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历史文化古村镇；空间结构；形成原因；相关性

一、历史古村古镇地理空间结构形态分布简析

作为镶嵌在中国大地各个角落的古村古镇，有着相同的共性，都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居形式多种多样，但又受历史发展、地理环境、民俗文化等诸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它们都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从地理空间分布来看，中国古村古镇可分成北方、南方和西部三大区域系统。北方多为平原地区，古村古镇多分布在东北平原区、长城区、黄土高原区、华北平原区4个区域；南方系统分为长江中下游区、江南丘陵区、东南沿海区、西南区4个区域；西部系统分为北方牧业区、西北区、青藏区3个区域。由此可见我国历史文化古村古镇总体上呈聚落型区域分布。

历史文化古村在全国有两个高密度区，一个是在晋中地区，另一个则是在皖南地区，这两个古村聚集区素有“北晋中，南皖南”的说法，这两地的人大多以经商致富，他们回乡后便投资家乡，兴建宅地，以此来光宗耀祖。这两个古村聚集区的形成是与当时经济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晋中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拥有23个历史文化古村之多，民间故有“皇家看故宫，民居看山西”的说法。而皖南名村则包括安徽中南部、浙江大部、江西北部三大区域，这里有安徽宏村、西递等典型徽派建筑聚集名村。其古村聚落的形成是历史上晋商和徽商对家乡大量投资与文化沉淀的结果，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古村的历史文化。

不同于历史名村的商人投资建设家乡的形成机制，历史文化古镇往往与古代交通格局和商品集散动力相联系。历史文化古镇在全国也集中为两大区域，一个是以江浙沪交界带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该区域是历史文化古镇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江南古镇大都分布在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拥有浙江乌镇、南浔、同里、西塘、上海朱家角等为代表的江南水乡古镇。江南古镇经过长期的经济、文化发展，形成了一种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类聚居地和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地。江南古镇是“小桥、流水，人家”的典型艺术载体，是江南鱼米水乡文化和丝绸文化的结晶，长期以来，它们形成了其它古镇所无法比拟的独特文化。

四川盆地则是另一个古镇聚集地。四川盆地古镇以四川东南部平原及丘陵地区为核心，是巴渝文化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集中体现。巴渝地区丘陵众多、水系发达，成为联系内陆地区与西南地区的水上运输要道，在交通节点区位逐步形成交通枢纽古镇。四川盆地素有“天府之国”以及“南方丝绸之路”之称，长期以来济较为发达。其建筑大多依山而建，故吊脚楼成为其独特的传统民居形式。拥有上里、罗泉、摩西、龙华、铁佛、西坝等名镇。这些古镇的形成体现了山水兼容的巴渝历史文化以及特殊地形所形成的建筑风格和民俗风情。

二、古村古镇空间分布的相关性探讨

古村古镇是我国历史文化长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的典型载体。中国历史文化古村古镇的评选对当地旅游业的宣传和经济的发展起到带动作用。在古村古镇中，大部分地区的旅游业都较发达，如江苏的周庄、同里、木渎，浙江的乌镇，安徽的宏村、西递等，旅游业已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产业。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今天，重点推广我国各地的古村古镇参与部级名镇名村的评选，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但在今后的评选过程中应适当考虑旅游发展及环境保护问题情况，在以带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同时，更要注重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现代经济与旅游发展对古村古镇的分布并无正相关关系，恰恰相反，现代经济和旅游开发可能给古村镇带来相对的改变，行为不慎就会带来一定的破坏性。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我们需要的是切切实实把文化特色融入到旅游中去，既要让人们饱览异域他乡的名胜文化，又要满足人们对异域他乡的历史风情、人文习俗的欣赏和了解，而非只是对古村古镇轻描淡写的观赏。古村古镇拥有浓郁的民俗风情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必须正确认识人文旅游资源的价值。为了古村古镇所在地区的文化传承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谨慎地保护遗产景观，合理地利用古村古镇文化，确立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共同开发的战略，确保旅游业稳步发展和古村古镇环境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保继刚，甘萌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旅游目的地地位变化及因素分析[J]. 地理科学，2004，24（3）：365 - 370.

[2] 吴必虎，肖金玉.中国历史文化村镇空间结构与相关性研究[J].2012，7.

[3]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著. GB，50357-2005.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S].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4] 张强. 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研究――以岳阳县张谷英村为例[D]. 西安 长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一、研究综述

（一）对于“历史文化老街”概念的界定

自2008年启动“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以来，已有全国各地共计40条街道入围。“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的评选时为了更好的保护历史文化街区，那么到底何为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文化街区，是特殊类型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中规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街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并报国务院备案。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做出的定义为：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在学术上，一般称其为“历史地段”。 而我们这里所指的“历史文化老街”就是历史文化街区中的核心内容。

（二）历史文化老街保护价值及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中传统历史街区的外在物质形态与现代文明、发展形式的矛盾日益凸显。历史文化老街组成了一个城市的历史环境，其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历史联系，保留着城市的历史特色，见证了城市的变迁，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实物例证。当今的中国正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城市的变换更是日新月异，很多的城市都在进行旧城改造，很多的旧城街区被拆除改建为高楼大厦，保留下来的历史文化老街很少，并且在现实的保护工作中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使历史文化老街的保护面临着严峻的问题。因此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研究就必须受到重视了。历史文化老街的保护研究的价值及现实意义重点体现在：

1.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研究有助于了解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变迁。因为历史文化老街的存在本身就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实物例证，对其的研究当然可以了解城市的历史，观察城市的变迁。

2.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研究有助于寻求历史文化老街的合理保护模式。对不同历史文化老街保护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寻找各自优缺点，找到更好的老街保护模式，解决一些历史文化老街保护中遇到的问题，为老街保护提供政策的参考。

3.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研究有助于唤醒人们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意识。历史文化老街是一个城市的历史财富，是属于广大市民的共同财富，但由于老街的存在可能并不为人们所熟知，对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的研究可以唤起大家对历史文化老街的重视，注重对其的保护，为老街的保护献出一份力。

4.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研究有助于丰富一个城市的特色文化，形成城市的文化名片，增强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

（三）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的相关政策规定

历史文化街区或说“历史地段”这一概念的形成始于20世纪60年代。战争的肆虐以及随后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建设使得大面积的老城区、老街道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当城市的特色渐失，当城市的回忆被割裂，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保存这些历史文化、地区特色对于文化传承、地域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最先提出规定将有价值的历史文化街区划定为“历史保护区”的国家是法国。法国1962年颁布了《马尔罗法》，其中制定了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继续使用的规划，如保护区内的建筑物不得任意拆除，符合要求的修整可以得到国家的资助，并享受若干减免税的优惠等。

相比之下，中国略为落后。中国正式提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是在1986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也应予以保护，可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公布为当地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这是保护历史遗产的重要举措，也是从此开始形成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分层次的保护体系。2008年国家开始实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四）关于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的研究成果

国内外关于本课题的研究通常是与该城市的城市规划相结合，如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和重庆市规划局编制处共同发表的论文《历史街区建筑的保护与整治方法》；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发表的论文《对于我国历史街区保护实践模式的剖析》综合分析了对我国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实践模式及其利弊，该文指出我国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科学发展值得思索的几个共同点 ，并试着提出发展对策。或是以旅游业发展为目的来研究历史文化街区的动态保护模式，如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表的研究成果《我国历史文化街区动态保护模式的比较研究》等。而这些研究可说大多都是基于发展目的来研究保护模式的。

二、百年昙华

（一）昙华由来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井上靖 中国文化 接受

井上靖（1907-1991）是日本当代文坛巨擘，也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被日本评论家誉为“置座于文坛顶峰的大师”。井上靖还是一位热心于国内、国际文化事业的活动家。他担任过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日本笔会会长、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东京大会运营委员长等职。他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热衷于中日文化交流事业，为了促进中日友好与文化交流，曾多次访问中国。1980年井上靖接替中岛健藏担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为促进中日文化、文学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论文联盟

井上靖青少年时期便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对中国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在与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进行座谈时便提到他读中学时，学校开设有汉文课，学生必须背诵杜甫、白居易等人的代表诗作，而且当时他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用上课的形式，而是自然地深入其中，受到熏陶”[1]。如果说中学时期的井上靖，对中国文化是一种不自觉地被动地接受，那么他进入大学后，对中国史籍的涉猎则是从个人的喜好出发，一种有选择的主动接受了。大学期间，他阅读过中国的《史记》《汉书》以及《后汉书》等历史著作。在其《明妃曲》的开头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学生时代，曾经有一个时期被匈奴给迷住了。“被匈奴迷住”这种说法也许有点可笑，不过，我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出现的有关匈奴的记述之后，的确对匈奴这个古代亚洲北方的游牧民族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近似于共鸣的关心和兴趣。[2]?

我们没有必要将“我”与学生时代的井上靖等同起来，《明妃曲》作为小说也许不是最优秀的，但是它却揭示出青年井上靖的心路历程，表现出他对中国，对中国西域的一种执着追求与憧憬。?

