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范文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范文第1篇

一、学术史回顾:晚清财政史研究概述

应该说,对晚清财政史的研究,并非始于20世纪,在19世纪末已经开始。1897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了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林乐知译),该书虽冠名“中国度支”,实则专门叙述清代特别是晚清的财政。该书的目录较为庞杂,共分为“总论”、“政府疆吏交际”、“直省解京款项”、“漕运京饷”、“额外京饷”、“海关洋税”、“岁人总论”、“地丁银”、“漕粮”、“盐课盐厘”、“百货厘金”、“新关洋税”、“常关税”、“土药税厘”、“杂税”等36目。仅从繁杂的目录来看,《中国度支考》不是一部研究性着作,更多的具有资料选编色彩。当然,其资料也弥足珍贵,刘锦藻编撰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就有所引用①,并称晚清户部的报告,“多脱误,外人指其不合”,而哲美森的记述,“外人信为无误”。这也正揭示出《中国度支考》的史料价值。

进入20世纪后,广智书局1904年出版了梁启超的《中国国债史》,梁氏对晚清的“国债”进行了初步的梳理。而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1914年铅印本),则是国人从整体上研究清代财政的第一部着作,对晚清财政亦有涉及。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振先《中国厘金问题》,是国内学者研究厘金问题的第一部着作,受到同时代的国外学者的注意。②此后,专门研究清代财政的专着不多见,最值得注意的是罗玉东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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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6,“国用四”;卷68,“国用六”,商务印书馆1955年重排本。

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6在引用时作者记为“哲美森”,卷68则记为“遮密孙”。

又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8在叙述光绪朝财政时,还引用了日本人根岸佶的着作,并称:“吾国财政向无报告,国人鲜有知者,近年始见预算案,然肯细心研究者亦不一二,觏日本人根岸佶为同文会会员,于吾国生计状况钩稽之勤,用力之久,远驾吾国人士之上”。

② 如木村增太郎《中国财政论》(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7年版)就引述过王氏的着作。按:《中国财政论》原名《支那财政论》,“支那”一词,在历史上,有对中国的蔑称之嫌,因此,凡是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初出版的日本研究着作中,用“支那”作书名的,一律译作“中国”。但为了避免混乱,着名的资料书如《支那经济全书》,仍依其旧。据倪建周、冬明《“支那”源流考》(《新华文摘》1999年第8期)称,“支那”原是“Cina"的音译,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最早出现在梵文佛经中。日本辞书《广辞苑》也有这种解释。不过,在笔者看来,从读音上看,“支那”(日语读音作“席那”)更接近于拉丁语系的读法,在西班牙语中“China”读作“齐那”。笔者曾学过几年的西班牙语,特予揭示。权作一说。

厘金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罗着对晚清厘金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是20世纪上半叶清代财政史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着作。另外,侯厚培的《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海大东书局1929年版),是国内系统研究近代经济史的第一部着作,是书对财政问题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特别是对晚清的币制改革,有较好的论述。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哈佛燕京学社1939年版),开了研究晚清经济思想的先河,其中的“增岁人说”、“厚俸禄说”、“行预算说”等对考察这一时期财政思想很有启发意义。

20世纪上半叶的晚清财政史研究专着虽不多见,但有关着作对晚清财政多有涉及。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立足于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对晚清的财政问题进行回顾性研究。

如贾士毅《民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专列一章“财政之沿革”,对清代历朝的财政分别加以叙述,其中,对光绪朝财政的叙述尤详,细分为“光绪初年之财政”、“光绪中年之财政”、“光绪末年之财政”三个部分。在其他篇章中,也有对晚清财政的追溯或比较。叶元龙《中国财政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也涉及到晚清财政。又如陈沧来《中国盐业》(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叶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李权时《现行商税》(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金国宝《中国币制问题》(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张家骧、吴宗焘、童蒙正《中国之币制志汇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杨荫溥《中国金融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张辑颜《中国金融论》(黎明书局1936年版),分别对晚清的盐税、茶税、商税、货币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第二,财政通史着作中对晚清财政的研究。

20世纪上半叶,财政通史的撰写是一个突出的现象。这方面的着作有: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世界书局1930年版),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无锡大公图书馆1936年版),刘不同《中国财政史》(大东书局1948年版)。在这些财政通史中,对晚清的财政予以了充分注意。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将中国财政的演变分作八个时期,其中清代划作两个时期,即清初至道光、咸丰至宣统。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对《赋役全书》、《会计册》、《奏销册》等赋税册籍,以及财政体制、俸禄、货币、田赋、盐税、关税、杂税等都有简要的叙述。其中,对晚清之杂税有较好的论述:“清初人关时,对于各项杂敛,悬为例禁,涤荡繁苛,未始不善。降至中叶,杂税亦多。而流毒之深,贻害之远,莫如土药税。当时清廷收入,恃为大宗……其他各项杂税,有相沿日久,向有定制者,有光宣之交,临时加征者。前者有牙税、当税、契税、铺税、渔税、矿税等数种,后者如直隶之烟税、家屋税、车捐、花捐、妓捐等。各省新设之名目,大抵相同。”表现出相当的概括能力和识见。

第三,通史性的专题史中对晚清财政的研究。

在通史性的专题研究方面,万国鼎《中国田赋史》(正中书局1933年版),徐士圭《中国田赋史略》(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马大英、江士杰、刘国明、王延超的《田赋史》下(《田赋会要》第三编,正中书局1944年版),以及郎擎霄《中国民食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和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都涉及有清一代的田赋及相关问题,有的论述较为深入。如吴兆莘的《中国税制史》,对晚清的海关税、厘金税、土药税、茶税、酒税、契税等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张家骧《中华币制史》(民国大学出版部1925年版),虽然是货币研究的通史着作,但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对清代以前的币制只是概而述之,重点在于研究晚清至民国初年的相关问题,特别是对

银行、造币厂的沿革有系统的论述。其他的通史性的专题研究,还有杨肇遇《中国典当业》(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欧宗佑《中国盐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等等,都有参考价值。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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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外,盐务署主持编撰的《中国盐政沿革史》,分盐区进行叙述,1914年出版《长芦》分册,1915年出版《奉天》分册。笔者最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仅见到这两册。就这两册来看,所谓的“中国盐政沿革史”。主要仍是叙述清代。

专着之外,相关论文涉及到诸多方面。汤象龙《咸丰朝的货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11月),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一,中华书局1936年版),谭彼岸《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新货币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第6卷第1期,1939年6月)、魏建猷《清代外国银元之流人及其影响》(《东方杂志》第41卷第18号,1945年9月),是货币金融方面的代表作。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清华学报》第10卷第2期,1935年4月)和王毓铨《清末田赋与农民》(《食货》第3卷第5期,1936年2月),是田赋方面的代表作。彭雨新《清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社会科学杂志》第9卷第1期,1947年6月),罗尔纲《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6月),对于晚清中央财政体制的瓦解以及地方财政自的扩大等问题,有深入的分析。罗玉东《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5月),吴廷燮《论光绪朝之财政》(《文献论丛》,故宫博物院1936年刊印),则分析了晚清财权下移之情势下,清廷的财政清理。在外债与赔款的研究方面,汤象龙《民国以前关税担保之外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工期,1935年5月)、《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2期,1935年11月),是两篇重要的作品。另外,陈文进《清代之总理衙门及其经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l期,1932年11月)、《清季出使各国使领经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5月),以及沈鉴《辛亥革命前夕我国之陆军军费》(《社会科学》第2卷第2期,1937年1月),也是对相关论题的开创性研究。在厘金研究方面,罗玉东《厘金制度之起源及其理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l期,1932年u月),傅衣凌《清末厘金制起源新论》(《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1946年),具有代表性。在海关研究方面,则有郑友揆《我国海关贸易统计编制方法及其内容沿革考》(《社会科学杂志》第5卷第3期,1934年9月),汤象龙《光绪三十年粤海关的改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工期,1935年5月)等论文。

与同时期的国内学者的研究相比,国外学者的研究值得重视。在日本,20世纪初至40年代,形成了对晚清财政的研究热潮。

木村增太郎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清代财政史的最着名的日本学者。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的经济与财政》、《中国的财政真相及其革新措施》、《中国的厘金制度》、《中国财政论》、《现代中国的财政经济》等数部研究着作。除了《中国的厘金制度》(东京东亚事情研究会1926年版)专门研究厘金问题,《现代中国的财政经济》(东京生活社1940年版)专门研究民国财政外,其他几部着作均是以研究晚清和民国初年的财政为重点。《中国的经济与财政》(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3年版),共10章,该书除了研究一些较为特殊的经济门类如特种商(牙行、买办)和组合制度(商人的同业组织,会馆、公所、工商业行会等)外,其着重点在于研究晚清的外国银行、晚清的财政困境与内外债、清末的改革。《中国的财政真相及其革新措施》(东京启明会1925年版),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晚清财力匮乏的经过与借款,二是岁出与岁人的状况,三是财政组织的变革,四是财政的清理整顿。《中国财政论》,主要研究了财政制度、税收制度、外债与内债。木村氏的几部着作,有重复之处,但在论及同一问题时,也不是完全相同,后出版的着作有一些新的进展。如《中国的经济与财政》和《中国财政论》都列有“租税制度”一章,前者主要研究了田赋,其他税种只是在“税制概要”一节中略有介绍。后者除了对田赋、盐税、常关税、海关税这些税种加以论说外,对货物税(厘金)、烟酒税、印花税也做了专节探讨。安东不二雄《中国的财政》(东京东亚实进社1921年版),分为5编32章,以研究晚清至民国初年的财政状况、外债、内债、银行、岁计为重点,对晚清内外债的研究尤为细致。松井义夫《清朝经费之研究》(满铁经济调查会“经调资料”第66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5年版),分为制度和经费二编,在一般陆叙述财务行政以及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晚清的财政支出和相关财政问题。百濑弘《清朝的财政经济政策》①,则对有清一代的财政经济政策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另外,平濑巳之吉《近代中国经济史》(中央公论社1942年版),小竹文夫《近世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弘文堂书店1942年版),竹内元平《最近中国财政概说》,(“满铁调查资料”第108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29年版)等,也涉及到晚清的财政状况与沿革。其他专题性的研究,在关税方面有:吉田虎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东京北文馆1915年版),高柳松一郎《中国关税制度论》②(京都内外出版株式会社1920年版),西川喜一《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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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亚研究所报》第20号,1943年。已由郑永昌译成中文,附录于《财政与近代史 论文集》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版)。

② 该书原名为《支那关税制度论》,1926年又出版了改定增补版。中文版由李达翻 译,作为“经济丛书社从书”之五.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

政金融与关税制度》(上海日本堂书店1925年版)。在货币金融方面有:佐野善作《清国货币问题》和《沪汉金融机关》(合称《清国货币问题、沪汉金融机关 调查报告》,东京高等商业学校1905年版),清水孙秉《清国货币论》(东京富山房1911年版),根岸佶《中国货币改革论》(东京支那经济学会1919年版),井村薰雄《中国的金融与货币》(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4年版)及《中国的货币与度量衡》(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6年版),吉田虎雄《中国货币研究》(山口市东亚经济研究会1933年版),宫下忠雄《中国货币制度论》(大阪宝文馆1938年版)及《中国银行制度论》(东京岩松堂书店1941年版)。在内外债方面有:安东不二雄《清国国债事情》(横滨正金银行1910年版),大山嘉藏《中国的国债与列强》(东京文影堂书店1915年版),丰田多贺雄《中国的借款金融政策》(大阪工业之日本社1918年版),中滨义久《中国的对外借款》(“满铁调查资料”第112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29年版),滨田峰太郎《中国的财政和公债》(东亚研究会1930年版),樋口弘《日本的对华投资研究》(东京生活社1939年版)等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80年代之前,中国大陆学者对晚清财政史的专题研究虽然不突出,但也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燕京大学1950年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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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许大龄《明清史论集》收录。

对清代各个时期的捐纳制度做了系统研究,在史的描述的基础上,对捐纳与财政、吏治的关系,有很好的说明,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拓荒性着作。彭雨新《清代关税制度》(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虽然篇幅不大,却是国内学者系统研究清代关税的着作,既扼要介绍了鸦片战争前户部关和工部关的设置及征税制度,又论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关和关税权的被侵占。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则是此一时期研究货币金融方面的代表性着作。魏着主要研究鸦片战争后的银两制度、制钱制度、晚清的币制变革,以及近代外国银元的流人及其影响。刘秉麟《近代中国外债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对晚清以来的外债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彭泽益在这一时期发表了较多的论文,《鸦片战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论鸦片战争赔款》(《经济研究》1962年第12期)、《1853—1868年的中国通货膨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1979年第1集)、《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清朝财政危机和财政搜刮的加剧》(《历史学》1979年第2期)等,都是对相关论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力作。

相对于内地学者的研究成果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外学者和台湾地区学者在晚清财政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佐伯富《清代盐政之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56年版),是研究清代盐政的重要着作。E.G.比尔《厘金的起源——1853—1864》(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学1958年版),是继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之后研究早期厘金的重要着作。景复朗《1845—1895年中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学1965年版),对晚清的货币进行了新的研究。王业键《的田赋》(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学1973年版),则是晚清田赋研究的出色着作。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版)、《淮军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以及刘凤翰《新建陆军》(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对晚清有关方面的军费有所涉及。何烈《厘金制度新探》(台北中国学术着作奖助委员会1972年版),在前此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探索。王树槐《庚子赔款》(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版),对庚子赔款的议定、筹措、偿付等做了系统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新一代学者的成长,同时也由于以往研究的积累,晚清财政史的研究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有四:

第一,晚清财政史的研究受到重视,有多部“断代”财政史着作出版。何烈《清咸同时期的财政》(台北“国立”编译馆1981年版),在探讨咸丰以前财政概况的基础上,对咸同时期财政收入、财政支出、钱粮亏空、奏销制度以及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变化等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左治生《中国近代财政史丛稿》(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对清代后期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以及太平天国的财政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孙文学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在叙述清代后期的财政时,主要注意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变态,同时,对太平天国的财政和晚清的财政思想,也有一定的论述。邓绍辉《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试图从晚清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以及税收制度与财政支出制度的变化等方面,探讨晚清财革与近代化的关系。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分别对鸦片战争与清朝财政、太平天国与清朝财政、洋务运动时期的清朝财政、甲午战争后的清朝财政、覆灭前夜的清朝财政、财政演变中的经济与社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周志初《晚清财政经济研究》(齐鲁书社2002年版),重点探讨了晚清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和晚清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动。

第二,晚清财政研究向纵深发展,出版了多部专史研究着作。在盐税研究方面,有牧寒《内蒙古盐业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宋良曦、钟长永《川盐史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关税研究方面,有赵淑敏《中国海关史》(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版),卢汉超《赫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蔡渭洲{中国海关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叶松年{中国近代海关税则史》(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及《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冈本隆司《近代中国与海关》(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9年版)。在军费研究方面,有王尔敏《淮军志》,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和《晚清兵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陆方、李之渤《晚清淮系集团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樊百川《淮军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在货币金融研究方面,有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制度的演进(1664—1937)》(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81年版),郑家度《广西近百年货币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李宇平《近代中国的货币改革思潮(1902—1914)》(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7年版),王宏斌《晚清货币比价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宫下忠雄《近代中国银两制度研究》(有明书房1990年版),戴建兵《中国近代纸币》(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姚会元《中国货币银行》(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通宝《湖北近代货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穆渊《清代新疆货币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桑润生《简明近代金融史》(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程霖《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在外债和外资研究方面,有曹均伟《近代中国利用外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曹均伟、方小芬《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活动》(上海财经大学 出版社1997年版)。在太平天国的财政经济制度研究方面,有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三,有关论文集的出版较为活跃,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论集》值得注意,该论文集分作30编(本),在许多编中都有相关的财政研究论文,如第二编中王仲孚的《同光间新疆回乱的善后措施》,第八编中庄吉发的《清季南北洋海防经费的筹措》,包遵彭的《清季海军经费考实》,吴相湘的《清季园苑建筑与海军经费》,第十编中全汉昇的《清季铁路建设的资本问题》,庄吉发的《清季铁路经费的筹措》,第十一编中黄俊彦的《甲午战后筹还外债与财政的变革》,第十三编中王树槐的《庚子地方赔款》等等。孙健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收录了彭雨新《中国近代财政史简述》、宓汝成《近代中国外债》等长篇论文,这些论文虽属讲义性质,但由于是作者的多年研究心得,不乏真知灼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经济史组编《财政与近代历史》(1999年版),分为上、下两集,收录了许多有分量的论文。个人的论文专集有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汤象龙《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论文选》(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陈锋《陈锋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山本进《清代财政史研究》(汲古书院2002年版)等。

第四,有关研究论文数量繁多,几乎涉及晚清财政的各个方面。有些研究论文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准,如彭泽益《清代咸同年间军需奏销统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3集,1981年),分别对镇压太平军、捻军、西北回民起义、西南人民起义、两粤闽台人民起义的军费支出进行了梳理统计。彭雨新《辛亥革命前夕清王朝财政的崩溃》(《辛亥革命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系统研究了晚清的财政收人、财政支出以及清廷的财政困境。何汉威(清末赋税基准的扩大及其局限》(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册,1988年12月),不但注意到了

晚清财政的总体状况,而且对烟酒税、契税进行了深入研究。另外,刘克祥《太平天国后清政府的财政整顿和赋税搜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3集,1981年),岩井茂树《清代国家财政中的中央与地方一一以酌拨制度为中心》(《东洋史研究》第42卷第2号,1983年),魏光奇《清代后期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危机》(《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周育民《甲午战后清朝财政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工989年第4期),张国辉《晚清财政与咸丰朝通货膨胀》(《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等等,都是有关方面的代表作。

上述之外,一些断代着作和经济史着作中,也对晚清的财政予以了充分的注意。宓汝成主编的《清代通史》第8卷、刘克祥主编的《清代通史》第10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一1840—1894》(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一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都有相当的篇幅对财政问题进行表述。郭松义、李新达、李尚英《清朝典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相关章节中,对财政问题着墨较多。杜家骥《清代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列有“财政”专章。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也有对“晚清的财政金融政策”的专章讨论。

