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资本成本范文

权益资本成本范文第1篇

关键词权益资本成本资本成本会计计量

资本成本会计(AccountingfortheCostofCapital)在西方会计理论界曾经引起长时间的热烈论争，但主要局限于财务会计如何对资本成本进行核算，未涉及其较深层的理论问题，而且论争之焦点集中在现行财务会计实务是否应该确认和计量资本成本，尤其是权益资本成本，以及由此引起的一些相关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发达的金融市场、完善的现代公司制度和会计信息系统为依托，对这些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以求达成共识，推动资本成本会计尽早付诸实施。

一、权益资本成本的确认和计量与稳健性原则

稳健性原则(ConservatismPrinciPle)作为一项修订性惯例已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它曾经对财务会计实务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其要旨在于：如果某项业务有几种会计处理方法可供挑选时，应当选用对服东权益产生乐观影响最小的那种方法。比如说，对资产的计价，如果有两种价格可供选择的话，就应该选用较低价格入帐；如果是对负债的计价则相反。但是，“对于费用与其迟确认不如早确认，而对于收入则与其早确认不如迟确认”①。一句话，稳健性原则要求“宁可预计损失和费用，而不可预计收入”。

按照资本成本会计的基本原理，在确认权益资本成本时、借记“利息汇总”帐户，贷记“留存收益”账户。据此，有人认为在计量权益资本成本的同时，也确认了权益资本的收益。这种在收益实现之前便确认的做法，违背了现行财务会计的稳健性原则。

我认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这是因为：

第一，权益资本成本帐务处理的过程，一方面确认相计量了权益资本成本，而另一方面也确认和计量了留存收益。它既确认和计量成本(费用)，也确认和计量留存收益，其结果对股东权益总额并没有什么影响。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如果公司没有固定资产，也没有存货(即产销完全平衡，实现零存货)，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权益资本成本增加，当期净收益必然以相同的数额减少，而这减少的数额不就是记入“留存收益”帐户贷方的数额吗?

相反，如果公司既有固定资产，又有存货，这时，权益资本成本要在固定资产、存货和销售成本之间进行分配，当期有一部分权益资本成本转化为固定资产和存货的成本，只有由销售成／1担的这部分权益资本成本作为当期的费用与当期的收入配比，由此得到的净收益自然小于记入“留存收益”帐户贷方的数额。但是，如果我们从持续经营的角度来考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化为固定资产和存货成本的权益资本成本部分最终会转化为销售成本，从而与某期的收入配比。这样，在某个特定的期间，留存收益总额还是不变的。这与不同折旧方法在固定资产使用期限内不影响整个使用期限的利润总额道理相同。

第二，如果把稳健性原则表述成“某项业务有几种会计处理方法可供挑选时，应当选用对股东权益产生乐观影响最小的那种方法”的话，那么，应该说，违背稳建性原则的不是资本成本会计而是现行的财务会计。因为在现行财务会计程序和方法下，当期的净收益包括权益资本成本和真实的利润两部分。把本应属于成本的部分作为净收益，显然高估了当期的净收益。就当期而言，这能说稳健吗?

第三，根据实现原则，收益只有实现才能加以确认。这一点我坚信不疑，但是，我认为资本成本会计对权益资本成本的确认与实现原则无关。因为它影响的仅仅是成本和留存收益，顷与收益概念无关。恐怕没有人会认为收益就是留存收益。因此，那种认为资本成本会计“在收益实现之前便确认它的做法、违背了现行财务会计的稳健性原则”的说法根本不成立。

当然，收益与留存收益并非毫无关系。众所周知，收益是引起留存收益变动的一个主导因素。没有收益就没有净收益，没有净收益又哪来的留存收益呢?即使如此也无妨。因为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工具创新，未来收益实现的确认标准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

第四。稳健性原则在现行财务会计实务中最有代表性的例证就是存货计价的“成本与市价孰低法”(勘storMarketwhicheverisLower)。有人担心如果推行资本成本会计，在存货成本中计入部分资本成本会不断增加存货的价值，从而使存货价值超过市场价格，违背稳健性原则。②其实不然，如果存货成本超过市场价格，仍然可以根据成本与市价孰低法按市场价格计价，并对存货成本进行调整。我认为如果真的出现公司存货成本超过存货的市场价值，这个信息将更有意义。因为这对公司是一种警告，说明公司存货生产或销售存在某些问题。公司必须注意这个问题并设法改进。

其次，稳健性原则在当今财务会计体系的地位已是日暮西山，今非昔比。稳健性原则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与企业的组织形式和金融市场相联系。从企业组织形式来看，稳健性原则适应于独资或合伙企业组织形式；从金融市场来看，稳健性原则适应于金融市场欠发达，企业资金主要靠银行、财团和其他金融机构直接提供，即主要来自直接融资，而不是靠金融市场间接融资。随着形势的发展，稳健性原则的局限性日益突出。现代社会已经进入金融社会，发达的金融市场促进了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而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和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改变了整个企业的组织形式和资本来源渠道。因此，也改变了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主体，即从以债权人为主体转化为以股东为主体，包括其他与公司有经济利益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多元化信息使用者集团。在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完善的现代公司制度下，作为曾经保护债权人利益，防止公司将资产作为股利分配给股东的稳健性原则，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现代财务会计要求客观和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动情况，稳健性原则显然难当此重任。因此，我们不能再用稳健性原则作为否定确认和计量资本成本的依据。

二、权益资本成本的确认和计量与主体现念

在19世纪，所有权观念(ProprietaryConcept)主宰着财务会计。当时，大部分企业组织都是独资或合伙企业组织形式，由其所有者直接管理，公开持股的公司十分罕见。根据所有权观念，企业的全部资产归所有者所有，企业全部的负债也由所有者承担，构成所有者的义务。企业由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或几个人拥有。在这种情况下，单独确认和计量权益资本成本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相反，重要的是要确认和计量债务资本成本。因为从所有者的角度来看，债权人是唯一、真正的“外来者”‘在满足了这些“外来者”的权益之后，剩下的就是企业业主的利润。因此，在金融市场不发达和企业组织形式以独资或合伙形式为主体时，重要的是如何确认和计量债务资本成本而不是权益资本成本。

以后，随着金融市场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后来居上。这时，财务会计的基本观念发生相应的变革，从原来的所有权观念转变为主体观念(EntityConcePt)。根据主体观念，公司被认为是一个与其所有者独立的个体，甚至具有自身的人格化。与发达的金融市场相联系的公司通过两个渠道来筹集其所需要的资本，即从债权人那里筹集债务资本，或通过发行股票从股东那里筹集权益资本。这时，从公司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的角度看，无论是债权人还是股东相对公司这个独立的“人格化”主体而言，都是“外来者”。至于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如何组合，这是公司理财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就需要对这两种资本来源的特点和成本进行权衡。既然现行财务会计已经确认和计量了债务资本成本，再确认和计量权益资本成本又有何妨呢?

根据主体观念，所有的资本都是由公司主体的“外来者”提供的，无论从哪个渠道取得资本，对于独立的“人格化”的主体而言，都是有代价的。然而，遗憾的是现代财务会计师一方面倾向于接受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却在会计实务中的某些领域继续采用所有权观念。资本成本的处理就是其中一例。根据主体观念，无论是债务资本成本还是权益资本成本都应该作为成本处理。因为从公司作为独立的主体而言，它们都是公司使用资本的代价。在现行的财务会计实务中，不论是债务资本成本还是权益资本成本都不是作为成本处理。对于债务资本成本，以利息的形式支付债权人，作为利息费用处理；对于权益资本成本，以股利的形式支付给股东，作为留存收益分配处理。因此，我认为当前财务会计不仅理论与实践相背离，即使就理论本身而言，也不是那么一致。

主体观念还认为债务利息从性质上看并不是费用，而是收益的分配，即对各种权益所有者进行的分配，均属于公司收益的分配。例如，美国会计学会会计概念和标准委员会在1957年曾经指出，利息费用和所得税均属于利润的分配。根据主体观念，主体本身的经济活动与主体的所有者如股东以及其他主体必须区分开来。因此，从理论上说、利息费用、所得税和服利都是公司的成本或费用。但是，当前的财务会计理论却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利息费用和所得税作为费用处理，而股利作为留存收益分配处理，显然，违背了主体观念。它把公司这个主体的所有者——股东与公司主体本身混淆起来了。这不能不说，财务会计理论本身也并不是一致的。

三、资本成本的确认和计量与成本观念

上面我们从主体观念讨论了资本成本的确认和计量问题，下面我们以此为基础从成本观念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从总体上说，财务会计记录各种成本，而各种资产通常以其成本来计量，净收益便是收入与为了取得收入而发生的各种成本之间的差额。因此，如果利息确实是成本，那么，利息就应该记录在会计成本帐户上。

什么是成本呢?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名词委员会发表的第4号“会计名词公报”曾经对成本下过如下定义：“成本是指由于取得或将能取得资产或服务而支付的现金、转让的其他资产、结付的股票或承诺的债务。所有这些不同的支付方式，都可用货币表示其总额。”④这个定义基本上还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它还不能明确地表述出成本总是指“某物”的成本这一层含义。这里的“某物”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成本目标”。例如，某建筑物的成本就是为了取得该建筑物而使用的各种资源的总额。如果是用现金购买该建筑物，这个总额便可以用现金表现；如果是公司自行建造该建筑物，那么，这个总额就是人工成本、原料成本和其他资源成本的总和。

