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范文

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篇1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 R. 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转贴于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 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 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 个，博士后流动站2 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 ：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 ，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篇2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重构；进路

一、概述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中，这不仅使传统的研究条件和研究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正不断拓宽学科边界研究领域，加快了各个学科之间的融合。在社会科学中应用大数据，可以改变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以及内容，从而使研究逐渐向深层次的方向发展。在大数据的影响下，社会研究的路径逐渐增多，其中包括计量研究、质化研究、量化研究3条路径。现阶段的社会科学研究逐渐与新闻传播学联系在一起，因此，新闻传播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这一现象也表明了各个学科之间的融合交叉。［1］现阶段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中，越发重视新闻传播学中存在的问题。在大数据的影响下，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路径逐渐发生变化，其研究的内容涉及各个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与其他学科相互交融。

二、大数据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内外部重构情况分析

在工业革命之后，专业化程度被作为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以及社会效率的把握有所提升，但是人们对整体文化的控制逐渐降低。在社会科学研究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社会科学逐渐向细分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致使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性逐步增强。［2］对于整体的社会科学而言，由于专业化分工，各个学科之间的分化越加明显。在大数据时代的影响下，有可能推动学科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以数据作为支撑，从而形成了学科融合交叉的新形势。在此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的融合发展也有了新的变化。

（一）从内部来看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科定位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新闻学教育建立之初，人们将新闻学与传播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在研究定位上对两个学科的研究也有所不同，但是在学科布置方面时，教育人员会将传播学与新闻学并置。因此，新闻传播学分设了两个二级学科，即传播学与新闻学。新闻传播学在建设之初被看作人文学科，因此部分新闻传播专业都设有相应的人文学院或者中文系。受到历史原因的影响，在新闻传播学早期的教学当中，由于缺乏相应的师资力量，加之专业设计方式受到人文学科的影响较大，使新闻传播教师与文学以及中文有密切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新闻传播研究的人文学科研究基础。

20世纪70年代后，新闻传播学研究逐渐向传播现象的分析方向发展，在研究过程中逐渐使用实证数据调查的方式。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应用大数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闻学科研究路径的改变，使其更加倾向于社会学科的研究路径，在研究的过程中，实践研究方法的作用充分发挥，使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向越发明确。［3］

在大数据的影响下，研究逐渐向精确化的方向发展，这对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使该研究方法获得了新的发展。于传统的数据采集方式而言，研究人员获得的资料比较有限，在大数据时代下，研究人员获得的信息以及数据十分丰富，这突破了研究人员的经验范畴。于传统的实证研究而言，无论利用哪种抽样方式，都会存在相应的误差，获得相应的结果后，还需要进行检验。利用大数据的方法可以获得较为全面的样本，通过简单的统计描述即可掌握其中的规律。利用大数据可以对全样本的数据进行分析，避免分析人员个人经验带来的影响，从而使研究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力，不断发现经验以外的规律。

（二）从外部来看新闻传播学逐渐与其他学科交融

在新闻传播学的形成过程中，使用了社会学中的相关知识，并且对社会学中的相关问题给予了充分关注，并对传播行为关系等进行了重点研究。因此，在社会学发展的过程中，会利用传播学的成果对其内容进行研究，在大数据的影响下，其他学科也不断引用新闻传播学的成果。

在大数据的影响下，诸多学科领域出现了融合现象，新闻传播学科也不例外，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变得越发频繁。第一，在近几年发表的新闻传播研究论文中，有很多科学背景或者计算机背景的人员参与；第二，在大数据相关研究的工作中，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这两点充分说明了各个学科之间的交流。

在应用大数据的背景下，社会学科与科学之间的边界越发模糊，而精确量化也被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在以往，精确量化主要应用在科学领域，这类依靠研究方法对学科进行划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信息传播规律方面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会从这一角度对社会问题以及社会现象进行相应的分析。［4］现阶段，各行各业要想得到较好的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并对互联网及相关问题给予相应的关注以及研究。于新闻传播学而言，其可以分析信息传播规律，从而为其他学科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于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传播研究而言，大数据可以为该项研究提供相应的方法。研究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作用，可以有效把握网络的结构以及组成，明确信息传播路径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会涉及其他学科方面的内容，因此新闻传播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融也得到了推进。

三、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进路

大数据的影响越发突出，逐渐将新闻传播学带领到社会科学研究的舞台上。在大数据的影响下，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使新闻传播学的实践以及理论得到了重构，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变得越发模糊，在此基础上，新的研究问题逐渐产生。新闻传播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其思维方式不断发生变化，研究思路也在大数据的影响下变得越发宽广，在研究中，研究空间逐渐扩展，需要不断找出研究主体，并弥补研究方式的不足。

第一，在研究新闻传播学的过程中，研究人员需要开放心态。虽然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边界越发模糊，但这给予了新闻传播研究更好的空间，因此，研究人员可以与其他研究人员相互合作，在研究的过程中采用新的视角和方式，从而使研究内容不断扩宽。第二，在研究新闻传播学的过程中，要明确研究核心。研究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持来保持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活力，在研究的过程中重视核心问题，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作用，使社会科学研究与新闻传播研究逐渐区分开来。

四、结语

大数据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内容，该内容在不断升级更新中，并且在各个领域不断渗透。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工作主要侧重于互联网传播规律方面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不断延伸，使新闻传播学研究逐渐向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在大数据的影响下，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重构以及进路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不仅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且指明了研究方向，在此基础上，新闻传播学的地位日益凸显。为了做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工作，研究人员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作用，探究新型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从而为新闻传播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凯杰.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构与进路 [J].传播力研究，2019，3（09）：40.

[2]奚畅波.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构与进路 [J].科技传播，2018，10（13）：22-23.

[3]卜令法.对于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构与进路 [J].电视指南，2018（05）：55+57.

