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知识范文

新闻传播学知识范文第1篇

关键词：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现状；研究困境；未来发展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3-0054-07

我国有关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97年1月24日《南方周末》以《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爱与恨的纠缠》为题编发的三位学者的文章，至今已经整整15年了。无论是在当代知识分子研究还是传媒文化研究中，“电视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新类型，都越来越受到关注。作为新闻传播学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我们在看到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目前在研究中存在的困境，思考未来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发展方向。

一、电视知识分子的概念界定及研究背景

1.电视知识分子的概念界定

“电视知识分子”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批评电视固有的弊端时提出来的，意指那些热衷于在电视上露脸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然而目前我国学界尚没有一个关于电视知识分子的权威定义，结合15年来我国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对它作如下界定：

电视知识分子，主要是指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同时又非专业电视从业人员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特邀专家或嘉宾解答电视观众的问题，或者就某一社会热点问题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发表见解，多为大学教授、研究员等，属于高级知识分子阶层。

我们可以对这一定义作进一步理解：

第一，“电视知识分子”是那些经常上电视但又非电视媒体内部从业人员的人。

第二，从功能上看，知识分子上电视，多是就社会问题发表看法或传播知识，这是他们介入媒体的价值所在。

第三，从身份上看，在电视上发言的知识分子一般为大学教授、研究员，这是电视媒体邀请他们最看重的身份标签，也是这部分知识分子能够频繁出现在电视上的资本所在。

在我国早期的研究中，“电视知识分子”被等同于“屈服于电视的知识分子”，这其实是忽略了电视知识分子所继承的知识分子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对公众进行启蒙的重要传统。在西方，利用电视这个现代媒体进行思想传播、启迪公众的重量级知识分子大有人在，如萨特、罗素、布尔迪厄。当然，由于知识分子介入电视是个新现象，这个概念的褒贬内涵也就尚在争论中。就我国而言，这一概念经历了一个从早期的贬义色彩到现在的中性色彩的转变过程。

2.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背景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视刚刚普及之后，就出现了函授性质的电视教学栏目。这应该算作我国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的早期接触。进人90年代之后，国外“脱口秀”节目被引进，谈话类节目风靡一时。于是，一些知识分子渐次走上电视，这类节目在精英学者和普通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非常有效的沟通桥梁。伴随着这样的过程，电视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出现了。

随着观众对文化需求程度的提高以及电视媒体对收视率的强烈追逐，电视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以各种方式参与到电视节目中去。到2006年，知识分子与电视的亲密接触达到了顶峰，这一标志即是《百家讲坛》的火爆一时。《百家讲坛》作为“明星发射塔”，先后推出阎崇年、刘心武、易中天、于丹、王立群等多位“学术明星”，其气势之大、来势之猛，前所未有，这也标志着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日益成熟。

在电视媒介强大的影响力面前，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走出了“象牙塔”，走上电视屏幕，显声留影，传播自己的学术成果或社会主张。这是一个传媒对接学术的时代，也是学者易成明星的时代。新的传媒时代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知识分子是应该坚守他们传统的学术操守，冷坐书斋，还是应该勇敢地走上电视，成为“文化传教士”？在人文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的今天，究竟是什么成就了这些文化明星？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知识分子纷纷“触电”的表象背后又隐藏了什么？《百家讲坛》红火之后，国内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这无疑为中国当代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背景和研究课题。

二、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现状

对“电视知识分子”现象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1997年1月24日的《南方周末》。随后何东在1997年第5期的《天涯》上发表《电视“知识分子”》，周安华在1998年第2期的《文艺争鸣》上刊登《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随着《百家讲坛》“造星运动”的进行，国内关于“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也相应多了起来：如时统宇的《试论电视知识分子》和《电视知识分子的前世今生》（1-3）、李兴亮的《知识分子与电视的关系新论》、刘艳臣的《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状况浅析》、黄宁的《电视知识分子的传播逻辑》、胡畔的《解析电视知识分子现象》、吴世文的《试论我国电视知识分子的公共事务参与》、郑萍的《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特殊性及其作用》等。2007年，《中国传媒报告》第4期发起了以“媒介、知识分子与公共性”为中心的学术专题讨论，掀起了国内讨论知识分子与传媒关系的一个小高潮。

在学术专著方面，目前颇值一提的：一是陈媛媛的《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媒介形象研究》，该书第一次较深入地分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呈现出的媒介形象，其中探讨了知识分子媒介形象呈现社会语境、主要方式、形象内涵以及制约机制。该书将对知识分子的研究深入到定性与定量两种方法的使用上，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可认为是在这一领域的开创性著作。二是牛慧清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关系研究》，这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关于知识分子与电视关系方面研究的比较规范的专著。书中对知识分子介入电视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指出知识分子介入电视的两种互动模式：历时主导模式和共时主导模式。对知识分子介入电视这一行为所产生的异化倾向，作者也给予了深入的剖析，并探讨了知识分子与电视可能的良性互动。

总体说来，这些论文及著作均以知识分子与媒介关系为中心，从不同角度切入，论述当今媒体时代知识分子与电视的关系现状及存在问题，总体基调是批判性的。

在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中，关于“学术明星”的研究占据其中相当大的比例。“学术明星”是指在学术界有一定声望的学者通过在大众媒体（尤指电视）上面向大众展示形象、传播文化知识，从而成为人们所熟知并产生明星效应的知识分子。“学术明星”作为电视知识分子日渐成熟的标志，成为学者们探讨的热点。以“学术明星”为关键词研究这一现象的文章，较有价值的如颜敏的《学术明星的崛起与人文知识分子的现实定位》、阎翠静的《浅析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学术明星”现象》和《从学术明星现象看大众文化的回归》、柯婧的《学术明星与文化快餐风潮下的符号暴力》、章芝羚的《学术明星：文化传播与大众传媒对接的产物》、李倩倩的《对学术性节目与“学术明星”的思考》、惠东坡的《“学术电视”需要“学术明星”――以央视“百家讲坛”为例》、许闹的《透视知识分子的“学术明星化”》等。至于其它以“易中天”或“于丹”为个案，探讨学术明星现象的较有学术价值的文章更是数以百计。

在对电视知识分子的关注上，形成连环重磅效应的是《当代传播》杂志。就在2003年，即《百家讲坛》调整策略，收视率开始回升的当年，《当代传播》便在第2期推出郭五林的文章《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思考》，接下来，此文章便如引玉之砖，引起了后来学界的一连串讨论，陈力丹在2004年第2期的《当代传播》针对郭五林的文章抛出《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追问》，紧跟其后，黄顺铭在2005年第3期的《当代传播》上发表《“教授走进直播间”与“布尔迪厄式批判”》。2006年第1期的《当代传播》中，党生翠的文章《“公共知识分子”、“传媒知识分子”与“节目专家”――传媒时代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关系探析》再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可以说，在对学者与电视的关系的敏感度上，《当代传播》是走在前列的。

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目前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电视知识分子现象产生的原因人手，认为现代传媒的媒介特性是电视知识分子产生的客观条件，而大众的时代及文化需要是电视知识分子产生的根本原因。“易中天的崛起完全是电视的功劳，易也写了许多相当有趣的著作，却并不流行――电视的平台将易中天变成新的偶像……没有电视，就不可能有易中天的火爆。”

第二，从学术角度分析电视知识分子现象。认为在电视知识分子那里，学问实则已经变成敲门砖。一旦敲进了名利之门，知识分子一贯秉承的学术追求便被丢到了脑后。也有不少学者认可电视知识分子现象，认为这是连接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有效途径，是学术大众化的有益尝试。

第三，从文化角度分析电视知识分子现象。这类文章所占比例较大，因为电视知识分子现象首先无可争议的是一个新文化现象。它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在社会转型期所表现出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有其特殊的文化意义所在。

第四，对电视学术明星现象存在问题的反思。对于一时火热的学术明星现象，很多学者也进行了冷思考，表达了他们对这一现象可能潜在的负面作用的忧虑。如李倩倩认为，电视知识分子与歌星、影星不同，其特殊的学者身份，加上他是以科学文化知识或思想为手段来服务公众的，这必然使得他所产生的影响难以估量。电视知识分子应该深深地思考，如何才能扬长避短、避免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另有学者在反思学术明星现象时，提出了“知识分子”与“知道分子”、“书斋学者”与“明星学者”的区别，并对这一伴随电视媒体而出现的对知识分子的区分现象进行了考量。“乐观派”认为：“当今语境的“‘知道分子’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传统角色在现代传媒社会中的一种变身”，而“悲观派”则认为，“教授是电视台的工具性符号”，部分知识分子以“上镜率”和“收视率”来获得附加资本，并扰乱学术自身的游戏规则。出于如何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考量，有学者提出要建立公共电视台，认为当下在我国消费文化“一统天下”、精英文化淡出历史舞台的问题症结在于公共电视的缺失，这的确不失为一个思考未来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及使命的一个方向。

三、新闻传播学中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困境之围

1.中西知识分子概念界定的不同

“知识分子”一词的最早来源有两个，一是来自19世纪的俄国，当时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被称为“知识分子”。二是来自19世纪末的法国。在1894年的德雷福斯事件中左拉、雨果发表了《知识分子宣言》。后来这批为社会正义辩护、批判社会不正义的人士就被他们的敌对者蔑视地称之为“知识分子”，它同样是指那些受过教育、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的一群人。