谈到中日两国的交往和相互影响时，井上靖说：“我国同中国地理位置毗邻，从古代起就受到过先进的中国文化强烈、持续的影响。正由于此，促使我国国民历来关心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3]而在《心的文化》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成为日本文化最深根源的，无疑是7-8世纪从中国大陆传来的学问、艺术、文化，虽然是广义的文化，但它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础。”[4]这也许是作者钟情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原因。

井上靖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其思想上。他说：“至于我们究竟从中国古典中获得了什么？真的不知道怎样才能确切地表达。我认为从中吸取了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对所谓的人生最根本的思考方法。”[5]他多次提到对《论语》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的思考，可见这句话对井上靖思想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自传体小说《北方的海》中他就提到了这句话对中学时的他的影响。他在创作以“逝者如斯夫”为主题的小说《化石》时，因病魔缠身怀疑自己患了癌症，《论语》中的一些语句成为他战胜病魔的支柱。而当他真正身患绝症躺在病房中时，正是孔子的魅力及其对事物执著的意志促使他完成了他人生总结般的作品《孔子》。

而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景仰，也激发了井上靖的想象力，促使他以中国历史为题材，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历史小说。1950年，井上靖因小说《斗牛》获芥川奖而正式步入文坛，潜心创作。也就是在这一年，井上靖开始了他的中国主题的创作，以中国历史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漆胡樽》便是这一年创作的。1957年，叙述高僧鉴真东渡的事迹，歌颂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友谊的《天平之甍》的问世，掀起了井上靖中国主题创作的高潮，随后，井上靖先后创作了以班超为主人公的《异域人》，描写楼兰小国兴衰，极具西域风情的《楼兰》，描写成吉思汗东征西讨纵横天下的《苍狼》等十六部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

井上靖在这些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作品中，或是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中日两国之间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歌颂中日两国人民悠久的友好历史；或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描绘，勾勒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而爱好和平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形象。这些作品，对于战后的日本人来说，可以使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日本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日本著名学者德田进便认为《孔子》“这部作品使那些读过或未读过《论语》的人，都能把孔子作为中国的代表人物来理解，所以井上靖塑造的孔子，使读者心理得到了充分的满足”[6]。井上靖在这些作品中，倾注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礼赞之情，倾注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对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真挚愿望。他通过这些作品的创作，“在中日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美丽的虹桥”[7]。

（本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0wlh41；湖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c900。）

注释：

[1][5]周发祥编：《中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2]井上靖著，赖育芳译：《永泰公主的项链》，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

[3]井上靖：《中国美术和考古·序言》，日本六兴出版社，1977年版。

[4]井上靖著，周世荣译：《日本人与日本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6]德田进：《井上靖的小说<孔子>与<论语>的关系》，《中日比较文学论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7]冰心著，耿金声、王庆江译:《井上靖西域小说选序言》,《井上靖西域小说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地理标志，为世界贸易组织(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规定的7种独立的知识产权之一［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11月16日、2003年10月17日，分别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从而拉开了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序幕［2－3］。自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以来，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在我国形成了高潮［2－3］。我国是茶树的原产地，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起源久远，文化底蕴深厚，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茶叶地理标志资源与茶文化遗产资源［4－12］。湖北是茶圣陆羽的故乡，为我国茶叶的主产省份之一，具有丰富的茶叶地理标志与茶文化遗产［10－12］。笔者就该省名茶的地理标志与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与发展对策展开论述。 1湖北名茶的地理标志与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1．1湖北名茶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截至2011年10月15日，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质检总局，先后对湖北65种传统特产实施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这65种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中，包括茶类8种:邓村绿茶、龙峰茶、恩施玉露、伍家台贡茶、英山云雾茶、薤山叠翠、老君眉茶、羊楼洞砖茶(洞茶)(表1)。 1．2湖北名茶的地理标志商标注册 截止2010年12月31日，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湖北传统特产的地理标志商标42件，其中茶类6件:大悟绿茶、英山云雾茶、恩施富硒茶、伍家台贡茶、恩施玉露、宜都天然富锌茶(表2)。 1．3湖北名茶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截至2011年10月15日，农业部共登记了湖北传统特产的农产品地理标志28种，其中茶类5种:鹤峰茶、圣水绿茶、伍家台贡茶、武当道茶、屈乡丝绵茶(表3)。 1．4湖北名茶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一般为“有形文化遗产”，相当于日本、韩国的“有形财”［13－14］，也就是物质文化遗产。我国41处自然文化遗址和自然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湖北2处:武当山古建筑群、明显陵。234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湖北91处。118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湖北5个;181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湖北9个;169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湖北5个。在湖北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薄弱环节。该省所受关注的与茶文化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仅为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玉泉寺及铁塔，我国历史文化名村赤壁市赵李桥镇羊楼洞村。玉泉寺是泉仙人掌茶的原产地，泉仙人掌茶为我国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种蒸青绿茶。羊楼洞村是我国青砖茶、米砖茶的原产地，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羊楼洞砖茶(洞茶、湖北青砖茶、湖北米砖茶)的原产地。 1．5湖北名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除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外，近年来，我国逐步建立了国家和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登录制度［3］。但我国现有的34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均与茶文化无关。《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湖北茶文化方面的项目仅有传统戏剧阳新采茶戏。《湖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茶文化方面的项目有:仙人掌茶制作技艺、恩施玉露制作技艺、宣恩伍家台贡茶制作技艺、五峰采花毛尖茶制作技艺、武当道茶炒制技、远安鹿苑茶制作技艺、采茶戏。其中，前5项均为绿茶制作技艺，远安鹿苑茶制作技艺为黄茶制作技艺，而采茶戏属传统戏剧(表4)。 2湖北名茶的地理标志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对策 2．1进一步挖掘与整理名茶的地理标志因素、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地理标志(地理标志产品、地理标志商标、农产品地理标志)名茶，产自特定地域，所具有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取决于该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因此，应深入研究该省各种名茶地理标志的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特征，揭示其地理标志特征，为名茶地理标志知识产权的管理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进一步挖掘与整理湖北名茶(尤其是地理标志名茶)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入研究茶文化遗产，从而丰富该省茶文化，促进茶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2．2完善名茶的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 湖北名茶的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主要存在如下问题:①“湖北名茶第一品牌”采花毛尖茶、著名蒸青绿茶玉泉仙人掌茶、著名黄茶远安鹿苑茶、著名红茶宜红茶、著名花茶咸宁桂花茶等，尚未实施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②该省所有国家地理标志茶均未建立国家质量标准;③国家地理标志茶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情况很差;④地理标志保护范围相对较小。因此，该省需要从地理标志申报、质量控制、专用标志使用、地理标志保护范围等方面，完善名茶的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 2．3加强名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湖北具有丰富的传统茶制作技艺，尤其在蒸青绿茶、黄茶、红茶、米砖茶、青砖茶、桂花茶等制作方面。然而，《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传统技艺类中并无湖北茶文化遗产项目，有些名茶制作技艺甚至尚未列入《湖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因此，应加强收集与整理名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宜红茶、咸宁桂花茶、羊楼洞砖茶(青砖茶、米砖茶)、鹤峰茶、圣水绿茶、屈乡丝绵茶、英山云雾茶、恩施富硒茶、宜都天然富锌茶、大悟绿茶、老君眉茶、薤山叠翠、龙峰茶、邓村绿茶等名茶制作技艺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仙人掌茶、恩施玉露、宣恩伍家台贡茶、五峰采花毛尖茶、武当道茶、远安鹿苑茶等制作技艺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而加强该省名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2．4加强名茶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p#分页标题#e# 湖北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薄弱环节。该省所受关注的与茶文化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仅有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玉泉寺及铁塔，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赤壁市赵李桥镇羊楼洞村，其中，前者是以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的名义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应加强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等方面名茶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与整理，同时加强申报茶文化方面的物质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 2．5领衔申报蒸青绿茶技艺、砖茶技艺两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蒸青绿茶是我国古代最早发明的一种茶类，比炒青的历史更悠久。到了唐代，蒸青绿茶制法已逐渐完善。到了明代，出现了红茶、黄茶、黑茶、白茶，到了清朝，才出现青茶(乌龙茶)［6］。我国蒸青绿茶为数不多，主要有湖北恩施的恩施玉露、湖北当阳的玉泉仙人掌茶、江苏宜兴的阳羡茶，然而，自唐代日本从我国传入茶种及制茶方法后，至今仍主要采用蒸青方法制作绿茶。“湖北第一历史名茶”恩施玉露，是我国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种蒸青绿茶，其制作工艺及所用工具相当古老，与唐代茶圣陆羽《茶经》所载十分相似［10－11］。砖茶(蒸压茶、边销茶)，是以茶叶、茶茎，有时还配以茶末压制成的块状茶。根据原料和制作工艺的不同，砖茶可以分为青砖茶、米砖茶、黑砖茶、花砖茶、茯砖茶、康砖茶等［7］。砖茶中历史悠久的有湖北产的青砖茶与米砖茶(羊楼洞砖茶、洞茶)、四川产的康砖茶、湖南产的黑砖茶与茯砖茶、云南产的普洱砖茶等。其中，赤壁市羊楼洞米砖茶是唯一用红茶为原料做成的砖茶。湖北是茶圣陆羽的故乡，产茶历史相当悠久，加之其拥有的蒸青绿茶恩施玉露、玉泉仙人掌茶、边销茶羊楼洞砖茶(青砖茶、米砖茶)等历史名茶的古老制茶技艺，因此，该省应领衔申报蒸青绿茶技艺、砖茶技艺两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6申报“芭蕉侗族恩施玉露茶叶文化系统”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试点 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GIAHS)，是一项旨在明确传统农业系统及其相关的农业生物多样性、文化和知识体系的国际性项目［15－16］。我国自2005年开始参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目前全球GIAHS的16个试点中，我国数目最多(4个):浙田“稻鱼共生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贵州从江县“侗乡稻鱼鸭系统”，但没有与茶文化相关的试点。茶文化是中华重要文化遗产。我国是茶树的原产地，茶叶种植与饮用起源久远，文化底蕴深厚，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茶文化遗产资源。“湖北第一历史名茶”恩施玉露，是我国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种蒸青绿茶，其原产地恩施州芭蕉侗族乡，具有独特的茶叶农业系统。因此，“芭蕉侗族恩施玉露茶叶文化系统”应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试点。 2．7实施名茶的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三重保护 地理标志与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保护的研究工作目前相当薄弱。例如: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epub．cnki．net/Grid2008/brief/index．aspx)中，题名同时有“文化遗产”与“地理标志”的论文，现仅检索出11篇。然而，客观上地理标志、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有些名茶，具有地理标志、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存的特性，为三者的共同载体，如羊楼洞砖茶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本身就是工农业品牌类非物质遗产，其砖茶制作技艺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原产地赤壁市赵李桥镇羊楼洞村是我国历史文化名村，为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对湖北传统名茶资源，应该实施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三重保护。 2．8基于茶叶的地理标志、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发展与繁荣湖北茶文化产业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文化”作中心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力推文化产业成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茶文化产业是文化产业的一个分支。茶文化是茶产业开发的翅膀，茶产业是茶文化的依托和载体。因此，湖北应该依托茶叶地理标志、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源，出版茶文化书籍，表演采茶戏与传统茶制作技艺，保护茶叶的地理标志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茶文化博物馆，加强茶文化研究，开展茶文化旅游(尤其是茶农农家乐)与文化教育等，从而发展与繁荣湖北茶文化产业。 3结论与建议 湖北具有丰富的名茶地理标志资源，现有茶类国家地理标志产品8种:邓村绿茶、龙峰茶、恩施玉露、伍家台贡茶、英山云雾茶、薤山叠翠、老君眉茶、羊楼洞砖茶(洞茶);茶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6件:大悟绿茶、英山云雾茶、恩施富硒茶、伍家台贡茶、恩施玉露、宜都天然富锌茶;茶类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5种:鹤峰茶、圣水绿茶、伍家台贡茶、武当道茶、屈乡丝绵茶;与茶文化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玉泉寺及铁塔，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赤壁市赵李桥镇羊楼洞村。《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湖北茶文化方面的项目仅有传统戏剧阳新采茶戏。《湖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茶文化方面的项目有仙人掌茶制作技艺、恩施玉露制作技艺、伍家台贡茶制作技艺、采花毛尖茶制作技艺、武当道茶炒制技、鹿苑茶制作技艺、采茶戏。 基于对名茶的地理标志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笔者建议:①进一步挖掘与整理名茶的地理标志因素、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②从地理标志申报、质量控制、专用标志使用、地理标志保护范围等方面，完善名茶的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③收集与整理名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名茶制作技艺的部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而加强该省名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④加强名茶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与整理，申报茶文化方面的物质文化3．5科普园科普教育实践园以生态农业科技展示为主题，以农业展示区的日常工作为主线，组织介绍农业历史、现代农业技术，以普及农业知识和加强环保教育为目的。设置植物嫁接和植物领养功能区，让有兴趣的学生体验自己动手实践的乐趣。如用山葡萄或贝达做砧木，通过嫁接育苗提高葡萄根系的抗寒性;经济植物嫁接到盐生植物上种植等。此外，还可在园内设置现代农业科技研究中心，采用生物工程方法培植各种农作物，形成特色农业。农业资源展示园区一方面可以为当地及周边地区的科普教育提供基地，为大学生的科普教育提供场所，同时也为各种展览和大型农业技术交流、学术会议和农技培训提供场所。各农业资源展示区内的果实可在科普教育园内进行销售，以实现其经济价值。#p#分页标题#e# 4前景展望 海河教育园区可以直接为农业资源展示区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持，同时农业资源展示区也可以成为高校科学成果转化的孵化基地。高等院校与附近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产业之间的相互交融和整合，使海河园区真正成为实现资源共享、培养人才、促进科技转化、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农业资源展示区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在海河教育园内建立起一个良性循环的生态农业系统，使各农业功能区科学组合，各种模式物尽其用;同时，也是对区域农业生态系统的一种保留和恢复。最终达到充分利用和保护土壤、水源和生物等农业资源的目标，为海河园区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基础，必将产生巨大的效益。园区内各功能区中多蜜源植物，如梨树、海棠、油菜花等，因此可在园区内养殖蜜蜂，实现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在各展示园的景观特色上，各专类园应以主题植物为底色，充分利用主题植物营造景观。但是，因为许多属种只有乔木，没有灌木，或者相反;又有许多属种只有落叶树，没有常绿树，所以仅用主题植物配置的景观，难免会显得比较单调与呆板。为了增强各专类园的观赏效果及形成景观特色，需要适当辅助种植一些彩色、优美的观赏植物。 笔者通过研究海河教育园区生态环境，提出了主要利用天津耐盐碱植物构建农业种质资源展示区模式，既可合理利用现有高含盐量的盐碱土地资源，改变海河教育园区的生态环境，又可据此打造天津特有的景观地域特色，极大地提高广大师生的学习及工作效率，从而使学校真正成为师生工作、学习、科研及休闲的好地方，可谓一举多得。海河教育园区盐碱地农业资源展示区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其脆弱的生态系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进行恢复并使其进入演替阶段，因此，必须做好近期、中期、远期的长远性绿化规划，切不可急功近利。规划初期可以强耐盐碱的乡土植物作为先锋材料，辅以一定的工程改土措施，慢慢地改土、降盐后，再增加植物品种，逐渐达到农业资源展示的目的。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滚龙坝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E223文献标识码： A

