“第七艺术”——电影艺术,给予摄影和电影等现代艺术带来的“惊颤”效果以高度评价。这两种观点统一于本雅明的艺术理论中,从表面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这正体现了本雅明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媒介技 术的进步对不同艺术形式产生的影响。

实际上,复制技术并不能宣告所谓“原本”的不复存在。电影、电视、照片的复本与原本是完全相同的,可以说,每一个复件都是原本。复制不仅没有导致原本的丧失,相反,倒是有利于艺术的普及。本雅明或许认为艺术欣赏只是少数社会精英们的专利。艺术需要进入民间,满足广大民众的精神享受。复制技术、传播媒介担负着开辟艺术通向世俗化之路的重任。

在工业革命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技术化的艺术意味着美学上的失败,因为那个时代的媒介技术不像当代这样发达和强大并取得了在审美活动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说艺术具有一种特殊的调解功能,那么,在现代主义艺术发展阶段,艺术尚不能调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科技之间的对立。现代主义科技发展只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科学尚未发展到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阶段。

与本雅明相比,麦克卢汉不那么偏激地反对技术。麦克卢汉发现,新媒介技术已然形成了人类新的生存环境、一种新的文化。在后现代时期,麦克卢汉的媒介美学理论充分肯定了媒介在后现代艺术中的决定性作用。其理论功绩在于:他区分了冷媒介和热媒介。他还从媒介的视角审视艺术,“把媒介性质作为艺术形式和种类演变的基础”。他说“电力媒介的出现立即把艺术从囚衣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也创造了保罗·克利、毕加索、布拉克、爱森斯坦、麦克思兄弟和乔伊斯的世界。”西方现代的电子媒介技术为电影艺术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撑,用蒙太奇的电影艺术语言,通过“推前”和“闪回”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切换画面;绘画上的立体派突破二维空间的限制,成为一道新奇的景观;乔伊斯小说意识流的叙事手法,打破了传统小说时间上的线性叙事结构。麦克卢汉把媒介看作是人的延伸,人体器官的延伸,人体器官功能和感受的延伸。

媒介批评范文第2篇

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中,一说到“批评”,人们往往会认为就是对某种缺点和错误的指责或抨击,甚至是对某种错误思想、言行的批驳与否定,从而使“批评”一词成为一个否定性概念,尤其是“批评”与“表扬”的习惯性对举,更是大大强化了这种印象。应当说,这是由于过去相当长时期的“革命”话语与“斗争”哲学所浸染的结果。事实上,“批评”一词不仅具有这样的政冶性含义,而且具有哲学性含义或学术性含义。在哲学或学术的意义上,批评其实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指对事物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的分析、判断、评论。

因此,作为一个新兴领域的媒介批评,并非对媒介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媒介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的分析评判。这种分析评判,可能是对媒介现实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质疑,加以抨击,乃至否定;也可能是对媒介现实中的某些做法总结经验,加以肯定,倡导推广。换言之,媒介批评既可以是否定性的批评,也可以是肯定性的批评。当然,对于缺乏媒介批评传统的当代中国来说,适当强调媒介批评的否定性指向,加强对媒介现实中各种问题的分析、评论、批判,对于促进传媒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也不能因为强调媒介批评的反思性、批判性乃至否定性,就扔掉媒介批评的建设性、倡导性、肯定性。对于媒介批评的价值取向,我们需要辩证思维。所谓“浇花除草”、“惩恶扬善”、“祛邪扶正”之类的俗语,恰好反映了否定性批评与肯定性批评的辩证关系。

不用说,“媒介批评”即“对媒介所作的批评”。在这里,“媒介”通常特指大众传播媒介,这是没有争议的。问题在于,媒介的牵涉面相当广泛,是否只要与媒介有关的内容部是媒介批评的对象?媒介批评刚刚引入国内之际,确有论者说过,“一切大众传播媒体――从书刊、报纸到广播、影视,从录音、录像到街头广告上面的一切信息,都在媒介批评的视野之内”。。然而,媒介不仅是新闻、广告的载体,也是文学、艺术的载体,譬如报纸不仅刊登新闻、广告,也刊登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电视的内容更是五花八门,新闻、广告、综艺、影视剧,不一而足。传统上,对文学的批评是文学批评,对艺术的批评是艺术批评,如果说媒介批评囊括了媒介的一切信息内容,那么媒介批评是否涵盖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呢?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文学批评还是艺术批评,都比媒介批评具有悠久得多,也深厚得多的传统。媒介批评显然不能涵盖文学批评、艺术批评。

那么,媒介批评究竟批评媒介的什么内容,或者说媒介批评可以在哪些层面展开呢?我们知道,“媒介”始终是与“传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媒介”、“传播”又是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媒介”不仅意味着信息传播的载体,而且意味着信息传播的产品,还意味着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唯其如此,中外媒介批评的实践主要在如下五个层面展开:其一是文本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新闻与广告等媒介产品展开;其二是现象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某种带有普遍性的媒介现象展开;其三是行为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活动中的传播伦理展开;其四是体制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体制问题展开;其五是文化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文化问题展开。在我看来,媒介批评的五个层面,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展现了媒介批评的巨大空间,构成了媒介批评的主要领域。

如果说媒介文本/产品批评、媒介现象批评、媒介行为/伦理批评,是媒介批评的核心领域,媒介体制批评是媒介批评的特色领域,与其他类型的批评具有明显的区别,那么,媒介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影视批评等其他类型的批评则存在着较大的关联。面对媒介所传承的大众文化,如果分别从文学、艺术、影视的角度就其美学特质、文艺规律、艺术成就等内涵开展批评,仍分别属于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影视批评的范畴;如果侧重从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及其社会影响来展开批评,则成为媒介文化批评,或者说成为“文化研究”。正如吴迪所说,“媒介批评是与文艺批评、社会批评有交叉、有重叠的――当文学批评将武侠、言情等消闲作品列入自己范畴的时候,当电影批评将娱乐片、商业片纳入自己视野的时候,当社会批评从大众传媒角度出发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媒介批评。”

当然,不管是从哪一个层面切入,也不管是否定性批评还是肯定性批评,所有的媒介批评都必须大力弘扬学术理性。说到底,批评是针对各种问题的言说,所抨击的是人类社会的假、丑、恶,所捍卫的是人类社会真、善、美。因此,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评判,是一种主观认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可以随心所欲、不讲道理。恰恰相反,为了捍卫人类的价值理想,任何批评都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媒介批评自然也不例外。媒介批评的学术理性,不仅意味着媒介批评始终具有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从社会进步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出发去关注媒介的一切,而且意味着媒介批评始终秉持一种反思精神与批判精神,在追求真实与发现真理的道路上锲而不舍、孜孜以求:更意味着媒介批评既是独立的言说,又是开放的空间,只要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任何对媒介的批评都有存在的价值。

媒介批评范文第3篇

社会需要媒介批评。其实所谓的媒介批评就是对大众媒介进行评论的行为,它既包括对媒介所生产的信息进行品头论足,也包括对一些媒介现象及媒介作用进行理性的思考和价值评判,以及媒介管理方面的评判等不一而足。对大众媒介进行批评,不仅可以通过解释媒介文本使媒介产品更易为受众理解,也能使受众养成独立判断的能力,不致成为媒体的应声虫,而且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媒介批评是各阶层对媒介进行观察与监督的一个有效途径。另外,媒介批评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媒介批评者,可以说批评的主体分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不仅包括受众,而且也包括媒介的管理者、传播学研究者等。当然进行媒介批评不应是随意的、主观的或不负责任的,媒介批评在遵循一定的规范与标准的同时,还应该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社会伦理以及道德价值观等。

在进行媒介批评时应该考虑到媒介行为的经济因素。近阶段,在散布于我们的各种传媒上的媒介批评言论中一直有一种声音,那就是对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上层出不穷的假新闻招摇于市,以及媒介为吸引受众眼球热衷于炒作新闻等现象进行的批评。前者的例子举不胜举,如:业界对轰动世界的《纽约时报》假新闻事件的讨论;还有2002年愚人节前,网络上传播的比尔・盖茨遇刺事件遭到网民的痛批;2004年3月10日《北京娱乐信报》刊登的《李连杰重返青海修佛法》等。后者的例子也有很多,如2003年7月底8月初,各媒体对皇马足球队来华的系列炒作,以及沸沸扬扬的“皇阿玛”易事件等都引起了不少媒介批评者的深思。对这些媒介行为批评的言论有很多是从政治角度或者是社会道德、职业道德等方面进行评判的,但其实,在对这些现象作思考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各种媒体无论是有意或无意地操作假新闻,还是商业策划、炒作新闻事件,在它们的背后大都是由巨大的利益所驱使的。在现今信息多元化的社会,各媒体要想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就必须继续维持或不断增加自己的市场份额,吸引越来越多的受众。

所以,在对媒介行为、现象进行观察、分析的时候,媒介批评者还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作为开展媒介批评的理论基础。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经济是一切社会结构的基础,它不仅决定了政治建筑,也决定了思想关系、意识形态,而且,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观察、分析媒介现象进行评判的时候,也应该从其经济因素上来探索。

既然媒介和它所进行的新闻活动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媒介行为就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媒介所进行的一些行为是由其背后那只看不见的经济巨手(包括由于经济关系所产生的政治关系或者是政治、经济二者相辅相成)所推动的,而非自身一时的冲动了。所以,媒介批评家在批评媒介的时候不应该把媒介行为看成是一种独立的思想、意识,而应该从经济因素去思考媒介的行为,分析和批判它是否代表了它所应该代表阶级的利益,从而进一步加强媒介批评,对其进行观察和监督,并对其起到制约作用,减少媒介行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进行媒介批评时应注意引导媒介行为的倾向性与客观性相结合。毫无疑问,新闻传播者在新闻信息时,一般都要遵循真实、客观、公正、全面、迅速的原则,在保证新闻信息的真实、准确性的前提下,还应该做到客观、公正。但事实上,媒介在传递新闻信息时,是无法真正做到实际意义上的客观性的,它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可是在对待倾向性的问题上,中外新闻价值观中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我国一向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政府的喉舌,媒介所进行的一切行为都应该遵循党和政府制定的大众传播政策,并按照一定的宣传方针来进行报道,所以,我们的媒介行为是有着倾向性的,而且我们也认为倾向性是有必要的,没有对此加以否认。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界却是坚决反对媒介的倾向性的,他们认为倾向性违背了新闻中的客观公正原则。

但是反对归反对,西方媒体客观公正的面具是否真的就掩盖了其倾向性的本质了呢?事实并不尽然,看看美国媒体的表现吧,从对待别国的人权问题上肆意歪曲,到伊拉克战争中秉承军方意志,只发表对其有利的新闻而无视世界的反对之声,甚至捏造新闻就可看出,西方媒体同其他国家的媒体一样,都是有自己的倾向性的。不过,我们还是应该看到,西方媒体的倾向性有着很大的隐蔽特点,他们在报道新闻信息时,往往会对客观性有着一些具体的操作规范要求,比如,尽量用第二人称,最少要表述事情的两个方面等,通过这些措施,往往能把自己的倾向性巧妙地掩饰到客观公正的外衣下,更容易赢得受众的信任。可是,反观我们的新闻报道,往往有直接表明的倾向性却没有令人信服的客观性,或者是误解了客观性,将其当成了直陈事实,在把倾向性同客观性相结合方面,做得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在对外报道中,往往会引起外界的误解,认为我们仅仅是在搞宣传。

因此,我们对于媒介所报道的内容在进行分析,评价媒介行为、现象时,还应该考虑评价媒介信息传播的效果如何,如果所传递的信息不为受众所接受,甚至有所误解的话,那么新闻传播工作者的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而要做到这一点,媒介本身就要在做到倾向性的同时,好好地结合客观性的要求,媒介批评者在对此进行一些理性思考与价值评判时,也要注意介绍、评价并引导媒介把倾向性与客观性相结合,让媒体尽量在行文中淡化我们的倾向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媒体脱离我们的党政方针,而是要把我们的倾向性尽量在客观的事实中表现出来,这样才会有较好的传播效果,才能令人信服并接受。这应该也是媒介批评者评价各种媒介成功与否的一个要素,当然,媒介批评者应该在观察与监督、批评与论断方面影响到媒介行为,引导媒介行为在倾向性与客观性相结合方面做得更好一些。

(作者单位:郑州电视台)

媒介批评范文第4篇

【关键词】媒介批评 微博 “微”力量

媒介批评这一概念自1995年引入中国大陆学界以来一度是学界和新闻界的热点。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的理论原理和方法提出了各种各样有关媒介批评的定义。如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定义“媒介批评就是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批评,是对媒介产品以及媒介自身作用的理性思考”①“媒介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它是对新闻传播媒介系统及其各要素进行批评的过程”②等。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媒介批评是社会与公众依据其价值判断,对媒介产品及其传播行为的一种社会评价活动,即“社会与公众”是媒介批评的主体。③暨南大学董天策教授认为“媒介批评是批评者对媒介产品、媒介行为、媒介现象乃至媒介体制、媒介文化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作出分析评判与价值判断。”④这个定义把媒介批评的主体扩大为所有进行批评的批评者。

