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

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第1篇

2005年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话题，或由新闻事件而聚焦，或是在屏幕热映之后引发。这年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中也有一些前两年的热点，在2005年继续得到关注。新话题引起人们对新现象的深层思考，丰富了原有研究领域的内涵；老话题则由于有了新角度或新的切入点，加深了人们对原有问题的认识。本文通过翻阅2005年国内较重要的10余种新闻传播学刊物中的近千篇文章，归纳了这年新闻传播研究的10个较为集中的话题，以期能对过去一年的研究动态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观照。 1、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角色、责任与效能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一新提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构建和谐社会”也成为新闻学界在论述媒介角色、责任与效能的时新话语。 有的研究者对应关于和谐社会的特点，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的目标，大众传媒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应该是民主法治的推动者、公平正义和诚信友爱的体现者、安定有序氛围的营造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观念的传播者。还有的研究者指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媒体应该凸现“建设性”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建设性”较之过去的提法更具时代气息，而“以人为本”则意味着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交流平台，顺应价值观多元化的多中心社会 [1]。 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做了辩证解析：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掩盖问题、报喜不报忧。正视并揭示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不和谐因素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并行不悖。不能将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理解为可以回避甚至掩盖社会的某些不和谐因素。大众媒体掩盖社会矛盾或许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营造出表面和谐的景象，但只有正视矛盾才能长治久安，实现真正的和谐。“和谐”归根到底是媒体、民众和政府三者互动的结果 [2]。 2、新闻伦理与职业规范：热点新闻引发的思考 2005年，新闻伦理与职业规范的话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年内的几起新闻事件不仅带来了有关这一话题的热闹言说，研究者也希望能借着这些问题在伦理争论之后达到共识，形成可操作的新闻职业规范。 事件之一是老艺术家孙道临要求付费采访，引发新闻业界、学界关于付费采访是非的讨论。付费采访在我国体育和娱乐报道领域已经出现。赞成付费采访的人多认为：既然报纸要靠信息卖钱，那么被采访对象因为提供了信息而应该获得一定的报偿。反对一方则认为，如果简单地把商业化原则推及到新闻采访，可能会使社会形成“一切东西都可以用钱收买”的观念，破坏公益性原则。在正反方并不激烈的交锋中，一个较为中立的看法逐渐成为主导，即在某些情况下，付费采访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有底线。明显涉及公众利益的，被采访对象不能提出付费请求，而媒体付费垄断公共信息的新闻采访权则属恶意竞争，应受到谴责 [3]。 事件之二是厦门《东南晚报》记者柳涛在雨中等待近一小时抓拍骑车人摔倒，引发了人们对于记者职业行为边界的思考。最初赞成和批评的网上观点几乎一半对一半，后来批评意见上升。研究者认为，救人第一、拍摄第二应是摄影记者的不二法则。当事的记者编辑对一个骑车人摔倒本身不当回事的冷漠心态需要警醒。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位记者具有很高的新闻敏感，他作为普通公民没有义务站在风雨交加的马路上提醒路人当心水坑 [4]。这种观点忘记了记者背后是拥有话语权的大众媒体。对大众传媒从业者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乃是出于权责对等的考量，而不是道德上的“苛责”。2005年6月13日，中国记协和新闻局召开进一步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座谈会，会上对于一些记者见义勇为行为的表彰实际上也再次申明了“助人”先于“采访”的职业道德准则 [5]。 事件之三是美国新闻界年内先后爆出的“古兰经风波”、“深喉事件”和“特工门事件”，这些事件都涉及到新闻报道中匿名信源的使用。匿名信源有助于记者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确保人民的知情权；但滥用匿名信源则可能导致传媒公信力下降，甚至出现丑闻，例如《纽约时报》记者布莱尔就炮制了多篇使用匿名信源的假新闻。记者履行隐匿权还可能引发司法纠纷。解决办法一是制定匿名信源的使用规范，如编辑部高层掌握信源、不把匿名信源作为唯一消息来源等；二是在司法公正和记者保密特权之间进行权衡。如何使用匿名信源，发达国家的新闻界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我国在匿名信源问题上的主要问题，是记者捏造匿名新闻来源或在新闻来源方面以保密为由故弄玄虚，这与发达国家出现的隐匿权问题的性质和背景差别较大 [6]。 3、新闻与法治：权利冲突与权界限定 知情权是记者采访权的基础，然而新闻传播的特点与维护公民的隐私权存在矛盾冲突。在知情权、言论自由和公民的隐私权保护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是近百年来一些立法者、法官以及有关学者孜孜不倦的工作。有人认为，出于社会进步的宏观考虑，言论自由权应该有逻辑上的先在地位；也有人认为，隐私权常在现实中处于弱势因而更需要法律的保护 [7]。言论自由的权利止于隐私权开始之处的提法已经得到公认，关键是这条划分起始的界限是否足够清晰合理。2005年在中国外交部和欧盟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中欧人权对话研讨会·表达自由”会议上，以下观点得到认同：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不能是含糊的法律，含糊的法律因为没有提供公平的警告而使无辜者落入圈套 [8]。 随着新闻会制度的推广和完善，“知情权”成为2005年新闻法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2005年9月，国家有关部门宣布灾害性事件伤亡的人数将不再是国家机密，应通过媒体及时公布；12月，国务院新闻办表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将努力在第一时间。然而，仍有一些官员把掌握的信息当成特权，把信息分配资格化、身份化和等级化。因而，用法的形式确定知情权的清晰内涵是十分必要的。有学者认为，知情权应包括政治知情权、社会知情权和自我知情权三个方面的内容 [9]。 4、媒介内容：我们会娱乐致死吗？ 对媒介内容过度娱乐化的担心在学界早已出现，2004年《南方周末》发表的两篇文章《崔永元炮轰电视庸俗化》和《电视为什么不能庸俗化》标志着这一讨论已经从专业问题扩大为一个公共性话题。2005年一些电视娱乐节目如《超级女声》的空前火爆，为正反双方都提供了足够的“论据”，于是对于媒介内容娱乐化以及带来的相关问题，引发了传媒业界、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大讨论。 在捞去许多“泡沫”之后人们发现，因为对娱乐化、庸俗、低俗等核心词汇的理解不同而导致的看似激烈的争论，其实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对抗。相形之下，学术界的文章显得冷静些。不少研究者认为，在整个社会加速向市场转型的宏观语境中，主流政治文化的强势地位下降，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和蔓延，娱乐节目的存在与发展有其合理性。从90年代初的综艺热到时下的游戏热、真人秀，都是这一趋势的表现。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赞同这一转向，而是应该在正视这一转向的前提下审慎诠释“娱乐”的内涵和本性，不要把娱乐误解为“愚乐” [10]。 在我国特定的背景下，媒介内容的“娱乐化”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进步”意味，然而在美国媒介文化研究者尼尔·波茨曼看来，电视的娱乐文化最终会把人类拖向深渊。波茨曼出版于20年前的著作《娱乐致死》2004年被引介到中国后获得较大关注。波茨曼认为，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倾向将带来社会智力的集体下降，人们甘心被娱乐，甘心被电视掏空，仅仅为了获得一种纵的快乐 [11]。我们会如波茨曼所预言的那样，踏上“娱乐致死”的不归路吗？这个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场简单的是非辩论而成为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终极追问。 5、危机传播：渐入成熟应对之道 2003年以来，在学术界对海啸、矿难、松花江水污染等危机事件的处理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危机传播已经成为国内发展最为迅速的传播研究领域之一。如果说，两年前的危机传播理论还停留在“谣言止于公开”的呼吁上，那么2005年的危机传播已经进入详尽分析危机信息流障碍和总结危机事件传播规律的阶段。 有研究者在对比了肯德基“苏丹红”事件和南京冠生园“旧馅”事件的不同处理后指出，肯德基的“自责”与南京冠生园的“逃避责任”、肯德基的“转移视线”与南京冠生园的“无所作为”、肯德基的“补偿”与南京冠生园的“否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鲜明的是肯德基在爆出“苏丹红”事件后只用三个星期就渡过了危机，而有80多年历史的南京冠生园在发生“旧馅”问题半年后就黯然破产 [12]。随着交往频率的提高和范围的扩大，危机事件显然再也不能用“捂”和“堵”的老办法来处理了。如何应对危机事件，如何进行有效的危机传播，成为媒体、政府、企业以及各级组织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关于松花江水污染的危机传播分析，研究者指出：前期危机识别信息公布得不充分，错失了进行危机早期干预和处理的良机；后期在危机应对信息上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又直接影响了管理者和危机信息传播者的信誉。通过分析这一个案， “外松内紧”、“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反面文章正面做”等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和媒体在处理危机事件时普遍遵循的潜规则，显然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危机事件中制约信息有效流动的主要障碍 [13]。 6、政治传播：法治化的管理观念在先 随着发言人制度在各级政府的推广，“新闻执政”成为政治传播领域的一个新口号。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各级政府设立新闻发言人是中国宣传体制上的一大进步，这标志着政府由宣传控制者向信息提供者的转变 [14]。然而，由于某些政府部门的观念转变没有跟上实践的发展，他们在扮演信息提供者角色时还多少有些不情愿，保持着居高临下的态势。有的研究者认为知情权的法源在我国宪法中很丰富，但长期以来新闻工作归口管理，各部门的具体职责和工作部署并非依据法律来办事，民众自身也缺乏向权力部门依法索取信息的权利意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确立和推广，显然向建设“阳光政府”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但要把好的制度真正落在实处，还必须有观念上的深刻认识作为保障。新闻制度代表着政府公开、透明和负责的承诺，它是政府的义务，不是权力部门对民众的恩赐，更不是制造或诱导舆论的“权谋” [15]。 除了新闻发言人这个热点话题外，2005年关于政府形象传播的文章也较多。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传播不同于其他传播，它不追求商业上的盈利，但追求政治意见的有效传达和正确灌输；不强求表面的顺从，但却着力于理想的引导和内心的控制、人心的归向。通过传播恰到好处的展示政府的作为，是现代社会政府改变公众认知和评价态度的最重要的手段。在“政府行为+对政府行为的解释=政府形象传播”的框架中，政府行为的主体是唯一的，但解释政府行为的主体却是多元的。当非常态状况出现时，成熟的政府应该竭力避免让其他主体代替自己做不恰当的解释。而要成功扮演好解释者的角色，政府必须提高自己的解释能力。从单方面的强调宣传到对政府形象传播进行学理分析，这种转变本身也彰显出我国政治传播研究正在逐渐走向理性 [16]。 7、公信力研究：扩展基础理论研究 公信力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但对这个核心概念的界定缺乏较为一致的认识，而概念的含混影响研究的深度。2005年复旦三位学者发表的《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采用了由梅耶建构的媒介公信力指标测量体系，认为媒介公信力应该包含公平、无偏见、报道完整、正确和可信赖五个标准。在全国性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研究者们指出，中国受众对大众传媒公信力的整体评价不高，电视、广播和报纸的公信力水平都没有达到“良好”。研究者们还认为，媒介公信力实际是受众对媒介的主观评价，受众接触传媒的频率和时间对公信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文化程度则与传媒公信力成负相关 [17]。 中国人民大学承担媒介公信力研究课题的研究者，在2005年发表了课题的部分研究报告。他们发现，受众对传媒的内容偏好与公信力的评价是两个问题。受众可能会很喜欢某些传媒内容，但对其公信力的评价却不高。如一些娱乐新闻，人们对这些内容没有公信力的要求，只要好看好玩就行。因此，研究者提出，公信力对于不同类型的媒体受众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严肃的时政类媒体来说，公信力会直接影响到它的收视率或阅读率，而对于娱乐类的媒体来说，公信力不是决定它市场好坏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如果它们的公信力跌出公众所能承受的“阀值”，也会影响到它们的市场份额 [18]。一南一北两地学者尽管在研究思路和视角上有所不同，但他们的严谨治学态度，使得媒介公信力研究的水平得到明显的提升。 8、跨文化传播：碰撞中各得其所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媒介自身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如何应对跨国媒介巨头的挑战、如何在文化交流的同时不丧失本土文化的特色等等问题，继续在2005年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前些年讨论跨国媒体与信息安全的文章相比，这年的研究结论显然乐观了许多。 有的研究者认为，学会宽容和接纳他种文化，是现代人具备的基本素质。有了这种眼光，就会发现，异质文化不仅不是一种要被现代化“化”掉的东西，反而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资源。只要主流文化保持着足够的文化自觉和民族特点，大众性文化消费的趋同并不意味着不同民族在文化价值和信念认同的同质化。有的研究者以印度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开放天空”政策为例，说明该国舆论担心印度文化会被美国文化蚕食没有成为现实。无论是公营还是民营的印度广播电视，反而都在竞争的压力下逐步壮大了。印度的电视屏幕不仅没有被美国化，反倒是一些境外的广电传媒在大力寻求印度本土文化的包装，以适应当地居民的口味 [19]。有的研究者指出，“文化帝国主义”一词正悄悄地被“跨文化传播”所取代，词汇变换的背后折射出研究者在价值取向上的微妙变化 [20]。