二、专题研究与资料汇编

在以往的晚清财政史研究中,有若干研究专题形成了热点,并取得了突出成就。

1.晚清财政体制的研究

一直受到许多学者注意的晚清财政体制研究,集中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方面。起初,在20世纪30年代,以研究当时的地方财政以及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为主旨,出现了许多研究论文,如齐元三《中央与地方赋税划分》(《福建财政月刊》第5卷第2期,1931年)、胡善恒《地方财政困穷问题》(《福建财政月刊》第5卷第2期,1931年)、吴长春《县地方经费之研究》(《财政经济汇刊》第1卷第6期,1932年8月)、冯华德《我国国地财政划分之理论与实际》(《浙江财政月刊》第9卷第10期,1936年)等等,这些论文对晚清的财政体制略有涉猎。随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揭罗尔纲《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彭雨新《清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罗玉东《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吴廷燮的《论光绪朝之财政》等文,对晚清中央财政体制的瓦解、晚清财权的下移以及地方财政自的扩大等问题,有深入的分析。这些文章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财权的下移导致了地方督抚的专权。这一论点影响深远,为后来的许多论着所沿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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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缪全吉《曾国藩幕府盛况与晚清地方权利之变化》(《中山学术文化集刊》第4集,1969年)、魏光奇《清代后期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危机》(《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尹福庭《试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中央和地方权利的消长及影响》 (《清史研究集》第4辑,1986年)、林乾《咸丰后督抚职权的膨胀与晚清政治》(《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1期)、汪林茂《清咸同年间筹饷制度的变化与财权下移》(《杭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何瑜《晚清中央集权体制变化原因再析》(《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另外,何烈在其所着《清咸同时期的财政》一书中,重点研究了晚清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认为:咸同以降,中央控制名存实亡,“自全国而言,督抚的权力已大于中央;自一省而言,新设各种机构的权力已大于原有的建置衙署。于是吏事、兵事与经费,实际上都非中央政府所能控制,只有督抚才是真正的主宰。一切政务实施,中央一惟地方大吏的意志为转移,本身绝少主见。”此种见解依然是传统定论的申说。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晚清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论文较多。在数量繁多的论文中,刘广京、何汉威、戴一峰等人的论文值得注意。刘广京《晚清督抚权利问题商榷》(刘广京《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0年版),不同意前此学者认为的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后,清政府的财权、军权、政权下移,中央控制日益式微,从而形成地方督抚专权之局的传统定论。作者认为,中央既未如成说所云大权旁落,督抚亦未如想像中那样为所欲为。何汉威《从清末刚毅、铁良南巡看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1分册,1997年],从光绪二十五年刚毅南下江苏、广东整顿财政和几年后铁良南下江苏理财的个案研究人手,探讨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提出了一些新的论点,认为:“清末从中央到地方督抚,对他们辖下的财政管理,俱失去有效的监控能力。中央固不用说,甚至督抚的财权亦受地方下层势力所制约……中央根本无法对省财政作彻底根本的清理,而督抚面对下层盘根错节的贪污舞弊,即使有意整顿税收,亦无能为力。”戴一峰《晚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以近代海关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则从近代的海关着手,探讨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以及侵华列强改造中国财政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复杂关系。该文指出,中央与地方的不协调,使得“清廷对于各省的财政,连名义上的控制也维持不住了”;而疆臣与将领之间的磨擦,使得矛盾迭起,导致了筹饷、协拨的困难。

另外,陈锋《清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调整》(《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一文,较系统地探讨了有清一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对于晚清的财权下移,陈文认为,“晚清的财权下移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财权下移之局的形成,因为时局的变化,既有督抚专权的意蕴,又有时势所迫的政策导向因素;财权下移的结果,既标示着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失控,又展现出财政体制极端混乱之后,地方漫无限制 的筹款,一方面使清廷和各地方渡过了重重险关,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弊端迭出。”同时,陈文认为,晚清的财权下移事实上为清廷所不容,因此便有种种清理整顿财政的措施出台,并对此做了具体的分析。①

日本学者山本进的《清代后期四川地方财政的形成》(《史林》第75卷第6号,1992年)、《清代后期四川的财政改革与公局》(《史学杂志》第103编第7号,1994年)、《清代后期湖广的财政改革》(《史林》第77卷第5号,1994年)、《清代后期江浙的财政改革与善堂》(《史学杂志》第104编第12号,1995年)、《清末山西的差徭改革》(《东洋史研究报告》第19号,1995年)等文②,以及谷井阳子《道光咸丰时期地方财务基调的变化》(《东洋史研究》第47卷第4号,1989年),土居智典《清代湖南省的省财政形成与绅士层》(《史学研究》第227号,2000年),通过细致的个案考察,把着眼点放在了晚清地方财政的变制及其复杂的关系方面,展现出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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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还可参见陈锋最近发表的几篇长文:《清代财政支出政策与支出结构的变动》(《江汉论坛》2000年第5期)、《清代财政收入政策与收入结构的变动》(《人文论丛》2001年卷)、《清代财政行政组织与奏销制度的近代化》(《人文论丛》2000年卷)、《清代财政制度的近代化》(《东瀛求索》第11号,2000年)。

② 已收入该氏的论文集《清代财政史研究》。

2.货币研究

在早期的货币研究着作中,国内学者金国宝《中国币制问题》和张家骧、吴宗焘、童蒙正《中国之币制志汇兑》两书,有较高的研究水准。《中国币制问题》在叙述本位制度、银两制度以及银币、铜币、纸币问题时,对光绪以降的变革做了系统的梳理,书中列制的统计表格,如“(光绪年间)各省银角之成色重量”、“(光绪、宣统年间)各省通用银元之成色重量”、“各省宝银名称重量表”、“各地通用银两与库平比较表”、“海关平与各口通用银两比较表”等,对后来的相关研究开启了门径、打下了基础。《中国之币志汇兑》对硬币(银元、铜元、制钱)、纸币、本位制及造币机构等做了精当的叙述。其记银元云:“清以前,吾国上下通行之银,皆系以重量计,而不以枚数计也。自清乾隆五十七年,户部奏准鼓铸银钱,是为我国以银铸币之始。至道光初年,各国银钱输入渐多,蔓延各地,欲禁无由,当时两广总督林则徐,奏请自行鼓铸银元,藉资抵制,旋经部议驳。又道光中,浙省曾自铸一两重银钱,欲与洋元并行,以民间阻滞而止。光绪初年,吉林机器官局所铸有一钱、三钱、半两、七钱、一两五种,皆未见盛行。至十三年二月,粤督张之洞奏称……于是我国流通之银元中,始有吾国自铸之银元。”若非有深入的研究,不可能有如此的高度概括。日本学者清水孙秉《清国货币论》,亦值得重视。该书事实上以研究晚清的货币为旨归,对晚清的货币制度、货币种类、“兑换券”(银票、钱票、洋钱票)、票号、钱庄、钱铺、大清户部银行、通商银行、外国在华银行等都有述说。而且,清水氏应邀在北京的时间有两年多,除博采典籍文献外,又辅以调查,称得上力作。根岸佶、越智元治《中国及满洲的通货及币制改革》(东亚同文会1937年版),以研究民国年间的货币为主,但对清代的银两制度、铜钱制度、纸币等都有所叙述,特别是在探讨币制改革时,认为晚近的币制改革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895—1900年,第二时期是1901—1914年,第三时期是1914—1927年,第四时期是1927—1935年,表现出很好的识见。另外,对晚清的所谓“金本位案”、“银本位案”也有细致的讨论。宫下忠雄《中国货币制度论》和《中国银行制度论》,也值得注意,宫下氏的这两种着作虽然都是以民国年间为研究时段,但对晚清时期也有论述。特别是后一种着作,对晚清的银行业发展及纸币法规等叙述较为细致,所列的78个统计表,如“历年开设支那银行年别统计(1896—1937)”、“萌芽时期支那银行设立年别统计(1896—1911)”、“外国银行各年设立表(1857—1925)”、“外国银行的对华投资(1874一1925)”等,颇具价值。

近年出版的货币研究着作较多,前已揭明,不赘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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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外可以参考的论文有郝延平《晚清沿海的新货币及其影响》[(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年6月]、彭泽益《1853—1868年的通货膨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集,1979年)、朱浤源《近代广西货币的变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1990年6月]、李宇平《张之洞的货币政策》(《台湾师大历史学报》1983年第11期)、何汉威《从银贱钱荒到铜元泛滥一一清末新货币的发行及其影响》[(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1993年]、张国辉《晚清货币制度演变述要》(《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邓绍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币制改革及失败原因》(《四川师大学报》1999年第2期)等。

3.外债与赔款

晚清往往为清偿军费赔款而举借外债,所以,外债与赔款、军费等都有所联系,相关的研究成果都可以参考。在外债研究方面,安东不二雄《清国国债事情》是最早的着作之一,全书分为7章:第一章,清国国债的起源;第二章,以前的国债;第三章,公债;第四章,义和团赔偿金及补充公债;第五章,铁道借款;第六章,内国债及地方公债;第七章,全国岁出岁人及关税收入额。该书以研究晚清的外债为主,对晚清的内债及财政的总体状况也有专章论述。在对外借款中,详于甲午战争所导致外债的叙述与分析,对汇丰银款、汇丰金款、克萨借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有单独论列,并对每次借款的偿还方法、偿还资金、偿还财源等做了说明。另外,该书按时间顺序分别叙述了各次铁道借款的情况。丰田多贺雄《中国的借款金融政策》,伊藤文吉《中国与列强的经济关系》(京都内外出版株式会社1923年版),中滨义久《中国的对外借款》,对甲午战争以前的外债、甲午战争以后的外债、义和团与外债、币制改革及东三省实业振兴借款、瑞记借款等,也有详细的叙述。

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是近年出版的集中研究外债的专着,涉及了“西征借款”、“海防、塞防的建设与外债”、“四大军事工业的创立同外债的关系”、“洋务运动与外债”、“中法战争与外债”、“中日甲午战争与外债”、“清末矿业借款”、“清末电讯借款”、“清末地方政府借款”、“清末驻外使领馆借款与留学生学费借款”、“清末内债演变为外债的几次借款”、“币制实业借款的发生发展过程”等若干专题。有些专题前此学者涉及较少,值得注意。至于其他相关的论文,俞建国《清末财政性外债及其对中国自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0集,1988年)一文,富有特色,该文不但缕述了清末的几次主要的外债,而且分析了外债对清朝财政的影响与控制。

在晚清的赔款中,庚子赔款影响最大,也最为纷繁,研究成果相对较多。王树槐的《庚子赔款》是专门研究庚子赔款的着作,该着分“庚子赔款的议定”、“中国的筹措”、“偿付的波折”、“各国的退还”诸章,对庚子赔款的议定、筹措、偿付等做了系统的研究。作者写作该书的目的,是“综观庚款前后经过,比较各国的用心,分析其利弊得失,阐明对中国财政、教育、实业等各方面的影响”。由于作者利用了大量的中外档案,且分析透彻,使该书成为一部国内外学者注目的名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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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王树槐《庚子赔款》之外,唐林《庚子赔款》(《银行月刊》 第5卷第1号,1925年1月)、蔡百受《庚子赔款偿付之经过》(《银行周报》第11卷第40—45期,1927年10、11月)、杨志章《英国庚款与其用途》(《银行月刊》第6卷第6号,1926年6月)是早期研究庚子赔款的重要论文。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有新的,田志和、苏义发《清代东北地方庚子赔款始末》(《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周志初《庚子赔款本息的计算方法及应付数额》(《历史档案》1992年第4期)、宓汝成《庚子赔款的债务化及其清偿、“退还”和总清算》(《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袁成毅《中国对日庚子赔款述略》(《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等等,对庚子赔款进行了专题性的深入研究。

汤象龙《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2期,1935年11月),则是对清代赔款进行综合研究的重要论文。汤象龙认为:“军费、外债和赔款为中国近代财政史上国家三宗最大的支出,三宗的总数常占国家岁出三分之二以上,各时期的财政的盛衰和变迁与此有莫大的关系,特别是时代愈近,关系愈不可分离。更重要的是近百年来的情形,军费、外债和赔款三宗岁出都有连带的关系。一旦对外战争爆发或对内镇压农民起义,政府军费随之膨胀,军费膨胀,外债即随之。及对外战争结束,赔款又随之。或因赔款摊偿,外债又随之。此种连带的关系构成中国近代财政史的主要基础之一。”这是颇有见地的论述。按照汤象龙的说法,中国的对外赔款,自鸦片战争到清亡,大小赔款多达一百数十次,各种赔款有的因为战争,有的因为教案,赔款的偿付有的归于中央政府,有的归于地方政府。在归于中央政府的赔款中,有5次最为重要,数额也最为巨大,即:1842年的鸦片战争赔款、1860年的英法联军赔款、1881年的伊犁偿款、1895年的日本赔款(甲午赔款)、1901年的八国联军赔款(庚子赔款)。汤象龙的这篇论文,对这5次赔款的数额以及赔款的摊偿进行了总体研究。该文的最大特点是利用档案和相关文献列制了大量统计表格,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方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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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外,彭泽益《论鸦片战争赔款》(《经济研究》1962年第12期),是另一篇研究赔款的重要论文,该文对鸦片战争赔款研究得更为细致,除了论述英国勒索赔款的项目(烟价、行欠、战费)以及清廷对偿还赔款的罗掘外,对此次赔款所带来的人民负担的加重予以了充分的注意。伊原泽周《关于甲午战争的赔偿金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5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考察了甲午战争中日本军费支出的总额以及清朝的赔款总额,揭示出日本对中国的财政掠夺。谢俊美《再论中日甲午战争的赔款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戚其章《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也做了一些新的论述和考证.

4.关税(海关)

在关税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吉田虎雄是较早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对税关的设置、税关的沿革与组织、常关税的征收、海关税的征收,叙述系统而有致,而且特别注意到了晚清与民国初年的变革。该书附录的非常详细的“海关税率表”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而高柳松一郎的《中国关税制度论》,英国学者莱特的《中国关税沿革史》①,则是研究中国近代海关制度和关税征收的力作。特别是莱特的《中国关税沿革史》,主要根据海关档案,并参考英国外交部档案写成,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国内学者陈向元《中国关税史》(京华印书局1926年版),马寅初《中国关税问题》(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武堉干《中国关税问题》(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李权时《中国关税问题》(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周念明《中国海关之组织及其事务》(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都是研究晚清至民国年间关税问题的重要着作,虽详于民国,但对晚清的关税研究亦有相当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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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书1938年在上海用英文出版。195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中文本,姚曾廙译。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有赵淑敏《中国海关史》,卢汉超《赫德传》,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蔡渭洲《中国海关简史》,叶松年《中国近代海关税则史》,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冈本隆司《近代中国与海关》出版。这些着作代表了最新的研究水平。其中,戴一峰的着作,更注意研究海关与财政的关系。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中国近代海关的历史沿革及其与中国财政关系的演进”,重点探讨了晚清时期的海关与财政、民国时期的海关与财政;下编为“中国近代海关与中国财政关系面面观”,重点探讨了海关与常关、海关与厘金制度、海关与内外债及赔款、海关与晚清的财政整顿和改革。作者认为:“在近代中国,列强侵华势力控制下的中国海关在它与中国财政的关系中,典型地扮演了双重角色:它既是列强扩大对华经济侵略,控制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工具,又是列强改造中国财政体制的样板。”该书列制的25个统计表格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冈本隆司的着作,也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注意研究晚清海关的起源与税务司制度,并对粤海关、上海关进行了重点分析。下编则从海关税与借款、赔款以及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着眼,探讨晚清以迄民国年间海关体制、海关税征收与财政经济的变化。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也对晚清的海关贸易统计、走私贸易、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着名学者滨下武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报告,1989年),其副标题即是“清末海关财政与开港场市场圈”,将海关与晚清的财政问题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从该书的章目设置中,也可以窥见作者的研究意旨。第一章为“清末财政与海关”,主要研究晚清财政的总体状况,从关税、厘金、币制看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海关与晚清财政,借款政策与晚清财政,财政整理与海关税等。第二章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与中国海关”,主要研究马士与上海统计局、马士与海关贸易报告、马士与中国的国际收支问题、借款的返还与金融市场等。第三章为“海关与贸易统计”,主要研究海关的设立与运作、海关统计与统计方法的变迁、亚洲区域内的交易与中国等。第四章为“开港场与地域市场”,主要研究亚洲市场和中国,地域市场和地域关系间的海关与常关,常关、海关与通货金融问题,海关与地域市场等。该书搜集、利用了大量的中、英、日文献和研究论着,作者在“序”中说,搜集海关资料达十余年,书后附录的“海关关系资料目录”和“研究文献目录”长达76页。又附录有“贸易统计关系资料”、“关税关系统计资料”、“海关统计集计法”、“海关.常关.厘金税则”(包括1858年天津条约附属关税税则、1902年中英通商条约附属关税税则、1903年厦门关输出入税则、1905年重庆新厘科则、重订苏省水卡捐章、厦门内地税关税目)、“税关关系文书”、“镇江关关系资料”等。因此,该书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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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黑田明伸教授有对滨下着作的书评,见《滨下武志》(《史学杂志》第100编第6号,1991年)。又,滨下武志的另一部着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也涉及晚清 的海关与关税。该书已有中文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另外,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的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是一部重要的统计资料书。需要提及的是,该书的“绪论”部分,分作“中国近代海关税务司制度”、“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海关税制”、“税务司制度建立后中国海关税收的分析”、“中 国近代海关税收的分配”4个部分,做了长篇论述,几与专着无异。

在早期的关税研究论文中,汤象龙《光绪三十年粤海关的改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1期,1935年5月)是一篇值得注意的论文。粤海关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与闽海、浙海、江海同时设置的一个海关,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其他三关关闭,粤海关成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对此关进行个案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而光绪三十年(1904年)粤海关的改革,“清除了该关二百余年来许多积弊,这不但在该关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即在整个的关税史上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该文在叙述粤海关用人、报销等方面的积弊后,对改革的措施做了分析。汤象龙在20世纪80年代还发表过两篇关税个案研究的论文,即:《台湾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2—1894)》(《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重庆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91—1910)》(《四川文史资料》1983年第3期),也可以参考。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学者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如金城正笃《1854年上海“税务司”的创设一一南京条约以后的中英贸易和税务司创设的意义》(《东洋史研究》第24卷第1号,1965年),同氏《清代的海关和税务司一一税务司制度的确立》(琉球大学《法文部纪要一一史学·地理学篇》第18号,1975年),对税务司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副岛元照《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制度一一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学报》第42号,1976年),对列强染指下的晚清海关做了概要的叙述。

国内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后发表的研究论文,如姚贤镐《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自的破坏》(《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陈诗启《论清末税务处的设立和海关隶属关系的改变》(《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戴一峰《近代中国租借地海关及其关税制度试探》(《海关研究》1987年第2期)及《论清末海关兼管常关》(《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等文,具有代表性。

5.厘金

在厘金研究方面,前已揭示的吉田虎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王振先《中国厘金问题》和木村增太郎《中国的厘金制度》,是最早的研究着作,具有开拓之功。可惜的是,后来的相关论着鲜见提及。

吉田虎雄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除“税关”一章中有厘局的叙述,“关税”一章中有鸦片厘金的叙述外,对厘金的研究以“各省的厘金制度”为名,分省区进行,分别对江苏、浙江、湖北、四川、福建、奉天、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吉林、黑龙江等省区的厘金做了概要的叙述。其中详于江苏省的厘金。