可见,普通受众是媒介批评的重要主体,这已是学界的共识。理论上如此,然而我国大陆长期的媒介批评实践中,普通受众这一重要主体却处于弱势甚至缺失的地位。从数量上讲,普通受众在媒介批评者中占少数。媒介批评的主体是新闻学院的学者、专家,主要在专业期刊、报纸上和网站的媒介批评专栏进行。对于普通受众而言,期刊报纸的门槛高,缺乏适合他们进行媒介批评的渠道。从影响力来讲,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并不能像专家学者、媒体监管者的批评一样,及时引起媒介的注意,并影响到媒体的决策和行为,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而微博出现后,其技术特性给广大普通受众提供了媒介批评的渠道,并且在形成舆论场之后,往往可以产生以往的媒介批评所无法达到的影响力。

一、微博的独特优势及对媒介批评的影响

国内知名新媒体领域研究学者陈永东在国内率先给出了微博的定义:微博是一种通过关注机制分享简短(140字以内)实时信息的广播式的社交网络平台。相比传统媒体,微博自身独特的优势使它得以成为媒介批评新的有力“阵地”。

1、低门槛的准入机制

不管是在学术期刊还是在报纸上发表媒介批评,都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教育背景。而微博的准入门槛较低,使用人群广泛。据中国互联网发展中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微博用户规模为3.09亿,较2011年底增长了5873万,网民中的微博用户比例达到54.7%。这个庞大的使用人群都是潜在的媒介批评主体。微博开放的传播方式,使用户可以将自己最直观、最原始的看法和评论出来。目前,在微博上进行媒介批评的人群可以分为三个主要大类。一是普通受众;二是传媒从业人员,多为加V认证;三是专家学者或者学术类期刊的官方微博。比如@报业观察、@南方传媒研究。

2、微博的裂变式传播

微博的传播方式并不是传统的点对点、点对面,而是与生物裂变相类似的一种特殊传播方式。以新浪微博为例,它有两种传播路径:“一个是‘粉丝路径’,A信息后,A的粉丝甲乙丙丁……直到无限,都可以实时接收信息;一个是‘转发路径’,如果甲觉得A的某条微博不错,他可以‘一键’转发,这条信息立即同步到甲的微博里,同时,甲的粉丝1234……(直到无限),都可以实时接收信息,然后以此类推,实现几何级的极速传播。”⑤这种极速并且影响广泛的信息传播,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媒介无法比拟的,而微博这一技术特性可以使某些微博信息在广泛转发中形成舆论场,产生轰动效应,成为社会热点,从而扩大媒介批评的影响力。

一个典型案例是“摆拍门”事件。2012年11月17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今日早报》在头版刊登一张“哨所女兵学习十精神”的照片。一位网友通过求证发现,照片中的女兵看报纸的版面内容与报纸宣称的“学习十精神”毫无关系。该网友将求证的过程制作成图片,通过微博“@报纸观察”独家出来,随后该微博呈几何级速度扩散。这个事件在微博上的大量传播,引发网友联合“抵制摆拍”。一位微博认证为“高级编辑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学术部副主任”的网友则在微博上以图文并茂的长微博贴出了自己在期间学习如何摆拍的业务笔记,并作为反面教材告诫要远离摆拍,坚持真实、客观、公正。他的这一微博也获得了1892条的转发和418条评论。在舆论的压力下,浙报集团下属图片新闻中心在官网上启事致歉,并对图片中心值班编辑和照片作者做出处罚。事件并未就此结束。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人民日报则两次发微博追问摆拍事件。新京报也发表署名评论号召以“摆拍”为镜鉴,多些踏踏实实,少些弄虚作假,向形式主义说“不”。回顾这个事件,摆拍事件先是由一个普通网友发现由一个粉丝量较多的行业微博发出后,迅速得到转发、扩散,引起公众大范围关注讨论,进而不少网友开始在网上发起抵制摆拍的行动。最后舆论的强大压力迫使浙报集团做出处理的反应和道歉声明。之后,其他媒体账号诸如“@财经网”“@头条新闻”“@人民日报”纷纷加入报道,最后传统媒介也纷纷介入,将整个事件推至最高点。“摆拍门”事件也入评为《新闻记者》评选的2012年度的十大假新闻之一。

3、微博的高度交互性

微博的高度交互性使得学界和业界不仅能看到普通公众的批评,还能进行话语沟通。而对于普通受众而言,除了发出自己的声音,还可以接触专业水平的媒介批评,无形中也能提高自身媒介素养,对于引导其客观理性思考也具有重要意义。微博上使得多元的批评主体可以直接对话,在媒介批评这个“社会角色的对话空间”内,对话的实质是“建构权威·协商规范”。⑥多元批评主体之间通过对话相互协商,建立专业规范、道德规范、价值规范,从而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这也就是媒介批评的意义所在。在微博的媒介批评中,这种多元批评主体之间的互动协商由于微博的高度交互的技术特性得以实现。

二、“微”力量背后的思考

1、微博上的媒介批评反映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媒介评议机构的制度缺陷

微博出现后,成为了媒介批评有力的阵地。这除了与微博的技术特性相关外,也侧面反映了媒介批评机制自身不健全的固有缺陷。作为媒介批评最主要的主体——广大社会公众,长期以来缺乏批评的路径和渠道,致使媒介批评长期局限于在学界和业界的狭窄圈子里。虽然不少报纸设有更正栏目,这种提倡公众通过读报发现错误反馈给报社的行为也是极少数读者的行为,而且批评的内容也仅仅是文字、版面等浅层次的错误,不涉及媒介产品、媒介行为乃至媒介体制等等深层次的批评。事实上,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新闻评议制度。而具有新闻评议功能的媒介评议机构,行政化倾向严重,在公众中知名度不高。虽然评议机构的投诉电话是公开的,但大部分阅听人并不知晓,因此社会公众参与度低,更别提影响力。正因为如此,这些机构无法完全发挥媒介评议的功效。反观世界,目前约有30多个国家建立媒介评议组织。各国的新闻评议会大部分是一种民间自愿性的新闻行业评议组织,其组成成员通常由行业组织、新闻机构、资深检察官和法官、新闻院校及新闻科研机构专家、群团组织代表等相关人士共同组成。从其成员的组成看,是一种兼有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两种成份的新闻评议机构,这使得它在实行媒介批评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既可以发挥行业内的优势,又可以借助社会的力量。⑦而目前,除了香港地区有这种组织,大陆地区缺乏这种有效的媒介评议组织。

2、微博上的媒介批评存在的缺陷

虽然微博拓宽了媒介批评的渠道,但这种渠道具备偶然性,缺乏制度性。作为普通公众,微博主要的功能依旧是社交功能,只有在某个有关媒介批评的事件成为微博上的讨论热点时,才会参与其中。其次,虽然微博注册目前需要实名,但是目前微博用户大部分是匿名的。匿名性使得微博的批评文本存在非理性,情绪化严重,甚至出现谩骂攻击的现象。而这些不理性的言论一定程度上会稀释媒介批评的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微博上的媒介批评还存在着话语权过于集中的缺陷。表面看来微博将媒介批评权回归公众,不管是名人专家还是普通人,人人皆有平等发表言论的权利,但实际上,在微博上人群也分“三六九等”。在微博上,话语权多集中在名人用户上。名人用户主要是指娱乐、传媒、财经、政府官员、艺术等领域的知名人士或者某些组织的官方微博,多加V认证。这些名人用户拥有较多的粉丝量和关注度,微博内容更容易被大量转发和评论,因而在舆论中扮演了意见领袖的角色。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他们的批评,传播范围有限,影响力自然也有限。以上文的“摆拍门”事件为例。发现此事并将此事做成长微博的网友,不是选择在自己的微博上,而是发给一个传媒研究性质的微博@报纸观察,而@报纸观察的粉丝量为10万。假定该网友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出此条信息,是很难得到如此大的影响力的。

结语

纵然微博上的媒介批评还存在诸多问题,但我们必须肯定媒介批评的“微”力量却并不“微小”。在目前媒介评议制度缺失的情况下,这种“微”力量更是不容小觑。虽然微博是无意中成为媒介批评的渠道,但是它所发挥的影响力证明了自媒体在促进媒介批评发展方面有着优势,可以作为促进媒介评议机制的有力辅助和补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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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董天策,《媒介批评的空间》,《新闻记者》,2011(2)

⑤孟波,《一场正在发生的信息传播革命》,《南方传媒研究》,第21辑

⑥谢静:《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5

⑦宋双峰,《国外媒介批评机制研究》,《新闻记者》,2006(6)

(作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媒介批评范文第5篇

关键词:媒介素养教育;批评;信息主义;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2)03―0016―06

中国大陆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起步于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卜卫的《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的发表,距今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媒介素养教育实现了从一个纯粹舶来的概念到有了初步的本土理论构建与教育实践的跨越。像许多学科或研究领域一样,媒介素养教育在进行理论建构与知识生产的同时也需要进行理论上的反思与展望,追问自身:“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往哪里去?”这种追问与反思对于媒介素养教育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来讲尤其重要。

一、什么是媒介素养教育

纵观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认识媒介素养教育所需要的知识,但在“什么是媒介素养教育”这一根本性问题上,不同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者见仁见智,使得其真义反而扑朔迷离、飘忽不定,所以如果要对媒介素养教育进行理论反思与展望,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媒介素养教育?”

“素养是人的一种可以通过教育而发展的潜能的实现状态,是一个由认识、认知到整合知识去应用的由‘知’到‘能’的一种过程。”根据素养的定义我们可以得知,媒介素养其实是人指向媒介的一种知识和能力的状态,那么这种能力的核心与本质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媒介素养教育的起源进行探讨。媒介素养教育肇始于利维斯(ER.Leavis)和他的学生丹尼斯・桑普森(Denys.Thompson)于1933年出版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化和环境:培养批判意识》。该书首次就学校引入媒介素养教育的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建议。作为文学理论家的利维斯站在精英主义者的立场,认为工业化以来英国兴起的电影、广告、畅销小说等流行文化损害了“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因此他主张文化保护,即保持本国文化传统、语言、价值观和民族精神的纯正和健康,从这种观念出发,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被理解为鼓励学生去“甄辨与抵制”(Discrimination and Resist),即教师引导学生对媒介所传播的大众文化进行分析,认识到大众文化的肤浅和低俗,从而做出否定的评价,采取“抵制”的立场。这种“甄辨与抵制”也就是分析、评价的过程。再往后的媒介素养教育范式虽然侧重点不一样,但是最核心的内容还是对于媒介的认知、分析和评价。如符号学取向的大众媒体启蒙范式(initiation aux mass-media:the semiotic approach)是教授给学生符号学相关理论以及音效、镜头、光线等媒介语言的知识,使学生能够去分析媒介语言、形式与结构,以审美的方式去回应媒介,对媒介做出美学价值的判断。而以传播学“使用与满足”理论为基础的批判的电视观点范式(critical television viewing)是使学生认识和区别媒体的属性以及好坏,帮助学生去判断他们对于媒体的需求,从而主动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媒体,并满足自身的需要与期望。即使是重视媒介产品制作的“超越保护主义”范式,其目标也不是培养学生信息传播技术与能力从而使其成为将来的媒体工作人员,而是希望学生亲自动手进行媒介产品的制作达到对媒介更深入的认识并做出明智的评价。

通过对媒介素养教育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媒介素养的核心在于人对于“媒介”认识、了解的基础上去分析、阐释,进而“评价”、“判断”的能力,这样一种能力其实就是媒介批评能力。这里所说的批评与日常用语的“批评”有所不同。“老师批评了学生”――日常用语的“批评”与“否定”几乎同意。作为现代通行学术术语的“批评”则指的是对于所批评对象的分析、阐释与判断、评价。媒介素养教育正是培养学生媒介批评能力的教育。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蒂博代曾将文学批评分为三种类型,即自发的批评、大师的批评和职业的批评。媒介素养教育所要培养学生的这种媒介批评能力无疑属于蒂博代所说这种“自发的批评”,与专业人员以及学院研究者从事的媒介批评不同,它是广大拥有媒介素养的阅听人对于媒介的批评。所以媒介素养教育并不是一种旨在培养专业人才的专业或职业教育,而是一种有关于媒介的素质教育、通识教育。

二、“信息主义”的迷雾

既然如前文所言,媒介素养的核心是一种批评能力,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阅听人的媒介批评能力,那么如何认识和理解“批评”就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可能展开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批评”也就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研究与建构的逻辑起点。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人员主要来自传播学,出于本学科的知识范式与研究习惯,他们理解的“批评”是一种“信息主义取向的批评”,所以国内现有的研究往往以“信息主义取向的批评”去建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这也是我国现阶段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主要特点,笔者尝试将其命名为“信息主义思维”。

这种“信息主义思维”基本观点是:媒介素养是阅听人对于“媒介信息”的批评能力,如张冠文认为:媒介素养是指人们获取、分析和评价各种形式“媒介信息”的能力,它体现了媒介素养的四个要素――获取信息、分析信息、评价信息和传播信息。从媒介素养的理解出发,当前的研究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就是旨在培养阅听人对于“媒介信息”的批评能力的教育活动。比如卜卫认为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对讯息批判的反应模式,发展对于媒介的思想,提高对负面讯息的反省能力。”姚云认为媒介素养教育主要问题是“受众如何提高自身在传媒过程中主体性以减少媒介信息的负面影响;如何解读信息以及正确阐释信息,并发现其中的特质和美;如何去运用自己对信息的分析、批判和把握来影响媒体对信息的进一步传播和交流等。”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几乎已经到了“言必称信息”的地步,我们不禁要问:媒介信息究竟是什么?以“信息主义取向的批评”去构建媒介素养教育理论是否合理呢?

