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论文范文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两难困局

当代资本主义在坚守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了多次自我调整，试图以此克服其固有矛盾。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评价和解读。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调整使“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噩梦，仿佛都已经迎刃而解，不攻自散。”“如今资本主义经过大量改革之后，已经全然改观，再也认不出它的本来面貌了。”调整使资本主义成了“终结历史”的理想乐园。针对上述观点，国内一些学者提出了反驳，认为调整只是资本主义统治策略的改变，“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这些特征，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变本加厉，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尖锐。”资本主义的调整“在不折不扣地证明着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如何评价和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涉及到对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正确认识和我们对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战略选择。因而，这一问题尚需深入考查，立论有待于完善和深化，同时也还需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做进一步的把握。

一、当代资本主义的两次重大调整

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把工人当成雇佣奴隶的野蛮资本主义社会。它实行单一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度，推行着野蛮而残酷的剥削方式，它使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社会在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等破坏性震荡中，在反复地破坏生产力的过程中进行着恶性循环。20世纪30年生的经济大危机，使美国有3750家银行倒闭，140万家工商企业破产，1700万人完全失业，约有3400万人没有任何收入，全国18569家银行总共库存现金不过60亿美元，却要应付410亿美元的存款。这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死亡”。

为了避免死亡，资本主义的决策者做出了无奈的抉择：放弃早期资本主义的传统模式，对资本主义进行根本制度框架内的调整。凯恩斯主义者们为资本主义社会开出了“起死回生”的药方。第一，“非自愿失业”的存在，不可能通过劳工市场的自动调整而消失，因为“非自愿失业”存在的根源是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第二，需求本身会创造供给。因此，国家政府应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萧条期间，政府应当增加它的支出，这不仅仅是用于救济，而且是为了公共工程。这样做将有助于抵消私人企业的衰退。当繁荣恢复时，政府的收入将增加，用于救济和公共工程的支出将迅速收缩。这时，盈余将代替以前的赤字，它将被用来偿付在萧条时期所发行的无利息负担的国库券或被出售的债券。”第三，“当商业活动正在衰退，或者停滞和处于低水平时，……减税和预算赤字与其说是不稳定的政策，不如说是稳定的政策。”“在这样一个时刻，政府应当尽可能多地支出，尽可能少地征税。”

与凯恩斯主义相呼应的是罗斯福新政，其最为鲜明的特点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由国家整顿、加强和管理银行、信贷和货币制度；开征高额累进的财产税，建立社会保险制度，举办救济事业，以此防止资本过分集中，缓解贫富差距；规范劳资关系，适当提高劳工的社会地位；政府干预经济，国家投资兴办公共工程，推动工农业复兴。

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使资本主义走出了“死亡之谷”，找到了缓解经济危机的办法。此后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依然频频发生，但像1930年代那种使资本主义“窒息”的灭顶之灾再没有出现，相反却使资本主义迎来了1950—1960年代的“黄金时代”。

尽管如此，凯恩斯主义并没有使资本主义摆脱噩梦，它给资本主义又带来了新的“痼疾”。要使资本主义摆脱经济危机的折磨，凯恩斯主义的对策就是政府干预经济，进行公共投资，刺激需求，构建社会福利制度，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使之具有一定的有效需求能力。所有这些都需要增加政府开支。问题是，政府的钱从何而来？在通常情况下，解决这些开支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增加税收，二是用经济高涨时的财政收入盈余来“补偿”经济危机时政府投资造成的亏空。然而，战后资本主义的实践表明，由于经济危机频频发生，政府频繁采用公共投资，拉动需求的“反危机”手段，再加上欧洲各国实行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致使经济高涨时的财政收入盈余根本“补偿”不了政府频繁投资和庞大的社会福利造成的亏空。这样一来，资本主义便一步步地陷入了经济困境：税赋的日益加重抑制了投资的增长和劳动的积极性，进而使经济发展趋缓，失业压力增大；财政开支日益增大，致使政府财政负担越来越重，财政赤字急剧增加，进而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上述经济困难在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年复一年的累积，终于酿成“癌变”——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经济危机爆发。1973—1975年经济危机其间，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意大利的工业生产指数分别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降了15.3%、20.2%、12.9%、13.2%、4.7%和13.5%。1974—1979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只有0.7%，1980年只增长0.2%。伴随着经济的衰退，失业率急剧上升。美国、西德、英国的失业率分别从危机前的4.6%、1%和2.2%上升到危机时的9.1%、5.2%和4.9%。

本来，经济危机的常规表现是生产相对过剩，商品滞销，经济衰退，通货紧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进行公共投资，拉动需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增长，就能见到成效。但这次经济危机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在生产急剧下降的同时，物价却大幅度上涨，通货膨胀加剧。危机期间，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消费物价指数分别上升7.4%、18.9%、12.7%、43.9%、19.1%和24.6%。此后，通货膨胀成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痼疾。在“滞胀”危机面前，凯恩斯主义失灵了。正如美国学者哈伯勒（G.Haberler）指出：“如果我们遇着一种老式的跟物价下跌在一起的经济衰退，那末万事如意：多开支一点，物价下跌和产量降低就将被扭转过来。但是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结合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如果我们向经济衰退作战，我们就刺激了通货膨胀，而如果我们向通货膨胀作战，我们就刺激了经济衰退。”

在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主张全盘私有化、市场自由化、政府角色最小化、社会福利弱化的新自由主义成了取代凯恩斯主义的“救世良方”。

20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的决策者改弦更张，相继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开始了第二次政策调整。玛格丽特．撒切尔甚至把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作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哲学导师”，并全盘接受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

撒切尔政府全力推行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放松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推行了一场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在“私有化无”的政策推动下，英国于1980年代掀起了私有化浪潮，将大批国有企业的财产卖给私人，大大缩小了国有企业的规模和作用。从1979至1989年，英国先后出售50余家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总额达250亿英镑。〔有40%的国有经济被私有化。与此同时，撒切尔政府将减少社会福利和对富人的征税视为刺激经济增长“最显而易见的原则”。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对资本收入征税从最高税率98%降到40%，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大幅度削减到22%。

美国的里根政府则将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主张作为“里根经济学”的基本主张。他们认为，第一，“通货膨胀和低速增长是政府庞大化的产物”。货币当局须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防止政府从通货膨胀中获得非法收益，消除社会经济生活中搞通货膨胀的动机。第二，政府应通过减税实行“供给管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供给学派的代表者吉尔德指出：“竭力从富人那里拿走他们的收入，就会减少他们的投资，而把资金给予穷人，就会减少他们的工作刺激，就肯定会降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并限制就业机会”。

正是上述理论使里根政府把降低税率、削减福利、减少政府干预当成施政的关键词。1981年，联邦政府对一个收入最高的公民征收的所得税最高可达75%，1989年，所得税的最高税率降到33%。〕里根政府坚持认为，“给穷人的越多，就会降低对于劳动的刺激。”〔因此，在政府的预算方案中明显削减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

上述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于克服“滞胀”危机确实产生了效果。美国经济从1982年开始回升，1983年增长3.4%，1984年增长6.9%。从1982年底到1987年初，美国经济保持了50个月的低速增长。通货膨胀率也由1981年的10.4%降为1982年的3.9%。此后，1983、1984年的通货膨胀率均为3.8%，1985年为4%，1986年为3%。英国在撒切尔夫人当政的十年中也创造了经济奇迹。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在2%以上。其中，1982至1988年经济增长在3%以上；通货膨胀率由1980年的19.7%，降到1986年的3.3%，此后，通胀率一直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所以有人说：“撒切尔革命”“最为显著的功绩是治愈了长达百年的‘英国病’，英国经济终于甩掉了‘欧洲病夫’的帽子”。

然而，新自由主义也不是灵丹妙药，它虽然在克服“滞胀”危机上有所成效，但它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副作用”更加严重。

首先，新自由主义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强资本、弱劳工态势的加深。美国自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来，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据《商业周刊》报道：美国最大的900家大型跨国公司1999年的利润增长率为19%，而这一年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只上升了1.8%，工人的收入与公司利润明显不成比例。1978—1995年，美国非农业生产性雇员小时可支配工资与可支配收入是下降的，尽管这期间公司的利润大幅度增长，但直到1999年，非农业生产性雇员的收入仍低于1970年代水平。与此同时，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也明显降低。根据1999年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性中心”公布的报告，1995年美国88%的贫困儿童可以得到食品券，到1998年则降到70%。1999年，美国食品券月平均开支为1850万美元，远低于1996年的2550万美元。1980年代后期，法国把1258种药品的报销数额从70%降为40%，同时还限制百分之百报销医药费的人数其次，新自由主义遭到民众的激烈反对，导致社会危机频发。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使中下层民众利益受损，美欧各国民众将新自由主义理解为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复活了的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在市场经济、加强竞争、优胜劣汰的口号下使资本更加富有、穷人更加贫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故此，新自由主义的推行导致了一次次的社会危机。

2003年5月，法国掀起了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全国性抗议、罢工浪潮。近80个城市交通受到影响，80％的航班取消，巴黎的邮政、公交几乎瘫痪。这股浪潮甚至波及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示威人群高喊：“退休制度，社会保险，我们曾为赢得这些福利而战，我们也将为捍卫它们而战斗！”类似的游行示威及罢工在法国接连不断。2005年10月4日，展开有100万人直接参与的全国大罢工，2006年掀起300万人的罢课、罢工浪潮。值得深思的是，77%的法国民众支持罢工。

类似法国那样的抗议示威和罢工活动，在他国家也都频繁发生。为抗议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改革措施，德国民众于2003年进行了抬棺游行；2005年掀起示威抗议运动。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对社会弱势群体过于强硬与无情”。英国民众的罢工、抗议活动连年不断。2006年3月28日，大约150万英国地方服务业人员举行了英国8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全国大罢工。抗议政府对“退休权利的侵犯和养老金的削减”。

民众的示威和罢工运动连年发生，此起彼伏，社会矛盾加深，社会危机频发。这是西方国家将新自由主义作为“救世良方”时所未曾料到的。

二、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两难困局

资本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困扰和走向灭亡的厄运，进行了多种尝试、探索和自我调整。然而，在坚守资本主义根本制度条件下的调整，并没有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迎刃而解”，也没有使资本主义“全然改观”，相反，这种调整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无法解脱的两难困局：

要逃避1930年代那样的经济危机和灭顶之灾，就必须按照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取向对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而这种调整却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滞胀”危机。要使资本主义摆脱“滞胀”危机，就须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取向向“自由”资本主义复归。而这种复归又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遭到了民众强烈的反抗，引发了执政者的执政危机和社会危机。搞凯恩斯主义导致“滞胀”危机，搞新自由主义遇到民众强烈的反抗，导致全面的社会危机。左右为难、“回天乏术”。

就西方各国横向比较而言，资本主义也面临两难困境：要使经济持续增长、具有活力需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但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公平正义“指数”太低。“在美国竞争包含的机会要比德国或法国大得多，不过不公平的程度也大得多。”反之，要使社会比较公平与和谐，需坚持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模式，但这又会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遭受“缓慢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较低的效率”的折磨。何去何从，难以决断。

两难困局使资本主义主流社会产生了两难的心态：坚持凯恩斯主义，经济发展受阻；摒弃凯恩斯主义，社会矛盾激化；推行新自由主义，民众强烈反对；摒弃新自由主义，经济失去活力。在左右为难、前后矛盾之中，资本主义的决策者们合乎逻辑地磨光了原有的棱角：在资本主义政治光谱中原本代表右翼势力的政治人物开始转向“中右”立场，原本的左翼政治集团开始持“中左”立场。“激进”与“保守”的划分几乎已无实质性意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动态均衡态势：统治集团的各个主流派别都只能做出折中性、妥协性的政策选择：既不敢（或不愿）完全摒弃凯恩斯主义，同时也有意接受新自由主义，其决策中既有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也有新自由主义因素。然而，这种折衷性的选择仍无法使资本主义摆脱困境。其直接后果是：经济依然低迷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社会危机频发。如此困难的形势实际上折射出的是资本主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奈境地。

三、当代资本主义两难困局的理论启示

第一，当代资本主义的两难困局是资本主义难以“自救”的预示。两难困局的出现表明，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不可能真正“医治”资本主义的“病症”。战后资本主义各国所推行的凯恩斯主义，实质上就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政府干预，来缓解社会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由于凯恩斯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触动根本制度，因而不可能克服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根本矛盾。不仅如此，由于凯恩斯主义频频通过政府干预为资本主义缓解矛盾，结果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严重背离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产生出“滞胀”怪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进一步加深。

19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统治者又举起了新自由主义旗帜，实质上就是要使资本主义从当今的“社会资本主义”退回到早期的“传统资本主义”，从“文明”的资本主义退回到“野蛮”的资本主义。统治者企图靠扼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靠腰斩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胜利成果来找回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现代版的结合形式。不幸的是，新自由主义非但未能医治资本主义的“病症”，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民众的激烈反抗，造成了频频发生的社会危机。

由此证明，无论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止痛剂”，根本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企图依靠凯恩斯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微调”就能让资本主义成为“终结历史”的理想乐园，不过是资本主义主流社会自欺欺人的幻想。

第二，当代资本主义的两难困局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预示。两难困局的出现从反面说明，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资本主义痼疾的唯一路径，只能是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正如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构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即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由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取代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是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矛盾的根本途径。

