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范文

资本主义范文第1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不新鲜，每次危机都会有反思。但这次危机有一个最大的不同，这是一场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中，美国、欧洲、日本、印度等等，没有一个大的经济体可以独善其身。

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逻辑是资本的无限累积，这意味着，资本追求增殖的冲动是盲目的、无止境的、以增长为导向的，而增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需求，而是进一步的增长。这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持续扩张，如果对经济危机无所作为，则市场不但有可能无法克服危机，而且可能走入危机不断扩大的恶性循环。如果采取干预措施，则在一个时间段内，市场能够走出危机、恢复平衡，然而，如果把各个时间段连成一部历史看，那么任何干预措施都不过是转换了危机形式或者转变了危机的空间或者推迟了危机的爆发时间。

之前的数次经济危机，通过向其它领域或者国家转移剩余资本，就可以得到缓解，或者通过金融手段，创造更多的期货市场，用未来的时间换取容纳资本的空间，也可以消除危机。而这次，似乎空间和时间的手段都已经不再有施展余地。所有推迟的问题，都会有集中爆发的一天。

就释放个人的潜力而言，没有一种制度能与市场经济媲美。正如哈耶克所言，市场是最佳的发现机制。但资本主义解放了人的欲望和生产力，却没有给出一个很好的方向，没有限制。追逐资本的过程，创造了无数金融衍生方式，于是虚拟经济掩盖了实体经济，现代社会成了一个高度复杂、充满风险的社会。

资本主义范文第2篇

从公元初开始，以《圣经》、保罗等使徒、圣奥古斯丁、圣托马斯·阿奎那等的思想为主体，基督教的思想体系一直保持着一种连贯性；这种思想体系从罗马帝国后期以来，一直是欧洲人民信仰和遵从的思想观念。但到了中世纪末期，也就是16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以路德和加尔文的思想为代表的新教，对传统的基督教做了重大改革，而且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上获得了相当多人的支持、赞同和接受。在本文中，我们将分析新教的教义，以及她与当时欧洲社会现实的关；并说明在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观点，是对韦伯原意的一种误读。

一、因信称义的新教思想及其社会含义

一直以来，罗马教会都是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罗马教会从来认为：只有自己才拥有解释《圣经》的权利。但以路德为代表的新教宣称：这个权利并不专属于罗马教会，它属于每一个基督徒。基督徒最重视的问题是“如何得到拯救？”对此，路德的回答是：因信称义。也就是说，人通过诚心诚意的对上帝的信仰，和上帝的“义”发生了联系，就可以摆脱自己的罪。一个基督徒，凡已为自己的罪诚心感到内疚的，他的的罪已得到完全的赦免。他认为：信仰就是毫不犹豫地接受和拥有福音。全体基督徒都是教士，都有资格站在上帝面前，为自己和别人祈祷，并在宗教的事情上互相开导。在这个问题上，加尔文和路德是完全一致的。

可是这样一来，罗马教会乃至大大小小的教士，还有什么存在价值呢？按照路德的观点，他们确实没多少存在必要。新教运动就是要拒不承认罗马教会的权威——不论是通过教皇还是宗教会议表现出来，新教认为《圣经》中神的启示才是唯一最高权威。新教反对教会凭它手中握有天国的钥匙，自封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基督教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我怎么知道圣经中的话是上帝所授意的呢？对此，传统基督教的精神领袖奥古斯丁说：“如果不是公教权威推动我相信福音，我是不会相信的。”1而路德则以内在的体验来作证：“上帝必然在你心中说：这是上帝的话。”2所以，只有“圣灵在内心的见证”才是圣经乃至神的启示的唯一最终证明。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有他个人的圣经，那“临到他心中”的圣经。

另外，新教还对基督教义以及基督教会的很多传统做法作出了革新。多纳德·卡根在《西方文明的遗产》中指出：“宗教改革运动消除或者严格限制了下列传统做法：强制性绝食，密室忏悔，圣物崇拜，圣殿朝拜，守夜，对死者每周、每月、每年进行的祭奠，相信炼狱，拉丁式的崇拜仪式，各式各样的宗教仪式和节日，每天必须的祷告时间，教士必须单身，教士在税收和司法上的豁免权，对教士进行的传统神学教育，关于开除教籍的一系列规定，等等。”3新教还提高了女性的地位。传统基督教认为女性的本质是的，所以中世纪充斥了大量歧视女性的文献。新教则认为女性在家庭、在工作中都是男性平等的伙伴。路德说：“设想一下没有女性的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家庭、城市、经济活动、政府都将不复存在。”4由于新教的这种主张，早在16世纪20年代，新教城市里的女性就获得了离婚的自由；而为了使女性免受过度的辛劳，避孕和节制生育也成为新教流行的社会中受到尊重的做法。新教还有一些重要的思想，比如“预定论”，比如给予节俭和勤劳、乃至做生意、盈利等商业行为以道德肯定。这些都是和传统基督教相悖的。

当然，新教的思想绝没有彻底和基督教决裂，它仍然遵循基督教的根本立场。路德从来没有怀疑三位一体和基督是神这两条教义。他反复强调：他与真正的基督教会是一致的。他坚信：“谁想得救，保持正统信仰是首要的，人若不能全面地、纯正地保持这信仰，他无疑就将永远毁灭。”5我们知道，基督教从来就是教导被压迫压榨的百姓们要服从现存秩序，在这个问题上，它和罗马帝国以及中世纪的国王、贵族们，立场是一致的——虽然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对立，这就像中世纪的国王和贵族虽然矛盾重重，但在压迫压榨百姓上，利益则是一致的一样。路德继承了基督教的这一传统。他曾在《论基督徒的自由》一文中写道：“基督徒是所有生物中最自由者，不会服从于任何人。”6但在德意志闵采尔农民起义的时候，他立刻变脸，他说：“即使有的统治者不正义或者邪恶，也不证明反抗就是正当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惩罚邪恶的权利，世俗中的邪恶只能由佩剑的世俗统治者来惩罚。……上帝和世俗的正义、物质财富的分配无关。”7接着，他写了《杀人行劫的农民暴徒》的小册子，呼吁：“任何人都要服从上面的权利。”他号召人人起来把这些反叛的农民斩尽杀绝：“在暗地里或者公开场合揍打、绞死或者刺死他们，让他们记得没有任何东西比反叛者更有毒、更有害和更加像魔鬼。”8

所以，新教的思想与中世纪传统基督教思想的共同点，较之与近代思想家的共同点要多得多。他们提出的问题、采取的方法，基本上都是中世纪的，不是近代的。第一，和传统基督教一样，新教也是同意文化必须统一在基督教的感召和调节下这个观念，新教从未设想过存在一种世俗文化，在那里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第二，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上，新教也是从未设想过政教分离。第三，新教也是认为：人们必须具有统一的教理和教规，决不允许今天我们所习惯的心灵自由。所以在新教统治的地区，同样对被自己认为的异端进行镇压：异见份子在加尔文控制的日内瓦被烧死，这被日内瓦人看作罪有应得；美国的清教殖民地为了保持信仰的统一，鞭打贵格派和浸礼派教徒，然后把他们驱逐出境；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他设想和憧憬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没有人会为信仰的不同而遭受苦难和惩罚，但他在清教的英国被处斩首，因为他不承认英国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9

上述新教与传统基督教的这些共同点，与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同样有很多相通之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假设说：在一个农业文明的社会——比如罗马帝国和西方中世纪，比如中国古代，人们之间只能依靠涂尔干所说的“机械团结”的方式团结和组织起来10；那么，官方为了社会的统一、团结和安定、长治久安，就必须创造或者抓住某种思想体系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比如罗马帝国的国教、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或者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然后，官方就要用自己的政治力量，保证政教合一（在对百姓进行现实和思想上的统治方面），保证用这一思想体系进行文化统一、思想统一、信仰统一。不仅是欧洲和中国的农业文明是这样，在古代阿拉伯和古代印度，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具有同样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功能。

要理解新教思想为何在当时的欧洲获得广泛欢迎，我们就必须了解当时的欧洲现实。第一，这一运动是对天主教教会对社会财富巧取豪夺的一场反叛。当时的教皇和主教们过着王侯般的豪华生活，低级教士则常常开设旅馆、和进行其他的营业；而在出售教职上更是弊端重重，教职总是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据估计，教皇利奥十世出售了两千多个教职；教会普遍用自己把持的宗教权利为自己谋利，教士们为他们执行的宗教仪式收取昂贵费用，而且还进行宗教特许，即只要交钱就可以免受教会法律的束缚，比如只要交一个金币，嫡亲中表之间就可以通婚。直接导致新教改革的则是教会出售赦罪券，教会声称：购买了赦罪券后，购买者在现世和死后的罪过都可得到赦免。路德对此义愤填膺，他说：“教皇今天比最富有的克拉苏家族更富有，为什么他不自己掏钱来盖圣彼得教堂，而要向穷苦的信徒伸手呢？”11

第二，这一运动符合当时的民族国家兴起的需要。民族国家兴起这一政治态势的发展，必然要求、而且能够把教皇看作是一个“外人”，不想让这个“外人”再来干涉自己的事务。新兴起的专制主义的国王们要求自己在国内的绝对权威，而且，他们希望不再让教皇在自己的领土上征税，希望自己能对教会财产征税，甚至攫取教会的财产。所以他们倾向于支持路德的思想。

第三，新教改革去除了很多传统基督教中愚昧、形式主义的成分，使其能适应文明程度已有提高的欧洲人的需要。

罗马教会不同意新教的观点。面对新教的挑战，他们在16世纪中叶召开宗教会议，坚持认为教会拥有在解释圣经上的决定权。以后虽然又不断经历各种挑战：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的天文学，培根的经验论，英国的自然神论，法国的自然主义，公开的无神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宗教的客观的社会学研究，等等，但罗马教会并没有动摇和妥协。在1864年教皇颁布的《提要》中，列举了80种邪说，包括：泛神论、自然主义、唯理主义、信仰淡漠主义、放任主义、共产主义、自由教士会、政教分离说、现代自由主义邪说、关于基督教伦理道德的邪说、关于教皇世俗权利的邪说，等等。并宣称：教皇乃最高权威，是永远不会错误的。从罗马帝国后期到中世纪的中期，传统基督教在欧洲占有绝对优势，反对者寥寥无几，所以不需要建立宗教裁判所；可到了中世纪末期，异端份子到处出现，罗马教会就建立了宗教裁判所，用火刑的方式来维持思想的统一。

较量的结果是：新教以其摆脱罗马教会思想桎梏的精神，以其对罗马教会盘剥腐化的反抗，以其对民族国家兴起的迎合，在欧洲获得很大成功：法国、苏格兰、瑞士、尼德兰以加尔文思想为国教；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则以路德的思想为国教，英国的国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混合体，但大体上可以归到路德的思想体系中；由罗马教会所坚持的传统基督教只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几个国家仍占统治地位。

16世纪既是宗教改革的世纪，又是战乱和暴动层出不穷的世纪。在宗教改革的旗帜之下，涌动着的是各种利益的争斗：各国国王和罗马教会的斗争，各国国王和国内贵族的斗争，农业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斗争，被压迫压榨的农民、工人和权势者的斗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斗争中，新教人士和传统基督教人士一样的残忍凶暴，决不心慈手软。直到17世纪，战乱和暴动才渐渐平息下来，互相对抗的各种社会势力才取得一个相对的妥协和平衡。

虽然路德和加尔文本人都主张统一思想，但宗教改革却使得欧洲在事实上向着宗教宽容迈出了一大步。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罗马教皇站在一边，对抗信仰路德教的诸侯，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最后达成妥协：“在谁的领地，信奉谁的宗教。”在法国，信仰加尔文教的胡格诺教派——他们中间包括商业和金融业中最能干的一批人，和信仰传统基督教的人爆发内战，最后法国国王颁布敕令，保障新教徒的信仰自由。在今天的西方，自由已成为普遍共识，但我们应该知道，欧洲人民的这一共识，是通过血与火的历程换来的，就像今天美国和南非的种族平等，同样是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人们尊重自己的利益、信仰当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可是要自觉地尊重他人的利益和信仰，却是一件再困难不过的事。

如果说在中世纪欧洲，对基督教的统一信仰是维系欧洲人民团结的一根纽带，到了宗教改革之后，这根纽带似乎断裂了。约翰·麦克说：“路德教、加尔文教以及其他新教教派的兴起，各个新教对罗马教皇的敌视，导致了作为一个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的欧洲的破裂。”12在这根纽带断裂之初，欧洲人民是不适应的，这也是当时的欧洲宗教战争不断的一个原因。后来欧洲人慢慢接受了各种信仰的人和平共处的现实，他们开始学会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这就是涂尔干所说的，人们由机械团结过渡到有机团结。

这一点在商业发达的荷兰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当时的欧洲人还未接受宗教宽容理念的时候，荷兰人已经在17世纪实行了宗教宽容。荷兰欢迎任何信仰的人来荷兰，这在那个将统一信仰等同于爱国主义的时代，是异乎寻常的。虽然荷兰的大部分人信奉加尔文教，他们却选出一位信奉正宗罗马天主教的人做总督。结果，荷兰的工商业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荷兰的银行吸引着来自欧洲各地的客户，而不同民族和信仰的商人则云集阿姆斯特丹。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荷兰建立，是毫不奇怪的。

下面我们将分析传统基督教和新教与欧洲工商业发展的关系，说明在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观点，是对韦伯原意的一种误读。

二、传统基督教对工商业发展的态度和立场

不论是古代中国还是中世纪的欧洲，工商业都是在农业文明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那时，在社会上占控制地位的道德是农业文明的道德；农业文明道德的奉行者们，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对于人们利用经济方式明目张胆地追求财产、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对于各种“专属于工商业的社会规范”，有一种发自本能的反感乃至敌视。

中国的儒家有句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董仲舒则说：“明明求仁义，君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像李嘉诚、刘永行这样的富商，要是早生500年，都是被人看不起的“小人”，就像70年代末中国人看待第一批个体户一样。《大学》里

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去追逐财富的话，人民之间的团结就没有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所以，那时提倡的是这样的行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董仲舒语）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农业是“本”，商业是“末”，历代王朝的一个基本国策是“重本轻末”。中国古代有四个传统的阶层，按社会地位的顺序排列为：士、农、工、商。商人们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从来没有获得过较高的社会地位，连他们想炫耀一下自己财富的要求都要加以限制，钱穆说：“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2

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道德的集中体现，那么基督教就是欧洲农业社会道德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对商业的反感主要是通过儒家表现出来，而在欧洲中世纪，对商业的反感则主要是通过基督教表现出来。

圣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外来的客商会使任何人民的道德受到腐化的影响。如果市民专心于做生意，他们有作出许多恶事的机会。因为当商人想要增加他们的财富的时候，其他的人也会充满着贪婪心理。商人……离开手工劳动，享受舒适生活，因而身体软弱，心灵委靡，为了这个原因，一个国家对它的商业活动，应加以限制。”3

阿士力在《经济史导论》中说：“《福音》……一次又一次地警告人们要防止追求财富，因为那将使他们抛弃对上帝的服务并将使良好的种籽枯死。……基督神父由于有着这类教训，对异教世界的自私自利行为，曾起着一种有益的反感，那引导他们整个地谴责了追求财富。那还引导他们更向前进——乃至否认一个人有权以自己的东西来做他所愿做的事，甚至奢侈地享用他自己所有的财产。……然而，如果说一个人的力求致富行为是有罪孽的，那么难道贸易本身可以有正当的理由来辩护吗？这一问题，在中世纪时代，使许多人在良心上感到困惑。……无论如何，贸易对灵魂来说，是有危险的。”4

亨利·皮朗论述道：“商业复兴在各地引起道德矛盾。在整个中世纪，这种道德矛盾从未消失。教会自始至终认为商业利润是得救的障碍。与农业文明完全相适应的教会的禁欲观念，促使教会永远怀疑社会变革。……教会对利息的禁止，对以后几世纪的经济生活影响极大。它阻止商人去心安理得地发财致富，并且使商业经营与宗教教规不能调和。”5他认为：“市民阶级的需要同西欧的传统组织是这样的不相称，以至立即引起了猛烈的反对。他们与当时的社会利益及思想针锋相对。当时的社会，物质上由大土地所有者所控制，精神上由对商业极端仇视的教会所控制。……因既存秩序而得到好处的人，照例是要顽强地保卫既存秩序的，这不仅由于他们要保障自己的利益，同时也由于他们认为既存秩序对保障社会安全是不可少的。”6

很多人在比较东西方文化时，侧重于它俩的不同，比如儒家和基督教就有很大的不同。我也认为两者有很大不同。第一，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她有着作为宗教的本质特征。伊恩·罗伯逊认为：“宗教是社会共同持有的一套信仰和惯例，它引导人们相信存在着某种神圣的超自然的王国。”7儒家则不提倡什么超自然的王国。第二，作为一种杰出的宗教，基督教具有强烈的打动人心的力量，她给人以安慰、尊严感、希望。儒家在这方面就比较弱，它侧重的是论述现存秩序的神圣性，而中国人心灵上和情感上的需要，则更多地是到道家和佛教那里去寻找。

但我们也应看到基督教和儒家学说的相似性。同样作为农业文明社会中占控制地位的社会意识，它俩所提倡、主张、支持的，都是农业社会的道德规范。

冯友兰论述道：

“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只有以农业为生。……在农业国，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农只有靠土地为生，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作为士的地主也是如此。……这就是说，由于经济的原因，一家几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这样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它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组织得最好的制度之一。儒家学说的大部分是论证这种制度合理，或者是这种社会制度的理论说明。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君臣关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可以按照兄弟关系来理解。……

