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

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第1篇

史念海先生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与谭其骧先生和侯仁之先生齐名，被称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三杰”。早在1933年，史先生就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35年，经顾颉刚先生推荐，协助张国淦先生对中国地方志进行系统研究。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史先生看到祖国山河不断沦丧，痛心疾首，遂参加“禹贡学会”，并在顾颉刚先生的指导下，发愤撰写《中国疆域沿革史》，表现出很高的爱国热情。抗战时期，史先生在北碚国立编译馆从事历史地图的编绘和《文史杂志》的编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史先生从国家建设的需要出发，提出了历史地理学应当“有用于世”的原则，与谭其骧、侯仁之诸先生共同努力，奠定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基础。半个多世纪以来，史先生废寝忘食，一丝不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同时培养了大批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人才，极大的推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2000年，史先生已经88岁高龄，在身患脑瘤的情况下，仍然顽强地坚持教学和研究工作，拳拳报国之心，令人赞叹不已。

作为杰出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早岁即以淹贯经史群籍，覃思卓识，著称当世”（注：谭其骧：《〈河山集·四集〉序》，陕西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自20世纪30年代涉足于中国历史地理领域以来，他以敏锐的笔触，惊人的毅力，撰写了《中国疆域沿革史》（与顾颉刚先生合作）、《中国的运河》（重庆史学书局1944年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重印）、《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至1992）、《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河山集·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河山集·六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河山集·七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等二十余部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在《红旗》、《历史研究》、《史学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物上发表重要学术论文二百余篇，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大量资料来看，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17点：

一、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历史地理这门学科是有悠久渊源的，可以上溯到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历史地理学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史念海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史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而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并且发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3期）、《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造性贡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论班固以后迄于魏晋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4辑）、《唐代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静安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与曹尔琴合著，刊《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胡渭学案》（刊《清儒学案》1986）、《阎若璩学案》（刊《清儒学案》，1986）、《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因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学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辑）等一系列学术论文。这些论文的发表，提高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史的研究水平，对完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发掘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社会功能。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顾颉刚先生在创办禹贡学会的时候，虽然以研究沿革地理为主，但他采用了“历史地理学”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史地理学在沿革地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成为与传统意义上的沿革地理学有着明显差别的新型学科。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演变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探讨人地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使其有利于人们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科学。建国以来，史念海先生与侯仁之等先生一道，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地探讨，写成《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对完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史念海先生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有用于世”的学问，应当在国家的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以身作则，努力发掘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社会功能。为了引起人们对交通问题的重视，他曾撰写过《中国的运河》一书（重庆史学书局1944年初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重印）。为了发展蚕桑事业，他撰写了《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和《西周至元代陕西地区蚕桑事业》（《陕西师大学报》1977年第4期）等论文。针对西安严重缺水的问题，他撰写了《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辑）和《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并向陕西省领导提出了解决西安缺水问题的建议和具体措施。此外，他还专门撰写了《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一文，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努力发挥历史地理学的社会功能，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提出了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历史地理学既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又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有它自身的特点。采取什么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为好？这是历史地理工作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史念海先生认为，“以实地考察与文献记载相结合为研究这门学科较为切实可行的方法”。因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要了解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就必须借助于文献记载，就必须进行实地考察。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由文献记载可以了解历史上某一地区的具体情况，但文献记载并非都是第一手资料，也并非都是得之目验的结果，因而难免会有讹误之处。通过实地考察，可以纠正文献记载的错误，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地理现象演变的过程。所以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相互结合，相互补充，能够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这“应该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较为有效的步骤。”（注：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册，第1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数十年来，史先生就是运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他不仅对中国历史地理文献了如指掌，而且对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许多地方进行了考察，获得了大量的考察资料（注：史念海：《黄土高原考察琐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辑。）。在此基础上，他开拓创新，不断进取，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所倡导的这种方法后来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他们采用这种方法研究历史地理问题，也都有很大的收获。

四、促进了沿革地理学的发展。由于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因此沿革地理学在历史地理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在组织禹贡学会时，即以沿革地理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内容。史念海先生是从研究沿革地理起家的。他在顾颉刚先生指导下所撰写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疆域沿革史》，就是沿革地理学方面的名著（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1999年作为商务文库丛书再版）。在这部著作中，他采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考证方法，详细论述了中国历代疆域的演变，揭露了列强蚕食中国的罪行，号召国人“光复旧土，还我山河”，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思想。建国以后，史先生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但对沿革地理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先后撰写了《以陕西省为例探索古今县命名的某些规律》（《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第4期至1980年第3期）、《论〈禹页〉的著作年代》（《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4期）、《新秦中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论唐代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等等很有影响的论文。由于他采用文献和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沿革地理，一方面在文献考证上狠下功夫，另一方面把实地考察引进到沿革地理的研究领域，因而在研究工作中往往能够有所突破。比如过去学者都认为“新秦中”与“河南地”是同义语，所指地理范围相同。他在《新秦中考》一文中，以文献资料和考察结果相互印证，指出“新秦中”的地理位置与“河南地”并不完全相同：新秦中在西、北两面都越过了黄河，甚至包括了阴山之下的北界之地；西河郡的西界与朔方、北地二郡的西界处在同一条线上，北地郡的北界也应向北推移和西河郡相连。这种创新研究，给古老的沿革地理学带来了新的活力，使沿革地理学作为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向纵深发展（注：曹尔琴：《史先生对沿革地理学研究的贡献》，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五、树立了黄河流域环境变迁研究的丰碑。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始终是从“有用于世”的角度出发的。建国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展开，治理黄河的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被提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为了治理黄河，解决黄土高原的生态问题，史先生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对黄河流域的环境变迁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早在1976年他就撰写了《黄河在山陕之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6年第2期）和《周原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6年第3期）。1977年撰写了《论泾渭清浊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7年第1期）、《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7年第3期）和《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上、下］（《河山集》第二集，三联书店，1981）。1979年又撰写了《黄土高原的历史变迁与当前的治理方针》（《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农林牧综合发展科研工作讨论会资料选编》）。1985年应陕西省领导之约，出版《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与曹尔琴、朱士光合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1987年撰写《论黄土高原沟壑的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2辑）。1990年撰写《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当代治黄论坛》，科学出版社，1990）。1992年撰写《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辑）。其后又不断在这方面开拓研究，并将研究成果集结成《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通过对黄土高原和黄河的系统研究，史先生指出：在历史时期，由于森林和植被的大量破坏，黄土高原的侵蚀现象十分严重；严重侵蚀不仅使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支离破碎，而且在黄河中下游形成了严重的堆积，影响了黄河的安澜。因此，要根治黄河，首先要对黄土高原进行治理；而要治理黄土高原，就需要恢复黄土高原的森林和植被。这些研究成果，“大大超过了前人的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注：邹逸麟：《黄河流域环境变迁研究中的重大贡献》，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陈桥驿：《继续深入黄河历史地理的研究》（史念海教授新著〈河山集〉二集读后），《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

六、开辟了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新领域。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要研究历史时期的农业状况，就不能不研究历史农业地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史念海先生在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过程中，率先提出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概念，并把它作为历史经济地理的一个分支进行深入研究。他对历史农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考察，撰写了《春秋战国时代农业的发展及其地区分布》（《教育与研究》1956年第1期）、《开元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人文杂志》1956年第3期）、《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人文杂志》1960年第1期）、《隋唐时期黄河上游的农牧业地区》（《唐史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等一批高质量的文章。与此同时，他又对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农业区进行了研究，发表了《河西与敦煌》［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辑、1989年第1辑）、《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化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等重要论文。此外，他还对中国历史上的农牧分界线进行了深入探讨，先后撰写了《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黄土高原及其农牧分布地区的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论西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2辑）等著名文章。通过这些研究成果，奠定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础。在史先生的倡导下，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受到历史地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已发展成为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揭示了人口稠密地区形成和演变的内在机制。人口的分布与迁徙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历史地理学不可回避的问题。史念海先生认为：“人能够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可是自然对人也有制约的作用。人不仅要受到自然的制约，就是所处的社会也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不受到相应的影响。”因此，他十分重视人口问题的研究。他的许多研究课题都曾涉及到人口，特别是人口的分布与迁徙。专门论述人口问题的论著就有《晋永嘉乱后中原流人及江左居民》（《西北论衡》7:15,1939年8月）、《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人文杂志》1959年第3期）、《论我国人口重心区域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2辑）、《中国历史人口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台湾学生书局，1991）及《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迁徙人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4辑）等。在这些论著中，史先生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历史上的人口稠密地区，分析人口稠密地区形成的因素，以及人口地理与经济地理的关系。他在研究中指出，中国疆域辽阔，各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西汉时期，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除了关中泾渭两水的下游而外，还有黄河下游和济水两侧，太行山东平原以至于相当于现在山东半岛各处，就是现在河南的汝、颍两水和白河、湍河流域的人口也是较为稠密的（注：史念海：《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第一章第二节，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唐时人口稠密的地区除两京所在的京兆府和河南府外，还有太原府以及河南道的汴州、宋州、曹州，河北道的魏州、相州、贝州、冀州、沧州等地。这些人口稠密的地区，都是当时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特别是有农田水利的地区。此外，城市、交通及自然环境对人口分布的疏密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些研究揭示了人口稠密地区演变的轨迹，从一个重要的侧面为解决当前的人口压力提供了参考。

八、奠定了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基础。历史军事地理对于国防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历史地理学界，对历史军事地理最有研究的人是史念海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先生就曾致力于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1939年，他撰写了《保卫大西北地理形势》（《西北论衡》7:8,1939）。1943年，撰写了《论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及其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文史杂志》2:9、10,1943）。1945年，撰写了《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文史杂志》6:2,1945），开了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先河。七十年代中，由于战略的需要，他应司令员皮定钧将军之邀，对中国历史上的战略要地和古战场进行了仔细考察，在历史军事地理特别是在陕西历史军事地理和长城的研究方面用功尤勤。1980年，写成《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1982年，写成《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期）。1983年写成《论雁门关》（与曹尔琴合著，刊《地名知识》1983年第3期）。1984年，写成《函谷关与新函谷关》（《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1985年，写成《陕西省在我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文史集林》第1辑，文人杂志增刊，1985）。1985年写成《洛河右岸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的探索》（《文物》1985年第11期）。1987年发表《陕北的地理特点与军事价值》（《文史集林》第2辑，1987）及《关中的军事历史地理》（《文史集林》第2辑，人文杂志增刊，1987）。1988年写成《论关中东部战国时期秦魏诸长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1992年写成《我国历史上东西对立局势和南北对立局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辑）。1994年又写成《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至3辑）。这些研究成果，大部分收录在《河山集》第四集中，都是历史军事地理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堪称树立在我国历史军事地理领域的一座丰碑”（注：李之勤：《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丰碑》，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

九、提高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层次。历史文化地理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一样，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最近几年，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的学者较渐多，但在过去，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却很少。史念海先生是较早对历史文化地理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1935年撰写《两唐书地理志互勘》（《禹贡》3:2-6、9）时，即涉及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问题。1941年，他曾撰写《现阶段西北游资之形成及其利用》（《西北资源》2卷1期，1941）。1978年，他又撰写《周原的历史地理与周原考古》（《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5期）。1981年撰写《论地名和地名的整理工作》（《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1983年撰写《由地理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历史地理》第3辑，1983）。1988年，撰写《开元天宝时期长安的文化》（《唐史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及《隋唐时期域外地理的探索及世界认识的再扩大》（《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辑）。1990年撰写《两〈唐书〉列传人物籍贯的地理分布》（《河山集·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1993年撰写了《论〈三国志〉及〈晋书〉列传人物籍贯的地理分布》（《浙江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及《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4辑）。1994年发表了《论中国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中国古都研究》十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1995年发表了《古代音乐戏曲杂耍与古都文化》（《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1998年发表了《半坡遗址与历史地理研究》（《文博》。1998年第3期）。1999年又发表了《唐长安的池沼与林园》（刊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2辑《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增刊）。在研究的过程中，史先生不仅注重文化现象的地理背景，而且十分注意分析文化地理演变的内在机制。因此，他的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方面的上乘之作，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文化地理研究的水平，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化地理的研究。

十、对历史民族地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各个民族的形成、发展以及与其它民族的关系，都离不开他们所生活的地理环境，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针对这种情况，史念海先生对历史民族地理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在1939年撰写了《西北宗教与民族问题》（《西北论衡》7:8,1939）。1943年撰写了《论秦汉时代的民族精神》（《文史杂志》4卷，1943）。1990年撰写了《西周与春秋时期华族与非华族的杂居及其地理分布》［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2辑）。1993年撰写了《论陕西省的历史民族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辑）等多篇论文。更重要的是，他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列了《历史民族地理》一章。虽然由于该书篇幅所限，史先生在这一章中未能尽情发挥和阐述，但它系统地论述了从古至今各民族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发展、以及相互杂居、分合、演变的历史过程。史先生在历史民族地理方面所作的开创性工作，对于民族史和历史地理的研究均有十分重要大的意义。许多历史上难以理解的问题，通过史先生的研究已迎刃而解。可以说，史先生对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较之过去历史地理和民族史研究中仅考证民族居地，是大大前进了一步”，“为这一分支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典范”（注：周伟洲：《史念海先生对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开拓和贡献》，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

十一、对历史上的交通问题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历史时期中国的交通屡有变化，颇为复杂，不易理出头绪。史念海先生认为交通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均有较大关系。因而对历史上的交通问题颇为重视，并进行了长期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史先生首先对中国的运河进行了系统研究，出版了《中国的运河》一书。接着撰写了《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2:9,10,1944）。六十年代中，撰写了《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人文杂志》1960年第3期）、《三门峡与古代漕运》（《人文杂志》1960年第4期）。七十年代撰写了《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陕西师大学报》1975年第3期）。九十年代撰写了《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3期）、《战国时代的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期）、《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4辑）、《唐代通西域道路的渊源及其途中的都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辑）。此外，史先生在他所主编的《陕西通史》和《西安历史地图集》中，还对陕西的交通道路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成果是不可低估的。在史先生论述历史交通问题的论著中，《中国的运河》一书影响最大，特别是198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注：瞿林东：《运河：历史的价值和现实的意义——评史念海教授著《中国的运河》，《人文杂志》，1989年，第5期。）。

十二、对陕西历史地理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史念海先生在山西，但在陕西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因而对陕西的具有特殊的感情。他常对学生们讲，在陕西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首先要对陕西的历史地理进行认真研究，争取在全国有发言权。因为在陕西工作研究陕西方面的相关问题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起码实地考察比较方便。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自从他四十年代末来到西安以后，就开始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对陕西的许多问题进行研究。为了使研究工作能够深入下去，他常带着问题到陕西各地考察。数十年间，足迹遍及关中、陕北、陕南各县。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古代关中》（《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汉中历史地理》（《教学与研究》，1965）、《陕西地区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研究论文选集》，1965）、《周原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6年第3期）、《陕西省地理区划的沿革》（《陕情要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等煌煌百万言的研究论文。他所撰写的有关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和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论著，也多涉及到陕西地区。不仅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史先生还主持了多卷本《陕西通史》和《古都西安丛书》的编写工作。《陕西通史》的《历史地理卷》和《古都西安丛书》中的历史地理部分都是在史先生的直接参预或亲自指导下完成的。

十三、创立了中国古都学。都城是政治中心，有的还兼有经济中心的作用。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王朝更迭频繁，因而留下了许多古都。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西安、洛阳、安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七大古都”。史念海先生认为，古都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值得进行深入研究。为了更好的研究中国的古都，他在1983年发起成立了“中国都学会”。不久，又在北京、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安阳、江陵、广州等地成立了当地的古都学会。在这个基础上，正式创立了中国古都学。史先生说：“中国古都学是研究我国古都的形成、发展、萧条乃至于消失、或经过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科学”；“研究历史上的都城，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当前建设的需要。”（注：史念海：《中国古都研究序言》，《中国古都研究》第一辑，1985年。）。1987年，他发表了《中国古都学刍议》（《浙江学刊》1987年第1期）。1989年，撰写了《中国古都形成的因素》（《中国古都学研究》第四辑，1989）。1990年撰写了《我国古都建都期间对于自然环境的利用及其影响》（《余嘉锡先生纪念文集》）和《中国古代都城的萧条与破坏》（《中国古都研究》第五集，1990）。1992年撰写了《中国古都概说》[1-5]（《陕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至1991年第1期）。1996年撰写了《环绕长安的河流及有关的渠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1辑）及《西安附近的原始聚落和城市的兴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辑）。1997年撰《说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辑）。1998年撰《汉长安城的营建规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辑）及《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这些成果大部分收入《中国古都和文化》一书（中华书局，1998），成为中国古都学的扛鼎之作，为中国古都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注：李进：《中国古都学创建的历史轨迹——读史念海先生的新著〈中国古都和文化〉》，《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此外，他所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曾获中国图书提名奖和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也是古都研究的重大成果（注：邹逸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重大成果：评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3期；钮钟勋：《一部杰出的区域历史地图集》，《陕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4期；王守春：《西安与关中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西安历史地图集〉》，《地理学报》，1997年，第4期；司徒尚纪：《我国古都历史地图编制的一座丰碑——〈西安历史地图集〉》，《人文杂志》，1997年，第5期。）。

