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支出范文

资本支出范文第1篇

云铝股份1998年4月上市时拥有铝冶炼4万吨、铝加工2.5万吨的生产能力，至2014年末，当年完成铝商品产量约110.73万吨，扩大27.68倍;同期，销售收入从5.56亿元增加到191亿元，扩大34.35倍。销售规模扩大的背后是庞大的投资规模，其现金流量表显示，从1998年至2014年，其“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这一指标分别是6.2亿元、2.8亿元、2.1亿元、1.1亿元、2.7亿元、5.5亿元、4.4亿元、1.7亿元、2.2亿元、4.1亿元、8.8亿元、18.9亿元、21亿元、28.8亿元、31.8亿元、18.8亿元和12.3亿元，合计173.2亿元。

以公司合并报表角度看，1998年末净资产7.31亿元，净利润400万元;2014年末净资产47亿元，净利润-7.21亿元;此期间17年累计净利润13.81亿元，累计自由现金流-142.59亿元（见图）。

作为一个完整经营主体而非一个单纯会计主体的云铝股份及其控制的子公司，1998年至2007年净利润之和19.31亿元，自由现金之和-18.27亿元，如果说此期间该公司完美诠释了会计利润和真实利润的差别;那么2008年至2014年净利润之和-5.5亿元，自由现金之和-124.32亿元，则让人惊讶，以如此绝对之方式毁灭价值的公司为何还能吸引无数市场参与者？

准确择时再融资

观察云铝股份从1998年以来的6次股权融资募集资金的情况，见表1。

即使不去看每一次的发行说明，也可以知道每一次都会有市场参与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去相信项目将具有不错的前景和良好的回报，但在下图反映的公司会计盈利和真实盈利之间的差额来看，正常而言，它的每一次再融资对于投资人都将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如果恰逢牛市，那么这个陷阱的深度将被翻倍放大。不幸的是，该公司正是精于此道的高手，从其最近三次选择的发行时间看，对应的公司市场价格在2008年1月发行时是11.64倍PB左右，2009年8月是5.82倍PB左右，2015年5月对应的是4.3倍PB左右。

以云铝股份最新完成的2015年5月的非公开发行为例，我们来分析为何它的发行是毁灭价值的。

方案称，拟定向增发不超过23.9亿元，用于购买浩鑫铝箔86.92%股权5.85亿元、源鑫碳素100%股权5.85亿元、投资源鑫碳素二期工程5.3亿元、补充流动资金6.9亿元;发行定价拟为4.51元/股。在购买浩鑫铝箔86.92%股权中，云铝股份大股东冶金集团持有68.96%、阿鲁国际（美国铝业孙公司）持有17.96%;购买源鑫碳素100%股权，原为冶金集团另一子公司100%持有。此次交易，浩鑫铝箔定价为1.02倍PB，源鑫碳素定价为1.16倍PB。至于大股东冶金集团，拟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低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总数的40%。

这一方案于2014年9月26日披露，10月29日修订。而截至2014年三季度，云铝股份合并报表资产236.7亿元，负债186.9亿元，权益49.8亿元，有息负债139.75亿元，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8.47亿元，财务费用6.53亿元;资产负债率78.96%，流动比0.54，速动比0.24，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负债合计0.01，已获利息倍数0.16;从这一组财务指标可以看出，公司已经到了不注资就破产的局面。

4.51元/股的定价在当时大概相当于1.93倍PB。收购的资产是大股东占有绝对控制权的资产，购买的资产以PB计，定价不高。从披露的资产状况来看，截至2014年8月，浩鑫铝箔资产7.95亿元，负债1.36亿元，权益6.59亿元，收入3.85亿元，营业利润-0.27亿元，净利润-0.26亿元，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836万元，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852万元;源鑫碳素资产23.23亿元，负债18.18亿元，权益5.05亿元，收入1.31亿元，营业利润-659万元，净利润-650万元，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1703万元，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8077万元。从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出，收购浩鑫铝箔和源鑫碳素能够为云铝股份贡献什么？只能是在当前脆弱的天平上继续贡献高额的负债和净现金流出量，甚至连会计利润都没有。

大股东的认购没有实质意义，本次发行购买的资产主要来自大股东，以修正后方案计，交易完成后大股东收到的对应金额约10.49亿元，其认购金额约为9.56亿元，大股东在此次交易完成后还将净流入0.9亿元。

所以，这个发行方案看似合理，实质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毒丸”。云铝股份当前情况已经陷入自身难保的境地，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础却是以市价为基础，这本身没错，但以本例而言，它和内在价值毫无关系，以近2倍PB买入快要陷入破产境地的公司，在正常情况下，参与交易的其中一方只会被认为是不明智和不理性的，但在A股市场，这种非理性繁荣已经不是第一次上演，用一本经典的书名可以形容，“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大股东在此次交易中资金左右手互倒，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作为经营主体（合并云铝股份在内）反而从外部投资者手中募集到14.3亿元，并将浩鑫铝箔和源鑫碳素这两块不良资产甩给了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受益者，最大的是大股东冶金集团，其次是收费的一众中介结构，再次是美国铝业脱手不良资产。而上市公司则背上了更大的包袱，参与增发的众多投资者承担了12个月时间段可能发生损失的风险，因为上市公司本身并不创造价值，所以他们利益的实现需要靠以后以更高的价格将手中筹码出清，后来接受筹码的交易者，其交易成本将是上述所有既得利益者的收益。

从方案最终实施结果看，配售金额23.9亿元，冶金集团在内的5名法人和1名自然人参与此次非公开发行;冶金集团配售金额11.74亿元，从整个交易结构上看，其资金流出1.25亿元。

持续犯错

为什么说上市公司毁灭价值？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见表2。

在仅有会计利润而无真实利润的情况下，云铝股份进行了长达15年的分红，这是一项非常不明智的决策。因为公司并没有赚到钱，那么用于分红的钱必然是，要么经营占用，要么借入有息负债维持分红，要么以后续募集的资金用于支付分红给原来股东。第一种方法使供应链上的企业受损而使公司供应链声誉受损;第二种则导致“利滚利”而使经营成果受损。不过，大股东冶金集团自然是这个决策的最大受益者，其次还缴纳了没有必要的红利税。

从财报中可以看出，云铝股份有息负债的增长从2008年开始加速，最终从2007年的24.4亿元增加到2014年161亿元，与此同时，销售收入从2007年的70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91亿元，营业利润从2007年6.8亿元到2014年-9.7亿元，2008年至2014年，累计营业利润-8.61亿元。负债的增加不但没有驱动盈利，反而是导致亏损的原因之一。

公司曾试图聚焦“低成本战略”，打造上游一体化产业链获得低成本优势，但资产结构的构建错误和不可能拥有定价权导致毛利率超低，居高不下的财务费用吞噬可能的一点点营业利润，公司只能沦为底层的基础材料供应商;之后虽然努力提高产品附加值，但目前为止，产品无显著竞争力可以帮助改善盈利。

显然，公司依旧在错误的道路上持续犯错。17年这么长的时间段，足以对一个公司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

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来看，A股现有的强周期行业公司，比如一些有色金属公司、化工原料和基础设备制造行业公司，都是毁灭价值的;它们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市场资源、银行信贷资源，但本身并未创造价值，反而将这些资源拖入泥潭。从这个角度看银行贷款，就可以理解银行股为什么在市场的定价机制中不能像2007年以前的那个周期获得高PB的定价。就以云铝股份为例，不在牛市中进行增发的话，资不抵债是可能出现的，就以其2014年末的资产状况而言，如果在那个时点贷款人对其进行清算，161亿元有息负债能够全部收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不能从资本市场上持续发行新股，那么此后的资产状况只会越来越糟糕。

如果市场制度不断完善，这种类型的公司要么变为仙股，要么退市。

不过，当强周期性行业个股出现不同寻常的低价，并且行业的周期性改善即将发生时，这一类的个股会出现极佳的投资机会，这时，要尝试运用不超过10%比例的小仓位设好止损大胆参与，因为没有信息时效优势，只能用判断下跌幅度比例和PB是否极低至0.5左右，并分析破产可能。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如果分析后决定参与投机，那么，要选弹性最大的公司。

资本支出范文第2篇

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似乎让市场感到沮丧，因为强劲的资本支出迟迟没有出现。投资增速低于危机前的水平成为近七年来的常态。即使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已经将利率降至零水平，可是依然不能有效刺激企业加大对未来的投资。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令人振奋的经济复苏往往是和同样强劲的资本支出增长联系在一起的。

更加令人费解的是，许多国家资本支出的疲弱却没有阻碍国内企业数量的增长。而在人们普遍的印象中，更多的企业意味着更多的办公场所，办公设备、电脑以及机器。但这几年我们看得到的却是资本支出减少和企业增长。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呢？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出现那些资本支出和企业数目背离的经济体当中，新增的企业多是小企业或者是“自我雇佣”的创业者。例如，目前英国大约四分之三的企业不雇佣任何人，因为这些都是独立运营的自雇者，开设“一人公司”或者是从事咨询顾问业务。这一趋势在金融危机后十分明显。所以，尽管企业数目在增加，但是由于其中很多都是这样的“一人公司”或是雇员很少的小企业。

所以，根据我们获得的数据显示，经济当中一半的资本支出都是由私人部门完成的。

这一趋势意味着科技进步正在产生着剧烈的影响。20年前，电脑意味着一台台式机，一个需要费很大力气才能移动的庞然大物，公司购买后需要安置在固定的办公场所。现如今，人们可以使用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这是小企业和咨询顾问们理想的工具，可以随身携带而不需要占用办公场所。

不过我们还要追问，如果一家小企业使用平板电脑办公，那么由谁来购买平板电脑，并且还能用它来做什么呢？一台平板电脑既可以用来管理账目，也可以用来玩“愤怒的小鸟”，它的广泛用途正是受到欢迎的原因。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联想到，企业主需要先从像五岁儿童一样的员工手里夺过平板电脑，才能让他们很不情愿地重新回到库存管理的工作中。因此，这种用途广泛的特性使经济数据不那么可靠。

当他们更新这些电子设备时，这些支出会被计入消费支出而非资本支出。小企业的雇员可以用他们自己已经拥有的电子设备而不需要企业主新增投入了。

这种现象不仅仅局限于用于办公的科技产品。即便你不是整天泡在咖啡馆里的人，也应该可以发现，咖啡馆里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了。人们在咖啡馆里洽谈商务，变相地给企业节省了办公空间、家具和设备。

目前在发生的趋势不只是重新划归指出分类、个人消费支出替代办公资本支出这么简单。这些事实还意味着，经济活动的运行正在以更加节约的方式使用存量资本。

在工作时间，与其在办公室使用电脑而让个人电脑在加重闲置，不如让个人笔记本电脑一直处于使用中的状态。对于这种现象，经济学家称其为提高资本利用率。同样的道理，办公空间闲置的时候，也可以被改作他用。