经济条件打下了家族制度的基础，儒家学说说明了它的伦理意义。由于这种社会制度是一定的经济条件的产物，而这些条件又是其地理环境的产物，所以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种制度及其理论说明，都是很自然的。因此，儒家学说自然而然成为正统哲学，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现代欧美的工业化侵入，改变了中国生活的经济基础为止。”8而作为欧洲中世纪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权威，亨利·皮朗对自己的领域自然十分熟悉；但他对基督教的论述，却有很多地方，可以和上述冯友兰对儒家的论述相比照：“（在中世纪，）教会居于显赫而重要的地位，并且掌握着经济上与道德上的支配权，教会拥有的无数大地产，其范围超过了贵族，正如在知识方面，教会也超过了贵族一样。……

教会的世界观非常适合当时以土地为社会秩序唯一基础的经济情况。土地是上帝赐给世人，使之能够在人间生活而期望永恒得救的。劳动的目的不是增加财富而是保持一个出生时的地位，直到从尘世转入永生。僧侣的修行是整个社会所憧憬的理想。追求财富必

然陷入贪婪的罪恶。……

放款取息是令人憎恶的事。从最早的时候起，就禁止教士放款取息。从九世纪起，教会也禁止了俗人放款取息。再者，一般的交易与货币交易一样，也是不名誉的。一般的交易对灵魂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交易将使灵魂不再考虑自己的最后结局。经商之人很难、可以说不可能取悦上帝。

不难看出这些原则与事实是多么的协调，教会的理想是多么与现实相适应。它为教会首先得到好处的那种情况提供了辩解。在这些世纪里，当每一个庄园都是自给自足的，而且经常构成一个自己的小天地的时候，还有什么比谴责高利贷、贸易、为利润而追逐利润更为自然呢？……

当然，理论与实际的距离很大，寺院本身也经常违反教会的禁令。但是，尽管如此，宗教精神对世界起到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以至人们经历了几个世纪才逐渐习惯了日后经济复兴所需要的新惯例，才习惯于把商业利润、资本运用、放款取息看成为合法的。”9

因此，基督教所奉为神圣的观念，和城市工商业者的行为有着天然的冲突，这一点成为16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主要导火索。

三、新教对工商业经营盈利活动的道德肯定

新教——准确地说，是加尔文教——的另一个最重要的观点，是它对工商业经营盈利活动的道德上的肯定。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和传统基督教有着很大的不同，并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了直接的关系。

相比传统基督教，加尔文教突出强调了一个新的观点，那就是对工作的看法，也就是它的“天职”观。传统基督教是反对营利性工作的，贬斥人们经营以获得财富的意图及活动。现在加尔文教宣称：上帝允准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中所处地位所赋予他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他主张人们必须把劳动视为人生的目的，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以履行自己的世俗责任。因此，新教“具有把人们获得财富的要求从传统伦理中解放出来的心理功用。新教不仅把人们获得财富的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直接视作上帝的旨意。”（韦伯语）13人们有责任赚钱，因为这是在为上帝增加荣耀。同时，加尔文教给予勤劳、节俭、守诺、诚信等给予了积极的道德肯定。

当然，另一方面，加尔文教仍然全盘保留了传统基督教中上帝、拯救的观念。它同样认为唯一的价值属于上帝，人是上帝的工具，人必须按上帝的旨意行为才能得到拯救，从而死后进入天国。韦伯说：“对于它们（加尔文教），我们不能认为其教义说：对现世福祉的追求本身就是目的。这种教义在任何宗教改革家看来都不是重点，而灵魂的拯救才是他们的生活及工作的中心内容。”14因此，在加尔文教中现世的福祉仍然是被贬斥的。

新教仍然主张克制人的享乐欲望（虽然程度上较传统基督教为轻）。“对肉体诱惑的抵抗……并非是要反对理性地获得财富，而是反对非理性地使用财富。”15

“人只是财富的受托者，这些财富是经由上帝的荣耀才被给予人。他必须——就象道德寓言中的仆人一样——向上帝说明他的每一分钱是怎么花的，如果他出于自身的享乐而不是服务于上帝的荣耀化掉了任何一点钱，那将至少是危险的。……人对于自己占有的财富，有着向上帝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感在他的生活中是一种很大的负担，在这方面，他服务于上帝就像一个温顺的服务员甚至是上帝的赚钱机器。他占有财富越多，他的责任就越大。这种责任一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不能使财富减少，二是要用不懈的努力来增加财富。”16因此，“新教徒厌恶剧院，不仅不容忍而且绝对排斥色情和，……闲谈、奢侈品、虚荣的装饰，都被定义为没有客观目的的非理性态度，不是为上帝的荣耀服务的。新教的这种禁欲主义态度尤其表现在个人的打扮和时尚服装上，……新教摒弃所有对感官享乐的崇拜。”17“自发的无节制的冲动的表达是值得怀疑的，只要它变成了一种完全的享乐，或一种骄傲感，或粗鄙的本能，它当然就要受到谴责。享受生活的冲动，无论是从事体育活动，还是去舞厅跳舞，都是理性的禁欲主义的敌人，因为他们会使人偏离作为天职的工作以及偏离宗教。”18让我们继续看看新教以后的发展。

如果说传统基督教中的人是全心全意地倾心天国的话，那么新教——即加尔文教——中的人已经是头在天上、身子在地上了。新教中的人已经开始不那么拒斥、贬低现世生活了，现世生活已经开始透露些许的暖意。这种宗教的现世化倾向沿着自身的道路发展着，从而变得日益彻底。人要全心全意地投入现世了，只要他们能在现世找到快乐幸福。“物质财富正日益获得并最终确立了对人的生活的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19新教徒在不断增长的财富面前真能做到坐怀不乱、始终如一地抗拒享受财富的诱惑吗？人会在贫穷潦倒的时候去皈依上帝，在没有能力享受的时候去禁欲，而一旦物质财富在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中结出累累硕果时，宗教的根就慢慢死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韦伯引用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的话说：“增加了的财富的占有者必将接受财富的诱惑，人们变得不那么禁欲了，人们变得追求骄傲、对现世的爱、享受。以禁欲和对上帝的爱为特征的宗教精神衰落了，世界变得功利主义了。”20现在，人们虽然仍在忙忙碌碌，但那只是在追求现世的物质利益，而不是在想着如何为上帝增加荣耀了。“天职观已经象宗教那样死去了，当天职观已不再跟最高的精神和文化价值相连，不再起因于经济的被迫无奈，人们就不再需要它作自己经济行为的正当性证明了。在这种发展的最高峰，美国，对财富的追求完全脱去了宗教的外衣，剩下的只是现世的热情。”21

一百年前韦伯对这一趋势的洞察今天看来是大致正确的。今天，在整个西方世界中，宗教的影响确实在稳步下降。伊恩·罗伯逊说：“社会学家们普遍（尽管不是一致）同意世界正在走向世俗化，……在人们已经研究的因素中，包括人们用于修建新的宗教建筑的款项的变化趋势、牧师威望的下降、在世俗的而不是宗教的场合举行婚礼的比例、每年出版的宗教书籍的数目、在公共画廊里展出的宗教绘画与世俗绘画的比例。这些衡量标准都表现出一种世俗化的倾向。”22

可是伊恩·罗伯逊又指出了一个似乎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虽然今天的西方世界和中世纪相比，宗教热情下降了很多；但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内部，最为“世俗化”的美国，却是信仰者最多的国家，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40％的美国人平均每周要去教堂做一次礼拜，而英国的这一数据却只有15％，这又是为什么呢？他给出了两种解释。第一，西欧等地的教会一般都因为坚持其传统的观点，结果被日益推到社会的边缘——想想上面提到的《提要》；而美国的教会则通过使自己变得世俗化，而始终保持着靠近社会的中心。第二，虽然很多美国人去教堂做礼拜，但那已经不是像中世纪的欧洲人一样，是去忏悔和寻求拯救了；而是去寻求对“美国的生活方式”的集体认同。“大部分美国人往往将宗教主要用于社会目的而不是宗教目的，他们在自己的宗教中找到了彼此间的共性，在他们的信仰中，为美国强调的睦邻、自助、个人主义、辛勤劳动的价值标准找到了理由。”23

四、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

是工商业者们的经营盈利活动，导致了其对自身伦理正当性的社会要求（正如传统社会中的特权阶层，要通过宗教寻求自身统治特权地位的伦理正当性证明一样），从而导致了对加尔文教的普遍接受、赞同和推崇；还是反过来，是这种新的伦理性宗教，促进乃至决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的发展，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显然，当加尔文教获得广泛传播和接受以后，其对资本主义发展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其突出表现在：通过工商业活动赚钱盈利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成为在道德上值得肯定的事情，成为在社会上公开的、得到公认的、合法合理的事情。想想传统基督教对工商业赚钱盈利活动的贬斥和压制，就可以知道工商业者们为何那么欢迎加尔文教。“伴随着站在上帝无上荣光面前的意识，伴随着确切地被上帝祝福的意识，那些市民阶层的工商业者们……能够听从自己赚钱盈利的欲望去行事了，而且感到他是在完成一种责任。”24正因为加尔文所主张的新教认为“作为天职的工作是获得荣耀的唯一手段，”25所以，“只有通过完成作为天职的职责才能进入上帝的天国的观念，是多么强有力地推动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意义上的生产力的提高。”26

为了强调加尔文教对欧洲资本主义产生的至关重要的作用，韦伯还分析了其他宗教。他认为天主教、印度教、佛教、孔教、伊斯兰教等，都对资本主义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资本主义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没能出现。

对于韦伯的这个观点可以提出一些反对意见。

第一，世界上第二个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发生地——英国，奉行的国教就不是加尔文主义。而且从今天看，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都在发展，但却没有几个国家在奉行加尔文主义。也就是说，没有加尔文主义的新教，资本主义同样可以在一个社会体中发展出来。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这些社会体中，虽然可以没有加尔文主义，但一定会有为资本主义的盈利活动正名的其他主义出现，这些主义虽然会在内容上和加尔文主义相差很大，但在“为资本主义的盈利活动正名”这一点上，一定和加尔文主义相似。

第二，很多社会体都发生过工商业者的盈利活动，伴随着这种活动，都出现了一些类似加尔文主义的社会观念，但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比如，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工商业的经营盈利活动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虽然那时中国的工商业者没有听说过加尔文教，但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商业道德，比如对勤俭、守信的推崇，对商人社会价值的一定程度的肯定，认为经商同样是一种“事业”，甚至是一种“创业垂统”的事业——这四个字在中国历来是被用于形容帝王的，这些都和加尔文主义有相似之处。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论述。在引证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余英时指出：“韦伯论新教伦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首推‘勤’与‘俭’两大要目。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勤俭则是最古老的训诫。……到了明清时代，这种勤俭的习惯便突出的表现在商人身上。……在明清商人伦理中，‘诚信’‘不欺’也是占有中心位置的德目。韦伯在《中国宗教》一书别强调中国商人的不诚实和彼此之间毫不信任。他认为这和清教徒的诚实和互信形成了尖锐的对照。……韦伯的说法大有商榷的余地。……以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情形而言，中日研究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肯定了中国商人的诚实不欺。……韦伯不能直接利用中文材料，所以这一层可不深究。……明清商人的勤俭持家究竟是出于哪些动机呢？以世俗动机而言，中西商人大概相去不远。甚至中国人所谓‘为子孙后代计’的观念在西方也并不陌生。更值得我们重视的倒是超越性的动机。明清商人当然没有西方清教商人那种特有的‘天职’观念，更没有什么‘选民前定论’，但其中也确有人曾表现出一种超越的精神。他们似乎深信自己的事业具有庄严的意义和客观的价值。……（一历史文献称一位商人‘创业垂统’）此处用‘创业垂统’四字实在非同小可。这四个字从来是开国帝王的专利品，现在竟用来形容商人的事业了。这一新用法所反映的社会心理的变化是不容忽视的。……商人也发展了高度的敬业和自重的意识，对自己的‘名’、‘德’看得很重。”27

余英时论述的中心是：韦伯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新教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影响不同，造成了资本主义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而事实上在明清时期，中国文化中已经有很多类似于西方新教文化的内容，因此资本主义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并不是由文化的不同造成的。那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余英时认为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度造成的：“明清商人所遭到的主要阻力是什么呢？有些学者已注意到明清的‘君主独裁’或‘国家与官僚’对商人的影响。以盐商为例，他们一方面固受君主专制下官僚体系的保护，但另一方面这个体系又构成他们发展的终极限制。……试看专制的官僚系统有如天罗地网，岂是商人的力量所能突破？”28

第三，任何一种思想观念，都有一个被接受的问题。比如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后期之所以能得到广泛传播，就因为它切合了当时欧洲人悲观主义的心态。如果加尔文主义具有某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决定性魅力，能令听者——不管是谁——无不动容、无不动心、无不接受，原来都觉得经商赚钱是一件不那么光彩的事，现在听了加尔文主义的一番教导，恍如醍醐灌顶，立马改变观念，认为经商赚钱实乃天经地义，那么资本主义当然会由此走上平坦大道。可是，事实上，加尔文主义并没有这般魔力，愿意接受它的只是一部分人。伯恩斯说：“加尔文主义不仅在瑞士受到大众的欢迎，它还传到了贸易和金融已经成为主要事业的大多数西欧国家。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英国的清教徒、苏格兰的长老会教徒和荷兰的新教教派的成员，都是加尔文派的教徒。加尔文主义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宗教，虽然它必然也从别的阶级吸收信徒。它对现代伦理道德的形成和鼓励中产阶级的革命勇气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29因此，是先有资产阶级，然后才是：从事贸易和金融的资产阶级决定接受加尔文主义；而不是加尔文主义以自身的思想魅力，把人变成资产阶级。

韦伯在这里似乎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他把社会观念看成了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似乎观念一经产生，就会固定不变，然后就用自身的倾向，决定着社会运动。比如印度教、佛教、孔教、伊斯兰教等。可是，人们是能够改变社会观念的，欧洲人民可以改变传统的基督教，把它从贬斥工商业活动改造为支持工商业活动，那么，其他民族的人民为什么不能改造自身的社会观念呢？既然儒家学说贬斥经商活动，我们中国人也可以改造儒家学说，令它赞同经商活动，或者中国人民另外再造出一个支持经商的社会道德学说（比如本书前面提到的张维迎1982年发表的“为钱正名”的文章），不就行了？究竟是一种学说重要，还是大家的现实利益重要？大活人岂能被尿憋死？中国“天朝大国”的优越感固然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但真的面临西方文明的强大挑战，大清朝不也是连祖宗之法都顾不上了，而要进行种种变革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富国强民，不也可以打破一系列的思想观念的教条吗？

人们既能造出木船、也能造出铁船；西方人既能造出传统基督教，也能造出加尔文教；中国人既能搞出计划经济，也能搞好市场经济。所有这些产品——物质的、经济组织的、社会观念的，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是人的创造物。虽然人的创造物既会帮助人（加尔文教就帮助了资产阶级）、也会限制人，但它们归根到底是为“一个社会的控制性总体利益”服务的，而且当初也是为了服务于社会的控制性总体利益才把它创造出来；如果当一个社会在总体上感觉自己的某个创造物对自己弊大于利、限制大于帮助，那这个社会一定会改造这个创造物、或者干脆把它扔掉；同时，如果社会感到需要创造一个东西出来服务于自己的某种需要，它就会千方百计地把它创造出来——除非条件实在不许可或不具备。

既然上述创造物都可以被人创造出来，那就蕴涵着我们对人的一个基本判断：人——不论东方西方——都具有创造各种物质和精神产品的能力，这种能力有的可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可能还没有表现出来，但它一定存在。

但是，也许，我们对韦伯的上述批评都是出于对韦伯的误解，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这样说：“在这样一个研究中，……我们仅仅是试图说明在我们的当代世界文化中，在无数的历史因素的复杂的交互作用中，宗教力量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只是想考究，这一世界文化的一定特点在什么程度上应归因于以新教为代表的宗教改革的影响。……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并不想支持这样一个如此愚蠢而教条的理论，那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只能作为以新教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结果而产生；甚至说，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系，是这一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以下事实就是对这一论调的充分驳斥：在这种宗教改革出现很早以前，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一些重要形式就已经出现。我们只是想确定，在资本主义在质上的形成和量上的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宗教力量是否或者在什么程度上起到了什么作用，以及资本主义文化的什么方面可以追寻到某种宗教上去。”30

所以伊恩·罗伯逊说：“韦伯的理论经常遭到误解和歪曲，甚至在大学教科书中也难于幸免。韦伯理论的意图既不是要反驳马克思关于‘通常是社会造就信仰体系，而不是信仰体系造就社会’的观点，也不是要证明‘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的‘起因’。韦伯只不过想表明新教的教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他只是将这种思想作为一种尝试性的假说提出来。”31

今天的西方社会——工商业的、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化的、福利化的社会——是如何从欧洲产生的？

它产生自人们永恒的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产生自人们进行分工合作的意识，产生自人们从事工商业生产的能力，产生自人们组织起来改造坐寇式国家的勇气和能量。它既产生自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的坚决斗争，又产生自人们不断结成的整体共同利益以及对这种整体共同利益的自觉认识，产生自人们为了整体共同利益而自我克制的妥协精神，产生自人们对某些社会规范的自觉自愿的认同和遵守。它既产生自对传统的一定程度的珍惜和继承，更产生自对传统的改造和扬弃，对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精神的充满智慧的创造。它既产生自人们对人际关系规则的艰难改造，也产生自每个人同样艰难的自我改造。它既是一个自发自然的进化历程，又包含了每一个人从未放弃的主观努力。这个历程充满了无数的泪水、汗水和鲜血，充满了无尽的困惑、希望和憧憬。终于，人们从古罗马直到中世纪的残暴、愚昧、专制、压迫压榨、贫穷中走出，发展建设出一个相对富裕和文明的新欧洲。

还有一点就是：中世纪欧洲分散的多政治中心的格局，以及这些政治中心之间互相竞争的关系。

注释

1～2．转引自穆尔，《基督教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39页

3～4．donaldkagan/stevenozment/frankm..turner，《thewesternheritage》thirdedition，macmillanpublishingcompany，1983，395页，399页。

