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范文
时间：2023-11-17 04:39:05
资本主义篇1
[关键词] 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发展
[摘 要] 本文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入手，说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构成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而资本主义经济则力求开辟新的空间突破这种限制，当新的空间被资本开发殆尽时就会出现严重的全局性危机。文章回顾了20世纪资本主义通过资本输出、国家干预、经济金融化等几个阶段突破基本矛盾的限制，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通过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与世界战争、70年代滞胀和当前的金融危机一次次对资本主义发展构成新限制。文章认为当前危机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今后，资本主义只有找到新空间才能获得新一轮发展。
自2007年7月开始出现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已经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它不仅严重威胁到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而且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使美国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又一次走上衰退的道路。从当前各种主流的观点来看，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着重大缺陷以及监管不足等。但是，如果把它放在资本主义长期的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发现此次金融危机不只是所谓的金融监管与金融技术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下周期性危机爆发的一个突破口。这次危机的特殊性也反映出，它不同于传统的每隔十年左右爆发一次的常规性周期性危机，不能简单地设想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又重新回到原有的方式。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推动下向前发展的逻辑结果。因此，这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一判断启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国应当对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和运行方式进行重大调整，以适应新阶段上的外部环境。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当前正在发生和蔓延的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的特有运动方式和必然结果。这里我们首先简单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与特征，然后分析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通过这些分析说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中矛盾的积累与当前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及其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它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商品经济普遍化并成为社会物质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第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两个基本特征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以及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具体矛盾。
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生产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这一特征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产品取得了与其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价值形态的物质产品，尽管使用价值各异，但都是作为价值存在的，这就使它们具有统一的、共同的性质，从而增强了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可互换性和财富的流动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体现，成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直接追求的东西。因此，商品经济成为一种直接为取得货币的经济活动。从商品经济本身的规律来讲，价值是劳动产品在商品经济生产关系下所取得的社会形式，货币不过是价值形式演变的最终结果。因此价值只能由劳动所形成，货币也不过是人类一般劳动的代表。从人类整体来说，价值、货币的源泉只能是人类的劳动。
价值形式虽然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但这并不是无条件的，它们必须是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分工及劳动在各种生产上按比例分配的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上的生产关系。这里所指的生产关系也包括社会生产者建立在合理物质需要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比例关系，“合理”与“比例”产生于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应该指出，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总是会带有强烈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烙印，因此，所谓“合理”与“比例”也体现特定生产关系所派生的特有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需要中包含着许多事实上不合理的内容。
价值形式所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只有在货币形式上才能成为现实，因此，劳动产品作为商品生产出来，虽然取得了价值的性质，但并未直接取得被社会所承认的货币形式。因此，它们还必须经过那“惊险的跳跃”。
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占有社会生产条件的资产阶级能够通过控制和支配他人劳动来占有社会剩余产品。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一特征，使得占有和掌握社会生产条件的阶级——资产阶级可以人为地把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人阶级的消费控制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水平，从而使社会形成大量的社会剩余产品。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经济的普遍化使得剩余产品采取了剩余价值的形式。马克思说，“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决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1](P651)剩余价值的占有与分配形成了十分复杂多样的经济范畴与运动形式、运动机构。
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特征使它与生俱来背负着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运动又产生出以各种具体形式存在和运动着的具体经济矛盾。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只有建立在社会化生产力基础上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化的生产力形成了生产之间的广泛联系，这一性质要求社会从生产的整体关联性出发，理性地处理生产中人与自然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妥善处理的关系内容也在日益丰富。然而，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部分人对物质生产过程及其结果的控制，使得社会生产不是按照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安排，而是按照少数人控制他人、占有他人财富的利益要求来安排的。生产的商品形式使价值与货币成为追求财富的直接目标，占有剩余价值成为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内容。价值、剩余价值作为独立的范畴，它们的存在与运动使生产活动可以超越其物质形式的限制，获得了一种巨大的弹性。也正是生产的商品形式，价值作为生产的直接目的，也使人们看不清甚至看不到价值生产背后的物质联系，使价值拜物教成为根深蒂固的普遍观念。生产服从于少数人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使资本主义生产内在地具有危机的倾向。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使危机成为现实，这时，尽管社会已经掌握着巨大的生产力，但是却不能用来为社会成员生产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劳动者与生产条件分离，物质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
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生产赋予了生产条件以及财富的一般形式——货币以资本的属性，这样，即使不在生产领域也可以通过价值形式实现对生产条件所有权的控制，来占有生产领域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货币的资本属性不仅产生了借贷资本，而且进一步发展成虚拟资本、土地价格乃至众多的价值增值工具。它们的运动远离生产领域，但是它们却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实际物质财富的运动，从而产生了在金融领域触发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以上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征，仍然是当前波及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二战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和平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矛盾中发展演变，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和特征，这些新现象与特征赋予了当前金融、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与形成逻辑。
2.二战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像西方学者想象的是一种按照常规运行、永恒不变的生产方式，而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成长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它发展变化的基本推动力。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基本逻辑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对资本主义生产形成限制，而资本主义则是利用它自身结构所提供的手段、机制不断创造新的活动形式、扩充新的活动领域，用以暂时突破在原有运动形式和领域内社会基本矛盾给予的限制，其结果是使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运动的新形式、新领域进一步展开。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垄断资本主义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垄断加剧了社会基本矛盾，导致各国竞相通过资本输出缓解国内市场矛盾。资本输出一方面扩展了资本的增值空间，使它们可以利用海外资源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也扩大了销售市场以带动商品输出。因此瓜分世界、争夺势力范围成为20世纪前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特征。这一阶段，虽然垄断已经形成并成为社会经济中的突出现象，但是笃信自由市场的新古典经济学仍固守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理念，推崇国家不干预经济的政策，使得社会经济矛盾最终以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为结果。
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20世纪前期无政府状态的世界经济格局下各国互相倾轧、以邻为壑、两败俱伤的教训，试图建立一个有管理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由于战后初期美国在各方面的实力雄厚，使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秩序为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推动了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挤压下难以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继续扩展的空间。因此，出现了战后最初20年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这期间，不仅世界市场在扩大，而且各国经济在生产领域的联系日益增强，出现了经济国际化的趋势，成为后来经济全球化的开端。
有管理的世界经济秩序所带来的外部稳定只是在一定时期内提供了资本主义经济扩展的空间，但是它并没有改变以追求剩余价值为基本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基本矛盾及各种具体矛盾。在新的扩展空间使用殆尽的时候，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各种具体矛盾便以新的形式重新激化起来。
到20世纪70年代，此前20余年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结束，进入了一个矛盾凸起的新阶段。在前20多年中有管理的世界秩序下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为新阶段的逻辑和历史起点。