第三，当代资本主义在两难困局中显露出不可逆转的历史过渡性质。近百年来，资本主义经过多次调整，尤其是经过凯恩斯主义调整，毕竟有了重大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各国推行凯恩斯主义的过程，实际上是借鉴社会主义成功做法的过程。这一过程离社会主义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它不是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显示，而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预示，它不是在强化“正统”资本主义的“元素”，而是在为社会主义因素的产生发挥着催生作用。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架构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不断产生着社会主义因素的同时事实上已发生了部分质变。

其中，国有经济、合作经济的发展，意味着“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向混合经济类型的社会经济组织或社会资本主义的转变”；合作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一种过渡形式”。对国民经济的计划调节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让位于按照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收入再分配均等化政策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推行，“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所有这些，“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都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

而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碰壁”的事实则表明，长期以来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因素和欧洲工人阶级为谋求解放不懈斗争的胜利成果已经成为欧洲社会文明的一部分，成为欧洲民众的价值选择和生活方式。据巴黎竞赛画报1996年的统计，有70%以上的法国人认为，法国应该走一条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应当屈从一个所谓自然的资本主义模式”。这说明，企图让资本主义从社会资本主义（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退回到野蛮资本主义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质已经具有了不可逆性。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2篇

邓小平说:“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本来是可能的，但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于是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特别是耽误了十年。”(231/2)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是有优越性，有吸引力的，但前提是必须搞清什么叫社会主义。

1、“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63/3)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疑虑和困扰.以及在学习和实践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认识上存在的丁些分歧和争论，归根到底在于对“什么叫社会主义”挂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第一，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一般特征的论述，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是对作为在资本主义己经发展成熟的基础上诞生的，高于被其取代的旧社会的新制度来说的，面现实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却是在资本主义还没有获得比较充分的发展，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建立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照搬马克思的论述，对于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不可能完全清楚的。

第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后，开始曾经实行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来又实行过新经济政策，列宁逝世以后，在斯大林领导下建成了社会主义，形成了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普遍仿效，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固然有其历史作用，但并不是完全成功的。所以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39/3)

第三，必须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再三强调，这完全是从{实践出发提出的问题，因为实践证明我们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个问题。当然，“经济建设也在逐步发展，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搞成功了，洲际导弹也搞成功了，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生活还是贫困。”(223/3)这种情况显然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

没有完全搞清楚集中表现在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在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没有一心一意致力于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情况延续了二十多年时间.把社会主义与贫穷划等号。所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有很多条，“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一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223/3)

2、一九J、jk年五月，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时说:“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223/3)

邓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255/3)“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116/3)发展太慢也不是杜会主义，实际上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补充。

我们过去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最本质的东西并不总是清醒的，有时甚至扔掉了，以至于出现“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类荒谬到极点的论调，被许多人所接受甚至赞赏。

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都不是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123/3)如果生产力发展了，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造成少数人富多数人穷，那就和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仅会引起种种社会矛盾，而且会危及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安全，“就可能出乱子”。

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呢?邓小平同志曾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多次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111/3)。“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138/3)。“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72/3)。“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195/3)。在以上这些论述的基础上，1992年，他在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进一步概括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73/3)。

社会主义的本质反映的是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代表了社会主义这一事物的实质、根本属性。社会主义本质内容就是社会主义的限定。一般说，可以用社会主义本质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坚持了社会主义本质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从根本上反对和纠正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种种曲解、误解和不正确的观点。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重大失误，往往与对社会主义本质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相联系。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强大理论武器，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指南。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与准确把握，为确立“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提供了理论基础。邓小平说，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72/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通过解放、发展生产力而最终达到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那么判断是否是社会主义，以至于判断社会主义的得失、成败，决定改革措施取舍的标准只能是“三个有利于”。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就是社会主义的。

什么叫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解决了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课题，从此社会主义必将很快走上健康、快速、协调发展的轨道。

二、“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

邓小平同志在《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一文中说:“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257/3)。

1、“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

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判断一种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进步与否，归根结底要看其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对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仅要看它本身所表现出的特殊属性，更要看它作用于社会生产力的结果。邓小平同志坚持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生产力标准去衡量社会主义‘。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128/2)。1984年6月，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的更加明确:“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3/3)。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解决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克服的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消灭了阶级对立和剥削的根源，决定了生产的目的是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服务;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政权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了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主人翁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思想文化方面提高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和自己主人翁地位的认识。因此，“在我们的社会里，广大劳动者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自觉地刻苦钻研，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而必将在生产中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88/2)。尽管在一定时期，在经济发展水平与科学文化上，社会主义国家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从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看，社会主义必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比资本主义生产力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2、“杜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资本主义自产生以来，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使整个世界改变了面貌。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以满足资本家发财致富的需要。因而那里普遍存在着两极分化，是少数人富裕。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123/3)。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的主要形式，保证了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374/3)。“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49/3)。“坚持杜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64/3)。怎样达到共同富裕?通过什么途径实现共同富裕?事实证明，同步富裕是不可能的.这是一条十分缓慢的甚至需要某些曲折的道路。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新路子，新政策，这就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其他地区走向共同富裕。这是一条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实现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正确道路，是一条能够调动和激发人民群众发展生产积极性，推动生产力加快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较快提高的正确道路。小平同志把它叫做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66/3)。这个新政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动改革开放的契机，也可以称作“第一推动力”。它一出台，中国的经济就活跃起来了。总之，“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64/3)。

3、社会主义能“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322/2)

邓小平说:“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240/3)。

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实现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民利。邓小平讲，社会主义“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权力和各种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力”(322/2)。社会主义民主不仅在本质上是人民民主，实现了人民的权力，而且是全面的民主，既体现在政治方面，也体现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自己的代表组成，它既是立法机关，又是权力机关，不仅制定法律，决定重大问题，而且产生行政、审判、检察机关，有权罢免这些机关的负责工作人员，从而保证全体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利。邓小平讲:“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势性”(240/3)。

4、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

社会主义的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政治上人民当家作主。“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也不会有”(167/2)。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和绝望。小平讲:“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r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143/3)。

此外，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还“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等等。(17/3)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经济”，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1、“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63/3)

邓小平同志说:“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251/2)。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国家是有深刻教训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本该致力于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是在急于求成、急于求纯的思想影响之下，却在1958年掀起了“”运动和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造成生产力的人为破坏。邓小平在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生产力水平提高不快时批评说:“社会主.义要表现它的优越性，那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130/2)因此，“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314/2)。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创造出发达的生产力，还要有较好的发展速度，不然就不能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使生产力迅速发展，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使人民感到满意，也难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355/3)。

2、“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48/3)

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那么，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是什么?小平说: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l34/3)。改革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革除不利于社会前进发展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具体体制和各种弊端。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就在明确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基础上，找到了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正确的效的途径。

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开放是相辅相成的，内在统一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完善发展的内部条件，内在动力;而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外在推动。小平说:“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78/3)。又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73/3)。这就大大拓宽了我们学习外国长处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思路，使我们能够直接以人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获得的最高文明成果为起点，少走弯路，实现赶超。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二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小平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166/2)。我国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只要坚持社会主义，毫无疑问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快，并且比较稳定和持久。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我们党一直是人民群众的指路人和组织者，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小平讲:“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266/2)取消或者削弱党的领导，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税灭”(171/2)。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还要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同各派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努力提高执政水平，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365/3)。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政治上广大劳动群众享有广泛高度的民主，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厂，(168/2)，但民主发展不能操之过急，追求形式也不行，那样就“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284/3)。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下转第87页)(上接第79页)势力实行，不对他们，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没有无产阶级，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杜会主义”(169/2)。

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既是无产阶级建立杜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先导，又为巩固发展社会主义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正确方向，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建立、矾固和发展。当然，“我们坚持的和要当着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而不是个别论断，马克思主义还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停留在原地不动，就会变成僵化的东西。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舍此谈马克思主义，嘟没有意义。邓小平所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现实斗争最精最管用的马克思主义。

总之，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整体，都要坚持，“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73/2)。

论文关键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3篇

但是，当今的学术论坛上出现了新的见解，或者说，出现了重新认识的要求。1973年，

一位以执着追求真理著称的经济学者，在他研究欧洲城市史以后所写的笔记中说道：渊源于希腊、罗马传统的“城邦国家，商业城邦”是“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这种“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国历史上所绝对不会发生的。”“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却从来是在皇朝控制之下”，“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

因此说“中国的中世纪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云云,”这是“非历史的观点。”（1）应该说，这是新的见解之一例。（2）这个见解，在以后的论坛上，也时有出现。（3）

另一位在80年代中期主编了一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著名学者，在该书中不但承认中国的明清时代，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强调资本主义萌芽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事物的生命力，它既然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力量，是不会夭折的，而是导向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就应该考察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4）这里所说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是指资本主义的导向和延续，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这一巨著出版十年之际，著者“在进行了更深入、更周密的思改之后，”在多次学术会议上“提出了与自己过去观点完全不同的新见。”（5）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最近一次的“笔谈”中，著者进一步明白宣示：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上，不要提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了。”（6）既然不提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更加无从谈起。

而在最近的一次关于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中，有些学者进一步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一种假设”，是一个“假问题”。（7）

因此，如果说前者代表一种创新见解的提出，那么，这后者就代表一种重新认识的要求。

无论是新的见解的提出还是重新认识的要求，都令人耳目一新，无疑会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兴趣。就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它富有启发的意义，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和古希腊、罗马以至中世纪以后欧洲城市的不同，是否就能引出“中国社会自己不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结论，这也许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过程的缓慢、延续的迟滞和向资本主义导向的乏力，却是确定不移的现实。这里的篇幅不容作全方位的宏观估量。下面仅提供两个具体实例，附带作一点解说，看看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注释：

（1）顾准：《顾准文集》，1994年版，第312～316页。

（2）应该同时指出的是，在国外，这又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观点。中国社会停滞论，在18世纪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的古典哲学著作中，就已经出现过。

（3）参阅《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第353页；《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71页。

（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载《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参阅许涤新、吴承明主编《资本主义的萌芽》，1985年版，第6页。

（5）李伯重：《吴承明先生学术小传》，见吴承明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1996年版，第300页。

（6）《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2页。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4篇

《经济学人》(TheE-conomist)特意编发了7篇有关慈善投资的文章，其中一篇名为《慈善资本主义的诞生》(Thebirthofphilanthro-pcapitalism)，从此将慈善资本主义一词带入人们的视线。该文认为慈善资本主义是指新一代慈善家对于自己作为社会投资家的一种认同。换言之，慈善家将资本投入慈善事业，自行监管以求获得最高的社会投资回报率，就是慈善资本主义。这些慈善家把自己看作当仁不让的“社会投资家”，他们要率先在慈善领域内有所作为，扫荡那些充斥于慈善领域的无效慈善项目和无效慈善活动，使得善款能如同企业资本那样被小心谨慎地真正善用。根据上述定义，不难发现慈善资本主义的诞生远在此文发表之前。1969年，美国慈善家约翰•洛克菲勒三世在美国国会税收法案听证会上首次提出慈善风险投资的概念，将风险投资的方式引入到慈善事业中，目的在于更好地解决社会痼疾，实现效益的最大化。由此可见，慈善风险投资，简称公益风险投资是慈善资本主义的基本形式。它是对慈善事业的投资，目的是追求慈善事业效率最大化，投资对象是从事慈善事业的社会组织包括企业组织、非盈利组织等。在公益风险投资的基础之上，慈善资本主义又发展出三种形式:一是通过建立制度化的中间机构来发展慈善事业。自诩为社会投资家的慈善资本家要实现高效率的慈善投资需要寻找适当的社会组织，为满足这一需求服务于社会投资家与社会组织的中间机构应运而生。这类机构有管理顾问公司和各大银行设立的公益创投基金，它们能帮助慈善摒除旧的非专业慈善模式，通过做正确的投资来构建一种现代化的有效率的慈善产业。既然直接捐出资金，由非专业人士来选择和决定慈善资金的去向不能达至目标，那么，就自己直接来做。慈善资本家完全按照企业的运作模式，寻找合适的专业人士直接担任这类中间机构的负责人，而且明确规定机构的目标和任务。这样既能保障慈善捐款有效运作并达到最佳效果，又能帮助社会组织提升慈善工作效率。二是以招标的形式来发展慈善。一种是通过招标来寻找合适的社会组织来完成慈善事业。慈善资本家通过设立公益创投计划并对外招标，在寻找优秀的社会组织的同时还可以有效地宣传慈善投资理念。此类计划的具体主持者为受托的基金会或者银行;另一种是征集公益项目计划并为优秀计划提供资金资助使之得以实施。三是对慈善事业提供针对性的资助和支持服务。慈善事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达到效率高的目的需要各个方面的支持。为此，慈善资本家加强了慈善领域问题的深入调研，并制定专门的支持计划，以保障慈善事业的健康和良性发展。