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对本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有了新的认识和更多的自信。当然，就交流就会有碰撞甚至冲突。例如，美国国旗向来是时尚促销者爱用的符号，麦当娜能穿着红色内裤、军靴，披着美国国旗呼吁人们去投票。但在亚洲国家，国旗、国徽、国歌普遍被视为神圣的象征，不得随意使用 [21]。近年来几大9、传媒教育：媒介素养与改革新闻教育 公众的媒介素养问题在2004年被重新提出后，继续成为2005年传媒教育领域讨论最集中的话题。有的研究者在详细梳理了国内外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渊源及其演进过程后发现，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媒介素养理论的提出，有感于培养公众媒介批评精神的必要，而我国学界提出公众的媒介素养问题，看重的是传媒知识的普及和如何教育公众正确使用传媒 [22]。实用目的和批判精神的不同诉求，导致了中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不同面貌。尽管有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在当今环境下培养学生的媒介批判精神更具有现实意义，但从现在多数研究文章的立意来看，实用目的仍是主要追求。2005年内，又较多的研究文章谈到在少数民族、农民群体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认为这样的教育可以提高这些人群对媒介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他们在传媒舞台上的弱势地位 [23]。 2005年出现了较多的关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文章。理论落后于实践、轻视新闻伦理学习以及知识面狭窄等问题，成为近年来急速膨胀的新闻院系必须正视的“瓶颈”。年内还有不少研究者潜心分析了境外的新闻教育模式，以期能给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走向带来一点启示 [24]。 10、新媒介研究：从分类到集聚 近年来新媒介研究的一大特点是：媒介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学术界使用新名词的速度。2004年还风光无限的“第五媒体”转眼间成了“过气明星”，取而代之的是网络电视、手机电视和手机报等“新贵”。随着各种媒介之间的技术界限被打破，媒介融合式发展的速度数倍于从前的替代式发展，让习惯于对每一种媒介的传播特性进行分类研究的学术界有些措手不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重要的不是给新的媒介形态贴标签，而是讨论新的传播形式对人类原有的交往关系会产生哪些实质性的影响。 有研究者分析了互联网上不同的沟通方式，指出电子邮件和ICQ偏重于个人性，BBS偏重于公开性，而现在流行的“博客”（Blog）则是这两者的结合，有可能发展成一种比较理想的“公共领域” [25]。一位研究者分析了网上一个著名的民间论坛“肝胆相照”，认为它通过特定符号建构起来的网上家园，确实给乙肝病毒携带者群体创造了一个平等、亲切和友爱的人际交往空间。尽管还有诸多局限，但对在冷酷的现实世界中饱受歧视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们来说，这个虚拟而温暖的网络空间已经显得格外珍贵了 [26]。 小结：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纵观2005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深入的学术交流和碰撞不多，但对一些学术问题的局部回应可以不时看到；大部分文章仍只是在陈述事实和“回顾”观点，但运用科学方法提出有力论据的论文比往年有所增多。这年的研究话题较往年相对集中，更加注重引证规范。这年内，不少研究者还对当前制约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存在的“钱稿交易”现象、国内发表新闻传播学术论文的门槛过低、研究体制不完善等因素导致了国内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不够规范，而规范的研究、共同的学术话语则是与国际学术界开展对话的前提 [27]。 注释： [1] 陈力丹：《论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电视研究》，2005年第6期；符建湘、周宇：《建设和谐社会的媒介责任及其效能解读》，《新闻界》，2005年第4期 [2] 丁柏铨：《理性认识传媒处理社会不和谐问题上的误区》，《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6期；李双龙、王婷婷：《信息传播与构建和谐社会——评述2005中国传播学论坛的几个热点话题》，《新闻大学》，2005年第3期 [3] 钟继红：《付费采访的是非曲直》，《传媒观察》，2005年第8期；范明献：《付费采访的是与非》，《新闻界》，2005年第2期 [4] 吴新文：《超越道德苛求与道德放纵——由“抓拍骑车人摔倒”事件说开去》，《新闻记者》，2005年第7期；陈力丹、胡森林：《记者职业行为的边界何在？——“抓拍骑车人摔倒”事件引发的思考》，《新闻记者》，2005年第7期 [5] 本刊记者：《新闻界有太多见义勇为的热血记者——进一步加强职业道德座谈会综述》，《中国记者》，2005年第7期 [6] 吴非、胡逢瑛：《美国政府与记者对消息来源保密权利之争——以“深喉”及“特工门”事件为例》，《新闻记者》，2005年第8期；费扬生：《隐匿权·新闻真实·审判公正》，《当代传播》，2005年第6期 [7] 林爱?：《新闻传播中的隐私权保护问题》，《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8] 丹尼尔·西蒙斯：《对言论自由的可允许限制》，《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4期 [9] 刘建明：《关于公众知情权的深度分析》，《新闻界》，2005年第5期 [10] 刘阳：《电视娱乐节目媚俗化现象探因》，《当代传播》，2005年第5期；贾秀清：《“娱乐”:从功能到本体——电视节目类型构成要素分析》，《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 [11] 李晓云：《被娱乐的大多数》，《新闻界》，2005年第5期 [12] 吴瑛：《危机传播需要的是什么？——对比肯德基“苏丹红”事件和南京冠生园“旧陷”事件的处理》，《新闻记者》，2005年第9期 [13] 陈俊妮：《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信息流障碍分析》，《新闻界》，2005年第6期 [14] 清华大学政府发言人制度课题组：《新闻与新闻执政的紧迫性》，《新闻记者》，2005年第1期 [15] 胡华涛：《新闻制度化构建种的立法问题——中西新闻公开立法原则精神的对比研究》，《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6] 李永刚：《政府形象建设的政治学思考》，智识学术网2005年5月24日；刘小燕：《政府形象传播系统结构解析》，《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7] 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8] 张洪忠：《“刻度”和“阀门”：公信力对不同类型媒体受众市场的影响》，《新闻记者》，2005年第12期 [19] 云德：《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现代传播》2005年第5期；王辰瑶：《论印度电视体制的转型》，《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5期 [20] 汪明香：《从“文化帝国主义”到“跨文化传播”》，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21] 霍志坚、夏盼：《广告跨国传播中的文化对话与冲突》，《当代传播》，2005年第4期 [22] 李秀云：《中国媒介素养教育思想萌芽的阐发》，《新闻记者》，2005年第1期 [23] 李苓、李红涛：《媒介素养：考察农民与媒体关系的一种视野》，《新闻界》，2005年第3期；林晓华：《论少数民族的媒介素养教育》，《新闻界》，2005年第3期 [24] 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如何发展——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的启示》，《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 [25] 庞大力：《传播学角度的博客研究》，《当代传播》，2005年第2期；郑达威：《信源扩张与网络公共领域现状》，《当代传播》，2005年第3期 [26] 陈红梅：《网络传播与社会困难群体——“肝胆相照”个案研究》，《新闻大学》，2005年第2期 [27] 郝俊慧：《“钱稿交易”的背后——新闻传播学科专业期刊境况探究》，《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金兼斌、王珊珊：《全球化与本土化夹缝中的生存——对“海归”传播者研究状态的一次探索性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3期

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第2篇

韩著所进行的《人民日报》对“厂长负责制”的报道研究，探讨的是发展传播学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实践，该书运用美国学者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分析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新闻媒体在国家经济改革过程中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厂长负责制”由创新者邓小平倡导之后，经历了异常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但经过十年的社会实践，《人民日报》持之以恒地对这一创新工程加以宣传扩散，使之走过了从认知阶段、说服阶段、决策阶段、实施阶段到确认阶段的完整发展过程，为中国发展传播学研究或发展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为中国发展传播学研究创造了一个较为成功的案例，为丰富和发展中国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这一成果在中国近年来的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并不多见。

此外，该著真正令人眼睛一亮的地方在于作者在实证性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研究对象之中，对这一论题更为内在的东西进行了深度开掘，通过对新闻传播学中主流媒体与政治系统相互关系的探讨，提出了具有跨学科特点的伴随关系理论，这一具有尝试性的拓展性研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初步收效。

从韩著中可以看出，著者在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从其比较熟悉的管理学基础理论出发，大胆借鉴了系统论和系统动力学的基本原理，从中生发出积极的创造性思考。韩利红从中国古代优秀管理学思想资源中汲取了主动性决策理论，据著者介绍，主动性决策源于中国古代兵家谋略制胜的思想，即在战争中通过比较分析敌我双方各种条件，主动地作出相应的决定，努力促使战局向有利于我方而不利于敌方的方向发展，其核心理念是在解决问题和作出决定中贯彻主动性原则。著者将这种伴随关系思想应用到新闻传播中主流媒体与政治系统相互关系的思考中，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媒体对于主导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政治系统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一种伴随关系，即国家新闻传播网络是国家政治大系统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伴随系统，是国家政治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国家政治系统对社会各阶层发挥引导和影响作用，很大一部分工作是通过国家新闻网络这一伴随系统来展开的。著者通过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发现，新闻媒体与国家政治系统具有一种天然的伴随关系。但这种伴随并不是依附，而是彼此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和制约，是双向互动的的关系。新闻媒体在现代社会的整合过程中，始终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特殊的社会力量。所以，一些在国家政治系统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常常会放在其伴随系统――新闻媒体中来加以解决。同时，新闻媒体又是国家航船上的t望者，对国家政治系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观察、批评和监督，履行新闻传播的社会职责。

韩利红充分论证了新闻媒体与政治系统的伴随关系这一中国发展传播学的本质属性，并具体论述了其所包含的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在伴随关系中，新闻传播的社会环境适宜性是进行政治决策首先要考虑的条件。新闻报道只有选择适当的传播时机，才能收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进而达到预期的决策目标。第二，伴随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国家政治系统与新闻媒体主要是相生的关系，即相互依存、彼此促进；同时，新闻媒体又是国家航船上的t望者，对国家政治系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观察、批评和监督，履行新闻传播的社会职责。第三，政治系统中的问题常常会转移到新闻媒体伴随系统中来解决，如通过“预宣传”的方式为国家政治系统的顺利运行疏通道路，通过新闻报道为国家政治系统打开“政策之窗”提供助力，通过新闻媒体为政府决策提供民众参与的平台，通过批评性报道传达民意、为国家政治系统正常运行清除障碍等。这些研究结论显示了著者较高的理论素养和脚踏实地的务实学风，使其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为新闻媒体与政治系统相互关系的探讨和认知走出了一条新途，既具辩证思维的特点，又在新的表述中切中肯綮，这是韩著中一个值得称道的贡献。

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第3篇

自从2001年教育部提出要在各高校有步骤地开展双语教学，10年时间已经过去。我国高校中新闻传播学科开展双语教学情况如何？具有哪些研究成果？在新闻传播学科大规模开展双语教学10年之际，笔者试图解决以下问题：上一个10年（2001—2011），在新闻传播学和相关学科的期刊中有关新闻传播双语教学研究主题有哪些；这些研究由哪些学者做出，他们隶属于哪些机构。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利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提取“新闻学与传媒”期刊专辑，检索了发表于2001年—2011年间的关键词中包含“双语教学”的所有期刊论文，得到 36篇相关论文。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目前双语教学的“双语”所指有两种：一种是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普通话双语教学；另一种是我国高校正在兴起的外语（主要是英语）汉语双语教学。本文讨论的双语教学是指后一种。因此，利用文献分析法，剔除论述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双语教学的期刊论文、采访札记、新闻信息等，共得到26篇关于新闻传播双语教学的期刊论文，即本文统计的有效文本量为26篇。

