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范文

资本积累范文第1篇

摘 要 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资本家把从雇佣劳动那里剥削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用于个人消费,另一部分转化为资本,用于购买扩大生产规模所需追加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因此,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资本积累则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研究资本积累对于理解马克思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以及资本主义最终走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介绍了资本积累的定义、源泉、包含的因素以及资本积累发展的必然性和趋势。

关键词 资本积累 剩余价值

一、资本积累的定义

资本积累是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即剩余价值资本化。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看,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资本积累的规模越大,资本家可以获得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多。资本积累的实质是资本家将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用来购买追加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扩大生产规模,从而进一步无偿地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

资本积累的因素

在剩余价值分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一定的条件下,资本积累量取决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因而一切决定剩余价值的因素,都会影响资本积累规模,这些因素有:1.劳动力的剥削程度。2.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3.所用资本和所费资本之间的差额。4.预付资本的大小。

二、资本积累的过程

单个商品生产者手中一定成都的资本积累,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前提。也可以称为原始积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掌握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而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又来源于这个原始积累,原始积累的产生离不开时代背景,15、16世纪的西欧封建主凭借手中的权利强迫贫穷的农村居民同自己的生产资料相分离。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土地的掠夺,形成了原始积累的基础。

三、资本积累的必然性

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原因有:1.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和目的。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这一规律决定了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必须进行积累,这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2.资本积累也是由竞争规律决定的。谁要在竞争中取胜,就得扩大生产规模,追加投资。竞争迫使每个资本家都要拼命地进行资本积累,这是资本积累的外在压力。

四、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指出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财富在纵向上发生了积累。具体讲,有以下几点:

(一)在资本构成不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

资本构成从价值层面看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须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决定的。投入一定生产部门的许多单个资本,在构成上或多或少是不同的。把这些资本的一个个构成加以平均,就得出这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的构成。假定资本的构成不变,为了推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始终需要同量劳动力,那么对劳动的需要,要按照资本增长的比例而增长,而且资本增长越快,劳动的需要也增长越快。因此,资本的积累也就是劳动力的不断增加。

(二)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

一旦资本主义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是社会劳动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资本技术构成的这一变化,即资本价值的不便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然而,积累的增进虽然使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量减少,但是决不因此排斥它的绝对量的增加。

(三)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

资本积累最初表现为资本的量的扩大,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来不断增加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而实现的。而可变资本主要由劳动力构成,随着可变资本的减少,资本对劳动力的减少造成相对人口的过剩。过剩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过剩的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

(四)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方式

过剩人口经常具有三种形式: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

五、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揭示的问题

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尖锐地揭露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利益的根本对立和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指出了无产阶级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地位就必须资本主义制度。

六、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

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充分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同时,资本主义积累的发展,不仅为自己的灭亡准备了客观物质条件,而且还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准备了社会力量,即无产阶级。总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加剧,成分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要求。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朱方明,张衔.政治经济学(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资本积累范文第2篇

1997年，保罗・斯威齐在其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把“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称为世纪之交的三大主要经济趋势之一(另外两大趋势是垄断力量的增长和经济停滞)。

金融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角色。熊彼特认为，信用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他说：“货币市场一直……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指挥部。”但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资本主义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积累――即商品和服务领域的真实资本的形成――越来越从属于金融。凯恩斯广为人知的担忧――投机将支配生产，看来最终变成了现实。

十几年前，斯威齐对资本积累金融化发表的见解，并没有引起重视。但是今天，在大萧条后的最大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我们不能再对危机所提出的问题视而不见了。借用马克思的话，“债务积累”表现为“资本积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甚至前者越来越超过了后者。如图1所示，过去34年以来，私人借款净额远远超过私人固定投资净额――这一过程随着2007-2009年巨大的房产一金融泡沫的破裂以及借款和投资的暴跌而告终。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确实见证了卡里・波拉尼・拉维特所谓的“巨大金融化”现象。金融化可以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长时间的转向。这一转变反映在经济的方方面面：(1)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2)相比于GDP，债务越来越多；(3)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4)出现各种奇怪的金融工具；(5)金融泡沫的影响扩大。1957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27％，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只占13％。到2008年，情况倒过来了，制造业比重跌至12％，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比重升至20％。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种种迹象表明，由于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鼎力支持，经济金融化的大趋势仍在继续。因此，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应如何解释生产和金融角色的颠倒?

凯恩斯和马克思

只要涉及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都离不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成就，尤其是他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一些思想，这集中体现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一书中。实际上，就是在这本书中，凯恩斯集中分析了马克思的思想。

1933年，凯恩斯发表了一篇短文《生产的货币理论》，当时他做的系列讲座也采用了这一标题。他强调，关于交换的正统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物物交换理念的基础之上。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市场交易都会使用货币，但在正统或新古典理论中，货币仍然被“视为在某种意义上是中性的”。人们认为货币作为“实物之间的中介”，不会影响“交易的根本性质”。凯恩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相反意见，即生产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是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因素之一。

这种思路的主要优点是证明了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藉此，凯恩斯对萨伊定律发起了直接进攻，因为后者主张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因此，凯恩斯实际上批判了认为经济危机不可能发生的观点。他质疑道：“经济繁荣与萧条这些现象恰恰印证了货币不是中性的。”

为了更好地阐述这一重要见解，凯恩斯对“合作经济”(主要是物物交换体系)和“企业家经济”两个概念作了区分。在“企业家经济”中，货币交易成为决定“实际交换”关系的因素。在其讲座中，凯恩斯进一步阐述道：这种区分“与卡尔・马克思具有前瞻性的言论有关……他指出在现实世界中，生产的本质并不像经济学家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C-M-C(商品一货币一商品)模式，即用某种商品(成果)来换取货币以获取另一种商品(成果)。这可能是私人消费者的出发点，但不是商业的态度，商业采取M-C-M(货币一商品一货币)模式，即用货币交换商品(成果)以获得更多货币”。

与马克思一致，凯恩斯认为：“企业家对产量不感兴趣，他们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能赚多少钱。如果他们认为增加产量能增加货币利润，他们就会这么做。”相反，如果企业家(或资本家)觉得货币利润不会增加，那他们就会减少产量。因此，正如马克思的M-C-M模式所描述的，交换的货币取向表明，不仅货币收益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而且如果这一过程中断，还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在讨论完马克思的M-C-M模式之后，凯恩斯继续提出类似马克思的观点：“公司自始至终是按照货币量来运作的。除了赚更多的钱，它别无目的。这就是企业家经济的根本特点。”

众所周知，凯恩斯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在讲座中引用马克思，直接灵感来源于美国经济学家哈兰・麦克拉肯1933年的著作《价值理论和商业周期》。此书刚一出版，麦克拉肯就赠送给了凯恩斯。麦克拉肯沿袭了马尔萨斯的传统，把研究的核心放在有效需求及货币的角色问题上。但他也概括地论述了经济思想史，其中有关于马克思的章节。凯恩斯在讲座中所引马克思的话，就是来源于此处。麦克拉肯对马克思的论述也值得本文详细引用：

他(马克思)在讨论交换或商品形态变化时，首先论述了C-M-C(以商品换取货币，再以货币换取商品)。他认为这种交换基本上与物物交换没有区别，因为这一交换的目的是用一种对持有人没有多大效用的商品去交换另一种效用更大的商品，货币作为一种便捷的媒介，使交易得以完成。两次交易过程均没有出现剥削，因为每次交易都是等价交换，即交换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是相等的。最终的商品比最初用以交换的商品在价值上没有增减，只是对受方来说，具有更大的效用。因此C-M-C的形态变化代表一种等价交换，不存在剥削……

但是M-C-M形态变化从本质上是不同的。马克思在解释这一模式时，详细论述了剩余价值的本质与来源。在这种形态变化中，交换者从货币开始，也以货币结束。因此，他们进行两次交换的唯一可能的动机，就是使货币比交换初始增殖。第二次货币(M’)超过第一次货币(M)的量，就是剩余价值。但是，剩余价值不是在商品流通中产生或获得，而是在生产中产生或获得。

凯恩斯回信表示感谢，日期是1933年8月31日。在信中，凯恩斯还说：“我对这本书很感兴趣，特别是关于卡尔・马克思的部分，让我了解到了他的观点。这些观点我早

就应该去了解了。”

以麦克拉肯关于马克思的论述为基础，凯恩斯进一步分析：如果M大于M’，即资本家不能“实现”(套用马克思的术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潜在利润，因而最终亏钱，那么就可能产生危机。“马克思认为，如果M’持续过多，必然会爆发一系列经济危机使其中断。危机的强度加深，企业家破产增多，就业不足加剧。在此期间，M可能会超过M’。马克思的这一见解可谓真知灼见。我的观点如果为大家接受，应该至少能起到一个作用，即促成马克思追随者和梅杰・道格拉斯(英国最主要的消费不足论理论家)追随者达成和解，使仍信奉M等于M’的古典经济学家孤立无援。”

凯恩斯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一般公式不仅为梅杰・道格拉斯的观点提供了佐证，而且也佐证了消费不足论理论家“约翰・霍布森或威廉・T.福斯特、瓦迪尔・凯金斯等人”的观点，“他们坚信它(资本主义制度)具有通货紧缩和就业不足的内在倾向”。凯恩斯在麦克拉肯《价值理论和商业周期》中读到马克思的M-C-M’公式之后不久，就在讲座中直接谈到与有效需求问题相关的“马克思的利润实现问题”。

虽然没有太多对马克思理论的直接了解，凯恩斯还是掌握了马克思资本一般公式的内涵，了解了其与萨伊定律批判之间的关系，明白了马克思所谓在一个系统内实物与货币、生产与金融进行融合的必要性。这些对凯恩斯建立自己的关于生产的货币理论(即《通论》)都有影响。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凯恩斯关于生产的货币理论的讲座才广为人知。正如斯威齐当时分析的那样，凯恩斯对马克思资本一般公式的评论表明：(1)凯恩斯“在一些重要方面，关于货币和资本积累，更接近马克思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广为接受的新古典正统观念”。(2)“对马克思的重要思想，他比任何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更具敏锐的判断力。”

现在看来，凯恩斯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的接近程度是不同寻常的。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马克思基于M-C-M’公式提出了“危机的抽象可能性”问题。如果出现购买和销售脱节，危机就变成货币危机。这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有关。马克思认为，只要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发展与信贷和超额信贷的发展有关，那么后者出现的原因(也)必须要研究。对马克思来说，利润实现危机或有效需求危机与货币性质紧密相关，因而这种危机必然发展为信贷现象，甚至超额信贷现象。这就指向了负债过多的潜在危机。

