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思想范文
时间：2023-03-17 15:26:40
新闻思想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刘少奇 新闻思想 独特性
ABSTRACT：Comrade Liu Shaoji for journalism conducted in-depth study and exploration，and he has formed a set of their own news ideology， with unique and its advanced thought features. still has a very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today.
Key Words：Liu Shaoqi； news thought； uniqueness
我国的新闻行业，经过了几代新闻人的发展和探索，在党的政策方针和组织路线的宣传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中存在有不足之处，要使得我国新闻事业更加强大，得到长足发展，并在推动社会发展上起积极作用，就仍需我们继续改革和探索。在刘少奇同志新闻思想中，就有许多精髓是值得当代新闻事业工作者深思并借鉴的，如刘少奇同志的“新闻喉舌论”等。今天的新闻工作者，仍需研读这些思想的内在，让“老”的思想活起来，让我国新闻事业得到更长足的发展，造福于当代社会。
一、刘少奇关于报刊功能的主要观点
（一）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1948年10月2日，刘少奇同志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指出：“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①在他看来，媒体在党政和人民之间是有喉舌般的发声作用的，是党和人民的发声筒。党的政治号召和思想内核要通过新闻媒介来进行传达，人民的需求和心声也需要通过新闻媒介进行反馈。党和政府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归根结底，党政和人民的社会发展理念、精神和方向是一致的，准确表达出党和人民的声音，有利于党和人民协同一致的发展，确保社会发展思想层面的一致性。“读者”的地位也是非常关键的，“你们的任务是写给读者看，读者就是你们的主人，他们说你们的工作没做好，就等于上级说的，你们没有话讲。”②固然，要想保持协同一致，需要“发声”准确，对于舆论的引导也需要正视，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是进城前的“动员令”和“防疫针”。
在当代社会中，新闻媒介起着传播信息和引导舆论的重要作用，尤其在引导舆论方面，如何正确引导是非常关键的。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如何做好舆论引导，关系着党的方针政策能否准确地传达于人民，人民能否领悟发展政策的精神内涵，是关系政策方针实行质量的关键。正确的舆论引导可以传播时代的主流声音，把人民的意志团结起来，凝聚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③做好舆论的引导工作，就能更好的发挥“喉舌”作用。
（二）“桥梁”论
新闻工作是连接党和人民之间的一条重要纽带，刘少奇同志巧妙地借用了“桥梁”的比喻，生动地说明了新闻媒介重要的沟通作用。他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指出，“我们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而其中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报纸、新华社。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事业，就是千百条线索中很重要的一条。……必须有这些桥梁，千座桥，万条线，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报纸。人民代表会议开几天就过去了，你们的报纸是天天出版。是联系群众的很重要的工作，你们就是做这个工作的。”④要做好“牵线架桥”的工作，而读者此时的重要地位也显而易见，新闻是要让读者去领悟的，是要满足读者需求的，应把读者视为新闻传播的关键对象，以读者为核心，真正从读者的利益和需求考虑。因此，如何搭好这个媒介的沟通桥梁，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二、刘少奇关于新闻业务工作的主要思想
（一）责任意识：新闻报道要真实
对于新闻实践，刘少奇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刘少奇同志说：“新闻报道要真实，不添油加醋，不戴有色眼镜，不要有成见。新闻记者第一要有老实的态度，第二要有深入观察问题，看出事物的本质。新闻报道要客观、真实、公正、全面，这就能在世界上建立威信。”⑤对于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的追求，就是对新闻事业的负责态度，就是对新闻传播价值的充分体现，新闻没有了真实性，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大众获取新闻的目的在于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真相的了解，不真实的新闻中无从获知事实的真相，新闻的公信力也将大大降低，这将给新闻事业的发展以严重的打击。作为党和人民交流的“桥梁”，党和人民的“喉舌”，新闻报道失真，负面影响是巨大的。“不添油加醋、不戴有色眼镜，不要有成见，群众对我们，是反对就是反对，是欢迎就是欢迎，是误解就是误解，不要害怕真实地反映这些东西”⑥，主观观念的加入会促使人们在传播新闻的过程中对新闻事件的报道带有偏向性，客观报道是对新闻真实性的保障，不论有何种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新闻的真实性是不容改变的。刘少奇同志对于新闻真实性理解的透彻和全面是值得当代新闻业深思的。当代新闻报道中，有些新闻工作者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所产生的对新闻事件的夸大甚至捏造等行为，就会违背这一原则。刘少奇同志对于新闻报道真实性的提出，正是对这种现象的指正。西方有志之士就曾说过，新闻自由的最大敌人其实并不是行政权力，而是新闻责任的丧失。
（二）报道要深入调查
刘少奇同志对于新闻工作者的一个重要定位，就是调查研究人员。他认为，“调查是认识世界，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新闻工作者是专业的调查研究人员，新闻和文章是调查研究的结果。”⑦新闻报道不能仅仅局限于新闻事件表面现象，还要对事件进行深入的发掘，真正把事件调查清楚，满足人民对于了解事件的需求。这需要新闻工作者充当一个挖掘者、探究者的角色，并需要以负责任的态度对新闻事件背后真正蕴藏的、需要党和人民了解的东西，进行深入的调查。“你对客观实际没有调查清楚，一切从实际出发，你从哪里出发？就没有地方出发。因此，你就要把真正客观实际的东西弄清楚。”深入的调查与探究新闻实际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新闻的报道很有可能就会脱离实际，这样的报道，其真实性和报道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
（三）提出一己之见，是记者的任务
在刘少奇同志看来，新闻的写作与表达方面，不仅仅是真实，能满足新闻一般意义上的报道形式就可以成为好的新闻稿，与其它新闻稿毫无差别，根本无法显示出特色，就不能算是成功的。
一直以来，他都鼓励记者的写作手法要更“生动、有趣、文笔也要好”。新闻稿不仅仅是一种新闻报道的形式，更要讲求艺术，讲求质量，对于新闻价值的传播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当时有许多记者的新闻报道总是以苏联塔斯报社的报道为模板，缺乏自己的特色，写出的新闻报道乏味呆板。对于这种局面，刘少奇提出“写作要大胆”，鼓励记者们要勇于探索出自己的风格。要“到处跑，到处看，总是会看出一些新问题，所谓‘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提出一己之见，是记者的任务”。而新闻稿的写作，也不能仅仅局限于自己擅长的写作方向，更要汲取各种写作体裁的精髓，多种写作风格都是值得借鉴的。一个优秀的记者，只写自己的新闻是不够的。
（四）提高从业者素质是根本
对于提高新闻报道质量的要求，必须着眼于整个新闻行业整体素质的提升。在刘少奇同志看来，办报质量的好坏，与新闻工作者的素养是分不开的，新闻工作者应从提升自身文化素养着手，提高自己的新闻业务水平。他希望新闻工作者可以具有主动学习的精神，要了解新闻工作需要什么条件，甚至抛开党派、国籍的差别，对优秀的新闻稿采取开放并采纳的态度。刘少奇同志还建议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也可以看的报纸，看外国的报纸，人家有许多东西不比我们的记者写得差”，“可以采取拿来主义，消化后槲宜用。记者要注重边学边干，学而致用。”吸取别国籍，别党派记者的优秀写作能力，可以提升新闻工作者的技术水平。他还鼓励总编辑要自己动手写稿，越是重要和复杂的，越是难写的稿子，越要自己动手写，这样才能提高新闻业务的整体水平。
但仅限于技术水平素质的提高是不够的。“做一个无产阶级的记者和编辑，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记者和编辑，应该具备什么条件，要有哪些素养，应该提的完全一些，不能光从技术上着眼”。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对于新闻工作者政治素养的培养也是不可忽略的，要学会用科学的方法分析问题，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好，他说道“共产党记者最宝贵的知识，是理论知识。在这方面，你们特别缺少。所以，要继续学习，不只要三个星期，要三个月、三年、三十年，努力把马列主义学好。”由此看来，在刘少奇同志眼中，能力与思想素质兼备的高素质新闻工作者，才是新闻行业中真正需要的人才。
（五）经营管理：“搞自由竞争，搞社会主义竞赛，是必要的”
激烈的竞争无疑是促进报纸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刘少奇同志也一直鼓励报纸参与竞赛。早在1956年，刘少奇同志在与新华社谈到如何更好地创办一张报纸时说到：“你们办的这家报纸可以公开宣传和《人民日报》竞赛，看看是不是只有具备了马列主义理论知识，观察问题和进行写作才能够做到自由。在这方面的学习，不是看一遍书就行了的，而是要不断地学习，直到能够运用，有能力看出别人用得对不对才行。”⑧在竞争中，各报社才能比较出各自办报的优劣，才能更好地学习别人的先进之处，在竞争中学习和发展，优胜劣汰。他甚至说到：“要有信心能胜过《人民日报》，办得不好，可以取消。”各报社有了危机意识，有了提升办报水平的动力，才能够提升各报社的实力，进而促进报纸更好的发展。
在竞争中，那些能坚持为人民服务，积极反映民情，满足人民需要，传达党政思想方针的报纸，一定能够得到人民的认可，从而获得长足的发展。这样的竞赛是对各报社的鼓舞，在竞争下如何提升办报水平，促进自身发展，是每一个办报人都值得深思的。
结语
当代新闻事业的发展现状表明，刘少奇同志的新闻思想是具有前瞻性的，他的新闻观点不仅适用于当时社会，其中的“新闻喉舌论”“桥梁论”，不添油加醋，真实报道的新闻态度等，仍需要当今新闻工作者铭记于心。这些观点也是当今新闻事业所大力倡导的，所以说，我们对于新闻事业原则性的要求是始终一致的。