（二）研究策略。

研究过程分为两个环节：第一步，运用中国知网（CNKI）检索2001—2011年间发表的文献，选出主题中包含“双语教学”的文章作为文献分析的样本；第二步，对各样本的刊名、题名、刊物类别、研究主题、作者姓名、时间、专业等信息进行记录编码。

研究结果

（一）期刊名分析。

将期刊按照累积刊登新闻传播学科双语教学论文的数量进行排序，清晰看出，在全部刊物中，刊载论文数量第一位的是《新闻界》，有4篇，占其发表总量的15.3%；居第二位是《教育理论与实践》，3篇，占其发表总量的11.3%。

（二） 作者分析。

26篇论文中，第一作者25位，绝大多数作者在过去10年里只发表过一篇文章。绝大多数作者所在专业主要是新闻、传播或外语。对注明作者单位的文献进行分析，第一作者来自19所不同高等院校。按数量对院校进行排名，累积数量最多的是华南理工大学，计3篇；其次是清华大学和广西玉林师范学院、武汉科技学院、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各计2篇。

（三）研究主题分析。

根据文章的主体内容，笔者把26篇论文归入各种研究主题类别中，以便分析和判断过去10年里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主题哪些受到了重视。（如图一）

由上表可见，讨论最多的是新闻传播学科开展双语教学的教学目标和教学目的，计20篇文献提到此主题。其次是教材问题，计15篇；双语教学模式与方法和师资培也普遍受到研究者关注，计13篇文献讨论了这两个问题。

结果讨论

（一）双语教学目标与教学目的。

上述统计说明，在过去10年中，新闻传播学科开展双语的意义，已基本获得各研究者共识。每篇文献都认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双语能力的复合型传媒人才”，[1]是新闻传播学科开展双语教学的目标。但是，不少文献都提到，双语教学的主要障碍在于学生对教学目的的认识。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严俊曾对该院236名学生进行双语教学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2.8%的学生认为，双语教学对他们最显著的帮助是“提高了英文水平”，只有16.1%学生认为“掌握学术前沿知识”是双语教学对他们最显著的帮助。[2]

实际上，《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辞典》对“双语教学”的定义是：使用第二种语言或者外语进行各门学科的教学。由此可见，双语教学指的是用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通过第二语言学习学科知识。因此，我们应该明确的是，从教学目的上看，双语教学首先应该是专业教学，不能以降低课程或整个学科的教学质量为代价来换取一门孤立的全英文及双语教学。

（二）双语人才培养模式。

具体到人才培养模式，值得一提的是，华南理工大学教师唐孝详曾撰文介绍了该校的“新闻传播学科联动式双语教学体系”。[3]该校形成了学科、专业、方向三者整体联动，学科课程是基础，专业课程是主干，方向课程为补充，培养新闻传播学科联动式本科人才的模式。

广西玉林师范学院教师毛家武、张文峰以广西地方高校为例，撰文提出了“内外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倡导“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要打破高校专业封闭的办学传统思路，主张尝试与校内外语专业合办，资源共享；并与外国大学合办；与新闻媒体，尤其是与有双新闻传播人才需求的广西省新闻媒体合办；与党和政府的对外宣传部门共建。”[4]

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何天云在《外语院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新闻界》2006年第6期）中提出，外语院校培养新闻人才，是新闻教育专业化的产物。人才培养定位是“英语+新闻”的复合人才，将英语置于前在位置，以“双语教学”为核心课程体系。

上述几种人才培养模式中，应该说都是基于各自的办学特色形成的颇具代表性的人才培养模式，值得借鉴。

（三）双语课程选定。

双语课程选择方面，所有论述都承认：不是所有的课程都适合双语教学。但是，对于具体哪些课程适合开设双语教学，却各持一词。有学者认为，双语课程应选择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实践课，如传播学、外国新闻事业史、传播学经典论著选读、舆论学等少数基础理论课程；英语新闻写作、西方经典新闻赏析等专业实践课程。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教师谢毅却认为，比较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目前不适合采用双语教学。华南理工大学的严俊也根据对学生的调查反馈，提出双语课程的开设首先应避开那些实践操作性强的课程，如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电视摄像等。

浙江传媒学院教师赵莉提出了开设双语课程模块的建议。认为：不同专业的课程体系各有其特点，而基础类、专业类和综合类的课程都可以各成模块，每个模块可以有选择地开设一至二门双语课程。如广电专业类模块中，英美报刊选读、传播学课程体系可以设置，传播学经典选读、媒介战略管理综合类模块可以开设。[5]

究竟哪些课程适宜开设双语教学？笔者以为，不以理论课还是实践课作为绝对标准，也不以基础课还是专业课作为最终考量，双语课程的确定，最终根本标准应该是新闻传播学的自身特点。新闻传播学科本身来源于西方，舆论学、传播学等经典理论本就发端于西方；从新闻传播业发展现实来看，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当前的发展阶段也还暂时落后于西方。因此，哪些课程领先新闻传播理论前沿，与新闻传播实践的先进经验紧密结合，哪些课程就是我们开设双语教学的可选择课程。唯有如此，双语课程才能有利于学生领会传播学西方经典理论的精髓；也唯有如此，才有利于学生掌握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实践经验。基于此，再根据特点，选择组合不同的专业模块课程，最终形成学科、专业、方向三者的整体联动双语课程体系，是当下我们新闻传播学科双语教学的发展方向。

（四）双语教材选择。

在教材选择方面，所有文献普遍认为，选用合适的教材是双语教学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不少文献反映，外文教材与我国学生实际不符。许多原版教材内容过于庞杂，语言过于生僻，没有结合我国高校学生实际英语水平；另外，在意识形态方面，很难选择原版教材。

浙江传媒学院教师赵莉对该院254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教材也是阻碍学生对双语课程产生兴趣的重要原因。在回答“对原版教材的满意度”这个问题上，29%的学生认为“合适”， 35%学生认为“基本合适”， 36%认为“不合适”。[6]

对此，赵莉建议一方面引进和使用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的原版教材，同时，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弥补原版教材的不足。具体来说，是指讲授内容采用原版教材，并在网络教学平台上上传多媒体教案，补充与课程相关的视频教学内容；另一方面，提供几本汉语版本的参考书，也不失为加深对专业知识理解的办法之一。同时，教师最好配备一本汉译本，作为教学参考书，以保证英语较差学生专业课的学习。

（五）双语课程开设时间。

所有文献都认为，新闻传播学科的双语课程，开设在大学三年级阶段是最佳时机。此时，学生经过两年基础专业教育和大学英语学习，具备了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初步的英语听说能力，接着开设双语课程，可以起到比较好的衔接作用。

不少开设双语教学较早的院校，如华南理工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的双语课程，则已形成比较完整的课程体系，比较成熟的课程模块，其双语课程开设时间则不在此列。

新闻传播学科的双语课程究竟该在什么时间开设比较适宜？笔者以为，新闻传播学科开设双语课程的时间并无一定之规，应根据学校的总体目标和发展规模、办学类型、层次，开展不同层次的双语教学。

提出分层实施双语教学，缘于我国新闻传播专业设置鲜明的层次性。最近几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教育，各级、各类学校相继开设了新闻传播专业，甚至包括师范类、体育类、理工类院校也纷纷开设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各高校在办学目标、办学规模上差异大。另外，受教育资源的配备、生源水平、地域等条件的制约，迫使双语教学在学生、教师、教学内容和教学媒体的选择上都必然存在很大的差异。

统计文献中，扬州职业大学教师柏莹的《高职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双语教学实践》（《职业时空》第6卷第9期），探索了高职层次学生的双语教学；衡水学院教师郭晓丽等在《新建本科院校双语教学浅论》（《高教高职研究》2011年第65期）中，提出了新建本科院校在双语教学方面的问题。

（六）双语教学模式、教学方法。

所有文献都认同双语教学应分阶段进行，由“维持性双语教学模式”到“过渡性双语教学模式”再到“沉浸式双语教学模式”。华南理工大学教师唐孝详曾撰文具体介绍了该校的“三阶段、三水准”教学法。据其介绍，在第一阶段，该教学法建议部分章节双语教学，其它章节中文教学。即使在双语教学的章节，重难点内容也可以采用大量汉语板书和讲授，浅显易懂的部分则相反。具体到英语口语和汉语教学的使用比例，则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学生的实际英语水平和课程学时是决定的关键。第二阶段，可以在全部章节采用双语教学。板书用全英文，英语口授比例可以占到50%左右，甚至可以要求学生完成50%的英文版作业。第三阶段的第三水准为全部章节双语教学，板书全英文，英语口授力求70%以上。[7]

（七）师资培养途径。

几乎所有文献都提到双语师资的匮乏是当前开双语教学的困境之一。如何培养双语师资？不同文献方法各不相同，总结起来，无外乎是选拔英语基础较好的专业教师进行英语培训；建立开放的、动态的教师用人机制，加强校际、院际教师互聘、交流，聘请外籍教师、专家等等。

笔者认为，从事双语教学，对教师本人的专业基础知识、英语水平等都有较高要求；况且，从事双语教学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各方面都需要教师在没有成熟经验基础上慢慢探索。因此，建立成熟的师资培养制度，是当下解决双语教师匮乏的必要举措。从事双语教学的教师，在计算教学工作量、教材建设立项、评优评奖等方面，均有激励和鼓励政策。与激励制度同时制定的还有考核制度，比如双语课程主讲教师申报制度、任期教学评估制度等。

（八）双语教学效果。

已有数篇文献采用访谈与调查法，定量分析新闻传播学科领域双语教学课程的教学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浙江传媒学院赵莉教师的调查结果为：双语教学优势明显，学生欢迎程度较高，但是存在着一些现实问题：缺乏优秀的双语教材、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教学满意度不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教师贺心颖在《关于西方新闻传播史双语教学的探索与思考》（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0年第5期）中，通过问卷调查，探索了影响双语教学效果的因素，得出结论：学生的英文水平有限是影响教学效果的第一因素。

华南理工大学教师严俊通过调查发现：学生对双语教学的效果比较满意，但问题依然存在。在教学内容的实用性、新颖性和适度性上，不少同学表示“很不满意”，这些因素影响了双语教学的效果。

注释：

[1]李希光：《用新理念打造国际一流新闻人才》[J].《中国大学教学》2003年第10期

[2]严俊：《新闻传播学科双语教育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27卷

[3][7]唐孝详：《新闻传播学科联动式双语教学体系规划与建设》[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27卷

[4]毛佳武、张文峰：《地方高校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探索》 [J].《采写编》2011 年第 5 期

[5][6]赵莉：《传媒类专业双语教学创新改革探析》[J].《新闻界》2010年第5期

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第4篇

本文从8个方面回顾了2012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热点。2012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围绕变革与规范、总结与反思、深化与发展的主题和改革与创新的主线，思考理论创新、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多元、深入、前瞻”的特点。其未来研究将凸显十报告的相关精神，更多关注社会现实和公众需求，创新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关键词：

新闻学与传播学 研究热点 回望思考

变革与规范、总结与反思、深化与发展，是2012年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所呈现的主题。面对社会转型期的诸多挑战和新兴网络媒体的不断冲击，学界和业界共同围绕改革与创新这一主线，思考理论创新、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多元、深入、前瞻”的特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集中表现在围绕“走转改”活动涌现的大量理论和实践成果中。2012年全国新闻界的“走转改”工程，成效显著，收获颇丰，学界和业界贡献了几百篇文章，总结得失，深化认识。“走转改”是党的新闻工作在新时期的一大创新，是对新闻传播规律的认识深化，也是新闻媒体转变观念重塑优势、创新新闻宣传方式、提升舆论引导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良好机遇。尹韵公认为“走转改”是“改革开放30 余年来我国新闻界展示的最为壮观的传播图景”，是“新闻界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之一”。[1]刘笑盈指出，“走转改”新闻是对传统新闻学的完善与发展，也是对当代西方新闻学的扬弃与修正，这一活动是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探索。[2]鲁炜认为“走转改”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实践，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代内涵。[3]9月30日，召开新闻战线“走转改”理论研讨会，高度评价了“走转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中共十召开前，学界和业界共同回顾十年来我国出版传媒业的发展。[4]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坚持用新闻传播客观规律来推进新闻改革，把新闻宣传作为党的执政资源，将舆论引导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整合各类资源，促进媒介融合，形成宣传合力，提升了新闻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引导力。[5]

