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协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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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协议

资本协议范文第1篇

2003年5月,中国银监会公布了最新翻译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概述(即BaselⅡ第三稿),新协议将在2006年底取代现行的1988年协议。但就中国目前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基础和水平而言,还远远达不到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因此,中国银监会明确表态,至少在十国集团2006年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几年后,中国仍将执行1988年的协议。这也说明,中国银行业目前的风险管理水平与国际大银行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是未来几年银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三大支柱”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新要求

新资本协议总体框架共分三部分,即所谓的三大支柱:第一支柱为最低资本要求,第二支柱是监管当局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督检查,第三支柱为市场约束。与1988年协议相比,新资本协议吸收了近几年国际大银行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和风险管理技术,在风险定义、风险计量、强化监管和信息披露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提高风险管理质量

新资本协议吸纳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概念的同时,将操作风险列入风险管理的范畴,提出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风险计量更为谨慎、周密,方法更趋科学,促使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覆盖信贷决策和审批、贷款定价、信贷授权、风险敞口限额(包括地区、行业和客户)、资本和资源配置等领域,能够更好地控制风险,实现有质量、有内涵的发展。

(二)增强风险防范的主动性,增加风险管理手段的灵活性

新资本协议要求银行在风险控制和防范中发挥更大作用,在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中,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加权风险计量均鼓励和允许商业银行运用自己的评级系统、评级模型和评级技术确定资产风险权重和最低资本充足要求,既强化了银行建立内控机制的责任,又增加了银行风险管理手段的灵活性。

(三)注重模型化和定量化计量,提高风险管理的精密度

新资本协议鼓励银行对信用风险的计量采用内部评级法(IRB),对操作风险的计量采取内部测评方法,这些风险测评技术均以定量化的、更为严密的模型为依托,风险计量更为谨慎、周密。

(四)强调监管当局及时干预,充分发挥监管者的作用

新资本协议把监管当局的严格评估与及时干预作为银行风险管理的第二支柱,监管当局要准确评估银行是否达到最低资本需要,银行资本水平是否与实际风险相适应,内部评级体系是否科学可靠,及早干预和防止银行资本水平低于实际风险水平。这些规定强化了监管当局的职责,硬化了对银行风险管理的监管约束,使监管当局能够更加主动地发挥作用。

(五)增强信息的透明度,更加强调市场约束

新资本协议把信息透明和市场约束作为银行风险管理的第三大支柱,要求银行应当向社会及时披露关键信息,包括资本构成、风险资产及计量标准、内部评级系统及风险资产计量法、风险资产管理的战略与制度、资本充足率水平等。银行应具有经董事会批准的正式披露政策,该政策应概括公开披露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的目的和战略,并规定披露的频率及方式。这些规定有助于强化对银行的市场约束,提高外部监管的可行性、及时性。

二、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资本充足率水平不高,风险资产规模较大

虽然新资本协议针对的是一级法人的资本充足监管要求,但在总分行体制下,按照经济资本配置制度要求,银行应当为不同的风险敞口和分支机构配置相应的最低资本,由于国内银行资产质量比较差,不良资产的规模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要大得多,因此按实际风险资产计算的资本充足率实际上大多低于巴塞尔协议8%的最低水平,同时由于资本充足率水平较低且资本补充渠道较窄,能够为分支机构风险敞口配置的资本相当有限,不可能为高规模的风险敞口提供足够的资本支撑,这种情况必然导致分支机构风险敞口规模与资本匹配失衡。在资本补充有限的情况下,要提高资本充足率必须在降低信贷资产的风险敞口规模上做文章。而我国目前包括大型企业在内的绝大部分企业尚未取得外部评级,在标准法下其风险权重为100%或者150%,且国内银行尚不具备内部评级的客观条件,不能对企业进行内部评级,在呆账准备金提取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的这种逆向配置效应几乎意味着商业银行降低风险敞口规模的途径就是降低信贷存量规模,甚至是减少一些优质客户的信贷业务。在当前我国信贷资产质量不高的情况下,风险资产按照新资本协议计算无疑规模更大,这又对我国当前较低的资本充足率带来了新的压力。

(二)风险管理文化落后,风险管理意识不强

虽然我国商业银行高级管理层的风险意识初步形成,但风险管理没有作为风险文化根植于所有员工的心中,贯穿到业务拓展的全过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还没有树立,没有形成全行认同的风险管理文化,系统而完整的风险管理战略还有待于加强,风险管理侧重于后台管理,没有将其作为信贷决策、风险敞口限额控制、贷款定价、资本资源配置的有利工具。同时,部分人员将风险片面地等同为违规、案件和损失,一些风险管理人员将风险管理简单地理解为控制,部分业务人员将风险管理看作是业务拓展绊脚石,注重信用风险的控制和计量,对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仅有一定的理性认识,还谈不上统筹考虑、系统管理。

(三)风险计量方法落后,风险计量技术达不到要求

新资本协议规定了内部评级法必须达到9个方面的最低标准:(1)信用风险的有效细分;(2)评级的完整性和完备性;(3)对评级系统和机制的监督;(4)评级系统的标准和原理;(5)违约概率测算的最低要求;(6)数据收集和信息技术系统;(7)内部评级的使用;(8)内部验证;(9)信息披露要求。按照这些标准,我国商业银行至少在以下方面还存在差距:一是信用风险尚未进行公司、国家、银行、零售贷款、专项贷款、股权投资方面的细分;二是评级体系仍实行一逾双呆4级分类法和5级分类法,离先进银行10级以上分类方法有较大差距;三是没有成熟的风险计量模型,信用评价仍以定性分析为主,且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信息滞后且有效性差,客户风险评价的准确性较差;四是数据系统既不能满足复杂的风险计量要求,又不能满足5—7年历史数据观察期的要求(这一点显得尤为关键);五是内部评级尚未应用于信贷决策、资本配置、贷款定价、经营绩效考核等方面;六是缺乏以风险为导向的资本资源配置机制。

(四)内控管理机制不完善,风险管理执行力度较弱

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商业银行在内控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银行的内控还不能完全适应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需要,不能适应银行审慎经营和银行业监管的需要。银行内部缺乏一个统一完整的内部控制法规制度及操作规则,不少制度规定有粗略化、大致化、模糊化现象。如贷后管理检查报告制度淡化,客户经理的职责履行不到位等都缺乏必要的控制手段。同时会计控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如对于客户在商业银行资金流量,会计部门不能为信贷部门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和采取必要的控制手段。同时,岗位轮换制度没有得到普遍推行,未能很好地造就业务的多面手和综合管理人才,达到“一专多能”的目的,也难以避免因岗位人员老化而产生的各种弊端。一些分支行的负责人按个人意志办事,使内控规章制度流于形式。目前,银行的制度规定,其对象大多是业务人员,而对各级管理人员缺乏有效监督,对掌握一定决策权力的管理人员制约力不强,以致内控制度存在着许多漏洞和隐患,表现在信贷风险方面较为明显的是对上报信贷审批材料进行包装和贷款条件不落实,就发放贷款,造成信贷业务从一开始就存在重大隐患。

(五)风险预警信号滞后,缺乏先进的预警技术

风险的隐蔽性和损失形成的滞后性决定了风险预警的重要作用,只有及时准确地根据风险预警体系提供的风险预警信号,采取有效的风险预控措施,风险管理才能达到未雨绸缪的理想效果。但商业银行与此相适应的风险预警体系和预警机制还没的国有独资银行的产权结构以及面临的风险和无利润约束而在管理体制、经营与信贷策略及发展意识等方面存在的种种障碍,无疑又使货币政策作用的时滞拉长、力度减弱。甚至在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和金融创新加快的经济中,由于投资工具更加多样化,投资者的构成、资金来源、公司上市和投资活动更加国际化,货币替代的程度和趋势更加增强,货币流通速度也极不稳定,货币需求的相关性、可测性和可控性更难,加之滞后性特点,中央银行控制货币总量的能力实际上呈现出越来越弱的趋势。许多工业化国家转而采用通胀目标或利率目标加以监控。值得注意的是信贷资金违规进人股市,不仅会扭曲价格信号,滋生“泡沫经济”,同时使得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监测和调控更加困难,而且一旦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剧跌会严重动摇人们的消费信心,减少消费支出,同时由于银行抵押品价值的缩水而使银行陷入财务危机之中,引起整个社会的恐慌,造成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资本协议范文第2篇

《财经》记者 董欲晓

2010年1月13日,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指引》(下称《指引》),该《指引》仅适用于新资本协议银行和自愿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银行。银监会表示,这是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制度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第一家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计提资本金的商业银行,预计最快将于今年年底出现。

成型于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在监管银行业风险方面作用突出,已被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接纳。2004年,在总结美国安然事件、巴林银行倒闭和亚洲金融危机等教训后,《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出台,也就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随后两年,新资本协议在十国集团银行业得到广泛推行。

2009年3月,中国加入巴塞尔委员会,正式成为“标准制定者”之一。而早在2005年,中国银监会已着手新资本协议在中国的实施。

随着最新的预评估程序启动,市场普遍预期,从2010年起,中国商业银行资本金充足率会因新资本协议的推行而上调。但《财经》记者多方采访发现,趋势恰恰相反――多数银行初步计算出的资本充足率有所下降。

预评估进行时

2009年12月,银监会先后了《商业银行资本计量高级方法验证指引》等三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相关文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与中国渐行渐近。

2008年,银监会批准了几家银行实施新巴塞尔协议,除了工商银行(601398.SH/01398.HK)、农业银行、中国银行(601988.SH/03988.HK)、建设银行(601939.SH/00939.HK)四大行外,另有交通银行(601328.SH/03328.HK)、国家开发银行、招商银行(600036.SH/03968.HK)等。

目前,银监会正在对上述银行进行预评估。

一位中国银行人士表示,银监会正对该行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实施情况进行现场评估,并与相关项目组和部门访谈,检查文档,预评估将在今年4月基本结束。农业银行已在去年11月提交了预评估材料,建设银行也将很快接受预评估。

业内预测,今年4月左右,申请正式评估的窗口将打开。银监会在接受评估申请后,仍需半年左右的时间进行审批。

当前市场普遍预期,银行资本充足率会因新资本协议的推行而上调,但《财经》记者多方采访发现,趋势恰恰相反――大多数银行初步计算出的资本充足率有所下降。

对于大银行,完全可以通过更为精准的测量,对货款风险权重进行更精确的定量,从而放大资本金的使用效率。但是这种下降可能受到监管者的制约。

德勤北京企业风险管理服务合伙人李师刚推算,第一家按新资本协议计提资本金的国内银行,最快有望于今年年底出现。

除了上述获批银行,多家中小银行对推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态度积极。民生银行(600016.SH/01988.HK)、中信银行(601998.SH/00998.HK)、光大银行、浦发银行(600000.SH)、徽商银行、南京银行(601009.SH)、渤海银行、大连银行等都在自愿推进中。

标准普尔金融风险咨询服务团队董事徐天石向《财经》记者表示,“业内也没有想到,国内中型以下银行(对实施新巴塞尔协议)这么积极。”

一位银行业人士分析,虽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存在漏洞,但依然是目前银行业监管的“最佳实践”,国内银行规模扩张迅速,对风险管理的要求迫切。

他提到,除了“内在需求”,银行积极推进新协议,也有“提高形象”的目的,这对于银行日后再融资会有帮助。

松绑还是束缚?