对于经济学家和投资者来说，提高资本利用率意味着两件事。资本支出很可能不会再回到以前的水平了，首先，因为它们已经被名义上归类到了个人消费支出名下;其次，当办公设备和个人应用设备在功能上趋于融合之后，以前需要两件设备的事情现在在一件设备上就可以完成，我们可以持续地使用它。

资本支出范文第3篇

作为中国最大的金刚石生产企业之一，黄河旋风过去三年维持了巨额的资本支出。2013年上半年共斥资3.12亿元购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公司过去三年半资本支出共计19.9亿元；截至2013年6月底，黄河旋风预付款达3.53亿元，其中前五位中设备款达2.18亿元。

奇高的预付设备款已成为黄河旋风的常态，2011-2012年公司的预付设备款分别为2.66亿元、2.14亿元。

《证券市场周刊》调查发现，按照金刚石设备采购预付款30%的比例及交付周期，长年居高不下的预付设备款有违行业惯例，并且收款方资质平平。包含预付设备款在内，黄河旋风近20亿元的资本支出疑影重重。

诡异的巨额预付款

黄河旋风主要生产人造金刚石和金刚石制品。资料显示，国内目前的金刚石生产企业主要有黄河旋风、正在借壳江南红箭（000519.SZ）的中南钻石、豫金刚石（300064.SZ）。

截至2012年末，中南钻石的预付款为3240.02万元；豫金刚石的预付款为3916.81万元；而黄河旋风2012年末的预付款达36630万元，是其他两家公司的10倍左右。

iFinD资讯显示，自公司成立到2009年，黄河旋风的预付款均不超过0.6亿元。

然而，2010年上半年公司预付款突增至2.2亿元，其中一年以内预付款达2.1亿元，占比95.53%；同期公司实现营收3.66亿元，预付款增加额为1.75亿元，占当期营收的47.83%。

2011年末，黄河旋风的预付款达到4.2亿元，为公司成立以来的峰值。然而，公司营收的增速却没有这么“疯狂”，导致公司当期预付款增加额与当期营收的比值远高于同行业公司。

自2010年中期以后，黄河旋风预付款占流动资产的比例持续居高不下。2010-2012年，黄河旋风的预付款分别为1.65亿元、4.2亿元、3.66亿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16.4%、27.5%、23.4%。

2010-2012年末中南钻石的预付款分别为0.75亿元、0.71亿元、0.32亿元，占流动资产比例分别为21.2%、9.5%、3%；豫金刚石的预付款分别为0.21亿元、0.43亿元、0.39亿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2.9%、6.6%、5.3%。

相比同行业公司，黄河旋风被上游设备商持续占用大量资金。

从2010年起，黄河旋风开始大肆购买设备，预付设备款引爆预付款。年报显示，黄河旋风2010-2012年预付设备款金额占当年预付款前五名总金额的比例分别为96.7%、80.1%、77.3%，而豫金刚石分别为66.5%、4.6%、22.1%。

高预付比例与资质平平的预付方

不仅预付款远高于行业水平，而且黄河旋风的预付比例和预付客户也让人生疑。

《证券市场周刊》通过对多家金刚石设备供应商的采访了解到，机械类设备的预付比例通常为30%，在下单完成后，金刚石设备的交付时间最多为两个月，安装调试时间为一个月；也就是说，从下单到调试完成一般只需三个月。

这与黄河旋风的预付款及固定资产增加额背离。以2012年为例，在前五大预付款项中，黄河旋风2012年初的预付设备款达2.66亿元，按照30%预付比例及三个月完成交付安装的行业惯例，当年新增的固定资产设备至少在8.87亿元，而当年该公司的机器设备增加额只有4.57亿元，即便考虑当年增加的1.84亿元在建工程，设备增加额最多6.41亿元，缺口至少为2.46亿元，而且这种情况在黄河旋风曾经多次发生。

不仅如此，黄河旋风的客户也颇有蹊跷。财报显示，2010-2012年，公司预付款金额前五名中均有山西天宝桓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下称“天宝桓祥”）和桂林桂冶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桂林桂冶”），项目都是预付设备款，其中2010-2011年这两家公司分列预付款金额前两名，2012年分别为第一、三名。

不过，网络检索仅显示天宝桓祥位于山西晋中，且公司网站未备案。记者以客户身份致电网络显示的天宝桓祥电话，工作人员表示天宝桓祥是做六面顶的，主要生产缸径为650mm的六面顶，也生产少量缸径为750mm、800mm的六面顶。

“黄河旋风和中南钻石都用公司的六面顶，我们2011年给黄河旋风供了几台750mm的六面顶，单价为110多万元；还给黄河旋风供应30多台800mm的六面顶，单价是140万元。”工作人员表示，配套缸径为800mm六面顶的合成工艺还不太成熟，产品还处于研发中，黄河旋风此后改订了缸径为650mm的六面顶。

“公司2011年底和黄河旋风签的合同，2012年1月份开始供货。截至目前，已经供应400多台650mm的六面顶，单价为87.5万元左右。”

在回答记者关于预付款的咨询时时，工作人员表示，预付比例一般为30%，“我们是在收到预付款后开始生产，机器安装调试正常运行之后，客户再支付除5%质保金之外的款项。”

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黄河旋风预付款仅为压机价格的30%。截至2012年末，黄河旋风预付给天宝桓祥一年以内的款项为0.99亿元，那么在2012年黄河旋风反向天宝桓祥购买设备就支出了3.3亿元，还不包括在当年结算的设备款。

官网显示，桂林桂冶的主营产品是超硬材料设备、冶金、建材、化工机械、矿山设备等机械产品设计、制造、安装和人造金刚石单晶、制品及复合片。

在接受采访时，桂林桂冶的销售人员表示：“压机是我们的主导产品，做了30多年，黄河旋风是我们的主要客户，一年购买200台左右，双方已经合作多年，对方预付几千万元都很正常，并不是严格按照30%预付。我们每个月给黄河旋风供货20台左右。”

资料表明，黄河旋风自身资金并不充裕，却慷慨地超额给桂林桂冶设备预付款，让其占用资金，这令人十分不解。

20亿资本支出与收入不匹配

2010年至今，黄河旋风表现出了巨大的产能扩张冲动，其特征为巨额资本支出，累计已达19.91亿元。

为此，公司不断地向资本市场伸手要钱。2011年4月，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资6.5亿元，用于“年产12000 吨合金粉体生产线项目”和“年产1200 万粒地质矿产钻探级超硬复合材料生产线项目”；2012年8月27日，公司发行7亿元公司债，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补充公司流动资金；2012年11月，公司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以不低于6.72元/股的价格发行12000万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7.735亿元，用于高品级超硬材料单晶产业化项目，但2013年7月3日公司撤回了该预案。

2010-2012年，公司用于支付固定、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的现金分别为3.6亿元、6.34亿元、6.85亿元，合计达16.79亿元，远高于同行业公司水平；iFinD资讯显示，豫金刚石2010-2012年的资本支出累计11.69亿元。

即便按照前两次募资来看，黄河旋风从资本市场募集资金累计达13.5亿元。

不过，公司真的需要如此大的资本支出吗？从2011年的数据来看，2011年初公司固定资产净值11.97亿元，期末公司固定资产净值13.59亿元，营收10.19亿元，由此计算出公司当年固定资产周转率为0.8。同样，中南钻石2011年的的固定资产周转率为1.4，豫金刚石2011年的固定资产周转率为1.0。黄河旋风当年固定资产周转率明显低于同行业公司。

资料显示，固定资产周转率主要用于分析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的利用效率，比率越高，说明利用率越高，管理水平越好。如果固定资产周转率与同行业平均水平相比偏低，则说明企业对固定资产的利用率较低，可能会影响企业的获利能力。

既然黄河旋风的固定资产利用率比行业其他公司低，公司何以会频频向市场伸手募集资金扩充产能呢？

资本支出范文第4篇

（1）公司环境治理对环境绩效管理的作用

在董事会的受托责任的机制下，董事会必需承担经济、道德和社会责任（包括环境责任）。公司治理要求公司对社会和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董事会必须对各个利益相关者负责并且要时时刻刻关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期望。公司的环境绩效代表着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期望，而这种期望已为公司董事会所普遍接受。因此，公司应加大环境投资的力度以响应利益相关者的环境期望，如在环境资本支出方面的投资。从社会道德方面，董事会应对其公司的道德行为负责。董事会应建立相关机制以确保已形成的道德标准深入到公司各部门及员工之中。由于环境保护属于董事会的道德责任，因此，一定程度上，道德责任的存在促使了董事会加大对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监督的力度。公司的环境投资决策包括在环境战略监管之中。在环境战略监管方面（无论是主动或是被动），环境资本支出的规模无论大小，对重污染公司来说，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因此，公司应完善环境治理机制，加大在环境资本支出方面的投资力度。

（2）公司环境治理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公司治理监控的功能包括了董事会在其经济责任下对公司投资的监督。因此，公司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种投资决策，如并购，重组等。公司治理对公司的研发支出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与公司并购相比，研发支出与环境资本支出在诸多方面是相似的，如收益不确定性、风险性等方面。对此，学术界争论最大的是公司过度的治理是否会减少其对研发的投资力度。实际上，无论何种形式的公司治理都会限制其研发投资力度。例如，董事会的构成和规模及董事的薪酬会影响研发的投资力度，此外，股权结构也会影响公司研发支出的水平及力度。另一方面，董事会也监督着经理层以削减研发投资来谋取利益的不当做法。因此，本文提出假设：环境治理机制与环境资本支出力度正相关。

2研究方法

2.1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了2010年环保部公布的16类重污染行业，共涉及593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公司。本文还搜集了相关重污染公司2010~2012年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以作分析、参考之用。通过对这些重污染公司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进行简要分析，我们看到年报中上市公司所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具有多样性。

2.2实证模型

本文构建实证模型如下：环境资本支出力度t=（环境治理机制t，环境效果t-1或t-2，经济特征t或t-1，规模t，行业t）。在实证模型中，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与环境治理机制以及环境效果和财务指标有关。因变量为环境资本支出力度，自变量为环境治理机制、环境效果、经济特征、公司规模和公司所属行业。本文从两个方面来计量环境治理机制：第一，社会责任（环境）董事委员会的存在；第二，具有环境意识的董事会成员的比例。另一方面，考虑到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存在及公司的管理层对公司环境治理的影响，该公式将董事会和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层级的治理纳入到分析变量中。而由于环境资本支出受公司的规模及该公司所属行业的影响较大，故公司的规模及其所属行业的变量也包括在该公式中。