同样地，如果产品是外购的，那么，其成本可以用耗费的现金数额或发生的负债数额来计量；如果产品是公司生产，其成本可以用人工成本、原料成本和其他资源成本的总和来计量。因此，成本计量了成本目标所使用的各种资源。公司在生产产品时，使用的人工用人工成本计量，使用的原料用原料成本计量，使用的各种服务用类似的项目来计量。所有这些项目构成产品成本的组成部分。

同理，公司还应用各种资本即应用各种资本来取得各项资产。如前所述，这些资本来自两条渠道：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但是：

1．债权人不会为需要资本的公司提供债务资本，除非这样做他们可以得到回报。这个回报，在会计上称为“利息”，就是公司使用债务资本的成本。

2．来自公司股东的权益资本同样也有成本。股东不会为需要资本的公司提供资本，除非这样做他们可以得到回报。这个回报就是公司使用权益资本的成本。根据主体观念、应用权益资本的成本与应用债务资本的成本没有什么区别。

债权人提供债务资本可能得到的报酬是标明的利息，而股东提供权益资本预期的报酬包括两部分：(1)各种股利；(2)股票市场价值的增值。他们当然不希望股利就是全部的报酬；相反，他们期望其投资所得到的部分收益将留存于公司，而这些留存于公司的收益所创造的收益以及其他因素将带来公司股票市场价值的增值。将股东的报酬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与使用权益资本需要成本的结论并不矛盾。这个成本正是股东提供资本给公司时要求得到的报酬。

根据上述分析，目前所用的“股利”这个名称有点词不达意。因为如果股东得到的报酬只是目前公司支付的股利，那么，他们是不会投入他们的资金的。他们之所以投入其资金是因为他们期望所得到的报酬率高于目前的股利率，并且期望将来能得到较高的股利或者当他们出售股票时能得到较高的市场价值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正因此，股利率一股低于债务利率。因此，用“股利”来表述权益资本成本低估了它。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净收益”也有点词不达意了。“净收益”计量公司的经营业绩，它本身不是一种成本，而是刁耗用的成本即费用与收入的差额。按照现行的财务会计实务，“净收益”包含了一部分成本即使用权益资本应负担的权益资本成本，但是，“净收益”并不等于权益资本成本。净收益还包括卓越的管理、优质的产品、良好的市场占有率以及其他因素所带来的酬。

四、资本成本的确认和计量与两类资本的界限

公司所需要的资本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用发行债券或股票筹集。从广义上说，权益是指资产的所有权，也就是投入资产的资本来源。权益包括债权人权益和股东权益。有人担心财务会计确认和计量资本成本会混淆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的界限。债务资本及其利息是对资产的一种法定求索权，而权益资本只有剩余的求索权。⑥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首先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都是公司的资本来源，对公司这个独立主体本身而言都是有代价的，因而，需要确认和计量其成本。这只是其共性。我们并没有否认其个性。其次，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看，确认和计量资本成本、对于在资产负债表上分别报告各项负债和股东权益没有影响。进一步说，确认和计量资本成本不仅对资产负债表没有影响，就是对收益表也没有什么影响。在这时，成本中包含资本成本与包含折旧费用并没有区别。它们都不是“法定的求索权”，也都不是当期的现金流出量。

五、资本成本确认和计量与利息资本化问题

如前所述，资本成本的确认和计量将使一部分资本成本资本化为存货、厂房和设备的价值。对于存货项目，按照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34号准则公告，其利息成本不能资本化，更谈不上权益资本资本化了。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于会计信息系统而言无关宏旨。因为在未来高新技术环境下，公司将以销定产，实现零存货，也即销售多少才生产多少。这时，资本成本是否资本化对公司当期损益没有影响。如果公司存在一定量的存货，那么，资本成本是否资本化对公司当期的损益可能有影响，但是，存货总是要出售的，如果从持续经营的角度来看，对公司整体的损益也没有什么影响。至于固定资产项目，按照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34号准则公告，只有符合条件才能将债务资本成本资本化为固定资产价值。但是，“从会计理论来看，计列应负利息是一种最合理的会计方法”⑥。这里的“应负利息”包括实际支付的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两部分。根据前面的分析，权益资本成本是否资本化为固定资产的价值，在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内，对公司的损益也没有什么影响。

西方现行会计实务允许公用事业企业在固定资产价值中计列应负利息。这是因为公用事业的收费标准和盈利水平，严格控制在政府的监督之下。“为了保证公用事业企业能够获得正常的投资收益，允许在其投资总额内计列应负利息，这样，按照控制总额所规定的盈利水平才是合理的。”⑦既然公用事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利息已经资本化，要把它延伸到所有的公司又有何难呢?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确认和计量资本成本，将资本成本资本化存货和固定资产的价值，公司置存资产的时间越长，其成本越高，公司所需要追加的投资也就越多。这样，不仅可以在会计报表上如实地反映公司所持有的资产的经济价值，而且可以把资本的筹集、使用及其效益联系在一起，更全面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时，它将使得公司自建的各项固定资产与外购的或租赁的各项固定资产的计价具有可比性，从而增强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在现行的财务会计实务中，外购的或租赁的各项固定资产价值不仅包括供应商的债务资本成本，而且还包括其权益资本成本，但是，公司自建的固定资产中则假设末使用任何权益资本。这样，在进行有关固定资产的自制还是外购或租赁决策时，由于决策标的物价值缺乏可比性，可能导致决策失误。将资本成本资本化为固定资产的价值，将消除这种不可比性，增强会计信息的决策功能。

权益资本成本范文第2篇

徐亚琦（1990-），女，汉，河南漯河人，管理学学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摘要：对于权益资本成本来说，其不但是企业投、融资行为的重要参考标的，也是股东等广大投资者的预期报酬率。本文站在投资者的角度思考股权激励计划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此外，本文还探究能有效抑制股权激励产生负面影响的方法机制，以保障股权激励计划得以顺利实施。本文的研究不但可以帮助投资者更好的了解实施了股权激励措施的公司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还可以为相关部门对约束和监督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提供参考。

关键词：股权激励；权益资本成本；措施

理论上说，管理者持有公司股票，可以强化所有者与人之间有效的制衡和监督管理体制，降低股东所面临的风险，则股东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就会下降，即减少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但是，股权激励效果很可能会受到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制约。Brown 等学者们在管理者权力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公司治理与股权激励的关系。他们认为，股权激励并没有替代薄弱的公司治理，即股权激励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相反公司治理不力的企业往往会出现管理层滥用股权激励来达到饱私囊。当高管薪酬与股价波动性相关性密切时，高管会不顾合理的资本结构，更加倾向于取得高杠杆率的债务融资，增加公司财务风险，从而导致权益资本成本增加。股权激励在某种程度上也诱发或助长了管理层的一些自利行为。上市公司会在实施股权激励前故意压低业绩、在股权激励期中平滑业绩或粉饰业绩，这些盈余操纵增加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即诱使他们隐瞒了有关未来期权增长的不利消息，并选择次优投资政策，这容易导致严重的股价高估及随后的暴跌。

并且，Armstrong 等学者认为，如果管理者是风险厌恶型，股权激励程度越高，管理者收入对股价波动越敏感，就越有财务错报动机。所以如果投资者预期管理层会进行盈余操纵，股权激励反而可能会提高必要投资回报率，增加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

一、研究成果综述

1、股权激励的理论基础与治理效应分析

由于现代企业的两权分离状况，最优契约观认为，股权激励措施的目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冲突，支付更高的报酬以换来更好的公司业绩。然而，有些学者指出最优契约理论的三个约束条件（ 董事会的独立性与有效制约、市场的有效约束力、股东诉讼的有效途径） 均不符合现实状况。因此，提出管理层权力理论，指出股东与董事会之间存在着问题，即“监督监督者”，这会造成管理者利用自身能力议价甚至操纵薪酬合约，来获取高于合理水平的薪酬。苏冬蔚、林大庞等学者认为，股权激励失灵甚至出现负面治理效应原因在于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董事会没有设计出有效的高管薪酬激励方案。管理者权力越大，其操控薪酬契约获取私有收益可能性就越高，而股权激励不仅仅会导致过度支付，还可能会造成管理者舞弊。

2、股权激励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路径分析

权益资本成本是反映资本市场融资效率和投资者衡量投资标可行性的重要指标。外部投资者在进行投资选择时，一般会面临两种风险： 经营管理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估计风险。股权激励通过作用于这两类风险从而对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产生影响。

首先，当董事会无法有效监管制约管理层的薪酬，股权激励反而会扩大了管理层权力，导致管理层通过权力寻租而不是真正通过经营来获取薪酬。管理层权力越大，冲突越大，具体表现在企业业绩波动性越大，经营风险越高。当股权激励合约的设计时受到管理层权力干预，激励往往会偏离股东利益而变成了管理层的利益，增加了企业经营风险。经营风险增加又提高了投资者对企业要求的风险溢价水平，相应的提高了权益资本成本。

其次，最优薪酬理论认为与业绩挂钩的薪酬契约可以有效降低成本，因此股权激励效应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密切相关。但在现实中，业绩中包含着行业政策，管理层盈余操纵等大量“噪音”。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高未必能减少成本。因此，基于业绩的股权激励虽然可以激励管理层为实现契约目标而努力，但也增加了盈余管理动机。当盈余信息能影响到投资者预判企业经营状况，导致股价变化，并且管理层能根据股价变化选择卖出或是持有股票时，高管进行盈余操纵的概率增加。由于股权激励计划而引起管理者增加盈余操纵动机，从而增加了信息不对称程度，投资者则会增加必要投资报酬率来弥补不确定性带来的损失，使得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上升。