马克思论述道，在资本一般公式M-C-M’背后，是资本试图转化为纯粹货币(或投机)经济的倾向，即M-M’，在这种经济中，货币产生货币，不需要商品生产作为中介。马克思写道，在M-M’中，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M-M’最初只是指生息资本，后来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生形态变化，变成广义的投机性货币需求。马克思解释说：信贷驱逐了货币，霸占了它的位置。资本越来越呈现为“双重”形式：(1)“真实资本”，即工厂库存、设备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2)“虚拟资本”，即真实资本所有权凭证所产生的金融所有权结构。马克思认为，只要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虚拟资本”在金融领域内增值，而不是真实资本在生产领域的积累，它就变成了纯粹的投机形式。

生产和金融

可以看到，马克思和凯恩斯都反对正统经济理论对实体与货币的严格区分。他们各自以不同方式提出生产的货币理论，这自然决定了其金融理论不会脱离经济的运行机制，而是充分融入其中，从而形成其金融危机理论。根据他们特别是凯恩斯的观点，现在决定是否投资(或在哪投资)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这种新投资的预期利润，二是与利率有关的对货币及类货币(信贷)的投资性需求。

金融越来越集中的趋势是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即资本主义青年时代，经济理论自然会以修正的物物交换经济观念为基础。在这种经济中，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对基本经济关系不会产生极大影响。但是，到19世纪后期，有迹象表明，马克思所谓与大公司的出现相关的“生产集中”，导致现代信用体制的产生，而现代信用体制是以工业股票市场为基础的。

现代信用体制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资本积累的本质，因为真实资本的资产所有权变得从属于股票或纸面资产所有权――通过举债而实现的杠杆化经营越来越多。明斯基在其研究凯恩斯的书中写道，“对生产性资产价值的投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适用的研究范式不是物物交换经济”，而是“伦敦金融中心或华尔街体系，在那里资产持有量和现金交易都是由债务提供资金”。

正统经济学对实体与货币的严格区分，甚至一直持续到了现在，可以说，它是站不住脚的。虽然完全可以把“实体经济”(和真实资本)与金融领域(和马克思所称的“虚拟资本”)区分开来，但是，显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这种区分意味着货币或金融所有权本身不是“真实的”。哈里・马格多夫和斯威齐认为：“实际上，并不存在实体与货币的分离：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几乎所有交易都表现为货币形式，需要实际数量的货币(现金或信贷)做媒介。”相反，“如果有分离，那么这种分离存在于生产经济基础和金融上层建筑之间”。

按照海曼・明斯基的说法，要描述生产和金融的辩证关系，可以从现代经济中两种不同的定价结构出发：(1)当前实际产出的定价；(2)金融(房地产)资产的定价。投机性资产定价结构与财富所有权凭证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有关，它支配了与产出(GDP)有关的“实体”定价结构。因此，经济基础范围内可用于积累的货币资本(假设存在可赢利的投资场所)频繁被转化为M-M’，即资产价格的投机。这种转化成了长期趋势，所以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发生重大结构变化。

从这个观点来看，可以把金融泡沫看作是金融上层建筑范围内的资产价格在短期内迅速通货膨胀，并超过生产经济基础的增长。相反，金融化代表了一种更长期的趋势――相比经济基础，金融上层建筑的规模和重要性都在增长，这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简・托普劳斯基(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在《金融的终结》中说道：“20世纪最后几十年，出现了自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前1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时代。此外，从证券市场上交换的价值来看，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金融时代。所谓‘金融时代’指的是一个历史阶段，在此期间，金融……取代了工业企业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领导地位。”

这种金融时代使人们担心凯恩斯所强调的纯粹投机性经济会出现。“当泡沫出现在企业运行稳定的情况下，投机者可能不会产生什么危害。但是，一旦企业成为投机漩涡中的泡沫，情况就严重了。”到20世纪90年代，斯威齐评论道，“(公司)董事会的成员”都“在金融市场的全球网络中，很大程度上受金融资本的制约和控制”。因此，“真

正的权力”不在“公司的董事会手上，而在金融市场”。他指出，这种“金融与实体之间颠倒的关系”是“理解全球(经济)新趋势的关键”。

金融危机和金融化

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和金融分析师试图否认这次金融大危机的历史意义，为此，他们自然会淡化危机根源的制度本质，而把这描述成“黑天鹅”现象，即一种罕见的、完全无法预测的重大事件，可能一个世纪左右会突如其来发生一次。(“黑天鹅”这一术语出自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的书名，该书出版于金融大危机前夕。在书中，“黑天鹅事件”被定义为极其罕见且不能预测的改变历史的事件。)

但是，即使在权威人士当中，也有一些更具批判性的经济学家，如鲁里埃尔・罗比尼和史蒂芬・米姆。他们在《危机经济学》一书中驳斥了“黑天鹅”理论，把金融大危机描述为“白天鹅”现象，即完全是普通的、经常性的、可预测过程的产物，并且可以从制度上对其进行分析。卡曼・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的著作《这次不同：八百年金融荒唐事》也非常引人注目，它试图通过数据库来分析过去几个世纪的金融危机，强调这种信贷紊乱的规律性。(该书书名意在指代任何金融泡沫的欣快期，在此期间出现一种观念，认为商业一金融周期已经被超越，投机性膨胀可以永远继续下去。)

在这个意义上，最伟大的白天鹅理论家当然要数明斯基，他提出金融不稳定假说，其依据是凯恩斯的根本观点：“资本主义金融结构中一些不可避免的特性，导致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脆弱性。”

但是，即便是诸如明斯基、罗比尼和米姆、莱因哈特和罗格夫这样的思想家，在其对金融周期的独特分析中，还是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长期性的结构变化。明斯基甚至责怪凯恩斯任由“停滞论和投资机会已经枯竭的观念泛滥”。显然，明斯基试图纠正凯恩斯的理论，特别是他关于金融不稳定的分析。明斯基把凯恩斯的理论完全置于短期商业周期之内，忽略了长期趋势，而这恰恰是凯恩斯金融危机分析的主要基础。

因此，凯恩斯本人的理论与我们经由明斯基所了解的凯恩斯理论大不相同。凯恩斯强调，停滞趋势――或在资本丰富的经济中进行新投资的预期利润降低――有助于增强货币和金融的力量。因此，明斯基提出，对凯恩斯来说，“随着房地产预期收益下降，货币大行其道”。凯恩斯说，在成熟的、资本丰富的经济中，“因为资本本来就多，再加上积累，所以进一步投资的机会就更没有吸引力，除非利率以足够快的速度降低”。新投资预期利润下降趋势引起不确定性，这极大地增加了“流动性偏好”(或如凯恩斯所谓“具有积蓄倾向的”货币)，并促使金融投机成为资本生成的替代方法，使经济难题更加错综复杂。

这背后的原因在于，经济具有下滑到低增长和就业不足的趋势，“这是我国经济体制的典型特征”。凯恩斯写道：“似乎它能够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这种亚正常活动状态，既没有明显复苏的趋势，也没有完全崩溃的趋势。此外，证据表明，完全就业或接近完全就业很罕见，且为期不长。”这些状况促使凯恩斯就“食利者的安乐死”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全面的投资社会化”问题，提出了更为长期的政策建议。

凯恩斯没有进一步发展其关于停滞和金融投机的长期理论，但在他的理论的基础上，停滞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凯恩斯早期最重要的美国追随者阿尔文・汉森的著作中，以及与米哈尔・卡莱茨基、约瑟夫・斯坦德尔、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等人相关的新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基于凯恩斯(和马克思)发展而来的停滞理论基本分为两派：一派研究资本主义的成熟化问题。汉森以及后来的斯威齐，都强调了这个问题，但除了他们，上述思想家实际上都以不同方式关注了这一问题。这个问题研究资本丰富的经济体的发展，这种经济具有巨大而未被利用、且能相对快速扩大的生产能力。这种生产能力扩大的巨大潜力与投资场所逐渐消失的现实背道而驰，因为当前的投资受到过去投资的阻碍(在工业成熟的条件下)。卡莱茨基说：“投资的悲剧在于正因为它有用，所以会引起危机。”

第二派主要研究现代经济中日益增长的垄断问题，即大公司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中“剩余增加的趋势”，以及这对积累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一派最著名的例子无疑就是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经济中产生的潜在储蓄或剩余，通常超过可盈利的投资机会，这会导致停滞趋势(低增长、高失业率／就业不足及生产能力闲置)。巴兰和斯威齐写道：“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就是停滞。”因此，我们不能按照主流经济学方法，把快增长简单地看作资本主义制度成熟／垄断阶段自然的产物，而是如卡莱茨基所说，快增长取决于是否有“具体的‘发展’因素”来刺激生产。例如，军事开支、销售策略、金融服务的扩张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如汽车)，这些被用来作为发展经济的支撑，尽管这不符合积累的内在逻辑。

应该指出，这些思想家中，没有人一开始就讨论生产和金融的宏观经济关系，或讨论金融作为剩余的投资场所。尽管《垄断资本》一书提到，金融、保险、房地产有助于吸收经济剩余，但这被放在关于销售策略一章中的最后一小节，并没有给予特别强调。20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减速，引起金融膨胀，这种膨胀反过来抵消了经济减速。因为生产缺少市场，资本就转向杠杆化金融投机(一大堆令人迷惑的期权、期货、衍生品、掉期等)以避难。20世纪70年代，美国未偿债务总额达到GDP的1.5倍。到2005年，几乎达到GDP的3.5倍，接近世界GDP总额44万亿美元。

投机性金融得到了稳步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前期，金融泡沫出现在周期性经济繁荣的末期，且出现的时间很短；但荒谬的是，现在，金融化似乎不仅仅滋生于繁荣时期，也滋生于停滞时期，而且是持久性的。这一过程得以持续的关键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银行。它们被赋予“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承担着支持主要金融机构的任务，并在必要时帮助这些机构渡过难关(依据的是“太大所以不能垮”原则)。

主要矛盾在于，金融爆炸一方面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它会产生更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对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末金融的发展情况作出分析，认为如果出现金融全球化，人们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对其进行监管，那么迟早，停滞的生产基础上的金融上层建筑的膨胀，就可能导致规模相当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崩溃。但是，如果真的发生大崩溃，是否就会使金融化停止，这个问题他们没有给出答案。

托普劳斯基写道：“在金融时代，金融主要为金融提供资金。”因此，近几十年来，生产越来越“附属于资产负债表重组这一更为获利的行业”。生产领域的资本积累这个大发动机不再由所有气缸驱动，作为应急备

用的金融爆炸开始接手。金融、保险、房地产行业的就业机会和利润越来越多，这有助于刺激经济发展，而金融资产的投机性增长导致“财富效应”。富裕阶层通过资产增值获得更多资本收益，其中部分收益通过“财富效应”集中到奢侈消费，使奢侈消费增长，从而刺激相关投资。甚至对广大中间阶层(专业人士、公务员、管理低层、熟练工)来说，资产价格快速膨胀使大量有工作的房主可以通过新债务消费。这样，债务膨胀提高资产价格，资产价格提高又反过来导致进一步债务膨胀，如此循环往复，就形成泡沫。