5．转引自穆尔，《基督教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46页。

6～7．转引自johnp.mckay/bennettd.hill/johnbuckler,《ahistoryofwesternsociety》，thirdedition,pany，1987，436页，437页。

8．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00页。

9．本段内容参见穆尔，《基督教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93页。

10．参见拙文“基督教如何赢得古代欧洲人的心”。

11．穆尔，《基督教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18页。

12．johnp.mckay/bennettd.hill/johnbuckler,《ahistoryofwesternsociety》，thirdedition,pany，1987，458页。

13～21。均出自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转引自《thetheoriesofsociety，foundationsofmodernsociologicaltheory》，thefreepressofglencoe,inc，1961，1261～1264页。

22～23．伊恩·罗伯逊，《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第一版，574页，562页。

24～26。均出自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转引自《thetheoriesofsociety，foundationsofmodernsociologicaltheory》，thefreepressofglencoe,inc，1961，1961～1264页。27～28．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234～248页，261～262页。

29．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06页。

30．出自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转引自《thetheoriesofsociety，foundationsofmodernsociologicaltheory》，thefreepressofglencoe,inc，1961，1260页。

资本主义范文第3篇

一、资本在社会化

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资源，资本统治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追求资本增殖和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动力和目标，其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在长期的资本主义历史里，资本表现为私人资本，企业表现为私人企业。在私人资本统治下的私人企业中，资本所有者即资本家，对企业的财产拥有充分的所有权、占有权、经营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这种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以社会少数有产者对资本的独占或垄断为基础的。正是这种独占和垄断，剥夺了社会绝大多数人——劳动者直接与资本（生产资料）结合的条件和权利，形成了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劳动对资本的依附，从而导致财富在少数资本所有者一方的积聚和积累，贫困在大多数劳动所有者一方的蔓延和扩大。这正是形成生产社会性和占有私人性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社会经济基础。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信用经济、股份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发展，资本的私人性和少数人独占的情况日益被打破，出现了资本社会化的趋势。这种趋势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股份公司的大发展。股份公司自19世纪下半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不断扩展和深化而不断发展，今天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企业组织形式和财产组织形式。股份公司的资本是通过发行股票从社会上筹集的资本，它本身就表现为社会资本，其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对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扬弃。这个观点马克思早有论述。他在《资本论》第3卷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对股份公司的性质和作用曾作了精辟而深刻的分析。他说：股份公司“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又说“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财产。”而且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2](P498-498)马克思的这些话已经说得十分明白，即股份公司的资本已表现为社会资本，股份公司的企业已表现为社会企业，它是对私人资本、私人企业、私人财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的自我扬弃。这是100多年前马克思说的。现在，股份公司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企业形式。1993年，美国注册企业为2100万家，其中股份公司占15%，但其资本占全国企业总资产的85%，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88%，职工工资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70%。[3](P41)1991年6月统计，日本资本金在10亿日元以上的大企业共4195家，其中股份公司为4129家，占98.4%。[4](P63)而且，股份公司资本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突出表现是股份公司股权的大众化和法人化。战后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大发展，西方国家的居民收入也有很大增长，消费剩余不断增加，广大劳动者进入了股票市场。在美国，1953年直接持有股票人数为649万人，占全国成年人口的4.2%；1985年增至4704万人，占20.1%；1995年为5130万人，占31%；如果加上间接股票持有者（指不以自己名义而以经纪人名义登记和持有股票者），1996年，美国43%的成年人和42%的家庭持有股票。[5]与股票大众化的同时，股票也在法人化，即购买股票的社会组织在增多。到90年代初，美国的机构投资者控制了全部股份公司的40%的普通股，仅20家最大的养老金组织就持有上市公司10%的普通股。1949-1989年间，日本法人股东持有的股份在股份公司总股份的比重从30.9%上升为73.5%。股份大众化和法人化的趋势，表明少数有产者独占股权资本的局面已被打破，资本在日益社会化。

第二，企业“职工股份红利分配制”的出现和发展。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滞胀”。当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滞胀”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宏观的国家干预和财政赤字过多，而在于微观的企业的劳动支付方式有缺陷，即资方拿利润、劳方拿工资的分配方式导致劳资对立、劳动费用上升、企业收益下降、竞争能力下降、经济增长乏力。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都大力推行了“职工股份红利分配制”，即让工人拥有企业的股份。其主要途径一是政府以低息或无息贷款给企业作为基金，企业将这些基金分配给职工，作为职工投入企业的股份，然后企业每年从职工收入中扣除一定数额返还给基金会；二是企业以股份的形式支付职工的一部分工资，使职工成为企业的投资者。这样，企业职工就一方面以被雇佣者的身份拿工资，另一方面以企业一部分股份拥有者的身份分得一部分企业利润。政府倡导这种制度，企业采纳这一制度，是使职工收入与企来的收益状况直接挂钩，借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摆脱经济“滞胀”，但它在客观上起到了推进资本大众化和社会化的作用。1986年时，美国推行上述计划的公司有8000家，参加的职工有10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8%，到2000年，已有1/4的职工成了本公司部分甚至全部股份的持有者。

第三，人力资本化的发展。劳动从属于资本，资本统治和剥削劳动，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战后以来，这种情况有所变化，这就是出现了人力资本化的趋势。战后以微电子、生物工程和新材料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人们日益认识到，经济的增长，企业效益的提高，产品成本的下降，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增强，主要是靠科学技术的革新和利用实现的，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成为第一生产力。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人力资本”的理论，认为知识、专长、技能、信息等日益成为最重要的财富，成为新增价值的最主要的来源，成为最有价值的资本，从而人身股、科技股、概念股出现了，并日益成为股权中最受青睐的股权，“智产”的优势地位日益取代“资产”的优势地位。这样，战后西方国家出现了日益壮大的依靠智力致富的人群。在这个人群中，不仅包括像比尔·盖茨这样的靠自己的知识、技术和才能发展成为亿万富翁的“创业型资本家”，也包括靠自己的知识和专长担任大公司总经理和理财、咨询、策划等方面的高级专家等“雇佣型企业家”，还包括不占有生产资料只以脑力劳动获得高收入的由公司高级职员、文化界、医务界、法律界、教育界的高级专家等组成的中产阶级或白领人员。这个在西方发达国家人口中已占20%-25%左右的人群是人力资源的拥有者，是靠人力资本的投入和运用获得高收入的群体，是西方社会的中坚。这个人群的存在和发展，表明拥有专长、技能、专利的人就握有了人力资本，从而开辟了资本社会化的广阔空间。因为任何健康的人，都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掌握一定的专长和技能，从而都孕藏着拥有人力资本的条件。同时，人力资本的发展，也就是劳动力的资本化，从而意味着资本与劳动对立、劳动从属于资本的状况有所削弱，少数有产者独占资本的社会基础或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被动摇，使资本从稀有资源变为市场经济中日益普及、日益共有的社会资源。

二、管理在社会化

人类生产是有组织、有目的的社会活动，是个日益群体化和分工化的社会活动，因此人类生产必然存在着组织和协调的问题，也就是管理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是建筑在发达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高度社会化的大规模的生产，管理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日益成为专门的领域，成为提高生产经营效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独资企业占统治地位，其经营管理权完全集中在资本家手里。在股份公司出现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其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也多集中在大股东的手里。它们的经营管理都具有明显的个人独断性和对外封闭性。战后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经济金融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发展，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的经营管理已同社会组织、公众和政府密切联系起来，形成了开放性的和社会化的管理体系。其突出表现是：

第一，从微观层面的企业来说，西方国家的股份公司，特别是上市的股份公司，其经营管理日益走向了公开化和社会化。其一，公司的经营由股东的直接约束（即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由股东大会决定，由公司的董事会和经理执行）转为由社会间接约束。这不仅表现在股份公司要定期地真实地向社会公示其经营财务状况，接受社会监督，而且在其具有决策地位的董事会中，必须有相当比重（一般为40%左右）的独立董事，即不握有公司股份和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董事，以制约董事会中大股东损害小股东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行为；同时，由于存在规范运作的股票市场，对公司业绩的评价不仅来自公司本身和股东“用手投票”的评价，也来自股市中股票价格涨落和公众卖出买入其股票的所谓“用脚投票”对其公司实绩和前途的评价。其二，现代股份公司不仅在所有权和经营权上发生了分离，连经营权也发生了分化，许多原来由公司自己承担的管理职能被委托给社会上的专业服务机构承担。如为企业收集、整理、提供信息服务和战略服务的咨询公司；接受企业委托为企业进行帐目清理、财务分析、财务管理的财务公司；为企业经营风险进行各种担保的保险公司，以及收款公司、送货公司、广告公司、资产评估公司等等。这些公司形成一个为企业经营管理服务的网络，使企业经营管理具有了更大的开放性和社会性。其三，在西欧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了“共决制”，即企业的重大事项由资方和职工共同决定的制度。如德国1975年通过的《共决法》规定，除煤炭工业外，一切行业的企业监事会和与之相适应的工厂委员会中，工人的代表不得少于1/2。企业的重大问题，如关厂、合并、改变工艺、受雇、解雇、调职、晋升、工资等级、劳动报酬、职工培训等，都由监事会和工厂委员会决定，每个代表一票，多数通过。这表明，工人直接参加了企业管理。

第二，从中观层面的产业来说，各产业部门都建有行业协会和行业工会。它们与下属企业进行协商建立自律性的经营管理的规则、规章和制度，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指导和约束。同时，现代企业经营离不开对银行业和保险业的依赖。商业银行是企业经营资金的重要提供者，保险公司是企业经营风险的担保者。而企业为了得到银行资金的及时供应，得到保险公司的有效保护，在经营管理上必须接受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监督。这样，不论是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都通过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方式进行着相互制约和监督，使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了更大的公开性和社会性。

第三，从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来说，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政府是国民经济的调节者。政府通过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各种手段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发挥着引导和约束作用，从而使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更高的社会性。在上个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诞生以前，以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占据统治地位，在很长的时期里，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倡导“小政府大市场”和政府只对市场经济发挥“守夜人”的作用，强烈反对政府对经济、对市场和对企业的干预和调节。但是，在1929年大危机以后，特别是第二次大战以后，西方国家普遍地接受了以政府对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进行调节为基本特征的凯恩斯主义，政府日益介入到社会再生产的所有环节和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形成了无孔不入和无所不在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状态和结果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的经济干预和调节不仅是对宏观经济进行管理，发挥其管理国民经济的职能，也是企业经营管理社会化的延伸和重要表现。政府的经济干预和调节一方面力图给企业的经营提供更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规范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对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损害职工、公众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进行纠正和惩处，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更加规范和更加开放。

最后还应特别指出，现代企业管理的社会化程度已经超出了一国范围，具有了国际性。战前，西方国家企业的经营管理是各自为政的，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甚至采取以邻为壑的经营管理战略和手段。现在，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企业要生存与发展，在经营管理上必须遵守国际规则，与国际接轨，重视国际协调与合作。例如，凡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的企业的对外经贸活动，必须符合或体现WTO的原则和协定，否则就将被和制裁。

总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管理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这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客观要求，是经济信用化、股份化和信息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企业管理手段的电子化、网络化，为管理的社会化奠定了技术基础；现代企业资本的社会化为企业管理社会化奠定了经济基础。反过来，管理的社会化也推进了管理的网络化和资本社会化。

三、分配在社会化

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分配社会化的意义和作用，比资本社会化更具本质性。一般地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度决定产品的分配制度，或者说资本所有权决定产品分配权，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但是，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在经济生活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因素，而是具有巨大的反作用，甚至具有改变所有制和所有权性质的能量。也就是说，生产资料所有权、资本所有权、财产所有权等的经济意义或它们的权利，主要体现在它们的实际收益上。如果它们没有收益，它们就失去了经济意义和价值；如果它们收益减少了，就意味它们的经济价值降低了；如果它们的分配对象和方式改变了，就意味它们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企业分配权的削弱，就意味着企业所有权的削弱；企业收入分配的社会化，就意味着企业资本的社会化。战后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收入分配权在削弱，政府和社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断加强，表现出分配社会化的趋势。

第一，政府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的分配，一般是经过两次分配，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是企业内部的分配，即企业将企业的净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工资分配给职工，另一部分作为利润留给资本所有者。然后进入再分配过程，即政府通过个人所得税和企业利润税把个人收入和企业所得的一部分集中到自己的手里，进行社会再分配。在西方国家，进入这个社会再分配的份额，在上世纪初一般只占国民收入的10%左右，而现在已达到国民收入的50%左右。而且，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采取累进税制，即收入越高的人纳税率越高，收入越低的人纳税率越低，因而税收本身就是对居民的初次收入进行了有利于低收入者的重新分配。然后，政府又将税收的50%左右用于社会福利事业。战后，西方发达国家都建立和日益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其内容大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险（老年社会保险、失业社会保险、工伤社会保险、死亡遗属社会保险、医疗社会保险等）；二是社会救助（自然灾害救助、城市贫困者救助等）；三是社会福利（住房补贴、儿童补贴、高龄老人补贴、教育补贴等）。由于社会成员的家庭状况、收入状况、就业状况等不同，从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的收入也不同，这又是国民收入的一次重新分配。经过税收和福利支出这两次社会性的重新分配，社会成员的最终收入发生了重大调整和改变，因而不仅是分配社会化的突出表现，也是个人收入状况与个人财产占有状况日益背离的表现，是使社会分配公正化的重要途径。

第二，职工工资从由企业资方决定转为由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决定。工资是劳动者收入的基本来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资也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其价格高低和其他商品价格一样，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的。同时，由于劳动力处于资本的从属地位，劳动力价格也是由资本或雇佣劳动力的资方决定的。这种状况在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改变，其突出表现就是各国都以法律形式确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与资方的雇主协会就劳动条件、工资、福利待遇等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在谈判中双方达成的协议，双方都必须遵守和履行。每年工会和雇主协会根据劳动生产率、物价、经济形势等变化达成最低工资额和工资涨幅的协议，公之于众。这就是说，工人的工资待遇已经不完全由市场和资方决定，而是在会议桌上由劳资双方谈判决定。它表明政府、雇主协会和工会这些社会组织在社会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增强，表明分配机制的进一步社会化。它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同一工种和同一技术水平的工人因在不同企业和不同地区就业而收入水平差别很大的问题，增强了分配的公平性；也在颇大程度上扭转了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时企业大幅降低工人工资的趋势，增强工资变动的刚性。

第三，还应指出：在劳动大众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在信用经济和股份经济发展中，国民收入分配的各种形式在各阶层中日趋普及化。在市场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分配主要表现为工资、利息、利润（红利）三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的长期历史中，工资是劳动者取得收入的惟一形式，而利息和利润则为有产者所独占。战后以来，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普通居民储蓄和购买股票的现象日益增加和普及，因而劳动者也以利息和红利的形式取得一部分收入。同时，包括企业经理、高级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在内的“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其资本价值的实现形式主要是工资，也就是他们也进入了“工薪劳动者”的行列。这样，收入的各种形式也就在这个阶层中普及了，或各阶层收入形式的多样化，也是分配社会化的一种表现。

总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分配社会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分配社会化的发展，使分配日趋走向公开化、公平化和公正化，使其发挥了调动各阶层劳动积极性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发挥了促进社会稳定的效应。这也正是战后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得以较快增长、企业竞争能力得以较大提高、罢工风潮得以缓和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结论

前面我们对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和分配社会化三个方面的表现分别进行了论述和分析。这三个方面不是孤立存在的，在现实生活中是互为条件、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加速了西方发达国家从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转变。所谓私人资本主义就是古典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和《资本论》等著作中所阐述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建筑在三个基点上：(1)资产阶级私人所有制。《共产党宣言》写道：“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最完善的表现”[1](P480)。正是由于这种私有制使资产阶级“在所有文明国家里几乎是一切生活资料以及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须的原料和工具（机器、工厂）的独占者”[1](P358)。正是由于这种私有制，才使“私人资本家”拥有“对一切生产力和交往工具的支配权”，“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1](P369)因此，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人所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1](P480)(2)这种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所以能确立起来和维持下去，或者说，资产阶级所以能长期在社会中处于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独占者的地位，是由于它拥有了剥夺其他一切阶级私有制的手段。资产阶级靠着产业革命创造的机器生产和扫除封建势力而形成的自由竞争，不断地摧毁着无力拥有昂贵的机器和参与市场竞争的小资产阶级、农民这些小私有者，剥夺他们的财产，使他们日益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成为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者。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够经营大工业，经不起大资本家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专门技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式弄得一钱不值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中间的各个阶级补充起来的。”[1](P474)(3)这种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所以能使资产阶级长期处于统治地位，或者说所以使无产阶级难以摆脱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地位，是由于无产阶级的所得只能维持其最低生活，无力积累财产，不能成为私有财产的所有者。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这个“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他们为了换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只得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产者”。[1](P359)“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为工人的生命所必需的一份生活资料。所以，雇佣工人靠自己劳动结果所占有的东西，只能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东西能为什么人造成支配别人劳动的权利。……它使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生活，并且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生活的时候才能生活。”[1](P481)

上述三个基点，即资产阶级私有制及支持这种私有制的广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经济不断被淘汰沦为无产者以及这些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雇佣所获得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其最低生活或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没有剩余积累形成资本或转化为有产者的可能性。这三个基点又以两个条件的存在为前提：(1)生产力发展处于比较低的阶段。一方面，资产阶级私人所有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结果。也就是说，没有产业革命，没有机器大工业，资产阶级就没有战胜和淘汰广大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的物质手段。因为“产业革命是由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器织布机和一系列其他机械装备的发明而引起的。这些价钱很贵、只有大资本家才买得起的机器，改变了以前的整个生产方式，挤掉了原来的工人。这是因为机器制造出来的商品要比工人用不完善的纺车和织布机制造出来的既好又便宜。这样一来，这些机器就使全部工业落到大资本家手里，并且使工人仅有的那一点薄产（工具、织布机等）变得一钱不值；资本家很快就侵占了一切，而工人却一无所有了”。[1](P357-358)而另一方面，这种私有制的存在，又是生产力不发展的结果。“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既可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另外一个阶级即贫穷和被压迫的阶级存在。至于这些阶级是什么样子，那就看当时生产所处的发展阶段了。”[1](P365)反过来说，如果生产力规模发展到“既可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地步，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了积累财富的条件，资产阶级垄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而维持其私有制的条件也就丧失了。(2)自由竞争。自由竞争是资产阶级维持和巩固其私人所有制的重要社会条件。因为“在自由竞争这种社会状态下，每个人都有权经营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资本，任何东西都不能妨碍他的经营。这样，实行自由竞争无异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由于社会各界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也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而资本家，资产者则成为社会上的第一个阶级”。[1](P362)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了自由竞争，政府对市场自由竞争进行了干预和限制，就意味着削弱或妨碍了他们吞并小资产者和剥削无产者的能量，因为在自由竞争中总是大鱼吃小鱼和强者吞弱者。

以上就是私人资本主义及其建立和存在的基本条件。从上面关于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和分配社会化的论述中，我们看到这些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私人资本主义生存条件在削弱和缩小，社会资本主义的成长条件在增强和扩展。应该看到，在私人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将“社会资本”称为“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2](P498)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要多数社会成员的收入在满足日常消费之后还有越来越多的剩余的时候，个人资本或私人资本就会形成起来，就会排除少数人对资本的独占或垄断；只要社会形成了将个人资本联合起来的组织和机制，个人资本就会转化为社会资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两个条件都已形成并在不断向前发展。在科技革命推动下，劳动者薪俸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和中层阶级的不断发展，股份公司及其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都给个人资本和其联合的社会资本发展提供了社会经济条件，从而为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转变提供了基本条件。所谓社会资本主义，其本质当然还是资本主义，但已不是私人资本一统天下的资本主义，而是社会资本日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已不是自由竞争横行天下的资本主义，而是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广泛干预和调节的资本主义；已不是只有生产资料才能成为资本的资本主义，而是资本日益知识化、智力化和人力化的资本主义。这种社会资本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形成和发展中，今后还将继续向前发展。这种社会资本主义不是任何人和任何阶级选择的和可以阻止的，它是科学技术、社会化生产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社会资本主义，不是距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就其历史地位来说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

收稿日期：2002-06-28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国情摘要[R].华盛顿：美国商务部，1994.