十四、阐明了地方志的价值。我国古代有修撰地方志的传统，因而留下了不少方志。据统计，保存至今的方志即达八千余种。这些方志中有许多历史地理方面的资料，但过去很少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史念海先生曾对方志进行过深入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初，他撰写了《论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刊《中国地方志通讯》1981年第5、6期，又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5年第3辑）、《方志刍议》（《陕西地方志通讯》1982年第2期）、《论旧方志与新方志》（《陕西地方志通讯》1982年第3期）、《论方志中的史与志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论方志的纂修与实地考察》等文章。随后又与曹尔琴先生合作，编成《方志刍议》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在这些论著中，史先生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地方志进行了探讨，特别论述了方志的价值。他认为，我国的方志从西汉时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撰述不断，积累丰富，可谓“汗牛充栋”，其中有许多第一手资料，是弥足珍贵的。不仅如此，我国方志的种类也很多，有总括全国的志书，有记载政区的“通志”、“府志”、“州志”、“县志”、“乡土志”，还有记载山川形势和风土民情的专志。此外，方志的内容包罗广泛，一般方志都是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兼及人事，几乎无所不包，称之为“百科全书”也不过份。这些方志对于学术研究特别历史地理研究有较高的价值。他还建议吸取旧方志的精华，编纂新方志，为国家建设服务，并亲自参加了《陕西通志》编纂方案的制定。

十五、丰富了历史地图学的内容。历史地图学也是历史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史念海先生在研究历史地理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历史地图的绘制。将近七十年的研究生涯中，他在广泛的领域里辛勤耕耘，成就卓然，不仅有数百万言精采文章，而且有数百幅精详地图。史先生的历史地图以疆域图、环境变迁图、运河图、交通图、城市图和经济图为主，涉及历史地理学的绝大部分领域。由于这些地图基本上都是在掌握文献资料，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运用大比例尺地形图绘成的，因而其科学性和学术价值都有超越前人之处。史先生在北碚编译馆工作时，曾绘制过《西汉地理图》30余幅，遗憾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些图下落不明。从现存资料来看，史先生在历史地图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分散在《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的运河》及《河山集》（1至7集）等论著中的专题图。据粗略统计，大约有700幅左右。一类是1996年出版的《西安历史地图集》，有彩图180余幅。一类是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集·历史地图集》中历史农业地理图组，有数十幅。“这些历史地图一方面使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得以形象展示，与文字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大大丰富了历史地图学的内容，推动了这门学科的发展。”（注：费省：《万里河山尽入图：史念海先生的历史地图学成就述评》，刊《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

十六、创办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定期刊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史念海先生在1984年亲自创办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是中国目前唯一的历史地理学定期刊物。该刊以促进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为宗旨，从“有用于世”的角度出发，刊登海内外学者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优秀论著。内容包括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以及历史地理考察报告等等，涉及历史地理学的方方面面。此外，还及时刊登国内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各种信息。由于该刊具有学术性、实用性和科学性，因而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史念海教授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创办者，也是该刊名符其实的主编。在他的倡导和组织下，该刊的作者队伍不断壮大。除顾颉刚、谭其骧、侯仁之等老一代历史地理学家曾为该刊撰稿外，曾昭璇、陈桥驿、李学勤、李健超、葛剑雄、邹逸麟、张修桂、于希贤、韩光辉、朱士光、辛德勇、王守春、钮仲勋、司徒尚纪、阿兰－贝克、妹尾达彦等知名学者也经常给该刊撰稿。还有一大批专门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积极向该刊投稿。因此，该刊的稿源十分丰富。对于编辑部审定拟用的稿件，史先生都要逐一审定。所以该刊质量上乘，受到海内外学者的一致好评。该刊自创办以来，成为历史地理工作者重要学术阵地，目前已出版近60辑，发表重要学术论文1000余篇，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筑波大学的有关学者都认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代表了当今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水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十七、培养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史念海先生不仅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而且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名师。他在搞好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同时，还坚持从事历史地理的教学工作，努力培养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人才。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招收了一批又一批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其士生即多达30位！他们是费省、辛德勇（85届）；郭声波（87届）；吴宏岐、韩茂莉（88届）；李辅斌、袭胜生（89届）；李令福、周宏伟、马波（90届）；王社教、马雪芹、吕卓民（91届）；陈国生（92届）；李映辉、徐君峰、耿占军（93届）；王双怀、张联社、李心纯（94届）；萧正洪、张建军（95届）；徐卫民、王元林（96届）；薛平拴（97届）、穆渭生、刘锡涛（98届）；刘景纯、张维慎（99届）；陈隆文、介永强（2000届）。除博士生外，史先生还接收过国内外的一些访问学者和进修生，其中包括日本学者妹尾达彦、市来弘志等。对于所有的学生，史先生都很关心，都能够因材施教。直到88岁高龄，仍承担着繁重的教学行务，在教坛上无私奉献。史先生培养的这些学生现在分布在全国各地，有的成为博导，有的成为教授或副教授，都在历史地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第2篇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可观，仅就笔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经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各个领域。下面择其主要而概述一年来的研究进展。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

“历史地理”一词从何而来？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作者根据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晋阳学刊》第6期）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命名有悖于科学规范”，而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无疑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但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不断加强。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曹树基的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现代地理学发展方向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也莫能外。在区域研究理论上，鲁西奇继1996年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该年第6期）后，本年度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此外，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文还有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文汇报》11月4日）、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第1期）等。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谭其骧先生早在1990年历史地理会议的主题报告《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就已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文汇报》1991年1月6日第3版）。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历史人文地理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成果多、质量高，代表着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广阔，宜分别概述其本年度的学术成就。

1、历史政区研究

历史政区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现在有的学者将其赋予“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内涵，或主张以“历史政治地理”取而代之。在这个领域内，本年度成果不少，但多集中于先秦、秦汉时期。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基层组织的“丘”，源于龙山文化末期在原野中用土堆积而成、人类藉以居住的台地；商代的丘是农渔田猎的基本单位，是军赋的承担者；西周、春秋时代的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是“野”中的政权组织，丘民耕种公田，缴纳禾、刍、米，春秋末则缴纳牛、马、车，充当甲士、步卒；战国时代因井田制和国野制度的瓦解，国、野两套行政系统混一，丘被乡取代，“丘”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李晓杰《春秋晋县考》（《历史地理》第十六辑）钩稽了春秋晋国较为明确可考的原、温、邬、祁、瓜衍之县、先茅之县等三十二个县，指出这些晋县大多分布在河水及汾水两侧，且多分布于晋国的边地，认为春秋后期其性质已出现了由县邑之县向郡县之县转化的现象。这是对周振鹤关于县制起源三阶段说的绝好补充。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师大学报》第4期）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划分为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周边地带的华夏与东夷中山诸侯、争霸列强、戎狄蛮夷三股政治势力，认为不同地理区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使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秦、楚列国得以崛起称霸，超过了鲁、卫、郑、宋等中原地带的旧日望国。

汉武帝设立的刺史部，传统观点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将全国除京畿以外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他的另一篇文章《王莽时期州制的变化兼论都督制的滥觞》（《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王莽时“州”的行政化倾向被固化，而监察职能被削弱甚至被剥离，“保”区制的设立使州受到更多军事因素的渗入，州呈现了军政合一的性质。

李晓杰《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利用现存的文献史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第5期）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东汉比郡属国问题，认为它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并未实现郡县化。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万昌华《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齐鲁学刊》第5期）、黄金铸《论六朝岭南争取激增无滥置之嫌》 （《学术研究》第6期）、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论》（《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等。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认为，早期传世文献上的“鬼方”是殷商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民族，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 李伯重《革命乎？虚像乎？》（《九州》第二辑）从方法论上分析了导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所使用的“主导法”与“集粹法”的致命弊端，指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空间意识缺乏所导致的一个“虚像”，并力图求得宋代江南农业时空变化的“实像”。高王凌《中国棉作分布的历史演变》（《九州》第二辑）重点研究了棉花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种植的地理分布，将棉花生产分作“自产有余且能大量外销”、“接近自给”、“不能自给”、“极少棉作”四类地区，发现全国约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赖市场获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际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把传统经济说成是‘男耕女织’、‘一家一户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大合适的”。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使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三峡地区原始农业、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状况，最后总结出服务现实的三点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探讨了历史时期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关中为例简要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戴鞍钢等《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认为这种状况限制了它的社会影响。此外，同类论文还有王双怀《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尹玲玲《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等。

3、历史城市地理与古城址研究

应该说，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本年度的成果以古都研究居多。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灿若星辰，唐长安城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金代京、都制度最初是在照搬其他民族制度的基础上，融入女真民族传统的政治特征而形成的；在金朝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上，京、都制度不断调整、变革，在女真统治集团对国内各地各民族的种族统治运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代京、都制度上承辽宋、下启元明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韩光辉《论中国元代建制城市》（《历史地理》第十六辑）探讨了金元都市警巡院、城市录事司的官制与职能，详细研究了元代建制城市的规模及其户口特征、时空特征，认为元代建制城市的辉煌“就在于对一百余个城市实行了专门且有效的行政管理，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可惜明清城市管理又倒退到由附郭县或县负责的陈轨旧俗上去了。李孝聪等《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九州》第二辑）一文，由北京城王府的出现与发展历史过程入手，从王府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着眼，着重分析了清代北京城内王府在不同阶段的选址和分布特点，并对产生的原因作了探讨。尹钧科《十八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当时大规模重修或新建宫殿、王府、寺观，使北京城市建筑更为完备，而大力整治街道沟渠和彻底改造城外大道，以及西郊“三山五园”为主体皇家园林的修建，使人们更能领略到十八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辉煌。白洪希《清朝关外都城辨》（《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已是史书和学术界公认的都城，但努尔哈赤居住十六载的费阿拉城以及界藩、萨尔浒却不能算作都城。同类论文还有：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第7期）、汪文学《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极其相关问题研究》（《江海学刊》第1期）等。

尧都平阳的传说，虽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间接地表明它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说明包括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这是王社教、朱士光在《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中表述的观点。郑州小双桥遗址从1990年被发现和经过1990年、1995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后，有的学者多次撰文，一再论证这就是殷商仲丁所迁的?都，邹衡先生《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嚣）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对此观点加以肯定；然方酉生《小双桥遗址为仲丁?都说商讨》（《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认为，下此结论为时尚早，仲丁所迁?都应当是郑州商城。徐昭峰《试论偃师商城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提出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亳、偃师商城性质为军事重镇的观点。石泉《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从汉魏六朝文献记载出发，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分析，初步认定汉末三国至梁、陈之际的夏口城实当位于今钟祥市或稍南处；在梁、陈之际的大动乱中，古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夏口”之名遂移至今武汉市。学术界对在西安附近新发现的沙河古桥的性质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沙河古桥进行的综合分析，认为是“沣河古桥”的可能性较大。据李并成《汉玉门关新考》（《九州》第二辑）考证，著名的玉门关存在了1140年，关址最早设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十公里处的石关峡，西汉太初三四年之际西迁敦煌西北，隋唐时又东徙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而迁回石关峡。

此外，石培基等《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人文地理》第3期）运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过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简要探讨了西北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这类文章还有段渝《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曹小曙等《历史时期昆明城区拓展及结构演变研究》（《热带地理》第3期）等。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吴永焕《从<方言>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文史哲》第6期）从扬雄《方言》记录方言词语时所用地名单独列举与并举情况考察，看出秦汉时期山东方言大致可分为齐鲁、东齐海岱两区四片，如此格局的形成与齐鲁各地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其格局在今山东方言中仍然保持着。湖北省境的演变自秦至明曾有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这种波折不可能只是纯粹的政治行为，而是文化在起作用——湖北省境是一个可以依凭的独特的感觉文化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湖北省境即使经过长期割裂后也始终保持着成为一个完整区域的要求，该文对湖北感觉文化区的演变、作为文化地域的空间构成、地域归属与整合、作为感觉文化区的判读指标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颇具新意。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阐释了陕西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程，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干旱是影响关中农业生产、甚至人民生存的主要自然灾害，张晓虹、张伟然合撰的《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一文试图从行为地理学的角度阐释陕西太白山崇拜的产生及分布地域的形成过程，很有见地。据李仁《回族杰出人物的历史地理之分析》（《回族研究》第1期）研究，回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但杰出人物东高西低，认为东南沿海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穆斯林优秀人才的出现、成长不无关联，因而呼吁：提高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5、历史地名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名，地名研究的专门之作为数也不少。华林甫《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中关于西晋太康元年、隋开皇十八年更改重复县名的论述是作者一大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上六次大规模更改重复地名运动所作之发覆，钩沉抉隐、爬梳排比，总结了历次更改地名的特点和规律，进而以这些规律来衡量当今地名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出并建议现存50多组字同、形似、音近的地名在适当时候均应予以改名。刘宗迪《华夏名义考》（《民族研究》第5期）依据作者提出的人类族群建构于原始舞蹈的理论，通过对“华”、“夏”两字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证，说明“华”、“夏”两字最初都是舞蹈之名，表示饰羽之舞，中华民族最初名称“华夏”正是由此演变而来的。程二行《春秋都邑何多以“父”名？》（《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论述了见于《春秋》、《左传》中鲁、郑、卫、晋、楚诸国十来处含“父”字地名的来历，认为古时“父”、“阜”通假，“阜”义为土山，高大而上平，古人建都立邑多选择地势高敞之地。李锋敏《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河西走廊地区许多发源于匈奴语和汉语而至今仍沿用的古地名是各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第2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阿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代国号研究的论文，如《王莽新国号述论》（《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汉唐国号考原》（《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赵宋国号考说》（《扬州大学学报》第5期）、《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等，并出版了《“中国”古今称谓研究》一书。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心理学、名称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繁多的国家称谓分为三类，详细阐释了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同时也论及分裂朝代的国号，考论中国古今名号和域外有关中国的诸多称谓；作者认为，中国的各种称谓往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探其源、细释其义，有助于理解过去，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书中广征博引、以考带论，其言富有文采，饱含热情。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结构浑然一体，探索鞭辟入里，新见迭出，精义纷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卞孝萱先生之“序”谓此书为“奠基”、“开拓”，均非过誉。

6、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果亦复不少。据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研究，北宋以前地理总志的代表作属于以州下类目县目夹杂为常用体裁、以政治经济地理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的地记型，南宋的代表作转变为以州下纯用类目为体裁、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胜览型，这种演变不仅根源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也根源于宋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合力所致。郭红《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对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中的大同镇图作了专门研究，据此可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山西图中“杀虎口” 、“阻虎堡” 、“宁鲁堡”、 “ 威鲁堡”等地名中的“虎”、“鲁”二字原为“胡”、 “虏”之误。王卫东《明代山西沿边的几个地名》（《历史地理》第十六期）据《明世宗实录》等史料也指出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这几处失误。中国现存的古代游记众多，但除了十数种著名的之外，绝大部分不大为地理学界所注意，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湖南师大学报》第2期）从一些具体例证分析，发掘出这些游记不但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自然地理学资料、而且也包含着不少重要的人文地理学内容，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古代游记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和地理学思想史的最为可靠的和极为重要的材料，应当受到地理学界的重视。汤开建《祝淮<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研究》、《雍正<广东通志·澳门图>研究》（《暨南学报》第3期和第6期）专门研究早期澳门地图，前者通过图上首次出现的地名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的内涵，后者对图中涉及的澳门华人庙宇起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颜广文等《论阮元与<广东通志>的编撰》（《华南师大学报》第3期）从阮修通志的时代背景、阮元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分析，认为阮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完善，选材广泛，编撰独特，史料价值高，全志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璃板摄影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李勃《<舆地纪胜>琼州部分纠谬》（《学术研究》第7期）、高福顺《简论<高丽记>佚文在地名学上的贡献》（《东疆学刊》第1期）等。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黄河是中华大地的生母，治理黄河必然要参考黄河史研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1962年提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著名论点，如今已成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任伯平持有疑义；1997和1998两年，任伯平与赵淑贞合作发表二文，重申旧说，仍然否定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存在。王守春《论东汉至唐代黄河长期相对安流的存在及若干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发现，任、赵二人的论文“许多史实和观点存在诸多错误和问题”，指出他们对历史文献的“随意曲解”是“极不严肃的”，“不是严肃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谓“黄河下游并不安流”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的出现，主要还是中游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王景治河当然功不可没，但治河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维持长达七百年的相对安流。关于黄河壶口瀑布历史上溯源侵蚀的速度，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描述，推算出自公元527年至813年间平均每年后退5.1米、从公元527年至现代平均每年后退3.3米的结论；但是现代测量出壶口瀑布平均每年仅仅后退5厘米，两者竟然相差上百倍，故宋保平《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壶口瀑布的逆源侵蚀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重新检讨了影响瀑布后退的四大因素，结果显示岩性特征、落差、流量、泥沙含量均非影响瀑布后退的关键原因，因而认为《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志》多为定性描述，只能称为“半定量”；如果一定要确定其侵蚀速度，那么只能得出从李吉甫时代到现代的溯源侵蚀平均数值即1.2米/年 这么一个模糊的数据。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蓝勇、杨伟兵《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森林植被分布的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表明，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但明清以后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地摧残了该地天然森林植被系统，清末各类厂矿的兴起对腹地森林资源影响较大，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和大炼钢铁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一度降到15%以下，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增多，因此作者认为“如何控制农业垦殖、特别是山地陡坡垦殖，进而退耕还林，发展合理的农林复合型（三峡）库区经济以利于水土保持已刻不容缓”。