Gunlongba of Enshi, Hubei Province is the third installment of the nation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illage. Gun Longba village has the greatest scale of architectures buil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in city of Enshi.The whole village of Gun Longba has preserved in a relatively sound state, which is of vital importance in value of research and preservation.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data analysis,this article is to identify some major problems. According to its natur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we proposes the values of the village；Taking full advantage of Gunlongba’s natural, cultural and agricultural landscape to boost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tourism.

Key words：The Chinese Historic and Cultural Village-Gun Longba; Conserv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项目背景

1.1 我国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进程

2003年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公布了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进一步完善了历史文化名村的概念，即“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革命纪念意义，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2008年国务院通过并公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条例自2008年7月1号起施行。这意味着，从国家层面明确了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命名。自2003到2014年，中国先后分六批将252个古镇、276个古村落纳入部级历史文化村镇。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滚龙坝村便是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的一员。

1.2滚龙坝村现状概况

1.2.1区位

滚龙坝位于恩施州恩施市崔家坝镇东南部一个山间平地。滚龙坝村过去为行政村，乡镇改制合村后为隶属于鸦鹊水村的自然村落。距318国道2公里、鸦鹊水集市2公里、崔坝镇10公里。村内公路已柏油化，进出十分便利。依托恩施市的旅游发展状况，滚龙坝具有很强的旅游发展潜力。

1.2.2场地现状

1.2.2.1自然环境

滚龙坝村四面环山，林木葱茏，古树参天。南北两条河水经流其间――尖龙河和洋鱼河。两条河流如滚龙状汇入了天坑，便有了村落的称谓，即滚龙坝，村落内坪坝周围诸山拱卫。

1.2.2.2乡土景观

(1)古建筑：滚龙坝村留存有相当规模的明清古建筑群，拥有恩施地区最大规模的明清古建群。建筑的整体风格，除了马头墙和屋顶的起翘装饰体现了土家族和当地的建筑风格外，基本上都是按徽派建筑的样式来建造的。其后建筑形式发生了改变，虽然有吊脚楼的向存道屋厢房已毁，但仍可以从现存的建筑和村民的介绍中发现土家族建筑文化与徽派建筑已在此有了充分地结合。

（2）古墓：滚龙坝村的墓葬主要分布在茅坎山、马鞍山、尖银山等地，以茅坎山墓地最大，称祖坟岭。有些墓葬虽下葬于明代，但由后代族人在清代补立了墓碑。

（3）古树：滚龙坝村四面环山，林木葱茏，古树参天，风景秀美。滚龙坝现存树龄500年以上的古树7根，分别为青檀（俗称糖果树，果实味甜可食）与银杏。

1.2.3 历史文化背景

滚龙坝原居住黄氏，据说于800年前迁来，另有向大元一族，即向述后、民间所传“八耳锅”向氏；后因今滚龙坝向氏先祖向大旺携家人家丁到滚龙坝落业发达后，陆续迁走。滚龙坝不仅是向氏聚族而居的自然村落，还是封建时代基层军事组织“塘” 与国家粮库“社仓”所在地。

2、滚龙坝村典型问题分析

滚龙坝作为恩施古村落的典型代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其现状往往难以适应人们对现代居住生活环境的要求，保护与使用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出来。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2.1生态

现在村落所根植的自然环境,破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山体的破坏，其二是水体的污染。滚龙坝村的山体破坏主要是由资源开采所造成的，非法开采造成了山体的严重破坏。长期以来，古村落传统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与水体的自净能力之间保持着平衡关系，有效避免了污染的发生。但随着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排水设施的陈旧落后造成了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对古村落水体的严重污染。

2.2生产

滚龙坝的历史悠久，但是其生产产业比较单一。滚龙坝村耕地面积约500余亩，其中水田200余亩，基本没有经济作物，主要以打工、养殖、加工为经济来源。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旅游价值也没有开发出来,导致现在滚龙坝现在人均收入很低。

2.3生活

2.3.1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包括公共建筑和公共活动场所。滚龙坝村现在的公共建筑很混乱，没有完整的村委会，作为潜在的旅游景点，基本没有任何公共的旅游设施。现在的公共活动场所，既不能满足当地村民的生活休憩，更不能满足游客的所需。

2.3.2建筑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乡村居民对于其居住环境有着求新求变的心理。发展中的乡村大多向城市看齐，把城市的一切看成现代文明的标志，盲目模仿大中城市的风格，不顾古村落的空间格局、尺度和原有风貌，在村落内填河建路，拆古居民建新住宅，“大拆大建、推倒重来”，盲目追求“焕然一新”的城镇风貌，这些观念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是极为不利的。

3. 滚龙坝村落价值

3.1历史文化价值

传统建筑是遗产保护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而滚龙坝历史文化名村留存有相当规模的明清古建筑群，其建筑本身也极具特色。传统建筑的存在方式是村落，村民的社会生活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因而，滚龙坝村是地域民族文化的典型体现，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3.2旅游体验价值

古村落作为充满历史底蕴的与城市不同的人类聚居形态，能为游客提供一种全新的精神体验。其丰富的生态资源也是区别于城市旅游的优势条件，古村落旅游是村落历史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有效途径，能够有效地推动村落发展，而文化旅游和生态旅游更强调古村落的文化和生活体验作用，不需要通过提高服务设施标准来吸引游客，因此可以减少对古村落的破坏，这样的旅游开发使得古村落文化通过游客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教育意义。

4.保护对策

滚龙坝村的保护现状让人担忧。针对滚龙坝村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内历史文化名村已有的成功做法，根据保护规划的原则，提出以下保护对策措施。

4.1加强制度和机构建设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办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制定适用于滚龙坝村实际的保护管理办法，通过法律手段进一步完善保护工作，使村落保护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4.2加强宣传提高保护意识

通过各种途径和多种形式，强化宣传教育，提高保护意识，调动村落居民的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激发和提高村民的保护意识；全面开展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和普查工作，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制定严格的保护制度和保护规划，让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都能自觉地参与到保护历史文化村镇中来。

4.3积极挖掘和传承传统文化

通过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保护方式，促进古村落保护与新农村建设的和谐发展，以实现古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保护理念，认真处理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进一步拓宽保护资金的投入渠道。对滚龙坝村的保护行动必须是一种动态的保护。

4.4寻求保护与发展双赢的最佳途径

保护活动并不是静止不动地保护，健康适度的旅游开发等经济活动，在展示遗产风貌和筹集保护资金等方面，反而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要做到保护规划与旅游规划相衔接，共同指导村落的保护和发展施，而在历史文化名村旅游事业快速发展时期，应未雨绸缪，及时对古村落的旅游容量进行合理预测，保护好历史建筑及其环境这种不可再生的资源，以防止旅游过度保护对村落造成无法逆转的伤害。

5、总结

独具特色的自然环境与淳朴热情的民风民俗，更增加了这片土地的魅力。村落的发展需要村民的热爱、政府的指导与游客的关注。只有各方面的相互作用与努力，才能将滚龙坝的发展带入一个合理，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参考文献

[1]张斌少数民族村落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策略反思 华中农业大学资助创新基金项目（2009JC014）2010-11-01

[2]张强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研究――以岳阳县张谷英村为例长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05-09.