从以上两个源头发展下来，到目前为止，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主要有曼海姆的“自由漂移的知识分子”论、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论、萨义德的“业余知识分子”论、福柯的“普遍与特殊知识分子”论、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论。这些理论各有特色，但基本上都将社会良知和批判精神视为知识分子最具特质的内涵，这是和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一脉相承的。

“知识分子”一词被引人中国后，我国出版物和学术界对它的界定更是各式各样。1989年版的《辞海》中的解释是：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社会学百科辞典》认为：“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以依靠脑力劳动获取报酬为其主要生活来源的社会阶层。如科学工作者、医生、教师、记者、文化工作者等。”从这两个定义不难看出，我国更注重从知识水平方面来框定知识分子。然而，随着国民整体文化水平素质的提高，简单地以文化程度的高低界定知识分子，未免过为宽泛。牛慧清在其专著中这样界定：知识分子“主要是指受过高等教育，在自己所属的专业领域内取得一定声誉并在社会上产生一定作用和影响的人士”。这个定义比较切合当今中国的实际情况。

所以，在中西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其对“知识分子”概念重心的强调是各不相同的。与中国学者强调知识分子的“知识性”不同的是，西方学者更看重知识分子的道德超越性和社会批判性。“知识分子”概念的不同内涵，直接导致了中西对“电视知识分子”概念理解的不同，这样，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词，但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却不尽相同。由于西方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早于中国，本应多向西方学习的中国学者却往往在具体借鉴时产生概念或范畴上的困惑。这样，中西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仿佛走的是两条不同路线，偶有交叉却只能各奔前程。

2.理论的本土化问题及与本土理论的结合与矛盾

“知识分子”一词原本就是个舶来品，无论是西方的知识分子理论还是电视知识分子理论，其成熟度都高于中国。因此，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引介西方理论的工作。然而，任何西方的理论一经介绍到中国，就必然要开始其本土化历程，结果只有两种，要么最终变为我们自己的话语，要么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逐渐消弭。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者也必然要面临一个外来理论本土化的问题，这即是萨义德所说的“理论旅行”的结果。

西方的知识分子理论当然是根植于西方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中的，因此，西方知识分子理论天然地是与社会批判意识及与统治阶级的不合作态度为前提的。我们看到西方的知识分子理论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要保持知识分子个人的独立性与超越性（除后现论中的一些悲观论调），他们更注重从道德方向来界定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保持昂扬的战斗姿态成为知识分子不变的人格剪影，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这一观念自然就移植到了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中。比如法国学者德布雷最早关注到大众媒体时代的知识分子，他运用媒介学的角度和方法研究知识分子，著有《教师・作家・名流：近代法国知识分子》。他认为在1968年以后，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大众媒介，在大众传媒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既不是“教师”也不是“作家”，而是频频出现于电视屏幕的与其他流行报刊的“名流”，成为“追逐名声的动物”。他将“五月风暴”后走向媒介的知识分子称作“名流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媒体获取名声和资本，他们的言论不是激发而是限制了公众独立的判断和表达。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所谓的“成功”取决于与媒体的接近程度以及利用媒体所获得的文化资本的多寡。

而就中国来说，知识分子的现状有其自身的文化原因和社会背景，而且中国媒体“喉舌”的性质也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如西方那样决绝地与电视保持不合作态度，甚至可以在电视上批评电视（如布尔迪厄）。就现阶段来说，中国知识分子多以嘉宾、专家、文化讲师、策划人或时事评论员的身份介入电视，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以“合谋者”的身份参与电视节目。既然中国具有与西方不同的文化语境与媒介现实，对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理论嫁接的痕迹，未必能分析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问题。中国的研究者们如何合理地借鉴和利用西方相关理论，却也是个难题。

从另一方面讲，中国其实也有自己源远流长的知识分子理论。如余时英、许纪霖、杜维明、钱穆等，都先后著书立说，剖析中国知识分子的源头、特征、结构、功能等。其中，余英时在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更是鲜明地指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已具有了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公共性，士这一层在中国古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士阶层与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精神气质上是相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者们，如何结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新特征，从而恰当地将本土知识分子理论运用到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当中，并合理借鉴本土化了的西方知识分子理论，适当协调这不同语境中的理论矛盾，从而找到恰当的理论视角去透视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现象，这还有一个长期的理论磨合之路要走。

3.研究方法的缺陷与不足

方法是我们研究某一问题的视角或工具，方法决定了我们透视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通观目前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视野下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方法论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定性较多而定量不足、个案较多而综合不足、跨文化研究不够。总之，研究方法较为单一。

第一，从目前公开发表的文章或著作来看，定性分析较多，定量研究却很少。研究者多是就目前电视知识分子现象的某一点进行简单思辨，从而提出一个问题或得出一个简短结论。这种空中楼阁式的研究方法不利于理论的归纳或提升。当然，问题决定方法，知识分子理论无论是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已相对完善和成熟，对理论的借鉴必将成为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主要方法，但是，电视知识分子毕竟是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现象，新的现象决定我们应当适当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现象研究如果能建立在新的调查实践结果的基础上，必将会使新理论的得出顺理成章。

第二，国内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另一特点是个案研究较多，综合性研究较少，理论提升不足。个案研究也多集中于对《百家讲坛》中所谓“学术明星”的研究，跟风研究色彩明显。

过多的个案研究，使得研究成果总体看起来琐碎而表浅。从数量来看，综合性的研究明显少于个案研究，这就使得目前我国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缺乏宏观视野和理论高度。

第三，跨文化研究不够。跨文化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共时性或历时性的对比，寻找差异和不足，以便能更有针对性地提升研究效率、丰富研究成果。跨文体研究要注意探讨不同国家、不同研究领域中的相关话题，以清晰的国外研究或其他学科研究为背景，全面观照我们新闻传播学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以期研究视野的拓宽和所得结论的客观。而就目前来看，我国对西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明显不足，使得我们的研究往往是沉浸于自说白话的满足中。

四、新闻传播学中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1.理论研究的三步走

目前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理论背景有两种：西方知识分子理论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理论，而且西方理论也还存在一个本土化的问题。只有在结合了中西方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精华、并将其融会贯通，才可能从正确的视角看待我国新文化背景下的电视知识分子现象，才能对电视知识分子的出现原因、社会功能、存在问题及未来前景等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与预期。因此，未来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理论把握，必然要经历三个阶段，即理论研究的三步走：第一，掌握西方知识分子理念的精华。西方的知识分子理论虽然相对成熟，但其内部却非铁板一块，而是一个有着不同观点和范畴的庞杂体系。中国学者要发扬“拿来主义”精神，在吃透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找出能为我所用的精华部分。第二，进行西方理论本土化的工作。理论提供的只是一种研究视角，既然研究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现象，当然要从符合中国实际的研究视角出发，得出的结论才具有说服力，因此，将西方理论进行切实的本土化改造，使其能够成为分析中国问题的得力工具，是我国当代学者必须要面临的现实难题。第三，与中国本土理论的结合。目前国内出版的关于中国士大夫（或称文人）、古代及现代知识分子的书籍不在少数，虽然不如国外相关理论那么自成体系，但它们对中国知识分子性格、功能、使命的分析还是十分到位的。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研究者要做的就是找到合适的角度，将西方知识分子理念与中国知识分子理论结合起来，以达到中西理论的自然对接。如果能做到这一步，那必然能极大拓展和加深分析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现象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厚度。

2.加强研究的学理色彩

首先，就研究数量看，目前我国公开发表的关于电视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学者们多将目光集中于某一人、某一栏目或某一人在某一次电视节目中的表现，而这其中，绝大多数又聚集于《百家讲坛》及其推出的学术明星上。因此这些文章发表的时段也比较集中，大多在2004年至2009年五年间。《百家讲坛》作为电视知识分子电视表现的最闪亮时期，当然值得关注，但它毕竟不能代表我国电视知识分子的全部，这些个案研究难免会有以偏概全之嫌，难以有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其次，就研究内容看，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视野下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很大一部分是从实务角度出发的，即业务分析较多，理论剖析不足。对电视知识分子的传媒表现多停留在浅表层次或细节问题的探讨上，力度缺乏，深度不够，明显缺少对这一现象深层次的理性反思和宏观背景下的理论建构。

因此，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今后新闻传播学中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必须强调其研究的学理色彩，基础层面的研究工作已有不少，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未来这一领域的学者们必须从更高的角度和更宽的视野上来深入透视中国目前的电视知识分子现象，加强理论厚度和注重理论创新。例如，近年来就有学者将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借鉴运用到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中，提出电视场与学术场是不同场域的观点，并站在场域的视角上分析二者的冲突及融合，这不失为一个研究电视知识分子的新视角。另外，新闻传播学中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主要存在两种不同视域：一种秉承知识分子的传统批判路线，认为当今积极参与到电视中的知识分子实际扮演的是“特洛伊木马”的角色，它的直接后果就是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丧失；另一种观点则着眼于积极建设方面，认为电视知识分子是部分知识分子在新的文化背景和媒介生态情况下的一种自我突围，重新找回了知识分子失落已久的话语权。从目前数量来看，持第一种观点者居多。我们说，批判总是很容易的，但批判后的建构似乎更重要。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者们不能仅止步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更要从学理上思考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即如何在我国当代的媒介图景下，描绘出知识分子电视参与的美好蓝图。唯有如此，才能既发现问题又积极解决问题，真正发挥知识分子在转型时期的社会作用，也为传媒与知识分子的结合找寻合理路径。

