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监管范文

资本市场监管范文第1篇

会计信息是有信息内涵的，所以当传达给市场主体的会计信息是经过人为粉饰的，那么市场主体以这种会计信息作为决策依据，显然会产生严重的不经济后果和社会资源配置的无效率，琼民源事件、红光事件、郑百文问题等诸多上市公司已经为我们做了注释。由此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一直是社会各方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图从独立审计、资本市场监管（属于外部监督）与会计信息失真的关系来谈一点粗浅的看法。经理层控制的自利型会计信息粉饰，尤其是当然地违反有关会计制度的会计信息粉饰行为（造假与欺诈等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是本文有所侧重的立论对象，其表现特点是给公司的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带来了利益侵害，耗散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

一、我们对独立审计赋予了什么作用？

独立审计的基本功能是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鉴证。独立审计的作用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鉴证审计对资本市场主体进行了过滤，提高了市场主体质量。验资审计和证券市场上市前审计对市场主体的“准入资格”进行了审查，防止了会导致市场秩序混乱的不合格主体进入市场，有利于市场经济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第二，鉴证审计对市场主体的信息进行了过滤，提高了信息可靠程度，即经济鉴证作用。审计后的信息为社会投资者进行投资选择提供了决策依据，有利于维护投资者利益。同时，投资者的决策选择会影响资本的流向，从而对资本市场中的资本进行了再配置，进一步导致了社会资源的再配置，优化了社会经济资源，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第三，CPA的鉴证尤其是财务报告鉴证有利于监管部门进行市场监管。这主要表现在CPA的鉴证意见为政府监管机构提供了监管线索。以我国目前的年报审计为例，政府监管部门对相当部分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的惩罚，就是监管机构参考了CPA审计出具的非无保留意见，从而进一步挖掘出了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并做出了相应处罚。这显然有利于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和整顿资本市场秩序。

二、我们对资本市场监管的期望

资本市场监管者是资本市场里的最高权威，维护资本市场的效率和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对它的一般期望。

1.维护资本市场的效率资本市场（本文主要是指证券资本市场）是对资本资源进行再配置的场所，进而对社会资源进行再配置，这是资本市场的一个基本功能。资本市场的资本配置有着巨大的经济后果，根本原因在于资本资源的再配置引致了其它社会经济资源（主要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再配置，不同的资源配置则意味着不同的经济效率。总之，资本市场与整个国民经济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当资本市场有效率时，就会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促进社会经济的良好发展；当资本市场是无效率或低效率时，则反之。问题是，怎样保持资本市场的效率？当资本市场的主体——上市公司是以假骗市、“假行其道”时，我们又怎能奢望资本市场有效率？当公司做假，而进行经济鉴证的独立审计却又是“见利忘义”、“同流合污”时，我们又怎能奢望资本市场有效率？很显然，进行资本市场合理的监管是减少“假”出现的良好手段。通过资本市场的监管，以维护市场的公开、公平和公正，维护资本市场应有的秩序，从而为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改善市场环境。

资本市场监管者维护资本市场效率或曰维护市场的“三公”原则重要的一方面是通过“打假”和惩戒违规者来实现的。亲历恭为地查处和以独立审计报告为线索是进行“打假”的两大方面。要维护资本市场的效率，还在于将违规者绳之以法，以警当世和后世，通过足够的惩戒来提高违规者和潜在违规者的违规成本。显然这主要地是依赖于资本市场监管者。

2.保护（中小）投资者保护中小投资者其实也可以体现在维护资本市场的“三公”原则之中，本文单独加以讨论，是在于当资本市场出现“假得以行其道”的时候，更容易受到利益侵害的便是中小投资者。在中国目前的资本市场环境下，不乏众多的“执着的”“寻租者”，所以完全地将资本市场运行交诸市场自身时，“阳光交易”的市场里可能会有太多的“黑暗”。譬如，中国之所以一开始没有实行上市“注册制”，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中国的独立审计实际上还不够“独立”（客观、公正），还不足以胜任对资本市场的经济监督责任，而中国的（中小）投资者却又不够成熟，难以保护自己，实行“审查制”和“核准制”的本意便是为了控制上市公司的质量，防止出现公司舞弊而事务所又同流合污以侵害投资者的行为。

三、独立审计·资本市场监管与会计信息失真

公司管理当局（经理）是否违规，进行制度违犯和对委托人的违约，即是否进行会计造假，我们可以用一个约束函数模型加以总结：N=F（p,c,e）。N代表经理的制度违犯与违约数量，p代表经理在制度违犯和违约后被发现的可能性，c代表被发现后的惩罚或经理人付出的“成本”（制度违犯成本和违约成本，姑且统称为违规成本），e代表剩余项。很显然，N主要取决于p和c，并且N是p和c的凹函数，即p越大、c越大，则N会越小。p的取值主要由独立审计来实现（当然还可以有其它方式实现，如监管部门的独立查处），c的取值在于资本市场的监管者确立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违犯和违约惩处力度。总之，独立审计和资本市场监管的恰当配合，为公司管理当局施加了一个强有力的外在约束，减少了公司管理当局进行会计信息粉饰的可能性。

下面我们来进一步来讨论一下独立审计和资本市场监管问题。

1.独立审计

当独立审计在鉴证方面，表现得独立（客观、公正）时，那么独立审计便为公司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监督经理的“武器”，投资者根据鉴证后的财务报告进行经济决策（如，是否更换经理、是否采用“用脚投票”），并且还考虑是否对经理的欺骗与欺诈行为进行诉讼惩罚，因此经理碍于独立审计的“经济警察”作用，将考虑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进行约束，是“偷懒与欺骗”，还是“努力与诚实”。

对于独立审计而言，它是决定p的主要因素，这取决于会计师事务所是否有着良好的执业质量。事务所的执业质量取决于事务所的执业能力和执业的独立性，而目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粉饰问题之所以未能发现，并不是因为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能力太差了，往往是它的独立性太弱了，这表现在事务所的鉴证业务方面不能够独立、客观、公正地进行会计报表审计。红光事件、百文黑幕又说明了什么？以郑百文为例，正如有人说：“……它是上市造假，绩优也是造假，‘国企改革的一面旗帜’也是蒙来的……明明是一堆‘垃圾’……”，可还是“过五关，斩六将”，在股市逍遥恁长时间；当危机爆发，黑幕掀开，却也迟迟得不到应有的处罚。上市公司以造假居然可以混入资本市场，并可在资本市场混迹多年，不仅是导致资本市场的无效率、低效率，而且更是让人对资本市场的“经济警察”——注册会计师又还有多少信心？不合格的公司得以混入和混迹于资本市场，除了公司、地方政府和监管者的原因外，注册会计师是不是关键的原因所在？——为了“利”而放弃了职业道德操守，为了“利”而违背了“经济警察”独立、客观、公正的经济鉴证责任。

要提高审计质量，关键在于提高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那么怎样增强事务所的独立性？我们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着手：职业道德操守、事务所的规模化和违规成本。

资本市场监管范文第2篇

关键词：资本市场；监管；成效；体制

1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现状分析

中国现行金融市场监管体系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分业监管。中国金融体系分别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监管。但在资本市场上就是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中央和地方各管—块，不同品种证券的市场管理者不同。甚至一种证券的—二级市场之间就有不同的管理者。主要表现是：证监会是中央主管机构，地级人民银行在市场监管上颇有影响，财政部、中央银行介入市场管理，地方政府在交易场所的管理上拥有很大的权利。

自我国资本市场建立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监管就伴随着始终。但我国资本市场仍然危机四起，从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异常波动，到现在上市公司频频发生造假事件，这表明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不到位，市场运行效率不高，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法律框架不完善，分析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现状，将有助于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发展。

1.1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机构

我国现行的资本市场监管体制可以说是集中型监管体制，在分业集中监管的基础上，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实行适度的统一监管。

中国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证监会作为对证券业和证券市场进行监督管理的执行机构，监督检查所归口管理部门。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证券机构的审批，这意味着对于证券中介机构的监管权限在两个部门被分割开来。

在1992年以后，人民银行不再是证券市场的主管机关，但它仍然负责审批金融机构。这意味着证券机构在审批和经营管理上受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的双重领导。中国人民银行还负责管理债券交易、投资基金。

财政部负责国债的发行以及归口管理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

在我国资本市场监管体制中，地方政府在本地区证券管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上海、深圳市政府和证监会一起管理沪、深证券交易所。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公司上市、股票交易流程上都有可能影响其正常操作。

1.2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成效分析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成效的分析，即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所投入的成本与我国资本市场运行结果的分析，可以从我国资本市场效率与监管的角度来分析。市场监管能否有效纠正市场失灵，充分保证市场效率，关键在于监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效而完善的监管制度是资本市场监管的基础和效率的保障。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特别是监管制度的缺陷导致市场失灵与监管失效的同时存在，成为转轨过程中资本市场监管的基本现状，对资本市场效率分析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根据市场证券价格对信息反映的范围不同，把市场划分为弱型效率市场、半强型效率市场、强型效率市场。经济学界对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成效分析主要按照上述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一般研究主要是对弱型效率市场、半强型效率市场进行研究。以往对我国资本市场弱型有效市场的实证检验有，俞乔（1994）对上海、深圳股票市场股价变动的随机假设进行检验。他利用上海、深圳的交易所自成立到1994年4月底的各自综合股价指数的观察值，通过对误差项序列相关检验、游程检验和非参量性检验，排除了上海和深圳股价变动是“随机游走”的可能性，得出了上海、深圳两地股市非有效性结论[1]。

半强型有效市场检验的有：杨朝军等（1997）选取上海股市1993—1995年间100家上市公司的送配方案公告为样本，对各家公司股价在公告前后的变化进行详细地分析，以检验市场对送配信息的反应。结果表明，上海股市已经能够较快地反映送配信息，说明中国股市一定程度上已能迅速反映某些公开信息，但并不能就此判定上海股市已达到半强式效率市场，而笔者在对2005—2006年度股票指数进行实证分析也得出我国股市尚未达到半强式效率市场的结论。

2我国现行资本市场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2.1资本市场监管体制建设不完善，证监会效能不足

在中国资本市场管理体系中，除了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以外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证监会的人员编制不足和缺少足够权威，导致削弱实际监管效果。很显然，在证监会和地方监管部门之间存在着重复监管的现象，而监管职责在证监会和人行之间的分割，又导致某些监管领域落入夹缝之中。而对于市场的某些部分，尤其是针对证券商和机构投资者，事实上缺少监管。