2.3变量计量及数据来源

表1总结了各个环境变量的计量指标。本文中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通过公司2012年环境资本支出总额与资产增加总额之比来确定，环境资本支出总额数据为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资本支出额或者年度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的固定资产或资金使用情况中有关环境投资数据。对于环境治理机制，通过公司是否设有一个具备明确环保要求与措施的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和具备环境意识的董事人数来确定。董事的环境意识指董事成员具备环境专业知识背景或曾在环境部门任职，任何在环境部门任职或具有环境专业知识的董事都为公司增强了环境意识。这两个变量的数据可以通过查阅2012年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或年度报告中有关董事会成员构成资料取得。关于环境治理的弱势则以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为量度。

我国环保部于2008年对部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强制披露要求，同时鼓励其他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因此，该变量描述了三种情况：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或非自愿（强制）披露或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上市公司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可以通过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层级反映。同时，还体现在公司环境违规和环境罚款方面。各地区环保部门会定期公布公司环境违规以及被行政罚款的信息。本文从2012年各地区环保部门官网中公布的信息收集该数据。公司对其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作为实证模型中计量环境效果的重要变量。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层级、环境违规企业数以及环境处罚代表了实证模型中环境效果这个变量。最后，财务控制变量的计量。本文选取公司期末净资产收益率这一指标，现金流量的增长通过环境资本支出投资的前两年现金流量的增长来计量，公司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代表公司规模特征，同时行业指标变量也包括在该模型中。

3研究结果

3.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给出了关于环境资本支出、环境治理、财务控制变量方面的统计数据。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环境资本支出的中值达到31,000,000元（均值145,110,000元），样本公司环境资本支出力度平均值为7.22%。环境治理机制方面，平均有51%的样本公司设有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11%的董事会成员具备环境方面的专业知识。环境治理效果方面，每年平均有10.5%的样本公司环境治理不力，10.1%违反环境法规，并且每1,000,000元销售额中有1.79元环境方面的罚款支出。在经济特征方面，样本公司都是大公司，平均总资产为303624万元，每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07%，现金流量基本保持稳定状态（平均现金流量增长率为1.64%）。此外，该样本涉及十六种行业类型，其中尤以石油化工（27.1%）和制药（15.8%）行业为本文分析的重点。

3.2变量分析

本文假设环境治理机制与环境资本支出力度呈正相关。根据表3，我们可以看出，在环境治理机制所涉及的变量中：设有环境委员会的公司与未设有该机制的公司相比，前者在环境资本支出方面的投资力度更大(p<0.0751)；董事的环境意识(p<0.348)对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的影响并不是太大。因此，此处大胆假设，环委会才是对环境资本支出的投资决策有着重要影响的治理机制；环境效果涉及的变量中，样本公司中环保意识较淡的公司(p<0.000)和环境罚款较多的公司(p<0.084)在未来年度将会加大其在环境资本支出上的投资力度以避免因环保不力而造成公司更大的亏损；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与公司违反环境法规的次数之间没有很强的联系(p<0.149)；当然，公司的经济特征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从表中可以看出，现金流量的增长与规模较大的环境资本支出有一定的联系(p<0.006)；盈利较多的公司投资在环境资本支出上的资金相对来说要少得多，而具有较新资产的公司在环境资本支出方面却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很大程度上由公司的环境效果和公司的经济特征所决定，而除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设立有一定影响外，公司的环境治理机制对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的影响却很小。

（1）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特征

此处假设环境委员会的存在能够加大公司的环境资本支出力度，而以上的分析正好为该假设提供了相关论据。公司治理文献都表明董事会下委员会的特征对公司财务信息的披露、结果及公司决策有一定的影响。据此，我们猜测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特征也可能影响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通过对样本中设有环境委员会的公司进行分析，本文提出了与环委会相关的两个因素：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规模及每年举行会议的次数。一方面，从公司的构成结构中可知，董事委员会的规模反应了其在公司中的权利及影响力。Goh(2009)提出规模较大的审计委员会在对内部控制不足的及时性补救上往往比规模小的委员会更能成功。这就足以表明规模大的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在与环境有关的决策上更有发言权，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司的环境资本支出力度。而另一方面，对于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每年举行会议的次数，Larcker等人(2007)认为该种会议实际上是表明董事会监控力度的一种方式。因此，当涉及到环境事项时，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频繁的会议能够加大公司对其环境资本支出的投资力度。在此，本文使用这两个变量来替换实证模型中的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变量以探究委员会规模及会议次数对公司环境资本支出力度的影响。

规模较大的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对环境资本支出力度的影响不太显著(p<0.066)；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会议次数这个变量也与公司环境支出的力度没有联系(p<0.363)。而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和具有环保意识的董事(p<0.037)这两个因素却与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显著正相关。因此，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便成为了公司一项重要的治理机制，它能决定其它机制在公司中是否能够产生效力。这些分析结果支持了公司环境治理能够影响其环境资本支出力度的观点，同时表明董事会已经意识到承担自身的环境责任以及实施好相关的环境治理机制是确保已建立的环境规范能被遵守的前提条件。从表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环境效果对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也有着影响。以环境资本支出的年份为时点，一年前的环境弱势行为(p<0.029)和两年前的环境违规行为(p<0.028)与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投资力度相关，这与之前的分析相符。而两年前的环境罚款却与环境资本支出的强度呈负相关的关系(p<0.068)。关于公司经济特征方面的探究结果则与先前的回归分析相类似（不包括盈利这个变量，该变量在表4中已确认为非重要变量）。总体上说，这些分析结果显示了公司环境治理机制（如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存在）、环境效果及经济特征是如何影响着一个设有环境委员会的公司环境资本支出力度的。

（2）公司环境治理和环境战略的相互作用

该部分的分析以公司环境治理和环境战略的相互作用为重点。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重点确定了公司委员会的存在和具备环境意识董事的比例是否能够被归纳单一的治理元中。其分析结果正如表5A中所呈现的那样，这两个变量都由相同的元所承载（即环境治理因子），有1.412的特征值，47.07%的解释方差百分比。两个变量的载荷（因子和变量间的相关性）总体上达到预想结果，全都超过0.40（委员会=0.761；具有环境意识的董事=0.505）。环境资本支出包括强制性因素和自愿性因素，因此，这给本文的探究增加了另一层难度。自愿性的因素表明公司在环境战略上投资的多或少可以自由选择，从这方面来讲，公司进行环境治理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即公司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具备积极环境战略的公司与在环境战略上消极被动的公司相比可能在环境资本支出方面投资的更多。因此，公司治理对环境资本支出的影响就很有可能取决于公司的环境战略，为了更好地探究环境治理对环境资本支出的影响，本文考虑了环境战略和环境治理的相互作用。由于公司的各个时期的战略都属于公司机密，难以为外部预测和察觉，公司环境战略亦是如此，所以本文以环境效果中涉及的变量来代替环境战略因子中本应涉及的变量。正如表5B显示的那样，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环境效果中涉及的所有变量结合成一个独特的因子，而这个因子就代表着公司环境战略因子。环境效果中涉及的所有变量都承载在同一个因子中，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该因子具有1.494的特征值和49.79%的解释方差百分比，其中环境的治理不力变量的载荷为0.755，违规行为变量的载荷为0.807，罚款变量的载荷为0.523。

4结语

本文探讨了公司环境治理对其环境资本支出力度的影响。文中已经说明，从利益相关者和道德的角度来看待公司治理时，环境资本支出等重要的环境议题应属于与公司经济、社会和道德责任相关的公司治理的一部分。据此，本文提出该假设：以环保和利益相关者责任为目的的公司环境治理机制增加了公司投入到控制和减少环境污染的资金比例。对所有样本公司的分析结果表明公司的环境治理机制在特定情况下影响其环境资本支出。总之，由于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存在，公司环境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环境资本支出力度。也就是说，当一个公司设有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时，该委员会的规模以及具有环境意识的董事等因素与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呈正相关。以上分析结果表明董事意识到了他们肩上担负着的对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责任，同时运用环境治理机制来确保已有的环保法规能在公司中得到很好的遵守与施行，另一方面也说明董事通过监督具有战略性的投资决策实现了其经济责任。

本文创造性地将公司治理与资本支出结合进行研究并论证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为上市公司今后环境治理的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本文仅仅以重污染类行业为例，没有考虑到其他行业。同时，由于没有专门的环境资本支出数据资料，本文选取数据的口径可能存在误差，这些是今后研究应考虑和注意的问题。

资本支出范文第5篇

关键词：融资方式；股权融资；债权融资；资本支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120-02

企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能否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因而融资成为保证现代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融资方式有多种多样，按资金来源不同．可以分为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就是股权融赍和债权融资。融资安排是涉及公司资本支出的一项重要决策。本文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对资本支出的影响进行研究。

一、融资理论基础

Majluf和Myers提出的“啄食理论”是这样认为的:(l)企业偏好内源融资，因为这种融资方式不会传递可能降低股票价格的逆向信号；(2)如果内部融资无法满足企业融资需求，企业会首先选择发行债券，发行股票只是企业最后的必要选择。

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规模、成长性和风险，因而使用不同的融资方式，，只有当企业的风险与收益正好适合某种资本的风险偏好和收益要求时，企业才能成功地进行融资。

在企业发展的早期，内源融资是企业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主要来源，通过积累发展资金，增加投资，为企业创新提供资金支持，扩大企业经济生产规模。当社会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外源融资方式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企业主要依靠外源融资来筹集资金满足自身投资和发展需求，使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企业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当企业资本规模增长到某种程度时，工业资本会感觉到如果自身想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就必须依赖银行的支持和帮助，与此同时，银行也认识到自身业务的扩大和竞争能力的增强也有赖于企业集团的支持，于是催生了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混合生长，导致的最终结果是金融资本的应运而生。

内源融资是指依靠企业内部自有资金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自主性、还款压力小，融资成本相对较低是其主要优点。内源融资是企业发展的内在基础，。内源融资也将对企业的投资活动发挥一定的支撑作用，为企业的资本支出行为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外源融资必须以内源融资的能力来衡量外源融资的规模和风险。股权融资方式具体包括配发新股和留存收益转增股。其中，留存收益转增股实质上是股东对企业追加投资，即企业把未分配利润留存于企业用于发展。这种融资方式不会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也不会因增加新股东而造成控制权转移的风险。负债融资方式主要包括发行公司债券和向金融机构借款。

二、样本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样本的选取

本文的研究样本包括1998年至2010年深沪两市部分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由于部分数据缺乏而剔除一些样本，最后选取28家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二）变量选取和建模依据

综合以上选择如下4个变量作为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资本支出变化的基本要素，分别为内源融资（innerrsource）、股权融资(shareissue)、短期负债(shortdebt) 、长期负债(longdebt)。我们利用这些变量与资本支出(capital cost)构建多元回归模型，以鉴别我国上市公司资本支出受不同因素的影响趋势和强度。