2009年10月,路透社引用业内人士测算结果称,新资本协议实施后,工商银行贷款量可能剧增30%,该行可能“更精确地计量风险”,从而用较少资本金,撬动更多贷款。

该分析还称,由新协议引起的贷款量扩张,“将对保证中国银行业的主力军维持明年可持续放贷,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相对旧版最大的改进在于,金融机构可以运用内部评级法,计量信用风险,进而计算自身所需资本充足率。这意味着,各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差异化将加大,既可能高于目前监管要求,也可能低于要求。

综合多方信息,国内银行计算出的资本充足率一般低于当前监管要求。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在2009年12月1日出版的《中国金融》杂志上撰文,明确表示,当前,银监会对中小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为10%,而对大型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为11%。

一位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风险咨询部门负责人表示,在目前进行的项目中,大多数银行初步计算出的资本充足率有所下降,“但是也有个别银行计算的结果高出银监会要求”。

一个可供参照的例子来自汇丰银行。该银行2008年利用新资本协议测算所需资本充足率。结果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和11.8%。在使用内部评级法前,该行两个数值分别为9.3%和13.6%,前后对比,略有下降。

但是银行自己测算出的结果,还需通过监管部门的认可方能生效,而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各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差异被“熨平”。

“如果银行计算出的资本充足率与之前有很大下降,在监管部门那里是通不过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风险政策管理部总经理赵先信说,“监管部门肯定会控制新协议实施平稳过渡。而可能的结果是,资本充足率只升不降。”

资本充足率不会发生大波动的原因有二,赵先信分析,首先是新协议“平稳过渡”的需要;另外,若实施新协议的银行资本金得以大幅节余,则对于其他未实施的中小银行来说,意味着不公平竞争。

新协议实施后,资本金的变化或许只是表象。业内普遍认为,新协议的精神,不是“资本金多”或“资本金少”,而是“资本金的品质好不好”。

“以前银行做很多业务,就是蒙着眼睛做。我在银行做过的,把人家财务报表拿来看一下,就判定贷款风险有多大,实际上心里没底。”一位曾在国有银行工作过的人士表示,“新资本协议则利用模型评估风险,结果客观透明。”

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银行计量信用风险使用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与贷款权限相联系,其反映的风险分布须向高级管理层汇报。

“新巴塞尔协议鼓励银行内部上下一致的决策,更多强调的是一个治理结构的问题。”徐天石说。

数据缺失之难

新资本协议在中国推行,最棘手的是银行普遍缺少质和量俱佳的长期数据。

而一些模型的风险计量需要扎实的长期数据,例如违约概率要五年的数据,违约损失率要七年的数据。很多银行在这方面“不过关”。

“我见到的一些银行,违约、清收、抵押品估值等数据都没有。”一位熟悉国有银行风险控制流程的人士说。

这得到了贝恩合伙人、大中华区金融服务业务主管瑞豪地印证,他说:“中小企业和零售市场风险管理模型所需数据,在新兴市场国家不全,甚至没有。”

“数据量要够,质量要高,才能建模,进而准确计量风险。”德勤北京企业风险管理服务合伙人李师刚总结,“新资本协议实施所推动的不仅是风险计量技术和资本管理能力的提升,更是一场数据管理的革命。”

对于暂时无法满足的数据,银行采用外部给定的办法。如信用风险计量所需参数包括:借款人违约概率、债务损失率、违约风险暴露。国内银行普遍做法是,第一个参数采用内部评级法确定,剩下两个采用监管部门提供的经验值。

一位银行业人士透露,工商银行凭借较长时间的数据积累,有意一步跨越至“更高要求”。中国银行相关人士则表示,“目前各主要商业银行的数据质量和管理好于外部想象。”

另一个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国内银行在分拆新协议实施项目后,是否能有机地再度整合?据了解,国内一家大型银行,分拆项目多达六七十个。

瑞豪告诉《财经》记者,“国内的项目管理能力不强,现在推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往往分拆成十几个到二十几个子项目。这需要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咨询公司来做。往往单一的项目都不错,但是合在一起就可能有数据定义、系统衔接、管理边界等问题。”

此外,国内银行推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耗资不菲。

“每年银行都会进行项目开发。运营费用包括网络升级、技术更新、数据库建立等。”一位银行人士分析,“各家银行不同,不过普遍以亿元人民币计。”

新巴塞尔协议的实施将较大地增加银行的基础设施投入,尤其会增加咨询和IT成本。来自英国的经验是:几家大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投入大约在6000亿至1.3万亿英镑之间,其中60%以上用于改善数据和IT系统。

规则完善的局限

如此之高的成本,是否能够换来银行业风险防控能力的真正提高?

就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欧洲银行广泛推行的第三年,全球金融危机肇发于美国,并迅速席卷全球,欧洲银行未能幸免。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遂遭人指摘。2008年上半年,英国《每日电讯报》、美国《商业周刊》等主流媒体发表文章,质疑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效力几何。

国际清算银行是促成巴塞尔协议诞生的主要国际机构。其行长杰米卡如纳在2009年9月金融危机一周年时,接受媒体采访说:“现在考虑的不是大规模地改变巴塞尔协议。我们正在着手做的是改进新巴塞尔协议。”

为回应对新协议的质疑,2009年12月17日,巴塞尔委员会在其网站上发表了《增强银行业抗风险能力(征求意见稿)》和《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与监测的国际协议(征求意见稿)》两份文件。

普华永道咨询部业务总监翁涛分析,两份文件提出的重要改进措施值得特别关注。比如以前要求资本充足率的“量”,现在更多关注资本的“质”。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杠杆率等往日盲点也被纳入到意见稿中,监管“顺周期性”的弊病也被正式提出。

对于国际风向标的变化,正在推行新资本协议的中国监管者反应迅速。

2009年12月18日,就在上述两份文件发表的第二天,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在《财经》年会上强调,未来银行业监管要“更加重视资本的质量,在资本构成中不断提高以普通股和利润留成为内容的核心占比;同时更加注重克服资本监管框架中的顺周期因素,在经济上行周期累计起较多资本,以供经济下行周期时吸收消化较大损失之需。”

但规则的日臻完善,并不意味着使用者可以高枕无忧。

“次贷危机就是很多人过度迷信模型,忽略其背后不足导致的。”瑞豪说,“实施新巴塞尔协议,要避免的是‘惟模型是从’和‘追求理论上的完美’。而这恰恰是当下我们容易犯的两个错误。”

资本协议范文第3篇

按照二十国集团的要求,这些标准将随着金融环境改善和经济复苏后逐步引入。对于银行业监管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变革是源于2007 年至2009 年的金融危机,它暴露出新资本协议的诸多不足,例如旧有的银行业监管规则中,对于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过低,使得银行体系难以抵御突如其来的全球性金融系统风险,在危机爆发时全球银行的整体资本质量不佳;目前的监管体系尚未对杠杆率进行一致的监管;金融监管体系中存在亲周期效应未引起足够重视;以及强化对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对系统性风险考虑不足等。这些都促使巴塞尔委员会对新资本协议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巴塞尔协议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有效地扼制了与债务危机有关的国际风险。1988年版的巴塞尔协议包括如下要点:

1.资本的分类;

2.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

3.资本与资产的标准比例;

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而当时的Basel 机制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199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第一次建议,决定修订1988年协议,以增强协议规则的风险敏感性。

而Basel III受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催生,该协议的草案于2010年提出,并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获得了最终通过,并于此后的11月在韩国首尔举行的G20峰会上获得正式批准实施 。该协议核心内容在于提高了全球银行业的最低资本监管标准,主要的变化包括:

(1)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从现行的2%提高到4.5%。新的一级资本规定在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间执行。总资本充足率要求在2016年以前仍为8%。

(2)增设总额不得低于银行风险资产的2.5%的“资本防护缓冲资金”,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之间分阶段执行。此后,“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总资本充足率分别提升至7.0%、8.5%和10.5%。

(3)提出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区间,由各国根据情况自行安排,未明确具体实施安排。

Basel III大幅提升了对于银行业的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水平,以有效防范在经济繁荣时期过度放贷而产生大量的隐性坏账风险,并帮助银行在经济下行周期抗击亏损,这一规则虽然未能达成最终一致,但却显示出银行监管业者更加重视加强银行体系在顺境下的资本缓冲储备,这无疑为未来进一步的金融监管规则修订指明了方向。

由于国内银行更加传统的运营模式、更加简单的资本构成以及较少的衍生工具等原因,新框架对于国内银行的影响明显小于西方银行。从短期来看,国内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基本保持稳定。经计算的杠杆率、LCR和NSFR结果较高,不仅能够满足监管要求且显著优于国际同业平均水平。资产证券化、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以及交易业务风险权重的大幅度提高对国内基本没有影响。

从长期来看,新的监管标准对中国银行业资本和流动性管理的影响不容忽视。我国商业银行近几年资产快速扩张,这大大增加了资本补充压力和流动性压力。强化后的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标准将约束稳定状态下的银行信贷供给能力和信贷成本控制。

总体来说,对我国商业银行影响较大的资本相关的各项指标均从20 年起进入并行期,时间较为宽裕,但监管比率的要求可能比预期的更加严格。笔者认为,各银行应提前准备,积极应对监管改革变化对自身在实施新规定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出分析,为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好准备:

・ 建立国际监管机构改革动向和银监会监管要求的跟踪和应对机制

・ 进一步强化风险约束和资本约束的经营发展理念,建立有效的资本约束机制

・ 优化资本结构,建立建全资本的长效补充机制

・ 完善压力测试方法

・ 加强对于金融创新业务的管理

・ 借助定量影响测算等相关工具,监控定量指标的达标情况并相应的采取应对措施

对于正在快速国际化的中国银行业,通过满足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监管要求,促使其合理制定未来的发展战略,全面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完善治理结构和监督机制,逐步增强在全球银行业中的竞争地位,既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面对未来的形势和环境变化如何及时做出响应,是国内银行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罗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文献及评述.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12.

资本协议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在借鉴1 988年巴塞尔协议基本构架的基础上,引入了三大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管以及市场约束,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综观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理论、方法及实践研究方面。理论研究上,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新巴塞尔协议的内容及产生的意义,指出新巴塞尔协议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控制都纳入资本充足率的框架下,在外部监督和市场约束条件下进一步降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同时,该协议将对相关的金融业产生重要影响。在方法的研究上,从外部评级机构和银行自身内部评级等角度提出了多种计量方法,可以看出,该领域的讨论并没有统一的定论,仍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对实践的分析可知,新巴塞尔资本协议通过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对各国银行的经营及信贷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该协议在我国的实施仍存在各种困难,我国商业银行需要在优化资本结构,强化内部管理,在对信贷评估、业务流程、信息披露等各方面向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靠近,尽可能地降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使我国银行业能够健康稳定发展。

一、对理论的探讨

陈熙从创新角度研究新巴塞尔协议,发现三个方面的创新:一是在信用风险领域允许银行采用外部评级机构所提供的信用等级计算其资本要求,具有高级风险管理能力的银行运用其IRB制度评定信用风险,即以内部评级代替对每一种类资产的标准化的风险加权;二是操作风险首次被纳入了资本充足率框架之下,体现了新协议全面风险管理理念;三是以监管审查和市场纪律两大支柱作为原来数量标准的补充手段,其目的是减少对第一大支柱数量标准的过度依赖,为资产评估确立一个更均衡的标准。陈玲、李文明把视角从金融界普遍关注的“新协议对银行金融风险监管的影响”转向“新协议对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的影响”,指出这部由发达国家倡导的风险协议在促进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同时,也给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带来了不利影响。金雪军、李红坤认为,国际银行业监管标准从旧协议向新资本协议嬗变途径中有两个交叉方向的变化——监管性的资本与经济性的资本、基于规则的监管与面向过程的监管。