二、陈嘉庚慈善思想与慈善资本主义的异同

(一)两者的相似之处

首先，在慈善理念上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陈嘉庚16岁就下南洋，长期生活在当时被英国殖民统治的新加坡，受到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的熏陶，其慈善思想自然而然地就有了西方的公益观念成分。他推崇西方国家人民有治国治教育的权力，认为西方国人踊跃捐资兴学，是因为其拥有兴办教育为国民天职的意识，并一再地表示他倾资兴办私立厦门大学等公益事业，不过是如西方国人一样，聊尽国民天职而已。他说:“尝观欧美各国教育之所以发达，国家之所以富强，非由于政府，乃由于全体人民。”“至国民应负私立学校经费之义务，乃民族之天职……其他列强，凡教育或慈善诸费，大半出之国民私财。”“西洋捐资兴学已蔚成风气，是以余虽办有集美、厦大两校，不足资宣扬，实聊尽国民之天职而已。”他的这些思想同慈善资本主义者视自己为社会投资家，在慈善事业有所作为是相近的。另外，陈嘉庚的金钱观与慈善资本家极其相似。“金钱如肥料，撒去方有用”是他平生很喜欢引用的一句西方格言，他也常对家人及友人说:“财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这与慈善资本家慷慨捐献自己大部分财富用于做慈善事业是非常相近的。此外，两者都重视慈善事业的持续发展。陈嘉庚很早就意识到慈善捐款需要“多量及持久”，后来还设立基金会，这正与慈善资本主义设立基金会长期从事慈善活动不谋而合。其次，二者均视私立教育为公益事业。陈嘉庚一生从不认为其倾资兴办的教育事业是私人财产，反之，他视私立学校为公益事业。他说:“敝人之创设厦大，并非欲视该大学如私己之所有……厦大之为公共事业。”而捐资兴学亦是西方慈善家从事慈善活动的重要内容。关于私立教育的公益性，当前国内学者对此尚有争议，主要原因就在于当前国内大部分的私立教育机构的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教育需求或消除教育不公。大多数民办教育举办者将学校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多是将举办权进行转让，将学校无偿赠送给国家的非常少见。再次，慈善事业运行形式的相似性。陈嘉庚为保证集美学校发展所需经费所设立的基金会，其性质与慈善资本家所设立的基金会有很大的相似性。他看到实业发展存在不稳定性，而慈善事业经费需要“多量及持久”，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问题的答案就是设立基金会。为了保证集美学校有持续的经费支持，将其在南洋的所有不动产捐作集美学校发展的永久基金。后来，还设立集友银行，并规定银行每年将全部股东红利股息及银行盈利的20%作为补助厦门集美学校的经费。陈嘉庚通过设立基金来资助集美学校与慈善资本家设立基金会在慈善领域进行社会投资的运营形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二)两者的差异两者最大的差异是慈善动机不同

慈善资本家为何捐资、从事慈善事业?马修•比索普和迈克尔•格林认为，慈善家的捐赠动机非常多，每个慈善家的捐赠理由都有很多，很难加以概括。大致可以罗列出以下动机: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有义务这样做;他们有资源;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知道如何解决问题;的缘故;没有配偶或者子女;虚荣心;满足自我;税收优惠;向社会感恩等等。“然而，慈善资本主义精神的要素似乎有两个:一是认为捐赠是一种责任;二是认为自己是问题解决者，企业家或许确实能改善世界。”陈嘉庚慈善捐赠的主要动机可概括为爱国。他的爱国兴国思想是始终一贯的。他曾坚定地宣称:“鄙人久客南洋，志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方余之归祖国也，拟献身社会，从事教育，以了余生，聊尽一分子之义务。”其对祖国的忠诚，十分鲜明。在讨论兴学与兴国的关系时，陈嘉庚说:“且兴学即所以兴国，兴国即所以兴家。世之积金钱以遗子孙者，莫非为兴家计，既要兴家则对于兴国之教育不可不加注意焉。”他认为兴国、兴家和兴学是一致的，强调兴学乃兴国之根本，认为大办教育是振兴中华的根本道路。他说，“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之天职”，“不为教育奋斗非国民”，呼吁人人为兴国而兴学。而他自己则以身作责，带头捐资兴学，创办了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等多所学校。可以说，传统的慈善活动，如修桥、铺路、捐款、捐物等为许多慈善家所共有，但能为国家利益而散尽家财兴学者，非陈嘉庚莫属。他说:“凡事只要以国家利益、人们利益为依归，个人成败应不在计。”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精神成为他不断前行的动力，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此外，两者在以下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陈嘉庚是倾资办学，办慈善，正如黄炎培所评价的:“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一人。”慈善资本家并未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拿来办慈善，他们捐出的是个人财产的一部分，极少有人能全部拿出来，即使有慈善家宣称要裸捐，即捐出所有资产，但尚未真正实现。由此可见，两者在办慈善的力度上存在较大差异，陈嘉庚是一心一意，全力以赴，毫无保留;慈善资本家是量力而为，有所保留。另外，二者解决慈善问题的侧重点不同。慈善所解决的问题可概括为教和养两大问题，陈嘉庚做慈善以解决教的问题为主，以解决养的问题为辅，而慈善资本家是二者并重，二者兼顾。

三、陈嘉庚慈善思想与慈善资本主义的启示

陈嘉庚慈善思想是中国传统慈善思想同西方慈善思想相融合的产物，代表了当时中国慈善思想的较高境界，弘扬陈嘉庚慈善思想将有助于解决社会慈善意识薄弱的问题。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停滞不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首要原因就在于社会慈善意识太薄弱。在西方发达国家，慈善是一种全民自觉意识，民众积极主动参与，而在国内，只有极少数人主动做慈善，大多数人是被动参与到慈善事业中。因此，如何提高广大民众的慈善意识，特别是增强先富起来的人，比如企业家的慈善观念，是我国慈善事业首先要解21决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榜样与典范的力量显得无比珍贵与强大，然而这方面传统社会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与榜样资源并不丰富。由此，陈嘉庚的慈善活动及慈善精神就显得极为重要，是中国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要精神资源”。慈善资本主义是西方慈善发展的新趋势，其创新性和重要性获得了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可，慈善资本主义的引入将可解决国内慈善效率低的问题。毋庸讳言，当前国内慈善事业效率低下是不争的事实，而慈善资本主义“高效慈善”的本质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现成的答案。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慈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阶级矛盾，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在当前国内慈善组织公信力急剧下滑的情况下，中国慈善事业依旧任重而道远。因此，深入研究、挖掘并宣传陈嘉庚等慈善家的慈善精神与慈善理念，并将西方的慈善理念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将能有力地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5篇

金融资本横行，金融衍生资本泛滥，使得银行资本越来语与实物经济脱离，金融资本泛滥，实物经济却相对乃至绝对萎缩。国家为刺激经济增长，更多赚取利润，总是竭力鼓吹社会高消费”。金融资本的迅速壮大，而实体资本相对缩小是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更新固定资本的成本越来越高，生产力越发展，资本有机构成就越来越高，当新的资本投入实体经济不能带来很大的利润，甚至有可能导致亏损，并且周转的时间也相应延长时，许多闲散资本就不再投入实体经济，转而投入资本利润率高，赚钱快的金融资本市场，催生了资本泡沫的膨胀。由此，资本逐渐脱离了生产领域，进入了消费领域和信贷领域，通过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投机圈钱获取高额利润成为当前资本运行的主要形式。金融资本的膨胀使得实物经济和符号经济严重脱节。金融资本高度虚拟化，日益演化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符号经济系统。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及其导致的金融扩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金融资本就完全只是个符号，而没有任何实质内容，恰恰相反，金融资本与国际上主要工商业巨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金融资本本身就是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相互持股而实现的融合，以虚拟化为表现形式的金融资本恰恰是以超级垄断的实体资本为基础的，金融资本是工商业巨头为了更快更多的获取超额的垄断利润而制造出来的附属品，只是这个曾经的附属品现在成为国际总资本的主要形式。是工商业巨头最重要的利润来源，金融资本不但没有危害工商业垄断资本的地位，反而使得这种地位更加稳固，因为中小工商业者本身就无力衍生出具有统治力的金融资本。因此金融资本的统治，实质也是工商业垄断资本的统治。国际垄断资本不断壮大，资本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不断增强，并突破国家的界限向外扩张，国际垄断资本渗透到地球的每个角落，在全世界确立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经济中已处主导地位，控制世界经济的运行，一种覆盖全球的垄断资本网络已经形成。金融资本从生产领域脱离并向全球的扩张，使得各国的国内市场被国际垄断资本联系成一个统一的全球大市场，而国际垄断资本成为这个世界市场的主宰，掌握着市场的话语权，不仅加强了全球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而且使整个资产阶级内部出现分化，并将这种分化逐渐巩固下来，整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根据各种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拥有不同的实力，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而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第一等级，以金融贵族和工商业巨头为主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着世界资本和世界市场的绝大多数。第二等级，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他们具有一定的资本实力，但无法与国际垄断资本家对抗，部分国家的工商业者体现出民族资产阶级的特征，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有利益上的冲突，不愿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盘剥和压榨，想通过建立独立的摆脱国际资产阶级的奴役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在国内市场的统治地位。但一般事与愿违。因为民族资本主义已不是当今资本主义的主要表现，它阻碍了世界资本的流动和统一市场的形成，是历史的倒退，迟早被国际垄断资本所吞并，而大多数此等级的资本家无力对抗国际资本的强大实力，为了自身能得到生存，为了在世界市场范围内能分得部分利润，都逐渐成为国际资本家的人，成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买办。第三等级，数量众多的小资产阶级，这部分资产阶级随着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和市场掠夺，逐步丧失了自己的市场份额，并大量破产，被抛向了无产阶级的队伍，但作为一个等级，特别是服从于垄断资产阶级资本流通的需要而被迫成为一个高消费，超前消费的群体而存在，通过过度的消费支出进一步被国际资本剥夺和压榨。第四等级，处于这个体系最底层的被剥削，被奴役的广大无产阶级，并且随着春岁月227大量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其数量将越来越多，成为一股巨大力量。第一等级的垄断资产阶级不仅奴役着全球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也不同程度地打压全球资产阶级的其他阶层，加速全球向两级分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二、当代资本主义的世界格局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不再通过国家垄断的形式来征服和统治世界，而是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实现资本的统治，”跨国公司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表现，这是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无法满足资本继续积累和集中的需要，必然要突破国家对其资本规模的限制，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在封建贵族统治的政治环境下，为了打破封建的，地方割据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资产阶级必然要建立一个统一市场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为目标，以便能迅速的占领国内市场，不论是建立君主制的国家还是共和制的国家，都是为了资产阶级控制国内市场的利益，并通过国家资本的形式促进资本向外输出，占领地区和全球市场。但是，当资本主义要将其生产方式推向全球每个角落时，国家资本主义就体现出局限性了，资产阶级又必然要再次突破国家的界限，建立统一全球市场的超级经济组织，这时跨国公司和跨国经济组织就出现了。“垄断资本超越国家界限、摆脱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在全球范围内榨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倾向明显增强。”垄断资本由私人资本变成了国家资本，而又再次变成了一种私人资本，不过新时期的私人资本不是简单地回归而是对国家垄断资本的超越，是控制全球的国际垄断私人资本，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国际化后的必然表现形式。但是，不等于说国家资本就不存在了，任何跨国公司都以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为实力后盾，通过兼并重组消灭其他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实现国际资本对几个国家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控制，跨国公司一方面以母国政府作为自己的保护伞，但又同时要摧毁发展中国家的独立政府，因为这些国家的存在阻碍了跨国公司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的绝对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的观点，人权高于，有限的论调就是为了服务于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成为干涉和消灭他国政府的一种思想宣传武器，消灭作为其民族资本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而对于发达国家的国家政府来说，国家也逐渐丧失了社会治理和管理机构的作用，国家政治逐渐内容空心化，成为跨国公司用于侵略他国，保持国际垄断资本全球统治的手段，国家日益显著的，裸的成为资产阶级统治，压迫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政治工具，越来越明显地将国家这种暴力机器的本质毫无遮掩的表露出来。过去是企业依靠国家发展自己，国家作为企业的保护盾牌，而现在则相反，跨国企业和机构成为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存在的基础。国家仅仅作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手中的一个武器而存在的。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全球化和阶级关系的等级化必然导致世界政治格局也逐渐等级化。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不断地削弱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意义，通过消灭各个独立存在的实体国家，资本主义未来的政治统治形式是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逐渐融合成一个由金融资本统治的帝国，而这个全球大帝国也抛弃了一切所谓形式上的民主，自由，变成资产阶级独裁，专制的君主政体。但是在目前各个国家还存在的形势下，通过建立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作为由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向全球统一的资本大帝国转化的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各国根据自身的实力和地位分别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处于不同的政治地位，跨国公司基本集中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也就成了作为第一等级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而其中美国所拥有的跨国公司最多，是国际金融贵族和工商业寡头的主要积聚地。而其他发达国家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消耗，实力的削弱也无力单独领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由此美国就充当整个资本主义王国的“国王”，而其他发达国家也就组成为协助美国统治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贵族阶层，第三世界国家中比较发展的国家代表了世界主要中小资产阶级，他们处于被国际资本剥削和压迫的地位，虽然国家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但是这些国家是要被跨国公司所消灭的对象，这些国家成为垄断资本全球统治的阻碍，许多国家在金融资本的打击下逐步变得贫穷，有些国家由于发达国家的军事侵略而被颠覆，只保留了完全没有国家，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的傀儡政府，由此这些国家就下降为第四等级的国家。第三等级国家的地位相当于世界资本王国中平民。而最不发达的国家则在政治形式上代表了世界的无产阶级，这些国家名义上是独立的，但是实际上完全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国家毫无尊严，只是一个国家形式的外观，除了维持这个国家机器存在的服务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傀儡机构而外，整个国家的国民只是被国际垄断资本榨取血汗的对象，这些所谓的国家相当于世界资本王国中的奴隶。国际垄断资本对全球的统治就这样在世界范围了建立了符合他们利益需要的资本王国，而这也仅仅是过渡形式，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边界的、全球性的新美利坚帝国”，这是美国政府的根本战略（实际上是共济会所代表的金融寡头的利益诉求）。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为了对付封建帝国和消灭弱小国家的口号，而根本目标不是什么民主，而是君主，是资本帝国的全世界的专制统治。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资产阶级征服世界，统治世界的必然要求。为了垄断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为了统一全球市场，必然要逐步消灭清除发展中国家对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阻碍。他们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玩弄双重标准，发达国家一方面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一方面又加大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因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是以国际资本主义为中心、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的不平等经济结构。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使发展中国家承担了经济全球化的代价，发达国家根据资本周转的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手段用于满足国际垄断资本获取全球利润的需要，在资本对外输出时实行贸易自由主义，促进资本全球流通和扩张，国际资本到处投资，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大量外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制造了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稀释了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而当大量的消费品输入到发达国家后，发达国家需要大量的资金满足国内居民的消费，而在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也完成了产品生产的阶段，获取了大量的利润，资本必须从世界各国回流到发达国家，同时要防止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入，避免本国通货膨胀，发达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作为发达国家的加工厂，不论在经济周期的哪个时段，都没有自己经济的独立性，不过都在服从于国际垄断资本赚取利润的需要。在外国资本投资，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本国劳动人民大量创造的财富通过加工出口成为发达国家的贡品，而留下了纸面上的经济数据和被金融贵族所控制的能任意贬值的美元。而在国际资本回流，本国经济萧条的时候，大量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再加上外资输入时期所造成的流动过剩，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过低的收入根本买不起本国生产的商品，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像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只能将大量积累的过剩商品予以销毁，作为发达国家的代工厂，由于外资的回流及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本国资本家无法进行再投资，促进生产，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状态。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变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危机，甚至发达国家通过有意制造金融危机而将消除自身的债务，将负担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身上。经济运行的周期性也必然周期性地产生经济危机，只不过由于国际垄断资本对全球经济的控制，每一次经济危机都表现为全球经济危机，发达国家通过金融资本的运作，掠夺了大量的全球财富，转移了国内的社会矛盾，而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危机的主要受害者，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经济地位更加恶化，生活更为贫困。资本全球化的扩张正不断削弱着各个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并最终使各个民族国家在国际资产阶级所同化过程中趋于消失，并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向着全球化，更加尖锐化发展，世界更加不平等。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建立，就是使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成为代表财富的一级，世界各国人民成为贫困的一级，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不断增大，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各种政治，经济措施不仅没有设法消除这种矛盾，反而使这种矛盾更加尖锐化和全球化，为了压制各种矛盾，维护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各发达国家都大力发展军工企业，军工产业甚至成为除了金融资本外的主导产业，它的发展既是国际垄断资本全球统治的必然结果，也是这种统治的必要保障，一方面用先进的武器装备起来的强大军事力量压迫人民并镇压世界人民反抗，另一方面，军工产品也为金融资本找到一个投资市场，大力发展军事武装，也有利于金融资本的周转。发达国家通过舆论宣传，制造世界各地的民族，宗教冲突，培植当地武装，既能促进自身军火的交易，也有利于促进当地的反政府武装，削弱各民族国家对本国的统治，乃至为国际资本颠覆其他国家的政权，为国际垄断资本对当地的控制扫除政治障碍。金融和军事就是国际垄断资本统治世界的两大武器，因此，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不会维护世界的和平，因为和平不利于他们的根本利益，和平就意味着资本扩张的停滞，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大力发展军事武器，鼓励军备竞赛，不断加大军事投入，武器不断更新，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持对其他国家的绝对军事优势，为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全球统治提供坚强的实力后盾。战争是国际垄断资本的生命，发达国家利用各种借口不断制造动乱，不断发动战争，侵略弱小国家，通过各式战争和政治手段逐步将一切国家消灭，同时用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消灭世界各国以中小资本家为主的中间阶级，使世界的阶级对立变为最简单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关系，将世界所有的人民都变成被他们奴役的奴隶，在世界上建立其所追求的终极大帝国。