当代的新闻工作者，仍需重视新闻在党和人民之间起到的纽带作用，做到上情下达，做到对新闻报道认真负责，使新闻事业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科学的传播方式和发展方向，是促使我国新闻事业更加成熟，壮大我国新闻事业的强有力支撑。刘少奇同志的新闻思想是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性的，我们应积极学习，科学实践，使这些思想精髓与当代新闻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促进我国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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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列宁选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注
①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10月2日），《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上卷，第307页。
②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10月2日），《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上卷，第401―402页。
③杨泽宇：《48字概括职责使命，新闻人怎么说》，中国新闻网，2016年2月21日，http：///ll/2016/02- 21/7766145.shtml。
④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10月2日）《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上卷，第398页。
⑤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6月，下卷，第421页。
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6月，下卷，第421页。
⑦刘少奇：《刘少奇同志新闻社、人民日报同志谈调查研究》（1961年4月28日）《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辑，第2页。
新闻思想范文第2篇
范长江（1909―1970）原名范希天，四川内江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一”南昌起义。193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3年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报撰稿。1935年后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到我国大西北采访，发表了一系列轰动全国的报道，这些报道后来收入《中国的西北角》一书。1937年11月和羊枣、徐迈进等同志创建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即中国记者协会的前身），并被推选为“青记”的总事。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他还参加了香港《华商报》的创办工作，担任过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和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等职务。1949年7月，与胡乔木等新闻界知名人士在北平成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委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
在人类文化的历史，总是在一批批的先驱者披荆斩棘中前进的，例如屈原、司马迁、梁启超、卢梭等等。虽然他们不属于同一个年代、同一个民族，但是他们都共同拥有一个品质：实事求是。他们不断探索历史的规律，面对社会的现实，追求人类的真理。而在中国新闻史上，范长江就是这样一个实事求是的人。
救国救民，振兴中华，是范长江新闻思想的一个出发点。他不断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从一个青年，变成一个共产党员，再到新中国的新闻领导人。范长江在新闻工作上始终执着于科学的理念，坚持客观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而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他以其超前的眼光、敏锐的感觉和和惊人的毅力的勇气，为20世纪的中国新闻史创造了一系列的“第一”首先在长征时期，范长江为了深入了解长征的真相，他沿着长征路线进行考察和采访，并通过《大公报》发表了多篇通讯报道，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西安事变”发生时，他也及时将实施的真相告诉了全国人民。在延安的时候，范长江受到了、等共产党领导的热情接待，他也写了一篇名为《动荡中的西北大局》的通讯，向全国人民说明了共产党的本质。
范长江的“民本”思想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影响；第二阶段，范长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走上了共产主义思想的道路；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范长江虽不在新闻领域工作，但仍时刻关心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并形成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民本”思想。这三个阶段，也是范长江的成长经历，使他得到了锻炼，他也变得越来越成熟。
“民本新闻观”，就是新闻活动以民众为本原、为目的、为核心，新闻活动是一个以民众为出发点，又以民众为归宿的过程。范长江这新闻观与其“民本”思想的三个阶段密切相连。他以自己的新闻思想和行为阐释了“民本”新闻观。在第一阶段里，孙中山“三民”主义里的民权主义直接影响范长江“民本”思想的形成，孙中山认为国家当以民为本，国家属于全体国民，用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然后在第二和第三阶段里，范长江的“民本”新闻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这时候他接受了思想，在理论上慢慢趋于成熟。他说：共产党的党报，是真正够得上称为人民的报纸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与人民是一致的。所谓与人民一致，就是共产党除人民利益之外，没有其他利益。
范长江的民族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两本书里。两本游记，不仅仅是风物山川的描绘，同时还是当地风土民情、社会世象、政治经济的缩影，可以说是对中国这个重要历史时期进行了全景式扫描，为读者了解西北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为我们研究当年的西北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两部作品中，范长江更有对我国边疆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的报道和思考。他以其亲身经历，一路的所思所感，深刻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民族关系复杂，民族矛盾严峻，岌岌可危的边疆生态。
首先，范长江描述了西北地区民族的矛盾现状。因为西北地区大、民族多，并且清末民初的民族政策不利于民族团结，渐渐地，矛盾越来越深，其中包括了汉藏矛盾，范长江此时描写了西北的真实现状，提高人们对西北的关注。其次，范长江对这矛盾提出了思考，他对西北地区民族不平等现象进行了反思。《白水江上源》第一，藏族固有文明，因同化而牺牲，不能使之充分发扬，以构成将来新中国文化之一部。第二，此带汉人无有力民族与之竞争，即不能励精图治地促进其体力、智力、政治与经济上的发展。最后，范长江对西北地区提出了新政策。“如果一味敷衍，苟延时日，恐在此外力压迫下，不出数年，将至无法收拾。”
可见他对民族政策非常又远见。
范长江从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个进步的知识份子的角度审视中国所遭受的经济困难和民族灾难，他怀着一颗爱国之心以及他对新闻事业热衷进行了只身西北之行。深入战争现场，不畏艰险深入实地采访。他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忠诚党和人民的思想品格以及他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构成了意义深远的“长江精神”。
新闻思想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传播 思想 引领
迄今为止，思想媒体尚未成为一种定义明确的媒介形态，但近年来业内人士对新闻传播与舆论引导的探讨从未停止过，其中不乏业界精英的睿智分析和理性呼吁，更不乏媒介经营者感同身受的探索与实践。这些观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新闻传播蕴含并寄托着人类的理想；[1]现代传媒的市场化正在消解新闻传播的深层文化内涵；[2]传媒在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中的担当。[3]还有一种观点表达得直接而富有建树：“媒体的重要功能是传播信息，但是信息是易碎品，有时给人的认识是浅性的、甚至是错乱的和有害的”，“只有隐藏在信息背后的、具有先进性的思想观念才是本质的、建设性的，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因此，“优秀的媒体不能只满足一般信息的展示，而应追求新思想、新观念的发现和透视”。[4]
一、转型期的中国需要思想引领
当下，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型期，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呈现多元化发展格局。严峻的现实需要中国传媒肩负起时代的责任，积极推进传播理念、传播方式的创新，用先进的思想引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我国媒介信息传播的传统与流变。
建国以来，我国媒体对重大事件、尤其是公共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大致经历了舆论一律（1949―1978）、适度准确（1978―2003）、全面公开（2003至今）三个阶段。[5]建国初期，脱胎于战争宣传机器的我国媒体不可避免地保留着战时逻辑，因而从客观上讲，“舆论一律”对当时巩固新生政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战胜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十年“”的“舆论专制”，新闻传播与自身规律渐行渐远。“舆论一律”对中国传统媒介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新闻就是宣传”、“报喜不报忧”曾经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思想禁锢，令终生恪守“政治家办报”的老一辈媒体人至今记忆犹新、且心有余悸。随着1979年的“渤海2号”钻井平台事件和2003年“非典”事件的公开报道，中国媒介传播开始逐步回归新闻的本质。值得注意的是，信息的全面公开，在最大限度地满足大众知情权的同时，也刺激了社会公众对舆论自由表达的愿望和诉求，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又助推观念表达的多元化。于是，中国传媒开始面向一个新的转折点，这就是：面对公众意识的觉醒和媒介形态的多变，迫切需要继续秉持“政治家办报”的媒介传统，通过具有思想内涵的信息传播争得话语权，从而完成引导舆论的使命。
2．传播当代主流价值需要传统媒介勇于担当。