可以把债务看作一剂良药，在经济普遍停滞的情况下，它可以刺激经济。但是，哪怕是加大剂量使用这味药(这是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无法治愈潜在疾病，反而会产生灾难性的、长期的副作用。结果就是出现停滞一金融化的困境。今天这个困境的严重性已经很明显了，资本及其国家对当前金融大危机／经济大衰退别无他法，只能力挺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包括公司和个体)，投入资助资金多达数万亿美元，目的就是希望债务杠杆能重新复兴资本主义。一方面金融化尽显活力，另一方面却是经济停滞，这就是垄断一金融资本的难解之谜。托普劳斯基说，21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的明显矛盾”在于“金融创新和增长”与“投机性工业扩张”有关，却同时导致了“经济停滞和衰退”。

资本主义的逻辑终点

大卫・哈维说：“信用体系现在已经成为……金融资本从其他人群中汲取财富的主要的现代杠杆。”近年来，工人工资水平和就业都停滞不前，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却急剧上升。1976年，美国前1％家庭占有全国总收入的9％；到2007年，这个比例上升至24％。据拉古拉姆・瑞占(前IMF首席经济学家)称：“1976年至2007年间，美国每产生1美元的实际收入增长，就有58美分落入前1％的家庭之手。”2007年，仅一名对冲基金经理约翰・鲍尔森就“赚”了37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中等家庭收入的74000倍。1989年至2007年间，美国前5％的富翁所持财富总额的比例从59％上升至62％，远远超过其余95％的国民的财富。中产阶级房主曾在房产繁荣中短暂获利，但现在随着房产萧条失利而归。

最近几十年，收入和财富两极分化迅速增加，这可以通过资本越来越集中反映出来。2000年，随着新经济泡沫出现的并购潮达到顶峰，全球并购价值升至3.4万亿美元，这在新经济泡沫崩破之后急剧下跌。这个纪录只在2007年被打破，2007年是房产泡沫的顶峰期，当时全球并购价值超过4万亿美元，同样在房产泡沫破裂后下跌。这些并购行为的结果就是控制主要行业的公司数量减少。金融领域的垄断(或寡头垄断)越来越严重，这个趋势近年来尤为明显。1990年到2008年间，美国前十位金融巨头所持有的金融一工业资产比例增加了5倍，从10％增加到60％。

对金融化如何加大收入、财富和权力差距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目前已为左派广为接受，认为新自由主义或极端自由市场思想是今天经济问题的主要来源。然而，我们最好把新自由主义看作是资本应对停滞一金融化困境的政治形式。现在，占主导地位的亲市场或垄断一金融资本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变得非常极端，以至于国家无法有效应对这场继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过去几年来，奥巴马推行政府开支刺激计划，被各州和地方开支的大量削减所抵消，因此，这个刺激计划收效几乎为零。亲市场思想、对政府赤字的抨击和对通货膨胀的非理性恐惧使各级政府停止采取措施。引用保罗・克鲁格曼的话，现在“越来越像是进入了停滞和高失业率的长期状态”，在这一背景下，即使采取措施也没有任何意义。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问题也很明显。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在可称为“金融帝国主义新阶段”，在资本主义增长缓慢的情况下，这构成了今天全球化的主要现实。出口导向的国家――包括“新兴经济国家”――工资水平低，剥削率极高，这带来了全球剩余，这种剩余在生产中找不到可盈利的投资场所。这些国家的出口依赖于富裕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消费，而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巨大。同时，这些“新兴”出口国家所产生的大量出口剩余被吸引到北半球高倍杠杆化的资本市场，在这里，全球剩余发挥了促进积累过程金融化的作用，这主要发生在富裕国家。因此，正如普拉波哈特・帕特内克在《资本主义的结构危机》一文中所主张的，与金融化相关的“泡沫引起的增长”在世界层面上“掩盖了”积累的根源问题：“全球收入不平等加剧”以及全球“剩余增长的趋势”。

尽管有诸如托马斯・弗里德曼这样的名人宣扬“世界是平的”，但是帝国主义的分化以不同方式变得更为严峻，这加剧了各国之间的不平等，也加重了最富裕地N／国家同最贫穷地区／国家之间的矛盾。在1950年到1973年垄断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世界最富裕地区与最贫穷地区之间的人均GDP差距从15：1减少到13：1，但在垄断一金融资本时期，情况则相反，到上世纪末，这个差距又增加到19：1。

基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支持，资本主义内部积累的金融化日益催生出采用“休克疗法”的全球政体。我们看到的不是凯恩斯所称的“食利者的安乐死”，而是社会和自然中其他一切都可能安乐死。正如娜奥米・克莱恩在《休克原则》中提出的观点，这不仅会导致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金融化积累，而且影响更大，甚至会导致“灾难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加深、不稳定加剧、军国主义和战争扩大、地球环境被破坏几乎永无止境。

个人独占和人类社会需求(甚至是生存需求)之间的冲突从未如此裸。因此，革命的需求也从未如此迫切。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完全从属于货币收益，所以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来取代它，一个旨在实现真正平等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21世纪的社会主义。

资本积累范文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资本论，应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用了五章篇幅，论述了资本积累理论。这部分的理论知识内容详细，深入地阐述了资本运作的内在规律，其基本原理将会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宝贵的建议。本次研究深入分析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总结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的现实意义，提出了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于社会主义民营企业发展的应用对策。

1.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的概述

1.1马克思简单再生产理论。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的第一部分，属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七篇的第一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一种手段，同样，再生产也只表现为把预付价值作为资本即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来再生产的一种手段，资本家的特殊性在于它的货币在不断的执行资本的职能”从这个基本理论来看，这种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是研究其他经济形势的主要依据，在生产消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等方面进行了资本形成、社会资本再利用的全面探索。

1.2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十二章指出“通过把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不付代价就无偿占有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规律资本积累的过程，就是前者转变为后者的过程，这也是资本积累的实质。”理解这部分的知识重点就是要明确什么样的经济状况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资本家购买到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后，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生产。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不仅能再生产出劳动力的价值，并且能创造出比劳动力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实现了价值增殖，这样资本家才有利可图，这种现象就被称之为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1.3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这部分的经济学理论是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知识体系中的重点内容，在这部分的学习过程中，能够充分理解到资本积累所表现出的一般规律，对这些规律的研究学习能够更好地掌握资本构成的情况和在其累积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化。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主要表现在：第一，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第二，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是资本积累的外部压力。

1.4原始积累的秘密

《资本论》中明确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随着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一方面企业规模扩大，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使生产进一步社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有：殖民掠夺、价格革命、贩卖黑奴、圈地运动等。贤本原始积累使大量货币和土产资料集中在资本家手里，转化为资本；又造成了庞大的雇佣工人队伍，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过程：①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②货币资本迅速集中与少数人手中其次。

2.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于社会主义民营企业发展的应用

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现实意义下社会主义民营企业的发展要避免出现资本主义道路，要尽可能地避免资本过剩，找出资本简单积累的阻隔，保证资本市场的功能和优势，为有效率的企业做强做大提供了可能性。

2.1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我国社会主义的民营企业发展不同于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更多的是要体现出节约成本，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分光吃光，要为企业发展留后劲。例如：在我国50强民营企业中，联想、新希望、万向、科龙、东方、美的、横店和雅戈尔等，无论是总资产规模，还是销售收入规模，或是净利润规模，其绝对量都是排名最前的。这种情况既说明了它们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同时也表明了它们在长期市场竞争中所进行的有效积累。同时这些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所有的资本不是单纯的某个人，或某个组织而是仍然接受社会的监督，接受国家审计部门的监督，为剩余价值转化为新的社会效益资本提供了保障。

2.2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在资本积累理论的指导下，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要重视资本向知识性技术的转移，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技术研发，确保资金使用的稳定性，避免大量资金的不明方向的外流。例如：华为集团将收入的20%用于技术投入，现在正是依靠这种技术优势，它已发展成为我国企业中为数不多、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由此可以看出，创新技术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可以依靠政府的辅助政策，在政府的鼓励下重视民营企业资本转移方向，重视技术创新，全力提升企业创新发展能力，围绕企业创新转型的需求，确保全年促成产学研合作项目的成功，加大对来科技人才的扶持，从民营企业再生产、再扩展的机会。

2.3重视人才培养。资本积累需要人才的力量，社会主义民营企业要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使得企业的发展与人才的成长紧密联系起来。同时，企业要营造全员的创新环境，采取不同手段激励广大员工的创新激情。企业主应当多让创新关键人员参与到企业的管理决策中来，尤其是在项目评估和技改规划方面，充分发挥他们作为专业人士的智囊作用，通过各种形式的“参与”激励，培养创新关键人员的主人翁意识和对企业的归属感。

综上所述，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阶级性最鲜明的体现，其基本内容与剩余价值理论等紧密相连，有着创新生产、规划资本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能将其中的基本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也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文会.从三个方面解读《资本论》第一卷[J]. 大众文艺. 2011（02） .

资本积累范文第4篇

关键词：积累悖论；“金融化悖论”；金融化积累机制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5-0007-04

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Mark・Blaug）认为，积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是资本主义生产不可抑制的内在冲动，积累的持续驱动力导致了“积累悖论”。即资本主义通过提高剥削率来实现利润增长，这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最终限制了资本自身的增长。但在当今金融垄断资本时代，垄断资本利润的增长不是通过抑制工资增长来实现，金融垄断资本的规模也没有受到底层人们有效需求不足的最终制约，相反倒是出现了超常规的增长[1]。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金融垄断资本时代，资本积累模式发生了变化，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积累机制加剧了垄断资本的扩张力[2]。当前的金融化困境是资本积累模式发生变化造成的后果。因此，理论分析有必要把“积累悖论”分析向前推进一步，进化到“金融化悖论”分析上来。这对于准确理解当前金融垄断资本的特点以及金融化困境，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从“积累悖论”到“金融化悖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过度积累会导致“积累悖论”[2] 。积累悖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重商主义时期，资本积累主要在商业、农业、采矿业中进行。由于受到手工生产能力的制约，从总体上看不存在消费不足问题。到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初期，资本积累急剧地转向包括工厂、交通运输和通讯等现代工业领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经济繁荣与萧条循环交替。由于剥削加剧，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导致马克思意义上的经济危机经常爆发。19世纪末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积累集中在银行、房地产业等领域。此时期资本积累的特点是资本急剧积聚和集中，整个经济体系的有效需求问题愈来愈严重[2]。20世纪70年代进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以来，资本积累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在成熟的、垄断的资本主义出现了长期滞胀的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资本积累下滑，尽管剥削率越来越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2～3]，但与此同时金融垄断资本却出现超常规增长。到此，传统的积累悖论理论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显得力不从心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模式发生了变化，金融化积累机制（货币资本化、资本虚拟化）成为资本积累的主导机制[4]。所以，有必要把积累悖论分析进行理论进化。这需要先对金融化的涵义进行厘定。