3.方法论的创新

诚如前文所说，我国目前新闻传播学视野中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总体说来，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定量不足、个案较多。相对单一的研究方法决定了我国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理论建构的底气不足。方法是为目的服务的，我国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目的是通过剖析当前我国知识分子的电视参与行为，发现问题，找出原因，以期找到二者结合的恰当路径和方式。因此，基于这一方向，我们必须尽量拓展研究思路，注意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或深度访谈等方法，确切了解当今知识分子自身、媒体工作者或是观众群体对于这一现象的看法，这乃是得出客观结论的基础、理论提升的前提。较值一提的是叶慧珏于2007年第2期在《新闻大学》上发表文章《新闻点评中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之间关系的异化可能》，这篇文章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超越了一般学者的泛泛而谈，而是采用了调查访谈的方法，从新闻点评的视角考察了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新闻场和学术场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导致了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之间关系的异化，呼吁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摒弃合谋的不正当状态，建立独立的知识分子评价体系、独立的新闻生产体系及富有专业精神的正当合作。

同时，比较的方法也是电视知识分子研究中的一种有效方法。比较研究法，是对事物同异关系进行对照、比较，从而揭示事物本质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它是人们根据一定的标准或以往经验、教训，把彼此有某种联系的事物加以对照，从而确定其相同或相异之点，对事物进行分类，并对各个事物的内在矛盾的各个方面进行比较后得出事物的内在联系，从而认清事物的本质。在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中，我们主要采用的是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方法。横向比较方法又具体分为三种：第一，将参与到电子媒体中的知识分子与参与到纸质媒体中的知识分子进行对比，从而找出电视知识分子的特有属性；第二，将新闻传播学中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与文化学、社会学、伦理学中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进行对比，从而找出新闻传播学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特点，毕竟新闻传播学中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归根结蒂还是要落脚到传媒上来的；第三，将中西电视知识分子进行对比。在与西方电视知识分子的对比中，一方面寻找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和性情缺陷，另一方面也要以西方传媒体制给知识分子提供的平台为参照坐标，发现目前中国传媒体制存在的问题并揭示问题的症结以及未来可能性的改善路径。纵向比较方法，重在将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古代的士大夫阶层进行对比，在历史维度中思考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文化人格以及这种文化人格对当代知识分子与媒介关系产生的利弊影响。

新闻传播学知识范文第2篇

关键词：知识图谱 新闻学与传播学 CSSCI 共引分析 共现分析

中图分类号： G250.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4）03-0110-07

Visualizing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Chines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ience Based on CSSCI（2000-2011）

Abstract Knowledge Mapping technology is the application of bibliometrics theory and methods. It can be used to show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research evolution. The paper utilizes knowledge mapping tools to display the research evolution， core documents， core authors an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of Chines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ience based on CSSCI （2000-2011）.

Keywords knowledge mapping；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ience； CSSCI； co-citation analysis； co-occurrence analysis

1 引言

通过对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文献的计量与评价，可以展现学科的发展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建立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1]的提出，遴选了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期刊，以这些期刊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计量与评价可以获取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变化。

白云将CSSCI（2004～2006）收录的15种新闻传播学来源期刊进行了统计与评价，从文献类型、语种、篇均被引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分析[2]。段京肃以CSSCI收录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数据为基础，从引文类型、引文文种、基金项目等方面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状况进行了计量与评价，并列出了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学术机构和著作[3-5]。胡媛帅等从被引次数和被引广度两个方面，对CSSCI（2004～2006）收录的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进行科学评价，并对这些期刊进行了层次划分[6]。

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以知识图谱作为研究方法，主要使用Citespace作为研究工具，对CSSCI（2000～2011）收录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进行多角度计量，从研究热点、被引文献、被引作者以及作者合著等方面展现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发展情况。

在可视化分析前，文章对2000～2011年间CSSCI新闻学与传播学来源期刊发文及引用数据进行了清洗，去除公告、通信、未标注作者文章等无效发文和网络引用及未标注作者引用信息。接着从关键词共现图谱、文献共被引图谱、作者共被引图谱、作者合作图谱进行具体分析，图谱中主要指标为频次、中介中心度以及突变值。频次为当前评价知识单元出现次数，中介中心度为当前知识单元在网络连接中过渡作用的重要程度，突变值表示当前知识单元在某一时间片前后的重大数值变化。此外，图谱中点的数量由聚类参数Modularity Q控制，在0.4～0.8之间表明图谱较好。

2 新闻学与传播学来源期刊关键词共现图谱及分析

2000～2011年新闻学与传播学整体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1）可以揭示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知识结构及其演进。

为了显示效果，本文将所有关键词标签字体大小进行了一致化，标签的显示数量由频次进行控制。图中关键词对应圆环大小与其频次成正比，节点间连线代表相关关键词共现情况。为了更为详细的讨论相关关键词，文章列出上图中出现频次200以上的关键词28个（见表1）。

可知，科技期刊、书评、新闻报道、中国出版业、编辑工作、编辑和学术期刊是这12年来国内新闻学与传播学学者们使用频次最多的关键词，由于图像节点较多，因而中介中心度值均接近0。从整体来看，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大部分热点关键词在2000年就已经出现，对于这些关键词突变情况不予考虑，将其突变值设为-。为了更清晰地反映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及其出现的年份信息，特绘制关键词Time Zone视图（见图2），该视图是由一系列柱形区域构成，这些时区按照时间顺序从左向右排列，节点的位置代表其出现的年份信息，由此可以直观的演示和发现关键词变化情况与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领域：

（1）新闻研究在这12年里一直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学者研究的核心领域，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纽带。包含的主要关键词有新闻报道、新闻传播、新闻媒体、新闻采访、新闻摄影等等。这部分研究在图谱中位于中心位置，是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重点。

（2）编辑工作与出版研究一直是这12年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主要包括编辑、编辑工作、出版、中国出版业、图书营销、图书出版等关键词，这部分研究位于图谱的右下方，相关关键词频次较高但数量较少，表明这部分研究相对集中。在2004年左右，出版改革成为学界关注点，相关关键词包括图书出版业、出版企业、经济效益、文化体制改革等，这表明国家对于出版业的调整成为学界的重要关注点。

（3）图书评论在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相关关键词主要是书评，作为图书出版重要传播媒介，书评与图书出版、图书质量、著作权等关键词具有较大关联，在图谱中位于下方。由于其研究内容与图书密切相关，因而主题相对泛化，与其他学术热点关联较少。

（4）科技期刊研究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热点研究领域，主要关键词包括科技期刊、学术期刊、期刊编辑和期刊质量等，这部分关键词位于图像右下方。其中，科技期刊在12年间出现频次逐渐增加，表明对于科技期刊的研究是今年啦新闻学与传播学稳定增长的研究点。

（5）传播研究。主要关键词包括传播学、广播电视、大众传媒、电视新闻、网络媒体、舆论监督等等，这部分研究位于图谱的右上方。由图谱可知，对于传播媒体的研究是十二年间学者关注的重要组成，而网络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称为近年来的研究增长点，其中对于新媒体的研究在2006年产生较大增长。

（6）数字出版研究。数字出版在2006年成为学科较大的研究增长点，相关关键词还包括出版改革、出版产业等，这部分关键词位于图像右上方。虽然与其他关键词连接较少，但这部分研究在近年来的增长较大。

3 新闻学与传播学文献共被引图谱及分析

2000～2011年新闻学与传播学文献共被引图谱（见图3）可以揭示在十二年间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根据文献的被引频次来控制节点标签的显示，节点大小与所代表文献的被引频次成正比。同时，为了更为详细的讨论相关文献被引情况，文章列出了被引频次大于30的23篇文献（见表2）。

为了更好地理清国内新闻学与传播学引文随着时间的推演进程，文章绘制了文献共被引时间线视图（见图4），并按频次的大小来控制节点标签的显示数量，图中节点所在的位置表示所代表引文的发表时间，各条横向粗线的长短代表各个聚类所跨时间的长短。

由图可知，引文发表年份分布在1955至2009的时间段内，并主要集中在1985到2009年间。通过综合信息，结合对这些文献内容的分析，可以将2000～2011年间国内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引文归纳为以下五大领域：