当代主流价值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下，包括广播在内的主流媒介肩负着正确传播社会价值观的责任。党的十七大号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视察时曾经特别指出，要“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因而，主流媒介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应当“既是核心价值观的主导传播者、多元价值观的整合者，同时还能促进核心价值理念在受众心里内化，并发挥维持和强化作用”。[6]
第一，媒体要用思想的力量有效整合日益多元的社会价值观。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呈现多元与开放的特点，这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创新发展增添了活力。但是，价值的多元化同时也带来了不同主体、不同传统之间的观念差异和利益冲突。单一的信息媒体也许能够为不同价值主体提供各自所需的精神快餐，但不能从根本上消弭对立的根源，甚至会在价值主体的利益比较中强化对立。有思想的媒体能够通过有效的舆论引导来主导传播，经过平衡与协调，在不同的群体、不同传统之间整合提取共同的价值取向。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可以使不同主体相互包容，不同传统相互融合，使多元价值观在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和总目标上得到统一，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
第二，媒体要用先进的思想抵制自身的娱乐化、低俗化倾向。媒介的娱乐化、低俗化产生于媒介市场化的土壤，其目的是以“去主流化”为代价换取市场份额，使传统媒体逐步蜕变为丧失理想的盈利工具。“媒体的高度商业化和娱乐化，损害的将会是人类几千年来为之奋斗的民主社会本身”。[7]广电媒介的娱乐化、低俗化常常用恶搞噱头、打情骂俏、声色犬马、大话性器等方式取悦受众、蒙骗患者。从传播效果看，娱乐化、低俗化正是盗取这种受众最能接受、最轻松愉悦的公共娱乐资源，侵蚀社会核心价值。这类节目带来的“垃圾信息充斥、工具理性盛行、实用主义蔓延、平庸琐碎重复，甚至低俗之风盛行，结果，人们懒于思想，甚至羞于思想”。[8]正因为此，媒介只有理直气壮、针锋相对地高扬起思想的旗帜，才能重新收复失地。
3．传统媒介要拥有强大而持久的核心竞争力，必须打造思想媒体。
以网络为代表的第四媒体把世界的信息传播带进全媒体时代。“三网融合”不仅会给受众带来更多具有新媒体时代特征的内容产品，还会带来更多我们无法预知的新内容产品和互动体验方式。新媒体的崛起，最大的影响在于改变传统受众，这种改变既包括受众需求的内容，也包括受众对传媒产品、服务的感受与体验，也就是说，受众保留了媒介互动与选择的权利。在这种严酷的媒介生态下，传统主流媒体开始分化成两大主要阵营，出现两种策略。
一种策略是依靠规模信息和海量资讯阻击新媒体。这种纯资讯媒体往往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用网络信息碎片化的传播特征回应网络媒体，通过新闻信息的密集集结和即时刷新，从而粘合受众。但是，这种模式由于缺乏信息传播的议程设置，往往使受众无法获得对信息的系统认知和本质把握。有分析证明：当信息碎片化程度达到最高的时候，传播价值恰恰最低。[9]
另一种策略是传统媒介依靠对信息解释权的争夺，对信息内涵的不断挖掘，并善于在相关信息之间架设桥梁，为受众搭建信息认知的系统，实现深度传播。这种传播能够有效克服媒介信息碎片化传播和受众快餐式消费的弊端，实现传播价值最大化。为此，有人认为，“面临新媒体的冲击，权威独到的观点、深入准确的新闻报道，永远是传统纸媒的核心竞争力”。[10]也有人认为，“我国电视节目最大的缺陷是‘缺乏观点和言论’，这与我国电视传媒缺乏思想张力息息相关。准确而独到的判断、精练而深刻的观点，只来自有思想的媒体”。[11]
因此，建设思想型媒体已成为中国传统媒介保持持久竞争力的划时代选择。
二、思想媒体在广播媒介的创新与体验
2006年底，随着湖北广播电视总台的成立，原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建制撤销，实行频道化管理。作为湖北广播主频率，新闻综合广播应该怎样肩负起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重任？应该怎样根据急剧变化的媒介生态和现代传媒发展的趋势，确定广播主频率的定位？
1．广播媒介亟待精神“救赎”和思想光照。
从媒介面临的生态来看，首先，网络媒体的兴起和信息的即时传播，让传统广播媒体信息传播仅有的一点快捷优势逐步丧失；从舆论引导来看，广播单一的评论模式对听众几乎不再产生任何吸引力和影响力。为争夺失地，不少广播媒体尝试采用网络信息碎片化的海量信息规模传播来挽救颓势。但出现了“碎片化程度越高，传播价值越低；刷新速度愈快，信息感光度越浅”的现象。其次，媒介市场化的浪潮开始愈演愈烈，广播媒体开始急剧分化，本来十分狭小的市场被雨后春笋般的专业化频率切割得支离破碎，有的电台甚至举步维艰。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少广播频率开始放弃赖以生存的媒介基础和道德底线：有的违背新闻规律，用快餐式的垃圾信息争夺听众；有的脱离新闻本质，堕落为社会低级趣味的娱乐工具。尤其让人担忧的是，在严酷的市场竞争中，广播主流媒体无法独善其身，低级下流的医疗热线此消彼长地充斥着主流阵地，以致被大众称之为中国传媒进入了一个“娱乐至死”和“媒体狂欢”的时代。中国广播媒介的发展又一次面临一个亟待觉醒、亟待突破、亟待变革的瓶颈。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广播自身无论怎样改革，都不能偏离“新闻立台”这个根本宗旨；广播的影响力无论再小，引导舆论的社会责任时刻不能放弃。相反，我们应当勇于担当，敢于变革，善于创新，用思想的力量重新奏出时代的最强音。
从传媒发展趋势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电传媒的新闻改革大致经历了强化新闻资讯、新闻专题化、新闻内涵提升三个阶段。在本世纪十年，信息解读和观念传播渐成广播主流共识，“广播电视新闻报道说来说去是要做好两件事：一是提供信息；二是提供思想”。[12]2006年，中广协在南京召开的广播评论研讨会，以及南京电台在会上发出的振兴广播评论的倡议，对我们启发很大。那次会上，中广协领导第一次明确提出，要“用思想办广播，办有思想的广播”，让我们更加坚定了打造广播思想媒体的信心。2007年1月，我们借助新闻综合广播正式开播，在全国第一个提出了打造“思想媒体”的概念，第一次把信息解读和观念传播从评论体裁的突破上升为媒介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
我们认为，思想媒体就是一种以主流思想为出发点，以民本思想为落脚点，在新闻传播中，通过信息解读和观念表达来实现传播理想的媒介形态。在残酷的竞争中，广播媒体只有不断制造出具有鲜明主流倾向的声音，凭借思想的力量，整合日益多元的社会价值观，自觉抵御广播自身的娱乐化、低俗化倾向，才能有效提升广播媒体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我们发出的“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生活”的频率呼号，不仅能够彰显思想媒体的时代特征，也能表达当下中国广播传媒的共同心声。
2．“用思想解读故事，用故事承载思想”。
四年来，我们在坚持“新闻立台”的大方向下，不仅把“思想媒体”逐步从各种理念整合成理论，并逐步深入到实践与制度设计层面，正式推出并逐步完善了一套全新的、通过信息来表达观念、传播思想的节目体系，逐步形成了一个“用思想解读故事，用故事承载思想”的传播样式。
第一，“解读是最具影响力的产品”。 所谓“用思想解读故事”，就是用具有鲜明倾向性的媒体思想和媒介观点解读新闻事件。眼下，媒介传播手段的多样化，社会价值的多元化，让我们这个星球上每天发生的事件都在随时随地“被获取”、“被解读”、“被猜测”，任何涉及公共安全、新政出台的事件和信息，都有可能引发舆论危机。因为人们对于事件的真相往往比事实本身更为关注。一个有责任的媒体，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不仅要成为全面、权威的报道者，更应当努力成为深刻、权威的解释者。“在新媒体时代，传媒竞争的焦点是解释权而不是报道权，特别是争夺第一解释权，是通过给出可以为事件发展所证明的解释、分析和前瞻，体现远见卓识，而体现对现实和未来的深刻影响，是通过竞争解释权获得真正话语权”。[13]
近年来，在重大事件、重大战略、重大典型的报道上，作为湖北广播主频率，我们有闻必释，从不失语。全国“两会”事关国计民生，连续几年来，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抢在第一落点，多次和中央台、中部六省台一起现场并机直播，邀请六省领导访谈答疑，聚焦民生话题，共话中部崛起；“十一五”以来，湖北致力构建中部崛起支点战略，在武汉城市圈正式纳入国家战略后，又先后推出了建设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决策和举措，我们不失时机邀请专家学者，对区域发展战略的意义、规划、政策、措施进行解读，让老百姓清楚了解到中央和省委的决策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近几年，湖北不断涌现出“10.24”英雄群体、“信义兄弟”、“英雄父子”等“群星现象”，在对长江大学英雄群体的报道中，是我们第一个总结出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人梯精神”，这是因为我们不仅注重新闻首发，更善于对重大典型事件进行深度解析和精神提炼；世界金融危机不仅影响了我国的经济结构，也促进了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系列重大调整、改革无不牵动社会敏感神经。我们紧紧依靠专家的力量，先后进行了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农民工返乡、楼市新政、医改税改、利率汇率等一系列危机解读，为全省树信心、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强民生营造了良好的广播舆论环境，受到省委领导的多次表扬。我们的《网左网右》节目，对五花八门的网络言论不断在矫正中解读，在解读中矫正，显示了传统主流媒体的权威公信力和社会责任。
第二，“新闻传播的根本力量来自文本的思想力量”。 所谓“用故事承载思想”，就是用饱含着文化内涵的新闻作品，来表达崇高的人文理想，显示思想的张力。萨特说，“思想，就是人的尊严”。因为思想使人类脱离了动物属性而拥有了人性，脱离了蒙昧而拥有了独立性，认识了世界而变得文明与自信。“正是思想的光芒照耀并唤醒了传播者和受众的心灵……那些保留着思想的，保留着传播者对社会和生命严肃体认的，保留着把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作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新闻作品，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稀有产品，是我们这个社会急需的稀缺资源”。[14]
“用故事承载思想”，就要凸显“文本的思想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个体传播者的精神境界和媒介思想的整体观照。当下，传媒市场化正在不同程度地消解一部分新闻从业者的精神和意志，新闻报道变成了他们谋生的职业而不是孜孜以求的理想和事业。有的甚至道德滑坡，信念崩溃，逐步沦为物质的奴隶和思想的懒汉。要凸显“文本的思想力量”，首先必须提升广播新闻从业者的精神境界。为此，我们力图把传播理念的改变，升华为对人的改造，注重教育和鼓励记者关注社会，关注生命，走出小我，把以人为本作为新闻报道的根本价值取向。通过传播个体的品质提升，让新闻从业者带着崇高的人文理想去观察社会，报道新闻，让每一篇新闻报道都能闪烁思想的光芒。其次，在新闻报道中，我们善于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创新研究具有思想内涵的报道理念、报道方式，避免把“故事承载思想”演化成传统的说教，回到历史的老路上去。