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篇3

一、新闻传播理论概述

新闻传播理论主要是对新闻传播规律进行系统性的总结，并且在不同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下，遵循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进而在新闻学、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针对国内而言，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新闻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21世纪下，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显得极其重要及迫切。

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新闻传播理论也不例外，新闻传播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新闻传播理论创新同样永无止境。在我国日益走向国际舞台中心、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迫在眉睫、势在必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开始对传播学的理论进行研究，并在二战后取得较大发展。但就国内而言，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因而对资本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并不适用于我国。鉴于此，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统领，研究并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补充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理论空白。事实上，这一思想指导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究体系做出贡献，也对世界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建设做出贡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媒体引导好舆论，疏导社会情绪，化解社会矛盾。此外，我国正处于变革的攻坚时期，需要新闻传播做好求同存异，以期形成最大凝聚力。互联网时代下，传媒格局和舆论生态社会变革下，网络与数字技术裂变式的发展已经有效地推动媒体格局的深刻变化，全面传播，媒体竞争条件下，以微博、微信和客户端等代表的新闻媒体的传播及应用有效地催生了信息传播格局的深刻变化。传统媒体绝对权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从传播变革，传播主体正有媒体机构的专业化传播向公众化传播转变。传播机制正在从党政主导的单向传播向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向传播转变，传播范围正在由局部区域性传播向更大时空范围传播转变，打破时空藩篱，消弭了距离概念。鉴于此，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需要重视网络传播和管理规律研究，适应新闻传播的时代要求。

三、创造力的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需要

理论创新是理论发展的基本形式，是促使理论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本途径。新闻传播理论的提高与创新，都带来一次思想解放和事业进步。近年来，我国传媒产业发展迅速，这一过程中，西方传媒传播理论对我国传媒产业快速发展及崛起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此外，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缺乏创造力。鉴于此，中国作为传媒大国，应当加强新闻传播界及学术界的理论研究，用来推动中国新闻传播的实践发展，促进世界传播业的交流与发展，最终保证理论输入与输出的平衡，进而提升理论的影响力。具体而言，新闻传播理论创造力需要借鉴与继承、自信与科学、系统与规范及融合与创新。新闻传播理论的借鉴与创新，有利于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播学术视野的拓展，借鉴西方传播理论精华，去其糟粕，避免陷入西方舆论话语的陷阱，继续继承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及传统文化，为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指明了道路和方向。此外，传播理论创造力的提升需要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理论基础及价值取向，创造出科学的理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理论自信，进而实现新闻传播制度和道路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创新的自觉和自信，坚持本土意识、人文关怀，重视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过程中经验及问题的独特意义和理论价值，运用中国话语，传播中国声音。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创造力的科学性需要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解决理论传播实际问题，创新新闻理论的基础，积极完善理论创新的体系，最终促进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新闻传播理论创造力的显著特征是系统与规范，未来世界的竞争是软实力与硬实力结合的巧实力竞争。因此，这就要求新闻传播理论需要确立“系统效能”的观念，将理论创新与理论应用创新结合，把基础理论创新与理论应用创新紧密结合，最终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整体“融合”。此外，新闻传播理论创新坚持较高的学术规范，需要具备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及责任感，敢于创新学生，努力创造当今文化，积极弘扬学术精神、民族精神。理论传播的创造性，离不开理论与理论的融合与创新，坚持“国学为本、西学为用”，将过去的理论精华与具体实际结合，实现古今中外的融合，以期实现新闻传播理论的创造力。

四、新闻理论重视本土化研究

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与西方相比发展较晚，因此传播学对于中国而言属于舶来品，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体系来自于西方。正是基于该历史特征而言，中国在过去的传播理论中引入了西方经典的新闻传播理论，但不容忽视的是，中西方在国情、政情、媒情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中国新闻理论必须与中国国情结合，直接引入理论并不符合常理，也不是一种科学理性的学习方式。鉴于此，新闻理论应当重视本土化的研究，当下，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的话语体系。值得庆幸的是，不少学者显然已经认识到新闻传播理论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性及迫切性。例如，刘海龙先生在《传播研究本土化：问题、标准及行动路径》一文中，深刻地反思回顾了传播研究本土化的问题，指出传播研究本土化应当采取两个维度、四个行动的路径；顾黎和蔡惠福先生在《关于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生话语体系自主建构的几点思考》中明确指出，要把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生话语体系作为学习研究西方理论的目的。鉴于此，依据我国实际经验，研究中国问题，立足自己的实践形成自己的创新理念。与此同时，应当以新概念、新范畴及新观点为着力点，最终实现新闻传播话语体系的自主构建。新闻传播理论本土化的研究，基础及前提是提升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创造能力。但是尤为注意的是，重视本土化研究并不是闭门造车，本土化研究是需要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理论基础上，对理论进行加工及改造，最终吸收精髓，借鉴精华，融合我国新闻传播的实践经验，最终实现新闻传播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此外，在新闻传播理论创新性的过程中，实现中国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的自我建构，提出新闻传播理论的创造能力。新闻传播理论本土化研究应当在引进西方新闻传播的理论基础上，逐渐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最终实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目标。西方传播理论在引入国内后，我们不仅要学习理论的本身，还需要学习借鉴国外传播领域的先进研究方法及科学的研究手段。只有具备先进的研究方法及手段，才能够有利于新闻传播本土自主理论的研究创造，最终实现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本土化研究。

五、新闻传播中的主流媒体及非主流媒体

大众传播是人们借助延伸的个体进行新闻信息的寻求及获取，目的在于适应生存发展的需求。现如今，大众传播已经成为当代人类最为主要的社会行为之一。从大众传媒的系统理论而言，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能够传输重复现象，被称之为功能，并且从日常生活观察而言，功能也就是效能，主要是事物及方法发挥的较为有利的作用。大众传播功能是指信息获取者通过大众传媒所获得的有益效能。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总会有些媒体做出过特殊的贡献、作用及功能，因而会受到执政党及政府青睐，享受到政策优势。这类媒体就是人们常说的主流媒体及核心媒体。针对中国的现状而言，主流媒体主要关注重大问题，发挥重要影响，有政府做后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收视率和发行量并不是对主流媒体的身份界定。例如，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行量与《太阳报》《世界新闻报》相比要少得多，但是《泰晤士报》的龙头地位却是任何一个报纸都无法撼动的。互联网时展下，非主流媒体在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非主流媒体在市场份额的占有上担负重担，也在舆论导向上具有重要引导。现如今，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在新闻的分工、舆论引导分层及联系对象分众上有所不同，相互建构中具有一定的互动关系。总的来说，这在导向与市场、对上及对下、对内及对外、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的中有所侧重，能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及风格。主流媒体及非主流媒体之间的定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非主流媒体也能够在传媒领域独挑大梁。其中，美国《时代》周刊中将互联网评选为“年度人物”，由此看出，非主流媒体已经在传媒领域具有一席之地，并且逐渐发扬光大。总的来说，在未来的世界中，谁将是主流媒体，还不能确定，因为主流媒体及非主流媒体是相对而言的，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动态定位，其弈及易位还需要有待观察。

六、新闻传播理论中加强热点研究

新闻传播学作为一种应用性学科，不仅肩负新闻传播现象、总结新闻传播特点及规律，还肩负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当下，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关注创造能力的提高，但创造能力的提高必须源自于对新闻传播实践的提高上。数字化时代下，新闻传播领域中主要关注热点问题，并且在新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下，热点事件频发，传播手段及技术突飞猛进，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中需要关注热点问题。针对热点问题的研究而言，中西方处于同一起跑线，不仅提出了自主理论创造的要求，同时还直接将理论研究推向国际最前沿。新闻理论研究过程中，从学术理论出发将热点问题研究脱出，构建起相应地理论体系，大力提升新闻传播领域内的理论创造能力。不少传播界学者针对理论的研究提出不少建议性的成果：董兵《关于当前新闻传播几个理论问题思考》、毕宏音《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新媒体传播效用、模式即对策研究》等等。此外，不少在互联网有影响力的传媒人士借助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传递新闻热点问题，如天津塘沽爆炸中，对事件进展的跟踪报道，不仅在短时间内传递了正能量，还汇集了救火救灾的力量。可以说，新媒体这一独特的优势，在救灾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作用。此外，传播学学者姜胜洪针对网络谣言这一社会热点进行深入剖析，对机制、机理及策略进行研究。总的来说，这些都为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及理论探索有着重要意义及影响。