刘百花认为,监管资本套利产生于巴塞尔协议资本监管框架的缺陷,其根源是银行最优资本和监管资本要求的不一致,在新巴塞尔协议框架下仍然面临监管资本套利的问题。张智梅、章仁俊探讨了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精神指引下,对抵押品更具风险敏感性的处理方法,解决了抵押品与所保护资产风险暴露的分别计量和不同持有期、以及抵押品的价值随市场风险的潜在变化的问题。黄宪等认为,新巴塞尔协议调整后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将会影响银行信贷选择的风险偏好和行为,并对经济产生值得关注的效应。一方面,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和新巴塞尔协议下资本充足率计算方式的调整,必然使银行以更为谨慎的态度调整信贷行为,银行在贷款选择中会降低风险偏好,另一方面,作为银行整体行为调整的效应,它将会导致银行信用紧缩。这两方面影响的结果,在我国将最终导致银行大幅降低对中小企业的贷款。

曾健、陈俊芳认为,新巴塞尔协议确定了以信用评级为基础的资本监管方法,新兴市场由于信用评级市场的发展及相应的风险管理水平尚未成熟,外部信用评级的应用与有效性的监控成为金融机构与监管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朱彬等认为,借鉴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对信用担保机构的风险进行评估,有利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通过谨慎选择担保客户和项目、妥善安排风险分担措施、分散风险组合等多种手段提高其整体风险管理能力。

李永孝、张强指出,新巴塞尔协议对资本的计量仅停留在资本总量的层次上,未涉及资本在银行的内部配置。林正平认为,尽管《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将内部评级作为其核心内容,但外部评级的独立性、专业性、科学性和信息的广泛性等优势,使其在评级市场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以上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新巴塞尔协议的内容及产生的意义,指出新巴塞尔协议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控制都纳入资本充足率的框架下,在外部监督和市场约束条件下进一步降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同时,该协议将对相关的金融业产生重要影响。

二、对方法的研究

梁凌、王修华基于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所使用的四个假设条件建立了贷款的损失分布模型,并根据不同信用等级的债务人具有相同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得出银行贷款的风险定价具有“翘板效应”,即经营成本低的银行在对信用等级高的债务人放贷时有价格优势,可以收取相对较低的利率,而对于信用等级低的债务人放贷则要收取相对较高的利率。郭战琴等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框架下,就每笔贷款引入预期违约率和违约挽回率,设计了一类基于风险溢价的商业银行贷款定价方法。刘晓星对新巴塞尔协议推荐的操作风险度量方法——基本法、标准法、内部度量法和高级的损失分布法、极值理论模型进行了应用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VaR的银行整体风险管理框架。谢赤、徐国嘏比较分析了CreditMetricsTM模型和CPV模型的基本原理和参数选择的共性及差异,对两模型各自特点做出客观评价,发现运用CPV模型有利于提高信用风险度量的精确性。

朱小宗等发现,现代信用风险度量模型对银行贷款的违约率、贷款损失和损失率的预测结果的差异性较大,但信用监测模型和信用风险附加法所预测的经济资本配置比例不仅符合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贷款经济资本的要求,也略大于实际应该配置的比例。戴国强、吴许均认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内部评级法对商业银行的资本要求提出新的计算方法,不仅影响了银行的资本金管理,同时还间接影响了贷款定价。通过一般均衡模型对低风险贷款和高风险贷款的定价进行分析,发现贷款定价同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资本报酬率,以及低风险贷款占总贷款的比率等因素相关;某种贷款的定价不仅受自身违约概率的影响,还受其他类型贷款的违约概率的影响;专营高风险贷款的银行的定价要低于同时经营低风险和高风险贷款的银行的定价。

邹平等运用多元回归的分析方法对我国中小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问题进行研究,并与香港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状况进行对比,针对我国中小商业银行资本补充问题提出提高盈利水平、清理和重估固定资产,谨慎对待表外业务的对策。管七海认为,目前对各个信用等级违约概率进行简单历史平均值的统计测度,不足以精确说明中国贷款企业违约的实际状况。于是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违约率测度为基础,提出了能精确刻画企业违约状况的多维度违约率分析体系,即企业的违约率测度要以信用等级违约率为核心,行业违约率、地区违约率、规模违约率、不同所有制违约率以及企业违约频率为补充的多维度体系,同时引入相应的定量指标及测算公式,并利用全国跨银行的贷款企业数据库,实际测算表明以上违约率在我国短期贷款企业所在的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和不同所有制之间有显著差异性。

齐菲参照新巴塞尔协议关于内部评级的相关要求,设计了综合平衡记分模型,对广发银行现行信用评级体系进行了改进。邹鹏等,对原有神经网络算法加以改进,提出自优化神经网络方法,能较好地适应时变数据和自动优化神经网络评估模型。王馨对西方商业银行资本金配置模型及其在我国应用的适应性进行了分析,并构建了资本金配置数量的计算模型。张燕对目前度量操作风险的两类主流方法“自下而上”法和“自上而下”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比较,分别选取“自下而上”的损失分布法和“自上而下”的收入模型法进行研究,指出了我国存在操作风险度量认识障碍、缺乏适用的现代操作风险度量模型、损失数据收集工作滞后以及操作风险度量缺乏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保证四大方面的现实问题。

由于新巴塞尔协议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控制都纳入资本充足率的框架下,因此对这三类风险的控制需要银行对其信贷要求相应的最低资本额,那么,采用何种计量方法确定合适的资本量成为学者关注的另一焦点,因为它涉及到该协议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以上文献从外部评级机构和银行自身内部评级等角度提出了多种计量方法,可以看出,该领域的讨论并没有统一的定论,仍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三、对实践的分析

陆军、李宇嘉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有关资本监管的内容为背景,总结了发达国家贷款损失准备金政策的最新发展,从准备金的分类、资本与准备金的关系等五个方面对发达国家的贷款损失准备金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巴曙松等比较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欧洲和美国实施的进展,从金融体系、银行结构等方面分析了两个地区实施差异的原因并讨论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对美国乃至全球银行竞争格局的影响。刘百花提出,发展中国家制定和统计资本充足率标准时存在特殊问题,特有的过度银行化现象使得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资本监管和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在我国推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存在政府隐性担保退出、过度银行化、增加资本要求导致信贷萎缩风险大等特殊问题。

尚金峰认为,内部评级法的实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前提基础之上,中国的商业银行尚处于内部评级法实施的准备或开始阶段,在内部评级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体现本土化的原则将成为有效实施的关键,中国特有的金融生态决定了地区之间的金融风险差异较大,因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将地区金融风险差异作为调整系数对内部评级法的评级结果进行调整。王周伟认为,我国实施内部评价体系的指导思想应是推进内部评价体系的操作技术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循序渐进地、全方位地积极创造内部评级体系实施的内、外部环境。刘梅认为,目前我国银行业要实行内部评级法是不现实的,因为在缺乏风险管理内在激励、外部监管和评级系统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存在不少障碍,要尽早达到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要求,必须先在改善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外部环境方面做准备,特别要通过强化外部监管力量如完善外部评级体系、加快银行业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加强市场监管等措施来推动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

詹原瑞等应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提出的新的风险衡量方法——内部评级法,重点讨论如何确定银行零售资产的监管资本,并结合信用卡业务的特点与我国银行的实践,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在信用卡业务上实施新的资本计量方法的可行性。马腾阐述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视角下的信用卡业务经营与风险特性,对信用卡业务率先推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风险计量方法进行了分析,指出只要按照集约化经营要求,实现信用卡风险的集中处理和全过程控制,在大数法则的前提下将风险作为一种经营资源加以运用,实现收益对风险损失的覆盖,就完全有可能让信用卡业务先行一步,为我国商业银行全面推行新的风险管理体系提供经验、打好基础。麦强、张姗姗指出,新巴塞尔协议中对我国银行业的启示是:转变我国银行业经营理念,完善内部评级体系,构建自己的现代风险管理模型。

刘元庆、郑志国对新巴塞尔协议有关信用风险缓释技术的核心内容进行了梳理、归纳和概括,提出了当前国内商业银行加强担保抵押管理应该采取的几点措施:一是要建立严格的担保抵押管理程序和操作要求,二是要强化对担保抵押的全过程动态连续监管,三是要控制风险缓释技术本身所带来的剩余风险,四是要在风险缓释工具和借款人之间建立有效的隔离。

宋蔚蔚论述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衡量的方法及实施相应方法的一些必要的条件。根据新巴塞尔协议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提出了相应要求:大力发展评级机构,主动地寻求风险平衡,实现全面风险管理,风险管理方法的深入,积极开发风险控制工具,信用风险衡量方法从简单向复杂的转变。肖瑞婷认为,规范的信用评级市场应该是金融机构内部评级与专业评级机构外部评级的有效结合,并以陕西省为例,提出了在不断完善信用评级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实现陕西省内、外部评级相结合的相关建议。

刘元庆、杨旭提出,面对日益严重的操作风险损失,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开展操作风险的模型化研究,加强数据收集等基础性工作,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培养开发灵活的风险文化,探索操作风险转移的方式,增加银行的价值。林健从资产管理公司的现金回收率中估计了我国银行业的违约损失率情况,建议尽快建立LGD数据库,为我国不良资产处置效率提供衡量的标准。金建国、于立勇针对我国操作风险管理的实际情况,从构建责权明晰的风险管理架构,推进高级风险计量模型开发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对策。

陈德胜等提出中国政府、监管当局和商业银行应共同努力,通过股份制改造、增加附属资本、调整资产组合结构、降低税负、提高盈利水平以拓宽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优化资本结构、提高资本充足率。陈洪涌提出,为了缩小与新协议要求之间的差距,我国银行监管机构应树立正确的监管理念,提高监管人员素质,改善监管手段,并且要建立对监管者的再监督制度。吕晓蔚对不良资产产生的根源进行了剖析,指出应选择注资的方式和实行动态补充相结合来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同时辅之以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来遏制三大风险。

徐加胜认为,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信息披露仍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披露信息的内容、方式、程序不够规范,信息披露标准与上市银行不一致,范围不够广泛等。张兴胜、胡婕认为,《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提高银行透明度》、《巴塞尔资本协议Ⅱ》等报告和协议为国际银行业信息披露标准提供了借鉴,折射了国际银行业信息披露制度的变革方向。以《巴塞尔资本协议Ⅱ》的要求为基础,借鉴发达国家的信息披露制度,细化《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推进信息披露的规范化,是我国商业银行提升信息披露水平的可选思路。

资本协议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信用担保;风险分析

[中图分类号] F830.5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5024(2006)09-0138-03

[作者简介] 贾春光,农行宜春市分行经济师、厦门大学在职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信贷风险管理(江西 宜春 336000)

担保作为一项重要的融资条件,在间接融资中一直被广泛使用。2004年6月正式公布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下简称新协议)对作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担保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规定。尽管新协议中相当一部分具体规定对国内银行目前并不适用,我国银监会也已经明确表态暂不实行新协议文本,但是掌握和吸收新协议中具体规定背后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和方法,对于提高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担保在信贷风险控制中的主要作用

西方融资担保理论研究认为,信贷担保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分解决借贷双方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委托问题。处置成本的存在使得担保对借款人的价值高于对贷款银行的价值,因此担保可以加大借款人的违约成本,抑制借款人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最终降低信贷风险;二是担保质量是确定信贷定价的重要因素,并实现银行对信贷客户的筛选。对银行而言,担保价值比借款人预期的项目收益更容易被客观识别,因此银行可将担保和利率按相反的方向来设计一套信贷合约,低风险的借款人选择低利率、高担保合约,而高风险的借款人选择高利率、低担保合约,从而使银行根据借款人的风险类型对其进行分离和筛选,良好的担保可以降低借款人的借款利率水平;三是降低信贷风险处置时借贷双方谈判成本。在没有债务担保的情况下,借款人一旦违约,其所对应的各债权人在协议分割借款人剩余资产的谈判中将耗费很高的成本,而在债务担保情况下,由于担保条款事先已经决定了担保资产的归属,这将不仅降低借贷双方事后的谈判成本,而且将剔除其他无担保债权人的“免费搭车”问题;四是担保质量是银行进行信贷风险分类和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的重要依据。

