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哲学论文范文

外国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科研合作；差异显著性检验；学术评价；论文质量

中图分类号：G25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6―0246―05

一、研究概述

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课题难度不断加大，涉及的学科和领域越来越多，对科研人员之间合作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由从整体分析人文社科合作研究状况，逐渐转向研究某一学科，如管理学、教育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合作研究规律，如晏尔伽等①认为图情档学科中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所刊载论文的作者合作率也较高；岳洪江等②认为篇均作者数和基金论文比是影响管理科学期刊影响因子和即年指标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人文社科领域关于科研合作现象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且分析角度不外乎以下几种：合作率或合作度分析、作者合作年龄分析、合作者地域分析、国内外合作状况对比或趋势分析、合作率与期刊影响因子的关系等。目前，国内研究作者科研合作与论文质量之间关系的成果还很少见。

探讨科研合作与论文质量的关系，对期刊发展与评估、课题立项与研究、学科建设与管理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第一，为期刊编辑审稿提供参考依据：若某学科合作论文水平普遍较高，则编辑应关注合作论文。第二，为学术评价中是否要把“篇均作者数”作为评价指标提供数据支撑。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没有考虑学科特点，把“篇均作者数”作为各学科期刊评价指标，但是通过本文的研究会发现，在某些学科中，合作研究并不能提高论文的学术水平，因此不能通用“篇均作者数”评价此类学科，不同学科评价时需视情况考虑是否采用“篇均作者数”指标。第三，从定量角度描述了学科特点、研究方法和研究规模，为课题立项时是应偏好于合作研究还是重视个人研究在某些学科的重要性提供依据，同时结合篇均作者数还可以准确地评价各学科完成一项科学研究课题所需的平均人数，从而为学科发展、决策提供依据。

本文将重点分析科研合作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质量的相关性，从而分析哪些学科需要合作研究才能在规定时间内达到预期目标？哪些学科不需要合作也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预期指标？本文中的“论文质量”是指论文在“学术创新程度”、“论证完备程度”、“社会价值”、“难易程度”指标上，经过专家评议后的得分。需要说明的是，在研究科研合作问题前需要作一个理想化假设：即合作须是两个及以上的研究人员参与了研究工作，并在时署名。在实践中，存在着挂名合作（如导师、领导、名人挂名）和不挂名合作（参与了研究工作却未署名）两种“署名不实”的现象③，会使实验数据与实际情况有所偏差。我们尽量选择大样本论文来降低个别挂名合作和不挂名合作论文的比例，使结果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二、数据准备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准备

本文的实验数据采用2010年度《复印报刊资料》学术期刊全文转载的论文，共计14117篇（不含领导讲话、工作指导类以及无作者的论文），覆盖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1997年颁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22个人文社会科学一级学科。该数据的优势是：第一，所有论文被反复筛选、评议，基本代表了本年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最高水平；第二，每篇论文由专家按照“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质量评估指标体系”④，采用“21分量表”⑤为论文的学术创新程度、论证完备程度、社会价值、难易程度四个指标打分评价。考虑到不同评委打分时因尺度不一造成的主观差异，我们采用程淑提出的归一化算法对评委的评分结果进行修正⑥，即以论文的原始评分除以该评委为所有论文打分的平均值，使所有评分都转换到同一个价值坐标系中，既能体现论文在每位评委心目中的位置，又能在相同的尺度上横向比较论文水平。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计量、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对比方法，分析合作研究与论文质量间是否存在相关性。该问题可转化成检验合作论文和独著论文得分均值是否有显著差异。由于合作论文和独著论文的评分主体、标准、程序完全相同，而作者人数不同，因此可以认为得分一旦存在差异，这个差异是由作者人数造成的。下面我们以学术创新程度指标得分为例，介绍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的原理。

设合作论文得分均值为μ1，独著论文得分均值为μ2，若μ1＞μ2，并不能说明合作论文均分一定高于独著论文均分，因为可能是由于合作研究所致，也可能是抽样误差或偶然所致。这就需要借助统计学方法检验。合作与独著为二分类别变量，得分为连续变量并符合正态分布，且独著论文和合作论文可看作是独立样本，样本数都大于30，因此用独立大样本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方法。步骤如下⑦：

1.提出假设：H0∶μ1=μ2；H1∶μ1≠μ2。

2.构造统计量Z并计算：

3.确定检验形式为双侧检验。

4.统计决断。

当P值大于0.05，均值差异不显著；当P值小于等于0.05且大于0.01时，均值差异显著；当P值小于等于0.01时均值差异极其显著。

由于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过程计算量较大，需借助SPSS软件实现，本文只给出检验后双侧检验的概率P值和t值。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t值代表独著论文均值减去合作论文均值的差值，因此t值为负数时表示独著论文均分低于合作论文均分，t值为正数时表示独著论文均分高于合作论文均分。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人文社科论文合作现状分析

表1列举了各学科论文总篇数、作者数分布（用百分比表示）、合作率、篇均作者数，并按合作率降序排列。其中，署名“XX课题组”或“XX研究所/中心/院”等单位名称，或“XX等”，视同为四人及以上合作；篇均作者数是每篇论文平均拥有的作者数。

1.作者数分布状况

（1）人文社科论文以独著形式为主，约有68.7%的论文都是个人研究的成果；在合作论文中，两人合作为主要形式，约占70%以上，而三人及以上的合作成果非常少，且大部分学科没有四人合作。

（2）人文学科的独著、合作论文数量分布与社会科学形成互补；尤其是传统的人文学科几乎都是独著论文，如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外国语言文学，独著比例高达80%甚至90%以上。

（3）人文地理学和心理学比较特殊，两人和三人合作是主要形式，且三人合作论文约占所有论文的一半，两人合作论文约占三分之一。

2.合作率状况

由表1可知，人文社科平均合作率为31.3%（即每3篇论文就有1篇是合作论文），远低于自然科学论文合作率70%⑧。由于各学科的研究手段、方法和规模存在显著差异，致使合作水平参差不齐，从心理学合作率80.7%到外国语言文学合作率7.1%，两者相差10多倍。按合作率高低可将所有学科分成两个阵营：

（1）心理学、人文地理学、农林经济管理、体育学、工商管理、图情档、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管理、教育学11个学科，合作率均高于人文社科平均合作水平，尤其是日益向自然科学靠拢的心理学、人文地理学，合作率远高于其他学科，构成高合作率学科群。

（2）其余学科合作率低于平均合作水平，构成低合作率学科群。

3.篇均作者数状况

由表1可知，人文社科学科篇均作者数与合作率正相关，即篇均作者数高的学科，其合作率也较高。总的来说，人文社科整体篇均作者数水平（1.41）较低，除心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篇均作者数超过2，其他学科篇均作者数均均未超过2；以应用性、实证性研究为主的社会科学学科篇均作者数高于人文社科平均水平，以规范研究⑨为主的人文学科篇均作者数远低于人文社科平均水平。

表1各学科论文合作现状

（二）合作与独著论文水平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

按合作与独著论文均分大小的关系可以分成三类：合作论文均分大于独著论文，用“合作>独著”表示；合作论文均分小于独著论文，用“合作

1.分指标进行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

（1）学术创新程度得分均值检验

注：“**”表示两组论文均分差异极其显著、“*”表示差异显著；从上到下按合作论文与独著论文水平差异降序排列；下同。

由表2可知，在学术创新程度得分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中，应用经济学、公共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4个学科的P值都小于0.05，t值为负，说明这些学科的合作论文均分高于独著论文。而哲学学科的P值小于0.05，t值为正，说明该学科合作论文均分低于独著论文。其余学科的P值都大于0.05，说明合作论文均分与独著论文均分无差异。

（2）论证完备程度得分均值检验

由表3得知，在论证完备程度得分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中，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社会学5个学科P值都小于0.05，t值为负，说明这些学科的合作论文均分高于独著论文。而哲学学科的P值小于0.05，t值为正，说明该学科合作论文均分低于独著论文。其余学科的P值都大于0.05，说明这些学科合作论文均分与独著论文均分无差异。

表3论证完备程度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

（3）社会价值得分均值检验

表4社会价值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

由表4得知，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文地理学、公共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这6个学科P值都小于0.05，t值为负，说明这些学科的合作论文均分高于独著论文；而外国语言文学、图情档学科的P值小于0.05，t值为正，说明这两个学科的合作论文均分低于独著论文。其余学科的P值都大于0.05，说明这些学科合作论文均分与独著论文均分无差异。

（4）难易程度⑩得分均值检验

表5难易程度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

由表5可知，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管理、农林经济管理4个学科的P值都小于0.05，t值为负，说明这些学科的合作论文均分高于独著论文。而哲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P值小于0.05，t值为正，说明这些学科的合作论文均分低于独著论文。其余学科的P值都大于0.05，说明这些学科合作论文均分与独著论文均分无差异。