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为此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对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灾害与人口、灾害与社会经济、灾害与社会政治、灾害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了高见。满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认为这次清代后期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大旱灾形成的原因在于全球性的特强ENSO事件影响下亚洲地区季风的显著减弱。左鹏、张修桂《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灾是江湖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为人们提供了开垦荒田的淤地，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堤垸的修守诚然是一种御患措施，但因其单一化而使江汉地区的人地关系日趋恶化。（以上三文具载《复旦学报》第6期）

环境研究方面，朱士光《西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研究表明，关中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对长安的城市建设、物资供应、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西汉王朝对王畿所在关中地区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也对保护与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喜人，学风严谨、论证扎实而又紧密结合现实的论著不少，作者队伍中也涌现出一批新人，昭示着本学科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进程中，研究西部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太少。

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第3篇

一、基本理论

（一）综论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最大亮色当数由日本学者菊地利夫著，辛德勇译的数篇文章，这些文章全部选自菊地利夫的《历史地理学导论》一书，该书出版于1977年，1987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以下正文中简称《论丛》）正式创刊以后，辛德勇从中选译了10篇文章，先后发表于《论丛》1987、1988和1989年各辑（《历史地理学的构成》，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历史地理学基本概念的革新》，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2辑；《历史地理学本质理论的多样化》，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辑； 《历史地理学的逻辑结构》，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辑； 《历史地理学的复原理论与说明理论》，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 《历史地理学的知识类型（一）》，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辑；《历史地理学的知识类型（二）》，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辑；《历史地理学的叙述理论》，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历史地理学绝对空间的叙述形式》，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历史地理学的时空连续型叙述理论》，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4辑），这些文章从历史地理学思想发展史出发，全面总结论述了世界各国历史地理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演变，介绍了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构成、逻辑结构、知识类型、叙述理论、复原理论、说明理论及其基本概念的革新、本质理论的多样化和绝对空间的叙述形式等诸多基本问题，使国内学者对历史地理学的认识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在《历史地理学的构成》一文中，作者认为广义的地理学可分为研究现存地理的现代地理学（modern geography）和研究以往地理的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两大类。历史地理学是复原过去的地理并对其进行解释、叙述的科学，所谓过去的地理就是人类集团无数次不断改造其空间组织的实况，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这种历史的空间。历史地理学从时间的角度可分为史学地理学（prehistoric geography）和狭义的历史地理学，史前地理学的研究时限是人类产生以来到文献记录出现以前，狭义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时限是文献记录出现以后到现代地理形成以前。从资料的角度可分为遗迹历史地理学（relict geography）和文献历史地理学（philological geography）。从地理知识的角度可分为系统历史地理学（systematic historical geography）和区域历史地理学（regional historical geography）。历史地理学的资料是历史性的，方法是地理性的。在《历史地理学本质理论的多样化》一文中，作者认为历史地理学本质理论研究贫乏的原因是由于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本质是一致的。多数历史地理学著述中省略了其本质理论。这些本质理论包括环境论、景观论、区域论、分布论、图形论等，其作用在于从不同侧面揭示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支配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全过程。在其他诸文章中，作者认为历史地理学的逻辑结构主要有三种即作为人文科学的综合描述特性、作为自然科学的探索理论规律特性以及作为理解科学的理解、解释特性。历史地理学的复原方法主要是逆行法（regressive method）和倒叙法，逆行法的出发点是历史文献记录丰富而清晰的时期或现代地表。

历史地理现象的说明理论包括因果论、概率论和机能论。其叙述形态包括绝对空间的叙述形式和相对空间的叙述形式，绝对空间的叙述形式又可分为次一级的地理历史型、时间断面型和空间进化系列型，相对空间的叙述形式只有一种类型即时空连续型，历史地理的研究最终要完成于叙述，不仅要叙述客观历史地理事实，而且要叙述研究者主体所认识的历史地理映像。其中《历史地理学的知识类型》是一篇较有新意的文章，该文分两部分分别发表于《论丛》1988年第4期和1989年第1期，在文中作者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知识类型包括（1）实在世界（real world）的知识；（2）抽象世界（abstract world）的知识；（3）知觉世界（imagined world）的知识。如古代官道经由某一平原的哪些地方，这是实在知识；而古代官道在穿过平原时一般是直线，则为抽象知识；至于古代的人们如何观察这一平原以及利用当时的技术和资料怎样把官道修建成为这样一种形态，则为知觉世界知识。此外作者还介绍了各类知识的性质和机能。

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美学者的文章也被介绍进来。加拿大学者l. 格尔柯著、段塔丽摘译的《论地理与历史的关系》（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美国学者carl. o. 索尔（sauer又译作邵尔）著、姜道章译的《历史地理学引论》（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英国学者迈克尔·威廉斯著、马宝建、雷洪德译的《环境史与历史地理的关系》（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辑）等论文相继出现在国内刊物上。格尔柯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述了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以及在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充分运用历史学方法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在自主的认识模式中，学者的任务就是把人类活动当成人类思想的体现加以研究。然而，历史地理学中的“自然历史观”并未将历史看成自主的认识模式。由于历史学的认识方法具有自主性，因而历史地理学家在研究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时，应更多地注意历史时期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同时，历史地理研究也不能离开历史学家所处的现实世界，而是在研究时应将所有知识运用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将历史学充分地运用于历史地理学科，以为地理学工作者提供一个机会，使地理学者运用适合的历史学方法研究历史变化问题。索尔从批评哈特向对地理学本质的观点出发，论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点、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等问题。他认为地理学的研究，必须注重地理现象的来源，历史地理学是文化史的一部分，地理学研究生活方式的区位，历史地理学必须注重区域研究，人文地理学即文化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关注整个人类时间，档案和实地考察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很重要，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题包括地理变迁、人地互动关系、聚落的地点和类型，以及文化区等。迈克尔的文章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环境史作为历史学科一个独特子集的出现，并讨论了它的发展过程：首先讨论了它的开始是植根于北美的资源保护和知识史，其次讨论了它的伦理演化和基本要点，最后讨论了它更具国际主义和跨学科性的关于自然中的人的观点。同时也考察了环境史研究的各种模式（主要是人类学的）和议程。第二部分考察了主要历史和文化地理学家对环境史所提出的更大的人与自然的争论的贡献。着眼点主要关注四个研究领域：（1）地球的变化和改变，（2）全球扩展和资本主义经济，（3）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4）栖息地、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部分考察了一些争论对于两个学科的意义、共性和挑战。结论是两个学科在“场所故事的叙述”中有许多互相帮助和学习的东西。以上诸篇文章对于国内历史地理学界了解国外历史地理理论的研究状况大有裨益，同时也补充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丰富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研究。

国内学者此时的研究主要有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概述》（见《百科知识》1988年第3期）和史念海的《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因素》（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其中侯先生的文章阐述了历史地理学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国外学者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立所作的突出贡献，探讨了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内容，附带说明了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借用历史学和地理学方法的重要性。史先生的文章主要分析了传统历史地理学即沿革地理学的形成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社会上对于沿革地理知识的需求，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及早期舆图的出现，并揭示了历史地理学的意义和作用及其和沿革地理的关系。除此之外，阙维民《论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时间特性》（见《热带地理》1996年第4期）通过对大量西方历史地理文献的分析，借鉴西方的理论，认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历程，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分析，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存在着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1）静态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2）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3）简单的过去历史时间和过去、 现在和未来相统一的历史时间。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具有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统一的历史时间观念。其时间系统包括精确时间与模糊时间、动态时间与静态时间、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等。朱士光《关于当前加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的思考》（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1999年第1期）认为当前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存在理论建设滞后的问题，已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为进一步推进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必须加强历史地理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大力推进贯通人类历史时期全过程的有关环境变迁的综合性研究，深入探讨环境变迁规律；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学科特点，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努力使研究工作与制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促进学科理论的更新与发展。

专著性的理论成果不是很多，主要有张步天的《历史地理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版）、韩光辉的译作《历史地理学——对象和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阙维民的《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一些通论性的研究专著或教材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也有所总结和推进，如马正林的《中国历史地理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王育民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1990年版）、张步天的《中国历史地理》（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陈昌远的《中国历史地理简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

（二）理论（学科）体系　张步天《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框架及若干说明》（见《地理研究》1993年第4期）一文是一篇较有新意的集大成之作，该文提出了一个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框架（共三层44项），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应包括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和历史地理研究两部分，从研究实践考察，后者应包括描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理学、应用历史地理学三大系列。显示了各研究内容之间合理的层次关系。此外他的《历史地理学学科科学体系的初步研究》（见《益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一文除对其上一篇文章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外，还认为认识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关键是认识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关系，也就是历史地理学在地理学中的地位，那种把历史地理学划入人文地理学的认识是值得商榷的。在研究时限方面，赖琼《史前地理——历史地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见《湛江师范学院学报（社）》1995年第3期）一文针对历史地理研究上限的分歧， 指出没有源头的历史地理学是不完整的历史地理学，它研究的范围应该包含史前地理（原始社会时期地理）。史前地理研究虽然困难，但可以借助其他学科如史前环境考古学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进行研究。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辑）一文总结了有关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方面的若干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具有区域性、演变性、结构综合性与有用于世的目的性，前三点也与构成其研究内容的空间、时间、部门（专题）三大要素相对应，其理论体系中除了包括历史自然和历史人文地理诸分支外，还应包括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图学、应用历史地理学。

（三）研究对象　苏联学者b. c热库林著、韩光辉译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认识发展史》（见《历史地理》第8辑）从历史地理学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其它基本理论问题。国内学者刘盛佳《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1997年第2期）一文认为历史地理学是研究文化景观（或称人文景观、历史景观）的科学，包括未经人类活动改变的自然景观、人类施加了影响和作用的自然景观与人类建造的人为景观；文化景观以人类活动为景观营力的全过程，是将时间和空间与人类活动相结合的科学，以此有别于没有人类活动营力的古地理学，时段很短的现代地理学，以及无实证而难以检验的未来地理学。

（四）研究方法　随着地理学的发展，探讨历史地理学借鉴地理学理论方法的文章开始出现。刘沛林、吴宏岐的《遥感技术应用于历史地理学刍议》（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辑）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论述了遥感技术对历史地理学问题的揭示效果及历史地理工作者掌握和运用遥感方法的可能性。侯仁之先生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见《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1992年）在钱学森的地理科学及地球表层学思想的启示下，阐释了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球表层学这一复杂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的相关理论问题。随后先生又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见《北京大学学报（哲）》1992年第4期）一文中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指出了地球表层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是人地关系的系统研究，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相互汇合点，更是历史地理学发挥作用的地方。刘盛佳《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1997年第3期）一文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有传统的历史法和地理法，但并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强调灵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法，创新的动态过程法，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综合集成法等。特别是要借鉴钱学森提出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保证历史地理研究的顺利完成。朱立巍、马耀峰《地学新技术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应用探讨》（见《西北大学学报（自）》2003年第3期）针对当前历史地理学研究工作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引入地学方面最新技术的可行性和优越性进行了探讨，并对在编绘历史地图中引入数字地图技术、地学图解、虚拟现实等具体方面的应用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地学新技术应用于历史地理学越来越显其可行性和优越性。李久昌《试谈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更新》（见《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认为随着经济建设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历史地理学研究任务和研究内容不断扩大和深化，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凸现出局限性。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在科学哲学和系统科学的指导下，运用最新科技手段，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解决历史地理学问题。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辑）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运用各种历史文献资料、考古学资料及民族民俗学调查资料是最基本的研究办法；地理学的野外实地考察方法，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订正文献资料的谬误，也颇具重要性；现代化新技术如孢粉分析、c14年代测定、航片判读等也广泛运用到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之中；在具体论著的写作论述之中除了传统的定性描述法外，定量分析与图表法也成为学者们常用的方法。曹诗图《“史地结合”的学术传统应该继承发扬》（见《云南地理环境研究》1999年第1期）则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等方面论述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理学科之间的密切关系，对我国学术界存在的史地分离现状及其原因进行了反思，认为史地综合研究有助于历史学科和地理学科的健康发展，史地结合这一优良学术传统应该继承发扬。此外，日本学者菊地利夫著、辛德勇译的《略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人文主义方法》（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证了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不同及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名之为环境、区域、景观或者场所等等的空间，这一点对于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都是相同的。可是从方法论上看，它们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却是不同的，实证主义的方法是由研究者从外部来观察和认识研究对象，因此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是空间内客体对客体的关系。与此相反，人文主义的研究则是主体对主体的研究，研究者通过了解场所内人们的感情、心理、习惯、思想和目的而进入同一生活世界，然后根据他们的体验和行为来解释、理解他们所展现或创造的景观或场所。 （五）学科性质　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历来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尹国蔚《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评议》（见《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分析了近年来关于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的各种争论及其中蕴含的四种矛盾，提出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应再局限于历史的、地理的或边缘的束缚，应提出独立的综合性学科的口号。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辑）一文认为尽管历史地理学界已普遍认为历史地理学应该属于地理科学，但实际上其却多作为历史学的专门史而存在着。并分析了这种理论与实践脱离状态的形成原因，并希望经过长期努力，把历史地理学建设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孙天胜等《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辨析》（见《人文地理》2001年第5期）一文则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该文从学科属性、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剖析了历史地理学科命名上的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指出了研究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关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六）研究意义及影响　蓝勇《现代历史地理学给历史学的新启示》（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从世界形势及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现状出发， 通过诸多个案指出历史地理学界和历史学界应该相互交流，历史学应该借鉴历史地理学的思维模式，改变那种把自然逐出社会，把环境逐出历史的传统研究方法。与90年代初李映辉的《历史地理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见《益阳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一文形成了对照，该文从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的角度，论述了历史地理学对丰富和完善历史学科的作用。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辑）一文对此问题也有论及，文中通过大量实例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兴旺发达，不仅对孕育它成长与发展的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有重大的学科推动意义，而且对当前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具有极大的现实指导作用。

朱士光《历史地理学研究与西部大开发》（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2002年第5期）针对新世纪国家大力推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形势，指出以前我国历史地理学界老、中、青三代学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已对西部、特别是西北地区历史时期环境变迁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史实依据与理论支持。现在更是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只有发挥特点优势、完善自身理论体系、借鉴新的研究手段、加强相关学科协作，走综合研究道路，才能既推动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又能对西部大开发的宏伟事业做出应有贡献。

二、分支学科理论

（一）区域历史地理　较早探索区域历史地理理论问题的是侯甬坚，他在1992年至1994年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来论述这一问题，其中《空间地理规律对区域（中国）发展过程的影响》（见《人文地理》1992年第3辑）一文认为地理学上的空间地理规律深刻地反映了自然界的地域分异特征，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有明显影响。并分析了这些规律的分项表现特点及其对区域的不同表现形式。指出纬度地带性具有连续性特点，对中国大区的表现形式是东西延伸、南北过渡；经度省性具有离散性特点，对中国大区的表现形式是沿海排布、东西互通；垂直地带性具有层次性特点，对中国大区的表现形式是高下分野、趋上发展。《古代中国的区划思想与区划实践》（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1992年第3期）总结了区域概念的用词和词义的演进，指出了古代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依方位划分、依气候冷暖划分、依地形划分和依天文限度（天区）划分。分析了行政区划的三种原则：总括人口原则、行政区与自然区重合原则和便宜赋税征收原则。并大致划分了区域的类型和层次。《区域历史地理申论——构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体系的重要环节》（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1994年第1期）指出本世纪50年代苏联学者的历史地理四分法传入我国，某些论述曾勾画出“区域历史地理”的轮廓，至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者提出新四分法后，才确认其属于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的发展既是传统学术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的有益成果，也是中国历史地理日益走向成熟的证明。目前其研究方向和方法在于，从分区、分类、分级和空间发展过程两方面构成时空连续性研究，形成高度综合的区域发展系统。1995年他又出版了《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对区域历史地理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更为全面地探讨。此后，鲁西奇也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专论历史地理的“区域”问题。其中之一《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见《武汉大学学报（哲）》1996年第6期）指出“区域”是地理学的基本范畴，地理学考察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其区域性。历史地理研究中区域的划分与设定应遵循自然性、历史性、完整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原则。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应注重区域的整体性与综合性，其主要内容有三方面：（1）重建历史时期的区域地理环境系统。（2）探讨历史时期区域地理的变化规律。（3）总结区域开发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另一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2000年第2期）进一步揭示了地理环境、政区、经济类型、移民、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这种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及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它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构架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思路。对这种剖面的考察可以从人口分布及其变动、土地利用方式、居住方式以及方言、风俗等方面展开。不久，朱圣钟《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见《唐都学刊》2003年第3期）系统地探讨了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并进一步指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区域”是一个具时空特性的四维空间实体，在进行区域划分时必须遵循自然性、历史性、完整性、现实性和人文性五个原则；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为历史时期特定地区内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地理环境，它具有区域性、环境性和历史性等特点；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历史自然地理、区域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专题研究和区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进行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必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和采用得当的方法；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邓辉《试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兼论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历史地理综合研究》（见《北京大学学报（哲）》2001年第1期）一文也对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探讨，特别是对英美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中常用的横剖面方法和文化生态学方法进行了评价和中西对比。并就开展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而韩光辉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与国土规划》（见《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5年第1期）则从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核心内容即探索历史上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演变规律和它对国土规划与整治的巨大作用出发论述了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重大意义。