王振先的《中国厘金问题》,分为7个篇目对厘金进行了初步研究,其中“各省厘金之制度”与吉田虎雄着作中的“各省的厘金制度”大致相似。王氏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是否参考吉田氏着作或二人相互切磋,不得而知。其他篇目则有其独到的见解,如在“厘金之沿革”中,将厘金的沿革分作三个时期:一是创办时期,包括雷以缄的创制和曾国藩、胡林冀的仿行;二是推广时期,认为,“办有成效,各省争自仿行,不数年间,厘金遂推及于各地。开办伊始,厘局地点尚限于水陆冲要、货物辐辏之区。自商贾谋脱税趋歧路,承办厘金之局员,复认额包征,藉以牟利。时捐输之例即开,纳贿得官者相望于道,其势不能不多取盈。防奸商趋避之弊,不免多设分局,在在盘诘留难,商民益受其累”;三是发达时期,认为,咸丰末年,虽已认识到厘金的弊害,屡有裁减厘局之谕,但因为财政困难,厘局难撤。至光绪年间,厘局益繁,病民亦愈甚。“江苏一省,有四百余所之分卡,自大运河上流宿迁县至镇江,其间距离仅六百里,而厘局及常关之数,达十有九。又由河南省卫辉府经卫河输送货物于天津,历河南、山东、直隶三省,沿途纳税须十余次。其烦苛可想……所谓厘金发达时期,即其殃民最甚之时。”文中同时指出,民国初年,“厘金有议裁之说,未能实行,间有一二省行之者,旋复其旧。未几以厘金为国税,命各省国税厅掌之。民国三年,官制改正,各省设财政厅,厘金亦归管辖。自是以后所差异者,只其征收考成及整顿办法特见明文,以为施行标准耳,于免厘加税之根本问题无与也。”又如,在“厘金之税率及其税额”中对厘金课税、征收方法的归结:“其课税法有二种,一日配赋法。各地运行之物品,而以其数配赋于商民。其弊也,此地税轻,彼地税重,甲货税轻,乙货税重,不公孰甚。此在同治四年以前各省尚多用之,其后知有流弊,乃渐改革。一日定率法。先将税品公估一定之价格,刊印成帧,使各地按率以征收之。然货色贵贱、货价高低,因时与地而各不同,欲悬定价,强不可齐者,而齐之亦未足以言平允。于是局员藉斟酌变通之美名,行因缘为奸之实事。兼以官吏包办,多方取盈。其征收方法,有一起一验者,有两起两验者。逢起则税加重,逢验则税稍轻。前者谓之纳税二次之制度,后者谓之纳税四次之制度。究之二次四次之外,尚有层层留难,暗中需索者。手续愈繁,弊端愈多,商民之负担亦愈重……或谓统捐之制,比较为良,然各省有行之者,卒以脱税甚多,收入锐减,并此新制不能维持。”这些论述,均值得予以注意。

木村增太郎的《中国的厘金制度》,主要叙述了厘金的沿革、厘金的性质与种类、厘金的征收与裁撤,内容较为简略,基本上与该氏随后出版的《中国财政论》一书中的“货物税”重复。

另外,金子隆三《中国的厘金制度与产业政策》也值得注意。①该书的分量较足,其“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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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书属于“支那出张复命书”第四编《厘金》、第五编《支那的产业保护政策》的合集。《中国的厘金制度与产业政策》藏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图书馆,资料卡上注明:东京,出版时间不详。该书亦没有版权页,但贴有东京岩松堂书店的售书小票。书中引用资料的最后时限是1916年。又,东洋文库的藏本作:金子隆三《支那出张复命书》,大正七年(1918年)。

金”部分多达16章,章目如下:第一章,厘金的沿革;第二章,厘金的本质;第三章,厘金局的组织(包括清代的厘金局组织、现行厘金局组织等);第四章,各省厘金局的名称及总数;第五章,厘金征收制度(包括一起一验制、两起两验制、统捐制、出产税、销场税、产销税、落地税、过境税等);第六章,税率;第七章,征收规定;第八章,制裁规定;第九章,各省的厘金制度;第十章,铁道厘金(包括京汉、京奉、津浦、山东铁道厘金等);第十一章,特种厘金及与厘金类似的杂税、杂捐(包括盐厘、糖厘、家畜厘、茶税、丝蚕捐、烟酒税捐等);第十二章,厘金收入及其归属;第十三章,厘金的弊害;第十四章,厘金与子口半税的关系及得失;第十五章,厘金改良计划;第十六章,废厘加税问题。仅从章目已可看出其探讨厘金问题的全面。由于该书属于调查报告的性质,当然不乏识见,但更偏重于资料的汇集。如第三章中对重庆厘金局、汉口征收局、长沙厘金局、广东韶州厘金局组织机构的示列;第六章中对湖北、山东厘金税则的统计;第十一章中对广西与江西的糖厘、江苏与浙江等地的丝蚕厘列举等,都颇为细致。

1932年出版的井出季和太氏的《厘金》也属于调查报告的性质①,内容更为翔实。分别对厘金的沿革、厘金的意义、厘金的种类、厘金的征收机关、厘金的税率、厘金的利弊、各地的厘金制度、铁道厘金、特殊厘金、厘金收入、厘金减免等问题进行了叙述。在对“各地的厘金制度”的叙述中,大多数省份都将清代和民国分别论列,在对“特殊厘金”的叙述中,盐厘和鸦片厘金均是分省区论列。而且,将引用的典籍文献和论着加以揭示(重要者如《湖南厘务汇纂》、《福建省例》、《广东全省厘务总局新刊厘则》、《福建省厘捐类沿革利弊说明书》、《阁钞汇编》、《户部陕西司奏稿》、《丁恩改革盐务报告书》、《各省厘 金状况调查统计表》、《支那经济全书》、各省财政说明书以及《中国度支考》、《中国厘金问题》、《中国关税制度论》、《民国财政史》等),该书在资料性和学术性方面,超过了前此各种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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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为《支那内国关税制度》的第3册,“南支那及南洋调查”第208辑。台湾总督官 房调杏课1932年版(日文)。

而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和何烈的《厘金制度新探》在研究的深度上堪为代表。罗着是早期厘金研究的代表作,是书分为12章,分别对厘金制度之起源、历年清廷对于厘金税政之措施、全国厘金税制概要、全国厘金收支概况及各省厘金进行了系统考察。作为一部名着,《中国厘金史》的特点主要有三:(1)既有对厘金制度起源、沿革及厘金与晚清财政状况的总体考察,又有分省区的细微梳理与分析;(2)引用资料十分丰富,包括了各省的厘金奏报档案、各省的财政说明书、有关省份的厘务汇纂和抽厘则例、海关关册、支那经济全书等;(3)十分注意统计资料的编制与分析,书中共列制统计表128个,如“历年各省厘金收入总数”、“江苏省历年厘金收入项下其他税收分析”、“江苏省历年厘金收入项下各项拨款分析”、“浙江省历年厘金收支比较”等等,颇具价值,曾反复被学者引用。但罗着亦有其不足,除了对前揭诸书鲜有提及外,研究范围局限在百货厘金方面,对盐厘等特殊厘金没有涉及,在有些方面,还没有达到井出季和太氏的调查研究水准。

何烈的《厘金制度新探》晚出,对厘金的起源、厘金对晚清财政的贡献、厘金制度的弊端、厘金与晚清政局等都有较好的论述。事实上,在《中国厘金史》的基础上撰写该书,本身就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何烈在《厘金制度新探》的“绪论”中说:“关于厘金制度之研究,最具成绩的当推近人罗玉东,罗氏所着《中国厘金史》,堪称研究中国厘金制度的权威着作。书中详述厘金制度之创立及推行全国的经过,举凡征收制度及收支状况,均有颇为详尽的叙述和分析,并分别说明各省实施厘金制度的沿革、税制与收支情形。书后附录各种统计表、各省厘票及表报式样等,都极具参考价值。由于该书所引用的部分原始资料(如故宫档案及宣统年间所编各省财政说明书等)与重要参考书(如《湖南厘务汇纂》等),目下在台湾已很难找到,愈使该书身价增高,殆已成今日研究厘金制度必不可少的锁钥。《中国厘金史》出版于1936年,作者的研究方法容或未能尽善,但其着述态度是相当严谨的,见解也颇为独到。可惜书中所讨论的,只限于百货厘金一种,而收数颇大的洋药厘、土药厘、盐厘及其他杂项厘金,均甚少涉及。而且作者的研究重点,似乎是详于前而略于后(事实上,该书内容多为光绪三十四年以前的分析讨论,其后则甚为简略),详于制度沿革而略于影响分析。令人深觉此一问题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何烈还点评了前揭美国学者E.G.比尔《厘金的起源一一1853—1864》一书,认为,“所持论点,大部因袭罗玉东,创见不多;引用资料,尤嫌贫乏”。不过,何烈对前揭吉田虎雄、王振先、木村增太郎、金子隆三、井出季和太诸氏所着各书都没有提及,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在研究厘金的论文方面,周育民《晚清的厘金、子口税与加税免厘》(上海市历史学会1986年年会论文集《中国史论集》,内部刊印),王翔《从“裁厘认捐”到“裁厘加税”》(《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杨文华《论中法战争以前厘金与子口税的消长变迁》(《史学月刊》1989年第工期),汪敬虞《威厚阔、李德立与裁厘加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戴一峰《论晚清的子口税与厘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马敏《清末江苏资产阶级裁厘认捐活动述略》(《马敏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均以晚清厘金的变制为研究重点,也是值得注意的。

6.资料汇编

作为晚清财政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资料的编辑,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在20世纪上半叶的资料汇编中,杜翰藩《光绪财政通纂》(蓉城文伦书局1905年版),是研究晚清财政最主要的资料。黄炎培、庞淞《中国四十年海关商务统计图表(1876—1915)》(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以及杨端六、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1年版)、实业部国际贸易局《最近三十四年来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统计(1900—1933)》(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是较早的海关贸易统计资料。江恒源《中国关税史料》(中华书局1931年版)、陈度《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上海瑞华印务局1932年版),分类汇集相关资料,也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清末(明治末年)日本对中国的调查资料如《支那经济全书》(东亚同文会1907—1908年版)、《清国事情》(日本外务省通商局1907年版)、《清国商业事情与金融习惯》(东亚同文书院1904年版)、《清国商业总览》(东亚同文会1906—1908年版)、《清国厘金税报告集一一在清国帝国各领事馆调查》(日本外务省通商局1909年版)等,也汇集了颇有价值的晚清财政资料。如东亚同文书院教授根岸佶主持的《支那经济全书》共有12辑,其中,第一辑有财政编,第三辑有关税编,第六辑有货币编、银行编。以第一辑“财政”编为例。该编共分4章。第一章“总论”,概述有清一代的财政体制、法律典章、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赋税征收与吏治关系等。第二章“地方财政”,包括收入中的地租的种类、田制、赋则、征收、耗羡、地丁银、漕粮、粮折、盐政、盐课、盐厘、厘金、土药税、牙税、当税、契税、茶税、直隶的新税等款目;支出中的祭祀费、仪宪费、驿站费、赏恤、采办、织造、教育费、俸食(俸禄)、养廉银、公费银、红白事例银、河工、塘江、饷乾(驻防八旗、绿营、长江水师、勇饷、练军)、漕运经费、海军费、补支和预支、解京诸饷、协饷、在北京诸衙门费。并附录有地方财政实例(江南财政调查)。①第三章“中央财政”,包括经常收入中的漕粮、京饷、关税、杂款,临时收入中的协饷、捐项、借款、捐官;支出中的宫内费、俸食、养廉、饷乾、土木费、警察费、工部所管经费、宝源宝泉局经费、教育费、驿站、借拨银等。第四章“公债”,包括甲午以前的形势(外债的起源)、(甲午战争)导致的国债(含战初的财政状况、内债的募集、外债的成立)、日清战后善后公债(含怡和及瑞记借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偿还准备、昭信股票、续借英德洋款)、庚子赔款、地方借款等。又如《清国厘金税报告集一一在清国帝国各领事馆调查》,依次包括了安东、奉天、牛庄、吉林、哈尔滨、天津、芝罘(烟台)、上海、南京、杭州、汉口、长沙、重庆、福州、厦门、汕头、广州等领事馆对厘金的调查,并集录有各地的厘金税则与章程。这些资料也有助于晚清财政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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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调查包括“江宁藩库”、“江安粮道库”、“江南盐巡道库”、“江海关道库”、“金陵防营支应局”、“江南筹防局”、“金陵善后局”、“金陵厘捐局”、“江宁劝办房膏总局”、“徐州膏捐总局”、“裕宁官银钱局”、“江南银铜元局”、“皖南茶厘总局”、“徐州土药统捐总局”、“江宁府屑清赋督垦局”、“吴淞口平粜义捐总局”、“上海摊地局’’等。见《支那经济全书》第l辑,东亚同文会1907年版,第64—674页。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80年代以前,有关的资料汇编也较为突出。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研究室《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参考资料》(内部刊行,1962年),在贸易、关税、银钱比价、地租形态等方面都选编了一些有价值的统计资料。李文治《中国近代 农业史资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对户口、田地、田赋资料的选编予以了充分注意。巫宝三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除了收录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王茂荫、包世臣等人的经济思想、财政思想、货币思想等资料外,还收录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的有关农业政策、工矿政策、商业政策、对外贸易政策、财政与货币政策等资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书局1964年版),对近代货币资料的搜集堪称完备,特别是集中收录了相关档案资料,更具价值。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有较详的外债资料。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有较详的关税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也是对海关与关税资料的集成,如《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等。另外像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等资料汇编,也有一定的财政资料的搜集。

20世纪80年代以后,资料汇编受到进一步重视,特别是档案资料的编辑出版空前突出。除《历史档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定期整理编辑出版清代档案资料外,许多类型的档案陆续出版。如《明清档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吴煦档案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1995年版),《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海关密档》(中华书局1998年版)等等。这些档案汇编中包括了许多财政史料,有的还有财政史料专集,如《光绪朝朱批奏折》第85、86、87等辑,即是“财政”专编。《吴煦档案选编》的第6辑、第7辑则专门辑录了《清政府财政经济资料》。档案资料整理之外,一些集中的财政史料汇编也值得注意。如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下册,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一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中华书局1992年版),穆和德、李策《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一一》(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李必樟《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一一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吴兆莘、洪文金等《中国财政金融年表》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莫世祥、虞和平等《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澳门基金会1998年版)等。这些档案资料与财政资料汇编,对今后清代财政史的研究必将起到推进作用。

三、晚清财政史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概观20世纪的晚清财政史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特点:

第一,从研究进程来看,19、20世纪之交至20世纪30年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晚清财政史研究较为突出的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除了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等多部财政通史和万国鼎《中国田赋史》、吴兆莘《中国税制史》等多部通史性的财政专史对晚清财政多有涉及外,还出现了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松井义夫的《清朝经费之研究》这样的专门研究清代财政史的着作。更为突出的是,出现了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这样堪称经典的专史着作。在第二个时期,除了着作、论文的数量猛增以及研究的深度、广度大为扩展外,晚清财政的专史研究非常突出,涵盖了田赋、盐税、关税、军费、货币、外债、厘金等诸多方面,并在若干方面形成了研究热点。从总体上研究晚清财政的着作陆续问世,如《清咸同时期的财政》、《中国近代财政史丛稿》、《中国近代财政史》、《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晚清财政经济研究》等。

第二,在晚清财政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已比较注意国外财政学的理论着作翻译,有亚当士(斯)的《财政学大纲》(刘炳麟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柏克的《市预算》(孙树兴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塞力格曼的《租税转嫁与归宿》(许炳汉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等等。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始撰写自己的财政学着作,先后有雍家源《中国政府会计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胡善恒《赋税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尹文敬《财政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马寅初《财政学与中国财政》(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这些财政学着作,一方面,注重财政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对初始的财政史研究具有引导与规范作用;另一方面,注重论与史的结合,注重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对去时不远的晚清财政予以了关注和评说。胡善恒的《赋税论》对赋税的分类、赋税的原则、赋税的负担、赋税在经济上的影响以及我国的税种与西方国家的税种进行了分析论列。尹文敬的《财政学》在“预决算论”一编中,述及中国的预算起源时即云:“中国编制预算,起于满清末年。光绪之季,政府以筹备之名,注意清理财政,定清理财政章程三十五条,在京设财政清理处,各省设清理财政局,由部派财政监理官。令各省财政清理局将收支存储粮银各数,编造册籍并盈亏计算表送部。此种办法,已具会计出纳之形式,而为预算之先声……”这可以看做是在研究相关理论时对晚清预算的初步梳理。

第三,某些现实问题的凸显和对现实的关注,导致了研究热点的形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税研究热就是一个典型。武堉干在其《中国关税问题》的序言中即称:“关税问题,系中国目前政治、经济、国权,均极重要。近年以来,有识之士,殆均注意及此,即坊间关于此项问题之着述,亦尝汗牛充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财政史学者的学术责任感和现实使命感。仅从武堉干《中国关税问题》的章目中,此点可一目了然,如第二章“中国关税自丧失之沿革”,第三章“中国海关行政权旁落之由来”,第四章“中国现行关税制度之缺点”。关注现实当然不能代替严格的学术研究,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照察,却是学者的重要使命之一。

第四,一直比较注意财政资料的汇编与整理,大量财政资料的出版,成为晚清财政史研究的基础。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作为最初的财政史着作,主要显现的是其史料价值。而就专门的财政资料整理来说,有三个特点:一是从现有典籍文献中撮录财政史资料,如《中国财政金融年表》、《清代四川财政史料》等①;二是清代档案的整理出版,如地方性档案馆的《吴煦档案选编》、中央级档案馆的《光绪朝朱批奏折》等,或者主要的是利用清代档案整理出的资料,如《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等;三是带有研究性质的统计资料的整理,较为典型的是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罗尔纲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评价道:“他(汤象龙)是1930年开始大量收集清政府档案时就选定‘海关税收’作为研究课题……从1930年至1936年他领导大批人员抄录了清代财政经济档案12万件,其中一半采用了统计列表方法。汤象龙同志撰着本书所用的档案多达六千件,只不过是他所收集的档案资料总数百分之五。他把海关报告中的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四柱数字编成统计表格,在本书中发表了共计118个统计表,其中全国海关历年税收和分配综合统计表46个,全国各海关历年税收和分配关别统计表72个。可见着者在发掘和利用清代档案进行研究工作规模之大,在我国史学界是仅有的,也是最早的,至于着者运用统计方法整理大量财政经济档案更是我国史学界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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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中,也有少量的档案资料。