3．建设思想媒体必须实现传播方式的全面转型。
选择思想媒体无疑是选择了一条艰辛的道路。建设思想媒体，就必须创新适应思想和观念传播的理念、载体、机制，实现传播方式的根本转型。
第一，传播理念再造。我们认为，打造思想媒体需要在传播理念上实现以下转变：其一，广播新闻传播不再是单一信息的直线传播，而是信息与观念的复合传播。这种传播是信息与价值的“同声传译”或同步实现，有赖于传播个体的功能性改变。其二，媒介不只是代表主流意志的信息评价者，而成为代表多元利益的信息解读者。以单向评价为特征的广播评论不再是表达观点的唯一形式，而受众目标明晰的信息解读成为最有影响力的表达方式。其三，观念传播者不是高高在上的思想贩卖者，而是植根于大众的精神家园守望者。其四，媒介不再是社会舆论的被动应答者，而应当成为各种意见群体的主动介入和引导者，而且，这种理念在多元媒介并存的今天尤为重要。
第二，传播载体创新。打造思想媒体需要创新能够承载思想的节目体系，能够适应不同受众需求而又各具特色的节目形态。2007年1月，我们借助新节目改版，一方面强化新闻在节目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构建了以早中晚三大新闻板块和整点新闻为支撑的节目骨架，同时重点在每大板块布局了以《湖北新闻――每周评论》、《焦点时刻》、《时事大家谈》、《网左网右》为代表的评论解读性节目，形成舆论高地，支撑观念传播。在日常报道，尤其是重大报道上，通过频率的整体统筹和协调，让“新闻跟着事件走、评论跟着新闻走”，使信息传播的议程设置在一个节目体系上整体联动。
同时，我们创办了两档标志性的评论解读性节目，分别指向不同的受众群体。一档是早间的高端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这档节目依托省内部级专家学者、院士、高级政策专家等具有权威影响力的“意见领袖”，“评析新闻事件，阐述大家观点”，目标受众为“来自高端，影响高端”。一档是晚间的网络舆情节目《网左网右》，宗旨是用主流舆论规整、矫正网络言论，致力打造“华中多元媒体最强音”。全天候定位不同、风格不同、时段不同的评论性节目，分别通过评论、监督、解读、解答、介入等方式引导大众，形成了广播舆论强势。
第三，传播体制、机制转型。传播体制机制转型是媒体转型的关键。传统的广播传播以新闻采编播流程进行部门设置，缺乏专业化的评论机构和专业团队。由于评论人才稀缺，理论资源不足，2007年，我们采取过渡性办法，把几档重要的评论节目放在评论力量相对较强的编播部，后来又放在战线资源相对较多的采访部，但由于编辑记者精力有限、人手不足、专业性不强，节目编办都很吃力。2010年初，我们对内设机构做出彻底调整，专门成立评论部，让评论节目、评论人才相对集中，专业人做专业事。
解决好理论资源不足的矛盾，是能否建设好思想媒体的关键。近几年，媒体对专家的争夺异常激烈。我们注重发挥战线记者的优势，积极争取、紧密联系社会理论资源；加强学界媒介的良性互动和联谊，用真诚和尊重获得专家的理解；我们为“大方之家”量身定制解读性节目《时事大家谈》，在省发展研究中心、政研室、发改委、社科院、党校、大专院校、社会团体等知识密集的单位邀请了50多位特约评论员，他们的支持，不仅为湖北广播思想媒体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障和核心支撑，并成为广播思想媒体的坚定支持者。
建设自身的“思想库”，是思想媒体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一方面，我们打破部门界限，整合全频率评论人才成立评论组，调动所有采编力量为评论和舆论监督节目供稿，提供二级支撑。另一方面，注重从基础抓起，挖掘队伍潜力，通过出国培训、集中考研、短期培训，提高在职员工的思想理论、媒介传播理论和政策水平，培养适应现代传播的评谈专有人才，建立能够有效刺激创造欲望的激励机制和思想碰撞平台。我们经常设置媒介传播的议题，发动全员参与探讨，开设“周二论坛”，进行演讲比赛和内部交流；另外，我们注重传播个体的观念内化。思想的目的在于运用，在于“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们认为，广播思想媒体对从业者的内在要求应该是新闻发现力、价值判断力、观念表达力和文本表现力这“四个力”的统一。只有爱思索、有想法的记者，才会具有发现力、判断力，只有善于钻研、勇于创新的采编主持人，才会具有观念表达力和文本表现力。通过“四个力”的整合与展示，让广播受众在新闻精品的消费中，既听不到说教，又被思想所征服，从而达到广播思想媒体的终极境界。
4．建设广播思想媒体需要开放与合作。
在众声喧哗、全民播报的背景下，广播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已经从单纯依靠资讯取胜转向依靠评论解读取胜。无论是中央台还是各兄弟电台都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各种具有强烈个性色彩和社会影响力的新闻评论性节目，已经引领广播媒体进入观点竞争时期。然而，地方台往往面临着新闻来源单一、专家资源稀缺、节目成本有限等各种现实情况的掣肘。各兄弟台之间能实现评论节目、专家资源交流共享、互通有无、相互激发，已成为大家的共同愿景。
合作是广播思想媒体做强做大的基础条件。近年来，兄弟电台之间纷纷协作联盟，深入开展合作，优化资源配置，建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合作交流机制，并不断拓展领域、提升层次、深化内涵，积极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使得广播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
“媒体的品牌来自哪里？唯一的通道是公信力。因为公信力是媒体内在品质的基本价值所在，是媒体在激烈的竞争中制胜的关键，公信力就是媒体的无形资产”。[15]思想媒体恰恰因其思想的高度和有效的引领，提升了媒介内在品质的基本价值，从而成为一种顺应时代潮流、符合时代精神的创新品牌。我们坚信，这个品牌一定能够发扬光大，成为中国传媒跨越式发展的主流。
注释：
[1][8][14]孙德宏：《理想之于当下的新闻传播》，《传媒》2010.8
[2]吴飞主编：《传媒影响力》2005年版
[3][6]蒋宁平、欧阳宏生：《社会核心价值建构中电视的担当与现实境遇》，《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5
[4][12]张振华：《用思想办广播，办有思想的广播》，《视听界》2007.1
[5]张君昌：《60年来中国应对突发事件的政策法规及新闻报道和编辑理念演变》，《中国编辑》2010.省略/2008/03/post_49.html
[10]蔡敏：《把纸媒做成观点纸》，《传媒》2010.7
[11] 学良：《电视要做有思想的媒体》，《南方电视学刊》2009.7
[13]陆小华：《传播模式的变化与趋势（续）》，《新闻战线》2010.6
[15]丁海森：《公信力是媒体品牌的核心――从“普利策奖”谈起》，www.省略/
新闻思想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石西民 新闻实践 新闻思想
王健，渤海大学文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石西民（1912―1987），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文化方面杰出组织者、著名报刊活动家”“是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之一”。[1]自1930年3月担任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始，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创办人民新闻机构，近20年的时间里，石西民一直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其间，他做过《红旗日报》沪东区特约通讯员、《申报周刊》编辑及战地记者，参与过筹办武汉《新华日报》的工作并任该报编辑、特派记者、编辑部主任、采访部主任、编委会委员、管委会委员，担任过延安新华通讯社社委、《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南京《新华日报》社长、新华通讯社南京分社社长、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等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党和政府宣传与文化部门的领导工作，历任中共南京市委和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务，并当选为中共代表。
1975年石西民重新工作后，先后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务。1987年10月17日病逝。
石西民在长期的斗争环境和艰苦的工作条件下从事新闻宣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这些内容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
在石西民的新闻著述中，1985年7月出版的《时代鸿爪》是其代表作。这部文集选辑了作者在近50年的新闻实践中所发表的新闻通讯、专论・杂文、政论・回忆、经济研究、日本研究和新闻研究等方面的作品共102篇。从中可以看出石西民从事新闻实践“雪泥鸿爪”般的印迹，也可看出他对党的新闻工作的理论思考。
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党性原则
石西民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新闻战线接受党的培养教育长达半个世纪，特别是在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工作的9年时间，使其快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党报工作者。
在武汉《新华日报》工作时期，当时报纸曾宣传过一些右倾错误观点，石西民与其他一些报人一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同错误观点的队伍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时期，在提出的“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报纸的党性就是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等办报思想的指导下，石西民在“胡世合惨案”“国共重庆谈判”“拒检运动”“较场口事件”“二・二二血案”等重大事件中，坚持以党性原则分析形势，判断是非，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宣传报道，既维护了党的利益，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同时也争取到了一批进步人士与中间力量。
这期间石西民就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问题提出了许多观点。他指出“党的新闻工作者最重要最关键的东西就是‘增强党性，反映群众’八个大字”。[2]他认为“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努力去正确地宣传党的政策，使广大群众都知道，做到所说‘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这就是党性最突出的表现。”[3]他还认为，新闻工作者应是为人民服务的战士，这是党的宗旨和党的新闻事业的任务所决定的。新闻工作者要正确宣传党的政策，半点也不能掉以轻心。对于如何才能正确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提出“除学习理论之外，我看还必须像同志一再教诲的那样：深入群众，参加实践斗争。不能了解群众的真实心情、意见，任何高明的记者也无法防止倾向性错误”。[4]
二、坚持群众立场，满足读者需要