（1） 新闻学相关文献。1983年的《新闻工作文选》、1992年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993年甘惜分的《新闻学大辞典》、1994年徐宝璜的《新闻学》、1998年徐耀魁的《西方新闻理论评析》、1999年李良荣的《新闻学导论》、2000年郑超然的《外国新闻传播史》、2001年李良荣的《新闻学概论》、2002年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2005年黄旦的《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2006年杨保军的《新闻活动论》，这11篇引文组成了新闻学基础理论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2） 传播学理论相关文献。1984年施拉姆・威尔伯的《传播学概论》、1987年麦奎尔・丹尼斯的《大众传播模式论》、1993年李彬的《传播学引论》、1995年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1997年胡正荣的《传播学总论》、1999年郭庆光《传播学教程》、2000年赛佛林・沃纳的《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2001年埃默里・迈克尔的《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2004年陈卫星的《传播的观念》和费斯克・约翰的《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2006年麦奎尔・丹尼斯的《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这11篇引文组成了传播学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3） 科技期刊研究相关文献。1995年李兴昌的《科技论文的规范表达：写作与编辑》、1998年陈浩元的《科技书刊标准化18讲》、1999年王利群的《中国科技期刊上网的形势与思考》、2002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02）》和蔡玉麟的《科技期刊国际化漫议》、2003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03）》、2004年戴龙基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年版）》和中国科学技术研究所的《2004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05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2005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和任胜利的《有关精品科技期刊发展战略的思考》、2006年游苏宁的《科技学术期刊编辑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郭玉的《我国科技期刊基本状况统计与分析》、2007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2007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和游苏宁的《科技学术期刊收取论文版面费合理合法》、2008年姚远的《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现状调查与分析》、2009年郑筱梅的《期刊网络化趋势及科技期刊应对策略》，这16篇引文组成了科学技术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4） 编辑研究相关文献。1995年李兴昌的《科技论文的规范表达：写作与编辑》和王立名的《科学技术期刊编辑教程》、2000年格罗斯的《编辑人的世界》、2001年胡传焯的《现代科技期刊编辑学》、2002年雷群明的《编辑修养十日谈》、2003年任火的《编辑独语》和新闻出版总署科技发展司的《作者编辑常用标准及规范》、2006年游苏宁的《科技学术期刊编辑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8篇引文组成了编辑学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5） 传播媒介相关文献。2000年麦克卢汉・马歇尔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2000年菲德勒・罗杰的《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2000年戴扬・丹尼尔的《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2000年波斯特・马克的《第二媒介时代》、2000年喻国明的《媒介的市场定位：一个传播学者的实证研究》、2000年黄升民的《重提媒介产业化》、2001年埃默里・迈克尔的《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2001年张国良的《新闻媒介与社会》、2001年史蒂文森・尼克的《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2002年梅罗维茨・约书亚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2004年张惠民的《媒介素养：一个亟待重视的全民教育课题――对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回顾和简评》，这11篇引文组成了媒介文化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4 新闻学与传播学作者共被引图谱及分析

作者共被引图谱（见图5）可以展现对2000～2011年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从另一角度揭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结构和发展动向。

可以看出，陈力丹、喻国明、郭庆光、陈浩元、任胜利、游苏宁、方汉奇等学者分别位于图谱相应区域的中心，是这12年间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作者。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新闻出版总署、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是产生较大影响力的机构作者。麦克卢汉・马歇尔、赛佛林・沃纳是被引较多的国外学者，同时附上其译著翻译作者。为了更详细的研究新闻学与传播学中的引用的相对重要的作者，文章给出了被引频次大于130（包含130）的23位作者（见表3）。

可以看出，陈力丹、喻国明和陈浩元是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影响力较大的学者。为了更直观的辨清这些被引作者的具体影响领域，文章通过自动聚类标签LLR算法来对图中各个聚类进行标注（见图6）。

图6中带“#”号标签为聚类标签，该标签是引用了相关作者的发文关键词聚类中心词汇，以此为依据，综合表3、图5和图6，并通过查证这些被引作者对应的高被引文献内容，作进一步的归纳、合并和分析，将这些被引作者划分为以下三个领域学术群体：

（1）新闻学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良荣、方汉奇、任胜利、甘惜分、杨保军等。其中，部分学者发文数量虽不突出，但其论著的被引数量却很大，如方汉奇、任胜利、李良荣等；

（2）科技期刊相关研究。代表人物有陈浩元、李兴昌、王立名、金碧辉、戴龙基、格罗斯、新闻出版总署科技发展司、雷群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等。这些学者在这个领域又可以继续划分为期刊编辑研究和期刊评价两个领域。

（3）传播学研究。像陈力丹、喻国明、施拉姆・威尔伯、麦奎尔・丹尼斯、李彬、张国良、胡正荣、郭庆光、赛佛林・沃纳、埃默里・迈克尔、陈卫星、麦斯克・约翰等这些人都有较高的引用频次，这个研究领域国外学者相对较多，表明了在传播研究中国内学者较为重视对国外研究的引用。

5 新闻学与传播学作者合作图谱及分析

作者合作图谱（见图7），通过学者间科研合作状况揭示了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科研动态。为了更为详细的讨论相关学者，文章列出了2000～2011年发文量大于25篇的33位学者（见表4）。

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作者，节点有连线表示作者间有合作关系，连线的粗细表示作者间合作的强度。在图中满足阈值的学者中，多数没有与其他学者产生较强合作关系，学科整体合作不理想。在图谱中，在中心位置上，可以清晰观察到以游苏宁和陈力丹为核心的两个较大合作团体。以游苏宁为核心的团体包括刘冰、石朝云、金东、吕相征、袁桂清、钱寿初等学者，该团队主要以医学期刊研究为科研合作对象。以陈力丹为核心的团体包括郭镇之、王晶、钟紫红等学者，其研究主要是新闻学研究。此外，图中还存在：以胡智锋为核心的四人团队（包括：孟建、杨乘虎、顾亚奇）；以张国良为核心的三人人团队（包括：朱春阳、李本乾）；以任胜利为桥梁的三人团体（包括：曾建勋、宋培元）；以喻国明为连接的三人团体（包括：王斌、张佰明）；以童兵为核心的三人团队（包括：张涛甫、张晓锋）。

通过综合查证分析，可知上述各个小团体的内部成员绝大多数是来自同一个科研机构，其中主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中国科学杂志社等，各个小团体内部合作紧密，较多的存在着师生关系，但团体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

6 结语

可以看出新闻研究、编辑出版研究、传播研究、科技期刊研究是十二年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图书评论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数字出版是近年来新闻学与传播学增长较快的研究点。通过文献共被引图谱，理清了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并通过时间线进行展现。通过作者共被引图谱分析，结合相关研究领域，展现了对学者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最后，从作者合作图谱展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科研合作情况，本学科内学者合作多以小团体出现，团体间的联系相对较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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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段京肃. 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概况分析――基于 CSSCI 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14（5）： 7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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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媛帅， 邓三鸿， 王昊. 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被引次数和被引广度分析――基于 CSSCI 的统计分析 （2004～2006）[J]. 出版科学， 2008， 16（5）： 47-56.

新闻传播学知识范文第3篇

这本辞典是从事编辑、新闻传播工作、研究人员的手边书，各种知识齐全，是传播学的知识库，而且分类清晰，方便查找，不仅是专业人员的手边书，也是初学者学习基本知识的重要参考书。我们已进入多媒体时代，人人可以是记者，人人可以利用自己的博客、微博来发表新闻，转发传播资讯，但是又要求人人应有媒介素养，辞典的出版是极好的学习读本，可为人们提供学习查找的工具书，为提高人们的媒介素养铺路，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添彩，其意义不言自喻。

新闻传播学与许多学科相比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科。1918年10月，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开始了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之路。上个世纪70年代末，传播学引入中国，90年代末传播学获得迅速发展。在社会信息化时代，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结合交融，为新闻传播的研究打开了广阔的道路。新闻学和传播学已经紧密的交融在一起并日臻完善。为此，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传播学确定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契机。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迅速发展，目前有新闻传播教育的高校有900多所，新闻传播的从业者100万以上。《新闻传播学辞典》的出版可为从事编辑出版、新闻采访编辑、新闻传播研究的专业人员，提供一本内容比较全面、知识可信的工具书。

编撰辞书是件很严谨的事情，词典学家一致认为辞书有几个特点，比如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检索性、条理性等都应该有所关照。而《新闻传播学辞典》的意义远远大于此。

首先，该辞典不仅填补了学科空白，而且追随学术的新成果，与时俱进。新闻传播学在国际上方兴未艾，越来越受各国政府和世界人民的重视，新闻传播已经被看作建立国际形象的“软实力”，是有旺盛生命活力的学科。与该专业相关的辞书中国新世纪却迟迟未有，说明了编辑这样的辞书是有一定难度的。遇到一些问题，既不方便查找，也难以把握一个公认的客观标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加速，伴随数字信息时代新媒体的到来，改变了人们以往信息传播的方式和途径，该辞书特别考虑到了这一层意义，用相当大的篇幅编撰了数以百计的有关新媒体的词条，所占比重为总词条数量的百分之十。季羡林曾说：“从辞典的编写思路上看，跟上时代要求是一件很值得赞许的事情。”这正是《新闻传播学辞典》成功的意义所在。在当前这个新媒体时代，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e时代的到来，网络传播、手机通讯、博客载体、微博便捷、电子出版物普及等新的传播途径在改变着人们的信息传播方式与接受习惯，于是传播学专业术语、网络用语、各种传播理论名词应运而生，为了体现辞书的社会性、时代性，需要及时把这些专业知识、人们约定俗成的新语汇及时编入辞典里去。本辞典第二编“新闻传播学实务”里“新媒体”下收入了360个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条目，从各种存储介质到电子传播方式应有尽有，这是一部令人开卷有益、跟上时代要求的辞典。