[3]赵勇，崔建甫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研究 2003-11-14

[4]武静鄂西纳水溪古村落景观及其变迁研究华中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06

[5]彭一刚．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4，3-6

[6]《向氏族谱》编纂小组.恩施滚龙坝土家族向氏族谱，2002

[7]张良皋．老房子・土家吊脚楼．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4，1－6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农业银行；金融企业；核心价值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悠久文化，犹如一脉涓涓细流滋养着华夏民族，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营养剂，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软实力。如何在恢宏的中国历史文化画卷中，找寻时展的契合点，将是我们不懈努力的目标。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企业的兴衰成败事关国家建设的成败，而纵观历史，虽然中国历朝历代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也不高，但在中国历史上，晋商、徽商、闽商一系列商帮却留下了他们的印迹，这些商人团体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支撑他们的精神力量源泉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历史文化，文化具有传承性，作为新时代的企业又能从传统历史文化中学习什么对企业发展有意的东西呢？ 笔者通过个案分析中国优秀历史文化对农业银行企业文化的影响，以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提供一个思考角度。

1 中国优秀历史文化对现代企业的启示

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积淀着极其丰厚的文化资源。新形势下的企业，要探索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 就不能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扬弃，不能用割断历史的方式去建立所谓的企业文化，要充分领会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指出：“中国的企业文化在与国际交流中最有生命力的还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那部分。要想发展、繁荣中国的企业文化，需要我们把好的传统继承下来，并在实践的过程中创新，实现文化的对接和超越。”[1] 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儒家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儒家学者提出的仁义礼智信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有三层含义：仁者，仁义也，指与人相处时，能做到融洽和谐，互相关照；仁者，易也，指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做事为人为己；仁者，爱人也，指要关爱他人，儒家仁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对于现代企业的启示意义在于，在企业发展中重视人的价值，构建和谐的用人环境，使员工能够感受到企业的关爱和尊重。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义以尊贤为核心，儒家在强调义的同时，也关注利，但对利的获取提供了限定，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儒家的义利观对于现代企业的启迪在于，一方面企业在选拔人才时要将品德放在第一位，以贤、能作为人才衡量标准。另一方面，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感，要诚信、合法经营。礼，可理解为礼节、礼仪，既可指待人接物的规矩，也可指社会组织的规范，具体到企业就是要建立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只要建立良好的管理制度，才能促进企业的有序运作，将个体的行为加以约束，使其有章可循，对企业内部可以实现公平公正，对企业外部可以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智，是非之心，智也，意指一个人能够明辨是非，理清事物的来龙去脉，而要想做到此，必须具备很高的知识素养，儒家智的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就是要让企业重视员工知识水平的提升，加大对员工的培训力度，使员工树立终身学习的目标，以发挥知识生产力的作用。信可取信任、诚信之义，信任是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它可以降低人际交往的成本，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要培育员工之间的信任，也要培育员工对企业的信任，只有培养起信任，才能够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对企业的忠诚，此外诚信是企业做强做大的不二法宝。在中国历史文化思想中，仅次于儒家的是道家思想，道家认为自然界万物处于经常的运动变化中，其运行有特定的道，即规律可循，要顺乎自然，不能违背客观规律，运用到企业建设中，就是企业要根据自身的特点，遵循企业发展的普遍规律，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也即将个性与共性统一于企业建设中。此外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曾经有过重要影响的法家，他们主张“合群”的思想，荀子在《荀子·富国论》中指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2]。由此在现代企业中要培养员工的团队合作精神。法家的其他代表人物先后提出了势、法、术的思想，势就是权力、权威；法，指法律、法制；术，指办事、用人的方法和艺术，这些丰富的治理国家的对策放到企业中同样适用，企业领导要树立权威，企业要制定法律法规，在用人方面要讲究方法。法家还把历史看作变化的过程，企业也要审时度势，不能墨守陈规。总之，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深入探讨其价值，大到国家、小到企业都大有裨益。作为金融企业的农业银行要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属于农业银行自己的企业

文化。

2 农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管窥

经济学家曾经指出“对于一个企业其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点非常重要，一流企业的发展和创新靠的是先进文化；二流企业依托产品的营销；三流企业则只盯着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这就告诉企业管理者要转变思路，将企业文化建设放在首位。近年来，农业银行已经开始关注和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 但在构建完整的企业文化体系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对企业文化建设不够重视，一方面企业工作重心倾斜于经营指标的完成，对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视度不够；另一方面，片面理解企业文化，错误的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休闲娱乐和文艺消费，以节庆活动来替代企业文化建设。第二，缺少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整体规划，企业文化建设需要遵循科学的理念，与企业发展的总体战略相吻合，然而农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理念模糊，目标定位欠准确，致使员工所认同的核心价值观游移不定，难以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向心力。第三，管理过程中个别领导存在作风，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意志实施管理，脱离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导致企业人心涣散、人才外流现象曾出不群，给企业发展带来隐患和风险。第四，企业文化共识有待形成。企业文化塑造的是企业自身形象，只有对外形成统一的企业文化共识，企业才有团结奋进的动力，然而企业对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制度认识不足，使有效的企业文化体系滞后于企业发展[3]。总之，企业必须正视企业文化建设的意义，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包含许多具有启示性的文化建设因子，企业应大力挖掘这一文化资源服务企业文化建设。

3 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引领农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路和策略

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的重要部分，更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对企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21世纪，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文化的竞争。企业文化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基石和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如何利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建设农业银行企业文化：第一，以诚信构筑农业银行企业员工的核心价值观。晋商主要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而票号就是古代的银行业，晋商之所以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他们的成功源自于晋商所构筑起的以诚信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农业银行作为服务三农的重要商业媒介，必须以诚信作为员工的核心价值观，保证农业资金高效、有序的流向农村经济建设。第二，以人为本作为农业银行企业管理的宗旨。以人为本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因子，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强调创造一个自我学习、自我激励的企业环境。农业银行企业要做到以人为本：首先，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指出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实现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关键都在人，所以企业要重视人的作用。其次，企业用人制度要充分考虑到员工的个性习惯，承认员工个人需求，尊重员工个人价值和尊严，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性，将个体的利益与企业的长远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因为马克思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自己的利益有关，只有满足个体的差异化需求，才能调动员工积极性。最后，农业银行企业要培养一种亲密和信任的企业氛围。信任是沟通的桥梁，也是员工通力合作的资本，只有建立起员工亲密、信任的关系，才能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农业银行企业作为服务性企业，员工的对外形象对企业发展至观重要，而员工的形象地塑造来自于他们对企业的认同度，而认同度是构筑于员工对企业的感受之上的。第三，进取、敬业、群体的农业银行企业精神。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农业银行企业要具备强烈的开拓精神，要有敢为天下先的雄心壮志，成为引领中国金融业健康发展的翘楚。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主张人在一生中要始终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农业银行作为企业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本着回馈社会的高度信念，真正成为同行业敬业的楷模。在荀子思想中，群是很重要的概念，他指出人们要生活得好些，有必要合作互助，正所谓“一则多利，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由此可见群体的重要性，农业银行企业要在不断扩充业务的征程中发扬群体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在商战中发展壮大，独领。第四，制定严格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并强化制度的落实。在儒家学说中，礼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综合概念，它指礼节、礼仪，又指社会行为准则，在这种意义上，礼的功能就是调节，使无序的社会变得井然有序，“礼”在农业银行企业的延伸中就是科学、规范、严格的企业管理制度，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企业的正常运转，职工的合法利益离不开完善的管理制度，农业银行企业在在其发展过程中要根据企业自身特点，以激励员工为宗旨，建立高效的企业管理制度，并采取各种措施使其内化于员工的思想认识，进而指导员工行为实践，外化于企业外部形象，全方位提升农业银行企业服务水平。第五，因势利导，顺应外部环境变化适时调整企业文化。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提倡 “穷则变、变则通”，而中国历史中的儒、道、释三家不断交流、碰撞，汇聚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中的变通对农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也有很大启示，就是企业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充分吸取中、西方先进的企业文化理念为我所用，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在信息瞬息万变的时代中站稳脚跟。第六，农业银行企业要传承其发展历程中所累积的文化资源，让农业银行发展的厚重历史积淀成为指引其深入发展的指路明灯。企业文化决定了企业发展理念、价值观念、人文精神的群体心理认同[4]， 这种在共识形态下的文化渗透能够提高企业员工主动为企业着想，敢于承担责任， 勇于接受困难和挑战的积极性，并对自身存在的不足加以修正。总之，员工们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企业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时时处处维护企业声誉和形象，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合力，这就是企业文化的魅力所在。

综上所述，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为农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大量可资利用的积极文化因子，充分利用这些文化资源精心打造农行企业文化，一定会推动企业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1].商业文化论文集[C].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5.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杜美圆.农业银行50年成就记录.金融管理，2011.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文言文 激发 学习兴趣

在大多中学生的观念里，“语文”应该是所有科目中最易学的一门，因为中文是中国人的母语，生活、学习中处处都能用到。然而事实上，看似最简单、最易学的语文却是许多学生最薄弱的学习环节，究其原因，除却学生的轻视心态外，更重要的是，语文并非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并非仅限于现代文，它所囊括的内容博大精深，中国历史文化的上下五千年皆在其中。

而对学生而言，尤其是高一学生，最令他们头疼的语文项目有二，一为文言文，二为作文。前者属于中国文化的积累，后者则是中华文化积累升华为自身内容的最终展现。

以下，笔者将结合执教经验，谈一谈个人对于高中文言文教与学的一些想法：

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学生对于文言文的学习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与抗拒，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三：

其一，文言文本身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文言文不论是其产生的背景、表达方式，还是所反映的思想都与当下社会有着极大的不同。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代社会，人们在进行表达交流时所使用的语言句式通常是“主语+谓语+宾语”，但有些文言文所采用的句式与之不同，如宾语前置、状语后置，而这样的表达方式对学生来说，是比较难接受的。有的学生甚至会问：“为什么文言文的句式如此奇怪，古人不能正常说话吗？”再如，笔者与学生讨论《苏武传》中苏武的心态时，很多学生不能理解苏武为何一再自杀最后却又活了下来，他们认为仅仅以爱国之情为由并不能说明什么，甚至有学生拿出了苏武所处之地——北海的美丽风景为佐证，来说明苏武最后存活下来并非是因为爱国，也许只是在历经磨难后看透一切，只想在那清静美好之地了此余生。由此可见，因千百年前人们的所学所思所想而形成的内涵颇丰的文言文，与处于信息爆炸时代的“新新人类”的思想确实是有矛盾冲突的。