[4]松井式男.战后日本经济的成长[M].日本：岩波书店，1993.

资本主义范文第4篇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我国史学工作者着力最多、争议最久的重要问题之一。早在现代中国史学创立之初，这个问题就已被提出。尔后对此问题展开的讨论和论争，至今已延续了大半个世纪，尽管近来讨论热度有所下降，但仍未有接近尾声的迹象。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历时长久，而且波及面广阔。仅就过去四十年中的情况而言，不仅专门的研究论著汗牛充栋，而且但凡涉及中国近数百年历史的文章著作，也无不提到萌芽问题。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士，更远远超出专业史学工作者的范围。此外，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还引发了八十年代后期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大争论，并且对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也具有重大影响。对一个问题的争论延续如此之长，论著如此之丰，参加者如此之多，影响面如此之广，在史学研究中实不多见。

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随着讨论的进展，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不是越来越一致，反而是越来越分歧。例如，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间的判定方面，在五十年代的第一次讨论高潮中，大致还只有“宋元说”和“明清说”两种，而到八十年代的第二次讨论高潮中，却出现了“战国说”、“西汉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等多种说法。而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具体表现方面，过去多指手工工场，但在后来的一些论著中，“泛萌芽化”的现象却越来越甚，以至形成“十步之内，必有萌芽”的盛况。尽管严谨的学者一再告诫资本主义萌芽不是指一事一物，一店一厂，但在许多论著中，但凡有雇工或市场，都被冠以“萌芽”之名，以至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麦拿去卖，作坊主多雇了几个帮工在家织布，都被指为“萌芽”。马克思曾嘲笑“像摩姆孙先生那样的人”，在每一个货币经济里都可以发现已有资本主义，然而在我们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像摩姆孙先生那样的人”，却远非一二。既然百家争鸣到了如此的程度，要达到一种定于一尊的共识，看来还不是短期之内可以做到的。争论越久、分歧越大，遂使人们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认识也越来越混乱。一个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外行人读了各家的论著之后，不免如堕九里雾中：既然从战国到鸦片战争的两千多年中，时时处处可见这个萌芽，而这个萌芽又一直长不成树，那么中国的水土是不是太过特殊？如果真是水土不宜，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根据来乐观地断定这个萌芽以后将一定会变成参天之木？因此对萌芽的讨论，必然转向对水土（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经济条件）的讨论；而对水土的讨论，又势必再转向对外力（西方资本主义）作用的讨论。然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出发点，是证明中国自己能够产生资本主义（典型的表述即“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之语）。因此，上述一系列讨论的最后结果，却与初衷相违，因为它最后不得不承认外力在决定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上起了决定作用。正是因为讨论越深入、认识越糊涂，因此讨论也越有必要继续下去。因此之故，一位学者风趣地说：资本主义萌芽之于现代中国史学，即如生与死、爱与恨之于文学，殆已成为永恒的主题。

绝大多数参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学者，都对“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坚信不移。海外有人认为国内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源于一九三九年所写的一段话：“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是一种“奉命史学”或“御用史学”。但是这种看法是不公正的，因为这段话所表述的观点并非的个人见解，而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共同看法。不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邓拓、翦伯赞、吕振羽、李达、华岗等）提倡这种观点，而且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的爱国学者也默认这种观点，因为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学者都深信：近代以前的中国已具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只要通过革命或改良，就必然会像欧美国家那样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强国。因此，并没有“发明”出这种观点，而是采纳了当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爱国学者的共同看法。也正是因为如此，到了新中国建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和外国长期侵略的结束，上述观点也很快成了史坛共识。到了九十年代，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热度有所下降，但是对“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观点的确信，在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心中，仍然一如既往。因此在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近代化等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种信念常常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没有西人东来，中国也能出现自己的工业革命；“如果”中国自身的历史进程没有被打断，中国也会发展出自己的经济近代化，等等）。因此，相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已成为几代中国学者坚定不移的信念。

为什么说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信念只是一种情结？

“情结”一词，本是一心理学术语，指的是一种深藏于无意识状态之中、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愿望。但现在这个词汇的使用已超出心理学之外，可以用来泛指各种我们没有自觉意识到的内心强烈愿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于某一事物的执着信念，也可以说只是一种情结，因为它可能只是一种我们没有自觉意识到的内心强烈愿望，而不一定是事实。例如，我们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可能只是我们强烈地希望如此，而不一定真是如此。在此意义上而言，我们对萌芽的信念，也就只是一种情结。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中国历史上确实没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而是因为直到今天，我们甚至连“资本主义萌芽到底是什么”还未完全弄清。没有首先弄清这一关键概念，自然也就无法正确地判断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无资本主义萌芽。在此情况下，“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命题，也只能说是一种尚待证实的假设。以假设作为基础的信念，当然也就只能是一种主观愿望，或一种情结。

可能有人会批评我们的这种说法是无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探索，“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早已成为全民共识，怎么可能到了现在连“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这一基本概念都还未弄清呢？！然而事实确是如此。

无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解释有多大的分歧，它毕竟指的是最早状态的资本主义。不清楚资本主义是什么，当然也就无从谈论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然而，资本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今日，在国际学坛上仍然是一个聚讼甚多、争论不休的问题。

尽管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到今天，在西方已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但是到今天为止，西方学术界还没有人能够说清什么是资本主义。根据费南德·布劳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考证，资本主义（Capitalism）一词，尽管是当代世界政治语汇中最重要和最常用的术语之一，但其涵义却一向不很明确。此词最早出现于一七五三年版的法国《百科全书》，尔后又于一八四二年、一八五年和一八六一年分别出现于J.B.理查德（J.B.Richard）、路易·布兰克（Lewis Blanc）和普鲁东等人的著作中，但各人给它下的定义都各不相同。最令人惊诧的是，马克思本人从未使用过这个词。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初，这个词才忽然流行了起来，但是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来使用，所以保守的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反对采用它。此后，这个词的运用越来越广泛，但是对它所下的定义仍然颇有分歧，莫能一是。在西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是一九五八年版《大英百科全书》所下的定义，即：“（资本主义）是一种产品生产属于个人或私有企业的经济制度”。但是即使是这个颇为含糊的定义，也未被学者们普遍接受。一九七九年布劳代尔讨论这个问题时，仍认为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尔后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西方史坛上，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论争仍然在继续，但是直到如今也还没有出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因此，在资本主义的西方，迄今为止，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仍然还是一个谁也说不清的概念。

我国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以前大多是沿袭西方，因此西方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含混不清，也同样出现在中国。后来从苏联引入了新的概念，但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苏联以及一九七九年以前的我国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是很成问题的，甚至是有严重错误的。例如，过去把资本主义和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视为一对孪生兄弟；认为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雇佣劳动也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等等。一直到了晚近，随着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也才能把那些本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和资本主义分开来。总而言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和理论都已表明：即使到了今天，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也还是一个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的大课题，我们还不能说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完全弄清了。

由于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那么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目前当然也不可能已经有完满的答案。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极“左”思潮的流行，更把我们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错误推到极端，从而大大加剧了我们对“资本主义萌芽”理解的缺失。在那个连农村老太太到集市上卖几个鸡蛋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时代，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私营企业也必定是资本主义无疑。由此出发去追溯根源，历史上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私营手工作坊当然肯定也是“资本主义萌芽”了。因此，尽管大多数学者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但各人心目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实际含义相差很大。虽然治学严谨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但也有的学者也笼统地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此外，在更多的论著中，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成了商品经济、或雇佣劳动、或工场手工业的代称。由于各人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事物，无怪乎各家观点千差万别，彼此冲突，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有共同的出发点，讨论当然也难以达到共识。不过，如果根据我们今天所获得的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与商品经济、雇佣劳动、近代工业化等不是同义语，那么资本主义萌芽与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或工场手工业）也不应划等号。由此出发，以往许多学者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研究的实际上是历史上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或者其他经济变化，而不是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若是离开了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到底还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似乎没有人能说得清。可见，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我们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弄清。

因此，在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关键概念还没有完全弄清的时候，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一种愿望，或一种情结。

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的剖析

情结是一种主观的产物。决定情结的因素，既有感情方面的，又有认识方面的。仔细分析现代中国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可以看到它建立在一种特殊的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之上。然而，近几十年来的变化，都向许多在过去被视为正确无误的东西提出了挑战。“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赖以建立的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也因而发生了动摇。

首先，从感情基础来说，这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可以说是一种特定时期中国人民的民族心态的表现。一个中国的史学家，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他决不可能完全超脱于他所处时代的民族心态之外。而自本世纪初以来，与西方争平等正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表现在史学研究中，就是“别人有，我们也有”的“争一口气”心态：中国人不比于西方人低劣，西方能够自发产生资本主义，难道中国就不能吗？

然而，尽管中国人确实绝对不比西方人低劣（而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也有力地证明了：西方能作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但是我们也要指出：这种“争气”心态是有问题的。这种心态事实上默认了过去西方帝国主义者所宣扬的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僵化发展观，即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这个民族的优劣彼此相关，以及“优等民族”和“”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不可改变。如果我们不接受这种荒谬的观点，承认各个民族在某一历史时期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别并不意味着它们本身有孰优孰劣之分，那么我们也就应当承认：中国在过去几百年中比西方落后，并不能说明中国人劣于西方人，正如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领先于其他民族，但也并不应因此而认为中国人优于其他民族。其次，各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长期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永远保持领先地位。不同的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各领数百年”，本是世界历史上的正常状况。一个民族是否产生过资本主义（从而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一时领先），并不具有该民族是优还是劣的价值判断意义，也不能决定它将永远先进或落后。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不应影响到我们对于自己过去历史的判断。相反，如果一味地比附别人，难免会导致对自己历史的不尊重。

其次，从认识基础来说，“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一种“单元—直线进化”史观的产物。按照这种史观，世界各民族都必然遵循一条共同的道路。资本主义是这条道路上不可回避的一个阶段，所以中国也必然要经历它。既然要经历它，当然就要有萌芽，否则就只能承认中国的资本主义完全是舶来品了。

近代中国的历史已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的必经阶段。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学西方，追西方，竭力想把中国引上西方式的近展道路，但资本主义却一直未能在中国土地上蔚成气候；而自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便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事实，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如果我们尊重事实，不把资本主义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自然也就不必到历史中去苦苦地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了。然而，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做呢？这就需要我们从更深的层面去寻找原因。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主要原因是我们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使我们盲从于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历史发展模式。作为一个整体，人类社会的发展确实具有共同的规律，而史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探索这种规律。近代史学起源于欧洲，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过去欧洲史学家把欧洲经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是不足为奇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即体现“世界精神”发展的“世界历史民族”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经历了“东方王国”、“希腊王国”、“罗马王国”和“日耳曼王国”四个阶段，就是这种史观的集中表现。而作为最高阶段的所谓“日耳曼王国”阶段，正是资本主义阶段，所以人类社会必然走向资本主义，是不言而喻的，尽管领导人类进入这一阶段的使命只能由日耳曼民族来承担。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部分，扬弃了黑格尔史观中的西方（特别是日耳曼）至上论的糟粕，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论，从而为科学的唯物史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限于历史条件，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仍然是主要依据欧洲经验，但是他并未把这种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共同规律视为僵死的教条，认为无论哪个民族，都必定走一条完全相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例如，他就不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会像欧美国家那样发展）。然而到了斯大林，却将这种共同规律绝对化了，认定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必定走一条从欧洲经验总结出来的发展道路，忽视甚至否认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会具有各自的特点。把从欧洲经验得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绝对化，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种形式。现代中国史学是从西方和苏联引进的，因此这些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也随之传入。而我们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却使得我们相信这种观点是无可置疑的真理。中国既是世界的一部分，自然也必定要顺序经历过这些阶段，所以资本主义也就成为中国历史的必经阶段。

很明显，坚信“西方有，我们也有”的民族心态和坚信“资本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的信念，二者是有共同基础的，即认为中国应该而且必定能够按照欧洲近展的模式去发展。然而，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并未如此。至于“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洋人到来，中国也会出现自己的工业革命”一类的推论，则更明显地只是一种情结。

资本主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生态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环境政治

[中图分类号]D0；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1-0005-07

[作者简介]萨拉·萨卡（Saral Sarkar），印籍德国环境政治学研究学者，著名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著有《资本主义的危机》（2012）、《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1999）和《西德的绿色选择政治》（1993/1994）等。

[译者简介]申 森（1987—），女，山东嘉祥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北京 10087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12AZD074）的阶段性成果。

自2007年起，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危机。与以往发生过的经济危机不同，这场危机开始演变成为一种系统性的危机，即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尽管政治家们依然在进行着应对这场危机的无效努力，但很多人，甚至非共产主义者都在质疑，这场危机究竟能否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得以解决。在葡萄牙，甚至有人认为，这个国家需要一场1974年那样的革命——不仅了独裁统治，还试图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

在这种背景之下，再加上气候危机、资源危机和广泛的生态危机，人们开始质问：是否存在着对资本主义的替代？

最近，许多人重新发现了增长的极限。他们终于认识到，经济增长和不断繁荣的时代已经终结。如今，他们广泛宣传一种基于“后增长经济”的“团结社会”的愿景。当然，有很多左翼人士坚信，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选择仍是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种重视环境的社会主义。

但在上述话语中，对许多问题的回答仍是较为模糊的：所谓的“团结”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一种“后增长经济”是停止了进一步增长还是相反？一种重视环境的社会主义制度又能否建立在工业经济的基础之上？

不仅如此，生态运动中并不存在一种清晰的替代性概念。最初，大多数激进主义分子都非常激进，但不久之后他们就向现存体制作出妥协。他们告诉统治精英，可以通过环境保护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的口号是“重构工业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增长”。除了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几乎没有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人们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实现生态的改良，他们最喜欢的术语是“生态—社会的市场经济”，如今有人则称之为“生态资本主义”或“绿色资本主义”。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20世纪30年代曾写道：“危机产生于旧事物已经死亡而新事物尚未产生的环境中。”①我们可以发现，当下的旧事物即资本主义制度正在死亡。然而，生态资本主义是一种新事物吗？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新颖。如前所述，在德国，这种看法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已存在；在英语国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1977就已出版了名为《稳态经济学》的著作，在书中他坚持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可以实现一种稳态的经济模式。后来，还有类似“生态资本主义”、“自然资本主义”等术语被不断地使用。

那时，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主张通过革命性科技手段来保护环境。有人声称，切断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的联系是可能的，也就是生产更多的消耗较少资源的产品和服务。而且，人们还寄希望于资源生产率能够提高4—10倍，从而使得经济继续增长，但对环境的危害却逐渐降低。相应地，我们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也必须发生一定的改变。

但问题是，如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处于崩溃的危险之中，政治家和公司老板们必须同时拯救环境和资本主义。为此，他们提出了某些新观念并将其付诸实施，例如大规模地补贴所谓的可再生能源。在欧洲，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还引入了排放许可证交易制度，并正在改革金融业管理。总之，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可以做到兼顾生态和社会。最近又有人在谈论“绿色资本主义”，比如德国绿党的拉尔夫·福克斯（Ralf Fücks）新出版了一本书②，声称未来世界将是生态资本主义的社会。目前，他正在申报基于可再生能源的绿色增长项目。

一、范式转换及其现实不可能

那么，生态资本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如何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生态资本主义的政府要做到名副其实，其基本任务就是必须使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而一种可持续的经济，从逻辑上说，至少应基本上是建立在可再生资源基础之上的，因为不可再生资源早晚会消耗殆尽，而且会造成环境破坏。