七、结语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因而新闻传媒发展过程中应当重视新闻理论。21世纪下，社会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所以新闻传播应当适应新的变化，在理论发展中提高创造力，以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

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篇4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 博弈论 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 在上个世纪80 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 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 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 年代之后， 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 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 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 是在2004 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 年10 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 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 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 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 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 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 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 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论文网 Www.LunWenData.Com]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 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 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 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 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 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 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 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 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 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 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 个传播模式， 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 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 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 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 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 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 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3.罗伯特·吉本斯［美］著、高峰译：《博弈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

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篇5

综观我国当前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特点：

一是注重对西方主流传播思想。主要是自由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

二是注重实践，主要是传媒经济的研究，并有较大的实绩。

但也有两个偏向：

一是缺乏对当代西方新闻传播思想和思潮的全面研究，对西方新闻传播思想发展的最新动态了解不够，并且只停留在对西方传播思想的介绍和消化上；

二是缺乏对中国本土新闻传播的研究，对实践的研究还比较浮躁。总之，我们无法将西方新闻传播理论在实践中复制，而符合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展的新闻传播思想理论框架尚未形成。

我国新闻节目是基本叙事模式。比如，百姓利益受损一记者调查取证一上级领导惩罚非法行动以及执法者出面一百姓利益得到补偿。那么，透过这种叙事模式，我们不难发现新闻传播要表达的意义是：人民利益应该受到保护，非法行动必须受打击，作为执法者的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完全可以信任，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构建。

在相当长的计划经济年代，我国新闻传播一直成为政治的一部分。成为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工具，成为权力的助手。其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被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其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则被有意无意地置于被压抑和被忽视的地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新闻传播逐渐走向民主化、法制化、市场化。但仍面临着必须改革的巨大压力。

首先，伴随经济一体化、世界全球化的打开放格局的形成和各种传媒技术的进步，人们已不满足子传统的灌输式的宣传报道。对“知情权”、“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要求越来越强烈，这是很正常的。“而当这种要求在国内的新闻传媒上无法、或者很难得到满足时。就会转向国外的媒体寻求信息来源，互联网正满足了这一需求”。因为，现代社会的人们既不能只拥有一种声音，也不能只属于一种声音；当今世界又为人们传播和获取个种声音提供了相应条件。

其次，新闻传媒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产业，理应与世界接轨。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市场一直是独家经营，规定外资不能经营国内新闻媒体，亦不能合资经营。

第三，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收听和收视到国外广播电台、国外电视台的(包括卫星电视)节目。互联网、国际传媒已造成“全球共此时”的状态，人们已进入开放的全球信息空间。我国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也实现了新突破：一是加强传播学中国化研究。新闻传播学作为一个科学的学科建设来说，对于本学科的思想历史资源的整理和发掘显然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一个新兴的学科就很可能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近年来，我国的一些新闻传播学者就非常重视新闻传播学术史的整理尤其是新闻传播思想发展的系统研究。先后出版了《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和《中国传播思想史》两套传播学术史专著。不仅及时总结了近一百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全面发展状况，而且全面深入研究了中国有史以来的传播思想的历史演进。从而成为传播学术史研究的开拓与奠基之作。但研究是刚刚开始，任务仍繁重。二是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整体研究，尤其是对西方新闻传播思想中的非主流传播思想研究。西方新闻传播思想发展大约分三个阶段，即15世纪——19世纪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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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成熟，20世纪——21世纪初西方社会责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21世纪初以来西方对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的批评与挑战。自由主义思想是西方主流思想，但非主流思想已经在国外迅速发展，而国内部分学者对此嗤之以鼻是不科学的。因此，我们不能走新闻传播思想研究的老路，必须有本土意识，超前意识，创新意识，形成自己的特色。

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篇6

一、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新动向

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一个学科如果没有一批学者认真关注纯理论的建构，就会被其他学科所轻视。本次研讨会的部分代表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身体力行地围绕新闻传播的纯理论问题进行了很有价值的思考。这些思考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角度，对一些基本的理论范畴、研究框架进行反思；二是从解读新闻传播思想史入手，并籍此阐述自己的理论构想。

在学科反思方面，令人关注的是一些学者从各自不同视角阐述了对传播学科发展的担忧。中国传媒大学陈卫星与江西师范大学项国雄在各自发言中均提到了传播教育、传播理论与现实脱节的问题，也都看到了传播学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的混乱，他们都呼吁要在上述问题上取得共识，寻找出路。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王怡红则在论文《争论能为人类交流做什么》中干脆提出了以“参与与共享”的内涵来重新界定传播，重新发展一套传播的话语与研究体系。作为对这些观点的响应，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姜飞在论文《跨文化传播研究对象初探》中反思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纲要问题，强调了跨文化传播研究对象是以文化和传播为双焦点的文化他者。无独有偶，一些学者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考察了新闻学的学科发展。湖州师范学院宋万林在论文《中国新闻学致命的弱点：实践与人学的双重无意识》中指出多数新闻学理论研究主要是在新闻学的或边缘徘徊，对新闻学的实践性和人学性关注不够，导致学科缺乏本体论。而与之相呼应，南京大学方延明在论文《新闻学理论与实践的学术品格》中强调新闻理论的学术品格是新闻正义、新闻自由和新闻真实。

在解读思想史方面，学者们不仅解读了具有个案性质的名家名作和名理论，也探讨了一些思想流派的谱系。前者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其中较重要的文章有中国传媒大学蔡帼芬的论文《李普曼新闻思想再解读》、复旦大学殷晓蓉的论文《交流的失败：悲观？乐观》、上海大学郝亦民的《“第三者效果”研究的理论缺失与学术设想》、中国人民大学刘海龙的论文《传播游戏理论再思考》等，而后者可以说论证严密，如深圳大学何道宽的《继承与超越――媒介环境学的思想谱系》和南京大学夏文蓉的《发展传播学视野中的媒介理论变迁》。一切的思想史研究都是用来为当代思想做注脚的。蔡帼芬希望我们研究李普曼能够走出《舆论》一书的局限，殷晓蓉从《交流的无奈》中读出了彼德斯关于交流其实并不“无奈”的看法，刘海龙期待对传播游戏理论的再读解能对当下中国的传播现象尤其是网络恶搞带来一点启示，而夏文蓉则认为研究传媒与小康社会少不了发展传播学的介入。也许这些研究目前与经典文本的距离依然太近，但它们一定会是将来传播理论创新的垫脚石。