三、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

当今资本主义的变化并不是资本主义内部产生了什么新的社会主义因素，也并非资本主义通过自身的股份制的改造实现了资本社会化，管理民主化，也不是通过所谓福利经济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是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成为当今世界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并迅速膨胀，资产阶级运用各种金融手段侵蚀实体经济的利润，盘剥实业资本家，并且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刮世界人民。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金融贵族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建立了天堂，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广大劳动人民建立起地狱。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越来越大，虽然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人数减少，而部分发达国家的工人的生活方式也资产阶级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阶级矛盾逐渐缓和了，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利益在某些方面变得一致，但是这是建立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人数不断增多，落后国家的生活愈加困难的基础上的，发达国家的居民的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则是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赤贫，饥饿，愚昧，动乱为前提的，而且这种生产方式极大地破坏全球的环境和生态平衡，全球的资源也逐渐枯竭，无法持续供应发达国家“金十亿”人口这种消费模式。金融资本已脱离了实体经济，金融资本的目的不是推动生产，而是通过投机，欺诈等方式掠夺财富，资产阶级的主体已不再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力量，而是阻碍生产力发展，挤压实体经济的利润增长和发展空间，资产阶级不再是生产阶级而是成为吸食世界劳动人民血汗的最大寄生虫，这种寄生性超过了以前的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的君主。资产阶级已经走向彻底的反动和腐朽而没有任何进步可言。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传统的体力劳动不再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主要力量，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逐步依靠科技的进步力量，但是这些高新技术产业并非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商品生产时国际垄断资本主要利润来源，但是，当全世界的市场都被金融资本所垄断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有机构成也会不断提高，而新增投资所增加的利润远远小于金融资本膨胀的速度，因而对于国际资本来说，包括金融资本在内的总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几乎降到了零，没有剩余价值来源，资本主义制度也将不会存在，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本身就在促使资本主义灭亡。资产阶级要继续掠夺财富，就不可能采取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形式，也就是说不可能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就必然发生新的变革，“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但是，即使资本主义制度不能维系下去了，资产阶级也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将会变成完全靠金融资本，依靠掌握大量货币进行强制换的方式直接性掠夺来维持其生存，资产阶级会转变成为一个靠寄生生活来维持存在的腐朽的食利阶层。想依靠庞大的军事力量来巩固这种掠夺，这正是资产阶级想建立全球性的资本帝国的原因所在，资产阶级确实在改变生产关系，但这种改变并不是将生产关系发展到新的阶段，而是逐步变成一个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更为反动和落后的形式，目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具有向这种趋势转化的迹象，这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的一种形式。但这种生产关系是不可能持续的，它完全阻碍的生产的发展，阻碍世界的进步和人类的解放，资本主义最终只能走向完全的腐朽状态，生产力越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落后性越体现出来，资本主义通过自我调整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空间将越来越小，这种腐朽的社会制度不可能在内部生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不可能自然变成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埋葬它自身的物质力量，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消灭已成为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扫清阻碍社会主义发展一切障碍才能实现。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贸易意识；国际贸易；远程贸易

贸易意识根植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观念，束缚与妨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贸易意识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伟大的冲击之后才逐渐走向成熟的。封建社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中心是贬低和否定现实世界与人的价值，贸易的本质在于实现现实的价值，所以说资产阶级为适应自身的发展，必须批判陈旧的封建观念，树立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理论和新观念。解放自身就必然成为早期资产阶级的首要任务。这就涉及到此间发生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两次“革命”——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

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关于“世界的发现与人的发现”的革命。…它以文学和艺术的形式打破以神和死后生活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表现了以人和现实世界为中心的思想，歌颂了人的伟大、智慧和能力，以及现实世界的美好和重要，把人的思考和理性从神转移到人自身，从死后转向现实的物质世界，有力地打击了传统的封建的人生价值观和财富观。

宗教改革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是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领域的运用与发展，从教会内部破除了封建的旧观念，树立了以人为主题的新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加尔文教主张，在上帝的旨意下，要想发财致富，就要漂洋过海，开拓殖民贸易，经营工商业，从中牟取暴利，建立正教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推行民主制度，为有产者谋利是每一个教徒应走的途径。所以，西欧人们的思想深受加尔文教的影响——走上致富的道路就要对外和发展贸易。这种教义的主张对资本主义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

本文仅以荷兰和英国的国内国际情况来分析其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贸易意识的影响下走上国际贸易和远程贸易途径的。

曾经繁荣一时的安特卫普城是尼德兰(荷兰前身)通过贸易发展本国工商业的很好例证。安特卫普城在16世纪成为尼德兰的呢绒工业中心，也是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安特卫普城也是欧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是香料、胡椒等东方商品的集散地，其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一80％，对尼德兰整个社会经济的前景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6世纪，安城由于社会和自然变故而衰落，北方的阿姆斯特丹和莱顿继起为西欧纺织业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尼德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得到发展。l3尼德兰的海运业是其开展国际贸易的另一支柱。l6～17世纪，尼德兰的海运能力在欧洲首屈一指。1601年驶入伦敦港的船只共有714艘，其中荷兰有360艘，占半数以上，英国自己只有207艘。到1670年，荷兰船只运载量达到56．8万吨，比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英国和苏格兰的船只运载总和还要多。从波罗的海到北海，从大西洋到地中海，到处都有荷兰船只的帆影。可以说，西欧、中欧与北欧的广大市场为尼德兰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的条件。由此可见，尼德兰在欧洲国家间开展的国际贸易是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欧洲资本主义得到长足发展的另一国家是英国。随着英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在王室支持下于15世纪初成立了原料批发公司和商人冒险公司，分别经营羊毛与粗呢的出口贸易。他们与大陆许多国家有着直接的联系，随着羊毛输出的日益减少和呢绒输出的稳步上升，原料批发公司逐渐衰落，商人冒险公司成为15—16世纪英国最大的海外贸易垄断组织。16世纪，英国的对外贸易组织除了商人冒险公司外，还有莫斯科公司，专营对俄国及中亚的商业；利凡特公司，进行地中海的贸易，布里斯托尔与南安普顿的商船带着毛织品和锡等特产远航至里窝那、西西里、克里特、塞浦路斯，最后抵达叙利亚的贝鲁特和特里波里。英国的贸易活动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发展，但最主要的是有力地推动了本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步伐，同时也刺激了同时期英国对海外贸易的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17世纪以前荷兰和英国国际贸易的繁荣。但很明显，区域性强仍是其主要的特征。随着其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成长的需要，单纯的国内市场根本不可能满足其需要，就连区域性的国际市场也是有很大局限的。于是，更为扩大的市场与更为丰富的原料成了资本主义追求的首选。远程贸易成为必然，且在以后资本主义的追求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在促进资本主义成长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6世纪，全球范围的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但其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带着强烈的侵略与被侵略，掠夺与被掠夺，奴役与被奴役，并且带着血腥的味道。新的世界市场是人和区域性市场不可比拟的，它为成长中的资本主义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丰富的原料。远程贸易恰好是这一过程的载体和加速器。

16世纪末、l7世纪初，尼德兰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及其之后不失时机地把目光投向了刚刚形成的世界市场。1598至1599年，荷兰船队驶抵东南亚的摩鹿加群岛，染指香料贸易。从1599至1602年，荷兰共派出5l艘船只到东方，并于1602年组成了“联合东印度公司”，经营亚洲贸易。1624年至1661年占据中国台湾，垄断中日间的中介贸易，切断中国与菲律宾的经济往来。荷兰在17世纪完全独占了菲律宾以西的南洋的贸易，成为亚洲市场的霸主。荷兰殖民地多为零星的孤岛且为重要的通商道口，进而形成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且水域居多更易发挥其航运业的优势。

东印度公司每年派遣大批船只驶往亚洲。1602年至1625年平均每年10艘，1626年至1670年平均每年22艘，1671年至1675年平均29艘。1602年至1782年，东印度公司分给股东的红利总共达到23200万荷兰盾，为最初股金的36倍。其中1634年以后，公司各股东的红利平均为股本的18％，从1715年开始的6年内，平均利润率为40％，在安汶岛与班达岛的香料贸易中，利润竟高达5O一75％。这些巨额利润成为荷兰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这些资本返回到欧洲，为西欧区域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加快了资本主义成长的步伐。

而英国的伦敦商人早在1570年至1600年就积极筹组东印度公司。从l7世纪下半叶开始，公司的商业活动逐渐超过荷兰东印度公司，首先打破荷兰对茶叶贸易的垄断，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交易。而且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和美洲输入棉花，增加了英国工业新的活力，打开了海外贸易的新局面。

荷英两国还开展了对美洲及其他地区的贸易。荷兰于1621年成立了西印度公司，英国1611年成立法国公司、1618年成立西非公司、1672年成立皇家非洲公司、1670年成立哈得逊湾公司。通过这些公司，英国的商品输出额迅速增长并最终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进而给英国社会带来重大变化。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7篇