其二，传统教学方式的影响。受应试功利性的影响，许多教师在教学时忽略了文言文本身所蕴藏着的“文字”“文章”“文化”的三重意蕴[1]，而多是侧重于“文字”即字、词、句的释义，说白了就是将文言课文逐字逐句翻译，若有需要则要全文背诵，而这对于篇幅较短的初中文言课文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但是，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刻板的文言文学习模式：阅读——翻译——记录——背诵。所以有可能一堂文言文课下来，老师只看到了学生的头顶，因为学生只顾着记笔记了，师生之间的交流完全为零。这种循环往复毫无乐趣可言的学习模式必然会导致学生产生厌烦情绪，使得他们对于文言文的学习产生抗拒心理，尤其是进入高中学习后，他们会发现高中的文言文篇幅较之初中普遍增加了一至两倍，再加上长期形成的学习模式使他们形成惯性思维，让学生在潜意识中认为，自己需要逐字逐句地记忆理解这么长且无趣的文言文，学习负担很大，学生自然会产生排斥心理。

除却上述两点外在因素，学生的心理因素，也是造成高一学生认为文言文难学的关键因素。众所周知，学习本身依靠的便是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而高中生，尤其是高一学生，他们的心理状态本就处于不稳定的初高中衔接过程，十六七岁的少年内心是最敏感、最脆弱、最叛逆的，再加上快餐文化的影响，令他们很难静下心来用心的品评经过时间积淀的文言文，自然也就难以感受到文言文潜藏着的无限魅力。另外文言文本身的局限也为学生的阅读理解设置了障碍，使得学生在学习阅读过程需要翻越字义、理解两座山，既然是爬山肯定需要花费时间精力，甚至还要避免“摔下山”的危险，而这一艰难的过程必然会让这些心智尚未成熟、坚韧度不足却自我感觉颇好的高一学生受到挫折，久而久之，为避免遭遇挫败，会慢慢地在心里竖起一道“厌恶”“抗拒”之墙。而这些心理因素必然会影响到文言文的学习，久而久之学生便会陷入一个“不会学——成绩差——产生挫败感——厌恶”恶性循环的怪圈。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原因断不可割裂而视，它们之间是一种循环往复、相互连接的关系。所以在解决问题时，绝不可无视其关联。

从上文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高中学生之所以对文言文学习有恐惧、抗拒心理，归根结底是缺乏学习兴趣、学习热情，而造成这一情况原因则是文言文自身的局限、教学方式的僵化以及学生学习过程中缺乏成就感。故而若想改变高中学生抗拒学习文言文这一现状，最根本的解决之道便是激发学生对于文言文的学习兴趣。

就文言文内容而言，我们不能否认其承载的文化思想确实与当代学生的思想有所差距，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其中蕴藏着值得现代人喜爱、揣摩、领会的宝藏，倘若能引导学生于其中找寻到自己的兴趣点，这对于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会有极大帮助。对十六七岁的高中生而言，他们的兴趣已经形成，所以对文言文阅读学习兴趣的有效培养更需要学生本身已形成的其他兴趣点的刺激影响，例如有的学生对某些古灵精怪的神话传说比较感兴趣，教师便可以鼓励他们阅读些相关的文言作品——《搜神记》《山海经》；有的学生可能对法医学感兴趣，则可以推荐他们看类似宋代宋慈所著的《洗冤录》；甚至可以将学生对于游戏的喜好引导延伸至文言文的学习，而这种以内容刺激阅读、形成文言文学习兴趣的方式若能持续下去，相信收效颇佳。

就教学方式而言，虽然有高考的压力在，但还是应当改变“师说生记”、以疏解文字障碍为主的教学方式，不仅通过课外阅读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也要通过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样才能使文言文的学习落到实处。那么业已僵化的文言文教学方式又该如何改变呢？结合笔者的教学经验，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引导学生课前自主学习，即学会借助相关工具书解决自己能解决的字词问题，若有问题难以解决可留至课堂上或课后提问、讨论。

其二，我们必须承认即便有了一定的文言知识储备，文言文的字词理解对学生而言还是有一定的障碍，所以课堂上花费适当的时间来解决学生有疑问的字词还是有必要的，尤其是一些多义字词的理解。不过，笔者认为教师在解答相关问题时，最好不要直接将答案抛给学生，而是引导学生结合已学过的知识，结合上下文的语境自己分析推断出最终答案，这样不仅能加深印象，更能增加学生的学习成就感，因为最终的答案是通过自己的能力分析得出的。

其三，曾有老师说过，“文言文教学本应包括文字、文章（文学）、文化三个层面的内容，而当前的文言文教学多数只是停留在文字（也就是‘言’）这一层面，一味地侧重‘言’的教学，却流失了‘文’的价值”[2]。的确，正是因为只重视“言”，而忽视“文”，所以在学生看来，本应极富魅力的文言文却毫无魅力，只是一摊激不起任何兴趣波动的死水。所以，在完成上述两点关于“言”的分析后，进入的便是文言文教学中至关重要也是最能让学生感受到文言文魅力的环节——对于“文”的品读。在这个环节中，教师不能只将教参所提及的这篇文章所表达出的作者的情感告知学生就了事。而是应当鼓励学生在充分阅读文本的基础上，分享讨论各自对于这篇文章的想法，可以是自己最喜欢的表达方式、人物，甚至是对文章某些内容的批判，此时，教师最好也能加入讨论的行列，然后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归纳总结文章的文学特点、人物性格，以及文章所体现的当时的文化历史环境，甚至可以是某些被人们称之为“八卦”的信息。这样学生就会觉得文言文的学习不再是那么死板，自己不再只是个记笔记的工具，文言文还是蛮有趣的，于是学习的兴趣也被激发出来了。

例如：笔者在讲授《陈情表》一文时曾提出一个问题让学生讨论——“有人道：‘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你们读完《陈情表》感受又是如何呢？你们会落泪吗？”原本以为，这一问题提出后愿答者会寥寥无几，却未料主动起身讨论者人数众多，此方答罢，彼方言起，学生们讨论、争辩得不亦乐乎——他们或认为此文的确感情真挚，李密的孝心的确值得称颂，但还不至于读之落泪；或认为，李密虽有孝心，但不至于因此拒绝为官，拒绝之因当是其“一臣不事二主”的观念影响；或认为，李密此举就是矫情，只不过是为了能体现自己的身价而故意为之……细品学生的见解，虽显粗浅，却不无道理，而且有些还颇具趣味，而这一情况正好说明了，对于文言文的学习，学生并非是毫无兴趣、完全无话可说的，而是缺少一个契机来触发他们的兴趣，譬如一个能让他们畅所欲言的问题或者是环境。

而所谓的学习过程缺乏自我成就感，说得简单些，便是在文言文的学习过程，学生基本是处于被动接收的地位，一堂课下来，他们唯一的反应就是不断地记笔记，没有享受到任何主动参与所获得的成就感、满足感，久而久之，他们对于文言文的学习便不再有兴趣。那么如何让学生获得自我成就感呢？其实，在之前关于改变文言文教学方式的论述中，笔者已经提到了——引导学生自学；引导学生自己分析问题、总结答案；引导学生参与到课堂讨论中，让他们分享表达自己对先人思想、先人文化的看法。简而言之，就是在文言文的学习过程，将学生从原先的被动接收者转变为主导者，使学生获得参与的机会，而在分析讨论问题时，学生很容易得到自我满足感，自然学习的兴趣也会被激发。

现今流传的文言文作品是千百年来中国历史文化的积淀、精华，其内涵意蕴丰富而深沉，令人向往，但由于时代、内容、观念、不甚科学的教学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高中学生对这魅力十足的文言文望而却步，敬而远之，这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学生文学素养的提高，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也会有所阻碍。所以，如何引导学生发现、感受文言文的魅力，进而喜欢上它，这对于初高中老师而言是一大挑战。而笔者于上文所述之法也仅止于皮毛，仍需要更多的探索和实践。

注释：

[1][2]李哲峰：《文言文教学——让学生与语言深度接触》，中学语文教学参考·高中，2012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李哲峰.文言文教学——让学生与语言深度接触[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高中，2012，（3）.

[2]陈昕欣.激发文言文学习兴趣策略[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研究生论文专刊，2011，（5）.

[3]张明.对高中文言文教学“尴尬”现状的几点思考[J].神州，2012，（3）.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分析了河南省部级旅游资源的种类、数量和分布情况，讨论了河南省部级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价值、成效和意义。提出了促进河南省部级旅游资源持续发展的若干建议。

一、河南省部级旅游资源综述

部级旅游资源指的是国务院及中央、国家有关部门同意(批准、核定、评定、确定)公布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旅游资源。

河南省现有15种部级旅游资源，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汉族地区道教全国重点宫观、部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水利风景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其数量共计203处(含一处多种的部级旅游资源)。

上述203处部级旅游资源中，有l7处为一处多种的。如龙门石窟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白马寺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是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风穴寺及塔林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是国家森林公园，中岳庙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是汉族地区道教全国重点宫观，殷墟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鸡公山既是部级自然保护区又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红旗渠既是国家水利风景区又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鄂豫皖苏区烈士陵园既是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又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嵩山既是国家地质公园又是国家森林公园还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云台山既是国家地质公园又是国家森林公园还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国家水利风景区。

河南省部级旅游资源以历史文化遗产为主，这类资源的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而这些资源又主要集中在郑州、洛阳、开封等城市，这也是河南省旅游资源的特色和优势所在。一处多种的部级旅游资源，更能够说明此处旅游资源的多重价值和重要性，在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应该着重予以宣传，提高其知名度，在旅游市场中树立起“品牌资源”的形象。同时，对于这些多重的部级旅游资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更应该加大投资力度，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旅游产品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体现资源本身的特色，真正把“品牌资源”转化为“品牌旅游产品”。