2.合作研究影响学科论文质量的分层

表6合作研究影响学科论文指标的分层

由表6可知，有7个学科的合作论文均分高于独著论文。这些学科均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多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具有综合性、交叉学科性质，与其他学科的渗透日益增强。从合作研究影响论文水平的指标数量来看，合作研究对经济学、管理学门类的学科影响显著：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管理学科的所有指标均受到合作的影响，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分别有3个、2个指标受到合作的影响。

有5个学科的合作论文均分低于独著论文。其中，图情档、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属于近年来发展迅速的社会科学，而哲学和外国语言文学属于传统的人文学科。除了哲学学科合作论文有3个指标均分分别低于独著论文，其余4个学科均的合作论文只有1个指标均分低于独著论文。

其余10个学科的合作论文均分与独著论文均分基本无差异。

（三）结果分析

1.合作研究对各学科论文水平影响不同但方向一致

由表2至表5可知，在应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等7个学科中，合作论文的部分或全部指标均分高于独著论文，即合作研究对这些学科产生了正影响；在哲学、外国语言文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图情档5个学科中，合作论文的部分指标低于独著论文均分，即合作对这些学科产生了负影响；其余学科的合作论文各项指标均分与独著论文无差异。且由表6知，三个学科群之间没有交集，说明若合作研究对某学科论文的一个指标产生了正（负）影响，对其余指标或者产生正（负）无影响，或者无影响，不会出现对该学科某些指标产生正影响，而其余指标产生负影响的情况，这就是方向一致。

由上文可知，合作研究产生正影响的学科均属于社会科学，而产生负影响的学科中既有社会科学学科，又有人文学科。之所以对某些社会科学论文质量产生了正影响，与该学科研究特点、方法、规模有关。以应用经济学为例，目前经济学研究领域较宽，主要研究问题已从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领域转变成各专业经济部门的发展问题，一项课题往往涉及到一个省、市、地区、甚至整个国家某方面的数据资料，对各部门和专业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要求较高，这就使得经济学者个人很难适应这种研究专业化、动态化要求，需要拥有多领域知识的研究团队协同工作，合理分工，集思广益，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具有一定难度的论文。

部分学科里合作论文的个别指标水而低于独著论文。出现这种反常结果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可能是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比较特殊，不适于进行合作研究，这种情况更易出现在人文学科中，如哲学和外国语言文学，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以阐述研究者个人观点为主，独创性的思想、观点往往首先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形成，陈述、阐释这些思想、观点的论文通常只能由这个人独立撰写，这些学科的研究主体个人的独特状况在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再多的其他人相加所不能替代的；研究领域相对封闭，一般不涉及其他学科领域知识。另一方面，出现这种反常结果也不能排除“挂名合作”的可能，王玖总结了近年来不实合著的6种现象：“专家搭桥，”、“一人研究，全家挂名”、“礼尚往来，相互署名”、“受制于领导，领导第一”、“利益驱动，合著署名”、“给予帮助，面面俱到”。出于不同动机的虚假合作论文的出现，与学术上的急功近利有关，因此越是这种情况的合作论文，质量会越低。

2.合作研究对各学科产生的正影响程度较大，负影响程度较小

双侧检验的P值越小，表示合作论文与独著论文均分差异越显著；当P值小于或等于0.01时，合作论文与独著论文均分差异达到极其显著。在合作研究产生正影响的7个学科、19个指标中，有13个指标的P值都小于0.01，其余6个指标的P值也是略大于0.01，说明独著论文与合作论文研究水平有极其显著的差异，即合作研究对这些学科的正影响程度较大。而在合作研究产生负影响的5个学科、7个指标中，只有3个指标的P值小于0.01，其余指标的P值明显大于0.01，说明合作研究产生负影响的学科中，虽然合作论文均分低于独著论文均分，但是差异程度要小于正影响导致的差异程度。

3.合作研究对社会科学学科的影响大于人文学科

首先是合作论文均分与独著论文均分有显著差异的社会科学学科数目多于人文学科：合作研究对10个社会科学学科产生了影响，其中对7个学科产生了正影响；合作研究对2个人文学科产生了负影响。其次是影响社会科学学科论文的指标数量多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中有22个论文指标因合作和独著不同而受影响，人文学科中仅有4个论文指标因合作和独著不同而受影响。

4.合作率或篇均作者数较高的学科，合作论文质量较易高于独著论文

结合表1可知，合作论文质量高于独著论文的学科都位于该表的上半部分（图情档除外），即合作率和篇均作者数较高的区域。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合作率或者篇均作者数越高的学科，合作论文质量较易高于独著论文。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合作论文水平高于独著论文的学科，合作率若能保持在较高水平，合作研究就能在最大程度上提升论文质量。对比各学科合作现状以及其对论文水平的影响，会发现社会学、公共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3个学科中，虽然合作论文质量高于独著论文，但合作率与篇均作者数还比较低。

5.合作研究与四个论文水平指标的关系

在合作论文质量高于独著论文的学科中，合作研究易于使论文的社会价值水平提升，其次是论证完备程度，最后是学术创新程度和难易程度，具体表现在分别有6个学科论文的社会价值程度指标、5个学科论文的论证完备程度指标、4个学科论文的学术创新程度指标、4个学科论文的难易程度指标的合作论文均分高于独著论文。从合作与独著论文均分差异显著程度的学科比例看，论证完备程度指标、难易程度指标、社会价值指标、学术创新程度指标分别有80%、75%、60%、50%的学科的合作论文均分与独著论文均分存在极其显著差异。无论是从受影响的学科数还是合作研究产生的差异显著程度来看，相比其他指标，论文的学术创新程度水平较难提升。

在合作论文质量低于独著论文的学科中，难易程度指标、社会价值指标的负影响较大，分别有3个、2个学科的合作论文均分低于独著论文，而学术创新程度、论证完备程度指标的负影响相对较小，分别有1个学科的合作论文均分低于独著论文。

四、小结

本文尝试采用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方法，讨论合作研究与论文研究质量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仅有部分学科，如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中，合作研究与论文质量呈正相关性；哲学、外国语言文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学、图情档学科中，合作研究与论文质量呈负相关性；其余学科合作研究与论文质量无关。这与目前学术界所倡导的加强各学科合作研究的主张不相符，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

由于某些学科样本量还比较小，一定程度影响了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的结果，若能增加样本数量，合作与独著论文各项指标的差异可能会更加明显。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分析独著、两人合作、三人合作等合作类型的论文研究水平是否也存在差异。将来的研究中，还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跨学科合作与学科内合作、跨单位合作与单位内合作等合作类型对论文研究水平的影响，以期对人文社科研究活动有所启迪。

注释

①晏尔伽、朱庆华：《我国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作者合作现状――基于小世界理论的分析》，《情报学报》2009年第2期。②岳洪江、刘思峰：《管理科学期刊引证指标的灰色关联研究》，《科学学研究》2008年第1期。

③金梅、熊爱民：《从CSSCI合著论文看我省人文社科研究的科研合作》，《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7期。

④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实施方案》（试行），2011年3月29日，http：//www.省略/rssi2010/index.htm.

⑤卜卫、周海宏：《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

⑥程淑、桂林、冀航：《主观评分的归一化算法及误差分析》，《高等函授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10期。

⑦孙立宏：《独立样本平均数差异的显著性检验方法与应用》，《职大学报》2007年第4期。

⑧安秀芬、王景文、冯佳洁：《我国期刊论文作者研究进展》，《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4年第4期。

⑨规范研究也就是演绎推理，即根据假设按事物内在联系运用逻辑推理得到结论。

⑩在确定研究问题时论文就具有了与该问题所处的时空背景相关的基础难度，如研究问题的理论难点多少、资料搜集处理的难度等；在论文的研究过程中，对于同一个问题研究者可以避重就轻，也可以小题大做，从而采取不同的研究思路、角度、方法，这些会导致同一问题的研究难度各不相同。

苏新宁、邹志仁、杨克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88页。

王续琨：《学术论文虚假合著现象论析》，《情报科学》2010年第8期。

朱少强：《论科学建制背景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外国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教版高中语文；外国文学；选文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7）01-0104-03

世界是开放的，人类文化无国界。文化在传承中发展，语文课本无疑是重要载体，它涵盖古今，畅游中外，为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了解世界打开了一扇窗。自1920年以来，外国文学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已经近百年历史。时至今日，外国文学选文不断被更新，与时俱进，对开拓学生的人文、知识视野、培养健全的人格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几经变革，体系越来越完善：比如淡化意识形态与政治性，不固定选文的思想内容；精选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突出优选性、时代性；注重人文性，等。学界研究也对此进行了深入论析。本文拟从如下方面入手溯源探究：选文的数量、译者、体裁与题材、国别、作家性别；高中语文教师的外国文学素质、教学态度与方法；高中语文中外国文学与高师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学关系等层面，力求更系统完整地探究高中语文外国文学选文的得失。