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突出表现在，资本的增值和积累更多地在货币金融领域寻求突破，使得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更多地在这一领域展开。这一特点源自世界货币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带有强烈世界倾向的经济，需要有恰当形式的世界货币作为价值在世界范围的运动载体和一般代表。马克思认为，在世界市场上只有黄金才能充当世界货币。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世界经济的形成总是与那些具有强大势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霸权与扩张联系在一起的，随之，这些国家的货币在世界上也就占据了世界货币的地位，客观上执行着世界货币的职能。这种情况使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状况、经济政策的结果会通过世界货币的职能扩散到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更进一步说，他们可以利用货币、金融手段创造有利于己的资本积累方式，并把自身内部的矛盾、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1971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黄金是世界货币的价值基础，美元承诺兑换黄金，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基本固定的汇率。黄金作为货币的价值基础，对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任意增发货币的行为形成约束力量。1971年至1973年的美元危机导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解体，世界货币进入了浮动汇率的时代。在这个浮动汇率体系中美元仍处于中心地位，但是，由于世界货币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基础，使得美元纸币的膨胀失去约束，给以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马克思说，“商品流通领域有一个口，金(或银，总之，货币材料)是作为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从这个口进入流通领域的。这个价值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即在决定价格时，是作为前提而存在的。”[1](P140)然而，在黄金非货币化以后，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进入商品流通这个口时，却不是作为有价值的商品进入的。这样，它在执行价值尺度职能即在决定商品价格时就失去了必要的前提。这就为以后的通货膨胀、虚拟资本的膨胀开了口子，开辟了资本以金融形式获取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的新天地。
资本是一个运动中的价值，然而这个运动只有通过货币形式才能明确地表现资本的增值，因此，马克思指出，货币资本的循环是资本运动最典型的形式，“从价值生出剩余价值，不仅表现为过程的开始和终结，而且明显地表现在金光闪闪的货币形式上”。[2](P68)20世纪70年代世界货币领域发生的变化，也使资本的增值过程、增值方式发生了变动。在货币失去相应的价值基础以及浮动汇率制度下，“价值革命”①出现的机率大大提高。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资本价值增殖时，也就是在它作为独立化的价值进行它的循环过程时，因而只有在价值革命按某种方式得到克服和抵消时，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存在。”[2](P122)20世纪70年代以后，没有价值基础的货币使产业资本的循环在国内外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增强。但是，这种不确定性却给金融资本带来了获利的机会，由此引起资本市场繁荣并向全球扩展。
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这一基本性质，使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有市场不断地扩大，资本积累才能顺利进行。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会通过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来扩大市场，而是采取扩充信贷的方式来刺激市场的扩大，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正常进行。这种方式在扩大市场的同时也为金融垄断资本利用货币、金融手段赚取剩余价值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美元的发行失去了黄金的价值约束，适应金融垄断资本的需要，没有价值基础的美元纸币大量发行，为金融垄断资本提供了廉价的资金来源。因此形成了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经济的金融化、金融的全球化的显著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蓬勃兴起，使金融垄断资本进一步将货币、金融手段赚取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的活动在世界范围展开。当代金融垄断资本利用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在世界范围内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第一，那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需要有广阔的市场，而美元的世界货币和国际储备地位，使得美国市场成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支撑自身经济的重要去向。这样，美国就可以在国际贸易中，以廉价美元购买别国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人民花费实实在在劳动生产出的物质产品，通过巨额贸易逆差无偿占有提供产品的国家人民的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国际融资的形式向世界出售没有相应实际资产做保证的债券收回美元以维持其国际收支。第二，利用自己在国际经济中的霸权地位，迫使持有大量美元储备国家的货币升值，实现对别国剩余劳动的最终无偿占有。第三，过量发行的美元也通过贸易途径把通货膨胀输出到其他国家，使对它具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增发货币，形成这些国家的货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局面，从而给经济增长带来严重的困难。第四，利用投机手段制造国际金融危机，无偿占有别国社会财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性货币危机、金融危机频频发生，尤其是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这些地区的经济带来严重损失。 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世界资本主义在近几十年通过全球化的经济联系，运用各种市场经济机制，通过货币、金融手段把全世界置于它的剥削之下，成为资本积累新的形式，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空间。
二、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矛盾诱发当前的危机
然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资本积累的制约使它不可能长期无限制地发展下去。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资本力求通过创新突破既有限制获取新的积累空间，同时新形式的资本积累又使社会基本矛盾以新的限制形式出现的历史。当前，由美国次货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就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道路上进行积累所走到的一个新的极限。
1.当前的金融危机是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积累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精巧、隐蔽的剥削方式，它以价值的形式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这就使得对剩余劳动的占有突破使用价值的界限具有无限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掩盖了价值的源泉，使资本可以通过对货币的创新，以流通的方式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货币变革使世界货币脱离其价值基础仅成为一种纯粹的价值符号，由此开创了经济金融化的时代。在经济金融化的时代，借贷资本成为垄断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主要途径，与此同时，金融垄断资本又在金融市场上不断地对信用工具进行花样翻新，在扩大贷款对象和贷款规模的同时，通过创新信用工具，收回货币资本并转嫁金融风险。信用工具的创新又使资本市场上债券价格不断涨落，为投机性金融资本获利带来新的机会，使资本可以既远离生产活动又能更加迅速、便捷地赚到钱。对此，《资本论》早就指出，“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2](P67-68)但是，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狂想病却不完全与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周期性的狂想等同，这一次不同的背景在于，第一，经济的全球化扩大了剩余价值的源泉，不仅本国的工人阶级，而且世界工人阶级特别是工业化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在为世界垄断资本提供着剩余价值。而金融垄断资本所要做的只是按照市场的规则，利用商品价格、利率、证券价格等的变动，通过货币金融的方式把剩余价值据为己有。第二，货币性质的变化使得美国无节制地大量发行货币，用以购买发展中国家人民辛苦劳作生产出的物质产品，并凭借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出售债券的形式重新占有货币资本。这些变化，使得资本的金融投机行为不再被看做像马克思时代那样由于经济的繁荣、生产的高涨所派生出的现象，而是被看做资本通过创新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以使自己增值和积累的新领域。因此，金融投机活动不再是“周期性”的狂想，而是作为一项“新兴产业”持久地加以开发。
经济的全球化和货币性质的变化形成了金融垄断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新机制。虽然剩余价值的源泉存在于生产领域，但是对于剩余价值的占有却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最为基本和原始的形式是马克思所讲的通过生产直接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除此以外，它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被资本所占有。例如，它可以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商品转移到买者手中，这又通过降低劳动力价值形成有利于资本的收入分配。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对外投资的利润、不等价交换，以及各种虚构的服务收入等方式占有剩余价值，形成发达国家金融垄断资本盈利的来源。在金融市场不断翻新的情况下，金融垄断资本又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将剩余价值形成的剩余资本加以集中。金融垄断资本又进一步利用集中起来的剩余资本发放贷款，并再发行证券以集中货币资本。
但是，贷款对象的扩大必须以生产领域的相应发展为前提，而生产的扩大又必须以市场的扩大为条件。经济的金融化并未消除社会基本矛盾对资本积累的根本限制，而当代金融资本突破这种限制的方式则是通过扩大贷款来强行地扩大市场。在此，所谓的“金融工程”为扩大贷款对象开发出种种技术手段，例如，美国金融资本创新出“次贷”、“Alt-A”、选择性可调整利率贷款等贷款形式，诱使人们借款消费，以扩大剥削对象。然而从本质上讲，借贷资本收入的最终源泉只能是生产领域形成的剩余价值，发放消费信贷所获取的利息收入事实上也是间接来自于剩余价值。因此，当金融垄断资本将既有的剩余价值源泉开发殆尽，转而将非剩余价值收入作为攫取对象时，危机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可见，当前的金融危机是资本对于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形成的增值与积累新领域开发殆尽的结果，不能被看做是一次常规的周期性衰退。据此推测，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节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有资本增值方式的重大调整才能实现。
2.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措施及其本质。
当前的金融危机给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带来严重的困难，直接威胁到金融体系的生存，并已经对生产领域造成危害，因此，近几个月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出台救助措施，通过巨额政府支出拯救那些陷入金融困境的金融机构。就现有的资本主义运行结构看，这些措施是使资本主义金融体系解脱困境所必须的，不如此它们就直接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但是，也应当看到这些措施即使奏效，所能够解决的也只是当下金融体系因债务链断裂出现的流动性不足的问题。马克思指出，“货币流通的缓慢则表现这两个过程分离成互相对立的独立阶段，表现形式变换的停滞，从而表现物质变换的停滞。至于这种停滞由什么产生，从流通本身当然看不出来。流通只是表示出这种现象本身。一般人在货币流通迟缓时看到货币在流通领域各点上出没的次数减少，就很容易用流通手段量不足来解释这种现象。”[1](P143)目前各国采取的向金融体系注入资金的求助方式，正是基于马克思所提到的这种错误认识。根据前面的分析，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流通领域流动性缺乏，相反，长期以来美国联邦储备实行低利率的政策为美国金融注入了大量的资金，有力地支持了虚拟资本的膨胀，使金融垄断资本迅速地积累。当前危机的真正原因在于膨胀起来的虚拟资本找不到足够的剩余价值源泉继续支撑现有的金融方式的资本增值。因此，当前的救助措施只能解救金融体系的当务之急，并不能彻底解决当前的危机。
当前主流观点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直接原因来自于华尔街的“贪婪”加之金融当局“监管不力”，尽管这种看法仍停留在对直接现象的观察，它也反映出人们对自20世纪90年代逐步兴盛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放松管制”、“解除监管”政策的反思。从当前的救助措施来看，它仍是维护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一种措施。本质上看是资本主义政府用劳动人民创造的财政收入来维护金融垄断资本所构造的价值增值体系。而正是这种价值增值和资本积累方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由此可以设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容许的范围内，危机过后如果资本不能开辟新的增值领域、找到新的增值形式，那么资本主义就只在一定时期内以一种“有管制的资本主义”的形式存在和发展。因此，靠财政手段的救助只能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只有采取必要的调整，建立真正为实际经济运动服务的金融体系才有可能使资本主义摆脱当前的危机。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资本论[M].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Nick Beams.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 Marxist Analysis[Z]. World Socialist Web Site， wsws.org
[4] 坎特伯雷.华尔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资本主义篇2