（三）构建模型与实证分析

文章的基本模型为：

为了使模型能够过检验，我们加入两个变量short2,short3.其中short2=shortdebt2 ，short3= shortdebt3。本文分析的样本区间为1990年至2010年，这是符合我国上市公司融资方式变化的实际情况。应用多元回归分析，基本回归结果如下：

从表1中可以看出，回归方程拟合优度 达到97％ ，符合我们的预期拟合效果，F检验结果也较为显著，表明回归模型参数设置较为理想。但在观察t检验统计量时，发现内源融资innerrsource并不十分显著，也就是从回归方程（1）来看，innerrsource这个变量对于上市公司资本支出的变动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我们可在原方程中删除这个不显著的变量，然后重新做回归方程，结果见表2。

表2

由表2可知，剔除表1中innerrsource这个不显著变量之后回归方程基本未发生变化。拟合优度 仍任然较高，达到96％ ，F检验也表明回归方程整体高度显著。除此之外，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残差序列较为平稳，这说明了自变量和资本支出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即表2中选择的一系列变量能够充分解释我国上市公司资本支出变化的趋势，此外，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D．W 值为1．8，虽然不是很理想，但是，我们通过对残差序列进行LM检验发现，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这也说明前面做的回归变量的t统计量检验是显著可信的。从自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来看，在其他相关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股权融资和长期负债融资的增加对资本支出作用为正，得出的结果与前面所探讨的经济理论较为吻合。

经济因素变化对于资本支出变化影响的强弱程度并未在表1和表2的回归结果中显示。为此，我们需要采取逐步回归法，来分析不同变量对于资本支出的影响强弱程度。

根据相关性分析得出，上文表2中五个自变量与资本支出的相关性排序如下表所示。具体可以见表3。

通过逐步添加变量，回归方程拟合优度变化如表4所示，股权融资对资本支出的解释力较强，对于资本支出变化的解释能力达到84．5％。另外几个变量加在一起对于资本支出变化解释能力较弱，解释能力为11.8％。这充分说明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支出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是股权融资。

三、相关结论

可见，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支出变化最主要的因素是短期债权融资的变化，其次是股权融资权融资和长期债权融资，最后是内源融资。并且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长期债权融资所占比例较小，因而得出结论的是：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偏好顺序是内源融资优先于股权融资，而股权融资又优先于债权权融资。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白华.构筑基于财权的财务基础理论体系[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3).

资本支出范文第6篇

关键词：股权融资；债权融资；资本支出

本文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0年度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成果（项目编号：CUEB2010033）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1年12月30日

融资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是涉及公司资本支出决策的重要因素。对于上市公司，融资方式可分为内源融资和外部融资，内源融资的来源主要是留存收益，外部融资包括外部债权融资和外部股权融资。本文主要研究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对资本支出的影响。

一、理论基础

Myers和Majluf提出的“啄食理论”认为：（l）企业偏好内部融资，因为这种筹资方式不会传递可能降低股票价格的逆向信号；（2）如果内部融资不能满足融资需求，企业首先发行债券，股票发行只是最后的选择。也就是说，企业总是尽可能地利用内部积累资金来投资，其次是选择债务融资，最后才考虑发行股票。这一“优序融资”理论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了普遍验证。

资本支出理论认为，随着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管理者有动机引导企业成长超过其最优规模。其原因在于：第一，企业规模扩大可以增加管理者可控制的资源，从而增加其权力；第二，管理者的报酬是与企业规模增长相联系的；第三，企业通过职位晋升而不是奖金来激励中层管理者的趋势，也促使管理层倾向于扩大企业规模。Stulz认为，追求更多的在职消费机会促使管理者有动机不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行事准则。

1、股权融资与企业资本支出行为。股权融资方式具体包括留存收益转增股和配发新股。其中，留存收益转增股实质上是股东对企业追加投资，即企业把未分配利润留存于企业用于发展。这种融资方式不会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也不会因增加新股东而造成控制权转移的风险。虽然企业通过留存收益转增股可获得低成本、低风险的发展资金，但通过这种方式的融资额有限。配发新股是上市公司最常见的融资方式。企业通过配股融资，一方面可以获得永不到期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另一方面可以改善上市公司的财务结构。

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与“优序融资理论”存在显著的偏离，普遍优先选择股权融资方式进行筹集，表现出强烈的股权再融资偏好。此外，为了追求更多的在职消费机会，管理层进行投资决策的目标常常偏离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而是追求最大化企业规模，从而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由于股权融资的低成本和低风险，从而为投资活动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上市公司的投资冲动。可见，股权融资偏好造成了股权融资规模与资本支出之间具有正相关的关系。

2、负债融资与企业资本支出行为。负债融资方式主要包括发行公司债券和向金融机构借款。负债融资的优点是：（1）无控制权转移风险，债权人无权参与企业的管理决策，企业的所有者不会损失其对企业的控制权；（2）财务杠杆的作用，即无论赢利多少，企业只需要偿还固定的本息，而更多的收益可用于向所有者分配或用作留存以扩大企业经营规模。其缺点是：（1）财务风险高，负债融资使企业面临着固定的还本付息压力，此时经营不善容易引起财务危机，甚至是破产风险；（2）筹资量有限。

中国上市公司国家股比重较高，而国家无法真正行使股东职权，这就造成经理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内部人控制严重。经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追求更多的在职消费机会，会将多余的现金投资于非盈利项目，股东-经理之间的利益并不一致，因此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支出水平会随着负债融资规模的增加而提升。

3、内源融资与企业资本支出行为。内源融资是指依靠企业内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其优点是融资成本相对较低，没有还款压力，内源融资是企业发展的内在基础。内源融资也将对企业的投资活动发挥一定的支撑作用，为企业的资本支出行为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企业的内部资金积累规模与投资水平之间应表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是，我国上市公司表现出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对于内源融资的利用不足，所以内部资金积累规模与资本支出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可能不显著。

二、研究设计

本文将企业的融资方式引进资本支出模型，以检验融资方式是否对企业的资本支出产生了显著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分别考察内部融资、短期债务融资、长期债务融资以及股权融资对中国上市公司资本支出的影响。

1、数据选取。本文以2001～2010年度为数据窗口，选取沪市和深市上市的A股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上市公司融资方式对资本支出水平的影响。本文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2）剔除每一年度被退市和被PT、ST的公司；（3）剔除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最后，共得到有效的“公司-年度”观测值6，450个，代表645家上市公司。本文全部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2、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I/S）i，t：本年度资本支出水平，用现金流量表中“企业购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的现金支出”代替，并除以平均总资产S，用以消除企业规模影响。

（2）解释变量。（Shareissue）it：股权融资水平，取值为（股东权益变动值-留存收益）/平均总资产；（ShortDebt）it：短期债权融资，取值为（本期期末短期借款-上期期末短期借款）/平均总资产；（LongDebt）it：长期债权融资，取值为（本期期末长期借款-上期期末长期借款）/平均总资产；（Inner）it：内源融资，取值为（净利润-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平均总资产。

（3）控制变量。本文参考了Goergen（2003）的欧拉方程变异模型，设置了如下几个控制变量：

（CF/S）i，t-1：上一年度现金流水平。其中，CF是现金流的替代变量，本文中CF取值为“净利润+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分母S是平均总资产，用以消除企业规模影响。

（D/S）i，t-1：上一年度负债水平。其中，D是负债水平替代变量，本文取值是资产负债表中的总负债。分母S是平均总资产，用以消除企业规模影响。

（I/S）i，t-1：上一年度资本支出水平，即被解释变量（I/S）i，t滞后一期。

3、模型建立。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运用下面的计量模型来检验有关假设：

（I/S）i，t＝a0+a1（Finance）i，t+a2（CF/S）i，t-1+a3（D/S）i，t-1+a4（I/S）i，t-1+?孜i，t

上述模型中，（Finance）it是指股权结构的解释变量，代入（Shareissue）it、（ShortDebt）it、（LongDebt）it和（Inner）it，从而建立回归模型，然后分别进行回归分析。it代表第i个公司的第t度数据。本文采用Eviews6.0进行统计分析。

三、实证结论分析

1、回归方程的显著性。各个回归中的F值分别为671.315、665.248、782.056、665.532和629.522，并且都高度显著，表明线性关系在9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成立，即方程很好地拟合了资本支出水平与各自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各个方程调整后R2值分别为0.316、0.314、0.350、0.314和0.351，说明方程的拟合优度较高。（表1）

2、回归结果。表1列示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1）股权融资规模与企业资本支出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2）短期债权融资与企业资本支出水平无明显相关性，其系数未通过T检验；（3）长期借款与企业资本支出水平显著正相关；（4）内源融资与企业资本支出水平无显著相关性；此外，滞后一期的现金流水平、滞后一期的资本支出水平都与当期的资本支出水平显著正相关；滞后一期的负债水平与当期的资本支出水平显著负相关。

主要参考文献：

[1]Myers，S.C.and Majluf，N.S.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when firms have information that investors do not hav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84.13.

[2]徐惠玲，刘军霞.企业资本支出实证模型选择及检验[J].中国会计评论，2007.10.