我们认为金融化的核心内容是资本积累机制的金融化。Gerald A.Epstein（2006）将金融化界定为金融市场、金融动机、金融机构和金融精英在经济运行及管理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的过程。格・R・克里普纳（2008）把金融化定义为一种积累模式，认为在这种模式中，利润主要是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生成[5]。Firat Demir（ 2009）将金融化描述为金融资本回报率（相对于固定资本回报率）提高引起的实际生产部门短期金融资产收购增加。徐丹等（2011）认为金融化即产业资本金融化，是伴随经济金融化出现的，一部分产业资本在逐利性的驱使下通过积极寻求向金融机构的渗透转化为金融资本的现象和趋势[6]。这些定义从不同侧面强调了金融化的现象、生成、影响及趋势等。但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定义都是建立在承认金融化是一种资本运动的前提上，从而关于金融化的这些定义可以在积累机制上可以找到交集。金融化是与价值运动、资本运动相联系的经济现象，脱离价值运动、资本运动就难以正确把握金融化的实质和意义。金融化的核心在于资本积累机制的金融化，金融化的广泛发展意味着资本积累机制的转变[4]。因为无论怎样，资本运动、金融化总是要通过一种机制来实现，所以金融化的核心就是资本积累机制的金融化。

金融化积累机制放大和强化了资本逻辑，资本主义出现经济金融化现象。表现为：金融资本流动和金融运作自由化；金融虚拟化和泡沫化；金融资本成为经济乃至政治的主宰，社会资本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多地被金融资本所占有，金融资本相对于实体经济企业资本迅速膨胀；等等[7]。实证研究表明，以金融资本发展最为成熟的美国的经验资料为研究对象，金融业资本的收入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非金融业企业的收入来源、国民收入分配和消费模式结构、金融资本家的权力和收入等几项指标充分证明美国的经济确实存在明显的金融化倾向[3]。在今天，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表现形式。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在全球化、信息网络技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服务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得以建构和运行的，其资本积累的核心机制就是金融化积累机制。

随着资本积累机制的金融化，资本主义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后果，引起了“金融化悖论”。我们认为，“金融化悖论”是金融垄断资本时代的积累悖论的新发展，指的是资本积累机制金融化造成的一种二律背反的状况。具体来说，为了克服滞胀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出现金融化，经济金融化在缓解滞胀问题的同时却造成了实体经济的下滑，金融垄断资本在经济停滞的僵局中反常地快速增长，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呈现经济停滞与金融化因果循环的局面，金融化在解决滞胀问题的同时，也为以后更大的动荡创造了条件，从而形成了“金融化悖论”。

二、“金融化悖论”是金融垄断资本时代资本积累模式发生变化所导致的后果

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榨取剩余价值基础上的一种生产方式，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资本要不断地追逐利润，但最终又会引起资本利润率的下降。这种特殊的生产关系既决定了价值增殖的目的，又阻碍了价值增殖的进一步扩大，从而形成了悖论[8]。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剩余价值的生产不断破坏着生产与消费的统一，剩余价值的生产同它的实现处在一个对抗性的矛盾状态中[9]。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就蕴含悖论的种子。在前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这颗种子发芽成长为马克・布劳格所说的“积累悖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所孕育的悖论种子就发芽壮大为“金融化悖论”。

金融化是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价值增殖悖论的必然途径[8]。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与金融密不可分。随着金融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越来越离不开金融，出现经济金融化趋势。本法因认为，包括生息资本、虚拟资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商业资本的混合体便是资本主义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表现得愈来愈明显的金融化特征的胚胎形式[10]。约翰・B.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认为，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来，垄断资本禁止价格竞争，造成过剩的生产能力得不到遏制，导致滞胀出现，滞胀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常态[11]。为了克服滞胀，新自由主义利用金融化来克服垄断资本的积累悖论问题。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在金融的超常爆发中寻找到了再生产的新方式，金融化积累模式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模式[12]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金融化积累模式就是完全省略商品生产过程直接获得利润的一种资本积累模式。从重商主义到20世纪60年代，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剩余价值资本化来实现。在这段时期，资本家主要是通过M（货币）――C（商品）――M′（货币）的方式，获得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进而通过剩余价值资本化进行资本积累。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金融化积累模式则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积累模式。在金融化积累模式下，资本家是通过M（货币）――M′（货币）的方式，完全省略商品生产过程获得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2]。

金融化积累模式自福特主义破产以来得到形成和长足进步。进入20世纪，金融垄断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导形式，其积累模式的要旨是工业垄断资本与银行垄断资本融合创造利润[13]。在这种积累模式下，由于剥削和垄断的不断加剧等原因，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二战以后，福特主义积累模式――工业资本与商业资本融合――共同创造短暂繁荣。20世纪60年代，福特主义积累模式陷入困境。为了应对危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采取了自由化、劳动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去监管化以及私有化的经济政策，从而促进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融合，促进了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膨胀，促进了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的发展。与此同时，全球化为世界范围内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尤其是信息和互联网技术的大发展和广泛运用，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创新不断出现，使得跨国金融垄断公司日益成长壮大起来。金融化的发展，造成了金融部门自我膨胀和扩张的机制和条件，使金融部门不仅可以通过中介作用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而且能够借助于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资本的集中和积累。到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金融业资本除了与产业资本进一步融合，金融垄断资本还与非金融业垄断资本融合混合生长，形成具有高度流动性、投机性和垄断性的现代金融资本[4]。当今全球化时代这种金融垄断资本积累的载体主要是占支配地位的巨型跨国垄断公司。

金融化积累模式是通过金融化积累机制来实现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化积累机制成为资本积累的主导机制[4]。在这种机制下，资本积累的内容主要是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积累。金融化积累机制的主要运行方式是金融系统的去中介化，通过股票、债券和大量金融衍生品等公开市场金融的发展，金融企业直接把非金融企业、家庭以及政府部门卷入金融化积累的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的金融化，非金融企业在日益恶化的市场竞争条件下获得高利润越来越艰难，但又不得不向金融机构进行不断支付，否则就会受到股票价格下跌和敌意收购的威胁。面对这种困境和超额利润的吸引，非金融企业的投资行为不得不朝着金融化方向前进[4]。在家庭方面，随着金融化的扩散，家庭部门在越来越容易地获得信贷支持、获得多样化金融服务的同时也越来越受制于金融服务。金融化发展同时把政府部门纳入金融化积累渠道[4]。资本主义政府越来越放松金融管制，政府部门在与巨型跨国垄断公司的博弈中被“挟持”或被收买，政府部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得不利用金融化工具，结果造成政府部门自身及其积累的金融化。这种情况在次贷危机和随后的欧洲债务危机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金融化积累机制造成了金融化悖论。金融化积累机制沟通了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储蓄投资联系及货币资本化的渠道，同时造成现实资本积累与货币资本积累、虚拟资本积累在社会范围内的分离，形成二重积累过程，导致了一方面实体资本积累下滑，另一方面金融垄断资本超常规增长的金融化悖论之困境[4]。金融化积累机制使资本积累摆脱了马克思传统意义上的通过剩余价值资本化进行资本积累的束缚。金融资本的积累规模不再受到底层相对贫困的限制，资本家可以超出现有储蓄水平进行积累。甚至连债务都可以成为资本积累，正如马克思指出：“连债务积累也能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那种在信用制度中发生的颠倒现象已经达到完成的地步。”[14]金融垄断资本时代金融系统与实际生产体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了。虚拟经济领域的金融化了的经济和部门已经形成自己独立运行的体系、秩序和制度，对利润的攫取变成纯粹的欺诈制度。拉里・艾略特（Larry Elliott）认为，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部门变得更倾向于造成资产泡沫。约翰・B.福斯特非常确信指出，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这种颠倒的关系是我们理解世界（经济）新趋势的关键所在[2] 。

三、启示

金融化悖论的现实表现是金融化困境。金融化困境使经济持续增长受到阻碍，经济发展处于两难之境。比如，一方面实体资本的积累非常困难，另一方面金融垄断资本超常规增长；一方面跨国垄断金融公司等个体利益日益最大化，另一方面损失愈来愈社会化，全球经济日益衰退，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实体资本形成与虚拟资本形成比例严重失衡，国债积累成为资本形成重要渠道；等等。

正如福斯特所说，“当今的金融化困境，我们现在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体制之内不能轻松地或完全地避免这种困境。这样一种不合理的经济状况及其长期意义不能用标准的经济模型来解释，而只能从其历史演变方面来解释。”[2]基于福斯特的看法，对中国当前的金融化现象等问题的分析，需在经济全球化、中国转型期特定的历史和逻辑的演变中进行分析。对于过度金融化带来的后果我们不得不高度重视并有效预防。

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重心已由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这一转向的直接后果就是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15]。过度的金融化导致滞胀长期共同出现。中国虽然并没有进入这种状况，但在经济全球化、生产世界化、金融全球化情况下，由于跨国公司和全球垄断企业的渗透和传导作用，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原因，中国当前也存在资本过度积累的迹象和苗头。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在政府竞争氛围中各级政府具有强烈的资本积累的冲动，中国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已出现金融化的倾向。中国财政收入税收在二十年里增长了30多倍，年均增长率19.5%，远远高于GDP的增速[16]。从2002―2010年，中国消费占GDP的比率由44.0%下降到33.8%，而与此同时投资由36.2%上升到46.2% [17]。2013年12月31日国家审计署公布中国政府部门债务总规模为20.7万亿人民币，尽管中国债务总体可控，但因为很大部分是地方政府假借融资平台之手在市场融资的隐性负债，存在一定债务风险。二是表现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趋势和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加深等方面。如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由1983的56.5%下降到2005年的36.7%，而从1978年到2005年，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18]；三是表现在一方面实体经济企业利润下降甚至破产；另一方面虚拟经济出现金融化倾向，如信用过度膨胀、经济盛行、房地产投机、股市投机、文物市场出现过度炒作；等等。

预防金融化困境需要从解决货币资本、虚拟资本形成过度入手。当前的着力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各级政府必须控制财政赤字规模、控制投资规模、有效预防债务风险。中国目前的赤字率已经到达了2.1%，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余额2013年3月已超过了100万亿元人民币，已经是GDP的2倍了[19]。中央政府实行坚持不扩大赤字，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的政策。二是预防过度金融化需要结构性减税与结构性加薪并举，把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主要着力点，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当前稳增长，实施结构性减税，首要的是要加大对中小型、微型企业的减税和信贷支持，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中小、微型企业资本有效形成，从而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实施结构性加薪，不仅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还要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民、农民工、普通工薪阶层等弱势群体的劳动收入和社会保障，从而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三是预防过度金融化必须改善微观主体资本形成条件和状态。这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在制度供给、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福利提高、资本市场改革等方面协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Stock Hammer，E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Slowdown of Accumulation [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es，2004，28 （5）.

[2] 约翰・B.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垄断金融资本、积累悖论与新自由主义本质[J].武锡申，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1）：2.