去过麦德龙的人都知道,这家德国大卖场的购物发票是一张有购物明细的大发票,麦德龙拒绝提供其他任何形式的发票。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本地超市或者购物中心可以用购物小票换手写发票,购物名目可以变更为办公用品和礼品等。这两种不同的发票处理方式的背后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商业伦理原则。
麦德龙坚持的商业原则体现的是一种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换句话说,麦德龙来到中国完全可以像本土公司一样,为了提高销售额,给顾客提供各种方便,换发票的行为本身并不违法。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麦德龙的高层也曾为了采用何种发票形式有过争论,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商业环境下,如果不能“借道”公款消费,很难赢得市场份额。但麦德龙最后坚持了自己一贯的价值准则。为此,麦德龙曾一度业绩滑坡,迟迟不能打开中国市场。麦德龙坚持了下来,几年以后,麦德龙的“德性”为它赢得了大量民营企业的青睐,业绩直线上升。它的价值治理模式证明利益和“德性”的结合是最具有盈利潜力和长期价值的。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像麦德龙这样的企业其实很多。最近IBM公司掀起反商业贿赂风暴又是一例。这些企业似乎都在不约而同地遵守着一种道德原则,违背原则的“富贵”遭到摒弃。这就是所谓的道德资本主义。马克思的《资本论》所描述的资本主义是野蛮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的逐利本性不会改变,即使对劳动者和社会有所同情,也是为了调解劳资的矛盾而已。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崇尚自由市场的“华盛顿共识”获得了巨大成功,但越来越多的资本家相信资本并不是无所不能的,也不能无所不能。西方社会出现了一股很强的超越资本的力量,这种力量平衡着资本与劳动、私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其中,由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倡导的“考克斯圆桌原则”,成为西方商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共同准则。这个原则源于两个基本的道德观念:“共生”和人的尊严,确认企业除了谋利经营之外,还要承担义务。企业不应当仅信赖市场的“魔力”,还要在法规和市场力量的行为方针之外,对商务策略和商务活动负责、尊重员工的人格和利益。这个原则强调共同的价值观,其中包括共同富裕义务,对于全球共同体和较小规模的共同体都是重要的。总之,这份原则肯定了“经济决策过程中道德价值的必要性”,认为“没有这种价值,稳定的商务关系和一种能长久持存的世界共同体都是不可能的”。
“考克斯圆桌原则”对多数中国企业而言还是很陌生的。虽然现在很多企业家都认为履行社会责任很重要,但他们并没有把社会责任上升到一种必须加以贯彻的原则和道德底线,大多数人对社会责任的理解还停留在捐助的狭隘层面。像富士康这种漠视员工利益的企业在以经济利益为首要目标的中国社会里并不少见。正如“考克斯圆桌原则”所言,无视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市场一定是不稳定的,即使短期内创造了大量财富,这些财富也终将变成没有持续生产力的腐朽资本。
资本主义篇3
关键词：成就问题社会主义四信
1978年，邓小平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纠正了“左”的思想，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这次讨论，对于我们党完整、准确的理解和运用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过去的工作，以及对各项工作的拨乱反正，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了思想条件。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加快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取得很大的成就。
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中，虽然进行了改革，也不再闭关锁国，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时间的早或晚，都对我国能否进一步完善政治文明建设、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充分保障人民的利益、最终把国家建设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收入差距的幅度也逐渐扩大，这些收入差距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随着我国城镇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城市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不断拉大，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农村，那里的孩子有的甚至难以完成中小学的教育，虽然国家大范围的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但部分学校又让学生购买过多的、不必要的报纸及复习参考资料，这些钱等于让学生又重新上缴了学费，不但加重学生的负担，也丝毫没有起到义务教育的作用。其次，地域居民收入差距。由于我国面积大、人口多、地理条件差距大，加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的偏向性，使我国东、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如何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成为人们热心关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把全人类的解放，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实现真正的公平社会作为最高命题。而且当前，我国正在谋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那么，实现和谐社会的首要条件是要保证社会的公平，而社会公平是建立在缩小贫富差距的前提下的。总之，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之一，然而我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仍然存在,缩小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强化民众法律意识，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共产党宣言》中，恩格斯指出，‘同盟“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以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这说明从一开始共产党就很重视民主，把民主制当成自己的组织原则。我国也把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允许派对其监督，建立基层民主制度，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农村。主要体现在：第一，村民缺少民主自治意识，对政治表现冷漠。这在选举方面体现的尤为明显，他们受封建思想影响甚深，没有民主自治意识，对选举表现很冷淡，似乎无论谁被选中对他们都没什么影响。只要没有人侵犯到他的一亩三分地、没有占有他的房地、没有阻拦他发财的道路，其他的都与他无关。甚至有人侵犯到他的利益，但只要是村人共有的利益，他们都会抱着观望的态度，希望会有人出头，但那个人绝不会是自己。第二，基层组织干部利用自己的权利或威望，给自己或亲友谋取利益，村民敢怒不敢言，或者苦无上诉的地方和渠道，不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使基层建设呈现民主化。虽然国家制定基层民主制度，但对基层群众的宣传和教育力度不够。虽然国家提倡民众上访，但不普及这方面的知识，民众面对着墙壁上“一次非法上访训诫，二次非法上访警告，三次非法上访拘留”的标语，哪里还有勇气去上访，除非有什么深仇大恨。虽然国家实行网上民意表达，但在当代的农村，即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还没有几家人会去购买电脑这种没有手机方便、没有电视快捷的联系和娱乐的设备。第三，个别地区党政组织对社区建设管理越位和错位，没有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社区干部一般都是由乡村上层领导选定，不是由村民自己自愿选举或推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中虽然存在着这些问题，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可喜成绩，不能因为存在问题就动摇社会主义的信念、否认社会主义。应该认识到，问题是可以被发现并得到解决的。我们应该继续信仰马克思主义，因为它追求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那时在人们面前一切都是公平的、民主的，没有城乡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分工的差别等，人人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工作即是休息，休息时亦可以工作，每个人的发展都不会影响或阻碍他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我们应该坚定对国家、社会及其发展前途的信念。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正朝着共产主义迈进，朝着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这个目标努力。我们应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家朝鲜仍自我封闭、搞世袭的现在，我国已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取得一些成绩；另一方面，我国的民主建设虽存在一些问题，但问题总是会被解决的，而且我国也制定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只要国家在这方面进行全国性的知识宣传和教育，加强民众的民主法律意识，规范基层干部的选拔和任用，规范并重视基层民众的民意上传。
资本主义篇4
关键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剩余价值规律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4-0018-04 一、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述的评论
我们知道，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述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许涤新，1980，第326页）并认为：这一矛盾支配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并决定和制约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其它一切矛盾。
然而，经过深入思考，笔者发现，这一基本矛盾的表述并不科学贴切。现将自己的看法陈述于后，以与学界同仁共商榷。
（一）传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述不能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历史和现实
十分明显，在上述表述中，“生产社会化”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私人占有”表明的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或特征。因而，这一矛盾揭示的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它说明的要旨是：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社会占有产权；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以资本家私人占有为特征，这在根本上不符合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按照以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揭示的要义推理，既然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与社会化大生产格格不入，那么，它所带来的后果就应该是生产力不断趋缓的发展态势或者处于相对落后的发展态势之中（与社会主义经济相比）。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事实却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1972，第256页）进入20世纪以来，两次震撼世界、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科技革命又都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内产生的。现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业已率先进入了以信息网络技术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而反观传统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在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整体生产力呈现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起初差距不断缩小，而后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以上历史和现实表明：以产权私人占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在很大程度上适应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推动着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从这一点来看，传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述可以说没有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
（二）传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述没有准确论证出生产的社会化必然要求社会占有产权这一命题
传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述之所以认定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要求社会占有产权，其主要依据是：生产社会化造成各个经济实体之间彼此联系、相互协作的错综复杂关系，为了维持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客观上就要求社会在宏观上统一制定计划决策、统一组织安排生产，以实现社会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由此，就要求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而要实现计划经济，就必须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社会公有制。
如上之认识，从纯逻辑、纯理论的视角来看，仿佛严谨合理、无懈可击。可是，只要深入地思索一下，就可发现，如上的论证存在着以下纰漏：
其一，计划经济如要取代市场经济，必须具有一个前提优势，就是首先要确保经济计划本身的科学性和及时性。否则，以错误的、滞后的宏观、中观计划配置资源、组织社会化大生产，其结局只能是适得其反，造成经济社会的巨大损失，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那么，人们能否在高度集中或曰高度集权的层面上，比如，在国家的层面上，以计划经济的方式高效地组织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呢?