资本支出范文第7篇

【关键词】油田企业；支出核算；问题；对策

石油天然气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源泉，被比喻为现代社会运行的血液，规范石油企业的会计问题是企业发展有非常重要意义。随着油气生产规模快速攀升，每年石油企业投资总额都非常巨大，企业资产总额及规模增长迅速。资本性支出核算与控制已成为财务管理的重点内容，应予以高度的重视以及充分的研究。

1.强化油田企业资本性支出核算管理必要性

投资是指投放财力于一定对象，以期望在未来获取收益的经济行为，用会计学的语言来表达，投资是为了通过分配或直接经营获得经济利益而让渡资产所获得的另以资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能否把筹集到的资金投放到收益高、回收快、风险小的项目上去，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投资是油田企业实现大发展的基础，随着产能建设资金的大量投入，使油田企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实物资产的存量也迅速增大，如何对这些实物资产在形成过程中准确计价、确认、核算、及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时，油气产能建设的核算信息又同油气资产管理信息息息相关。因此，强化投资核算管理，准确计量投资形成油气资产价值和信息。建立资产管理约束机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已是经营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几年来，油田企业用投资购建自用油气资产的价值越来越大，对其加强管理则显得十分重要。

2.现行资本支出核算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预算项目审批和过程控制不严格

多数列入年度预算的企业自立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不充分.基础资料不完备，预算编制项目不具体.预算金额弹性大、准确性差.存在“年初留预算.临时分项目”的现象。预算批复后不分解、不细化.执行情况不分析、不考核.难以维护预算的严肃性。导致资本性支出预算的编制、审批、下达、执行、控制、考核等基础性工作成了全面预算管理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2.2 结算资料的局限性

项目组出具的结算单及结算清单的主要内容是项目组按照合同约定和实际完工的工作量审查同意结算金额。油田企业基建工程部根据项目组签署的金额进行审查，审计部再根据基建工程部签署的金额审核最终的结算金额，每个部门审查减少的金额均不在结算清单上反映审减的明细项目。财务核算人员根据施工单位提交的结算资料，对资料是否符合公司有关规定进行审查。然后按照审定金额参照结算单上粗略的工程名称和

2.3 考核机制不健全，预算执行力缺乏基本保障

目前多数缺失统一的预算考核管珲办法。现行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不完备。只将经济运行、困有资产经营管理、科技创新能力业绩考核纳入企业的年度考核指标。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考核指标局限于实际业绩与标杆指标、行业平均水平、历史指标对比考核。各类预算捐杯的实际执行情况以及项目监将情况成为现行绩效考核泮价体系的“真窄带”。企业预算执行情况通报俘代了预算的考核评价，从而导致了预算执行力失去考核的重要保障，基本流于形式。

3.如何做好资本性支出预算管理的对策建议

针对当前前资本性支出预算管理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如何加强资本性支出预算管理，笔者有如下建议：

3.1 理顺油田企业项目规划计划和预算工作机制，提高预算编制工作质量

发展规划，年度计划、预算管理、绩效考核组成了企业内部管理监督体系的一个完整闭环。通过逐步完善油田企业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体系，层层做好企业发展规划、项目计划和预算管理三者之间的对接工作。油田企业决策层和管理层定期分析行业内外政策和发展环境，准确判断和把握行业发展大趋势。谋划好企业中期规划并细化和量化规划中有关资产增配的具体日标，制定具体配套措施并组织实施。把资产配置目标逐年转化为项目投资计划，每一年度中期筹划来年拟建项目，做好项目的可行性论证、考察调研、市场调查等前期基础准备工作。需要审批立项的项目，自下而上层层申报下一年度投资计划。上级部门在职权范围内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并在下一年度预算编制工作开始前完成项目计划的审批和下达工作，以此作为行业各单位下一年度资本性支出预算的指导性文件。企业的自立项目，以内部投资委员会分项目的决策资料作为下一年度资本性支出预算编制的基础依据。所属单位在申报项目审批后，进行项目概算，以内审部门审核认定的金额作为其年度资本性支出预算编制的基础，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度。

3.2 理顺投资项目的监管机制

加强项目日常监管，结合油田企业内部现行管理体制要求，逐步理顺投资项目的监管机制。明确专门监管部门，并赋予其相应的管理监督职责，专门负责建设项目和信息化建设的规划并组织实施，做好各类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和审查工作，组织、指导、协调和管理子公司投资项目的建设工作，制定项目建设管理规范，开展投资项目的贯标、对标、评价与考核等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项目监管职责划分不清晰、预算考评责任落不实的问题。

3.3 借助现代信息化手段，优化资本性支出预算管理

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平台.在企业内建立以预算编制、审批、汇总、控制、调整、执行、分析、考核等业务为一体的全面预算管理信息系统，使预算管理工作信息化、系统化、规范化。通过运用科学的预算管理工具，对资本性支出等重要事项实施全过程监控，以合同监管为霞点.即时分项目监控合同的付款时间、金额、付款要求以及实际付款方式、金额、付款事由等.监控是否按合同付款以及未按合同付款的原因等。保障企业资源配进始终按照既定目标进行。

3.4 建立于油田企业组织结构相适应的资本性支出预算考核体系

完善企业预算执行考核评价体系，逐步调整现行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把历史信息、预算信息、标杆指标、绩效考核指标有机结合起来.把资本性支出预算的组织、编制、执行、控制、调整、分析等情况以及跨期竣工验收的项目评价，全面纳入企业的年度绩效考核指标，作为衡量一个班子、一个企业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用制度来保证预算能够“落地生根”。维护预算的严肃性。

4.结语

加强油田企业资本性支出核算问题是一个持续的管理过程，它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日渐完善。长庆油田的资本性支出核算工作有自己的经验，也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来自管理层及操作层方方面面的探索与付出。唯有在油田公司内部形成一种的先进管理理念，方能使资本性支出核算管理工作突破以往的陈旧模式，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黄玲.浅谈油田企业资本预算[J].中国集体经济，2009（06）.

资本支出范文第8篇

关键词：信息技术行业;股权结构;公司治理;资本支出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7006006

信息技术行业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企业形成的。信息技术行业是一个高科技、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的行业。由于其尖端技术的研究、开发及产业化过程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所以这类企业的资本支出将大大多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同时，信息技术行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主导行业之一，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信息技术行业是一个新兴行业，发展历史比较短，所以信息技术行业在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就相对较少。本文拟从企业资本支出决策视角，以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股权结构在信息技术行业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及效率，以进一步认识信息技术行业公司治理的本质属性，为我国信息技术行业公司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一、文献综述和研究进展

由于资本支出目的的多样性，究竟现代公司采取什么样的资本支出决策原则，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其中理论认为，管理者的声望，未来的收入流，对企业的控制权，可获得的私人利益等与企业规模相关。企业进行投资决策的目的并不是最大化企业市场价值，而是追求最大化企业规模，从而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也就是说，企业管理者确定的投资水平会超过投资资金的边际收益率刚好等于市场要求的投资收益率时的投资水平。资本支出理论观点被人们称为资本支出的“最大化企业规模假设”，其代表人物主要有Jensen和Stulz。

Jensen(1986)认为，在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管理者有动机引导企业成长超过其最优规模。从而导致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大量的自由现金流的企业中，这种冲突更为严重。管理者之所以可能以股东利益为代价追求企业规模的扩大，原因在于，第一，企业扩大可增加管理者可控制的资源从而增加其权力；第二，管理者的报酬也与企业增长相联系。因为管理者的报酬变化与企业销售增长正相关；第三，企业通过职位晋升而不是年复一年的奖金激励中层管理者的趋势，也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倾向于扩大企业偏见，以为这种以晋升为基础的激励体系提供激励中层管理者所需要的职位。［1］

Stulz（1990）认为，如果(1)管理者能够使用企业的投资最大化个人投资组合；(2)企业规模越大，管理者的声望越高；(3)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他们能获得更高的薪水和更多的在职消费，管理者就会有动机以不与股东财富最大化一致的方式行事。尽管这些理由中的任何一个足以引致管理者偏离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但认为，通常的理由是管理者对更多在职消费机会的渴望。［2］

根据资本支出的理论观点，可以预计到公司管理者受到的监督越少，其资本支出水平就可能比在受到较多监督情况下的资本支出水平要高。不过，有关股权结构与企业资本支出之间关系方面的经验数据很少，主要有Hansen和Hill，Baysinger等Griner和Gordon及Gedajlovic等学者的研究成果。Hansen和Hill(1991)以及Baysinger(1991)等发现高比例的机构股权与较大的研究开发支出正相关。［3-4］Griner和Gordon(1995)在双变量分析中证实资本支出与内部人持股比例之间存在一个倒置的曲线关系。［5］不过在控制其他影响资本支出水平因素的多变量分析中并没有发现资本支出与内部人持股比例之间存在任何关系。Gedajlov(2003)等发现金融机构持有的股权比例与资本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内部人持股比例与资本支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6］

在对于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资本支出水平关系的研究中，胡国柳和黄景贵(2006)等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资本支出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经理人持股比例与企业资本支出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没有将上市公司按行业进行分类研究。［7］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从资本支出的理论观点出发，研究中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资本支出关系。从企业资本支出决策视角，为管理当局和投资者理解股权结构在信息技术行业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提供一种有益的参考。

二、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与资本支出决策分析

资本支出的理论认为，管理者进行资本支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企业的规模，进而从企业规模的增长中获取私人利益，而将最大化股东财富的目标放在次要的地位上。因此，在企业资本支出决策中，管理者与外部股东

之间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即管理者选择的资本支出水平比最大化股东财富所需要的资本支出水平要高。

（一）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与资本支出决策

高管人员持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存在两个不同的假设：利益收敛假说（JensenandMeckling，1976）和掠夺性假说（JensenandRuback，1983)。利益收敛假说认为：董事会及管理者所持股份越大，因支出偏好行为所造成企业价值损失其承担责任越大，所以董事会及管理者将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8］掠夺性假说认为：当公司董事会及管理者持股比例越高时公司绩效将明显较差，主要因为当股权越为集中时董事会及管理者将会有足够的表决权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9］

已有证据证明掠夺性假说发生在高管人员持股比例较高情况[注:MorckShleiferVishny(1988)发现，董事股权低于5％或高于25％时，董事股权比例的任何增加将密切协调管理者和股东的利益，从而增加企业的价值。但当董事股权比例介于5％和25％之间时，董事股权的任何加大将使管理者掠夺企业资源的现象，并较少遭受市场的监管，从而减少企业的价值。]，而中国信息技术行业的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比例普遍很低，因此掠夺性假说的情形可能不会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管理者持股比例越高，其利益就越可能与外部股东的利益相一致。从而在企业资本支出决策中选择的资本支出水平，可能比在其持股比例较低的情况下选择的资本支出水平要低。

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信息技术行业的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比例与企业资本支出水平之间成负的相关关系。

(二)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资本支出决策

关于股权集中度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通常采用两个基本假设，积极监管假设和对外部股东实施侵占假设。［10］监管假设认为，股权集中度对公司治理的正向作用――监管外部大股东在其投资企业存在重大的经济利益。因此，他们有强烈的愿望密切地监视管理者，以确保管理者没有从事有损股东财富的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讲，股权集中程度越高，经理人员以其他股东利益为代价通过选择资本支出水平来谋取私人利益的能力就越低。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由于我国属于新兴资本市场，在弱投资者保护的环境下，大股东更倾向于利用其股权优势侵占上市公司或其他外部股东的利益[注:胡过柳、蒋国洲（2004）对1997年12月31日以前在深沪两地上市的非金属类A股公司（不包括同时发行H的公司）对股权结构与企业业绩之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不同，其侵占方式可能会存在差异，当其持股较低时，还面临着其他股东的监视，在这种情况下，他更倾向于采取资本支出的隐蔽方法进行侵占。当第一大股东所持股份增大时，他更倾向采取更为直接的侵占方式。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信息技术行业，如果大股东对外部股东实行侵占，股权集中度与企业资本支出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国有股与资本支出决策