一传统的看法

黄仁宇先生在与李约瑟共同撰写《中国科技史》的十几年里曾对研究资本主义的诸多作者有过一个综述：“……写资本主义的文章大略有三类。一类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一类注重资本主义精神……。还有一类注重自然经济之蜕变为金融经济。”马克思自然被归入第一类。韦伯是第二类。诺斯（DouglassNOrth）应属于第三类。也许这种把作者简单归类的办法会误导读者。事实上，韦伯和桑巴特以后，黄仁宇，余英时，以及三十年代的梁漱溟，都持一种整体演变的看法。即“资本主义”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是由许多原因生成的。所以余英时先生又称韦伯和他的立场为“历史多元论”，以别于”一元论史观”。极而言之，从西欧历史中挖去任何一段（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时代，古希腊，……）都会使现在西欧北美的社会不成其为“资本主义”。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后来的《中国文化要义》中一直认为中国即便再独自发展五千年也出不了“资本主义”。他的观点后来由余英时先生再度提出。

黄仁宇提到，形成“资本主义”的三个主要条件：（1）信贷关系的拓展。（2）专业经理人员的使用。（3）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管理的技术的社会共享。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里的第一个条件包括了金融市场的发展或资本的自由流动。第二个条件其实是要求“企业家的自由进出”（隐含着“企业家与资本家职能的分离”）。第三个条件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隐含着“信息的自由流动”）。“企业家的自由进出”被新奥地利学派的领袖克兹涅尔（Is-realKirtzner）认做“资本主义”的定义。如果我们把“信贷关系的拓展”扩充理解为“一般的合作信任关系的扩展，那么资本主义形成的三个条件实际上就可以涵盖在“一般信任关系的扩展”这一个条件里。不仅专业经理人员的任用依赖于“人关系”中的相互信任，而且技术的分享和法律，会计，契约等等的可计算性，都是职务于“信贷关系的扩展”这一目的的。这就要说到哈耶克后来的看法，留待稍后再述。

说一个封闭的中国再有几千年也产生不了资本主义，梁漱溟是有极扎实的根据的。他的根据首先是，中国社会自秦汉始已经用伦理道德代替了宗教，用礼俗代替了法律，用家族关系调和了西方社会固有的“个人与社会”和“社会与国家”的冲突。所以自“战国”以后中国社会“废封建，建郡县”，两千年以来徘徊于一个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封建”的社会形态中。梁漱溟的另一个根据是，中国人的精神意欲并不指向“资本主义”的方向。余英时先生在“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特质的一些看法”里提到，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缺失的原因，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搞个清楚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他认为若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仍会在自己的传统内演变下去，出不了“资本主义”。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庸与主调和的。即使我们无视“宗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的简单说法，假设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也可以产生资本主义，我们仍然难以相信中国人会把任何一个工作推进到如此大的规模以致“人”必须从家庭，朋友，道德，和陶冶人性的种种“生活的艺术”异化出去，变成大机器的奴隶。对于按照狭窄的“科学方法”组织分工以至人生，诚如冯友兰论及中国哲学的特点时指出的，中国人认为是“奇技淫巧”，“乃折枝之类，非携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换句话说，中国人“志不在资本主义”。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到底“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呢？还是欧洲人文化传统与扩张精神产生的独特结果呢？对于这个问题，余英时认为在欧洲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的几百年里，确实先有了一场连续不断的，指向资本主义的精神运动。当然，我们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考查。例如黄仁字和李约瑟对威尼斯城邦民主与信贷扩张，低地尼德兰的市民自治与贸易管理，到后来英国限制王权和金融发展的案例研究，以及他们对英国法庭法律变迁的研究。又例如许倬云强调资本家参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环节。所以，政治，法律，这些“上层建筑”的演变是伴随了资本主义的“物质发展”的。政治事件与精神运动的关系（例如“三十年战争”）在欧洲十四到十七世纪间极其错综复杂。我们考查的最后结果也许仍是不了了之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所以，从宏观上说，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应当同时“伴随”着一个精神过程，我们无法证明哪一个为主，哪一个为辅。但是从微观上说，人的精神导向总会随着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即摆脱物质生产的束缚）而越来越占据主要的方面。只不过现代精神仍受约束于“传统”，而传统的精神是从原始物质生产状态脱胎而来的。所以我们才观察到两个过程（精神的和物质的）相“伴随”的现象。

在“传统的看法”里，马克思和韦伯代表了两个几乎完全相反的看法，以致帕森斯（TalcottParsons）坚持认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为了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写的。我假定双方的观点已经为读者熟知。这里要讨论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他们的观点或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可以从具体历史过程中抽象出来的程度。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念与他对“欧洲理性”的理解有关。他著名的观点是，商业行为，甚至大规模商业行为，在中国和印度都一直存在并早于欧洲。但那不是资本主义，因为那里缺少一种“理性”，缺少一种依赖于精确计量的法律，会计，契约，雇佣关系，政治活动等等的有理性目标的社会组织（德克海姆的“有机的社会”）。他定义“资本主义”为“用企业的方法实现人的需求”并且这种企业必须是“使用资本主义簿记方式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韦伯大量地使用“系统地”这个词，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地和系统地追逐利润的态度”。他并且把一切“资本主义”分类成四：（1）非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2）非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3）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4）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只有西欧的资本主义才属于第（4）类。因此“资本主义”（同样地，“社会主义”）做为理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运动在西方以外的社会中并不存在。

韦伯的另一项研究也可以说明他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他在《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论证说，现代西欧“自然法”的真精神在于“自由”或准确地说，“契约的自由”。由于这种契约的自由，西方社会得以发展理性的工业资本主义。他认为这种具有自由精神的“自然法”部分地导源于宗教运动中那些理性的宗派，部分地导源于文艺复兴时“自然之道”的理念。于是“理性”与“自然”成了自然法判断案例合法性的两个基本判据。

虽然韦伯也强调理性地雇佣和组织“自由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但他并没有象马克思那样把“雇佣劳动”看成是“理解资本主义的轴心”。韦伯这种强调精神过程的“资本主义”概念于是很难从西欧社会具体的历史中抽象出来。

马克思的研究几乎可以看成是对资本主义“微观基础”的研究。他的深刻性在与他同时代经济学家的比较中立刻显现出来。例如同时代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对利润的追逐或循环公式：“货币一资本一更多的货币”。这种看法在学术上纳入一个很流行和著名的学派，我们不妨按黄仁宇的分类称之为“金融的资本主义学派”。这类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资本的堆积”，在于“金融资本的吞并行为”（acquisitivecapitalism）。但是马克思抓住了“剩余价值”这个关键，来解释“利润”和资本的金融扩张如何成为现实可能性。“雇佣劳动”于是成为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做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实质。从我们的角度看，马克思的雇佣劳动概念是可以应用到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过程中的，所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比韦伯的有更大的普适性。当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对“价值”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不同使其他经济学家被马克思视为“庸俗”。我在《经济研究》中曾详细阐述了以奥地利学派为首的主观价值理论对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按照门格尔和熊比特的理解，企业家或追逐“利润”的人对于“剩余价值”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正是他们发现了价值的?笆S唷保撬堑摹捌笠导也拍堋笔棺杂衫投靡宰橹鹄矗袢笆S嗉壑怠薄H绻嫡馐恰鞍鳌保敲纯梢匀衔鞍饔泄Α薄?nbsp;

桑巴特在马克思和韦伯之后，他不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可以从“物质的”方面单独地得到解释。我们从陶普的书里读到桑巴特的看法：资本主义的实质不能从其经济的或生理的任何一个方面求得理解。只能从那个激励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总体（thetotality）去寻求。桑巴特把这种整体精神概括为“布尔乔亚的精于计算和理性的企业精神”。这种总体演变的看法受到余英时先生的重视。后者早在1958年就著文介绍芝加哥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奈夫（JohnNef）的著作《工业文明的文化基础》。余英时试图描述的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全部精神基础。他的文章的题目被有意识地定为“工业文明的精神基础”。根据余英时的介绍，奈夫的博大著作论证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是十四至十七世纪欧洲人文追求中宗教所倡导的道德和帝王所赞助的艺术结合的产物。其间对艺术美的追求发展了科学（例如绘画与光学，几何学和化学；雕塑与解剖学；建筑与力学和几何学），同时道德生活的体验培养了互相尊重的“自由契约”精神（民主的前提）。“赛先生”和“德先生”由是而生。余英时专写一附文论述西方此一时期道德精神与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相通之处，并认为启蒙时代欧洲人对中国产生的“同情的理解”盖源于此。

整体演变的看法固然是一种学者态度，但是要“学以致用”就不那么方便了。大凡“整体”一定难以脱离历史去看。那么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观念如何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呢？我们研究一个观念是否可以从它由以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抽象出来，目的在于把这一观念应用到其他的历史过程中去。对于“资本主义”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观念的抽象，是由哈耶克最后完成的。

二“最后的看法”

在芝加哥大学，哈耶克并不真正属于芝加哥学派，因为他任教于“社会思想委员会”而非经济系。但是如同奈特与芝加哥学派的关系一样，哈耶克显然是芝加哥传统的原流之一。通过米塞斯（哈耶克的老师）和扬格（奈特的论文导师），欧洲学术传统特别是奥地利学派那种贯彻始终的自由主义得以融入芝加哥学派。从芝加哥传统中，科斯（RonaldCoase），张五常，和德姆塞兹（H．Demsetz）吸收了足珍的养份来参与建立“新制度学”的工作。这样，从马克思到康芒斯到诺斯，制度研究最终由“批判的”演变到了“建设的”，并且在主要结论上与哈耶克的看法交相印证。事实上，诺斯的主要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绩》开篇就说：他的制度研究旨在搞清楚“人类合作的游戏”。

哈耶克晚年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第一句话是：“本书论证那个我们文明由以发生并赖以生存的东西,精确地说只能够被描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该秩序通常被有些误导地称为资本主义。”我在这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了哈耶克“扩展秩序”的意义。那是因为“经济发展”这个概念所指称的历史过程本来就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重合。《致命的自负》讲的是道德问题，道德传统的意义，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和理性狂妄自负的危险。在书的扉页哈耶克引了对他思想发展最具影响的三个思想家的话来支持他的宗旨。佛格森（AdamFerguson）：“自由不是像其字面似乎意味着的，是从一切束缚中解脱。正相反，自由意味着每一种正当的束缚对自由社会全体成员的最有效运用，不论他们是司法官还是老百姓。”休谟（DavidHume）：“道德的例律不是从我们推理的结论所得。”门格尔（CarMenger）：“那些服务于公众福利的制度，怎么可能在它们如此重要和显著的发展中，却反而没有一个公共意志来引导它们的建立呢？”从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上一节的主题：资本主义与传统。哈耶克达到这一认识的路程可说是艰苦，孤独，和漫长的。从使他名声大振的主义观点——《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toSerfdom）》，到他如日中天之作——《自由（TheConstitutionofLiberty）》，再到他晚年定论——《致命的自负》，和马克思一样，哈耶克的目光曾勘察了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从这一历程中，他得以抽象出“扩展秩序”做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马克思看见“雇佣劳动”的地方，哈耶克看到的是“扩展秩序”。

1920年代，当社会主义思潮终于具备了燎原之势时，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被认为是孤独的呐喊。即便当时，与同时代人相比，已经显露出哈耶克深远的关杯。米塞斯批评兰格与勒那（A.Lerner）的“有效率的计算机社会主义”时强调两个因素：（1）全面计算之不可能性，（2）“利润”与“价格”在公有产权下不可能提供有效率行为的激励。这代表着当时杰出学者的看法。而哈耶克在该书中所表达的看法则更深刻。他强调，企业家或人类思想的创新过程是不可能被计划出来的。一个控制着全部产权从而控制着思想者的生存条件的中央计划是不可能不试图去控制人们思想的方式的。然而对思想的控制最终必定导致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创造力的枯竭（因为正如黑格尔所说，“人”的实质在于“思想的自由”）。因此一个中央计划的经济就长期而言必定是无效率的（因为正如卡尔多所说，“效率”无非就是千万人日常的改进工作的创造性努力的结果）。继承了奥地利学派“主观价值论”的哈耶克就这样说明了使“一般均衡”之所以有效率的那个真正的“微观基础”——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所有方向上创新的自由。后来他在（致命的自负）里批评“宏观经济学”时又表述了这一思想；彻底的自由主义必须以主观价值论为基础，于是一般均衡或“看不见的手”才是有意义的（我非常同意哈耶克紧接着说的：奥地利学派“边际价值”革命的这一意义到今天还被多数经济学家所忽视；看一看今天经济学里边以数学代替经济学的倾向吧）。

1960年，哈耶克发表了《自由》。用他后来的说法，那本书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他当时给自己的任务是刻画出一个愿意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自由的政府应当遵守的宪法原则。然而，和布坎南一样，哈耶克在七十年代意识到，以孟德斯鸠的思想为蓝本的欧美政府模式不可能实现自由主义乌托邦。和布坎南一样，哈耶克达到了这一结论：那些制订了美利坚和法兰西自由宪法的国父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失败了。这个结论的逻辑的后果就是对修正宪法的思考。布坎南思考的结果是他1975年的著作《自由的限度》。哈耶克思考的结果是他1973、1976、和1979年分别发表的三卷本（法，立法，与自由）。这时的哈耶克注意到了社会主义的几乎永不枯竭的源泉在于人类理性的自负。由于这种“自负”，在所有市场经济的国家里都存在着政治家们“试图设计人类前途”的危险。哈耶克提出：“我们时代的最重大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基于两个思想学派在哲学上的基本分歧。”他称他自己和卡尔·波普属于“演进的理性主义（evolutinoaryrationalism）”，而另一派属于“建构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rationalism）”。后者在哲学上是错误的。