[3] 银锋.发达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考察[J].华东经济管理，2013，（5）.

[4] 陈享光，袁辉.金融化积累机制的政治经济学考察[J].教学与研究，2011，（12）.

[5] 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J].国外理论动态，2008，（6）.

[6] 徐丹，王芮.产业资本金融化理论的国外研究述评[J].国外理论动态，2011，（4）.

[7] 何秉孟.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J].中国社会科学，2010，（2）.

[8] 赵磊，肖斌.经济金融化何以可能―― 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读[J].当代经济研究，2013，（3）.

[9] 见田石介.资本论的方法研究[M].张小金，等，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1.

[10] 本法因.从马克思主义视角透视危机：或许为我们指明了另一条道路[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1）.

[11]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Robert W.McChesney，Monopoly-Finance Capital and Accumulation Paradox[J].Monthly Review，61-5，

2009（10）.

[12] John Bellamy Foster，Monopoly-Finance Capital[J].Monthly Review，58-7，2006（12）.

[13] 费利群.金融垄断资本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当代启示[J].当代经济研究，2011，（4）.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40.

[15] 让・克洛德・德洛奈.全球化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J].刘英，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10）.

[16]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Robert W.McChesney，The Global Stagnation and China，Monthly Review，2012，02，01.

[17] Pettis，“ Lower Interest Rate，Higher Savings？”http：///，October 16，2011；中国统计年鉴，2011.

[18] 新京报，2010-05-12.

资本积累范文第5篇

关键词：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企业竞争力；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9-0259-02

1 资本积累理论的基本内容

1.1 剩余价值资本化理论

资本积累的实质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即剩余价值资本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到，“我们以前考察了剩余价值怎样从资本产生，现在我们考察资本怎样从剩余价值产生。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作资本积累。”

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有其客观必然性，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首先，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式的绝对规律，它必然驱使资本家去不断地追逐剩余价值，因此推动资本家去不断进行积累。其次，资本主义的竞争也迫使资本家去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能取得胜利，就必须采用新的技术设备，扩大生产规模，这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

总之，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来积累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不断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积累的过程。

1.2 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1.2.1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资本的构成要从双重的意义上来理解。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的。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可以把前一种构成叫作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作资本的技术构成。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达这种关系，可以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作资本的有机构成。

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进，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必然努力使用先进技术和设备，以降低个别商品价值，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同时，先进技术的利用、先进技术设备的采用又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同样的劳动力推动更多的生产资料。这样，总资本中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比例必然下降。所以，资本有机构成的比例的总趋势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提高的。

1.2.2 资本的积聚和集中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个别资本增大为前提，而个别资本总额的增大，又是通过两种基本形式：积聚和集中来实现的。

资本积聚是通过积累使单个资本增大，而资本集中则是把若干个规模相对较小的资本合并重组为规模较大的资本。资本积聚需要以剩余价值的积累为前提，而资本集中不以其为必要条件。另外，资本积聚在增大单个资本的同时，也增大了社会总资本，而资本集中一般不能直接增大社会总资本，但可以改变资本的结构和质量。最后，通过资本积聚来增大单个资本通常较慢。

1.3 决定资本积累量的四个因素

第一，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越高，同量的可变资本带来的剩余价值就越多，积累量也就越大；第二，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首先，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同样的时间下，生产商品数量增多，价值会下降。在积累和消费比例一定时，资本家的积累量和消费量都可以增加。其次，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同量资本可以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最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旧的资本会以生产效率更高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如果个别资本家实现了这种社会进步，他会得到超额剩余价值，整个社会实现了这种社会进步，就会使资产阶级得到相对剩余价值。这都会反过来加速资本积累；第三，所用资本和所费资本的差额。所用的资本与所费的资本的差额的大小，取决于劳动资料使用的年限和数量的多少。劳动资料的质量越好，使用年限越长，每年转移的价值越少，差额就越大；第四，预付资本总量。在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已定的情况下，随着预付资本总量的增大，资本家可以雇佣更多的工人，从而使资本积累的数量随之增加。同时，预付资本量越大，生产规模也越大，因而也就越能增进积累。

2 资本积累理论与提高企业竞争力

2.1 提高资本积累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

提高企业的资本积累，使得企业有能力购买更先进的设备，引进或研发更先进的技术，这样一来，资本有机构成得到提高，同量的可变资本就可以让更多的不变资本发挥作用，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企业在相同的时间内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通过市场交易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些更多量的剩余价值反过来又可以加强资本积累，这样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就可以持续保持优势地位。

2.2 提高资本积累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提高企业的资本积累，可以使企业在相同的时间段内拥有更大的现金流。更大的现金流，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另一方面让企业在决策、投资、应付突况等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另外，现金流虽然不能获得投资收益，但相反来说，就可以避免风险，同时至少还可以获得市场利率，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企业的资产组合。因此，提高企业的资本积累可以让企业获得更大的现金流，从而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2.3 提高资本积累有助于实现企业规模经济

提高资本积累，可以扩大企业的再生产规模，表现为更大量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更大的再生产规模可以采用更专业化、更先进的设备，可以引进先进的大型企业管理运作方式，采用信息化的管理系统，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和资产的组合与使用得以优化。规模经济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使得企业在生产相同数量产品的条件下，单位产品的成本降低了。拥有比其他企业更低的商品成本无疑具有很强的价格上的竞争优势。

3 资本积累理论对提高我国企业竞争力的启示

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虽说是以资本主义为研究解释对象，但如果不考虑资本积累理论中的产业后备军理论和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理论，只考虑资本积累的一般理论的话，资本积累理论对我国企业发展是具有更高的借鉴意义的。因此，资本积累理论对我国企业如何做大做强，如何提高国内和国际的企业竞争力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3.1 扩展融资渠道，提高预付资本规模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预付资本量决定了资本积累量，而资本积累的速度和积累的效果又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力，从而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扩展融资渠道，通过银行借贷、证券发行或是其他创新型的融资方法，提高预付资本规模。更大的预付资本总额可以大大地提高资本积累的速度，在资本分为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比例一定的情况下，更大的预付资本总额带来了更高的积累基金，从而再生产又可以在更大的预付资本规模上进行，以此循环往复，企业的竞争力得到不断的加强。

3.2 加速技术创新和新技术的应用

企业采用更新的技术和相应的设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不仅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同时也是导致资本以更大规模积累的原因。因此，高新而适用的技术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

3.3 适时通过并购提高企业竞争力

资本集中是企业快速扩大资本规模，提高预付资本总量，从而提高资本积累的重要杠杆。在现代社会中，企业的并购是资本集中的主要表现形式。并购可以使企业的资本规模迅速扩大，预付资本的增加可以大大加速资本的积累，资本积累又反过来加速资本积累本身。所以，并购对企业的做大做强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企业通过并购可以获得规模和范围经济；其次，企业可以通过并购获得一定的垄断地位，从而获取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再次，企业可以通过并购获取高新技术，即通过并购拥有相应技术的企业来获得该项技术或专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68-707

[2]陈征等，《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杨文进，政治经济学新教程，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4]何自力等，高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探索[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

资本积累范文第6篇

关键词:资本积累　市场经济　制度缺陷　产权界定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理论得到长足发展,经济学家们一直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规模的扩大都用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也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始于凯恩斯革命,如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玛构建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到后来在此修正基础上构造的索罗一斯旺模型,再到80年代中期产生了以保罗,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由外生增长理论向内生增长转化。虽然当代经济增长理论没有较为统一的模型,但无一例外地都将资本投入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资本积累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体制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转变,计划经济也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与大多数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当代的资本积累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增长,中外对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掩盖了资本积累中的许多问题,造成转轨时期出现了经济与社会矛盾,这同样也值得我们思考。

一、当代中国资本积累存在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由于一些制度改革滞后,使得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界定和保障,资本积累方式也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相较于国有企业,资本积累的程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融资能力上的差异。当代,我国的银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信贷业务,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银行的信贷偏向于国有经济。据统计,非国有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比例仅为16,5%,这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本循环或其他非正规的金融渠道获得暂时的基本积累。

从居民角度看,资本积累来源的限制。使人民增收的途径较为单一。可以发现,美国人民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与劳动收入的基本比例为22:1,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的收入高,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的原因,因为美国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而中国却不是,人民大众的积累来源仅仅依靠微薄的工资,很少有其他的资本性收入。依据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论,当期的低收入造成了人们更原意储蓄以用来满足未来退休消费的需求,中国高额的储蓄率由此产生。而由于银行的存款利率长期低于CPI的增长率,居民自身的资本处于不断贬值的过程。因此,有限的资本积累来源是中国大众收入无法提高的重要原因。

处于经济转轨的中国,不合法的资本积累也存在。部分官员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将权利资本化,使其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必备的要素投入,形成相当于国家垄断的力量,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与运作门槛。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部分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压低承包指标与租赁价格,或通过非法的财务手段低估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流失到寻租者手里。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二、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制度分析

事实表明,我国当前资本积累发生扭曲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制度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造成了我国资本积累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这也是转轨时期国家体制不完善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政府的约束与产权两个方面出发,来探讨当前我国资本积累扭曲的状况。

(一)从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第一步就是要防止政府对经济活动任意干预

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国家政策多变,政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用张五常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政策说好听就是弹性大,说不好听就是朝令夕改”。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十分普遍,如打着“宏观调控”或是“市场调整”的名义,授意相关部门对微观主体进行行政干预。市场规则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微观主体无法很好地预测下一期的经济状况,一部分积累的资本需要防范风险,而无法全部投入生产。同时,国家政策制定没有约束性,可能造成资本积累发生偏离。如我国在较长的阶段主导工业发展,而忽视了农业与服务业方面的积累,造成了现在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二)从市场微观主体的角度看,市场的平等需要国家作为监督者。而不是参与者

当代中国,多种所有制企业有了快速发展,在解决居民就业与社会资本积累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市场经济有较大比例的国有企业介入,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就难有平等权,也难以法制。国企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作为国企的股东,更倾向于为自己的企业“开绿灯”,通过越过法律的束缚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使国企资本积累不受约束。如最近的农行股改,国家对其坏账进行买单;IPO发行的股票多是国企。正在审批的上市公司中,仍是国企居多,民营企业要想获得同样的待遇困难重重。可见带有“国”字的企业就同于拥有了市场特权,在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下,国企不仅可以依靠自身来获得资本积累,同时还可以依靠特权获得额外的资本积累,政府背景使他们成为市场的强势者。而较为弱小的民企,无论融资能力还是企业规模都无法与国企相抗衡。等级效应促使许多民企必须通过寻租贿赂的方式获取市场的保护,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资本积累不断变异,最后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三)制度缺陷造成产权不明晰,限制了资本应有的价值

例如农地制度,目前,我国虽然法律上确定了三权,即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但是农地转非农地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限制了土地作为农民资产性收益的来源,资本积累方式受到限制。