关于这一点，前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传统体制下的计划经济实践都证明，这是无法做到的。因为，计划经济自身存在着一个难以克服的基本矛盾——即计划决策的日益集中与社会化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日趋复杂之间的矛盾①。在这个矛盾体中，一极是计划决策越来越集中；一极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交换、分配关系日趋复杂，社会成员的个性化消费需求丰富多彩、千变万化。这两种趋势“纠结”在一起，势必导致计划决策与现实需求的脱节，计划决策必然越来越力不从心，越来越难以保持它应有的科学性和及时性——无数事实证明，计划经济的基本矛盾无法依靠自身的改进加以解决——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其最终的结局必然被务实的、理性经济体制所取代——就我国来看，高层宏观计划决策屡遭挫折的教训使得传统体制下的重要国家经济管理机构——计划委员会最终摘牌且更名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是一个铁证。当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即删除了“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也是一个无可辩驳的铁证。
由以上分析可知，计划经济由于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基本矛盾，使得它在实践上并不像人们在纯逻辑推理中所表述的那样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由此，社会占有产权的重要性也就打了折扣了。
其二，社会占有产权，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利益的实现，即保障广大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对社会需要进行一下分析，可以看出，广大社会成员不仅有着共同利益的需要、共同消费的需要，还有着各个不同的个人利益的需要、个人消费的需要。即使是那些共同消费的部分，其每个人的具体消费也是有差异的（比如，建立图书馆是社会的共同需要，但每一位读者的阅读对象却是各不相同的，如此等等）。因此，从终极的意义上讲，为社会利益服务，是要具体地体现在为千差万别的个人利益服务之上的。
在商品经济（亦即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经营者都是为市场而生产经营的，无论是产权公有的商品生产经营者还是产权私有的商品生产经营者皆是这样——面向市场的生产经营，其本质就是为他人、为社会生产经营，也就是直接为消费者生产经营。由此，生产经营者——消费者，两端连成一线，中间没有其他层次环节，这在客观上岂不最能体现社会化大生产为社会服务这一本质要求吗！
由于产权私有的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生产经营活动同样体现社会化大生产为社会需求服务的本质要求，因而，社会化大生产也就并不必然要求产权必须全部归社会所有。典型的，如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就国内来看，我们也可以举出无数有力的例证——有资料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三资企业）近乎从零开始不断发展壮大，现在经济总量业已占到全国GDP总量的60%，吸纳的就业人数达到全国城镇就业的70%以上（张平，2009）。——非公有经济为什么能快速做大做强？——因为它适应市场——适应市场就是能有效满足社会需要——也就是能够充分体现社会化大生产为社会需求服务的本质要求（当然，这里的社会化大生产并不特指企业的经营规模，而是指全社会商品生产经营的广度和深度）。
其三，生产的社会化并不必然要求社会占有产权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人们从事劳动的性质——是“谋生劳动”还是“乐生劳动”——在更深层次上决定着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决定着产权究竟应该是高度公有的，还是较低程度公有的，抑或是产权明晰到私人的。显而易见，在以往以及当下社会人们的劳动的性质为“谋生劳动”的制约下，人们从事劳动的主要目的只能是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利益的需要。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的“为私”心态，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和公有产权经济的运作发生矛盾和碰撞——我们知道，公有经济要想搞得好，决定性的因素在于它的从业人员必须具有无私为公、乐于奉献的高尚品德。然而，在现实中，公有制经济内却每日每时地、大量地产生着贪污受贿、消极怠工“搭便车”等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从深层次来看，只能由人们当下从事劳动的“谋生”性质所导致的普遍存在的自私观念来解释。同时，这种现象也说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非公有经济都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经济形式。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生产的社会化必然要求社会占有产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社会财富充分涌流，人们的劳动性质由“谋生劳动”升华为“乐生劳动”，从而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这时生产的社会化才必然要求社会占有产权（不过，以上结论并不排除在人们“谋生劳动”性质条件下特定行业公有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因为，人们不仅有着个人利益、个人需要，而且还有着共同利益、共同需要，这些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客观上要求公有经济的存在和健康发展）。
（三）传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述也不能揭示资本主义国家经常爆发的经济危机的真正致因
传统政治经济学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一切矛盾的总根源。它不仅表现为各个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还表现为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和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必然导致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笔者认为，如上的推论是欠妥的。须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通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源于资本家的盘剥。可是，仔细想来，普通劳动群众失去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或者说购买力），恰恰是剥削者——资本家阶级增加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或者说购买力）。这样，从全社会来看，社会总需求的规模就没有缩小，这又怎能说“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相对缩小”是经济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呢！
（四）传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述亦不能准确揭示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尖锐对立矛盾的根本致因
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反映在阶级关系上，就表现为阶级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贪婪地追逐剩余价值，不断地采用新工艺，扩大生产，必然使得生产日益社会化，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绝大部分成果却被资产阶级所占有，他们拥有巨额财富，而广大劳动群众所占收入的比重则越来越小，这样就必然引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尖锐矛盾。
其实，深刻地思考一下，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矛盾的根本致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剩余价值规律。正是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资本家才尽一切可能贪婪地榨取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一切，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的对立和对抗。因此，我们不应把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看作是决定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根本致因、原生致因。
二、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表述
概括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传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述不能充分阐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和现实；没有准确论证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社会占有产权的必然性；也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常爆发经济危机的深刻致因；而且，亦没有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对抗的根本原因。由此，我们需要重新表述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笔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应该表述为——资本家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动机和行动与现实生活中剩余价值总是有限的之间的矛盾。
可以看出，正是由于资本家具有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动机，但现实中剩余价值又总是有限的，才使得他们不断改进生产技术，由此也就在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进步。
还可以看出，正是由于资本家具有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动机且实施一切能够实施的“逐利”行为，但现实生活中剩余价值又总是有限的，才使得整个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必然导致爆发经济危机。
又可以看出，正是因为上述的原因，才使得资本家贪婪地榨取雇佣劳动者的血汗，占有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进而造成两大阶级的尖锐对立与矛盾。
同时，还可看出，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长远利益，他们才不得不经常调整生产关系，尤其是调整分配关系，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劳资之间的矛盾不致于过于尖锐、突出而影响了他们的长远利益。
再有，我们又看到，正是由于如上矛盾的运动，才引起了资本家阶级内部的激烈竞争与冲突，从而出现资本的集中和垄断，才加剧了资本主义宗主国和附属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如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表述和马克思本人的论断也是相吻合的。马克思（第一卷，2004，第156-157页）说：“货币在质的方面，或按其形式来说，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而它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于有限的购买手段。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这里的“货币贮藏者”在《资本论》的语境中显然应该理解为资本家——笔者）把征服每一个新的国家看作是取得了新的国界。”马克思在这里从根本上阐明了——正是货币经济、市场经济的存在，才放大了人们的贪欲，才使得资本家和以往社会的剥削者相比，具有无止境追逐价值增殖的冲动。
马克思（第三卷，2004，第278-279页）还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显然是说，剩余价值总是有限的——笔者），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这是在说，资本家具有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动机及其行动——笔者）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毋庸置疑，这句话的含义和笔者的相应阐述是完全一致的——笔者）。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矛盾。”
总之，资本家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动机和其行动与现实生活中剩余价值总是有限的之间的矛盾就是衍生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总根源。因此，它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三、简短的结语
自十四、十五世纪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算起，资本主义已经走过了700年的历史。700年来，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讨一刻也没有停止。当然，研究的集大成者当属马克思。不过，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穷尽这一研究。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需要与时俱进地解读资本主义，需要适时修正业已时过境迁、业已缺乏现实解释力的传统观点——包括某些重要理论。比如，在20世纪初叶，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现在看来，这种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史实。再比如，传统理论认定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然而，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93，第326页）创造性地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从而引领中国走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康庄大道——小平同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理论创新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杰出榜样。
同理，对于传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我们也必须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给予新的解读。否则，继续恪守传统观点，并以传统观点解构当代资本主义，并按其逻辑的推演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必然日益困惑于资本主义的发达生产力，必然导致与其差距越拉越大；必然继续大搞传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必然“左”当头，打击、遏制乃至消灭非公有经济……这说明，重新认识和阐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经典作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没有概括计划经济的基本矛盾。然而，人类任何经济制度都有它的基本矛盾。概括和提炼计划经济的基本矛盾，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人类经济制度变迁，丰富现有的计划经济制度理论，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许涤新.政治经济学辞典（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张平.民族振兴的壮丽诗篇 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N］.人民日报，2009-09-16.