信息作为传播学的基础概念,指“消除事物中或是事物间任何不确定因素的东西”,“客观性是信息的本质属性。”媒介信息更多指由传播源通过大众传媒所传达的客观性的认知内容,“它是抽取事件核心意义要素后的话语因子……以实用价值作为驱动自身在社会高度运转的话语机制,它的叙事纬度不是交流,而是交换,它显然带有相当浓厚的商业资本色彩,支撑它的是技术,同时还包括被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所操纵的现代思维方式。”当前的研究以“信息主义取向的批评”来建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这种“信息主义思维”在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同时,也越来越暴露出问题和局限。

第一,批评对象的片面。“信息主义思维”把“媒介信息”作为阅听人批评能力指向的对象。丰富的媒介文本与现象被高度简化为信息,而在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下,“媒介信息”一般指新闻和广告,所以在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文献中,批评对象主要以新闻和广告为主。事实上,媒介所传播的内容在形式上多种多样,除了新闻报道和广告外,电视剧、电影、MTV更是广大阅听人特别是青少年阅听人所耳濡目染的媒介文本形式,而在当前的研究中却受“媒介信息”概念所束缚,对这些体裁和形式的媒介文本鲜有提及,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缺失。第二,批评标准的单一和机械。既然“媒介信息”是一个客观、实然的概念,那么批评标准就纯粹是一种科学意义的“真伪标准”。由此,媒介素养教育的功能就窄化为要去教授阅听人辨识媒介传达的信息哪些为真哪些为假。如果说“真伪标准”在面对“纪实性”的媒介文本如新闻报道还堪堪可用的话,那么面对一些“抒情性”、“表意性”或者是“娱乐性”与“虚构性”的媒介文本就暴露出了不足。媒介传播作为一项价值性很强的活动,历史标准、审美标准、道德标准这些价值尺度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忽视这些价值标准的存在,必然很难企及媒介文本的文化真谛。

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者也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他们也吸取了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一些经验,提出一些诸如“媒介信息具有建构性、商业性、意识形态性”这样的教育理念,试图在批评标准中引入价值尺度。但是在实际论述中这些价值尺度应用得过于简单和机械,从而在判断的时候往往陷入了诸如“好与坏”、“正面与负面”这样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中。比如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文献教授阅听人对广告的解读上,因为广告的商业性,是商家为谋取利润的宣传手段,就武断地得出了广告是“负面信息”结论的,所以要教阅听人“拆穿广告骗人的伎俩”,而媒介传播是一个包涵多重维度的、多重要素相互交融的复杂活动,这要求我们要有多重批评标准,并且把这些标准有机结合、灵活使用去把握和判断媒介。批评标准的单一和机械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思维的简单和浅薄。

第三,批评视阈的封闭。“信息主义”思维将媒介传播的过程视为一个脱离了社会文化语境、单向的封闭的信息交流过程,简单遵循着传播者――媒介――阅听人单向的行为主义式的路径,而媒介只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它体现了一种非语境化的、脱离实践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但受社会文化语境的控制和影响,更是参与了自身所在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建构。这两重关系的交叉循环既包含了媒介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彼此开放,也包含了二者之问的抵牾与角力。媒介不仅传播各种信息,也制造新的意义,这些意义附着于信息本身,与信息一起游走于社会空间,留下记忆,变成知识,指导消费,形成习惯,建构我们对于社会的认知话语,重组我们的生活方式。要理解这些意义,封闭的、独立的批评视域是行不通的,必须将大众传媒置放于具体的、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综合考虑到媒介的生产、接受和消费的全过程与其中的权力博弈和话语纷争,而这恰恰是“信息主义”的媒介素养教育所忽视的。

第四,批评理论与方法的匮乏。“信息主义”思维将媒介文化文本割裂为“媒介信息”,无疑切断了应用批评理论与方法的渠道。我们可以发现在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无论是精神分析学说还是结构主义、符号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还是文化研究学说,这些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已成为常识性的知识和方法的理论资源几乎都很少被吸收和关注。没有相关理论和方法的支撑,阅听人对于媒介的批评只能停留在“感想”和“印象”的水平。除了教授阅听人如何辨识新闻报道和广告“真与伪”,或是机械套用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使阅听人对媒介文化文本做出非此即彼的肯定或否定性评价,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在教授阅听人如何进行文本细读、文本分析上几乎是一片空白。所以在关系到“如何去解读媒介信息背后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如何去“对于媒介信息的批判性思考”这些问题时,当前的研究都力不从心、浅尝辄止,难以深入挖掘和思考,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综上所述,批评对象的片面、批评标准的单一和机械、批评视阈的封闭和批评理论与方法的匮乏,无疑是当前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信息主义思维”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与症候。面对这种状况,一种可行的路径就是吸取新的理论资源,重新定义与理解“批评”去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的研究与建构,以修正和克服当前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发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理论可以作为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依托的一种理论资源。我们可以将“文化研究”理论作为主要思想基础与话语资源去重新定义与理解“批评”,并以这种“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为逻辑起点去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建构。

三、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

本论文所说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特指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知识――思想的探求领域,它脱胎于英语的文学批评领域,其先驱人物是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霍加特(Rich―ard Hoggart)。至今,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知识领域,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中成绩斐然,甚至被认为已进入了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中心。

文化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批评理论:它发源于英国的文学批评领域,早期只是进行文学批评一种宏观的视角,在后来的发展中,它逐步转向了对广义文化现象特别是媒介文化的阐释、评价与判断。虽然批评的对象在拓展与变化,但是文化研究的批评精神却始终如一:都是对文化这一整体生活方式的完整过程的描述、阐释与评价。同时,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叙事学等理论资源也为文化研究理论进行批评操作提供了得力的工具。虽然“文化研究是一个最缺少限定性(至少迄今为止是这样)、因而也最为人言言殊的领域。”但从现有的西方与中国的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的特点:

首先,文化研究的第一个特点是它重写了文化的概念以及重构了批评文化的视角。传统的文化概念被定位在艺术和美学方面,它的特征是创造力,它的功能是潜移默化中道德价值的实现。但是威廉斯认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用来“描述知识、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或是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对文化的三种理解都有价值,第一种和第三种带有传统文化观的痕迹,而认为文化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则是对于文化的一种全新理解,被认为具有“建立文化主义的决定性意义”。文化研究理论正是在这个对于文化概念重写的基础上,把文化从传统的精英文化定义中解放出来,从而使文化不只是思想家头上的理想光环,也不仅仅是精英人士倍加推崇的传统经典,而是由普通男男女女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意义构成。

文化研究批评文化的方式并不是把它视作一个孤立自足的整体,就文化论文化,而是集中关注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之间的联系。霍加特在文化研究的先期经典著作《识字能力的用途》中即指出:一种生活方式不能摆脱由许多别的生活实践――工作、性别定向、家庭生活等――所建构的更大的网络系统。可以说,不管是早期的文化研究,还是后来的文化研究,都是要辨明、阐释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样,文化研究就发展出了一种尝试重新发现与评价被忽视的边缘群体的文化实践的机制,由此决定了文化研究的第二个基本特征,即它是一种高度参与的批评方式。它认为社会是不平等地建立的,不同的个体并不是生来就享有同样的教育、财富、健康等资源,文化研究的伦理取向与价值立场坚决地站在最少拥有此类资源的、被压迫的边缘群体一边。“文化研究为被剥夺者辩护,代表被压迫的、沉默的、被支配的个体与群体的声音,为在统治性话语中没有声音的人们以及在统治性政治与经济等级中没有地位的人们说话。”在文化研究的初期,这种立场表现为对于工人阶级文化的历史与形式的关注,而后来的大众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等等,虽然超越了机械的阶级分析,但其从边缘颠覆中心的立场与策略则依然如故。可以说,对于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关注以及对于支配性权势集团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文化研究的灵魂与精髓。霍尔也强调:“文化研究是一项严肃的事务或工程,而这一点深刻地铭刻在有时被称为文化研究的‘政治学’维度的东西上。”

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与极度语境化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它没有固定的、与众不同的批评方法,但这恰好意味着它对于方法的选择是实践性、策略性的,更是自我反思与语境取向的。文化研究的批评方法选择所依赖的是它所提出的问题,而问题则依赖于他们的背景和语境。可以说,问题取向与问题意识本身就可以视作文化研究的批评方法论特征之一,由此决定了文化研究的第三个特点:批评方法的实践性与开放性,它反对对于任何文本的任何封闭型阅读以及对于某种方法的固执。它只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特定时期将特定的方法综合进自己的研究,但是这项重要的工作却不能事先确定,因为它不能事先保证在一定的背景中什么样的问题才是重要的。“任何方法都没有什么特权,但同时,也不能排除任何方法。”“它从社会学那里吸取了大众文化的制度分析,从文学批评那里借鉴过来文本分析的方法,从政治经济学那里承接了文化意义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流通的分析方式……”文本分析、语言学、解构、人种志、历史考据、心理分析等无论任何方法,只要运用适当都可以提供重要的理论洞识与知识发现。如果把上述特征综合起来,我们可以说,贯穿在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中的“红线”,一直是其实践性品格、政治学旨趣、批判性取向以及开放性特点(实践性、政治性、批判性与开放性)。

四、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的发展方向――文化研究取向

正如前文所言,如何认识和理解“批评”是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可能展开方向的决定性因素,而文化研究在本质上恰恰是一种批评理论,所以文化研究理论可以带给媒介素养教育的,绝不仅仅是某种特定的方法,也绝不仅仅是几个文化研究的术语,甚至不是某一部分内容,而是对于“批评”的本体论意义的理解,这种“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批评对象上,它指向的是“媒介文化”而非“媒介信息”。如果以文化研究的视角去关照媒介,那么“媒介不仅实现了信息在自然空间内的传递,而且通过符号的处理和创造,参与传播的人们构筑和维持了有序的、有意义的,成为人活动的制约和空间的文化世界。”所以,在批评对象上,“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指向了作为“生活方式”的“媒介文化”,“媒介文化”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它构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制约着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断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

第二,在批评视域上,它打破了“信息主义取向批评”封闭、独立的批评视域,取而代之是广阔、具体的社会文化视域。文化研究进行文化批评的方式并不是把它视作一个自给自足的整体,就文化论文化,而是集中关注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之间的联系。这决定了在媒介素养教育中,“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在批评视域上将摒弃“信息主义取向批评”封闭、独立的批评视域,而是把媒介传播看成一种创造、调整和改变共享文化的仪式,是包含了制作者(媒体组织)、受众(阅听人)、语境、媒介形式(载体)、文本、代码、体验、记忆、想像和认同等多重因素在内的“生活形式”,从而把媒介置放于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与特定的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去体验和考察,形成宏观的整体的社会文化批评视域。

第三,在批评性质与取向上,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与实践性。文化研究本身具有鲜明的政治学旨趣与批判性取向,它要通过揭示文化中所存在的复杂的权力支配、抵制及认同关系来提倡多元和差异、抵制和消解霸权。这决定了在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中,“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也是要以权力为视角关注媒介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从而洞见媒介文化与社会权力、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信仰的密切关联达到干预社会、影响社会的目的,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与实践性。