二、启示与政策建议

我国股权激励还处于起步阶段，制度不完善和激励效用偏低等因素会严重影响股权激励作用发挥。经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会随着管理层股权激励程度增加而上升；股权激励增加了公司的成本和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若在实施股权激励过程中自愿披露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则其权益资本成本会相对偏低，即完善的内部控制能有效降低关系产生的道德风险，减少盈余管理行为，降低投资者对企业风险的估计，进而降低预期报酬率。

尽管人们普遍认可股权激励措施作为一种经理人报酬机制，但次贷危机的发生，促使人们对其态度产生转变，一旦股权激励方案的设计和实施不合理，就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得到的启示如下： 股权激励并不是企业创造业绩和实现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它与所处的资本市场环境和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与严格的监管监督体系密不可分；相对于西方国家，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制度环境和监管监督条件并不成熟，较低的行权条件和行权价格、较短的激励期限很容易造成管理层等被激励对象实行机会主义和自利行为，加剧企业风险，使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不确定性增大，便会提高所要求的投资报酬率；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可以改善股权激励而引起的问题，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并提升企业价值。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首先，不断推进和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和监督监管体系的建设。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且处于弱式有效市场，一方面股票价格并不能真实有效的反映公司业绩和管理者才能，另一方面高管股权激励收入与股价敏感性较高，因此为防止被激励高管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和自利行为，需要严格监管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披露时机。相关部门还应当加大处罚力度，增加高管的“犯错成本”，减少高管盈利操纵行为。

其次，科学合理地设计高管股权激励方案和业绩评价体系。企业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自身出发合理设计股权激励计划和业绩评价体系，并通过征询第三方独立专业机构的意见，不断完善；要随着企业战略规划来及时调整激励计划。

最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有效监督和制约管理层行为，应当提倡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以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苏冬蔚，林大庞. 股权激励、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J]. 经济研究，2010，（ 11） ： 88-100

[2]吕长江，严明珠，郑慧莲，许静静. 为什么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计划[J]. 会计研究，2011，（ 1） ： 68-75

[3]陈胜蓝，卢锐. 新股发行、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激励[J]. 管理评论，2011，23（ 7） ： 155-162

[4]游春. 股权激励、董事会、TMT 团队与经营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 管理评论，2010，22（ 9） ： 3-13

权益资本成本范文第3篇

摘 要：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扮演着与财务信息披露类似的角色，即增加信息的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资本成本。但履行社会责任是有成本的，成本的增加必然会对融资成本产生影响。所以，企业社会责任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主要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以求为企业在资本成本的最小化方面作出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权益资本成本；信息不对称

1 引言

投资者不仅关注企业的利润，而且越来越关注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一把双刃剑。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因素很多，在企业社会责任不同水平时期，各影响因素所起的作用也有很大差异。

2 文献综述

直到20世纪5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各个领域展开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领域才有所扩大。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权益资本成本系一直以来都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会提高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例如，Aupperle etal（1985）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将浪费资本和其他资源，与那些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相比，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会处竞争劣势，进而使得投资者对企业承担风险提高了其补偿溢价。另一种观点是企业社会责任会降低权益资本成本，Cornell and Shapiro（1987）认为，如果企业不能履行股东之外的相应的社会责任，那么将产生社会市场的恐惧，并提高公司的风险溢价，最终导致更高融资成本与权益资本成本。

3 理论分析

3.1 投资者偏好

基于均衡模型，Heinkel etal（2001）认为从理论上说，具有社会意识的投资者在他们的证券投资组合中不会考虑投资者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低的公司，污染型企业不得不给风险中立型投资者更高的回报率以弥补他们因缺乏风险分担、经营风险、破产机会而带来的风险。

3.2 信息不对称

本文认为信息不对称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低的公司影响更大，背离传统的完美市场模型，Merton（1987）提出了一个基于信息不完全的资产市场均衡模型，把信息的传递分成三个部分：（1）公司发送信息，（2）媒体和分析师的报导，（3）投资者的接收。Dhaliwal etal（2009）经验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高的企业更倾向于透露更多的信息，而Hong and Kacperczyk（2009）发现“罪恶”公司很少受到分析师的报导，这意味着分析师和媒体更倾向于花时间分析和报导关于“好”公司的新闻。当信息传达到投资者时，有社会意识的投资者可能更注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高的企业信息而忽视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低的企业的信息。

4 研究设计

4.1 自变量的影响因素

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因素很多，本文主要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提取出四个主要的影响因素：成长性、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破产成本。

成长性：当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投资者会认为此企业具有一定的持续成长性，所以投资者很愿意投资此企业，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会比没有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要低。

经营风险：企业忽视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必然导致法律责任的缺失，提高了经营风险，从而提高了权益资本成本。

财务风险：财务风险越大，投资者要求的资本成本回报率越高，公司财务风险与权益资本成本成正相关关系。

破产成本：股东所预期企业的破产概率越大，权益资本成本则越高，股东预期破产损失取决于企业预期的破产成本，预期破产损失＝破产概率*破产成本。

4.2 选取样本

本研究所采取的样本主要来自沪深上市的前100强且在08年开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则依据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依分赋分。

4.3 研究结果

当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比较低，成长性及经营风险的作用大于财务风险与破产成本，此时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会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下降。

当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比较高，财务风险与破产成本的作用大于成长性与经营风险，此时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会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

根据以上两点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企业社会责任与权益资本成本存在一个U形关系，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与权益资本成本存在着一个最低点，也就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到一定程度时，此时的权益资本成本达到最低点。

5 结论

验证企业社会责任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应该可以帮助管理者了解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融资成本的影响，从而使得企业认识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企业领导人员和管理人员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从而克服因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低而造成提高了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

参考文献

［1］孟晓俊，肖作平，曲佳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互动关系［J］.会计研究，2010，（9）.

权益资本成本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公司治理；权益资本成本；信息披露质量

一、引言

国内外学者有关公司治理和权益资本成本关系的研究，多数集中于信息披露对权益资本成本的研究，发现如果企业的信息披露程度越高、披露质量越好，就越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在本文中，笔者将这些研究成果按主题归为六类，选取最具代表性且对公司治理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研究有重大影响的文献加以介绍并归纳。

二、国外公司治理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的研究

国外关于公司治理对权益资本成本关系的研究起步比较早，经过不断的深入和完善，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体系，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信息披露有效性、风险论、中小股东利益保护论。

（一）信息披露有效性

关于信息披露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国外许多学者进行了相关性的研究并认为，若企业的信息披露程度越高，披露质量越好，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进而降低权益资。

Botosan对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Botosan的研究有三个特点：使用EBO价值评估公式（EBO valuation formula）估计权益资本成本，以克服其它方法的局限性；其样本取同一年同一行业（机械制造业），排除行业和年度因素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来考察信息披露的作用，以保证经营环境的相似性；使用DSCORE代替AIMR评估值评价信息质量，以将小公司纳入样本。结果显示若跟踪较少的公司，披露越充分其资本成本越少，若跟踪较多的公司，没有证据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风险论

除研究信息披露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外，国外一些学者也研究了旨在降低风险的公司治理对股权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Lombard和Pagano认为，为了确保公司管理层根据股权价值最大化行事，投资者不得不付出外部监督成本对公司管理层的行为进行监督，这种监督成本导致了较高的要求报酬率，即相比于公司治理较好的公司而言，公司治理较弱的公司股东会花更多的监督成本(包括时间和资源)来监督管理层行为，因此他们会要求更高的报酬率。

随后，Hung和Trezevant对东南亚市场的研究发现，公司较少的内幕交易往往和较好的公司治理有关系，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限制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进而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权益资本成本减低。

（三）中小股东利益保护论

一些学者通过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投资者保护相对较弱的国家，公司治理总是与权益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Joseph P H Fan通过交叉持股或金字塔式的结构，控股股东会尽可能更多地控制公司以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这种行为降低了会计信息的质量，也就降低了会计盈余信息的质量。因此，加强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提高会计盈余信息质量，可有效降低权益资本成本。Kevin C.W.Chen研究了在新兴市场公司治理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以及投资者保护对其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新兴市场公司治理水平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相关性不大。另为，只有在投资者保护相对较弱的国家，公司治理对权益资本成本才有较为显著的负相关。

然而，一些学者也得出了与之不同的结论。Guedhami和Mishra研究发现，随着超常控制(即过度保护)的增加，潜在的权益资本成本也会增加。

三、国内公司治理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的研究

我国学者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而且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公司治理效率，，如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问题。研究都表明，在我国很多企业都存在股权融资偏好，而权益资本成本与企业价值自然有重要联系，但学术界在公司治理和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方面还没有深层次的研究。

（一）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复杂性

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着股票二级市场表现与企业经营业绩脱钩、股权融资约束太弱以及缺乏良好的外部经理人市场和并购市场等问题，这也导致股权融资成本过高，但是在我国上市公司却同时存在着较强的股权融资偏好现象。我国企业融资行为之所以与市场规律相违背，主要是由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复杂性造成的。

我国学者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因素发现，第一，虽然传统理论认为β系数主要决定了股权成本，但其他因素如企业规模、负债比率和账面市值比等也是影响企业股权成本的重要因素；第二，在控制了宏观经济和公司特征变量后，对于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程度越高，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越显著降低；第三，通过采用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表示大股东持股比例状况，揭示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成本的影响。这说明，从控制成本的角度出发，我国股权结构优化过程中，应该采取适当降低股权制衡度和提高股权集中度的股权结构优化思路。

（二）股权结构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

我国学者研究了股权结构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然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肖作平和陈德胜对于成本的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并不显著影响成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一定程度上正向影响着成本，少数大股东联盟在一定程度上负向影响着成本，董事会规模正向影响成本，而独立董事与债务融资并不能对成本进行有效约束。吕暖纱、杨锋对公司治理和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只有董事会规模正向显著影响着权益资本成本，而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分离、股权结构和激励机制不能显著影响权益资本成本。

（三）公司治理机制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结果表明股权融资成本受到单一治理机制的影响不确定，但是公司治理各机制之间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提高了公司整体的治理水平，从而积极地降低了股权融资成本。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结构导致内部治理结构趋于失效，影响到会计信息质量。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虽然都认可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复杂性和特殊性，但是对权益资本成本和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并没有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

四、结束语

从目前国内外有关公司治理与权益资本成本的研究文献看，研究者普遍认为在资本市场比较完善的国家，若企业的信息披露程度越高，披露质量越好，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进而降低权益资。在投资者保护相对较弱的国家，公司治理总是与权益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但在新兴市场公司治理水平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相关性不大。

参考文献

[1]Joseph P.H.Fan,and T J.Wong.Corporat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he Informativeness of Accounting Earnings in East Asia.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7,12(33):401-425.