［4］王成稼.按马克思的原意理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观点［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0，（5）.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资本主义篇5
资本主义论文2000字(一)：反思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论文
摘要：我国在1953到1956年间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并取得辉煌成果。三大改造中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整个改造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但实际上，因为理论不成熟和实践中的偏差，在改造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和思考。
关键词：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经济体制
一、改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步调过快，急于求成
马克思曾强调私营工商业改造的长期性。马克思认为改造私营工商业的目标是生产资料归无产阶级所有，想让人们接受这一变革，是一项长期性的事业。他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在现实中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3]。加之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教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具体需要多久没有表态。在1949年7月4日，毛泽东于中央团校毕业典礼上提到，需要二十年后，我国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再考虑到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于目标还不明确，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并没有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前途的论述，为此，刘少奇解释道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毛泽东也曾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急不得，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制定的是由“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指定逐步过渡的政策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在后期执行的时候却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由于农业合作化速度过快，带来后续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改造问题。由于农业方面速度快，效益好的现象使得毛泽东认为可以加快步伐。1955年夏，以批判“小脚女人”邓子恢为标志，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加快了前进的步伐。1955年11月16日-24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决议案（草案）》，要求1956-1957年，加入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企业要达到90%左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争取过渡到国有化。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全国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1956年1月8日-1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35个私营工业行业，42个私营商业行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继北京后，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118个大中城市和193个县的私营工商业户，在一个月之内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宣告成功，比预计早了将近12年，非常快速。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提到：“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显然过于迅猛，这属于实际工作中的偏差。从方向和路线上来看，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毕竟是符合客观需要的，完成这些改造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2]这种工作过粗，要求过急的作风被保留下来，为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埋下了隐患。
（2）对资本主义家处理不当
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技术人才没有很好的利用起来，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来临之际，中央就提出了要把企业主和工作人员包下来，“量才使用，适当照顾”，但事实上，实际工作中是存在问题的。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因为资本家剥削压榨的丑恶嘴脸被放大，是人们内心忌惮厌恶。有的人甚至提到“资本家”三个字就咬牙切齿，这种思想影响了之后公私方合营的关系，为私方过分改造埋下了隐患。在1956年8月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很小一部分公方能与私方融洽接谈，也有一小部分关系十分恶劣。大部分是各行其道，公方私方之间划清关系。公方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去接谈，还有的公方人员以和私方人员交流为耻，生怕收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私方人员的合理建议自然也听不进去。更严重的打着改造的幌子，给私方人员超负荷工作却没有补贴。公私合营后，私方工资明显调低，出现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当时对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看法过于激进。方恭温提及，三反五反运动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已经成了主要矛盾。因为，要确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不能单单看这个时期的某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应根据资本主義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否阻碍了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否阻碍了新中国刚刚产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成长和发展，是否威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4]因此，对资本家的不正确态度和利用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不利于未来展望。
（3）过分强调高度集中，经济体制单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在我国还尚未完全建立，多种经济形态在市场中各显神通。尽管当时存在着剥削、竞争甚至两极分化，但却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城乡之间的交流，优化了资源配置，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1951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期，民族资产阶级在这年内获得的利润比国民党统治期间的任何一年都要高。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我国因营经济的发展，国营企业在市场论争中不断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并积累了关于商品生产和销售的经验，为日后进行公私合营员定了基础。
在1953年开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公私双方所占比重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由19.1%上升到32.2%，半社会主义合作社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由2.2%上升到60.7%，而个体经济由77.7%下降到7.1%，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0，这表明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占到国民经济的92.9%。[1]单一体制使得企业的生产产品和销售手段由国家说了算，看似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但实际上企业循规蹈矩，扼杀了创新的积极性。企业只看国家的指标，完成指标不管质量。
还存在改造面过宽的情况，改造过多的情况，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都纳入合营范围，混淆了劳动者和剥削者的界限。门市部变少，人们购买东西都需要上国家指定的地方，对于偏远地方的人民增加了生活成本。
高度集中利于管理但是过分集中扼杀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对企业发展缺少推动力。
二、对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启示
（一）先试后推，稳步执行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就先在安徽凤阳小岗村进行了试点然后才向全国进行推行的。黨的政策决策是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前途和未来，是马虎不得的。要坚持科学决策，不搞“一言堂”和“脑门一拍，计上桌来”的行为。在可以试点推行的情况下，选择先拿出一部分地区做实验然后在推行是很有必要的。在政策实行时，切勿极端冒进，宁可慢点，求稳为主。如今我们吸取了教训，很大一部分关乎国计民生的政策都先进行试点，就比如和学子们息息相关的高考改革，选择先在部分省份试点，观察其是否合理再决定推行。
同时要有合理的容错机制，不搞“一棍子打死”和无限放大错误。在改革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不断反思，在反思中不断总结提炼，一步一脚印扎实前进。
（二）公私并重，协调发展
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出现的问题就可以看出，单行公有制不可避免的会带来问题。不仅使得产品没有创新，竞争力下降，还会无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因此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其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不容撼动的，因为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会使我们走向歧途。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有极大帮助的，应当维续鼓励、支持和引导。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做了补充，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据地效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它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必然选择。
（三）重视人才，善用人才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技术的载体便是人才。1962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报告初步总结了16条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基本经验教训，其中第15条就专门谈到了尊重科学技术问题。报告指出，对于科学技术人员，要在政治上给予团结和帮助，技术上给子职务和权利，认真学习他们的技能，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这正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人才安排不恰当的反思。
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企业家则是企业经济活动的主体，他们不仅是企业运作的负责人，也是企业战略的制定者和企业创新的引领者，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而企业家精神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泉源。为此，党中央多次强调尊重企业家，发扬企业家精神。在2014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尤其是来自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他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完善学重企业家的体制机时，营边学重企业家精神的奥论氛国。全力支持企业家创新创业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
结语：
以史为鉴、鉴知往来，这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问题的方法和原则。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举措，也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并非否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取得的成就，但是有反思才会有进步。要清楚认识改造过程中的历史局限性，才能更好的促进发展。
作者简介：刘馨蔚，1999年9月出生，女，山东省东营人，济南市长清区山东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生。
资本主义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之长期性的再认识论文
摘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今资本主义世界虽然矛盾重重，但并无法预期其何时发展停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能代替资本主义，“两个必然”中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现在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创造能让世界听得懂的话语体系，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化大背景下，增强价值吸引力和解释力，营造良好的外部价值环境，而这个过程则是具有长期性的。
关键词：社会主义；长期性；再认识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是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真理性论斷。它建立在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之上，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集中体现于社会历史进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过程。
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具有必然性
“当一种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时，终究是要被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所代替。”[1]资产阶级在其产生之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特定历史阶段能够展现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的方面，同时，资本主义在发展、深化、巩固这种生产方式的进程中，又孕育着自己的对立面和“死亡因素”。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得到释放的生产力，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反过来，逐渐被这种生产方式所束缚。因此，尽管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在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得到欣欣向荣的发展，其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只要认真考察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会发现它不是消除了，而是进一步强化了，自然地，一切演变都不能逆转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总趋势。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具有必然性。
尽管我们无法预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否已经完全释放了其发展生产力的能力，也无法预期依旧掌握着绝大多数具有创造性的智囊团体的资本主义世界，是否可以继续通过在科技和教育上的优势，使其发展生产力的潜力不停滞地增强，但是，我们要立足于历史现实的观察和分析之上，正确认识“两个必然”的科学性，不被“暂时的”资本主义的势头所迷惑，进一步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二、从“社会主义”的内涵认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因此，我们对于迎接“两个必然”到来的时间跨度有充分的理性准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计划化”，推行福利主义，调整企业劳资关系，实行改良主义等，使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一种“繁荣景象”。为了容纳迅速发展起来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内外政策作了进一步调整。在对内关系上，作为国家与垄断资本结合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节经常化和强化了；在对外关系上，通过“援助”“赠与”“贷款”等形式实行国家资本输出，成为资本主义实现其国际政治经济战略的重要手段。但是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的垂死性特征，即资本主义在表面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各种固有矛盾和危机，比如，经济危机时有发生；贫富差距扩大的状况没有缓解；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我们必须明确的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中的“社会主义”内涵，即要阐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处于哪个阶段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变成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引入社会主义理论之中。他们明确指出，消灭异化的两个实际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2]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能够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已经高度发达，生产力社会化水平非常高的情况下的新社会，是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这里需要对“社会主义”概念做一番历史的考察。