2.1.1证券监管机构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不足

证监会在名义上是主管机关，但在国务院组成部门中只是附属机构，只能起协调作用，监督的权利和效力无法充分发挥。

现阶段市场已形成了以股票、债券为主的企业债券、基金、可转化债券同时发展的直接融资工具体系。而从目前的监管机构分工来看，中国证监会主要监管股票、基金、可转化债券；财政部主管国债的发行、兑付；中国人民银行主管企业债券的发行。证券主管部门存在着多头化，易产生整体监管方面的矛盾和摩擦，不利于提高整体监管效率和证券各品种之间的协调配套发展。

2.1.2证监会地方办事机构行政能力的独立性受到制约

本地政府在本地区证券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证监会派出机构，与地方政府有很深渊源，受地方政府干预的可能性很大。证券市场运行中屡屡发生重大事件，暴露出了我国证券监管系统上的漏洞和某些功能上的不足，中国证监会的权限常常受到比其行政上更高一级的地方首长的干预，其独立性受到很大制约。

2.1.3证监会权力制约不能有效辐射其全部管辖范围

证监会权威性的不足与监管权力分散性是相联系的，监管权力从横向看分布于证监会、银监会、财政部和国资委等机构之间，各部门之间的政策法规、管理措施及政策目标亦有冲突之处，居高不下的协调成本大大降低了监督管理的效率。从纵向看分布中央和地方之间，多家平行机构从不同侧面，各个地方从不同范围（地域）对资本市场进行监管，造成利益的冲突、责任的推卸、监管的盲点和监管力度的不平衡，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统一性，造成某些领域事实上的无人监管。

2.2资本市场监管理论创新不够，市场管理者不能有效进行理论建设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理论研究主要还是局限在对资本市场现行问题的补救上。由于市场发展太快，政府监管部门忙于应付大量的日常事务性工作，没有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中坚作用，证券市场的基本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了，对资本市场结构、运行问题缺乏理论研究，如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风险预警体系不健全、信息披露不透明等问题。为了解决一些短期内凸现的紧急问题，往往采取不顾长远的急救方法，虽暂时解决了问题，但是却为今后的监管工作带来了隐患，参考证券市场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看到几乎所有国家的证券监管机构都有一个明确的行动宗旨和一系列行动细则组成的纲领性监管框架，这种框架是其监管部门长期行动的准则。在缺乏长远规划的情况下，监管上被动地长期处于救火状态就是难免的。

2.3资本市场自律性监管不足，没有充分发挥市场自律性监管机制功能

我国目前的自律组织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沪深两地交易所自律组织；二是证券业协会。两个层次在行业自律中都存在问题，首先是两地交易所存在明显的地方利益，其对市场交易的监管受到所在地政府的干预，因而难以真正贯彻公平、公正的指导原则。其次是中国证券业协会作为一家行业性质的民间协会不能发挥自律作用，这与目前证券市场多头管理格局有关。因此，证券市场发展至今，监管与自律仍然处于严重不平衡的状态。

2.4资本市场监管法制建设不健全，市场主体法律意识不强

国家对于上市公司退市问题存在法律盲点，难以准确把握执法尺度。并且退市标准不统一，尺度难把握。对于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督，主体不够明确。由于现行法律对地方人大如何监督中央驻各地的管理部门没有明确规定，省人大及人大财经委难以对驻各证管办实施监督。实际上，《证券法》等于没有明确对证券监管部门进行监管，以及应该由谁来监管。

3启示及对策

通过对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现状及问题分析，如何有效强化资本市场监管职能、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3.1构建资本市场监管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及时发现有关宏观经济指标的异常反映并及时进行调控，是可以防范或避免金融危机发生的。这里的关键是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灵敏的资本市场危机预警指标体系。

3.2强化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是稳定一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制度。强化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关键在于健全信息披露的动态监管机制，加强资本市场会计审计制度落实，规范上市公司组织结构，以此来消除利润操纵行为的发生，加强对企业所募集资金使用和投向的监督。

3.3积极稳妥地推进股权分置改革

股权分置改革是完善资本市场监管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直接体现了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作用机制是否合理，是关系到广大投资者、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切身关系的一件大事。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是我国资本市场向国际市场靠拢，迎接WTO挑战的迫切任务。

参考文献：

资本市场监管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国家审计； 资本市场； 证券市场； 审计监管

中图分类号：F239.44；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4）19-0054-02

一、引言

《证券法》关于对证券业进行审计监督的第九条明确规定：“国家审计机关依法对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进行审计监督”，重申了审计法的规定，强调了审计监督对于加强资本市场监管的重要意义。我国加入WTO已有十几年，资本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国家创新战略、实现产业升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增长方式转换、丰富社会融资和投资渠道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截至2013年底，境内上市公司数量（A、B股）共有2 489家，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106家，境外上市公司数量（H股）185家，股票总市值居全球第三位。随着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创新业务的不断推出，相继出现了一些违法违规问题。为此，证监会已对内幕交易、操纵资本市场及非法证券投资咨询等问题加强了监管，但面对面监管，力量较为薄弱，需引入监管力量，实现共同监管，因此加强资本市场审计监督成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

政府审计对于促进资本市场信息环境质量的改善，提升资本市场法治建设水平，促进上市公司依法治理和规范运作，促使提高信息披露水平和上市公司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总理在视察审计署时强调，审计监督的法律地位是宪法确立的，要进一步强化审计工作，用“火眼金睛”看好国家钱财，确保公共资金节约、合理、有效使用，为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提供有力保障。这一重要指示，对促进政府审计视角下的资本市场监管，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政府审计监管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

（一）有利于加强对资本市场监管者的监督

加强对资本市场监管者的监督，提高监管效率，抑制监管腐败的有效措施之一是强化政府审计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审计作用。资本市场监管机构必须通过建立和完善内部工作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对日常工作的规范化进行监督，对违反者予以处罚。在我国，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可以要求国务院对监管者工作不当的地方予以监督或纠正。而审计署作为独立的政府审计机关，有权对证监会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检查监督。目前不论是社会审计，还是相关公司的内部审计，都并未充分发挥监管作用，因此，要使资本市场监管机构监管严格到位，离不开政府审计的强制监管。

（二）有利于提高社会审计工作质量

政府审计是代表国家及其各级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有关事项进行监督的专门机构。政府审计监督的目的是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资本市场作为公众投资场所，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利益，在社会稳定与和谐方面负有重大责任。为了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稳定和安全运行，必须很好地进行监管。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社会审计部门虽然发挥一定的监管作用，但与资本市场的社会利益既相互促进又相互矛盾。而审计职业活动是以社会的需要为前提，职业利益要受社会利益的制约，这就决定了审计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因此，注册会计师履行社会责任时，除了由注册会计师协会等专业机构和主管部门进行监督外，还必须由专门的经济监督机构进行监督。这一专门机构就是政府审计机关，因此加强资本市场中社会审计的监管也离不开政府审计。

（三）有利于减轻或消除境外杂音

自2011年3月以来，在美上市公司的“信任危机”已经引发了中美两国政府的关注。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CAOB）称，自2007至2010年初在美上市的215家中国公司中，近四分之三都是通过反向合并上市的。报道称，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正在调查一些会计师事务所，考察他们对中国客户的审计是否足够严格，因此相关监管机构调查了众多的大小会计师事务所。证监会负责人也曾表示，我国政府正密切关注中国海外上市企业因财务问题出现的股价暴跌问题，并正研究解决办法。2013年6月中美双方通过努力已经在跨境监管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仍存在分歧。若国家审计署与国外监管机构进行沟通、协商，实现共同监管，在对国外资本市场加强监管的同时，也会提升国内资本市场的运作质量，从而消除境外杂音，减少国外有关部门或人员的迷惑或质疑。

三、加强政府审计监管与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关系

（一）政府审计监管功能的发挥影响着资本市场良性发展

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两者关系密不可分，政府审计发挥功能越强，越能实现国家经济安全。政府审计关注国有资本的安全完整，关注金融风险和金融安全，关注国家财政资金的合规合法，关注社会保障资金和支农专项资金的使用，关注经济秩序和打击经济犯罪，所有这些无一不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而政府审计只有依据国家法律政策，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制约和监督经济权利，从经济安全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等诸多方面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才能真正满足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实现经济领域的公平和正义。

（二）国家经济安全程度的提升促进了政府审计监管的完善

国家经济安全的程度从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强弱，而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归根到底就是提高国家的科技、金融、市场、教育与环境竞争力以及人力资源开发能力。政府审计作为政府监管的形式之一，就是要通过政府监管的方式，从制度方面培植和提高这些竞争力，特别是在目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只有坚持科技创新，加强金融审计监管，强化审计监督，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因此，国家经济安全程度的提升促进了政府审计监管的完善，审计作为经济卫士，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置于审计工作极端重要的位置，尤其是政府审计工作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作为神圣使命，这必然会对审计监管工作的完善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政府审计发挥“免疫系统”功能，改善资本市场监管环境

（一）加大资本市场违规操作的曝光惩处力度

资本市场参与人员违规操作的动因是为了攫取经济利益，如对其违法违规行为处罚太轻，则不能有效予以遏制。只有让其付出高昂的成本，产生强有力的威慑作用，才有可能减少资本市场的违规操作行为，从而标本兼治地解决问题。2012年，审计署了15家央企2010年度财务收支等审计结果公告，涉及多家上市公司在财务管理、会计核算、资产负债损益及资本运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对87名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促进被审计单位有效整改。

审计部门也可对在资本市场违规操作的上市公司，配合证监会，促其退市或对其加以惩治，让上市公司管理者切实感受到违规运作的后果或应承担的风险。对监管机构或监管人员，应通过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促进加强资本市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服务金融体系健康发展。

（二）监督社会审计组织的工作质量

监督社会审计组织的审计工作质量是国家审计机关的重要职能，在政府进行审计工作的同时，可以将监督社会审计组织的审计工作质量有机结合起来，即政府对企业审计结束之后，将审计结果与社会审计的结果进行对比，如果审计报告存在明显失实，则应该加大对社会审计组织的处罚力度。监督社会审计组织的审计工作质量，主要是对社会审计组织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报告的真实、合法性进行披露，对不符合规定的文件，要对出具单位进行处罚，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应该承认政府审计部门对社会审计组织的舞弊行为不可能全部查到，总会有“漏网之鱼”，不论如何，对于发生的重要实质性问题，政府审计部门必须严查到底、充分揭示，这样才能实现加强政府审计监管的真正目的。

国家审计署应关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对全行业诚信状况的检查情况，了解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各事务所的信誉等级。与注册会计师协会一起通过诚信制度与经济利益挂钩的机制，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良性发展。