产权的界定是为了稀缺资源的排他安排,是市场经济定价的前提条件。由下表可知,我国的矿产资源特别稀缺,而在中国,各级政府所掌握的一些重要的资源配置权利,扭曲了资源投入生产时的价值,无法体现资源的稀缺性,造成资源以低于市场很多的价格出售,降低了矿产资源在资本积累中的真实价值。大量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破坏使得原本资源稀缺的中国雪上加霜,资本的积累陷入了恶性循环。

三、小结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遗留了许多问题,特别是体制缺陷,改革任重而道远。现阶段法制不到位,产权不明晰与我国千年来传统的封建意识和长期计划经济实践造成的路径依赖有着直接关系。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资本快速的积累,但是我们也要警惕不良的资本积累方式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危害。因此,转变资本积累方式,实现资本价格由市场决定,才是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卢现祥,新　制度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2

[3],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

[4]/effrey Sachs;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转轨[M],经济学,2003

[5]陈志武,对“中国奇迹”与改革路径的再思考[M],经济观察报,2008

[6]巫文强,中国社会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变革的历史回顾及制度建设[J],改革与战略,2008(9)

资本积累范文第7篇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具有影响世界范围的“绿色运动”中。在此背景下，詹姆斯·奥康纳在1997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开始重申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提出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并存的双重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并进一步构想了生态社会主义理论。

一、资本主义积累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科学技术，他们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积累导致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而这个主要原因是资本积累。阿格尔和莱斯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繁荣时期，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已经被生态危机理论所取代。到70年代之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滞涨”时期，奥康纳在经历这个年代后，开始恢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将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结合起来，并从资本积累的角度分析了资本积累与经济和生态危机之间的本质关系，揭示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内在矛盾。

奥康纳强调，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理论的系统分析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上，进而找出资本主义积累与经济和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即被物的外壳所掩盖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以两种形式存在：生产资料形式和劳动力形式。根据这两部分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资本积累是是建立在剥削劳动和生产剩余价值的基础上，而单个的资本必须经过购买、生产和销售三个阶段才能够实现资本的增值和积累。可变资本是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的价值，而且还生产出超过劳动力价值的剩余价值，其价值发生了量的变化；不变资本是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这部分资本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只改变其物质形态，而不发生量的变化；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认为：“积累，即由圆形运动变为螺旋形运动的再生产所引起的资本的逐渐增大，同仅仅要求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的集中比较起来，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①。

总之，资本的本性是增殖，并且只要在不断运动中才能实现增殖，因而运动是资本的生命。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积累的理论模式中，将资本主义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第二部类为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相应地将社会总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这时的社会总产品必须全部销售出去才能够实现资本的增殖和积累。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能够顺利地进行，必须使社会总产品中两大部类的产品都通过两大部类之间的相互交换而得到实现，因而两大部类相互交换的产品之间应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奥康纳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用于两个部类的生产的资本货物的质量越好，工人的单位劳动成本就将越低，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所生产出的剩余价值和利润就越大。奥康用假设的方法来说明这一原理，他假设某种经济体系只生产消费品，那么，其生产率获得发展的空间就会很小，或者说根本没有。假定资本货物的质量是一个固定量，资本货物的生产与消费品的生产之间的比率越大，整个经济生产体系的能力就越大；运用马克思所说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因素，如能源、土地、原料、水等自然资源越便宜，资本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和利润就会越大。奥康纳以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资本在购买、生产、销售中，阐述了资本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具体生产过程中个体资本的增值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奥康纳认为，第一部类中的原料、机械、能源和生产技术等市场需求是由两大部类中的个体资本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的需求所决定的，而第二部类的市场是由消费需求所决定的。奥康纳认为在生产资料市场上，第一部类中的个体资本是供给方，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中的其他资本是购买方；在消费市场中，第二部类中的单个资本是供给方，而工人和其他消费者则是购买方。可见，要增加资本对第一部类中原料、能源、机械、市场技术等市场的需求，单个资本的剩余价值和利润将受到威胁。主流的经济学家因此经常把第二部类的资本对第一部类中产品的需求是作为第二性的，认为这种需求是消费者消费能力和需求增长的结果。而奥康纳将马克思的资本经济危机进行资本积累的思想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第二部类的资本对第一部类的产品的需求对资本来说是第一性的。

二、资本主义积累与生态危机

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因为，在再生产过程中，工人生产的商品的全部价值包括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其中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都用于维持简单再生产，能够作为追加资本来扩大生产规模的是剩余价值。而资本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奥康纳分析了资本在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刺激之下对第一部类的需求导致的资源和能源的衰竭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奥康纳认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积累是通过相对剩余价值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马克思的绝对剩余价值来实现的，也就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再生产来实现的，在个体资本保持一定数量的雇佣劳动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加工更多的原材料，使原材料的支出在不变资本中占的比例增多。为了资本的更多积累和利润率的提高，个体资本将会剩余价值和利润中的更多部分用于购买生产原材料、通过技术的革新，以降低不变资本的支出，这样便增加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力度。奥康纳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润既是经济活动的手段，又是其目的。”②认为资本主义的自我扩张在经济的维度上没有严格的限制性；由于资本低估自然界的存在价值，它只有通过经济危机的形式来触及到生态维度上的局限性。奥康纳总结道，资本主义积累依赖于第一部类投资规模的扩大，这必然带来资源的耗费和能源的耗竭，将对环境造成负面作用，他认为第一部类是资本积累的源泉，也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源泉。

奥康纳通过资本积累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开发解释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资源和能源的剥削在不平衡发展的二元关系中的对立结构，揭示了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原因。为了获取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和提高本国的经济水平，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出售廉价的生产资料和能源等自然资源；而廉价的生产资料、能源降低了资本积累的成本，这样可以加快资本积累，但资本积累的加快反过来又加快了对自然资源的开采速度，一环扣一环，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生态环境灾难。

三、资本主义积累与经济、生态危机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对资本的实现的增长速度，这就会妨碍资本的积累或者把经济推向衰退或萧条。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同时又是危机—依赖性的；这种体制需要一种周期性的危机的存在。其原因在于，经济危机是一种强有力的、必不可少的惩戒性机制。在繁荣时期，个体资本可以降低成本、提供更好的服务、生产更好的产品等方式来超越竞争对手；在危机和困难时期，降低成本、增加灵活性、解雇在职员工、以相同或更低的价格生产新型的和质量跟高的产品，对个体资本、工业或整个经济体系来说，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从总体上说，经济危机是与过度竞争、效率迷恋以及成本削减（譬如，剥削率的增强）联系在一起的，由此，也是于对工人的经济上和生理上的压榨的增强、成本外化力度的加大以及由此而来的环境恶化程度的加剧联系在一起的。”③而生态危机反过来又会由于增加资本的成本和环境问题进一步加重经济危机，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危机会导致生态问题，而生态问题（包括环境及社会运动对这种问题所做出的反应）反过来又会导致经济问题。这是一种——在生产、市场关系、社会运动以及政治的维度上——存在于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趋势和倾向性之间的相互决定的关系。资本在损害或破坏其自身的生产条件的时候，便会走向自我否定。在这一意义上，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是由自身所导致的，并且，环境的和社会经济的革新运动是这同一总体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④

总之，在生态危机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比自由主义以及其他类型的主流的经济思想更有发言机会，马克思主义者拥有一种能够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做出阐释的经济危机理论，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危机论都能使我们勇敢地面对存在于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也是一个经济危机的过程，同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必然导致生态危机。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4页。

资本积累范文第8篇

关键词：石油企业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积累

0 引言

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是否能够真正懂得并进行有效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已经成为影响石油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石油企业逐渐意识到了人力资本积累对于整个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进行认真的探讨。

1 我国石油企业人力资本积累中存在的问题

1.1 人力资源丰富与人力资本短缺并存。在我国石油企业中，呈现出“总量富余，质量低劣”的现象和人才总量不足，人才素质偏低，人才活力不够，人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虽经这些年的减员增效，人力资源总量还是明显偏大，人力资本十分短缺。

1.2 人才流失与人才老化并存。①人才流失严重。由于教育的内在品质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改善，特别是由于落后用人机制的消极影响，使得石油企业优秀人才至今仍在源源不断地外流。人才的流失，严重削弱了企业的生存和竞争能力。②人才老化日渐突出，尤其知识结构老化严重。按国际通行的知识老化率30%的速度推算，我国石油企业现有人才中至少半数因知识老化、陈旧而不能再称其为人才甚至己变为不合格人才了，人才断层己经出现。这种状况显然将影响到未来的经济效益与经济发展。

1.3 人才价格与价值背离。①收入与价值背离。在石油企业中，人才收入和他们付出的劳动与承担的责任、风险及做出的贡献和企业得到效益相比，明显偏低，与人才的人力资本价值背离。②分配形式单一。以短期的、现时收入为主。而股权激励等长期分配激励方式采用较少。使经营者短期行为严重，职位消费、特权消费倾向明显，非货币化物质追逐动机强烈，配备专车、专职秘书，公费通讯、公差出国、公款消费等等。

1.4 人才“用”与“育”失衡。在许多石油企业中，经营者只停留在使用与控制员工这一层面上，忽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即员工的培训，简单地把职工培训看成是一种消耗，只重视员工的职前学历或文凭，不重视员工的继续教育或终身学习。在人力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上，忙于资本的原始积累，顾不上人力资源的储备与开发，急于“用才”，不善于“育才”，结果不仅人才难求，而且人才难留，最终无才可用，人才的“育”与“用”严重失衡。

2 我国石油企业人力资本积累问题的原因分析

2.1 传统国有企业制度弊端的“惯性”。①动力结构扭曲。我国石油企业被赋予相应的行政级别，享受相应的行政待遇，这样，企业对行政级别的追求远远超过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为此，石油企业很少考虑人力资本的投资，考虑人力资源的开发，而是尽量争取物力资本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搞“小而全”，“大而全”，为提高自身行政级别打下物质基础，这就导致了石油企业对物质资本投入的偏爱和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歧视。②责任外化与软化。在传统企业制度中，石油企业不存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企业不承担经济风险，没有亏损破产和失业的忧虑。企业员工也没有任何危机感，这就使员工缺乏改善知识结构、提升素质结构、不断进取、奋发向上的积极性，工作质量不高，技能水平低下。此外，企业内部实行平均主义的工资分配方式，基本抹杀了企业内部员工在劳动能力和贡献大小上的差别，这就使企业员工失去了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2 忽视或无视企业人力资本。①认识不足。目前，资本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传统的货币形态，一种是新兴的人力资本形态。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整个企业的生产制度都发生很大变化。石油企业对这种产权制度的变化反应太慢。②管理理念传统。长期以来，石油企业对员工的管理习惯上称为劳动人事管理，反映出企业以劳动者人事关系为核心的管理理念。目前迫切需要转变，更新管理模式，尽快实现人力资源现代化管理的成功转型。