（二）历史农业地理　历史农业地理学自史念海先生倡立以来，至今已成为历史地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相关的研究成果已出版了十几部，但其理论研究一直相对薄弱。王社教《历史农业地理学刍议》（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1994年第3期）是较早论及此问题的几篇论文之一。该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历史农业地理学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研究历史农业地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全面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同时也必须熟悉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农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1995年，陈国生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从学科发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理论体系等方面论述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诸多理论问题。其中《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辑）指出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要与现代农业地理学的研究相结合，借鉴现代农业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系统分析和区域模型研究，同时要利用新技术，节省文献检索时间，提高研究效率。《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发展问题刍议》（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当前历史农业地理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如理论建设落后、研究对象不明确、研究方法陈旧等，并对今后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论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及其层次结构和理论体系》（见《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一定自然、 社会条件下的农业地域类型及其发生发展特征；探讨古代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和相互作用、相互包容的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对象包括人口增减、垦田盈缩、水利良窳、农作物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特征以及农业区域的形成和农业就够变迁的地理规律等。研究内容主要有土地开发和利用、历史农业生态地理、历史农业部门和作物地理、历史农业生产类型与农业生产区等方面。其层次结构从纵向看包括历史农业地理资料收集、历史农业地理具体研究、历史农业地理理论研究。从横向看与地理学、农业学、文史哲、历史地理等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其理论体系大致可划分为历史农业地理理论、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理论、历史农业地理学哲学等三大系统。此后直到2000年李令福又发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基本理论问题初探》（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辑）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具有农业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农业布局的变化发展性、农业生产的结构演变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

（三）历史文化地理　历史文化地理的理论文章较少，20世纪90年代仅有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辑）一文，该文认为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及其不同发展阶段人类文化的各种现象和事物的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的地理特征及其变迁规律。是探讨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揭示当代文化现象、文化类型、文化景观和文化区域在历史上的地理背景和成因的学科。各种文化现象和事物包括各种文化和各个地区文化的起源、扩散、传播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区域的形成、伸缩转换的地理特征，文化景观的剖面结构和变迁的地理规律等。其研究内容包括文化区域的地理差异及其结构特征、历史文化景观、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2002年，蓝勇《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思考》（见《学术研究》2002年第1期）一文回顾了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历史，总结了两个特点：系统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著述不断出现，区域文化和区域文化地理的研究成果更加突出。指出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内容上的两重涵义：一是历史文化地理的文化内涵，即文化因子，除包括学术文化分布、宗教文化分布、婚姻形态分布、俗乐区域分布、人才分布、民歌分布、民风民俗总体差异、方言外，还应包括人种体质特征差异的分布、艺文分布、丧葬分布、人类衣、食、住、行的特征等；二是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层面一是探究该地区与其地区的文化差异；一是分析本地区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并界定了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即区域内各文化因子的复原和这些文化因子产生发展的环境机理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历史文化分区研究。强调物质文化在历史文化分区研究中的地位，提出要注重历史上人类先天心理和生理对文化的影响，指明加强文化因子的复原研究、加强时间断面与文化分区的研究中的重要性，重视人才计量统计中存在的问题，提倡用新思维和新方法来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特别要注重研究者对区域文化的切身感受在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的作用。毛曦《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2002年第3期）一文与前面学者的观点基本相同，只是表述有异，他认为历史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不同历史阶段各种文化现象的地域系统及其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是文化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史的分支学科，同时又是其中二者或三者共同构成的交叉学科，有着自己的学科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历史时期的文化区域、文化传播、文化景观以及历史时期各文化要素的空间组合及其规律等。从事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要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多种方法的运用。

（四）历史城市地理　朱士光《论历史地理学对推进我国古代都城和城市研究的意义和作用》（见《西北大学学报（自）》2002年第5期）一文名为谈古都，实为对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的初步探讨。该文认为历史地理学具有“时空交织、人地关联、文理结合、古今贯通”的学科性质与特点，其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提高我国古代都城与城市研究的理论水平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古代都城研究应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揭示古代都城与城市形成、发展的地理环境特点，二、研究古代都城与城市各职能区域空间分布和组合结构状况及其在历史时期之变化。并从地理环境特点与社会变动等方面探明其原因。三、深入探索古代都城与城市之总体规制、外部形态及其和历史文化（其中包括地域文化）之关系。具体方法可运用：地理环境与城市布局复原法；微观地理特征与宏观地理形势研究法；地理环境变迁与古都、古城镇变化发展相互关联综合分析法；城市结构、形态分析与历史文化内涵开掘向结合的论述法。严艳、吴宏岐《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内容》（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2003年第2期）认为历史城市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重要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城市，即研究历史时期城市空间组织及其演变规律。历史城市地理学的根本特性是区域性、综合性和时序性。历史城市地理学来源于地理科学和城市科学，是一门综合历史地理学与城市地理学的整合学科。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应为历史时期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历史时期城市区域空间组织（城市体系）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城市化规律、城市内部的空间组织演变（城市内部结构）规律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城市的空间组织形态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

（五）其他　除以上几个方面之外，谭其骧《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见《历史地理》第10辑）、朱士光《论历史自然地理学在当前自然地理学学科体系改造中的地位和作用》（见《历史自然地理研究》1994年第1期）、 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5期）、 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 刘理《教育历史地理研究刍议》和李并成《沙漠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以我国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见《地理科学》1999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对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历史教育地理和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另外，王守春《论历史流域系统学》（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一文提出了“历史流域系统学”的新概念。黄盛璋《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辑）提出了“绿洲学”的新概念。这些都是对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理论的新发展。

三、可持续发展与人地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的新发展是出现了对可持续发展和人地关系的探讨。最早对此进行研究的是上官鸿南，他在1992年和1993年连续发表三篇文章《试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人地关系问题》（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辑）、《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中的人地关系问题》（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和《中国历史军事地理中的人地关系问题》（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辑），初步探讨了这个问题。指出人地关系问题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基本矛盾关系充满了辩证法，正是历史地理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在农业生产中，人地矛盾主要是人口与土地环境的矛盾，影响这一矛盾的因素有：生产技术、土壤肥力、土地利用方式、作物传播、土地性质及自然方面的气候、雨量等。在军事行为中，人地矛盾主要表现为军事活动家对地理条件的灵活运用。因为战争胜负必须通过一定的地理条件才能进行，而为了取胜就必须充分利用地理条件，揭示了人在人地关系中的主导地位。2000年，赵淑玲发表《历史上人地观的演变与现实反思》（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辑）一文，对古代“天人合一”的人地观和近代“人类中心论”的人地观进行了反思，探讨了目前人地矛盾的历史原因。指出人地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一个人类依赖自然、征服自然、保护自然的过程。古代“天人合一”的人地关系思想对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后鲁西奇《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见《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讨论了与历史观和历史地理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地相关论以及或然论等人地关系学说（对与此关系不大的、或者未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人定胜天论、天人合一论、人地和谐论以及近年来比较流行的生态中心主义等学说则未予讨论），揭示了地理学中的“区域”思想在人地关系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并探讨了历史地理学在人地关系研究中的地位。

人地关系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专门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较早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是北京大学的韩光辉，1994年，他发表《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地理学思考》（见《北京大学学报（哲）》1994年第3期）一文， 揭开了对这一问题讨论的序幕。该文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文化、技术及自然环境的综合概念，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实质是建立一个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共处、相互协调、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关系，其任务是从发生学的观点出发，通过重建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初始状况及其历史演进序列，科学地阐述这一关系的演变过程和规律，正确地认识全球人地系统的过程和现状，揭示当今人地系统的形成和发展。这一任务也是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历史地理学即是为这一任务服务的。随后徐卫民《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历史地理学透视》（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辑）一文认为，要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历史上的人地关系进行探讨，这正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实质。离开了对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的探讨，可持续发展理论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与韩文的表达异曲同工。而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辑）则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是关于人地关系的最新理论。以其为指导，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演变，要注意到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注意到人类活动的积极作用及对自然环境影响的限度，注意到人对自然的正常开发与破坏之间的度的界限与量的区分，注意引入量化方法与现代地理学的科学方法，将历史地理学研究对现实的借鉴作用与意义落在实处。其中对人对自然环境的积极作用的认识，与其他学者多从消极作用论述不同，体现了人地关系研究中应持的客观态度。

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第4篇

一、基本理论

(一)综论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最大亮色当数由日本学者菊地利夫着,辛德勇译的数篇文章,这些文章全部选自菊地利夫的《历史地理学导论》一书,该书出版于1977年,1987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以下正文中简称《论丛》)正式创刊以后,辛德勇从中选译了10篇文章,先后发表于《论丛》1987、1988和1989年各辑(《历史地理学的构成》,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历史地理学基本概念的革新》,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2辑;《历史地理学本质理论的多样化》,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辑; 《历史地理学的逻辑结构》,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辑; 《历史地理学的复原理论与说明理论》,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 《历史地理学的知识类型(一)》,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辑;《历史地理学的知识类型(二)》,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辑;《历史地理学的叙述理论》,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历史地理学绝对空间的叙述形式》,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历史地理学的时空连续型叙述理论》,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4辑),这些文章从历史地理学思想发展史出发,全面总结论述了世界各国历史地理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演变,介绍了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构成、逻辑结构、知识类型、叙述理论、复原理论、说明理论及其基本概念的革新、本质理论的多样化和绝对空间的叙述形式等诸多基本问题,使国内学者对历史地理学的认识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在《历史地理学的构成》一文中,作者认为广义的地理学可分为研究现存地理的现代地理学(modern geography)和研究以往地理的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两大类。历史地理学是复原过去的地理并对其进行解释、叙述的科学,所谓过去的地理就是人类集团无数次不断改造其空间组织的实况,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这种历史的空间。历史地理学从时间的角度可分为史学地理学(prehistoric geography)和狭义的历史地理学,史前地理学的研究时限是人类产生以来到文献记录出现以前,狭义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时限是文献记录出现以后到现代地理形成以前。从资料的角度可分为遗迹历史地理学(relict :请记住我站域名eography)和文献历史地理学(philological geography)。从地理知识的角度可分为系统历史地理学(systematic historical geography)和区域历史地理学(regional historical geography)。历史地理学的资料是历史性的,方法是地理性的。在《历史地理学本质理论的多样化》一文中,作者认为历史地理学本质理论研究贫乏的原因是由于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本质是一致的。多数历史地理学着述中省略了其本质理论。这些本质理论包括环境论、景观论、区域论、分布论、图形论等,其作用在于从不同侧面揭示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支配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全过程。在其他诸文章中,作者认为历史地理学的逻辑结构主要有三种即作为人文科学的综合描述特性、作为自然科学的探索理论规律特性以及作为理解科学的理解、解释特性。历史地理学的复原方法主要是逆行法(regressive method)和倒叙法,逆行法的出发点是历史文献记录丰富而清晰的时期或现代地表。

历史地理现象的说明理论包括因果论、概率论和机能论。其叙述形态包括绝对空间的叙述形式和相对空间的叙述形式,绝对空间的叙述形式又可分为次一级的地理历史型、时间断面型和空间进化系列型,相对空间的叙述形式只有一种类型即时空连续型,历史地理的研究最终要完成于叙述,不仅要叙述客观历史地理事实,而且要叙述研究者主体所认识的历史地理映像。其中《历史地理学的知识类型》是一篇较有新意的文章,该文分两部分分别发表于《论丛》1988年第4期和1989年第1期,在文中作者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知识类型包括(1)实在世界(real world)的知识;(2)抽象世界(abstract world)的知识;(3)知觉世界(imagined world)的知识。如古代官道经由某一平原的哪些地方,这是实在知识;而古代官道在穿过平原时一般是直线,则为抽象知识;至于古代的人们如何观察这一平原以及利用当时的技术和资料怎样把官道修建成为这样一种形态,则为知觉世界知识。此外作者还介绍了各类知识的性质和机能。

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美学者的文章也被介绍进来。加拿大学者L. 格尔柯着、段塔丽摘译的《论地理与历史的关系》(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美国学者Carl. O. 索尔(Sauer又译作邵尔)着、姜道章译的《历史地理学引论》(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英国学者迈克尔·威廉斯着、马宝建、雷洪德译的《环境史与历史地理的关系》(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辑)等论文相继出现在国内刊物上。格尔柯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述了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以及在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充分运用历史学方法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在自主的认识模式中,学者的任务就是把人类活动当成人类思想的体现加以研究。然而,历史地理学中的“自然历史观”并未将历史看成自主的认识模式。由于历史学的认识方法具有自主性,因而历史地理学家在研究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时,应更多地注意历史时期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同时,历史地理研究也不能离开历史学家所处的现实世界,而是在研究时应将所有知识运用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将历史学充分地运用于历史地理学科,以为地理学工作者提供一个机会,使地理学者运用适合的历史学方法研究历史变化问题。索尔从批评哈特向对地理学本质的观点出发,论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点、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等问题。他认为地理学的研究,必须注重地理现象的来源,历史地理学是文化 史的一部分,地理学研究生活方式的区位,历史地理学必须注重区域研究,人文地理学即文化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关注整个人类时间,档案和实地考察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很重要,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题包括地理变迁、人地互动关系、聚落的地点和类型,以及文化区等。迈克尔的文章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环境史作为历史学科一个独特子集的出现,并讨论了它的发展过程:首先讨论了它的开始是植根于北美的资源保护和知识史,其次讨论了它的伦理演化和基本要点,最后讨论了它更具国际主义和跨学科性的关于自然中的人的观点。同时也考察了环境史研究的各种模式(主要是人类学的)和议程。第二部分考察了主要历史和文化地理学家对环境史所提出的更大的人与自然的争论的贡献。着眼点主要关注四个研究领域:(1)地球的变化和改变,(2)全球扩展和资本主义经济,(3)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4)栖息地、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部分考察了一些争论对于两个学科的意义、共性和挑战。结论是两个学科在“场所故事的叙述”中有许多互相帮助和学习的东西。以上诸篇文章对于国内历史地理学界了解国外历史地理理论的研究状况大有裨益,同时也补充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丰富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研究。

国内学者此时的研究主要有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概述》(见《百科知识》1988年第3期)和史念海的《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因素》(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其中侯先生的文章阐述了历史地理学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国外学者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立所作的突出贡献,探讨了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内容,附带说明了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借用历史学和地理学方法的重要性。史先生的文章主要分析了传统历史地理学即沿革地理学的形成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社会上对于沿革地理知识的需求,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及早期舆图的出现,并揭示了历史地理学的意义和作用及其和沿革地理的关系。除此之外,阙维民《论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时间特性》(见《热带地理》1996年第4期)通过对大量西方历史地理文献的分析,借鉴西方的理论,认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历程,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分析,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存在着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1)静态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2)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3)简单的过去历史时间和过去、 现在和未来相统一的历史时间。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具有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统一的历史时间观念。其时间系统包括精确时间与模糊时间、动态时间与静态时间、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等。朱士光《关于当前加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的思考》(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1999年第1期)认为当前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存在理论建设滞后的问题,已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为进一步推进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必须加强历史地理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大力推进贯通人类历史时期全过程的有关环境变迁的综合性研究,深入探讨环境变迁规律;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学科特点,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努力使研究工作与制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促进学科理论的更新与发展。

专着性的理论成果不是很多,主要有张步天的《历史地理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版)、韩光辉的译作《历史地理学——对象和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阙维民的《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一些通论性的研究专着或教材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也有所总结和推进,如马正林的《中国历史地理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王育民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1990年版)、张步天的《中国历史地理》(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陈昌远的《中国历史地理简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

(二)理论(学科)体系 张步天《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框架及若干说明》(见《地理研究》1993年第4期)一文是一篇较有新意的集大成之作,该文提出了一个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框架(共三层44项),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应包括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和历史地理研究两部分,从研究实践考察,后者应包括描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理学、应用历史地理学三大系列。显示了各研究内容之间合理的层次关系。此外他的《历史地理学学科科学体系的初步研究》(见《益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一文除对其上一篇文章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外,还认为认识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关键是认识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关系,也就是历史地理学在地理学中的地位,那种把历史地理学划入人文地理学的认识是值得商榷的。在研究时限方面,赖琼《史前地理——历史地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见《湛江师范学院学报(社)》1995年第3期)一文针对历史地理研究上限的分歧, 指出没有源头的历史地理学是不完整的历史地理学,它研究的范围应该包含史前地理(原始社会时期地理)。史前地理研究虽然困难,但可以借助其他学科如史前环境考古学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进行研究。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辑)一文总结了有关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方面的若干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具有区域性、演变性、结构综合性与有用于世的目的性,前三点也与构成其研究内容的空间、时间、部门(专题)三大要素相对应,其理论体系中除了包括历史自然和历史人文地理诸分支外,还应包括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图学、应用历史地理学。

(三)研究对象 苏联学者B. C热库林着、韩光辉译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认识发展史》(见《历史地理》第8辑)从历史地理学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其它基本理论问题。国内学者刘盛佳《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1997年第2期)一文认为历史地理学是研究文化景观(或称人文景观、历史景观)的科学,包括未经人类活动改变的自然景观、人类施加了影响和作用的自然景观与人类建造的人为景观;文化景观以人类活动为景观营力的全过程,是将时间和空间与人类活动相结合的科学,以此有别于没有人类活动营力的古地理学,时段很短的现代地理学,以及无实证而难以检验的未来地理学。