其次，本辞典严谨规范、富有科学性与知识性。辞书在使用者眼中被视为学术思维的圭臬。所以，辞典，尤其是专业辞典对广大学习者、研究者、使用者有导向作用。本辞书的编写工作者本着对广大新闻爱好者负责的原则，从条目的立项到释义都严格遵循精准的标准，力求准确定位每一个条目。本辞书分两编：第一编新闻传播史论，包括传播理论、新闻理论、中国新闻传播业史、外国新闻传播业史。第二编为新闻传播实务，包括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等十个部分，共收入词条2200多条，共计60余万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辞书对传播学的辞条的广泛收入，弥补了以往相关辞书的不足，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另外随着社会发展，新闻传播学很多新领域如财经新闻、广告、公共关系等领域的辞条也收入其中，不仅丰富了辞书的内容也拓展了新闻传播学的视野。释义按说就是一种标准规范，每个字词都要斟酌。尽量用足够精粹的字数把意思说清楚，言简意赅。编撰者字斟句酌，即体现了专业的深度又保证了词条的精度。

最后，编者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需求。从收录条目的丰富性与使用的便捷性出发，以“古今兼收、源流并重”、“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为原则，在编撰辞书时，不仅梳理了传统的学科知识，而且以独特的视角，针对新时期特别是当下新媒体时代学科发展的特点，对新知识进行系统归纳、在整体把握基础上以进行词条设定、释义，尽力与学科的时展相同步。在条目的编排上，进行了精心设计，新媒体按音序排列，条目顺序除词语部分外，按时间排序，充分给使用者一种历史感，在查找相关词条的过程中历经新闻传播发展的历程。为了检索的方便，书末附录了音序索引。《词通》说：“一百本词典，九十九本是贵族，只有一本是平民。”说的就是那些只重视高头大著，不注意知识的普适性，显得深不可测、高高在上、利用不便、曲高和寡的词典。辞典就是要释惑解疑，给人们的工作和学习带来方便，所以应该注意它的通俗性和普适性。本辞典编著者绝非一厢情愿地按照自己的意图编着所谓洋洋大观的辞典，而是更多地考虑学者利用方便，满足大家的需求。在新时代必将给读者及新闻传播爱好者、新闻编辑从业人员带来使用上的便捷。《新闻传播学辞典》出版可喜可贺。

新闻传播学知识范文第4篇

该辞书汇集了传播学理论、新闻学理论、中国新闻传播业史、外国新闻传播业史、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广播电视、广告学、媒介经营管理、公共关系、新媒体等方面的知识、理论。涉及面之广、程度之深，是其他新闻传播学专业辞书不能企及的。可以说，该辞书深刻反映了新闻传播学发展至今的全面成果，是新世纪新闻传播知识的集大成之作。与上世纪其他新闻传播学专业辞书相比，该辞书还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学术交融，道器并重。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具有高度应用性的人文社会学科，这就决定了新闻传播学研究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不能单单“坐而论道”、“纸上谈兵”，而要面对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从中汲取学科发展的养料。这是新闻传播学学科属性的内在要求。该辞书的编撰就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点。该辞书既强调学理的介绍，又关注实务操作的发展，既注重历史的探究，又不忘技巧的钻研。

具体来说，该辞书把触角深入到传播学、新闻学诸多概念、理论的解析，同时也向广大读者展示采写编评等新闻制作工艺手法。中外新闻事业史的内容是该辞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告、公关、广电等实务性内容同样是编撰者着力描绘的篇章。读者在使用该辞书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得到新闻传播学学理的熏陶，也能感受到新闻传播学独特的实践性的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该辞典完美地实现了“学”与“术”的统一和“道”与“器”的融合。

与时偕行，关注前沿。21世纪是一个媒介的世纪。当今社会，各种媒介技术日新月异，媒介形态融合日趋复杂。固步自封、原地踏步的新闻传播学是没有出路的。把握媒介时代脉搏，跟踪媒介发展动态是新闻传播学的任务之一。新媒体的发展正是媒介形态在当今世界的最新体现。新媒体以强大的媒介技术为基础，在信息传播的及时性、共享性、网络化等多方面做文章，深刻影响了当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路径。该辞书的编撰者以难能可贵的与时俱进精神将目光到了这个媒介发展的最前沿。

该辞书用相当大的篇幅编撰了数以百计的有关新媒体的词条，所占比重超过了总词条数量的百分之十。从手机到网络，从博客到微博，从网络文学到数字出版，内容详尽，应有尽有。一幅波澜壮阔的新媒体发展图景立体全面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通过浏览这一部分内容，读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媒体时代最前沿的气息。

内容全面、新意充盈。新闻传播学下辖两个二级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以往的新闻传播学专业辞书由于诸种时代原因，往往只重视新闻学理论、历史、实务等内容的介绍，而忽视了传播学这个重要一翼的内容介绍。该辞书成功地避免了这一历史缺陷。在传播学理论方面，编撰者在各种传播学概念和理论的介绍上下功夫，基本上展现了传播学基本概念、理论的全貌。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发展，广告和公共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同时广告学和公共关系也是传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编撰者花了一定的篇幅介绍了广告学和公共关系。根据实际情况扩充了的传播学内容使得整本辞书超越了以往的历史局限性，完整地勾画了新闻传播学学科知识的版图，为后续的专业辞书编撰树立了一个良好的范式。

新闻传播学知识范文第5篇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8、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云南丽江)。

9、翁秀琪，《台湾传播教育的回顾与愿景》，传播学论坛(/)“教育传播”专栏。

新闻传播学知识范文第6篇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此文由作者在西南交通大学传播系和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8、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云南丽江)。

9、翁秀琪，《台湾传播教育的回顾与愿景》，传播学论坛(/)“教育传播”专栏。

新闻传播学知识范文第7篇

关键词　传播学理论 教学思考 优化与整合 学习激情

中图分类号　G424　文献标识码　A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产生和形成于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美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入我国。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5年的统计数据，与传媒行业相关的本科专业教育点从1998年的148个增长至2005年的661个，短短几年间增长了4.47倍。特别是2000年，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调整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学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的决定》，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从过去的“部门办学”转变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发展模式。可以说，这一学校管理体制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有力地促进了传媒相关专业教育新格局的形成。《传播学》作为这些与传媒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相继开设，一些工程技术类专业，同样开设了传播学原理方面的课程，这是与当今传媒技术的发展，传媒业的发达分不开的。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作用越来越大，现代社会成员应该掌握传播学的基本知识，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传播学教育在中国虽然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传播学课程理论教学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许多专家、学者都作了一些研究，如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段京肃教授发表的《传播学教学的热与难》，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君超副教授发表的《新闻学：走出传播学还是走出自己》等学术论文探讨了传播学教学存在的一些困境。传播学作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同样无法绕过这些问题。笔者下面就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课程教学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加强传播学教学理念和学生对该课程教学的思想认识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要求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与广播电视有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写作、编导、播音、节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编辑、采访、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见，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育的本质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媒体传播的现象，掌握媒体传播规律从而能熟练地把握媒体传播。因此，传播学理论课程的教学需要树立具有强烈专业关切精神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是教学效果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传播学在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下，传播学课程教学的专业针对性，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考虑媒体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独特性特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传播学理论的一般性和媒体传播的专门性之间的关系。教师在传播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需要，依据专业的特点强化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部分，在加强教学理念的同时，学生对学习传播学的思想认识同样重要。许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于《传播学》课程的学习认识不够，不太重视，完全区分传播学与新闻学，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身操作性、实践性特别强，应该加强与广播电视切合紧密的课程如《新闻学》、《节目制作》、《电视摄像》、《电视节目策划》等课程的学习，完全没有必要学习《传播学》那些既枯燥又无用的理论知识。没有充分认识到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对新闻传播的指导作用。所以许多同学知道媒体传播的一些传播现象，却并没有将其进行归纳总结，上升到规律和理论的层面，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谈到他的一个想法：“新闻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广义新闻学。”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1998年，李良荣教授与李晓林也曾撰文呼吁：“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必然趋势，也是必由之路”；“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对传统新闻学的一次改革”。

上述学者的观点非常明确指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学生们在学习传播学的过程中，首先要认清传播学与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们的学习态度，进而才有学习的激情和动力。

二、切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

传播学教学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专业的特殊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教学更要切合该专业特点进行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不仅要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媒体传播现象，更要用传播学的理论进行新闻传播的实践指导。依据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才能真正达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据调查了解，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本科教学中，使用的传播学理论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类型研究，主要包括传播者、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内容，而传播效果又着重介绍四大宏观社会效果，即议程设置、培养理论、知识沟假说及沉默的螺旋理论。这种安排基本上将西方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生，它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类本科教学普遍采用。然而。教学过程中，只向学生纯粹的介绍这些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肯定得不到学生的欢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往往游离于专业之外，并没有和专业紧密地结合。传播理论教学要以一般原理介绍作为重点，再结合实践。使学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抽象的传播学理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现象结合，使抽象问题具体化、感性化。比如，在讲解议程设置时，在学生们了解了它的本质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进行操作和控制的过程之后，结合新闻实例进行讲解。例如，美国轰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本质也是利用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扰乱视听，推行其霸权政策。在讲解人际传播时。通过观看记者和采访对象的电视节目录像进行探讨分析，使同学们真正理解传、受双方之间的认知互动、情感互动，从而指导将来的新闻采访工作，做出有创意和深度的新闻作品。