二、河南省部级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首先，当地政府重视是首要条件。早在1998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就做出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决定，指出，要把旅游业作为优先发展的支柱产业，列入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2001年7月26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更是在《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实施方案》中指出，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以及旅游业发展的工作重点是在“十五”期间，集中力量重点开发一条以郑州、开封、洛阳三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核心的黄金旅游线路；在规划建设的四个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旅游景区中，有三个是部级旅游资源，即嵩山、伏牛山和太行山。同时，在培育的18个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旅游精品景点中，也有13个是部级旅游资源：龙门石窟、少林寺、白马寺、河南博物院、红旗渠、殷墟、虢国墓、太吴陵、石人山、王屋山、云台山、喳岈山、鸡公山。由此可见，河南省政府在开发利用省内部级旅游资源方面给予了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做出了相应的规划，以发挥其作用和优势，促进旅游业更好的发展。

其次，旅游企业需要调整好自己的营销策略，打好“古都”、“黄河”、“功夫”、“寻根”、“赏花”的旅游品牌，积极提高服务质量，围绕在部级旅游资源基础上开发起来的拳头产品，针对市场进行不同的产品重组和深层次开发，充分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使旅游资源得以真正有效地利用。其中，旅游线路的设计就是旅游企业进行营销的核心部分，针对河南省部级旅游资源的特点，可以围绕三条主线进行开发，即历史文化遗产线路、宗教文化旅游线路和红色旅游线路。一方面，河南省有8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9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主要集中在郑州、洛阳、开封、安阳等几座城市及其周边，可以以历史文化遗产游为主题，充分发挥河南作为一个文化遗产大省的资源优势。另一方面。洛阳龙门石窟、白马寺、嵩山少林寺等部级旅游资源，作为以佛教为主题的景区、景点，可使河南省的佛教文化旅游大放异彩。同时，河南省共有5个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和9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中，新县被国家旅游局定为“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重点县，确立了它在武汉、郑州及周边地区客源市场的地位，在北京、郑州、武汉等大中城市组织红色旅游推介活动，先后参加在武汉举行的鄂豫皖红色旅游研讨会和大型推介活动，促成“挺进大别山——鄂豫皖红色之旅首发式”，举办了河南省百万青少年“红色之旅”文化节启动仪式。一系列的推介活动使武汉、郑州主客源市场增长稳定，周边游客络绎不绝。以新县为中心，联合其他有关部级旅游资源进行红色旅游线路的开发，也是一条利用部级旅游资源，实现其效益的途径。

自1995年以来，河南省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积极响应国家旅游局开展的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号召，在当地党委、政府和城市有关部门的共同参与下，按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检查标准(试行)(修76订本)》以及《附加项目检查标准》，投入到创优活动中来，在名城旅游业的发展史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郑州、开封、安阳、濮阳和洛阳经过努力，已先后被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由国家旅游局制定，国家技术质量监督局(现为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分别于1999年、2003年的《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是我国在旅游标准化建设方面的一个创举，自1999年以来，河南省部级旅游资源的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积极投入到国家等级旅游区(点)的创建活动中，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据统计，现有34处部级旅游资源已创建成为国家等级的旅游区(点)，其中，2a级有8处，即偃师县商代尸乡沟商城遗址、禹县均台均窑遗址、焦作市群英湖风景名胜区、济源市济渎庙、辉县市百泉、新乡县京华园、新乡潞简王陵、鹤壁三兴康乐村。3a级有4处，即洛阳邙山陵墓群、洛阳千唐志斋石刻、花果山国家森林公园、三门峡甘山森林公园。4a级有22处，即洛阳龙门石窟、洛阳白马寺、嵩山地层构造国家地质公园、红旗渠、北宋东京城遗址、龙峪湾国家森林公园、三门峡虢国墓地、云台山国家森林公园、大丕山摩崖大佛及石刻、石人山风景名胜区、焦作博爱青天河风景名胜区、安阳殷墟、崦岈山国家地质公园、嵩山风景名胜区、濮阳戚城遗址、南阳内乡县衙博物馆、开封铁塔公园、新乡京华园景区、信阳南湾湖风景名胜区、信阳鸡公山风景名胜区、洛阳嵩县白云山国家森林公园、巩义康百万庄园。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特别是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河南省国家旅游资源的种类和数量将越来越多，我们应继续贯彻落实有关政策法规，依法增强大旅游的发展意识，一处多种的部级旅游资源由于分属多个部门，在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上要协调好各种关系，避免矛盾冲突。

三、促进持续发展的若干建议

第一，要使河南省的部级旅游资源发挥其自身的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就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其进行有步骤的重点开发，而开发必须在保护的基础上和可行性分析论证的基础上进行，使之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发展相协调。开发不能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因为旅游业早就不是人们原以为的“无烟工业”了，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会带来工业排放和工业垃圾，而且旅游者的大量涌入也会给目的地的环境带来不可估量的破坏，因此，寻找开发与保护的平衡点是河南以及所有旅游目的地所要解决的问题。焦作的成功

经验值得借鉴，由于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焦作实现了从“黑色印象”到“绿色主题”的转变，2004年，焦作云台山景区黄金周期间的游客人数达到全国第8名，门票收入达到全国第5名，超过了故宫，焦作旅游业异军突起，由此产生的“焦作现象”更是引起了全行业的关注。

第二，尽管河南省8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已经有5座成为了全国优秀旅游城市，但是，南阳、商丘、浚县三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仍需要继续努力，争取早日成为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另外，河南省虽已有了27处部级旅游区(点)，但还有170处尚未创建，这些尚未创建的部级旅游资源应积极努力，争取早日成为部级旅游区(点)。

第三，认真贯彻落实2005年l2月通过评审的《河南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并在发展中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规划确定的嵩山文化旅游区、南太行山山水生态旅游区、伏牛山休闲度假旅游区、桐柏一大别山红色旅游区、豫东平原文化旅游区。五大旅游区涵盖了多处河南省部级旅游资源，如嵩山风景名胜区、焦作太行山猕猴自然保护区、伏牛山部级自然保护区等。

进一步实施“主打少林、带动中岳、整合资源、同步培育”的品牌带动战略，通过整合培育，中远期逐步打响“至尊中岳”品牌，形成以少林寺为核心的强势旅游产品。加强品牌运作策划、总体规划，整治老景区，开辟新景区。

第四，河南省部级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对当地乃至我国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阵地和窗口的需要，因此，要通过这些部级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向中外游客介绍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介绍河南地方特色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展示良好形象，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导游员、讲解员要认真学习和执行国务院及国家旅游局新修订的《旅行社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及相关部门的法规性文件，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一、基本理论

（一）综论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最大亮色当数由日本学者菊地利夫著，辛德勇译的数篇文章，这些文章全部选自菊地利夫的《历史地理学导论》一书，该书出版于1977年，1987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以下正文中简称《论丛》）正式创刊以后，辛德勇从中选译了10篇文章，先后发表于《论丛》1987、1988和1989年各辑（《历史地理学的构成》，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历史地理学基本概念的革新》，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2辑；《历史地理学本质理论的多样化》，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辑； 《历史地理学的逻辑结构》，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辑； 《历史地理学的复原理论与说明理论》，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 《历史地理学的知识类型（一）》，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辑；《历史地理学的知识类型（二）》，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辑；《历史地理学的叙述理论》，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历史地理学绝对空间的叙述形式》，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历史地理学的时空连续型叙述理论》，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4辑），这些文章从历史地理学思想发展史出发，全面总结论述了世界各国历史地理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演变，介绍了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构成、逻辑结构、知识类型、叙述理论、复原理论、说明理论及其基本概念的革新、本质理论的多样化和绝对空间的叙述形式等诸多基本问题，使国内学者对历史地理学的认识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在《历史地理学的构成》一文中，作者认为广义的地理学可分为研究现存地理的现代地理学（modern geography）和研究以往地理的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两大类。历史地理学是复原过去的地理并对其进行解释、叙述的科学，所谓过去的地理就是人类集团无数次不断改造其空间组织的实况，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这种历史的空间。历史地理学从时间的角度可分为史学地理学（prehistoric geography）和狭义的历史地理学，史前地理学的研究时限是人类产生以来到文献记录出现以前，狭义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时限是文献记录出现以后到现代地理形成以前。从资料的角度可分为遗迹历史地理学（relict geography）和文献历史地理学（philological geography）。从地理知识的角度可分为系统历史地理学（systematic historical geography）和区域历史地理学（regional historical geography）。历史地理学的资料是历史性的，方法是地理性的。在《历史地理学本质理论的多样化》一文中，作者认为历史地理学本质理论研究贫乏的原因是由于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本质是一致的。多数历史地理学著述中省略了其本质理论。这些本质理论包括环境论、景观论、区域论、分布论、图形论等，其作用在于从不同侧面揭示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支配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全过程。在其他诸文章中，作者认为历史地理学的逻辑结构主要有三种即作为人文科学的综合描述特性、作为自然科学的探索理论规律特性以及作为理解科学的理解、解释特性。历史地理学的复原方法主要是逆行法（regressive method）和倒叙法，逆行法的出发点是历史文献记录丰富而清晰的时期或现代地表。

历史地理现象的说明理论包括因果论、概率论和机能论。其叙述形态包括绝对空间的叙述形式和相对空间的叙述形式，绝对空间的叙述形式又可分为次一级的地理历史型、时间断面型和空间进化系列型，相对空间的叙述形式只有一种类型即时空连续型，历史地理的研究最终要完成于叙述，不仅要叙述客观历史地理事实，而且要叙述研究者主体所认识的历史地理映像。其中《历史地理学的知识类型》是一篇较有新意的文章，该文分两部分分别发表于《论丛》1988年第4期和1989年第1期，在文中作者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知识类型包括（1）实在世界（real world）的知识；（2）抽象世界（abstract world）的知识；（3）知觉世界（imagined world）的知识。如古代官道经由某一平原的哪些地方，这是实在知识；而古代官道在穿过平原时一般是直线，则为抽象知识；至于古代的人们如何观察这一平原以及利用当时的技术和资料怎样把官道修建成为这样一种形态，则为知觉世界知识。此外作者还介绍了各类知识的性质和机能。