(四)研究方法 随着地理学的发展,探讨历史地理学借鉴地理学理论方法的文章开始出现。刘沛林、吴宏岐的《遥感技术应用于历史地理学刍议》(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辑)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论述了遥感技术对历史地理学问题的揭示效果/！/及历史地理工作者掌握和运用遥感方法的可能性。侯仁之先生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见《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1992年)在钱学森的地理科学及地球表层学思想的启示下,阐释了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球表层学这一复杂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的相关理论问题。随后先生又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见《北京大学学报(哲)》1992年第4期)一文中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指出了地球表层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是人地关系的系统 研究,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相互汇合点,更是历史地理学发挥作用的地方。刘盛佳《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1997年第3期)一文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有传统的历史法和地理法,但并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强调灵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法,创新的动态过程法,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综合集成法等。特别是要借鉴钱学森提出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保证历史地理研究的顺利完成。朱立巍、马耀峰《地学新技术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应用探讨》(见《西北大学学报(自)》2003年第3期)针对当前历史地理学研究工作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引入地学方面最新技术的可行性和优越性进行了探讨,并对在编绘历史地图中引入数字地图技术、地学图解、虚拟现实等具体方面的应用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地学新技术应用于历史地理学越来越显其可行性和优越性。李久昌《试谈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更新》(见《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认为随着经济建设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历史地理学研究任务和研究内容不断扩大和深化,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凸现出局限性。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在科学哲学和系统科学的指导下,运用最新科技手段,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解决历史地理学问题。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辑)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运用各种历史文献资料、考古学资料及民族民俗学调查资料是最基本的研究办法;地理学的野外实地考察方法,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订正文献资料的谬误,也颇具重要性;现代化新技术如孢粉分析、C14年代测定、航片判读等也广泛运用到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之中;在具体论着的写作论述之中除了传统的定性描述法外,定量分析与图表法也成为学者们常用的方法。曹诗图《“史地结合”的学术传统应该继承发扬》(见《云南地理环境研究》1999年第1期)则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等方面论述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理学科之间的密切关系,对我国学术界存在的史地分离现状及其原因进行了反思,认为史地综合研究有助于历史学科和地理学科的健康发展,史地结合这一优良学术传统应该继承发扬。此外,日本学者菊地利夫着、辛德勇译的《略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人文主义方法》(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证了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不同及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名之为环境、区域、景观或者场所等等的空间,这一点对于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都是相同的。可是从方法论上看,它们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却是不同的,实证主义的方法是由研究者从外部来观察和认识研究对象,因此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是空间内客体对客体的关系。与此相反,人文主义的研究则是主体对主体的研究,研究者通过了解场所内人们的感情、心理、习惯、思想和目的而进入同一生活世界,然后根据他们的体验和行为来解释、理解他们所展现或创造的景观或场所。 (五)学科性质 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历来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尹国蔚《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评议》(见《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分析了近年来关于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的各种争论及其中蕴含的四种矛盾,提出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应再局限于历史的、地理的或边缘的束缚,应提出独立的综合性学科的口号。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辑)一文认为尽管历史地理学界已普遍认为历史地理学应该属于地理科学,但实际上其却多作为历史学的专门史而存在着。并分析了这种理论与实践脱离状态的形成原因,并希望经过长期努力,把历史地理学建设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孙天胜等《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辨析》(见《人文地理》2001年第5期)一文则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该文从学科属性、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剖析了历史地理学科命名上的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指出了研究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关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六)研究意义及影响 蓝勇《现代历史地理学给历史学的新启示》(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从世界形势及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现状出发, 通过诸多个案指出历史地理学界和历史学界应该相互交流,历史学应该借鉴历史地理学的思维模式,改变那种把自然逐出社会,把环境逐出历史的传统研究方法。与90年代初李映辉的《历史地理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见《益阳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一文形成了对照,该文从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的角度,论述了历史地理学对丰富和完善历史学科的作用。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辑)一文对此问题也有论及,文中通过大量实例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兴旺发达,不仅对孕育它成长与发展的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有重大的学科推动意义,而且对当前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具有极大的现实指导作用。

朱士光《历史地理学研究与西部大开发》(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2002年第5期)针对新世纪国家大力推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形势,指出以前我国历史地理学界老、中、青三代学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已对西部、特别是西北地区历史时期环境变迁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史实依据与理论支持。现在更是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只有发挥特点优势、完善自身理论体系、借鉴新的研究手段、加强相关学科协作,走综合研究道路,才能既推动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又能对西部大开发的宏伟事业做出应有贡献。

二、分支学科理论

(一)区域历史地理 较早探索区域历史地理理论问题的是侯甬坚,他在1992年至1994年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来论述这一问题,其中《空间地理规律对区域(中国)发展过程的影响》(见《人文地理》1992年第3辑)一文认为地理学上的空间地理规律深刻地反映了自然界的地域分异特征,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有明显影响。并分析了这些规律的分项表现特点及其对区域的不同表现形式。指出纬度地带性具有连续性特点,对中国大区的表现形式是东西延伸、南北过渡;经度省性具有离散性特点,对中国大区的表现形式是沿海排布、东西互通;垂直地带性具有层次性特点,对中国大区的表现形式是高下分野、趋上发展。《古代中国的区划思想与区划实践》(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1992年第3期)总结了区域概念的用词和词义的演进,指出了古代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依方位划分、依气候冷暖划分、依地形划分和依天文限度(天区)划分。分析了行政区划的三种原则:总括人口原则、行政区与自然区重合原则和便宜赋税征收原则。并大致划分了区域的类型和层次。《区域历史地理申论——构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体系的重要环节》(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1994年第1期)指出本世纪50年代苏联学者的历史地理四分法传入我国,某些论述曾勾画出“区域历史地理”的轮廓,至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者提出新四分法后,才确认其属于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的发展既是传统学术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的有益成果,也是中国历史地理日益走向成熟的证明。目前其研究方向和方法在于,从分区、分类、分级和空间发展过程两方面构成时空连续性研究,形成高度综合的区域发展系统。1995年他又出版了《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对区域历史地理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更为全面地探讨。此后,鲁西奇也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专论历史地理的“区域”问题。其中之一《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见《武汉大学学报(哲)》1996年第6期)指出“区域”是地理学的基本范畴,地理学考察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其区域性。历史地理研究中区域的划分与设定应遵循自然性、历史性、完整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原则。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应注重区域的整体性与综合性,其主要内容有三方面:(1)重建历史时期的区域地理环境系统。(2)探讨历史时期区域地理的变化规律。(3)总结区 域开发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另一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2000年第2期)进一步揭示了地理环境、政区、经济类型、移民、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这种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及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它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构架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思路。对这种剖面的考察可以从人口分布及其变动、土地利用方式、居住方式以及方言、风俗等方面展开。不久,朱圣钟《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见《唐都学刊》2003年第3期)系统地探讨了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并进一步指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区域”是一个具时空特性的四维空间实体,在进行区域划分时必须遵循自然性、历史性、完整性、现实性和人文性五个原则;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为历史时期特定地区内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地理环境,它具有区域性、环境性和历史性等特点;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历史自然地理、区域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专题研究和区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进行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必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和采用得当的方法;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邓辉《试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兼论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历史地理综合研究》(见《北京大学学报(哲)》2001年第1期)一文也对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探讨,特别是对英美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中常用的横剖面方法和文化生态学方法进行了评价和中西对比。并就开展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而韩光辉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与国土规划》(见《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5年第1期)则从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核心内容即探索历史上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演变规律和它对国土规划与整治的巨大作用出发论述了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重大意义。

(二)历史农业地理 历史农业地理学自史念海先生倡立以来,至今已成为历史地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相关的研究成果已出版了十几部,但其理论研究一直相对薄弱。王社教《历史农业地理学刍议》(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1994年第3期)是较早论及此问题的几篇论文之一。该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历史农业地理学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研究历史农业地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全面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同时也必须熟悉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农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1995年,陈国生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从学科发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理论体系等方面论述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诸多理论问题。其中《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辑)指出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要与现代农业地理学的研究相结合,借鉴现代农业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系统分析和区域模型研究,同时要利用新技术,节省文献检索时间,提高研究效率。《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发展问题刍议》(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当前历史农业地理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如理论建设落后、研究对象不明确、研究方法陈旧等,并对今后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论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及其层次结构和理论体系》(见《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一定自然、 社会条件下的农业地域类型及其发生发展特征;探讨古代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和相互作用、相互包容的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对象包括人口增减、垦田盈缩、水利良窳、农作物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特征以及农业区域的形成和农业就够变迁的地理规律等。研究内容主要有土地开发和利用、历史农业生态地理、历史农业部门和作物地理、历史农业生产类型与农业生产区等方面。其层次结构从纵向看包括历史农业地理资料收集、历史农业地理具体研究、历史农业地理理论研究。从横向看与地理学、农业学、文史哲、历史地理等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其理论体系大致可划分为历史农业地理理论、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理论、历史农业地理学哲学等三大系统。此后直到2000年李令福又发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基本理论问题初探》(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辑)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具有农业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农业布局的变化发展性、农业生产的结构演变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

(三)历史文化地理 历史文化地理的理论文章较少,20世纪90年代仅有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辑)一文,该文认为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及其不同发展阶段人类文化的各种现象和事物的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的地理特征及其变迁规律。是探讨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揭示当代文化现象、文化类型、文化景观和文化区域在历史上的地理背景和成因的学科。各种文化现象和事物包括各种文化和各个地区文化的起源、扩散、传播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区域的形成、伸缩转换的地理特征,文化景观的剖面结构和变迁的地理规律等。其研究内容包括文化区域的地理差异及其结构特征、历史文化景观、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2002年,蓝勇《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思考》(见《学术研究》2002年第1期)一文回顾了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历史,总结了两个特点:系统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着述不断出现,区域文化和区域文化地理的研究成果更加突出。指出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内容上的两重涵义:一是历史文化地理的文化内涵,即文化因子,除包括学术文化分布、宗教文化分布、婚姻形态分布、俗乐区域分布、人才分布、民歌分布、民风民俗总体差异、方言外,还应包括人种体质特征差异的分布、艺文分布、丧葬分布、人类衣、食、住、行的特征等;二是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层面一是探究该地区与其地区的文化差异;一是分析本地区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并界定了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即区域内各文化因子的复原和这些文化因子产生发展的环境机理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历史文化分区研究。强调物质文化在历史文化分区研究中的地位,提出要注重历史上人类先天心理和生理对文化的影响,指明加强文化因子的复原研究、加强时间断面与文化分区的研究中的重要性,重视人才计量统计中存在的问题,提倡用新思维和新方法来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特别要注重研究者对区域文化的切身感受在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的作用。毛曦《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2002年第3期)一文与前面学者的观点基本相同,只是表述有异,他认为历史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不同历史阶段各种文化现象的地域系统及其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是文化地理学、历史 地理学和文化史的分支学科,同时又是其中二者或三者共同构成的交叉学科,有着自己的学科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历史时期的文化区域、文化传播、文化景观以及历史时期各文化要素的空间组合及其规律等。从事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要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多种方法的运用。

(四)历史城市地理 朱士光《论历史地理学对推进我国古代都城和城市研究的意义和作用》(见《西北大学学报(自)》2002年第5期)一文名为谈古都,实为对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的初步探讨。该文认为历史地理学具有“时空交织、人地关联、文理结合、古今贯通”的学科性质与特点,其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提高我国古代都城与城市研究的理论水平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古代都城研究应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揭示古代都城与城市形成、发展的地理环境特点,二、研究古代都城与城市各职能区域空间分布和组合结构状况及其在历史时期之变化。并从地理环境特点与社会变动等方面探明其原因。三、深入探索古代都城与城市之总体规制、外部形态及其和历史文化(其中包括地域文化)之关系。具体方法可运用:地理环境与城市布局复原法;微观地理特征与宏观地理形势研究法;地理环境变迁与古都、古城镇变化发展相互关联综合分析法;城市结构、形态分析与历史文化内涵开掘向结合的论述法。严艳、吴宏岐《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内容》(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2003年第2期)认为历史城市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重要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城市,即研究历史时期城市空间组织及其演变规律。历史城市地理学的根本特性是区域性、综合性和时序性。历史城市地理学来源于地理科学和城市科学,是一门综合历史地理学与城市地理学的整合学科。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应为历史时期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历史时期城市区域空间组织(城市体系)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城市化规律、城市内部的空间组织演变(城市内部结构)规律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城市的空间组织形态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

(五)其他 除以上几个方面之外,谭其骧《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见《历史地理》第10辑)、朱士光《论历史自然地理学在当前自然地理学学科体系改造中的地位和作用》(见《历史自然地理研究》1994年第1期)、 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5期)、 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 刘理《教育历史地理研究刍议》和李并成《沙漠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以我国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见《地理科学》1999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对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历史教育地理和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另外,王守春《论历史流域系统学》(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一文提出了“历史流域系统学”的新概念。黄盛璋《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辑)提出了“绿洲学”的新概念。这些都是对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理论的新发展。

三、可持续发展与人地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的新发展是出现了对可持续发展和人地关系的探讨。最早对此进行研究的是上官鸿南,他在1992年和1993年连续发表三篇文章《试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人地关系问题》(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辑)、《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中的人地关系问题》(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和《中国历史军事地理中的人地关系问题》(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辑),初步探讨了这个问题。指出人地关系问题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基本矛盾关系充满了辩证法,正是历史地理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在农业生产中,人地矛盾主要是人口与土地环境的矛盾,影响这一矛盾的因素有:生产技术、土壤肥力、土地利用方式、作物传播、土地性质及自然方面的气候、雨量等。在军事行为中,人地矛盾主要表现为军事活动家对地理条件的灵活运用。因为战争胜负必须通过一定的地理条件才能进行,而为了取胜就必须充分利用地理条件,揭示了人在人地关系中的主导地位。2000年,赵淑玲发表《历史上人地观的演变与现实反思》(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辑)一文,对古代“天人合一”的人地观和近代“人类中心论”的人地观进行了反思,探讨了目前人地矛盾的历史原因。指出人地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一个人类依赖自然、征服自然、保护自然的过程。古代“天人合一”的人地关系思想对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后鲁西奇《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见《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讨论了与历史观和历史地理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地相关论以及或然论等人地关系学说(对与此关系不大的、或者未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人定胜天论、天人合一论、人地和谐论以及近年来比较流行的生态中心主义等学说则未予讨论),揭示了地理学中的“区域”思想在人地关系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并探讨了历史地理学在人地关系研究中的地位。

人地关系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专门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较早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是北京大学的韩光辉,1994年,他发表《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地理学思考》(见《北京大学学报(哲)》1994年第3期)一文, 揭开了对这一问题讨论的序幕。该文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文化、技术及自然环境的综合概念,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实质是建立一个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共处、相互协调、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关系,其任务是从发生学的观点出发,通过重建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初始状况及其历史演进序列,科学地阐述这一关系的演变过程和规律,正确地认识全球人地系统的过程和现状,揭示当今人地系统的形成和发展。这一任务也是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历史地理学即是为这一任务服务的。随后徐卫民《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历史地理学透视》(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辑)一文认为,要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历史上的人地关系进行探讨,这正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实质。离开了对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的探讨,可持续发展理论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与韩文的表达异曲同工。而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辑)则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是关于人地关系的最新理论。以其为指导,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演变,要注意到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注意到人类活动的积极作用及对自然环境影响的限度,注意到人对自然的正常开发与破坏之间的度的界限与量的区分,注意引入量化方法与现代地理学的科学方法,将历史地理学研究对现实的借鉴作用与意义落在实处。其中对人对自然环境的积极作用的认识,与其他学者多从消极作用论述不同,体现了人地关系研究中应持的客观态度。

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第5篇

【内容提要】回顾二千多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发展史，发现这门学科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化”逐步加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三个主要阶段。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历史经济地理研究、历史政区地理和历史人口地理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图编制、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历史地理学理论和通论历史地理研究等诸多方面取得了较大学术成就。近二十年，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普遍关注，综合研究和区域研究逐渐得到重视，分支学科的不断出现将导致历史地理学科理论体系的重大变化。

【英文摘要】By looking back the history of study on Chinese　 historicalgeography over 2000 year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subject has experienced

obviously

three

stages:　 thetraditional, the traditional, the ancient time nearest to　thepresent and the contemporary. The　first,　 the　evolution　ofChinese geography was　main　stream.　 Second,　 "geographize"prevailed step by step. Today, the change　of　environment　inhistory　is　being　researche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havebeen made in nature, economy,　 administration,　 population,culture, areas, mapping, the documents,　the　theory　and　thegeneral studies, etc. Many new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haveemerged during　the　study　in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within the recent twenty years, particularly in 90s'. Such　asthe probl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en　being　paidmore attention to, synthetic and regional research　have　beenbeing increasingly thought highly　of　and　branches　of　thissubject have appeared continuously.　 All　these　traits　willbring about great changes to the theory system　of　historicalgeography.

