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政府、媒介、公众的互动

【摘要】政府的信息公开、媒体的新闻传播和公众的知情权是相辅相成的，正确对待和运用新闻媒体，是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公共管理水平的体现，政府部门应当加强和新闻媒体相互沟通：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关键词】政府　媒体　公众　知情权互动

所谓舆论调控就是国家以各种形式，有目的地对舆论进行干预，使其朝着有利于本阶级意志的方向发展，并使舆论发挥积极的作用。舆论调控是使舆论发挥正功能，防止负功能的条件。

不管是人际之间的关系抑或是组织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最本质的都是利益关系。政府的利益就是维护巩固自己的统冶，与此同时，政府必须捍卫国家利益，使社会安定团结。媒体，作为一个特殊的组织，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充分的考虑自己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担负起社会责任。政府和媒体的种种维护自身利益的活动，最终是通过他们的职能得到体现。

政府的职能可以分为对外职能和对内职能，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本国公民的需求。媒体的传播活动可以分为对外传播和对内传播，媒体在进行传播活动时必须把大多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难看出。媒体和政府所进行的一切活动的最终落脚点应该是服务绝大多数的公民，所以，同一国家媒体和政府的利益存在一致性。当然媒体也经常对政府报以批评之声，对政府所做工作不满，提出期望建议。同理，媒体和政府、公众的关系亦是如此。在大前提的统一之下也隐藏着矛盾。

一、政府、媒介、公众的互动表现

政府、媒介以及公众以“政府信息”为核心形成内部互动，政府公开信息，传媒传播信息。而公众对信息有知情权。同时，政府、传媒和公众同样进行着外部互动，传媒监督政府，政府对媒体进行管理。而政府和传媒都要对公众负责，公众通过传媒接受政府信息和公共信息，通过媒体参政议政，实施舆论监督。

政府的信息公开、媒体的新闻传播和公众的知情权相辅相成，及时公布相关的政府信息，满足公众的知情需要，争取公众的理解和信任，才能达到化解矛盾的目的。

以2008年发生的手足口病事件为例，在手足口病爆发的初期，当地政府和大众媒介采取了“以谎辟谣捂堵结合”的方法，4月15日发表《市医院儿科专家就出现呼吸道疾病问题答记者问》和《有关人士就近期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较重患儿问题答记者问》两份“答记者问”，对社会上传言的“传染病”进行辟谣，声称该病为“呼吸道疾瘸，但与前几年比较，发病水平并没增高，请转告群众不用担心。”而随着疫情的严重，公众越发恐慌，这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卫生部经过调查，通报，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相关政府的应对措施，通过政府公布信息，媒体清楚地告之公众疫情的最新进展。公众对手足口病有了了解。

由上可以看出，兰者处于一种博弈状态。政府由被动走向主动，掌握了话语权，而开始政府之所以被动，是因为忽视了公众的知情权，造成了政府传播失效。其实，这要比不传播的效果更差，因为公众需求的信息一旦出现传播匮乏或者误传，公众心理挫折可能产生，就会潜伏着诱发过激行为的情绪。因此，政府的及时告知，信息的公开与透明显得尤其重要。

媒体及时有效地传播真实信息，稳定公众情绪，消除公众疑虑，引导社会舆论，尊重公众的知情权，保障公众知情权就显得尤为关键。例如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地震发生之后。国家各级部门的迅速反应和快速通报，信息及时准确公开，为稳定社会情绪、降低灾害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伤亡数字很大，但是整个社会呈现出平静、理性和积极救援的状态，显然，这都要归功于通畅的信息传播和政府及时的信息公开，政府在震后及时的信息披露避免了恐慌和流言的发生与蔓延。