以往的晚清财政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值得称道的成果,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或者说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我们知道,晚清财政史研究与前朝财政史研究的最大不同,是有清代档案可资利用,由于许多学者大量利用现存档案,使得研究课题显得细致而深入。汤象龙、刘隽、罗玉东等人在早期的研究中已开了利用清代档案的先河。其后,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收录的晚清财政史论文,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以及《陈锋自选集》中收录的研究论文等,都是主要依据清代档案资料写成。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论着对档案材料的利用仍存在着明显的欠缺,甚至一些重要的着作,如何烈《厘金制度新探》、《清咸同时期的财政》、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等,仅仅是从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或他人的论着中转引了一些材料,基本上没有自己查阅的档案。至于其他一些着作,如左治生《中国近代财政史丛稿》、孙文学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等,连转引的档案资料也稀见。并不是说,转用或不用档案资料就写不出好的着作,但档案的利用程度毕竟制约着研究的深度。同时,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亦明显滞后,虽然已经整理出版了许多档案资料,但与浩如烟海的清代档案资料相比还差之甚远,尚需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除了整理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地区保存的清代档案外,各地方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也需要进一步予以关注。只有注意档案资料的利用,并加大档案资料特别是专题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晚清财政史的研究才有望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另一个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不够。关于这一问题,近年已有不少文章进行指摘,也已有所好转。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晚清财政史研究的规范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当数量的论文选题重复,没有新意或新意很少,甚至拼凑抄袭,不断地制造学术垃圾。二是有些论着既不进行学术史的检讨,也不借鉴或甚少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视野的受限,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有意无意的漠视。前已指出:“吉田虎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王振先《中国厘金问题》和木村增太郎《中国的厘金制度》是最早的研究着作,具有开拓之功。可惜的是,后来的相关论着鲜见提及。”这“后来的相关论着”即包括了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和何烈的《厘金制度新探》等①,罗、何的着作堪称名着,亦有这种现象,其他着作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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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罗、何着都引用过《支那经济全书》,何着另引用过《清国行政法》、《支那经济综撒》等。

再者,某些财政专题的研究甚少或阙失,比如赋税征收册籍的研究、杂税的研究、晚清俸禄变革的研究、晚清新的财政支出的研究等等。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范文第2篇

一、关于国内市场的扩大

国内市场的扩大，是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然表征。在封建与半封建的旧中国，农产品与手工产品一直占据市场最大份额?┎?返纳唐坊?墙??泄?谐±蟮囊桓鲋饕?谌荩??胧止げ?肥谐”涠?黄鸪晌?芯空呙翘傅媒隙嗟幕疤狻?BR>

（一）农产品进一步商品化

中国农产品商品化过程在明清时代已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农产品商品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7）］它的主要特征是伴随着中国农产品及农产制成品的输出急剧增长，国内经济作物的种植迅速发展，粮食作物也进一步商品化。吴承明等学者广泛考证了各类资料，在有关农产品商品化的定量分析上有了新的进展。他们详细考察了1840－1936年粮食、茶叶、蚕茧、棉花……等主要商品的情况，指出粮食商品率1840年为10％，1894年为15．8％，1920年为21．6％，粮食商品率提高，但是粮食商品量的增长速度落后于经济作物，上述几项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1840－1894年间平均年增长率不足1．3％，比起鸦片战争前已大大加速，但仍很缓慢，1895－1920年间平均年增长率为1．6％，1920－1936年间约为1．8％［（2a，2b）］，这表明近代中国农产品商品化虽然呈加速度发展，但其总的进展速度还很慢，不能与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也有人以农户收入与支出中现金所占比重这一指标来考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以前外国学者卜凯曾以这一指标对华北、华东地区农产商品率进行考察。近几年来中国学者也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比如崔晓黎对1930年代河北清苑和江苏无锡的考察中就得出清苑农户平均货币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的45．5％，无锡农户接近70％。［（35）］

王相钦等提出，农产品商品化除了表现在粮食商品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等方面外，还表现在农业专业化区域的发展、资本主义农垦公司的产生、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等方面。［（6）］不少学者具体考察了不同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的情况，例如刘克祥对1895－1927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品商品化的考察，他所得出的有关数据与上述吴承明等所作的相应年份全国农产品商品率的定量分析相比较，可以看出通商口岸附近与铁路沿线地区农产商品化程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b）］其他如黄宗智关于华北地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8a，8b）］杨光震关于东北地区，［（11）］曹幸穗关于苏南农户［（14）］……等各地农产品商品化的考察，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近代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状况的认识。

（二）手工产品的市场变动

小农业与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密切结合，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自然经济的突出特点。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入侵中国后，中国手工业产品在本国市场上日益受到机制工业品的排挤。中国手工业生产者对此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并利用引进的较先进的生产资料使手工业在某些方面得到发展，使近代手工产品在市场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动。鸦片战争前，手织土布在国内市场流通量中仅次于粮食，并曾远销欧美。鸦片战争后洋布大量倾入中国，与土布发生直接对抗。吴承明等详细考察了洋纱洋布的侵入使中国手工棉纺织业受破坏，中国农民利用洋纱等进行抵抗的过程，并对中国手织土布的市场变动进行了定量分析，据他们估算，1860年时全国土布流通量约31690万匹，占产量52．41％，至1894年已降至29036万匹，占产量49．23％；1913年进一步降至18751万匹，占产量37．70％；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稍回升，1920年时达22126万匹，占产量40％多，不久又下降，至1936年时已只有9162万匹，占产量25．96％。洋（机）布所能代替的主要是土布中的商品布，［（2a）］农家自给布仍顽强地保住阵地。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土纱、土钢、土针、土靛青等市场受洋货冲击极大，使这些手工行业很快衰落，而草帽辫、花边、抽纱、发网、针织品、火柴、猪鬃、肠衣等手工行业得到发展，市场扩大，不少产品供应国外市场。据吴承明等学者的估算，1920年全国手工产品国内市场商品值约为29．75亿元，1936年达43．86亿元，内部结构变动较大，但总的市场仍有所扩大。手工产品占国内市场商品值的比重由1920年的32．1％降至1936年的26．10％，主要是因为近代工厂产品比重增加，但是手工产品市场份额仍然仅次于农产品，占全国各业产品第二位。［（2a，2b）］ （三）国内市场贸易总值及商品结构

D·H·珀金斯和吴承明先生都曾对中国国内市场贸易值作过估算，珀金斯根据旧海关统计与厘金征收情况，推算1900－1909年中国长途贸易额每年约8－10亿两，加上进口约12－14亿两（他还有另一种估计，其值更低）；［（4）］吴承明先生估计1936年中国全部埠际贸易额约47．3亿元，比鸦片战争前的长距离贸易值约增长43倍。［（3a）］

王水认为珀金斯的计算方法过于迂回曲折，所用"假定"、"如果"等语句又多缺乏根据，统计包括范围亦不全，存在严重误差。他利用吴承明先生的研究成果，根据各行业生产情况推算流通额，经过多方考订，他估计1900－1909年长距离贸易额约为25亿元。［（15a）］《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估计方法，该书分析了近代中国各个时期有利于国内市场扩大的各个条件及不利条件，分行业进行详细考察，认为全国埠际贸易额（不仅包括了全部进出口商品，也包括了绝大部分内地贸易）1894年约14亿元，比1840年约增长1．5倍，年率1．8％；1920年约70亿元，比1894年增长4倍，这期间平均增长率6．4％，比甲午战争高出了很多。从该书中还可得出1920、1936年国内市场商品值及各部门商品结构的数据，见下表，［（2a，2b）］这些定量分析使人能对近代中国国内市场扩大的状况有个大致的数量概念。

项目/ 1920年商品值/ 比重/ 1936年商品值/ 比重

农产品/ 39.09/ 42.8/ 75.33/ 44.82

手工农产品/ 29.75/ 32.17/ 43.86/ 26.10

近代制造工业产品/ 8.93/ 9.55/ 28.31/ 16.84

矿冶业产品/ 2.91/ 3.15/ 4.95/ 2.95

国内生产的商品/ 80.58/ 87.15/ 152.46/ 90.71

进口商品/ 11.88/ 12.85/ 15.61/ 9.29

合计/ 92.46/ 100.00/ 168.07/ 100.00

单位：亿元

也有一些学者用其他方法进行估算。例如杜恂诚以国内工矿等生产、运输部门的产值及进出口贸易量等指标组成公式来测算，他参考巫宝三所作1933年国民所得数据，估算1933年国内市场商品总值为108．6亿元。［（16）］沈祖炜对20世纪初（至20年代）国内市场商品流通量也进行了估算，他运用多种方法不断修正，最后得出20世纪初国内市场商品值为1905年34．13亿元，1910年39．99亿元，1920年64．97亿元，1925年84．75亿元。［（17）］

上述估计都表明近代国内市场是在不断扩大。但是各家估计之间也有明显差距，尚需继续进行艰苦细致的考证。

二、近代商业、金融业与商人资本

对于传统社会来说，商人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商业和商人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近代市场的发展，与商业、金融业的发展、与商人资本的活动直接相关。近10年来有关近代商业、金融业与商人资本的论述很多。

（一）近代商业与金融业研究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对各主要商业行业的近展轨迹、经营方式、商品流转环节及利润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对票号、钱庄、银行业的兴替过程也作了较系统的考察。［（2a，2b）］《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一书较为详尽的论述了上海经营各类进出口商品的各行业情况。［（18）］其他关于近代商业金融业各行业史、企业史、有关组织机构史等著述不少，仅关于上海一地的有关史著论文等就可开出长长一列目录，关于全国各地的更不胜枚举。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近代早期商业资本主义的研究。美国学者郝延平认为中国在19世纪20－80年代之间，由于中西贸易的促进，沿海地区的市场结构、商业的金融方面，贸易中心、航运以及经营方式等变化非常广泛、显著和迅速，构成了一场商业革命，造成一种与多少世纪以来存在于传统中国的商业活动明显不同的经济形态，促进了商业资本主义的成熟。他认为在这次商业革命中银元、纸币、鸦片等货币新形式的引进和普及，使金融机制更为灵活，扩展了信贷市场，加强了货币流通；信贷体系的充分发展极大地增进了市场的活力；商业活动推动了内地丝茶经济的发展，并在沿海地区充当了中国工业发展的跳板。商业革命对中国近代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其中的投机交易等对中国的工业化产生了有害的影响。［（12）］费景汉则从市场在前近代中国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作用这一角度，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已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13）］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注意近代早期商业中资产阶级及商业资本主义的研究，例如朱英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出现的时间比资本主义工业早得多。［（19）］黄逸平认为中国近代商人资本家的产生早于产业资本家，上海等口岸开埠后不久他们就已经在京广杂货、洋布、五金、丝茶等行业中出现，他们在与洋行频繁的交易活动中，逐渐脱离了旧式商业的轨道，采用了资本主义的一套经营方式，其活动基本上是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20）］马敏指出，将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上限定于19世纪70年代初的观点不尽得当，根据涉外商业的发展，钱庄性质的转变，以及外资企业内华商附股的情况，应将这一上限伸入60年代或更早。［（21）］

（二）关于商人资本

刘克祥指出，清光绪宣统时期商业资本积累有以下特点：1）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新型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发展速度远远高于传统的旧式商业资本，大量资本由传统商业向新型商业转移；（2）商业资本的投机性越加明显；3）一部分商业资本开始向产业资本转化；（4）商业资本与地租、高利贷的三位一体进一步强化。他还考察这一时期商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认为有的地区已高达30％左右，全国平均约占4％。［（10a）］

吴承明等对近代国内商业资本进行了定量分析，指出中国商业资本（不包括金融业资本）1894年约为6．56亿元，1920年23亿元，1936年38．1亿元（不包括东北，如果连东北在内，则为42．3亿元），年增长率在4％以上。它在民族资本中的比重相当高，1894年时达74．89％，1920年为52．87％，1936年50．55％（不包括东北）。在这一时期，这一比重的下降是合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但在抗战爆发后这一过程发生逆转，这一比重上升至66．69％。如果加上金融业资本，则中国商人资本占民族资本的比重1894年高达97．72％，1920年为85．16％，1936年为78．64％（不包括东北），商人资本的比重远远高于产业资本。［（2a，2b）］全国工业最发达的上海，商人资本也占到资本总额的80％左右。［（23）］吴承明等估算，1930年时23亿元的商业资本大体上用于农产品流通，32％用于手工业产品的流通，13％用于近代工业和矿冶产品的流通，另有13％用于口岸进口洋货交易。［（2a）］巨额商业资本除了促进农业商品生产，促进工业品与手工业品的流通外，也为民族工业的发展积累了资金，但是它的投机性又常干扰和破坏近代国民经济的发展。［（15b）］

对于商业资本比重特别高的现象，陈庆德认为，过去人们对此常冠以"封建性"、"买办性"，便弃之不顾，这样的解释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至少是不完全的。在近代中国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没有哪一种资本形态比商业资本更容易改变自己的用途，更容易变换自己的职能，更具有流动性，因此社会动乱使中国绝大部分资本力量被驱入商业经营之中；而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是商业资本得到突出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只要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零星生产还是社会商品来源的一个主渠道，就需要大量商业资本作为沟通二元体系的桥梁，并使之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获得高额利润，使之必然成为二元结构社会中的主要资本形态，而受其剥削的小生产者则无法积累起改进自身的必要资金。［（22b，5）］

三、各类市场发育状况及其制约因素

关于近代市场的分类，研究者们大致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按市场空间的大小或流通路线的长短来划分，二是按市场客体的区别来分类。

（一）按空间分类

一般分为农村集市（地方小市场）、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全国性市场（长途贩运贸易）等几个级别。［（3a，4）］在按空间范围分级的方法中影响较大争议也较大的有美国学者G．W．施坚雅的理论，施氏把中心地论应用到中国市场分析中，将中国市场分成普通集市、中型集市、地方城市、较大城市、区域城市、区域都会与中心都会等8层等级。［（24，25）］

近10年来关于农村集市的研究中，美国学者黄宗智关于华北农村与长江三角洲农村两本专著对农村市场进行了较详细的分类考察。（将在下节介绍）。台湾学者对明清一些地方墟市的研究也涵盖了近代早期墟市的历史研究，例如刘石吉关于江西墟市的研究就是这样。刘先生用大量史料详细考察了江西墟市的发展史，认为有不少墟市已摆脱了地方小市场的格局，有的墟市超过了市镇，而江西景德、河口等镇市场范围已遍及全国，甚而扩展至海外。上海等口岸开埠后，江西由"中心"成为"边缘"。市场地位有所下降。［（34）］大陆学者崔晓黎关于江苏无锡与河北清苑的比较研究也较为深入细致，提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见解，例如崔氏文中关于农村"市场社区"、"社区市场"等概念与施坚雅的有关理论相似而有区别，崔氏的概念似更合乎中国农村的实际；又如文中关于传统市场社区与城镇工业品的交换中，农村社区处于货币净流入状态，这些货币一部分进入租、税……等非市场的货币循环流，一部分进入沉淀状态的观点，关于工业品替代传统农付产品的3种方式（棉布型、煤油型、煤炭型）等等。崔文还对吴承明先生关于"使用价值的交换"理论［（3a，3b）］进行了某种发展，提出了农村社区市场均衡价格的"硬核"（最低限度）是成本本身，传统农村社区市场是"非利润约束市场"等见解。［（35）］马鸿谟先生也指出在农村市场上农产品售价最低限度必须高于生产这些农产品的劳动力所消费的粮食的价格。［（7）］关于各地农村市场的研究，有谢放（关于四川）、唐文起（关于江苏）、乔志强等（关于华北）……等人的论述。［（30，31，32）］

关于城市市场，张仲礼先生以上海为典型作了大量的研究，认为上海城市市场在近代起了极大的变化，其市场发育有四大特点：1）在全国居超前地位；2）市场门类齐全，体系完整；3）同内地，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联系十分紧密；4）上海市场直接同国际市场接轨。正是这些特别，使上海从一个传统商业城镇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近代化都市，成为多功能的全国经济中心。近代上海市场的交易方式日趋先进，交易手段日趋合理，现代市场运作所必需的金融、保险、中介服务机构等也有相应的发展，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都已完全形成，技术市场、信息市场也开始出现。［（28a，28b）］罗澍伟等关于近代天津城市市场发育的历史过程也作了详细的论述。［（29）］此外，类似的研究还有隗瀛涛等关于重庆、皮明庥等关于武汉的论述。

关于区域市场、近10年来也出了不少成果。上述关于城市史研究专著中往往也包括城市所在区域的市场研究。此外，还出了不少专门论述各地区域市场的论文，如陈家泽关于清末四川市场、王福明关于近代云南市场、范祥德关于近代烟台经济区等研究论文。［（5）］还有一些文章专门研究某类商品在某一区域内各级市场流通状况，如张利民关于华北棉花流通系统，［（26）］单强等关于江南丝茧市场［（27）］等等。

关于全国性市场，也有一些论著进行了研究。近代一些商品从产地市场，经中间转运市场，至终点市场（消费市场）或输出口岸市场，往往要经过长距离的贩运，王相钦等认为从产地到终点销地各级市场紧密联系，构成了全国性市场，其中，棉花、粮食和烟叶的市场较为突出，他们较详细地考察了棉花全国性市场的情况。［（6）］吴承明先生等关于一些主要商品全国性市场的研究［（2a，2b，3a）］，常为人们所称道。

关于"统一的国内市场"和"民族市场"问题。过去曾在经济史学界引起讨论，魏永理先生对这方面的讨论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近代中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封建势力的地方割据、旧中国商品经济的微弱等原因，造成市场的地方独立性依然存在，其表现为没有统一的货币，没有统一的度量衡，没有统一的内地税。［（36）］林玳玳也有相似的观点。［（3）］由于对"统一"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正如魏先生所说，在这一问题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不过近几年大家的兴趣似乎转到其他地方去了。

（二）按市场客体分类

市场按客体又可分为生活用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和信息市场等。前两者又常并称为"商品市场"（也有人称之为"基础市场"，后几类又常合称为"生产要素市场"。）在近代史研究中关于商品市场的论述较多，而关于生产要素市场的研究相形薄弱得多。关于商品市场的研究状况，与前面所述多有重合，在这里我们着重介绍生产要素市场研究状况。

黄宗智认为历史上长江三角洲农村的土地市场与新古典经济学家假设的完全竞争市场大相径庭，对土地实际使用起作用的田面权的买卖受到旧的风俗习惯的制约，而田底权的买卖越来越自由，在一些地方已形成了几乎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农村最近似自由竞争的市场是劳动力短工市场，而长工市场受社会关系的限制，至于妇女由于受意识形态束缚，尚未进入劳动力市场，黄先生认为这种农村劳动力供给与市场机会之间的差距，反驳了舒尔茨新经典模式的基本前提。黄氏认为农村信贷市场为互惠原则和维持生计所支配，他总结了农村市场体系的特征，认为这种市场体系表明农村商品经济不是质变性的发展，而是趋于过密化，主要出于剥削和谋生，而不是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8b）］

严中平等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在鸦片战争前已出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进一步扩大，南北各省都存在。［（1）］吉·罗兹曼等人也认为在19世纪时中国土地和劳动力市场是相当灵活和开放的。［（38）］前述张仲礼等人认为近代上海城市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已完全形成。［（28）］而王玉茹女士则指出，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生产要素市场在经济发达地区初步形成，但仍然发育得很不完善。她对近代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等状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关于明清时期已形成劳动力市场的看法缺乏根据，季节性的农业短工或丝织业临时织工不是现代意义的劳动力市场，只有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农村自然经济真正开始分解，才为近代劳动力市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劳动力市场在中国主要工商业城市及某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出现，已是本世纪30年代的事情了。［（39）］

专论近代金融市场的著述中，较全面系统的有洪葭管、张继凤的《近代上海金融市场》，该书详细考察了近代上海（乃至全国）各种长短期资金市场、货币市场发育过程与有关特点，以及它们相互转化等问题，［（40）］为经济史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其他有关近代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著述近几年相继出现。赵津的《中国城市房地产业史论》也是一本填补研究空白的力作，该书论述了近代中国主要城市房地产市场发育史及城市房地产市场经营方式、与金融业、与政府的关系等等。［（48）］其他有关近代中国土地关系、人口、移民等历史研究著述中，也涉及有关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等问题，因受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