【关 键 词】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阶段/研究现状/发展趋势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stages of development/presentsituation of research/trend of devel2opment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人文地理现象以及人地关系发展演进规律的科学。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是在历史学和地理学交叉处诞生、具有明显边缘性质的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历史地理学已成为当代的一门显学，并呈现出蓬勃兴旺的发展势头。

一、以沿革地理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主要是因为其前身沿革地理学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两汉时期；说它年轻，主要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迟至本世纪50年代初才得以确立。纵观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发展史，不难看出，这门学科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化”逐步加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三个主要阶段。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这是学术界公认的结论。历史上第一篇比较成熟同时也最优秀的沿革地理著述是东汉班固所作的《汉书·地理志》，因而目前大多数学者皆将班固看成是沿革地理学的开山鼻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自班固而后，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在相当长时间内确实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但是在班固以前，处于萌芽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却并非以沿革地理为限，而且就班固本人来说，其有关沿革地理的学问亦明显受到了前代地理著述如《尚书·禹贡》、《周礼·职方》以及《史记·河渠书》的影响（注：史念海：《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这样一来，如果追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 就必须从《尚书·禹贡》等著述谈起。

《禹贡》是《尚书》的一篇。关于《禹贡》的著作时代，晚近大致有四种说法：（1 ）辛树帜的西周说（注：辛树帜：《禹贡制作时代的推测》〔J〕，《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年第3期。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亦曾认为《禹贡》为周初人所作。）；（2 ）王成组的春秋孔子说（注：王成组：《从比较研究重新估定禹贡形成的年代》〔J〕， 《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3）顾颉刚的战国中期说（注：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禹贡（全文注释）》〔M〕，科学出版社，1959年。）；（4 ）日人内滕虎次郎的战国末至汉初说（注：〔日〕内滕虎次郎：《禹贡制作年代考》〔M〕， 载江侠庵译：《先秦经籍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目前历史地理学界普遍采用的是战国说，只是在作者方面尚有一些不同看法，顾颉刚先生认为“《禹贡》的作者是西北人”，并推测说“可能是秦国人”，而史念海先生在所著《论〈禹贡〉的著作时代》（注：载《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一文中，则据《禹贡》中有“南河”、“西河”之称，认定作者为魏国人（注：关于《禹贡》著作年代和作者的综合性论述，详参靳生禾：《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第29～30页，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刘起＠①：《〈禹贡〉作者》，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

《禹贡》全文仅有1189字，篇幅虽小，但却是先秦时期最富科学性的地理著作。其“九州”一章分述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各州的疆域、山川、原隰、土壤、赋税、贡物、贡道等，“导山”和“导水”章记述了全国山川分布大势，“五服”一章提出了一个以甸、侯、绥、要、荒五服为构架的理想的大一统政治蓝图。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禹贡》的内容已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诸多方面，可称是我国第一部结集性的地理著作。正因如此，明人艾南英在《禹贡图注·序》中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清代学者李振裕在为胡渭《禹贡锥指》作序时亦称：“自禹治水，至今四千余年，地理之书无虑数百家，莫有越《禹贡》之范围者。”可见《禹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影响之大。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禹贡》虽为托古之作，但其内容基本上是以夏代史实为基础的。以战国人而写夏代事，这显示《禹贡》应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惟处于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地理著作，大都是当代地理与前代地理不分，《禹贡》亦不例外。

与《禹贡》大约同时期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也是比较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山海经》由《山经》（又称《五藏山经》）、《海经》、《大荒经》三个部分组成，全书30825字， 其中《山经》21265字，占全书近百分之七十的篇幅。《山经》中包括有大量的山名、 里程、植物、动物、水系、矿产等项资料，对研究历史地理有重要的价值（注：于希贤：《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略》〔M〕第47～51页，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穆天子传》开我国游记体地理撰述之先河，今本《穆天子传》共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西游的经历，第六卷记盛姬死事。是书“记载各地山川地理，显得真实而且形象”（注：史为乐：《〈穆天子传〉的作者》〔J〕， 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亦有较高的地理学价值。不过比较而言，与开“征实的一派”的《禹贡》不同，《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皆属“幻想的一派”，丰富的地理素材附丽于神话传说之中，多少减弱了其科学性，因而其学术价值自不能与《禹贡》相提并论。

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一直到两汉时期才趋于成熟，其标志性著述为司马迁《史记》中的《河渠书》和《货殖列传》以及班固《汉书》中的《地理志》。《史记·河渠书》专记川流变迁和历代水利，兼历史水文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于一身，而《货殖列传》不仅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注：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 更是研究历史风俗地理和历史商业地理的重要素材（注：吴宏岐：《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 辑。）。《汉书·地理志》首次将“地理”之目列入正史之中，对推动地理学的发展功绩显赫。这篇地理著作固然以记述西汉政区地理为主，但亦论述了夏、商，周三代的地理，而且兼述春秋、战国、嬴秦和王莽。“在当时来说，这是上起夏代，下迄王莽，相当完备的沿革地理，不过中间只是强调了西汉一代而已”（注：史念海：《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史记·河渠书》、《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三篇著作，皆以历史史实为依据，全无虚构成份，并首次将当代地理与前代地理区分开来，叙述历史地理的变化沿革，条理分明，一目了然，因而不仅是成熟的地理著述，更可视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典范之作。

以往的学者每以沿革地理学与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相提并论，于是认定班固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鼻祖。实则如果以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眼光来衡量，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由于采用了行政地理志的体裁，所述内容相当局限，地名沿革情况虽然一览无余，但却未考察诸多历史地理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司马迁的有关历史地理著述则有所不同，皆采用专题研究形式，更能充分体现地理事物的综合性、区域性和时空发展特征，学术价值之高，应在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之上。

两汉以后，历代言地理者多奉班固为正宗，抛弃了司马迁的专题研究方法，只讲地名沿革，鲜及其他内容，这样一来，沿革地理学遂俨然成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流。二十五史中，继《汉书·地理志》之后，先后有十六种正史列有地理志（有的易名为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郡县志、职方考），分别是《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旧五代史·郡县志》、《新五代史·职方考》、《宋史·地理志》、《辽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清史·地理志》。这十六种地理志，除了写进各自时代独有的疆域政区特点外，基本内容和写作体例与《汉书·地理志》大同小异，而且学术质量也远非后者可比。除正史地理志外，受《汉书·地理志》的影响，大多数官修或私修方志，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乐资的《九州要记》、阚yīn＠②的《十三州志》和黄恭的《十四州记》，唐代李泰的《括地志》、贾耽的《郡国县道记》和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以及后来的《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和顾祖禹的《读史方域纪要》等，内容虽更为浩繁，但撰述体例却无大的革新。古代地理学家中，只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明人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清初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少数著作，能够承继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对专题地理问题做过一些探索，但论其影响，皆不足与正史地理志和官修一统志相抗衡。

应该承认，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和《史记·货殖列传》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一样，都是作为正史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但司马迁有关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更接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要求，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将研究视角集中在地名沿革方面，只能起到辅助历史学的作用。由于后世地理著作多以《汉书·地理志》的撰述体例为准绳，虽代有新作，但皆不出沿革地理范畴。这也正是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长期作为历史学附庸而存在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地学会、禹贡学会与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

本世纪上半叶是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时期，其间以1934年禹贡学会的成立为分界线，又可以划分出前后两个阶段。

1909年“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可以认为是近代中国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开端。由著名地理学家张相文发起创办的“中国地学会”在其成立伊始，便决定出版会刊《地学杂志》。《地学杂志》从1910年2 月问世，至1937年抗战前夕停办，28年间共出版181期，1600 余篇，其中属于历史地理学方面文章不少，如《滹沱、漳、滏之变迁》、《渤海之过去与未来》、《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水利》、《世界气候之变迁》、《历史地理志评议》等（注：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J〕，《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地理”一词在中国地学会成立不久即被正式提出。1913年1月， 史礼绶《历史地理之教授》一文在《中华教育界》第2 卷第1期发表。1923年1月，张其昀《历史地理学》又提出这一学科命名，此文载于《史地学报》第2卷第2期。随后（法）白菱汉与万洛原著、张宗文译的《历史地理学》发表在1933年1 月出版《地学季刊》（注：张步天：《历史地理学概论》〔M〕，第91～95页，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3年。）。总体上看来， 这一时期虽然发表了不少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并产生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词，但这些论文多由地理学家完成，尚未有专攻历史地理的学者群出现。当时涉及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仍以沿革地理为主，许多专著仍冠以“沿革地理”之名，如张相文的《中国地理沿革史》、刘麟生的《中国沿革地理浅说》（商务印书馆，1931年）、葛绥成的《中国边境沿革考》（中华书局，1926年），等，这说明此一时期的历史地理研究仍处在以沿革地理为主的阶段。

1934年2月，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和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共同创办了一个专门研究沿革地理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这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禹贡学会成立的次月（3月1日）即开始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由顾、谭二先生担任主编。当时之所以以“禹贡”作为学会和会刊的名称，根据学会负责人的解释是：“《禹贡》是中国地理沿革史的第一篇，用来表现我们工作的意义，最简单而清楚，所以就借了这个题目来称呼我们的学会和这个刊物。”（注：《禹贡》半月刊一卷一期《发刊词》。）学会最初提出的工作计划是：（1）整理出一部中国地理沿革史。（2）绘成若干种详备精确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图。（3 ）编成一部又精确而又详备的历史地名辞典。（4 ）把每一代的地理志都加以一番详密的整理。（5）把各种与地理有关的史料，如经济史、 移民史等的资料辑录出来，作各种专题研究。此外，还提出若干关系自然地理而为自己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征求科学家们解答（注：《禹贡》半月刊一卷一期《发刊词》。）。禹贡学会虽以研究地理沿革为主要内容，但该会同时也强调要重视当前地理的研究。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编者就宣称：“有许多人说这个刊物是专门研究古地理的，这固然是事实，因为既讲地理沿革，当然偏于古代，但我们须切实声明的，我们没有忘记现代，我们将来有财力有人力有材料时，还要注重到现代中国的经济地理方面去。”后来又说：“本会组织之宗旨在于提倡沿革地理与人文地理之研究。”（注：《禹贡》半月刊二卷四期《学会启事（三）》。）甚至提出：“本会以研究地理为标的。”（注：《禹贡》半月刊四卷十期《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从《禹贡》半月刊最初采用“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中国地理沿革）的外文译名，　而自第三卷起改用“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的外文译名中也可以得到证明。《禹贡》半月刊自1934年3月创刊，到1937年“七七事变”，共出版了七卷八十二期， 发表文章七百多篇，其中大多数为历史地理和现代地理方面的学术论文。“尽管就半月刊的整个内容而言，还包括有大量史学作品与现代地理材料，和刊物的新译名——《中国历史地理》不尽相符，但它毕竟是历史和地理两门学科的融合场地，促使这两门学科由混合转到化合并逐步加强‘地理化’而形成新的学科是起到触媒作用的。”（注：姚兆奎：《“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历史地理》创刊号。）更为重要的是，禹贡学会虽仅存在三年时间，但却培养了大批人才，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三大奠基人——谭其骧、侯仁之和史念海三位教授，都出身于禹贡学会。正因为如此，所以说顾颉刚先生以及他所创办的“禹贡学会”“在旧中国时期对于推动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长与发展是有所贡献的。”（注：姚兆奎：《“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历史地理》创刊号。）

三、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虽然早在1913年中国地学界就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1934年创办的《禹贡》半月刊也采用了“中国历史地理”这一外文译名，但受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本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地理研究仍以沿革地理为主，以至1950年教育部所规定的大学历史系选修课目中，还列为“中国沿革地理”。　曾留学英国的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在《新建设》1950年第11期上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率先在国内对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以及后来发表的《关于历史地理学的若干问题》（注：　载1961年12月14日《文汇报》。）和《历史地理学刍议》（注：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诸文中， 侯仁之教授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沿革地理’仅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初步，而不是最终的目的。还有若干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并不借助沿革地理的知识而依然顺利进行。”（注：《历史地理学刍议》。）侯仁之教授的系列论文，系统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现实意义，尽管在当时学术界仍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他的观点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这种认识上的飞跃，将中国历史地理学带进了现展阶段。

在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逐渐成熟的同时，历史地理的科研机构组织也相继诞生。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理所设置了历史地理组（后来易名为历史地理研究室），继之上海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杭州大学、武汉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单位也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院所、研究中心或研究室。1979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宣告成立，1986年西安历史地理学会也告成立。在学科建设方面，许多院校和科研单位都开始招收历史地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其中上海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还是培养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生的重要基地。1981年以后《历史地理》（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陕西师范大学主办）和《环境变迁研究》（北京大学主办）等历史地理专业学术期刊的相继诞生，更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深化与普及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因如此，当代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早已摆脱了作为历史学附庸而长期存在的尴尬局面，而且学者如林，成果迭出，已蔚然成为当世的一门显学。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较大学术成就：

（1）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侧重于历史时期自然地理要素（气候、地貌、土壤、水文、动植物）和自然灾害的研究。代表性的论著有中国科学院《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所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分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史念海、曹尔琴、朱士光著的《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曾昭璇的《历史地貌学浅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文焕然、文榕生等著的《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等。

（2）历史经济地理研究

侧重于历史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地理的研究。代表性的论著有郭声波的《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4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和辛德勇的《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等。

（3）历史政区地理和历史人口地理研究

这两个方面的论著很多，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周振鹤的《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和葛剑雄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历史文化地理是近十年来新兴发展起来的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代表作有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张步天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张伟然的《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蓝勇的《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

（5）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最大特点是选择一个特定的区域进行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这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全新领域，目前尚薄弱，代表性的论著为邹逸麟主编的《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3年）。

（6）历史地图编制

这方面比较重大的成果有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地图出版社，1982—1987年）、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5年）、史念海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

（7）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这方面比较重要的成果有陈桥驿的《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靳生禾的《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保清谷的《三辅黄图校注》（三秦出版社，1995年）、李健超的《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等。

（8）历史地理学理论和通论历史地理研究

历史地理学理论方面最主要的成果为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书。另外，张步天的《历史地理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和侯甬坚的《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二书也颇有创建。近几年通论性质的中国历史地理专著已出版了十余部，学术质量参差不齐，较具学术深度的有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和王育民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等。

近二十年，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地理学的蓬勃发展，以及国际间学术合作与联系的逐步加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这些新的特点不仅引起了历史地理工作者的广泛关注，而且也预示着中国历史地理学未来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普遍关注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上就已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国际环境发展大会，通过了《二十一世纪议程》，向各国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1994年中国举行了《中国21世纪议程》高级国际圆桌会议，响应联合国的号召，也规划了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宏伟方案。在此政治背景下，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中国各界的普遍重视，历史地理学者也开始从本学科角度探讨这一焦点问题。1996年7月， 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上，就将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专题研讨的内容列为议题之一给予高度重视。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章生道在《北京走向国际性文化都城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言中指出：“从生态学观点或地理学包括历史地理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的持续性，参加到世界学术的主流中去，与世界学术接轨，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一个问题。”黄以柱《〈21世纪议程〉与历史地理学》的报告认为，“历史地理学在探讨环境与发展的问题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应为实施《21世纪议程》作出贡献”（注：韩光辉：《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综述》〔J〕，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辑。）。另外，有的学者提出“历史地理工作者，要为政府当好参谋，通过历史上的地理变迁对人类造成的正面、负面影响，以理服人，为政府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第一手资料。”（注：徐卫民：《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历史地理学透视》〔J〕，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辑。）可见，历史的发展为历史地理学这门年轻的学科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历史地理学者如何把握这一有利时机，加快学科建设的步伐，是一个亟待解决而又将长期存在的问题。

（2）综合研究和区域研究逐渐得到重视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理论体系中，向有自然和人文之分，又有更具体的部门之别。这样的学科划分，曾推动了历史地理研究的深入和繁荣。不过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之间有区别但亦有联系，现代地理学已出现统一地理的学术思潮，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更不存在“纯自然”或“纯人文”的情况。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或多或少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人为活动的干预，而且这种干预随时间的发展，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因此，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尤其是环境变迁问题，就不能不考虑人类自身对环境的作用。当然，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从事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须充分考虑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作用。所以，开展综合研究已是必然的趋势。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开始的较晚，但随着新时期国土整治和规划及地区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近些年也取得了一些重要学术成果。“适应现实需要的区域历史地理甚为重要，应该继续加强，力争有更多的区域历史地理综合成果面世。”（注：韩光辉：《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综述》〔J〕， 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辑。）这一点，在1996 年北京召开的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究会上，与会学者也已达成共识。1998年8 月沈阳召开的中国历史地理年会上，以区域历史地理为核心议题，就充分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势。

（3 ）分支学科的不断出现将导致历史地理学科理论体系的重大变化

关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地理工作者普遍接受了这门学科属于广义的现代地理学一个分支的观点。但实际上，作为在地理学和历史学这两大综合性学科交叉处诞生的一门新兴现代学科，虽然从它主要研究地理问题这一点来说应该归入地理学的范畴，但这门学科明显具有边缘学科的特色。历史地理的主要研究对象，正如侯仁之先生《历史地理学刍议》所定义的那样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然而“人类历史时期”一词本身已揭示“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已是一种历史现象，亦应该是素以“究天人之际”为己任的历史学家应该研究的内容。“空间”和“时间”分别是地理学和历史学的最基本的概念，而“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正是“空间”问题与“时间”问题的结合，所以对人类历史时期自然与人文现象的空间发展过程的研究实是历史地理学的本质所在。1940年美国著名地理学家邵尔（Carl O. Sauer）在其《历史地理学引论》

（　Foreword toHistorical Geography）一文中所提出的地理学研究必须着重地理现象的来源，历史地理学是人类文化史的一部分的主张（注：〔美〕Carl O. Sauer著、姜道章译：《历史地理学引论》〔J〕， 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其道理的。 正因如此，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不是简单地采用“时间断面堆积法”对历史上的空间问题进行研究，而应采用“逐时变化”的“时空连续型”方法论（注：参〔日〕菊地利夫著、辛德勇译：《历史地理学的叙述理论》〔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由此可见，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不仅是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关心的，而且其研究方法更是对地理学和历史学最基本研究方法的综合。

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第6篇

近一百年来,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人地思维演变正好折射出一个世纪的政治文化风云。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新文化运动而来的思想解放,促使忧国忧民的学者探索东西方文明的异同及其环境成因,寻求中国光明的前景。50年代,在教条主义的“人定胜天”观影响下,“地理环境决定论”自然是无处藏身的。可是“后工业时代”的人口膨胀、生态环境恶性化,又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人地观。注重区域差异,注重环境对历史的影响成为了必然。