当然，物质资源本身不会完全耗竭，因为即便是普通的石头也都包含着不少有用的原料。不过，工业经济需要的只是那些富含必需原材料（比如铜矿石里的铜）的自然资源能够以合理成本提取出来。终有一天，人们将不再为挖掘这些资源储藏支付成本（这正是德国硬煤储藏的现状）。这或者是由于地理位置或地质方面的原因，或者是由于矿石中的可用原材料含量太低，而这将意味着可用的非再生资源将变得越来越稀缺。

可再生原材料（比如森林资源、水资源）当然能够再生，不过它们的可获得性也是有限的。一旦森林里的树木被砍伐，需要等很多年，甚至几十年，新生长的树木才能被再利用。与此同时，年降雨量也受到气候的制约。

上述因素迫使我们必须承认：世界经济的无限增长是不可能的。当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达到极限（比如石油峰值）时，零和博弈便开始了。经济只能通过其他方面的成本以获取更多的某种特定资源。

这一结论对于经济理论与政策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会直接或间接地对整个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不良影响。这就需要我们进行一种范式的根本转变，也就是从目前盛行的“增长范式”转变到笔者所称的“增长极限范式”（limits-to-growth-paradigm）。对于前者来说可能的事情，即无限的GDP增长和经济繁荣，在后者看来却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人们一旦接受这种激进的范式转化，就必须抛弃目前的主导性经济理论，而且需要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作出巨大改变。

尤其是，如果接受上述意义上的范式转变，就必须执行一种引导世界经济渐趋收缩的经济政策，直至达到一种稳态。如今，人们都希望避免当前的疯狂增长以混乱的生态、经济、社会崩溃而告终。然而，资本主义者不可能接受这样一种激进的经济政策，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具有经济增长的冲动。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坚称，可持续发展是可能的，也即生态资本主义是可能的。

如前所述，生态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将希望寄托于可再生资源，尤其是所谓的可再生能源。他们相信，德国的全部能源需求——世界的基本能源需求——能够在2050年前由可再生能源来满足。

事实上，他们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表达了这种愿望。比如，弗朗兹·阿尔特（Franz Alt）就曾写道：

仅仅是太阳辐射就包含着大概10000倍于目前世界能源消耗的能量，而风能是其35倍，生物质能是其10倍，水力电能能够满足一半。

目前在德国闲置农田里种植的芦草，就能够生产出与全国21座核电站一样多的能源。

联合国的环境与发展的太阳能工作组……在1991年声称：“可再生能源的总潜能大概是目前人类能源消耗总量的10000倍。”①

阿尔特还坚持说，我们可以从生物质能源中得到几乎所有物品的原材料：房屋，汽车，每一种化学元素，等等；而且，这些原材料还可以合成。

再比如，赫尔曼·舍尔（Hermann Scheer）在1999年写道：

在一个难以置信的长时期内，太阳将一直提供着它的能量……而且，它会慷慨地满足世界上所有的人类、动物和植物即便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②

如果上述愿景是真实的，那么可持续增长当然是可能的，生态资本主义也一样。托马斯·斯坦菲尔德（Thomas Steinfeld）在2008年写道：

如果人们相信熊彼特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并不需要特定的资源。它只是需要资源。它甚至不需要石油。只要利润可观，切换到替代性能源这一过程——利用传统石油行业赚到的钱——对它来说不存在任何障碍。资本主义对其经济发展所需物资条件所表现的漠不关心掩藏着巨大的希望。①

二、科学技术的幻想

然而，上述乐观描述都是些不现实的幻想，笔者在他处曾对这些幻想作了详尽的驳斥。②在这里，我将简短地将重要的事实和论据予以阐述。

对于太阳能所承载的巨大希望，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在1976年写道：

和阳光一样，降雨的能量四处扩散……而且，它微弱的力量似乎难以供应现代社会所迫切需要的能量……而把分散的“不切实际的”雨能转化成为水力发电厂的可用能量，是一种集中的过程。”③

令人震惊的是，作为一名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康芒纳竟然未能认识到阳光和降水的区别。无论降雨落到何处，借助于天然的地形，都会自动地集中于某一大坝，而阳光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收集。当然，不论是建造大坝还是生产光伏组件，都需要能源和物质消耗，但在后者的情况下，相对于能量上的收益，其消耗要比前者高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太阳能发电要比水力发电更昂贵。在1976年，康芒纳事实上也曾希望太阳能“能够扭转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④

不仅如此，阳光在地球表面上的低密度是一个宇宙学常数，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太阳在夜间不会照射，我们也无济于事。此外，风也无法不停地吹。相比之下，石油燃料的能含量却非常高，而且昼夜可得。

鉴于上述事实，希望太阳能将来能够与传统能源竞争是非常不实际的。而由于其潜在的危险，我们也必须放弃核电并反对建设新的火力发电站。因此，环境主义者要求在可再生能源具备竞争力以前给予补贴。

然而，可再生能源也面临着更为严肃的问题。如果竞争力是唯一的问题，国家就可以通过差别税收手段使不可再生能源变得更加昂贵，从而使可再生能源更具竞争力。但事情却并非如此简单，因为目前生产所有用于太阳能组件或风轮机等材料，都仍然主要依靠消耗不可再生能源，如果后者变得更加昂贵的话，可再生能源也会因此更昂贵。

可再生能源面临着的真正技术难题，则是较低甚至负的能量平衡，也被称作“净能量”（net energy）、收获系数（harvest factor）和能量投入产出比（EROEI）。发电厂的建设包括其中各个组件的生产都需要投入能源和材料，而发电厂必须在其运营周期内生产出比全部建设投入更多的能量，也就是说，其能量平衡应该是正值，否则的话，这些努力将没有任何意义。同样存在争议的是：太阳能发电站是否会呈现为正能量平衡。对此，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都持怀疑态度。这样的争论也存在于其他可再生能源之中。而人们对于风能的看法，是半数对半数的共识，其能量产出投入比只保持极小的正数——根据奥德姆（Odum）的研究是2+。①笔者在其他场合已阐述了这场争论的具体细节，在此我只想就自己的怀疑性立场作一些补充。

由于渐趋恶化的地理和地质条件，大多数原材料提取所需的能源（也就是金融）成本——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铀、工业金属、稀土等——都在不断上涨，而这些也恰恰是太阳能和风能电厂建设所需的材料。这就意味着建设发电厂所需投入的能源在不断增加，而阳光和风的平均能含量却保持不变。基于上述事实，可再生能源技术的EROEI不会提高，反而有可能下降，尽管局部性的技术革新是可能的。

如果可再生能源技术的EROEI真的像其赞扬者所宣称的那样达到40—70，那么它们早已将传统能源赶出市场了，因为根据奥德姆的研究，中东石油的EROEI仅为8.4，美国怀俄明州的煤炭才10.5，海岸带天然气也不过是10.3，然而再生能源企业却仍在要求补贴，这又让人如何能够理解呢？为什么政府稍稍减少补贴，德国的光伏产业就会恐慌？为什么最近——尽管享有各种补贴——德国和美国的不少光伏科技公司仍在破产倒闭？这些现实都在表明，就像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在1978年所指出的，这些产业可行却不可靠。也就是说，净能量增值即使不是负值，对于发电厂运营到期后重建所需的能源来说也远远不够。因此，坚称这些发电站运行中不释放任何二氧化碳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归根结底，补贴来自于整个（世界）经济的总收入，而众所周知的是，这些收入的大部分是由传统能源驱动的。当可再生能源还在依赖着传统能源时，前者又怎么能够取代后者？可再生能源就像寄生虫，当宿主死亡的时候，它们也会死亡。

这里必须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印度富有太阳能和风能却仍在建设新的核电站和火力发电站？如果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站是利润丰厚的，比如说不需要补贴，那么印度人能够每年轻易地建设几千座。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出口他们的光伏组件而不是将之用于国内以不需再建设新的火力发电站？为什么他们必须补贴光伏组件出口——欧盟委员会已经查明——即使中国居民的工资收入要比德国低得多？

当然，这只是一些推断或间接论证，并没有直接证据，但这确实值得思考，因为许多研究者的EROEI数据是不可信甚至是与事实相反的。笔者认为，这些争论会在未来的十年左右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可再生能源的拥戴者不得不承认，”一位绿党智囊写道，“我们不能将所有希望寄托于地中海北部看起来持久性有利可图的太阳能发电。”②

至此，笔者只对能源问题发表了看法。工业经济还需要金属和其他原料，而这些物资都是不可再生的和易枯竭的。由于前文已指出的原因，其能源的和金融的提取成本也在上升，而且其提取和冶炼过程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损害，那么，生态资本主义者打算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他们并没有严肃考虑阿尔特所提出的从生物质能中获取几乎所有原材料的想法，相反却宁愿将希望寄托于提高资源生产率（利用率）和循环利用。

就资源生产率来说，早就有人设想过，科技进步能将资源消耗减少4倍或者10倍，而不需要降低，甚至还有可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比如弗里德里希·施密特-布勒克（Friedrich Schmidt-Bleek）1993年出版的《人类需要多大的环境？》和恩斯特·乌尔利希·魏茨泽克（Ernst Ulrich von Weizsacker）1995年出版的《四倍因子：半份消耗，倍数产出》等。但我认为，这些都不过是幻想而已。正如弗雷德·陆克斯（Fred Luks）1997年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题为《天空没有界限》的文章①中指出的，如果未来50年中发达工业社会的资源消耗能够以10倍因子的速度递减，而且同时经济能够以每年大概2%的速度增长，那么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27倍。这显然并不现实，何况此类的科技进步也有其极限，大多数科技成果还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

对于循环利用而言，人们也抱有太多根本不现实的希望。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曾希望将所有的原材料进行回收和再利用。②环境主义者经常谈论，垃圾填埋场的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在这方面最为荒谬的想法来自时任日本科学理事会主席的杰罗近藤（Jero Kondo）教授。他曾提出，为了解决全球变暖问题，我们应该大量使用太阳能，并把空气中多余的和烟囱排放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转化成有用的化学物质。③

然而，循环利用也有其极限。比如，能源根本就无法循环利用；原材料可以而且正在被循环利用，但这也并不是无止境的。核心问题在于自然的法则，或者说熵定律（entropy law）。就拿制作过100种产品的钢片来说，它们已经进入到100个不同的消费者家庭，当使用价值已尽，它们就会被放在不同的垃圾填埋场。即使进行了垃圾分类，将这些碎钢片收集并运输到钢铁厂，仍会耗费大量能源、材料和劳动。而且，如果钢片的某些部分已生锈或成了过小碎粒，实际上根本就无法回收。

三、生态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戴利的稳态的工业经济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种工业经济都需要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而这些资源迟早会耗尽，或者变得不可承受。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世界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收缩，而当下的世界经济危机就是其预兆。④不过，一种生态的稳态经济从原则上说是可能的——在一个比当前低得多的物资消耗水平上，因为它将主要地建立在真正可再生的资源基础之上，其中最重要的应是生物质能。

问题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能否转换到这样一种经济呢？戴利和其他环境主义者相信这一点，而笔者基于如下原因，持一种怀疑态度。

其一，的确，资本主义迄今为止战胜了各种各样的危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资本主义者能够现实地相信——事实上他们确信——这些危机终将结束并恢复正常。而今天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一种长时期的经济收缩以及经济最终在较低水平上停滞的确定性。

要想有投资的意愿，资本主义者需要有一种明显的希望及其对这种希望的明确感受。当处于上述的客观形势下，尤其是当政府出于对未来代际和生态环境的考虑而执行一种经济收缩政策时，那便获利无望。而如果这种收缩杂乱无章地实行，很多公司因此破产，那么便无任何相对的确定性。

其二，增长冲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内生性的。竞争环境下的信条是：扩张或毁灭。由于没有公司愿意毁灭，如果想继续生存的话就必须扩张，因而也就会有一种普遍的增长冲动，这对于整个经济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只有在一个不断增长的经济中才能使所有公司有希望获利，而且他们也渴望增长。

其三，一个重要难题是公司的较短投资预期。可持续性要求呈现出对未来代际利益的关切，但正如一位公司经理所指出的：“一个公司不可能为下一代际工作……我们必须为目前的市场生产从而赚钱。”（《明镜周刊》1986年9月6日）这是符合逻辑的。投资预期不能超过资本商品的折旧时间，因为利润率计算正是受制于这一时限。

其四，可持续性还意味着对其他人和自然界其他物种的关怀。这就预设了一种道德立场，而这显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道德准则。自亚当·斯密起，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逻辑就是人只需考虑自身的利益。目前依然如此。这也是资本主义者不关注他们企业的社会成本的原因，他们必须减少其成本并将社会成本尽可能地外部化。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导致社会福利，但是他根本不了解增长的极限。如今，我们认识到，社会福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的责任，而且在未来这种责任将会更大。

其五，如果经济走向收缩，那么居民的实际收入就会降低。由于部分企业有意或无意的关闭，很多人因此会失业。如果没有对剩余社会有益或有用工作的公平分配，以及伴随这一过程的某些自觉牺牲，那么将会爆发社会混乱和动荡。我们已经见证了最近发生的几起面包暴动和水源暴乱事件……可是，公平分配和资本主义也是不兼容的。这只能是国家的责任，而且只有国家才能决定哪些企业被关闭。

其六，在一种可持续经济以及向可持续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必须消除资源的任何浪费。然而，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无法避免的。某个具体公司也许能够做到高度节约资源，但整个经济却很难实现。生产过剩、滞销商品的生产、仍有使用价值商品的销毁、半数空座的车厢等都是对资源的浪费，而整个广告产业就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所有这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须接受，因为对整个经济进行计划是不可能的。

当然，最为严重的浪费是大量失业的劳动力，而丰富的失业人口储备对资本主义者却大有好处，几乎可以说是非常需要的。罢工也是对劳动力的浪费，但工会需要这种手段以抗衡资本的力量。我们已经看到，南欧的大量失业人口正在使那里的社会变得不稳定。这些都表明，我们需要一种有秩序的、精心策划的而不是混乱的收缩。

其七，由于经济收缩将会（必须）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发生，世界贸易也将会（必须）趋于收缩。为了防止社会混乱和崩溃，在这一领域中还必须实行国际性的计划与合作。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面向未来的美好社会应该是一种可持续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说是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

资本主义范文第6篇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两难困局

当代资本主义在坚守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了多次自我调整，试图以此克服其固有矛盾。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评价和解读。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调整使“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噩梦，仿佛都已经迎刃而解，不攻自散。”“如今资本主义经过大量改革之后，已经全然改观，再也认不出它的本来面貌了。”调整使资本主义成了“终结历史”的理想乐园。针对上述观点，国内一些学者提出了反驳，认为调整只是资本主义统治策略的改变，“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这些特征，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变本加厉，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尖锐。”资本主义的调整“在不折不扣地证明着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如何评价和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涉及到对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正确认识和我们对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战略选择。因而，这一问题尚需深入考查，立论有待于完善和深化，同时也还需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做进一步的把握。

一、当代资本主义的两次重大调整

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把工人当成雇佣奴隶的野蛮资本主义社会。它实行单一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度，推行着野蛮而残酷的剥削方式，它使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社会在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等破坏性震荡中，在反复地破坏生产力的过程中进行着恶性循环。20世纪30年生的经济大危机，使美国有3750家银行倒闭，140万家工商企业破产，1700万人完全失业，约有3400万人没有任何收入，全国18569家银行总共库存现金不过60亿美元，却要应付410亿美元的存款。这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死亡”。

为了避免死亡，资本主义的决策者做出了无奈的抉择：放弃早期资本主义的传统模式，对资本主义进行根本制度框架内的调整。凯恩斯主义者们为资本主义社会开出了“起死回生”的药方。第一，“非自愿失业”的存在，不可能通过劳工市场的自动调整而消失，因为“非自愿失业”存在的根源是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第二，需求本身会创造供给。因此，国家政府应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萧条期间，政府应当增加它的支出，这不仅仅是用于救济，而且是为了公共工程。这样做将有助于抵消私人企业的衰退。当繁荣恢复时，政府的收入将增加，用于救济和公共工程的支出将迅速收缩。这时，盈余将代替以前的赤字，它将被用来偿付在萧条时期所发行的无利息负担的国库券或被出售的债券。”第三，“当商业活动正在衰退，或者停滞和处于低水平时，……减税和预算赤字与其说是不稳定的政策，不如说是稳定的政策。”“在这样一个时刻，政府应当尽可能多地支出，尽可能少地征税。”

与凯恩斯主义相呼应的是罗斯福新政，其最为鲜明的特点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由国家整顿、加强和管理银行、信贷和货币制度；开征高额累进的财产税，建立社会保险制度，举办救济事业，以此防止资本过分集中，缓解贫富差距；规范劳资关系，适当提高劳工的社会地位；政府干预经济，国家投资兴办公共工程，推动工农业复兴。

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使资本主义走出了“死亡之谷”，找到了缓解经济危机的办法。此后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依然频频发生，但像1930年代那种使资本主义“窒息”的灭顶之灾再没有出现，相反却使资本主义迎来了1950—1960年代的“黄金时代”。

尽管如此，凯恩斯主义并没有使资本主义摆脱噩梦，它给资本主义又带来了新的“痼疾”。要使资本主义摆脱经济危机的折磨，凯恩斯主义的对策就是政府干预经济，进行公共投资，刺激需求，构建社会福利制度，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使之具有一定的有效需求能力。所有这些都需要增加政府开支。问题是，政府的钱从何而来？在通常情况下，解决这些开支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增加税收，二是用经济高涨时的财政收入盈余来“补偿”经济危机时政府投资造成的亏空。然而，战后资本主义的实践表明，由于经济危机频频发生，政府频繁采用公共投资，拉动需求的“反危机”手段，再加上欧洲各国实行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致使经济高涨时的财政收入盈余根本“补偿”不了政府频繁投资和庞大的社会福利造成的亏空。这样一来，资本主义便一步步地陷入了经济困境：税赋的日益加重抑制了投资的增长和劳动的积极性，进而使经济发展趋缓，失业压力增大；财政开支日益增大，致使政府财政负担越来越重，财政赤字急剧增加，进而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上述经济困难在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年复一年的累积，终于酿成“癌变”——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经济危机爆发。1973—1975年经济危机其间，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意大利的工业生产指数分别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降了15.3%、20.2%、12.9%、13.2%、4.7%和13.5%。1974—1979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只有0.7%，1980年只增长0.2%。伴随着经济的衰退，失业率急剧上升。美国、西德、英国的失业率分别从危机前的4.6%、1%和2.2%上升到危机时的9.1%、5.2%和4.9%。