关于国有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同样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假设，攫取之手（Grabbinghand）和帮助之手(Helpinghand)假设［10］。攫取之手（Grabbinghand）认为国有股在公司治理中具有消极作用。原因在于，国有股权容易引致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中国上市公司国有资产的初始委托人是无行为能力的抽象主体――全体人民，而作为国有资本实际产权主体的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及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行使股东权力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公司）等机构，由于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不匹配，他们不能从公司治理的改善和企业业绩的提升中获取与努力水平相称的经济利益，因而缺乏足够的激励去有效地控制和监管公司经理层，从而使经理层利用政府在产权上的超弱控制，形成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所以，公司经理层就可以利用政府在产权上的超弱控制来利用公司的资本支出决策来实现自己的私人利益。同时，我国的国有上市公司的国有控股股东存在着天然的攫取动机[注:胡国柳、蒋国洲（2004）提供的证据也支持了关于国有股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攫取之手”作用的假设。]，这种动机来源于“剥离上市”的政策规定，这种剥离上市不可避免地造成母公司和子公司存在着大量的关联交易，它必然要求从上市公司的内部掠夺资源向其他子公司输血。帮助之手(Helpinghand)认为混合所有制公司中的政府作为税收征集者，发挥着大股东的作用，可以监督公司管理人员防止内部人控制现象产生。基于以上理由，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在信息技术行业的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比例与企业的资本支出存在着倒置的二次曲线关系。

（四）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法人股与资本支出决策

关于法人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中国学者更加肯定法人股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监管作用［10］。法人进行股权投资的动机在于获得投资收益、跨行业经营以及实现规模经济等等。由于目前法人股尚不能在股票市场上自由流通，所以上市公司的分红派息是其获得投资收益的主要途径。这也决定法人股东不会以投机代替投资，倾向于长期投资。他们虽然难以通过在股票市场上自由转让股票影响股价而间接地影响公司经营，但他们更有能力地通过在股东大会上投票，在董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直接参与公司决策。许小年、王燕（1998）也认为，与个人股东在监督管理者方面存在“免费搭车”的问题相比，法人股东不仅有动机，而且有足够的能力来监督和控制企业管理人员。与此同时，法人股所代表的公司中也存在着问题，这种问题使法人股代表可能与上市公司管理层相勾结，通过资本支出谋取私人利益。因此，只有给予法人股充分的股份时，才能充分发挥法人股的积极监管作用。当法人股持有较少的股份时，其更有可能勾结管理层来谋取私人利益，而不能对管理层积极监管来控制资本输出。由此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我国信息技术行业的上市公司中，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法人股比例与企业的资本支出水平之间存在着倒置的二次曲线关系。

(五)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社会公共股与资本支出决策

社会公共股东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方式有“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两种。由于监督支付和监督收益的不匹配，社会公共股普遍有搭便车的动机，所以用手投票的作用难以发挥。在中国信息技术行业的资本市场上，同样存在着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经理人才市场资本市场及公司控制权市场发育十分缓慢，从而难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社会公共股同样难以利用“用脚投票”借助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对内部人实施有效的监督。因此，社会公共股比例越高，经理人员以其外部股东利益为代价通过选择资本支出水平来谋取私人利益的能力越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5。

假设5：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社会公共股比例与企业资本支出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数据选择，变量定义

（一）数据选择

本文研究所用的样本由2003年12月31日以前所有上市的属于信息技术行业(按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的A股公司组成，观测的区间为2003年到2005年。2003年12月31日上市的信息技术行业的公司为80家，剔除样本数据不全的公司，样本实际包括上市公司61家。研究采用的数据均来自Wind咨询系统。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资本支出替代变量

资本支出从广义上说，就是企业为获得经营性长期资产所从事的一切投资活动所发生的支出。从狭义上说，资本支出指企业进行的直接固定资产投资，包括企业为获得、建造和更新固定资产及取得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发生的支出。而信息技术行业是――高新技术为企业支撑的，所以在其资本支出中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的支出将占大部分。所以，本文采用胡国柳等（2006）提出的“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与总资产之比EXPEND”作为资本支出替代变量，即EXPEND=(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总资产。［7］

2解释变量――股权结构替代变量

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为股权结构替代变量：

（1）MHSR：经理人员持股比例。

（2）A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3）SHSR：国有股比例。

（4）LHSR：法人股比例，法人股包括境内发起人法人股、境外法人股和募集法人股。

（5）LIQAR：流通股A比例。

除了股权结构外，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企业的资本支出，为了更确切地获得股权结构对资本支出的影响，本文还选择以下变量作为回归分析的解释变量：

（6）ADR：资产负债率，大量经济财务经济学文献认为资本结构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Harris&Raviv），本文采用:ADR＝负债总额／总资产。

（7）SIZE：规模，企业规模不同会对其资本支出产生不同的影响。一般而言，企业规模越大，面临的投资机会越多。本文采用：SIZE＝总资产。

（8）CFLOW：内部现金流。大量文献认为内部现金流是影响资本支出水平的主要变量（Griner&Gordon，1995）。本文采用胡国柳和黄景贵(2006)定义的CLFOW=(净利润+折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资产合计)/总资产。

其中，企业的行业因素在本文已经被剔除。同时本文曾经通过对信息技术行业公司的成长性指标进行聚类分析，发现在信息技术行业中的绝大部分都属于一个类型，这就为剔除影响信息技术行业的资本支出的公司成长性因素提供了依据。

四、模型建立与统计分析结果

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运用如下基本计量模型来检验有关假设：

上述模型中，expend为资本支出变量，ownstrnuc为股权结构变量，为待估系数，m为随机变量，it代表i公司的第t年数据，本文采用Evievs5进行数据回归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列出了信息技术行业的各样本公司2003―2005年资本支出水平的描述统计性结果。2003―2005年信息技术公司的资本支出处于稳定状态，基本在30%左右，样本公司资本支出的标准离差较大，从而说明不同的企业在同一年里的资本支出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二)回归分析结果

在以资本支出替代变量的回归分析中，本文首先应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但模型1至模型5的显著性都不高。考虑到截面数据可能出现的异方差性，本文对模型1至模型5进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以消除模型的异方差，得到模型的显著性明显提高。

表2列示了以信息技术行业企业的资本支出变量(EXPEND)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1)经理人员持股比例与EXPEND存在显著非线形关系，且为开口向下的倒置二次曲线关系。(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EXPEND存在显著的负相关。（3）国有股比例与EXPEND存在显著的非线形关系，且为开口向下的倒置二次曲线关系。（4）法人股比例与EXPEND存在显著的非线形关系，且为开口向下的倒置二次曲线关系。（5）流通A股比例与EXPEND成显著正相关。

另外，表2还列示了可能影响信息技术行业企业资本支出水平的其他影响因素与EXPEND的相关关系：（1）企业规模和资产负债率与EXPEND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企业规模对EXPEND影响不大。（2）企业内部现金流与EXPEND显著正相关性。

五、主要研究结论

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我们得到以下几点研究结论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得到以下几点研究结论：

1在信息技术行业的公司中，经理人员持股比例与企业资本支出之间成向上开口的二次曲线关系，与假设1有不一致的方面，也与胡国柳和黄景贵（2006）的研究结论中有一定的不一致性，并与Griner和Gordon（1995）的研究结论完全相反。该结果可能说明信息技术行业的上市公司中，在一定比例下高管人员持股比例越高，其利益越收敛于股东利益，从而在企业的资本支出中选择的资本支出水平比持股较低时的情况下选择的资本支出水平低。然而，由于信息技术行业在中国现阶段发展的特点，和我国当前的企业人事制度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受到行政体制的约束，尤其对于信息技术行业，社会所提供人才更为缺乏，企业只能在体制内甚至部门内部选择高级管理人才，对于职业经理人来说没有外在的压力，经理人在持股很少的情况下可能产生掠夺假设的后果，所以当高管人员持股比例高于一定比例时，经理人员持股比例与企业资本支出之间是正相关的，也就是管理者存在以外部股东的利益为代价选择企业资本支出水平的动机，进而从企业资本支出中获取私人利益。

基于以上的实证分析结果，本文认为对于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应该充分肯定高管人员持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但是，持股比例不应过高，应该具有一个适当的度。

2在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资本支出呈显著负相关，从而支持了假设2，但与Hansen和Hill(1991)以及Baysinger(1991)提供的证据相佐。这可能说明我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中存在着较明显的一股独大的现象，尤其在我国弱投资保护环境下，大股东可以通过关联交易、商标的租赁使用、原料的采购和产品的销售，以及上市公司为大股东提供资金担保等途径消耗企业资源而获得私人利益更大，而不需要采用较隐蔽的资本支出的方式来获取自己的私人利益，从而通过数据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假设2。

3在信息技术行业的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比例与企业的资本支出存在着显著的开口向下的二次曲线关系，这个结果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设，与胡国柳和黄景贵（2006）的研究结果也有所不同。这个结果可能说明，对于我国的信息技术行业的上市公司，在其自身行业特点和我国实际国情的影响下，当国有股占有比例较少时，不能发挥积极监管的作用，更容易产生内部人控制现象和国有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东通过关联交易向子公司输出资本现象。只有当国有股增大到一定比例时，才能促使国有股股东对于公司经理层发挥积极监管的作用，防止内部人控制现象，使企业的资本支出随国有股比例的增大而减少。所以，本文认为对于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国有股比例的最优选择有两个：一个实践选择就是国有股比例越低越好，直到国有股比例减少到零，具有可操作性；另一个理论选择就是增大国有股比例，直到使它有足够的动机来发挥积极监管的作用。显然，第一种就是中国国有股改革的实践选择。

4在信息技术行业的上市公司中，法人股比例与企业的资本支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置二次曲线关系，这个实证结果证实了本文的假设，与法人股比例在较少的情况下，积极监管的作用很难充分发挥，法人股代表更倾向于与上市公司的经理层勾结，以其他股东利益为代价通过选择资本支出水平谋取私人利益，只有增大法人股比例，才能使其与公司利益相一致，对公司经理层实施积极的监管，法人股越高，经理人员以其他股东利益为代价利用资本支出来谋取私人利益的可能性就越小，而我国信息技术行业的法人股比例普遍偏低，基于以上的实证结果，本文认为，信息技术行业的上市公司应该增加法人股比例，充分发挥法人股对于经理层的积极监管作用。

5在信息技术行业的上市公司中，社会公共股比例与企业的资本支出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个实证结果与本文的假设是一致的，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在信息技术行业的上市公司中，高管人员从资本支出中获得的私人利益较为显著，并导致了在不能充分发挥社会公共股通过公司的外部治理机制对内部人实施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社会公共股越高更能增强高管人员谋取私人利益的能力和动机。所以，健全我国信息技术行业的资本市场是发挥公共股东利用“用脚投票”借助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对公司内部人实施有效监督的前提。

参考文献：

［1］MCJensen,1986,AgencyCostsofFreeCashFlow,CorporateFinance,andTakeover［J］AmericanEconomicReview,76(2):323-329