二、学科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扩展和完善

学界注重梳理学科原有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学科发展提出建议，以不断完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杨保军、涂凌波提出提升当前研究水平的两种必需路径是“走出”与“走入”：“走出”新闻学，即以跨学科的视野进行学科融合；“走入”新闻学，即以新闻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为基础，真正进入新闻学自身研究领域。[6]李文竹探讨了新闻学理论对新闻报道实践的影响和新闻学理论范式的实践导向，认为新闻学理论研究应密切结合发展着的社会现实，为媒体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7]李晖将发展新闻学明确地划分为两个阶段和酝酿期、形成期、成长期、缓慢期、重构期五个时期，为发展新闻学的研究提供了经验借鉴。[8]吴飞认为传播学可以划分为专业传播研究、批判传播研究、政策传播研究和公共传播研究等四种类型。[9]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公共传播学值得提倡，传播学者需要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公众的社会活动。常江认为媒介批评学科体系的建构需在文化、权力分配与多元性的框架内展开，赋予该学科以真正的批评力量，切实推动社会变迁。[10]崔保国、李宜篷探讨了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和传媒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构问题，为传媒经济学的学科规范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11][12]喻国明等利用共引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出了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学术地图，对中国近十年来传媒经济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状况与研究问题进行了梳理与归类，进而探究大陆传媒经济的研究范式和科学发展阶段。[13]

三、传媒改革与发展研究的深化和推进

2012年是贯彻实施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关键之年，“报纸或电视会消亡吗”之类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加速进行的出版传媒改革或许正是对这一疑问的回应。在构成传媒业的各种要素之中，平台、产业链、内容与技术是核心关键；传媒业资本运作中上市是趋势，资金是主流，重组、收购、融资、借壳是主要方式；传媒业体制与机制的改革与变革既充满了风险与挑战，又是一种机遇和机会。[14]宋建武探讨了传媒业规范改制的路径选择，并指出由于涉及意识形态及行政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多重未决问题，在实践中显得更为复杂，在理论上也需进一步明确和探讨一些深层次问题。[15]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基于当前我国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参与国际传媒集团竞争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等现实需要，报业走全媒体发展之路是必然的选择。[16]殷琦对我国广电机构所形成的内生型与外延式两种不同治理结构改革模式及其成因予以分析，并提出广电机构治理结构改革的创新路径。[17]2月，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充分发挥出版传媒集团在新闻出版改革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积极推进出版传媒集团战略性改组，切实加强出版传媒集团科学管理，着力推动联合重组，破除地区封锁和行业壁垒，实现出版传媒集团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发展。2012年也是非时政类报刊改革的突破之年，非时政类报刊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优势资源的进一步聚合，有助于主流媒体做大做强，尽快造就实力雄厚的战略投资者。

四、舆论引导研究的新机制新方法

2012年国内出现多起公共突发事件和，舆论引导继续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面对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思考新媒体环境下舆论运行机制的不同特点，阐述媒体角色和政府转型对舆论引导的影响，积极为加强舆论引导能力建设建言献策。丁柏铨探讨了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触发的条件、因素和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策略；[18]赵振宇、焦俊波在系统论视野下尝试构建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传播系统；[19]薛可、陈在案例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网络论坛中的突发事件讨论网进行了分析；[20]钱晶晶、史安斌用内容分析法对乌坎事件中政府危机传播文本内容进行分析，探索政府在处理类似事件时应采取的策略；[21]罗以澄、姚劲松考察了中国传媒在公共空间建构中的特殊角色，从宏观角度提出了舆论引导的深层次问题。[22]《新闻传播》开设了“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政府新闻问题”专题，探讨了中国政府面临的新趋势和新挑战，以及政府新闻学的未来学科建设和走向等问题。在当前的媒介化时代、围观时代以及危机常态化时代，传播领域中制度设计的关键性缺陷是意见表达的宽容度过于狭窄，政府角色转换以及关系资源的获得是走出当前舆情危机的关键。[23]

五、公共传播研究的新拓展新提升

学者们主动融入时代和社会发展进程，用学术研究服务于能源、环境、卫生、教育、外交等各项事业的社会需要，推动了公共外交、气候传播、健康传播、媒介素养教育等公共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化。公共外交、国际传播、国家形象继续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结合实际问题，探讨了奥运会与国家形象传播、国外政府和公共组织的公共外交、参与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提升国际传播话语权等话题。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赵启正院长与多国公共外交资深专家对谈的新书《跨国对话――公共外交的智慧》[24]出版。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健康议题成为社会一大关注热点，健康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国际新闻界》第6期集中刊发了几位学者不同角度的研究。气候变化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全球性问题，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作为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建设“美丽中国”已成为全国人民的美丽愿景。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乐施会共同组建的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近年来在气候变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框架下开展气候传播研究，增强了政府对媒体和NGO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扩大了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问题在社会与公众中的影响，显示了学术研究在气候传播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2012年项目中心在以往跟踪研究联合国气候谈判中政府、媒体和NGO 的传播角色与影响力的基础上实现了研究重点的转向，即转向社会与公众，实现了“两路并进，双向实力”。项目中心先后开展了“气候传播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进企业”的活动，和《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查》，了中英文版的《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研报告》。12月初项目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应邀出席多哈联合国气候大会，并在多哈卡塔尔国家会议中心中国角主持召开“公众参与，全民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边会，还与耶鲁大学联合举办了“中美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状况比较”边会，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为祖国赢得了学术荣誉。

六、网络传播研究的新领域新特征

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革命带来的挑战，是新闻传播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与思考，刺激了网络传播研究的快速发展，无论从“质”还是“量”、从宏观还是微观，这方面的成果勾勒出了本年度新闻传播研究壮阔的学科“图景”。对社会化媒体、微博、媒介融合、全媒体转型、公民新闻方面的研究，涵盖了新闻专业主义、公共传播、政治传播、新闻政策研究等多个领域。李良荣等认为互联网是人类的第四次传播革命，它掀起的新传播革命为执政党形塑了全新的执政环境，争夺传播主导权成为国家的全新课题。[25]郑保卫认为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并存共生的新的媒体格局下，传统媒体要保持和发扬传统，并有新的内涵和新的表现形式，同时适应新时期受众的多样化需求和媒体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26]刘海龙指出社会化媒体导致的困境也为新闻工作在数字时代与时俱进提供了机会，可借此重新界定新闻工作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建立新闻组织的透明性、重申新闻为公众服务的基本原则[27]。陈力丹等指出微博问政的发展趋势有四：政府从断点式危机应对走向常规化运作、从被动等待关注走向主动自我推介、问政微博呈现集群化趋向、微博问政从单方信息转向关系的维护。[28]很多学者对微博意见领袖给予特别关注。韩运荣、高顺杰推演了微博舆论传播的底层结构，并根据微博事件的类型，探析了微博舆论的演化模式。[29]李彪通过微博数据挖掘和问卷调查，对这一群体的人格特质、微博行为特征和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等进行了分析，认为微博意见领袖表现出媒体属性强化、圈群化、权力结构集权化等新特点和新趋势。[30]王平、谢耘耕以温州动车事故为例，分析了该事故中涌现出的微博意见领袖的特点及其影响力，并针对引导和管理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博意见领袖提出一些建议。[31]张涛甫等通过对微博意见领袖行动空间多重不确定性的分析，指出其行动特征有：机会主义策略、事件导向、“极化”趋向。[32]

七、“西方化”研究范式的反思和超越

学界在回顾学科研究历程的基础上，注重对学科范式进行总结和反思。2012年适逢美国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首访中国大陆30周年，姜飞撰文认为，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中国的传播学研究需要经历一个蝉蜕和化蝶的过程，找到一个传播实践和学术理论的未来平衡点。[33]《新闻大学》第2期刊发了2011年底召开的“传播革命与中国传播学：超越结构功能主义”学术对话会的一组笔谈文章，意在从传播与人类生存这一基点，反思和批判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一直以来主要遵循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为中国传播学发展出自己的宽广基础和理论空间，为其现实变化和未来发展提供了指导和启示。李彬、黄卫星认为当务之急是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34]胡正荣等反思了用西方传播理论解释中国问题时的“水土不服”，并提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应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的融合范式，将中国的传播实践纳入世界结构和世界历史的视野中。[35]

八、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新思路新目标

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与信息传播，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年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较为丰富，影响也逐步增大。白润生、于凤静、李兴国、朱天等学者从宏观角度研究了少数民族信息传播的基本问题，郭建斌、金玉萍、孙信茹、杨星星、陈峻俊等学者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对传播媒介与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化阐释。由郑保卫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报告（1949-2010）》较为完整地梳理了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业的发展状况，对不同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业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成绩和经验、问题与不足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概括与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报告由70多位专家历时2年撰写完成，是中国首部系统介绍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状况的文献，对提升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与信息传播能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11月底，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在广西大学召开，百余名专家学者与会，覆盖了全国各个民族地区。如今，论坛已发展成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并开始产生品牌效应。

除以上热点外，新闻传播研究多点开花，在新闻与传播立法、新闻与传播历史、新闻与传播教育、广告传播、公共关系等方面都有不少亮点，限于篇幅所限本文不一一展开。

回顾2012年，我国新闻与传播研究总体上呈现出“多元、深入、前瞻”的特点，研究者的深刻思考和辛勤付出，使得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不断壮大，学科影响力不断加强，学界同业界和社会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得以改善和强化，研究成果的社会转化呈现出新的局面，从而使得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成为指导我国新闻与传播业，以及公共事业良性发展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之后，随着未来政治、经济、文化和新闻改革的不断推进，将有更多的研究课题摆在我们面前。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应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关注社会现实和公众需求，扩展学科理论的系统性、适用性和前瞻性，在社会转型与历史变迁的现实基础上，发展多元走向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进一步克服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现实和理论脱钩、学界和业界隔阂等现象。

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诞生，党和政府对新闻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和工作思路，这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实践与理论。可以说党的十政治报告渗透着对新闻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期待，为我国新闻与传播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和行动路径，这方面的课题需要学界积极跟进并贡献更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随着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目标的提出，传媒改革将继续成为热点话题，如何发展新型新闻传播业态，提高新闻传媒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提升舆论影响力和引导力，增强新闻传媒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值得学界继续关注和思考。在对外增强影响力和争夺话语权，对内完善和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新闻媒体的公共属性和重要功能需要继续发掘，学界引导的公共传播研究领域需要继续拓宽，一些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需要不断拓展和深入。

可以说未来仍是新媒体的时代，新媒体引发的传播革命方兴未艾，仍将推动现有传播格局和传播观念的变革，并将继续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规律，这一研究主题也将表现得更为鲜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发展，给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舞台，期待在这一舞台上，研究者们能够为学科的未来发展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理论成果，使得我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能够百花齐放，壮大繁荣，更好地服务于传媒改革，服务于社会发展，服务于学科建设。

参考文献：

[1] 尹韵公.“走转改”的意义和价值[J].新闻战线，2012（2）.

[2] 刘笑盈.“走转改”新闻报道效应与社会价值[J].重庆社会科学，2012（4）.

[3] 鲁炜.深入实践“走转改” 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代内涵[J].新闻与写作，2012（5）.