本来，经济危机的常规表现是生产相对过剩，商品滞销，经济衰退，通货紧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进行公共投资，拉动需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增长，就能见到成效。但这次经济危机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在生产急剧下降的同时，物价却大幅度上涨，通货膨胀加剧。危机期间，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消费物价指数分别上升7.4%、18.9%、12.7%、43.9%、19.1%和24.6%。此后，通货膨胀成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痼疾。在“滞胀”危机面前，凯恩斯主义失灵了。正如美国学者哈伯勒（G.Haberler）指出：“如果我们遇着一种老式的跟物价下跌在一起的经济衰退，那末万事如意：多开支一点，物价下跌和产量降低就将被扭转过来。但是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结合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如果我们向经济衰退作战，我们就刺激了通货膨胀，而如果我们向通货膨胀作战，我们就刺激了经济衰退。”

在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主张全盘私有化、市场自由化、政府角色最小化、社会福利弱化的新自由主义成了取代凯恩斯主义的“救世良方”。

20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的决策者改弦更张，相继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开始了第二次政策调整。玛格丽特．撒切尔甚至把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作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哲学导师”，并全盘接受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

撒切尔政府全力推行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放松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推行了一场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在“私有化无”的政策推动下，英国于1980年代掀起了私有化浪潮，将大批国有企业的财产卖给私人，大大缩小了国有企业的规模和作用。从1979至1989年，英国先后出售50余家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总额达250亿英镑。〔有40%的国有经济被私有化。与此同时，撒切尔政府将减少社会福利和对富人的征税视为刺激经济增长“最显而易见的原则”。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对资本收入征税从最高税率98%降到40%，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大幅度削减到22%。

美国的里根政府则将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主张作为“里根经济学”的基本主张。他们认为，第一，“通货膨胀和低速增长是政府庞大化的产物”。货币当局须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防止政府从通货膨胀中获得非法收益，消除社会经济生活中搞通货膨胀的动机。第二，政府应通过减税实行“供给管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供给学派的代表者吉尔德指出：“竭力从富人那里拿走他们的收入，就会减少他们的投资，而把资金给予穷人，就会减少他们的工作刺激，就肯定会降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并限制就业机会”。

正是上述理论使里根政府把降低税率、削减福利、减少政府干预当成施政的关键词。1981年，联邦政府对一个收入最高的公民征收的所得税最高可达75%，1989年，所得税的最高税率降到33%。〕里根政府坚持认为，“给穷人的越多，就会降低对于劳动的刺激。”〔因此，在政府的预算方案中明显削减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

上述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于克服“滞胀”危机确实产生了效果。美国经济从1982年开始回升，1983年增长3.4%，1984年增长6.9%。从1982年底到1987年初，美国经济保持了50个月的低速增长。通货膨胀率也由1981年的10.4%降为1982年的3.9%。此后，1983、1984年的通货膨胀率均为3.8%，1985年为4%，1986年为3%。英国在撒切尔夫人当政的十年中也创造了经济奇迹。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在2%以上。其中，1982至1988年经济增长在3%以上；通货膨胀率由1980年的19.7%，降到1986年的3.3%，此后，通胀率一直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所以有人说：“撒切尔革命”“最为显著的功绩是治愈了长达百年的‘英国病’，英国经济终于甩掉了‘欧洲病夫’的帽子”。

然而，新自由主义也不是灵丹妙药，它虽然在克服“滞胀”危机上有所成效，但它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副作用”更加严重。

首先，新自由主义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强资本、弱劳工态势的加深。美国自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来，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据《商业周刊》报道：美国最大的900家大型跨国公司1999年的利润增长率为19%，而这一年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只上升了1.8%，工人的收入与公司利润明显不成比例。1978—1995年，美国非农业生产性雇员小时可支配工资与可支配收入是下降的，尽管这期间公司的利润大幅度增长，但直到1999年，非农业生产性雇员的收入仍低于1970年代水平。与此同时，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也明显降低。根据1999年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性中心”公布的报告，1995年美国88%的贫困儿童可以得到食品券，到1998年则降到70%。1999年，美国食品券月平均开支为1850万美元，远低于1996年的2550万美元。1980年代后期，法国把1258种药品的报销数额从70%降为40%，同时还限制百分之百报销医药费的人数。

其次，新自由主义遭到民众的激烈反对，导致社会危机频发。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使中下层民众利益受损，美欧各国民众将新自由主义理解为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复活了的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在市场经济、加强竞争、优胜劣汰的口号下使资本更加富有、穷人更加贫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故此，新自由主义的推行导致了一次次的社会危机。

2003年5月，法国掀起了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全国性抗议、罢工浪潮。近80个城市交通受到影响，80％的航班取消，巴黎的邮政、公交几乎瘫痪。这股浪潮甚至波及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示威人群高喊：“退休制度，社会保险，我们曾为赢得这些福利而战，我们也将为捍卫它们而战斗！”类似的游行示威及罢工在法国接连不断。2005年10月4日，展开有100万人直接参与的全国大罢工，2006年掀起300万人的罢课、罢工浪潮。值得深思的是，77%的法国民众支持罢工。

类似法国那样的抗议示威和罢工活动，在他国家也都频繁发生。为抗议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改革措施，德国民众于2003年进行了抬棺游行；2005年掀起示威抗议运动。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对社会弱势群体过于强硬与无情”。英国民众的罢工、抗议活动连年不断。2006年3月28日，大约150万英国地方服务业人员举行了英国8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全国大罢工。抗议政府对“退休权利的侵犯和养老金的削减”。

民众的示威和罢工运动连年发生，此起彼伏，社会矛盾加深，社会危机频发。这是西方国家将新自由主义作为“救世良方”时所未曾料到的。

二、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两难困局

资本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困扰和走向灭亡的厄运，进行了多种尝试、探索和自我调整。然而，在坚守资本主义根本制度条件下的调整，并没有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迎刃而解”，也没有使资本主义“全然改观”，相反，这种调整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无法解脱的两难困局：

要逃避1930年代那样的经济危机和灭顶之灾，就必须按照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取向对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而这种调整却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滞胀”危机。要使资本主义摆脱“滞胀”危机，就须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取向向“自由”资本主义复归。而这种复归又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遭到了民众强烈的反抗，引发了执政者的执政危机和社会危机。搞凯恩斯主义导致“滞胀”危机，搞新自由主义遇到民众强烈的反抗，导致全面的社会危机。左右为难、“回天乏术”。

就西方各国横向比较而言，资本主义也面临两难困境：要使经济持续增长、具有活力需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但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公平正义“指数”太低。“在美国竞争包含的机会要比德国或法国大得多，不过不公平的程度也大得多。”反之，要使社会比较公平与和谐，需坚持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模式，但这又会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遭受“缓慢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较低的效率”的折磨。何去何从，难以决断。

两难困局使资本主义主流社会产生了两难的心态：坚持凯恩斯主义，经济发展受阻；摒弃凯恩斯主义，社会矛盾激化；推行新自由主义，民众强烈反对；摒弃新自由主义，经济失去活力。在左右为难、前后矛盾之中，资本主义的决策者们合乎逻辑地磨光了原有的棱角：在资本主义政治光谱中原本代表右翼势力的政治人物开始转向“中右”立场，原本的左翼政治集团开始持“中左”立场。“激进”与“保守”的划分几乎已无实质性意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动态均衡态势：统治集团的各个主流派别都只能做出折中性、妥协性的政策选择：既不敢（或不愿）完全摒弃凯恩斯主义，同时也有意接受新自由主义，其决策中既有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也有新自由主义因素。然而，这种折衷性的选择仍无法使资本主义摆脱困境。其直接后果是：经济依然低迷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社会危机频发。如此困难的形势实际上折射出的是资本主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奈境地。

三、当代资本主义两难困局的理论启示

第一，当代资本主义的两难困局是资本主义难以“自救”的预示。两难困局的出现表明，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不可能真正“医治”资本主义的“病症”。战后资本主义各国所推行的凯恩斯主义，实质上就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政府干预，来缓解社会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由于凯恩斯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触动根本制度，因而不可能克服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根本矛盾。不仅如此，由于凯恩斯主义频频通过政府干预为资本主义缓解矛盾，结果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严重背离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产生出“滞胀”怪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进一步加深。

19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统治者又举起了新自由主义旗帜，实质上就是要使资本主义从当今的“社会资本主义”退回到早期的“传统资本主义”，从“文明”的资本主义退回到“野蛮”的资本主义。统治者企图靠扼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靠腰斩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胜利成果来找回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现代版的结合形式。不幸的是，新自由主义非但未能医治资本主义的“病症”，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民众的激烈反抗，造成了频频发生的社会危机。

由此证明，无论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止痛剂”，根本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企图依靠凯恩斯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微调”就能让资本主义成为“终结历史”的理想乐园，不过是资本主义主流社会自欺欺人的幻想。

第二，当代资本主义的两难困局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预示。两难困局的出现从反面说明，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资本主义痼疾的唯一路径，只能是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正如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构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即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由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取代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是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矛盾的根本途径。

第三，当代资本主义在两难困局中显露出不可逆转的历史过渡性质。近百年来，资本主义经过多次调整，尤其是经过凯恩斯主义调整，毕竟有了重大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各国推行凯恩斯主义的过程，实际上是借鉴社会主义成功做法的过程。这一过程离社会主义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它不是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显示，而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预示，它不是在强化“正统”资本主义的“元素”，而是在为社会主义因素的产生发挥着催生作用。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架构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不断产生着社会主义因素的同时事实上已发生了部分质变。

其中，国有经济、合作经济的发展，意味着“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向混合经济类型的社会经济组织或社会资本主义的转变”；合作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一种过渡形式”。对国民经济的计划调节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让位于按照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收入再分配均等化政策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推行，“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所有这些，“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都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

而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碰壁”的事实则表明，长期以来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因素和欧洲工人阶级为谋求解放不懈斗争的胜利成果已经成为欧洲社会文明的一部分，成为欧洲民众的价值选择和生活方式。据巴黎竞赛画报1996年的统计，有70%以上的法国人认为，法国应该走一条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应当屈从一个所谓自然的资本主义模式”。这说明，企图让资本主义从社会资本主义（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退回到野蛮资本主义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质已经具有了不可逆性。

资本主义范文第7篇

关键词：资本主义精神 现实意义

韦伯从文化――宗教这一视阈出发， 分析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本书的立论基础是在探讨东西方差异问题时所产生的，深入分析了究竟是何种原因使得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欧兴起并发展，而同样有着悠久历史和资本主义根基的东方各国，诸如中国、印度却没有产生相应的资本主义制度。韦伯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亲和关系，西欧各国近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是以在欧洲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中的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为支撑而兴起的。这种精神既是西欧社会发展日积月累的产物，更是中世纪后西欧理性主义长期发展的结果。

一、“资本主义精神”问题的提出

韦伯的整体研究是通过比较世界各个宗教所代表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去探讨其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重点考察了宗教改革时期以后的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是与新教伦理不可分割的，并对不同宗教教义的区别及其与东西方不同民族间文化背景的关系进行比较并指出正是这种不同民族间宗教教义不同所带来的文化背景的差异，最终导致各个民族走上了不同的发展之路。该书就是从这一角度来探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的，韦伯研究资本主义“性格”的切入点也是独辟蹊径。宗教改革后，欧洲中世纪终结，理性主义指导下的科学实践逐渐的打破了教会在各个领域的统治地位，教会为了生存也发生蜕变。韦伯试图从欧洲人在宗教态度上的转变上为资本主义后来在西方能够产生萌芽甚至茁壮的现象找出一套合理的解释。因此本书主要论证两个方面：第一是为什么西方能成为今天的西方；第二是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只能诞生在西方。

西方整体呈现出今日的景象并非任意发展而来，因此需要找到一种因果联系来推论怎样的行为手段造成了最终的结果。中世纪，基督教将人们对利益、财富的追求视为罪孽，而新教认为为财富而追求财富是罪恶的，但若作为从事一项职业并且以劳动而获得财富，那便是象征着上帝的赐福。因此，获得财富，不仅是应当的，而且是允许的。从宗教改革的视角出发，新教徒在经济生活中相比于天主教徒占有更多的资本，二者对于教育的态度差异也十分显著，这导致他们在职业选择上的偏好也有所不同，天主教更注重来世的特征使得教徒们的最高理想通常具有禁欲、苦行的色彩，这就让他们对现世的利益无动于衷。新教禁欲主义观念强调劳动是人生的目的，努力工作增加个人财富是为上帝增加荣耀。这种盈利的欲望并非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资本主义形式”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并且远远早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时间。书中开篇即提出在很久以前，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企业形式在东方许多国家中都曾经出现过，但这些资本主义之所以无法发展生存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支撑而最终销声匿迹。所以韦伯指出，近代资本主义形成关键不在于从事为盈利的商业活动，而在于以何种精神从事商业活动。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资本主义精神，那里就会创造出资本主义的经济方式与生产方式。

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真正母体，韦伯的回答是：新教伦理。韦伯认为新教诸派的融合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并且从时间上来说，资本主义精神先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

二、何为“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与新教伦理密不可分，韦伯研究资本主义精神便是从宗教改革开始。在宗教改革中最关键的教义便是分别由路德和加尔文提出的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天职观”和“预选说”。“天职”思想促成了新教徒向传统基督教教义的强劲挑战，激发了“资本主义精神”从而彻底改变了社会发展的面貌。从此，中世纪的黑暗拨云见日，新教不仅是在精神上，更是在组织上加入了变革的因素，而作为科层制的创始人，韦伯自然十分重视组织层面对社会生活所产生的约制力。

路德的思想可以分成三个阶段，首先他循着中古神学的传统，认为俗世内劳动虽是信仰生活所不可缺少的自然条件，但没有什么伦理上的含义；逐渐的，他开始转向信仰可以决定一切，主张“因信称义”，反对修道院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认为这是一种利己主义逃避世俗义务的结果；最后达到了“激进”的阶段，无论何种环境，只有坚决履行世俗义务才能使得自身得到拯救，这是得到上帝谅解的唯一方式。因此提出了“每一种正当职业都有绝对的同等价值”。这样就在伦理上打破了“双重道德”对于世俗职业的歧视，为世俗职业的合理性奠定了理论支撑。

就加尔文教而言，加尔文教的禁欲主义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和成长至关重要 。加尔文教更加彻底的否定了可以通过善行与忏悔来使自己得到拯救。在社会生活中，我们通常认为人们通过商业活动赚钱的根本目的并非钱本身，而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的各种物质需要，也就是说金钱并非生活的目的，它只是人们为了满足生存欲望的一种手段。而韦伯则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返本开新，他认为新教的精神是可以让商人们将金钱作为目的的，为了钱而赚钱，本身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也是商人的“天职”。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就是早期资本家们的生活写照，先驱们将创造财富作为一个教徒一生的根本使命。当今的资本主义使每一个人不得不顺从适应市场的规范，经营公司，你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如果赚不到足够的利润企业就会倒闭，不努力的人就会失业，这是生活中的一种常态，但是这一切是谁规定的呢？韦伯认为在这种约定成俗的规范有强制力之前，一定实现有一群人“自发的”形成了适合资本主义特征的生活态度，资本主义绝不是无中生有蹦出来去强迫大家服从其纪律，相反，纪律一定是人为创造的结果，是很多人先把上述职业义务和态度当作是追求的目标，他们成功后，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这是一种因果关系。

所以资本主义精神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以“天职”观引导的职业精神，“天职”观念所形成的神圣劳动价值观，告诫人们需要时刻保持纯洁的情操，人人都应当过勤俭禁欲的生活，勤勉于世俗职业并通过其实现自我价值。新教教义更是给予世俗工作极高的地位，将其视为对上帝的效忠，成为他们成为选民的先决条件。正是天职观念造就了资本家的经营精神与工人的劳动精神。而另一类精神就是“禁欲主义”引导下教徒生活的勤俭节约。新教伦理主张理性禁欲主义，要求人们为了上帝的荣耀和选民的身份而努力工作并勤俭节约，这实质上也就引出了资本主义的积累精神。

三、资本主义精神的现实意义

韦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方式不仅给我们研究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产生原因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路径，而且给我们揭示经济与伦理、文化、精神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范式，这同样给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给予了宝贵的经验。

（一）伦理道德在现代社会的作用亟待加强

新教伦理的尽天职、蒙恩、勤奋、守信、克制、俭省、节欲的精神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快速发展。韦伯以独特的视角阐释了伦理和经济发展的特殊的内在关系，探讨并肯定了伦理道德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发展市场经济是手段，伦理道德的提升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评判标准并不是财富的积累，而是理性的提升，约束力才是人发展的伟大结果。因此伦理道德对经济社会发展而言，除了为其提供基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还必须为社会发展提供伦理导向，使得经济社会发展的符合人类发展的利益。我国的现代化发展不仅是在经济领域问题，更应该是内在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的问题，经济发展如果没有伦理道德作为基础，没有合理的价值体系作为支撑，发展前景就会变得扑朔迷离。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非道德现象给社会发展造成的巨大危害性绝不亚于其他违法行为的产生。因此，我们在不断完善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相关机制建设的同时，也要不断完善社会道德伦理的基础建设，寻找经济社会体系存在的理论支点，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健全的道德规范和文化体系，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迅速、规范、同步和持续地发展。这是德治经济应然的价值追求。

（二）逐利过程需不断理性化

身处技术时代中，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即是技术的中立性给人类造成的困扰，而韦伯研究中的宗教伦理精神，在当今时代更可以理解为一种人文关怀，一种发展信仰和追求。韦伯赞赏的一条圣训是：“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中国和西方思想上的本质差异便在于左右西方人的在于理性，理性是西方一直追求的至善之法。而在我国，人们思想长时间存在的本源在于“道德”，所以如何培养社会比较认可的统一的道德观、价值观，就如同铸造一部法律一般重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社会一直贯彻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人”假设理论的本质内涵，即人的一切活动均是以经济为根本目的而存在的。但是在经过了近展后关于人的内涵被极大丰富，人已经不仅仅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复杂人”，科学、技术、经济的发展可以绝对“理性化”，但是人类发展却不能如此。人类在社会发展历史中始终占据主体地位，如果忽视人文关怀，忽略发展意义、目的，发展就会变成一头怪物，由此人类成为了发展的手段而非目的，最终造成发展的本末倒置。而我国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应当认清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不可混淆。人文关怀的需要对于经济的发展已变得十分迫切，如何使“经济人”的行为成为符合人类发展理成为人类真正走向下一步发展的关键。如果发展是一场远航，那么人文精神就是指南针，如果没有正确的发展方向，在美丽的发展现状也必将成为昙花一现，人类发展也将走向无法预知的深渊。

四、结语

虽然本书的观点较为狭隘，仅从宗教伦理角度分析制度构成原因，但这种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态度对于现实社会的意义愈加重大，使得当代的资本主义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单纯地靠抨击、贬低来宣扬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的行为是有失偏颇的，盲目相信自身的制度、社会，而对其他一切都抱有敌意是一种思想僵化的体现。达尔文的进化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世界所有生物的进化过程，绝对不是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而是一种不断适应社自然界发展的进化。人类理性的进化也是人类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所以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更重要的是符合人类发展根本利益，单纯认为经济发展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就会导致经济发展毫无目的性。发展没有正当意义，经济增长就只能滋生出“享乐主义”、“虚无主义”这种怪物，所以韦伯所论宗教本质上就是文化的功能，它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方向，而经济发展只是人类进步的手段之一。人类生活的根本目的是人类自身，如果人类变成了手段，则人类就没有了特殊性，这种贬低自身的做法也会必将导致导致发展的终结。

参考文献：

[1]梁骏.经济发展的道德支撑――读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

[2]杨彦明.论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因素――解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J].河西学院学报，2006.