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美学者的文章也被介绍进来。加拿大学者l. 格尔柯著、段塔丽摘译的《论地理与历史的关系》（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美国学者carl. o. 索尔（sauer又译作邵尔）著、姜道章译的《历史地理学引论》（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英国学者迈克尔·威廉斯著、马宝建、雷洪德译的《环境史与历史地理的关系》（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辑）等论文相继出现在国内刊物上。格尔柯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述了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以及在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充分运用历史学方法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在自主的认识模式中，学者的任务就是把人类活动当成人类思想的体现加以研究。然而，历史地理学中的“自然历史观”并未将历史看成自主的认识模式。由于历史学的认识方法具有自主性，因而历史地理学家在研究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时，应更多地注意历史时期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同时，历史地理研究也不能离开历史学家所处的现实世界，而是在研究时应将所有知识运用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将历史学充分地运用于历史地理学科，以为地理学工作者提供一个机会，使地理学者运用适合的历史学方法研究历史变化问题。索尔从批评哈特向对地理学本质的观点出发，论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点、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等问题。他认为地理学的研究，必须注重地理现象的来源，历史地理学是文化史的一部分，地理学研究生活方式的区位，历史地理学必须注重区域研究，人文地理学即文化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关注整个人类时间，档案和实地考察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很重要，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题包括地理变迁、人地互动关系、聚落的地点和类型，以及文化区等。迈克尔的文章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环境史作为历史学科一个独特子集的出现，并讨论了它的发展过程：首先讨论了它的开始是植根于北美的资源保护和知识史，其次讨论了它的伦理演化和基本要点，最后讨论了它更具国际主义和跨学科性的关于自然中的人的观点。同时也考察了环境史研究的各种模式（主要是人类学的）和议程。第二部分考察了主要历史和文化地理学家对环境史所提出的更大的人与自然的争论的贡献。着眼点主要关注四个研究领域：（1）地球的变化和改变，（2）全球扩展和资本主义经济，（3）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4）栖息地、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部分考察了一些争论对于两个学科的意义、共性和挑战。结论是两个学科在“场所故事的叙述”中有许多互相帮助和学习的东西。以上诸篇文章对于国内历史地理学界了解国外历史地理理论的研究状况大有裨益，同时也补充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丰富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研究。

国内学者此时的研究主要有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概述》（见《百科知识》1988年第3期）和史念海的《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因素》（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其中侯先生的文章阐述了历史地理学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国外学者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立所作的突出贡献，探讨了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内容，附带说明了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借用历史学和地理学方法的重要性。史先生的文章主要分析了传统历史地理学即沿革地理学的形成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社会上对于沿革地理知识的需求，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及早期舆图的出现，并揭示了历史地理学的意义和作用及其和沿革地理的关系。除此之外，阙维民《论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时间特性》（见《热带地理》1996年第4期）通过对大量西方历史地理文献的分析，借鉴西方的理论，认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历程，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分析，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存在着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1）静态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2）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3）简单的过去历史时间和过去、 现在和未来相统一的历史时间。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具有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统一的历史时间观念。其时间系统包括精确时间与模糊时间、动态时间与静态时间、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等。朱士光《关于当前加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的思考》（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1999年第1期）认为当前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存在理论建设滞后的问题，已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为进一步推进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必须加强历史地理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大力推进贯通人类历史时期全过程的有关环境变迁的综合性研究，深入探讨环境变迁规律；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学科特点，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努力使研究工作与制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促进学科理论的更新与发展。

专著性的理论成果不是很多，主要有张步天的《历史地理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版）、韩光辉的译作《历史地理学——对象和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阙维民的《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一些通论性的研究专著或教材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也有所总结和推进，如马正林的《中国历史地理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王育民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1990年版）、张步天的《中国历史地理》（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陈昌远的《中国历史地理简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

（二）理论（学科）体系　张步天《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框架及若干说明》（见《地理研究》1993年第4期）一文是一篇较有新意的集大成之作，该文提出了一个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框架（共三层44项），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应包括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和历史地理研究两部分，从研究实践考察，后者应包括描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理学、应用历史地理学三大系列。显示了各研究内容之间合理的层次关系。此外他的《历史地理学学科科学体系的初步研究》（见《益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一文除对其上一篇文章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外，还认为认识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关键是认识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关系，也就是历史地理学在地理学中的地位，那种把历史地理学划入人文地理学的认识是值得商榷的。在研究时限方面，赖琼《史前地理——历史地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见《湛江师范学院学报（社）》1995年第3期）一文针对历史地理研究上限的分歧， 指出没有源头的历史地理学是不完整的历史地理学，它研究的范围应该包含史前地理（原始社会时期地理）。史前地理研究虽然困难，但可以借助其他学科如史前环境考古学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进行研究。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辑）一文总结了有关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方面的若干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具有区域性、演变性、结构综合性与有用于世的目的性，前三点也与构成其研究内容的空间、时间、部门（专题）三大要素相对应，其理论体系中除了包括历史自然和历史人文地理诸分支外，还应包括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图学、应用历史地理学。

（三）研究对象　苏联学者b. c热库林著、韩光辉译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认识发展史》（见《历史地理》第8辑）从历史地理学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其它基本理论问题。国内学者刘盛佳《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1997年第2期）一文认为历史地理学是研究文化景观（或称人文景观、历史景观）的科学，包括未经人类活动改变的自然景观、人类施加了影响和作用的自然景观与人类建造的人为景观；文化景观以人类活动为景观营力的全过程，是将时间和空间与人类活动相结合的科学，以此有别于没有人类活动营力的古地理学，时段很短的现代地理学，以及无实证而难以检验的未来地理学。

（四）研究方法　随着地理学的发展，探讨历史地理学借鉴地理学理论方法的文章开始出现。刘沛林、吴宏岐的《遥感技术应用于历史地理学刍议》（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辑）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论述了遥感技术对历史地理学问题的揭示效果及历史地理工作者掌握和运用遥感方法的可能性。侯仁之先生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见《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1992年）在钱学森的地理科学及地球表层学思想的启示下，阐释了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球表层学这一复杂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的相关理论问题。随后先生又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见《北京大学学报（哲）》1992年第4期）一文中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指出了地球表层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是人地关系的系统研究，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相互汇合点，更是历史地理学发挥作用的地方。刘盛佳《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1997年第3期）一文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有传统的历史法和地理法，但并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强调灵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法，创新的动态过程法，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综合集成法等。特别是要借鉴钱学森提出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保证历史地理研究的顺利完成。朱立巍、马耀峰《地学新技术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应用探讨》（见《西北大学学报（自）》2003年第3期）针对当前历史地理学研究工作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引入地学方面最新技术的可行性和优越性进行了探讨，并对在编绘历史地图中引入数字地图技术、地学图解、虚拟现实等具体方面的应用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地学新技术应用于历史地理学越来越显其可行性和优越性。李久昌《试谈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更新》（见《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认为随着经济建设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历史地理学研究任务和研究内容不断扩大和深化，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凸现出局限性。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在科学哲学和系统科学的指导下，运用最新科技手段，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解决历史地理学问题。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辑）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运用各种历史文献资料、考古学资料及民族民俗学调查资料是最基本的研究办法；地理学的野外实地考察方法，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订正文献资料的谬误，也颇具重要性；现代化新技术如孢粉分析、c14年代测定、航片判读等也广泛运用到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之中；在具体论著的写作论述之中除了传统的定性描述法外，定量分析与图表法也成为学者们常用的方法。曹诗图《“史地结合”的学术传统应该继承发扬》（见《云南地理环境研究》1999年第1期）则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等方面论述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理学科之间的密切关系，对我国学术界存在的史地分离现状及其原因进行了反思，认为史地综合研究有助于历史学科和地理学科的健康发展，史地结合这一优良学术传统应该继承发扬。此外，日本学者菊地利夫著、辛德勇译的《略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人文主义方法》（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证了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不同及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名之为环境、区域、景观或者场所等等的空间，这一点对于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都是相同的。可是从方法论上看，它们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却是不同的，实证主义的方法是由研究者从外部来观察和认识研究对象，因此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是空间内客体对客体的关系。与此相反，人文主义的研究则是主体对主体的研究，研究者通过了解场所内人们的感情、心理、习惯、思想和目的而进入同一生活世界，然后根据他们的体验和行为来解释、理解他们所展现或创造的景观或场所。 （五）学科性质　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历来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尹国蔚《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评议》（见《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分析了近年来关于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的各种争论及其中蕴含的四种矛盾，提出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应再局限于历史的、地理的或边缘的束缚，应提出独立的综合性学科的口号。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辑）一文认为尽管历史地理学界已普遍认为历史地理学应该属于地理科学，但实际上其却多作为历史学的专门史而存在着。并分析了这种理论与实践脱离状态的形成原因，并希望经过长期努力，把历史地理学建设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孙天胜等《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辨析》（见《人文地理》2001年第5期）一文则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该文从学科属性、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剖析了历史地理学科命名上的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指出了研究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关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六）研究意义及影响　蓝勇《现代历史地理学给历史学的新启示》（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从世界形势及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现状出发， 通过诸多个案指出历史地理学界和历史学界应该相互交流，历史学应该借鉴历史地理学的思维模式，改变那种把自然逐出社会，把环境逐出历史的传统研究方法。与90年代初李映辉的《历史地理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见《益阳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一文形成了对照，该文从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的角度，论述了历史地理学对丰富和完善历史学科的作用。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辑）一文对此问题也有论及，文中通过大量实例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兴旺发达，不仅对孕育它成长与发展的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有重大的学科推动意义，而且对当前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具有极大的现实指导作用。

朱士光《历史地理学研究与西部大开发》（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2002年第5期）针对新世纪国家大力推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形势，指出以前我国历史地理学界老、中、青三代学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已对西部、特别是西北地区历史时期环境变迁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史实依据与理论支持。现在更是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只有发挥特点优势、完善自身理论体系、借鉴新的研究手段、加强相关学科协作，走综合研究道路，才能既推动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又能对西部大开发的宏伟事业做出应有贡献。