[2]Kevin C.W.Chen.Legal Protection of Investors,Corporate Governance,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9.

权益资本成本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内部控制；权益资本成本；内部控制质量建设

一、引言

1934年《美国证券法》首先提出了“内部会计控制”（Internal accounting control system）的概念，内部控制开始普遍被人们认识和接受。内部控制的发展由产生到成熟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光阴。2001年“安然事件”的发生使得内部控制成为了舆论的焦点，萨班斯法案（SOX法案）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SOX法案要求公司建立维持合适的内部控制结构，对内部控制的评价和外部独立审计的审计报告进行披露。

中国近年来内部控制建设也逐渐成熟起来。2006年上交所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同一年深交所也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指引中提出了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要求。2008年，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接着在2011年了配套指引，内部控制体系逐步在海内外同时的上市公司、国有控股和大规模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和其他主板上市公司中推行。

随着内部控制体系的逐步完善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的改进，学术界针对内部控制的研究热情也逐渐高涨。高质量的财务信息有利于削弱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企业资本成本。内部控制信息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机制，能通过其职能保障财务信息的质量，引起降低企业资本成本的经济效果。

二、文献回顾及本文创新

1.内部控制缺陷与内部控制目标

按照COSO报告，内部控制主要有三大目标：即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的效果和效率和符合适用的法律法规。存在缺陷的内部控制会在上述3个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低质量的内部控制容易引起会计信息生成过程中的不规范操作，导致会计核算过程中的重大失误，最终使得财务报告的可靠性难以保证。Leone（2007）指出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往往具有组织复杂、出现过重大的组织变革以及缺乏资源等特征，这些特征使得公司的财务可靠性令人担忧。Stephen Kwaku Asare（2012）研究认为内部控制缺陷会负面影响投资者对财务报表的使用信心。

存在缺陷的内部控制会使得管理层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为其进行财务操控和过度投资等提供可能。国内外对于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关系鲜见研究，对于内部控制和投资效率的研究，都是为了加强企业资产的安全性以及经营的效率和效果，二者之间的联系是显然的。李万福等（2011）通过基于流动性特性的条件关系检验和基于预期投资偏离的无条件关系检验，探讨了内部控制在公司投资中的角色，实证检验了高质量内部控制对于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此外，国外不少研究也表明，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面临的法律诉讼风险更高。

综合以前文献可以知道，内部控制缺陷对于内部控制实现其公司治理的目标有着显著的影响。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公司在财务信息质量、投资效率以及法律法规等方面均面临较大的信息风险和商业风险。

2.内部控制与权益资本成本

我们已经知道内部控制对企业的财务信息质量、投资效率等均有显著的影响。而企业的财务信息质量、管理层行为等又会对资本成本产生较大影响（Botosan，1997； Richardson，2001；Francia，2008等）。以前研究表明，内部控制通过两条途径影响权益资本成本：

（1）直接途径

Lambert等（2007）首先提出了“内部控制―财务报告质量（信息风险）―权益资本成本”的直接作用途径。高质量财务报告信息能削弱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的权益成本。内部控制能更好地保障财务信息的准确性，提升财务报表质量，从而达到降低权益成本的效果。在此理论的基础上，Ashbaugu（2009）首次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

（2）间接途径

内部控制可以抑制管理层自利行为或者防止大股东利益侵占，减少投资者的商业风险，从而使企业权益成本得到降低。即为“内部控制―内部人行为（商业风险）―权益资本成本”的间接作用途径。目前，针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几乎是空白。笔者目前亦打算作相关的研究探索。

3.本文创新和贡献

我国目前内部控制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研究深度还应加强。文章创新和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以前文献仅探求了内部控制质量本身对于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而未将内部控制质量建设控制进去。即有着相同内部控制质量的公司（数据指标上相同），存在内部控制改善的公司由于其内部控制建设行为会得到认可，将有较低的权益资本成本。

（2）鉴于内部控制建设的影响，本文在控制内部控制质量建设后，得到了内部控制质量越高，权益资本成本越低的实证结论，进一步为这一命题提供了稳健的经验证据。

（3）本文试图验证内部控制建设对于内部控制较差的公司在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上有着更高的边际效用。实证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公司通过内部控制质量建设并未能获得更高的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效果。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2009-2012年为样本选取时间段，剔除有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得到1742家公司，共计6967个样本。由于内部控制质量构建时部分数据没有披露，特别是2007年、2008年相关的数据很多均为自愿披露，最终样本得到5270个。相关财务数据从CSMAR数据库获得，非财务数据通过巨潮资讯上传的上市公司年报等获取。内部控制质量数据通过上市公司自我评价报告和审计报告等手工搜集。

2.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和文献回顾，本文提出两个假设：

H1：在控制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建设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权益成本越低。

H2：对于存在内部控制质量建设的公司，其他条件一样时企业具有更低的权益资本成本。

H3：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公司，通过内部控制质量建设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边际效应较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公司更大。

3.模型设计及变量解释

为验证假设一和假设二，构建模型一如下：

结合以前研究和本研究需要，控制变量如下所示：

财务风险指标：资产负债率ALR。

股权结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LS。

股权制衡度DR，用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3.公司治理：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比例PID

4.公司成长性：GROWTH，用营业收入增长额除以上年营业收入。

5.年度：考虑到近些年我国内部控制体系建设逐渐在修正与完善，内部控制信息由自愿性披露在不同范围内的公司中逐步要求强制披露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故对年度作为哑变量处理。分别为YEAR07， YEAR08，YEAR09，YEAR10。例如YEAR07当年度为2007年时为1，否则为0。

为验证假设三，在模型一中引入交互项，得到模型二如下：

四、实证结果

1.描述性统计

由表一给出的描述性统计可知，样本公司平均的权益资本成本为11.58%，平均的内部控制质量为5.64分。可以看出，样本中存在极端值，例如资产负债率ALR最大值为29.49，该样本公司出现了严重的资不抵债；成长性也出现了超级增长的公司，最大值为43.17。因此，在stata中采用robust进行稳健回归。

五、稳健性分析

本文针对权益资本成本进行了稳健性分析。

首先我们将每股收益预测值由均值取为中位数，计算权益资本成本并进行上述模型回归，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果。

然后，根据Berk（1995）、French（2006）、Botosan（2005）等人的研究，良好的权益资本成本计量指标应该与贝塔系数和权益账面市价比正相关，与规模负相关。本文通过检验证实了许多学者推崇的PEG模型的确是良好的权益资本成本指标。

六、研究结论与研究建议

本文通过PEG模型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质量建设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与以前研究一致，内部控制不管其到底是通过财务报表信息质量还是内部人行为发挥治理作用，将显著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内部控制质量建设将向投资者传递企业正面发展的信号，达到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效果。内部控制差的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具有更好的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

本文只是研究了内部控制及其改善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控制变量的选取也是依据以前文献的研究结果筛选。更进一步，研究者需要探求内部控制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两条途径的作用机理及其相互关系，而一旦这方面取得了成果，在选取控制变量时研究者将可以依据内部控制的影响途径进行控制，这将更能稳健地反映内部控制与研究对象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朱华建等.21世纪以来我国内部控制研究主题.会计研究，2011（11）.

[2]李万福.内部控制在公司投资中的角色_效率促进还是抑制.管理世界，2011（2）.

[3] 王敏等.内部控制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研究述评与展望.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5）.

[4]Ashbaugh-Skaife等，The Effect of SOX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on Firm Risk and Cost of Equity.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9，47（1）.

[5]Botosan等.Disclosure level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Accounting Review，1997，2（3）.