[3]吴立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研究[J].枣庄学院学报，2014.

[4]杨金廷.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韦伯问题的启示[J].邯郸学院学报，2012.

[5]李i聪.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马克斯・韦伯看大国崛起[J].嘉应学院学报，2007.

[6]刘书伟.论新教伦理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经济功能[J].经营管理者，2011.

资本主义范文第8篇

一、清朝时期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基本状况描述

（一）鸦片战争之前的资本主义萌芽状况从宋朝开始，我国的经济中心开始向南方转移，宋朝时的江南地区，农业经济和商品经济已经呈现出了比较繁荣的程度。这之后，江南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在明清时期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江南地区较早的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新的生产方式不断地出现，新的经济模式也在不断地酝酿之中。众所周知，江南良好的气候条件使得水稻的种植成为了江南地区巨大财富的来源，而从宋朝之后，更为频繁的商品交流使得丝织业在江南的地位逐渐提高。由于经济中心南移，逐渐与北方的政治中心相偏离，南方的社会控制逐渐减弱，也从客观条件上促进了新的经济形式出现。江南地区在明清时期逐渐出现了类似于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资本主义萌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得到了长足地发展。在江南的苏州、杭州和松江、温州等地，丝织业和棉纺织业非常发达，后期才由江南向广东、陕西、云南等地区扩张。这些丝织业和棉纺织业出现了与西方相类似的管理制度，出现了类似资本主义的雇佣制度。虽然确实出现了属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在规模上仍然较小，主要体现在分布地区十分有限，仅仅在松江、苏州、无锡等地出现分布较密集的手工业工场。同时体现在数量上也严重的不足，例如鸦片战争之前松江地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仅有14个手工业工场。这一规模甚至远无法与14世纪的佛罗伦萨相比较。

（二）鸦片战争之后的资本主义萌芽状况同时，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能忽略西方势力的影响。正如之前提到的，松江在鸦片战争之前，手工工场数量十分有限，但是在两次鸦片战争后，逐渐出现了上百个新的手工业工场，这一变化明显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相关的。而如果遵循英国模式来看的话，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重工业与不断扩大的工业经济也与西方资本有直接关系，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西方列强的直接投资，都是在鸦片战争叩开国门后发生的事情。仔细观察中国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的分布也可以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明显作用。随着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中国的沿海城市以及长江沿岸的城市逐渐开放，各种新的生产方式也在这些地区不断出现。比如，沿海的上海，沿江武汉、南京等城市都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特点的轻重工业。这些企业可以粗略的分为两类：一类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影响产生的本土工业；而另一类则是西方企业在中国的直接建设的工业，是比较简单的资本输出。同时，从交通运输的角度来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使得西方的交通方式迅速的融入中国的工业发展之中，在鸦片战争之前，东北的煤炭、木材、金属等原材料主要通过海运来实现，但是铁路的建设以及海运装载量的提升，使得本身资源缺乏，不利于建设重工业的江南地区逐渐出现了一系列重工业，如：江南造船厂，江南总局等。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受到了“洋务运动”较直接的推动，洋务运动本身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结果。正如之前在批驳“日本例外论”时提到的，当时东亚的精英阶级在受到西方猛烈的冲击之后，一部分人寄希望于全搬西方的模式，从而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洋务派作为有资产阶级特点的官僚阶层，在东西方交流以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起了比较积极地作用。可见，中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虽然不完全归功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但是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发展则离不开西方直接的影响。所以中国向资本主义的发展某种意义上并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西方观念输出的结果。

（三）个案分析：苏州的资本主义萌芽状况宫崎市定曾这样描述苏州：“（苏州）不仅是一个政治城市，而且还是一个商业城市，并逐渐变化为一个轻工业城市”。苏州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苏州在清朝中期人口已经达到了100万左右，成为特大型的城市。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来人口，据记载，“苏城内外踹匠不下万余，均非土著，悉系外来”，“皆系膂力凶悍之辈，俱非有家土著之民”同时周围的城镇星罗密布，而且苏州城乡相互开放的社会中，城乡工业联系紧密，特别是市镇工业与农村工业之间没有绝对的阈限，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不太一致。而当时苏州的工商业十分鼎盛，主要有：纺织业与纺织加工业、丝织业与丝织加工业、成衣业、碾米业、酿酒业、印刷业、榨油业、纸张加工业、砖瓦石灰业、铁器制作业、玉器制作业等。显示出基于发达的有机农业而显现出的扎实的轻工业基础，同时，由于东北、山东等地的煤铁工业原材料的不断输入，炼铁和冶金也成为了后来苏州城市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柱。总的来说，苏州的城市发展出现了与西方发展路径一致的地方，同时，也不乏与西方发展路径不同，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虽然从表面上看，苏州遵循了由单纯的有机经济，向以纺织业为基础的手工业工厂转变，再扩展出更加丰富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再然后逐渐在技术条件改良的情况下出现以煤铁工业为基础的重工业体系。但是苏州最具特色的三个特点却与欧洲城市工业发展的路径相悖：其一，市镇工业与乡村工业存在差异，但是并没有完全的割裂开来，没有像西方形成明显的阈限；其二，工作的专业化程度差异不大，而且严格意义上并没有形成职业的工人群体；其三，城市发展与周围市镇的关系相对开放，中心多而散乱。

二、浅谈对于“韦伯命题”的质疑

总的来说，“社会生产可以分为生产资料生产(主要即重工业)和生活资料生产(主要即农业和轻工业)两大部类,而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在比较传统的简单再生产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所占的比重比较小，而且生产资料生产与生活资料生产所占比例相对稳定，维持在一定的数值上。但是，逐渐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特点的话，生产资料生产所占的比重较之前会有明显的提高，同时也表现在生产资料扩大的速度大于生活资料扩大的速度。正是因为如此，英国产生了以纺织业为先导，以重工业迅猛发展为核心推动力的工业革命.不是所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都走了“英国模式”的发展道路。如荷兰的资本主义不是由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来促进的，也并非是由技术条件的改革来带动的，作为一个本身资源有限，依赖农业经济但是在海上一直享有霸权的国家，荷兰的资本主义发展是通过产品出口和原材料进口的利润逐步带来的，这与“英国模式”有着巨大的区别。

那么“英国模式”为何有一定的特殊性呢？这与英国所占有比较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其气候造成农业形式单一有着紧密联系，而这些条件是由英国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反观中国，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江南地区具有比较密集的人口，相对活跃的市场，非常便利的交通（主要得益于江河众多）等易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但是江南地区本身缺乏矿物能源，使得虽然江南产生了类似于工业革命前欧洲式的手工业工场，但是却无法大量存在“以矿物能源为基础的经济”。当时“华北与东北的重要煤矿——河北开滦煤矿和辽宁本溪煤矿，不仅储量充足，易于开采，同时靠近海边，易于运输。”可以说江南地区在运输条件充足的前提下，也有能力开发重工业。更好的是，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经济基础较雄厚，可以因地制宜，直接发展重工业，以长江中游的汉阳为例，坐拥大冶铁矿与萍乡煤矿的原材料，在洋务运动时期建成了大型煤铁工业企业。而“辽宁的抚顺、鞍山，两大煤、铁矿藏相距很近，是理想的煤铁工业发展地。”但是由于中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均匀，资本主义萌芽仍局限于江南地区以及长江两岸人口密集的地区（这也是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比较深的地区），矿物能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很多未能开发出有效的重工业，而经济先进的地区，矿物能源又相对匮乏。再加上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性，国家管理分裂，各资本主义国家辖区发展模式又存在差异，且互相之间利益冲突，缺乏商业合作，使得中国遵循“英国模式”发展最终失败。可见，“英国模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韦伯命题”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国没有能够产生像欧洲一样的资本主义，很有可能是中国就并不适宜产生资本主义，或者至少无法原版复制西方资本主义的套路。虽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像英国一样，出现了从农业经济向手工业经济转变的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走和英国完全一样的发展道路。更何况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还极大地受到西方入侵的直接影响，资本主义在中国有可能并不具备自发生长的土壤，反倒是西方的偃苗助长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

正如梁漱溟所说：“知走路慢者，慢慢走，终有一天可以到达那地点；若走向别一路去，则那地点永不能达到。中国正是后一例。……中国不是尚未进于科学，而是已不能进于科学；中国不是尚未进于资本主义，而是已不能进于资本主义；中国不是尚未进于德谟克拉西，而是已不能进于德谟克拉西。”东亚经济的后发性繁荣提醒我们，中国现有状况和历史因素，借鉴但不盲从，才是中国发展的方向。韦伯在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但事实是也许中国并不适宜产生欧洲式的资本主义，甚至资本主义也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跳出西方视角来探讨问题，对于“韦伯命题”的解释和质疑将更为多样化。

资本主义范文第9篇

现在许多学者都担心的现象,如国企改革停滞,国企中的垄断大鳄天价拿地,以及行业协会垄断海外采购,其本质都是“王安石主义”在现代社会的再版。

在西方人的“纯资本主义”(将出任日本首相的鸠山田纪夫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社会里,西方人一直像信奉耶酥基督一样地尊奉市场法则,政府也只在其中扮演运动员的份。自从他们发现政府必须在某个特定的时候不得不逾距跑进运动场充当裁判员(否则游戏就玩不下去了),此时他们发现,中国人的“王安石主义”很好用。把“王安石主义”恰到好处地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里,就是“科学资本主义”的准确定义。

眼下西方人特别关注中国人的“政府调控”,这让他们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的社会价值观了。这个发展趋势的风险,是哈耶克警告过的“奴役之路”。当基本民权在政府的面前倒下的时候,就会滑向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的深渊。

以上两种趋势虽在拉近中西两大文明体之间的距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融为一体,因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基本理念的产物。尽管如此,有历史责任感的学者应当早早地应予关注。这就是本文的宗旨。

恰到好处的政府调控与充分有效的市场机制的相互结合,就是“科学资本主义”的精髓。但政府依据怎样的制度设计来做到那么理想的程度,仅靠实践和总结是不行的,需要拿出有创见的宏大理论,这就是把问题引向了更难更深的层次,也就到了本文所难以论及的深度了。

借助文化传统的优势和计划经济时期的实践经验与教训,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应当在这方面先行一步并有所建树。

什么是“科学资本主义”

什么是“科学资本主义”?这个新奇的名词含有怎样的意义?这是首先要向读者交待的。请不要向大家熟知的另一个名词“科学社会主义”方向联想,与“科学资本主义”含义相近的词是“科学主义”。

虽然“科学”是个褒义词,但科学主义却是一个贬义词,意思是将人类以往的认识和经验,主观地应用于对未来的认识和对社会生活安排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人类把自然选择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管理中,将劣质人口或“无社会价值”的种群予以人工淘汰,其后果不用赘述是违反基本人道的。

笔者这里所说的“科学资本主义”是一个中性名词,它既不是一种标榜,不是去宣扬一个主义(如“科学社会主义”那样),也不是一种贬损(如“科学主义”那样),而是面对一种世界性的大趋势,以十分冷静的一个概括,用来向人们展示出笔者在缜密的思考之后的一种判断。

笔者认为,当今世界现代化演变的趋势,是以自由竞争为最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在进入到信息化时代以后,它的发展出现了难以回避的阻碍,从而出现了前所未遇的危机。具体讲,就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需要在最近一段时间进行一个“必要”的修正。

信奉完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们认为,只要执著地固守“自由竞争”基本原则和认识底线,无论经历怎样的磨难,历史上和今后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各种经济危机都能最终得到化解。“市场理性”能够指导人们迎来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最终达到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最合理的开发和消费。

但是,发生在2008年夏季的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让上述思想家们“集体失语”,人们眼睁睁地看着最虔诚地信奉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信条的美国,它的政府也在市场外部坐不住了,要动用政府力量干预由上帝之手操控的市场经济了。它将以政府的行政力量获取的7000亿美元用来“救市”,这只“看得见的手”成为美国建国200多年来对市场经济最肆无忌惮的干预。人们怎样评价这个将一个非市场主体的力量参加到市场活动中来的行为?按习惯说法是“政府干预”。是的,这种作法是一种干预行动,但是给这种行动赋予正当合理性的理论还没有名称。我则认为,应当给这种违反常规的干预行为予以认可的理由,应当把它称为“科学资本主义”。人们普遍认可这种做法的本意,是因为美国政府正在维护市场经济的最根本利益――不要让经济“崩盘”,但此种手法本身是“违规”的,因为作为非市场主体的政府实体本无权这样做(政府采购之类的行为是政府以消费者的身份进行合规的市场活动,与上述行为完全不同)。

因此可以用这个案例的方式,这样地进一步描述和定义一下我所谓的“科学资本主义”:“科学资本主义”是政府行为的一个新的信条,即当政府认为市场经济可能出现重大危机时,当市场已经出现经济危机而用“无为”的对策方式无法看到经济体尽快走出危机时,当政府以“超人”身份自认为市场机制出现“失灵”征兆时,政府以非市场手段插手市场的非正常交易活动,这种政府行为的根据应当被叫做“科学资本主义”。之所以冠之以“科学”二字,是因为政府认定:在此时,如果不以理性对自然秩序予以修正,虽然最终也能走出危机,但是眼下的各个市场主体以及人们所信奉的价值观都将在短时间内受到伤害。当此之时,须要付出代价,那就是政府将上帝推开,让他暂时“挂职”,自己主动“犯规”,赤膊上阵干预市场。

科学资本主义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

我为什么一定要标新立异创造“科学资本主义”这个词呢?我的回答是因为以前现成的类似的旧词都无法准确地说清楚当今世界刚发生的这些事情,比如“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

“垄断资本主义”指的是一种经济行为,是大额财团或金融家们结成联盟操纵市场,以攫取最大的利益。列宁曾把早期的个别现象如“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的产生作为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形成的依据。那时也确实有这样的趋势和现象,如果任其发展,所有中小企业都将消失,真正的市场也不复存在,商品价格也就取决于寡头们的随心所欲了。如此,资本主义也就真如列宁所说进入“垄断的、垂死的阶段”,最后的消亡也就不远了。但是,那时的资本主义并未如列宁所预言的那样,他们及时地采取了措施,克服了那个趋势,这就是“反垄断法”的产生。而这样做的主体正是政府,这说明自然的“资本主义现象”(自由竞争的市场)可以为人类理性所把握、克服其内在的“野性”。因此,“垄断资本主义”无论是含义还是行为主体,都与“科学资本主义”完全不同。

而国家社会主义的“行为主体”则是政府,其历史上的案例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一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某种原因走上此路(如德国的民族复仇和日本民族由卑微而产生的民族狂妄),就使得问题进入了另一个巨大的话题。法西斯德国和战前日本的政府在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法西斯的“八一宇”思想的统御下,两个国家的经济都成了国家政治的一个部门,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其民族经济必将成为那些狂人们的殉葬品。这是两个“走偏”的案例,简短说,就是政府“弄权过度”,权力成了政府服用的“”,以致政府无限制地将某些狂人的目标强加于社会,从而导致本民族和外部世界的冲突和灾难。

“科学资本主义”还只是在民主政治框架内的政府职能的“扩权”,而国家社会主义则已蜕变为专制政治的无限度地任意施加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科学资本主义”