经过中国学者一百多年的探索,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1)从天地生的综合研究来看,从长时段和宇宙星系一体来看,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肯定起有决定的作用,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里,人类可以加速和延缓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起有决定作用。(2)不能简单地说生产力越高,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越小,只能说社会生产力越高,人类在更广泛领域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接受地理环境的制约。(3)地理环境一方面通过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影响人类社会,一方面直接影响民族性格,造就文明的差异,这两者并不冲突,这更能体现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影响的复杂性。

近二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生活中环境意识的增强,人地关系的思维在普通人的意识中已经大大加强,这为学术研究和教学中加强人地关系意识奠定了基础。

近二十年来,西方的环境史或生态史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逐渐加大,与环境史十分密切的历史地理学发展迅猛。现代历史地理学已经成为历史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的八个二级学科之一(八个二级学科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专门史、历史地理学、博物馆与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史学理论与方法),有的学者提出了历史地理学应为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的观点①。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杭州大学、西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都有专门的历史地理学教研机构,其中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有专门的历史地理博士点,其他一些高校在历史学或地理学一级学科下面也招收历史地理学的博士生。在高等学校里,中国历史地理作为一门本科专业基础课已经越来越普遍,有些高校专科也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课。中国历史地理的教材建设在近二十年取得较大成绩,计有马正林的《中国历史地理简论》、邹逸麟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王育民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陈代光的《中国历史地理》、陈昌远的《中国历史地理简编》、张步天的《中国历史地理》、耿占军等的《中国历史地理学》、韩宾娜等的《中国历史地理》、张全明等的《中国历史地理论纲》10部。针对现有中国历史地理教材贯穿人地关系理念不突出的不足,教育部师范司“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专门立项《中国历史教学中人地关系思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1998年立项,第一部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教材即将面世。

历史研究中,人地关系已经越来越受到历史学工作者的重视,朱国宏《人地关系论》一书从人口与土地关系角度对历史时期的人地关系宏观地作了讨论。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历史学界从人地关系角度来分析中国历史的论文十分多,涉及面十分广。近年来,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学者正在主持一些有关中国历史发展与环境互动的重大项目,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地关系在历史教学中的理论受到关注,在中国历史教学领域也引起了重视。早在1993年笔者就撰文指出,中国历史教学中注重生态意识,不仅仅在于使学生对过去人类历史进程、历史事件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从小便认识到环境的客观性和人与自然的协调性,认识到人类历史委实不应是无休止、无节制、无顾忌地索取大自然的历史,使他们从历史发展中吸取教训,树立良好的文明生态史观,使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他们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自觉行动。1994年刘贵琳撰《历史教学和地域概念》一文,虽然文中仅将地域空间看成历史发展的舞台,忽视了人地互动的作用,但明确在历史教学中提出空间定位重要性无疑是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②。同年张熙峰、张熙堂撰《重视史地联系,教活中学历史》,提出在历史教学中注重历史事件的时空观念传授③。1999年余桂元发表《中国古代史与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一文,认为中国古代丰富的环境意识和悠久的环保实践,有许多积极成分应当继承;历史教育已经为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古代对环境破坏的后果与教训,应当引以为戒;进行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历史学科极具潜能④。同年李丰友撰《将环境问题纳入中学历史教学》一文,提出吸取历史地理学、生态历史学、环境地理学、环境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充实中学历史教学,加强对中学生环境知识教育势在必行⑤。

在具体的历史教学实践中,不论在中学或大学的历史教学中,一些教师都能适时地贯穿人地关系的理念。如在教学中对于“劳动创造了人”这个命题,有的教师提出了新生代第四纪的气候变化和森林环境景观的变化是劳动创造人的重要先决条件,强调了环境变化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作用。对于清中叶以来山区垦殖开发的讲解,以 往多是完全肯定的,现在许多教师都能客观分析其破坏森林、造成水土流失的负面影响。以往教师在讲授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这个问题时,多只讲战争破坏、政治核心区负面影响、水利失修等社会原因,现在许多老师已经能吸取史学界的最新成果,从气候变化的角度分析中国北方失去经济核心区的自然因素。不过,从总体上来看,不论大学历史教学或是中学历史教学,对人地互动观念的关注和实践还十分不够,从人地关系理念的理解和传授来看,还多存在固定的格式,如定式地认为人类不合理的开发是造成环境破坏的最重要原因,成为以往“人定胜天”的另一个翻版。

实际上,历史上的人地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如中国历史上北方环境恶化,除了人为的因素外,自然界天地生背景下的不可回归和不可逆转的一些因素,也是十分重要的。近来历史学界关于中国历史气候的周期性变化与中国历史发展兴衰的研究、历史时期刀耕火种评价研究、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与环境的关系研究、灾荒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疾病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人地比率与传统中国社会、生物入侵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研究,都表明中国历史上的人地关系十分复杂。

我们在历史课堂里讲授人类的不合理开发,使许多野生动物大大减少,甚至破坏了生态平衡,但当一定历史时期贫困地区野生动物与人类争夺基本生存权时,我们就无从谈起保护野生动物。这样,在怎样的人地背景下,在怎样的生产力条件下.在历史上的哪个时期,我们才能谈野生动物保护呢?因为人类一部文明史本身是要以自然环境变化为条件的,只是这种“变化”到何种程度产生的负面影响总体上抵销文明的进步,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了。如有的教师讲授秦始皇修阿房宫造成“蜀山兀”,就出现了环境破坏问题,显然是缺乏对秦汉时期总体人地关系的全面认识。这可能还要我们的研究者和教学者进一步探索了。

从人类早期发展来看,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往往以一种初始的环境成因出现,并不是一种急风暴雨式的影响,但影响是潜移默化而深远的,这就赋予了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潜在性和隐蔽性。同样,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往往有长时段的潜伏期,容易被忽视。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历史上造纸破坏了大量森林而否定历史上造纸的发明,显然也是不妥当的。

以往分析历史人物,多从历史心理学角度分析,实际上历史人物的发展更多地受地理环境,特别是自然环境和人化环境的影响。其实,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历史心理学本身也是受环境制约和影响的。当然地理环境如何影响人物的心理确实需要好好研究。

看来,人地互动理念要真正在历史教学中运用,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可是至今我们的观念里历史研究几乎都只是理解为人类史研究,而人类产生后的自然史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可能是目前我们历史研究和教学研究中潜在的思想阻力。相信随着整个社会环境意识的加强,思想观念的突破,有一天在学校里自然史与社会史并重的格局形成,中国历史教学中人地关系的理论和具体实践将会有一个新的天地。

注释:

①尹国蔚:《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

②刘贵琳:《历史教学和地域概念》。《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第4期。

③张熙峰、张熙堂:《重视史地联系,教活中学历史》。《历史教学》1994年第8期。

④余桂元:《中国古代史与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历史教学》1999年第3期。

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第7篇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CN：61-1027/K）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季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主要报道有关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研究、文化地理与地名学研究、环境考古与环境史研究、方志学研究、古都学研究、历史地理学史研究等方面的学术论文以及历史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学术动态、学术评论、资料索引、出版信息等内容。

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中国历史地理学；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理论；方法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019－08

樊如森(1966－)，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上海　20043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1&ZD092)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2012年科研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门日臻成熟的新兴学科，学术界对它的关注也日渐增多。自1972年黄盛璋、钮仲勋发表《近年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进展》一文之后，《中国史研究动态》便从1982年开始每年发表上一年度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况”。此外，侯仁之、邹逸麟、马正林、史为乐、杜瑜、谭其骧、葛剑雄、陈桥驿、张修桂、华林甫、吴松弟等又分别以数年、十数年、数十年为断限，对该学科的整体或分支进行了系统的学术史回顾，相关文章的总数已不下20余篇。但是，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的学术总结却很少。除在整体回顾时用寥寥数语匆匆带过之外，专题性的总结只有华林甫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世纪回顾》一篇论文而已。这不仅与该分支学科在中国历史地理学中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而且也不符合该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实际以及经济建设实践对理论的客观需求。

笔者认为，就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即经济活动的内容和实质来讲，人类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基本经济产业有4个：以种植植物为主要生产内容的农业，以饲养动物为主要生产内容的牧业，以制造器物为主要生产内容的工业，以贩运货物为主要经济内容的商业。它们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核心物质基础。其他的人类活动领域和方式，如交通运输、人口生产、城市建设等，虽然也与经济活动有一定关联，但毕竟不是直接的经济活动，最多只能算作间接的经济内容。有鉴于此，本文对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状况的总结和探索，也主要围绕四大基本经济产业进行。因限于篇幅，相关的学术回顾也仅重点介绍专著部分。

一、历代记录当时产业分布状况的经济地理著作

较早从事经济地理研究的中国学者是司马迁，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西汉前期“九州”范围的农牧工商业地理分布有概括的记述。后来，“二十四史”中又有11部正史编了“食货志”，也大多属于当时的人或稍后时代的人记录当时代经济地理状况的成果。此外，历代的私人文集和地方志书里也有不少当时代的经济地理内容，如张瀚著《松窗梦语》卷四的“三农纪”、“百工纪”、“商贾纪”，即其对明代后期农工商业地理内容的记录。

在海外学者当中，以日本学者的同类著述面世最早。如日本人在上海设立的东亚同文书院，就在实地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撰写并出版了《支那经济全书》12卷，对清朝末年的中国财政制度、市场经济、工商惯例、企业组织、内外贸易等进行了系统的记述，是当时内容最翔实的晚清经济地理著作。进入民国时期以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又组织编写了《支那省别全书》18卷，对中国内地18个省的自然人文概况、商埠、贸易、都市、交通运输、邮政电信、产业、物产、商业机关、仓库、货币和金融机关、度量衡等经济内容做了详尽的阐述，是当时内容最全面的中国区域经济地理著作。

最早以“中国经济地理”命名的学术论著，大概是1929年出版的中国学者王金绂著《中国经济地理》上下两册，该书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各大江河流域和主要山脉地区农牧工商业的生产和民生状况。稍后张其昀著《中国经济地理》，又以衣、食、住、行为纲，概述了中国各地的物产分布情况。周默秋著《华北五省经济与英日》，则对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5省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牧业、工业、矿业、交通业、对外贸易等经济内容作了系统分析。与此同时，日本学者吉野美弥雄著《利用す可き天津老中心ニせ北支那の物产》，介绍一战之后，中国山东、河南、直隶、奉天、蒙古、山西、陕西、甘肃等地，铁矿、煤炭、棉花、羊毛、花生、小麦、草帽辫、碱、鸡蛋、猪鬃、牛皮、山羊皮、绒毡、核桃、牛油、麻、兽骨、枣、胡麻、柿饼、甘草等物产的产地、加工、运销情况。ェム·ィ—·カザニ著、堀江邑一翻译的《支那经济地理概论》，用5章39节的篇幅，介绍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在自然、人口、交通运输、农业、工业方面的经济地理状况。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产业部编的《北支那经济综观》，则在大量统计和调查的基础上，以13章720页的篇幅，梳理了中国华北和西北地区在农业、牧业、水产业、矿业、工业、交通业、商业、贸易、金融、财政等方面的经济地理内容，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二、后来人研究前时代产业分布及规律的历史经济地理学著作

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注：

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984年再版。

②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院士文库”丛书，1994年。

③Robert E. Dickinson,The Makers of Geography,England:Frederick A.Praeger,(1969).

④Alfred Hettner,Die Geographie:Ihre Geschichte,Ihr Wesen Und Iher Methhoden,Ferdinand Hirt in Breslau,(1927);又（德）A·赫特纳、王兰生译《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71—172页。

⑤Richard Hartshorn,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Photo-Lithoprint Reproduction,Edwards Brothers,Lnc.,(1964),PP.184-5.188.［按R．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一著最早于1939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Annals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第29卷第3、第4两期上全文连载。此后于1946年单独出版；1949、1951、1956、1958年再版了四版；1961、1964年又由科学出版公司(The Science Pressprinting company)修订了两版。］

⑥"What is Historical Geography?"in Geography,Vol.17.(1932),39-43.

⑦H.C.Darby(Ed.),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before AD 18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6).

⑧W.Gordon East,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London:methuen,(1935,1943,1948,1950,1956,1962,1966,1967);The Geography Behind History,Thomas Nelson & Sons Ltd.,(1938,1965,1967,1994).

⑨Carl o. Saure,"Fore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Annals of the A

【关 键 词】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No. 1,(1941).

⑩Ralph H.Brown,Mirror for Americans:Likeness of the Eastern Seaboard,1810,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43);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Harourt,Brace and Company,Inc.(1948);又有秦士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初版“内部读物”，1990年2月再版。

①①Derwent Whittlesey,Environment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History,Century-Crofts,Lnc.(1949).

①②阙维民：《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期，227—240。

①③侯仁之：《“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历史地理学四论》，第138页；原载《新建设》第2卷、第11期，1950年。

①④原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73—80。

①⑤为庆祝北京大学建校80周年的五四科学讨论会地理系分会上的报告，原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9年第1期。

①⑥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1992年，1—5。

①⑦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106—110。

①⑧John Radford,"Editorial",in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Vol.16,No.1,(1990),PP. 1-2.

①⑨　③⑩A.H.Clark & J. Patten"Editorial"in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1 (1975).

②⑩谭其骧“序”，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7页。

②②如《法国历史地理》(Xavier De Planhol & Paul Claval,GeographieHistorique de la France,Paris:Librairie Artheme Fayard,1988)一著，1994年成为“剑桥历史地理研究”丛书的第21种Xavier De Planhol & Paul Claval,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France,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②③Weimin Que,"Historical Geography in China"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1,4 (1995),361-370.

②④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6页。

②⑤笔者认为“交叉研究”与“边缘研究”一旦成为学科，则应统称为“综合学科”。

②⑥Carl o. Sauer,"Fore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Annals of the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 (1941),17-20.

②⑦谭其骧先生曾经“在80年代几次学术会议上既提出过历史地理工作者应重视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意见，也曾做过两次有关历史人文地理的报告”。（谭其骧《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1—202）。

②⑧V.I.Vernadsky,"The Biosphere and the Noosphere" American Science ,33 (1945),1-12.

②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第22页。

③①邹逸麟、吴松弟：《重视历史地理学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求是》，7（1993），29—32。

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第10篇

传统的舆地学孕育了历史地理学。舆地学主要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变异，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附庸，是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它的成果往往仅被视为为历史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而已。

20世纪初，随着西方地理学思想和方法的传入，逐渐冲破了舆地学的藩篱，学者们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新的方法和视角来研究历史时期发生的一切地理现象，并探索这些现象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这样，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就应运而生了。1934年由顾颉刚、谭其骧创办的禹贡学会就是有志于开创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团体，自费筹办的《禹贡》半月刊既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更培养了一批历史地理学人才，但不久因日寇侵华而停办。

历史地理学得到充分发展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则是解放后的事。当然，发展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在""以前，历史自然地理因其阶级属性不强而有所发展，并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国家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经济地理（含历史经济地理）因受苏联影响而呈一枝独秀式地畸形发展，某些分支只能依附于经济地理而苟延残喘；但人文地理长期被视作伪科学，作为历史地理学重要内容的历史人文地理自然也遭了殃。所以，真正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和方法，在基础理论研究、新领域开拓、相关学科的交流与融合以及结合四化建设的专题研究等方面的一系列成就，主要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即20世纪最后二十几年里所取得的。

关于学科的性质，五十年代以来即展开了学术讨论，并在主要方面达成了共识。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 。谭其骧、史念海对此均表示赞同。谭其骧认为它的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学完全一致，仅仅是时间上的不同而已；但同时又多次强调运用历史学方法和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不仅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利用成果，同时又能从历史文献中汲取丰富的、无法替代的泉源 。史念海也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 。此外，黄盛璋提出历史地理学是介于历史与地理两门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尹国蔚提出它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等观点，均成一家之言，呈现出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

对各分支领域的理论探索，八九十年代也有长足的进展。黄盛璋对绿洲学、马正林对历史城市地理学、周振鹤对历史政治地理学、韩光辉等对历史地图编制理论、李并成对历史民族地理学、王振忠对历史社会地理、龚胜生对历史医学地理学、王社教对历史农业地理学、雍际春对历史文化地理学、赵海军对历史科技地理等方面的思考与探索，为各分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学科基本建设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成就。一是历史地图集的编绘，顾颉刚、章巽合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部分）出版于1956年，开我国综合性历史地图集之先河。作为主席1954年交办的任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谭其骧主编、历时三十余年而于1988年才出齐的册《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切历史地理专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与出发点，奠定了本学科牢固的基石。在它的影响下，《中国历史地震地图集》、《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以及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一批断代、专题历史地图集相继问世；区域性历史地图集的编制也形成风气，已出版的有北京、广东、西安、上海四种。规模更大、门类更全、内容更精彩的《国家历史大地图集》正在出版之中，预计这将大大推动本学科的全面发展。二是历史地名工具书的编撰。三十年代臧励?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已远远适应不了需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撰的《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分别于1982年、1988年出版，并一再重印。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1996年出版），是目前最权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分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则有广东、浙江、湖南三种。即将出版的史为乐主编《新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将在这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三是通论性、总结性与区域综合性著作的不断涌现。通论性著作目前至少已出版十一种，主编或第一编著者分别是：史念海、邹逸麟、马正林、王育民、施和金、陈昌远、张步天、韩滨娜、李恩军、张全明、陈代光。1982年出版的谭其骧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和2001年初出版的邹逸麟主编《中国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由多个专业单位协作攻关，集众人之长，是学术界成果的总结之作，比上述通论性著作更具权威性。至于区域性综合性研究的，则至少有关于黄淮海、河西走廊、荆楚、东北、苏北的五部专著问世。