二、新协议对担保的相关要求

1.担保的确认。一是对担保主体的原则性规定。标准法规定,有资格的抵押品应该具有法律地位明确、能客观估值或采取盯住市场价值、良好的流动性、价值波动较小、和交易对象的信用相关性较低等特征;保证人的风险评级必须高于借款人,否则不予认可。二是认可的担保主体的具体范围。标准法认可的抵押品包括现金类、黄金、债券类、股票类、证券和基金类等五类,全部为变现能力强的金融产品,而变现能力稍差的实物抵押品没有得到认可;保证人为履约能力容易得到认可的实体,主要包括国家、公共部门实体、银行和风险权重低于交易对象的证券公司、评级为A-以上的其他实体等,范围非常有限。

2.担保的接收与管理。银行使用担保作为风险缓释工具的政策,包括对担保的接收、管理和会计上处理的各项具体规定,都必须清晰一致并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在接收担保时,银行必须采取所有必要的步骤履行法律要求,确保在借款人违约、无力偿还或破产时银行能够及时处置担保并获得担保权益而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贷款发放后,银行应该连续考察贷款的信用状况;经常对担保人重估;连续追踪抵押品价值,经常盯住市场,对抵押品的种类、位置和质量进行考察;保守地估计抵押品的市场价值。

3.担保的处置。银行应该建立清晰和稳健的程序及时处置担保,以保证能够有效遵守违约条款的规定,一旦借款人违约迅速处置担保;对担保进行最终处置时,违约损失的估计应该建立在历史清偿率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而不应该只建立在估计的抵押品市场价值基础上。为了建立合理的违约损失率模型,银行应该建立健全的历史数据积累机制,这种健全的历史数据至少要覆盖两个以上的经济周期,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有专家认为,我国两个经济周期的年限通常在10年以上。

三、我国信贷担保存在的主要风险

新协议认为,尽管使用担保等风险缓释工具可降低或转移信用风险,但它同时可能使银行承担其他的风险,这种情况在具有注重担保传统的我国银行系统表现得非常明显。

1.担保法律风险。与新协议要求不同的是,我国金融实践中采用的担保主体更加多样化;与此同时,目前我国涉及信贷权利保护的法律法规既庞杂又分散,导致银行在现实操作中遇到了很多的麻烦。以目前很多银行办理的各种收费权质押贷款为例,《担保法》中所列明的权利质押中并没有明确包括收费权质押,在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的担保法司法解释中第九十七条确认了“以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公路渡口等不动产收益权”质押的地位,但是对于类似学校、医院等收费权质押还是没有涉及,也就是没有明确承认其法律地位。类似的情况还有关联公司之间互相担保或循环担保、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借款人生活必须的居住房屋抵押贷款等,这些贷款一旦涉及担保处置,很可能因为不符合法律规定而被法院判决为担保无效,或者银行即使胜诉也根本无法执行,最终造成信贷资金损失。

2.担保操作风险。新协议对担保作为风险缓释工具在接收、管理与处置各环节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但是这些环节在银行的实际运作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操作风险。接收环节的操作风险主要表现为未核实担保人对抵押品所有权及处分权的真实性、贷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存在瑕疵、未履行法定担保登记手续、相关担保权属凭证未转移银行占有、信贷档案管理混乱导致重要法律文件缺失等;管理环节的操作风险主要表现为缺乏对抵押品保管状况的后续监测、缺乏对保证人担保能力和抵押品市场价值的重新评估、贷款展期重组时未征得担保人同意并重新签订担保合同并办理登记手续等;处置环节的操作风险主要表现为担保权诉讼时效维护不力、对担保处置不及时以及处置方式不恰当、不注重对担保处置成本及其效果的数据积累等。

3.担保价值风险。一是担保与借款人信用度相关,违背了保证人与债务人在法律人格上应当相互独立、第二还款来源应具有补偿性的担保原理。二是保证人保证能力不充分,如担保人与借款人同属一个行业,具有相同的行业风险,或者保证人的银行内部信用评级低于借款人,这种不被认可的担保却往往成为银行考虑的第二还款来源。三是高估抵押品价值。为了增加融资能力,有的借款人会通过对现有资产进行重新评估增加抵押品价值,如果银行调查不到位或者抵押品价值认定政策存在偏差,将导致抵押品价值被高估。

4.担保流动性风险。一旦发生借款人违约,担保能否被及时处置变现就成为银行降低信贷风险的重要因素。《商业银行法》要求银行非自用不动产必须在一年之内处置完毕,各银行同时进行大量抵押品处置导致市场成交价格大幅下跌,再加上我国市场发育程度不高,抵押品交易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交易秩序不够规范、交易法规不够完善、交易手续十分烦琐而且交易费用偏高,因此大部分抵押品变现费时费力且损失惨重。另外,外部是否存在一个高效、快速和透明的法制环境,也是决定担保流动性高低的重要因素。据调查,银行执行担保债权的司法费用平均占请求金额的4.7%,税费占担保物金额的17%,如果加上法庭费用,则整个司法费用基本要占到银行诉讼标的金额的22%以上,有的金融机构此类案件的费用最高达到34%以上。

四、加强我国信贷担保管理的建议

1.树立科学担保理念。银行信贷人员长期以来一直都在争论放款时是应该更多地注意借款人担保的价值,还是关注整个借款人的财务实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担保可以解决信贷业务中多种经济问题,但是由于在估价和处置变现上存在诸多困难,其为银行带来的好处是很有限的。在金融实践中,担保不能代替对借款人的全面评估,银行必须将借款人自主还款能力(第一还款来源),特别是借款人未来产生稳定、足额现金流量的能力作为最主要的贷款条件,不应该过度依赖信贷担保。对银行而言,通过法律手续处置担保以弥补贷款损失的成本很高,事实上银行已经在担保处置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担保作为对借款人违约的防备,最好是备而不用,一旦需要使用则必须确保担保合法、足额、有效。另外,我国近期的金融实践表明,银行对不同规模的贷款提出的担保要求赋予了不同的功能,对较大规模贷款的担保要求主要用以解决逆向选择,降低信贷风险处置时的谈判成本;而对小额贷款的担保要求则主要用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信贷运营成本。

2.加强担保相关法律法规研究。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新的法律法规不断颁布,现有的法律法规不断被修订,这些变化可能对信贷担保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银行必须加强担保相关法律法规的研究。一是银行各级信贷人员要加强法律法规学习,熟练掌握与信贷相关的法律知识以及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法律规定,并在信贷实践中灵活运用。二是银行要提高法律风险意识,纠正政策法律无风险的错误观念,把防范政策法规变动风险放在重要位置。对国家涉及银行贷款债务存在和处理的法律规定调整变化,要认真学习、及时把握,深入研究分析对贷款可能造成的影响,如可能造成贷款风险的,要及时研究对策,落实风险防范措施。三是谨慎对待“另类担保”。我国实行的是成文法而非判例法,因此学校、医院收费权质押等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或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的担保方式很可能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

3.规范担保接收处置操作。基于担保的信贷业务必须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需要准备复杂的法律文件、公开登记等,实施过程中很容易犯一些操作错误,这些错误的成本极为昂贵,因此有必要对担保接收处置操作进一步予以规范。一是科学界定认可的担保种类及对象,所确定的担保种类和对象必须被现行法律法规明确认可,并具备与借款人信用相关性低、可客观估值、价值稳定、流动性强等特点,尽量向新协议文本的要求靠拢,严格控制担保准入关;二是合理确定抵押品的担保价值。银行一般通过历史成本价、市场评估价来确定抵押品的价值,这两种方式确定的抵押品价值均存在一定的缺陷,实际操作中银行必须在充分考虑抵押品价值市场波动、处置变现所需的估计成本费用的基础上最终确定抵押品的担保价值;三是严格规定担保接收程序,担保法律文件的签订、担保法定登记应该有银行法律部门(人员)的全程参与,相关档案必须得到妥善保管;四是制定明确的担保处置政策,一旦出现信贷违约,应该立即进行风险评估,符合担保处置标准的应尽快选择合理方式进行处置,处置的时间越长管理成本越高、处置难度越大,久拖不决将导致风险扩大。

4.连续追踪担保市场价值。担保在接收时所确定的价值即使是准确的,也仅仅是当时的静态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可能会发生波动,其风险缓释的效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导致风险敞口扩大,因此银行有必要对担保的市场价值进行连续追踪。对保证人的价值追踪主要包括保证人的重大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净资产价值、资产构成以及或有负债等方面的变化。对抵押品价值的追踪主要采用盯住市场的方式进行。抵押品价值盯住市场,客观上要求抵押品具备高度的流动性,每天能够获得市场交易的成交价格,但是由于我国目前还尚未形成完善的抵押品交易市场,盯住市场存在较大难度,频繁价值重估则存在操作成本过高及评估结果可信度差的缺陷。现实的解决方案是,跟踪当地金融系统抵押品拍卖实例,以同类型抵押品拍卖成交价格剔除相关费用,如律师费、交易税金、佣金、抵押品过户费用等,作为本行抵押品的当前市场价值。在追踪市场价值时应该采用非常保守的方法并考虑抵押品折旧损耗的影响以及估价和处置中的各种限制。

5.重视担保历史数据的积累。目前各银行对担保的折扣率、处置的完全成本、对违约损失挽回率一直依靠历史经验主观确定,管理方式原始、粗糙,与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存在巨大的差距。以抵押率的确定为例,由于未建立统一规范的评估市场,同一抵押品在不同机构的评估结果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既定的抵押品价值折扣率很难发挥作用。银行应该认识到担保历史数据的重要性,尽快建立担保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历史数据的积累,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合适的定量模型,分析担保的不同特征,包括价值波动、变现难易程度、处置成本、违约损失挽回率等,为规范担保管理、精确量化和控制信用风险提供决策依据。据金融时报报导,最近工商银行在担保历史数据积累方面取得了突破,该行抵押品价值评估管理系统2006年1月已经正式投产,标志着该行风险管控能力正在进一步向国际标准靠拢。

6.将担保质量作为信贷定价的重要依据。风险和利率是银行在发放贷款时首要关心的两件事,每一笔贷款所确定的利率必须覆盖其风险及成本,否则,银行就难以控制其所面临的各种风险,盈利性也无从谈起。担保程度直接影响着信贷风险大小,风险大小影响了利率的高低,而风险水平又取决于借款人提供担保的质量,因此担保质量与信贷利率水平存在较高的相关性。根据风险与收益配比的基本原则,银行应该制定明确的信贷产品定价政策,将担保质量作为信贷产品定价的重要因素,在可以承受的风险范围内,对高质量的担保提供优惠利率合约,而对低质量的担保要求高利率合约。将担保质量与信贷产品定价直接挂钩,一方面可以增强银行的自主定价能力,提高信贷风险管理水平,提升信贷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引导借款人自主提高担保质量。

参考文献:

[1]马亚军.西方融资担保理论综述[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1).

[2]中国信贷人权利的法律保护报告[R].北京: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2005.