哈耶克对“理性”本身的考查把他带进了自然科学，他曾于五十年代初写了《感知的秩序》（theSensoryOrder）。后来又研究“控制论”，“系统论”，“协同学”等。他涉猎宗教史，科学史、艺术史，原始迷信和人类学，语言学，性，人口学，心理学和生物认识论等等。他是对一切知识有着深切关怀的古典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家”。他最终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不是“价值判断”上的分歧，而是哲学认识论上的分歧。争论的一方在哲学上陷入了谬误。任何能够直面真理的人（不论他是不是“社会主义者”）应当能够纠正这一谬误。（多么西方式的纯学者态度！做为中国人我总是使我的理解带上感彩。）

1988年，哈耶克发表了《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我已经说过，这里的“谬误”是哲学上的）。这本不到二百页的小书，林统生认为是“最艰深难读的”。像一幅抽象画，一本抽象的书是要读许多遍的。我不认为我已经读懂了这本书，但是做为初步的理解，我想用四个命题来概括哈耶克在这本书中的思想。

“命题O”就是我在本节第二段里译的那句话，即“资本主义的实质是扩展秩序”。这里，扩展秩序概念有两个重要的内容：（1）它必须是“自发的”，非人为设计的。为了强调这一点，哈耶克曾长期使用“SpontaneousOrder”这个词，即“自发的秩序”。如前述，任何人为的整体设计都会最终破坏这一秩序的“创造性”（波普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认为理性只应当“局部地”设计社会系统）。哈耶克说，罗马帝国的贸易扩展是人为的扩展，其衰落是必然的。（2）它必须是“不断扩展的”，从家庭内部的分工，扩展到部落之间的分工，再扩展到国际分工，……直到全人类都被纳入这个合作的秩序内。诺斯研究的那些原始部落，虽然有自发的交易，却无法不断地扩展到部族以外。要想不断地扩展合作秩序，“超个人的规则”（如法律）必须受到尊重。道德与文明程度必须相应地提高。自然状态下的人是不可能适合于扩展秩序的。

命题一：“心灵是文化演进的产物，不是文化演进的向导。心灵更多地基于模仿，而不是基于明智或理性。”哈耶克论证说，人由动物状态进入文明，是靠了从传统中学习。人并不是生而具有聪明，理性，和良知。人必须通过教育才变得聪明，理性，有良知。所以不是我们的智慧造就了道德，相反，正是在道德规范下的人际活动使理智得以成长。从动物本能到人类理性的进化桥梁是传统。

命题二：“没有财产权利就没有正义。”这里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逻辑上的，没有“权利”就谈不上对权利的侵犯，从而就谈不上“正义”。这是洛克的原义。第二层意义指涉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包含“正义”理念的看法是荒谬的。“……如果自由的人们想要共存，相互帮助，不妨碍彼此的发展，那么唯一的方式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边界，在边界以内每个个人得到有保障的一块自由空间。”这就是财产权利的起源，哈耶克称为“权利的分立（severalproperty）”，并声称“分离的权利是一切先进文明的道德核心”，“是个体自由不可分离的部分”。（国内的经济学家如周其仁在八十年代初认识到“市场运作的前提是利益的分立”）。在地中海欧洲的历史上，是先有了财产权利的分离，才有了个人自由和尊重他人自由的道德观念。文明演进，又有了对法律及正义的共识。

命题三：“在扩展秩序下，行为的终极目标大多是为理性所认识不到的。”这是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卷一的看法。他批评“科学主义者”对人的判断，建构，和示范的能力作了错误的假设。在观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理性”在观测者周围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可能观测到并理解所发生的事件，但他不可能（通过与其他人的彻底交流和沟通）观测并理解在广大范围内发生的全部事件。“传统”是借了众多的人的心灵保存和传承的，所以是大范围事件。做为传统的主要部分的“道德”，它的效应于是不可能被任何个人的理性全面把握。哈耶文写道：“大部分知识——我承认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点——不是从直接的观实与经验得到的，而是通过一个连续的学术传统获得的。”命题三的另一层意义是，如哈耶克所说：人们“习得传统是为了应付未知。”注意，诺斯1990年那本书的主要部分就是论证非正规约束做为制度在“不确定性”世界里演化的重要方式。诺斯的非正规约束其实就是“传统”。对于“未知”,理性是毫无办法的。理性所能告诉我们的就是信赖那个经历了无数未知而使人类幸免于难的“传统”。然而这里的“理性”已经不是西方人的“理性”了，按照梁溟《中国文化要义》(章七）的说法，西方人的理性应当叫做“理智”，那是追求客观的（可观测的），冷静和非人情的“理”。而中国人的理性则真是一种性情，一种“求正确之心”的“情理”。总而言之，理性对于传统应当抱着非常尊重的态度而不是狂妄的“改造之和设计之“的态度。

最后我回到第一个命题，资本主义应当被称为“扩展秩序”。从扩展秩序的概念看，把它叫做“资本主义”确实是有些误导了。那是因为按照前述“传统的看法”，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总是围绕着“资本”的种种性质（社会史的，金融的，雇佣劳动的）。在哈耶克看来，“资本”只是人类合作的秩序由以扩展的手段之一，它甚至不是必须的。例如，资本雇佣劳动的情形在知识社会和人力资本的时代不会成为人类合作的主要方式。哈耶克的后三个命题合起来说就是，扩展秩序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以私有产权为运作基础的，而私有产权的道德基础则是由传统提供的，理性试图对传统进行整体设计和改造，那只表明“科学主义”在哲学上的谬误和理性的“致命的自负”。应当指出，哈耶克的“扩展秩序”概念是对“资本主义’仅为历史过程的一个抽象。它可以应用于其他的历史过程。事实上，哈耶克认为“扩展秩序”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实现。

三简短的结语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8篇

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中兴公司主要由枣庄煤矿和陶庄煤矿组成。枣庄一带解放后，中共山东分局派遣部队保护了枣庄煤矿，鉴于枣庄总矿破坏严重，先恢复是一个制度较健全的股份公司，设在上海的中兴总公司于是召集驻上海、平津一带的中兴公司的董事和股东，共同商讨向人民政府申请发还矿场事宜。接着，中兴公司的主要董事、股东召开了董事会，通过了《向华东矿务主管部门申请发还矿区继续由本公司自行开采》的决议。从1949年7月开始，以黎绍基（黎元洪之子）为首，整理收集了采矿执照、股东名册等16种文件，先后分别呈送华东财办工矿部、上海市财产接收管理委员会重工业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又具文呈送政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央燃料工业部和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等机关，要求发还枣、陶二矿自营。根据政务院的《企业中公股确认及处理原则》，当时华东区财委依据中财委指示明确指出：枣、陶两处煤矿，并非都是资方财产，其中有日本侵略者增添部分和解放后政府添置部分；政府对原属中兴私方财产发还中兴，解放后政府投资兴办部分，仍归政府；属于日本侵略者财产者，由政府没收，作为国有财产。这些指示打消了资本家们以自营模式借机侵占国有资产的企图，但只靠他们自己又无力恢复生产。

二、改造中期

公私之间的博弈根据中兴私方的提议，1952年7月，在中央燃料工业部的主持下，召开了关于公私合营问题的座谈会。在会上，公私双方在相互谅解气氛中达成了《关于恢复发展枣、陶两矿并组织合营机构的协议》。协议规定：合营范围，以“中兴煤矿公司原曾经营枣庄煤矿及政府接管陶庄煤矿为限”；合营资本，“暂以矿区已清估并经双方同意确定之财产作为双方已缴资本，其尚未确定之财产以及拟议中之现金或实物投资，待确定后再加作追加资本”；枣陶两矿的关系，“今后应视为两个生产单位，分别经营各计盈亏”；合营日期自1952年7月1日开始算起；在合营公司董监事会未正式组成以前，暂设合营委员会负责办理合营和恢复生产事宜；合营委员会对一切问题应“采取公私双方协议方式解决”。根据《关于恢复发展枣、陶两矿并组织合营机构的协议》，1952年9月13日，合营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央燃料工业部和私营企业管理局、煤炭管理局提出公私双方投资的原则是：“私方第一，公方第二，即首先根据私方可能，公方照顾需要”。经过双方充分协商，通过了关于公私产权、合营组织机构及领导人员、煤矿恢复程序和合营机构的临时费用等四项决议。决议确定：合营委员会定名为“枣陶煤矿公私合营委员会”，隶属山东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业务受山东省矿务局领导。会上确定了合营委员会的人选，并根据决议成立了“公私合营枣庄煤矿经理处”。委员10人，议定公方委员为宋竹庭、李华民、马平，私方委员为李祖芬、周叔廉、吴克颐。宋竹庭为主任委员，李祖芬为副主任，经理由政府代表张擎担任，副经理由资方代表李祖芬担任。经理处下设工程计划、材料、总务三组，各组均有公私双方代表参加。对原中兴公司职员20余人，量才录用，做了妥善安排。1953年，我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立后，为了对资本家进行总路线教育，提高他们的经营信心，并使他们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央统战部于1953年6月至7月，召开了第四次全国统战会议。李在会上作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的报告，阐明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重要性，要求各级统战部门应当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积极参加这一伟大的社会主义变革。黄炎培告诫资本家们：只要接受改造，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1953年10月至11月全国工商联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李阐明了《公私合营会议记录》公私合营档案第33卷（1952年），枣庄矿业集团档案处馆藏中兴公司档案。参见关世雄等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并且对企业的利润分配、加工订货、包销收购等问题作了具体说明。资本家的情绪由原来的疑惧、害怕而转变为开朗。

山东省统战部和工商联在全省开展对资产阶级全面调查活动，定期组织他们学路线，一届全国人大召开以后，又组织他们学习新宪法。为了妥善慎重的处理涉及公私、劳资、各地各行业各方面复杂关系，同时也维护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1954年7月政务院颁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了公私合营的原则，公私双方的地位、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及盈余分配等。这个条例的公布和实施，使国家对资本主义改造的方针和公私合营政策的原则，通过法律形式更加明确和完备起来，有力地促进了资本家接受国家资本主义、实行公私合营的积极性，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步伐。通过学习宪法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中兴公司的资本家感觉到社会主义改造是大势所趋，应该顺应时势。为了解决中兴公司的投资等具体问题，公私合营委员会于1954年5月29日在济南召开会议。会议一开始，中兴公司私方并不十分配合，他们实行软对抗的策略，把资金缺乏，无法完成投资与还债的任务这个大难题抛到了桌面上。他们宣称发展工业是重要，但中兴公司因为贫弱，实在是力所难及了。如果坚持搞公私合营，那国家就要加大投入。公方代表一方面针对资方的态度表现，进行了说理疏导，同时采用个别接触等办法，深入了解资本家的想法，宣传党的总路线的意义，宣传资本家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积极致力于发展经济事业的光明前途，反复进行说服教育，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经过公方代表的一番努力，资方的表现才有所好转，在投资问题上终于表示：铁道部拨来的五万多元，保证投资；电厂作为煤矿的一部分，不再坚持转让。同时公方在投资问题上也对他们作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准许用南大井的旧设备折价21万元投资。中兴公司的资本家在这次会议上既受到了严肃的斗争和教育，也感觉到了国家的实际帮助，他们对国家顾全大局所作出的一些让步非常感激。正如山东省内1954年以前公私合营的其他企业一样，由于合营较早，对合营方针政策不甚明确，各企业在生产管理制度上普遍采取了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对私股的合法权益尊重不够。原私营企业生产无计划，管理无人负责，财产也比较混乱。鉴于以上情况，1955年，在扩展公私合营的同时，对已有的公私合营企业进行了整顿巩固工作。根据中央“巩固阵地、重点扩展、作出榜样、加强准备”的方针和华东局“缺什么补什么，缺多少补多少”的指示精神，中兴公司公私合营委员会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做法：明确公私合营企业必须在国营经济领导下，按照国家计划，结合销情况，贯彻“改革经营管理，节约原材料，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方针；从制定生产计划入手，建立初步的生产定额，以及为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责任制度；初步建立财务管理制度，每一笔收支都由公私双方代表共同监督盖章有效；按照依靠工人阶级，实行民主管理的要求，建立了有职工代表参加的煤矿管理委员会；对资方人员安排不当或分工不明的进行调整；建立健全煤矿各级党、工会、青年团组织，以党组织为核心，加强对资方人员的改造，以内部各项制度的完善，完成其向公有经济的转变。

三、改造后期

注重制度建设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1956年7月24日，枣庄煤矿公私合营委员会又召开会议，协商对中兴公司的改造问题。当时，人民政府根据全国工商业均已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新形势，确定将合营企业中的分红办法改为给资方支付定息的办法。最后公私双方达成了如下协议：

（一）关于定息问题

确定私股股息为年息五厘五毫，自1956年1月1日起计息，超过了全国平均五厘的定息。1953年至1955年私方新投资及清估设备已被利用者，均按当年银行利息分别计息，作为增加私方投资。