[4] 王清.一枝一叶间 雀鸣争执何――中国版权制度十年发展综述，姜智彬.最是台城柳 烟笼十里堤――中国广告业十年回眸，吴锋.长风三万里 吹度玉门关――中国报刊发行营销十年回顾，丁柏铨.春风拂大地 兰芷芬芳长――党报改革十年回眸，郑保卫、宫兆轩.万壑树参天 千山响杜鹃――都市报十年改革与发展，陈力丹、曹文星.山中一夜雨 树杪百重泉――新媒体十年发展评述，石长顺、柴巧霞.戏演荧屏里 心曲知万端――中国电视业十年发展评述[J].编辑之友，2012（1）.

[5] 郑保卫.新闻工作理念与实践的调整和创新[N].光明日报，2012-11-01.

[6] 杨保军，涂凌波.“走出”新闻学与“走入”新闻学――提升当前新闻学研究水平的两种必需路径[J].国际新闻界，2012（5）.

[7] 李文竹.新闻学理论范式的实践导向探析[J].新闻记者，2012（2）.

[8] 李晖.论发展新闻学的发展分期[J].国际新闻界，2012（7）.

[9] 吴飞.公共传播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学术意义探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2（5）.

[10] 常江.文化、权力与多元性：关于媒介批评学科体系建设的思考[J].国际新闻界，2012（3）.

[11] 崔保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范式[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4）.

[12] 李宜篷.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方法与进路分析――对中国传媒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构研究[J].现代传播，2012（8）.

[13] 喻国明，宋美杰.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学术地图”――基于共引分析方法的研究探索[J].现代传播，2012（2）.

[14] 喻国明，宋美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CMDI）”课题组.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2012）之三 跨界、整合与改制：社会视野下2011年中国传媒业发展关键词――基于传媒业相关文本的词频分析[J].编辑之友， 2012（6）.

[15] 宋建武.我国传媒业规范转制的路径选择[J].新闻爱好者，2012（3）.

[16] 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课题组.论报业全媒体发展[J].现代传播，2012（6）.

[17] 殷琦.制播分离背景下的广电机构治理结构改革及其创新路径[J].现代传播，2012（5）.

[18] 丁柏铨.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触发研究[J].新闻大学，2012（4）.

[19] 赵振宇，焦俊波.系统论视野下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框架构想[J].现代传播，2012（10）.

[20] 薛可，陈.突发事件下网络论坛用户声望的影响因素研究：跨层次的分析[J].新闻大学，2012（8）.

[21] 钱晶晶，史安斌.从乌坎事件看政府危机传播在中国的本土化尝试[J].新闻大学，2012（4）.

[22] 罗以澄，姚劲松.中国传媒在公共空间建构中的角色考察[J].新闻大学，2012（4）.

[23] 喻国明.社会化媒体崛起背景下政府角色的转型及行动逻辑[J].新闻记者，2012（4）.

[24] 赵启正.跨国对话――公共外交的智慧[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

[25] 李良荣，郑雯.论新传播革命――“新传播革命”研究之二[J].现代传播，2012（4）.

[26] 郑保卫.传统媒体要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如何保持和发扬传统[J].青年记者，2012（21）.

[27] 刘海龙.新闻工作者微博应用的困境及其根源[J].新闻记者，2012（9）.

[28] 陈力丹，曹文星.微博问政发展趋势分析[J].编辑之友，2012（7）.

[29] 韩运荣，高顺杰.微博舆论传播模式探究[J].现代传播，2012（7）.

[30] 李彪.微博意见领袖群体“肖像素描”――以40个微博事件中的意见领袖为例[J].新闻记者，2012（9）.

[31] 王平，谢耘耕.突发公共事件中微博意见领袖的实证研究――以“温州动车事故”为例[J].现代传播，2012（3）.

[32] 张涛甫，项一.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的行动特征――基于对其行动空间多重不确定性的分析[J].新闻记者，2012（9） .

[33] 姜飞.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4）.

[34] 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J].新闻大学，2012（1）.

[35] 胡正荣，姬德强.寻找新范式――中国传播研究的现实困惑与未来想象[J].文化与传播，2012（1）.

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第5篇

“学术在传统意义上是指学说和方法，在现代意义上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①就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现状来看，尽管其“系统化”还比较孱弱，但确已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门类。本文将新闻学、传播学分别视为一个学科，新闻传播学则是包含上述两个学科的相对独立、专门的研究领域。本文只讨论一般层面上（in general）的新闻传播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不包括广告、公共关系、编辑出版等研究领域。另外，本文所研究的地域范围只限于中国大陆。

根据30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推进的特点，本文把它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1978年-1982年：学术研究逐步恢复

“”十年，新闻学术研究几乎停滞，没有一本研究性专著出版。“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新闻传播学术恢复和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大环境。

与整个社会拨乱反正同步进行的是新闻传播事业的恢复与发展。新闻报道的中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注重“真、短、快、活、强”消息的传递。报纸版面不断增加，形式逐渐多样化。一些在“”中被打倒的新闻工作者相继得到。一批在“”中被迫停办的报纸相继恢复出版。全国性报纸从1968年的4种恢复和发展到1980年的33种。②在结构上，科技、教育、文化、法制类媒体或内容开始增多。实践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对象，只有新闻传播事业本身有了可供研究之处，学术才有恢复的可能与发展的空间。

教育方面，1977年高考恢复，新闻专业开始招生，1978年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学术的持续性得到保证。研究机构方面，专门性的研究机构、学会纷纷成立。1978年，部级新闻研究机构――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成立。至1983年，专业新闻研究机构已达50多个。学会、学术刊物也纷纷恢复或成立、创办。1980年，北京新闻学会正式成立。学术会议方面，影响最大的是1980年在兰州召开的“西北五报会议”。这是“”后召开的首次大型新闻学术讨论会，“昭示着我国新闻学研究在经历了严冬之后，走向春天”。③学术期刊方面，《新闻研究资料》《新闻大学》等先后复刊或创办，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和探讨的园地。

此阶段新闻传播研究者以“”前的老一代为主，再加上有实务经验的新闻工作者以及刚刚毕业的“新手”。全国新闻传播专业的副教授、教授加起来才25人。除社科院新闻所外，高校新闻系、专业的教师基本上以教学为主，科研大多是围绕着教学展开，成果较多地表现为史料汇编、教材、讲义等，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匮乏。据统计，1978年底至1982年，我国出版的有关新闻学的论著、译著共240余部，而1983年一年就出版100部以上。这表明新闻传播学术虽在恢复，但仍非常有限，不过速度非常快。

在研究内容上，以新闻工作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主，大多属于实践领域的业务研究。新闻工作在“”中遭到极大破坏，一批优秀老报人被打倒，长期积累的有益经验被抛弃。因此，学术研究不得不从最基本的问题着手。

除传统的理论、业务、历史三大块外，边缘学科也有了初步研究，如新闻与政治、新闻心理学等。1982年，“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先生访问我国。同年11月，传播学研究座谈会在京召开，传播学研究开始系统化、组织化和专门化。这表明，新闻学在逐步恢复的同时，不断生成出新的特质。

甘惜分著《新闻理论基础》、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和艾丰著《新闻采访方法论》是此阶段代表性的著作。

“”期间，“贴标签”和“映射史学”等成了人们思考问题的常用方法，因此，研究方法的突破和改进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意义重大。上述三本代表性著作，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过，这种恢复和回归是初步的。

二、 1983年-1988年：新闻改革引发学术论争

1984年-1988年是我国改革最火热的阶段之一。新闻改革是整个社会改革的一个缩影，它起始于业务层面，并很快进入体制层面。

与新闻改革相伴随的是新闻传播事业的急速发展。1988年底公开发行的报纸达2322种，6年内增加了两倍多。电视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88年底电视台达到422座，是1983年的8倍多。④电视在全国媒介构成中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广播电视专业、学会、年鉴和专门的期刊相继创办，广播电视开始进入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范畴。

新闻教育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扩张。1983年，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全国设有新闻专业的院校达21个，新闻类专业点由1983年的16个增加到1988年的74个。1984年，新闻学专业首次列为博士学位授予专业。博士课程的开设，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

科研机构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不断向高层次迈进。1987年，研究团体发展到150个。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也于1986年先后成立，研究正逐渐成为高校的重要功能之一。从1986年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开始增添新闻学项目。人文社科领域影响较大的“吴玉章奖金”也设有新闻学科奖。

新闻改革，观念先行。新旧观念的冲突反映在学术上就是学术论争。就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而言，争论的内容当然值得叙述（本文不再赘述），但争论背后的语境以及所折射出的思维方式更值得关注。

关于新闻定义之争，不管赞成或反对哪一种定义，论争者的出发点却大体是一致的：一是要与“”期间“事实为观点服务”的说法和做法划清界线；二是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法定义新闻，与资产阶级的定义划清界线，这是方法论问题，更是立场问题；三是都讲究逻辑规定性（定义=属+种差）、科学性，与泛泛而谈的简单化描述划清界线，这是研究或学术表述问题。

新闻事业性质的讨论，主要围绕“阶级斗争工具论”与“社会舆论工具论”展开。通过广泛讨论，看法渐趋一致，持前一观点的日渐减少，反映出“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开始从人们的头脑中走出来，思想解放的进度有所加快。

1957年“反”之后，新闻价值因被视为资产阶级新闻观而一度成为研究的。⑤此时又重新进入学术争论的视域，实际上是要解决：如何看待西方新闻界关于新闻价值的论述，尤其是如何对待所谓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这个问题。与1957年相比，这次参与争论的研究者都能“由简单地排斥变为科学的探讨”。

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在1985年“讨论广泛而深入”。有学者认为，新闻真实性问题之所以成了一个似乎谁也说不清的问题，是因为其负荷太重了。真实性被加上各种别的意思，如本质真实与现象真实，特别是在错误路线盛行时，哲学变成了玄学，辩证法变成了变戏法，一时搅得人们晕头转向。⑥

党性与人民性之争是该阶段所有争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争论的焦点是新闻事业应该坚持党性第一还是人民性第一，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舆论监督。

通过以上简述，我们可以看出：学术争论的根本起因是各种思潮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争论繁荣了学术，推进了改革；澄清了一些问题；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锻炼了队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⑦1978至1988年间，共出版新闻传播学著作1050种。

传播学取得了进一步发展。1986年，第二次传播学学术讨论会召开，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传播学原理与应用》（戴元光等著）等专著得以出版。传播学的成长给传统新闻学以理论、方法和视野上的启发，系统论方法的运用就是最好的体现。

此一阶段另一引人瞩目的研究是新闻调查。它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民意调查的功能，关注的是民众对新闻改革的态度和看法，主要目的是为新闻改革服务。

三、 1989年-1991年：学术研究曲折前行

19发生的使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暂缓。1989年11月，、李瑞环分别发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重申了党的新闻工作的一些根本问题。

1989年10月，国家开始大力压缩整顿报刊。1989年和1990年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锐减至1496种、刊物1442种，⑧规模明显变小。

新闻传播研究受影响也较大。部分学术刊物停办或整顿、调整，一些学术活动不能正常举行，理论探讨气氛受到破坏，直到1990年下半年才逐渐重新活跃起来。期间，围绕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研究成了这一阶段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由于前期的积累，该阶段仍不乏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新闻理论方面，民著《系统理论新闻学》把用系统科学构建新闻学理论体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新闻史方面，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后来获吴玉章奖金优秀奖；韩辛茹著《新华日报史》对我国革命历史上一份重要报刊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

“”以后，“大部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放弃了上世纪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方式，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明显地转向了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⑨新闻学界同样如此。从学者的构成看，1991年之前的新闻传播学者（特别是新闻理论研究者）大多来自实务界，以对实践的观察、提出自己的观点见长。如火如荼的新闻改革实践也为这种“观察和思考”式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此后新闻改革虽然绵延不断，但突飞猛进式的改革几乎没有了。1991年之后，原来以教学为中心的高校新闻专业教师开始更多地转向学术研究。一批经过正规学术训练的硕士、博士开始登上新闻传播学术舞台，这也是导致学术研究旨趣发生转向的原因之一。

四、 1992年-1996年：相对平稳发展

短暂的风波很快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成为全社会的重心。新闻传播事业、教育和学术都迎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