现行人教版高中外国文学选文随着年级的增长，选文数量有所增加，但是总体选文比例不高。5册共89篇选文，外国文学只占到19篇/部，占总数比例的21.3%。课内时间的外国文学选文是远远不够的（如表1）。

19篇外国文学选文中有5篇在《名著导读》版块，7篇略读，7篇精读。在实际教学中，7篇略读和5篇名著导读要大打折扣，真正学习的只有7篇精读，对整个外国文学来说还远未入门。因而建议在未来的选文中，外国文学方面的选文不仅要增加数量，而且要加大精读篇目（如表2）。

19篇选文题材内容丰富：哲理、天文、地理、物理、历史；复仇、金钱、人性、游历等，突破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第一，政治主题探讨。这是本版教材的一大优势。从体裁来看，纯文学的小说、戏剧、散文有10篇，5篇属于名著导读，属于正式课文的只有5篇，而其他的科普、论文、新闻稿、演讲词就有7篇，数量超出了纯文学。尤其第二册密集地选了2篇著名的外国演讲词，第五册集中选了2篇科技论文。语文教材的编写要求工具性与人文性并重，这样的安排虽然拓展了学生的知识视野，但人文性略嫌不足。虽有名著导读和选修课的补充，在实际教学中又有多少会重视？与此相关作者的职业，有哲学、医学、物理学、天文学、政治、思想等领域，五花八门：在英、法、美16名作者中，9人不是纯文学领域的，即56.25%的作者不是文学家：罗森・塔尔是美国新闻记者；马丁・路德・金是美国民权运动领袖；卡尔・萨根是美国天文学家、天体物理学家、科幻作家，和非常成功的天文学、天体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科普作家；加来道雄，是美国物理学家；弗洛姆（美）是心理学家、哲学家；蒙田（法）被载入文学史，但主要是思想家；帕斯卡尔（法）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然后是散文家；刘易斯・托马斯是美国医学家、生物学家，科普作家；斯蒂芬・霍金是英国物理学家。文学可以包罗万象，但是必须要把文学性放置第一位。作为高中语文课本中的选文，应用科技说明文太多，专业化、学术化太强，文学性不够，文学性强的诗歌、游记、影视文学、传记几乎没有，培养学生情商的纯文学选文力度理应加大（如表3）。

由作家的国别看，美国人8名，占到总数的42.1%；英国4人，占到总数的21.1%；法国4人，占到总数的21.1%；德国1人，俄国1人，西班牙1人，占剩余的15.7%。结果显示，美、英、法是人教版高中语文外国文学选文的主要来源国家，它们的科技、文化、经济、综合国力都居于世界一流，在国际交流中，先进国家的文化、文学向后发国家流动，发展中国家学习先进国家的文化、技术，借鉴其文学成就，都无可厚非，但这样的编排不得不说存在一定局限性。

入选作品的作者性别单一，女性完全缺失。选文中的作者79人次，只有李清照1人是女性；局限到外国文学选文来看，无女性。课本编选者于有意无意间流露了浓厚的男权思想。《老人与海》是纯男子汉气概的名篇；演讲词《我有一个梦想》《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体现了男人的雄心抱负：拯救世界。《宇宙的边疆》《宇宙的未来》男人的成就在宽广无垠的宇宙，等等。这种编排是不是会给正在身心发展中的高中生形成这样的观念：男性是话语发声者，掌握着话语权。古今中外，女性为人类文明做出的贡献不在少数。在21世纪讲求男女平等、平权的大环境下，高中语文课本的编排完全无视女性，不可谓不是憾事。

这些男性作家/作者/作品中，《大卫・科波菲尔》《一名物理学家的教育历程》回顾了童年、少年、青年，其他作品均为角。成人做出突出贡献后，现身说法，教育年轻人，是正途。而问题也接踵而来，单一的高姿态角与说教会不会让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产生逆反心理？是不是同龄人更具榜样力量？他们年龄相仿、思维近似，心理发展水平相当，选文应重视青少年自身特点。

现行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外国文学的19篇选文中，9篇为20世纪，4篇为19世纪，其余6篇为16～17世纪。属于18世纪启蒙时代的没有，16世纪之前的没有，如此断代、断层，学生怎能线性了解世界文化遗产，又怎能去传承？20世纪的9篇中，纯文学的只有3篇。优秀史诗《罗摩衍那》《吉尔伽美什》《荷马史诗》、古希腊传说、印度、西亚传说没有提及；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优秀成果没有入选。学生在学习中对外国文学不甚了了。直接后果是，到了本科阶段，中文系的学生不喜欢外国文学，非中文系的学生对外国文学知之甚少，英语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英美文学。高中语文教育的基础性在外国文学中收效甚微。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30多年，孩子在家中是明珠珍宝，大多数孩子在赞扬声中长大，不知磨难和挫折为何物。而我们的高中语文课本基本上没有选择与挫折性有关的文章，国外教育在培养个人独立性方面比较突出，这类的文章较多。中学生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外，形成健全的人格至关重要。

“近现代以来的学校教育中最盛行的是分科教学，其弊端在新知识增长方式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形下愈发明显，学科割据和分科知识的单一化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极为不利”。科际割裂现象在高中教材编写中也如此体现。现行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在外国文学选文方面有意无意突出了语文的工具性，而更进一步的人文性培养莫过于文史哲政艺协同发展。

中国古代文、史、哲、政不分家是可以借鉴的。笔者在想，如果高中语文外国文学在选文和教学过程中把外语、历史、地理、哲学、政治、艺术等密切相关的学科协同起来，互通有无，协同难易，课堂是否会变得更丰富，同时确保了人文性与工具性统一。比如讲《高老头》时，在历史课中讲19世纪前期法国的社会、政治；比如《大卫・科波菲尔》可以鼓励学生阅读英语原著；《巴黎圣母院》可以在艺术课中讲讲圣母院的建筑、雕塑；读古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可以带学生领略相关题材的绘画、雕塑、影视。这样学科间互相配合，学生可以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不打压学生阅读课外书，有益的“闲书”阅读某种程度上要鼓励。

Z文是素养的形成，文化的积累，承担着培养学生完美的人格、健全的情商的重任，不是考试突击、提升成绩的工具。语文教育比起其他学科更是“牵着蜗牛散步”式的慢。在外国文学选文时要兼顾人文社科各科，要权衡选文的数量、难易，兼顾古今发展脉络、版块，兼顾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兼顾性别平衡，使得学生的学习既有基础性又有启发性。

参考文献：

[1] 《高中语文必修》（1～5），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语文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3月第二版

[2] 顾之川.人教版教材简介[J].中学语文教育，2004，（12）.

[3] 周刚.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编写范式漫谈[J].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0，（6）.

[4] 刘洪涛.中学语文中的外国文学问题[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1）.

[5] 何岳球.中学语文教材外国文学的选材和编排体系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

[6] 刘晓丹.人教版新课程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外国作品选编及教学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7] 张慧颖.高中语文教材中外国文学作品的选编现状及教学策略[D].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

[8] 卿江秀.对2009年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中外国文学选文合理性的反思[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

[9] 段雪菲.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外国文学选文及其教学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

[10] 董若辰.高中新课改背景下外国文学作品选材的调查与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

[11] 周爽.人教版新课程中学语文教材中外国作品选文及教学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

[12] 耿泽岩.高中语文教材中女性角色的缺失与回归[D].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

[13] 李静.高中语文教材编写的偏差和教学的功利化[J].内蒙古教育基教版，2011，（6）.

外国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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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西兰文学；文学研究；曼斯菲尔德

中图分类号：I61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2)05-0153-06

一、引言

新西兰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始于1923年徐志摩《哀曼殊斐儿》①的发表。此后，陈西滢、沈雁冰、凌淑华等人也纷纷在报刊上或翻译或评介曼斯菲尔德，由此掀起了译介曼斯菲尔德和新西兰文学的一股小小热潮。建国之后，由于政治原因，新西兰文学在国内的传播步入了几近于无的沉潜期。随着1976年结束，新西兰文学译介和研究重新起步。1990年以来，中国新西兰文学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1976年至1989年的十多年时间在中国新西兰文学研究历程中具有特殊意义：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历史正处于过渡阶段，另一方面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开始步入正轨。学科起步和历史过渡的交融在这一时期中国新西兰文学研究中体现得特别明显。

二、 研究概况

根据中国知网、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的检索信息，1976年至1989年国内共出版新西兰文学译著8部②，推出大洋洲文学丛书9部，各类期刊杂志发表新西兰文学译文35篇、论文32篇。新西兰文学在中国的研究，由此才真正起步。既然是蹒跚起步，那么此时的新西兰文学研究必然会面临诸多第一次：1980年，《世界文学》第5期刊登莫?夏波特著、张禹九译《房间》和乔?考雷著、余德予译《丝绸》，这是结束之后国内期刊杂志上登载有关新西兰文学最早的译文；1981年，《长江文艺》第9期刊登杨江柱《捕捉瞬间的印象——曼斯菲尔德和印象派》，这是新时期以来国内以新西兰文学为题的第一篇期刊论文；1982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唐宝心、王嘉龄、李自修三人合译的《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曼斯菲尔德小说集。