2.3 缺乏人才甄别选拔机制。①缺乏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因传统的人事管理模式和旧体制的影响，一些石油企业在人才选拔和使用上，仍然用一种僵化、封闭、静止的观点，尽管这几年这些方面有所突破，但力度上与国外一些优强石油企业相比显得差距很大，尚未真正形成能上能下、能升能降、能出能进的竞争机制。②缺乏有效的人才流动机制。石油企业对企业自身的人力资源状况熟视无睹，对企业的人才需求缺乏客观的分析和合理的预测。高素质、高层次、高精尖人才留不住，低素质、低层次、低能力员工不愿流出，成了“棒打不飞的鸟”。

2.4 培训机制不健全。培训机构重复设置，多头、交叉管理，培训基地建设重点不突出，培训资源浪费等现象非常严重，缺乏系统的策划。培训内容大众化，针对性不强，培训教材陈旧落后，教学方法单一，没有形成与市场配套而成熟的培训教育机制，在培养员工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明显虚弱，导致培训能力空间不大和人力资本的短缺。

3 加强石油企业人力资本积累的措施

3.1 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与管理

3.1.1 把石油企业改造成学习型组织。①石油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应以明晰、确定的产权制度为前提。②既要从内部经验学习，也要从外部资源汲取营养，二者是推动企业成长的两个轮子。③学会记录和传播学习的成果，这样企业全体员工才能共享知识，从知识中受益，从学习中不断加速个人人力资本和企业人力资本积累。④创建企业学习的基础结构，将学习制度化，对提升企业的学习能力和学习绩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此外，企业是否建立起一套激励学习的合理制度，这对于石油企业搞好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关键意义。

3.1.2 把人改造成终身学习的人。不断强化人力资源教育培训，把培养和造就“学习人”放在重中之中的地位，才能提高人力资本能级，调整人力资本结构，增加人力资本存量。

3.1.3 充分发挥培训的效能。要做到建立有效的培训系统，丰富企业的培训方式，让培训成为奖励。对于石油企业而言，招聘人才固然重要，但培训才是企业长足发展的根本。

3.2 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 激励理论导致的管理制度创新模式层出不穷，但比较有影响的模式主要有目标管理、参与管理、团队管理、股权激励、薪酬激励和文化激励等。

3.3 建立科学有效的人才成长机制

3.3.1 科学合理的吸纳机制。首先，要形成求才若渴的气候。其次，要制订人才引进预案。再次，要采取多种方法网罗人才。

3.3.2 优胜劣汰的选用机制。对各级各类人才选拔和任用合理与否，不仅关系他们自身的成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且直接影响到石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3.3.3 能进能出的流动机制。石油企业必须建立有序的流动机制，要单纯设法阻止有用人才流失，是不切实际的。关键是石油企业要进行制度创新，及早建立一种机制，构筑“归巢”，吸引流失人才回流。用事业留人，用待遇留人，用感情留人，用制度留人，用环境留人。

3.3.4 科学化的考评机制。石油企业对各级人才必须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考核评价，根据不同的专业、岗位、职位特点和人才的层次与类别，按照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原则，建立人才考评制度，明确考评的目的、内容、方法、程序、标准和要求。

3.4 重视员工的职业生涯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随着跨国公司之间人才竞争战的愈演愈烈，人力结构的变化、人才的流动和转移是难以避免的。为适应这种变化、流动和转移，石油企业除了想方设法稳定所需人才，最大限度降低有用人才外流数量之外，还要在内部人力资本管理中推行职业生涯管理制度，即通过投资、培训等方式对员工的职业生涯进行再设计，帮助员工实现转岗、换岗，使员工在流动中调整自我，最大限度的地释放内在的潜能。

3.5 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 通过企业文化的建设，能够使企业人力资本承载者树立积极的价值取向，提升其创新动机的层次性，进而推动其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石油企业一定要在企业文化建设上作出努力，使得留人不成为一句空话，真正切实有效的增加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

参考文献：

[1]莫志宏.人力资本的经济学分析.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2]李玲.人力资本运动与中国经济增长.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3.

资本积累范文第9篇

关键词：邓小平；思想大众化；资本积累；农业集体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F06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3－0082－05

建国后，中国农业领域实施了统购统销制度，农业集体化走过了由合作社到加速发展的历程。对于农业领域内发生的这些变化，如果我们从工业化视野进行透视就不难发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决定了统购统销是中国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寻找一个保证工业化资本积累的组织制度供给，是建国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主题，也是其不断加速前进的巨大驱动力。由合作社到，工业化资本积累最终获得了有力的制度供给而顺利得以实施。基于此，本文从工业化资本积累制度供给的新维度来进行分析，以期推动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统购统销制度：工业化资本积累方式的制度供给

实现包括工业化在内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早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就以自己的高瞻远瞩描绘出未来美好蓝图。基于近代中国生产落后、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特别是没有新式工业而招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事实，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中国民族独立要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中国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不仅如此，还把实现工业化、发展生产力提高到赢得人民群众拥护的高度来认识其重要性。他强调，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

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开始将自己追求工业化的目标付诸实施。对于新中国而言，前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依靠优先发展重工业而迅速崛起的巨大成就、建国之初面临帝国主义扼杀新生政权而要求尽快完成工业化的强烈夙愿、重工业在工业化中的基础性地位，这些都促使我党很快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的工业化之路。我党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工业化的中心是发展重工业。”不仅如此，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还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和地位，“它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这样，新中国工业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发展模式。

然而，对于这种模式而言，其实施的最大制约因素莫过于资金来源问题。一方面，重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它建设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需要大量资金。1954年6月30日陈云在向中共中央作《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时就曾经指出：“投资于重工业的基本建设吸收了大量的资金，但不能很快生产出东西，将来生产出来的，大部分也不是消费品”。“一五”计划期间预备累计投入折合黄金7亿两。规模宏大的工业建设计划，进一步加剧了资金的短缺。另一方面，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来配置资源，重工业显然无法优先得到自己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很容易落空。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之路中的资金来源问题是个巨大难题。

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工业化的资金和资源筹集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早期的西欧式的工业化道路，即通过对外掠夺殖民地来筹集工业化发展所需资金，如英国、法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另一条是外部资金注入，如二战后的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然而，对于新中国而言，这两条道路是行不通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同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本质区别，她不可能像早期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来完成资本积累。二战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了获得外部资金的步履维艰。冷战时期，美国操纵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经历二战浩劫的社会主义阵营忙于重建家园，给中国提供援助的也极为有限，这种援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又随着中苏关系交恶而中断。中国的工业化资本积累无法靠外部解决，只能立足于国内的自我积累。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而且结构极不合理。1949年中国使用机器的工业产值约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17％，而且多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修理厂(轮船、铁路等)和为帝国主义国家提供原料和半成品的矿山和工厂，残缺不全。这种状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改变。建国后虽然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三年不懈努力医治了战争创伤，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但即使在1952年使用机器的现代工业的产值也仅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28％。这就说明仅靠有限的工业产业自我发展的内部积累是远远不够的，是无法完成工业积累的重任的，工业化资金积累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因此，尽管小农经济生产所能够提供的农业剩余非常有限，但如前所述，把农业剩余转换成工业化初始资本，由农民、农村和农业承载起国家工业化的经济重负，却是我们面对国内外形势不得不做出的艰难选择。对此，中国共产党当时就有清醒认识。曾明确表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1953年12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在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也指出，工业化要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但重工业所需资金多，赢利既少且迟，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民消费需要，所以在工业化时期不能不节衣缩食，艰苦奋斗。《提纲》强调，必须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认识工业化是全国人民的最高的利益，全国人民的一切局部的暂时的利益都应当服从这个最高的利益。时隔几十年后，也指出：“建国初期实行依靠农业积累发展工业的战略是必要的”。事实上，放眼世界，在全球现代化的历程中，就后现代类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农民、农村和农业承载起国家工业化的经济重负，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亦是如此。

基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后现代类型的中国而言，资本积累不仅要通过自己国家内部解决，而且还要借助于农业来完成。这就产生了资源转移制度供给的需求，也就提出了国家统一控制农业经济的客观要求。于是，统购统销应运而生。统购统销除了低价收购农产品能直接无偿获取一定的农业剩余量以外，同时还维系了工业原料的低成本和工业劳动力的低工资，促生了工业产品的超额利润，最后以大工业利税的形式上缴，完成了资金从农业领域向工业领域的转移。统购统销的实施形成了工农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农业剩余由此得以向工业资本转换，从而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资金支撑。从工业化的维度考察，统购统销是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

的制度供给选择和保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积累机制。

二、集体化从合作社到的加速演进：寻找统购统销实施的组织制度供给

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农业领域内的集体化走过了一个加速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首先表现为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快速转变。1955年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曾讲过，如果不能用三个五年计划来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工业化就会遇到极大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就是说，即使到1955年，仍希望用三个五年计划来实现合作化。考虑到他是在批判合作化中的所谓“右”倾保守的语境下讲这番话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是按照倾向于加快步伐的本人的设计，最快也需要1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集体化。然而事实是，就在这个讲话的1年后，也就是在1956年，全国就已经完成了合作化。这样，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一共用了短短3年的时间。集体化的加快，还表现在公有制程度迅速提高，农村劳动资料与劳动力的加快分离。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农民虽然失去了对土地的直接占有和自主经营的权利，但依然保留了对土地的所有权。高级农业合作社时期，农民私有的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这就意味着初级社时期农民凭借生产资料入股，按股分红取得报酬已无可能，代之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与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相关的经济权益，如所有权、经营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对农民来说，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伴随着合作化的完成，短短3年之内，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转成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个体农民成为集体农民。由此看来，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之快都确实难以想象。

然而如果我们从工业化资本积累的角度，从合作社与国家从农业抽取剩余的关系去理解，答案就很清晰了。不断加速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建立的合作社，极大地便利了国家从农业抽取剩余，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制度设计，而这正是合作化加快的驱动力。换而言之，不断寻找保障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一种组织制度供给，推动着合作化的快速发展。

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一个可供挑选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选出来的，它在生产和交易费用方面，应该比这个制度安排集合中的其他制度安排更有效。以此理论审视统购统销制度，我们不难发现，统购统销制度供给在实施过程中交易费用还是很高的：它在实际上牺牲了农民利益，必然导致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紧张，影响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农业剩余被抽走后，农业生产再生产正常进行也难以维持。国家同上亿计的分散农户打交道，收购成本也是很大的。统购统销制度具有较大的政治风险，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对此陈云曾说过，面对着数量众多的个体农户，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是及其困难的。“主要的是对这样众多的农户，要估实产量，分清余缺及其数量，很不容易。”显然，从客观上看，要想有效地组织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从而为工业化提供后备资源和资金积累，还需要建立一种政府能够有效控制的、成本更低、风险更小、效能更高的制度供给，“以便既能囤积过剩的农业劳动力资源，将农民稳定在土地之上，又能使之根据国家计划及时安排农业(首先是粮食)生产活动，以保证农产品供给与国家需求相符合”。