二、热点冷门均倍受关注

本次研讨会的多篇论文对新闻传播现实问题表示了高度关注，这显示了这一学科的活力。这其中既不乏“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文化体制改革与媒介产业发展”、“新媒体传播及其管理”等热点问题，也包括一些素来少人关注的冷门问题。

“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前传播学讨论的焦点课题，当然也是本次会议的热门选题。总地说来，学者们对于传媒的社会协调功能寄予厚望。中国传媒大学雷跃捷等在论文《大众传媒、政治沟通与社会和谐》中提出：大众传媒应从保障公民知情权和实施有效舆论监督两方面入手，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政治沟通。华中科技大学赵振宇在论文《加强舆论环境建设促进实现和谐社会》中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加强舆论环境建设，保障公民依法有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南京大学丁柏铨在论文《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大众传媒关系的历史考察》中，以历史的视角指出，只有允许大众传媒展开不同意见的讨论，传媒才能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所作为。学者们对传媒的期望确实很有道理，但应当看到传媒只是建设社会和谐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对其过度的强调未必有利于研究的冷静和深入。

“文化体制改革与媒介产业发展”问题的探讨也是当前媒介研究的热点问题。武汉大学刘友芝的论文《论我国统一的功能性传媒产业规制体制的建构》，复旦大学朱春阳的论文《新媒体经济：效率竞争、创新榜样与国际化示范》均从宏观层面高屋建瓴地分析着当代中国传媒的经营管理发展动向。而南京大学的丁和根则在论文《新中国传媒制度的建立与变迁》中，以历史为维度分析了中国传媒制度的发展与变革。这些在宏观理论上的空间偏向或时间偏向的倡导固然是可贵的，但南京师范大学方晓红等的论文《媒介资源拟合指数模型的建立及推导》以及中央财经大学谭云明的论文《试论我国报刊退出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也有自身独特的现实意义。尽管他们的观点尚不成熟，但新颖的切入点激发了许多共鸣，自然也就成为会议讨论的热点。

对于新媒体的热情一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各种新闻传播研讨会的共同特征，与以往研讨会不同的是，本次研究会的新媒体研究除了强调新技术的未来外，更多强调的是对新技术的人文关怀。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吴玉兰对记者博客的研究，南京大学王蕾对网络女红人的研究。有一些选题是很少有人关注的冷门，但反而引发了热烈讨论，如南京大学秦州对虚拟教堂的传播学研究。

说到研究的冷门，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再次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他的论文《转变思维方式办好海外媒体――对提高在美出版的中国媒体国际竞争力的探讨》选择的就是一个冷门话题。方先生以翔实的史料，分析了美国华文媒体的基本特征与受众结构，提出海外中国媒体可以采取新闻报道与媒体立场分离的原则，以中华文化认同为外延提高媒体的凝聚力，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冷”与“热”一样可以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三、研究方法多元化取向表现明显

可能是受到研究条件和截稿时间的限制，本次参会论文中极少有大规模定量研究的力作，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与会代表采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方法的多元化是一个学科繁荣的重要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讲，本次会议如此多元的方法的交流与碰撞，再次让人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寄予希望。说到研究方法，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令人感到振奋的是，本次递交大会的论文，有多篇采取了人种志的田野研究方法，这在以往的学术研讨会中是不常见的。浙江大学吴飞的论文《少数民族社区居民的电视体验报告》、江西师范大学邱新有的论文《村民直选过程中的信息传播――洲村的田野调查报告》以及南京大学巢乃鹏的论文《互联网传播与中国西部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以黄羊川为例的一个初探性研究》就是其中的代表性论文。这说明，在《独乡电视》这样的传播人类学作品问世后，人种志方法已经逐渐对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这些研究目前与理论结合得还不够紧密，描述性色彩很强烈，但这一方法的取向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研究个案的论文明显增加。以往，个案研究常常“吃力不讨好”，不容易得到好评。本次会议情况有所不同：厦门大学陈如对《青春之歌》的传播学解读，中国传媒大学段鹏对惠州广播电视台的个案研究，南京大学朱丽丽对南京市鼓楼幼儿园网站的实证分析等都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即小见大地进行着传播理论的建构。实际上，个案研究法及其成果往往对理论建构有着自身独特的贡献。个案研究的运用范围广泛，不仅在经验研究领域，在理论研究领域它同样也有用武之地。如蔡帼芬对李普曼，殷晓蓉对彼得斯等理论史的研究，也采用了个案研究的方式。个案研究是令人期待的，它必将成为未来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一种重要手段。

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篇7

一、接受美学概述

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在联邦德国的一种美学思潮，是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的文艺学教授尧斯于1967年首先提出的美学概念。这一概念主要核心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的，从其字面上理解就是受众论文联盟所接受的审美需求。

接受美学方法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尧斯和伊泽尔，他们主张美学研究应该把焦点集中在读者对作品的接受范围、对作品所做出的反应程度、读者进行阅读作品的过程和读者自己所拥有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在文学的社会功能中的作用等方面。研究美学的过程中还应该要通过问答的方式以及同时进行解释的方法去研究作品创作与接受和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动态交往过程，这就要求能够把文学史从实证主义的死路中引出来，并要把审美经验方在历史和社会的条件下去考究。

接受美学方法论有其独特的理论观点，这是由于接受美学拥有自己的特的理论基础。由于接受美学的理论家是反对19世纪的历史客观主义的，其主要是反对文学作品具有客观的永恒不变的含义或意义。他们认为这种历史性质的研究是一种随着人们认识的增长而在不断变化的对经验的研究，历史研究者同样不可避免的被历史条件所制约着，这一历史观是接受美学文学史观的基础。尧斯在研究接受美学的过程中把结构思想与历史思想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作品的结构是文学创作整个过程中更高级的结构，而接受是在作品的历史系列与公众态度系列之间的矛盾运动中产生的一种过程，在此构成中形成了审美。不仅如此，尧斯还引进了许多不同科学哲学家的概念与观点，并把这些概念及观点融入到接受美学的概念里，扩展了接受美学新的范畴，这便为接受美学划定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研究领域。

尧斯认为接受美学是研究读者对文学的接受与读者受到影响的可能性，比如说是像对待作家和其作品那样，要深入并系统地研究读者在有效的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要把读者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之一。