［2］Stulz，R，1990，ManagerialDiscretionandOptimalFinancingPolicies［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6:pp3-27

［3］Hansen，GandCWHill，1991，AreInvestorsMyopic?ATimeSeriesStudyoffourTechnologyDrivenIndustries［J］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12:pp1-16

［4］Baysiner，B，Kosnik，R&Turk，TA，1991，EffectsofBoardandOwnershipStructureonCorporateR&DSerategy［J］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34:pp205-214

［5］Griner，EHandLAGordon，1995，InternalCashFlow，InsiderOwnershipandCapitalExpenditures:ATestofthePickingOrderandManagerHypothesis［J］JournalofBusinessFinance&Accounting，22(2):pp179-199

［6］Gedajlovic，E，Yoshikawa，TandMHashimoto，2003，OwnershipStructure，InvestmentBehaviorandFirmPerformanceinJapaneseManufacturingIndustries［J］ErasmusUniversityRotterdam，NihonUniversityandResearchInstitute，SSRNWorkingPaper

［7］胡国柳，黄景贵，等股权结构与企业资本支出决策：理论与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6，（1）

［8］Jensen，MC，andMecklingWH，1976,TheoryoftheFirm:ManangerialBehavior，AgencyCostandOwnershipStructure［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Vol3，pp305-360

［9］Jensen，M&RubackRS，1983TheMarketforCorporateControl:EmpiricalEvidence［J］JournalofFinanceEconomics，pp5-50

［10］王化成，胡国柳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及效率――文献回顾及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未来研究方向［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资本支出范文第9篇

「关键词资本预算企业战略资本分配

一、问题的提出

资本预算是企业（或企业集团）优化资源配置的一项重要议题。在西方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看来，它与业务预算、财务预算一起共同构成全面预算体系。如何在企业内部有效地分配有限的资本资源也就成为企业战略和管理会计等所关注的重点，西方资本预算理论体系可简要地概括如下：

（1）资源分配标准。它以是否有利于公司价值最大化为资本分配主要标准。它假定企业是由各种不同投资项目构成的组合，未来收益最大化的项目必将直接增加公司价值。在这里，项目收益有以下主要特性：第一，它是超过资本成本（贴现率或者称之为投资者的必要报酬率）后的项目净收益；第二，项目收益流以现金净流量方式来表达，它是未来现金净流量的现在价值，不直接等同于会计利润；第三，项目净收益（或者直接称为项目净现值）具有可加性，即不同项目价值可以直接相加；第四，项目收益是T=0时对未来项目价值的一种判断，是一种预测收益，因此具有很大的风险性。

（2）资源分配技术方法。项目选择技术方法主要有现金流量贴现法和非贴现法两大类，尽管在资本分配实践中，一些简单而实用的非贴现法，如回收期法得到广泛运用（DavidFScott，Jr.和J.WilliamPetty，1984），但理论上已经证明现金流量贴现法中净现值法（NPV）是最没有“决策风险”的方法，净现值等同于公司价值，净现值大于零的项目也必然增加公司价值。

（3）项目风险调整及贴现率确定。净现值法下的贴现率确定成为项目决策的关键变量。由于：第一，拟进行的资本支出项目与企业现在的经营项目间可能存在风险不一致的情况；第二，未来预测风险的存在，如未来现金流量预测的不确定性、税收与折旧政策、通货膨胀因素、资本市场的系统风险等等，因此，需要对项目风险进行考虑，并采用一定方法进行风险调整。风险调整以确定贴现率时，决策者最为关注的是项目风险与现存企业风险间的关系。如果项目与企业间属于同一行业或产业，则项目风险即为企业现有风险，企业现时贴现率可直接被利用；如果项目与企业现有经营不相关，理论上要求按可比的其他企业风险来确定贴现率，这一贴现率可能会高于或低于现时企业所用贴现率，这种做法以“项目独立承担自身风险”为前提假定。但问题是，项目并不独立，企业是由项目构成的组合，单一项目失败风险仍然由企业这一项目组合体来承担。因此在理论上要求，第一，必须按照企业组合投资风险所确定的贴现率来对未来项目现金流进行贴现；第二，相对较为稳健的做法应提倡以项目风险与企业风险孰高原则来确定贴现率（1）。

（4）优化配置技术。在出现相互独立的多项目的情况下，管理会计应用了数学上的线性规划法，来规划组合多项目间的资本分配，以期选择出NPV总额最大的项目组合。

不难看出，西方资本预算是以优化资本配置技术为中心的，这套体系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始终围绕价值最大化目标；第二，强调风险与收益间的关系，并以此为来处确定理贴现率；第三，关键强调资本预算的决策技术层面，强调决策技术对最终立项决策的财务支持性；第四，资本预算并不直接参与项目资本支出的实际运作与控制；等等。

但是，在我们看来，资本预算不能仅从财务技术层面来归纳。因为当我们在强调预算管理是一个控制系统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认为资本预算只是一种决策技术和财务规划，在理论和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从实践看，如果只侧重强调资本预算的决策技术，也不利于预算控制功能的发挥。那么，资本预算作为西方管理会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在主流意识一直强调其技术属性而没有过多地强调其管理与控制属性？可能的解释有两条：（1）西方理论界对管理会计的目标定位上的偏差，在主流上它们均将管理会计定位于决策支持系统，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管理系统。近年来，理论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将管理会计重新定位于决策与控制系统，而不再仅限于决策支持（KeithA.Rusell等，1999）。这种定位的改变主要来自于实践对理论的冲击。（2）与资本预算过程所涉及各阶段的难易程度相关。在西方企业界和学界看来（DavidFScott，Jr.和J.WilliamPetty，1984），资本预算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或阶段，按难易先后顺序可排列为：项目定义与现金流估算、项目实施与审计、项目分析与项目选择。其中，项目定义是作为经营战略的核心内容，它并不属于管理会计人员所涉及的范畴，管理会计师们就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精力放在对现金流估算与讨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前的管理会计教科书，其技术主义倾向非常明显，对现金流估算方法的介绍不厌其烦就是明证。理论上的倚轻倚重，直接导致对项目资本预算其他控制功能的忽略。

我们认为，资本预算管理体系必须重新构建，资本预算及其制度应当成为项目筛选、资本筹划、资本支出控制、资本预算责任等的制度装置，它是一种管理机制。

二、资本预算管理体系的构建

目前，无论是理论还是实务界都在强化预算管理的作用。预算管理首先是置于公司治理背景下的一种全方位的行为管理，它涉及到预算权限的划分与预算责任的落实；其次它是一种全员参与式的管理，预算管理不等于财务部门管理；最后，预算管理是一种机制，它能做到责任、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将预算约束与预算激励对等地运用各预算主体之中（王斌，1999）。我们认为，预算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机制绝不只是针对经营活动及经营预算而言的，资本预算作为全面预算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应被排斥在控制体系之外，资本预算管理也不可能单纯地表现为单一决策技术，而应当是一个管理体系。该体系至少由资本预算管理目标、资本预算战略、资本预算核心体系和资本预算实施条件与环境四大部分组成。

（一）资本预算管理目标

在我们看来，资本预算管理是从价值管理与行为管理两方面对资本支出在不同项目间进行分配、规划与控制的一种管理行为。它至少应该达到以下目标：（1）通过确定资本分配原则，并借助于资本分配决策技术，来选择出有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项目或项目组合；（2）强化对资本支出过程的预算控制，包括支出过程的时间控制与支出结构控制；（3）为了保证资本支出的落实，通过预算技术来规划资本筹集，包括时间安排与总量安排；（4）参与对资本支出过程的反馈与调整控制；（5）通过加强对支出的事后评价与审计，来强化资本预算责任人的经济责任，保证支出的有效性。

（二）资本预算战略与企业战略

资本预算用于规划和控制资本支出，必须将企业战略引人预算分配之中。从公司战略角度，它需要考虑不同的战略类型及相关因素分析对资本支出预算的影响，如市场竞争程度、规模经济、战略类型（如产品差异化型和成本领先型）、政府政策等与项目选择间的关系（AlanC.Shapiro，1985）。任何项目支出都必须有助于公司长远利益，有利于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它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从财务可行性上，要通过战略分析来达到项目收益和企业整体效益最大化，如独立项目的净现值最大或互补项目间的互补效益最大化；第二，从产品、区域市场定位角度，要通过战略分析，选择出有利于市场整体效应最大化的项目，尽管这些项目在一时还不能形成真正的盈利，或者从财务可行性判断上是应予否决的。因此，企业战略导向应当成为资本预算的重要基础，没有战略导向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本支出（2）。

（三）资本预算管理的核心体系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并服务于公司战略，必须建立全方位的资本预算管理体系。我们认为，这一体系应由以下环节构成：

1.资本分配权的划分。资本支出属于企业重大决策行为，因此如何就资本分配权限在不同的行为主体间的分配和制衡，是保证资本支出决策有效的前提。一般来讲，企业决策权限分配的依据是组织中的科层关系，高层拥有比低层更多的决策权力。有两种权力模式，即集权与分权。从经济逻辑看，在对待资本支出决策权分配时，无论是集权或是分权，主要考虑决策成本或信息成本（詹森和麦克林1999；Sad＆Stiglitz，1986；Hart＆Moore，1999；Radner，1993）。完全集权式的资本支出决策会由于总部信息不充分而产生大量的决策成本（经济学将其称为信息租金，informationrent），如决策失误的机会损失等，而完全分权式的资本支出决策会由于中低层与高层及企业目标不一致而造成决策成本或剩余损失，如基层资本支出预算规模的“宽打窄用”等。因此在理论上存在这两者均衡的最佳点，在这一点上使总决策成本最低。

但上述理论模式过于抽象。实际管理中，我们主要根据影响资本支出决策权的因素来考虑（3）。按照美国MacrRoss（1986）教授对12家大型制造业的调查表明，投资金额大小成为决策权限划分的主要依据，具体情况如下表：

项目投资规模与决策授权单位：万美元

────────┬───────────┬─────────────

│项目投资总额│典型的财务界限标准│主要决策机构│

├────────┼───────────┼─────────────┤

│很小的项目│0—10│工厂级│

├────────┼───────────┼─────────────┤

│较小的项目│10—lOO│分部经理级│

├────────┼───────────┼─────────────┤

│中型的项目│100—1000│总部投资管理委员会级│

├────────┼───────────┼─────────────┤

│大型的项目│1000以上│集团公司总裁及董事会级│

────────┴───────────┴─────────────

资料来源：MacrRoss，FinancialManagement1986.