（三）配合证监会监管，改进自身监管方法

首先，政府审计以第三者的独立身份监督资本市场监管机构的一系列监管流程，并适当配合相关政策的制定。如：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该套控制规范对资本市场稳定有序运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审计人员充分利用计算机手段，加强对资本市场相关数据的审核校验，确保数据真实、可靠。除开展人工检查和校验外，审计署应开发针对性较强的软件，如引进云处理技术，对全国证券机构及监管机构的数据进行及时监控，重点对数据填报的规范性、真实性、完整性进行检验，发现问题及时查明原因并告知证券机构或监管机构进行修正。最后，国家审计机关应及时向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反馈其监管中发现的问题，对在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或重大风险，应当及时予以报告。

（四）充分实现资本市场审计监督和舆论监督相结合

仅就审计信任而言，其以整体形象取得信任。另外，政府审计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其以第三方的身份介入，即对监管机构的操作过程进行监督，又给忧心忡忡的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监管者的作用吃了定心丸。为此，审计机关应强化会计师事务所对各地上市公司的风险管理和内控系统进行监督，防止因上市公司内控失灵而给投资者造成巨额损失；同时也应督促上市公司内审机构充分发挥监督作用。还要坚持审计的独立性，审计人员应对涉及资本市场方面的舆论信息进行认真、客观分析，辨别真伪，分析本质，以判定其在审计工作中的作用。另外，政府审计部门还应配合证监会等部门加强宣传，强调投资者审慎投资、理性投资，提高资本市场相关利益人的专业知识，增强其风险意识，提高投资者对政府审计部门监督资本市场工作的认可，提升其对整个资本市场的诚信度。

（五）配合证监会提高监管透明度，推进监管转型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证监会2014年工作重点之一是推进监管转型，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为此审计机关应配合证监会提高监管透明度，实现监管资本市场公开、公平和公正。监管者要求上市公司提高透明度，投资者也有权要求监管者提高自己的透明度。因此，资本市场内不同身份的参与者都必须建立一定程度的信任关系，市场才得以正常运行。为此，保持监管透明度必须做到三点：一是监管机构要设立监管的客观标准，并使监管过程透明化，树立超然的市场形象；二是监管机构应建立与被监管对象磋商的程序，特别是在监管政策和规则的制定和出台上，要进行广泛的调查咨询工作；三是审计部门应贯彻公开原则，适时公告审计工作报告，切实反映资本市场运作和监管的真实情况，使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了解资本市场。

【参考文献】

［1］ 丘学文，等.基于我国资本市场的政府审计监管机制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 尹平，戚振东.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中国政府审计特征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0（3）.

［3］ 胡伟. 当前资本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J］.武汉金融，2012（3）.

［4］ 张军，秦江萍，郭贞.美国审计署的审计机关成熟度模型及其借鉴意义［J］.审计研究，2012（3）.

［5］ 张栋.政府监管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政策有效性及其优化［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6］ 苏孜.对我国审计监督的反思与创新［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5（2）.

资本市场监管范文第4篇

在法律监管体系方面，我国通过修订和新增一系列关于资本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大体上已形成了以法律为主体，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为补充，全方位、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监管的法规体系。这些法律法规对于保障资本市场的正常稳定运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毋庸讳言，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的法制建设和监管依然存在以下不足：

1.重政策、轻法律。在政策与法律之间，我国资本市场的监管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存在着重政策、轻法律，甚至以政策代替法律的现象。由于中国政体的特殊性和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政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既深又广，大到对资本市场的定位、公司治理结构、国有企业改制、每年的发行计划、上市公司股改等，小到某一时期股市的涨跌和某一方面的技术问题。中国资本市场的政策不仅采用红头文件形式，而且还经常以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员文章、领导人讲话等形式出现。一般说来，统一协调的政策不仅可与法律制度相得益彰，而且政策的灵活性与具体性还能弥补法律的原则性和相对滞后性之不足。但是重政策、轻法律，甚至以政策代替法律不仅会使中国资本市场缺乏稳定性，还会影响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进程。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政策不仅种类繁多，政出多门，有的甚至相互矛盾，而且政策突破法律框架的现象在一些部门和一些地方还时有发生。

2.重立法，轻执法。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所致：首先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违法行为牵涉面广，往往上至中央部委，下至企业管理当局，利益和人情结成错综复杂的网络，查处的难度很大。其次是部分问题是早期不规范时期所遗留，这些问题常常是地方政府认可，企业当局集体决定的[1]，这使得执法人员难以把握改革探索与经济犯罪的界限。再者，上市公司一般都是地方的经济支柱，处理经济犯罪常常会殃及地方经济的发展，执法者往往会投鼠忌器。此外，缺乏详细的、可操作的具体规范也是影响法律执行力的一个原因。在法律责任的认定问题上，虽然《证券法》、《会计法》等有关法规对违反法律的责任人应负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方面都做了规定，但其违法行为如何认定、怎样追究责任人的民事责任，责任人之间的责任如何划分等问题几乎没有涉及，即便涉及也过于原则过于抽象，给司法实践造成了较大的不确定性。

3.重部门立法，轻产权法律基础建设。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些相关管理机构都热衷于部门立法，究其原因，无外乎一个“利”字。虽然我国的法律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但是一些法律主要是由部门参与组织和起草，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各部门在参与起草时更多的是考虑本部门的利益，并通过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由于这些基础性法律迟迟未能出台，已使得资本市场的发展受限。

二、现行行政监管体制与交易所定位问题

在行政监管方面，我国资本市场目前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监管模式，即日常的行政监管由中国证监会及其所属机构对中国资本市场直接管理，证券交易所作为中国证监会的直属机构也承担着大量的行政监管职能。与此前的以地方政府监管为主的模式和中央相关部委多头管理的模式而言，现行集中统一监管模式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它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规范资本市场会计信息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没有这一模式监管体制的实施，中国就难以防范重大的金融风险，也难以发挥资本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管体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其中集中体现为行政权力分配和交易所定位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监管体系的名义统一与资本市场的实际分割。这一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证监会权威性不高，虽然具有统一监管的职责，但实际难以达到统一监管效果。二是现行法律规定使得资本市场的实际分割合法化。由于多头监管，资本市场会计信息和会计信息披露问题也会存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从实际监管分工看，财政部负责国债的发行和管理，国家发改委负责企业债券的发行审批，人民银行负责企业债券的利率核定，证监会负责企业债券的上市监管，这种多头管理的格局既分散了监管力量，加大了政策协调难度，又造成了当前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与凭证式国债市场相互分割的问题。

2.监管当局监管权力及对其监管的缺乏。相当长的时期，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当局的中国证监会存在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缺乏足够的权威性，缺乏相应的权力。面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会计信息失真、会计舞弊以及证券价格操纵等问题，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效果并不理想。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行政执法权相对不足也是影响监管效果的原因之一。例如《证券法》修改前，证券监管部门在稽查工作中没有强制传唤权，没有银行账户的查询、冻结权，也没有与检察院、法院、工商、税务、海关等执法部门建立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尽管2005年10月修改后的《证券法》赋予了证监会“冻结或者查封”权，但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批准[2](P169-171)。这说明我国证券监管权限仍然是一种重在控制的权力配置结构。另一方面证监会又拥有过大的权力，而且缺乏相应的监督，对官员的工作也没有建立问责制度。实行集中统一的行政监管体制后，中国证监会包揽了从市场准入、证券发行与流通、机构设置和业务范围的审查到市场规则的制定所有方面的权力，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权力的运行是封闭的、不透明的和缺乏有效监督的，这也是造成监管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3.交易所本质上的自律组织与实际上的行政监管延伸机构。交易所是资本市场中的一种特殊经济组织形式，它既是一个集中交易的场所，又是由众多证券从业机构组成的市场中介组织；既是具体监管上市企业、证券经营机构和证券市场交易行为的一线监管机构，又是受政府管理机构监管的主要对象。但是，尽管交易所也具有监管职能，它与政府行政监管是具有本质区别的。从功能上讲，交易所是一个自律组织，它的监管应属于证券业的自我监管。具体而言，交易所监管职责具有如下特征：其一，证券交易所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本质上届于一种自律性管理。在政府没有介入市场监管之前，交易所自律性管理特别是通过会员的保荐和自身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审核是长期以来维持市场正常运行的基础。其二，证券交易所的自律性管理具有契约性。证券交易所与交易所会员、上市公司之间的基础性关系为契约关系。交易所与其会员的关系由交易所章程调整，章程也带有明显的契约属性。其三，交易所的监管职责实质上具有强制性。交易所自律管理的强制性具体表现在会员一旦违反自律规则，将受到自律组织章程及规则的制裁。上市公司一旦出现会计舞弊等问题，就要承担契约中规定的法律责任。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充分发挥交易所的自律功能，对及时、灵活地处理资本市场的各种问题至关重要。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证券交易所都被定位为自律性组织，在资本市场发达的英美等国，交易所虽被认为具有公共管理职能，但并不要求交易所始终与政府处于同一立场来对市场参与者进行管理，交易所更多的是作为政府体系之外的组织而存在的。即使是在一些政府主导型监管模式的国家(如日本)也十分注意发挥交易所的自律功能。然而，我国对交易所的定位却十分模糊。修改前的《证券法》第95条规定：“证券交易所是证券集中提供竞价交易场所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2](P95)既没有将之定位为自律机构，也没有明确交易所的性质是会员制还是公司制(虽然从《证券法》第98条我们可以勉强理解为会员制)，2005年修改后的《证券法》虽将交易所定位为“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但第107条关于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由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任免”的规定和第5章的其他条款却暴露了交易所不过是假自律机构之名的准政府机构，国家对交易所赋予了许多行政监管职责[1](P95-100)。实际上，这种名为加强监管的矛盾定位反而降低了交易所的监管功能。

三、行业自律与协会功能的发挥问题

行业自律是资本市场的重要保证之一。在西方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政府介入资本市场行政监管之前，资本市场主要靠各参与主体和行业协会，如注册会计师协会、证券业协会、证券交易所进行自我约束的。政府加强行政监管后，这些机构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我国也建立了证券业协会和注册会计师协会，但是本文的研究表明，从某种意义而言，中国资本市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律组织，这些所谓的自律机构的职责大都发生了异化，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效率大为降低。