新闻传播事业随着的结束而开始大步向前发展。1992年，大约平均每两天就出现一家新报纸。{10}1995年底，公开发行的报纸种数达2089种。除规模扩大外，各家报纸纷纷扩版或出周末版。1995年创办的《华西都市报》是代表着报业发展方向的新型市民报。经济类报刊、电视节目和栏目不断创办。在经营管理上，除了发行、聘任制度的改革外，企业化管理开始引入新闻机构。1996年，广州日报社被批准组建报业集团。

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迅速。1993年，全国新闻类专业教学点为66个，{11}1997年则发展到120多个，5年实现了翻番。研究机构方面，截至1996年底，全国已有100多家新闻研究机构。{12}其中，1992年成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在我国新闻史研究中起到了很好的组织作用。专业刊物和辞书编撰更加注重学术性。

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新闻传播教师队伍出现老化、断层，中青年教师流失过多，高学历、高质量的人才引进困难等。主要原因是新闻专业教师与新闻从业人员在住房、收入等待遇上反差太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研究队伍开始出现分化。继续从事教书、研究的教师在自我意识和定位上也发生了变化。多数研究者开始从一个通过对新闻改革的论述来直接、积极参政的启蒙知识分子扭转为一个通过对知识本身的发现和创造来博取学术资本的“知识人”，提倡“为学术而学术”。其结果是新闻传播知识本身的增长、体系的严谨、科学化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成熟。从学术史的视角来审视以上变化，无疑意味着一次质的提升。

学术生态上的转换加上前期的积累，该阶段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著作，如陈力丹著《精神交往论》、黄旦著《新闻传播学》、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吴廷俊著《新记史稿》等。这些研究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耗时长，需要研究者沉下心去精耕细作。这是以上两个阶段所不具有的。

五、 1997年至今：在新的起点上迈向繁荣

1997年，新闻传播学被擢升为一级学科，成为其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新闻传播业呈现出规模不断扩大、结构多元、格局更新和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态势。

1997年-2006年间，报纸种数维持在2000种左右。经过2003年的整顿，种数有所减少，但报纸总印数、广告经营额一直在增长。都市报迅速崛起，中等以上的城市几乎都有一份甚至多份都市报。电视方面，除了电视台家数增多外，地区市以上的电视台都办有多套节目，节目播出量飞速增长。省级卫视在全国范围内竞争激烈。

在经营管理上，集团制成为我国传媒业一种主流运作形式。2002年底，全国报业集团已达39家。{13}至2005年，共有18家广电集团成立。1999年，《成都商报》相关资产借壳上市，传媒业开始涉足资本市场。都市报、电视综艺、网络传播相继为大众文化推波助澜，媒介的消费化、娱乐化特征初现端倪。

新闻教育狂飙猛进。1999年，首家新闻学博士后流动站在复旦挂牌，完整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至此得以建立。2005年在教育部备案的新闻学专业点达661个。{14}全国共有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博士点19个。在校学生约10万人，教师约1万人，教授约1000人。{15}教育规模的扩大，师资力量的增加，意味着研究队伍的壮大，再加上国家的积极引导，新闻传播研究气氛空前浓厚。

研究机构方面，1997年，中国记协成立新闻学术委员会；1998年，传媒业第一家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等四个重点研究基地相继成立。之后，又建立了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等四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跨学科、跨部门研究机构的成立反映出新闻传播研究的多元化趋势。一些新的学术组织、会议不断创办，并朝高层次、固定化、细分化发展。期间创办的较有影响的学会和会议有：中国传播学会、中国传播学论坛、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等。

从研究内容和成果上看，该阶段新闻传播学术也呈现出多元与发散的特点。

新闻理论方面，传播理论、方法对传统新闻学的影响进一步增大。以“新闻传播学”命名的教材、著述陆续出版。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深度改造着新闻学，大众媒介、网络传播、受众、经营管理等已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基本语汇。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一以贯之。200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开始实施，相关新闻学教材正在陆续出版中。

新闻传播史研究也是异常繁荣。随着积累的不断增多，通史、综合史的研究余地已经很小，地方史、专门史中的通史、个案史研究成了一种必然，新闻传播史研究朝精细化、深入化发展，广告史、管理史、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等成了该阶段新闻史研究中的亮点。

传播研究方面，除了大量、全面的引介外，并有意识开始张扬并沿着不同的路径有所开拓：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思想的梳理和挖掘，如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二是把一些传播理论在中国做验证。但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传播学仍停留在观念、理论和方法层面，创新性研究仍然较少，理论体系的建构更是无从谈起。

传播科技的发展及网络传播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媒的结构和格局，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甚至成为该阶段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中最热闹的领域。

新闻传播研究规范和方法得到充分讨论。关于新闻传播研究方法，1978年以来就不断有零星论述，但只有在1998年之后才得到整个学界的重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研究方法的进一步规范，新闻传播研究必将走向深入。

结语

综上所述，30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从整体和宏观上看，新闻传播研究在短短30年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具备了作为一个学科的面貌；第二，成绩的取得是与我国政治、经济、教育、科学研究以及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分不开的；第三，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分化的过程；第四，作为一种建制意义上的学科，新闻传播学可以说已经初具形态，但从其理论体系来看，一些基本概念尚不稳定；分支学科多是跑马圈地，尚不成熟；描述性、低层次、重复性研究较多，概念化、理论化不够。

注释

①张立文：《中国学术的界说、演替和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1)：1-9

②《中国新闻年鉴》(1982)，卷首。为控制篇幅，下文没有注明的数据均引自《中国新闻年鉴》

③方汉奇、李矗主编：《中国新闻学之最》[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1）：495

④以上数据均据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计算得出

⑤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6）：58

⑥旭培整理：《关于新闻真实性的讨论情况综述》[A]，载于《中国新闻年鉴》（1985）第74页

⑦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C]， 香港：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31-32

⑧{10}{12}《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2232、第2251页；2321页；第2457页

⑨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J]，天涯，1997(5)：133-150

{11}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6）：249

{13}该数据不包括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由地方宣布成立的报业集团

{14}何梓华：《控制办学规模提高教学质量》[J]，《新闻战线》，2005(7)：64-65

{15}张晓锋，马汇莹：《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现状与挑战》[J]，《新闻记者》. 2007(1)：62-64。

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第6篇

关键词　新闻翻译　传播模式　传播媒介　受众与反馈

中国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一、新闻翻译的研究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产业的不断发展，大众传播媒介都需要翻译大量国际新闻来满足大众的信息需求。正是出于对新闻翻译重要性的认识，一些院校开始重视新闻翻译课程，在专业中设置新闻翻译方向。目前，我国仅有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等为数不多的几所高校开设了该专业。新闻翻译是一门交叉学科，而国内对新闻翻译领域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从语言学和翻译学的角度出发的，如有学者曾对发表于1979-2006年间的有关新闻翻译研究的论文进行了收集分类，发现我国在此期间新闻翻译研究的主题中有关新闻文体特点和翻译方法的文章占61％。但是新闻翻译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活动，除了语言学和翻译学的知识外，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新闻翻译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强调新闻翻译的传播本质，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对新闻翻译实践加以分析研究。

二、翻译的传播本质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换活动，具有传播的一般性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翻译学研究者开始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即翻译传播理论，它将翻译学纳入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传播行为。沃尔夫拉姆・威尔斯在《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中提出“翻译是与语言行为和抉择密切相关的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这一定义对翻译进行动态的过程分析，逐渐明晰了翻译的传播本质。吕俊教授是国内翻译传播理论的先驱研究者，对翻译传播的本体、载体、客体、环境和效果等进行跨学科研究，他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传播，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特殊的传播活动。。翻译同样具有传播学的一般性质，即是一种社会信息的传递，表现为传播者、传播渠道、受信者之间一系列关系；是一个由传播关系组成的动态的有结构的信息传递过程；是一种社会活动，其关系反映社会关系的特点。与普通传播过程不同的是，翻译是在跨文化间进行的，操纵者所选择的符号也不再是原来的符号系统，而是产生了文化换码，但其原理却是与普通传播相同的。正是由于翻译的这种传播本质，译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翻译的传播目的，才能使翻译活动顺利地发挥信息传播的功能。

三、传播学模式下的新闻翻译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于19世纪40年代兴起于美国，韦伯・香农是其创始人。韦伯发现了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形成了传播学上的“五w模式”：WhosaysWhatin What channeltO Whomwith What effects，即：传者信息渠道受者效果。这一模式包括了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等五个方面的内容。针对这五种要素拉斯韦尔又提出五种与之相对应的传播研究：对应传播主体的“控制分析”，对应传播内容的“内容分析”，对应渠道研究的“媒介分析”，对应传播对象的“受众分析”，以及与传播效果对应的“效果分析”。按照这一模式，新闻翻译的传播模式可解读为在两种语言环境下的两个传播过程，即原新闻的首次传播：原新闻作者原新闻媒体原新闻读者效果；译文新闻的再次传播：新闻翻译者译文新闻媒体译文读者效果。因此，要使新闻在目标语境中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对新闻翻译的传播过程加以分析研究，使每个传播环节都顺利地发挥作用。

1　新闻翻译的控制分析

新闻翻译作为一种传播活动，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也就是特定的生态环境下进行的。新闻翻译者具有译者和传播者双重身份，应承担言论出版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遵守相应的传播制度。因此，译者在翻译前首先应了解特定社会制度和传播制度下的媒介控制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经济控制、思想文化和社会监督的文化控制。新闻翻译是两种语言间的传播活动，新闻翻译者除需精通双语外，还必须具备渊博的背景知识，对法律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体育等专门领域也要有基本的认识，才足以应对包罗万象的新闻题材。

2　新闻翻译的内容分析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提出了新闻选择的“把关人”理论，形象地说明了大众传播是如何报道新闻的。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挤入传播的渠道。记者是把关人，决定着那些素材应该写成新闻稿；编辑是把关人，决定着那些新闻稿应该刊播；编审和总编是把把关人，决定着那些内容应该成为重要新闻等等。而新闻翻译中，翻译者也是把关人，决定着哪些新闻应该翻译以及如何翻译。新闻翻译者对新闻价值和新闻要素的研究深刻影响着对翻译内容的选择。新闻翻译具有重要的国际通讯功能，对国家社会有重大影响，因此新闻翻译者面对全球排山倒海的外电报道，必须有能力筛选重要事件，从本地的角度，加以消化重组，同时兼顾新闻的完整性以及读者的兴趣。

国际新闻的翻译非常注重综合翻译改写，尤其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常常采用先综合整理后翻译改写的报道方式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新闻翻译中的翻译改写技巧相当于翻译领域研究的“变译”。所谓“变译”，指译者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具体而言，变译可以是摘译、编译、改译、缩译、译写、译述、译评等等方式。新闻翻译者的任务是根据新闻的不同语体，读者的立场视角，以及两种语言所处环境的不同传播环境(即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采用变译的方式，对原新闻的内容进行有选择有目的的编排整理，进而翻译改写，向读者传递其最需要的信息。

3　新闻翻译的媒介分析

媒介作为信息传递、交流的工具和手段，在人类传播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认识和研究翻译与不同形式的媒介之间的关系，非常有利于研究翻译的效率、速度、质量、翻译量的大小与翻译传播媒介发展水平的关系。如果在这方面认识不清，不注意研究，就会制约翻译传播事业的发展。相反，加强对媒介的研究，增强其可靠性、效果性，就会极大的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对媒介的认识与研究对新闻翻译者尤为重要。只有了解各种媒介的类型和特点，新闻翻译者才能通过媒介更好地把信息传递给读者。只有对新闻传播媒介有系统的认识，才能在跨媒介类型的翻译任务中顺利地将原媒介的新闻翻译成更适合目标媒介的新闻。如今，随着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型的媒介不断出现对新闻翻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新闻翻译的受众分析

受众，简单地讲就是传播活动的目的地，是传播内容的

归宿，同时它又是传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没有受众的参与，传播活动是不完整的。大众传播的受众主要包括报纸杂志的读者以及广播电视等听众与观众。由于文化、语言、政治及生活环境的差异，受众对新闻内容有着不同的兴趣及需求。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思维方式、经济发展状况等等给信息传播造成了必然的障碍。作为信息的传播者，新闻翻译者必须对译文的受众有所了解，确定受众的社会阶层、经济文化政治背景、教育程度、年龄层次、职业差异、价值取向等等随着资信革命和互联网时代的降临，如何为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和喜欢阅读的信息，是新闻翻译工作者面对的巨大挑战。