[6] Easton， P. D. PE Ratios. PEG Ratios， and Estimating the Implied Expected Rate of Return on Equity Capital. The Accounting Review，2004a，79（1），73-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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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资本成本范文第6篇

一、投资者保护

投资者保护是指法律对投资者的保障程度，以及相关法律的有效实施程度。投资者保护是企业治理所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自然也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这源于问题，信息不对称就是由于委托机制而形成，这可能导致公司的管理者以及大股东为了实现个人的私人利益，从而侵犯投资者的权益，即源于“内部人”对“外部人”的掠夺。“内部人”主要是指企业管理层以及控股股东，“外部人”主要指对企业不具有控制权的投资人，包括较为分散的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等，“掠夺”指管理层和控股股东为了自身利益利用机会主义侵犯外部投资者的权益，这就催生了所谓的投资者保护机制。投资者保护机制主要由以下两种：一是国家层面的制度机制，二是公司层面的政策机制。

国家层面的制度机制，通常是指我们所熟知的法律、法规、条文、条例等对于投资者保护的作用，这主要体现了法律派对于投资者保护问题的观点，以La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简称LLSV）为代表，认为法律对于投资者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决定投资者保护最重要的因素。LLSV理论讨论了各国的法律渊源对于投资者保护法律水平的影响，从而导致了各国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不同，对多个国家的投资者保护水平进行了分析，最终发现法律水平决定了投资者保护水平，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的力度越大，企业外部融资能力越强；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越低，越倾向于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越高的国家，内部人对外部投资者的利益侵占越少，这样的公司具有更高的企业价值以及投资价值，因此投资者更加愿意为投资者保护水平较高的公司的股票支付更高的价格。

公司层面的政策机制，主要是指企业的治理机制、治理水平、管理制度等内部制度对于投资者保护所起的作用，这与契约论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契约论学派认为，投资者通过和公司签订契约就可保护自身合法利益，只需要政府和法律保证契约执行即可。在同一个国家，法律规定的对于投资者保护的条例等是相同的，但是不同企业对于法律的依赖程度不同，通过不同的内部治理机制和不同的管理制度等公司治理机制，他们可以对外部投资者提供不同程度的保护，从而造成不同企业之间的问题程度不同，进而形成的成本也不同。因此，公司层面的政策机制对于投资者保护的不同也会影响其融资成本。

二、权益资本成本

权益资本成本是公司融资的机会成本，是企业通过发行普通股票获得资金而付出的代价，是公司融资进行风险项目投资必须要达到的最低利润率，是公司财务理论的核心概念。权益资本成本等于股利收益率加资本利得收益率，也就是股东的必要收益率。

权益资本成本是衡量企业经营效益的重要指标，是企业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对于企业的经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测算权益资本成本时，应用比较广泛的方法有以下几种：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多因子模型法、历史平均收益法、股利折现法、股利增长模型法等，这些方法均是基于企业实际收益计算企业权益资本成本。

权益资本成本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从宏观层面来讲，国家以及行业的宏观经济整体运行状况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变化状况有一个总体的影响，如利率、通货膨胀以及全球化程度等，除此之外，政治关联、政府干预、社会规范等对权益资本成本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从微观层面来看，权益资本成本受公司财务特征影响，如企业的面值市值比、系统性风险、资金流动性以及公司规模等因素，除财务特征之外，企业信息披露、治理结构、管理结构、股权结构以及公司绩效等因素均对权益资本成本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投资者保护与权益资本成本

从国家层面的制度机制来看，法律的建立和实施都能够对投资者保护产生影响。影响一个国家整体投资者保护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一国投资者保护法律的水平，这其中主要包括立法、执法和司法两个方面。

投资者保护法律的立法即一国是否对投资者保护树立了法律上的支持，是否具有法律保障投资者保护措施的实施。投资者保护法律的立法可以限制大股东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权力，由于法律保障投资者保护的实施，因此可以降低投资者监督的成本。我们都知道，投资者保护法律水平越高，管理层和控股股东对外部投资者利益侵犯的程度越小，而由于管理层和控股股东进行利益侵犯也要发生一定的侵占成本，当投资者保护法律水平越高，侵占成本越大，这会促使管理层和控股股东减少对外部投资者的利益侵占，降低利益侵占水平。因此企业实际上降低了权益资本成本，这会提高外部投资者对资本市场要求的投资回报率，资本市场的融资量会越来越大，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就会降低。

投资者保护法律的执法和司法是在投资者法律已经存在的基础上，对于执法效率、执法实效、司法水平的衡量。在我国，证监会拥有对投资者保护的法律进行行政执法的权力，而投资者保护法律的司法工作主要由各地人民法院进行。法律的实施有时候具有滞后性，可能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行政严重干涉司法的情况。因此，在已立法的情况下，法律实施情况显得尤为重要。强有力的法律实施可以促进资本市场有效运行并提高融资量，从而提高公司项目的收益率，增强外部投资人的信心，提高投资回报率，降低权益资本成本。

由以上立法和执法、司法两个方面发现，投资者保护法律较高的国家，内部管理层和大股东侵犯外部投资者权益的能力和可能性大大下降，这导致公司价值变得更高，投资回报率变得更高，那么投资者也更愿意为购买此公司的股票付出更高的价格，资本市场上的融资量变大，从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

从公司层面的政策机制来看，投资者保护和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关系受到公司治理结构和信息披露的影响。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在一定时间段内，法律制度相对稳定不变，投资者保护的水平受公司内部治理的影响较大，通过公司治理的各种机制，投资者保护可以影响权益资本成本。

通常用股权结构（主要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等）和董事会特征（包括董事会规模、高管人员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等）来表现公司治理结构。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大股东以及持股比例较高的管理层利用不正当的关联交易、担保和占用资金的手段来为自己谋取私利，从而侵害外部投资者以及中小投资者（在持股比例比较小时，我们将中小股东也视为“外部投资人”）的利益，因此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对投资者的保护水平越差。董事会具有控制和监督高层管理者的职能，董事会可以通过高水平的控制和监督职能来减少大股东进行不正当的关联交易和资产置换等方式侵害中小股东和外部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因此，能够对中小股东和外部投资者提供相应的保护，董事会规模越大，企业对投资者保护的能力就越强，自然而然的，投资者保护水平就越高。同理，独立董事具有制约大股东的功能，并且他们具有独特的信息渠道，可以制约控股股东操纵股票等机会主义行为，独立董事比例越高，投资者保护水平越高。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控股股东、占股比例较高的管理层与中小投资者的成本，这样，中小投资者对未来风险的预期就会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也会随之降低。

从信息披露方面来看，由于公司内部和外部信息不对称，外部投资者对项目的不确定性增强，投资者的信心降低，公司内部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外部投资者更多地面临着权益被内部人侵占的风险。信息披露质量越高，披露越频繁，披露及时，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保护投资者利益。因此，信息披露水平越高，企业投资者保护水平越高，投资者信心越大，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越低。

从国家层面以及公司层面的制度和政策机制可以得出，投资者保护水平与权益资本成本呈反向相关关系，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会降低权益资本成本。要提高企业价值，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增强企业融资能力，是需要持续不断地研究的重要的课题。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应首先完善投资者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增强投资者的投资信心，提高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促进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企业自身也应该提高自身治理能力，改善股权结构，尽量避免股权过于集中，增强董事会的监督控制职能，从而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权益资本成本范文第7篇

关键词：权益资本成本 计量方法 述评

每一个企业必须做的最重要的决策之一就是决定将资金投向何处，并定期对已投资项目进行再评估（Damodaran，2001），而资本成本是评价这些决策的重要基准。此外，资本成本也是企业决定其资本结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资本成本一般分为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两种，由于使用债务资本有比较容易计量的成本开支，因而可以比较容易的度量其大小；而权益资本的使用除了发行费用等开支外，没有明确可以用来计量对资金所有者支付的数据，因此，如何合理准确地计量资本成本就成为现代金融学和财务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实证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权益资本成本的估算方法可以分为三大类：基于市场风险的收益率模型法、历史收益率法和折现模型法等。本文拟对这些方法进行简要述评，以利于后续的资本成本相关研究。

基于市场风险的收益率模型法

基于市场风险的收益率模型法主要包括两种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法和套利定价模型法。

（一）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法

以马科维茨的投资理论为基础，夏普、林特拉、莫森等分别独自提出了将风险和必要报酬率联系起来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将资本市场的风险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其中系统风险是指处于同一市场中的所有股票共同面临的、不能通过投资组合分散的风险，具体包括：宏观经济走势、汇率利率调控政策、政治军事局势和管理层对股市干预等；非系统风险是指存在于个别股票的由某一企业自身或行业因素所带来的、可以通过投资组合分散的风险，具体包括：公司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股票本身波动规律、行业地区发展动态和投资者心态与方法等。

由于非系统风险可以通过投资组合分散消除，而系统分析无法通过投资组合分散消除，因此，风险定价就是只是对投资组合中的系统风险进行定价。因此，风险资产的期望收益率可以用如下公司计算：

（1）

其中，Ri为公司i的权益资本成本；Rm为市场回报率；Rf为无风险利率；βi为公司的系统风险系数，用于衡量企业风险相对于整个市场风险的程度。

由于CAPM模型非常简洁、明了，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可，并在实际操作中，被广泛应用于市场投资过程。CAPM己经成为证券投资者，市场监管机构和投资银行进行证券投资的主要应用参考模型。

（二）套利定价模型法

由于CAPM模型的假设条件较为苛刻，罗斯等人在“完善市场中不在套利机会”的假设前提下提出了套利定价模型，简称APT（Arbitrage Pricing Theory）。

套利定价定理的核心思想是市场不允许套利机会的存在，即市场价格的调整将使得投机者无法在交易市场上通过套利活动获得超额收益。套利定价定理认为资产收益会受系统风险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但系统风险又受到相互独立的多个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共同作用决定了风险资产的收益。套利定价模型为：

（2）

其中：Ei是资产i的期望收益率；λ0是没有系统风险时的期望收益率；λk是k因素的风险溢价；bk是对于k因素的敏感系数。

套利定价模型的假设比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要简单，并且可以考虑多个风险因素的影响。但尚不存在相应的理论来说明哪些风险影响因素应该进入该模型，为此该方法对估算步骤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定，在使用上不如CAPM简单，对该方法使用者的能力有较高的限制和要求。因此，该方法多为熟悉企业经营状况的经营者所应用。