1.协会名为自律机构，实际为准政府组织。中国资本市场的行业协会，无论是证券业协会还是注册会计师协会，虽名为自律机构，实际上不过是假自律之名的准政府机构。例如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对于注册会计师协会界定为“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的社团法人[3](P11)，并未明确注册会计师协会是否为自律性的组织，1996年通过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章程》，同样也未注明，在该章程第3条载明，协会的宗旨是：服务、监督、管理、协调。实际上，注册会计师协会在我国并非一个真正的行业自律性组织，而是财政部门的一个直属机构，它与财政部门之间是垂直管理关系，其官员由财政部门委派。在2002年12月前，国家财政部一直是委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注协)对全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进行行政管理，直到2002年受美国通过《索克斯法案》的影响，财政部才终止了对中注协的委托行政管理职能。2004年中注协网站的介绍才明确承认中注协是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自律管理组织。近年，虽然中注协正不断朝自律组织的角色转换，但实际上财政部门与中注协的关系依然非常模糊。注册会计师协会功能的错位，会计监管体制的不顺，致使其自律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证券业协会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174条明确规定：“证券业协会是证券业的自律性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2](P163)并对其职责进行了界定，但实际上，像中注协与财政部的关系一样，中国证券业协会与中国证监会也是藕断丝连。

2.自律功能的弱化与监管效率的降低。行政监管当局将行业协会准政府化和交易所赋予更多的行政监管职能本意是为了提高监管效率，然而往往事与愿违。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强化行政监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法律监管、行政监管和行业自律监管三位一体的立体监管模式失去应有的制度安排效用。行政监管的非正常强化，势必会造成法律监管和自律监管弱化。特别是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交易所各自内部自律和相互之间的制衡关系破坏后，使得政府成为所有矛盾的焦点和其他资本市场参与主体共同博弈的对象，最终的结果是：监管成本增加，监管效率降低，政府威信下降。

四、建议

从上文分析可知，中国资本市场监管体系自身的缺陷对资本市场会计信息和资本市场发展所产生的损害不容忽视。要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就必须完善资本市场的监管体系，从法律制度、行政监管体制和行业自律等系统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监管。具体建议如下：

1.强化法律监管。首先要进行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尽量减少用政策干预资本市场的运行。其次要健全资本市场的法律体系，及时推出《物权法》和《民商法》，并将公司治理、投资者保护、咨询公司管理、投资公司管理等方面管理的内容上升到法律层次，以提高信息披露监管法律体系的权威性。一方面要注意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建立更公平、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使博弈各方都能得到合作利益；另一方面还要加大法律监管的力度，严格执法，提高违规成本，消除各方违规的经济利益基础。

2.改革现行行政监管体制。要搞好资本市场，不仅要合理分配监管权限，减少市场人为分割的现象，而且要保障资本市场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要赋予监管机关独立的地位。目前中国证监会只是隶属于国务院的一个事业单位，要监管国务院有关部委，从制度设计上就是一个缺陷。建议恢复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并赋予其更高的级别和行使与相关监管部门的协调权力；或者成立一个金融监管委员会，将分别监管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各监督委员会统一起来，以免监管权限分割，留下盲区。同时加强对证券监督机构的再监督，并使证券监督机构的行政监督、行政立法和规则的制定尽量公开化、透明化，防止权力寻租。

资本市场监管范文第5篇

【关键词】资本市场 自主创新 监管体系

一、资本市场是支持自主创新的重要平台

构建创新型国家是一项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系列与其相匹配的制度作为支撑，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金融制度。金融服务的重点必须转向支持自主创新、努力创造一个与自主创新相适应的金融体系上来。

构建支持自主创新的金融体系，首先必须改变的是融资结构，即处理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问题。在我国，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间接融资主要指银行信贷，直接融资主要指在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债券融资。应当说，作为两种不同的融资方式，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各有其优缺点。在节约交易费用、节约信息收集成本和提高信息加工质量方面，间接融资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由于银行对企业的债权一般不能像股票和债券那样在证券市场上流通，因此银行资本在经营上多追求安全性和稳定性。而金融市场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提供风险分担的机会。市场允许个人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调整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可以对冲各种特定风险，进行风险互换，因而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风险产业筹集资金，有利于实现企业和产业的重组。

美国是直接融资非常发达的国家，直接融资比重非常高，其突出代表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市场主要由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主导。据统计，截至2006年11月底，美国共同基金管理的资产达10.281万亿美元，在全球基金市场占据了53%的份额，相当于美国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4%。美国投资公司协会的数据显示，2006年有5490万个美国家庭，即全美48%的家庭持有共同基金；基金持有者达9600万人，即平均每3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是共同基金持有者；在美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结构中，共同基金所占比例高达47%。美国在微生物、电子通讯等高技术和高风险行业遥遥领先，与其资本市场所发挥的良好的资本配置功能密切相关。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加大对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力度，发展了直接融资市场。但总体而言，企业融资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资金的局面没有大的改观。表1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十五”以来我国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发展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十五”期间，我国银行体系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都在100%以上，而股票（A、B股）市价总值占GDP的比重均小于40%，并且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与“十五”期间我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形势是不相称的。2006至2007年以来，沪深股市持续走牛，2006年年末市价总值占GDP比重超过40%，2007年更是达到跳跃式的132.7%。从世界各国看，直接融资非常发达的美国，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重超过150%，英国股票市值几乎接近其GDP的200%，当然这和伦敦作为欧洲的金融中心有关。欧洲各国的企业都在伦敦上市，所以造成其直接融资比重甚至高于美国。

应当说，在转轨时期，我国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其发展都是不充分的。支持企业自主创新，中介和市场都负有重要责任。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中，对金融机构支持企业创新提出明确要求，要加强政策性金融对自主创新的支持，政府要利用基金、贴息、担保等方式，引导各类商业金融机构支持自主创新与产业化，要改善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金融服务。但从直接融资的风险分担功能和我国直接融资的状况来看，对直接融资的重要性再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必须扩大直接融资的规模和比重，在更大程度上发挥直接融资支持自主创新的作用，这应当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

二、决定资本市场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是投资者保护

进入2008年以来，资本市场深度调整，估值水平整体回落。大起大落后的资本市场需要冷静地梳理。对当前改革的进程、阶段以及对于整个资本市场，都要有一个由表及里的深入认识，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资本市场才能够更好地发展。

提高直接融资的规模和比重固然需要外力的推动，但不能一味地强调或是大力地通过外力来迅速推进中国融资的直接化，融资方式更多是市场主体――投融资双方相互选择的结果。为什么英美的直接融资非常发达？有学者从法律体系角度进行研究。具体来讲，英美法是以判例法为主的共同法法系，法官有一定的自主立法权。一个新的案例出来，法典里找不到没有关系，法官只要把这个案例判下来，它就是一个立法。资本市场瞬息万变，金融创新速度越来越快，判例法可以根据市场上随时出现的新的变化及时进行立法。因此，它对投资者的保护要远远强于成文法对投资者的保护。政府干预市场不是用政策刺激股市，而是用一个严刑峻法的平台，在一个法制化的条例下规范上市公司的市场化运作。2006年10月，随着休斯顿地区法官绥姆・雷克手中的槌子一锤定音，美国安然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杰弗瑞・斯基林被判处24年零4个月监禁。在当天的审判之后，美国司法部发表一项简短声明，指出，“打击企业犯罪如同打击街头犯罪”。

2007年3月16日，总理在回答《华尔街日报》记者问时指出，政府“关注股市的发展，但更关注股票市场的健康”。为使中国股票市场获得长期健康地发展，必须加强资本市场监管，特别是完善法制。中国和美国的司法体系固然不同，但在规范上市公司运作、保护投资者理念方面应该并无二致。当前，我国的司法机构正在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加强打击上市公司财务作假等犯罪行为，但犯罪行为的机会成本仍然明显过低。例如，2006年通过的《刑法》第六次修正案对第一百六十一条的修改，对于公司高管来说，进行诚信犯罪的最高成本就是3年刑期和20万元罚款，这相对于可能获得的巨额非法收入来讲，实在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力和威慑力。

除完善立法外，还必须在监管体制上下工夫。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实行混业经营的金融制度，混业经营代替分业经营是大势所趋。混业经营一方面有可能带来关联交易、不同市场间风险传递、利益冲突等问题，将对我国现有监管体系提出现实的挑战。另一方面，股指期货迟早会推出，如何隔离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风险，防止风险传递和对股指期货的人为操纵也成为摆在证券监管部门面前的迫切问题。为有效应对挑战，防止“监管行为的非理想化”、“寻租”、“道德风险”等监管失灵问题，在金融当局监管之外，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社会监督机制，必须划出足够的空间，让财经媒体在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只有建立成熟的信托文化，完善的立法和监管体系，中国的资本市场才能健康而稳定地成长，也才能在支持自主创新方面发挥更大的独特作用。加强资本市场监管、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将是决定我国资本市场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三、全流通市场环境对资本市场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

加强资本市场监管，必须与时俱进，不断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随着股改的完成，我国资本市场从股权分置时代进入全流通时代，市场主体行为也相应发生变化。

一是大股东行为。大股东从资本市场后台步入前台，将更加关心本公司股票的市场表现，更加注重公司的规范治理。但另一方面，凭借控制权从事各种不良行为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

二是管理层行为。全流通市场环境下，公司高管行为会更加自律和规范，更注重公司的发展和维护公司的利益。但另一方面，管理层可能会凭借信息优势违规买卖公司股票，或在股权激励计划下，通过虚假陈述、操纵利润等方式影响股价从而获取不正当收益。美国安然事件就是高管人员操纵财务信息，使公司股价持续上涨，从中获得巨额股票期权行权收益的典型事例。

三是机构投资者行为。全流通给机构投资者买卖股票提供了更便捷的运作平台。随着股票估值机制的变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可能更趋理性，有利于资本市场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但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借助资金优势，可能通过内幕交易或利益输送等方式操纵股价，或通过交叉持股的方式影响股价，形成有损于公平原则的交易行为。

全流通市场环境下，另外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公司并购重组活动的日益活跃。并购的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收购支付手段多样化，“换股收购”、“现金+股权”、“现金+债券”以及“定向增发”等支付方式将日益得到应用。并购有利于加速公司的优胜劣汰与行业整合，但并购题材也往往最容易引发股票市场内幕交易和二级市场股价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很多ST板块的个股都冒出过各种各样的重组传闻，但往往是梦里看花、真真假假，最终少数违规者牟取暴利，受害的是广大中小股民，性质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