[3]章彰.解读巴塞尔新资本协议[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资本协议范文第6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巴塞尔资本协议;风险管理;银行业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根据最新出炉的全球银行市值排行榜,截至2009年底,中国工商银行市值已达到2,689.82亿美元,位列全球银行业之首,另外中国建设银行排第二、中国银行排第四名。曾经西方银行一枝独秀的年代被打破,很多美国等西方大型银行由于业绩亏损严重,也面临着分拆或者被收购的命运;与此同时,中资银行的表现可谓“寒冬独舞”。

在金融危机肆掠金融市场的时候,人们不禁问道“既然巴塞尔资本协议如此先进,为何制定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西方十国集团的银行业如此不堪一击,在金融危机面前如此脆弱;而中国作为巴塞尔协议参与实施国,却抵御了金融危机(至少到目前为止),在全世界银行排名中独占鳌头”。也就是说,制定规则的人都失败了,难道跟随实施规则的人还要继续跟进吗?难道是巴塞尔资本协议存在问题,还是另有原因?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倡导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西方银行业分析

过去10多年来,1988年颁布的巴塞尔协议(也称为旧资本协议)已经成为国际银行业竞争规则和国际惯例。2004年十国集团的中央银行行长和银行监管当局负责人举行会议,对旧资本协议进行全面修改,一致同意公布《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现在惯称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决定于2006年底在十国集团开始实施。

在金融危机爆发时,虽然西方十国集团并没有完全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但其中许多的跨国银行自身在实施其中的一些准则或技术,采用内部模型来计量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如计算信用风险模型“信贷算法”(CreditMetrics)、KMV、CreditRisk、CreditPortfolioView、测定和管理市场风险的新工具――风险价值方法(VaR)、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等,目前已经成为大多数投资银行、商业银行、投资机构以及政府监管当局所采用的主流风险管理方法。

虽然西方十国集团的银行业制定巴塞尔资本协议,开发相关风险计量模型、方法,但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却遭受重创。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从适用范围看,巴塞尔资本协议仅限于商业银行。从机构来看,很多遭受重创的机构都不是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约束对象。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适用范围是指传统意义的商业银行,而对于金融组织体系中的其他金融机构,如投资银行、证券、保险业等,巴塞尔资本协议并不适用。但此次危机首先出现问题的机构恰恰是投资银行和住房按揭贷款公司,如贝尔斯登、雷曼、美林、新世纪等,这些机构都不受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制约。

第二,截至危机爆发,美国还没有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银行。在危机爆发的起源地美国,一直对实施新资本协议持有消极态度,美国计划于2009年实施新资本协议,并且只有20家左右的大型银行采用内部评级高级法。而且美国监管当局对于如何具体实施一直争执颇大,银行也有比较大的抵触情绪。恰恰是在这个实施新资本协议不积极、金融市场又极度活跃、衍生产品日新月异的国家,爆发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可以说,直到危机爆发,美国的银行业还没有一家真正的新资本协议银行。

第三,对巴塞尔资本协议有重要影响的评级机构缺乏监管。在金融危机中经常被忽视的角色是评级机构。评级机构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银行风险管理中扮演了重要而又特殊的角色。评级机构的评级影响银行持有资产的风险权重等,但对评级机构的监管是一个空白。一些评级机构的不负责,更是助推了金融危机的形成,评级机构的评级行为同样具有顺周期特征。如对雷曼的固定收益衍生品通过母公司的信用支持获得了AAA信用评级,AAA评级降低了繁荣时期购买者(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而在金融危机爆发时,评级机构对这些金融产的降级,导致了购买者的资本要求严重上升,并触发了客户和交易对手的回购要求,最终这些公司都遭遇了评级机构的降级,引发了流动性危机。

第四,虽然美国等国家银行业没有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但却实际采用了其中的一些方法。但在金融创新过程中,由于历史数据较短,风险的估算常常发生偏差――这种偏差不是一两家金融机构的偏差,而很可能是系统性的偏差,比如次贷危机,AAA的次贷最终被证明是整个金融系统在房地产牛市行情中的整体估价错误。其结果是,当危机真实发生时,实际的流动性需求可能远远超过公司的估算:抵押品价值的贬损程度可能超过预期,从而要求更多的保证金支持――没有一个机构会为AAA级的债券拨备出30%的贬值空间(真实的拨备额不到2%),为AA级债券拨备出60%的下跌空间。实际上,当危机到来时,所有次级贷款的价值都发生了大幅贬损,AAA级债券目前已累计下跌30%以上,AA级下跌60%,A级跌幅超过70%,直追BBB及BBB-80%左右的累计跌幅。尽管各大金融集团都以AAA及AA级次贷为主,但各大金融集团在次贷中的投资损失率都达到20%以上。

风险资本计量有效运用的前提是对风险的准确鉴别和计量。但实践证明,风险远比人们想象的更难评估和量化。特别是在金融创新产品增加的情况下,监管规定和银行业实践经常滞后于金融市场发展。

第五,未考虑全部风险,主要是遗漏了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危机前,监管部门和银行业对风险防范的注意力集中在个别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资本充足率上。但次贷危机主要并非从个别风险也并非从资本充足方面,而是从系统性风险和流动性这两个被忽视的软肋攻破了金融体系。

第六,银行人为资本套利,规避资本要求。与巴塞尔协议实施过程相伴随的是银行业针对监管要求不断创造规避对策作监管资本套利的过程。其主旋律则是根据资本协议对风险的分类,相应创造符合协议中低风险条件的产品,或将表内资产转移到表外,通过降低风险资产总量,以降低资本和总资产比,提升杠杆力,达到扩张资产规模和提升ROE的目的。这实际上正是证券化产品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例如,根据巴塞尔协议,住房贷款风险权数为50%,而AAA级房贷证券风险权数更低,若采用CDS,则可进一步降低风险权数,相应地将资本和总资产比降至最低。

危机的实践证明,巴塞尔协议基于风险的资本充足标准是银行资本充足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还需要有其他条件补充。

三、作为参与巴塞尔协议的中国银行业分析

中国的银行能够在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这与朱基的高瞻远瞩、大刀阔斧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即通过对国有银行注入资本,并上市融资。此后,国有几大银行得以轻装上阵,并达到巴塞尔资本协议要求,当资本充足率低于8%的标准时,不再仅是国家注资,而是通过市场行为融资达到监管要求。综合分析,我国银行业能避过金融危机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目前仍然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实际上混业模式并不能拯救金融机构,多元化也不能分散风险,反而会导致风险的复杂化和资本监管的漏洞,这在雷曼和AIG的案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金融危机中,风险的串联大于风险的对冲,用复杂的混业模式来平抑风险,不如用业务结构的简单化来清晰风险的分担,也只有这样,评级机构和监管机构才能更加准确地评价单一金融业务的风险。

第二,中国在2003年启动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有效提升了银行机构的经营水平和抗风险能力,也被认为是中国银行机构能够有效抵御金融危机侵袭的重要原因。股改以来,中国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基本保持着“双下降”的态势,截至2008年12月末,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5,600多亿元人民币,不良贷款率为2.45%。而股改启动前的2002年,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高达4万亿元人民币,不良贷款率高达23.6%。

第三,中国银行业国际化水平低,没有深度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中国的金融机构在次债方面也有一些投资,这些投资也有损失,但是总的来讲,数量和比例都不大,能够消化。曾持有美国房地产次级贷款资产以及雷曼兄弟公司债券等危险资产的中国银行机构主要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由于危险资产在上述银行总资产当中所占比例都在万分之一左右,因此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银行业的直接影响并不大。

第四,中国金融市场上衍生产品,如债券远期、远期利率协议、外汇掉期、利率互换等金融衍生产品,都是比较简单的基础性风险控制工具,不具备高杠杆性。如引发这次金融危机的住房贷款证券化产品,在中国较少,其他如信用衍生产品就更少了。

第五,我国银监会已经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出台了一系列的监管指引,对银行风险管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监管当局可以直接下达信贷规模、增速等指标,直接控制了银行的信贷规模。这些措施,有时可能比巴塞尔资本协议更有效。

四、对新巴塞尔协议的反思

虽然在金融危机中没有国家真正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让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接受考验,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为此,巴塞尔资本委员会再次全球征求意见,着手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进行修订。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银行的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计算资本金。这样的机制激励了银行,在流动性较高的资产上持有大量的头寸,比如债券、外汇,2000年以后也渐渐增持了结构性产品,但是这种账务处理方法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出问题了。一些大银行看到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有不一致的资本准备金要求,便觉得有机可乘,想方设法把资产从计算信用风险的银行账户转移到计算市场风险的交易账户上去。这样,就可以用《市场风险补充案》所允许的内部风险模型来计算资本金需要量。

第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资产流动性也缺少关注。对于过分依赖于短期融资商业模型所产生的风险没有充分充实。尽管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要求银行以资本充足率、政府监管和市场约束为三大支柱的监管框架,但这些方式并没有充分强调银行自身对于风险的控制。因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只强调了资本,没有强调流动性。这个模型导致银行市场上长期缺乏对于资产流动性的风险意识,而导致银行破产的最终因素都是流动性危机。

第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系统性风险缺乏考虑。虽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求银行必须做压力测试,但却没有要求银行相应补充资本或计提损失准备。因此,在遭遇到金融危机这样的系统性风险时,许多银行遭受极大损失后,由于整个市场融资渠道失效,因不能有效补充资本金而倒闭或破产。

五、对我国银行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思考

根据研究,对交易额巨大的银行来说,采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内部模型法比标准法要节约资本20%~50%。相对来说,西方银行历史悠久,数据完整,可能采用内部模型法来计算风险资本。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欧美的金融机构都建立了一套严格的风险管理体系,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调查,十国集团国家的大银行已经基本建立起内部评级法,但在一些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相比之下,非十国集团国家的商业银行差距更大,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更是比较落后,大多数银行还是停留在起步阶段。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巴塞尔资本协议西方已占优势,我国可以不参加吗?实际上是行不通。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一个“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作为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也就是强势者,这些国家制定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他们可以更好地实施,并强势在全世界推行,有利于增加他们的竞争力。作为弱势者,接受强势者制定的规则,意味着西方银行已先天占优,我国银行业是一个被动地接受者;不接受,意味着你不能参与这些国家的业务,这对我国的国际业务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但这个世界是强者制定规则的,你没有办法。就好比两人比赛,对手已经提前做好的准备,再宣布规则,你当然会吃亏。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接不接受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问题,而是如何实施的问题。因此,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巴塞尔协议的实施既是对银行风险管理的一个巨大挑战,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银行业必须更加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效率,完善信息基础架构,积极着手开发适合于银行内部的风险评级系统,实行全面风险管理策略,拓宽资本补充渠道,规范信息披露,加强市场约束,才是中国银行业面对国际竞争的生存之道。

(作者单位:长沙银行)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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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协议范文第7篇

巴塞尔委员会1988年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报告》中关于银行的资本与加权风险资产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是衡量单个银行乃至整个银行体系稳健性之最重要的指标。作为银行监管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为各国银行监管当局提供了统一的资本监管框架,对国际金融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全球资本监管总体上趋于一致。有一百多个国家以不同的立法形式实施了巴塞尔资本协议。

随着金融环境的变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以8%的资本充足率为主要内容的1988年巴塞尔协议已明显满足不了金融监管的需要,它主要反映银行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且对风险的分类较粗。如统一规定公司贷款的风险权重为100%,对于贷款对象是AAA级的企业或BB级的企业,银行所需的监管资本都是贷款金额的8%。这就是说,监管资本与银行根据内部信用风险模型测算的经济资本(银行相信他们需要的资本)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很多银行还利用1988年巴塞尔协议在表外业务风险监管方面的不足,进行了大量的表外业务创新,以减少监管资本要求。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使各国监管当局逐渐认识到,监管的目标主要是帮助银行进行风险管理,这样,巴塞尔委员会在1996年对资本协议进行了修改,将市场风险纳入到资本监管中,2004年6月又公布了将于2006年底实施的新资本协议。