尧斯并把这些观点的主要内容分了几个方面：第一，接受美学研究者现在逐渐注意到了一个过去一直忽略的基本事实，就是文学作品是为读者阅读而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其美学价值是要通过阅读表现出来的。尧斯用接受美学表述这个事实，就是当一部作品只有经过读者阅读才能算是真正的被完成，才能够成为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才具有其所具备的文学生命力。第二，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读者在接受作品的过程中不是在被动的接受和反应，而读者是主动的能动的推动着文学创造，所以说读者的接受与反应也是推动文学创造，促进文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第三，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一部作品所取得社会效果是积极还是消极，是热烈还是冷淡，都是由读者的阅读活动所决定的，同时也会取决于作品的性质。即使同一个读者阅读同一部作品，他每次阅读也会产生不同的解释。由此可以看到，文学的接受活动，不仅被作品性质的制约着，也受读者的制约。最后，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对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是由个人因素所决定的。受众自身的生活经历具有其特殊性，受众的艺术修养、个人气质、艺术趣味、教养及知识程度、家庭环境等影响着受众对作品的接受效果和审美层次。

接受美学强调着受众的接受与受众的审美，其反对形而上学的研究文学艺术，而是重视读者的积极参与的接受效果，其在此基础上开拓了注重读者对作品的影响与作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接受美学使人们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一些基本问题，可以说是对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贡献，而其也在处在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中。

二、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随着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求对新闻内容的审美表达，由于新闻的真实与美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而且美感是新闻真实的较高品位，因此受众在接受新闻内容时就把美感也作为新闻是否真实的一个评判标准了。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受众理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接受美学把读者作为了一部新闻作品的主体，因为无论任何的文本只有经过了读者的阅读才能成真正意义上的成品。接受美学在一定程度可以说就是读者受众学，在接受美学中受众的地位超越了作者的地位，如果新闻作品没有读者进行阅读，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新闻作品，所以说读者在新闻作品的创造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信息并不是由传播者单方面传播给受众的，而是由传播者与受众之间进行一定的互动过程而完成传播活动的，并且受众也不是全盘的接受新闻信息的，而是有选择有目的的进行接受的。所以我们要用接受美学方法论去剖析受众心理与新闻传播原理。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功能理论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接受美学非常重视审美接受与交流，因为新闻传播本身就是建立在沟通与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的。新闻传播功能是新闻媒体功能的一种延伸，新闻媒体要满足不同受众群对新闻信息的不同需求，就要把不同的新闻信息加以区分，因此也就要求新闻传播功能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与变通能力来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如果新闻传播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场真实感、时效性、更加贴近受众的生活、新闻信息的传播方式更加多样化、传播内容也更为丰富，这样带给受众更为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带给受众更多的愉悦感，受众就越能够快速且容易的接受新闻信息，这样新闻信息也就更加具备审美价值。以新闻受众的接受效果和审美趣味与需求为根本取向，是更好的发挥新闻传播活动的审美影响力的主要途径。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写作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根据接受美学方法论的理论观点，受众阅读理解新闻信息的过程中，新闻文本中的不同情节或词语都有可能引发出与读者自身相似的生活经验，因而引起读者对新闻本身的阅读期待。文学创作与读者及新闻信息传播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一种双向性的关系，因为从整个活动的全过程来看，文学、新闻写作和文学、新闻反馈也是一种双向性的同构关系。无论是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前期工作还是其活动过程甚至是其工作结束时，都不程度的受到受众接受程度、接受效果及受众审美需求、审美意向的制约和限制。在接受审美的理论原则中，新闻写作必须面对受众的期待视野，并以此为出发点，在艺术形式上讲求审美创造，使受众能够在接受新闻信息时获得审美愉悦。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价值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新闻价值指的是一则新闻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社会效益强烈的新闻，其新闻价值较大。社会效益小，其新闻价值就小。”①从接受美学理论上说，新闻价值实质上就是接受效果的问题，也就是说新闻事实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新闻价值受到读者对新闻传播信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效应的影响，受众的审美取向也是决定新闻价值的一个因素。

接受美学对新闻传播学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潜在且深刻的影响，新闻传播学对接受美学方法论的借鉴，使其在发展上拥有了更大的空间。

三、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传播学的启示与意义

接受美学方法论主张新闻传播活动一定要以读者为中心，把读者受众放在主置上，要走向读者受众的内心世界与审美取向，这就为新闻传播学的效果研究指明了方向。满足受众需求，达到受众审美标准，就一定要注意到受众群体的差别，受众群体的不同层次，因为不同的受众拥有不同的“期待视界”，进而对新闻传播的信息内容也就拥有不同解读方式。受众对新闻传播的信息内容的接受与理解符合了接受审美的理论观点，受众的审美需求和接受过程是一种意义上的能动的艺术审美再创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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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众自身的差异造成了许多不同点，比如受众个人心理结构有所不同那么受众对新闻传播信息的要求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受众对待人生的态度及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同那么受众就会要求新闻信息的内容有所不同；受众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或信仰不同就会要求新闻传播信息的方式、结构、内容、取向略有不同等等。这些差异与不同表明受众自身会拥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他们对事物会有自己的观点，这样对于不同的传播内容会有不同的反应和理解。由于传播工具能够让受众产生某种全新的观念或思想，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现有的观念或思想，这样就改变了受众已存在的态度。由此，传播工具就在一定的范围内为整个社会树立了文化规范，人们在看待某种事物时，就会受到传播工具在某范围内所树立的文化规范的影响。

接受美学认为新闻传播效果是有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新闻传播信息本身的美学内涵，一个是读者受众能动的接受程度。新闻传播信息的审美内涵就是新闻内容所产生的功能与效果，以及满足受众对新闻信息需求的程度。接受美学还认为受众的能动作用决定着新闻传播信息的地位和价值，还决定着新闻信息传播的效果与影响。

在接受美学方法论的理论中，受众总是会从其自身的受教育水平，其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其自身的生活经历与经验，以及其性格秉性和审美趣味出发去阅读新闻信息并做出相应的解答。这种阅读新闻信息前的意向和视界，便决定了受众对所接受的新闻信息内容和形式的取舍标准，同时也决定了受众阅读中的选择和重点，这也就决定了其对新闻信息的基本态度与评价。受众对每一个新闻传播信息都会有自己独特论文联盟的解读，其这种对新闻信息的接受就是一种“阐释性的接受”，由此必然就会带来“阐释的主观性问题，不同读者的鉴赏趣味或读者的水平问题”，②造成每个受众都有自身的观点。