种种情况表明，全流通市场环境下资本市场出现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加大了资本市场监管的难度，对资本市场监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此，证监会已出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等法规及意见规范全流通市场新环境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并且及时查处了“中捷股份”、“德棉股份”等大股东违规占用资金案。监管部门的工作有目共睹，但与“三公”原则的要求相比，与投资者的期待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尤其是信息披露领域的问题更为明显。上市公司违规信息披露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顽疾”。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先后有80余次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处罚，其中许多处罚的原因就在于信息违规披露。但无论是公开批评、公开谴责、公开处罚还是立案调查，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仍然频频违规。每次国家出台重大调控政策的前夕，股市大盘总会提前异动；二级市场上，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借壳上市、资产注入等往往成为内幕交易最集中的领域，广发证券借壳案仍悬而未定。这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极不公平，严重影响了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

如何处理全流通市场情况下日益活跃的内幕交易和股价操纵行为，美国的道琼斯内幕交易案或许可以给我们某些启示。在传媒大亨默多克旗下新闻集团收购道琼斯公司的消息公布前，道琼斯公司股票交易异常，美国证券及交易委员会（SEC）展开调查，并得到美林证券的全面配合。2007年5月，SEC提出一份民事诉讼状，指控曾任万众电话执行董事的香港人梁家安、王勤竞夫妇在美国进行内幕交易，藉新闻集团收购道琼斯消息，先行买入道琼斯股份，高价沽售后非法获益约810万美元。美国证监会同时得到法庭批准，冻结梁家安夫妇的股票户口及资金，以使他们应讯及避免调走资金。身兼香港立法会银行界议员、东亚银行主席的李国宝亦卷入此案。据悉，李国宝为道琼斯董事，并与梁家安的父亲梁启雄交情深厚。2008年春节前夕，SEC与梁启雄、王勤竞以及李国宝达成和解协议。根据协议，SEC对获利最高的梁启雄（上述梁家安夫妇其实就是替他操作的）处以1620万美元的罚款，其中810万美元是其利用内幕交易的获益，另外810万美元为罚款；对王勤竞处罚8万美元，其中4万美元为其利用内幕交易的获益，另外4万美元为罚款。同时，因为曾任新闻集团董事的李国宝向其好友梁启雄透露了新闻集团即将收购道琼斯公司的内幕消息，因此也对李国宝处罚810万美元。从SEC公布的材料来看，它并没有找到李国宝向梁启雄透露消息的证据，也没有找到李国宝本人利用该内幕消息进行交易而获利的证据。SEC只是声称，李国宝在获知新闻集团要收购道琼斯之后与梁启雄一起坐飞机去上海，之后就出现了梁启雄家人买卖道琼斯公司股份事件。SEC认为，李国宝“应该知悉”其所透露的信息会被利用。对于选择和解的原因，李国宝表示，有关司法程序可能会拖延七至十年，考虑到多项因素，他决定接受和解，但坚持“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涉嫌内幕交易的指控”， 李国宝也因此辞去香港特区政府行政会议成员一职。

尽管社会各界对道琼斯内幕交易案仍有争议，但在整个过程中，美国SEC处理内幕交易案件的方法和效率以及“退一赔一”的处罚力度对我们不无启发意义。面对更加复杂的市场环境与更为艰巨的监管任务，我们必须在原有的监管基础上，努力探索适合我国资本市场现实和发展的监管模式和监管方法，尤其要增加监管的手段、权限与灵活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保护投资者利益，推动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和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

【参考文献】

[1] 许小年：金融改革和投资银行业的发展[Z]．黄达―蒙代尔国际学术周，2003-4-9．

资本市场监管范文第6篇

一般在研究监管问题时，人们总是把问题局限于政府的行政监管上，往往把行政监管作为监管的唯一手段和主体，争论也通常集中在证监会和相关部门的监管应多一些还是少一些，各部门的监管权力如何分配和相互配合等问题上。资本市场是流动性强、自由度高的市场，其基本功能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的高低取决于信息的供给量和信息分布的对称性。信息供给越充分，则资源配置的效率也越高。因此，对信息披露的监管是规范证券市场运作，化解和降低市场风险，提高市场效率的基本措施。

2引入独立董事制度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的要求，公司治理结构作为一种现代企业的组织管理制度，其重点是通过实施激励机制使企业内各利益主体各得其所，处理好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而产生的问题。完善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可以从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入手。

（1）应建立独立董事人才数据库。我国目前各方面的专业人才队伍是足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发现他们以及如何使他们愿意从事独立董事工作，前者是一个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沟通渠道的建立问题，后者则是一个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建立问题。因此，要建好独立董事运作机制，应由中国证监会对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进行认定，建立中国独立董事专家数据库，并根据市场上市公司的业务实际情况向其差额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上市公司通过召开股东大会，将中国证监会推荐的候选人的资历、背景以及与公司有无重要关系等情况予以公布，由股东投票，实行一人一票制或累积投票制，以最大限度地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2）完善独立财务董事制度。无论从对外信息披露，还是从内部会计控制，会计由于其综合性的价值管理的特点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治理都极为重要。因而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有一定数量的财务董事，特别是外部独立财务董事，对提高董事会的决策效率和正确性、增强董事会的领导和监督作用、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

3加强信用中介监管

独立、客观、公正是国际会计师执业界所奉行的基本立场。但在我国，由于体制的原因，独立性建设一直困扰着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健康发展。注册会计师行业作为提供鉴证服务的特殊中介，其声誉不仅关乎自身的生存发展，同时也是社会稳定、公平效率的保证。因此维护注册会计师行业声誉尤为重要。借鉴各国声誉制度的模式，注册会计师声誉制度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声誉信息收集机制。声誉信息的收集是声誉制度的基础。声誉信息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基本情况信息和执业质量信息。（2）声誉信息评价机制。为保证信息的规范性、客观性和科学性，并增强信息的可理解性，注册会计师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和声誉信息进行量化。声誉的评价标准应真正体现委托人的利益，代表所有委托人的共同长远利益。在可行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打分，评级等方法评出各个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能力和执业质量等级，以更有效的进行信息的收集和传播。（3）声誉信息传播机制。运用各种媒介加强声誉信息的传播和介绍，以取得共识和认可，加强舆论宣传的力量，让人们真正了解注册会计师，重视注册会计师的诚信，唾弃不诚信行为，加强法律意识。（4）声誉排斥机制。排斥机制都是声誉机制的重要组成。对于声誉差的注册会计师，一方面可以通过市场的选择自动将其淘汰出局；另一方面，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应建立健全排斥机制，控制注册会计师的进入和退出，规定严格的进入资格，取消声誉差的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资格，达到优胜劣汰的目的，优化会计市场。

当然，声誉制度的有效实施同时也依赖各种社会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如产权制度、监督机制，惩罚机制、全社会信息制度的建立以及证券市场的完善等等，但是声誉制度并非只能消极等待各种条件的成熟，相反，声誉制度的积极构建将会促进各方面条件的发展和完善，实现声誉的良性发展。

4提高证监会的监管力度

从理论上讲，证监会的核心职能是制定信息披露的标准，对违规的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立案调查、进行处罚。但是目前中国证监会权力过大、过于集中，在没有权力约束机制状况下，证监会管制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大，包括行业准入许可、律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准入审批、会计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审批

、资产评估机构审批以及对这些机构成员进入相关业务的资格审批、对基金管理公司从业审批等。但是，过大的权力并不能保证证券市场的公平与效率，相反，由于证监会资源有限，在各项权力的行使中都要消耗一定的资源，反而使得其主要职能的行使不能高效率的进行。所以应该把证监会的人力物力资源用于行政监管最有效率的阶段，把证监会工作的重点集中于事后监管，而把对上市公司的日常监管交给以市场参与者和媒体为主的市场力量。

5发挥新闻媒体监督作用

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起监管作用的媒体主要是财经媒体。财经媒体的形式可以各种各样，有报纸、期刊杂志、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它们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具有非常重要的监管作用。与市场参与者相比，媒体在国内成长迅速，已成为证券市场监管的主要力量，其重要程度已不亚于证监会。有足够多的媒体参与证券市场，还可以促进媒体间的平等竞争，减少媒体自身利用其信息优势不当牟利的可能性，提高报道的可信度与准确性。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证监会应当取消财经媒体中所谓“指定信息披露”与“非指定信息披露”的区别对待，以显示公平对待所有媒体，消除媒体的进入壁垒。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指定信息披露并不能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有时刊登的信息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有时信息披露往往受到版面限制，在信息披露高峰就得不进行排序和等待从而产生信息披露的时滞，增加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的可能性；而且，有些媒体为了获得指定披露的资格，可能会采取一些非正当的方式，寻租的机会增加了很多，这些受益的媒体也就无法保证报道的客观性。所以，“指定信息披露”已无多大必要，应取消该限制，促使传媒业形成平等竞争的机制。这正是财经媒体不断强化其监管功能的前提，中国证券市场的未来定会从中极大受益。

6综述

资本市场监管范文第7篇

2.德国

德国资本市场体制与英国不尽相同。德国的金融体系是典型的混业经营模式，银行还涉足证券业，承担一定量的公司上市、股票承销等活动。1988年，由银行所持的股份已达到整个德国的股票市值的8.1%，而通过银行账户存储的股份更是达到了总量的53.5%。

随着EMU的深化和欧元的启动，德国认识到其全能银行存在着不足之处。越来越多地像英国那样的专业投资银行参与到资本市场的运作中来。与英国不同，德国的银行法显然已经将规范资本市场的内容包含进来了。也只有实行这样的严格监管才能保证德国银行的混业经营能够顺利进行。

德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也制订了专门调整证券市场的法律，如《有价证券交易法》，是德国为贯彻欧共体关于证券市场方面的一系列指令而制定的管理有价证券交易的法律，立法目的是在加强证券市场运作能力的同时改善对投资的保护。该法设立了联邦有价证券交易监督局作为监督有价证券交易主管机关，于1995年在法兰克福开始工作。

新近，金融市场监管局(BAFin)取代了原先的德国银行监管办公室、德国保险监管办公室和德国证券交易监管办公室。负责金融市场、金融服务、银行和保险的监管。

同时，德国出台了《第四号金融市场促进法》。该法的目的是要消除原先法律中的一些不确定性。比如，根据该法案将对《德国交易法》和《证券交易法》进行修改，以便减少原先这些法律对待衍生产品交易的不确定性。

二、两国相关监管制度比较

1.关于市场准入的规定

英国法律中有严格的市场准入规定。英国《金融服务法》规定，参与投资业务应当得到批准。批准的机关为四大自律组织(SRO)。金融服务局作为统一的监管机关继承了SIB的权限。该法还规定了10类投资的类别，其中包括了期货与期权等衍生产品。按照英国法律，未经授权从事投资业务是刑事犯罪，最高的处罚可为6个月监禁或5000英镑罚款。如果一个机构未经授权从事投资业务，客户有权取消未清偿合约，并可获得赔偿。