新资本协议引入了改进资本充足率计量标准、发展监管评价程序和强化市场约束的三个支柱。新协议对资本充足率进行了两项重大创新:一是在第一支柱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中全面反映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二是引入了计量信用风险的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在信贷政策体系中的作用十分显著,能够对全部信用风险进行多维度计量分析,再应用线性最优化模型,制定出完整的信贷政策组合,确定一段时期内重点支持和退出的业务领域。银行既可以采用外部评级公司的评级结果确定风险权重,也可以用各种内部风险计量模型计算资本要求。由43个国家的365家银行参加的新协议第三次定量影响测算结果显示,新协议要求的监管资本与1988年巴塞尔协议下的监管资本基本持平。其中,对于使用高级内部评级法的美国、欧盟的大银行来说,信用风险资本要求下降了17%,操作风险资本要求增加了11%,二者相抵,资本要求下降了6%。这一结果实现了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新资本协议要提高资本的风险敏感度和激励商业银行不断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两大目标。当前,作为新资本协议核心内容的内部评级系统及配套制度,正在成为全球银行业开展风险管理的主流模式。

二、我国目前的监管水平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差距

我国的《商业银行法》引进了巴塞尔协议,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中国人民银行分别于1994年和1996年下发了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但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对资本不足的商业银行没有明确的监管措施,在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上也放宽了标准,缺乏对贷款进行符合实际的分类方法,并按分类提取充足的风险准备金,在此基础上计算资本难以反映银行的真实风险状况,难以有效控制商业银行资产的快速扩张,导致监管不力,资本充足率明显偏低。银监会成立后,于2004年2月23日公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一是重新定义了资本范围,二是规定了0、20%、50%、100%的资产风险权重系数,取消了10%和70%的资产风险权重系数;三是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纳入资本约束范围;四是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权重使用标准法,经银监会批准,商业银行可以使用内部模型法计算市场风险资本。五是规定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和信息披露制度,并要求商业银行最迟要在2007年1月1日达到最低资本要求。以上情况来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基本内容符合1988年巴塞尔协议要求,同时吸收了新资本协议的有关监管和信息披露的规定。但与新资本协议相比有二点不足:一是没有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约束范围,二是信用风险不能使用内部评级法。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2003年7月31日致信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卡如纳先生,表示至少在十国集团2006年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的几年后,中国仍将继续执行1988年的老协议。我认为,实施新资本协议,一方面要增加操作风险的资本配置,另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在数据整理、IT系统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没有相应的基础条件和管理水平,不具备实施内部评级法的条件,不能降低监管资本,这将大大增加我们的资本配置。从法律意义上说,巴塞尔协议具有习惯国际经济法的法律特性,中国当然有权可以不遵循。但是,当中国的银行进入国际市场开拓业务时,这种法律特征将会使中国商业银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从发展角度看,实施新资本协议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任何一个致力于国际化发展的银行都无法摆脱它的约束。因此,国内积极寻求国际化发展的银行应对自己提高要求,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以适应新协议的要求。

三、我国银行业应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几点对策

一、要从战略高度出发,鼓励商业银行研究、开发和应用内部评级体系,逐步向实施新资本协议和内部评级法迈进。尽管内部评级法只是新资本协议提出的一种资本监管方式,但它源于西方银行长期发展的经验总结,凝聚了大量先进的管理理念、方法和技术,对于这些年来一直在风险管理改革方面进行探索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借鉴新协议可以极大地缩短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改革的进程。为此,政府应鼓励国内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先进银行在技术选择上应以建立内部评级法为目标。内部评级在银行风险管理中的应用包括客户评级和债项评级两个方面,它能够提供客户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预期损失率、非预期损失率、违约敞口等关键指标,一是可以在信贷审批环节对信贷决策提供技术支持;二是可以作为贷款定价的计算基础;三是为风险限额管理提供技术支持;四是提高风险预警和风险预控能力;五是可以用于计提损失准备金,补偿或消化银行所承担的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维持银行稳健运营;六是作为经济资本分配的关键步骤。

二、要建立全面、及时、统一的数据仓库。这也是目前我国银行业应对新资本协议的“瓶颈”。在新资本协议有关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和违约敞口的文件中,都明确提出了对于数据库和相关业务系统的要求。内部评级法建立在精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对数据的质量和数量都提出了很高要求。巴塞尔协议要求使用基本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具备5年以上的历史数据来估计并验证违约概率;要求使用高级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必须有7年以上的历史数据来估计违约损失率。内部评级法对于基础数据的要求高,同时还要求银行评级的历史数据必须加以保留,作为系统完善和检验的基础和依据。国际经验表明,大多数银行在内部评级系统建立中,将主要精力花费在数据清洗和数据整合上。我国商业银行的数据储备严重不足,且数据缺乏规范性、数据质量不高,这些问题如不及早解决,将严重制约内部评级系统的应用。夯实内部评级的数据是基础,没有强大的数据支持,再先进的评级系统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此,商业银行要加快数据清洗和补录工作,建立并实行完整、严格、一致的数据标准,制定数据质量管理规章,确保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

三、建立适合中国银行业特点的内部评级模型。目前,国外许多优秀的数学模型,如ALTMAN、KMV、穆迪RISKCAL及标普MEU等,在全球银行业受到广泛认同。模型计算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基础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样,对于每一等级客户,都要单独测算其基本风险指标,使银行更准确地测算所要承担的风险和所需配置的资本,并使同一银行内部不同的分析评估人员对同一组客户做出一致性分析,这样将激励商业银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但这些模型大都偏重财务分析,有的大量引入利率、汇率、股价等市场价格变量,这对西方银行可能比较适用,而我国银行在内部评级时,既要借鉴国外模型的理论、方法和设计思路,又必须结合本国实际,要充分考虑诸如利率市场化进程、企业财务欺诈现象、数据积累量不足、金融市场发展不充分、区域风险差别显著、道德风险偏高等国内特有现象,研究开发自己的模型框架和参数体系。要坚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并重,推进内部评级配套制度的研究和建设。新资本协议所要求的内部评级法不是简单地开发一套评级系统,而要将内部评级方法和系统工具切实运用到业务流程中去,使之发挥决策支持作用,所以内部评级法实施过程中应坚持制度与系统同步推进、配套建设的原则。商业银行应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组织协调相关的业务管理部门,研究制定内部评级在信贷政策、产品定价、限额管理、准备金计提、经济资本分配、绩效考核、资本充足率测算等方面应用与管理制度,逐步建立与内部评级系统相配套的管理制度体系,为实施内部评级法创造条件。

四、要合理把握新协议蕴含的全面风险管理理念推进全面风险管理。我国银行业目前进行的风险管理仅仅局限在信用风险上,对市场风险的计量刚刚起步。根据新资本协议,风险管理还要覆盖操作风险,而新资本协议对采用内部评级法的银行还提出了必须达到的10个方面的最低要求,这些规定和要求蕴含着关于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新理念。银行要建立各种风险识别、风险计量和风险控制的模型和工具,开发相应的风险管理数据库和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立相应的风险管理组织、业务流程等制度平台,改进资本管理信息系统。为了满足资本管理的要求,我国商业银行至少要建立信用风险评级系统、市场风险计量系统、资金转移定价系统、利润报告系统、资产负债管理系统和资本管理信息系统等等,还要花费时间积累原始数据,改善内部评级或计量模型,以逐步达到巴塞尔新协议的基本要求,为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五、组建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内部评级系统和方法属于各银行的商业机密,是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方法论集成。培养、建立一支适用于风险分析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对于内部评级体系的建设、实施和维护具有重要意义。要以客观、开放的态度,积极进行大量的培训工作,对专业人员结构不断进行优化,对现有人员作定期培训,促使其知识体系及时更新,确保内部评级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资本协议范文第8篇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 新资本协议 操作风险 风险管理

从1974年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到2004年《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新协议的正式实施,再到2013年《巴塞尔协议Ⅲ》最新规定的出台,时间跨度近40年。几十年来巴塞尔协议的内容不断丰富,所体现的监管思想也不断深化。由于《巴塞尔协议》具有很强的公法性质,已被称为国际银行业的“游戏规则”,该协议提出的监管要求和监管方法体现了银行监管中的先进理念和银行风险管理的最佳实践,其中的很多做法值得我国商业银行借鉴。因此,深入研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的风险管理,对于我国商业银行在业务快速发展过程中有效防范各类风险,确保安全稳健运营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1974年,成立于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即巴塞尔委员会,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制定者。其于1988年制定的《巴塞尔资本协议》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银行的资本构成进行了确定,规定银行的资本包括核心资本与附属资本两类,而且其中附属资本的额度要低于核心资本的100%;第二,以资产信用风险的实际大小,将资产划分为0、20%、50%和100%四个级别的风险档次;第三,通过对转换系数的设定将表外授信业务同样纳入到资本监管范畴;第四,确定银行的资本和风险加权总资产比值要高于8%,而且其中的核心资本与风险加权总资产的比要高于4%。2004年6月,巴塞尔银行根据当时银行业资本特点,了新的资本监管规则(即巴塞尔协议Ⅱ),对信用风险与操作风险进行了对应的规范与控制。《巴塞尔协议Ⅱ》的主要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了全面风险管理理念,二是对风险反应更加敏感,三是将内部评级法作为其核心内容。

二、巴塞尔协议Ⅲ及其特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催生了《巴塞尔协议Ⅲ》的出炉。该协议的草案于2010年提出后短短一年时间内就获得了最终通过,并于2013年1月6日其最新规定。新协议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有效地扼制了与债务危机有关的国际风险。

《巴塞尔协议Ⅲ》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最低资本金比率要求,二是对一级资本的定义,三是对过渡期的安排。协议规定,商业银行的普通股最低要求将从目前的2%提升至4.5%。另外还需要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此外,商业银行更宽泛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则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根据新规定,银行需要在2015年以前达到最低资本比率要求。到时,不包括资本缓冲在内的普通股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要达到4.5%,一级资本比率要达到6%;同时对缓冲资本的落实更为宽松一些,商业银行可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分阶段落实。

《巴塞尔协议III》与先前版本相比,在很多监管指标上略有有所放松,这主要是面对银行施加的强大压力,为了如期推出新协议,巴塞尔委员会不得不适当妥协。新协议影响最大的地方在于大幅度提高了对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的要求。

从《巴塞尔协议III》对全世界商业银行的影响来看,该协议对欧洲银行业的冲击也比美国更大。由于新协议要求银行缩小资产负债表规模和业务范围。银行必须提高储蓄资金以避免潜在的资产损失,而投资者得到的贷款额将相应减少。这种影响对一些经济困难国家和中小银行尤为突出。相对于中小银行而言,大型银行担心的是更高的资本金要求会限制银行放贷能力。从我国来看,在《巴塞尔协议Ⅲ》出台之际,中国银监会及时推出了四大监管工具,包括资本要求、杠杆率、拨备率和流动性要求四大方面,构成了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银行业监管的新框架。这被业界称为中国版“巴塞尔Ⅲ”。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大中型银行资本充足率均超过10%,核心资本充足率也在8%以上,平均拨备覆盖率则是超过150%。与国外的同行相比, 目前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所设定的监管要求已经可以覆盖《巴塞尔协议III》的要求,而且多数银行都已经满足了这些要求,中国商业银行实施《巴塞尔协议III》比国外同业要轻松很多。