20世纪80年代，国内翻译新西兰文学的主要译者有文洁若、任荣珍、萧乾和陈家宁四人。文洁若与荔子合作翻译了曼斯菲尔德小说集《蜜月》 曼斯菲尔德《蜜月》，文洁若、荔子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8年。 ，另撰有论文1篇、译文8篇，其中1篇译文为与萧乾合译；任荣珍5篇、译文1篇

这个数字不包括任荣珍在大洋洲文学丛书中发表的大量译文和论文。 ；萧乾发表3篇论文和1篇译文；陈家宁发表译文3篇。仅从译者的角度加以考察，会发现此时译者身份与解放前新西兰文学译介者身份有所不同。1949年前，翻译新西兰文学的徐志摩、陈西滢、凌淑华和冰心等人多为作家型翻译家。而1980年之后，除了萧乾和文洁若仍属于作家型翻译家之外，任荣珍、陈家宁以及下文将会提到的安徽大学评介者多属于学者型翻译家。如此观之，作家型翻译家的逐步退场和学者型翻译家的陆续登台是此后中国新西兰文学译介趋势。

这时期还出现了一批刊登有关新西兰文学方面论文、译文的主要刊物，包括《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8篇）、《外国文学》（7篇）、《外国文艺》（5篇）、《译林》（3篇）。四大刊物在此期间登载与新西兰文学有关的论文、译文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此期间《外国文学》对新西兰文学的追踪最为持久，该刊物在1981年、1982年、1987年、1988年和1989年都曾发表新西兰文学方面的译文或论文。《外国文艺》虽然刊登了5篇新西兰短篇小说译文，但均集中在1986年第3期。80年代后期，《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译林》杂志开始涉足新西兰文学译评，其中前者译评力度更大，仅在1989年第4期，《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就刊登了1篇译文和4篇论文。

1976年至1989年间，国内还涌现出一个致力于新西兰文学研究的学术团队——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79年，将大洋洲国家与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区域，进行全面系统的文学研究，研究范围涵盖了新西兰文学、澳大利亚文学以及南太平洋岛国文学。经过多年积累，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现已成为国内公认的大洋洲文学和文化研究基地。

在教学和研究之余，大洋洲文学研究所从1981年开始编辑出版大洋洲文学丛书，开始大规模翻译新西兰小说、诗歌、传说和民间故事，并登载一定数量的介绍性或研究性论文。20世纪80年代出自安徽大学的大洋洲文学丛书共有9本，它们在栏目设置中均为新西兰文学译评留下了不少篇幅。这套丛书包括：《自由树上的狐蝠》（1981年）、《街上的面容》（1981年）、《安着木腿的人》（1982年）、《烟草》（1982年）、《拘留所里的图书馆》（1983年）、《大洋洲民间故事集》（1983年）、《盛宴前后》（1984年）、《古老的植物湾》（1984年）和《病骑手》（1985年）。

前面提到的任荣珍就是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成员，除了在其他刊物上发表涉及新西兰文学的译文、论文，她还在大洋洲文学丛书中留下了不少文字。在中国新西兰文学研究起步期，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曾做的这些译介工作，为国内其他研究者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并有力推动了国内新西兰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三、 研究特点

外国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巴赫金文论；外国文论；接受

作者简介：周启超，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俄罗斯文论、比较诗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六十年”子项目“外国文论卷”，项目编号：09&ZD071

中图分类号：I5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1-0012-09

中国学界对巴赫金理论学说的“拿来”与接受可圈可点。巴赫金的“复调”、“对话”、“狂欢”、“多声部”、“参与性”、“外位性”，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研究的基本话语。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狂欢理论”、“话语理论”，已得到中国学者的积极阐发与运用，被运用于中外文学文本的解读，也被运用于文学与文化理论建构，被运用于文学学自身的建设，也被运用于美学、哲学等人文学科方法论的反思，成果十分丰硕。如果说，“复调理论”推动了当代中国的叙事学、小说诗学与美学探索，“对话理论”激活了当代中国的文学学乃至整个人文研究反独断、反霸权的自由精神与独立品格，“狂欢理论”的应用深化了当代中国学界对经典文本深层意蕴与文化价值的发掘，那么，巴赫金“话语理论”的探讨正在推动当代中国学者对文论乃至整个人文知识生产机制的探究，“巴赫金理论的语境研究（比较研究、影响研究）”则以其丰厚的“互文性”将当代中国学者的视野卷入当代世界文论乃至整个人文科学多种思潮流脉、学派学说交织纠结而互动共生的文化场。

巴赫金的思想与学说，在极大地开拓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研究的理论视野与思维空间，在积极地推动当代中国文论界的思想解放与变革创新。当代中国对巴赫金文论的接受，凸显出三大特点：其一，基于多语种、多学科的参与，已形成巨大的覆盖面；其二，源于文学理论建构与文学批评实践之有效结合，已产生较强的可操作性；其三，缘于既能与当代国外各种文论思潮学派理论资源相对接，又能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的现实需求相应和，而已生成富有弹性的参与性与富有潜能的生产力。这些特点使巴赫金文论在中国的“旅行”成为中外文论交流的一道亮丽风景，堪称外国文论中国化实践中的一个思想极为活跃、空间极为开阔的平台，一个成绩相当可观、内涵相当丰富的案例。1这一平台生动地映射着中国文论界对国外文论的拿来与借鉴的曲折印迹；这一案例典型地折射着文学理论在其跨文化“旅行”中被吸纳也被重塑、被传播也被化用的复杂境遇。

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当代中国巴赫金接受的两大特点做一次梳理。

1. 文献译介上多语种的投入

巴赫金原著（至少15种）的翻译，从单篇文章、单本著作、单部文选到整套全集，吸引了来自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多所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文论教学研究的几十位知名教授与著名学者的投入，不仅有《世界文学》、《俄罗斯文艺》这样著名刊物的支持，而且得到北京三联书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知名出版机构的支持。

多种（至少3种）巴赫金评传的汉译2，其承担者，有懂俄语的译者，也有懂英语的译者。多部（至少3种）国外学者论巴赫金的著作的汉译3，则是由从事法语语言文学与日语语言文学研究的学者来完成的。多篇（至少12篇）国外学者评论巴赫金的论文的汉译更是由多语种的译者来承担的，有译自俄文的，也有译自英文的，还有译自法文的。

2. 学术交流上多学科的互动

以巴赫金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5次），从为期一天的单边小型研讨到为期两天的双边中型研讨，再到为期三天的多边大型研讨4，有不同的规模、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但均以巴赫金的理论学说为专题的学术研讨，乃是名副其实的多语种、多学科跨文化研究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来自外国文学界从事俄罗斯文论、法国文论、德国文论、英美文论研究等不同语种的研究者，来自文艺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语言学、美学、哲学、历史学等不同专业的学者，共聚一堂，围绕着巴赫金的理论遗产来探讨文学理论、语言学理论、艺术学理论、美学理论、哲学理论、文化学理论，话题涉及文史哲等多种人文学科。多语种、多学科跨文化的学术交流，在巴赫金研究这一平台上得以实践，中外人文学者之间生动有效的对话沟通与互识互动，在巴赫金研究这一平台上得以实现。

3. 学术成果上大面积的覆盖

以巴赫金理论学说为研究内容的博士学位论文至少有15部，覆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十余个堪称中国人文学科重镇的外文系、中文系、哲学系的文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专业。这些学位论文涉及俄语文学、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汉语言文学，辐射到多语种、多学科的研究领域，生动印证了巴赫金研究的多语种性、跨学科性。

外文系尤其是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在当代中国的巴赫金研究中成功地承担起引领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俄语文学专业的张羽教授、复旦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的夏仲翼教授、北京大学俄语系的彭克巽教授，最先从“复调小说理论”关注巴赫金学说。1979年，彭克巽在其“苏联小说史”课程中就有一讲评介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1981年，夏仲翼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的文章中已提及“复音调小说”[1]；1982年，夏仲翼译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一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评论界对它的阐述》[2]，并发表阐述小说复调结构的论文[3]。其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刘宁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白春仁教授陆续培养了一批以巴赫金学说为其学位论文论题的博士生。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多年开设全校研究生选修课“巴赫金专题研究”。中文系尤其是文艺学专业，亦对巴赫金理论表现出经久不衰的浓厚兴趣。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研究生必修课多年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作为精读文本逐章讨论。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多年将巴赫金文论列入文艺学专业博士课程。在外文学院与文学院教授的悉心培育下，以巴赫金理论学说为专题来完成其学术训练的文学博士不断出炉。同时，一些钟情于巴赫金理论的学者之“自选题”专著也不断面世（至少有8部）1；1979—2009年这30年里，中国已经刊发的“巴赫金研究”的论文至少也有600篇。这些论文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文艺研究》等具有广泛影响的刊物上。其中，《外国文学评论》与《世界文学》在巴赫金理论译介与评论上尤其发挥了引领作用。