二、推动政府、媒体、公众三方良性互动的策略

正确对待和运用新闻媒体，是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公共管理水平的体现，政府部门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当积极加强和新闻媒体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配合，谋求双赢，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政府、媒体和公众三方之间密切地联系就是公众知情权。政府的及时告知，信息的公开透明显得尤其重要，政府应该做到信息公开制度的落实。媒体及时传播真实信息，稳定公众情绪，引导社会舆论，动员社会力量，激发民族精神，尊重公众的知情权。保障公众知情权，及时和开诚布公地提供真实而有效的新闻信息，也是新闻媒体的责任。公众有需要获取知识、信息并以此为依据做出选择的权利。公众知情权是民主社会的标志之一，在一个国家，公民知情权的大小关系到政府执政，也是政府同人民关系是否密切与和谐的标志之一。及时公布相关的权威信息，满足公众的知情愿望，才能争取公众的理解和信任。

首先，从公众与政府的互动角度来看。信息的公开有利于公众与政府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的应变能力。

信息公开在信息时代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传播实务时，政府的职能也应随之发生相应的转变――从过去“政府提供什么就接受什么”转变到“政府为社会公众实现其权利而提供信息”。尤其在市场化、信息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公众的信息需求较迫切。政府相对掌握了更大量的信息资源，更重要的是，在突发事件已危及广大公众生命安全和切身利益时，政府往往在此时享有最崇高的社会威望，的信息也最具权威性。那么，在信息鱼龙混杂的关键时刻，如果政府及时地组织传播，往往能迅速起到震慑、驳斥、澄清事实真相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在信息化社会全面发展的带动下，公众的素质，特别是选择和接受信息的能力都在不断地提高。此时将事实真相公布于众，能锻炼公众的信息承受能力，同时也会相应地加强公众对信息的判断能力。在突发事件产生时，还能从一定程度上增强受众的安全感，政府和公众的良性互动能迅速及时地引导社会舆论从错误中走出来。

其次，从媒体与公众的互动角度来看，媒体应重视发挥其新闻宣传的引导作用。

作为反映舆情民意的一个重要窗口的媒体功能与作用被迅速提升。既要公正、全面、及时、客观地报道事实。也必须引导健康的社会舆论，让公众根据掌握到的新闻信息，自主地做出理性判断。尤其是主流媒体，更应充分认识到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认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传媒肩负着社会环境监测的预警功能和社会整合解释功能，公众在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假时，自然就倾向于用“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观点来对待传言和谣言。一些地方大部分市民每天几乎都要买几份不同的报纸，关注各大主流媒体第一时间的消息。一些主流媒体十几年来一直与百姓为伴，充当老百姓的朋友，具有真正的权威，这都是媒体从为公众说话中树立起来的。公众的这个媒介观与信息观正是基于与媒体相互信任的良性互动下产生的，自然，社会舆论就会慢慢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

第三，从媒体与政府的互动角度来看，政府与媒体相互信任、相互配合，有利于社会安定和政府地位的提高。

在中国现有的新闻体制下谈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往往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行政命令和意识形态的强制往往替代了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控制机制。原因很多，一方面，长期以来的人治、长官意志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大。对待媒体，某些政府部门总是认为新闻媒体的空间越大，社会就会越混乱，政府就会丧失更多的权威；另一方面，政府对新闻媒体应该有的社会功能、作用与价值未有充分的认识，媒体自由度的空间被压缩，活动空间受限制。难以按自身的新闻运作机制来及时展开报道。以上等等原因，现实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信息的不对称。众所周知，作为社会公器的传媒，它于社会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其是公共的信息平台。而现实的情况是，媒体的这种社会公器职能在政府权力的作用下往往使新闻传播领域出现一些法制的盲区和人治的特区。

而无论是法制还是人治，抑或是两者相结合，制约新闻业发展的最大障碍还是体制的障碍。信息时代的中国，许多旧的体制都在经历改革的蜕变，用老的体制处理新的问题是行不通的。这就从客观上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应适时地改革过去处理社会突发事件的老方法、老体制，这对提高政府综合应变能力也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政府和媒体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使媒体的信息传播机制和政府的快速应变机制结合起来，共同构建和谐、畅通的传播环境。从政府方面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与媒体合作，绝不能垄断所有的信息，媒体才能在不影响社会整体稳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传播真相；从媒体方面来说，及时、正确地报道，有助于政府下一步的决策。只有两者在这个良性互动的循环下，公众才能在这个健康的舆论空间内继续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