（二）关于中兴煤矿总公司的归口问题和人员安排问题

对私方中兴煤矿总公司的在职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分别量才录用，合理安排。

（三）撤销公私合营委员会

成立董事会。董事会组成人员不超过30名，私方15名，公方名额报请山东人民委员会审批。

（四）关于私方债权债务清理问题

由私方提出债权债务项目，公私双方代表于会后具体协商处理。会后，中兴公司根据会议决议成立了董事会。1956年9月28日，经济南煤管局同意，撤销枣庄煤矿公私合营委员会，成立了公私合营枣庄煤矿董事会，董事长为朱启铃（私方代表），副董事长由申法端（公方）、黎绍基（私方）、刘建太（公方）担任。公方董事有：张延明、魏兴、徐进等。私方董事有：黄师让、李祖芬、周叔廉、张淑诚等13人。从名单上看，国家按照“包下来”的政策，不仅安排了私方原来的实职人员，还安排了不任实职的股东做董事，了却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这年8月还发放了上半年股息，11月又发放了第三季度股息，以后按季付息。比如，张学良自从入股中兴公司后，一直享有股息分配权利。1957年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曾领取到1957年第一季度股息（扣除应缴费用）311.58元。后来根据国家形势和省政府文件，中兴公司名义撤销；上海办事处机构保留，每月由煤矿供给办事处13人的工资及董监人员公费房租水电费。至此，国家对于中兴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基本完成。

四、余论

1949—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转型期，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根据苏联经验探索建立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经济制度建设尤为重要，制定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各项规章制度，亦成为亟需之务。而在转折时期，各种探索和制度的确立，又是十分复杂的，因为每个方面的制度都和其他方面有着必要的关联，前一个阶段的制度又要为后一个阶段的制度作铺垫。对中兴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表明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复杂性。通过对中兴公司社会主义改造进程的考察，我们不难得出如下认识：

第一，党和政府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中，高度重视战略设计，十分注意制度建设。如何将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或国家所有制，是当时党中央面临的一大难题。革命有暴力与和平两种方式，按所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这种“和平的方法”，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和政府担负了极其重要的领导职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社会转型的领导力量。从经济布局上看，这一时期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从利用到限制、再到改造，制度建设是连续进行的，改造前对私营企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形式，逐渐使其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加大了私营企业对公有经济的依存度。改造过程中从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和制度，涉及企业运营、劳资关系、利润分配、内部民主管理等方面，比较充分地保障了民族资本家的经济利益。

第二，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党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的作用。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但过程却是艰难曲折的。如何让资本家主动配合社会主义改造，是当时的一大难题。对此我们党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对资方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引导他们参加学习实践，使他们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对于积极接受改造的民族资本家，各级政府吸纳他们进入管理议事机构，使其充分享受主人翁地位。

第三，善于从失误中总结经验，是成功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原因。从制度建设上来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一种制度的转变，而且这种转变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具有探索性质，难免出现一些曲折或失误。比如说，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私营工商业限制过死，打击过于严重，特别是“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更为明显，致使私营工商业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许多企业消极怠工，劳资关系、公私关系紧张，不少资本家因为改造步伐过大，难以适应等。关键是如何认识对待这些失误和不足。从中兴公司的改造过程中，可以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对于改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补救、完善，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结合后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从宏观上来讲，包括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从私有制社会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变，实现了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而也为各种经济要素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管理职能;职能转变

Abstract:AfterWorldWarII,pushedbythenewtechnologicalrevolution,theproductioncapabilityofcapitalistcountriesdevelopedveryfast.Withthedevelopment,anewchangetookplaceincapitalistproductionrelations,whichmanifestedthatthefunctionofadministrationbothineconomyandsocietyincapitalistcountrieshadbeenincreased.Focusingonthisphenomenonandprobingthecauseofwhichwillbeveryimportantforstudyingcontemporarycapitalismandutilizingthepoliticalcivilizationachievementofcapitalistcountry.

Keywords:contemporarycapitalism；functionofmanagement;functiontransition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与之相适应，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其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由阶级职能向社会职能的转变。国家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论述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国家的实质作了这样的界定：国家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失败后，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实质，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而引申出，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只有统治和压迫。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继续阐述了国家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阶级职能外，也涉及国家的社会职能。他把国家理解为一种产生于社会之中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用来缓和冲突，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只要有阶级存在，国家就需要阶级职能和社会职能。国家的阶级职能和国家的社会职能是紧密联系的。从本质上看国家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从国家的阶级职能看，国家是镇压被统治阶级反抗、抵御外部敌对势力侵犯的机器，这无疑体现了国家本质和国家的阶级职能相一致的方面。但从国家的社会职能来看，国家往往又是以整个社会的代表的身份出现的。国家的社会职能似乎是与国家的本质相悖的，因为国家的社会职能的行使是有利于对立阶级双方的。但实际上，在阶级还存在的社会，统治阶级执行国家的社会职能，首先是为了争得它自己的利益，巩固统治地位。所以国家的社会职能是从属于或受制于国家的阶级职能的。从深层来看，国家的社会职能与国家的阶级职能在本质属性上是一致的。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职能更加强化，而阶级职能则日显淡化。

在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转变中，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到那时国家的阶级职能将不存在了，而社会职能却能仍然保留下来，一些社会经济管理的手段和方法，都可以被社会主义所采用。

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增强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国家职能更多地体现为对阶级的压迫和对社会的统治。二战结束后，新科技革命的兴起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进而改变了其经济结构和阶级构成，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从而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广泛、大规模地干预和调节经济，以保证再生产的正常进行，缓和矛盾，保障就业等等。国家放弃了“守夜人”的角色，开始充分发挥其经济社会的管理职能。这是历史上任何社会所不曾有过的，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国家职能在当代的新发展。

(一)资本主义国家对本国经济干预调节的经济职能大大加强

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发展主要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一般通过法律、政权等上层建筑保护经济发展，为经济发展创造外部条件；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发展采取时而干预时而放任的政策。而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全面、长期、持续地干预经济生活。

首先，从国家支出比来看。国家支出比是衡量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程度的一个综合的数量指标。它表示国家支出占当年全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世纪初，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极低，美国在1913年这个比例仅为2.1%，而战后几十年里，政府支出所占份额不断上升，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1949年上升到23.1%,1961年达到28.8%。即使在自由主义春风得意的20世纪80年代，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与之前并无太大的下降，英国和法国的国家支出比还有所上升［1］。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新的经济衰退，西方各国又纷纷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渗透。1991年－1997年，美国的国家支出比在32%－34.4%，英国在39.7%－43.6%之间，法国在50.5%－55.0%之间，瑞典最高在61.3%－71%之间。总体来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开支在不断上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不断增强［2］。

其次，从国有经济来看。当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直接参与国家经济生活。但是，国有财产和国有企业数量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各国不尽相同。国有化在西欧国家有较大发展，在美国和日本规模较小。英国、法国、德国国有企业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12%，意大利占20%左右。美国的国有企业产值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以下。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私有化的浪潮，国有企业的比例有所缩小，但仍未能把全部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成分和私有成分都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有机政体的组成部分。虽然私有成分占主体地位，但国有成分（企业）在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国有企业提供了大量廉价原材料、动力和半成品，以及在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和银行信贷等方面提供了广泛的服务，为垄断资本和整个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总之，国有成分起的作用，是私营成分所不能代替的。

最后，从间接干预和调节国家经济来看。除了通过国有企业直接干预和调节国家经济以外，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强化了利用国家间接影响经济的方法，干预和调节经济活动。主要内容有：（1）财政调节。财政政策可分为财政收入(即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国家的税收政策通过增税或减税影响社会有效需求;支出政策通过政府开支的增减或财政赤字的增减来影响社会总需求。（2）货币政策。国家通过控制中央银行，掌握经济运行中枢，并通过货币金融系统调节国民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和伸缩使用规模，影响投资和经济活动的水平，以达到反周期和经济稳定增长的目的。（3）收入政策。包括工资和物价两项具体措施，它们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补充。国家通过冻结、协商工资形式和税收等各种措施管理工资和物价水平，以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4）行政和法律手段。在一些特殊问题上，国家采取单纯的行政和法律手段，体现了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维护经济秩序，保证经济正常运行的外部条件的职能。在现实中，这些手段往往同时使用，互相搭配，互相补充，已收到预期的效果。

（二）资本主义国家对国际经济干预调节的经济职能大大加强

在新科技革命浪潮推动下，全球化进程加快。在国内市场日趋饱和的情况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一种打破民族国家疆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积累的全球化发展战略。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国内经济进行干预调节的同时，也注意加强对国际经济的干预和调节。

首先，从国际经济组织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为恢复战后经济，各种国际经济组织脱颖而出，此后几十年来，国际经济组织一直保持增长的势头，1951年全世界政府间的国际经济组织为123个，1976年上升到308个，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国际经济组织已超过3000个，其中政府间的国际经济组织就有500个［3］。与战前相比，国际经济组织已经从主要协调跨国经济活动中的技术标准发展到对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各领域的全面协调和管理；其制定的法律规范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国家经济管理的加强和补充，而是开始从国际经济整体立场出发，以促进国际协调；另外，国际经济组织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也从主要采取协商、调解等传统的外交手段发展到利用仲裁、诉讼等准法律方式。随着国际经济组织调整的对象扩大，手段增多，效力加强，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已是早期国际经济组织不可比拟的。

其次，从政府首脑会晤来看。政府首脑定期会晤，可以对国际资本运行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这种会晤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生活的全球化，资本的国际运行的矛盾日益加剧。发达国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要求建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高级的国际经济协调机构。这样，在1975年11月，美、日、德、法、英、意等六国举行了第一次政府首脑会议，对1974—1975年危机后如何振兴西方经济和促进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磋商和协调。1976年又吸收了加拿大首脑参加，举行第二次政府首脑会晤，由此被称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并发展为年度例会。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政府最高领导人一级水平上对重大国际问题进行磋商，协调彼此之间经济关系和经济政策，对国际经济问题进行调节。

最后，从区域性经济组织来看。地区经济一体化经济集团是在有限的地理范围内和有限的国家之间联合起来的经济组织。它的目标是不同程度地在成员国之间实现资本、商品、劳动力及劳务的自由流通，并协调国家之间的经济政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区域性经济组织不断增加，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公布的统计数字，从1948年到1994年，世界上先后出现过109个区域性经济组织，其中2/3是90年代后成立的。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对资本国际运行的调节主要在商品流通领域，但后者比自由贸易区进了一步，除了成员国之间彼此取消关税和贸易限额外，还规定同盟统一对外的关税率和共同的外贸政策。经济联盟对资本国际运行的调节不仅包括商品流通领域，而且包括货币和生产领域。经济联盟对资本国际运行的调节是当前经济一体化的高级形式。比如说欧洲联盟通过调节资本国际运行，就对欧洲市场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此外，各国政府还通过制定国内法规，双边经济协定，区域性组织和全球性多边经济协议使国家对国际经济的干预和调节逐渐制度化。面对在20世纪末难以解决的全球经济衰退、国际债务危机、各种贸易保护壁垒和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以及21世纪前期可能出现的新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性经济组织对国际经济关系规范的作用和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同时，区域性经济组织对区域内经济关系的规范功能和协调作用也将不断加强。

三、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转变的原因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转变的原因，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已经略有涉及，具体来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职能的增强是其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社会化进一步提高，各企业间、部门间、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及相互信赖性不断加强；而垄断却破坏着依靠市场自发力量来调节社会再生产的条件，破坏着通过竞争及资本的自由流动来实现的国民经济的相对平衡发展。这就要求国家担负起组织与协调社会经济的职能，以确保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2.战后科技革命和生产集中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从事现代化大生产所需的巨额投资与私人资本积累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本主义私人资本的局限性迫使作为“总资本家”的国家政权拨出巨额资金来维持和建设某些经济部门，以保障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这就是西方国家对许多基础工业、公用事业、科技项目等实行国家经营或国家投资的原因所在。

3.市场调节机制存在明显不足，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有限，必须要有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为补充。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宣布了放任主义的传统经济学彻底破产，人们不得不承认市场调节的严重缺陷和国家干预经济社会事务的必要性，导致了西方各国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大规模干预的全面开始。经过二战“战时经济繁荣”的政策实践，国家干预正式成为普遍范式，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职能日益加强。

4.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要求国家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能。垄断资本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了生态平衡，这也迫使国家政权不得不出面进行干预，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治理加以保护，以保证社会再生产的公共性条件。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和失业问题长期困扰着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抑制激化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西方国家开始了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和调节。

5.经济全球化对国家职能提出了新的挑战。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趋势的加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再生产过程和资本运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程度逐步加深，而各国经济互相依赖程度的加剧又削弱了单个国家干预本国经济的效率。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达到了国际规模，需要在国际范围内进行调节，以缓和其矛盾。

四、结语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增强适应了战后新的形势，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种矛盾，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到一定限制的。首先，国家的干预和调节活动，受到市场的制约，它首先必须遵守一般的市场原则。其次，这种干预和调节要符合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国家采取的干预和调节的政策措施，只能是各个垄断资本集团合力作用的结果。再次，国家调节手段本身也是有限度的。最后，国家的调解总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进行的，是在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规律起作用之前先进行的，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这些矛盾或规律。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转变既产生了正面效果，也产生了负面效果，但总的说来正面效果大于负面效果。在科技革命和生产社会化的推动下，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范围内，国家将继续在经济社会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其阶级职能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社会职能将进一步加强，直到国家成为一种“多余”，最后自行消亡。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增强，虽然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一基本矛盾，其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其自身范围内的自我适应和调整。

［参考文献］

［1］李琮.当代资本主义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128.