随着这门学科的日益兴旺和成熟，产生了一批颇具影响的学术大家，顾颉刚被认为是历史地理学的开山祖，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则为历史地理学三大家，他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术继承人，从而围绕他们逐渐形成了上海、北京、西安等研究历史地理的中心。

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进展

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分支，它是从五十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谭其骧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是这一分支领域的前期综合成果，侯仁之主编《环境变迁研究》在学术界也颇有影响，同时又在历史气候、河湖、海岸、土壤、植被、沙漠、动物等方面均有进展和新成果问世。徐近之自1955年起整理和研究了20多个省份的历史气候资料，文焕然1959年出版了研究秦汉黄河中下游气候的专著，竺可桢1972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是一篇杰出的经典论文，张家诚、龚高法、张丕远、刘昭民、满志敏等学者对历史气候的研究均取得了重要成就。关于历史上水体变迁的研究，成果丰硕，仅有关黄河历史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集便有十余种。关于长江、珠江、海河、淮河变迁历史均有专著问世，谭其骧、张修桂、施雅风、陈吉余关于洞庭湖、鄱阳湖、青海湖、东部海岸历史变迁的研究成果均堪称范式，谭其骧对海河水系、史念海对运河、邹逸麟对黄河、曾昭璇对珠江三角洲水系、林汀水对辽河水系、王守春对塔里木河、李并成对敦煌绿洲水系、傅林祥对黄浦江等河流演变历史的研究结论也均成一家之言，有关历史上罗布泊、太湖、杭州西湖、巢湖、鉴湖、广德湖、白洋淀、文安洼、梁山泊、居延泽、华北平原湖沼与古河道、长江三峡工程背景与长江水旱灾害、上海与天津成陆过程等专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因五六十年代国家某些政策失当，造成一些地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甚至沙漠化，谭其骧对黄河下游河道变迁与中游农牧业更替关系 、侯仁之对西北毛乌素沙地与乌兰布和沙漠变迁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植被 、陈桥驿对绍兴天然植被的考察与研究 ，都是有针对性的，在学术上起着开创作用，不少学者如朱震达、于希贤、朱士光、赵永复、陈育宁、景爱、王尚义、邓辉等继踵其后，在研究广度、深度上均有所进展，从而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在历史时期野生动物地理的研究方面发表了一连串的论文和专著，论述了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得出了其变迁总趋势是分布区域由小变大、分布范围北界日趋南缩、有的种属甚至濒于灭绝的结论。总之，环境变迁研究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的热门课题，今后将长盛不衰，象蓝勇关于明清皇木采办对西南地区环境的负面影响 、龚胜生关于两千年来瘴病分布变迁 这样的研究，基础扎实而立意新颖，昭示了这一领域良好的发展势头。

三、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进展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49-1979年期间人文地理研究在中国实际上已被列为，因而历史人文地理也难逃厄运。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中国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谭其骧指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需要并可能研究的方面与门类颇为广泛，比外国要丰富得多，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国所特有的，因此他预言："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分支之一，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 。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人文地理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因领域众多，宜分八个方面加以总结。

1、历代政区研究

这是传统的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1980年出版的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反映了这一方向。七十年代及其以前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和《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1987年出版的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解决了清代以来许多学者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历史政区研究的一大突破，用"超迈乾嘉"来形容并非过誉。以后，相继有研究东汉、明代政区的专著（作者李晓杰、靳润成）问世。牛平汉等编著了明、清两代政区沿革综表，而以《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为名的书至少有两部，分省历史政区沿革的著作则有湖北、安徽、山西、广西、宁夏、内蒙古、北京等多部。

这一活跃领域里，发表的论文涉及郡县制、侨州郡县制、路州县制、府制、行省制的许多方面和行政区划划分原则、州县等第变迁、政区改革等内容，其中有些是热点问题，有些具有突破性进展。前者如关于秦郡的考证，乾嘉以来无虑数十家。《汉书·地理志》原有秦三十六郡，但清人已发现内有后置者，王国维《秦郡考》 指出南海、桂林、象郡、九原四个后置之郡不在三十六郡之内，遂据《史记》纪传益以陶、河间、闽中、黔中四郡；谭其骧《秦郡新考》 则认为应补入陈、广阳、闽中、黔中四郡，并指出秦郡不必拘泥于某一数目，因为秦统一后对郡的建制有所增补。关于秦代有无九原郡、是否置有鄣郡，学术界也有争论。后者见于周振鹤《自选集》尤多，其《县制起源三阶段说》将春秋战国县制起源划分为县鄙之县、县邑之县、郡县之县三个阶段，"由县鄙得县之名，由县邑得县之形，由县的长官不世袭而得县之实，这或者可以看成是县制成立的三部曲"。又如，胡阿祥对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六朝政区增置滥置、南朝内地的少数民族政区等问题都做了穷尽式的研究 ，从而使以前的同类成果相形见绌。

2、历代疆域研究

解放前,关于中国疆域的概念非常模糊,往往将中国与中原王朝等量齐观,因而关于疆域的定义并不十分确切。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者首先遇到了疆域问题上的一连串难题。主编谭其骧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经过反复琢磨，直到晚年才发表了他的论文《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国家，因而中国与中原王朝是两个不同概念：凡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任何一员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她所管辖和活动的范围，都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土；中原王朝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历史上除了清朝以外，没有一个政权曾经包括过所有中国的领土。这个观点，现在成了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理论。在学术成果上，既推出了具有规模效应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又出版了一些零散但很有深度的学术专著。论地域，这些成果覆盖了西北、蒙古、东北、、云南、台湾、海南、、南海诸岛等地，填补了不少空白；论时代，涉及了夏、商直至明清各朝的全部或部分疆域，分裂朝代也不例外，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甚至象南越国边界、河曲十六州、唐代羁縻府州、明代辽东都司等这样偏僻但很有意义的专题，也有专门的论著问世。

3、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因而历史农业地理的成果蔚然可观。当然，""及其以前描述性的笼统叙述占绝大多数，近二十年来始在学术深度上进展较快。史念海《河山集》（1-5集）内许多论文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在八十年代提出"历史农业地理"概念后，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许多青年学者纷纷以此为研究方向，因而有关成果层出不穷，成为一门显学。迄今为止已出版断代农业地理专著3部、分省历史农业地理专著近10部。韩茂莉著《宋代农业地理》探讨了自然条件对农业的影响、人口土地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与轮作方式的变化、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和黄河中下游、东南、荆湖、西南、岭南五大区域的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特征，是第一部断代农业地理专著，具有开创意义。她的近著《辽金农业地理》是对学术事业的又一奉献。吴宏歧著《元代农业地理》是这方面另一部专著。郭声波著《四川历史农业地理》是第一部区域历史农业地理专著，填补了不少空白，也具有开创意义。资深专家们曾经预言：若各地学者均能象郭著那样以本省为范围作通贯古今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则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当指日可待了 。可喜的是，此后又出版了王社教关于明代苏皖浙赣和龚胜生、周宏伟、耿占军、马雪芹、陈国生关于清代两湖、两广、陕西、河南、云贵等省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专著，覆盖范围当今16省。

这一领域发表的论文有上百篇，有宏观综合的考察、有断代农业区域的综合研究，有对单一作物地理分布及其变迁的研究，呈现一番繁荣的景象。其中，史念海对黄河流域、赵永复对河西走廊、杜瑜对甘宁黄土高原、司徒尚纪对广东等地的农业地理研究，均是以地区为单元的探索；邹逸麟对蚕桑业、黄盛璋对矿冶业、赵松乔对种植业、李为对造纸业等产业的历史地理探讨则属部门地理研究；而华林甫对唐代粟麦稻、韩茂莉对宋代麦桑麻、曹树基对清代玉米番薯等作物进行断代的历史地理研究，均较以往对农作物的笼统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

4、历史人口地理研究

这项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1986年出版的葛剑雄著《西汉人口地理》是第一部断代历史人口地理专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该书对西汉人口分布的密度、迁徙、增长率以及粮食生产关系等问题作了详尽分析研究，为历史人口地理研究方法开创了一条新路子，具有引导意义。此后，有关断代人口地理的专著仅唐代便出版了三部 、区域性历史人口地理专著一部 、动态的历史人口地理（移民史）专著至少4部 ，葛剑雄《自选集》内这方面的精辟论述亦复不少，还有多种人口史研究专著涉及地理问题。发表的论文也很可观，重要的如李仪俊对中国人口重心转移的研究，在国内尚属独创；司徒尚纪对海南、曹树基对明初长江流域、吴松弟对宋代福建、唐亦功对金代京津唐等地区的历史人口地理分布与变迁的研究，也都很有份量。总之，这一领域近十几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对现代人口地理学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

5、历史城市地理研究

据权威学者分析,作为人文地理学分支之一的历史城市地理学,直到70年代末期才开始有所发展。马正林《丰镐-长安-西安》一书出版于1978年，当时国内这方面著作还相当少见。到了80年代初，这种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论著数量可观、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既有对北京、上海、西安、南京、开封、洛阳、广州、杭州、成都、武汉、沈阳等大城市的研究，也有对江陵、南阳、绍兴、安阳、承德、佛山等中等城市的探索，以及唐宋墟集、明清市镇甚至断代城市的大量研究，涉及了城市起源、类型、分布、功能、布局、城市间比较研究等方面，其中绝大多数为单一城市的研究，但也不乏象傅崇兰、杨平林、葛剑雄、王玲、李孝聪等城市群研究，取得了一大批成果，从而成为历史地理学各分支学科中的翘楚。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在推动整个学科的前进脚步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马正林编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的出版（1998年），标志着这个分支的成熟 。

古都是特殊的城市，古都研究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具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在20年代，学术界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并列为五大古都；30年代加入杭州后，"六大古都"之说盛行，1983年还出版了陈桥驿主编的《中国六大古都》一书；但谭其骧1982年提出"七大古都"的说法，认为邺（安阳）作为古都的重要性并不在杭州之下 。随后，陈桥驿又主编了《中国七大古都》一书。尽管有的学者对七大古都之说提出异议，并多次撰文、反复申述，但多位反驳者均认为"七大古都"说较为合理，学术界的看法渐趋一致。1983年成立了古都学会，，不定期出版论文集《中国古都研究》，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侯仁之是建国后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城市地理的开创者，他对北京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至今无出其右者。在他发表的许多论著如《历史地理的理论与实践》、《侯仁之燕园问学集》、《侯仁之文集》中，论述了北京的地形特点、聚落兴起、园林分布的一些规律、历代建都过程、都城布局的发展演变，以及水源开发、宫廷广场的演变等重要问题，并为今天首都的改造、利用及规划等工作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以后又结合城市规划，他对邯郸、淄博、承德等城市兴衰也作了全面考察，给后人以重要启迪。1991年，他又倡议对北京周围地区进行"区域链"的研究，有的论著已开始响应 。

6、历史军事与交通地理研究

历史军事地理范围很广，但具有深度的成果不多，例如关于长城的研究，论著堪称丰富，但以泛泛而谈的居多，象张维华《中国长城建制考》这样严谨的著作毕竟只有少数。《读史方舆纪要》自清末以来即被视为军事地理巨著，但研究其历史军事地理价值的论文仅有施和金《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分布》一文。该文研究了先秦至明代6192次战争的地理分布及其特点，后有人补充了清代战争地理分布的论述。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有相当图幅是历代战争地图，而在张海鹏编著《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中，战争地图占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解放前，曾有过论述战国国防地理、《通鉴》战争地理、历史上的国防区域、历代战争与气候等问题的论文。解放后，史念海关于陕西历史军事地理多有研究，并发表了关于唐代前期关东尚武风气的专文 ；陈可畏对城濮之战和垓下之战作了重新研究；辛德勇关于刘邦出入汉中、韩信平齐、巨鹿之战等楚汉战争中地理问题的一系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长期未解决的问题。

历史交通地理研究集中在丝绸之路、海上丝路、大运河等问题上，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论著。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及一大批水运史、航海史著作尽管侧重点不在地理方面，但无疑为历史交通地理研究提供了直接资料。在现有成果中，章巽对秦国交通与海上交通、黄盛璋对《西天路竟》与川陕交通、李之勤对秦岭交通、刘希为对隋代交通、王?等对元代各行省站道、杨正泰对明代驿站等问题的考证与研究，均是比较有份量的。最新成果有两份，分别是王文楚著《古代交通地理丛考》、辛德勇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代表了目前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7、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

这个领域是新兴的热点，虽然起步较晚，成果也不算最多，但来势很猛，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其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某种社会文化要素分布的地域背景考察，如周振鹤与游汝杰合著《方言与中国文化》、卢云著《汉晋文化地理》和周振鹤关于秦汉宗教地理、风俗地理、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历史背景、胡阿祥关于中古郡望郡姓、张桂林关于妈祖信仰起源与传播、张伟然关于南北朝佛教地理、吴成国关于东晋南朝婚姻礼制地域差异、王日根关于地域性会馆等专题的研究。《方言与中国文化》论述的问题，如方言与移民史、方言与民俗、方言与地方文化、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等，多有发明，令人耳目一新。卢云研究西汉、东汉、三国西晋时期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秦汉滨海方士文化的一系列论文，具有很高的识见，他的专著《汉晋文化地理研究》对汉晋时期精神文化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文化区域及其变迁、滨海宗教文化带与汉晋三次宗教浪潮、婚姻形态的地域分布、俗乐区域与雅乐中心四大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填补了多方面的学术空白，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广阔前景。二是某一时期某种人才地理分布的综合研究，如史念海对两《唐书》人物籍贯地理分布、李泉对两汉中高级官吏籍贯分布、王尚义对汉唐宋元明清山西文人地理分布及其文化特点 、萧华忠对宋代人才地域分布、胡阿祥对桐城文派作家地理分布、叶忠海对南宋以来江浙成为文人源地原因等专题的研究，专著则有曾大兴著一部。三是历史区域社会文化地理的研究，如司徒尚纪对广东、张伟然对湖南与湖北、蓝勇对西南诸省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专著，是这一领域第一批具有开拓性的著作；王子今对秦汉区域文化、程民生对宋代地域文化的研究著作，也均各具特色；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堪称是一部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的上乘之作。1997年出版的周振鹤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一书，汇集了语言、宗教、风俗三种文化区和人物地理、文化重心区、区域文化地理六项专题的研究成果，颇具学术深度，为历史文化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作出了成功的示范。另外，卫家雄关于明清闽台风俗、单树模关于古代苏北文化地理、徐建春关于先秦浙江文化区、刘岩关于河北地域文化景观等问题的论文，也对历史区域文化地理作了有益的探讨。至于历史文化地理的通论性著作，目前已有两部，但在吸收学术界现有成果、反映学术前沿方面并不太理想。

8、古代地理学家、地理文献与学术史研究

这一领域成果丰硕，集中体现在关于地理学史、郦道元《水经注》、徐霞客《游记》、历代地理总志与正史地理志、古地图等专题的研究上。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是地理文献研究中的精品，而谭其骧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则是这方面最权威的撰述。20世纪出版的通论性地理学史著作有七种，作者或主编分别是：王庸、侯仁之、于希贤、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鞠继武、王成组、赵荣；论文不胜枚举，其中有些论题向李约瑟难题子课题进军，体现了良好的学术方向。出版中国地名学史专著两部（作者分别是孙冬虎和华林甫），地质学史也已有专著面世，但地貌学史、人文地理学史、历史地理学学术史之类的著作迄今未见。20世纪发表《水经注》研究专著30来部、论文约270篇、有关徐霞客游记的论著约200篇（种），涉及郦氏、徐氏生平、著作版本、地理学（含地名学地质学地貌学）、文学、文献学、金石学价值的方方面面，蔚然形成两门显学--郦学和徐学。世纪初著名的郦学家有杨守敬、熊会贞等，而世纪末的郦学家则首推陈桥驿，陈氏还倡议编撰《水经注》新版本、新绘《水经注图》。徐学研究1949年之前是丁文江带出来的，此后是侯仁之带出来的，褚绍唐、吴应寿整理的新版《徐霞客游记》（1982年）则是徐学史上一项划时代的突出贡献，后来又有朱惠荣校注本问世（1985年）。学者们对《禹贡》、《山海经》、《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资治通鉴》胡注、《读史方舆纪要》的研究，均有一批专题论著发表。关于十六部正史地理志，也有许多精深的成果问世，特别是胡阿祥对《南齐志》、赵吕甫对《新唐志》、施和金与徐规对《宋史·地理志》、冯永谦与张修桂对《辽志》的证校补纠，都极有贡献，邹逸麟对《汉书·沟洫志》、周振鹤对《汉书·王子侯表》的笺正也均系力作 。金毓黻、赵万里两种《元一统志》辑本为严谨的辑佚之作，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为作者的精心之作，但贺次君辑《括地志辑校》存在的问题较多。古地图研究很热门，三巨册《中国古代地图集》代表了这方面最高的学术水平，关于考古发现的放马滩地图（1986年）、马王堆地图（1973年）和传世的禹迹图、华夷图、平江图、静江府城图、西夏地形图以及数量可观的明清地图，均有大量研究，已有多种古地图选集问世，通论性地图学史专著已出版四部（作者分别是王庸、陈正祥、金应春、卢良志），甚至有的学者还专门研究流散在海外的中文古地图 。

四、展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