三、我国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与控制现状

鉴于我国商业银行对银行操作风险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起步都较晚,当前大部分的风险管理与控制基本处于初级模仿阶段,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同时,在风险管理实践过程中,因为大多数的商业银行正处于向现代商业银行发展的规范性阶段,对应的操作风险管理与控制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很对地方需要不断磨合、完善。因此,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对应的管理人员不足、风险管理部门不完善、风险内部控制机制不够合理、相关的经营操作风险披露不足等。加之当前商业银行缺少对应的风险计量模型与计量估值损失数据,导致在银行经营过程中,操作风险成为我国商业银行亟需重点控制的风险之一。

从当前情况看,我国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信用环境,加之普遍存在的浮躁功利心态,伴随着银行操作流程设计失当、控制措施不力等问题,致使我国商业银行潜在较大的操作风险。为提高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防范与抵御能力,争取从制度到体制等多个方面达到新资本协议的相关要求,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已势在必行。

目前国内大约有10家银行已经开始着手根据新资本协议的相关要求开始前期准备,并将材料上交银监会。但从全面风险管理实施过程看,国内银行业与新资本协议中的相关标准还存在相当的差距。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在实施过程中敢于正视并应对来自多方面的挑战。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当前我国银行从业人员,甚至包括部分银行高层在风险认识、理解等方面还没有达到对应的标准,这是我国银行业后续实施全面风险管理与控制所面对的最重要挑战。虽然我国各大商业银行在全面风险管理与控制方面持统一支持的态度,但是在下面的分行以及县级支行是否能够贯彻和支持总行的相关精神也是一个疑问。若想达到新资本协议所要求的全面风险管理水平,国内银行必须在对新资本协议的理解、认知等方面形成一个共识,推动建立一个全面风险管理的系统和体系。

四、基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全面风险管理实施原则

从风险管理的实施来看,风险管理并非一个相对独立的管理与控制性活动,更不是银行为了需要而附属增加的一项管理类活动。风险管理必须渗透至银行的各个经营环节当中,同时内生到银行各项经营管理流程中。首先,银行全体人员必须都遵守原则。商业银行在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必须依靠所有的员工。在银行高层积极参与和贯彻的基础上,依靠全体员工才能将风险管理文化、风险偏好以及风险控制目标实施下去,确保风险管理与实施的质量。其次,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与控制策略必须遵照风险管理的原则。由于商业银行所经营的业务种类并不相同,而且所面临的地区经济环境、业务种类以及市场风险等都不同。所以,在商业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与推进过程中必须体现出对应的差异化原则,针对不同业务以及经营环境的银行制定差别化的风险管理方法,形成差异化的风险控制策略。

五、基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我国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实施策略

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充分借鉴国外相关实施经验,并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具体实践,在尽量满足全面风险管理相关要求的前提下,从多个方面促进我国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实施。

(一)培育先进的风险管理文化

从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来看,风险管理意识的形成首先要从培育风险管理文化做起,不仅将其作为一项阶段性的工作,更要将其作为一项终身事业来实施。在银行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必须向员工广泛而深刻的宣传风险管理的重要作用,对风险管理与个人及银行整体的重要关系予以明确。积极消除陈旧观念以及惯性思维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与控制的影响,确保员工在工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相对一致的价值观念,使“风险―收益”的平衡理念成为银行经营的根本理念,促进风险管理文化成为银行发展的根本动力。另外,商业银行要通过管理制度的实施,逐步将风险管理的理念上升到文化,同时将文化融入到每名员工的日常行为中。将所有的风险管理理念固化形成到每一条制度中,使得员工自觉遵守。同时,充分发挥绩效考核的激励作用,促进风险控制管理在员工中变成一种自觉和主动的行为。

(二)建立并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我国商业银行在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措施的过程中,必须建立起一个以风险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管理体系。通过风险管理委员会从中协调与组织,各个主要业务管理部门通过执行银行主管部门推行的“三位一体”组织管理体系,提高风险管理的能力。而风险管理的职能部门是整个风险管理实施的主体,因此其必须具备对应的风险管理独立职权,尤其要与产生各种风险的业务部门独立开来。因此,在组织架构方面,商业银行必须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管理组织体系,在保证风险管理相对独立的基础上,使得风险的承担与监控工作相互分离,确保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与风险承担部门相互独立。另外,在职能方面,商业银行还必须针对经营过程中的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经营风险等管理权限问题,采用管理授权、控制目标设定的方法,将风险管理信息及时高效地传递给对应的分支机构,形成风险管理执行力。所以,各商业银行必须在认真贯彻监管部门对应的政策与制度的基础上,通过详细规定各项风险管理流程、方法,形成完善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三)积极采用先进风险管理技术

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运行情况,实施当前先进风险技术的主要目标在于完成全面风险管理技术的基础建设。在利用先进信息收集与处理系统的基础上,连续不断地收集大量的客户与市场信息,以达到识别客户风险与市场风险的目的,完成对应的预警工作,最终达到科学确定防范风险的目的。同时,通过建立起对应的数量模型,利用定量分析工具完成对包括全球、全国、地区、行业以及企业内部的风险评估和分析,在信贷审查等风险管理方式的作用下,对银行经营过程中的业务风险进行控制。

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中长期目标在于构建起成熟、完善的银行内部评价体系,在参照新资本协议标准的基础上,要逐步开始实施内部评级制度体系建设。考虑到内部评级体系建设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涉及到企业治理、组织架构、业务流程设计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在学习同行业成熟经验的同时,通过引进先进评级理念和技术,促进企业内部评级体系的开发与完成。在实施过程中,可以通过借助专业评级公司的相关技术力量,建立起符合银行内部经营环境的基础数据库,形成相对完善的内部风险评级模型。

(四)强化银行全面风险管理基础性建设工作

首先,形成完善的风险报告机制。通过建立机制,使各级管理人员、决策者了解、掌握银行经营管理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风险,便于及时的采取对应的风险防范与经营策略,保证银行业务朝着健康的目标发展。第二,要建立起风险管理考评制度,通过对各级机构的风险管理动态考评,并以考评结果作为风险限额与授权权限的限制依据,促进各级分支机构更好的完成对应的工作目标。第三,建立并完善风险经理制度,通过对风险控制及管理人员的等级化管理,提高风险管理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从而为银行实施全面的风险管理提供基础性保证。当前,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工作尚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着很多需要完善的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风险经理及相关管理者的职能发挥,这个问题需要后续通过工作流程制定、激励机制的完善等方面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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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协议范文第9篇

历经世界金融危机的洗礼,中国经济正呈现出越来越强的信贷驱动特征。

踏入2010年,中国对信贷的调节前所未有地双剑齐发。一方面,上提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对信贷规模进行杠杆调节。另一方面,提高资本监管的风险技术水平,部署银行业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asel II)。

新资本协议核心理念是以资本抵御风险,信贷等银行资产按风险大小作为权重量化出所需资本总量。贷款的风险越高,对其征收的资本金也就越高。预计2010年底至2013年,是新协议在中国银行业上线的高峰期。

笔者认为,新协议的实施必然影响中国经济的一些关联点。其中,有两个问题,尤其应事前警惕,早谋对策:

首先,金融危机促使西方商业银行加速发展低风险权重业务,由传统的存款和贷款的中介者,转向“金融服务超市”,其贷款创造的利润占比正在下降。

中国银行业虽在做类似的尝试,但受我国金融同业市场建设、中间业务规模、收费客户状况等原因的制约,不太可能出现同比西方银行贷款利润占比降至50%以下的情况。国内的可能情况是,新协议实施后,贷款仍将是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但银行会倾向低风险权重的贷款品种,以求在一定资本总量的前提下,扩大贷款规模。

中国经济地区发展不平衡。新协议的实施会驱使贷款流出相对高风险权重的欠发达地区,流入相对低风险权重的大中城市、高增长地区和高增长行业。

其次,次贷危机爆发过程中,被誉为信用优良、资本雄厚的国际大投行瞬间分崩离析。国际权威信誉评级机构,如穆迪公司和标准普尔等,它们的评级方法、评级模型和评级体系因此受到空前质疑。

中国尚没有像穆迪、标准普尔这样的公认外部评级机构,国内银行内部开始实行“五级分类”等贷款评级体系只有区区十年。新协议的实施会驱使中国银行业偏好信息透明、披露及时的大中型客户。

小企业信息不全,面对新资本协议实施,很可能连现有贷款总量比例都会下降。如果新协议实施原文照搬巴塞尔委员会条款,只能加剧我国银行贷款企业规模不平衡的矛盾,即小企业融资难。

事实上,新资本协议实施本身也有风险。20年前,新资本协议的前一版本――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在美国等十国集团推行。

美国经济学家发现,银行为在1992年底之前达标第一版资本协议,普遍采取多渠道筹集资本、调整资产结构等措施。这造成信贷压缩、流动性紧张,同政府刺激经济的意向南辕北辙。

美国的切肤之痛警示我们,资本监管新规须与宏观经济合拍。

在推行新资本协议前,中国银行界有必要对资本增加或减少的程度以及相应的信贷规模变化进行认真的测算。

从去年年底国内某主要银行的测算来看,新协议的实施可能会带来该行所需信用风险资本的减少。但新协议提出了我国现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没有涵盖的新风险类别――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

另外,根据欧洲的经验:每家银行的资本要求会因该行业务结构和采取的风险计量方法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银行界全行业最终的测算结果仍需仔细斟酌。

近十年的中国经济,呈现出三波段的周期特点。即每个经济发展周期依次出现: 投资增长和货币供给增加,资产价格上涨和实体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下滑三个波段。

上一轮经济周期结束于危机前的2008年底,每个波段的持续时间大约为一年。

如果中国银行界全行业出现计量的信用资本放松、信贷扩张的测算结果,选择宏观经济周期的第一波段――即宏观经济处于“投资增长和货币供给增加”期,就会避开新协议自身实施的风险。

中国银行业信贷存在冲贷过猛、收贷过紧的摇摆现象。引入新资本协议约束商业银行信贷,有利于促进其贷款行为理性化。根植于欧美金融土壤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在中国取得成功,就应结合中国国情做必要修改,合拍中国宏观经济。■

资本协议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市场风险资本监管新资本协议内部模型法

中图分类号: F1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4-031-04

一、 引言

自从1988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以下简称资本协议)以来,对银行持有的资本金实施更为精细化的监管已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形成一种趋势。看似简单的资本协议实际上在银行资本监管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重新制定了资本充足率标准,将表内外所有资产纳入考虑范围,统一计算出风险加权资产。与之前仅仅考虑表内总资产量的标准相比,资本协议首次尝试将风险引入资本充足率的计量中,从而极大激发了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意识,显著提高了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

在资本协议颁布后,巴塞尔委员会对其进行了多次修订,并于2004年6月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以下简称新资本协议)。新资本协议继承并强化了资本协议立足于风险的资本监管理念,大幅改进了资本监管技术,建立了最低资本要求、监管机构的监督检查和信息披露三大支柱对银行资本实行多层次的有效监管,提高了资本监管的风险敏感度和灵活性,使银行资本精细化管理的趋势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新资本协议得到了许多国家、地区监管机构和银行业界的普遍认可。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近百个国家、地区明确表示实施新资本协议。中国银监会于2007年2月印发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的通知,将新资本协议实施正式提上日程。依据该通知的有关规定,新资本协议银行 将从2010年底起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其他商业银行(含外国银行子行)则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制定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时间表。