巴赫金其人其文进入了钱锺书、钟敬文等一代鸿儒的学术视野，已成为钱中文、吴元迈、胡经之、童庆炳等著名学者著书立说的重要理论资源，已成为当代中国高校文学专业、美学专业、哲学专业众多研究生的研究课题。读者不仅可以在评述苏联文艺学派或苏联美学的专著中找到专论巴赫金的专章2，而且可以在《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外国文论简史》等文科教材中读到论述巴赫金理论的章节3。检阅刊物上的“巴赫金研究”论文、教材中的“巴赫金学说”章节、图书馆书架上的“巴赫金研究”著作，不难看到：巴赫金理论学说的译介与阐发，辐射到多语种的外国文学研究与多学科的汉语言文学研究，辐射到语言学研究、文艺学研究、美学研究、哲学研究，甚至民俗学研究；巴赫金理论学说在当代中国高等学府已经“登堂入室”，在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界乃至整个人文学界，几乎是无人不知巴赫金。巴赫金研究可谓当代文论界的一大显学。

在当代中国巴赫金学的形成与发展中，有一些学者因勤于开采而实绩卓著，精于吸纳而建树丰硕，立下了开拓者与领路人的功勋。钱中文之于汉语世界的巴赫金学，正是发挥了这样的作用。这样说，不仅仅因为中国第一篇从文学理论视界正面解读巴赫金学说的论文出之于钱中文笔下1，汉语世界第一部《巴赫金文集》由他主持，并不断发表以巴赫金文论为话题的文章，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学界围绕巴赫金的学术争鸣，而且更因为钱中文的巴赫金研究路径独特，视界宏放。这路径，这视界，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其一，既有宏观的整体性眼光而又善于“精”——紧扣巴赫金理论学说关键词的涵纳而一步步逼近其学理性的核心思想；其二，既坚持立足于第一手资料而又善于“出”——直面理论园地的现实而富于鲜明的问题意识；其三，既有宽广的学术视野而又善于“立”——勇于在对话中吸纳又富于独立的理论建构激情。钱中文的巴赫金研究，由叙述学界面切入“复调理论”，由文学学界面切入“对话理论”，由文化学界面切入“外位性理论”。对巴赫金理论学说的这一解读路向，既不断推进而走向精深，又不断拓展而走向宏放，与巴赫金本人学术探索的内在理路是相吻合的，它基本上还原了由“小说学”至“文学学”，再由“文学学”至“哲学人类学”的大思想家巴赫金的心路历程。这一探索，堪称是当代中国的巴赫金研究在多学科互动中大面积覆盖的一个缩影。

二、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有效结合的平台

1. 复调理论的解读与运用

当代中国学界对复调理论的解读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起点：其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为起点，其重心在于考量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与陀氏小说艺术的关系；其二，以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为起点，其重心在于阐说复调理论所负载的多种思想价值；其三，以复调小说为起点，探讨小说艺术新类型。历时地梳理，当代中国学者对复调理论的解读经历了这三个不同起点的转移；共时地考察，以这三个起点而展开的探讨也是复调理论在中国“旅行”的三种形态。

当代中国学界最早是将巴赫金作为一个提出“复调理论”的小说理论家来发现的，最早是将巴赫金作为一位以复调理论来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的俄罗斯文学专家来接纳的。然而，“复调理论”很快就超越了一个大作家的艺术世界之诗学特征的概括，而向其他界面辐射，成为一种新的小说类型的概括、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概括。学者们不仅仅关注巴赫金运用复调理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艺术作了独具一格的解读，更加推崇复调理论所负载的思想价值，更加推重复调理论所内含的艺术思维方式。论者看待复调理论的起点不同、着力点不同，便有了对复调理论的多种解读，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论争。

论争的焦点是复调理论的核心问题：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这首先体现为“主人公的独立性到底有多大”，“主人公能否脱离作者的控制”，也体现为对多种“作者身份”的辨析。《外国文学评论》曾于1987年与1989年两度组织以巴赫金复调理论为专题的对话争鸣。争鸣中，有学者认为，作品主人公的“独立性最终要受作者意识的制约”，“作者与主人公平等对话的立场”颇为可疑。[4]有学者看出，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交流、每个主体的声音都具有独立思想价值这一观点，投射到文学文本中就成了作家和主人公、主人公与主人公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这种关系确实在陀氏的创作中得到鲜明的表现；复调更应被理解为小说家的一种艺术思维方式。[5]在艺术思维方式这一界面上来谈论复调理论，还见之于一些并不推崇复调理论的文章。有学者认为，巴赫金的复调理论顶多只是停留在复杂化了的真正抒情原则上，从属于较高的艺术思维方式或艺术时空观念层次[6]；有学者将复调理论理解为一种读书方法而不是创作理论[7]；有学者则认为复调关系实际上讲的是作者通过主人公与读者的对话[8]。将复调理论视为一种读书方法也不失为一种阐发；将复调理论视为作者通过主人公与读者的对话则使对复调的解释适用于任何小说，已超越了巴赫金复调小说的界限。理解复调小说的关键点应是主人公自我意识的独立性，主人公与主人公、主人公与作者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9]经过这场围绕复调理论的争鸣，巴赫金复调理论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得到了初步的呈现。此后，复调理论的探讨继续深化，争论在延续。《复调小说理论研究》的面世就是一个印证。对于复调理论的存疑是这本专著的一个特点。陀氏小说世界与巴赫金复调理论之间的“分野”依然受到关注。有些学者将这一“分野”纳入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局限性来加以思考。这类文章与其说是在探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不如说是在研究陀氏的复调艺术。另一类文章的重心则向巴赫金复调理论后移，以这一理论自身为焦点。也有学者不再关心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与陀氏小说世界吻合与否，而着眼于探讨一般的复调小说，由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转向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复调理论。

复调理论中最有争议的是“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在这里，“主人公的独立性”是理解这一关系的一个焦点，“作者身份”也是一个关键。钱中文将巴赫金的“作者”区分为哲学意义上的行为主体与美学意义上的创作主体。[10]（序言）有学者则认为复调小说里“作者”分裂为“本文作者”与“现实作者”两种存在形态，作者身份本身具有复调性，可用“复调作者”来概括。[11]有学者从复调理论与宗教之间的关联切入，认为巴赫金赋予其“作者”之于主人公的关系，类似于上帝之于人——既是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关系，同时又是平等对话的关系，这也正是巴赫金借宗教思想在其建立的复调模式中要表达的深刻的人本主义思想。[12]

对于复调理论的多种解读之所以发生，归根结底还是缘于复调理论本身具有丰厚的内涵。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不仅仅是一种小说体裁理论，而且具有多重意指。有必要对巴赫金文论建构中这一核心话语的不同内涵进行梳理。应该看到，复调小说理论只是巴赫金“复调说”的思想原点。其实，巴赫金笔下的“复调”既指文学体裁也指艺术思维，既指哲学概念也指人文精神；“复调”在巴赫金笔下是一个隐喻。巴赫金本人曾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复调”这一术语的“隐喻性出身”。正是这一隐喻性，使复调由隐喻增生为概念，由术语提升为范畴，其含义不断绵延。在文学理论中，“复调”指的是小说结构上的一种特征，因而有“复调型长篇小说”；在美学理论中，“复调”指的是艺术观照上的一种视界，因而有“复调型艺术思维”；在哲学理论中，“复调”指的是拥有独立个性的不同主体之间“既不相融合也不相分割”而共同建构真理的一种状态，因而有“复调性关系”；在文化理论中，“复调”指的是拥有主体权利的不同个性以各自独立的声音平等对话，在互证互识互动互补之中共存共生的一种境界；或者说，复调是类似于“和而不同”的一种理念，因而有“复调性意识”[13]。也有学者在不同的“复调”概念的比较中来探讨复调概念由巴赫金再到昆德拉这一内涵不断延扩的过程，来预见复调艺术思维随着当代小说创作的多元发展的可能性。[14]

可见，当代中国学者对巴赫金复调理论的解读在不断深化，阐发视野在不断扩大。在这种阐发中，有误读，也有过度诠释；有误解，也有误差。譬如，将复调理论解读为多重结构、多重情节，而未抓住复调理论的核心是多元价值观、多重独立思想的平等共存、多声部争鸣，离巴赫金复调理论的本原内涵相去甚远，而走向将巴赫金的“复调”“泛化”或“简化”。然而，围绕巴赫金复调理论的这些探索毕竟大大开拓了思维空间。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已经进入当代中国文论界的理论话语和批评实践之中。巴赫金的复调观点作为一种理论资源被不断征引。这一应用，体现为一些学者对复调理论之于小说艺术发展的意义加以阐发。有文章认为，复调理论对中国当代小说思维有启迪意义，“指明一条拓展小说审美观照的版图与艺术空间的广阔思路”[15]。这一应用，也体现为更多的学者将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直接运用于文学文本的具体解读：复调理论激励读者从一元思维所掩盖的文本世界里听出“多种声音”。