第四,在批评方法上,它以“媒介文化文本”为中心,应用各种理论工具对文本进行开放式阅读。文化研究的批评方式是一种直接指向文本的“及物”式批评,但是它反对对于文本的任何封闭型阅读以及对于某种方法的固执,它只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特定时期将特定的方法综合进自己的研究。所以在媒介素养教育中,“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也是直接指向媒介文化文本,但是它同样需要告别那种对于媒介文化文本的封闭式批评,而是要从“读人文本”走向“读出文本”,从对文本的“内部批评”走向与文本相关的社会批评、政治批评:从分析文本的语言、叙事人手,进而考察文本的再现(Representation),最终触及文本的意识形态层面。在这个批评过程中,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叙事学等理论可以为“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提供得力的工具,从而避免“信息主义取向批评”面对文本无处下手的尴尬处境。

通过上面对这种“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特点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我们以这种“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为逻辑起点去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当前媒介素养教育中“信息主义思维”的一些问题和局限,所以“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是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的逻辑起点的一个合理选择,文化研究取向的媒介素养教育也是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一个可能的走向。在文化研究取向的媒介素养教育中,所有研究主题都将围绕着培养学生“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能力”展开:例如媒介素养教育为什么要培养学生“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能力”,这是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问题;媒介素养教育应该教什么、怎么教才能培养学生“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能力”?这是媒介素养教育的课程与教学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文化研究取向的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研究内容。

综上所述,本文在对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进行分析和阐释的基础上,对当前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进行了反思,指出了它的主要问题与局限,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与研究未来可能的一种发展方向――文化研究取向。当然,“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只是媒介素养教育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之一,文化研究也只是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一种与别的各种理论平等的话语选择。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要想真正有所作为,需要吸取更多的理论资源及广大研究者的智慧投入。笔者不惴浅陋,提出这方面的一些构想,以期唤起同道的关心和投入,从而使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更快速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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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范文第6篇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新闻传播活动的批评,是把握新闻传播对自身的意义和价值的一种观念性活动。中国古代媒介批评无疑就是对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反思。新闻史学界一般把“邸报—京报”称为中国的“古代报纸”,把欧美人士以东南亚及中国沿海港口为据点定期出版的报刊称作“近代型中文报纸”。①因此,中国古代媒介批评是对“近代型中文报纸”产生之前中国本土存在的新闻传播的批评活动。

我国古代媒介批评的萌芽自媒介诞生之日起即已存在,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口头到文本的发展过程。初始形态应该是广泛散落于社会中的人们对新闻传播活动的街谈巷议,口念腹诽,但是这部分内容因为岁月尘封文献匮乏,其存在形态和具体的批评效果大多已无从稽考。

中国从远古时代起,就有了广义的新闻传播活动。秦以前,主要以口头的方式从事新闻传播;汉代以后,逐渐转为以书面的方式从事新闻传播;唐代中期,开始出现了报纸。宋代以后,又开始有了民办的报纸,出现了官报和民办报纸并存的局面。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19世纪初叶中国近代化报刊诞生的前夜。中国古代媒介批评大体上与新闻传播活动相伴相生,但又有所不同。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媒介批评的历史时间跨度,上限应该是以古代口头新闻传播为始,以唐代出现报纸为正式展开,下限是直到20世纪初叶,中国古代邸报—京报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为迄。唐代以前虽然已经有了丰富而大量的新闻传播活动,但新闻事业还没有诞生,媒介批评还无法找到相应充分的有效文献和文本进行分析。19世纪初叶,中国近代化报刊虽然已经诞生,但中国古代邸报—京报并没有立即消失,而是与近代化报刊并立存在,并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与中国古代媒介、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相表里、相始终的中国古代媒介批评,同样也没有因西方的近代化报刊东来而寿终正寝,而是从与近代化报刊的比较中获得了新的批评坐标和理论资源,在批评标准、视角方面获得了有意义的重大转变,使媒介批评的社会效果得到了新的力量加持,成为最终促使中国古代新闻媒介和新闻传播活动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的强大力量之一。

中国先秦时代的新闻传播活动,已经见诸文字记载,但主要依靠口头传播。先秦诸子多是宣传大师,对媒介功能多有体认和论述。当时的人们已经看到了口头传播方式的先天不足之处,一些重要信息经过口耳相传,随着时间的延续和传播环节的增多,不断地损耗或失真,以至于不断地失传、扭曲,《荀子·非相篇》云:“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外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②信息传播历时越短越迅捷,所传达的内容越详细;历时越长越迟缓或越经周折,则所传达的内容就越粗略,甚至“无传”。这是对传播的时间性因素的关注。《庄子》曰:“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③则是注意到了传播者的感情因素对传播的影响,强调在传播的过程中,人们应该尽量限制主观感情,以实现真实的传播。这些论断是媒介批评的朴素的萌芽,但“媒介批评”的意味还不明显和浓郁。

中国以书面文字形式传播官方新闻肇始于汉代,诏书、露布是其时主要的官方新闻传播媒介,颁发诏书、高张露布,总是为了行政和军事上的需要,统治者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媒介的意识形态维护功能:“武帝元狩中,复下诏御史,以酂户二千四百封何曾孙庆为酂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报萧相国德也。”④宣传的意图非常显豁直露。“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⑤对利用露布假新闻的情况进行揭露,说明人们对媒介的信息传播功能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辩证性认识,并在社会实践中刻意地加以利用。早在西周时代,中国已经使用烽火通信技术,“烽析是警,实扰移关之民”。⑥则从社会传播效果的角度,形象地反映了烽火传播的军事信息,对边关民众生活的巨大影响。这些文字,从某一方面来看,也具有一定的媒介批评性质,但由于当时新闻传播活动尚未完全独立,人们的媒介意识还不成熟,还无法自觉地从新闻传播的角度开展媒介批评活动。

唐代中后期,中国诞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进奏院状,它是地方诸道和各藩镇派驻朝廷的邸吏,向地方传发的一种报状。和现代的词义十分接近的“新闻”、“编辑”等语汇,在唐代也均已出现。虽然唐代还没有出现封建中央政府官报性质的报纸,但唐代具有经由中书省的政事堂将某些政事活动“条布于外”的制度,中国由此开启了新闻事业发展的时代,新闻传播与人们的社会生活越来越密切,人们的媒介意识也越来越清晰。

孙樵《读开元杂报》一文,是研究中国唐代新闻传播事业经引的重要文献。从一定的意义上确实可以说,《读开元杂报》是中国媒介批评史上第一篇具有某些媒介批评性质的文本。“读开元杂报”,标题就揭明这是一篇读后感;“樵后得《开元录》,条条可复”,是在评价“开元杂报”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同信史一般。“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诚不类数十幅书”,是在比较同一种媒介在不同时空环境中内容的差异,透露出媒介与时代环境之间的依赖关系。“樵恨不生为太平男子,及睹开元中书,如奋臂出其间,因取其书而漫志其末”,⑦反映出作者在比较媒介内容之后,对其中体现和包蕴的王朝隆替与兴衰所产生的无限喟叹与感慨。虽然孙樵并不具有媒介批评的自觉意识,《读开元杂报》的主体也还算不上是一篇地道的媒介批评文本,但其中部分文字的“媒介批评”性质则不容否定。

中国古代报纸到了宋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闻媒介与人们生活的关系日益紧密。宋代邸报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传达政情、政令,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封建王朝利益而建立的信息传播系统,这固然赋予了邸报存在的合法性,但也从政治上规定了邸报只能是一种体制内的存在,不能逸出统治者为之预先设定的传播功能范畴。来自官方的媒介批评成为法律管制手段有效启动的前奏和铺垫,批评的主要标准则是邸报的传发活动是否依“例”、“制”进行,严禁“妄行传报”朝廷机事。如《宋会要辑稿》载道:

仁宗皇佑四年九月十七日诏,访闻诸州进奏官日近多撰合事端誊报,煽惑人心,将机密不合报外之事供申。今后许经开封府陈告,如获,进奏官不候年满,优与授官出职,余递迁职掌。不愿本院转职,当议比类安排。本犯人特行决配。⑧

哲宗元符元年五月十七日尚书省言,进奏官许传报常程申奏及经尚书省已出文字,其实封文字或事干机密者不得传报,如违并以违制论。⑨

在封建社会,统治者或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或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考虑,对灾异现象、军情、朝廷机事、臣僚奏章等,害怕由于信息传播不慎而引起人心浮动,造成连锁反应,故在传报中多有限制。他们从维护社会统治秩序安定的需要角度,开展对媒介与传播活动的评价,以达到控制媒介的信息传播为我所用的目的。

宋仁宗庆历八年正月十二日,秘阁校书知相州杨孜进言道:

进奏院逐旬发外州军报状,盖朝廷之意欲以迁授降黜示赏功罚罪,勉励天下之为吏者。积习因循,降灾异之事悉报于天下,奸人赃吏游手凶徒喜有所闻,转相煽惑,遂生观望。京东逆党未必不由此而起狂妄之谋。况边禁不严,细下往来。欲乞下进奏院,今后为唯改差任臣僚,赏罚功过,保荐官吏乃得通报。其余灾祥之事,不得辄以单状伪题亲识名衔以报天下。如违,进奏院官吏并乞科违制之罪。⑩

先阐述朝廷进行新闻传播的本意,然后解释由于“积习因循”,导致报道范围逐渐扩大,结果导致“转相煽惑,遂生观望”的社会传播效果。作者据此推测一些倡乱起义也未必与此无关,并进一步申说由于边禁不严,难保敌方间谍往来,信息传播不慎会为敌人侦测我方虚实、刺探军情提供便利和机会,要求明确报道界限,严控报道范围。最后,作者提出对违规者的究办措施。将传播效果与社会秩序控制有机地联系起来,其思维路径与后世大众传播理论并无多少区别。杨孜的这一建议,为仁宗所采纳。可见,这是一篇颇为成功的媒介批评。

邸报的“定本”制度其实质就是新闻检查,这一制度在传播控制方面有一定效果,但也带来了不小的副作用。这一制度在宋朝先后两度取消。第一次是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出于枢密院检详吏文字刘奉世的请求,理由是邸报“五日行遣,颇属烦文”,〔11〕即传播周期设置不当。徽宗宣和三年,宣告恢复。第二次是高宗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出于右正言凌哲的建议,他的理由是实行定本制度以后,“动辄年旬日,俟许报行,方敢传录。而官吏迎合意旨,多是删去紧要事目,止传常程文书,偏州下邑往往有经历时月不闻朝廷诏令,窃恐民听妄生迷惑,有害治体”。〔12〕14年后,即孝宗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再次宣告恢复。刘奉世的建议,是出于方便传播自身的需要,符合传播的规律。凌哲的建议是在观察和分析了媒介传播实际情况后,针对传播实际问题和弊端所进行的媒介批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宋代小报的出现冲破了统治者对媒介的垄断,自然难为他们所容,这为媒介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对象性基础。宋朝的史料典籍中,当局对这种体制外的小报进行批评的文字骤然增多:“监察御史里行张戬言,窃闻近日有奸佞小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至有矫撰敕文,印卖都市,乞开封府严行根捉造意雕卖之人行遣。”〔13〕徽宗大观四年六月七日上批:“访闻日近有诸色人等撰造浮言,诳惑群听,乱有传播,赐予差除,以少为多,将无作有。”〔14〕宣和元年六月十四日臣僚言:“窃见迩来凡朝廷进用人材,除授差遣之类,曾未拟议而士大夫间好事者乐于传播,撰造无根之言,欲望明诏有司,严为禁止。”〔15〕语意中充满了对小报的否定性评判。在这些批评文字中,以周麟之《海棱集》卷三中的《论禁小报》最为典型:

方陛下颁诏旨,布命令,雷厉风飞之时,不无小人诪张之说,眩惑众听,无所不至。如前日所谓旧臣之召用者,浮言胥动,莫知从来,臣尝究其然,此皆私得之小报。小报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之有疑似者,中外未知,邸吏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今日某人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郡间得之,则曰:小报已到!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使其然焉,则事涉不密;其不然焉,则何以取信?此于害治,虽若甚微,其实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诏有司,严立罪赏,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可得而闻,不可得而测;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诈,则国体尊而民听一。〔16〕

这段文字对小报的由来进行了深“究”,即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其传播状态“以虚为实,以无为有”进行了概括和描述,对其危害社会治理的效果进行了定性分析,然后据此要求对小报一体查禁,以使国体尊崇,舆论统一。论述全面,论证环环相扣,前后逻辑严密,结论得出水到渠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可谓宋代媒介批评中的上佳之作。

宋代统治者对小报的批评,是从根本上封杀小报的生存空间与存在的合法性,以维护对新闻传播的垄断,不过其中也涉及到一些基本的新闻传播原则,如“逐时虽有朝报,或报或不报,虽报或已过时”〔17〕的及时性原则,“以虚为实,以无为有”、“以少为多,将无作有”、“妄作朝报”、“撰造无根之言”的真实性原则等。这些论断具有故意污名化的嫌疑,但其中所体现的对一些基本传播原则的坚持,则必须加以肯定。