总的看来，上述论著中关于近代中国生产要素市场的意见分歧，除了对资料的掌握差异外，很大程度是对"市场"的理解不同而造成的。

（三）市场发育的制约因素

1．关于外国资本主义。很多著述论及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强迫中国开放口岸和内地市场后，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联系加强，促进中国市场发育和扩大。例如一些著作强调甲午战前农产品商品化的加速发展，主要是由外贸引起的，甲午战后外贸仍然是促进农产品进一步商品化的重要因素。［（1，2a，2b9b，10a）］外国资本主义通过贸易手段使中国城乡经济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紧密联系，不仅使中国丝茶等传统出口商品市场有所扩大，也因引入新的市场需求使一些过去长期闲置的资源（如羊毛、驼毛、猪鬃等过去常被弃置或用于沤粪）［（49）］得以开发并不断扩大市场。也有人论及外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与掠夺导致中国经济贫穷落后；导致一些资源被破坏；外国资本操纵中国金融市场，导致市面波动等等，从而抑制了中国市场的发展。有不少著述还揭露了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对中国市场的破坏。（例见［（2a，2b，10c，41，42）］

2．关于旧中国政府。一些论著论述了晚清政府及北洋政府"兴商"措施，国民政府实行"关税自主"，币制改革，裁撤厘金，等等，促进国内市场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指出旧政权苛捐杂税、地方割据、内战不息等等，对市场发展的阻碍。［（2a，2b，10a，42，52，53）］

3．关于国内经济与金融。一般都认为国内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与市场发展为正相关关系（史建云还突破过去那种强调近代机器工业与手工业市场对抗的观点束缚，论证了手工业发展对于扩大近代机器工业市场的正相关作用）。［（5b）］也有人指出在这种总的正相关关系中也存在局部的但不容忽视的负相关，例如农村经济落后，迫使贫苦农民为维持生计，不得不更加依赖市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产品商品化。［（10c，22a）］黄宗智从农民市场行为角度考察，指出农民产品商品化主要有3种：剥削推动的商品化、生存推动的商品化、谋利推动的商品化，农民经济贫困化可以推动农产品商品化。［（8a，8b）］

4．关于交通运输条件。一般也都认为内河航运及铁路的兴起，与市场发展为正相关关系。一些文章从不同地区具体事例出发进行了论证，例如陈争平用回归和相关分析方法论证了晚清与民国初年华北铁路迅速发展使货物流转机制发生历史性变革，对于扩大华北内地市场，促进出口贸易的作用非常显著。［（49）］也有学者论述交通运输条件落后对市场发展的制约作用。［（5）］有的学者在论述交通运输条件与市场总的正相关关系时，也指出铁路等新式交通工具的发展，使旧有运输路线改变，导致一些地方市场衰落。［（96）］

5．思想文化因素。除了前面提及的黄宗智有关论述外董廷之发表专文指出传统重农抑商思想是阻碍中国农村经济商品化、现代化的主要障碍。［（43）］范祥德等也论述了旧文化习俗的阻碍作用。［（5）］有的学者从近代一些日常城市居民的观念更新对近代市场经济的促进角度进行了论证。［（28，29）］有的学者论及近代社会上奢靡之风蔓延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1）］孔泾源则探讨了中国古典商业伦理、民间商业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关系，他认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传统中内在着催育市场经济成长的原始动力和会通于现代商业理性精神的古老源泉，应得到足够的珍视和尊重。［（44a，44b）］

6．关于自然条件。陈家泽、王福明等分别论述了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等对四川、云南区域市场的制约。［（5）］还有一些论者论及自然灾害对市场发展的影响。［（2b）］

7．关于人口增长、人口流动，城镇发展。黄宗智认为人口增长与商品化紧密联系着，人口增长在明清长江三角洲通过小农家庭农场的独特性质推动了商品化，同时它自身也因为商品化而成为可能。［（8b）］其他一些著作也论及了人口流动，城镇发展等对市场的影响。

可以说，制约市场发育的因素不少，论者们可以从不同侧面去考察，这类考察见仁见智，各有千秋，可以为现实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如果能出现一批在这方面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力作，能更好地帮助人们掌握事物发展规律。

四、关于市场价格体系与市场机制作用

市场机制主要是通过市场价格体系来调节经济，发挥其作用的。但是过去关于近代中国市场价格史的研究十分薄弱。对于近10年来在这方面取得的一些成果，应作稍多一些的介绍。

关于进出口商品价格，过去一些论著都曾论及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决定权的丧失。汪敬虞先生关于中国近代主要出口商品丝、茶价格决定权丧失过程的论述较为详尽，他认为不能仅笼统地用不等价交换来说明中国近代外贸属于不利的地位，中国近代丝茶价格决定权丧失的情况只存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它使中国丝茶生产与贸易完全受制于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45）］一些学者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对近代中国逐年进出口比价数据进行了加工处理，对进出口价格剪刀差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关于某些外贸商品具体价格变动情况也取得了一定成果。［（2a，2b，10a，39）］

关于工农产品价格。许涤新、吴承明等中国学者，以及费正清等外国学者在这方面都曾作过较详细论述。［（2b，9a，9b）］陈其广博士对中国1840－1949年（分为四个阶段）的进出口综合物价指数及工农产品物价指数、城市批发物价指数、农民所售商品与所购商品物价指数等资料，用相对水平分析、变动趋势分析、加权平均及分级汇总的方法进行了研究，系统地描述了近代中国工农产品交换比价的实际变化状况，并从工农劳动差异，近代人口及工农产品价值……等十个方面分析了中国近代工农产品交换比价利益偏向、变成成因，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说明农业生产衰退的实际利益在于商业，这对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不利。［（46）］王玉茹博士认为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产品物价增长快于工业品物价的增长，近代中国不存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王玉茹还作了其他有关重轻工业品、各类农产品价格变动研究，并分析了这些价格变动对国内经济的作用。［（39）］王业键先生深入地探讨了1638－1935年间长江三角洲米价变动趋势，他指出300多年来江南米价有两次大波动，第二次大波动从1920年起，先是价格下降，80年代初开始转向，以3％的年率迅速上升，一直持续到1930年，这一趋势反映了全国米谷供求状况。他指出，人口、货币存量及气候周期是影响粮食长期价格趋势的主要因素。［（50）］

关于货币比价。郑友揆关于19世纪后期银价、钱价的变动与我国物价等关系的研究是这方面的杰作。［（47）］王玉茹也在这方面作了较详细的考察。［（39）］

关于近代中国物价总水平及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王玉茹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她指出由于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中国近代物价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界线，也经历了两个中长周期（约25年）的变动。她认为，由于金融市场发育等原因，中国近代借贷资本利率呈下降趋势，有利于资本集成加速；她指出近代部门工人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工资水平的差距迅速扩大，中国农村土地价格较劳动力价格以更快的速度上涨，使土地精耕细作和集约化程度有增无减，并使土地所有者更倾向于采用租佃制经营，这使中国资源配置向传统农业倾斜的状况极难改变，近代产业结构难以优化。［（39）］赵津博士探讨了近代中国城市房地产价格变动规律，及地价对城市土地利用、近代城市"建筑革命"等方面的调节、促进作用，总结了历史经验。［（48）］

贾秀岩、陆满平所著《民国价格史》一书结合民国各个时期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等背景，用翔实的史料探索价格历史运动和变化规律，填补了民国价格史专著的空白。［（54）］孔编的《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汇集了大量珍贵的近代价格指数资料，为价格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基础。［（55）］

关于近代市场机制对中国经济的作用，上面所述已有所涉及。学者们都认为市场机制对促进城乡经济交流、促进企业改进技术与管理，促进工农业生产与城镇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是经济近代化所不可缺少的。另有不少文章从不同侧面对各地各类市场的作用进行了探讨。黄宗智对吴承明关于统一的国内市场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之间关系的论点提出了异议，认为如果是"过密型商品化"形成的市场，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发生。［（86）］另有一些学者对黄宗智有关中国近代农村市场的论点也进行了评议。［（56）］马鸿谟等强调了中国近代农产品商品化的历史意义。［（7）］郭德宏较详细地论述了近代农村市场的双重作用。［（33）］其他研究，例如关于区域市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关于城市市场功能，关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对中国的影响，等等，因受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

总之，近年来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研究，在各个不同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比较而言表层研究较多，而深层次的研究，例如关于价格体系变动及其经济意义等，仍然较薄弱。这方面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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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郝延平 中国近代商业革命 上海人民 1991年中文本

（13） 费景汉：The Chinese Market System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ne（由历史透视中国市场制度） 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所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 （1989）

（14） 曹幸穗 旧中国苏南家庭农场农户商品率研究 中国农史 第3期

（15） 王水

a 评帕金斯关于中国国内贸易量的估计－－兼论20世纪初国内市场商品量，中国社会科学 1988．3

b 20世纪初中国商业资本的发展 近代史研究 1987．3

（16） 杜恂诚 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量的一个估计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9．4

（17） 沈祖炜 1895－1927年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 近代中国 （沪）第4辑

（18） 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 上海社科1989年版

（19） 朱英 近代中国民族商业资本的发展特点与影响 华中师院研究生院学报 1985．1

（20） 黄逸平 近代中国经济变迁 上海人民1992年版

（21） 马敏 早期资产阶级与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化 天津社会科学1993．3

（22） 陈庆德

a 论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低层次扩散的历史性质近代史研究 1989．1

b 论中国近代资本形态转化道路的阻塞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3

（23） 陈文仪、潘君祥 试论上海近代商业的特点及其发展原因 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 1987．1

（24） 施坚雅 中国城市与地方系统的等级 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1） 甘肃人民1986年版

（25） 刘永华 传统中国的市场与社会结构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3．4

（26） 张利民 试论近代华北棉花流通系统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1

（27） 单强等 近代江南丝茧市场研究 近代市场与沿江发展战略研讨会 论文

（28） a 张仲礼、沈祖炜 近代上海市场发育的若干特点 （同上）

b 张仲礼主编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 上海人民1990年版

（29） 罗澍伟 近代天津城市史 中国社科1993年版

（30） 谢放 清末民初四川农村商品经济与社会变迁 四川大学学报1990．4

（31） 乔志强等 近代华北集市变迁略论 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4

（32） 唐文起 清末民初江苏农村市场述论，江海学刊 1992．5

（33） 郭德宏 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 青岛1993年版

（34） 刘石吉 明清时代江西墟市与市镇的发展 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所，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 1989年

（35） 崔晓黎 家庭·市场·社区－－无锡清苑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比较研究（1929－1949）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1

（36） 魏永理 关于近代中国曾否形成统一国内市场问题 中国经济史论文集 中国人民大学1987

（37） 林玳玳 旧中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 经济问题探索 1985．5

（38） 吉·罗兹曼主编 中国的现代化 江苏人民1988年中文本

（39） 王玉茹 相对价格变动与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博士论文；指导教师为吴承明） 1994年；

（40） 洪葭管、张继凤 近代上海金融市场 上海人民1989年版

（41） 戴一峰 论近代闽江上游山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7．3

（42） 陆仰渊、方庆秋 民国社会经济史 中国经济1991年

（43） 董廷之 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商品化的历史命运，山东社会科学1991．4

（44a） 孔泾源 现代市场经济与古典商业伦理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1993．1

（44b） 孔祥霖 市场经济：百年跋涉之后的思索 经济导刊 1994．2

（45） 汪敬虞 浅议近代中外经济关系的评价问题 近代史研究 1991．1

（46） 陈其广 中国近代工农产品产换比价及其理论思索 （博士论文 指导教师为吴承明1988年）

（47） 郑友揆 19世纪后期银价、钱价的变动与我国物价及对外贸易的关系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7．2

（48） 赵津 中国城市房地产业史论 南开大学1994年版

（49） 陈争平 天津口岸贸易与华北市场（1861－1913）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集刊 第11辑

（50） 王业键：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 in the Yangtze Delte,1638-1935.(1938-135年间江南米价变动趋势）．in Tormas.G.Ramski and Lillian M.lveds:"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1992

（51） 史建云 从市场看农村手工业与近代民族工业之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3．1

（52） 史全生主编 中华民国经济史 江苏人民1989年版

（53） 石柏林 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 河南人民1993年版

（54） 贾秀岩、陆满平 民国价格史 中国物价，1992年版

（55） 孔编 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 中国社科，1988年版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范文第3篇

2006年正值许毅同志从事财经工作及研究65周年，又恰逢这位前辈90华诞，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庆祝纪念活动，高度赞扬了他为促进我国财政及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许毅同志是我国财政战线的老前辈，他90高龄的人生历程，既有艰苦的革命经历，又有丰富的财经工作和研究经验。他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分配论”的核心思想，为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怀着崇敬的心情，本刊记者于2006年5月20日专访了许毅同志，但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一次接受教育和思想洗礼的绝佳机会。我们面前的许毅有着颇具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和始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始终充满着一种发自内心的赤诚而质朴的爱；他待人谦和，极具老革命家的风范和政治素养，浑身散发着伟大的人格魅力；他有着异常敏锐的思维和洞察力，并且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都能做到与时俱进，始终保持着对新事物很强的接受能力。走进许毅的世界，我们更能明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财政大家的成长历程，进而激励自己的人生道路，而这不失为对这位老人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

一、 栉风沐雨，传奇人生

1917年11月，许毅出生于江苏南通县蒋灶镇一个开明、殷实家庭，父亲是当地的名医。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后，其父被迫远走他乡，原本小康的家境逐渐衰落下来。年仅13岁的许毅不得不到海门大生第三棉纺厂当起了学徒。在工厂的三年时间里，许毅广泛接触文化与会计知识，这段经历也在有意无意之中成为了他从事财经工作的起点。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促使年轻的许毅开始思索民族危亡、国家命运等沉重问题，这一时期，他也开始广泛阅读进步书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等成为了他的精神食粮。通过学习和耳闻目睹，他对近代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逐渐有了深入的了解，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向往之情也更加明确起来。

1938年11月，许毅正式投身革命工作，组织力量并担负起苏北敌占区救亡工作团联络部部长的使命，到敌占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作为当时新四军与的联络员，他冒着生命危险在指挥的黄桥战役中立了战功。

1940年起，许毅在苏北地区先后担任“联抗”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联抗”司令部大队教导员，主抓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并于1941年5月在“联抗”光荣加入了其向往已久的中国共产党。之后许毅主要从事根据地财经工作。先后担任苏北联抗司令部粮秣处主任、紫石县财政局副局长。抗战胜利后，任苏中行政公署财政厅军粮特派员、苏皖地区一分区专员公署财经处粮库主任。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担任华中支前司令部财粮部副部长、财经分处主任、粮秣总站站长和裕丰实业公司总经理。1949年渡江战役期间，担任苏北支前司令部财粮部副部长，负责组织苏北片的财粮支前任务。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陈云同志的指挥下，许毅参加了对资产阶级的第一次重大经济斗争，他指挥数十万水运大军，负责由苏北地区向上海和苏州突击运输粮食和棉花，粉碎了资产阶级和敌特势力利用“米棉之战”欲置新上海于死地、从经济上搞垮共产党的阴谋。在打击投机资本、平抑物价的经济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许毅于1950年初离开苏北，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计划处处长，进入解放后的上海，开始从事城市经济工作。

从纱厂小学徒到华东地方大区财政部计划处领导，许毅一步步走来，颇具传奇的色彩，其间人生角色的转换、思想境界的巨变，可谓历尽艰辛。回首往事，许毅感慨地说：“正是民族的危亡，才促使我去寻求一条救国之路。政府从不抵抗到消极抗战，失尽民心，促使我们热血青年转向了中国共产党。”如果说是自在的基础让许毅在旧社会纷繁复杂的学说中剥茧抽丝，最终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选择了跟中国共产党走的正确方向，那么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领导才能和业务水平则是许毅有意识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不断走向自觉的一个过程。

二、 锐意创新，与时俱进

在参与新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与财经理论的科学探索中，许毅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由实践到理论的探索，1955年许毅任财政部经济建设财务司重工业处处长，1956年任工业财务司副司长，1958年任经济建设财务司副司长和第二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1963年任财政部党组成员兼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随即对财政科研的特点与规律性问题进行了探索，认真贯彻“实践―理论―实践”的认识路线，针对部门科研工作的性质和任务，选择更具战略性的和稳定性的重大课题，进行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粉碎“”后，许毅又回到了他无比热爱的科研工作岗位，在财政部党组的指导和支持下，他求实创新、大胆改革，开始财科索、财政学会和人才培养的“三位一体”的科研体系建设，迎来了财政科研的春天。

改革开放以来，他先后担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委员会经济组成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咨询员、全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中国成本研究会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名誉副会长，中国财政学会、中国成本研究会、中国金融学会、中国财务学会、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和中国投资学会顾问，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早在1988年9月，他就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协会选举为该会年度会员，并被收入《国际名人词典》第21版中；同年又经国际传记协会理事会决定，被收入《世界名人名誉册》；1991年被美国国际传记协会收入《名人录》，并被授予杰出贡献证书；同年5月，被中外名人研究中心收入《中国当代名人录》。

许毅是我国财政理论界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的创始人。早在50年代，许毅扬弃了西方资本主义“公共消费”、“公共财政”的理论影响，提出了“财政学是研究不同社会制度下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命题。之后，在他的代表作《财政学》中，许毅运用国家分配论的基本观点，对财政学理论体系进行了革新，突破财政学传统的收、支、平（平衡）、管（管理）模式，系统提出了建立社会三大基金（补偿基金、积累基金、消费基金）实现六项扣除的宏观财政分配论，探讨了财政平衡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问题，探索了财政分配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以积累和消费为基本矛盾，许毅为财政学建立起一个不同于收、支、平、管体系的全新的社会主义财政学体系。

1958年，在对若干典型工业企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许毅的第一篇经济论文《关于经济核算的几个问题》在《经济研究》当年的第4期发表。在这篇论文中，他就国民经济范围内同企业范围内的经济核算的矛盾和统一提出了独到见解。这一富有创见性的理论探索，把传统上只讲微观企业核算的经济核算研究推向了宏观领域，并启示人们对整个财政经济问题从宏观决策上进行研究。从时代背景上看，1958年是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时期。在这个宏观决策上出现战略性失误的时候，许毅提出的国民经济范围经济核算更显得难能可贵。密切注意和研究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是许毅探索中国财政经济工作特点的主要方法，在财政部工业财务司副司长、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等工作岗位上，他对流动资金、固定资金这两大资金再生产进行了深入研究。随后，他以经济核算理论为基础，深入调查研究了流动资金管理问题，并同王琢、黄菊波合作，与1959年写出了专著《流动资金鉴论》。1981年，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许毅又完成了《社会再生产规律与流动资金运动》一书，其中的许多观点都是对《流动资金简论》的修正、补充和发展，也是其认真务实、与时俱进精神的体现。