德国法律的市场准入规定体现在《德国银行法》、《有价证券交易法》等法律中。银行也就成为资本市场准入的一个重要调整对象。在《德国银行法》中，金融机构被区分为两类——信贷机构与金融服务提供者。其中金融服务提供者包括了参与投资的机构。2002年1月，德国颁布了《第四号金融市场促进法》。该法规定，在德国，任何欲从事银行或金融服务的机构都必须得到BAFin的书面批准。

2.关于持续性监管的规定

英国金融服务局对从事投资业务的公司，包括金融衍生品业务的公司，资本充足率、客户资金、广告营销等各方面进行持续性监管，确保每个公司有足够的资本维持经营，保护客户的资金和资产。金融监管局也有专门针对客户资金的制度，目的是为了在公司的债权人对公司进行要求时保护客户的资金不受侵犯，同时也防止公司挪用客户资金。如公司收到客户资金后，必须尽快存入批准的银行，公司还必须至少每25个工作日跟银行核对一次客户资金的头寸。在营销方面，《金融服务法》要求所有的投资广告必须由被授权者或批准，不得误导。

在德国，设立金融服务机构除了要获得BAFin的批准外，也有资金方面的要求。例如，新设一个公司或设立一个非欧盟国家的机构的分支都应符合下列标准：银行应当拥有500万欧元以上的自有资金；自营的金融服务机构的资金要求较少，为5万至73万欧元不等。德国的金融服务机构也必须考虑欧盟对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例如，金融机构的责任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不得小于8%。此外，《有价证券交易法》第34条(a)规定了证券服务企业必须分账管理资金，即自有资金应当与客户资金分开保管。与英国不同，德国有专门的《交易所法》，以规范交易所的行为。

3.关于交易行为的规定

在英国，交易行为除了要受到FSA等法律的约束外，还必须遵循自律机构颁布的规则，以及《伦敦商业行为法》。在交易行为中，洗钱与内幕交易是英国重点防范的活动，也是予以严厉处罚的犯罪行为。对于个人进行洗钱活动的，可以处以最高14年的徒刑和无限量的罚款。而内幕交易在英国原来是由公司证券法规定的，后来由1993年的刑法替代。该法规定了三种内幕交易的犯罪行为，即内幕交易、唆使他人内幕交易以及泄露内幕信息。

德国《有价证券交易法》的第五章第31(1)1条中规定证券服务企业应当“以必须的专业知识谨慎和认真地为其顾客的利益提供有价证券服务和有价证券附加服务”。为了弥补法律过于原则的不足，BAFin作为监管机关还颁布了一系列指令，以规范金融服务商业活动的组织、行为与交易，以便更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对于内幕交易，德国也将其定性为犯罪行为。《有价证券交易法》对内幕交易是规范重点。该法的第38条明确规定，进行内幕交易的“处5年以下剥夺自由或处罚金”。

三、新形势下的英德资本市场法律制度

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新现象、新观念都促使英德两国的金融法律制度向一个系统化、高效率、增加干预却又不失市场化的模式迈进。两国资本市场法律框架现今都呈现出较为趋同的倾向。这是因为两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1.适度混业经营的要求

在金融业不断发展、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今天，金融领域的一些界限已经模糊。正如英国财政部秘书长阿伦·米尔本所说的：“如今，银行、券商和保险公司都在同一个池塘里戏水。但传统的 部门间界限消失后，原先的规范体系并没有跟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当然是用一个统一的监管部门利用统一的法律规范对众多的金融领域进行协调。1997年，德国提供了《第三次振兴金融市场法案》，对银行之外的股票市场、信托业及金融控股公司等进行“自由化”改革。随着欧元—体化的逐步扩大，联邦银行将逐步强化其宏观经济的监管职能，淡化其微观的监管职能。这是世界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必然趋势。

2.欧盟法律的约束

英德两国除了在本国制订法律以对资本市场进行规范外，还必须遵守欧盟有关的法律。欧盟有关资本市场的法律致力于成立统一的、自由的资本市场。《投资服务指令》(ISD)是欧盟调整成员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法律，英国顺应了这个要求，修改后的《金融服务法》和刚刚出炉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对执行ISD都起到了显着的作用。

德国也在为执行ISD而努力改革国内金融法律环境。过去，德国资本市场的监管一直是其国际化的障碍，既没有禁止内幕交易的法规，也没有保护投资者免于市场操纵之苦的措施和二级市场的监管标准也不符合国际惯例。后来在欧盟的影响下德国的监管力度得到加强。1994年，德国颁布了《证券交易法》，并且这部法律不仅履行了《欧共体内幕交易指令》，也履行lSD和其他指令，其明确目标是改进和提高德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可见，尽管德国的改革步伐与英国相比稍微落后，可是两国都力图在本国的法律中达到欧盟对资本市场的一些要求，形成较为统一的监管力度和方法。

3.欧洲各资本市场的竞争与合作

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欧盟各成员国资本市场的竞争越来越趋白热化。与此同时，为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各交易所也不断寻求各种形式的合作，以期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不少交易所因此加快了合并的步伐。

1998年9月28日DTB与瑞士交易所(Soffex)合并成立了Eurex。在资金面上DBAG提供了一半的资金，而SWX（The Swiss Exchange,Soffex的母公司）提供了另一半的资金。因此在Eurex成立后，DBAG仅持有Eurex一半的股权，然而在德国部分的Eurex,DBAG仍是百分之百的出资者。

2000年伦敦和法兰克福交易所宣布合并计划，这是继3月20日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和巴黎证券市场合并成立“欧洲第二”证券交易所之后，欧洲证券市场行将出现的又一跨国联营的证券机构，它标志着欧洲证券行业朝成立泛欧证券市场，进而建立全球证券市场方向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另外，欧洲新市场(EURO.NM)的运作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是一个泛欧洲范围内成长型公司股票的市场联盟，会员包括了巴黎、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意大利、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和瑞士证交所的新市场等市场。无疑，欧洲新市场将在新世纪迎来一个大的发展。

欧洲资本市场的合作与竞争，必然会对英德两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以及交易规则产生有意义的影响。因此如果国内的市场想要参与到欧盟乃至国际的竞争中来，肯定需要将各自的资本市场的法律制度统一到某一个层面上来，因而，英德两国都在为执行欧盟lSD而努力修改自己的法律法规，以创造出共同的“游戏规则”。

【参考文献】

1.Charles Machan,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Three Rivers Press,1980,first published in l841)。

2.杨玉川：《金融期货期权市场研究与策划》，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

3.舒志军：《英国金融集团及其与德国金融集团的比较》，《国际金融研究》1999年第11期。

4.吴晓求：《海外证券市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扬迈军等：《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年版。

6.齐绍洲：《欧盟证券市场一体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资本市场监管范文第8篇

内容提要：影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的因素虽然可能很多，但总可以归类于企业内部原因（如产权因素、经理报酬契约因素等）和企业外部原因（除独立审计、资本市场监管外，还有资本市场自身的约束作用、会计制度的优化等），但就企业外部因素而言，独立审计和资本市场监管不能不说是两个非常关键而且有相互联系的因素，而且其作用的发挥最直接和最明显。本文从独立审计和资本市场监管（属于外部监督）两个方面，通过一个公司管理当局的会计造假约束函数来对资本市场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加以了分析。

会计信息是有信息内涵的，所以当传达给市场主体的会计信息是经过人为粉饰的，那么市场主体以这种会计信息作为决策依据，显然会产生严重的不经济后果和社会资源配置的无效率，琼民源事件、红光事件、郑百文问题等诸多上市公司已经为我们做了注释。由此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一直是社会各方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图从独立审计、资本市场监管（属于外部监督）与会计信息失真的关系来谈一点粗浅的看法。经理层控制的自利型会计信息粉饰，尤其是当然地违反有关会计制度的会计信息粉饰行为（造假与欺诈等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是本文有所侧重的立论对象，其表现特点是给公司的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带来了利益侵害，耗散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

一、我们对独立审计赋予了什么作用？

独立审计的基本功能是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鉴证。独立审计的作用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鉴证审计对资本市场主体进行了过滤，提高了市场主体质量。验资审计和证券市场上市前审计对市场主体的“准入资格”进行了审查，防止了会导致市场秩序混乱的不合格主体进入市场，有利于市场经济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第二，鉴证审计对市场主体的信息进行了过滤，提高了信息可靠程度，即经济鉴证作用。审计后的信息为社会投资者进行投资选择提供了决策依据，有利于维护投资者利益。同时，投资者的决策选择会影响资本的流向，从而对资本市场中的资本进行了再配置，进一步导致了社会资源的再配置，优化了社会经济资源，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 第三，CPA的鉴证尤其是财务报告鉴证有利于监管部门进行市场监管。这主要表现在CPA 的鉴证意见为政府监管机构提供了监管线索。以我国目前的年报审计为例，政府监管部门对相当部分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的惩罚，就是监管机构参考了CPA审计出具的非无保留意见，从而进一步挖掘出了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并做出了相应处罚。这显然有利于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和整顿资本市场秩序。

二、我们对资本市场监管的期望

资本市场监管者是资本市场里的最高权威，维护资本市场的效率和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对它的一般期望。

1.维护资本市场的效率 资本市场（本文主要是指证券资本市场）是对资本资源进行再配置的场所，进而对社会资源进行再配置，这是资本市场的一个基本功能。资本市场的资本配置有着巨大的经济后果，根本原因在于资本资源的再配置引致了其它社会经济资源（主要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再配置，不同的资源配置则意味着不同的经济效率。总之，资本市场与整个国民经济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当资本市场有效率时，就会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促进社会经济的良好发展；当资本市场是无效率或低效率时，则反之。问题是，怎样保持资本市场的效率？当资本市场的主体——上市公司是以假骗市、“假行其道”时，我们又怎能奢望资本市场有效率？当公司做假，而进行经济鉴证的独立审计却又是“见利忘义”、“同流合污”时，我们又怎能奢望资本市场有效率？很显然，进行资本市场合理的监管是减少“假”出现的良好手段 。通过资本市场的监管，以维护市场的公开、公平和公正，维护资本市场应有的秩序，从而为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改善市场环境。

资本市场监管者维护资本市场效率或曰维护市场的“三公”原则重要的一方面是通过“打假”和惩戒违规者来实现的。亲历恭为地查处和以独立审计报告为线索是进行“打假”的两大方面。要维护资本市场的效率，还在于将违规者绳之以法，以警当世和后世，通过足够的惩戒来提高违规者和潜在违规者的违规成本。显然这主要地是依赖于资本市场监管者。