首先，“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起初是作为同义语来使用的，“社会主义”并不具有独立社会形态的性质，不是把它作为区别于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低级阶段来使用的。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并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见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是“完全成熟且具有典范形式的”新型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扬弃的结果，而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它只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初始阶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确切的涵义是指：“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其次，列宁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做出了区分。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3]这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且高于、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更先进的新社会的初始发展阶段。可见，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称的“社会主义”，是包含在共产主义社会之中、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它处在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
第三，众所周知，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率先发生共产主义革命，恰恰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最先在落后的俄国、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发生了。显然，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最初设想的逻辑发展样式，其自身并不具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样的“社会主义”甚至是明显落后于资本主义的，比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则是在比落后的资本主义更加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还属于邓小平所说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即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新社会所应有的标准的社会主义，就其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而言，它还不如与它同时代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先进。
所以，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两个必然”原理中的“社会主义”肯定不是上面提到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思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后来被列宁称作“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主要就体现在了，我们正处于一个生产力不发达、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还有较大差距。同时，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勇于、善于吸收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积极地创造我们自己的对外交流的话语方式，使我們的发展道路以及秉持的共产主义理想能够得到全世界的理解，为我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价值环境。同样，这项工作也是具有长期性的。
三、从外部价值环境的创造把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
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任何问题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国际问题。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也使得所有发生在地球上任何角落的讯息能够以便捷、快速、多样的形式传播开来，对信息的分享程度也越来越高。可以说，这个时代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时代，如果要固步自封，脱离与世界的对话，无论表面的发展情景多么繁华，都最终将被历史潮流所抛弃。特别是对我国来讲，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就得益于打开国门，充分利用世界发展资源，这种资源既包括诸如各种能源的硬资源，也包括技术、人才等软资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历史发展原则，就是在讲，通过人类在空间上的沟通与分享，来争取发展所需要的时间；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其他地区的文明成果就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缩短发展所消耗的时间。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最基本的经验。
回顾以往，在对外交流中，我们主要将经济利益作为维系国家关系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中国的话语权问题就逐渐浮出水面。而这种话语权并不仅仅可以由经济上的地位“直接”推出，当然经济上的强大是必要条件，更需要一种能为人类所普遍承认的价值观和人类所普遍理解的话语体系。用经济的手段可以让他人知道我们的“好”，而只有拥有一套让他人信得过的和理解得了的价值行为准则才能体现我们的“善”。经济状况的风起云涌，即时性很强，充满变数，而用恰当的话语方式建立起道德上经得起推敲的价值模式则是长久的，容易说服人心的。
现阶段，我们已经遇到在国际交往中自说自话的情况。一方面，我们一再强调中国市场的无限潜力，以此吸引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好中国，但是否可以很有底气地说能够向国外企业或团体提供他们欣赏的“价值环境”，而这种“价值环境”是如今全世界的普世价值的一部分，比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协商。即使强调自身价值模式的相对性，是否我们的话语足以说服国际友人，以证明我们的价值与自由平等、民主协商是可以共处的。另一方面，与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各国的交往中，我们仅仅关注的是彼此之间经济上的依赖，不关心非洲各国对政治价值的敏感，进而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我们亟需创建一套能够在国际上表达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让这套话语方式融入到世界体系当中，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的价值环境。因为我们只有先学会在价值体系上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沟通，才能依靠良好的价值环境努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至加快“两个必然”的实现。但是，这个过程仍然是长期的。
当前，我们既要看到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种种问题，坚定“两个必然”的信心，还要看到并不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就能立刻代替资本主义，我们离代替资本主义的那个“社会主义”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同时，我们要立足现实，深刻地认识到要实现“两个必然”，必须先要发展好自己，发展好自己必须依靠吸纳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这首先要求能与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更好地在价值上进行沟通，而沟通所需要的是一种话语体系，这种方式使自己立于世界的价值环境当中，而这个创建自己话语方式，融入世界价值环境的过程本身就是具有长期性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呼唤构建更加科学有力的话语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高度重视，提出通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让世界认识一个立体多彩的中国。同时，从突出民族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世界历史三个维度，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充分展现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生机活力。
资本主义篇6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但也正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一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从根本立场上相对立的社会制度尚未停止对抗，两类社会制度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完善也并没有停止，兼具两类社会制度特征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否是或者说能否成为二者间的调和产物，目前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一、起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逐渐展示出来，资本主义社会被迫承认社会主义的成就，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剥削人的制度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受到批判。西方国家开始在其制度许可范围内，借鉴和吸收社会主义制度在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社会保障制度等层面的措施，对国内尖锐的劳资关系、较大的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进行调节;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社会制度的道路中，也尝试吸收全人类的集体智慧结晶，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管理机制和手段，提高生产力。在这种形势下，一种预测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社会理论——“趋同论”(Convergence Thesis)盛行，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各种差别将逐渐消除，两种制度将趋向统一并最终融成一体”。
人类社会发展趋向统一并最终融成一体的观点，趋同的方向由早期的趋同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发展到的趋同为一种不同于以上两种社会制度的新的社会制度，而北欧地区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均衡发展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正好为这种趋同论提供了实践模范和现实基础。
二、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将民主社会主义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调和产物的观点，是20世纪上半叶关于两种相对立的社会制度将逐渐融合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趋同论”的延续和具体，如何正确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属性问题，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关键。
1、一种改良理论
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今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大驱动力，来源于北欧国家的政治实践。社会民主党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主张通过渐进的社会改良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这表明其改良的基点是资本主义的，而其变革方式也不足以引起社会性质的变化。
民主社会主义宣扬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单一性，近代以来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潮都对其产生影响，如伯恩斯坦主义、存在主义等，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并没一味排斥。这种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的主义，并不是真正消除了国籍冲突，崇尚世界大同，而只是对所处时代社会发展的真实反映。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对整个西方社会产生了的强烈冲击和巨大灾难，面对这种混乱，在西方传统的思想文化中产生了对这种社会状态的直观的反思，力图在批判旧有的价值观基础上，寻求新的价值观以摆脱社会发展困境的办法。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并没放弃对生产关系根本上的变革，改变的只是暂时性的缓和发生了生产关系对立立场双方的利益关系，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也仅仅在利益冲突得以缓解时停止。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过深刻的分析。这些思潮从思想史的角度，都是不同阶级从不同立场、角度对资本主义的抨击，形成了社会主义的不同流派，但从社会制度出发，不能将凡是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弊病的思潮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
2、一种政治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欧五国，即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和冰岛都相继组建了社会民主党政府，大力推行社会改革政策，广泛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改良，利用国家调节手段监督发展经济，并建立起旨在保障劳动者社会政治经济合法权益的国家政策体系。其中“福利国家”政策被普遍推行，对稳定战后国内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发展经济困境，起到了明显地促进作用。战后至50年代初期，北欧国家均摆脱了经济困境，相继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但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长期推行，瑞典出现了巨额公共开支加重财政负担、劳动积极性下降、个人和企业沉重的税务负担等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民主党所推崇的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在战后表现为多种类型，除北欧和英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外，联邦德国的“参与社会主义”，法国的“结构该社会主义”，都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政治经济的民主化，宣扬以社会主义为政治目标。
从民主社会主义在北欧五国的政治实践来看，存在一些社会主义社会所应具备的因子，如系统完备、收益面广的福利政策、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监督和调控，但从根本上说，它的政治目标并不同于共产主义所期望的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和压迫、全人类解放的社会。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加以维护，而依靠国家福利和社会福利来麻痹劳动者，缓和阶级矛盾，其终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三、结论