历史收益率法

历史收益率法是指用过去一段时间投资者对某公司或行业投资所获得的平均收益率来估计股权资本成本。尽管在短期内，股票投资的收益率波动较大，甚至可能出现负值，但从长期来看，其平均收益将会比较稳定。因此，可以将长期平均股权投资收益率作为股权投资者的期望收益率的替代。这种方法由于数据容易获得，运用起来较为简单，在实际研究中也得到了较多的应用。但由于企业的运行具有不可复制性，用历史数据来估算未来收益率的方法不能满足企业面向未来决策的需要。因此，运用这种方法计算的权益资本成本可能与真实权益资本成本存在较大的差距。

折现模型法

折现法是指利用市场价格和公司财务数据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求出内在贴现率来作为权益资本成本的一种方法，更贴近于资本成本的定义。在这种方法下，权益资本成本就是设定投资者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等于当前价格的贴现率。根据Botosan和Plumlee（2005）的总结，其具体应用方法主要有四种：Gebhardt、Lee和Swaminathan（2001）的产业方法（GLS）、Botosan和Plumlee（2002）的目标价格法（DIV）、Ohlson和Juettner-Nauroth（2005）的经济增长法和Easton（2004）的PEG比率法。

这四种方法实际上都是在不同的假设基础上对经典股利折现模型进行演化而得到的。经典股利折现模型为：

（3）

其中，P0是当前股价，dpsi是第i年预期每股现金股利，r是权益资本成本，E为期望算子。

（一）GLS模型

GLS模型实际上是在Ohlson的“剩余收益观念”的基础上，将异常收益折现划分为预测期、退化期和延续期三个阶段而对经典股利折现模型演化而得到的。其中预测期为3年，需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具体预测相应的盈余，退化期为9年，即从第4年到第12年，假设权益回报率从第三年的值线性退化到该产业内部全部公司过去十年的平均权益回报率（这也是GLS模型之所以称为产业模型的原因），也就是第12年的权益回报率；永续期是其后一直保持第12年的异常盈余不变。由此得到如下方程：

（4）

其中，r为权益资本成本，b0为当前每股账面价值，epsi为第i年预期每股收益，roei为第i年的权益回报率。

（二）目标价格法

目标价格法由Botosan和Plumlee（2002）提出，是假设股利只支付到第五期，其后不再支付的股利折现模型。其本质是一种有限期股利折现模型。其计算通过如下方程求出：

（5）

字符表示与前述基本相同。

（三）预期收益增长模型（KGMM模型）

本模型由Ohlson和Juettner-Nauroth（2003）提出， Cheng、Collins和Huang（2006）将其称为KGMM模型，这种方法假设上市公司的短期盈余增长率将会渐进退化到长期盈余增长率，一般为宏观经济增长率。

其计算方法如下：

（6）

（7）

其中，y为1+企业固定增长率，epst+1为t+1期每股收益，Pt为t期的股票价格。

（四）PEG比率法

PEG比率法由Easton（2004）提出，其假设短期异常盈余增长率可以永远保持下去。计算方法如下：

（8）

权益资本成本计量方法在国内的应用及其展望

上述股权资本成本的估算方法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特别是折现模型法在近几年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沈艺峰、肖珉、黄娟娟，2005；曾颖、陆正飞，2006；蒋琰，2009a、2009b）。然而，由于折现模型法要求对未来股利等数据进行长期估计，国外有比较完善、成熟的相互竞争的预测机构可以提供相对可靠的相关数据，而国内缺乏公认、权威的预测机构，因此，其应用具有较大的困难性。从国内学者的前期实证研究结果来看，绝大多数学者估计的权益资本成本偏低，比如曾颖和陆正飞（2006）估计的权益资本成本的均值和中位数为3.61％和3.35％、沈艺峰等（2005）分别为5.39％和5.15％、蒋琰（2009b）的分别为6.1168％和5.9051％。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截止到目前人们认为最具有理性的对风险- 收益进行权衡的工具。洛温斯坦（L. Lowenstein）明确指出，依据CAPM计算出来的所有者权益成本，代表了调整风险之后的所有者权益资本的机会成本。虽然也存在对CAPM模型的种种质疑，但大多数研究结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风险因子β对于股票收益的解释能力（叶康涛、陆正飞，2004），因此，国内外学者和金融从业者在研究股权资本成本时，大多采用CAPM模型（闫甜，2008；范海峰和胡玉明，2010；姜付秀等，2006；姜付秀等，2008；汪平、李光贵，2009）。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John R.Graham 和Campbell R.Harvey（2001） 就资本成本、资本预算、资本结构对美国上市公司所进行的调查显示，估计股权资本成本的方法使用率最高的就是CAPM（73.49%）。因此，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估计权益资本成本仍是国内学者进行权益资本成本研究的首要选择。

参考文献：

1.Botosan,C., and M. Plumlee, 2002, A Reexamination of Disclosure Level and the Expected Cost of Equity Capit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0

2.Botosan, C. A. and Plumlee, M. A., 2005, Assessing alternative proxies for the expected risk premium, The Accounting Review, 80(1)

3.Gebhardt, W., C. Lee, and B. Swaminathan, 2003, Toward an Implied Cost of Capit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39(1)

4.Ohlson, J., and B. Juettner-Nauroth, 2005, Expected EPS and EPS growth as determinants of value,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 10

5.Easton, P., 2004, PE ratios, PEG ratios, and estimating the implied expected rate of return on equity capital, The Accounting Review, 79

6.Cheng, C. S. A., Denton Collins, Henry He Huang, 2006, Shareholder Rights, Financial Disclosure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l27(2)

7.沈艺峰，肖珉，黄娟娟.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J].经济研究，2005(6)

8.曾颖，陆正飞.信息披露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J].经济研究，2006(2)

9.叶康涛，陆正飞.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影响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04(5)

10.汪平，李光贵.资本成本、可持续增长与国有企业分红比例估算—模型构建及检验[J].会计研究，2009(9)

11.姜付秀，陆正飞.多元化与资本成本的关系：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的证据[J].会计研究，2006(6)

12.姜付秀，支晓强，张敏.投资者利益保护与股权融资成本—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的研究[J].管理世界，2008(2)

13.蒋琰.独立董事治理机制与融资成本—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J].会计之友，2009a(2)

权益资本成本范文第8篇

【关键词】内部控制信息

权益资本成本

自我评价报告

一、引言

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上市公司对本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披露年度自我评价报告，并可聘请具有证券、期货资格的中介机构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基本规范由于比较全面地规范了内部控制制度，被称为中国的《萨班斯法案》。该规范原定从2009年7月1日起执行，但由于企业培训工作尚未完成且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等原因，推迟到2010年1月1日执行。为与之配套，财政部等五部委又于2010年4月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就董事会对内部控制报告真实性声明，内部控制评价的范围、程序等作详细规定。规范和配套指引构成了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这一体系首先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施行，继而自2012年1月1日起扩大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施行。至此，我国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披露进入强制性披露阶段。

那么在我国这样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研究内部信息披露对公司权益资本成本是否存在影响，如何影响以及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无疑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2010年深交所105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这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方式的披露质量能正向影响内部控制水平进而降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来分析检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现实生活中，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证券市场上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而信息披露无疑是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手段，上市公司通过提高信息质量和及时性，可以减少内部人借信息优势获利的机会，增强投资者信心，不但使本公司的证券能够通过市场的作用予以正确定价，而且能增强股票流动性，进而增加股票需求，市场投资者交易活跃，推动证券价格上扬，降低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另外，从投资者角度来看，权益资本成本是其放弃资本使用权而要求的报酬率。影响投资者投资，受诸多因素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投资者对未来收入进行预测而面临不确定性，即预测风险。公司提高信息披露水平，投资进行预测的不确定性就会越小，从而预测风险较小。按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对市场风险定价思路，预测风险越小，投资者要求补偿越小，预期的投资报酬率即权益资本成本也越小。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一，内部控制水平越高，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就越低。

权益资本成本范文第9篇

关键字：会计稳健性；权益资本成本；国有产权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M

State Ownership,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Cost of Equity Capital: Evidence from China’s Security Market

ZHANG Chang-hai1 ，WU Shun-xiang1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form 2007 to 2008, the relationship o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cost of equity capital, and the influence of state ownership on it have been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s that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cost of equity capital, and state ownership lowers the influence of conservatism on cost of equity capital.