2.保护（中小）投资者 保护中小投资者其实也可以体现在维护资本市场的“三公”原则之中，本文单独加以讨论，是在于当资本市场出现“假得以行其道”的时候，更容易受到利益侵害的便是中小投资者。在中国目前的资本市场环境下，不乏众多的“执着的”“寻租者”，所以完全地将资本市场运行交诸市场自身时，“阳光交易”的市场里可能会有太多的“黑暗”。譬如，中国之所以一开始没有实行上市“注册制”，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中国的独立审计实际上还不够“独立”（客观、公正） ，还不足以胜任对资本市场的经济监督责任，而中国的（中小）投资者却又不够成熟，难以保护自己，实行“审查制”和“核准制” 的本意便是为了控制上市公司的质量，防止出现公司舞弊而事务所又同流合污以侵害投资者的行为。

三、独立审计·资本市场监管与会计信息失真

公司管理当局（经理）是否违规，进行制度违犯和对委托人的违约，即是否进行会计造假，我们可以用一个约束函数模型加以总结：N=F（p,c,e）。N代表经理的制度违犯与违约数量，p代表经理在制度违犯和违约后被发现的可能性，c代表被发现后的惩罚或经理人付出的“成本”（制度违犯成本和违约成本，姑且统称为违规成本） ，e代表剩余项。很显然，N主要取决于p和c，并且N是p和c的凹函数，即p越大、c越大，则N会越小。p的取值主要由独立审计来实现（当然还可以有其它方式实现，如监管部门的独立查处），c的取值在于资本市场的监管者确立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违犯和违约惩处力度。 总之，独立审计和资本市场监管的恰当配合，为公司管理当局施加了一个强有力的外在约束，减少了公司管理当局进行会计信息粉饰的可能性。

下面我们来进一步来讨论一下独立审计和资本市场监管问题。

1.独立审计

当独立审计在鉴证方面，表现得独立（客观、公正）时，那么独立审计便为公司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监督经理的“武器”，投资者根据鉴证后的财务报告进行经济决策（如，是否更换经理、是否采用“用脚投票”），并且还考虑是否对经理的欺骗与欺诈行为进行诉讼惩罚，因此经理碍于独立审计的“经济警察”作用，将考虑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进行约束，是“偷懒与欺骗”，还是“努力与诚实”。

对于独立审计而言，它是决定p的主要因素，这取决于会计师事务所是否有着良好的执业质量。事务所的执业质量取决于事务所的执业能力和执业的独立性 ，而目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粉饰问题之所以未能发现，并不是因为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能力太差了，往往是它的独立性太弱了，这表现在事务所的鉴证业务方面不能够独立、客观、公正地进行会计报表审计。红光事件、百文黑幕又说明了什么？以郑百文为例，正如有人说：“……它是上市造假，绩优也是造假，‘国企改革的一面旗帜’也是蒙来的……明明是一堆‘垃圾’……” ，可还是“过五关，斩六将”，在股市逍遥恁长时间；当危机爆发，黑幕掀开，却也迟迟得不到应有的处罚。上市公司以造假居然可以混入资本市场，并可在资本市场混迹多年，不仅是导致资本市场的无效率、低效率，而且更是让人对资本市场的“经济警察”——注册会计师又还有多少信心？不合格的公司得以混入和混迹于资本市场，除了公司、地方政府和监管者的原因外，注册会计师是不是关键的原因所在？——为了“利”而放弃了职业道德操守，为了“利”而违背了“经济警察”独立、客观、公正的经济鉴证责任。

要提高审计质量，关键在于提高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那么怎样增强事务所的独立性？我们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着手：职业道德操守、事务所的规模化和违规成本。

（1）职业道德操守 职业道德操守是注册会计师的一种内在道德素质修为，当在资本市场里进行执业的注册会计师有着良好的职业道德操守时，显然能够增加独立审计的独立性，但由于影响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操守塑造的因素太多，主观性太强，本文在此不做过多讨论。

（2）事务所的规模化 事务所的规模化可以大大增强事务所的执业独立性我们知道，不同的审计意见带给客户管理当局的压力是不一样的，一般（有问题的）客户管理当局并不喜欢事务所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来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管理当局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往往要求事务所出具他们所希望的审计意见，若事务所不愿配合，便动辄以更换事务所相要挟——即“购买”审计意见，事务所这时便会遇到巨大的来自于客户管理当局的压力：是坚持公正和独立？还是为了不丧失“准租金” 而顺从管理当局？事务所面临着两难选择。当事务所实现一定的规模化以后，事务所便会有更大的动机——为了维持自己的声誉而坚持独立和公正。因为当事务所是规模化经营的时候，一方面不配合某一个审计委托人而产生的租金损失将不足以对事务所构成威胁；另外一方面，顺从管理当局反而会因小失大，声誉的受损会使事务所得不偿失。

（3）事务所（注册会计师）违规成本 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也有自身的效用函数，进行违规的成本与效用权衡。我们可以认为事务所的违规成本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资本市场。首先“时间（或许）能够解决一切”，当初的违规最后可能会得以发现和公开，如琼民源事件、红光事件等其中黑幕的最终揭开将做假的事务所也暴露了出来。资本市场对违规的事务所将缺乏信任，而且资本市场和会计市场的优胜劣汰也会对违规事务所进行惩罚，如导致事务所的客户丧失 、受害投资者的诉讼。其二是监管者对事务所的惩罚。资本市场的监管者对违规事务所给予足够的惩罚，形成惩戒效应，使事务所不再（不可）轻易“犯规”、 不可能再“犯规”。在此，我们有必要引用一个博弈论的经典模型——“小偷与守卫” 来说明一下对违规事务所的惩罚可以得到的良好经济效果。我们可以把作弊的公司比做“小偷”，而将执行独立审计的事务所比做“守卫”。从“小偷与守卫”的博弈模型中，我们得到了如下其启示：加重对守卫的惩罚在短期中的效果是使守卫真正尽职，而在长期中则起到了抑制盗窃（本处可理解为公司做假）的作用。由此看来，是否给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的合理的足够的惩罚对防止会计信息失真有着积极的影响。

2.资本市场的监管者

资本市场的监管者对经理和事务所的违规与否有着巨大的影响。首先，经理是否进行会计信息粉饰还在于实施这种行为是否会受到资本市场监管力量的惩罚，这积极地影响到经理的违规成本。公司管理当局进行会计信息粉饰实际上是对会计制度的一种违犯，是对委托人的一种违约。为了减少经理人的制度违犯与违约，对其约束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在于要对其进行强制性监管，若经理人进行制度违犯与违约便对其给予应有的惩罚，使制度违犯者和违约者得不偿失。很显然，让经理人提高制度违犯成本和违约成本，才能有效地防止经理存在侥幸的心理去进行制度违犯和违约。其次，资本市场监管者对事务所实施的惩罚积极地影响到独立审计的独立性，并进而影响到公司管理当局的造假行为（会计信息的失真）。

显然，资本市场的监管者要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关键在于公正严明地执行监管责任。如果上市公司和事务所（注册会计师）的违法违规操作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又让人对资本市场监管者的“天下为公”有多少信心？

四、结语

影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的因素虽然可能很多，但总可以归类于企业内部原因（如产权因素、经理报酬契约因素等）和企业外部原因（除独立审计、资本市场监管外，还有资本市场自身的约束作用、会计制度的优化等），但就企业外部因素而言，独立审计和资本市场监管不能不说是两个非常关键而且有相互联系的因素。由于资本时市场建设的近10年来的成果还只能算是“袖珍型资本市场” 或“一般资本市场”，在诸多影响会计信息失真的因素中，除独立审计与资本市场的监管外，其它大多数因素要发挥积极的作用，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随着我市场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深入发展，根据资本市场的发展规律，我国资本市场也必定向“规模资本市场” 迈进，而且我国目前已经开始处于向“规模化资本市场”的过渡时期。但是在我国资本市场过渡为规模资本市场之前，更注重外部监督，看来是比较合理的。因为，独立审计和资本市场的监管发挥作用是最直接的和最明显的。

注释：

主要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

2谢识予，经济博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77

3谭劲松等.会计信息失真的经济学思考，1999年中国会计学会“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研讨会”提交论文

4瓦茨，齐默尔曼.实证会计理论.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5 赵锡军.论证券监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资本市场监管范文第9篇

关键词:资本市场;监管;成效;体制

1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现状分析

中国现行金融市场监管体系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分业监管。中国金融体系分别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监管。但在资本市场上就是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中央和地方各管—块,不同品种证券的市场管理者不同。甚至一种证券的—二级市场之间就有不同的管理者。主要表现是:证监会是中央主管机构,地级人民银行在市场监管上颇有影响,财政部、中央银行介入市场管理,地方政府在交易场所的管理上拥有很大的权利。

自我国资本市场建立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监管就伴随着始终。但我国资本市场仍然危机四起,从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异常波动,到现在上市公司频频发生造假事件,这表明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不到位,市场运行效率不高,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法律框架不完善,分析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现状,将有助于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发展。

1.1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机构

我国现行的资本市场监管体制可以说是集中型监管体制,在分业集中监管的基础上,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实行适度的统一监管。

中国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证监会作为对证券业和证券市场进行监督管理的执行机构,监督检查所归口管理部门。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证券机构的审批,这意味着对于证券中介机构的监管权限在两个部门被分割开来。

在1992年以后,人民银行不再是证券市场的主管机关,但它仍然负责审批金融机构。这意味着证券机构在审批和经营管理上受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的双重领导。中国人民银行还负责管理债券交易、投资基金。

财政部负责国债的发行以及归口管理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

在我国资本市场监管体制中,地方政府在本地区证券管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上海、深圳市政府和证监会一起管理沪、深证券交易所。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公司上市、股票交易流程上都有可能影响其正常操作。

1.2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成效分析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成效的分析,即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所投入的成本与我国资本市场运行结果的分析,可以从我国资本市场效率与监管的角度来分析。市场监管能否有效纠正市场失灵,充分保证市场效率,关键在于监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效而完善的监管制度是资本市场监管的基础和效率的保障。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特别是监管制度的缺陷导致市场失灵与监管失效的同时存在,成为转轨过程中资本市场监管的基本现状,对资本市场效率分析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根据市场证券价格对信息反映的范围不同,把市场划分为弱型效率市场、半强型效率市场、强型效率市场。经济学界对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成效分析主要按照上述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一般研究主要是对弱型效率市场、半强型效率市场进行研究。以往对我国资本市场弱型有效市场的实证检验有,俞乔(1994)对上海、深圳股票市场股价变动的随机假设进行检验。他利用上海、深圳的交易所自成立到1994年4月底的各自综合股价指数的观察值,通过对误差项序列相关检验、游程检验和非参量性检验,排除了上海和深圳股价变动是“随机游走”的可能性,得出了上海、深圳两地股市非有效性结论[1]。