在外国文学研究界，复调理论的运用涉及从古代作家到现代作家乃至后现代作家的一些名作。当代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已经离不开“复调”、“对话性”、“多声部性”这样的标记性话语；复调理论更被积极地运用于英语文学、德语文学、法语文学、意大利文学，甚至汉语言文学。当代中国学者在对《坎特伯雷故事集》、《十日谈》、《浮士德》的解读中，有对巴赫金复调理论的运用。一些论者从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也读出复调因素。至于艾略特《荒原》的复调解析、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复调特征、乔伊斯小说的对话性，已然是不少评论文章的论题。有学者关注卡夫卡《城堡》的“对话性和复调特征”[16]（P33）；有学者认为，“那些既代表社会阶层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和狂欢化的朝圣旅程，使《坎特伯雷故事》在本质上成为多种声音对话的复调作品”[17]。

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也推动了研究思路的拓展。严家炎认为鲁迅小说就是以多声部的复调为特点的。[18] 一些当代批评家在巴金的《寒夜》、卞之琳的新诗、钱锺书的《围城》中读出复调艺术，在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张承志的《金牧场》、高行健的剧作、舒婷的诗歌里听出“复调和声”。

2. 对话理论的阐发与运用

从学术探索的逻辑上看，对复调小说理论的深入考察必然引导学者们一步步逼近这一理论的思想核心——多声部性、主体间的对话性。及至20世纪90年代，当代中国学者纷纷进入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阐发。一些阐述巴赫金理论的文章标题中醒目地出现了“对话”、“对话主义”、“对话理论”这一主题词1，甚至出现了阐述“巴赫金与对话理论”的专著2。如果说，复调理论解读比较集中地考量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聚焦式探讨，那么对话理论研究则更多的是一种阐发与运用，大多是一种发散式探讨。学者们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阐说为对话主义的文学理论、对话主义的文化理论、对话主义的人文科学方法论、对话思想、对话思维、“大对话”哲学理念。3

学者们多方面探讨了巴赫金对话理论的价值。有学者从对话理论获取对比较诗学研究的启示[19]；有学者认为巴赫金对话理论的意义超出文学范围，对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理论价值[20]；有学者看到巴赫金不仅把“对话论”应用于各学科研究，还将之上升为人文学科研究的哲学基础[21]；有学者指出巴赫金的“对话”模式具有思维革命的现实意义[22]。然而，正面梳理巴赫金对话理论内涵的文章相对较少4，更多的是对话理论的阐发运用。在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运用上，有学者认为对话原则应延伸到所有艺术形式之中[23]；但也有文章指责对话理论夸大了对话所赋有的重大意义，在颠覆旧的话语霸权时又形成新的话语霸权。

对话理论的阐发与应用何以出现这样的格局？这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植根于其语言哲学、植根于其话语理论不无关联。泛泛地谈论“对话”——提倡主体间平等、多声部争鸣，比较容易。要深入探究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内在理据，还必须立足于巴赫金的语言哲学，必须梳理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在这个意义上看，一些关注巴赫金语言哲学中的“对话主义”的文章，关注巴赫金“超语言学”思想内在的对话机制的文章5，堪称当代中国学者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阐发开始走向深入的一种标志。

3.狂欢理论的阐发与运用

“狂欢理论”是另一个影响广泛的学说。这一学说内容庞杂，涵盖面极广。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孕生于其复调小说体裁渊源研究。当代中国学者对“狂欢理论”的关注最早也是从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进入的。在“复调理论”登陆中国之际，就有学者注意到“狂欢理论”，并对其基本要点作了概述。[24]不过“狂欢理论”研究之全面展开，要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及至世纪之交则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至少出现了4部专著，它们都是在以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为专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撰写的。《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2000）的作者夏忠宪，是国内巴赫金研究队伍中“狂欢理论”主要开采者之一。在这部专著里，他从历史诗学、体裁诗学的角度来剖析“狂欢化文学”的重要特征，论述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对文学、文化、哲学、美学诸方面的多重启发意义。着力强调巴赫金以“狂欢化思维”在颠覆中建构一种新的话语体系。这是一种正本清源式的梳理。另一部也以“狂欢诗学”为题的专著《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2001）则更多的是一种重在诠释解读的阐发。作者王建刚认为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是其对话理论的逻辑必然。巴赫金揭示狂欢文化的内涵，剖析狂欢文化的内在机制，是为对话理论的发生提供一种内证。在《巴赫金的理论和〈坎特伯雷故事集〉》（英文版，1999）作者刘乃银看来，乔叟笔下的朝圣正是巴赫金所说的最基本的狂欢行为，即狂欢节日的“模拟加冕”。香客乔叟具有狂欢的参加者与事件叙述者的双重身份，体现了客观的作者立场：让不同人物充分表达自已的观点。通过运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具体解读《坎特伯雷故事集》，作者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巴赫金理论作为文学文本批评工具的可操作性和优越性。与刘著相比，另一部专著更直接地运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来解读一个作家的文学世界：《狂欢化与康拉德的小说世界》（英文版，1999、2004），作者宁一中细致地论述了康拉德小说中的狂欢化特征，尤其是运用“狂欢理论”对其小说《吉姆爷》进行细读，精彩地解读了吉姆从成为“爷”到其“爷”位之被颠覆的过程。除了这些专著之外，以“狂欢理论”解读外国文学经典文本的单篇论文难以计数。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主要是在他对拉伯雷的文学世界的解读上建构起来的。我国法国文学专家吴岳添分析了欧洲第一部长篇小说《巨人传》的艺术特色，回顾了狂欢化这种文学现象在法国文学中的演变过程，为全面理解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和有益的参考。[25]像拉伯雷一样，果戈理的文学世界也是巴赫金“狂欢理论”的一个文本据点。巴赫金当年在其学位论文中认为“果戈理的笑与讽刺作家的笑不可同日而语”。运用巴赫金的“狂欢式的笑”来解读果戈理文学世界的艺术魅力，是今日果戈理研究的一大亮点。我国的俄罗斯文学专家认为，笑的锋芒在果戈理笔下“指涉客体”而又“反顾主体”，“鞭挞具体”而又“弹劾一般”，“抨击个别”而又“敲打普遍”，这种笑渗透着引人入胜的戏剧性与发人深思的悲剧性，浸透着鲁迅先生所说的“不可见之泪痕”。这也许正是果戈理之“含泪的笑”那撩人回味、促人沉思的魅力之所在。[26]

中国文学批评界对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也给予了热烈的接纳，在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与运用上甚至更为积极。有学者在狂欢化视角下审视《水浒传》的狂欢化因素[27]；有学者借助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对《红楼梦》从民间节庆的狂欢场景上加以重新解读[28]；有学者借鉴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反思晚清“谴责小说”，重审其“闹剧”意义，以对照“五四”以降多数评者使用的“讽刺”模式[29]；有学者将鲁迅笔下的民间世界比附为巴赫金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狂欢节中发现的“狂欢”世界[30]；有学者在巴赫金“狂欢理论”的镜照下重读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同类文本[31]；有学者运用“狂欢理论”分析萧红、莫言的文学世界[32]。

巴赫金所说的“狂欢”，首先是指民间文化，是富于活力的下层民众自发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狂欢概念的内涵有两个层次：狂欢现象与狂欢化的文学现象。巴赫金是通过研究文学作品中的狂欢描写，揭示出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巨大的人类狂欢热情，从而得出他的文学“狂欢理论”。钟敬文看出巴赫金的“狂欢化思想”对中国的狂欢文化现象的研究很有启示。1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受到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研究者的欢迎，是不难理解的。有学者借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对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进行透视。[33]然而在所谓的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中，对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的普遍套用与随意滥用，与巴赫金的“狂欢”本原内涵已经相去甚远。在影视研究、传媒研究、时尚研究、流行音乐研究、通俗文学研究中，巴赫金的“狂欢”思想尤其受到偏爱。许多文章被冠以“狂欢”之名，许多言说涌动着“狂欢”话语，甚至有文章用“狂欢理论”来分析美式摔跤中身体的狂欢，有专著用“狂欢理论”来解读中国的“春晚”。这是文本的狂欢，抑或是狂欢这一套语的狂欢？

巴赫金理论学说的辐射力超越了文学研究。巴赫金理论学说的独创性与深刻性、开放性与可操作性，已引发并还在引发当代中国学者多种多样的话题。巴赫金理论思想内在的对话性、互文性、跨学科性，正引领一批又一批中国人文学者驻足其中，领略其思想艺术的无穷魅力。2007年成立的中国巴赫金研究会，已启动多卷本“巴赫金研究”丛书（“跨文化视界中的巴赫金”丛书由周启超、王加兴主持，分为五卷：《俄罗斯学者论巴赫金》、《欧美学者论巴赫金》、《对话中的巴赫金》、《当代学者心目中的巴赫金》、《中国学者论巴赫金》，近期即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其旨趣在于以跨文化的视界对四十年来俄罗斯学界、欧美学界的巴赫金研究精品展开一次系统的译介，对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巴赫金研究的力作进行一次集中的检阅，以期为当代中国学者在巴赫金研究上提供新的参照，开拓新的空间。当代中国的巴赫金研究，可谓是一个思想极为活跃、空间极为开阔的平台。当代中国学界对巴赫金理论学说的解读、阐发与运用，方兴未艾。

参 考 文 献

[1] 夏仲翼. 窥探心灵奥秘的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散论[J]. 苏联文学，1981，（1）.