石西民把“坚持党性和反映群众”看做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新华日报》的最高度的党性，就是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吸和感情、思想和行动。”[5]“新闻工作者的前途就是要做好一个人民的记者，通过自己的笔很好地来报道与指导人民的斗争。”[6]
南京解放之初，群众对党的政策十分陌生，当时领导南京《新华日报》工作的石西民要求报社的编辑记者“一定要针对群众的思想情况，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做到有的放矢”。[7]
为办成一张“真正是人民自己的报纸”，石西民高度重视报纸的群众工作。当时南京新华日报社的群众编辑组是编辑部最大的组，每天要处理数以百计的读者来信，还要接待登门来访的大批读者。报纸每天用半版篇幅发表各阶层读者的来信，其中有建议、有批评、有议论，成为沟通党和群众的一座桥梁。
三、坚持新闻真实，强调深入一线采访
石西民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坚持真实性原则，深入基层、深入一线采访，要紧扣时代脉搏，记录时代画卷。
抗战爆发后，石西民曾两度担任战地记者，他深入前线和敌后，以敏锐的观察、犀利的笔触，真实地报道了前线和敌后将士浴血奋斗的英雄事迹。《时代鸿爪》文集中收录的他这一时期的36篇新闻通讯，大都鲜活生动、见人见物，勾勒出了当时风云激荡的时代变迁，在读者中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如他的《记九江姑塘战事》，细致地描写了九江的战斗状况，分析了战败的原因。他的《赣北战地见闻》《大战火烧山》《金轮峰歼敌计》等通讯，描述了战士们浴血战斗的场面，颂扬了其奋勇抗敌的精神。
为抗议特务制造的“较场口血案”，他赶写了消息《有组织暴徒借势逞凶捣乱，庆祝大会昨未能举行》，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他还草拟了《给中央社的公开信》，并组织重庆新闻界42名记者在信上签名，夹在各报中间向全国发送 ，据理驳斥中央社对“较场口血案”事实真相的歪曲报道。
“二・二二”血案中，指使特务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却将发生血案的责任嫁祸于学生。石西民在撰写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者招待会消息时，细心领会讲话的要旨，婉言陈述事实的真相，置反动派于被动之中，赢得了社会的同情。
在领导南京《新华日报》时，石西民经常以“新闻报道，事实第一。事实是对的，就说对的；不对的，就说不对”来提醒编辑记者要让报纸在群众中生根，一次便要赢得读者信任。[8]可以说，他对新闻真实性的理解是他对自身新闻实践的一种深刻感悟。
四、尊重事实，坚持实事求是
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在关于陈独秀是否汉奸这一问题的宣传上就有一些教训。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推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造成过损失，而在大革命后，又参加过“托派”组织，但自始至终都没有材料证明陈独秀是汉奸，只能说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已。
然而在抗战初期，王明和康生做报告、写文章，指斥陈独秀是“领取日本津贴”“破坏抗战”的汉奸，还对写信要求澄清事实的学者提出责难，这引起了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的疑惑和不安，后幸得做了大量工作，才减轻此事造成的损失及影响。
多年后，石西民还针对这件事说：“我们的报纸一定不能在没有充分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武断地做出政治结论；如果我们的意见不符合事实，一定要允许讨论。否则，我们的报纸就承担不起人民大众的耳目、喉舌这一光荣称号了。”[9]
石西民对新闻史学研究如何坚持实事求是也提出了许多要求。他在组织《新华日报史》出版工作时提出：“写历史的第一原则是尊重事实，如果以前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如实反映事实的话，今天就应还其本来面目。”[10]
在1956年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石西民强调，报纸编辑部应加强对记者编辑的政治思想教育，树立谦虚朴实、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要求“报纸登载的新闻评论如有错误，应督促其在报上更正或进行自我批评。”[11]
五、讲求舆论引导，重视宣传效果
在《同志与新华日报》文中，石西民谈到“党的一切工作包括宣传工作，都要做到使广大群众不感觉我们党在领导而实现党的真正领导。”[12]这里所说的“不感觉党在领导而实现领导”，讲的就是新闻宣传要讲求舆论引导艺术问题。
在1945年的“胡世合惨案”中，石西民为避免导致“共产党鼓动工潮”负面舆论的发生，指导记者在《国民公报》上先发稿，随后《新华日报》发表消息和社论，有力地推动了全市争取民主和人身自由的斗争，达到了引导群众开展反对特务暴行斗争的实际效果。
在“较场口血案”和“拒检运动”中，石西民也都依据具体事实，主动营造并引导社会舆论，发动国统区乃至全国新闻界的力量共同抵制的歪曲报道和不合理的新闻检查制度，显示了党领导的国统区统一战线在舆论领域的宏大阵势和巨大力量。
1961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十万个为什么》问世，石西民建议《解放日报》以发社论的形式刊登头条新闻。“我们在‘’中犯的许多错误，如报道白水可以变酒那样的假消息，新华社发了，许多报纸也就刊载，不就是缺乏常识的缘故吗？《十万个为什么》不但适合少年儿童阅读，让我们干部看看，也有好处，我们太缺少常识了。”[15]
石西民的这些意见和建议都一再强调新闻宣传工作不仅要从实际出发，且要讲求舆论引导艺术，以达到实际效果。
六、注重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
石西民强调学术研究要注重科学精神，“在研究学问上要实事求是。科学的精神就是：是就是是，非就是非。”[16]
他在1959年7月发表的《对学术研究的三点希望》一文中，谈及学风问题：“培养好的学风很重要，最要紧是踏踏实实地去学习，去做研究工作，要埋头苦干。”[17]为此，他希望研究工作者要掌握大量资料，要反复钻研，不要轻率肯定自己，轻率否定别人。
他认为，在学风问题上，最根本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只有解决了它，坚持了它，才能使理论有用。
七、注重“经济问题”“日本问题”和“新闻史”的研究
石西民坚持以世界的眼光来研究“经济问题”，在当时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在《时代鸿爪》一书中，辑录了他从1934年到1937年发表的11篇研究经济问题的文章，其中10篇都是以中国现实社会背景为思考起点，站在国际视野上、从经济学角度来思考当时的社会问题的。对当时一些经济问题的分析与预测，具有一定权威性和前瞻性，起到为国人释疑解惑、提供思想启迪的作用。
《时代鸿爪》中还辑录了石西民18篇从1938年到1945年发表在《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上立论深刻、资料丰富的研究日本问题的文章，颇受各界重视，他被称为“日本问题专家”。[18]
石西民非常重视新闻史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希望报刊史料的搜集，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要注意研究那些“为推动国家改革而作出重大贡献的报刊和著名报人”。他认为，他们的光辉业绩和经验教训，很值得今天新闻界同仁学习和效法，他们所写文章对当时人民思想影响的强烈，对推动社会历史所具有的理论威力，很值得今天的报刊同仁深思。另外，在史料发掘、整理中，要重视真实性原则，资料要立准、立确，绝不能无中生有，小大由之。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新闻学术讨论会上，他热情呼吁加强抗战时期新闻史的研究：“伟大的抗日战争年代是中国新闻界大团结的时代，是中国新闻事业向祖国纵深地区大发展的时代，是中国新闻事业破天荒与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士兵、工人、农民发生血肉联系的时代。……也是联系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和新闻研究空前发展的年代。”[19]
八、重视新闻工作者的培养和教育
石西民重视新闻工作者的培养和教育工作。他曾在新四军教导队创办过新闻训练班，亲自为学员授课。在南京《新华日报》时期，他创办过“新华之友会”和新闻训练班。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新华之友会”拥有了2000多名会员，成为一座群众教育自己的社会大学。新闻培训班总共培养了569名学员，充实了新华社、《新华日报》、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新闻工作队伍，还输送了一批学员到大西南，其中许多学员后来都成为新闻战线上的骨干。[20]
在领导《解放日报》时，石西民关照报社领导注重培养名记者，“给一些同志创造条件，让他们成为某个方面的发言人，遇到什么为群众所关心的问题，由这些记者出面写文章。只要他立论正确，取得广大读者的信任，久而久之，他就是公认的名记者”[21]。
石西民对刚参加新闻工作的年轻人爱护备至。在修改稿件时，常常把写稿人叫到跟前，告诉他这一段为什么改，那一句为什么加，从政策思想到谋篇布局，从遣词造句到标点符号，皆一一指点。不少经他培养的青年人，后来都成长为有成就的编辑、记者。石西民晚年热心培养青年学者，组织成立了第一个新闻史研究的学术团体――《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为建立党报史这门新学科起到了奠基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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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12] [15] [16] [17] [19] 石西民. 时代鸿爪[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513，514，516，494，484，516，390，396，393，395，398.
[8] 毕群. 记者生涯杂记・重庆新闻界关于较场口事件的斗争[J]. 新闻研究资料，1980（4）：117.
[9] 吴镇，王淮冰，姚北桦. 哀思绵绵忆当年――悼石西民同志[M]// 姚北桦、王淮冰. 俯仰之间――石西民纪念文集.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62.
[10] [13] 石西民. 报人生活杂忆[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13，120.
[11] 钱辛波. 深深的怀念[M]// 姚北桦，王淮冰. 俯仰之间――石西民纪念文集.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51.
[14] 王维. 石西民与解放日报[M]// 姚北桦，王淮冰. 俯仰之间――石西民纪念文集.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130.
[18] 杨润时. 石西民生平简述[M]// 姚北桦，王淮冰. 俯仰之间――石西民纪念文集.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10.
[20] 李扬. 从报纸到广播――回忆解放初期在西民同志领导下工作[M]// 姚北桦，王淮冰. 俯仰之间――石西民纪念文集.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66.