Keywor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cost of equity capital; state ownership

1.引言

虽然会计稳健性是近若干年来实证会计研究文献的热点。但关于会计稳健性对权益资本成本影响的文献却相对较少且结论也不一致。就笔者所见，仅有Francis et al.（2004）[1]、Li Xi（2009）[2]两篇文献，并且Li Xi（2009）是跨国研究而不是针对公司层面的研究。国内则尚未见到专门针对会计稳健性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的研究。决定将资金投向何处并定期对已投资项目进行再评估是企业最重要的决策之一（Damodaran，2001,187），而资本成本是评价这些决策的重要基准。因此，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来对会计稳健性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Amihud and Mendelson（1986）[3]发现，私有信息越多，买卖价差就越大，没有私有信息的投资者获得的回报越低，从而导致股票的均衡必要报酬率越高，即权益资本成本越高。Easley and O’Hara（1992）[4]构建了一个异常订单流来估计某一股票的私有信息基础交易的相对数量：信息基础交易概率。该模型中公开信息已经包含在股价中，而私有信息则表现为额外的买卖压力。Easley et al.（2002）[5]的实证检验表明，某一证券如果具有较高的私有信

息，则会有一个较高的均衡必要报酬率。

财务报告作为上市公司法定的信息披露方式，是公司公开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财务报告信息的数量越充分、质量越高，关于该公司的公开信息就越多，则私有信息的相对重要性就越低，公司内外部不同权益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就越低，外部权益投资者说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就越低。Habib.A（2005）[6]、Botosan（1997）[7]、Richardson 和Welker（2001）[8] 、Botosan和Plumlee（2002）[9]均发现会计质量和数量的提高降低了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但上述研究都没有考虑会计信息质量的内生性问题，Leuz和Verrecchia（2000）[10]认为，上市公司会权衡信息的披露成本和收益来选择某种报告策略，因此，他们运用二阶段回归来控制样本的“自选择偏见”（self－selection bias），结果发现：德国上市公司的日益增加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降低了公司资本成本中的信息不对称部分（买卖价差和交易量）。Francis et al.（2004）[1]以美国1970－2001年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在考虑了市场和会计为基础的盈余属性内生性后，盈余质量与权益成本显著负相关，其中应计质量、持续性和平滑性对权益融资成本的影响最大。

对会计稳健性来说，Lafond和Watts（2008）[11]认为会计稳健性通过限制经理人操纵财务报告的能力和便于其他来源信息的提供，降低了内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首先，由于经理人的不对称损失函数，他们有动机高估未证实的企业盈余，并低估未证实的损失；而会计稳健性对损失的确认采取更低的可验证性标准，这会使得经理人原本不愿意提供的相关损失信息得以披露出来。这样，从平均意义上来说，对于损失相关信息的报告就更为可靠。另一方面，财务报告中只确认验证程度较高或者已实现的收益，会现限制经理人操纵财务报告高估的能力。因此，会计稳健性通过向外部投资者保证没有高估收益和低估损失，从而为投资者提供了关于公司当前业绩的“硬”的非股价综合信息。第二，这些“硬”信息为利用其他可用的软信息生成关于不可验证的可靠信息提供了一个基础。在实证方面，Francis et al.（2004）[1]发现会计稳健性对权益资本成本没有显著影响。Li Xi（2009）[2]针对会计稳健性与资本成本的跨国研究则发现：会计稳健性显著的降低了公司的债务成本和权益成本。

在国内方面，笔者尚未发现专门针对会计稳健性对权益资本成本影响的研究，仅见少数关于会计信息质量对权益成本影响的研究。王炜、蒋高峰（2004[12]）研究发现：公司的自愿信息披露水平与公司的规模、财务风险正相关；而与权益成本负相关。王华和张程睿（2005）[13]则发现：公司透明度会降低权益成本。曾颖、陆正飞（2006）[14]发现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公司其边际权益成本较低。黄娟娟和肖珉（2006）[15]以进行股权再融资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收益激进度、平滑度和不透明度来衡量信息披露质量，发现：在控制了相关因素（增长率、流动性、经营风险等）的情况下，信息披露质量与权益成本负相关。李刚等（2008）[16]以2001－2003年间的具有连续10年存续期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应计质量、持续性、及时性、稳健性、平滑度、价值相关性、可预测性等7个不同维度来衡量会计信息质量，采用折现法估算权益资本成本，发现：除了盈余持续性与预期符号相反外，其他各质量特征都与权益资本成本负相关，但价值相关性与稳健性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不显著。

会计稳健性对权益成本的影响，从表面上来看是降低了内外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但其实质却是通过扩大投资者可得的公开信息从而降低了投资者的风险，从而使得投资者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得以降低。国有产权性质既可能提高企业的价值，降低企业的风险；也可能降低企业的价值，增加企业的风险。一方面国有产权便利企业获得政府的各种优惠待遇；另一方面国有产权性质可以使得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的行政干预（Shleifer and Vishny，1998）。但这种因产权性质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和收益都不能从企业稳健性的会计信息中体现出来，也就是说会计稳健性并不能反映政府干预的信息，从而削弱了稳健会计信息对风险的反映能力。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1和假设2：

H1：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与权益成本负相关。

H2：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更能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

3.研究设计

3.1变量定义

1.因变量——权益资本成本（Equitycost）。根据前期文献，我们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计算权益资本成本。本文以2000－2009年期间的我国10期国债的平均发行利率来作为无风险利率，其值为为3.36％。以Damodaran估算的中国市场风险溢价作为计算权益资本成本的风险溢价[17, 18]。根据damodaran的估计，2007年、2008年的中国市场风险溢价分别为5.48%、7.10% 。贝塔系数βi是公司股票相对于整个市场平均风险的波动程度，来自CCER数据库。

2.解释变量——会计稳健性（Cscore）和产权性质。根据张长海等（2012）[19]，本文采用kw稳健性指数来衡量公司各年的会计稳健性。产权性质(State)是虚拟变量，如果是国有企业则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根据前期研究文献，我们还控制了以下相关变量：经营风险Oprisk（长期资本与总资产之比）、财务风险Lev（总负债除以总资产）、公司成长性Growth（营业收入增长率）、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自然对数）、盈利能力ROA（总资产报酬率）、破产成本Bankrupt（无形资产与总资产之比）、总资产周转率Turnover（营业收入除以平均总资产）、以及年度哑变量（year）和行业哑变量（industry）。以2007年为基准年度，设置一个年度哑变量；以农林牧渔为基准行业，设置19个行业哑变量。

3.2计量经济模型

本研究采用的基本计量模型为：

Equitycostit=β0+β1Cscoreit+β2Stateit+β3Cscoreit*Stateit+β4Opriskit

+β5Levit +β6Growthit +β7Sizeit +β8Roait +β9Bankruptit

+β10Turnoverit +Year+Industry+εit

其中，it为第i公司第t年的数据，β为待估计参数，ε为随机扰动项。

3.3.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以2007-2009年终极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的1258家A股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按照如下程序进行样本筛选：（1）剔除金融业上市公司；（2）剔除当年IPO的上市公司；（3）剔除在此期间被ST、PT的上市公司；（4）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5）剔除2009年的样本观测值1138，最终得到2116个观测值，其中2007、2008年各年的样本观测值分别为：1001、1115。

2007－2009年间终极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的公司代码和BETA系数由CCER数据库提供；终极控制人性质的具体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市场风险溢价数据从Damodaran网站获得。计算会计稳健性指数的相关数据和控制变量数据来自于锐思数据库。

4.实证结果

1.描述性统计与组间差异检验

(1).全样本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是全样本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1可以看出，样本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10.535％和10.696％，与姜付秀等（2006，2008）[21, 22]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得到的权益成本基本一致；但高于采用折现法来计算权益成本的曾颖和陆正飞（2006）[14]的3.61％和3.35％、沈艺峰等（2005）[23]的5.39％和5.15％。因此，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计算权益资本成本具有更大的可靠性。会计稳健性的均值和中位数为0.01和0.015，表明2007－2008年间的样本公司存在会计稳健性。

在控制变量方面，总资产周转率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812和0.663，比曾颖等（2006）对2002－2003年间的发现要高一些 ；说明经过这几年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改革、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公司的问题有所下降。经营风险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289和0.263，但最小值仅为0.001，而最大值为0.96，极值问题比较严重；破产成本与此类似。

表2对会计稳健性和权益资本成本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会计稳健性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权益资本成本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不存在差异显著性。

以25%和75%分位数为依据，将样本划分为低（kw小于25%分位数）、中和高（kw大于75%分位数）不同的稳健性组。表3和表4是不同稳健性样本组的权益成本描述性统计和组间差异比较。，从中可以看出，权益成本随着会计稳健性程度的提高而不断降低；并且随着会计稳健性的上升，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不断下降，并且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综合表3和表4来看，初步支持了假设H1.

2.回归分析

表5列示了回归检验结果。表6显示，在回归方程1、2中会计稳健性的回归系数稳定为负，并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因此，会计稳健性与权益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并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从而强有力地支持了假设H1。会计稳健性与产权性质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回归方程2中为正，并且在1％的水平具有显著性。因此，国有产权削弱了会计稳健性与权益资本成本的负向关系，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假设H2.

从表6还可以看出，权益资本成本与企业规模显著负相关，符合大企业风险较低，从而权益股东要求的必要报酬率也较低的观点，这也与叶康涛和陆正飞（2004）[25]、范海峰和胡玉明（2010）[18]以及蒋琰（2009b）[26]等人研究发现相一致。盈利能力与权益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符合盈利能力可以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的观点，这也与蒋琰（2009b）[26]的发现相一致的。总资产周转率与权益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表明公司资产运用的效率越高，投资者进行投资的风险较低，从而要求的投资回报率较低，这与曾颖和陆正飞（2004）[14]、沈艺峰等（2005）、蒋琰（2009b）[26]以及范海峰和胡玉明（2010）[18]的发现相一致。

5.结论

本文采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直接检验了会计稳健性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同时，还考察了产权性质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尽管绝大多数文献认为债务契约是会计稳健性最重要的动因，会计稳健性也能确实可以降低资金提供者和企业内部人员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11]；同时，国有产权所导致的政治干预会降低会计稳健性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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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asley D and O''Hara M. Time and the process of security price adjustment. Journal of Finance, 1992,47(2):577–605

[5] Easley D, Hvidkjaer S, and O’Hara M. Is Information Risk a Determinant of Asset Returns? Journal of Finance, 2002,57(5):2185–2221

[6] Habib , Ahsan , Information Risk and the Cost of Capital: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省略/abstract=722781,may，2005

[7] Botosan C. Disclosure Level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7,72(3):323-350

[8] Richardson A and Welker M. Social disclosure, financial disclosure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001, 26(7-8):597～616

[9] Botosan C A. and Plumlee M A. A Reexamination of Disclosure Level and the Expected Cost of Equity Capit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2,40(1):21-40

[10]Leuz C and Verrecchia 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increased disclosure.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0,38(1):91-124

[11]LaFond R and Watts R.L. The Information Role of Conservatism.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8, 83(2): 447-478

[12] 汪炜, 蒋高峰. 信息披露、透明度与资本成本[J]. 经济研究, 2004(7):107-114.