半强型有效市场检验的有:杨朝军等(1997)选取上海股市1993—1995年间100家上市公司的送配方案公告为样本,对各家公司股价在公告前后的变化进行详细地分析,以检验市场对送配信息的反应。结果表明,上海股市已经能够较快地反映送配信息,说明中国股市一定程度上已能迅速反映某些公开信息,但并不能就此判定上海股市已达到半强式效率市场,而笔者在对2005—2006年度股票指数进行实证分析也得出我国股市尚未达到半强式效率市场的结论。

2 我国现行资本市场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2.1 资本市场监管体制建设不完善,证监会效能不足

在中国资本市场管理体系中,除了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以外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证监会的人员编制不足和缺少足够权威,导致削弱实际监管效果。很显然,在证监会和地方监管部门之间存在着重复监管的现象,而监管职责在证监会和人行之间的分割,又导致某些监管领域落入夹缝之中。而对于市场的某些部分,尤其是针对证券商和机构投资者,事实上缺少监管。

2.1.1 证券监管机构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不足

证监会在名义上是主管机关,但在国务院组成部门中只是附属机构,只能起协调作用,监督的权利和效力无法充分发挥。

现阶段市场已形成了以股票、债券为主的企业债券、基金、可转化债券同时发展的直接融资工具体系。而从目前的监管机构分工来看,中国证监会主要监管股票、基金、可转化债券;财政部主管国债的发行、兑付;中国人民银行主管企业债券的发行。证券主管部门存在着多头化,易产生整体监管方面的矛盾和摩擦,不利于提高整体监管效率和证券各品种之间的协调配套发展。

2.1.2 证监会地方办事机构行政能力的独立性受到制约

本地政府在本地区证券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证监会派出机构,与地方政府有很深渊源,受地方政府干预的可能性很大。证券市场运行中屡屡发生重大事件,暴露出了我国证券监管系统上的漏洞和某些功能上的不足,中国证监会的权限常常受到比其行政上更

高一级的地方首长的干预,其独立性受到很大制约。

2.1.3 证监会权力制约不能有效辐射其全部管辖范围

证监会权威性的不足与监管权力分散性是相联系的,监管权力从横向看分布于证监会、银监会、财政部和国资委等机构之间,各部门之间的政策法规、管理措施及政策目标亦有冲突之处,居高不下的协调成本大大降低了监督管理的效率。从纵向看分布中央和地方之间,多家平行机构从不同侧面,各个地方从不同范围(地域)对资本市场进行监管,造成利益的冲突、责任的推卸、监管的盲点和监管力度的不平衡,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统一性,造成某些领域事实上的无人监管。

2.2 资本市场监管理论创新不够,市场管理者不能有效进行理论建设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理论研究主要还是局限在对资本市场现行问题的补救上。由于市场发展太快,政府监管部门忙于应付大量的日常事务性工作,没有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中坚作用,证券市场的基本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了,对资本市场结构、运行问题缺乏理论研究,如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风险预警体系不健全、信息披露不透明等问题。为了解决一些短期内凸现的紧急问题,往往采取不顾长远的急救方法,虽暂时解决了问题,但是却为今后的监管工作带来了隐患,参考证券市场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看到几乎所有国家的证券监管机构都有一个明确的行动宗旨和一系列行动细则组成的纲领性监管框架,这种框架是其监管部门长期行动的准则。在缺乏长远规划的情况下,监管上被动地长期处于救火状态就是难免的。

2.3 资本市场自律性监管不足,没有充分发挥市场自律性监管机制功能

我国目前的自律组织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沪深两地交易所自律组织;二是证券业协会。两个层次在行业自律中都存在问题,首先是两地交易所存在明显的地方利益,其对市场交易的监管受到所在地政府的干预,因而难以真正贯彻公平、公正的指导原则。其次是中国证券业协会作为一家行业性质的民间协会不能发挥自律作用,这与目前证券市场多头管理格局有关。因此,证券市场发展至今,监管与自律仍然处于严重不平衡的状态。

2.4 资本市场监管法制建设不健全,市场主体法律意识不强

国家对于上市公司退市问题存在法律盲点,难以准确把握执法尺度。并且退市标准不统一,尺度难把握。对于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督,主体不够明确。由于现行法律对地方人大如何监督中央驻各地的管理部门没有明确规定,省人大及人大财经委难以对驻各证管办实施监督。实际上,《证券法》等于没有明确对证券监管部门进行监管,以及应该由谁来监管。

3 启示及对策

通过对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现状及问题分析,如何有效强化资本市场监管职能、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3.1 构建资本市场监管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及时发现有关宏观经济指标的异常反映并及时进行调控,是可以防范或避免金融危机发生的。这里的关键是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灵敏的资本市场危机预警指标体系。

3.2 强化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是稳定一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制度。强化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关键在于健全信息披露的动态监管机制,加强资本市场会计审计制度落实,规范上市公司组织结构,以此来消除利润操纵行为的发生,加强对企业所募集资金使用和投向的监督。

3.3 积极稳妥地推进股权分置改革

股权分置改革是完善资本市场监管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直接体现了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作用机制是否合理,是关系到广大投资者、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切身关系的一件大事。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是我国资本市场向国际市场靠拢,迎接WTO挑战的迫切任务。

参考文献:

资本市场监管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适应性效率 资本市场 监管

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不断浸染着对效率的永恒追求，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同样体现了这种经济学家的“乌托邦”精神，早期的经济学家接受了制度的发展会有最终目标这样一个前提假设，这一方面使得制度经济学很容易的就纳入到了新古典的分析框架，但是另一方面也导致诺斯在解释制度变迁时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障碍，所以后期的诺斯才转向到了研究认知科学，希望由此找出制度多重路径演化的可分析原因。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哈耶克”式转向促使诺斯开始反思新古典意义上的静态配置效率，转而研究具有动态时间过程的“适应性效率”。诺斯提出的“适应性”效率正是基于这种制度分析进程的改变，追求的不再是具体的静态效率目标，而是达到“适应性效率”的途径和规则。诺斯认为适应性效率“考虑的是确定一个经济随时间演进的方式的各种规则”，以及“研究一个社会去获取知识，去学习、去诱发创新、去承担风险及所有创造力的活动，以及去解决社会在不同的时间的瓶颈的意愿”。显然，诺斯所认为的知识的创新必然对社会总体是富有效率的，因此可以对诺斯的适应性效率概念作出进一步的阐释：一个社会中，由权利界定和分配形成的个人权利结构、市场竞争结构以及政治体制结构能够促进个人的行为认知模式做出不断的修正，以激励富有效率的个体知识的创新和应用，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

现有资本市场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证券市场以行政监管为主的监管模式内生于中央政府控制资本市场中金融剩余投向的目的。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囿于中央政府圈定的范围之内，使得资本市场的效率发挥呈现阶段性特征，中央政府的政策直接影响到资本市场基础性职能的发挥。这从股权分置改革后，股市经过短暂的繁荣之后，我国的资本市场依然表现低迷，缺乏适应资本市场国际化挑战的能力即可看出（刘纪鹏等，2011）。而这正是我国资本市场的监管模式存在的问题。在现有的研究文献中，刘晓欣和马笛认为应当“树立全局性、整体性和动态性的监管理念”；乔晓明认为规范化，市场化，自律化，法制化，社会化和协调化是我国资本市场监管体系未来优化的方向。虽然现有的文献都提及了自律监管对中国资本市场效率提升的重要作用，但是还基本上是对资本市场效率的静态分析，如何使资本市场具备长期的动态、适应性效率则是本文研究的内容。从适应性效率的角度，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模式还存在着以下不足：

（一）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

按照我国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交易所的性质是“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证券交易所拥有的职能包括对证券市场的“实时监督权”和对信息披露的“监督权”，并且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授权证券交易所依照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核准股票或者公司债券上市申请、依法暂停或者终止的权力。但是这些法律赋予的权力在实际中都不可能得到履行，在中央政府依然对证券交易所实行行政管理的情况下，证券交易所在人事上和行动上都不可能独立，在人事上，证券交易所是中央政府直属的行政事业单位，高级管理层都是纳入国家编制并享受相应行政级别待遇的政府公务人员，在行动上，对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的行为没有约束力，既然证券交易所不能自主的控制上市规模，那么对上市公司终止上市的惩罚权自然也不归证券交易所所有，而终止上市的惩罚是证券交易所所能施加给上市公司的最高形式的惩罚，没有它其余的监督权和惩罚权也就无从谈起。同样证券业协会由于缺乏行使职权的能力，也不能起到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目的。我国的《证券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章程》规定，证券业协会要履行一定的监管职能，如制定证券业自律规定、行业标准和业务规范，并监督实施；监督、检查会员行为，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协会章程及自律规则的会员给予纪律处分等。但在实践中，证券业协会既没有能力对行业法规进行指导，也没有职权对协会会员进行惩戒，由于并没有规定证券从业者必须加入证券业协会，也没有规定中国证券业协会和地方证券业协会的关系。所以证券业协会对证券机构的约束力很弱。

（二）现有法律制度缺乏对资本市场的参与人进行生产性知识创新的激励

首先，没有完善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虽然新修订的《证券法》明文规定了对证券欺诈和价格操纵等违规行为优先进行民事赔偿，但是缺乏对违法行为界定的细则和解释，可操作性差，客观上纵容了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并且按照《证券法》的规定，当违规人承担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应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在法院实际判决中，对投资者的赔偿是位列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之后，民事救济手段有限。

其次，缺乏科学的信息披露制度。《证券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上市公司应该履行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披露框架，但是实际上，上市公司经常利用掌握的信息优势，披露的信息过于繁杂，滥用专业术语，信息的可读性不强，信息披露的时效性和真实性差。而现有的法律法规对此种情况的约束力不足，如信息披露制度对投资者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信息、分布信息和关联交易等信息披露的要求不足；对投资者需要的财务预测信息、公司管理层对财务信息的分析等没有涉及；对导致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和市场操纵的非正式意向行为披露没有明确等。并且现有的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处罚力度很弱，不足以对上市公司形成威慑力。在《证券法》和《公司法》中未将违反信息披露及时性标准的行为纳入民事赔偿责任条款中，对于披露行为如何认定、如何追究责任人的民事责任、责任人之间如何划分责任等问题很少涉及或者规定的十分含糊，具体操作性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