5　新闻翻译的效果分析

新闻翻译作为信息传播活动，其传播效果是评价新闻翻译的重要标准，因此，传播活动的效果如何也是新闻翻译者应当关注的问题。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效果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还指传播活动尤其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体，不管这些影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显在的还是潜在的。在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中，尤以大众传播的活动对社会的运行、变化和发展所产生的宏观效果为主要参考对象。传播效果是检验传播活动成败得失的重要尺度，如果传播者发出的信息不被受众接受，效果不佳或者甚至适得其反，那就失去了传播意义。新闻翻译的成功与否，同样也取决于新闻翻译。新闻中新词新语的翻译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尤其显著。大量的研究证明，传播效果不仅受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技巧的影响，受众自身的属性，也就是他们的阅读兴趣、政治态度、价值观等差异，也制约着传播的效果。

传播学中，阻碍信息疏通的因素被称为噪音。任何阻碍有用信息通过的障碍和不属于信息来源原意的附加物，都是传播学研究中的噪音。噪音存在于传播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中，对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产生影响。新闻翻译的过程就是信息传输的过程，如何确保原新闻信息在译语中最大限度准确无误地得以体现，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处理信息的不确定性问题。译者的任务就是尽量化小这些噪音，尽量扩展信息渠道和信息流通量，减少不确定性，降低译文读者解读原文信息的难度。

三、结语

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第7篇

关键词　新闻与传播　新鲜话题

中图分类号G20　6文献标识码A

2009年新闻传播学界的新鲜话题，只有小一半涉及对社会事件报道的分析，多一半讨论的是新闻传播中新出现的问题或整体性话题。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报业前景备受关注

“报纸消亡论”本是老话题，由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报业面临的生存困境迅速来临，3月16日，上市报业公司股价下跌83％，第二天百年老报《西雅图邮报》改为网络版，接着是4月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纸质版停刊等等，因而报业发展前景的问题，再次成为这年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

我国学界对报纸是否消亡的问题持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观点认为报纸不会消亡。有研究者认为，纸质媒介确实缺乏一些现代化的优势，然而它也具备了新媒体所不具备的长处。纸质写作是“一种个人化行为，来自灵魂深处，所要揭示的是个人的也是人类的历史、现实、思想”。它置身的不是狭小的屏幕，而是历史、现实、未来三维时空；所追求的不是即时性的喧嚣，而是恒久、厚重，并把这些提供给它的受众。另一研究者认为，在新的媒体环境中，从某家报纸改变发行、出版方式便推断出某种介质的信息载体已经过时，某个媒介时代已经结束，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未来，信息将通过移动终端传输，不管是互联网_还是报纸，都将只是新时代信息传输方式的一种。传递信息，只要接收者和发送者都乐于接受，选择任何方式都是可以理解的。而各种媒介的外在形式，都会有不同的人群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纸质媒体不会消亡，可能未来的总体发展中，使用率有所下降。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报纸会消亡，但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与网络技术、市场竞争，以及新闻网站的成熟程度有关。这位研究者认为，“报纸消亡首先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报纸在将来能否消亡不是哪个人一说就成为事实的，而是媒介发展不可逆转的规律，最终由历史实践来验证。”而对目前的报纸而言，不应回避危机，也不应该消极“等死”，应该采取积极措施有效应对。其措施可以包括，改变内容满足读者需要，走小报化道路以及推出免费报纸等。

也有研究者指出报纸未来的两个可能面向，一种是：“依据现有的发展逻辑，未来报纸很可能成为网络媒体的纸质广告，就像大型超市发送的商品快讯一样。”报纸的版面设计也将更强调秩序感和刺激性；另一种可能则是未来报纸成为比较小众化的精英读物，这也是报纸将来扬长避短的重要策略。

二、杭州飚车案：从个人事件到公共事件

最近几年的许多公共事件，包括2009年5月7日发生的杭州飙车案，本来是纯粹的个人事件，局限在个人生活圈之内，一般并不会构成公共事件。然而，这些个人事件中公权力介入后若处理不当或不公，经由媒体报道或网络传播之后，便有可能转变为公众广泛讨论的公共事件。

有研究者通过对媒体文本进行分析后指出，公众之所以关注个人事件，原因就在于媒体报道将个人事件中的人物角色进行了“原型沉淀”，而沉淀之后的原型如果切合了人们的某种社会心理，很容易形成集体共鸣。而公共事件的平息，在于各施动者的去原型化和再原型化。一旦人们的集体共鸣经历了“去原型化”(例如胡斌父母下跪，摆脱了有钱人傲慢冷漠的标签)或“再原型化”(例如杭州公安局的道歉、承诺、形象修复)，便可能被消解，公共事件随之失去了引起社会普遍关心并引发议论的基础。

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次事件实质上是对社会公共执法部门处理事件能力及其公平性的考验。”从社会心理角度看，互联网时代的公众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转向了对公权力机关，特别是执法部门是否公平、公正执法的关注。公权力机关应当把公正、公平以及制度的合理化作为信息公开的前提，学会对事件处理过程进行公开化处理，及时回应舆论的监督与质疑，争得与公众交流的主动权。

还有研究者认为，在这一公共事件中。存在多种声音是舆论的常态。每个人在接受、理解、传播信息方面都存在差异。任何人的判断都难以达到百分百的正确。

三、邓玉娇案：考验媒体报道的职业水准

2009年5月10日，湖北恩施自治州巴东县一位普通女青年邓玉娇将镇干部邓贵大、黄得智分别刺死刺伤。此事因受到媒体和各界人士的关注而成为轰动全国的刑事案件。对此案，民众的参与程度颇高，从一般百姓到新闻记者，从律师到法学家，再到各领域的研究者，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并进行了学术探讨。

就新闻传播领域对此案的研究而言，有研究者指出，邓玉娇案之所得到媒体的极大关注，其“抢眼”之处不仅在于案件涉及色情、凶杀、官民争执，故事曲折离奇，更在于案件侦查过程中，警方披露的案情一再受到质疑，侦查机关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可是，“部分媒体在进行事件报道时没有把握好客观公正的原则，在新闻中掺进自己的褒贬倾向和善恶价值判断，对引导网络舆论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

还有研究者指出，由于新闻叙述中存在的问题，“现实操作中，新闻事实和真相之间总是有一段距离”。新闻事实难以完全反映真相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外在假象的迷惑。作为记者，不能为假象所迷惑，要勇于揭示事物的真相。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深入调查，掌握全部的事实。但是，在媒体最初关于邓玉娇的报道里却看不到这样的新闻事实。另一个是语言表达的有限性。记者报道新闻人物话语的多少、轻重，以及遣词造句的使用，有意无意地表达着记者的某种意图。记者在叙述过程中，应注意不要把自己投身到故事中，或者尝试以当事人的身份向人们叙说当事人的经历，以避免误导普通公众。

四、央视改版：新媒介背景下报道新闻的尝试

2009年7、8月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开播6年、历经大小五次改版之后，再一次改版，此次改版的目标仍是“新闻立台”。这次新媒介环境下的改版引来业界和学界的关注与探讨，其讨论的话题主要集中在改版的效果、实质目标以及相关背景等方面。

有研究者针对这次改版的效果指出，业内专家对新闻频道的变化评价最低的是内容。“制度化的制约使得央视新闻频道的改变更多局限在外在的形式，更多的在于其象征意义，而非深层次的新闻理念的变化”。目前电视新闻面对的是能够接触多种信息来源和多样化新闻内容的新一代受众，电视媒介如果还局限于内容的直播与否而不是直播什么，是远远不够的。进一步说，新闻业的首要责任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如果在一个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播出的电视全新闻频道中，人们无法获取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需要知道、也有权知道的种种事实真相，那么女主播的笑靥和评论员的洞见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也有研究者谈到这次改版的本质目标，认为“‘某某立

台’的说法，其实质是要解决媒介的基础价值或核心竞争力的问题。”具体说，就是世界交往一体化的形成以及传播技术革命，使人们面对的信息环境不再是经过传统媒介“精心配置”的规格严整的“营养餐”；而是多元丰富、主旨各异的“自助餐”。传播领域这种“游戏规则”的改变，使得“媒体要成为聚合各种社会资源的平台，更加开放的媒介运作的模式，其实质就是要实现一种传播权利的让渡”。这种权利让渡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选择权分享、参与权以及媒介接近权。

还有研究者指出，这次央视改革，即便只有象征意义，其象征意义也是非同寻常的。它可能会推动央视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重新思考央视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角色和功能。这个新的历史语境表现为：网络时代的受众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舆论的积极主体。如果央视不能适应这个新的语境或者无视舆论的期待，那么就会丧失相应的新闻话语权。

五、3G：媒介融合进程中的媒体发展新思维

3G，全称为3rd Generation，中文含义就是指第三代数字通信。它的主要优势是在速度上的提升方面，能更好地实现在全球的无缝漫游，处理图像、音乐、视频等多种媒体形式，并提供包括网页浏览、电话会议、电子商务等多种信息服务。3G为处于媒介融合新背景下的传统媒体提供了新的发展思维，学界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它对手机电视、手机出版和数字报业的影响上。

有的研究者指出了3G技术与手机电视结合所能产生的影响。3G手机电视将以技术融合为先导，关注内容融合，以依靠人与媒介的良性融合实现人性化传播为终极诉求，整合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的信息资源，发展成为大众生活的贴身伴侣，从而改变大众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从宏观意义上说，“3G手机电视的发展将催化一个跨越通信、广电和互联网领域融合新市场的成长。”3G手机电视的出现，造成手机电视产业链，它将打破传统电视媒体产业基于地理和市场渠道的行业与市场分类，创造网络提供者、内容供应商和电信运营商融合的新型产业链条。

另一位研究者探讨了3G技术对手机出版的影响。在3G时代，手机出版将突破图书传统的图片、文字表现形式，而会出现视频、音频、图片、文字、动漫等多媒体表现形式，手机出版的内容吸引力和表现方式得到极大增强，也将成为整合视频、音频、图片、文字等多媒体资源的全媒体。“数字出版将会通过手机这一平台，得到史无前例的激发和释放”。

也有研究者探讨了3G对报业的影响，认为目前报业如果及早转型、资源整合得当，3G不但不是“危”，反而还是“机”。面对3G挑战，报业应该调整思路，坚定走报业数字化道路。报业内容具有原创优势和品牌效应，因此应该将现有的资源优势和新技术，新媒介紧密结合，实现报业和信息网络传播技术的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报业的数字化升级。

还有研究者谈到了手机出版的产权保护问题。从目前的手机出版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来看，存在着出版主体不明确、出版监管难度增大、数字版权保护技术尚不成熟等困难，因此构建手机出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应完善互联网出版的相关立法，积极推行数字版权自愿登记制，以及建立和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六、民生新闻十年“拐点”的新思考

民生新闻原本是新闻传播学界关注的老话题，2009一年正逢民生新闻创办十年，在对其发展历程的反思过程中，学界对新时代环境下新闻业的发展出路有了新的思考。有研究者认为，以往的民生新闻存在较大缺陷，需要在发展中加以规避。这些缺陷在于，一些民生新闻栏目一味地堆砌天灾人祸、邻里纠纷等生活琐事，反映出从业人员视野狭窄。对“民生”理解偏颇；一些民生新闻栏目几乎把全部精力用于受众的娱乐和消遣上，忽视了新闻的疏导、认知、教育等社会功能，放弃了提高受众品味的社会责任。“民生新闻如果把握不好‘为民生计’的根本宗旨，很容易在内容的选择或角度的选取上滑向低俗。长此以往，媒介只会弱化人们的思维能力，最终把大众推向单调与平庸”。

另一研究者在比较公民新闻与民生新闻时指出，公民新闻的缺陷在于信息通常以片段性的事实、彼此割裂的状态传播着的，事实的各个片段之间缺少有机的结构；而民生新闻扮演的关键性责任恰恰就是在这些片断之间形成。种展现事实真相的客观逻辑，给人们一种观察社会的框架、把握事物的逻辑、判别是非的标准。这一点应该成为未来十年民生新闻争夺的重要价值点。