我国公司治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一些上市公司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建立起了有关投资决策权限划分的基本标准（4）。投资决策权限的划分及其决策程序科学化，为资本预算管理提供了较好的制度依据和基础。

2.资本分配标准（财务决策）与战略导向。从财务可行性上，资本分配标准的关键取决于贴现率的确定，企业选择适宜的贴现率是一种自主行为，它不应当是统一的。从技术上看，行业标准或风险调整后的必要投资收益率是确定贴现率的主要依据。但是，任何投资都具有战略导向，因此经营战略及影响因素必须成为资本分配的重要依据，尽管它是非财务性的，但有时却是压倒一切的（5）。如果将单一企业资本预算放在大型集团的框架范围内来研究，则问题更为复杂。对于大型企业集团而言，各子公司对总部资本投入的“争夺”会形成集团内部资本分配市场，其分配依据视不同集团业务类型改变而改变，纯粹投股型企业集团总部会按照市场的标准来选择项目，而产业型企业集团（如纵向一体化或横向一体化）则主要根据战略导向来排定各子公司资本投入金额和优先次序（王斌，2001）。

3.资本支出预算编制。项目决策后，资本预算的主要问题是编制真正具有控制性的支出预算。从编制技术来看，它是在分析项目所需的各项资源耗费之后，将土建、安装等分开列示，而且要求列出所有项目的明细和时间进度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对施工过程的资本支出额和时间上的监控。资本预算编制不应割裂它与年度现金流量预算的关系，事实上，业务预算、资本预算和财务预算三者的关联，决定了全面预算的逻辑关系。由于不同项目所涉及的资本支出活动不同，因此，具体的编制方法和表格体系也不相同。但这些预算表格所发挥的控制功能是一样的。另外，如何解决预算编制中的多项目和跨期项目编制问题，是资本预算编制的核心问题之一。

4.筹资预算。资本预算离不开筹资安排，筹资预算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资本筹集方式，二是资本需要总量及时间安排。在逻辑上，项目投资总额并不等于对外筹资总额，对外筹资总额是投资总额减去部分内源性资金（如其他营业性现金流入量、项目折旧或利润再投资等）后的净额，因此预算的作用就在于事先明确项目的对外筹资总量，从而使筹资行为在事先规划的过程中为投资服务；另外，项目交错对外源性资本需要量的影响也很大，有时B项目所需之资本投入来自于A项目试运行所产生的现金流。筹资预算工作的目的就在于事前规划，其目标在于不因预算提前安排而形成资本闲置浪费，或者因安排滞后而延误工期。

5.资本预算的执行与调控。编制出的资本支出预算只是项目投资概算，它必须成为监控项目进度的依据，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预算的控制功能。当然，由于市场变化，很多投入品的价格也会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考虑对某些预算项目进行必须的调整，包括项目内调整和对整个资本支出项目的预算追加。按预算管理的逻辑，任何预算目标的调整与追求，都必须置于一定的程序并行使有效的决策，资本预算的调整与追加也不例外。

6.资本预算支出反馈与事中评价。一项成功的投资需要对项目进行持续地监控及审查，项目选择及其预算编制仅仅是资本预算发挥其应有功效的一个开端。如果没有预算反馈和事中评价，资本预算管理的作用将会大打折扣。事实上，反馈系统的建立有助于项目控制，包括项目内的预算支出控制和项目外项目的控制（6）。如何将反馈与事中评价落到实处？为此需要建立起资本预算管理中的责任会计体系，即，针对某一预算主体设置责任控制中心，该中心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利润中心、成本费用中心或投资中心，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资本支出中心，该中心的责任就在于按照责任预算的数量与范围正确地安排资本投入，保证所支出的资本是在预算控制范围之内的，所支出的资本是按照既定用途投入的，其最终目标是保证实际支出总额在符合工程设计要求的前提下不超过原来的预算控制线。为此，财务部门应强化对工程预决算管理，规范账户核算内容与程序，并建立相应的报告制度。

7.资本支出预算的项目审计。资本预算管理效果的好坏需要通过事中过程监控与事后项目审计来评价，事中控制是为了保证项目进度及资本支出的合理性，事后审计则是对责任预算主体进行评价的重要环节，离开事中监控与事后审计，资本预算无法从管理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资本预算中的项目审计不仅要介入到事中或事后，而且还要介入到事前，即建立一套有关项目资本支出预算的审计系统，包括事前经济效益审计、项目建设中的各类建设合同审计和事后决算前项目工程审计。工程没有经过审计，就不能办理工程决算和转为固定资产的手续；同样，没有审计，不能任意划转材料采购和工程资金。资本预算管理中审计功能，比任何其他预算形式下的管理，其发挥的作用都大（7）。从上述对项目审计的范围与定义可以看出，项目审计并不完全等于西方的项目事后审计，西方的项目事后审计强调对预算假设进行检讨与评价，而我们在这里强调的项目审计则是全方位的。

上述只是对资本预算管理过程进行简单的描述。我们认为，必须将资本预算纳入企业正常预算管理的轨道，只有这样，才能发挥预算在资本支出中控制作用。

（四）资本预算管理的环境与条件

从资本预算运行环境看，我们认为有三个主要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公司治理与预算权限划分问题；二是具体实施中的行为规范问题（8）；三是资本预算执行与责任考评制度，即明确项目预算的责任人，并对其行为进行量化考核。为此，需要明确资本预算决策人和执行人的责任，并建立相应的问责制度，回答诸如：（1）谁将对项目可行性进行最后的审批和决策？（2）谁拥有权力对已经通过的资本支出预算进行调整和修正？（3）谁将对资本预算的实际效果进行考核？（4）如何在组织内部确定相应的投资和责任主体？（5）如何确定资本预算的管理责任控制体系？（6）如何形成内部资本支出的责任会计体系与责任报告体系？即谁对报告的真实性负责、谁来接受责任报告、谁来评价报告等；（7）如何将资本支出预算与责任主体的业绩挂钩？（8）如何评价资本支出责任中心的管理业绩？等等一系列问题。

三、如何强化我国企业的资本预算管理

<br>应该说，我国目前各种不同的企业，在新项目上马之时都已经进行不同程度的可行性研究，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进步。但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1）部分可行性研究等同于“可批性”研究；（2）项目可行性研究方法与技术应用不成熟；（3）项目上马后的资本实际支出总额往往高出资本预算总额很多；（4）大量“三边”工程存在，即边设计、边施工、边审批，没有正常的决策程序与资本预算规则，也谈不上预算对资本支出的实际控制；（5）项目资本普遍存在被挪用的现象；（6）一些企业在进行大型成套项目或设备投资的同时，还搞了一些预算外的小项目和非正常设备开支；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在我们看来，既有体制问题（9），也有内部管理问题。但是，我们同时认为内部管理问题是核心、是关键。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本就在于真正建立起预算管理与控制体系，将资本预算作为一项专门预算应用于企业之中，并使其制度化、规范化。

要真正使资本预算管理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以下问题：（1）树立起服务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管理、决策理念。为此，一方面需要公司治理、公司管理角度来理清资本预算的最高目标是为了公司价值增值，对股东负责应当成为资本预算管理的最高准则；另一方面也需要股东积极参与对公司项目选择、决策与执行的监督之中，对于那些没有列入规划的项目、或者更改其资本用途的项目、或者未按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任意扩大或减少支出的项目，实施必要的质询与监督；（2）企业要真正建立完善的对外披露制度，对重大项目的上马与下马等，都要以董事会公告方式对外披露；（3）从企业内部管理角度，要真正建立起严格的资本预算管理制度，做到预算制订、审批、下达执行、修订、报告、评价与考核等过程的规范化，并强化制度的可操作性和预算对责任主体行为的硬约束。该项制度应当由董事会来制订和解释，其他管理主体都只是执行主体，无权对此修改；（4）强化对资本支出预算的业绩评价功能，确定超过预算数的可容忍范围（如10%）。

资本支出范文第10篇

福耀玻璃（600660.SH）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每10股分配现金股利7.5元（含税），不进行送红股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对这一预案我略感不满，以5分制进行评分，我会给其打4分。

理由很简单――2016年，福耀玻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1.44亿元，同比增长20.68%。然而，上述分配预案中每股仅派息0.75元，与上一年度相同，股东们没有享受到公司成长的好处。从最近5年的情况来看，福耀玻璃2016年的派息率为60%，仅高于2012年。

对福耀玻璃推出这样的分配预案，我曾猜测这或许是因为预计2017年资本支出高达41.92亿元，公司资金方面有压力。

然而，经过进一步的分析，我认为，即使有资本支出的压力，福耀玻璃也完全有能力推出更慷慨的方案。

在过去几年，由于资本支出较大，福耀玻璃的自由现金流根本满足不了现金分红的需要，只能求助于融资活动。于是，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逐年提高，直到2015年发行H股后才降下来。

2016年年末，福耀玻璃的资产负债率为39.6%，在公司近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历史上都仅高于2015年。

换言之，福耀玻璃完全可以像以前那样，通过负债筹集到足够的资金用于现金分红，而且，银行很乐意借钱给福耀玻璃。

截至2016年年末，福耀玻璃拥有银行授信总额度252.75亿元，已使用额度则只有59.43亿元，还有193.32亿元没有使用。

继续分析福耀玻璃的现金情况甚至可以得出更乐观的结论。2016年年末，福耀玻璃的货币资金为72.11亿元，比2015年年末的59.19亿元还多了12.92亿元。要知道，尽管公司预计2017年资本支出高达41.92亿元，却也不会比2016年多出近13亿元。福耀玻璃在2015年年报中预计2016年资本支出为31.18亿元，而现金流量表中2016年“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为35.68亿元。均以预计数计，福耀玻璃2017年资本支出比2016年多10.74亿元。这就是说，只需把货币资金降至2015年年末的水平，这12.92亿元就足以应付资本支出的增长，还可以将现金分红提高10%（需1.88亿元）以上。

那么，2015年年末的现金水平是否可以满足福耀玻璃的日常运营、资本支出以及利润分配等需求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2016年已经过去了，公司安然无恙。

如果还不太放心，那么，看一下表，2015年、2016年，福耀玻璃货币资金之充裕则一目了然。

细看表2，还可以发现，福耀玻璃近两年外呕醣易式鹪龀ぱ杆伲2016年年末占货币资金的比重高达88%，这一比例很不寻常。根据年报数据，2016年公司国外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34%，这意味着其主要生产经营活动在国内；在公司的股本中，海外股只占20%，这意味着分红也主要以人民币的形式发放。就算2017年的资本支出全部为境外投资，扣除这41.92亿元后外币货币资金仍有21.83亿元，仍是人民币货币资金的2.61倍。

福耀玻璃保留如此之多的外币资金，不知是否考虑汇兑收益后的结果。2016年，其现金流量表中“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为4.04亿元，2015年这一数字为3亿元。

预测汇率变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希望福耀玻璃的现金流能够满足生产经营和资本支出即可，在此前提下，给股东多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