唐宋两朝是中国古代新闻事业萌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如同古代报纸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喉舌,始终无法摆脱官方的政治强力控制一样,唐宋时期媒介批评的话语实践中虽然也曾存在为新闻传播争取生存空间的声音,却过于零散、微弱,其主体基本上是封建统治阶级控制而非发展新闻传播的手段,是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表达。批评视角单一,将媒介批评窄化为单纯的政治批评;批评方法简单,主要通过有权力依托的官方批评话语展开,与现代媒介批评所具有的丰富性、民主性还存在很大的距离。

【本文为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近现代媒介批评史(1815~1949)》(12YJA860005)的部分研究成果】

注释:

①【日】平井隆太郎:《珍贵的研究成果》日文序,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荀子·非相篇》,《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浙江书局汇刻本,1986年版,第296页

③《庄子·人间世》,《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浙江书局汇刻本,1986年版,第23页

④《汉书·萧何传》,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页

⑤《魏文·韩显宗传》,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⑥《庾子山集》十三《陕州弘农郡五张寺经藏碑》,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⑦孙樵:蜀刻本《经纬集》3卷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

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一,绍兴二十六年正月庚辰条

⑨〔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65册,刑法二之四一,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版,第6516页

⑩〔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65册,刑法二之二九,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版,第6510页

〔1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59册,职官二之四五,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版,第2394页

〔1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一,绍兴二十六年正月庚辰条

〔1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65册,刑法二之三二,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版,第6512页

〔1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65册,刑法二之五二,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版,第6521页

〔1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65册,刑法二之七六,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版,第6533页

〔16〕〔宋〕周麟之:《论禁小报》,《海棱集》第3卷,第2页,韩国均::《海棱丛刻》第四种《海棱集》,民国排印本

〔1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49册,仪制七之二六,徽宗崇宁元年正月二十二日臣僚言,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版,第1962页

媒介批评范文第7篇

1925年震动国内外的“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初承接以后的又一次伟大的爱国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运动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随后的大革命高潮的序幕。在这场运动中,新闻媒介的角色至关重要。斗争双方都极力掌控新闻媒体以达到设置议程、影响运动方向和进程的目的,以中共创办的《热血日报》、《向导》周报为主导,上海各界群众团体出版的进步报刊团结一致,不仅利用新闻手段共同报道运动形势,揭露国际帝国主义新闻机构的欺骗宣传,而且利用媒介批评的武器,严辞抨击以《申报》为首的国内资产阶级商业大报的软弱妥协行径,以疾风暴雨式的舆论力量,迫使《申报》等商业报纸在运动中改弦更张,加入到爱国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在中国新闻史上首次规模性地显示了媒介批评在构建传媒进程方面的巨大功能。

一、《申报》等商业性报刊的冷漠和歪曲报道与“五卅”运动的爆发

五卅运动的爆发与新闻界有着莫大的关系。著名新闻工作者胡政之当时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迨五卅案出,群情愤激,外人神经过敏,亦复危疑震骇,当时形态,实已非常重大,只以上海报界,久受外力压迫,有谩骂政府之自由而无指摘捕房之勇气,群众暴怒之情形,在上海报中,几未能有所表现。”[1]在五卅运动的起始阶段,托庇于上海租界的《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时报》、《商报》等一些大报,屈服于租界当局的政治经济压力,对于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一味采取消极甚至的态度,有的对事件轻描淡写,有的回避或歪曲事实,表现出妥协、动摇甚至倾向。他们在报道五卅惨案消息时,把帝国主义残暴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描写成英巡捕因群众不听劝告,不得已而开枪。它们拒绝刊登各进步团体、爱国人士抗议帝国主义暴行的宣言、声明和通电。《时报》竟擅自删改上海市民大会通过的《上海市民致各国国民通电》,把“中国上海公共租界英工部局连日枪杀爱国演讲之学生工人市民三十余人”,改为“中国上海连日枪杀爱国演讲之学生工人市民多人”。《时事新报》更胡说“群众高喊‘杀外国人’等口号”。由于这些大报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认识不清的范围,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理所应当受到舆论的鞭挞。胡愈之《五卅事件纪实》中的评述则更为细致:

我们在这里须再把上海报纸的地位和态度补叙一下,因为上海的报纸,和五卅惨案的激起,实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上海的报纸因开设在公共租界内,不受中国官吏的管束,所以对于内政言论较为自由。反之,对于租界当局,却受着无形的迫压,往往不能自由发抒意见。上海各日报偶有攻击捕房的言论,往往被拘捕罚金。日纱厂第一回发生罢工时,就有数家报馆因登载了一篇工会的宣言被判决罚金。所以二次风潮发生时,上海报纸上只有数段残缺的冷静的记载,对于日厂暴行不敢发表公正的抗议。所以外间对于此事,绝少注意。同时上海各大学学生(学生对工人向来较有同情的态度),因顾正红被日人非法击毙,中国官厅绝不干涉,颇为不平。又因报纸态度消沉,所以派遣学生沿途讲演顾正红被杀的真相,使各界引起注意。[2]

同时《国闻周报》记者李子宽也有类似检讨:“此次五卅惨案,以日纱厂华工顾正红被杀一事为导火线,顾之被杀上海各报为积威所胁,未敢毅然主持公道,且并新闻亦不愿登载,既而上海大学学生因同情工人而被捕,捕房不准保释。斯时报纸,亦未敢一言以伸公道,遂致学生益愤外患之深,郁积无可宣泄,卒乃激成牺牲之惨剧。故从此点言,当时各报之畏葸不持正论,失职之罪,固无从逃于公论者也。”[3]从这样的角度来论述五卅事件,确实新颖别致。这既让我们看到“五卅”运动爆发原因的另一面,也让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了何以其时的媒介批评转型为媒介论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各帝国主义者对这场爱国运动胆战心惊,在使用武力镇压的同时,还大力开动新闻宣传机器,进行一系列的造谣、诬蔑。“五卅”惨案第三天,帝国主义驻北京的公使团密令在华新闻机构:“尽量宣传学生与俄人之关系,使世人不同情于学生。”[4]于是英国路透社、《字林西报》、《上海泰晤士报》、英文《文汇报》等,纷纷叫嚣说什么五卅运动是中国赤党搞起来的,是赤俄煽动的,妄图以此分化、瓦解和破坏中国人民的爱国反帝统一战线。

《申报》是上海当时商业性大报的代表。正是《申报》等商业性大报对五卅运动的冷漠和歪曲性报道,才直接导致了新闻界爱国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媒介批评的高涨。6月3日《公理日报》的问世就典型地证明了这一点:“当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发刊本报时,乃激于上海各日报之与懦弱,对于如此惨酷的足以使全人类震动的大屠杀,竟不肯说一句应说的话,不得不有本报的组织,以发表我们万忍不住的说话,以唤醒多数的在睡梦中的国人。”[5] 6月11日创刊的《民族日刊》在报纸中缝登载的启事亦表达了类似的出版原因和目的。在《热血日报》、《公理日报》创刊的第二天,上海学生联合会机关报《血潮日刊》出版。为了对外宣传,上海学联还创办了《英文周报》。6月11日,上海总工会机关报《上海总工会日刊》创刊。12日,上海工商联合会主办的《工商学联合会日刊》创刊。上海一些大学出版了宣传五卅运动的铅印或油印报刊。上海工商界出版了以提倡国货为主要内容的报刊,如《国货周刊》、《国货日报》、《国货评论报》、《爱国报》、《中华国货旬报》等。《东方杂志》也刊载了宣传五卅运动的文章和四十多幅新闻图片,并出版了《五卅事件临时增刊》。邵飘萍主持的北京《京报》和《京报副刊》以大量篇幅对五卅事件进行连续报道,全国各地出现很多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而办的刊物、壁报、传单。这实际上形成了以无产阶级报刊为主导的新闻界广泛的爱国反帝统一战线。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反帝统一战线所拥有的报刊,则用大量的事实驳斥了帝国主义宣传机构的造谣和诬蔑。如《血潮日刊》用通栏大标题刊载了《外国人屠杀同胞大惨剧》的报道,详细揭露了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经过,使广大群众了解了事实真相。北京邵飘萍主办的《京报》则桴鼓相应,在将近一个月的期间内,逐日以两版以上的篇幅报道惨案的经过,刊载各阶层人民声援被害同胞,抗议英日帝国主义暴行的消息和来稿,停刊一切英日商人的声明和广告,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的主张,并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妥协外交政策。在帝国主义报馆工作的中国工人也投入反帝斗争,以罢工反对帝国主义暴行,迫使《字林西报》、《上海泰晤士报》、《大陆报》等无法正常出版,不得不大量缩减篇幅,英文《文汇报》只能出油印版。这些报纸还不得不态度尴尬地刊载苏联政府批驳他们造谣的抗议书。

帝国主义者见前面转移斗争焦点的计谋未售,遂又使出一种更为卑鄙的手段,出版了一种中文的反动报纸《诚言》。它不具出版机关的名称,仿照中国式样,采用一般廉价刊物中所常用的那种粗糙的铅字,以及在中国人一般习惯使用的劣质纸印刷,使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外国人的东西,企图鱼目混珠。宣传者以第三者口气说话,混淆视听,使群众运动包围在不信任、怀疑的气氛之中,以达到破坏中国民众爱国反帝运动斗争的目的。《诚言》共出版了三期。第一期《英外长张伯伦演说》,内容是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在英国下院为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的“五卅”惨案罪行进行辩解的答辩词,恶毒攻击中国人民的爱国反帝斗争。第二期为《沙面一役中国学生先放枪》,是对广州省港大罢工中工人和学生的革命行动进行攻击和诬蔑,胡说沙面流血事件是由学生引起的。第三期《苏联对于中国的野心》胡说“五卅”运动爆发的原因,是由于有共产党的领导,苏联的支持,诬蔑苏联借此扩大在中国的势力。工部局把《诚言》印成类似传单的印刷物,共100多万份,在上海各街道、电车、各公共场所到处张贴或散发,大量寄送,《诚言》一出笼,爱国进步报刊《血潮日刊》、《上海工商界联合会日报》、《向导》、《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等,纷纷撰文进行揭露和驳斥。广大爱国群众也即刻对之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和鄙弃,许多人把《诚言》改成“谣言”,把“看诚言”改为“看谣言”,打×或写上不看,有的干脆随手撕掉,愤而丢进垃圾箱。

政治斗争使社会对媒介行为的评判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五卅运动中对《诚言》的态度成了检验媒介政治立场的试金石。媒介批评来源于媒介的实践行为,《申报》、《新闻报》对《诚言》的处理直接导致了社会舆论对其传播行为的排山倒海般的否定性评判。

二、媒介批评与《申报》等商业性报刊的政治转向

工部局为了扩大反动舆论的影响,通过洋商克劳公司把有关“五卅”惨案的一则《诚言》送给了《申报》、《新闻报》,要求作为广告刊登。其内容是张伯伦在英国下院的答辩词,不但完全否认工党议员提出的外商资本家残酷剥削虐待中国工人的事实,而且说什么:“惟在乱时,不能不施弹压。因聚众游行以致乱,暴徒拟攻捕房、劫枪械,故尔则以枪击散乱党,此乃是杀一儆百。”这完全是帝国主义者的一派胡言!也根本不是什么广告,而是交付给报纸强令刊登的一篇侵略性言论!面对这篇《诚言》,《申报》、《新闻报》一方面知道这是租界当局通过克劳公司送来的,来势不小,得罪不起;另一方面又以为,广告者是客户出钱,报馆出让报纸版面,至于其内容既然不代表报馆的观点,报馆也就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于是在7月11日,两家报纸在广告地位同时将《诚言》全文刊出。

这天《申报》报纸一发行到市区,立即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强烈反感,一早就有数百人拥至报馆门前提出抗议,一些怒气冲冲的青年激动得打破了报馆门窗,要与编辑人对质。在家的史量才接到报馆电话,感到事态严重,急急忙忙赶到报馆,分头向抗议者婉言解释致歉,表示在编辑部内进行深刻反省。

媒介具有强大的社会议程设置功能,在历史的进程中常常充任社会前进的发动机,因此媒介在社会运动中的一举一动引人注目,极易引发媒介批评。当时上海的革命和进步报刊是“五卅”运动的耳闻目睹者,对上海报界在“五卅”中的表现给予了密切的注视,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媒介批评。除了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办的《热血日报》密集刊发大量媒介批评文本外,《血潮日刊》、《工商学联合会日报》也都载有数量不菲的媒介批评文本,形成了规模性的媒介批评效应。这些媒介批评文本立场显明、气势磅礴、言词犀利,充满火热的爱国主义情怀。如瞿秋白发表在《热血日报》上的《糊涂的〈民国日报〉》一文:

“上海工部局是英、美、日三国董事共同主持的,始终袒护工部局,遣派海军、商团向上海市民示威,占领学校,英、美、日、法、意领事采取同样的政策;英、美、日、法、意等驻京使团三次驳覆政府抗议,更分明他们是共同行动的;北京政府不单独向英使抗议而向使团抗议是对的,偏有糊涂的《民国日报》反说北京外交部致同样抗议书与使团是糊涂。我们正告《民国日报》记者:帝国主义者们虽然有时一致,有时冲突,而不劳我们被压迫者为他们分家,因为他们压迫我们始终是一致的呵!”[6]

《民国日报》是上海执行部1916年1月22日在上海创刊的报纸,不仅在运动中态度消极,有些报道不真实,有些报道轻描淡写,甚至有些言论为帝国主义开脱,其表现确实有些糊涂,反映出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和目光的短浅。瞿秋白针对《民国日报》认识上的错误,正告该报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站稳立场,不可因一时糊涂而发表分散人们注意力的言论,以至运动方向受到干扰。由于《民国日报》这时仍是革命的同盟军,因此,这篇新闻媒介评论的语气还是比较温和的,是一种保持克制的劝导式批评。

《申报》、《新闻报》刊登《诚言》的行为,一下子激起了人们的民族义愤,也使此后的媒介批评顿时弥漫着火药味。“上海学生联合会出版部主编的《血潮日刊》在揭露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后,指责两报为帝国主义做宣传很有成绩,尤其在这次‘五卅’运动中异常出力。日刊还指斥申、新两报是全国为虎作伥的两报。”[7]《血潮日报》特辟“反对申、新两报特号”,连续发表了《为虎作伥的申、新两报》、《狼心狗肺的申、新两报》、《打倒帝国主义走狗的机关报――申报、新闻报》等文章。《工商学联合会日报》为此发表《申新两报与“诚言”》的社评,名篇佳作,脍炙人口,传送一时:

昨日申报新闻报,登有大幅“诚言”一则,系英外交大臣张伯伦,抹煞英国帝国主义在华横行之事实,撒谎答复英国工党对于华事质问之一种反宣传。该报刊此反宣传文字,乃于其旁赘以“左系克劳广告公司送来纳费之广告”。意谓有此声明,即可以出售整个申报与英人作宣传机关,而不受国民之干涉。黄金戏足以买得活人倒地、买得死人复活。目下英国议和团正苦于掩饰彼之残暴,得申新两报为彼作一忠实之唱片,自然肯于出巨金以作代价。申报新闻报趁此卖国发财,正上海人所谓“大宝号生意好”也!惟吾人有一言,请申新两报当事者答复,现有一广告,内言“上海申新两报乃拆白党之机关报,专以造谣敲诈为能事,请一般社会勿阅该报,并即前往轰打该报编辑”,云云,贵申报贵新闻报是否亦可以因其为某某广告公司送来“纳费”之广告而为之刊出?今有暴客,入室吾妻吾妹乃至吾母,然后“纳费”命我为之揩拭其下体。此等事不图号为中国最老而发行额又最多之申报新闻报竟优为之!当复何言!吾人惟有每人预备一丈二尺红布,作“阿三”,为大英帝国主义效力,立三马路中,保护此英国在华之唯一汉文宣传机关耳![8]

使用推误的修辞论证手法,将申新两报“卖国发财”的借口批驳得体无完肤。中共中央在一篇告民众书中指出:“在如火如荼大反抗运动中,上海上流社会和各报新闻记者已多少暴露其调和妥协和‘速了’的倾向。纵然上流社会现在还是反抗运动中的要素,然而这种倾向若不停止,实大有害于全民族的利益。”[7]将运动引向深入。《中国青年》也发表一系列批评文章给予无情批判,并提议组织“铲除妖报团”,以实际行动迫使申、新两报改正错误。

当时一些社会团体也大力支持新闻界对申、新两报的批评。上海学生联合会通过决议:该会在申、新两报的广告一律撤除;在租界之外的地区扣留两报,不让发行。通电全国,一致用激烈手段对付两报;要求两报刊登启事,向全国人民道歉;两报必须刊登“辟诚言”的广告和批评社论等。设在上海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部,发出《总会通告第三号――关于上海申新两报登载诚言》的通知,指出:“关系五卅事件含有破坏吾人爱国运动之各种文件,自当绝对不为登载,乃申报、新闻报则不然”,不但不反对英日屠杀中国人民,“反积极刊登英首相致下议院书,含有破坏我爱国运动之性质所谓诚言。”对申、新两报的“故违国人公意”,“徇私而忘国”的行为,号召各地学联合起来抵制,“就近向本地各地人士说明此种情形,勿再阅该报。”[4]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也派代表与申、新两报进行交涉,声明完全支持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有关决议,并要求限期给予答复。

史量才、陈冷等人经过一周左右的检讨反省,深深感到这次事件中《申报》、《新闻报》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决心接受批评。首先在17日刊出了道歉启事,承认各界对刊登《诚言》的责备是“崇言宏论,不胜钦佩”,“因表歉意,希谅苦衷”。[7]并在原来刊登《诚言》的地位,发表了《辟诚言》一文。文章指出外商工厂中工人的不平等地位,尤其是童工所遭受的惨酷遭遇,从而激起工人抗议、社会公愤,这完全是外国资本家一手造成的。《辟诚言》特别批驳了《诚言》借口根本不存在的游行群众袭击捕房、劫枪械的事实,明确指出捕房开枪屠杀工人学生,是当局蓄意制造的。《辟诚言》敬告张伯伦:吾华人非尽无耳目,尽无脑筋,可以为君等隔离事实一万八千里之狡辩所掩饰。君等果实抱睦华宗旨,君等应停止所谓的《诚言》,而以诚心与吾争自救自决之华人相见。当天,还发表了《诚意与诚言》的时评,指出:有诚意后有诚言,先有诚意后有诚言。意和言与行三者必相符合,而后其诚乃见。古人有言,听其言,观其行。《申报》在发表上述启事、《辟诚言》和评论之外,还同意向工人群众支援银币,并声明这是自愿捐献。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鉴于《申报》改正错误,停止对英帝国主义的妥协,公开痛斥《诚言》,感到问题已经解决。为了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他们迅速解除了阻挠报纸的外埠发行。至此,一场《诚言》引起的报界风波终告平息。

三、《申报》等商业性报刊政治转向的媒介批评史意义

1925年5月30日的五卅运动创造了自之后中国舆论的高峰。这场运动的特点是有组织性,中国的工会组织积极参与,运动从知识分子阶层发展到了一般群众。著名作家林语堂曾热情洋溢地予以评价道:“中国的舆论力量从来没有这样好地得以组织,也从来没有像这场运动那样得到如此好的表现,罢工和联合抵制英货和日货的行动不知不觉地引发了1926年的国民革命。它首先是由中国社会所有阶层,包括新闻界、学生、商人和民众参加的一场运动。”[9]在这场运动中,媒介批评的社会作用令人瞩目。五卅运动中的媒介批评何以能够发挥如此巨大的社会作用?这不能不是值得我们今天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申报》、《新闻报》对《诚言》展开义正辞严的批判后,上海社会舆论也迅即对申、新两报《辟诚言》的爱国行为作出了比较正面的评价:

申新两报以登《诚言》之故,为各界所反对,于是登报道歉,即于五月二十七日,其总主笔陈冷血李浩然,各登一辟诚言之评论,人谓是上海舆论界第一次之屈辱,我谓是上海舆论界第一次之觉悟,盖人能自知其过误,而虚心道歉,不以傲慢之态度对人,即其改善与进步之道。况报纸虽为营业之一,自当以舆论为依归也,至于《辟诚言》之评论,尤以李浩然君之评论,为明白晓畅,且能提明英外相张伯伦之言,为支吾之词,为避卸责任地,结后两句,“如此而自评为诚,真难乎其为诚矣”,数语使人甚为满意,陈冷血之评论,大足使耐人寻味,虽寥寥数语,乃如一篇心理学之讲演,且泛言之,亦未指定诚言之刊物,若一般人读之,固未知其为辟诚言,而智识界人读之,觉其辟诚言之意在言外耳,我望今后上海报界之入于坦途,我更望各报馆有以自处之。[10]

这是一篇来自小报阵营《晶报》的批评,小报素来是《申报》等大报的竞争对手,它们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往往抓住《申报》等大报的失误,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但这篇批评却写得客观冷静,公正平实,颇具诤友之风。更为重要的是其间透露出很多耐人寻味、值得解读的信息,尤其是该评论关于营业性报纸与社会舆论、政治斗争之间复杂三角关系的揭示,为我们正确理解五卅运动中媒介批评的角色功能和历史意义提供了一条有用的思路。“五卅”运动中《申报》、《新闻报》的被迫政治转向,媒介批评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排山倒海般的媒介批评,要让坚持走营业化路线的《申报》、《新闻报》扭转政治方向,无异于痴人说梦。而且在当时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媒介批评的行动方式比言说方式所起的作用更大、更有效。但过高的估计五卅运动期间媒介批评的作用也是不切实际的,五卅运动期间媒介批评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有赖于当时特殊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玉成。

以企业化为发展取向的媒体对读者市场具有很大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既是媒介批评发挥作用的阻碍,又是媒介批评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虽然早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邵飘萍就对报纸企业化表达了某种忧虑:“彼主张完全为商品者,非无一面之真理,然种种弊害之随而发生,亦属不可掩盖之事实。以营业本位为理想的经营方法,未免为偏于资本主义之见解也。”但报纸企业化是世界各国报业共同的发展方向,中国现代报业自然概莫能外。史量才于1912年接办《申报》后,即按照企业化的方向来规划《申报》的发展道路,以取得更大利润为主要出发点,遵照市场规律经营报纸,报业规模不断扩大。1925年《申报》发行量已经达到10万份以上,成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大报。在政治斗争激烈的形势下,客观中立、内敛锋芒往往是媒体获得生存的处世之道。《申报》等私营报纸为了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约而同地采取重新闻、轻言论、明哲保身、“遇礁即避”的办报方针,遇到政治问题往往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或模棱两可的态度,读者看后往往不知所云。《申报》的这种办报方针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很多读者对《申报》立场模糊不满意而《申报》仍能获得较大发展的重要社会根源。

正是因为如此,《申报》在五卅运动初期,对沸腾了社会舆论并没有给以充分应有的重视,而是力图置身事外。如《公理日报》创刊伊始,就代表群众意见向上海各大报写了一封哀启格式的信,吁请各报撤销所登的英日货广告,并发表声明,在经济绝交期间,永不刊登。在该报的敦促下,上海《神州日报》、《民国日报》、《中华新报》、《新申报》、《时事新报》、《商报》等报均公开表示不再刊登英日广告,但《申报》、《新闻报》等在五卅惨案之后则以广告是一种经济行为作为借口而一直刊登英日广告,拒绝与其他媒体采取一致行动。在这一阶段,社会舆论的压力还没有导致《申报》发行量的直接限缩,媒介的政治诉求让位于经济利益的需要。《诚言》的刊登是是使社会对《申报》的媒介批评达到极致的关键。《申报》7月11日几乎整版刊载了《诚言》第一期全文,所占篇幅之大,字迹之醒目,是《申》、《新》两报刊载广告以来所未有。这种处理方式极不妥当,在读者眼里无异于有意挑战和为虎作伥,当然引起了爱国新闻界和社会各界的极大愤慨。在广大爱国民众和进步新闻界的强大舆论压力下,尤其是青年学生上海学联在租界以外扣留《申》、《新》两报的激烈举动,让《申》、《新》管理层感到,如果不顺应民意,一意孤行下去,《申》、《新》两报的发行市场势必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报纸的经济利益诉求亦将化为乌有。也正是这种可以预见的报业前景,才使《申报》、《新闻报》完成了政治上的转向。

《申报》在“五卅”运动中的政治转向,既表现了史量才等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又暴露了我国一些资产阶级报人头脑中长期存在的糊涂媒介观念。媒介固然是企业,但更是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输出者。在大众传媒与政治之间,政治对大众传媒的影响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任何大众传媒的诞生都有着特定的现实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背景,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的需要中应运而生。政治不仅提供了大众传媒产生的必要背景,还在为它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的同时,通过法律约束、机制辖制和利益集团影响等途径规范与限制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对它的发展起着关键的决定性作用。媒介独立性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制度设计和政治选择的结果,在风云鼓荡的政治斗争中,媒介要完全的置身政治之外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五卅”运动期间,在民族大义的大是大非面前,媒介要么坚定地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要么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威势和压力,进行妥协,要不偏不倚是做不到的。“五卅”运动期间《申报》态度的转变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媒介批评,是指根据一定社会和阶级的利益与理想,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大众传播活动所作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本质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活动。它肩负着引导社会舆论、监督媒介活动、保障媒介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的使命,而且这一使命恰恰是很多媒介批评活动具体启动的主体动机。媒介批评与文化语境、时代特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理想的媒介批评是批评主体通过批评与评骘对象文本间、文本作者间,建立一种平等、坦诚、理性而富有深度的对话关系。在激烈的民族、政治斗争中,消解敌对阵营媒介的合法性,就成为打击对手的重要方式,媒介批评的政治斗争功能得到尽情释放,在有些时候其政治斗争功能甚至完全取代了媒介批评应有的新闻专业理念的维护功能。五卅运动期间的媒介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这样的特征,无疑是政治斗争在媒介批评领域延伸的一种表现。当然,五卅运动期间的媒介批评之所以能够迫使《申报》、《新闻报》作出政治转向,也与史量才等人原本就具备较浓郁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基础有关。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媒介批评作为一种精神性生产活动,它往往以构成新闻传播活动的舆论环境而对其发生作用。作为舆论的媒介批评,其多数存在形式当然是公开的言语意见,但是有时人们感觉到的存在的舆论并不是明显而清晰的言语,而是体态语、行为语和流露的冲动性支言片语。行为是舆论表达的最强烈方式之一。研究媒介批评史,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历史上存留的文字文本进行分析,还要将由各种批评主体的行为纳入考察视野,不管这种行为是温和的还是暴力的。因为这种行为往往具有破坏性,因而它的力度一般都超过言语意见形式的媒介批评,对新闻传播活动具有极大的约束作用,其批评效果往往是立竿见影的。五卅运动中《申报》等媒介的政治转向,就是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发生效果的一个典型例证。

参考文献:

[1] 胡政之.五卅案两月来之回顾[J].国闻周报, 1925(28).