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篇8

内 容 提 要 本文采用抽样调查、内容分析和个别访问的方法，从课程设置的角度，探讨以美国为主流的新闻与传播教育汇流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过程，并由此探讨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的走向。 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从最初重视人文学科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的传统模式，历经历史变迁，逐渐融入社会科学研究，重视跨学科发展，内容由窄渐宽，培养目标由专才而变为通才。现今新闻教育内容已经包括新闻、广告、公关等所有的传播领域。这也是目前美国传播市场对人才的需要。 威斯康星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是综合性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中的典范之一。几十年来该学院一直按照分专业的教学模式发展，其基础课程设置和5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全面丰富，强调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方法的培养，很有特色。这种模式对目前中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颇具参考价值。 最近两年该学院致力于课程改革，取消原有的专业，代之以新闻学和战略传播两个方向，在战略传播方面又发展出新的特色。改革的目的是打破专业界限，着眼于传播通才的培养，以适应复杂环境中的不同媒介。这个新的课程模式已然成为美国主流新闻与传播教育的发展趋向。 宾夕法尼亚大学安那堡传播学院是重视传播研究的典范，重视跨学科建设，重视各层次学生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训练和基础素养的培养，强调传播学核心课程，比较系统地开设有传播学各层次多领域的丰富课程。 新闻专业性研究院的传统是哥伦比亚大学奠定的，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人文学科底蕴和专业技能的训练，把写作、新闻法规与伦理定为核心课程。加州大学柏克莱新闻研究院在专业教育中还讲求特色教育，课程重视本土特色和跨学科特点，视野比较开阔，与时事和社会变迁紧密联系。新闻研究院的传统目前正面临跨学科的挑战。 新闻教育是从人文传统逐渐与社会科学汇流的，并以社会科学作为主要基础，由此开创了跨学科多元化发展的潮流。 主题词： 新闻与传播教育 课程设置 跨学科 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 Abstract By approach of sample research， content analysis and interview，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cess of the converging of the mainstream of the education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to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in USA， and based on that discussion， it will probe into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of the education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American education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ck to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the recognition of the foundation of humanities and training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After going through many historical changes， it gradually blended into the study of social science， attaching more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rrelation of different subjects while the study range widening. The aim of the education changed from cultivating an expert to a generalist. Currently， the journalism education has been broadened in range to include the press， advertising， public relations and other fields in communication.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is one of the examples of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For successive several decades of years， that School has been developing itself by sticking to the model of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ities， there are basic courses and 5 sequences. The curriculum setting is comprehensive. Emphasis is on the cultivation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based on statistics in social science. It has its own features. This model can be served at a valuable reference to the current education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that School bent to the reform of its curriculum， replacing the formerly sequences with the two tracks of journalism and of th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nd new characteristics have emerged in the education of th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The purpose of the reform was to break down the confines of the professions， with a view to cultivating the generalists so as to adapt themselves to different mass media in complex context. The new curriculum model has become the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 of the mainstream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USA.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s a mirror in stressing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it pays much attention to interdiscipline， to the training of the stud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study in humanities and methodology in social scie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basic accomplishments. It also pays attention to the core courses of communication. The courses are systematic and colorful， they are in different levels and covering different fields. The professional tradition of the journalism study institutes began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 at the very start， it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ities attainments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writing， press regulations and ethic were chosen as the core courses.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also tried to have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e curriculum projects reflected the local features and interdiscipline， field of vision was relatively wider. The subjects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current affairs and social changes. The correlation of subjects is now putting a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 of that Journalism Institute. The education of journalism has gradually blended from the tradition of humanities to social science， and made social science as its main base. From that point， the trend of correlated and plural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of journalism has begun.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历史文献研究、抽样调查和内容分析的方法，从课程设置角度研究典型的新闻教育模式。 