传播学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体验中理解、掌握，以及运用所学的知识，解释新闻传播现象，提高新闻传播实践能力。教学过程应该将新闻传播现象与传播理论紧密结合，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到实践，充分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丰富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激情

传播学本身理论性较强，多开于专业学习的较低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较有限，所以，在教学过程

中，教学方法的采用对于教学效果的体现是很有益的。传播学教学必须要跳出理论型课程单向教学的传统模式。不仅要将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绍给学生，还必须充分尊重传播学自身学科性质，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们参与思维，进行主动学习，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经调查，教学内容枯燥、抽象、难于理解，是学生们对传播学学习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学中可运用多媒体技术。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情境，产生多样性的外部刺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是方法之一。运用多媒体技术将一些抽象的过程、微观的现象进行模拟，瞬间的现象进行定格，是教学内容变得具体、直观、生动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体系统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诸多的教学信息，由不同媒体形式进行有机组合，将与某一教学内容相关的不同层面的资讯系统集成在一起，实现课堂教学信息组织表达的最优化。对于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同学来说，影像资料特别丰富，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优势，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形象化、简单化。如，在讲授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的内容时，播放对话、访谈类节目，借用影视的直接诱导，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使他们进入教学内容情境之中。通过这类节目的主持人、嘉宾的非语言符号，如面部神态特写镜头，肢体动作细节描写来反映其心理活动，并通过讨论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点，同时对著名主持人的采访技巧也有了直观的认识。例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播放了湖南台鲁豫主持的栏目《说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岩松约会电视》这期节目，因为主持人和嘉宾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学们参与热情非常高，讨论非常热烈，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学的参与热情，还可以采取情境教学的方式，让学生亲身模拟，直接感受教学内容，加深体会和理解。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将同学从枯燥的被动接受的教学中解脱出来，同时可将理论直接付诸实践，使同学们学得轻松，接受愉快。如讲解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的内容时，笔者让同学上讲台模拟了“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情”以及“警钟效果”，使课堂气氛变得轻松活泼，同学们对教学内容记忆深刻。大众传播的教学中，针对传播热点话题，组织学生跟踪大众传媒的报道，要求学生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课堂时间进行讨论。这样的互动安排，充分考虑到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学习积极性，一般都能达到预期效果。如笔者组织同学们就“3・14拉萨事件”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见，只要教师将传播学的教学进行适当的处理，使之与新闻时事紧密结合，使同学深入教学内容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播学教学过程就会变得轻松愉快，教学效果就会明显提升。

四、与时俱进的探讨新问题，培养学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类传播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人类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扩展自身的传播能力、不断发展和创造新的传播媒介、不断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走向发达和完善的历史。纵观人类传播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 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这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媒介即是讯息”，指出了媒介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电子化时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和模式变化，媒介改变、塑造和控制人的组合方式和形态。20世纪80年代，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人类社会出现全球化、信息化趋势。网络传播已经成为信息社会传播的基本形态。它突破了大众传播时代大众化、非目标性、单向、区域传播的障碍，使得传播走向个人化、目标化、双向和全球网络传播。

媒介的变化发展，使得我们必须站在时代和学科的前沿，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带着前瞻性的眼光关注传播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努力探求能适应新形势、新环境的传播学规律。网络传播过程的交互性、多媒体化以及媒介资源的丰富化、信息传播的全球化等网络媒体的许多打破传统媒体的新的传播特点，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不仅深刻改变了传统的传播学研究方法，同样改变着传播学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传播学教学应该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介环境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地树立新观念、赋予新内涵、整合新架构，不能永远停留在吸收与借鉴的层次上。譬如，“沉默的螺旋”理论在网络媒介是否依然适用?为什么?新媒介与传统媒介的关系是互补还是排斥?新媒介的普及将使媒介的使用形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传统媒介的运作方式产生影响吗?为什么?如何产生?网络等新媒介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哪些变化?诸多问题需要传播学教学过程中提出或者质疑。传播学教学应该根据时代的变迁，环境的变化而提出相应问题，培养学生独立的思想。批判的意识，客观的判断，并学会系统的分析。

新闻传播学知识范文第8篇

新闻学和传播学培养的是不同的人才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根本不同在于培养人的方向上。新闻学培养的人才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他们是通过新闻报道，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为公众利益服务。他们通过为一个国家和公众提供一个精良可信的新闻媒体，使公众的知情权得到实现，从而培育一个公民社会。新闻媒体传给公众的信息是：记者决定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有兴趣的、什么是公众最关心的、什么是公众最需要的。作为一种定义，新闻学是一门采集和讲述故事的学问。这种故事可以通过文字元素，也可以通过视觉元素来构架。但是，这个故事必须满足公众的利益、兴趣和需求，而不是仅仅代表某个特定的利益机构和商业集团。

传播学除了讲授抽象的传播学理论，还包括一些实用课程，如广告、公共关系、公司传播学、组织传播学等。掌握了这些理论和方法，主要是为各种利益集团、组织机构、公关公司、各类工商企业服务。服务的最终目标不是广大的公众，而是各种利益集团。在传播学的名下，在某些新闻院系，新闻学的核心课程（新闻采访写作）正在沦落成一门选修课，新闻学教育因此正在失去它的灵魂―――内容（新闻或故事的制作方法和方式）。

无论是新闻学工作者或是一线新闻工作者，都在对新闻学未来前景感到困惑。他们不清楚未来的发展方向究竟是属于谁？属于新闻学，还是属于传播学？

早期美国新闻教育家约瑟夫・普利策相信，新闻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优秀记者。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在20世纪初捐款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新闻学院。当时，有人不同意建立新闻学院，他们认为，优秀的新闻记者是天生的，记者的新闻敏感和写作灵感是凭直觉。为此，普利策1904年在《北美评论》上写道：“一个人的‘新闻鼻’可以在摇篮里诞生，但是他的新闻直觉却不可能是天生的。跟许多伟大的素质一样，新闻直觉需要通过教育、培训和实践来嗅出和判断善恶、是非、真假、美丑、成功失败。”简而言之，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头脑中塞满了各种知识并对世界万物都有好奇心的未来记者。⑴

一位美国新闻学者尖刻地把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组合比作“抽烟与肺病的重组”。这种组合的结果不是改进新闻报道和传媒形象，而是损害媒体形象。比如，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误报总统选举结果的新闻丑闻正是由于媒体公司在收视率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发生的损害媒体形象和公众利益的严重事件。在传播学理念的驱动下，媒体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把收视率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莫尼卡、戴安娜、辛普森等与广大公众利益和公共政策无密切联系的事件却占据了大众媒体的全部时间和版面。这种形式的传播降低了新闻的水准和品位。哈佛大学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大众传媒中，没有任何公共政策内容的新闻从1980年的36％上升到2000年的52％。“其结果是，公众对媒体鼓励社会正面发展的能力和要求失去了信心。”由于没有主流新闻媒体的正确引导，随着电视对话栏目的增多、网络论坛的开放和媒体朝娱乐方向的发展，许多不负责任的、甚至对事件毫不知情的人在散布虚假新闻，损害公众利益。⑵

今天的新闻教育工作者不再是以培养的学生能够通过运用新闻学的基本价值理论、体系和方法，深入社会，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写出深刻的第一手调查性新闻为最高己任，也不以能培养出今天的范长江、斯诺为荣，而是以能够发表一篇传播学论文为荣，尽管这种研究一不触及社会关注的问题，二不为公共政策服务。

用传播学一统新闻教育天下？

本世纪50年代，俄亥俄大学的一个称自己是“传播学者第一人”的施拉姆教授在伊利诺斯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设立了传播学研究机构。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出现了第一批称之为“传播学教授”的学者。

传播学在20世纪的出现不足为怪。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各类媒体的受众在迅速扩大。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者自然要去研究一个大众化了的受众的构成和行为，研究大众媒体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对各种人群的影响和冲击。传播学兴起，有商业利益上的需求，也有政治利益上的需求。商家和政客们都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渴望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接受信息和广告的行为。为商家和政客利益，同时也是为学者的学术利益服务的各种研究和理论就应运而生了。

在新闻学教育体制下，教育的目的是为公众和新闻传媒服务，强调新闻学是一种有独立和批判精神的思想和智力活动，新闻媒体是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不可缺少的公器。而施拉姆开创的传播学却把为新闻媒体培养人才放到了第二位。施拉姆和他的学生们先是在新闻学教育体制下创立了传播学研究，随后是重组新闻院系，最后是摧毁新闻学。“施拉姆的梦想不仅仅是用传播学学者来独霸新闻院系的位置，把新闻学教授和新闻学专家排斥在外，他希望把‘新闻学院’的名字改成‘传播学院’。传统的新闻院系鼓励老师在学生的学习和作业上花更多的时间，鼓励教师多多批改学生的作业。而传播学却是鼓励老师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给学术刊物写文章上，割断新闻传播学与新闻媒体的联系，割断新闻学教授与新闻界专家的联系。⑶现在有一种把新闻学称为传播学专业的趋势，或称自己为“大众传播（包括公共关系和广告）。另一些大学统称为“传播学”，新闻学只算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模式使新闻学的前途不是掌握在新闻学专家和学者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传播理论家手中，其结果是用理论传播学抹杀新闻学的特点和价值，使新闻学枯萎下去。