近几年来,新资本协议在我国得到了监管机构、银行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关于新资本协议及其对我国银行资本监管影响的文献也比较丰富[1],但针对新资本协议框架下市场风险方面的内容却缺乏系统性的研究。现阶段,尽管信用风险依然是我国商业银行最大的风险来源,但市场风险的重要性已不可忽视。其一,中资银行资产规模自2003年股份制改造以来发展迅速。伴随着总资产规模的扩大,中资银行持有的按市价计量的投资(包括交易类证券及可供出售证券)的绝对规模亦快速增长。再者,近年来我国各大商业银行逐渐从传统的分业经营模式转向综合经营模式,成立银行系金融控股公司,设立投行部门,通过并购、新设等方式相继进入基金业、证券业、信托业等,并大力发展国外分支机构,实现国际化、综合化发展战略。在此过程中,大型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将显著提高。另外,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令全球众多的金融机构遭受到巨大损失,而大部分的亏损实际上来自于交易账户。以上种种凸显了对市场风险进行有效监管的重要性。

本文在全面梳理巴塞尔委员会的市场风险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考察市场风险内容在资本协议/新资本协议框架下的发展轨迹,探索巴塞尔委员会针对市场风险的资本监管思路,分析其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并希望通过此研究为我国2010年新资本协议的实施提供帮助。

二、市场风险资本监管的发展历程和趋势

1988年推出的资本协议仅考虑了信用风险。巴塞尔委员会于1996年对资本协议进行了补充,发表了市场风险修正案[2],将市场风险纳入到资本协议框架内实行资本监管。市场风险修正案主要表述了以下内容:

(一)将市场风险定义为由于市场价格变动引发银行表内外资产减值或负债增值,从而导致损失的风险。

(二)为了更准确地计量市场风险,划分出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 ,界定了要求计量并为之计提资本的市场风险范围,即交易账户的利率风险、股票风险以及所有账户的外汇风险、商品风险。

(三)将交易账户利率风险和股票风险进一步分解为一般市场风险和特定风险分别予以计量。一般市场风险指的是市场利率或股市变动给银行相关的资产组合整体带来的风险。特定风险指的是单只债券或股票在一般市场风险之外的价值波动造成的风险。

(四)提出了标准法和内部模型法(以下简称内模法)两种备选方法计量市场风险和相应的资本,两种备选方法中可任选其一,也可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混合使用进行计量。内部模型指的是风险价值(VaR)模型。

(五)使用内模法的银行必须对内部模型实施返回测试以验证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验证结果的好坏将直接通过乘数因子作用在所需计提的风险资本上。此外,使用内模法的银行必须设有严格全面的压力测试程序用以评估银行资本是否足以覆盖潜在的重大损失。若使用标准法计量市场风险,对于压力测试没有提出明确要求。

(六)用于覆盖市场风险的资本构成除了资本协议规定的第一类和第二类资本之外,增加了短期次级债为第三类资本。

从资本协议框架下市场风险的角度看,市场风险修正案的推出是最重要的一块里程碑,完成了从无到有的重大转变。市场风险修正案出台至今历经多次修订[3-5],先后形成了1997年修正案和2005年修正案,但上述6项主要内容所构建出来的市场风险计量及资本监管的框架基本未变,原样保留下来。

始于2007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暴露出新资本协议在市场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的重大缺陷,促使巴塞尔委员会于2009年7月接连了《新资本协议市场风险框架修订》(以下简称2009年框架修订)[6]和《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量指引》[7],对新资本协议下的市场风险监管框架进行了迄今最大幅度的修补和完善。主要的修订内容包括:

1.将压力风险价值(stressed VaR)新概念引入到资本计量中。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框架下的监管资本计算公式中增加了一项,变为max{VaRt-1;mc;VaRavg}+max{sVaRt-1;ms;sVaRavg},其中sVaR 表示压力风险价值。压力风险价值是指压力情景下的风险价值。具体来说,银行首先需要判别其投资组合处在压力之下的连续一年的历史时间区间,然后采用该时间区间内的相关市场风险因子数据作为输入参数对其投资组合计量压力风险价值。

2.提高了以内模法计量特定风险的准入标准。银行除了需要满足2005年修正案中针对内部模型的6项前提条件之外[5],还要掌握计量没有被模型捕捉到的违约及信用评级迁徙风险(定义为新增风险)的方法论。关于如何计量新增风险巴塞尔委员会并没有给出硬性规定,但通过《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量指引》一文指定了需要以新增风险资本进行覆盖的头寸和风险范围,同时要求新增风险计量方法要和新资本协议框架下的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同样稳健可靠,并可反映集中度、流动性等因素的影响。若银行开发的内部模型不能全部满足该6项前提条件,或者银行无法提供令监管机构满意的新增风险计量方法,则只能使用标准法计量特定风险。

3.扩展了特定风险的覆盖范围。除了将新增风险的内涵从违约风险扩展至信用评级迁徙风险之外,还要求银行对其持有的关联交易组合额外计提资本予以覆盖。标准法中对于如何计量关联交易资本进行了补充说明。同时允许关联交易活跃的银行在满足一定条件下 使用内部开发的方法计量关联交易产品全面的价格风险。对于无法应用内部方法计量风险的关联交易头寸,必须使用相应的标准法计提风险资本。

以上这三个方面的重大修订,体现出金融危机之后市场风险计量及资本监管的发展趋势:一是对银行的交易账户头寸实施更加审慎的资本监管;二是强化了市场风险框架下信用风险的计量;三是加强了对流动性风险的考量。

三、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中国银监会紧跟巴塞尔委员会的步伐,顺应金融危机后市场风险资本监管的发展潮流,于2010年正式了《商业银行市场风险资本计量内部模型法监管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全面反映出了2009年框架修订中的新变化。这对我国目前正在积极准备申请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商业银行将产生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其一,商业银行为抵御市场风险而持有的监管资本将大幅上升。一方面由于在内模法框架下引入了新增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导致监管资本所需覆盖的风险范围相应扩大。另一方面,监管资本计算公式中增加了压力风险价值项,更是直接大幅提高了监管资本要求。在此之前,压力测试虽被视为是对风险价值模型的补充,但其结果一般只用于评估在极端的市场环境下银行的资本是否充足,并没有被纳入最低监管资本范畴。在当前的资本监管要求下这一状况已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压力风险价值实质上是将压力测试的概念引入到了风险价值模型中,即以风险价值模型的方式进行压力测试。根据上文中其定义不难看出,压力风险价值与风险价值的计算方法完全相同 ,区别在于对历史情景的选择上。计算风险价值时所选择的历史情景应能良好地反映未来的市场环境,这样才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风险。而计算压力风险价值时规定使用对交易账户头寸产生压力的历史情景,并不考虑该压力情景是否会在未来发生。由此计算得到的压力风险价值在数值上将大于风险价值,从而导致当前的监管资本较之前至少增加了一倍。

其二,商业银行在开发内部模型的过程中将面对新的挑战。《指引》对商业银行的内部模型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模型能够对交易账户信用风险实施更为精细化的计量。交易账户所涉及的信用风险主要包括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和债券等信贷类资金业务的信用风险两类。其中,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源自于交易账户的衍生产品。业界普遍采用当前敞口法,通过估算合约当前及未来的市值对其进行计量。我国商业银行持有的大多为标准衍生产品,结构简单,比较容易实现准确计量。债券的信用风险又可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蕴含在一般市场风险当中,可以通过收益率曲线或信用息差曲线来进行计量。另外一部分就是与每单只债券挂钩的特定风险。因为市场上并不存在为单只债券量身定做的收益率曲线,所以与蕴含在一般市场风险中的信用风险相比,特定风险的计量难度要大得多。在实践中,风险价值模型往往无法捕捉到全部的特定风险,需要辅以其他的方法进行计量。这对我国商业银行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其三,商业银行新建或改造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任务更为艰巨。市场风险管理是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市场风险的全过程。对风险进行有效识别和准确计量是风险管理的基础和前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市场风险计量严重依赖于高质量的数据和可靠的信息系统,而我国商业银行在这两个环节上相对比较薄弱,亟待加强。实施新资本协议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信息系统方面的发展。但是应该看到,信息系统从建成运行到形成有效“战斗力”并非易事,需要较长一段时间的“磨合”才能真正融入到日常的风险管理工作中。尤其是在数据管理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商业银行“欠账”较多,风险管理所需数据分散在前台多个交易系统中,整合难度很大。《指引》扩大了内部模型需要覆盖的风险范围,也就提高了对于数据管理的要求。

四、关于实施新资本协议的若干建议

目前,我国银监会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工作。在市场风险方面,银监会先后了《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市场风险资本计量内部模型法监管指引》等多项有关文件,搭建了针对市场风险的监管体系。该监管体系以巴塞尔委员会最新推出的2009年框架修订为主要依据,但简化了对于特定风险的处理。笔者就实施新资本协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我国商业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全面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因此达标切忌流于形式。另一方面,新资本协议是对国际活跃银行多年管理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内容庞大复杂,我国银行业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全盘遵照执行。考虑到以上两点,笔者建议新资本协议银行应当深入领悟新资本协议和银监会有关指引的精髓,实施中注重从全局着手,把握实质,建立符合新资本协议精神的风险管理体系,但并不需要太过注意细枝末节。这是因为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成本巨大,过于追究细节可能会得不偿失,而立足于全局的高度考虑问题往往事半功倍。应用到市场风险方面,建议在充分体现审慎和全面的核心监管原则的前提下,适度放松对具体风险测量技术手段的要求。举例说明,在建立计量市场风险的内部模型时,应尽可能将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更多的因素考虑进来,这是未来市场风险计量与管理发展的大方向。但对于内部模型中所涉及的具体的利率模型、信用模型等,选取原则应越简单越好。

(二)我国商业银行应当特别注意加强数据管理工作。这里“数据”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数字化数据和非数字化信息。在实施新资本协议的过程中,我国银行业普遍感到最头疼是数据质量和数据整合方面的问题。数据是风险计量的基础,数据缺乏足够的粒度、深度、广度或历史积累毫无疑问将会导致风险计量的偏差。当前,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正处在从单一依靠主观判断到量化分析技术与主观判断并重的转型期,建立起完善的数据管理机制是当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磨刀不误砍柴工”,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在数据基础建设方面下足功夫。

(三)我国银监会并不要求新资本协议银行之外的中小型商业银行在现阶段实施新资本协议。但对于中小型商业银行来说,这并非意味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新资本协议代表着当前最先进的风险管理和监管理念。非新资本协议银行的资产规模相对较小,灵活性高,可塑性强,应当把握机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成本主要集中在信息系统的建设上,笔者建议非新资本协议银行先从实施成本较低的管理组织架构和制度体系的改良入手,并对数据管理进行前瞻性规划,为日后实施新资本协议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虽然中国商业银行的资金业务量逐年增长,但由于受定价能力等方面的限制,所做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主要是面向简单产品类,对于复杂衍生产品或结构化产品领域则不敢过多涉足。笔者建议条件成熟的银行当以实施新资本协议为契机,在风险管理实践中兼顾业务发展需求,通过对定价模型的研究努力提高定价技术能力,积极拓展自营、代客及做市商等业务范围,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盈利最大化。

参考文献:

1.罗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文献及评述”[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BCBS, “Amendment to the Capital Accord1 to incorporate market risks”[S], 1996

3.BCBS, “MODIFICATIONS TO THE MARKET RISK AMENDMENT, Textual changes to the Amendment to the Basle Capital Accord of January 1996”[S], 1997

4.BCBS, “The Application of Basel II to Trading Activities and the Treatment of Double Default Effects”[S], 2005

5.BCBS, “Amendment to the Capital Accord to incorporate market risks”[S], 2005

6.BCBS, “Revisions to the Basel II market risk framework”[S], 2009

7.BCBS, “Guidelines for computing capital for incremental risk in the trading book”[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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