作为财政理论的研究者，许毅功勋卓著，是为泰斗；作为一名关怀天下的人文、社会学者，许毅同样成就斐然。

改革开放以来，许毅自始至终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参与改革理论的探索，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形成了关于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体系的一系列真知灼见。当前，许毅研究工作的重点集中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和解决三农问题方面。通过对西北、东北、山东、河南、两湖、两广等地农村经济的实地考察调研，面对开拓农村大市场，提高农民收入的战略任务，一向关注农村经济发展、关心农民群众疾苦的许毅从中西部和民族地区经济大开发的角度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形势下，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任务，必须从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和现代化入手，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和国际化，这样农业产品才能由过去的小商品发展成为大商品，进入城乡大市场并走向国际市场。

在研究当前问题的同时，许毅也是兼做历史问题研究的专家，他在史学方面的主要贡献表现为对根据地财政经济史和近代中国外债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与研究。他1976年即受命组织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联合各地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编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形成了一支比较完整的从事根据地财经历史研究的队伍，以及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20多年来，他先后组织力量出版的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达37种，共4200多万字；根据地财经史18种，共560万字。所有这些成果都为后人研究根据地财经打下了基础，它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财政史研究的空白，总结了革命战争时期财经工作的经验，同时也为认识财政本质，认识财政分配对巩固上层建筑和调整生产关系，巩固社会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建立社会主义财政学新体系等一系列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并形成了一支比较完整的从事根据地财经历史研究的队伍和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

许毅还领衔组织专业研究机构和档案部门主编了《清代外债史资料》（上、中、下三册）、《民国外债档案史料》（1-12卷）、《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两册）。这是迄今中国出版最为齐全的外债研究史料，是关于中国外债史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奠基工程。接着，他又主编了《清代外债史论》，这些工作前后花费近16年时间，完成了总计1000多万字的资料整理工作。

许毅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历史基础等问题，以1988年发表的《“两声炮响”与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关系》一文为代表，逐步形成了对历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观点。他从历史研究的因果关系入手，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怎样使中国摆脱“百年屈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他的领导下，编撰和出版四卷本系列丛书《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

三、 大家风范，赤子情怀

在财政科研战线的领导岗位上，许毅坚持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主义，主张海纳百川、量才使用。对于人才，他一向大胆放手使用，并切实关心他们在工作生活中的困难，积极为他们排解后顾之忧，以便把精力全部投入到科研事业上来。在生活中，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即爱憎分明，又平易近人，非常富有亲和力。我国财政科研能有今天蓬勃发展、百家争鸣的局面，与许毅倾注的大量心血是分不开的，人们既崇尚他的组织才能，又钦佩他光明磊落的为人，都亲切地称他是财政科研战线的“司令”。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和经济学博士生导师资格获得者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许毅的学生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他们有的继续从事财政经济理论研究并成为学有所成、桃李遍天下的专家，有的则成为了国家经济主管部门和大型企业的业务领导。但是每当他们说起自己的恩师时，和蔼、待人宽厚总是使用得比较多的词汇。

早在多年前，本社社长兼总编刘丽君同志就师从于许毅同志，还一起探讨三农、地区经济发展等问题，并于2002年被许毅聘为其财经研究助理，许老当时已德高望重，但其博大的胸襟以及待人的和蔼依然如故。《中国总会计师》杂志创作伊始，许毅同志就一直深切关怀着杂志社的成长，经常参加杂志社的活动，并给予了实际而有力的支持。作为晚辈，当我们走近许毅同志并对之进行专访的时候，看到的还是那张真诚而亲切的面容，虽九十高龄，但采访过程中，其思维的敏捷似乎依然未变，而其身上不时散发出的伟大的人格魅力也将我们深深地吸引住了。

许毅以其崇高声望和卓越成就，被公认为中国革命从艰难曲折走向胜利的征途中成长起来的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财经理论家。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和和平建设征程里，他秉承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为人处世风格――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懈的探索精神，平易近人的生活作风，时不我待的工作热情以及无欲无求献身革命的人生态度。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范文第4篇

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史学，尤其是近现代经济史学研究，多样化发展趋向日益明显，《中国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等杂志有关综述中对此都有所总结。笔者认为，经济史学多样化发展主要有以下两方面表现：?

(一)研究手段多元化?

这首先表现在使用史料的种类有较大拓展。以往偏重于使用官书、政书、文集、地方志、年鉴及其他工具书等图书史料，这二三十年代来经济史学研究不仅发掘了更多的图书类史料，而且也越来越多地运用档案、碑刻、文契、宗族谱谍、广告、各种调查和统计等非图书类文字史料；所用文种除中国原有的汉、满、蒙等文字外，又增加英、日、俄、法、德等文字。"丰富多彩、层出不穷的考古材料（包括出土实物和文字材料，如农作物、工具、城址、甲骨文、金文、秦汉简犊、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史研究，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不断刷新、匡正或深化人们的认识，使研究增添了活力和动力。现代仍然存在于民间和现实生活中的丰富而生动的资料，如民间文书、族谱、碑刻和社会调查、习俗调查、民族调查等，越来越引起经济史研究者的重视和利用。"[1]口述史料也越来越多地变成文字，被人们运用。近年来，有的学者又提出除了文字史料外，还要重视旧照片、旧图画等图像史料的运用。?

与此同时，经济史学研究方法也趋向多元化，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人口学、地理学、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越来越多地被引用，使经济史研究扩大了内涵，提高了理论研究水平。中国经济史学会前会长吴承明先生多次在演讲和文章中对文献学、考据学、历史唯物主义、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地区经济和周期论、社会学以及系统论等经济史研究方法作了评介。[2]他认为研究经济史应根据不同对象和史料条件，采取不同方法；方法论有新老学派之分，但没有高下、优劣之别。吴承明有关方法的见解，在经济史学界，特别是在中青年经济史学工作者中间，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前中国大陆经济史研究偏重生产关系，着重于批判封建主义剥削和资本主义剥削，批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等。19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也由于研究人员思想逐步解放，视野日益扩大，因而中国经济史学，尤其是近现代经济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十分明显：先前研究较多的一些课题如关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土地制度、中国资产阶级等，探讨继续深入，发掘了一些新资料，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以往研究比较薄弱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通讯业、财政、货币金融、民族市场、城市经济史、地区经济史、人物评传等，研究论著大大增多，研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例如，在货币金融史方面，既有从宏观上考察中国货币金融史、金融业管理、外资在华金融势力等方面的研究论著发表，又有从微观上剖析一些近代著名银行及其他金融企业的专著出版；在城市经济史方面，

有关近代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城市经济史的专著在1990年代接连问世。过去几乎是研究空白的中国企业制度演变、人口经济、华侨投资、房地产业、国际收支、市镇经济史、少数民族和边疆经济史等方面的课题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兴趣，这方面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化。

?越来越多的学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更加侧重于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或者给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有关问题以历史的透视，例如上海的经济史学者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加强了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化、市场发育、企业发展和公司制度历史演变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造成较大的反响；厦门大学的杨国桢教授则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倡议开展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些中青年学者响应这一倡议，经数年努力，已经出版了有关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一系列新论著。这样以强烈的现实感和新视野来研究经济史，将使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给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二、跨代专题研究与注重历史连续性?

与""前经济史研究偏重生产关系，重视阶级斗争对经济生活影响的状况相适应，过去经济史研究中往往重视一些事件，尤其是改朝换代，对经济的影响；强调这些事件所引起的"断裂或转变"，即强调历史的不连续性；重视断代史研究。随着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拓展，这种状况逐渐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有一个"时滞"，因此到了世纪之交时，在中国经济史学多样化发展过程中，一种新的研究取向日益明显，打破断代的长时段经济史专题研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可以说，20世纪里断代史研究是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重点，而在21世纪里这一重点将转移到跨代专题研究上来。与之相适应，研究者们也日益注重有关历史连续性的研究。?

(一)从断代史研究向跨代专题研究的重点转移?

每个学科的发展在各个时期各有不同的重点。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学科有重大发展，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对本国历史上各个断代都集中了一批学者进行专门研究，出了一大批断代史研究成果。与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相比，可以说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重点是断代史研究。中国历史悠久，新史学初兴阶段需要先把各个断代历史理出个头绪，同时按断代收集史料也较为方便，因而20世纪中国史学在断代史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并也给20世纪后半叶国内教学和科研机构的设置以及学会组织等打下了浓重的断代史痕迹。?但是，随着学科的继续发展，到20世纪末时断代史研究的局限也日益明显。过于强调断代史研究，容易割裂事物的前后联系，容易束缚研究者的视野。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就出现了研究各断代经济史的学者分别强调所研究朝代经济的发展，而为此贬低以前朝代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

按照布罗代尔等人的观点，历史发展是在多元时间体系中进行的，一般可分为短、中、长三种时段，分别受快、中、慢三类变量的作用，将三种时段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显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意义。就中国史学发展状况和走向来说，在新世纪里需要加强打破断代的长时段专题研究，这一点对于经济史研究尤其重要。经济史研究主要构成，不是着重于快变量研究的事件史，而是着重于慢变量、中变量研究的形态史、结构史。毋庸讳言，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尤其是改朝换代、变法改制等都对经济影响很大，甚至一个诏令的颁布，一个条约的签订都可成为划分经济史发展阶段的标志。但是过于强调这些事件对经济的影响，就会忽略原有经济结构、文化与科技、社会组织、地理环境及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作用，犹如考察江水流动仅注意风和潮汐对江面波浪的作用而忽略地球转动、地质构造、流域面积与降雨量等因素对江水流动的深层次作用一样。《中国经济史研究》前主编李根蟠教授提出，研究经济史不仅要重视"横观"，更应当重视"纵观"，注意考察各类经济关系中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认识其来龙去脉以及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点与原因等。他认为经济史研究应注重中长时段的考察，"经济史若局限于一个断代，往往看不清来龙去脉和长期趋势"。[3]?

在世纪之交时，中国经济史研究工作者们已经开始关注传统经济的近代化过程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之间历史的连续性，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时段研究。这一期间，跨代经济史研究的热点大致可从中国经济史学会几次年会的主题[4]这几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合作，围绕"传统经济与近（现）代化"这一主题，召开了有关"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研究"、"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中国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等一系列小型讨论会，这些会上所讨论的问题都反映了注重跨代长时段研究这一趋向。进入21世纪后最初几年的迹象表明，这一趋向在新世纪里会进一步加强。断代史研究与跨代长时段研究相互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合乎逻辑的发展。可以说，在21世纪里断代经济史研究仍将继续有所发展，而打通断代的长时段经济史专题研究在前者发展的基础上会有更快的发展，很有可能后来居上成为新世纪经济史研究的重点。

?(二)贯通古今的长时段专题研究与共和国经济史研究断层的填补?

在跨代经济史专题研究中，贯通古今的长时段经济史专题研究意义更大，其发展可能也比较快。在新世纪里，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继续深化，以及进一步对外开放，现实经济中也不断出现许多重大经济问题，例如，加入WTO后中国农业发展前景，国内保险、通讯、证券、汇兑等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机制，金融体制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中国对外经济联系与国内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等等，将对经济史研究提出众多的新要求，也将带动诸如历代"三农"史，城乡经济往来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近现代中国对外经济联系与国内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历届国家政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财政及金融制度关系史，企业制度和工商组织史、各个时期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方面贯通古今的长时段经济史专题研究。在新的形势下，一些学者已提出要回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研究理路上来。?

要进行贯通古今的长时段经济史专题研究，原先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断层就必须要填补。所幸的是，共和国经济史研究从1990年代以来进展很快，尤其是在50周年国庆前后，出版了一大批共和国经济史研究专著，有关的数量则更多。共和国经济史料整理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其中重要者首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合作的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成果，收录汇编的资料出自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档案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国家建设委员会、财政部、贸易部、海关总署、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等经济主管部门的档案资料。这些材料在几十年前绝大部分属于绝密、机密文件。它们对于全面总结新中国建立后有关经济决策和经济运行的历史经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必将为今后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打下厚实基础。可以说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拓荒"时期已经基本结束，新世纪里这方面的研究将会有更大发展。?

(三)注重历史连续性的研究取向?

开展贯通古今的长时段经济史专题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来看，就是要注重历史连续性的研究。太史公"通古今之变"的史学观，就是要反对割断历史，提倡对历史连续性的研究。马克思在论历史时也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在"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每一代必须接受前一代留下来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历史上形成的关系"[5]。只能继承下来进行改造。注重历史连续性的研究，可以说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也是对"历史"[6] 概念更为深入本质的认识。

?与以往强化断代史研究的状况相适应，前一阶段国内一些学者看待"历史"，往往片面地强调它的不连续性，强调"历史"是"过去"的事情，例如，一位资深史学理论专家就这样解释："历者过也，史者事也，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7]实际上，历史是连续性与不连续性的统一，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联系的统一。例如，生活在寒武纪早期的海口虫虽然现在已成为化石，但是它的头及脊椎等中枢构造特征，一直演化留存下来，至今仍留在所有人及其他脊椎动物的体内，而且还将留存下去；又如，人类社会的社会分工，过去早已进行，现在和将来都还要继续进行下去。上述关于"历史"的解释，最好改为："历者经历也"，既有过去经历的含义，也有正在经历和将要经历的含义。这样，可以更为深入地认识"历史"的本质特征，有助于强调对于历史连续性的研究。?

以往大陆学者经济史研究偏重生产关系变革，强调一些事件所引起的"转变"作用，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强调历史的不连续性；过去西方国家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所宣扬的"冲击-反应模式"，强调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之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停滞与落后等，也是在强调历史的不连续性。而吴承明先生等人过去对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最近十几年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们对中国明清至民国时期、日本江户时代的社会经济所进行的新探讨等，则突出反映了注重历史连续性研究的趋向。?

对"经济史"概念的理解，应当突破"过去发生的经济事情"这一认识的束缚，理解为"较长时段经济发展的过程"会更确切些。即使研究者出于工作需要，研究对象时限暂限于某一断代，心中也应有"通古今之变"这一全局。在世纪之交时，不少经济史研究者认识到研究工作应当注重古为今用，在选择研究课题时更加侧重于对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有关问题以历史的透视。例如，有不少学者认识到，进行商会改革，建立和改进各类工商同业组织，已是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近代曾经在各市县广泛成立了商会及各种工商同业组织，它们按照当时政府颁布的有关法令办事，充当了政府与企业间的中介人，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强对于近代商会及各类工商组织的研究，可以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因此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近代商会及各类工商组织的研究出现高潮，国内有关近代商会及各类工商组织的论著不断发表。?又如，国内一些学者打破断代界限，就有关中国历史上财政、金融、市场发展等专题进行合作研究，其研究成果将以《中国金融通史》、《中国财政通史》、《中国市场通史》等形式在21世纪初相继问世。这些都反映了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史学界注重历史连续性研究的取向。?

三、经济史研究应打好基础，迎接新发展?

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展，中国经济史研究越来越关注当前的经济改革和市场化进程，诸如有关各类市场史与经济运行机制发展过程的研究，传统经济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中外经济关系与民族经济发展历史的研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作用的研究、中国企业发展与企业制度演变史的研究等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已对经济史研究

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注重历史连续性研究也需要不断创新，而经济史研究为此也需要打好基础，以迎接今后新的更大发展。本文在这里主要讨论以下有关问题：?

(一)关于经济史计量分析方法?

计量方法是史学现代化的有力工具。它可以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电脑技术来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数量关系。它要求定性分析要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它可以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以尽量避免随意性定性判断，它还可以揭示多种变量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经济事物发展变化趋势，可以使人们对许多历史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对于特别是经济史领域深入进行历史连续性研究有重要作用。?

1980年代中国史学界不少人曾一再鼓吹学习西方计量史学方法，开展中国计量史学研究，但是近20年过去了，中国史学在这方面的进展不大，成绩较好者可能还是要数经济史领域。1980年代以来，吴承明先生曾多次强调了经济史研究中计量方法的重要性，他希望在有关经济史的研究中"凡是能够计量的，尽可能作些定量分析"。[8]吴老还身体力行，

带领一批经济史专家对近代中国工农交商等各部门的收入、各类资本在不同时期的增长、国内市场的变化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分析，这些分析使人对近代中国经济史上主要数量关系有了较为清晰而深入的了解。例如，在论及清代国内市场发展时，同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中国经济史室的学者新近出版的两本书，一本论述了清末市场上度量衡混乱等流通"梗阻"（实际上有些"梗阻"是从清前期延续下来的），并指出中国货物由内地运至通商口岸的百里路程运费往往高出出口后万里海运的运费[9]，较为强调了当时市场不发展的一面；而另一本则较为强调了清前期国内市场发展的一面[10]。不同的作者观察问题的视角不一样，如果没有定量分析帮助进行历史纵向比较，读了上述两本书后容易使人得出清后期国内市场发展不如清前期的印象。读者如果要想了解从清前期到近代国内市场发展总的过程，必须借助于有关定量分析。所幸的是，吴承明等学者对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在广泛考证了各种资料后指出，粮食、茶叶、蚕茧、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1840-1894年年均增长率不足1?3％，但比起鸦片战争前已大大加速，1895-192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6％，1920-1936年间约为1?8％，他们又用海关的土产埠际贸易统计和历年厘金收入、常关税等还原法估算1870、 1890、1908、1920、 1936年五个基期市场商品总值（包括进口货）分别约为10?4、11?7、23?0、66?1、120?2亿两（规元），五个基期之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20％、1?14％、6?28％、2?89％。[11]这些数据使人对中国国内市场不断扩大的状况有了大致清楚的了解。可以说，计量方法已是经济史研究，特别是有关历史连续性的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

尽管计量方法也有它的局限，必须与其他方法相结合进行研究，但是对计量方法越来越重视，已成为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大趋势。许多研究者对于过去那种笼统的定性叙述已感到不满意，尽可能收集资料作定量分析，在关于历代亩产、劳动生产率、商品流通量、货币需求数量、物价变动、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国际收支、对外贸易条件、中国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变动因素等方面都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在新世纪，这方面的探索将会取得更大成果。?

(二)关于中国长期经济统计?

与国外学者的有关研究相比，在经济史计量研究方面中国学者仍有很大差距。不用说外国学者对各自本国经济史的研究了，即使就外国学者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来说，近几年日本学者、欧美学者都在对中国长期经济统计问题进行研究，他们的工作已经走到了中国本国经济史研究者的前面。从1995年夏季开始，日本政府文部省以一桥大学的研究团队为核心，组织有关亚洲（包括中国）长期经济统计的研究（简称"COE"项目）。其最终成果既准备出书，又打算上国际互联网。这一大项目完成后，将在世界经济史学发展史上树立一丰碑，对推动亚洲经济学的发展也会起到很大作用。在欧洲，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资深研究员、国际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所著《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对中国19、20两个世纪经济增长情况作了长时段的分析，并将中国与日本、美国、俄国、印度及欧洲等进行了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在国际经济史学界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都希望通过对中国跨代历史资料的整理利用，来把握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

?从科研角度，站在客观立场上，用科学的方法，对历届政府及其他组织编制的各类经济统计及其所用方法、资料来源等进行审慎考证，并收集其他方面资料进行对照和补充等，整理编制较为全面系统的长期（一般在百年以上）经济统计，是一项多学科结合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它对于更好地认识国情、对于制定宏观发展战略、对于发展经济学科及深化经济史研究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对以往国内外学者有关中国经济史计量研究的得失进行系统总结，借鉴好的成果与方法，下大功夫对中国数百年来经济统计资料进行搜集、考证、整理及分析，并适当进行国际比较，做成《中国长期经济统计分析》丛书。?