新闻思想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闻思想；真实报道；指导性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2-0145-02
在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史上，有两篇经典的新闻文献，那就是刘少奇在1948年10月2日发表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和同志在同年3月发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这两篇讲话稿开创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基础性地位。
鉴于同志的新闻思想已经有很多研究文献，我们有必要对刘少奇的新闻思想进行详细的研究，以指导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刘少奇虽然不是职业的新闻理论家和实务家，没有其本人专著的系统论述，但散落于各个文献中的片言只语折射出他独到的新闻思想。刘少奇较为集中的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论述有六次，具体见下表：
通过刘少奇的六次经典谈话，刘少奇新闻思想经历了传承、务实、毛尖的曲折过程。在传承中，集中表现在1948年10月《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新闻思想基本上和的新闻思想保持一致；在务实阶段，集中表现在新华社编委会向中央汇报了新华社的工作情况和问题后的谈话，主要侧重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要多联系群众，要多指导群众工作；在毛尖阶段，集中体现在1956年对新华社的二次谈话，主要侧重社会主义新闻改革发展的问题。刘少奇的务实、超前的新闻思想碎片犹如火花，不仅对研究我国新闻史有重要的贡献，而且在当下启迪着新闻工作者作出深刻的反思，并对研究新闻改革也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1]。
一、“架桥牵线”说：多反映群众需求
刘少奇于1948年10月2日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指出新闻工作是联系群众的线索，它是千百条线索中最重要的一个。新闻工作要架千种桥、千种线，及时把党的政策告诉群众[2]。刘少奇的话高度提炼为“架桥牵线”，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强调了报纸对于党的重要性，通过办报可以起到“上情下达”的作用；另一方面强调了报纸对于联系人民群众的重大作用，通过报纸可以起到“下情上达”的作用。当下，记者报道的环境和报道理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何在新时期进行“架桥牵线”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传播理念层面而言，作为一个合格的记者在“上情下达”的时候，要理解吃透党的大政方针政策的精神要义，不是简单罗列播报政策新闻，而是要采取软化新闻的方法，把生硬的政策新闻能多层面解读，最大程度地让群众理解党的大政方针；当然，在“下情上达”的时候，要站在群众的角度报道新闻，多考虑群众的真实呼声，不能为了部分人的利益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敢于直言，要有“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道德诉求。可现实中的记者们做出了令群众不满的失范行为。在上情下达方面，内容生涩，形式呆板，党政新闻成了桎梏新闻发展的“党八股”。比如前些年的央视新闻联播，这种现象比较明显。本来是传达对于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政方针，却因形式内容让群众反感，失去了新闻工作者传播新闻的功能。在下情上达方面，很多新闻工作者习惯于办公室里出新闻，实地调查少，这样的话给失真新闻的泛滥滋生了温床。我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在新闻部门开展以来，对新闻工作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走群众路线已经成为当下新闻工作者的共识。
二、不要戴“有色眼镜”：真实报道
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谈到新闻工作首要的问题是真实，不要故意加油加醋，不要戴有色眼镜。群众对我们工作是支持还是反对，都是群众真心的反映。不要害怕群众真实地反映这些东西。作为一个唯物论者，面对新闻工作要有勇气，不要带着成见[2]。从刘少奇的这段讲话中，可以看出新闻记者不要戴“有色眼镜”，新闻报道要真实。
真实报道是新闻的基本要求，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所谓真实报道就是要多深入群众，真实反映群众的实际生活状态。联系现实媒介态势，很多新闻工作者的失范行为令人揪心。不实报道、歪曲报道、恶意炒作、有偿新闻、断头新闻、无头新闻等现象，已经成为新闻从业者习惯性的常态现象。一向以报道新闻为业的中国新闻记者，频频走上中国公众议论的议事日程，成为被报道的负面对象，记者先前的“无冕之王”、“党和人民的代言人”、“社会守望者”的形象已经风光不再。记者本来是新闻议程的设计者，反而成了群众诟病的议程。反思关于记者的负面新闻，说明当下记者普遍存在严重的社会责任感。西方有识之士曾经说过，新闻自由的最大敌人其实并不是行政权力，而是新闻责任的丧失[3]。
三、多关注“柴米油盐”：强调指导性
在刘少奇的讲话中，谈论最多的恐怕是“柴米油盐”思想。所谓“柴米油盐”思想就是指新闻的指导性，也就是指导群众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用刘少奇的话来说，就是“要帮助党委指导工作，不是要脱离党委。指导性不只是社论有，新闻报道上的指导性更具体。”[4]当然，“也指导读者如何种花养鱼”。比如现在很多电视台开办的服务类节目就是强调新闻的指导性。指导性是新闻功能的延伸，是社会主义新闻不同于西方新闻的最大不同之处。充分发挥新闻的指导性，能为群众生计发挥“指南针”的功效。
由于当时的新闻过多地强调政治性，致使新闻成了官方的发言筒，满足不了群众的实际需求，百姓对此怨声载道。正如刘少奇所说，新闻媒体整天讲政治性，硬新闻多，口号多，老百姓就不爱看、不爱听。新闻媒体要跟人民建立联系，政治上当然也要跟人民联系，但是总不能只限于政治上的，人民关心的事情是很多，想听的事情也是很多的。总之，应该从多方面和人民建立密切的联系[4]。
在今天的新闻理念看来，满足受众的需求，是媒体生存之本。刘少奇的“柴米油盐”思想贴近群众，满足群众需求，这是新闻最新传播理念的反映。但是，很多新闻工作者只注重新闻的数量，单向性的新闻传播根本无法满足口味日益提高的受众。关心群众的“柴米油盐”是新闻进步的表现。此外，刘少奇还强调对受众进行调查和细分，这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新闻细分化和定位化的先河。他要求新华社的稿件要有不同，不能单一化，要多种多样，要能适合报纸、适合读者的需要。要调查报纸的读者对象，究竟某一家报纸的读者是些什么人，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发的稿件可以有一类是一般性的，有一类是专门供给某一家报纸用的[4]。
四、新闻记者不要“秀才味太重”
在21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的新闻媒体出现了“浮夸风”的苗头，乱树典型的歪风抬头，在群众中间产生了不好的影响。针对有些记者的“客里空”风气，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告诫新闻记者“你们不作调查研究，秀才味太重，太脱离实际”。秀才可以足不出户，洋洋洒洒写下万言美文。可是，对于新闻记者，则要“到处跑，到处看，总是会看出一些新的问题，所谓“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提出一得之见，是记者的任务”[4]。
当下，很多记者的办公环境有了很大的改观，随着交流工具的现代化，更多的记者往往喜欢徜徉在舒适的现代办公环境中，往往一个电话、一个聊天工具就可以解决新闻采访任务，结果造成很多假新闻和无头新闻的泛滥。众所周知，调查研究是记者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检验新闻真实与否的尺度。新闻记者唯有经过详实的调查研究，深入基层，才能采写到有血有肉的新闻。要铭记刘少奇对新闻工作的指导，报纸工作人员是调查研究的专业工作人员。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记者和编辑要认真作调查研究工作，要决心作一个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的新闻工作者，要努力搞一辈子[4]。记者从调查中发现新闻真相，进而为更多的群众服务。
五、结 语
刘少奇的新闻思想内涵很丰富，许多还没有涉及到。比如对于新闻媒体的批评监督功能以及新闻媒体的自由竞争问题都有很独到的见解。如果把刘少奇的新闻思想放在新语境下的今天，刘少奇的许多新闻思想正在渗入新闻理念当中，发挥着“润物细无声”的功效。甚者，有些新闻思想还要等到若干年后才能实现。作为当今记者，深刻领悟刘少奇的新闻思想于现时代的意义，才能真正做到不愧于时代不愧于人民的好“代言人”。
参考文献：
[1]陈力丹.刘少奇的新闻思想及其理论意义[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2）..
[2]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中国报刊广播文集（三）[C].北京：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80.
[3]严晓青.媒介社会责任研究：现状、困境与展望[J].当代传播，2010（2）.