还有研究者认为，民生新闻已进入新的时代，即民生新闻3.0时代，其背景是TV3.0对Web3.0。这意味着民生新闻不可避免面临来自新媒体的冲击，必须向互动与多元的网络学习、进一步融合网络，应该成为这一阶段电视民生新闻谋求突破的核心理念。因此，民生新闻应优化升级，深度介入生活，坚持主流的新闻理念，从而构成民生新闻3.0的视阈。

也有研究者认为，电视新闻故事化的叙事方式有利于民生新闻的个性化。“故事化的叙述方式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手法诠释民生新闻，立足于民生的内容和民本的取向，将民生新闻故事画、情节化、人物化、细节化，能够使民生新闻更贴近观众的日常生活。”当然，媒体在使用这种叙述方式的同时也应该注意防止过分故事化，以免影响新闻的真实性。

七、传播新技术发展引发网络版权悖论

网络版权问题在这年初就引发了学界的较多讨论，到年底，藉由谷歌数字图书馆侵犯著作权事件，网络版权再次成为公众和学界关注的焦点。

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2006年就已出台，并能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法律框架，但因其用语的抽象和具体规定的缺陷，引起学界的争议。2009年10月出台的保护图书馆著作权的通知则要求：“图书馆要依照著作权法律法规，按照‘先授权、后传播’的作品使用原则，杜绝未经许可复制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这是目前可以援引的关于网络数字图书馆版权使用的法规，但却难以解释复杂的网络传播带来的问题。

一位研究者指出，我国数字图书馆侵权案呈现“三多”趋势：一是侵权案件数量逐年增多，由2002年法院审理的5超数字图书馆侵权案件增加到2008年的771起，8年来增加了154倍；二是人增多。由早年的几个人发展到2008年的大规模集体维权行动；三是被诉数字图书馆机构增多，其中涉及部分高校图书馆。

另一位研究者指出，近几年开始流行的P2P技术及其软件，是网络版权侵权案例的高发地之一。P2P技术采用的是端到端的传输，在这个技术所架构的平台上，没有中心服务器来存储这个平台上所传输的数据，而是由用户提供数据，在用户之间分享。这样就很容易出现一种情况，用户A付费合法取得了具有版权的内容并免费分享给用户B，那么用户B的使用就有可能存在侵权问题。

有的研究者认为，数字图书馆将著作权人的作品上载到国际互联网，扩大了作品传播的时空和接触作品的人数，超出了作者允许社会公众接触其作品的范围，便构成侵权。还有研究者认为，根据网络传播的新情况，应在版权保护与信息资源共享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著作权的核心价值源于作者与其作品。根据私法精神所具有的权利神圣的基本原则，作者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行使其权利而不受他人非法干涉；而鉴于作品本身赋有的社会教育、欣赏、知识普及等社会价值功能，这就需要调整著作权人与作品公众使用者之间的利益，维护著作权人的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问的平衡。

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第8篇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正如谭天在《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中指出的，质化研究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身分析欠缺精确性、研究没有同一程序、很难建立公认的质量衡量标准的问题，而且质化研究可以解决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层信息、无法获得具体深入问题本质的弊端。而张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种方法，对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为研究工具，其实是不分你我、彼此补充的，只有充分协调利用这两种有效的工具，我们才能在研究传播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对于新闻传播学科中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第9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科；双语教学；方法

近年来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对参与全球化运作的人才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加入WTO以后，我国更加快了迈向市场和教育全球化运作的脚步。伴随着高教体系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意见”。其中规定，在部属的高校实行双语教学，并强调率先在金融、法律、生物工程、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以及其他国家发展急需的专业使用英语教学。目前，在我国的一些高等院校的某些专业，已经开始陆续试用国外教材进行双语教学，以培养与国际接轨的人才，为中国经济腾飞做人才储备。本文拟就新闻传播学科进行双语教学的必要性、课程选择、时间安排、教师要求及其相关教学方法做一粗浅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推动新闻传播学科双语教学的发展。

一、新闻传播学科开展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所谓“双语教学”(bilingualeducation)，是指在专业学科课程的教学中，采用国外原版教材(通常是英文教材)，而授课中采用中(汉语)、外(英语)两种语言交叉进行，作业、实验、考试均采用外文(英语)的一种教学方法。目前，在我国，双语教学只是在试行阶段，各院校对双语教学都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双语教学科目的选择还比较盲目，专业主要集中在理、工、农、医及经济等学科，文科涉及较少。其实，在社会学科的部分学科，如新闻传播学科推行双语教学也是非常必要的。

传播学自80年代初传入我国，20多年来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总体来看，还是处于引进、吸收、消化阶段，而且引进的速度是有限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激励机制的问题。目前我国大陆各高校中，翻译作品在职称评定和考核奖励制度中都不做计算，这种机制打击了相当一部分有翻译能力的高校专业教师的翻译热情。这种背景下，传播学的译著很少。反映在教材中，则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国外同类教材相提并论。国外许多有关传播学发展的新观点、新方法、新研究成果都无法在我们的教材中得以体现，因此，在新闻传播学科选用原版英文教材，对促进学科的发展，培养与国际接轨的传播学人才都是大有好处的。

二、开展双语教学课程的选择及时间的安排

1.课程的选择

选择进行双语教学的教材应是国外优秀的教学用书。国外教材内容选编思路和编写形式与国内教材的风格完全不同，国外教材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短处。国外教材知识较新，反映了学科前沿，内容层次分明，概念叙述详细。但国外教材在一些内容上说明得过于详细，反而觉得累赘，看起来厚厚的一本国外教材与国内同类教材相比内容要少而且简单。因此，选择哪些课程采用双语教学不能盲目行事。本人认为对于比较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目前不适合采用双语教学，因为国外教材内容相对较少，加上学生英语水平偏低，课堂接受能力和课外复习能力较差。专业基础课是后续课程的基础，如果专业基础课程的内容少又学得不好，势必影响后续课程的学习。所以选择学科性而不是基础性的专业课程作为双语教学课程是比较合适的。

2.时间的选择

最好不要在大学一年级采用双语教学。大学一年级学生的英语水平只略高于高中的英语水平，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均比较差，而且词汇量也少，如果这时候实行双语教学，会感到困难重重，教学效果比较差。在目前双语教学尚处在逐步探索和逐步完善的阶段，最好在大学三年级上学期开始，在大学三年级、四年级连续安排进行双语教学，并选择合宜的学科专业课程作为双语教学的课程。高校的大学英语一般开两年，在大学三年级，相当部分学生已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统考，学生普遍已有了较好的英语基础，这时采用双语教学对学生来说困难相对要小些，可避免学生一开始就产生的畏难情绪。另外，在大学三年级上学期开始连续合理地部署、安排双语教学，可延续英语学习，符合大学英语学习四年不断线的指导方针，对学生的英语学习可起到一定的促进和提高的作用，而且可在基础英语学习之后，将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转移到自己的专业上来。

三、开展双语教学对教师的要求

1.对专业教师英语口语水平的要求

我国高等院校的教学(除某些学科专业英语外)一直以来都是采用汉语教学。现在进入双语教学阶段，任教教师基本上能熟练阅读英语教材，采用英文板书经过短时间训练也能做到。但是用英语口授课程却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这并不是指教师不会讲英语，而是讲英语时的语音、语调和语言使用的正确性，对于没有经过较长时间专门进行口语训练的教师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双语教学中口授主要采用英语，辅以汉语，如果教师在用英语口授时语音、语调不准，学生听不懂，将大大影响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还会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此外，双语教学不仅是要学生掌握所学的这门课程的内容，而且还要通过双语教学来提高学生对本专业英语的听、说、读、写各方面的综合运用能力。教师英语口授时语音、语调不准非但不能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反而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开设双语教学，不能盲从，要有一定的师资条件，若不对教师进行授课前的英语培训，就要教师开设双语教学，双语教学最终只会留于形式。要使双语教学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在授课前，首先要做好双语教学任课教师的英语，特别是英语口语的培训工作，至少要进行一学期的口语专门培训，以提高教师的语音、语调和语言表达的准确性、流利性，这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做好学生的表率很重要。

2.教师的信息搜集能力

实施双语教学，教师最头痛的事莫过于材料的匮乏。要了解本学科国际水平的最新研究动态，教师必须具有一定的信息搜集能力，主要包括信息获取、信息整理和信息利用三方面的能力。在获取信息方面，可以到图书馆查阅国内外专著和英文文献材料，甚至向图书室建议购进所需外文教材；也可积极开展调研活动，向其他高校取经，吸取别人实施双语教学的经验；还可以通过因特网追踪国际学科热点、下载供课堂教学用的英文材料等。积极地与国外同专业教师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帮助，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四、双语教学的教学方法

1.合理组织教学方案

开展双语教学时，由于口授课程时以英语为主，汉语为辅，还要解释一些生词和难句，为了不影响教学进度，在授课前应“吃透”整本英语原版教材的内容和语言难点，充分做好备课工作，首先要确定授课的重点方向：一是传授专业知识；二是解释难以理解的语言表达方式。这是因为英语语言的表达方式与汉语的思维表达方式在很多方面大不相同，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困难，而这正是在外语学习方面需要认知或习得之处。当然，鉴于大学三年级学生英语语法、结构已接触多年，专业课的教师在授课时主要任务还应是疏通理解，帮助学生尽快汲取文中的信息，而不是流连于语法结构讲解。另一方面，教师在备课方案中，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教材内容要求和实际应用状况，计划一些讨论题和某种课堂讲座方式，这样可以充分地利用学生想表达自己观点的情感，启动学能，调动学习积极性，释放学习潜力，有助于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时，自然地习得英语。笔者认为，组织采用同一学科专业原版英语教材的教师一起讨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很必要，教师们可以从同一层次的学生水平上，从不同的角度讨论如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制定出符合本校学生具体状况的详细合理的教学方案。

2.结合采用电化教学和多媒体教学手段

双语教学中可组织上同类课程的双语教学任教教师设计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教学课件可以选择采用全英语或兼有中文和英文的两种方式，这有利于学生的复习和自学。课件中的讲解聘请英语专业教师或英、美籍教师来录音，这样可避免因教师语音、语调不准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采用多媒体教室上课，可节省板书所花费的时间，从而可改善教学进度。多媒体课件可集声音、动画、文字、图像为一体，因此在讲课时，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可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笔者认为，观看影像式的教学手段毕竟不能代替面对面的教学，教师仅凭多媒体的手段，无法及时得到学生的反馈，无法了解学生的理解程度及需要表达的要求。多媒体的教学只是教师授课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它能刺激学生课堂学习兴趣，但在整体课堂组织教学中，难点疏通、提问、回答、答疑甚至讨论之类的面对面师生间的交流，仍是帮助学生理解、汲取知识，提高技能的重要环节。多媒体的手段只有结合这些传统性的环节，课堂教与学才可能成功进行。单纯的外语课或专业课教学是如此，双语性的专业课教学也是如此。随着市场、经济、技术全球化脚步的逼近，我国教育也日趋向国际市场开放，我国许多有条件的学校，都在适量开展学科原版英文教材教学，以适应“全球化”人才的需求。新闻与传播学科由于自身的学科特点，虽然未被列入教育部试点专业，但若能在教学中及早尝试并坚定双语教学方法，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学生的热情，就一定能提高整个学科的教学水平。既有利于学生掌握本课程国外的最新动态，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英语运用能力。

参考文献：

①张慧、杨同忠：《将双语教学运用于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教改初探》，《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9卷第5期。

②胡健生：《谈“双语教学”在教学中的应用》，《生物学教学》第25卷，2000年第3期。

③王秀敏：《利用多媒体手段实现双语教学》，《辽宁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27卷，2000年第2期。

④束定芳、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⑤王初明：《影响外语学习的两大因素与外语教学》，《外语界》，2001年第6期。

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论*文*网]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

[1]宋兆宽.关于新闻传播学教学问题的思考[J].教育与职业，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