改革开放后，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破除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制度属性的旧观念，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在思想解放下，社会主义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关系和社会运行的一些环节进行调整和借鉴，出现了一些与资本主义社会相似的体制和政策，这种思想在国内各社会阶层中引起了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命题的广泛思考和讨论。其中，一些学者对西方民主化趋向的推崇，使得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属性出现争议，更有部分学者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这些提法都是不正确的，都没有认识到民主社会主义在最根源上所维护的利益集体。资本主义正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外壳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视野之中，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到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和社会性质，一边吸收资本主义社会中对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有益的方法，一边也要时刻保持警醒，防止民主社会主义“趋同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质疑或扭曲。
资本主义篇7
关键词：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垄断；能动性；反垄断法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2-0043-02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个漫长的历程，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宁把垄断资本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阶段，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给资本主义写好了墓志铭。然而历史的发展却让资本主义又从坟墓中爬了出来。资本主义各国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来，不仅经历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且后来过渡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现在又在经历一个新的时期，这里简单地称之为后帝国主义阶段。
一、列宁论述资本主义发展的局限性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从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和趋势等方面对垄断的原因、实质，以及对全世界的影响，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定义和特征，揭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列宁通过揭露它的剥削性、腐朽性和寄生性，得出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设想。他在分析帝国主义时，批判了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看成一种政策的思想，给出了帝国主义的经典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1]808在这里列宁把帝国主义看作了一个阶段而不是政策，这是正确的毋庸置疑的，但是同时也潜藏着看待这一历史时期带上某种程度的机械性的可能。因为既然是一个阶段，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也是必然到来的。它的运动和发展是完全按照历史规律运行的，这样看问题，历史的确定性就被提到了很高的高度而人的作用就会变得很渺小。
在整篇文章里，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解剖了帝国主义即垄断产生的根源和实质，“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1]740“垄断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1]752但是却过分地强调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和历史发展的确定性，而忽视了主体人的作用。他分析了垄断阶段各种新出现的现象“资本主义进到帝国主义阶段，就使生产走到最全面的社会化，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1]748列宁认为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无法解决的，因此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一天天腐烂下去，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在提到帝国制度时指出“是社会一切腐败事物的温床”。“工商业扩展到极大的规模；金融诈骗风行全世界；民众的贫困同的骄奢淫逸形成鲜明的对比。”[2]但是在这里列宁却把资本主义看成了一台机器，是完全按照历史的规律机械地运转着，他没有看到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群体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的国家正是资产阶级能动性的集合体，它与垄断的结合，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调整，使资本主义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其生产关系内，已不再是完全的私有化而出现了国有企业，国家开始介入经济进行调控，使生产的无组织性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领域内得到克服，这与生产的社会化是相适应的。列宁虽然提到资本主义有可能在这一阶段存在很长时期，“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1]844但他认为资本主义会腐烂，一天天衰败下去，而西欧在二战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美国在90年代的繁荣却说明，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着上升的空间，在这一阶段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仍然为时过早。
而同时代的考茨基却把帝国主义看成资本主义的一种政策，这一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这种观点同时也有值得借鉴的东西，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看成政策而不是阶段，这就使人们更能体会和重视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因为政策是有人制定的而且可以调整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因此考茨基比列宁更重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他从资产阶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出发，看到了垄断资产阶级把这种政策推广到全世界来压迫剥削全世界，谋求利润的最大化，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部分质变，由于相互的渗透以及利益的相关，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侵略性减弱了，变成了各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剥削世界的局面，即“由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的阶段。资本主义进入了超帝国主义阶段。从现在的发展看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演进，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和主导的全球规则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统治着世界。在这样一个体制下，形成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剥削和压迫第三世界国家的格局，同时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利益相互渗透，休戚相关，他们之间的向心力大于离心力，利益的争夺主要采取了和平手段，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被极大地降低了，虽然他们之间还没有完全地彼此联合停止争斗，但这种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仍然有其合理的地方。这一从侧面说明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存在着局限性。
二、资本主义新发展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挑战
如果说无论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还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都仍然属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仍然不容怀疑，那么说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却超越了垄断，过渡到后帝国主义阶段。这正是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最有力的挑战。
首先，从经济层面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资源在全球进行配置并且其流动性呈现出高速的状态，互联网的普及及其导致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全球各种资源需求与流动透明性大大提高了，这种条件下任何一个或少数几个集团想控制本行业的全部甚至大部分资源，都显得力不从心，比如说麦当劳、肯德基虽然在全球快餐业占有非常大的份额仍然无法控制原料达到垄断。另外，由于资本主义旧的殖民体系已经崩溃，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现了独立，原来的各殖民地国家意识苏醒，各大型的跨国公司要想稳定地占据这些国家市场，必然要与这些国家的民族企业，发生碰撞。这就加剧了大企业垄断市场难度。最后，现代化的大生产要求，各行业、各领域分工协作，协调配合，生产出的产品是社会化的产物，因此在价格的制定上就不能仅考虑本行业的情况，还要受到相关各行业的影响。所以，任何企业或集团都无法控制价格。
其次，在法律的层面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制定了反垄断法，来遏制垄断保护竞争，如美国1890年以来通过、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法规及其修正案统称为反托拉斯法，其核心的基本法规主要有三个《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4年克莱顿法》和《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再如英国1973年《公平交易法》，日本《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法》以及南斯拉夫《反限制竞争和垄断协议法》。这些法律的通过以及实行，使垄断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如在美国的BrownShoeCo.V.UnitedStates案，美国法院就运用反垄断法，判定本案中的合并可能从实质上进一步限制竞争，形成垄断。所以法院禁止被告持有或拥有合并另一方的股票或资产，要求被告解除或返回上述股票或资产给合并另一方。而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微软反垄断案，这是一场旷日持久而波及全球的大战。从1997年到2006年间，微软先后遭到了美国本土，欧盟、韩国、日本等国家地区的垄断指控。从中可以看出，抑制垄断，保护竞争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在政治上垄断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通过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来控制国家了；在经济上，垄断无法通过控制资源和价格来形成对本行业的控制，而垄断最重要的特征――进入障碍，也因为政府法律保护竞争的举措，而变得疲软无力。
在现代资本主义运行中，竞争重新占据了各国经济运作的高地，而且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对垄断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这与垄断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有了质的区别，因此，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超越了帝国主义的阶段，而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这个阶段仍然是脱胎于帝国主义，它仍然带有帝国主义的影子，而且资本主义各国反垄断法的特点是反对造成垄断的不公平竞争行为，而不反对现有的垄断企业，也就是说，一个行业中垄断企业的存在本身并不违法，只有当垄断企业利用垄断地位不公平的竞争时才算违法，一切以企业行为是否违背公平竞争为判断依据。反垄断法保护的是竞争机制，而不是竞争者。反垄断的唯一目标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它保护的是效率，而不是公平。因此这个新阶段虽然超越帝国主义阶段，同时又允许垄断企业的存在，而且继承了垄断的本性，通过制定不合理的秩序规则，垄断的剥削和压迫第三世界国家。因此我们称这个新阶段为后帝国主义阶段。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距今已有近一百年的时间，它曾经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一代人，指明了方向，揭示了广大人民奋斗的目标，是我们宝贵的财富。然而一百年的风云变幻，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只有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列宁的理论，才能使列宁主义不断地迸发成璀璨的光芒。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资本主义篇8
关键词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斗争
20世纪，社会主义在国际和各国国内政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社会主义实践从诞生之时起就与资本主义处在斗争与共处并存的状态中。本文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国家之间的斗争以及在国家内部的斗争两个方面对20世纪这两种重要的意识形态的相互较量进行一番梳理。从国家间来说，二者的斗争主要体现在国际关系的复杂变化；从国家内部来说，则常常是少数派反对执政党，对国家政策提出批评。
一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国家间的斗争
根据社会主义的发展，笔者将20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分为一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这段时间是社会主义国家初建，资本主义力图对其进行围剿，将其扼杀在摇篮里的时期。20世纪初，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发展，很多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并且当时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组织——第二国际。特别是在一战的炮火中，鸣响了十月革命的交响曲，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成立，社会主义理想变成了现实。但是苏俄的成立及其随后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的举动引起了协约国集团的恐慌和仇恨，他们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动了攻击。他们策动和支持苏俄国内的反革命叛乱，甚至直接出兵干涉苏维埃俄国。“1919年初，外国干涉军增加到28万。1919年春到1920年两年时间内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武装干涉。”[1]从外国武装干涉失败一直到20年代，苏俄都处于政治、外交、经济上被西方孤立的状态。直到1924年，苏联才陆续获得除美国以外的各资本主义大国的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基本是欧洲的现象，在其它地区发展缓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冲突主要表现在直接的武力对抗，直到20年代在法西斯威胁逐步升级的状况下才暂缓下来。
第二阶段，20年代到1945年。虽然这段时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存在斗争，例如英法美对法西斯实行绥靖政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希望祸水东引，不过，面对德意日法西斯的威胁迫近以及世界大战的实际开展，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大国暂时搁置分歧，共同抵抗法西斯。这段时期二者之间以和平共处为特征。
第三阶段，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段时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高峰，具体表现为美苏争霸。二战对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巨大打击，许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被削弱甚至摧毁，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质疑甚至绝望的情绪，与之相反，社会主义突破了一洲的限制，在世界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大大发展起来，社会主义体系具有了和资本主义体系一较高下的能力。而没有了法西斯主义这个最主要矛盾的威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明显暴露出来，以至于战争一结束，二者就重新开始了对立的态势，并且愈演愈烈，直至其中的一方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似乎败下阵来。
1945年到50年代中期，是美苏争霸的酝酿期。首先在波兰问题上，以及苏联和伊朗、土耳其的争端问题上，社会主义苏联和资本主义大国都发生很大冲突，相互诋毁，并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富尔敦演说。这成为美国发动“冷战”的信号。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反共咨文，宣称世界已划分为“自由制度”和“极权政体”两个阵营，声称美国有领导“自由世界”的使命，而把苏联和东欧国家与纳粹德国的“极权政体”相提并论，宣称要遏制苏联。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是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第一次重大调整，标志着美、苏战时联盟的正式破裂。