本文的抽样研究采用类型抽样方法。卡耐基委员会的一项权威性研究报告，曾将美国的高等院校分成4大类。Oregon大学新闻学院在80年代做的一项关于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课题报告中，依此分类模式按类型、规模和形式，将新闻与传播学院系分为以下4类：（Univ. Of Oregon， 1984） 第一类是综合性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这些院系设有本科、研究生、博士生教育，并专设传媒业研究机构和研究中心。如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印第安那大学、伊利诺伊斯大学的新闻与传播院系； 第二类是以传播学研究为特色的传播教育。这类教育很少专业导向，培养传播通才，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传播学院； 第三类是专业性研究院。他们以培养记者、编辑、广播专业等人才为主，如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新闻研究院； 第四类是只有本科专业的学院和社区学院。设有新闻和传播的课程，规模较小。 前3类可以称作美国主流的新闻与传播教育模式。本研究以这3类为总研究样本，从每一类中随机抽取一个分类样本，即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School of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宾夕法尼亚大学安那伯传播学院（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加州大学（柏克莱）新闻研究院（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对其课程设置、办学方向及特色等方面，探讨世界主流新闻与传播教育融会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情况。 人文学科（Humanities）一词源自拉丁文humanists，意即人性、教养，指与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后泛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刘大椿，2002）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如语言、文学、音乐、美术、宗教等作品及规范、技能。社会科学则是与人类在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行为相关的科学的分支，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人文地理学等。（《大英百科全书》） 二、新闻教育潮流：以人文学科为基础，融会社会科学 1、美国潮流：从人文传统走向融合 世界最早的新闻教育起步于美国，早在1869年，弗吉尼亚的华盛顿学院就开设了“印刷与速记”课，并让学生参与报道和印刷实践。1878年，密苏里大学开设了新闻史课程。189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商学院曾经开设最早的广义上的新闻学课程，第一次将实践训练和理论引导结合起来，开设了“制作报纸的历史和艺术”、“诽谤法和商业管理”、以及报纸实践、当前事务专题讲座、记者开设的讲座等5种课程。1908年，世界第一个新闻学院在密苏里大学正式创立，开创了传统新闻教育模式。（Sutton， 1945; UNESCO，1954）1912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成立，也是走重视人文学科、以语言文学为基础的路子，强调采写编评方面的技能课程，创设了重视人文学科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的传统。中国的新闻教育就是沿承了这种传统。 其后，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经过了几段重要的历史变迁。20年代开始，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开始挑战由沃尔特·威廉（Walter Williams）开创的密苏里式的职业训练模式，其创始人布莱耶（Willard G. Bleyer）认定新闻教育应当包括一整套的知识，应当给学生广博的知识背景和一部分新闻方面的技能训练。他的课程设计成为全美大多数新闻学院的基本蓝本。在四年制新闻本科的课程中，他规定新闻学的课程只占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应当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历史和英语等内容。他的观点至今对美国的新闻教育产生着重要的影响。1922年他在威斯康星组建了一个舆论学研究生研讨班，他的课是用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和发现去考察大众媒介在社会中的角色。他的新闻教育的核心课程是新闻学原理，以便学生理解报纸会对读者的观点、道德、品味和生活标准方面尽可能产生影响。20年代他还在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博士课程中，开设新闻学辅修，奠定了新闻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 传播学大师施拉姆也在跨学科新闻教育方面作出过贡献。1943年至1947年，他任爱荷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时，曾重组本科生新闻学课程，减少了写作、编辑技能，代之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内容。施拉姆还提出，博士生课程必须具备7个方面：传播史，传播法，传播与政府的关系，舆论学，传播与世界事务，传播学研究方法，传者的权利与责任。同时，每位博士生要从下列项目中选学3方面的技能：印刷、设计和排版，口头传播，写作传播，图片传播，电子学，声学，传播经济学。课程核心是内容分析和调查方法、宣传学、舆论学。博士生指导委员会由他本人、研究生院院长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演讲学的教授组成。（Rogers; Chaffee， 1994）类似的跨学科的传播学博士项目，同时也在明尼苏达、斯坦福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稍后在密西根州立大学、伊利诺伊斯大学建立。 到1950年代，美国新闻教育内容已相当广泛，一些学科相对独立，比如原来隶属于新闻学下的广告，在不少新闻学院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Peterson， 1960）当时多所新闻学院都以分专业为模式（sequence curriculum），包括广告专业、广告管理专业、农业新闻专业、家政新闻专业、管理专业、社区新闻专业、杂志专业、期刊新闻专业、广播新闻专业、新闻编辑专业等。新闻教育的核心内容包括3个方面：一是专业的和综合的课程；二是训练学生的实践技能；三是专业性伦理道德教育。（UNESCO，1954）此后，新闻与传播教育发展迅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中指出，各大学提供了非常广泛的课程，新闻学院75％的课程是通识教育的内容。（UNESCO， 1958） 60年代，新闻教育的角色和任务仍在调整之中。值得一提的是，Syracuse大学得到传媒大王纽豪斯200万美元的捐赠建立了纽豪斯传播中心，并在拥有1亿美元的纽豪斯基金会资助下启动该中心。纽豪斯的捐赠是用于鼓励更多跨学科的大众传播研究，用于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捐赠者希望新闻教育比当时更重视基础性、哲学性内容和公共政策。（Peterson， 1960） 此时的新闻教育主流，正在从传统的培养报纸记者的职业性方向，转向更广阔的空间，重视各学科的融合，重视研究，重视大众传媒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和哲学的情境研究，传播教育的内容包括整个人类传播，目标是培养能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任职于报刊、广播、电视、广告和公共关系等方面的人才。大多数“新闻学院” 倾向于淡化新闻学，纷纷改称“传播学院”或“新闻与传播学院”。密西根大学取消了新闻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减少了新闻学课程。（Beasley，2002）各院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注重自己的研究特色，比如威斯康星大学新闻学院在量化研究方面就很有特色。该学院把统计学视为博士生研究的基础，以统计学作为研究工具。一些著名学院开始建立研究机构。明尼苏达大学、密西根州立大学、斯坦福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伊利诺伊斯大学等在50年代前后都开始设立新闻与传播研究机构。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中心在1959年成立后的一年内，研究项目竟达33项之多。（Peterson， 1960）当时新闻教育的变化如此之大，“新闻学院”一词简直就失去了意义。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Mills教授曾说：从60年代开始，传播新闻教育时常被肆意抨击。（Medsger， Betty， 1996） 目前在美国大约有14万学生在进行4年制的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课程学习。据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的年度调查，在1998—1999学年度，估计有35000名学生取得了学士学位，3000名学生取得了硕士学位，1000名学生在读博士。（Beasley，2001）那么，市场对新闻教育的需求到底有多大呢？美国报纸主编协会（ASNE）的调查显示，2001年美国日报净裁2000个记者职位。过去美国媒体用人量的标准是，每1000份发行量就有1位工作人员，现在这几乎成了神话。据2002年5月的调查，仅《纽约时报》接近此数，《华尔街日报》每3000份发行量有1人，《今日美国报》则是每5250份销量才有一人。而同时，美国大约有300份报纸缩减版面和规模。1999年，新闻与传播专业毕业的学生进入传播领域工作的有65.1%。单纯在某个领域的毕业生已经不是市场所需求的，在美国，报刊、广播电视、公关公司、广告公司、新媒体领域，都更愿意雇用新闻与传播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因此需要学生是“传播通才”。 近十数年来，新闻教育内容已经包括所有的传播领域。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年会，近年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即传统新闻学的出路问题，其中有一个共识是：传播领域包括新闻学、公共关系学、广告学等多个方面。（Medsger， Betty， 1996）2002年8月AEJMC年度研讨会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前《波士顿环球报》总编Michael Janeway还在《纽约时报》撰文呼吁改革课程。（Janeway， Michael， 2002） 融会多学科的传播学成为教育的主流，这一点从美国几个主要专业学会的年度论文中也可见一斑。