从主观上讲，通过合作化增加农业产量，既能缓解工农矛盾，又能积累工业化资金，这是党内的共识。1955年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详细论证了农业合作化对于工业化的重要性：首先，如果不能用三个五年计划来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就不能解决日益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与农业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极大困难，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而这样的问题，前苏联就曾经遇到过。“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其次，重工业为农业生产的产品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再次，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有相当大的部分需要依靠农业方面来积累。此外，轻工业的大规模发展也“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负责筹划统购统销的陈云，更是讲明了合作化与统购统销的关系。他指出，应该积极而稳步地发展农业合作社，把1.1亿农户组织起来加人合作社，到那个时候，粮食产量就会大大增加起来，“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统购统销的工作，也要容易得多，合理得多。”这样，撇开政治因素影响，就经济动因而论，农业合作社就成为国家掌控农业生产的组织制度供给。

首先，合作化可以使统购统销的成本大大降低。合作化完成以后，依托74万个合作社，比同1.1亿户农户打交道要容易得多。其次，可以缓解国家与个体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合作社事实上成为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介，承受了来自国家和个体农民两个方面的压力，成为两者之间利益矛盾的缓冲器，减缓了国家与个体农民之间关系的紧张。最后，无论是初级合作社，还是高级合作社，都是由合作社集体经营。所有入社农民统一集体劳动，按照统一的计划分工劳作。这些都有利于动员和组织农民投身到农业生产中，维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急于在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业国度里用短短的3年实现对农业经济的全方位控制，有效地改变了现代化启动以来国家对农业经济控制乏力的传统格局。

从高级社到，是中国农业集体化加速发展的又一阶段。在合作化的具体实践中，一些地方合作化的道路一再受挫，农民积极性不高，甚至遭到农民抵制。有的地方还出现退社，出现所谓的“生产力暴动”。这表明，国家还仍然未能完全彻底地直接控制农业生产。1958年运动又骤然兴起，席卷全国，高级社仅仅存在两年之后就被所取代。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国家尚未完全彻底地控制农业生产，合作社并非最理想的保证积累方式实施的组织制度供给。尽管合作化之后，行政机构与个体农民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基层政权与合作社之间的矛盾。但合作社毕竟还是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有自己的经济利益，还有相对较大的独立性。在基层政权与合作社分离的情况下，行政机构运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就会与合作社发生矛盾和冲突，就会影响统购统销的实施。解决两者之间矛盾的办法就是乡政权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于是，就应运而生了。

的基本特征就是政社合一，领导权力高度集中统一。是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组织机构(体系)。从功能来看，它集农业合作社和乡政府的职能于一身，兼有行政管理、社会管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组织农村生产的功能。从权力体系看，时期，党领导各层面的组织，从而对农村公共资源具有绝对支配权。不但如此，其权力高度集中统一，表现在权力由行政向党组织集中，党组织整体向党组织负责人集中，架构起一个金字塔型的政治

系统，借助这一系统，行政权力通达农村社会最底端，彻底加强了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和整合，从而可以彻底有效地实施自己的目标。

政社合一的组织特点，使之比原来合作社更有利于工业化资本积累的实施。政社合一以后，实质上成为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经济利益被严重弱化。它听命于行政机构的各项指示来进行调整和组织农业生产，特别是以指令性计划向下达生产计划，由生产大(小)队来具体统一实施。时期，通过生产资源的合作化和农民的组织化，农民天赋享有的“劳动”权利变成必须履行的义务，进入国家管理的视野。农民劳动行为成为国家化的，劳动行使、组织管理等权利都属于国家，劳动权利蜕变成社会义务，并与国家统一起来。于是，便有了农民的集体劳动。它以生产集体为基本的行为单位，以集体范围内的土地资源为劳动对象，以集体成员――农民为执行者，组织进行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劳动，并伴以一整套的生产劳动管理规范。这样，行政机构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就十分容易。曾经表示：社并大了，头少了，好管，好纳入计划，好领导；工农商学兵结合，便于领导。保证了农业抽走剩余后农民在缺乏价格刺激的情况下仍能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继续创造出农业剩余。此外，通过户籍制度，禁止农民自由迁徙，特别是流向城市，进城农民被称为盲流而变成受歧视和打击的对象；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严格限制农民从事副业，使农民被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将农民严格地规范在各自所属单位之内，农村居民行为活动高度一体化，这些都确保有充足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生产。

成立以后，其具有的强大效能立即显现出来。整个期间，统购统销以“剪刀差”形式实现的积累在农业提供的积累额中所占比重最高年份竞达85.5％，最低年份也为61.1％，平均为77％。这显然得益于一种组织严密保障有力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就是。在这里，我们依稀看到历史发展的某种相似之处：前苏联在1927－1928年，国家实行非常措施收购粮食，一年的商品粮也只有5亿普特左右。实现集体化以后，实行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1933年国家得到11.3亿普特商品粮。“全国的粮食总产量没有增加，而商品粮却成倍增加，国家通过按计划下达给集体农庄的粮食征购任务而得到计划所需要的商品粮。”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与前苏联的集体农庄在功能作用和历史地位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正是借助于组织，我们才能更加顺利地运用统购统销这种行政手段从农业抽取剩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对农业生产的控制和对农产品的垄断，积累农业剩余的组织保障就是的制度安排。也可以这样说：“公社体制的作用之一是保证国家权力渗透到村庄，旨在强化村庄成为一个行政单位，以稳定国家税源，完成城市工业的原始积累。”为工业化资本积累提供了最理想和最有效的组织制度供给。

综上所述，寻找工业化资本积累的组织制度供给是推动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主题和动力。由合作社发展到，工业化资本积累最终获得有力组织制度供给而得以顺利实施。然而，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在本质上是牺牲农业为代价来换取工业化的，因此在当时看，尽管是必须的，从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看，也是后现代化国家工业化启动阶段的普遍做法，但它毕竟不能带来工农发展的良性互动，也就不可能长期实施下去。所以一旦工业具备自我积累和发展的能力时，就必须停止这种工占农利的做法，甚至还要反哺农业，以实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而此时工业化资本的积累方式以及其组织形式退出历史舞台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这已经为20世纪80年代退出历史舞台、统购统销制度的终止、2003年以后国家取消农业税和对农业生产实施补贴等重大历史实践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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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积累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资本积累；劳动力；生产资料

中图分类号：F112.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0-00000-01

一、理论分析

（一） 生产的本质

物质资料是维持社会正常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物质资料生产的过程是劳动力作用于生产资料的过程。离开劳动力，生产资料不可能直接转换为物质资料；同样，劳动力发挥作用，除了必须具备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或文化科学知识外，还必须具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否则，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也是不能进行的。

（二） 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

货币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货币作为资本的货币，其流通公式为：货币――商品―更多的货币，即G――W――G’， 资本流通的目的是为了经过流通取回更多的货币。这个增值了的部分，即剩余价值，货币只有作为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时，才成为资本。资本就是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三） 劳动力

在价值规律的要求中，商品交换的过程中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所以在资本理论中，有一个矛盾是十分明显的，资本流通过程中，资本不仅保存了其自身价值，而且带来了剩余价值，这与价值规律相违背。在这一过程中，因为在流通领域中，等价交换是前提，那么剩余价值就不能从作为资本的货币产生，也不能从商品出卖的阶段产生，所以这个矛盾诞生的原因应当在于第一阶段所购买的的商品上。该商品与传统意义上的商品不同，必然有着特殊的属性，它特殊的使用价值在于可以成为价值源泉，换而言之，它可以创造出比本身更大的价值，该特殊商品即为劳动力。

劳动力作为商品，依然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大属性。

其价值包括三部分，一是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以满足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基本生活需要。二是维持劳动者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以保证劳动力可持续供应。三是劳动者教育和训练的费用。

其使用价值就是劳动本身，劳动创造价值，并且创造出超过其本身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基于这个特性，投资者才到市场上寻找这个商品。

（四） 资本积累理论

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由于每一次生产过程都会生产出一定的物质资料，同时也要消耗掉一定的物质资料，所以只有从生产出来的物质资料中拿出一部分再转化为新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料，原料和辅助资料等，生产才能连续不断得进行。

伴随着物质资料再生产的是资本价值的再生产。在物质资料再生产的过程中，工人生产物质资料，获得工资，以劳动力理论来衡量，其所获得的工资正是其在前一时期劳动创造的产品价值的一部分，换而言之，资本家只是用工人创造的价值来购买其劳动力。而工人创造超出其工资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就被资本家所取得，成为其个人资产。在不断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资本就完成了积累。

二、历史实证分析

从以上的理论综合来看，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因为生产的过程需要劳动力作用于生产资料，所以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基于生产资料分配不均的情况，每个劳动力不能都有各自的生产资料来从事个人生产，为了个人的生存工人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劳动力就成为了商品。相比于劳动力，生产资料显得更为短缺，所以生产资料拥有者在生产过程中比劳动力拥有者更具有优势地位。鉴于劳动力的特殊使用价值，即创造剩余价值，生产资料拥有者在支付劳动力的成本即工资之后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就成为了其个人资产，他可以将个人资产再投入在扩大生产之上，即将剩余价值继续当做资本运作，就完成了资本积累。

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通过剥削劳动力获得剩余价值，资产阶级财富越来越多，可以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进一步加剧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脱节，这无疑使得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造成社会不公平和不稳定。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历次革命或者动乱的起源大多来自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严重脱节，在小农社会中，每个劳动力拥有自己的土地可以从事生产工作，而随着历史发展，一部分阶层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大量占有，形成了地主阶级，使得劳动力失去生产资料，不得不出卖劳动力。而当这种差距过于悬殊的时候，就爆发了革命。纵观中国历史多次革命的口号，从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黄巢的“天补均平”，李自成的“均田免粮”，直至近代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再到新中国成立时的“打土豪，分土地”，其实都反映了对生产资料严重分配不均之后对重新分配的迫切需求。

三、社会主义资本积累

所以，在以上理论综合分析和历史实证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大多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源自于生产资料或者财富的分配不均，或者说，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严重脱节。因此，为了保证生产资料可以和劳动力相结合，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为广大劳动群众所有。他们即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社会主义企业的劳动者，生a资料与劳动者不再互相分离，而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直接结合。劳动者既为社会的公共利益劳动，又为自己的个人利益劳动，劳动得越多，他们得到的也就越多，生活就越富足。

而在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剩余价值同样被创造，但与被资本家个人占有不同地方在于，这部分剩余价值被国家所获得，用于满足劳动大众的普遍需求。

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必须加以注意和监督的是被获取的剩余价值流向，否则，如果劳动大众的剩余价值被个人非法侵占，那本质上而言，剩余价值无非是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转换到了一个新的阶级手上，所以，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监督管理体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姚慧琴，楚楚，任志伟.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J].金融经济 ，2016，08：11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