[2]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评论界对它的阐述，夏仲翼译[J]. 世界文学，1982，（4）.

[3] 夏仲翼.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J]. 世界文学，1982，（4）.

[4] 宋大图.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立场[J]. 外国文学评论，1987，（1）.

[5] 钱中文. 复调小说：主人公与作者——巴赫金的叙述理论[J]. 外国文学评论，1987，（1）.

[6] 樊锦鑫.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欧洲小说艺术的发展[J]. 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87，（2）.

[7] 黄梅. 也谈巴赫金[J]. 外国文学评论，1989，（1）.

[8] 张杰. 复调小说的作者意识与对话关系——也谈巴赫金的复调理论[J]. 外国文学评论，1989，（4）.

[9] 钱中文. 误解要避免，“误差”却是必要的[J]. 外国文学评论，1989，（4）.

[10] 钱中文. 巴赫金全集，第一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1] 王建刚. 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12] 程金海. 复调理论中作者与主人公关系的宗教意味[J]. 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4）.

[13] 周启超. 复调[J]. 外国文学，2002，（4）.

[14] 李凤亮. 复调：音乐术语与小说观念——从巴赫金到热奈特再到昆德拉[J]. 外国文学研究，2003，（1）.

[15] 陈平辉. 以人为根基建构小说的艺术空间——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和中国当代小说的思考[J]. 文艺理论研究，1997，（3）.

[16] 吴晓东. 从卡夫卡到昆德拉[M]. 北京：三联书店，2003.

[17] 肖明翰. 没有终结的旅程——试论《坎特伯雷故事》的复调与多元[A]. 湘潭《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 2004.

[18] 严家炎. 论鲁迅的复调小说[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19] 蒋述卓，李凤亮. 对话：理论精神与操作原则——巴赫金对比较诗学研究的启示[J]. 文学评论，2000，（1）.

[20] 李衍柱. 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现代意义[J]. 文史哲，2001，（2）.

[21] 凌建侯. 对话论与人文科学方法论——巴赫金哲学思想研究[J]. 天津社会科学，2001，（3）.

[22] 季明举. 对话乌托邦——巴赫金“对话”视野中的思维方式革命[J]. 俄罗斯文艺，2002，（3）.

[23] 史忠义. 泛对话原则与诗歌中的对话现象[J]. 外国文学研究，2001，（3）.

[24] 蓬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巴赫金论陀思妥耶夫斯基[N]. 文艺报，1987-09-05.

[25] 吴岳添. 从拉伯雷到雨果——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谈起[J]. 外国文学评论，2005，（2）.

[26] 周启超. 徘徊于审美乌托邦与宗教乌托邦之间——果戈理的文学思想轨迹刍议[J]. 外国文学评论，2004，（4）.

[27] 王振星. 《水浒传》狂欢化的文学品格[J]. 济宁师专学报，2001，（1）.

[28] 夏忠宪. 《红楼梦》与狂欢化、民间诙谐文化[J]. 红楼梦学刊，1999，（3）.

[29] 王德威. 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0] 王晖. 死火重温[A]. 王晓明.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册[C].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

[31] 朱崇科. 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32] 刘康. 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外国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1选题

1．1作家作品论

作家作品是常见的比较传统的选题领域，在写作者的选题中占绝大多数。如果你选择具体的作家或作品作为研究论文的写作对象，那么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1)尽量选择有影响的大家选择有影响的大家就可以有大量的关于这个作家的中外学者的研究资料供写作者参考，资料更容易找到。尤其是能读到大量翻译过来的国外学者的论著，他们对国外作家的研究更直接、更深入。比如，写作者选择的是萨特研究，那么他会发现中外学者的关于萨特的各种各样的著述如《萨特文集》、《论萨特》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研究资料。阅读了这些资料，写作者们就会慢慢形成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选题。有些写作者为了求新求变，大胆地选择了一些名气很小、甚至专业研究者也不太熟悉的作家。结果，选择太生僻的作家只会给论文写作带来更多的难题。首先，由于该作家的名气较小，因此资料来源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9再则，由于有些写作者外语水平有限，他们一般都是通过翻译、通过阅读中译本实现对外国作家的了解。没有足够的译本，会给你的论文写作带来相当大的麻烦。因此，写作者选择的作家最好是大部分作品，特别是重要作品都翻译了过来，这样你选题的空间才足够大，判断才足够准确。

(2)选择好的译本现在有的外国作家的作品有很多译本，翻译的水平良莠不齐，甚至有很多错误。研究如果建立在有错误的译本上，就会影响立论和判断，所以要选择好的翻译家和好的出版社，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等都是信得过的外国文学出版机构。此外，作品和选题应尽量向20世纪的作家作品倾斜。一方面是因为19世纪以前的大作家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研究的人太多了，再生成写作者自己的独立的见解恐怕更有难度；另一方面，20世纪文学对于了解20世纪人类的生存世界，认识20世纪人类的心灵状态，进而认识人类今天的生存现实，是无法绕开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比起19世纪以前的文学来说，20世纪的外国文学是更为复杂、晦涩的文学，尤其是占据了20世纪文学主潮的现代主义文学，往往使人望而生畏，即使是专业研究者，想读懂也需要费相当的气力。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更值得写作者的下功夫、花精力去搞明白，在这个领域里写作者们也更有文章可作。

1．2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是目前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但其研究难度也比较大，它要求研究者要有一定的理论功底和较好的文本分析能力。如透过萨特的作品分析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理论就是这方面的范例。选择此题作为研究对象，文本细读只是一个基础，目的是总结萨特创作中所体现的存在主义思想，进而发掘萨特对世界小说、乃至20世纪现代主义的独特贡献…1。做这方面的选题对综合能力的要求往往更高，既要求研究者精细的文本细读和分析能力，又要求有理论的思考和深度，而研究者的最终研究与写作的动力则是一种理论冲动和热情。思辨能力不是很强的研究者选择这类题目时需要慎重。

1．3流派研究

流派研究也是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20世纪。20世纪外国文学的重要特征是流派纷呈，现代主义文学，更是表现出鲜明的流派特征。每个文学流派在体式、风格、美学、技巧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认知世界和传达世界的独特视角，有自己不同的哲学、心理学背景，是很难与别的流派混淆的。因此，从流派的角度进入20世纪外国文学研究，是比较常见又可行的做法。比如研究意识流小说的表现技巧、荒诞派戏剧的表现手法等等，都是比较适中的论题。在选择流派研究时，切记不要选题太大。有些人选择像“20世纪现代派研究”、“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研究”诸如此类的题目。这类题目不太具有可选性，主要是相对于研究者的研究水平而言的。尤其是年轻的外国文学研究者或在读的学生，以他们对外国文学知识的掌握程度来看，此类题目很难驾驭：篇幅有限，论题说不清楚；篇幅过长，又容易做成讲稿。因此，最好选择小的切口人手，“小题大做”。“大处着眼，小处人手”的好处是既可以由浅人深，层层深入，又能体现文学研究的具体性。文学研究论文毕竟不同于其他学科的论文写作，它是建立在对具体感性的文学现象的领悟和感受基础上的。

1．4思想研究、主题学研究

思想研究在外国文学研究中也是有吸引力的领域。这是因为许多外国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深刻的思想渊源。研究这些思想，对于写作者们深入理解外国作家的精神遗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种思想研究又容易脱离文学，进入思想史领域。所以，把主题学适时地引进来就很必要了。比如，要研究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思想可能是困难的，但是可以研究萨特和加缪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主题，如“自由”的主题、“荒诞”的主题、西方人“境遇”的主题等等，并以他们的作品为出发点，这是可行的选择。