据统计，截止2000年，美国有72个新闻与传播学院设有传播学博士项目，其中42个学院的博士生在1994至1998年在全国传播学会或国际传播学会年度论文中获奖，根据一项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项目的权威目录，这些论文可归属到下列多个领域：广告，合作及组织传播，传播学概论，人际传播，媒介研究，新闻学，电子传播，电子助手管理，戏剧等。（Musambira， 2000） 不只是新闻与传播教育，美国教育的其他领域也都在扩大与融合，学生修读多专业成为潮流。据《纽约时报》最新报道，为了应对市场的需求，美国大学生修读两个、三个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多，甚至有修读四、五个专业的。不少新生入学之前在中学就已修读了多学科的高级课程。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有四分之一的毕业班学生修读两个专业。有的大学有一半学生修读多专业或多学位。（Tamar Lewin， 2002） 2、 中国的“胡同式”教育 新闻教育的目标主要是满足传播媒体的需要。近3～5年内，中国政府对新闻传媒将继续奉行控制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方针，传媒基本上维持现有的规模，对新闻学类毕业生需求量有限。据调查，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传媒对本科毕业从事一般新闻采编工作的人才需求量已接近饱和，今后不再录用大专层次的毕业生。（何梓华，2001）同时，各类非新闻专业毕业生也蜂拥至媒体希望分食一杯羹。研究显示，2000年以前大约50万新闻从业人员中，只有3万人员来自新闻专业，也就是说，95％的从业人员来自其他专业。《北京青年报》每年招聘记者，报名与录用的比例在50：1左右。（张延平，2002） 当然，在政策范围内媒体的增多和扩容，还是给了新闻人才一定的空间，据最近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北京市场最急需的人才是媒介、咨询等行业，而不再是前几年的IT、商务行业。而目前大学生中大约有42.1%对所学专业不满意；65.5%的学生表示有可能的话另选专业。（《北京青年报》，2002年6月10日p.36） 中国的高等教育施行的是专业模式，有人比喻为“胡同式”教育。在中国科协2001学术年会上，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说：“我以为清华大学学生的平均水准要比美国哈佛大学学生的平均水准高，因为这些考上清华的孩子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最优秀的青年。”但中科院院士杨福家认为，在个人创造性、知识广度等方面却并非如此。在哈佛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并不分是哪一个系的，他们可以自由地选课，在知识的大观园里游览、思考，到第三年他们才决定主修什么课程，这样，学生的知识基础就很雄厚，素质提高得很快。中国大学的学生一进校园就被分到了某一个系，这就好像把他们全部领到了一个个的窄小的胡同里让其成长。“你让学生怎么充分发展？” 因为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新闻专业教学方案很难做到跨学科、跨专业。新闻专业本科毕业的学分数在150个左右，学生除了修学分，很少有精力再去学别的了。有的大学已经改革到130个，但教学管理部门的指令性课程达50学分以上（当然这些课程有的在通识教育的范畴）。在剩下的学分中，本专业最基本的一些课程又占去了不少学分，最后所剩可供学生自由选择课程的学分、可供学生自由使用的时间都少得可怜。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校中跨专业选课基本上成了无法实现的空话，通才教育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新闻实务界对人才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实务的竞争，已经从80年代的稿件层面上升到90年代的版面层面，进而激烈到版组层面，现在俨然进入机制层面了，他们需要的是既能采写、又肯研究有创意，既会管版、又懂合作会管人，既懂媒体、又懂经营的复合型新闻人才。（张延平，2002） 中国所禀承的美国传统新闻学教育，在现实中就遇到了太专太窄的问题。新闻实务界认为：如今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做新闻上手很快，但发展潜力不如非新闻专业的学生。他们做突发新闻可能会很到位，但是做那些深度性的报道，就远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背景的学生。不少发展迅速的市场类媒体说，这两年我们不愿意引进新闻系、中文系的毕业生，新闻系可能是以任职传统党报为培养方向，不能适应正在变革的媒体格局。（陈昌凤，2002）另据中国记协的统计，在获全国性新闻大奖的人员中，新闻专业毕业生的比例很低，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国新闻教育的质量不够理想。（童兵，1999）有媒体主管甚至认为，我们过去4年的大学本科，用很多的精力在教新闻技能，其实这些技能教育有一年就足够了。（陈小川，2002）新闻实践并不是新闻学教育的目标，就象外科医生的目标并不是开刀、而是如何把病人治好，新闻教育应当教给学生人文追求和综合素养，使他们有超出职业能力的理想和目标。 英国传播学者S.Splichal和C.Sparks在考察了22国的新闻教育之后，提出21世纪的传播人才应该具备4方面的素养：广博的知识，客观的视角，批判的态度，准确的判断；及3种才能：清晰准确的写作才能，传播才能以及创造才能。(Splichal & Sparks，1994，1989) 新闻教育重视的是综合素质和独创性的培养。新时代的中国新闻人才，应兼具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素养，视野开阔、知识面广、综合素质强、富创造力。 3、从新闻学到大众传播学 新闻学是研究新闻活动、新闻事业及新闻工作规律的学科，是从“报刊学”开始的，研究中心也是报刊。新闻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式的定性研究。早期西方新闻学研究，重视历史、哲学、宗教等背景和影响，如名著《报刊的四种理论》。大众传播学可以说是从新闻学延伸出来的，但研究范围更广阔，包括报刊、广播、电视、书籍、电影，研究方法是以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为主。传播学起初是从研究媒介效果开始的，在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结合后，历经几度枯荣，从而成为一门科学。 大众传播学兴起以后，新闻学的地位逐渐消减，著名学者、新闻教育学家Evertte E. Dennis甚至将新闻学称为“濒临危险的物种”。随着传播学研究的深入，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视角，放在了新闻传播过程方面，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人际层面的特点、规律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却忽视了传播本身与社会的关系、传播作为社会交往的特征和规律，用梅尔文·德弗勒等人著的《大众传播学诸论》中的话说，是“忽视了社会‘大图象’，忽视了长期或大规模的社会力量会关系到人们受大众传播影响的可能性”，最后基于量化方法的实证式研究不免陷入困境。于是，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西欧的批判学派开始受到关注。不少学者正重新梳理研究，试图更注意传媒与社会体系的研究。 中国传统的新闻学历来重视从社会体系的层面，尤其是从政治的角度，把新闻媒介机构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文革以前，新中国的新闻理论基本上是党的新闻机构理论；改革开放后，研究视野从机构推移到新闻本身，有学者提出，新闻学是事学，这样就构成了新闻、新闻事业、新闻工作的基本体例。这样的研究，又忽视了人际的层面，不重视研究传者、受者（有人称“人学”）的层面。所以80年代刚刚引进“反馈”、“双向交流”概念时，许多人都觉得十分新鲜，有些学者、新闻工作者言必称“双向交流”，认为这也正是党报理论的一个方面：既是党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为党服务，又为人民服务；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由此，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传播学开始在中国渐渐受到重视。 传播学在与其它学术领域分工与整合中，产生了其它学问的应用科学，如政治传播、组织传播、教育传播、健康传播、环境传播、危机传播等跨学科的新领域；传播学在其它学科基础上，逐渐自立门户，形成了一部分分支，如：传播社会学、传播生态学、传播政治经济学、口语传播学、大众文化、传播的文化研究、传播的批判理论等，大大丰富了传播学的内容。也因此，新闻与传播教育视野开阔起来。数十年前，西方新闻与传播教育的主流，就已经渐渐从新闻学教育转向传播学教育。 三、跨学科的教育：威斯康星个案研究 1、宽口径的教学模式：重视课程广度和深度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于1905年开始开设新闻课程，1912年设新闻系，1927年设新闻学院。现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下设于文学与科学学院。该学院有悠久的传统、很强的教师阵容。50年代前后，该学院就开始走专业教学的路子（sequence curriculum，系列课程）， 本科设有农业新闻专业、家政新闻专业、杂志新闻专业、广播新闻专业、新闻编辑专业。（UNESCO，1954）经过调整，2000年以前的约30多年里，本科设有5个专业：新闻与编辑、广电新闻、公共关系、广告、大众传播。这样的教学设计基本上也是同时期美国主要新闻与传播教育的思路。近年，这种专业设置方式已经得以改革。 威斯康星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从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学生中选拔新闻专业学生，要求学生入专业以前已经修满40学分，并且已经修读过“大众传播概论”一课。本科生毕业要求120学分，其中要修新闻与传播学专业30～40学分，专业以外80～90学分。 专业外的课程相当广泛，可以是商业、工程、农艺、生命科学、教育等多种领域，其中在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所隶属的“文学与科学学院”的总学分不少于100。专业以外的课总体包括两类课，一类是概论性课程，一类是高级课程。 社会科学概论类课程，包括8个领域，分别是：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文科综合课程，哲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学生必须从3个不同院系各选1门课，其中必须有一门经济学或政治学课程。 社会科学高级课程中，必须修满12个学分。它们可以包括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但必须包括一门高级历史课程（人文类或新闻学历史课程不在其列）。/www.journalism.wisc.edu， 2001年6月。现已改变） （1） 新闻编辑专业课：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