［2］杨丽华.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新变化［J］.探索，2002,(5):47.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10篇

由于在合法的婚姻中这种爱情根本无法激起人们的兴趣，所以，这种情爱世俗化的社会后果就是各种高级成为了这种爱情的化身。因此桑巴特认为高级作为一种重要人物出入于及其豪华的宫廷或上流社会之中，对人们的情爱、审美等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其结果便是产生了一种摆脱了封建主义戒律观念的享乐主义爱情观。当爱情和的这种世俗化的进程逐渐渗透到其他的社会阶层时，便使得奢侈之风四处流行，凡能满足感官刺激的活动都大受欢迎。桑巴特认为，这种追求奢侈的冲动归根结底来自性冲动，所有的与的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只有在人的能够自由表达的社会里，才会出现财富的积累，因此，桑巴特断言，奢侈“本身就是通奸的合法产儿……，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诞生。”[10]

桑巴特的观点当然有一些十分明显的漏洞，因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因追求享乐和奢侈的生活而灭亡的民族何止成千上万，难道在这些追求享乐的民族中真的隐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但从另一种角度看，桑巴特的观点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韦伯观点的某些缺陷，那就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不是一种简单的因素决定的，它有着复杂的动力机制，假如韦伯阐明的是资本主义起源的十分重要的一面，即它的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而桑巴特则强调了它的另一重起源，那就是资本的贪婪攫取的本性，即为了追求世俗的享乐而拼命追求和占有财富的动机。而由于强调这种动机在发展中的作用，桑巴特甚至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不是集中于英国、荷兰等新教国家，而是集中于弗罗伦萨这样的城邦里，因为他也十分容易寻找有利的历史事实来支持他的论点。

但不容否认的是，无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在什么地区，资本的贪婪攫取和禁欲主义的这两种冲动力就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后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的精神，前者则体现了资产阶级在技术和经济领域的狂热的激情，它声称“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这两种原始冲动力的交织组合构成了现性的观念。而这两者的紧张关系又产生出一种道德约束，使得早期的资产阶级在狂热的扩张过程中能对奢侈浪费的风气严加控制。[11]

丹尼尔·贝尔的观点无疑是比较全面和适中的，但就资产阶级在发展初期具有一种比较严谨的道德规范这一点上，他是支持韦伯的。实际上，桑巴特自己也承认资本主义的起源是各种因素合力的产物，但他坚持认为，其中最主要的还是的世俗化和新兴阶级追求社会地位的强烈欲望。而大规模的产业最初并不是出现在生产资料的部门，而出现在奢侈品的贸易行业中，特别是花边、丝绸、瓷器、玻璃器皿的制造业中，以及随着烹调习惯的变化而出现的制糖业中。因此奢侈是一个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系统，无论这些行为是发生在宫廷里，还是在家庭积累物品的普遍形式中，情况都是如此。桑巴特甚至把18世纪洛可可艺术的兴起和巴洛克艺术的衰落同“蓄意用性别来确保支配作用的女性终于彻底胜利”联系到一起，因为本质上具有女人气的洛可可艺术支配着文化的所有领域，艺术都去迎合和颂扬凯旋的女性，由此可见妇女在世俗化消费过程中的作用。[12]

桑巴特的观点同韦伯关于禁欲主义文化在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起着建设性的作用的看法恰好相反，尽管人们可以指出他的若干偏颇之处，但却不能不承认，桑巴特无情地撕下了韦伯塑造的资产阶级勤奋而又节俭的“天使”似的面纱，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机制。当然，韦伯使用的是一种严谨的分析方法，而桑巴特则对经验证据表现出一种风流骑士的态度，并且过分相信文学资料，对不同的社会和时代采取一种过于笼统的研究方式，但他毕竟把文化视为一种人类活动的独立领域并把资本主义制度同客观的通俗文化联系起来研究，从而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桑巴特的许多观点，如天生的社会意义，虽然有所夸张并把资本主义文化的复杂性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心理学命题中去，但却提醒人们注意日常生活交往中这种能动因素的重要作用。

总的来讲，桑巴特特别强调消费，尤其是大众娱乐性消费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韦伯理论的缺陷：因为一个纯粹生产而又克制消费的社会，其产品究竟卖给谁？当然，桑巴特的理论也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在世界上众多奢侈成风的国家中为什么只有英国率先发展出了工业资本主义？

从更深的层次上分析，韦伯与桑巴特所强调的是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不同的文化要素。韦伯注重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性文化，即它的企业文化，而桑巴特注重的是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由于生产和消费是经济发展这个同一钱币的两面，因此两者都有它在发展中的应有位置。因为无论什么企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总有一种收益递减趋势，只有不断进行组织上的改造，才能抵销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新教伦理的作用了，它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机制，而且形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的企业文化，那就是严格的组织纪律，勤奋的工作热情，以及一种对事业的奉献精神。毫无疑问，企业是需要利润的，但任何一个企业如果只能靠利益驱动，那这个企业是没有前途的。只有形成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企业才能具有一种不断创新的活力。显然，新教伦理对形成这样一种企业文化是十分有利的，而韦伯的着眼点正是在这里。但同样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需要一种相应的消费文化，这不仅在于商品需要销售的市场，而且在于每个人同时具有的双重身份，因为他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当他作为一名员工受到企业文化制约时，他同样也在消费市场上受到现代消费文化的影响；这种消费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企业家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仅不能反对这种消费文化，而且在通过各种广告的形式随时强化着这种文化的导向。桑巴特关注的正是这种消费文化，人们在市场上选择什么何种产品，消费何种产品，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反映出人们观念的变化。而这种观念变化的本质，就是强调消费者的选择自由；换言之，人的个性与爱好的自由发展，构成了现代文化的核心内涵。问题在于这两种文化对于资产者却是一种难于驾驭的怪兽：因为严谨的组织纪律与不受约束的个性发展在本质上互相冲突的。而任何一个公司，它在市场上都既是买主又是卖主，也就是说，它在不同的场合只能坚持不同的原则。于是，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如何能够协调起来，就成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了。

三，硬件与软件

丹尼尔·贝尔对这一矛盾冲突的解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动与现代文化发展从一开始本来有着共同的根源，这就是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思想。然而，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这两股力量相互制约，纠缠难分。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新边疆、征服自然界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在文化领域，资本主义的兴起则使艺术家摆脱了对贵族庇护人的依赖，得以充分发挥他们浮士德式的上天入地的想象和追求，热衷于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13]但丹尼尔·贝尔同时指出，一个奇怪的现象产生了，即这两种冲动在合力建立了资本主义体系后，变得相互敌视和害怕对方，由于分工的不同，使他们的精力导向不同的领域无限扩张，并危及对方的生存。企业家在经济上的锐意进取，但在道德上却十分保守，因为他们唯恐艺术的灵感和多变破坏社会的稳定。反过来，艺术家却不断地突出人的主题，不断地对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与各方面的制度化加以鞭打，实际上在对资本主义的传统价值体系进行拆台的工作。而贝尔认为，这种矛盾的产生是因为资本主义的两个冲动力只剩下了一个，即经济冲动力，而宗教冲动力已经丧失。因此，他认为补救的办法是重建人们的信仰，“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14]

虽然几位大师的观点都有其深刻的内涵，但总的来讲，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没有将发展的动力及其道德约束机制放到市场体系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因此也就难以突破完全以价值和人的主观行为来解释这一问题的框架。如果我们将这一问题放在市场背景中进行考察，则会有新的发现。

市场的含义是指所有那些想通过贸易来购买货物和服务的人其购买与销售的活动，一个市场包括想出售的供应者与想购买的消费者。[15]如果市场能够正常地运作，它就能使买卖双方都能够满足自己的愿望。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状态就是国家政府减少那些无谓的干预，即是说消除那些不必要的障碍。按照乐观主义者的看法，“社会运动是自发的而不是人为的，一切社会活动所显示的追求快乐的愿望，不知不觉地使理想的国家形式得到实现”。[16]这种自由主义式的看法尽管有若干缺陷，并且遭到了各方面的批评，但它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真实，那就是能否发挥市场的作用是发展的关键问题。

问题是，人类社会对这种与市场密切相关的商业与竞争活动从来就有很多限制。这种限制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一个有权威的政府故意设置的障碍以保证其统治的安全，因为这种市场的运作很容易使统治者失去其对民众的控制；其二则是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根本无法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其三则是没有健全的法治，使市场无法按照某种规则运行。因此，无论是资本主义清教徒的宗教冲动力或是经济冲动力，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它们都不可能获得任何成功。

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要求利润的驱动与个人的进取精神相结合，但要它发挥作用，也只能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与政治疆界内才有可能。由传统与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些无形的条件制约着一个健全的市场机制的发育，而当西欧萌动着资本主义兴起的潮流时，只有英国具备了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动力能够合理发展的条件。

首先，自诺曼入侵以后，英国有了一个较为强大的王权，使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能够逐步形成。而历届英王为了自己管理的需要，扩大了国王诉讼的范围，使得英国原有的各种司法体系能够相互融合，并产生了在原有的各种习惯法基础上的普通法。由于这一历史原因，英国的法律体系具有一种国家的司法管理与各种习俗相互制约，寻求合理解决冲突的传统。而陪审团制度的确立，为英国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提供了一个相对可靠的保障。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对私有财产的保障。因此，英国较为合理的司法制度为保障生产者的权利，刺激其产生积极性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与当时的其他大陆国家相比较，中世纪的英国由于这种独特的司法体系减少或避免了封建领主和封建国家对劳动者劳动成果的任意掠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英国的原始积累能够较为顺利地进行。

其次，英国议会制度的建立以及它对王权的制约作用，在政治上保证了英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能够较快地发展。自大开始，英国的政坛上就出现了诸侯与国王的较量，在冲突中，既不是国王也不是诸侯最终获胜，获胜的是一套合理的政治体系与相应的制度，专制王权受到了制约但同时又能行使一个民族国家的职能。论述英国政治制度特点的著作很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第三，在一个政权相对稳定，能够独立行使的民族国家内，经济与贸易开始繁荣起来，英国随之开始了与其他国家争夺殖民利益的斗争。随着几次重要的对外战争的胜利，英国确立了其海上殖民强国的地位并开始了殖民扩张。一些得到英国女王特许状的公司在殖民扩张中起了重大作用，如东印度公司在成立后15年间其贸易站就发展到了20多个。这些公司在进行罪恶的殖民扩张的同时，也建立起了现代公司与企业制度的框架，为现代英国的资本主义企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城市作为商业放繁荣的重要标志，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处于航海与贸易交通要道的伦敦由此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一些现代雏形的金融体系开始在这个城市建立，进一步加速了市场经济的运转。

可以说在近代初期，英国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硬件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韦伯与桑巴特的理论才具有了真正的意义。因为一种合理谋利的精神只有在一种能够合理谋利的制度框架中，它才有可能发挥自己的效能。由于真正理论层面上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没有的，现实的市场需要政府制定的规则去约束，才能使其有效地运转。因此，英国由于历史条件所形成的硬件环境，对市场经济运行显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然而，实践也表明，具备硬件环境虽然是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在同样的条件下，需要某种精神的东西来激发人们潜在的经济活力。桑巴特的的学说分析了人们追求财富和享受的欲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追求财富的动力，而韦伯的理论则使人们认识到，这种欲望只能够通过一种合理的方式进行表达。这种混合的精神，既提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又提供了一种道德的制约机制，为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软件，于是，在众多受新教影响的地区，只有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

在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探讨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即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既需要法治，议会，银行等硬件，也需要一种与之相配的精神软件，才能够真正有效地运转。历史同样也证明，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而非欺诈经济。这种信用的培育需要对人们观念和素质的革命，需要有一种相应的道德与伦理方面的变化，也就在这一点上，清教精神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框架；但同样重要的是，市场本身也对这种信用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因为双方要维持一种长期的商业关系，基本的信用就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市场的制约如果不是与道德的制约更为重要，那麽至少也是同等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有着双重的机制，即世俗的动力机制（桑巴特的理论为代表），与宗教的动力机制（以韦伯的理论为代表）；其道德制约机制也是双重的，即世俗的（市场游戏规则）与宗教的（新教精神）的制约。但无论清教精神和市场经济都不是天生的，市场必须根据各个国家的国情，即自己的文化传统，司法制度，政治结构以及金融系统等诸方面的情况来培育、建立与运转。而一个民族严谨求实，艰苦奋斗的精神也同样需要经历一个培育与发展的过程。因此，如何将这双重的发展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会继续成为一个学术界与决策界共同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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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皮特·马赛厄斯《第一个工业化民族》（PeterMathias“Thefirstindustrialnation”）伦敦1986年，第1－8页。

[2]罗克斯伯勒《低度发展理论》（I.Roxborough,“TheoriesofUnderdevelopment”）伦敦1979年版，第2－3页。

[3]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0页。

[4]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01页。

[5]哈罗德·柏金《现代英国社会的起源》（HaroldPerkin“OriginsofModernEnglishSociety”）伦敦1985年版，第3－4页。

[6]哈罗德·柏金《现代英国社会的起源》第142页。

[7]津留宏与泉宇佐《结婚心理学》上海1986年版，第57页。

[8]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W.Sombart,“LuxuryandCapitalism”密西根大学1967年，第45－47页。

[9]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W.Sombart,“LuxuryandCapitalism”密西根大学1967年，第50－51页。

[10]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第171页。

[1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29页。

[12]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第61－90页。

[13]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页。

[14]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7页。

[15]塞缪尔·玻里斯与里查德·爱德华斯《理解资本主义》SamuelBowles&RichardEdwards,“understandingcapitalism”.纽约1985年版，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