[13] 王华, 张程睿. 信息不对称与IPO筹资成本——来自中国一级市场的经验数据[J]. 经济管理, 2005(6):13-20.

[14] 曾颖, 陆正飞. 信息披露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J]. 经济研究, 2006(2):69-79.

[15] 黄娟娟, 肖珉. 信息披露、收益不透明度与权益资本成本[J]. 中国会计评论, 2006(1):69-84.

[16] 李刚, 张伟, 王艳艳. 会计盈余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的实证分析[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8(5):57-62.

[17] 汪平, 李光贵. 资本成本、可持续增长与国有企业分红比例估算——模型构建及检验[J]. 会计研究, 2009(9):58-65.

[18] 范海峰, 胡玉明.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股权融资成本的实证研究[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0(2):44-50.

[19] 张长海, 胡国柳, 吴顺祥. 公司年度会计稳健性计量方法适应性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2(2):72-79.

[20] 姜付秀, 支晓强, 张敏. 投资者利益保护与股权融资成本——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的研究[J]. 管理世界, 2008(2):117-125.

[21] 姜付秀, 陆正飞. 多元化与资本成本的关系——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的证据[J]. 会计研究, 2006(6):48-55.

[22] 沈艺峰, 肖珉, 黄娟娟. 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J]. 经济研究, 2005(6):115-124.

[23] 叶康涛, 陆正飞.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影响因素分析[J]. 管理世界, 2004(5):127-131.

权益资本成本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公司透明度；权益资本成本；信息不对称；互动关系

一、引言

目前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公司透明度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但目前还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研究大都没有考虑样本的“自我选择偏差”（self―selection bias）。因为，只有公司绩效良好，公司系统性风险较低，权益资本成本较高的企业才会积极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水平；而绩效不好，面临系统风险较高，相应的权益资本成本较低的企业，不会积极进行信息披露。因此，公司透明度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前者影响后者，而是存在着互动关系。本文将从信息不对称视角对公司透明度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进行研究，为正确认识二者的关系建立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二、文献综述

现代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产生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早就被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认识，基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信息不对称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

Diamond和Verrecchia（1991）认为充分的公司信息透明度能够提高股票市场流动性，从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Botosan和Plumlee（2002）发现权益资本成本与年报信息披露水平负相关、与更具及时性的其他公告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Larocque（2008）在控制分析师预测的偏差后，实证研究发现定期的信息披露与事前预期收益负相关。这些研究普遍发现较高的信息披露水平可以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

国内对公司透明度的研究始于最近几年，主要集中在公司透明度的影响因素（张程睿，2008；谭劲松、宋顺林、吴立扬，2009）。王华（2005）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投资者与IPO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分别与公司IPO筹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及总成本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黄娟娟和肖珉（2006）以我国证券市场进行股权再融资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一些影响因素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上市公司资本成本不仅受前一年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还受前四年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综上所述，虽然国外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但是现有文献还没有达成较为统一的意见，而且大量的文献只关注公司透明度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较少关注二者可能存在的互动关系，这也使得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相比之下，国内关于公司透明度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内容还不是很丰富，目前鲜有文献对公司透明度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将从信息不对称视角，从理论上剖析二者可能存在的互动关系，为现有研究结论不一致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同时，也为正确认识公司透明度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奠定理论框架，丰富现有研究内容。

三、公司透明度与权益资本成本的互动关系

（一）公司透明度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

1.基于公司信息透明度质量的分析

相关学者对现实资本市场研究得出结论：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Fama的有关有效市场假设是不存在的，现实中的资本市场只能是相对有效，信息不对称使得信息成本并非为零。所以，公司信息透明度质量是通过信息不对称来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

首先，公司信息披露低质量加剧了管理层与投资者、投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水平。大部分研究认为，我国的证券市场是属于弱式有效的，即投资者可以利用内部信息以及部分未经市场解读的公开信息获取超常报酬。我国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不能满足投资者要求的现状，更加刺激投资者去搜寻更多的私人信息。但获得私人信息的成本要比获得公司公开信息的成本昂贵，这就使得只有一部分投资者有能力去搜寻私人信息。当一部分投资者拥有公司的私人信息而另外一部分投资者仅拥有公开信息时信息不对称就发生了。

其次，信息不对称水平的加剧，导致了公司权益成本的增加。信息不对称水平可以从以下二个方面影响权益成本：（1）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水平的增加，使不能获得公司信息的投资者会要求公司相应地增加对项目价值的风险估计和相应的额外收益要求来补偿自己承担的不能获得的信息风险，从而权益成本上升。（2）信息不对称为公司股票的买者和卖者之间的交易带来了逆向选择问题，因而制造了交易成本。在我国这样一个相对有效程度低的市场中，公司股票流动性水平更低，逆向选择问题尤为显著，不知情投资者因担心和知情者进行不公平交易的风险而要求额外的流动风险补偿，从而使资本成本上升。（3）由于在我国投资者与经理层之间存在着较高的信息不对称水平，使得投资者获得的相关信息有限，投资者不能有效地对经理层进行监督，这样大大加大了经理层为了自己的利益剥夺外部投资者的风险。投资者为了转嫁这种风险，就会要求公司付出更多的额外利益进行补偿，从而使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上升。

所以，在我国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也能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曾颖和陆正飞（2006）、陆颖丰（2007）等以深圳证券市场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不同程度地验证了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信息披露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呈负相关关系的结论。

2.基于中间信息的分析

公司透明度则是从信息使用者角度进行定义的，突出管理当局信息至使用者接收信息的整个传递过程。显然私人信息搜集活动（如证券分析师）可能在不同公司存在差异。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准确性高的原因是在于财务分析师拥有丰富的信息以及他们对大量信息的处理能力。而通过上面分析可知，我国公司信息透明度不高，这使得我国分析师预测依赖的信息质量差，加之公司的证券分析师数量较少，证券分析师预测的误差也较大，从而对权益资本成本产生了影响。

一方面，增加的中间信息可以作为内幕交易水平的替代。中间信息越多，内幕交易水平越高，内幕投资者的增多，使非内幕投资者在进行买卖股票时处于劣势地位，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水平增加，非内幕投资者就会要求公司更高的预期收益来补偿这种不确定性，那么权益资本成本就会增加。另一方面，增加的中间信息可以作为公司公开信息数量的替代。增加的中间信息越多，表明公司公开信息数量越多，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水平越少，从而权益资本成本减少。

（二）权益资本成本对公司透明度的反作用

提高公司透明度，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减少买卖价差、提高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提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减少分析师盈利预测的误差、减少公司债务融资的利息成本和公司权益融资的资本成本，从而促进了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公司透明度由内部激励因素（经营业绩、融资需求、高管持股、掏空程度、盈余管理）和外部压力因素（机构投资者、治理环境、法规与监管）共同决定。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是公司进行信息披露的内在动因之一。权益资本成本是评价企业价值大小，确定投资项目，以及评价资金使用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以较低的权益资本成本为企业运营提供必要的资金，是企业财务活动追求的目标之一。当公司的管理者意识到公司信息透明度会对权益资本成本产生有利影响，就会选择合理的方式对公司信息披露进行管理，进而达到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目的。权益资本成本除了受到公司透明度的影响，还会反作用于公司透明度，影响公司信息披露的动机和水平。

基于不同的资本成本状况，公司对信息披露的动机强度是不一样的。总体来讲，权益资本成本较低的公司，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动机较弱，而权益资本成本较高的公司，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动机较强，这是因为增加的信息披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对于权益资本成本较高的公司，有较强的动机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从而信息披露的动机也就相应较强。但是较差的经营绩效会增加投资者对企业的风险估计，过多披露会对权益资本成本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对不同的权益资本成本状况，如果公司经营绩效不好，则会相应的降低信息披露的动机。

一般来说，公司都有较强的动机维持较低的权益资本成本，较高的权益资本成本会导致公司较强的动机对公司透明度进行披露，尤其是当公司的经营绩效较好的时候，这种动机就更强，因此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状况又会与公司的经营绩效共同影响信息披露的动机和水平。

公司透明度与权益资本成本存在互动关系，不是简单的前者影响后者，如果忽略权益资本成本对公司透明度的影响，仅仅考虑公司透明度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就会产生样本的“自我选择偏差”（Self―selectionbias），使得研究结果有偏和不一致。

四、研究结论

信息不对称问题是现代企业组织形式不可避免的，信息不对称对权益资本成本产生了明显的不利影响，增加了权益资本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可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信息披露包括强制披露和自愿披露。公司自愿披露信息，有助于增加信息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但是该作用的发挥受到公司是否真实、适当地披露信息的影响。另一方面，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披露动机和水平都会受到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公司透明度与权益资本成本存在互动关系，要研究公司透明度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就需要对这种互动关系加以考虑，否则会使研究的结论出现偏差。

参考文献：

[1]D.w.Diamond and R.E.Verrecchia.Disclosure,Liquidity,and the Cost of Capital[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1,46(4):1325-1359.

[2]Botosan and M.A.Plumlee.A Re-examination of Disclosure Level and the Expected Cost of Equity Capital.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2,40(1):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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