笔者设想中的这一丛书，研究对象主要是从19世纪（视资料情况可适当向前延伸）至20世纪末中国（大陆）各类经济统计资料，拟分《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矿业（上）》、《矿业（下）》、《工业（上）》、《工业（下）》、《农业（上）》、《农业（下）》，《交通通讯业（上）》、《交通通讯业（下）》、《商业及其他服务业（上）》、《商业及其他服务业（下）》、《物价（上）》、《物价（下）》、《人口和劳动力》、《资本形成》、《储蓄和通货》、《综合》等卷。其中，"农业"指大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和养殖业；"工业"包括建筑业等；（上）（下）时间划分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界。（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分类，是否要将诸如能源工业、轻纺工业等另行分卷，以后可以再讨论）?

各卷在经最大可能搜求以往有关统计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资料来源、统计方法等进行认真细致地考证，去伪存真，并根据新搜集的其他资料进行补充和修正，整理编制成系列统计表；然后在新的经整理修正过的统计表基础上进行各阶段增长分析、结构分析等，并进一步讨论所研究行业或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作用等[12]。?《综合》卷是在前面讨论基础上，整理GDP、人均GDP、GNP、人均GNP、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等综合性指标，并进行分历史阶段、分地区的考察，再作国际比较研究。

?(三)关于中国历史地理信息数据库?

中国古代有着"左图右书"进行研究的良好学术传统。当代，这一学术传统在一些西方学者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例如，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的P.Bol （包弼德）教授、澳大利亚格里菲思大学空间信息网络中心主任L.W.Crissman（库里枢）教授等，近年来利用电子地图技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为中国史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也与他们合作，已初步开发建成中国历史地理信息库（简称CHGIS）。我们应借鉴他们的方法和成果，在做《中国长期经济统计分析》丛书的同时，利用收集整理好的历史统计资料和电子地图技术，组建中国经济历史地理数据库。例如，在做《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卷的同时，可以先将近现代各年（每年各做一套文件）各口岸进口、出口商品量、值等在电子地图上标出。等以后《物价》卷做好后，可以再根据各地物价变动的回归相关分析，将各口岸有关年份的大致腹地范围等在电子地图上标出。在做《矿业》卷的时候，也可以将各年各地探明矿藏种类、数量、各年各矿产量标在电子地图上。其他诸如做《工业》、《农业》、《交通通讯业》、《物价》、《人口和劳动力》等各卷时，可以放入电子地图内的数据种类是很多的。我们还可以将中国地形电子地图技术与历史上各地有关灾害的记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辨别历史记载的真伪，总结各种灾害的变化趋势等。电子地图技术应该成为新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的重要手段。?

这一套丛书和这一数据库，可以为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的计量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提供新的研究手段，是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的两项基础工程。它们对中国史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都属于顾炎武所说"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的研究项目，是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的两项基础工程。

[1]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百年历程与走向》，《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5期。

[2]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有关章节。

[3] 李根蟠：《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应在继承中发展》，2002年"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研讨会论文。

[4] 1996年武夷山会议主要讨论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与市场，以及向现代化过渡等问题，1998年上海会议主要讨论城市发展与市场发育等，2000年武当山会议主要讨论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等，2002年太原会议主要讨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市场机制演变历史等问题。看出。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51页。

[6] 这里仅指"历史1"，即客观的历史，或曰"历史本体"，没有"历史学"的含义在内。

[7]吴泽：《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8]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有关章节。

[9]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10] 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中），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11]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王水：《评珀金斯关于中国国内贸易量的估计--兼论20世纪初国内市场商品量》，《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许涤新、吴承明等上引书第二、三卷有关章节；吴承明：《近代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2] 笔者个人打算这几年先把《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卷（已在清华大学立项）做好。这一卷做好后，有此卷作样品，申请国家有关方面或国外一些基金支持时就比较容易获得信任。（可以先申请一些经费，开展某几卷工作；再接着申请经费支持）。此时，日本COE项目的成果应当已问世。我们可以一方面翻译和研究他们的成果，一方面可以次第开展其他各卷的工作。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票号；金融中介；分工；交易效率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10-0030-07

清季至民初，山西票号盛极一时，享誉全国，是“20世纪以前中国最富盛名的银行”，控制着当时中国金融的命脉，也对中国近代经济产生过重要影响。鼎盛时期，山西票号的分庄不仅遍及全国23个省，而且远涉重洋开到了日本、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尽管山西票号“汇通天下”的美誉名副其实，但其相对于市场何以存在的原因却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在主流经济学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范式中，没有票号的存在空间；金融学领域的金融中介理论也无法解释“票号为什么存在”这一问题。因此，需要从新的角度对票号的本质进行解释。

一、山西票号的银行属性

一些学者认为，山西票号并非银行。如曾康霖坚称票号不是银行；[1]赵焕焱只承认票号是现代银行的前身；[2]张亚兰也将票号和新式银行对立起来，她指出“清朝末期新式银行和外资银行出现后，票号在面临生存压力的情况下没有听从一些改革倡导者的建议将票号改为新式银行，最终走上了衰亡的道路。[3]而本文认为，票号与现代银行并无二致，从其主营业务与“bank”的中国译名源考即可见一斑。因此，本文有关票号本质的分析同样适用于银行。

1票号业务与现代银行的一致性

根据主流观点的界定，银行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办理汇兑等业务的金融机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曾经以是否向个人和家庭提供贷款作为区分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主要标志。《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称：“银行的典型业务顾客既是借款者又是存款者，且往往是同时的。”[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撰写的《金融学》认为，银行发挥着两大功能：吸收存款、发放贷款。[5]《现代汉语词典》（2005）对银行的定义是：经营存款、贷款、汇兑等业务的金融机构。

山西票号主要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兑三大业务，这与现代银行没有区别。以乔家字号大德通票号为例，其营业范围有存款、放款、汇兑三项。存款分往来存款与定期存款二种：前者是商家浮存，随市面之变化，临时定日利，但存款利率较市面利率为小；；后者则有定期一年者，亦有定期一、二、三、四、五、六月者，存户如在存款未到期提取利息，须立一借据。存款利息比较低，一般是二、三厘，最多四、五厘。放款分信用放款与抵押放款二种：前者于放款时须立字据，亦有随市面习惯办理者，其日利随市面而定，定期者较高，活期者较低；后者抵押货物，须订立合同，执其凭单，验明货物，押品如系不动产，则须执其红契，并立字据，由承还保人垫还。。汇兑则有六种情况：同业对交交，各凭各信，不立字据，汇水随市面松紧，临时酌定；、迟票、除以兑期另加汇水外，所占之期，按月估算递加；兑条，手续于定汇之后，立一对条，齐中剪为二纸，汇款者持上半页，承汇者将下半页寄往所汇之地验兑，交条付银，即不找保立收据也可、信汇，各凭各信，字号对字号，下付人堂名，须得保付给，汇水随行市、汇票，凭票给付，汇水随行市、电汇，如用明电，见电后讨殷实承保用款，错则退款，如系各家之密电，用款手续亦与明电同，电费皆由汇款者出。[5]可见，从主营业务上看，大德通票号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商业银行，几乎没有区别。所以，海外学术界目前一般也将山西票号视为银行。例如，美国学者费正清说：“在外国人来到以前，在最上层信贷的转让，是由钱庄经手，这些钱庄集中于山西中部汾河流域的一些小镇。山西银行常常靠亲属关系在全国设立分号，把款子从一个地方转给其他地方的分号，为此收取一些汇水”。[6]

2“Bank”译名源考：银行即是票号

从“Bank”传入中国并被翻译为“银行”的历史过程看，现代意义的“Bank”（银行）与票号没有什么区别，无非是名称不同。在中国，最早介绍海外银行的是魏源。1847 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了英国的英格兰银行和其他的商业银行，还介绍了英国的债券、银行券以及银行存放款和汇总等业务活动。但是，魏源未提及“银行”两字，他把英文中的“Bank”翻译成“银局”。最早把“Bank”翻译成“银行”的是洪仁。他在《资政新篇》中明确地倡导“兴银行”。他设想：“倘有百万家财者先将家资契式禀报入库，然后准颁一百五十万银纸，刻以精细花草，盖以国印国章，或银货相易，或纸银相易，皆准每两取息三厘，或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也。此举大利于商贾士民，出入便于携带，身在万金而人不觉，沉于江河则损于一己而益于银行，财宝仍在也。即遇贼劫，亦难骤然孥去也。”[7]此后，在1868年出版的《华英字典》中，邝其照也把“Bank”译成了“银行”。据解释，按照汉字的字义，“银”是历代使用的贵金属货币，“行”比局和店的规模要大，所以。字典把经营货币业务而且规模较大的机构称之为“银行”。日本人原来把英文“Bank”译成日文时称“金馆”，那时日本的财相伊藤博文正在筹拟新式金融机构，见汉译的“银行”比日译的“金馆”更加妥当，也就采用“银行”的中译法，于是“银行”的名称就日益被推广起来了。而在当时，山西票号在海外的注册名就是“银行”，如山西祁县合盛元票号在日本、朝鲜挂牌名为“合盛元银行”。

二、现有理论无法圆满解释票号的存在性

主流经济学中没有票号的存在空间，而金融学领域的金融中介理论也无法解释“票号为什么存在”这一问题。因此，需要从新的角度对票号的本质进行解释。

（一）漠视货币的主流经济学不能解释票号的存在性

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阿罗―德布鲁范式。从《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92）对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的介绍可以看出，该模型没有货币，也没有银行或者票号。撰写该词条的经济学家约翰•简纳科普咯斯（John Geanakoplos）说：“阿罗、德布鲁实际上将价格充当货币，从而使得货币作用明显化无意义，因为它对实际的配置毫无影响。”这从下文将票号引入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假设条件如下：

（1）存在金融市场的三部门经济：厂商、家庭和票号，不存在公共部门（如政府和中央银行）。厂商用下标f表示，家庭用下标h表示，银行用下标b表示。

（2）家庭的消费剩余（即储蓄）通过金融市场和票号两种渠道向厂商的投资转换。

（3）有两个时期，t=1,2。

（4）只有一种实物产品，最初由消费者拥有。产品中的一部分在时期1被消费掉，其余在时期2由厂商投资于消费品生产。

（5）消费用C表示，投资用I表示，储蓄用S表示，证券用B表示，存款用D表示，贷款用L表示。上标符号“+”代表供给，符号“-”代表需求。

（6）所有的经济部门都采取竞争行为。

（7）本模型使用确定性结构，如图1。

图1表明了家庭储蓄向厂商投资进行转换的过程。家庭储蓄可以存入票号，也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购买证券；票号可以向家庭发放存款凭证，也可以通过金融市场发行证券筹措资金，并将所筹措的资金用于向厂商发放贷款；厂商利用票号的贷款或者向金融市场发行证券来筹措资金，并将筹措的资金用于投资。

1消费者均衡

消费者选择其消费组合(C1,C2)，储蓄S在票号存款D+和证券Bh之间分配。消费者的目标函数是在预算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即max U(C1,C2)，满足条件：

C1+Bh+D+=w1

C2=Пf+Пb+(1+r)Bh+(1+rD)D+

上式中：w1代表其初始消费品禀赋，Пf和Пb分别代表厂商和票号的利润，r和rD分别为证券和存款支付的利率。

由于在本模型前提下，证券和票号存款是完全替代品，很明显，只有当利率相等（r=rD）的时候，消费组合才有内解内解指各个要素的使用是正数时的解。。[8]

2厂商均衡

厂商选择适当的投资规模I和融资（向票号贷款L和直接发行证券Bf）,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即maxПf，满足：

Пf =f(I)-(1+r) Bf-(1+ rL)L-

I= Bf + L-

上式中：f代表厂商的生产函数，rL是票号贷款利率。同样，证券和票号贷款是完全替代品，很明显，只有利率相等（r=rL）时，生产组合方程才有内解。

3票号均衡

票号选择其贷款供给为L+，存款发行Bb，使得利润最大化，即maxПb，满足：

Пb=rLL+-rBb-rDD-

L+=Bb+D-

4一般均衡

一般均衡特征转化为用利率向量(r,rL,rD)、三个需求和供给向量即消费者的（C1,C2,Bh,D+）、厂商的（I,Bf,L-）、票号的（L+，Bb，D-）向量表示。因此：

每一部门行为均为最优决策（即其决策值分别为Ph,Pf,Pb）。

当I=S（产品市场均衡）；

D+= D-（存款市场均衡）；

L+= L-（信贷市场均衡）；

Bh = Bf + Bb（金融市场均衡）时，每一市场都出清。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当所有利率都相等时，惟一的均衡才可能发生，即：

r=rL=rD

从前述票号的行为方程式（Пb=rLL+-rBb-rDD-）可知，均衡时，票号所获得的利润为0，并且，其决策对其他部门并没有什么影响，因此家庭在存款和证券上的选择并没有大的差别，同样，厂商对票号贷款和证券之间的选择也没有区别这说明了Modigliani-Miller定理（一般简称为M-M定理），即在完善和均衡的金融市场里，企业价值和融资方式(债务结构)无关。。

由此可见，从阿罗―德布鲁范式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票号是多余的机构。

（二）金融中介理论亦不能解释票号的存在性

迄至目前，专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银行的著作为数不多，有关银行的经济学分析，一般被纳入金融中介理论之中但是，在狭义的金融中介概念中，并不包括商业银行。参见［美］D格林沃尔德《现代经济词典》第178页的“金融中介”词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不过，即使在国外学术界，金融中介的理论研究也并不成熟。[10-12]下文的分析表明，现有的主流金融中介理论各有漏洞，并不能有效解释票号（银行）的存在性问题。

1主流金融中介理论各有漏洞

（1）戴尔蒙德和戴伯维格（Diamond and Dybvig）的流动性保险说，认为银行为家庭提供防范影响消费需求的意外流动性冲击的保险手段。[9]但是，第一，在D-D模型中，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投资者之间可直接签订合约，以获得与利用银行相同的投资结果。但是，由于道德风险的原因，这样的私人合约会最终走向解体。第二，正如伯特里克•博尔顿所指出的：D-D模型对银行的产生解释得不够充分，因为，企业也可以提供流动性调整服务。[10]

（2）本斯顿•乔治[11]和法马[12]、克莱因[13]、艾伦和桑特莫罗[14]等提出的交易成本说，认为银行的存在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这个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科斯论文《企业的本质》的翻版。但问题在于：第一，交易成本是事后的，在事前或者事中，我们无法核算一项交易或者行为或者制度的交易成本。只有一项交易完成了，才能知道其交易成本是多少。所以，是否选择银行这种组织，与交易成本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只有在银行这种组织产生之后，人们才能大致估计出其运行的成本。第二，同一个人的同一行为，既包含技术成本又包含交易成本，难以加以区分。

（3）利兰和派尔（Leland and Pyle）[15]、戴尔蒙德[16]等提出的信息不对称说。他们指出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这两种情形都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使有良好前景的公司没有需求资金的积极性。这时，金融中介通过减少这种不对称信息而在经济中起到实际的作用。金融中介更重要的是对使用资金的一方加以监督和控制(Diamond)。同时戴尔蒙德认为，由于大数定律的存在，可较好地解决资金供给方与金融中介两者之间的问题。也就是说，金融中介并未因增加了一层关系而增加资金运作中的交易成本，相反，它积极参与监督和控制，降低了资金交易双方的不对称信息。但是，第一，信息不对称在解释银行的存在性上，被过于宽泛的滥用了。戴尔蒙德模型稍加修改，也可以用来解释厂商的存在性。第二，认为银行具有信息处理和监督管理的比较优势，能够有效地减少资金供求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如果依照这样的理论逻辑，那么随着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减少，投资者直接参与市场的比例应该有所上升，而银行的数量会减少直至消失。但现实并非如此。根据伯特和迪克（Bert and Dick）的研究,整个美国金融中介部门的资产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970年的120 %上升到1995年的250%。具体到美国的银行,其资产占GDP 的比重也相应地从46%上升到63%。同一时期内，其他发达国家中，证券融资均不足1/3，而银行融资达55%―70%，只有加拿大的证券融资为50%。[21]第三，正如哈维尔•弗雷克斯所批评的:按照借款人报告的现金流量调整非罚款类处罚并不现实。现实世界中的非罚款处罚，如破产入狱或名声扫地等，更多是一次付清的。[17]

现行金融中介学说有将理论强加给银行（票号）现实的嫌疑。这些理论都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的，虽然后来尤其是在伯特•迪克和默顿（Merton）[23]那里已经开始注重演进与结构变化的所谓动态视角，但也只是一种十分有限的扩展，或者说只是把原来分割和静态的市场与银行的关系加以整合，从总体上讲，仍然是以市场体制作为背景和条件的，没有考虑到银行产生的历史因素，更不必说考虑中国明清时期不发达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了。因此，现行金融中介理论的适应性实际上十分狭窄，对银行或票号存在性的解释力很弱。

2票号并不是“金融中介”

本文认为，将银行或票号划归金融中介，这是传统货币银行理论的思维。票号的贷款创造货币的行为只受存款准备金的制约，而与票号持有的存款余额无关。信用创造的本质特性是债权交换。票号贷款是票号与客户之间的债权交换，也是信用交换。双方同时增加对对方的债权和债务，反映在双方的资产负债表上，即资产和负债的同时增加。同时，在信用货币时代，如果票号的资产只有贷款和存款准备金，那么社会的每一笔贷款的起源都是贷款，都是由票号贷款产生后，被非银行公众相互转手，中间或许还经过现金过渡而表现着。票号贷款产生存款，货币的创造就发生且仅发生在这一行为中。在票号发放贷款的瞬间，存款货币就被创造出来了，这就是货币的创造机制。存款货币的转移是票号创造货币之后的行为，是票号运行的问题。因此，票号不是资金的中介，票号为社会提供全部的货币资金。实际上，狭义的金融中介概念并不包括银行[24]。虽然广义的金融中介包括银行、储蓄机构等存款机构、保险公司、其他金融中介（包括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财务公司、共同基金和投资基金等），但这些不同类型的机构的作用和特征各异，本质并不相同，运用一个笼统的概念和解释是不适当的，应该有对不同形态机构的理论解释。因此，不能将金融中介理论简单地应用于票号分析。