在欧洲地区，美苏之间开始了冷战。经济上，美国出台了马歇尔计划来帮助恢复西欧经济，壮大资本主义力量。二战后，欧洲国家出现左倾化倾向。“法国共产党在选举中获得了1/4选票并加入了联合政府，意大利共产党也获得了1/3的选票。”迅速恢复欧洲国家经济，遏制社会主义继续西进变得极为迫切。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1948年对外援助法》，对欧洲十五个国家和土耳其提供援助，马歇尔计划正式实施。截止到1952年，“美国共拨款131.5亿美元，受益方除上述十六国外，还有德国西占区、中国国民党政府、国际难民组织和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马歇尔计划促进了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恢复，帮助其巩固了政权，促进了社会的稳定。由于美国的公开干涉，本来可以在选举中获胜的意共、法共在大选中失势。
政治上，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峙，形成了第一次柏林危机，德国分裂。1948年2月，法国在德领区同美、英双占区合并，形成资本主义三国共同占领的“西占区”与社会主义苏联的“东占区”对峙。此外，美、英等国宣布在西德实行单独的币制改革。对于这一系列敌对活动，苏联作出反应，全面切断对西方国家进入柏林的水陆交通，只留3条空中走廊，“柏林封锁”形成了战后东西方关系中的第一次“冷战高潮”。1949年9月20日，美、英、法占领下的西占区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0月7日，在苏占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正式分裂。
在军事上，形成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组织相对立的局面。 1949年4月，美、英、法等12国正式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后来又把联邦德国囊括进来。1955年5月，苏、阿、匈、保、民主德国、波、罗、捷八国在华沙举行会议，缔结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样，在欧洲正式形成从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集团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阵营对峙局面，这标志着美、苏冷战加剧，标志着战后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级世界的出现。
在亚洲地区，美国采取攻势，在其支持下，朝鲜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冲突愈演愈烈。二战末期，美、苏两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划分了朝鲜。1948年8月和9月，南北朝鲜分别成立了独立的国家。1950年，南北朝鲜间爆发战争。美国立即进行干预，率领联合国军援助南朝鲜，把战火烧到中超边境。社会主义中国派遣志愿军参战，收复了平壤等失地，把战线拉回到38度线，挫败了美国的攻势。1951年7月双方停战。
50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是美苏处于全面冷战状态，相互较量争夺世界霸权的时期。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美苏关系时紧时松，既有缓和又有紧张。二者关系紧张的事例突出地有1960年的U-2飞机事件、1961年“柏林墙”的修筑以及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这一时期，虽然美苏关系时时面临危机，但双方都有所克制，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的美苏争霸，是苏联处于攻势，美国转攻为守的时期。这一时期，美国进行战略收缩。1969年7月25日，理查德尼克松发表谈话。他说：“在我们同所有亚洲友邦的关系方面，现在是着重强调下列两点的时候了：第一，我们将恪守我们的条约义务……；第二，在国内安全问题上，在军事方位问题上，除非存在某个核大国的威胁，美国将鼓励并有权期望逐渐由亚洲国家自身来处理，逐渐由亚洲国家自身来负责。”这一谈话被称为“尼克松主义”。根据尼克松主义，美国把过去的扩张战略转变为收缩战略，从攻势转为守势。在外交上采取了一下行动。其一，从1969年下半年起，美军逐步撤出南越，结束越南战争。其二，利用中苏矛盾，借重中国，抗衡苏联，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改善对华关系。其三，调整与西欧日本的关系，缓和彼此的矛盾，维护美国利益，共同对付苏联。其四，缓和同苏联关系。1972年5月，尼克松访问莫斯科，签署了《苏美联合公报》9个文件。在美国转为守势的同时，苏联加紧对外扩张。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苏联转变了对外战略：“以‘和平’、‘缓和’为手段；以军事实力为支柱，以美国为对手；以欧洲为重点，亚太、中东、波斯湾地区为重要战略地区，建立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弧形线；以打核战为基点，打胜为目标，力图在各方面取得对美国的优势。”在此外交战略指导下，苏联直接出兵侵占阿富汗，积极插手中东战争，直接威胁海湾地区和印度洋地区。到八十年代，美国制定新遏制战略，重新对苏采取强硬态度。面对苏联的全球战略，美国的卡特政府提出了“新遏制战略”，开始由防御性战略向进攻性战略过渡。特别是，1983年3月，里根发表了“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的演说。加强核战略和核军备部署，与苏联开展新一轮以高技术为核心的军备竞赛。与此相反，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与美国的较量中开始感到力不从心，放弃了与美国的军备竞赛，转为裁剪军备。同时，从对外扩张转向全面收缩，从阿富汗撤军，同中国改善关系，放弃了70年代扩张所获得势力范围，放松了对东欧等地区的控制，并最终退出这些地区。
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巨变，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冷战结束。东欧巨变最先在波兰出现，后来扩展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这个事件以苏联解体告终
第四阶段，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至现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势力大大削弱，“到1997年3月，社会主义阵营（即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成员寥寥无几：中国、古巴、老挝、北朝鲜和越南”。不过，除了欧洲地区的变化以外，上述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世界其它地区的社会主义依旧顽强发展。
二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一国内的较量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较量不仅仅体现在国际关系上，在一个国家之内，不管这个国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对立的意识形态，不时地对其政权提出挑战。鉴于国家众多，本文仅选择最有代表性的苏联和美国加以讨论。苏联是社会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但却经常处于意识形态的混乱和不安当中，最终以解体告终；美国是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也是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历史比较久远的国家，国内始终存在左派力量，但是资本主义体制却很好地化解了这种潜在的危险，并吸收了社会主义意识的长处，使得资本主义体制更为完善。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俄国的斗争导致了苏联俄国的成立。在一战的阴影下，在帝国主义的最薄弱的一环，沙皇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统治俄国达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垮台了。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一个是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另一个是工兵代表苏维埃。但是这两种政权在一个国家共存的局面只是一种不稳定状态，是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在此种情况下，列宁发表《四月提纲》，指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要“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并带领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准备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力图夺取全部政权。但是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却得到了这一消息，公开使用暴力镇压工人、士兵的示威活动。一时间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不复存在，政权全部转到资产阶级手中。直到1917年11月，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党才掌握政权，革命从首都向全国扩展开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冲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束缚，首次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峙在苏联俄国已经结束，事实上，苏俄一直笼罩在资本主义反攻的阴影和恐慌中。事实上，在之后的三年中，白军一直组织军队进行叛乱，直到1922年方才最终被消灭。这种资本主义恐慌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浸润了布尔什维克的整个灵魂，在危机意识下，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严酷的党内斗争以及大规模的清洗运动。虽然这场运动被扩大化了，我们对一大批被“清洗”掉的知识精英也抱有惋惜沉痛的心情，不过也略微可以体会到在当时政治氛围下，党的领导人的恐慌心情。到1991年12月2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持续了69年的苏联画上了句号。苏联解体有很多原因，其中也有意识形态的原因。戈尔巴乔夫认为“在我执政的时期，体制也还是足够稳固的。”2007年俄罗斯新版历史教师参考书就此指出：当时的苏联体制百分之百地可以抵御外来危险：核武器排除了攻击苏联的可能性，任何军备竞赛方面的落后，并不能改变这条原则；而且，在避免自下而上的革命方面，也是有保障的……没有外部入侵，也没有自下而上的革命，那么，不论是相对于西方的科技落后，还是由经济缺乏效力引起的经济困难，本身都不能导致体制更迭。但是原本应该稳固的政体，却在似乎一瞬间解体了。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苏联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体制的不自信。面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自己过去信仰的世界革命的理想不仅仅遥遥无期，而且相对于资本主义体制的完善，年幼的社会主义体制却似乎问题重重。因此，早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共党内就有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一些反共反社会主义政治势力要求全面“非斯大林化”，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主张意识形态自由化和多样化，污蔑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极权主义”和“军营社会主义”，攻击苏共是“专制”、“独裁”、“扼杀人性”，主张以西方为榜样，实行议会制、多党制，实行公开化和民主化，把苏联社会改造成“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上台进行了改革，却没想到在这种意识形态混乱的状态下，竟然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送上了断头台。
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很早以前就有社会主义势力在其体制内衍生。在20世纪，美国社会主义共经历了三次潮起潮落。第一次蓬勃发展是从世纪初到1919年，由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劳资冲突加剧，美国社会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美国共产党等组织发展起来。到20年代，美国社会主义发展处于低潮期。美国社会主义第二次大发展是从1930年到1940年。在30年代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念也开始发生动摇，与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的苏联计划经济未受到波及，这也促使人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某些方法或许是挽救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条可行之路。不过到40年代，美国社会主义又开始走下坡路，特别是战后的十几年，其发展最为艰难。比如麦卡锡主义泛滥，大肆迫害左派进步人士。第三次高潮是在六十年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各种思想意识混乱杂呈，其中新左派迅速兴起，与民权运动相结合，进行地如火如荼，社会主义在美国复兴。但是，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社会主义有一次跌入谷底。总之，在整个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始终存在，但显然在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中处于劣势，它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问题，略显疲软之时，稍稍繁盛，但一旦资本主义体制调整到正常运行状态，又社会主义运动又低落下去。不仅如此，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反而促使资本主义体制认识到自己发展的不足，并取长补短地吸取了社会主义思想和体制的一些长处，是自己更完善，统治基础更扩大化，这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正如贝尔所说的：在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根源在于它不能解决道德的和政治的困境：社会主义运动所提出的目标，整个地否认资本主义，不能把它同此时此地，平等交换的政治世界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总之，它为一种它存在在这个世界，却又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不愉快的问题所困扰，注定只能在资本主义国家体制内处于附属地位。
三 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
在一国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不同的、敌对的意识形态，为了争夺国家领导权，谋求自己所代表的那部分人们的利益，始终处于不断的斗争当中。而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政治思想和制度实践，各有其优劣之处，单单任何一种都不是完美的，是一对相互斗争互补的矛盾体。对于一个国家整体来说，不论这个国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都可以适度地吸收一些其对立思想的长处，使自己的政治制度更完善。因为一个国家必须照顾到构成这个国家整体的所有人而非仅仅构成其统治基础的那部分阶级的利益，这样反对的声音才能减少，国家才能稳固。所以，社会主义的某些成份和资本主义的某些成份在一定限度内是可以兼容的。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促进国家发展上的某些互补性，才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我认为这种发展似乎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认识，即：选择某种意识形态并不是绝然的，而只是促进国家发展，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最为有效的途经，既然其并非根本性的，那就有改造完善的可能性。但是，也必须认识到，尽管改革某种体制是可能的，但如果将其全面摧毁，重建另外一种政治体制的话，代价是很高的。正如苏联的实践所证明的那样，虽然苏联国力强盛，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第一强国，甚至可以与美国相抗衡。但是其解体后，继承了其大部分遗产的俄国却大为削弱，远远落在了美国的后面。因此，就算不仅仅是维持本国的意识形态，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要尽量避免这种根本性的变动，这就要求在偷偷地吸取对立意识形态的长处时，（不论是实际上，还是表面上）都要对其采取坚决地对立态度。因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和相互斗争在极为长地一段时间内，都会持续下去。
从国际关系方面看，在二十世纪前半段，特别是二战后的一二十年内，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这主要是因为这段时期是社会主义初兴并大发展的时期，面对这种突然兴起并势头强劲、似乎未来潜力无限的对手，资本主义世界难免危机感十足，忧心忡忡，因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团体，共同对抗社会主义世界。而社会主义国家相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还是显得力量弱小，为了不被资本主义世界所吞噬，更时时提防，历数资本主义的种种罪行，强调自己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区别，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身认同。但是这种精神紧绷的状态也不能长时间维持，到了七八十年代，也就疲软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斗争又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变为了争夺世界霸权这种实际利益的争夺。1956年赫鲁晓夫的报告使得苏式社会主义理想破灭，资本主义世界大大松了一口气。“冷战的消逝、福利国家的逐渐增大，与越战相联系的政治上的重新评价，最后还有欧洲共产主义，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美国改变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在西欧，没有人抵制社会主义。没有道德上的反对。社会主义和民主制度一样，变成了一种陈腐的东西。”政治形态成为一种便利的标签，把不同的国家分成不同的集团，例如社会主义集团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而资本主义集团以美国为首。这时，美苏两国间的斗争与其说是不同意识形态间的斗争，不如说是实际利益的斗争，他们争夺世界霸权，其侵犯他国的行为，并非是为了扩展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