用传播学那种经院式的教育模式一统新闻传播院系，将会影响新闻院系与主流媒体业界的关系。如果新闻学被划为传播学的一部分，媒体界的人士会很难在这种院系的资源里找到那些能满足他们所需求的人才。新闻学越是被一体化到一个模糊的大学科里，新闻学就会越来越疏远媒体专业人员。《纽约时报》前总编辑基恩・罗伯特说：“人文学科，如文学和历史是新闻学的天然伙伴，更贴近新闻实践和媒体实践。而从社会科学派生出来的分支学科―――传播学对新闻实践没有密切关系和实际意义。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聚合’或新闻学‘陷进’传播学，制约了新闻学这门学科的价值的张扬和个性的发展。”⑷

长期以来，传媒业高度发达的美国新闻界领袖人物坚信法学院的办学思路是成功的新闻学教育的模式，是培养专家型人才。这种教育应该贴近专业知识，远离脱离现实的纯学术性问题。

但是今天，不幸的是，新闻传播学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里。美国原《华盛顿邮报》记者、旧金山州立大学新闻系主任贝蒂・迈德丝杰教授撰写的研究报告《变化的风向》中把新闻毕业生质量的下降归罪于“大众传播理论课程”和教员中拥有传播学博士学位人数的增加。另一位学者认为，传播学理论课程的学习，耗费了学生大量的时间，使学生们再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研修人文艺术科学的其他传统的重要课程。⑸

新闻学到底是职业教育，还是学术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新闻学教育到底是强调是理论还是实践这个根本问题。美国西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比尔・克尔说，新闻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功能跟医学院、建筑学院和商学院的功能是一样的。他有一个形象的譬喻：病人不会让一个从来没有进过手术室的教授培养的外科医生来动手术。长期以来，美国最好的新闻学院与新闻媒体第一线的专家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就跟医学院的教授跟各大医院的专家们的关系那样重要。

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大学的新闻学院里，只有17％的教授没有当过记者。美国大学新闻学院中，5个教授中有4个坚决主张要把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记者聘为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⑹只有37％的人认为新闻学教育工作者需要有博士学位。而大部分教授认为，和博士学位相比，新闻从业经验更是聘任新闻教育工作者的一个先决条件。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是美国最著名的新闻学院之一，该新闻学院院长是原《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在这个学院的教员中，只有18％的教授或教员拥有博士学位。另一所美国著名的新闻学院―――纽约州立大学新闻学院的老师更是以有经验的新闻记者为主。这些教师的研究成果包括对新闻学和新闻媒体深刻的批评著作。

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新闻学教育的各个专业中，并不是每个科目都需要博士或会做学问的人。比如，在美国大学里从事新闻采写和编辑教学的教授中，很少有博士学位的。这类新闻学教授具有的是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不是概念性的理论和方法。而这些教授却是美国新闻学教育中最成功的老师。⑺当邀请媒体一线的记者来评估他们早年在新闻院校中上课时，在“谁对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最有帮助时”这一项中，56％的记者回答是，最好的新闻学教授是那些有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而没有博士学位的教师；36％的记者认为新闻学教师需要拥有“大众传播学理论”的博士学位。⑻哥伦比亚大学媒体研究中心的罗伯特・基尔斯更是强调说，新闻专业的学生应该从大学里的“主流”院系（指人文社会艺术科学等）里的“真学者”那里去了解世界。他认为，未来的记者的知识结构是多学科的，而不是跨学科的。⑼

新闻学的核心课程是什么？

今天的新闻界与新闻传播学院的隔膜越来越深，究其主要原因，是新闻界的专家希望新闻学院保持新闻学传统，而不是将其发展成单纯的传播学院。新闻界的某些专家甚至认为，传播学的发展和传播学院的建立，是新闻学的基本原理和原则的倒退，是空泛理论击败实践的胜利。⑽

经典新闻学或传统新闻学是依靠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和其他各种新闻作品奖的优秀记者培育和发展起来的。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媒体第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院的大学教授已经解决了涉及这个专业的一系列疑难问题，并建立了一整套完美的理论体系和知识结构，如基本理论、概念、价值、研究方法、采访方法、写作形式、视听艺术的创新、新闻与公共政策的关系等等。

中外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和传媒人的看家本领是系统地收集、分析和传播信息的能力。长期以来，这一直是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核心内容。但是，在今天，越来越多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工作者不再把传授传统新闻学的基本价值和能力作为核心的内容。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一线新闻工作者开始蔑视传播学教授，认为他们传授的理论与媒体实践严重脱节。美国权威的新闻组织―――“自由论坛”的主席查尔斯・奥沃比说，⑾在新闻与传播学院系，应该强化新闻学核心课程的设置，把重心放在新闻价值、新闻写作编辑、新闻史、新闻伦理和法规等新闻基本理论与实践的课程上。

新闻界的专家认为，在面临各种利益强大压力的今天，新闻学教育应该把对新闻媒体质量的评估、公众的关注点和提高新闻记者与公众的水平变成当代新闻学教育的课程。比如，公众目前对新闻媒体的主要关注点有：新闻报道的公信度、信誉度、可靠性、准确性、公正性以及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新闻报道中的阴暗面过多，如煽情、暴力、丑闻、耸人听闻的报道和明星逸事等等，这些与现实生活显然是不成比例的；某些记者不讲求职业道德，在采访中采用欺诈行为或隐瞒真实身份，等等。对于这些基本问题，是未来记者们在新闻传播学院读书时就应该解决的、最基本的新闻价值观和伦理道德问题。正如美国一位专家指出，新闻学教育计划的核心是“培养一种有社会责任感、见多识广的和富有批评精神的智慧。”⑿

在新闻传播学教育中，应该充分认识到，新闻传播学院重点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洞的纯理论的传播学理论研究，而是传授学生们最基本的新闻学原理、基本采写技能和基本价值观，使学生们在走进复杂的社会从事新闻报道前受到严格的职业基础训练。这种新闻学基础训练的严格性不亚于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对学生的职业训练。⒀

曾做过40年记者的波士顿大学新闻系主任比尔・凯特说，新闻的基本价值观、职业道德观、伦理道德观、新闻的公平和公正原则应该列为新闻传播院校的核心课程。⒁新闻学的核心价值包括：真实性、可信性、准确性、完整性、全面性、公正性、平衡性、言论多元性、为公众服务性、避免个人利益冲突、不惧怕权威、不煽动仇恨、不传播谣言、无人高于法律之上等。新闻的核心价值和职业道德是新闻工作者从业的基础。由于大学教育中对传播学的强化和对新闻学的弱化，新闻的核心价值正在受到损害。

作为衡量一个新闻传播院系的教学安排是否合理，美国新闻界的标准很简单，是看教学中有多少资源被用于新闻采访写作编辑、新闻史、新闻法规和新闻伦理等课程上。大学和研究生院应该传授“真新闻学”。除了重点学习上述新闻学核心课程外，还要选修和必修人文学科的各种知识，如历史、文学、哲学、经济、法律等，而不是单纯地学习传播学理论。⒂ 表1： 课程建议完全同意完全不同意 开设高水平的新闻写作课81％0％ 培养学生对新闻的兴趣79％1％ 培养具有批评精神的思想家75％2％ 聘请新闻记者担任教授70％1％ 把新闻学与公共关系和广告分开43％7％ 突出新闻伦理学课程40％3％ 突出视觉新闻学课程27％14％ 聘请专职人员研究新闻学和新闻写作27％9％ 突出外语学习13％19％ 聘请传播学学者担任教授7％39％ 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7％66％ 突出传播学理论课程6％42％ 关于新闻传播学院系未来的教学重点，美国最有影响的新闻研究机构和媒体集团“自由论坛”曾在美国各大媒体的人事部门、老板、总编和资深记者中做了下面的调查⒃：（详见表1） “自由论坛”还分别对美国新闻传播院系的教授和新闻媒体一线专家就新闻传播学院系的学生要学习和掌握的知识领域、价值观念和基本技能做了如下调查：（详见表2） 表2： 知识领域新闻学教授媒体一线专家 重要重要 新闻采访写作基本技能95％98％ 采访技能89％95％ 信息分析和产生思想的能力96％94％ 清晰的写作能力95％97％ 截稿压力下写作能力78％82％ 深度报道调研能力73％67％ 行业报道能力53％67％ 对新闻事业的献身精神70％66％ 产生新闻灵感或点子的能力68％76％ 对时政和重大事件的关注83％78％ 与各种背景的信息源谈论问题的能力73％72％ 解决新闻报道中道德两难问题的能力79％59％ 发现新闻报道中陷阱的能力76％77％ 对新闻媒体内部变化的了解53％31％ 明快流畅地报道复杂新闻事件的能力78％86％ 相信准确性和真实性是新闻学核心92％96％ 使用电脑从事研究和通讯的能力70％55％ 培养记者需要的勇敢精神45％36％ 培养记者需要的敏感61％58％ 信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85％77％ 相信公民知情权并提供他们需要的信息84％73％ 为各种媒体（报纸、广电和网络）报道的能力48％21％ 熟悉新闻出版法规66％48％ 了解社会对新闻媒体的批评35％15％ 熟悉新闻机构的内部组织和运作结构44％40％ 依法获取政府信息和文件的能力50％49％ 使用图片和图表报道新闻的能力55％51％ 新闻发展和演变史的知识36％15％ 新闻院系一毕业就成为合格记者的能力83％79％