[2] 胡愈之.五卅事件纪实 胡愈之文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3] 子宽.“五卅”事件中之新闻记者[J].国闻周报,1925(22).

[4] 马光仁.上海新闻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5] 郑振铎.公理日报停刊宣言,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6] 瞿秋白.糊涂的《民国日报》[J].热血日报,1925(15).

[7] 宋军.申报的兴衰[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8] 张云鹄.时代的声音――“五卅”运动中的几家报纸[J].新闻研究资料,1980(5).

[9] 林语堂.王海,何洪亮译.中国新闻舆论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媒介批评范文第8篇

清末民初时期,我国出版事业初步获得发展,一批大型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逐渐转向现代企业化管理方向,但也面临转型时期的各种问题与挑战。由此,新兴知识分子展开了对其严肃、认真的批评。

解剖与批评出版界乱象

1.批评出版界著述的萧条与萎靡

清廷禁锢言论,民初袁世凯政府为压制言论自由,不惜残酷迫害新闻出版界进步人士与进步出版物,并连续颁发《报纸条例》、《出版法》,条文十分严苛。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出版界一度陷入萧条、萎靡状态。

胡适在1918年的《新青年》杂志第四期当中,撰文对清末民初时期出版界“沉寂而混乱”的萧条状况进行了批评。但直到爆发,出版界的这种萧条状况没有得到根本上的缓解。郑振铎曾针对1919年出版的专业书籍进行数量与种属统计:“最少的是哲学科学的书,除了北京大学丛书和尚志学会出版的丛书外,简直没有别的有价值的书了……专门研究的定期出版物却绝无仅有,许多言论多是辗转得之别的杂志,都是出之于写作者的直觉,有实在的研究根底的却绝少。”①

对于这种状况,陈西滢、裴复恒、杨幼炯等知识分子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中国每年出版的新书在二千至二千五百部之间,同国外比较,要沦为‘三等国’的地位”;②“在几张新派的报纸上,时常有著述稀少的浩叹,而发此浩叹的亦未必有什么著述,原来现在的报纸是编辑先生给自己的同事同气看的”;③“国内的社会科学刊物只占少数,名著更是少见,我国中等以上的学校,采用的社会科学教材,都是外籍,不然就无法开展教学工作……这是最大的耻辱”。④

2.批评出版作品内容的低劣

清末民初出版界的消沉让知识分子十分焦急,但令知识分子更加焦灼的,却是当时出版机构普遍缺乏职业意识。为了牟取利益,许多出版机构竞相出版价值低下,甚至是“卑劣”的文学作品。从事译著的工作人员,好图名利,不愿意做切实的研究工作,致使译著水平低下。针对这种情况,知识分子围绕几个方面展开了批评。

第一,批评译著水平的低劣与重复劳动。《现代评论》的一篇文章批评当时的翻译作品:“近来国内翻译的东西真是糟到不成样子了……许多很好的外国著作……半路上被只知贸利的奸商放了水,上了颜色,弄得信用扫地,无人敢于过问。”⑤当时的译著不仅翻译水平低劣,且重复翻译的情况比较常见,郑振铎就曾诘问:“已经有好几人译了,为什么又译?……为什么要费了许多的工夫,做人家已经做过的工作?”⑥

第二,批评出版物编辑方针的混乱、庸俗。罗家伦在《新潮》杂志中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不客气地全盘点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系列杂志。他眼中的这些杂志十分不堪:《学生杂志》是“极不堪的课艺”;《妇女杂志》则“专说叫女人当男人奴隶的话”;《东方杂志》“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毫无特色、毫无统系”,“对于社会不发生一点影响,也不能尽到一点灌输新智识的责任”;《教育杂志》内容“多半不堪问了”。⑦

第三,批评卑劣作品的传播。卑劣作品,指的便是传奇类、黑幕类、迷信类、言情类的文学作品。郑振铎统计,1919年全国出版界数量上除了定期出版物(即报刊)外,就数黑幕及各种奇书小说最多。正如傅斯年指出的那样:“年来出版物,独以恶滥小说为最多。”⑧其中,尤以上海的卑劣作品最为泛滥,《文学周报》中有文章这样描述:“上海近来充斥著灰色的小说匠,因为一般口味低劣的民众正要求着腐烂的腥惨的东西,灰色的小说匠乃加工赶制,粗制品触目皆是。”⑨

对于卑劣作品的传播,知识分子是十分抵制的,戴季陶严厉批评上海报纸利用黑幕小说来获取利润,未履行对社会监督的职责,丧失了报纸的价值。⑩唐庆增也批评小说杂志十分劣等,内容荒谬怪诞、不堪入目,不但失去了出版物的根本宗旨,对青少年的危害也很大。⑾何宏图则干脆指名批评《礼拜六》、《小说世界》,认为二者就是典型卑劣作品的代表,其它刊物纷纷学习他们的做法,这是出版界的堕落。⑿

第四,批评教材质量不高。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些低质量教材,被知识分子当作了批评的反面典型。舒楷父曾这样批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世界地理》:出到第五版,收益可观,可谓是“利市三倍,风行一时”,但是其内容“陈腐”“偏见”和“详略不当”,甚至出现常识性的可笑错误。⒀

事实上,当时出版业普遍都不大注重对出版物的严格校对,以至于出版物中常出现错字,例如,《东三省国语补充教材》中以一省国语冒充三省进行出版;高小新发的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居然出版到三十五版,都未能修改。胡适就在日记中常对此提出批评。

针对教科书的质量问题,《晨报副镌》有文章批评商务印书馆害人子弟,“要是有和我同行的,用该馆书的时候,千万要斟酌再斟酌,谨慎再谨慎,否则拿起书来就教授学生,那真就害人子弟不在处呵”。⒁

第五,批评报刊印刷技术和发行方式的落后。民国时期,尽管现代出版事业开始兴起,但大多数出版物仍然不重视印刷技术与发行方式,以报刊为最。《晨报副镌》记者描述当时中国报纸的印刷技术:“论印刷,大多数报馆都自己没有印刷所,只胡乱发给别家去印,印在报上不但没有圈点,眉目甚不清楚,就是那副呆板的相貌,看了也好不能引人美感。友人某君尝为我谈及报纸印刷,说中国报馆印刷处不备ABCD之字模犹可说也,连1234之阿拉伯数字有时尚用木刻,则真令人惊异了。”⒂

不仅印刷技术落后,报纸的发行方式也十分落后,东生撰写《封建势力在报纸上》批评:“在中国,即便是新闻中心的上海,报纸也要在上午九点至十点左右,导致读者无法抽出时间阅读,于是只能在午饭和晚上阅读,因此,日报成了午报或晚报了。”⒃

第六,批评副刊“成殃”。五四时期,各大政治派别纷纷开辟报纸副刊与专栏,各种鼓吹政治思想的人士利用报刊文章互相追捧谩骂,逐渐形成副刊内容良莠不齐的局面;同时,副刊上大量刊登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一派靡靡之音。受副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正在学堂念书的学生,当时副刊是京沪学界学生的追捧读物,社会上甚至流行出了“现在学生只读《读书》不读书”的谚语。⒄

对于副刊过热的负面影响,张奚若总结:第一,副刊内容连年累月胡说乱写瞎抄,空无一物,学生拿副刊作教科书,深受其害;第二,学生将副刊当作出风头的场所,更堕其志;第三,副刊的内容专为讨好学生而设,选稿标准过于狭窄。⒅

徐志摩也批评副刊来稿质量不高:“一等材料没有时只得将就次等的,次等材料都没有时只得勉强用更次等的……即使有名望的人有稿子来时,他们往往是为敷衍副刊或是周旋副刊的记者,成心选他们自己不看重多少随便的东西拿来。”⒆

对出版界乱象的反思与建议

面对出版界乱象,知识分子并未一味抱怨与不满,他们积极寻找原因,进行深刻反思,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以供出版界自身改良与进步。

针对出版界著述萧条而卑劣作品却盛行的境况,知识分子各抒己见,总结出了这样几条主要原因:一是著述家不能将著述当作终身的事业。二是写作者缺乏批评的建议与指导。三是出版机构缺乏职业道德。对此,知识分子提出了几条改良建议:

第一,解放陈腐思想,“只彻底解放思想,打破陈腐观念,文艺创作界才能大放光明”。⒇

第二,改良编辑方针,进行“根本改良”,“赶快把这些无聊的文苑亲自去掉”。(21)

第三,提倡职业道德,写作者要拿出良心,拿出责任来,知识界要联合起来,抵制出版机构“唯利是视”的行为。

对于译著者的职业水平低下的问题,赵幼龙指出翻译行业的人才存在很大的毛病:“从事翻译的人,志在名利,对于他们所译的书,不能切实研究,根本了解,强不知以为知,太轻易,太随便了。”(22)裴复恒对此观点也是赞同的,他指出,译著水平低下的原因在于编译人员程度太浅,所谓编只是抄,真能翻译的人员实占少数。

民国初期报刊发行为何缓慢?东生指出根本的原因在于“工会”垄断报纸发行的方式,因此,只有打破派报工会的垄断,建立自己的发行队伍,日报才能真正地称作日报。

如何办好副刊?徐志摩在《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一文中,除了谈到副刊质量不高的现状,同时表达了自己办一个好副刊的想法与做法:“第一步逼死别家的副刊,第二步掐死自己的副刊,从此人类可永免副刊的灾殃。”

那么,什么才是理想的副刊呢?孙伏园的《理想中的日报附张》中,详细具体地提出了理想副刊的标准:“应先知道什么才是今日中国社会对于日报附张的需要。”首先,副刊替代不了讲义与教科书,报章杂志只供给人以趣味,因此要避去教科书或讲义式的艰深沉闷的弊病;其次,副刊正当作用就是供给人以娱乐,因此文学艺术作品比学术思想的作品重要,应当占据主要部分;再次,副刊应当刊登短篇批评文字,对学术、思想、文学负起批评的责任。(23)

难能可贵的是,知识分子批评、反思副刊内容问题的同时,也着实进行了改良副刊的实践,譬如《晨报》副刊的改革。当时《京报》副刊发表署名为“辰夫”的文章《读新副刊》,肯定改良后的《晨报》副刊:“晨报的改良的新副刊,他是副刊界的北斗星君降凡,他的使命是来逼死通天下作恶的副刊,澄清青年的思想界的,这当然更值得珍重了。”(24)

结 语

清末民初出版业与知识分子之间,命运相连、彼此互动,一方面,出版事业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实现自我价值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强烈的使命感、逐渐走向自觉的职业批评意识,使得知识分子在从事新闻、出版、教育等职业工作中,不断发现出版事业的问题、并积极去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推动着出版事业向前发展。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这种对媒介现实的关怀态度与专业的批评精神,对于今天的出版界与当代知识分子,仍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规模数量上迅猛发展,但大量不健康的书籍充斥市场;出版业的装备、工艺与技术仍然相对落后;侵权行为严重……种种迹象显示,我国出版业仍面临着严重的发展危机,这一切,同样离不开知识界人士的理性批评和监督,以促使其进步。