在美国政府从一个方向上开始尝试以“科学资本主义”手法修正传统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的时候,中国政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在同一座山的背面逼近“科学资本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只是它们的方向相反,目标却一致。中国人许久以来,就一贯不信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历史也从来没有真正地实施过那个主义。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措施,在本质上都是把中国政府对市场运作和公众的经济行为的无条件干预逐步收敛,官方说法叫“国退民进”简政放权。最明显的标志是把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定价机制逐步还给市场。但距离社会财富价值完全由市场形成的那一天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我们的许多方面:劳动、自然资源、土地历史上和现实中充分的市场从来没有存在过。基于此,才会催生一大批一夜暴富的市场弄潮儿,同时也给某些靠近市场的部门的政府官员造就了极轻易地进行权钱交易的机会。

对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从不同方向上向着“科学资本主义”这同一目标前进这一现象进行认识和判断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这首先可以促进我们中国人对长久以来在头脑中形成的“万恶的资本主义”概念进行必要的修正。

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任由一个什么坏蛋或一群吸血鬼,用来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压榨的工具,也不是由一个反动的理论家创立的一套“坏”的经济理论,而是西方世界在文艺复兴运动以后自然形成的一套商务行为规则。人们,尤其是中国人,长久地浸淫在无聊的道德说教中,把从社会中获取最大利益的行为视为“不义”看成贪婪,最形象的说法叫“无商不奸”。中国的儒家文化氛围中产生不出亚当•斯密那样的思想家,也永远不会有人能像他那样认识到这样一条道理:每个人如果以劳动的方式在不“犯规”的情况下向社会谋利,并尊重他人有相同的谋利权的时候,社会就形成了人们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氛围,尽管这会造成贫富差距的加大,许多人认为这使得社会变得“不公”,因而“嫉妒心”常常让人们产生仇富心理。一句话:资本主义与科技发展程度无关,也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必然的发展阶段,而是一群人依据一套生活原则所催生的一种文化氛围。

我一直就这样定义资本主义。

当我们中国人开始认识资本主义的时候,往往都看到它的“丑恶”的一面,而一百年来的社会实践,让中国人逐步认识到它合理和有用的那一面。当中国人在承诺加入WTO的时候,实际上就认可了资本主义这一西方人所发明的伟大的文化成果。但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府主导型”社会生活组织原则所生成的中国文化传统,即“中国特色”,仍然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着很大的影响,而这种文化传说统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格格不入的,其基本的冲突,在于产权的归属问题。仅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个原则,就让土地权利和所有自然资源失去了商品本性,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又让社会劳动无法形成真正调节人们社会行为的劳动价格机制。这两项基本原则对市场无法形成至关重要的基础商品的合理的定价机制,资本主义从根本上也就无从谈起了。

“驾驭价值规律”与“科学资本主义”

思路至此,让我想起了一个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学术问题,那就是关于“驾驭价值规律”的有关争议。

1992年在财政科学研究成果徐州定稿会上,我曾经就这个问题冒昧地讨教过老一辈财经理论权威许毅先生。创立并极力主张“驾驭价值规律”这一说法的许老简单而干脆地回答道:“怎么不能驾驭?我们可以不必从自己的市场上形成商品的价格,只要认真研究一下西方人的市场活动,就不难找出我们所需要的价格信息,拿来应用就是了。”当时,我听了口服心不服(我也有中国人“畏大人言”的毛病),但还是觉得有一定的道理。现在看来,这个问题的关键部分在当时的实践中还没有明显地呈现出来,因此无法继续争辩下去。

以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中国的GDP,中国的商品影响到世界贸易的程度还很低,大宗的商品,如石油、钢铁、天然气、铁矿石等,绝大多数的物流都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之间,我们中国很容易地就能将“国际价格”来引入到当时中国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来。但是,当中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许多基础性的商品(如上述的钢铁、石油),中国成了重要的买主或卖主,我们与别人的交易极大地影响该商品在整个世界的供求关系的时候,“定价机制”失去了自由竞争这个前提,其价格的确定就成了问题。因此,我们从巴西和澳大利亚大宗进口的商品铁矿石,从俄罗斯、委内瑞拉和中亚各国进口的石油,以及我们的大宗出口商品(玩具、服装、小商品、钢铁制品等,以及眼下正打得欢的“轮胎仗”),它们的价格形成方式就进入了盲区。对方于是就耍起了赖,以“反倾销”法来对待我们。我们对来自西方和日本的反倾销举措很是恼火,但是也很无奈。即使告到了WTO,由于我在前所说的“市场定价机制”的缺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历史上看,当资本主义二百多年以来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资本主义者”从来都是世界性的主要商品销售者或倾销者,“价值规律”是他们的护身法宝,也正是这个“规律”让今天的世界经济格局得以形成。如果现在再去请教许老这同一问题,不知他将会为“驾驭价值规律”之说做怎样的新的解释了。

仅把当前西方的危机看作是金融危机是不全面的。而今,我们中国人来了,这给他们出了难题:我们作为大买主,采购意愿稍一透露,世界上该类商品的价格应声暴涨(如铁矿石等基础原材料),我们销售行动刚一展示,各国“反倾销”的市场大厅马上关闭,前者造成“有价无市”,须反复地艰难地谈判协商,也难以奏效(因为机制已经缺失),而后者,就自然会形成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孤岛。长此以往,都会给世界经济的发展(眼下则是走出低谷)带来不利。已成为庞然大物的“中国制造”的梦魇确实让不少原本是西方人的强项(最显著的是钢铁、造船、纺织)的领域变成了“落叶长安”。可以设想,长此以往,当那些人们在支撑西方人饭碗的行业(如汽车、飞机制造、金融业)再接连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新势力范围”时,世界经济将进入下一个看不到尽头的严冬。

这就是我在思考本轮金融危机时,不由得想用“科学资本主义”这个基础判断来敲一敲警钟的由来。

西方人是用高科技为手段来应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的,他们也在同一过程中创造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世界,并获得了作为成功者的文化优越的“”。以电脑的发明和卫星的应用为背景的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以核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以生物科学为龙头的现代农业,以重化工科研成果催生的新材料产业,所有这些高科技新领域,一方面可以说是西方人半个世纪来开拓出的“新大陆”,从另一角度来说则是被我们这些“能吃苦”的后进民族逼上的“绝境”。他们身处“绝境”之后的一个“后果”是,一旦在他们前面没了路,即没有突破性的重大发明所创造出的新型产品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就会发生,我据此而认为,这才是源于西方最发达国家的本轮经济危机的最深层次的原因。而造成这样后果的就是引发“科学资本主义”对自由竞争的老的资本主义理论提出挑战。而无论是房利美、房地美的“次贷危机”,还是麦道夫导演的惊天大骗案都只是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环境中,政府对市场监管不到位情况下爆出的个案,绝不是造成危机的原因。这更进一步说明,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呼唤“科学资本主义”的产生,呼吁它出面来解围以应付场面。

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这不是我们发展本国经济的初衷,我们真不愿意看到西方人的一个一个行业走向没落,因为他们的这种没落也意味着我们在短期内的发展逐渐失去了方向和赶超目标。

解铃还须系铃人。因此,我认为,应当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从经济领域之外来寻找对策了。我认为,我们的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就是我们的儒家文化对当今社会发挥的巨大影响。这就要说说中国“科学资本主义”的儒家渊源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我们信心十足地宣称“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敌人一天一天烂下去”的时候,他们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硕果――信息经济时代。当我们打开门开始走向他们时,他们却进入了前途莫测的“百年未遇的危机时代”,这是怎么回事?怎样从哲学的深度看待这一现象?

“科学资本主义”只能解一时的燃眉之急

依据斗争哲学,只有对立和真正的竞争,才能激发人类的进步,平庸的“和合”,只能导致停滞。自然界生物的进化和西方世界这三四百年来的巨大进步昭示着前者,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的止步不前是后者的真实写照。

放下远的说近的,西方人什么时候能真正走出本轮经济危机?

我的判断是:从小处看,什么时候中国经济完成了“日本化”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开始从危机中走出来。那时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已得到显著的提高,从而成倍地增加“中国制造”的生产成本,西方人也就开始从难以接受的“价格挑战”中解脱出来,步入平静的稳流发展时期。这一点,正像日本在80年代来日元大幅度提价以后,西方人才从“日本奇迹”的惊愕中松口气,从而迎来他的最为得意的信息经济时代,恢复了自信。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帮助西方人,我们也应当做点什么,那首先就是:让多数中国人真正地富裕起来,走出“穷日子穷过”的历史,并尽快结束“富日子穷过”(例如有了钱就买美国国债)的过渡时期。一个能最快见效的政策建议,就是把我们的两万多亿的外汇储备,更多地尽快地用来提升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质量,从根本上提高中国人的劳动成本――这不但能让西方人松口气,也能使中国人获得超越生活的动力,进而发展我们的文化,并以其成果贡献人类。当然能把这笔钱“消耗”得好,对中国政府来说,也是一门极难的学问和艺术。

那么从大处看,西方经济何时复苏,或者说获得新的生机得到发展?

我认为,这取决于两点,第一,西方人能否不断地拿出与电脑、互联网技术、新材料革命空间技术和生物科技相媲美的新的伟大科技成果了;第二,是西方人何时能拿出突破性的现代经济理论成果以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不能仅仅用稍带性质的“市场监管”来权宜应付。

先说这第一点。我觉得,我们不应讳言,自16世纪以来,世界和人类的划时代进步都是由西方人不断努力探索才创造出新的文化成果的结果。在现代,新的世界经济周期将更紧密地与新科技的大发现相关联,没有了后者,世界经济都将进入一段时间的相对“停滞”的发展阶段,如果再加上人类自身数量的无控制的盲目繁衍,那是产生危机的原动力。例如,这次经济危机就是中国人带着人类1/5的人口“入籍地球”的结果,对稳步发展很长时间的西方来说,由于今后不会再有这么一个大的“人口决堤”事件发生(中国加入WTO),所以我判断,在消化掉中国人口问题以后,一个世纪之内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相对的稳流期。此轮问题获得最终解决结果的前景取决于:中国的土地资源何时实现资本化,中国的劳动资源何时彻底实现商品化,中国的大多数企业何时能彻底地转化为“唯利是图”的独立市场法人,而有如此三者,则要求中国对政府行政资源改造,中国家庭的人口观念的改变和企业制度的改革必须有突破性的进展,而西方人能否创新出“新玩意”则是本答案的另一个提示。

从这个角度看,G2之说为什么让人们炒得那么火热才能得到解释,因为它能引起几乎所有人眼球的最深度的原因正在这里,即:美国的“科学资本主义”实施到何种程度,实施到什么时间,而中国何时走出“科学资本主义”阶段,将自身融入到自然的秩序中。

中国儒文化的提醒――现代政府经济职能的界定

本轮的经济危机虽能发于美国,但其发韧处和最终解决的关键却在中国。我认为,是中国的儒家文化的信条在最深的地层中引发了本轮世界上的经济危机。问题的精髓是政府在何种程度上、并以何种方式干预市场。

依据儒家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信条,“大丈夫”的最高生活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最高境界是按照儒家理论“重新安排的山河”,当然操控市场和各种干预社会公众的经济行为也就必然是其中的应有之意了。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次“盛世”,顶多只做到“治国”那个档次就开始走向没落,即使在可称雄天下的清朝乾隆年代,也没有走出国门实施“平天下”。而今,依照中国人祖先的人生哲学,我们已经做得空前充分了,开始从历史上最辉煌的程度有所突破了,即尝试着“平天下”了。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西方人只在苦涩中莫衷于是,而最了解中国的日本人已经开始看出点“门道”了。

据日本《每日新闻》2009年8月10日笠原敏彦的文章(题目为《东西价值观的相克》),他认为,中国人已经开始了“向西方发起价值观攻势”。他说:“……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有着区分的儒教等亚洲价值观念今后必然会更加兴盛。世界正在由西方文明操纵的时代转向文化相对主义的时代。”(据2009年8月11日《参考消息》)

中国人不是以武力去“平天下”,而是在自己也未加准备的情况下,以儒教的观念迈开了“平天下”的步伐。其中最让西方人惊愕的是:由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世界性恐慌中谈论“百分之七还是百分之八”,可见中国人不但能“改变已经发生扭曲的国际关系”,而且在提醒西方人:中国政府应该不会侧身于市场之外,今后会更积极地干预市场,中国人管这叫做“调控”,而“调控”远远比“干预”来得更积极主动一些,可以说“调控”的含义是:无条件地全面干预市场。

但是,笔者也对将来的某个时刻怀有担忧,从来不含现代金融理念的中国儒家文化,一旦主宰了今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如果不能推出像金本位那样取自自然的价值原素(“充分自由的”市场则有此功能,而那个市场为儒家文化所不容),如果不能“制造”出美元那样既方便灵活又数量上恰到好处的用于流通和储存手段的新的货币,今后的世界经济的基石又将如何存在呢?

整个地球会不会又进入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代那样的“无义战”格局呢?当然,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刀真枪的战争,而是“贸易战”、“制裁战”,或者是“价格战”和在WTO框架下的“口水战”。

作为中国人,我为中国能以这种方式走向世界而感到自豪(毕竟彻底地结束了曾经的屈辱时代),但是却认为中国儒家文化的局限性也决定了:中国冲击波给世界带来的只是“震撼”。应对那个“震撼”,西方人可以用我的“科学资本主义”说法来理解和自我安慰,但那是一道没有答案的难题,最终,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还应当在“自由竞争”的原则下获得解决,因为,那才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折射和演化。而按照中国儒家文化“平天下”的原则(即由政府出面组织社会生活的主张),只能把世界引入类似过去中国两千年以来的平庸时代。

我认为,中国的儒文化对当今世界的最大意义,是逼迫经济学家们拿出新的理论成果来,这个成果应当包括这样的内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与边界,政府应当以何种方式对市场发挥非经济性质的作用。而这样的内容是包括凯恩斯以及萨缪尔森都在内的学者都从来未涉足的处女地。借助文化传统的优势和计划经济时期的实践经验与教训,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应当在这方面先行一步并有所建树。

资本主义范文第10篇

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够快速建立全面配套的治理体系，即便只存在一两块“短板”，也容易遭受比过去严重得多的惩罚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被视做罪魁祸首的“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开始成为媒体和学者们的一个时髦词汇。它还有许多别名，如“关系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这个形象而含混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生动刻画了一种亚洲特色的资本主义，它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资本主义似乎存在天壤之别。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政府官员和商人团体长期保持着一种互惠共赢的密切关系。这种模式在实现高出口、高增长的同时，也不乏腐败、关系、袒护、政治献金、内幕交易和垄断等降低效率的现象。

通常对裙带资本主义的最大批评，莫过于它造就的利益集团对社会福利的侵蚀。一旦既得利益者发现自己行动的成本由全社会承担，道德风险就会发生。具体而言，大企业集团往往过度负债、盲目扩张；为企业融资的金融中介，也没有动力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一起失去控制的后果，就是在金融危机发生时，即使像韩国这样的亚洲第二大经济体，也无法负担企业部门似乎突然涌现的巨额外债――最终企业破产蔓延成为国家破产。

裙带资本主义固然应该受谴责；但它并不是金融危机的惟一成因。作为更具建设性的批评意见，理应客观仔细地分析：为何裙带资本主义是亚洲各国公共治理与公司治理演进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

其一，资本主义的亚洲变种在金融危机前30多年一直运转良好。正如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指出的，目前备受指摘的裙带资本主义的“原罪”，自20世纪60年代亚洲经济奇迹开始时就同步出现了。其实，裙带资本主义并非亚洲独有，美国在19世纪不是也有许多“强盗式资本家”，利用金钱和游说对政治家的决策施加巨大影响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裙带关系，而在于这种关系亲密到什么程度，是否扼杀了商业竞争，降低了社会效率。

其二，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经济体而言，当资源、技术和企业家都极度匮乏之时，政府官僚们主动出击去寻找成功的企业人士，帮助国家实现发展目标，完全不足为奇，其好处是相互的。那些急欲开发新产品、投放新市场的企业家面对巨大的市场风险，当然很乐意政府出面协助克服资金和销路等难题。可以说，东亚奇迹的制度逻辑基础，就是深谋远虑的官员和富于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互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发展战略。这曾经造就了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成功。但时间一长，这种特殊的利益机制开始助长这些既得利益群体滥用特权、排除异己、腐化沉沦，最终使得许多中小新创企业被屏蔽在发展大门之外。

裙带资本主义仅仅描述了亚洲发展模式痼疾的表面。事实上，即使在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目前也依然存在“政府与商界的不良结合”；裙带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在经济起飞阶段，“官商合作”的优势显然要远远超过良好治理的功效。但是，面对贸易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新局势，亚洲地区这种传统的关系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革故鼎新。这也正是经济发展的经典难题――过去成功的制度不能保证未来仍然适用。亚洲金融危机再一次说明，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够快速建立全面配套的治理体系，即便只存在一两块“短板”，也容易遭受比过去严重得多的惩罚。

治理结构因素的重要性，也可以从亚洲另外两个经济体截然不同的境况得到验证。香港和新加坡都是亚洲地区经济自由度和外资依赖度极高的经济体。在金融危机扩散时期，当其他国家如“多米诺骨牌”纷纷倒下时，它们两个却损伤不大，逃过此劫。这种与众不同的遭遇，正是得益于它们良好的基本面和有弹性的金融市场。它们也是最早全面实现生产制造、监管和透明度方面与国际标准接轨的经济体。

在全球化时代，检验一个经济体稳健与否，不仅要看其是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还必须考虑其抵御外部冲击的灵活性和弹性。后者并非从天而降，恰恰是需要一国或地区的政府有意识地改善治理结构来逐步培植。而这一方面，正是一度辉煌夺目的亚洲发展模式的核心弱点所在。

在良好治理尚未形成、经济弹性依然不足的情况下，亚洲各个经济体却迅速放松金融管制、敞开大门欢迎国际资本，可以说这也正是亚洲奇迹大逆转的开始。换一种视角来看，上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这一幕悲喜交迭的正剧，对亚洲地区未尝不是一件因祸得福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