按照传统，新闻学教育课程体系应该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历史、法律和自然科学等未来记者们在采写报道中会遇到的内容。因此，新闻学院的课程设置中，当然要包括这些内容。传统新闻学派认为，对新闻学和新闻在社会中的作用的过分理论化，是浪费时间，会使新闻专业的学生们和记者们从更重要的新闻采写和报道的问题中分心。《纽约时报》前执行总编佛兰科尔在哥伦比亚大学媒体研究中心研讨会上说：“在媒体业，媒体批评家简直太多了。这很荒诞。如果这些媒体批评家们（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到媒体第一线去当记者，我们的新闻界会有很大的改观。相反，我们却在这里研究……什么新闻。”⒄媒体专家通常认为，学术界的媒体研究在“真实的世界里”是没有任何价值的。⒅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著名大学的新闻学院里，学生们在上课时，他们头脑里的目标是未来在一个媒体找到一个工作。他们在选课和学习时，更多考虑的是他们的知识结构与媒体所需专业人士知识结构的兼容性和适应性。强调新闻学学术性的倾向会误导新闻学教授远离新闻学的使命。国际上权威的媒体研究机构建议，⒆大学的新闻院系的学术委员会应该由大学学者和媒体专家联合组成，在大学聘用新闻传播学教授时，请他们做同行评议，以避免由单纯的学者组成的评估组因学术上的偏见，影响选用人才时全面考察的质量。

在21世纪，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体会很快变成旧媒体。但是，新闻学的基本价值观、批评精神、新闻采访报道技能与知识却永远不会过时。因此，新闻院系的教学，关键是教会学生们能够鉴赏什么样的新闻作品是伟大的作品，什么样的记者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新闻传播学院的最终成功和最终能否被主流媒体、社会公众和国际新闻界所接受，不在于它每年能培养多少学生，而在于它能否培养出一批范长江、斯诺这样优秀的新闻工作者。

注释：

⑴⑶⑻⑼⑾⒂⒃⒆Betty Medsger，“winds of Change：challengers confronting journalism education，”Arlington，VA：Freedom forum，1996

⑵Malvin Kalb，Can We Trust TV？November 29，2000，the Washington Post

⑷James Carey，“Journalism Education，the First Amendment Imperative，and the Changing Media Marketplace”，April 1996

⑸Beverly Kees，“Some Universities Beginto Rewrite the Story of Journalism Education，”Freedom Forum newletter，July，1996，p4～8

⑹⑿The progressive potential of Journalism education，Stephen Reese，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Fall99

⑺Fred Fedler etal，“Journalism＇s Statusin Academia：a Candidate for E.，imination？”，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1998，53（2）

⑽Charles L.Overby，Chairman and CEO，The Freedom Forum News（），Educators，journalists can work together

⒀Robert H.Giles，Media Studies Center，Remarks to accrediting council members at ACEJMC spring meeting，Chapel Hill，N.C.，May2，1998，

⒁Ruth O＇Brien，‘Values’assuming greater role in journalism education，practice，Special to The Freedom Forum Online www.free－

⒄Max Frankel，“News Can entertain，Teach at the Same time”，the Freedom forum and Newseum News，1998，5（3）：12

新闻传播学知识范文第9篇

互联网让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传播方式、传播内容、媒介形态和媒介所有权等方面进行融合，新闻传播呈现出一种多功能、多样化的局面。我国的互联网之发达和普及，让媒介融合的发展进程加快。并且，媒介融合不仅处于传播媒介的大变革形态下，还与我国整体社会发展和规划息息相关。有学者认为，“三网融合”、文化体制改革以及“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宏大背景，为我国媒介融合提供了重大的理论机理和可行框架。［1］《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是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部署、推进宣传文化领域改革创新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适应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举措。［2］从媒介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可观测到，每一次融合的变革中对媒体从业人员的需求各不相同，对媒体从业人员的专业要求从过往单一型人才演变成集采编、音视频制作、媒体策划和管理以及编程、网页制作各项技能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并且，我国媒介融合的顶层设计决定着我国的媒体发展需要复合型媒体从业人员的参与，作为培养媒体从业人员的主要平台——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肩负着培养高专业技能人才的重要使命。

二、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改革创新思路

从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现状上看，学科建设从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和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依然遵循传统媒体的路径，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编导）等是高校主要开设的以从事媒体工作为主的三个二级学科。新闻学教育以报纸为主，开设与报纸相关的理论和实践课程，学生主要掌握报纸的采写编评摄等几大技能。近年来，一些高校顺应时展，开设了网络传播、网络与新媒体等专业，但在课程设置中只增加一两门与网络传播相关的课程，学生从中能吸取的专业知识不多。传播学和新闻学内容区别甚微，大部分学校把传播学放在研究生教育当中。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编导）目标在于培养广播电视方面的专业人才，主要教授学生广播电视的理论原理、广播电视新闻采写编、广播电视节目后期制作等。高校新闻传播学仍处于为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统媒体培养专才的阶段。所以，高校新闻传播学应针对媒介融合的特征，把握时代脉络，对学科进行改革，为将来的新型媒介形态输送复合型人才。

（一）新闻传播学课程设置的改革

媒介融合时代的复合型人才培养，需要学生把握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传播特征，在实践当中依据新闻内容融合各种媒体的优势，选择适合新闻内容的传播形式，这一过程实质上具体表现为对业务水平和媒介经营管理水平的训练。就课程设置而言，高校应在学生大学一年级期间学完学科基础理论和历史知识。在接下来的专业课程里，结合各门课程的理论知识，培养学生掌握各种媒体技能和增强经营管理意识。就业务课程设置而言，一是应把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涉及的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编辑与评论、新闻摄影摄像、音频视频剪辑等专业技能课程结合媒介融合理论课程一同教授。二是应该让互联网应用技术走入新闻传播学课堂，学习图片处理、网页制作和网站维护、基础编程课程等课程。而媒介经营与管理课程，应当树立学生的多种媒体联合经营管理、跨媒体经营管理等的意识，对专业人才的管理和服务，对媒体资源的共享和调配，与其他媒体、其他行业进行联合等。

（二）新闻传播学实践环节的加强

高校应充分利用校园媒体资源，整合校报、校园杂志、校园广播电视台、校园网站、校园论坛及微博、微信平台等。首先在校内建立一个新型的新闻传播平台，融合校园新闻内容，为新闻传播学学生提供实践平台，高校可安排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结合课堂进度进入高校媒体中进行实践活动，感知媒介融合下的高校媒体的整体运作模式，使学生在校期间就有基本的媒介融合实践经验，为以后的实习与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与当地媒体共建实训基地，为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提供实习与就业平台，同时让学生运用媒介融合理念为当地媒体建立新型高效的传播平台，提升当地媒体的传播效度与信度。

（三）新闻传播学学生专业主义教育的重视

媒介融合立于互联网这一技术支撑之上，互联网的传播属性提供了一个自由宽松的传播环境。尤其是近几年的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的迅速发展，使当前的媒介环境进入一个人人都能做媒体、人人都有话语权的状态。这种状态的最大缺点在于，脱离了传统媒体的把关人模式，传播少了过滤层。普通网民由于没有媒介从业人员的新闻价值观和职业准则，容易造成传播行为示范，互联网上充斥了大量虚假、暴力、色情等有害信息，这种混乱无序的状态偏离了新闻传播规律和道德准绳。因而在媒介融合时代，高校不要一味迷信技术，而忽略了学生专业素养和道德意识的培养。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在大学期间应坚守新闻职业道德和准则，以后的从业过程中应该在混乱无序的媒介环境里树立正确价值观、合理引导舆论。

（四）新闻传播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改革

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首先就要求新闻传播学教师是集各种传播技能于一身的全才。现阶段，我国新闻传播学教师基本是科班出身，知识结构大多停留在传统媒体时期，并且，高校教师重理论轻实践，即便是研究媒介融合或者网络传播的老师也不一定真正掌握了符合这一时期的传播技术。尤其是属于理工科的编程课程，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师基本不能胜任。因此，新的传播形势之下，高校应给予新闻传播学教师进修的机会。一方面，可以让老师以校园媒体为改革试验田，带领学生一同实践；另一方面，高校可安排老师们到媒体进修，实际感受当下媒体环境，结合自身理论研究，让学生真正感知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现状。另外，高校可以定期开展媒介融合专题讲座，邀请专业人员到校传授经验，作为一种学科教育的补充形式。

三、结语

新闻传播学在中国内地的发展尚未达到成熟阶段，而瞬息万变的科技带给了传播多种多样的形态，这也使得媒体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大大提高。媒介融合的出现和发展使我国新闻传播学的教育改革提出了刻不容缓的要求，高校承载着培育一代代新闻传播人才的重任，因而应时刻关注媒介环境变化，把握时代脉搏，及时进行新闻传播学教育改革，为社会输送大批适应行业发展的新型媒介人才。

新闻传播学知识范文第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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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泽为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昊臣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