【本文为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成果,项目号:12YJC860016】

注释:

①⑥郑振铎:《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J],《新社会》,1920年1月

②⒇陈西滢:《闲话》[J],《现代评论》,1926年4月

③裴复恒:《著述的稀少》[J],《现代评论》,1925年10月

④杨幼炯:《社会科学与出版界》[J],《现代评论》,1927年3月

⑤苏:《翻译》[J],《现代评论》,1925年5月

⑦(21)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J],《新潮》,1919年4月

⑧傅斯年:《出版界评》[J],《新潮》,1919年4月

⑨《评小说彙刊》[N],《文学周报》,1922年7月

⑩戴季陶:《随便谈》[J],《星期评论》,1919年7月

⑾唐庆增:《出版物》[J],《清华周刊》,1918年第145期

⑿何宏图:《卑劣作品》[N],《文学周报》,1923年1月

⒀舒楷父:《一部风行一时的地理教科书》[J],《现代评论》,1925年12月

⒁《商务本历史教科书之疑问》[N],《晨报副镌》,1924年9月

⒂《介绍诺斯克立夫的意趣》[N],《晨报副镌》,1921年11月

⒃东生:《封建势力在报纸上》[N],《文学周报》,1929年7月

⒄裴毅然:《民国初期的副刊》[N],《南方都市报》,2012年1月27日

⒅张奚若:《副刊殃》[N],《晨报副镌》,1925年10月

⒆徐志摩:《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N],《晨报副镌》,1925年10月

(22)赵幼龙:《对于现在出版界之批评》[J],《现代评论》,1925年7月

(23)孙伏园:《理想中的日报附张》,《京报副刊》[N],1924年1月

(24)辰夫:《读新副刊》[N],《京报副刊》,1925年11月

媒介批评范文第9篇

这里我们借鉴媒介批评的最新研究成果,从新闻阅评和媒介批评二者的内涵、范围、本质、目的、层次、成果五方面逐一加以分析。

⒈内涵归属

迄今为止,理论界所出现的媒介批评的定义,都定位于“对大众传播媒介及其产品的批评”,都是“对媒介……的批评”句式,其中蕴含了分析、判断、思考、反思的多层意思①。刘建明教授认为“媒介批评就是批评者把媒介现象的意义通过剖视文本揭示给受众。”他还认为,“(媒介批评是)分析媒介现象,反思新闻报道的得失,评价记者的作品,从而形成相应的新闻观念②。”那么,新闻阅评则属于其中的“反思得失”,也“剖视文本”,阅评员通过给新闻单位以及时的反馈,用自己的新闻观念去影响媒体,让他们服从管理,按照主管部门设定的路数进行报道③。这种归属是自然的。王君超副教授则认为,“媒介批评是一种价值判断,它是对新闻媒介系统及其要素的批评④。”新闻阅评也是一种对新闻作品的价值判断,新闻产品质量良莠不齐,新闻阅评小组针对新闻作品存在的问题相应给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正是对新闻媒介系统及其要素中的一个环节――新闻作品进行的批评。

⒉范围归属

媒介批评的对象几乎涵盖了整个传播媒介系统。而新闻阅评作为对新闻作品进行评判的一种制度,其阅评对象主要是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在范围上归属媒介批评是不言而喻的。

⒊本质归属

“媒介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它是对新闻传播媒介系统及其各要素进行批评的过程⑤。”也就是说,媒介批评是根据一定的批评观点、标准和方法,对新闻媒介系统及其要素的是非进行评判。

同样的,新闻阅评也要通过对新闻作品的评判,按照一定的根据和标准进行价值判断,通常判断结果有两种,一种是符合新闻阅评小组的评判标准的好作品,阅评员会通报表扬相关新闻媒体,希望他们继续坚持;另一种是如果不符合有关政策规定,则会出现问题的作品,阅评员会对其进行相应的批评。显然,新闻阅评与媒介批评在价值判断的本质上是趋同的。

⒋目的归属

“任何健康的向上的社会,都不能没有同样健康的向上的精神作支撑⑥。”媒介批评和新闻阅评作为培育、维护这种精神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有很多是相同的,激浊扬清、去芜存菁、敦促自律,最终营建一种健康向上的媒介氛围,都是它共同的愿望。

媒介批评作为大众传播的“观察员”和“监察官”,观察和监督媒介是媒介批评责任中首当其冲的一环。但媒介批评并不局限于批评媒介,其目的可以表述为阐释媒介系统的发展方向,促进媒介良性发展,这和新闻阅评的目的是一致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传播手段的进步,我国的舆论及其影响下的民族心理的形成过程日趋复杂化,政府部门、知识界、新闻媒体和大众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正反循环日趋多元。媒介批评和新闻阅评一样,在新环境下能自觉促进媒介积极向上、文明开放的主流意识,对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媒介批评比新闻阅评的目的要宽泛,它除了能成为新闻单位与主管机构间信息交流的展示平台以外,还能成为媒介与受众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而新闻阅评的重点只是沟通媒体与主管部门,至少在现阶段很难成为媒介与受众间沟通的渠道。

⒌成果归属

新闻阅评与媒介批评的最终作品非常相似。新闻阅评的产品是阅评文本,强调新闻作品存在的问题及不良影响、新闻作品所具备的优点和可资借鉴之处、优劣原因及应采取的措施等,与媒介批评所撰写的有关文章类似。

新闻阅评虽然属于媒介批评的范畴,但它还具有一般的媒介批评所不具备的特性:

⒈体现党和国家的意志

新闻阅评作为一种有统一部署、有组织领导的媒介批评,批评结果能直接通达宣传主管部门,很多情况下会导致行政执法行为的出台,在新闻宣传工作中负有宣传系统赋予的重要责任。

在当前传播媒介险情不断、噪音四起的情况下,这种媒介批评尤显必需,一些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如果发表大量导向鲜明、分析中肯的批评文章,将对新闻舆论引导起到积极作用。但大多数批评者往往难以根除当前普遍存在的批评失当和批评失语现象,大部分还仅从技术层面上而不能从导向上指出得失,这样的批评就难以体现党和国家的意志。新闻阅评工作可以有效弥补这种缺漏,使新闻传播行为与社会规范一致,不违背管理者的主张。

⒉肩负监督媒体的重要使命

一般的媒介批评往往着眼于媒介的正常运转与健康发展,是一种对实际操作状况的关切,有一些还常常会发表胡乱吹捧的作品,已沦为媒介商业炒作的寄生物或始作俑者;还有一些钻进象牙塔里进行纯学理性的批评研究,缺乏与媒体和受众的“亲密接触”。

而新闻阅评,则加强了宣传主管部门对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通过对新闻作品的评判,扩大其认定正确的新闻作品的正面影响,抑制其认为错误的新闻作品的负面作用,促使新闻媒介制造的舆论朝着党和政府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形成比较统一的社会舆论,引导人们的认识和行为。

所以说,和一般的媒介批评不同,新闻阅评的着眼点更多放在是否有利于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否时时关注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是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性;是否有利于总结、交流新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增强新闻单位的使命感,提高宣传质量,这是一般的媒介批评所无法替代的。

⒊比广义上的媒介批评更具建设性

“社会主义媒介批评要有建设性,……除了要注重宏观意义上的诸如媒介制度研究、媒介的社会功能分析外,还要注意继续保持和加强对中观意义和微观意义上的媒介批评⑦。”新闻阅评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媒介批评,比起广义上的媒介批评,更具有无可非议的建设性。

据一些新闻阅评小组和审读小组成员介绍,新闻阅评小组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爱护和关心报刊,帮助报刊提高质量,本意并非是吹毛求疵,和报刊过不去。他们侧重在内容上发现违法违规问题,为行政执法提供依据;注意总结推广好的新闻媒介经验,帮助媒介总结教训,为办好报刊出谋划策。

但是,现在很多媒体上的“凶悍”的批评已经背离了媒介批评的原意,媒介批评因为缺乏组织,正处于缺乏严肃性、刻意追求争吵对骂的阵势、热衷于制造新闻效果、屡屡使用含沙射影术的尴尬境地。这种自由发泄的冲动不等于自由,真正的批评自由需要理性和建设性的共同鼓噪才能获得。

⒋权威性较高、执行力度较大

正如气象台在各地设立观察站以观察自然的气候,在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设立新闻阅评小组用以观察媒介及舆情的“气候”。这种观察不只属于媒介批评的范畴,如果从有固定组织的角度看,它还属于管理学范畴,这与一般的媒介批评区别很大,新闻阅评能够直接为新闻出版管理服务,权威性较高。另外,新闻阅评文本更具官方色彩,有直接让宣传主管部门和政府部门知晓的接近权,因为牵涉到对新闻单位的处罚,能让一些媒体单位有所儆悟、知所约束,所以实施起来效果相对较大。

而媒介批评因为批评者分布较广和素质参差不齐,看问题的角度千差万别,容易形成自由化的散漫批评,甚至对批评标准采取各取所需的实用主义态度,导致其权威性弱化。

注释:

①王君超:《媒介批评――历史与走向》,《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2期,第29~第30页

②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第1页

③刘建明:《媒介批评的文本理论》,《现代传播》,2000年第5期,第12~第17页

④阿超:《呼唤媒介批评》,《新闻出版导刊》,2001年第2期,第25页

⑤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5页

⑥艾斐:《构筑民族和时代的精神砥石――关于经典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思考》,《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日,第14版

⑦雷跃捷:《新闻理论》,第294页

媒介批评范文第10篇

媒介批评是对大众传媒得失的评价和指陈,与新闻理论、新闻史不同,它是对媒介运作利弊的分析。凡是对媒介的论述――无论正面、负面――均属于媒介批评的范畴。自20世纪90年代末,“媒介批评”开始进入我国新闻界,虽然相关研究和实践渐次升温,但新闻界和学界对国内外媒介批评思想缺乏必要的了解,媒介批评学的本土化构建刚刚起步,理论研究还存在许多空白。特别是对国外媒介批评思想的成果,除了偶有对美国的研究文章外,对其他国家媒介批评流派的探索基本空缺,《西方媒介批评史》一书在这方面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

《西方媒介批评史》全书共分六章,全面论述了西方著名政治活动家、学者、新闻界批评媒介和新闻报道的思想沿革,展现其媒介批评思想的发展脉络。研究内容包括:一、马克思主义的报刊批判,评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位思想巨人对报刊及人类新闻活动的重要的批判性观点;二、美国从党报论战到新闻评议,介绍了美国从建国初期的报刊冲突,走向媒介批评的专业化、行业化的历程;三、英国媒介批评思潮的演变,对欧洲批判学派中的两大巨擎――文化研究学派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媒介批评思想进行了梳理,探讨了英国较为健全的媒介批评实践及其理论来源;四、哲学语境下的法国媒介批评思想,重点研究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巴特、德里达、鲍德里亚等思想界人物媒介批评的观点,揭示了法国媒介批评新思潮的走向;五、北美学院派的媒介透视,以史为纲,以人物为线,论述了施拉姆、席勒、伊尼斯、麦克卢汉等学者对媒介的犀利批评,透视了媒介垄断和媒介商业化的危害,阐释了媒介形态的发展进程及其社会因素;六、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思想,对西方媒介批评理论的源头、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大、最主要的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媒介观的哲学基础和批评立场进行了总结。

媒介批评史是社会思想史的分支,本书对西方媒介批评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的研究,在内容和方法上多有创新。书中大部分章节以人物志作为评述方式,涉及19世纪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大国的思想界、哲学界所有重要的学者和论著,将学者的媒介批评理论与业界的批评实践紧密结合,分析其实践的理论基础和生成背景。在各章中,著者对批评媒介文本的研究重视再批判的视角,揭示了媒介批评与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

全书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和分析,对把媒介批评和传播学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和界定。把欧洲媒介批判理论误认为“传播学”,视法兰克福学派为传播学家,这种学术误读似乎非常流行,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但《西方媒介批评史》以实证澄清了这种观点。书中对欧洲媒介批判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缕析,展示了欧洲思想家如何把媒介作为一个社会批判领域,指出媒介在社会建构中所处的地位与作用。该书序言里指出:“把媒介批评和传播学混为一谈,显然是个误区。马克思的报刊批判理论无论在文章篇数还是内容深度上,都超过法兰克福学派的任何一个学者,如果坚持上面这个误区,把马克思视为传播学家,那就闹出了学术笑话。”

全书近60万字,七位著者历经4年多时间,几易其稿,对文稿的严谨态度让人敬服。翻看《西方媒介批评史》一书,西方批评家们的睿见随处可见,给读者打开了新的知识窗口,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福音与残害让人掩卷深思。从批评的角度来认识媒介及人类的传媒思想,会给新闻从业人员和学者带来新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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