新闻思想范文第6篇
为什么要解放思想？是我们的思想不够开放吗？显然不是。“思想开放”和“解放思想”不是一回事。思想开放属于个人意识活动的范畴，多指一个人的世界观和处世的态度。此外，“开放”是个中性词，适度的开放，就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过度的开放，则是危险的信号。而“解放思想”更多是个集体概念，多用于指代一个社会整体的思想的解放程度。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无不是解放思想的产物。社会发展永不停息，决定了解放思想的步伐也时刻不能放慢。我们要走大发展、大繁荣的道路，离开解放思想，只能是纸上谈兵。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思想”是一个国家的必修课，时刻松懈不得。
新闻为什么要改革？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新闻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的成就毋庸讳言。同时，也应看到，新闻出版是目前我国惟一没有对外开放的一个特殊领域。然而，这不意味着新闻出版业就没有改革的必要。恰恰相反，越是国家政策保护的领域，越是需要该领域的从业人员具有自觉的革新意识和革新精神。这是因为，新闻出版业是事关意识形态的特殊领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们的独家特色。新闻出版业暂时拒绝外资新闻企业进入，不等于我们就不瞄准世界一流的新闻理念和新闻出版的先进经验，而是需要我们自行创新，做强做大我们的新闻出版业。
事实上，我们的新闻出版业必须改革。和其他行业一样，我们的新闻出版业在市场化的大潮中，在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适应过度”的不良倾向。有些媒体，为自身的利益所驱使，忽视了新闻媒体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新闻娱乐化、娱乐新闻化，致使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处于边缘化的地步；个别媒体为抢新闻，过于强调赶时效，不合时宜的“唯时效论”最终导致了新闻媒体公信力的下降。新闻界的个别从业者惟利是图，索要封口费、笑纳车马费，将新闻事业纯粹市场化，以至于每年都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新闻工作者。所有这些，都是新闻出版界思想落后的表现。我们从不讳言新闻的双重属性，从不否认媒体需要经营，自食其力，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税收。但是，新闻出版业毕竟是特殊的企业，其平衡木的两端分别是“社会责任”和“经济利益”，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平衡二者的关系，新闻出版生产的信息产品，才是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促进全社会的大发展、大繁荣。
此外，每个新闻出版工作者还要清醒地意识到，目前我国的新闻出版产业还相当落后。落后不一定是产值的高低和资产的多寡，不一定是媒体集团所辖的媒体数量的多少。我国新闻出版业和世界同行的差距在于知识创新远远不够，同样的新闻事件，我们的新闻产品无论是在可读性还是在客观性和深度挖掘上，和发达国家的新闻报道尚有差距。图书出版业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样的差距，显然不是纯然的经济“投资”所能弥补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在知识创新方面下大力气，用智慧来缩小和世界发达新闻出版业的差距。此外，还应看到，在新闻出版方面，一些媒体和出版社还不是守法的道德楷模，剽窃他人知识产权，无偿占有他人的智力成果的现象，普遍存在。新闻出版作为社会的良心，如果这个“社会良心”有污点，不是遵纪守法的道德楷模，这样的“标杆”难免是不合格的。创新需要解放思想，尊重他人的智力劳动也需要解放思想，转变吃？免费午餐“的习惯。
新闻思想范文第7篇
相关研究论文年度分布
笔者根据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1990年～2009年有关“范敬宜新闻思想”论文进行统计，通过主题词检索共有38篇相关论文。从数量上看，出现过两次研究高峰，即1996年5篇、2005年6篇（见下表）。从论文内容来看，刘小锐、肖峰的《范敬宜新闻教育思想初探》，乔申颖的《范敬宜办报思想初探》，张杨的《精英气质平民思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范敬宜》，王文利的《范敬宜的总编观》，李艳的《范敬宜新闻评论特色初探》等论文，内容较深刻，视野较开阔，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对范敬宜新闻思想的研究内容
总体而言，近20年来对范敬宜新闻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范敬宜新闻采写观的研究。在新闻采写活动中，范敬宜一直强调全局观念。他认为，胸中有全局，眼中出新闻。“一个记者能不能迅速地发现新闻，关键是他心中有没有‘全局’，他是不是通晓党的政策，了解实际情况。”①他认为，一个记者的本领，首先体现在发现新闻上，要做到“眼中时时有新闻”；其次，新闻记者的写作要用事实说话，还要通过“翻译”、文笔来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再次，他认为，优秀的新闻作品应当做到“大题小做”和“小题大做”。
窦锦平认为，范敬宜的新闻作品小中见大、以少胜多，逸笔素描、写意传情，巧妙留白、布局新颖，如一幅幅形象生动、清新活泼、时代气息浓郁的经济生活画，具有很强的“示范性”，是样板作品，符合他提出的新闻精品标准：导向正确、意义重大、精心编写、效果突出。②郝怀明认为，范敬宜之所以能够写出一系列新闻经典作品，原因在于：生活根底深固、学养丰厚、锐意进取。③李艳则认为，范敬宜的评论继承了我国报刊评论的优秀传统，发扬了梁启超、、、邓拓等评论家的特色文风，但与他们不同的是，范敬宜从事新闻工作的时候，新中国已经建立并完成了基本经济建设，国家、社会、民族各方面的条件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所以范敬宜的评论不再局限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阶层，而是关注百姓生活，用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阐述老百姓面临的问题。他的评论开创了新时期主流媒体评论新的写法。④
对范敬宜新闻编辑观的研究。范敬宜从1983年到1984年任辽宁日报社副总编辑，1986年到1993年任经济日报社总编辑，1993年到1999年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在长期的总编辑实践中，范敬宜更多地从全国的角度出发，高瞻远瞩、锐意改革，以更高的眼光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采写、策划了一系列影响较大的报道，被同行们称为“点子总编”。
王文利在《范敬宜的总编观》一文中，将范敬宜的总编思想概括为：审时度势，把握全局；贴近两头，吃透两头；点子从生活实践中来；总编，总编，总是在编（在写）；人不求全，文不求同。⑤滕礼在《简析点子总编范敬宜的成功之道》一文中，将范敬宜的总编经验归结为独特的新闻眼光、编辑思想和办报艺术。⑥郭光华认为，在我国舆论引导实践中，要十分重视舆论的合力。范敬宜在担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时，运用“形散神聚，彼此呼应”、“巧串成珠，形成气候”、“软硬搭配，相辅相成”的方法，对舆论引导合力艺术的追求，达到了一种高度自觉的境界。⑦张立伟则认为，范敬宜在《总编辑手记》一书中，虽然谈论的是人民日报的工作，却揭示了新闻差别化竞争的某些一般规律，即通过更快、更新、更深、更多和更活五条途径来实施新闻的差别化竞争。⑧
对范敬宜舆论引导观的研究。范敬宜认为，作为一名党报总编辑，主要责任是把握好报纸的导向，“如果把握不好导向，在导向上出了问题，不仅会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而且可能毁了一张报纸，毁了一支队伍”⑨。
范敬宜在1986年担任经济日报社总编辑时就提出了范式“三个贴近”思想：贴近中央精神、贴近实际工作、贴近群众脉搏。乔申颖认为，范敬宜“三个贴近”办报思想的提出，是与改革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党报在舆论引导问题上遇到的新情况密不可分的。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受众口味的多元化，要求新闻工作更加贴近生活、贴近普通百姓。⑩
贺启光认为，范敬宜堪称我国新闻史上政治家办报的典范之一。其典范性集中体现在：一是具有全面、正确、深刻的大局意识；二是具有正确、全面、深刻的精品观。
对范敬宜新闻教育观的研究。范敬宜不仅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也是新闻教育家。他曾担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在他的主持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树立了“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办学理念和目标，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中心。他认为，新闻教育必须做到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新闻专业的学生要做到审时度势、把握大局，新闻记者要有“悟性”，媒体从业人员要有社会责任意识，并在教学中结合大学生的特点来讲新闻等。刘小锐、肖峰认为，范敬宜的新闻教育思想是其办报思想的组成部分，也是他对新闻教育思考和实践后的见地之言，对今天的新闻传播教育具有启发和借鉴作用。尤其是他组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中心，在新闻教育中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本科生必修课，更是在全国新闻教育界起到了排头兵的作用。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近20年来，我国新闻界对范敬宜先生的新闻思想和实践活动的研究取得了较大成果。诸多学者和业内人士认为，范敬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新闻生涯中，不断地对新闻的采写、策划、编辑等方面进行改革，对中国报业的发展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报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成果呈现出具体、实事求是、有理有据等特点。但是，现有的范敬宜新闻思想研究仍然存在连续性、可比性差，琐碎性，浅表性，随意性，描述性等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现象描述多，理论分析少。在对范敬宜新闻思想的研究中，绝大多数是根据研究者主观经验对范敬宜新闻思想进行主观性描述，很少对其新闻思想的成因以及产生的影响进行理性分析。
局部研究多，整体研究少。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绝大部分是对范敬宜的个别观点或某一方面的观点进行局部性的梳理，对其新闻思想的全局性和宏观性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创新性成果少，重复性观点多。现有的研究中，有见地的文章较少，人云亦云，重复别人的观点多。（本文为湖南科技学院2010年校级科研项目“范敬宜新闻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范敬宜：《真知与勇气：坚持实事求是的关键――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一点体会》，《新闻战线》，1994（2）。
②窦锦平：《咫尺之图 写百千里之景――范敬宜新闻作品解读》，《青年记者》，1996（6）。
③郝怀明：《读〈范敬宜文集・新闻作品选〉有感》，《新闻战线》，2009（6）。
④李艳：《范敬宜新闻评论特色初探》，《采写编》，2004（4）。
⑤⑨王文利：《范敬宜的总编观》，《当代传播》，1998（1）。
⑥滕礼：《简析点子总编范敬宜的成功之道》,《当代传播》，2000（4）。
⑦郭光华：《合力效应：一门重要的编辑艺术――学习范敬宜〈总编辑手记〉一得》，《当代传播》，2000（5）。
⑧张立伟：《新闻差别化竞争的五条途径――读范敬宜〈总编辑手记〉心得》，《当代传播》，2000（6）。
⑩乔申颖：《范敬宜办报思想初探》，《报刊之友》，2003（2）。
贺启光：《政治家办报的典范――读范敬宜的〈总编辑手记〉片谈》，《新闻前哨》，1999（10）。
刘小锐、肖峰：《范敬宜新闻教育思想初探》，《东南传播》，2009（8）。
（作者为湖南科技学院新闻传播系讲师）
新闻思想范文第8篇
新闻专业主义思想是在19世纪30年代后，随着商业化的大众报刊的兴起，在西方社会兴起的一套关于现代新闻思想的话语体系，它与媒体的社会功能定位、新闻从业者的角色及专业操守为主要内容。其主要价值在于维护媒体的社会公器的职能以及报道的中立性、事实的真实性等，表达的是媒体不受政治和经济权力控制的专业信念，是媒体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
梁启超在办报活动中实践新闻专业主义思想
1 报纸的地位——独立的监督政府