二、分支学科理论

（一）区域历史地理　较早探索区域历史地理理论问题的是侯甬坚，他在1992年至1994年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来论述这一问题，其中《空间地理规律对区域（中国）发展过程的影响》（见《人文地理》1992年第3辑）一文认为地理学上的空间地理规律深刻地反映了自然界的地域分异特征，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有明显影响。并分析了这些规律的分项表现特点及其对区域的不同表现形式。指出纬度地带性具有连续性特点，对中国大区的表现形式是东西延伸、南北过渡；经度省性具有离散性特点，对中国大区的表现形式是沿海排布、东西互通；垂直地带性具有层次性特点，对中国大区的表现形式是高下分野、趋上发展。《古代中国的区划思想与区划实践》（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1992年第3期）总结了区域概念的用词和词义的演进，指出了古代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依方位划分、依气候冷暖划分、依地形划分和依天文限度（天区）划分。分析了行政区划的三种原则：总括人口原则、行政区与自然区重合原则和便宜赋税征收原则。并大致划分了区域的类型和层次。《区域历史地理申论——构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体系的重要环节》（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1994年第1期）指出本世纪50年代苏联学者的历史地理四分法传入我国，某些论述曾勾画出“区域历史地理”的轮廓，至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者提出新四分法后，才确认其属于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的发展既是传统学术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的有益成果，也是中国历史地理日益走向成熟的证明。目前其研究方向和方法在于，从分区、分类、分级和空间发展过程两方面构成时空连续性研究，形成高度综合的区域发展系统。1995年他又出版了《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对区域历史地理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更为全面地探讨。此后，鲁西奇也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专论历史地理的“区域”问题。其中之一《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见《武汉大学学报（哲）》1996年第6期）指出“区域”是地理学的基本范畴，地理学考察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其区域性。历史地理研究中区域的划分与设定应遵循自然性、历史性、完整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原则。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应注重区域的整体性与综合性，其主要内容有三方面：（1）重建历史时期的区域地理环境系统。（2）探讨历史时期区域地理的变化规律。（3）总结区域开发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另一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2000年第2期）进一步揭示了地理环境、政区、经济类型、移民、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这种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及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它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构架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思路。对这种剖面的考察可以从人口分布及其变动、土地利用方式、居住方式以及方言、风俗等方面展开。不久，朱圣钟《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见《唐都学刊》2003年第3期）系统地探讨了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并进一步指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区域”是一个具时空特性的四维空间实体，在进行区域划分时必须遵循自然性、历史性、完整性、现实性和人文性五个原则；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为历史时期特定地区内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地理环境，它具有区域性、环境性和历史性等特点；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历史自然地理、区域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专题研究和区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进行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必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和采用得当的方法；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邓辉《试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兼论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历史地理综合研究》（见《北京大学学报（哲）》2001年第1期）一文也对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探讨，特别是对英美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中常用的横剖面方法和文化生态学方法进行了评价和中西对比。并就开展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而韩光辉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与国土规划》（见《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5年第1期）则从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核心内容即探索历史上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演变规律和它对国土规划与整治的巨大作用出发论述了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重大意义。

（二）历史农业地理　历史农业地理学自史念海先生倡立以来，至今已成为历史地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相关的研究成果已出版了十几部，但其理论研究一直相对薄弱。王社教《历史农业地理学刍议》（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1994年第3期）是较早论及此问题的几篇论文之一。该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历史农业地理学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研究历史农业地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全面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同时也必须熟悉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农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1995年，陈国生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从学科发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理论体系等方面论述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诸多理论问题。其中《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辑）指出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要与现代农业地理学的研究相结合，借鉴现代农业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系统分析和区域模型研究，同时要利用新技术，节省文献检索时间，提高研究效率。《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发展问题刍议》（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当前历史农业地理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如理论建设落后、研究对象不明确、研究方法陈旧等，并对今后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论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及其层次结构和理论体系》（见《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一定自然、 社会条件下的农业地域类型及其发生发展特征；探讨古代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和相互作用、相互包容的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对象包括人口增减、垦田盈缩、水利良窳、农作物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特征以及农业区域的形成和农业就够变迁的地理规律等。研究内容主要有土地开发和利用、历史农业生态地理、历史农业部门和作物地理、历史农业生产类型与农业生产区等方面。其层次结构从纵向看包括历史农业地理资料收集、历史农业地理具体研究、历史农业地理理论研究。从横向看与地理学、农业学、文史哲、历史地理等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其理论体系大致可划分为历史农业地理理论、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理论、历史农业地理学哲学等三大系统。此后直到2000年李令福又发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基本理论问题初探》（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辑）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具有农业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农业布局的变化发展性、农业生产的结构演变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

（三）历史文化地理　历史文化地理的理论文章较少，20世纪90年代仅有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辑）一文，该文认为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及其不同发展阶段人类文化的各种现象和事物的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的地理特征及其变迁规律。是探讨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揭示当代文化现象、文化类型、文化景观和文化区域在历史上的地理背景和成因的学科。各种文化现象和事物包括各种文化和各个地区文化的起源、扩散、传播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区域的形成、伸缩转换的地理特征，文化景观的剖面结构和变迁的地理规律等。其研究内容包括文化区域的地理差异及其结构特征、历史文化景观、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2002年，蓝勇《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思考》（见《学术研究》2002年第1期）一文回顾了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历史，总结了两个特点：系统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著述不断出现，区域文化和区域文化地理的研究成果更加突出。指出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内容上的两重涵义：一是历史文化地理的文化内涵，即文化因子，除包括学术文化分布、宗教文化分布、婚姻形态分布、俗乐区域分布、人才分布、民歌分布、民风民俗总体差异、方言外，还应包括人种体质特征差异的分布、艺文分布、丧葬分布、人类衣、食、住、行的特征等；二是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层面一是探究该地区与其地区的文化差异；一是分析本地区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并界定了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即区域内各文化因子的复原和这些文化因子产生发展的环境机理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历史文化分区研究。强调物质文化在历史文化分区研究中的地位，提出要注重历史上人类先天心理和生理对文化的影响，指明加强文化因子的复原研究、加强时间断面与文化分区的研究中的重要性，重视人才计量统计中存在的问题，提倡用新思维和新方法来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特别要注重研究者对区域文化的切身感受在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的作用。毛曦《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2002年第3期）一文与前面学者的观点基本相同，只是表述有异，他认为历史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不同历史阶段各种文化现象的地域系统及其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是文化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史的分支学科，同时又是其中二者或三者共同构成的交叉学科，有着自己的学科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历史时期的文化区域、文化传播、文化景观以及历史时期各文化要素的空间组合及其规律等。从事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要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多种方法的运用。

（四）历史城市地理　朱士光《论历史地理学对推进我国古代都城和城市研究的意义和作用》（见《西北大学学报（自）》2002年第5期）一文名为谈古都，实为对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的初步探讨。该文认为历史地理学具有“时空交织、人地关联、文理结合、古今贯通”的学科性质与特点，其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提高我国古代都城与城市研究的理论水平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古代都城研究应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揭示古代都城与城市形成、发展的地理环境特点，二、研究古代都城与城市各职能区域空间分布和组合结构状况及其在历史时期之变化。并从地理环境特点与社会变动等方面探明其原因。三、深入探索古代都城与城市之总体规制、外部形态及其和历史文化（其中包括地域文化）之关系。具体方法可运用：地理环境与城市布局复原法；微观地理特征与宏观地理形势研究法；地理环境变迁与古都、古城镇变化发展相互关联综合分析法；城市结构、形态分析与历史文化内涵开掘向结合的论述法。严艳、吴宏岐《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内容》（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2003年第2期）认为历史城市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重要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城市，即研究历史时期城市空间组织及其演变规律。历史城市地理学的根本特性是区域性、综合性和时序性。历史城市地理学来源于地理科学和城市科学，是一门综合历史地理学与城市地理学的整合学科。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应为历史时期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历史时期城市区域空间组织（城市体系）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城市化规律、城市内部的空间组织演变（城市内部结构）规律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城市的空间组织形态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

（五）其他　除以上几个方面之外，谭其骧《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见《历史地理》第10辑）、朱士光《论历史自然地理学在当前自然地理学学科体系改造中的地位和作用》（见《历史自然地理研究》1994年第1期）、 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5期）、 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 刘理《教育历史地理研究刍议》和李并成《沙漠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以我国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见《地理科学》1999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对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历史教育地理和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另外，王守春《论历史流域系统学》（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一文提出了“历史流域系统学”的新概念。黄盛璋《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辑）提出了“绿洲学”的新概念。这些都是对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理论的新发展。

三、可持续发展与人地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的新发展是出现了对可持续发展和人地关系的探讨。最早对此进行研究的是上官鸿南，他在1992年和1993年连续发表三篇文章《试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人地关系问题》（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辑）、《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中的人地关系问题》（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和《中国历史军事地理中的人地关系问题》（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辑），初步探讨了这个问题。指出人地关系问题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基本矛盾关系充满了辩证法，正是历史地理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在农业生产中，人地矛盾主要是人口与土地环境的矛盾，影响这一矛盾的因素有：生产技术、土壤肥力、土地利用方式、作物传播、土地性质及自然方面的气候、雨量等。在军事行为中，人地矛盾主要表现为军事活动家对地理条件的灵活运用。因为战争胜负必须通过一定的地理条件才能进行，而为了取胜就必须充分利用地理条件，揭示了人在人地关系中的主导地位。2000年，赵淑玲发表《历史上人地观的演变与现实反思》（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辑）一文，对古代“天人合一”的人地观和近代“人类中心论”的人地观进行了反思，探讨了目前人地矛盾的历史原因。指出人地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一个人类依赖自然、征服自然、保护自然的过程。古代“天人合一”的人地关系思想对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后鲁西奇《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见《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讨论了与历史观和历史地理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地相关论以及或然论等人地关系学说（对与此关系不大的、或者未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人定胜天论、天人合一论、人地和谐论以及近年来比较流行的生态中心主义等学说则未予讨论），揭示了地理学中的“区域”思想在人地关系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并探讨了历史地理学在人地关系研究中的地位。

人地关系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专门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较早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是北京大学的韩光辉，1994年，他发表《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地理学思考》（见《北京大学学报（哲）》1994年第3期）一文， 揭开了对这一问题讨论的序幕。该文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文化、技术及自然环境的综合概念，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实质是建立一个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共处、相互协调、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关系，其任务是从发生学的观点出发，通过重建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初始状况及其历史演进序列，科学地阐述这一关系的演变过程和规律，正确地认识全球人地系统的过程和现状，揭示当今人地系统的形成和发展。这一任务也是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历史地理学即是为这一任务服务的。随后徐卫民《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历史地理学透视》（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辑）一文认为，要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历史上的人地关系进行探讨，这正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实质。离开了对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的探讨，可持续发展理论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与韩文的表达异曲同工。而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辑）则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是关于人地关系的最新理论。以其为指导，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演变，要注意到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注意到人类活动的积极作用及对自然环境影响的限度，注意到人对自然的正常开发与破坏之间的度的界限与量的区分，注意引入量化方法与现代地理学的科学方法，将历史地理学研究对现实的借鉴作用与意义落在实处。其中对人对自然环境的积极作用的认识，与其他学者多从消极作用论述不同，体现了人地关系研究中应持的客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