三、票号的本质：模型分析

下面将运用分工理论[18]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对货币和票号的产生进行分析。

如果张三（C）不使用任何工具，赤手空拳地去捕鱼，他可以马上捕到鱼（即时生产），并吃掉（即时消费），但产量会很低。张三也可以回家织网再以此网（生产工具）捕鱼，这样鱼产量会大增，但织网要花时间，且织网时张三仍然要消费，却无鱼可吃。为此，张三可以与李四（B）和王五（A）分工，假如张三（A）打鱼，李四（B）织网，王五生产织网用的麻线，然后三人各以自己的产品（鱼、渔网、麻线）交换，这样则能增进各自的福祉，促进经济的发展。

但是，更为理想的是，张三可以向别人借鱼和麻线来度过无鱼可吃的织网阶段，然后在织好网捕到很多鱼后再把当初借的鱼连本带息还清。由于织网捕鱼的产量非常高，在还掉织网时期借鱼度日的本息后，他还可以保留比原来赤手空拳捕鱼还多的盈余，因此这种先生产生产工具（麻线、鱼网），再生产消费品（鱼本身）的迂回的生产方式，效益要高于直接生产消费品的直接生产方式。下文具体分析。他们之间存在着如后文分析的三种生产模式。

（一）货币的出现这一分析图式受Borland-Yang模型的启示。[17]

假设一个社会中有n个无差别的人，他们选择三种模式进行生产。第一种如图2所示：每个人自己生产麻线（A），然后用麻线织成渔网（B），再用渔网来打鱼（C）供自己消费。这时，该社会既不需要交换（即不存在市场），也不需要货币。

第二种模式如图3 所示：所有的人都被卷入专业化分工之中，即每个人只生产一种产品，与其他人完全专业化的生产者交换他所需要的物品。但是，此时生产麻线的人与生产渔网的人之间不存在供求的“双重巧合”供求的“双重巧合”，最早由杰文斯（Jevons,1875）提出，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两个人偶然相遇，一个人不仅仅手中恰好要有另一个人所需要的，而且还必须恰好需要另一个人手里所有的。参见［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第94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渔网制造者需要麻线，却不捕捞麻线生产者需要的鱼。这两个人之间的交易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是单向的。同理，生产麻线的人与用网捕鱼的人（渔夫）之间的交易也是单向的，生产麻线的人需要捕鱼者（渔夫）所捕捞的鱼，但是他不能给捕鱼者提供渔夫所需要的渔网。

第三种模式如图4所示：所有的人都被卷入分工，且存在货币（产品C充当货币）。假设不存在一个中央出纳机构以促使所有生产者同时按照瓦尔拉斯价格和数量交易产品，则在完全分工的经济中需要货币的存在。假设生产麻线的人从渔网制作者那里交换渔网，然后用渔网与渔夫交换鱼，则所有的交易都满足供求的“双重巧合”。而渔网对于麻线制造者而言就是货币，因为麻线制造者既不消费它，也不用它来捕鱼。渔网对于麻线制造者而言，没有直接的生产和消费价值，其价值在于协调下一步的交易。可见，专业化和分工对于货币的出现是必要的，而当迂回生产的链条足够长、分工水平足够高的时候，货币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产品会充当货币呢？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有两个条件：产品在迂回生产链条中的位置；产品交易效率参数。如果所有产品的交易效率参数相同，则处于迂回生产链条中间的产品容易成为货币；如果产品的交易效率参数不同，则交易效率高的产品将成为货币。如果政府或法律使纸币及相关的信贷制度能够有效率的运作，则其交易效率高于任何产品的时候，纸币就会替代产品货币，反过来促进分工和经济的发展。

（二）票号的出现

货币出现之后，分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上所有的个体都可以根据其手中所持有货币的情况分为资金供应方（存款人或者贷方，如家庭，用H表示）和资金需求方（贷款人或者借方，如厂商，用F表示）由于文章主题所限，这里不对厂商的本质做出分析，厂商仅仅作为给定变量而存在。。不存在票号的时候，资金的供应方与需求方双方直接交易。这种状况可以用图5表示。

图5将问题简化为只有H和F两个人的情况。如果存在资金供求的“双重巧合”，那么，交易顺利，不需要进一步分析；如果不存在资金供求的“双重巧合”，譬如说H的资金不能够满足F的需要，则交易不可能实现。所以，一般情况下，图5这种经济社会是不存在的。

如果资金的供应方（H）和需求方（F）的数量扩展到n，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以Hi（i=1,2,…,n）表示资金供应方的向量空间，以Fi（i=1,2,…,n）表示资金需求方的向量空间。那么，资金供求双方的交易，可以用图6表示。

在图6中，假设金融市场属于完全竞争，资金的供应量恰好等于需求量，那么，金融市场出清。但是，这种资金交易方式的效率比较低。譬如说，在没有银行的情形下,众多的资金供应方（Hi）要分别进行客户搜寻、对潜在的客户（Fi）进行资信调查，与潜在的客户进行谈判、订立合同条款以及签订合同之后对资金需求方（Fi）进行监督等工作,因此存在着大量的重复性的工作,导致高昂的成本。

进一步分析，假设金融市场不是完全竞争，在图6的情况中，资金供应方（Hi）和资金需求方（Fi）所面临的具体成本约束是不同的：资金需求方（Fi）主要面对的是声誉损失（即声誉成本）和筹资成本的约束。

先看声誉成本。借款本身容易让他人对其生产能力产生怀疑，所以，只能筹借到一定数量的资金，如果要筹措更多资金，资金供应方（Hi）必然考虑风险问题而拒绝借款。此外，如果资金需求方（Fi）到期还不了款，会进一步增加声誉损失。再看筹资成本这里为了分析的方便，省略了很多变量。在现代经济中，筹资成本指的是各种筹资费用的总和，它可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直接费用是指以某种方式从某一筹资渠道中获取―定的资金所付出的费用，它包括：借款利息及有关的手续费、管理费、承诺费等各种附加费用；股票、债券的发行费用；外资的调汇、转汇和有关手续费；其它直接费用，如必要的印刷费、广告费、人工费、代办费、邮费和其它杂费。间接费用是以某种方式筹资时，间接发生的费用。如：筹资风险调整和风险保护费；由资金使用的某些限制性条件引起的费用；筹资后企业负债上升，资信下降，以至于下一次再度筹资时筹资成本上升；筹资的风险损失。详细参见刘正山，《新编固定资产投资学》第69页。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筹措资金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如搜寻资金供应方的成本、信誉显示所需要的成本和讨价还价（如确定利率和还款期限）的成本等。假设第k个资金需求者Fk（i≥k≥1）的资金需求量Dk比较大，第k个资金供应者Hk的资金供应量Sk＜Dk，那么，Hk可以放贷的资金不能满足Fk的需要，假设每个资金供应者可供应资金量相同且mSk≥Dk，那么，m个资金供应者可以满足第k个资金需求者的资金需求。假设与每个资金供应者签订资金供应合约的成本（可以认为其等价于筹资成本）为C，则第k个资金需求者Fk的总的筹资成本为mC。

资金供应方（Hi）贷出资金，除了面对比较大的放贷成本外，还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在广义上，道德风险包含了逆向选择的含义。参见［美］乔治•阿克洛夫，“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载《阿克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论文精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放贷成本指的是，在没有票号的情形下,众多资金供应方（Hi）要分别进行客户（Fi）搜寻、对潜在的客户进行资信调查、与潜在的客户进行谈判、订立合同条款以及签订合同之后对借款人进行监督等工作,因此存在着大量的重复性的工作,导致高昂的成本。所谓逆向选择，即由于事前的信息不对称一般认为，逆向选择是由于事前的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参见汤敏、茅于轼，《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3集第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我认为，即使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也会存在逆向选择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买主和卖主都能够区分劣币和良币。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即使资金供应方知道资金需求方的情况，也可能因为其它原因而不给贷款。，资金供应方（Hi）发放贷款比较谨慎，一些厂商（Fi）为达到获取资金的目的，可能策划、编制假投资项目，虚造财务报表，操纵利润，欺骗资金供应方，资金供应方在无法了解厂商真实情况下，依据厂商所提供的信息发放贷款，导致失误，造成损失。所谓道德风险，即贷款发放后，由于利益驱动，厂商可能改变贷款的用途、投向等，欺骗和诱导资金供应方，而资金供应方（Hi）在获取厂商信息的质量、及时性及全面性等方面皆存在不对称，必然导致风险加大或损失加重。那么，不存在金融市场出清。

在这种状况下，票号的出现，一方面，可以解决资金供应方（Hi）的信息成本困境与筹资成本，另一方面，通过银行可以减少放贷成本，缓解或者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大大提高资金的交易效率。因为，通过分工，资金供应方（Hi）不必直接与资金需求方（Fi）交易，将资金委托给银行，可以节约搜寻资金需求者的各种成本，可以避免各种风险因素（如不还款风险）和追索资金的困难等产生的成本，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益预期；对于资金需求方（Fi）而言，不必直接与资金供应方（Hi）交易，直接向票号筹资，可以减少资金筹措成本和筹资风险（如通过市场无法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声誉成本（因为筹资行为或者还款能力而造成的声誉损失）、其他成本（如资金信息搜寻、多头签约等带来的成本）等，筹资规模得到扩大、筹资来源相对稳定，从而大大提高了筹资效率。

存在票号的情况，如图7所示。其中，票号用B表示，金融市场用M表示。

票号专门从事信贷业务，随着其处理的业务越来越多，积累了相关专门知识，提高了业务技能，处理信贷业务的效率比那些偶尔进行放贷活动的单个资金供应者要高得多，因此由票号来专门处理信贷业务，成本会大大降低。例如，同样一笔信贷业务，由一个储户来处理的交易成本为C，而由票号来处理的交易成本为C/，其中的C/＜C。粗略看来，这种分工带来的效应类似亚当•斯密的制针案例，也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减少了交易次数；其二是扩大了每次交易的交易规模；其三是降低了每次交易的成本。这三者分别对应着避免重复性工作带来的成本节约、交易规模扩大带来的成本节约和业务技能提高带来的成本节约。

四、票号的本质：史实分析

笔者认为，探讨票号的本质，如果忽视货币和票号发展史，忽视经济现实，凭借空想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恐怕如同科斯所说的“黑板经济学”。鉴于此，下文从历史考证的角度，通过案例分析，以期与前述理论模型的分析结果相互印证。

（一）货币的产生

正如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所说，由于存在分工，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然而，随着社会分工程度的加深，物物交换的成本迅速增大，交易效率让各方难以忍受，使得商品销售者愿意将所持有的特定商品转换成能够被广泛认同（不一定要所有的人都接受）的一种物品，即使该物品的真实价值略低于自己持有的物品的价值。

考证表明，在未开化社会（即游牧社会或者刚刚脱离游牧的农业社会），曾以牲畜作为商业上的通用媒介。中国最初曾使用过牧畜作为货币，如凉山彝族古籍中曾记载“四只羊换一头牛”的比值，它们表示货币概念的“则糜”，原义泛指牛羊，即牲畜的概称。周代青铜器铭文中还有“匹马束丝”以易奴隶的记载，即其明证。卡尔•门格尔的研究也发现，货币的观念与牲畜的观念常相结合，并表现在大部分国家的语言中。[20]

随着分工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随着职业的分化与由于职业分化所形成的都市的逐渐发展，牲畜日益难以继续充当货币。因为，保有甚至暂时性的保有牲畜，代价极大，且不方便交易。作为货币的牲畜逐渐被迫退出历史的舞台千家驹、希克斯和门格尔的考证，均证明了这一点。参见千家驹等,《中国货币演变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英］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5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奥］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第8章。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于是，出现了用贝作货币的现象。最早的贝币，是从装饰品演变而来。它分为天然贝和铜贝。从夏朝开始，人们使用天然贝作为货币。天然贝大小轻重接近，坚固耐用，耐贮藏，便于计数，便于携带和转让。商代用贝明显增加，如郑州白家庄一商墓出土贝达460 枚之多，殷墟妇女墓出土海贝达1700 枚。从中国汉字结构上看，凡与价值有关的字都从贝开始，如货、财、赋、贵、贱、赂等。

随着分工的深化，交换的日益扩大，到商代晚期，出现了象形的铜贝。它不仅在中国，而且也是人类最早使用金属的货币。在春秋战国时代，金属铸币开始流行。据《国语》记载，“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 年) 铸大钱”。秦统一中国后，货币统一于秦半两(铜钱) 。从此，方孔圆形成了中国铜钱的固定样式。汉代，由于秦钱沉重、难用、携带不便(重量为十二铢)，因此，改铸小钱。从汉高祖使人铸荚钱至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 年)，先后九次改铸，重量为二点四铢至八铢。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 年) 铸五铢钱直到唐高祖五德四年(公元621 年) 止，历时七百余年，五铢钱成为主要货币。唐高祖五德四年(公元621年) 开始铸“开元通宝”钱，并规定每十文重一两，铸造精美，布文深峻，钱上字体讲究而多变化，有真草篆体等，背文常有月纹等文饰。北宋铸钱以宋徽宗政和、宣和钱为多。[21-22]

（二）票号的产生

从明朝中期开始，中国的货币制度过渡到银两货币与铜钱货币并行的制度。洪武八年(公元1375 年) 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它与铜钱并行通用，以钞为主。由于银两和铜钱两种货币使用范围不同，国内贸易与居民生活存在着两种货币兑换的需求，从而产生了钱庄，为商人和居民兑换货币，由商业资本的商品经营资本中分离出来成为货币经营资本。钱庄，最初被称为钱肆和钱桌。钱庄，从明崇祯年间（1628―1643年）出现，至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一直称其为钱桌，意在街上摆桌子兑换银钱的。嗣后，进入乾隆朝（1736―1795年），才被称为钱铺、钱庄、钱店。这种组织与海外早期的“银行”（“Bank”）的意思一样。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最早的一部经济学著作《财政四纲》（钱恂，1902）的“银行之原起沿革”一节，考证了银行的历史。书中指出银行产生于中世纪的意大利。“银行”，英、法、德语称之为“Bank”，意大利语称为Banco，意思是“靠椅”或者“货币兑换桌”。这其实是从语言学和词源学上分析的。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现代银行出现于14世纪的意大利[23]。当代学术界也同意“Bank”起源于意大利的说法。

钱庄是现代银行的雏形。在中国古代，钱庄是买入铜钱，收进银两，兑换铜钱，周而复始，赚取银钱比价差额谋取利润的。而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约翰•F乔恩的研究，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银行是1609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当然，也有不同意见。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现代银行出现于14世纪的意大利。参见［美］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第8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不过，当年的银行只是名字同现代银行相同，从业务上看，并不是现代的银行。因为其当时的业务并没有存贷款。其实，中国古代如宋代也出现了名为银行的组织，但其是典当行。但是，即使将意大利当时的银行当作现代银行，也不影响本文的分析和结论。[24]。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有关存款银行的题外话”对此进行了描述。他说，1609年以前，“阿姆斯特丹同欧洲其他所有的地方都进行着广泛的贸易，因而带来了大量缺损和磨损的外国铸币，其价值相对于新铸造的货币降低了大约9%……为了解决由此带来的不便，1609年在阿姆斯特丹市的担保下建立了阿姆斯特丹银行。该银行既接受外国硬币，也就受本国的较轻的、被磨损的硬币，但是要依照本国好的标准货币来决定其实际内在价值，同时扣除铸币所必需支付的费用和其他一些必须支付的管理费用。”阿姆斯特丹银行与中国古代的钱庄，业务类似。但它们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它们都只是货币兑换机构，不具备银行的特性。

随着社会经济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现代意义上的银行产生了。按照现有的资料考证，中国最早具备银行特点的金融机构产生于1736年，山西人王廷荣在张家口开设的账局――“祥发永”。账局主要经营工商业存放款业务，也兼对候选官吏和官吏放账。不过，账局不经营埠际间汇兑业务。

到了清嘉庆末年，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埠际间货币流通量大增，而过去的起标运银由于很不安全，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山西的西裕成颜料庄首先在京、晋间试行汇兑办法，结果效果很好，便开始兼营汇兑业。1823年，西裕成颜料庄正式更名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后来，汇兑业务有票汇、信汇、电汇三种，与现代银行的汇兑业务没有什么区别）。接着，平遥蔚泰厚等“蔚字五联号”五家票号出现，形成“平帮”；祁县有合盛元等票号出现，形成“祁帮”；太谷县有协成乾票号问世，形成“谷帮”。世称山西票号“三大帮”。极盛时期，山西票号总数发展为28家，每家票号又有若干分店，分布在全国沿海、边远和内陆的八九十个城镇，形成了庞大的金融网络，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枢。

票号是账局的延续和发展。山西票号创立之后，经营业绩日益上升，便开始存款和放贷业务。具有存款、贷款、汇兑三大现代银行主营业务的票号，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商业银行，几乎没有区别。而今学术界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山西票号是20世纪以前中国最富盛名的银行”。

（三）票号与经济效率

前文的理论模型分析认为，不存在分工的直接融资，与存在分工时从票号进行间接的融资，效率差别很大，后者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从实证角度看，票号的出现的确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山西票号产生后，将汇兑业务推向民间，为商业活动中银钱的异地调拨服务。“一纸汇票甫到，百万现金立取”，使款项“汇通天下”，既安全可靠又省时省费。因此，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显现出旺盛的活力――分号不断扩展，形成遍及全国的金融网络。中国埠际间的货币清算，开始走向以汇兑为主代替运现为主的时代，大大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进步。

票号的产生，也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山西票号是中国最早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把分支机构直接设在国外。这些分支机构向中外商人提供金融信用，对国际间的经济交流起了促进作用。据初步调查，山西商人把自己的金融机构设在国外，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机构有合盛元、恒隆光等票号，分号遍及日本、朝鲜、俄罗斯、南洋等内。分布有日本的神户、大阪、横滨，朝鲜的仁川，俄国的恰克图、莫斯科，印度的加尔各达、南洋的新加坡等等[32]。

山西票号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从史实资料来看，19世纪70年代，中国才有民族资本机器工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机器工业或多或少都同票号有联系，或汇划经费和资本或借款。例如：左宗棠设立马尾造船厂，向福州票号一次性挪借现银八万两（山西财经学院科研处，1982）[33]；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由办军事工业转向办民用工业、有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轮船招商局的借款中有一大部分是借自票号的（孔祥毅，1998）。

五、结 论

本文的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结果均显示，作为银行的山西票号，是分工乔治•施蒂格勒曾说：“劳动分工并不是18世纪那些零星用品制造商异想天开式的实践，而是经济组织的基本原则。”（参见《施蒂格勒论文精选》第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霍萨克（Houthakker，1956）也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将分工视为一个外在的公共场所，但没有任一经济学分支不会因对专业化的深入研究而得益。”杨小凯（2000）、汪丁丁（2001）等学者认为，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发展理论的正宗就一直是劳动分工及其深化的演化研究。详细的讨论参见相关著作。本文大体赞同这些观点，但是本文的论证不同于上述学者，本文不是预设理论结论，然后设法证明。的产物。从理论模型的分析过程可见，分工经济需要货币的存在；货币出现之后，当不存在银行或票号时，资金的供求双方直接交易，效率很低；而票号的出现则极大地提高资金的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发展。从历史演化来看,分工和商品交换促使货币产生, 货币余缺的调剂产生了货币信用，货币信用走向集中产生票号，票号产生之后，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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