梁启超第一次明确提出报纸具有“向导国民”、“监督政府”的职能。他要求报馆要有与政府相平等的地位，不能成为政府的下属和附庸。他认为报馆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应是，“故报馆之视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子弟，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教导与扑责，同时并行，而一皆以诚心出之，虽有顽童，终必有所感动，有所忌惮。”
与此同时，在梁启超看来，报纸应当监督政府的工作，避免因为政府人员的过多干涉而丧失这样的监督功能，否则报纸会成为“则视献媚权贵之某报”，从而沦为政府的附庸工具。
2 报道的要求——强调新闻的真实和客观
梁启超在《时务报》发刊时提出了“博、速、确、直、正”五条原则用于作为对新闻报道的要求。
①“本报记事，以博为主。……务期材料丰富，使读者不出户而知天下。”
②“本报记事，以速为主。各处访事员，凡遇要事，必以电达，务供阅者先睹为快。”
③“本报记事，以确为主。凡风闻影响之事，概不登录，若有访函一时失实者，必更正之。”
④“本报记事，以直为主。凡事关大局者，必忠实报闻，无所隐讳。”
⑤“本报记事，以正为主。凡攻讦他人之阴私，或轻薄排挤，借端报复之言，概严屏绝。”
这些对于新闻报道的要求涉及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时间性和道德性等问题，这无异于在替当时的新闻界立法，这同时也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思想在中国报界最好的实践。
3 报人的素质——独立的人格
梁启超作为新闻活动的集大成者，尤其重视报人的素质。他要求报人要具有一定的学问，以“开民智”，更要求报人应具一定的见识，担负起“先觉之责”。梁启超对报人职业道德的要求中，希望报人一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二要有理性的判断和思维力，三要不自私，大无畏。
梁启超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是客观性、独立性和自由性。不偏不倚、公正客观的报道新闻事实，逐步脱离政党和政府的控制，经济上获得独立地位，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的根本。但梁启超在其办报活动中出现了思想与实践不一致的情况，主要表现在：
1 报纸是政治斗争的
在《时务报》创办之时，梁启超提出报馆是国民的耳目，也是维新的喉舌，大声疾呼“报馆有益于国事”并乐观预言：“准此行之，待以岁月”，必能“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这是这一代知识分子普遍认可的以报救国、言论救国的价值观，在他们眼里，报刊是他们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工具。
2 报纸具有明显的主观性
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梁启超认为，为了一定的目的，可以发表偏激的言论，以达到“变骇为习”的效果。
身处政治浪潮中心的梁启超，寄希望于通过报刊这一政治革新的重要武器来发表论政，宣传政党的路线方针以此实现政治抱负，因此其创办的报刊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明显的政党性质，不可能客观、全面的报道新闻事实。
3 新闻自由无法实现
在清末民初的乱世下，报纸没有稳定的办报环境和发行环境，仅仅靠商业化的运作不足以维持报纸的生存，“或以会费为资，或接受政治捐赠”成为梁启超所办报纸正常运转的资金保障，经济上的独立无法保证。
另一方面，《钦定报律》、《报纸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条文的颁布，不仅没有将出版自由写入新闻法中，反而对言论出版自由进行了限制，而袁世凯政府对新闻自由的限制达到了历史之最。政府对于新闻自由的种种限制和打压，使得梁启超的关于新闻自由的理想没有实现的现实基础。
结论
新闻思想范文第9篇
关于新闻改革的目标
严复和梁启超都认为,新闻自由是新闻改革的目标,是富国强民的基础。但严复着眼于新闻自由在内的整个自由对政治制度变革和民族素质的价值;而梁启超的论述更具针对性。
对于新闻自由的价值,严复从国家和个人两个层面作了论证。他认为,于国家,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自由是强国的基础,因为西方人强国的命脉“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1)。于个人,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自由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的一部分,“民固有其生也不如死,其存也不如亡,亦荣辱贵贱,自由不自由之间异耳”(2)。他认为,新闻改革既是治国之“标”,能发展“理财、经武”之事,又是治国之“本”,能解决“立政养才,风俗人心”等根本问题。严复在清末敢于主张改良体制,强调新闻自由是强国基础,摆脱了洋务思潮对时人的束缚,体现出其爱国情怀和深刻远见。但他的新闻改革思想,缺少公众利用新闻自由权利对政府进行监督的义项。
相对于严复而言,梁启超对新闻价值的认识更深刻、更有针对性。他明确表示:新闻事业的价值是“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3)。梁启超同样认为,新闻自由是其他文明的基础,是资产阶级文明的产物和传播文明的三利器(学校、报纸、演说)之一。因为促进西方文明创造的因素正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其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之现象,皆其子孙也”(4)。新闻自由的价值在于:众多报馆参与议事能保证意见的正确性,因而可以凭借操纵舆论来达到批评监督的目的。他强调人类的理性及用人类的理性去驱除时代的黑暗,从而获得相对真理。这个认识,在那个时代有着非凡的意义,在今天也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因为他不仅明确提出“言论自由”,而且跳出前人偏执于报刊抵御外辱的功能说,开始对新闻改革的理性价值进行阐释。然而,他没能把新闻自由作为人的目的,而仅仅视之为强国的手段,结果陷入自相矛盾:一方面,他要为了强国而实行新闻改革;另一方面,所维护的王权势必会扼杀新闻自由。
关于新闻改革的内容
严复和梁启超都认为,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是新闻改革的主要内容。但严复还主张实现知情权,并要求新闻自由不能侵犯他人自由;梁启超则强调新闻改革要保证新闻舆论独立于政府。
严复认为,新闻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指公众拥有知情权与言论出版自由权。这可从他对西方新闻自由的褒扬中得以证明,“自其(西洋)自由平等以观之,则其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其意,申其言,……是无法之胜也……”(5)“人人得其意,申其言”就是通常所说的知情权与言论出版自由权。在他看来,言论自由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6)。尽管他认为“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7),但他主张新闻事业为社会公器的思想,反对因言治罪,报馆在此方面的尺度理应放得更宽,“既开报馆,原与庶人不议之例不符,与其不议,不如勿开”(8)。他委婉地提出了“知情权”的要求,对于反对封建专制,扩大资产阶级的话语权,具有一定的意义。
梁启超则认为,新闻自由是新闻领域表现的言论出版自由。1899年,他首次明确阐述新闻自由的内涵:“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焉。”(9)他从资产阶级观点出发,认为报纸和政府处于平等地位是新闻改革的重要内容。报馆为“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报馆者,国家之耳目、喉舌也,人群之境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10)由此可见,梁启超不仅把新闻自由看成是一切文明的源泉,而且是国家立政的根本,是人权的基本内容。他从创造文明、维护民权的价值观高度看待新闻自由的合理性,符合西方新闻改革理论的内核,为其后对新闻改革的具体阐述打下了理论基础。
关于新闻改革的条件
严复和梁启超认为新闻改革需要主观和客观条件。但严复主要关注国家和国民性等外在条件,而梁启超则着重于新闻机构的独立性。
对于实现新闻自由的条件,严复从常态和殊态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在常态,即国家无外侮内乱时,实现新闻自由的条件是“(民众)其力、其智、其德诚优”(11)。在殊态,即国家处于危亡时,实现新闻自由的前提是国家自由,而“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12)。有意义的是,他认为“力、智、德”诚优是实现新闻改革的前提,与洛克主张“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13)相似,提倡用良法保障新闻改革,符合民主法制的要求;反对“一哄之谈”,坚持“其不容立异”,不可“与为正论笃言”。(14)但他关于“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及今不可弃吾君臣的思想,却是不可行的,与西洋类似时代的资产阶级新闻自由观相比,其彻底性相去甚远。
梁启超认为,实现新闻自由要设置独立于政府的报馆。这也是政府的责任。因为“国家之保护报馆,如鸟鬻子……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喉舌不通,病及心腹”(15),所以“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16)。报馆的独立性就是准许报道各类事实、议事及批评政府。这是因为“世非太平,人性固不能尽善,凡庶务之所以克举,群治之所以日进,大率皆借夫对待者、旁观者之监督,然后人人之义务乃稍完。权力既如此重且大,苟复无所以限制之,则虽有智圣,其不免于滥用其权,情之常也”(17)。如果没有言论出版自由,那么就不能控制行政权的滥用,就不能保全民权。在此,梁启超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新闻自由是其他自由的基础,超越了洪仁、郑观应等人要求准许设立报馆、报道各类事实、批评政府的新闻改革思想。但梁启超将报馆视为新闻自由的唯一主体,没有看到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天赋人权,其主体具有普遍性,而不是局限于新闻从业人员。尽管其新闻改革思想和西方类似时代的新闻改革思想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我们还应对其予以肯定,毕竟这是当时的社会条件决定的。
关于新闻改革思想的异同根源
严复和梁启超的新闻思想都是西方新闻思想和中国近代新闻实践相作用的产物,是当时的历史和理论导致其思想的异同。
严复新闻改革思想源于三个因素:一是西方制度和思想的影响。因为他“尝入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尝语湘阳郭先生,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18)。不仅如此,他还“多看西书,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19)。二是甲午战后社会环境的刺激。彰显清末严复新闻改革思想的文字都是在甲午战后所作,有的甚至是战后即作,这是甲午战后社会环境刺激了严复新闻改革思想形成的直接证据。三是受到改良主义的影响。他主张废除专制,崇尚资产阶级法治,提倡资产阶级的平等、宽容,要使“人人得其意,申其言”。这些是严复思想形成的理论证据。
梁启超新闻改革思想明显受到两大因素影响:一是西方先进国家的新闻改革思想,二是改良主义政治理想。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提到了西方新闻业的报道内容、报纸种类和出版周期、报业地位和管理制度等。梁启超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像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这决定他既有反封建的一面,也有不彻底、不完全的一面。反封建方面在于,他反对清廷搞文字狱的文化专制政策,主张打开报禁准许设立报馆,提倡报馆报道各类事实,以求开风气、开明智、去塞求通之效;不彻底、不完全方面在于,他既没有根本触及帝制这个实现新闻自由的前提,也没有视开民智为一种民生意义上的民权,而仅仅将其视为强国的一种手段。
总之,严复和梁启超都认识到新闻自由具有重要价值,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新闻改革的核心内容,又都没有正确区分言论自由的主体、出版自由的主体和新闻改革的主体。但他们对新闻改革也有不同的认识:严复关注国家和国民性等新闻改革的外在条件,梁启超着重于新闻机构的独立性;严复多以西方经验为参照物,进行宏观分析,论述更为抽象深刻,梁启超则多以新闻实践为基础,立足微观分析,论述更为具体深入。
注 释:
(1)(2)(5)(6)(7)(8)(11)(12)(14)(18)(19)王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3、22、134、132、510、27、981、118、145、957页。
(3)(4)(9)(10)(15)(16)(17)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96、476、336、476、66、25、969页。
(13)洛克(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6页。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贵州民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