2形成论题

形成自己的论题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环节，可以从以下两种途径形成自己的论题：首先，阅读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形成个人观点。如果选择的是一个重要作家，那么，中外学者关于这个作家的研究肯定有很多，论题就需要在阅读他人成果的基础上做出。在阅读过程中，写作者会认识到，学者们都在关注一些什么问题，哪些问题是已经有过充分研究的，哪些问题是可以进一步探索的?哪些观点是你不同意或认为论证不充分的?对某些问题产生了自己的见解?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围绕自己的初步想法再重新去读作品和资料，当然，这一次重读就不能再泛泛而读，而是要把阅读集中在你关心的问题上，一方面对作品的重新阅读会加强你的认识，另一方面，学者们的观点也肯定会继续触发自己的见解，或是不断修正你的认识。一开始你的想法也许是零星的、片段的，但是随着阅读的深入，论题就会越来越成型，最后形成论文的基本框架和提纲。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通过第一阅读获得论题。一般来说，形成自己的观点之前，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前期阅读和感受。所阅读的作品中，什么东西最能打动你?有哪些现象是你认为重要的?是作品的主题，作品的形式，还是作家的思想和体验更能引起你的兴趣?论题往往就建立在你的第一阅读体验的基础之上。通过第一阅读获得论题是比较直观的一种方法，当然也是比较有难度的，尤其是对于涉足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时间不长的写作者来说，他们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往往还不足以为他们提供这方面的基础。因此，写作者们可以多采用上述第一种方法形成自己的论题。

3写作过程

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除了要遵循论文写作的一般程序和规律外，还有几个相关的问题需要注意：

3．1选择合适的切入点在论文写作的整个过程中，需要了解论题和角度之间的关系。论文选择好丁领域，不意味着有了论题，有了论题也不意味着可以马上开始写，因为还没有选好角度。而从论题进入到具体角度，才真正完成了对论文的基本设计和构想，才可以写起来。比如说，写作者要研究卡夫卡的小说，这只是有了大致的对象和领域；经过充分的阅读，确定要研究“卡夫卡小说中的异化主题”，这时就有了比较适中的也切实可行的论题了，或者说，合适的题目也有了。最后，还需要找到可以进入论题的具体角度。如果读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J，凄到主人公格里高里一天早上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支大甲虫，又突然发现卡夫卡的不少小说都是通过这种变形和荒诞手法表现人的异化的，也许写作者的文章就想从这个现象谈起。这时侯，他就找到了好的角度，找到了一个具体可行的切人点，论文就可以开始动笔了。

3．2防止论题空泛。面面俱到，凑字数做外匡文学论文，最常见的毛病就是有些人为的凑足字数，将论成空泛的作家论。在论文中，先谈一点作家生平，再谈谈这个作有哪几部重要的作品，然后挑出一两部作品介绍一下故事梗概，最后从文学史上引用几句评论，一篇文章就写完了，这种文章是最要不得的。比如作家生平问题，不是说写作中不能谈作家生平，问题是为什么要谈作家生平，如果这个作家的生平对文章的总体立意很重要，那么不仅要谈，而且还要谈得很充分。总之，不要泛泛地谈生平，生平研究要服从你的论文的总题需要和构想。

3．3注释的运用许多人在做外国文学论文时都不习惯用注释，通篇文章下来，可能看不到一个注释的影子，这是论文写作的一大忌讳。注释在论文中的重要性是不可取代的。一方面，通过注释，阅读者可以了解到你在写作过程中都参考了哪些资料和文献，可以按照注释顺藤摸瓜获取他想获得的信息，同时也可以为论文增加学术含量，它可以间接地反映出在该篇论文写作时查阅了多少相关的资料；另一方面，如果有些与论文相关的内容你无法合理处理时，比如将其全部写进论文会影响文章的连贯性，丢掉又舍不得，觉得对文章还有一定的帮助，这时就可以活用注释，把这些片断化的材料放在注释中，作为论文的补充，同样会起到充实论文内容的作用。

外国哲学论文范文第6篇

在西方，技术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也只有近40多年。在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也即我国技术哲学的酝酿兴起阶段，经过长期的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之后，对于西方技术哲学乃至西方学术，国内存在大规模引入的现实需要。在这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之后的西方哲学家的论述和著作，相继被翻译引进到国内。在这场传播西方的运动中，西方技术哲学著作的翻译是比较引入注目的。在西方技术哲学刚被传入中国的这一阶段，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期刊论文数量并不多，中国知网中只有寥寥可数的几篇论文，而且几乎都是翻译性、介绍性的。从的先后顺序来看，1978年，《哲学译丛》吴伟翻译了法国技术哲学家T.赛雷佐埃的《美洲的技术哲学》一文。该文指出，自196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圣巴尔拉民主研究所召开座谈会之后，技术哲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在美洲便开始出现。T.赛雷佐埃通过整理美洲技术哲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将美洲技术哲学的讨论议题概括为：技术与价值、科学与技术在价值上的中性问题、技术社会以及虚无主义等问题。1982年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第一期对西德柏林技术大学的弗里德里希（FriedrichRapp）教授的《分析的技术哲学》（AnalyticalPhilosophyofTechnology）一书进行了介绍。介绍指出，弗里德里希在书中全面论述了刚刚在欧洲兴起的技术哲学的历史及近况，并作出了批判性的评价，引起了德国乃至欧洲大陆众多学者的讨论。弗里德里希认为，技术现象的复杂性要求人们进行多方面的考虑，包括人力和物力的先决条件以及技术推断与技术行动的方法和结构。介绍还指出，弗里德里希的著作将引发技术哲学、科学哲学、普通哲学、科学技术史以及社会学的学生与研究者们的兴趣。同年，刘东珍发表了《技术论的形成——日本技术论研究》的文章，概述了以户坂润为首的日本唯物论研究会提出的技术论。刘东珍指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户坂润、科技史家冈邦雄、技术哲学家三枝博音为首的唯物论研究会，将日本技术论的研究与马克思的技术观相结合，形成了日本的技术论理论。刘东珍的文章，可以说是首次在国内概述了日本技术哲学发展的基本轮廓。陈昌曙教授也于1982年发表了《简论技术哲学的研究》一文，简要介绍了技术哲学在德国、美国、日本和苏联的发展状况，还特别提到了德国技术哲学家凯普（E.Kapp）的《技术哲学纲要》和斯基默的《技术哲学》这两部著作。他指出，西方技术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技术的概念、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和技术革命的关系、技术在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以及技术史研究的原则与价值，等等。通过对国外技术哲学发展脉络的梳理，陈昌曙就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进行了全面论述，为国内技术研究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道路。1983年，邹珊刚在《汉江论坛》发表了《技术与技术哲学》一文，提出国外的学者已经将技术哲学研究看成是现代思维的新倾向和哲学的新潮流。他介绍到，亚历山大•S•柯亨斯基的《哲学与技术——现代思维新的倾向》、M•邦格的《技术的哲学输入与哲学输出》、E•卡普的《技术哲学导论》、Z•《技术哲学》等专著都强调了在技术思想中研究技术的哲学的重要性。邹珊刚还指出，随着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兴起，吸取外国技术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这种吸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分支——技术哲学。邹珊刚的文章概括起来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强调国外技术哲学对我国技术哲学发展的重要性；二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外技术哲学的传播。

二、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技术哲学在我国传播的特征

这一时期，西方技术哲学也开始抵达久违的中国文化界，并呈现出这样三个特点：

第一，翻译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工作开始起步。总的来说，随着我国技术哲学的酝酿兴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西方技术哲学的经典文献，不过还尚未开始系统的介绍，还停留着为数不多的简单翻译传播上。从知网的文献记录来看，这一阶段翻译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研究文献主要是《哲学译丛》、《国外社会科学》、《世界科学》、《哲学研究》、《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等杂志的一些译文、介绍性研究论文。可以说，这些翻译研究成果给国内技术哲学研究开启了一道思想启迪之门。

第二，科学技术哲学成为自然辩证法改革开放的一扇窗。改革开放以来，被久闭的国门再一次被打开，国外的新思想、新知识、新学科蜂拥而至，许多跨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以及边缘学科研究遍地开花。“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科学学、科技政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都在国内落地发芽。西方技术哲学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的重要论文、著作的被翻译出版，同时研究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本土著作也开始出现。到70年代末，科学哲学作为自然辩证法中一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理解和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哲学流派，吸引了一批哲学爱好者的研究兴趣，并使之最后成为与国内已有的自然辩证法哲学传统相区别的另一种传统。

第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西方技术哲学的传播。自中国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占支配地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成为了中国科学技术研究、科技政策制定等领域的指导性文献。而当改革开放后西方技术哲学思想传入中国，便与国内的自然辩证法传统发生了严重冲突。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不断出现的政治或准政治运动中，经常有研究者指出技术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

外国哲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来华留学研究生；研究生教育；学位论文；撰写语言

作者简介：张良（1973-），男，浙江嵊州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许永旺（1953-），男，浙江平湖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浙江 杭州 31002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浙江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立项课题（项目编号：Y201301）、2014年度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项目编号：2014SCG013）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14-0243-02

随着我国来华留学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在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培养实践中，经常遇到学位论文用何种语言的撰写问题。基于此，本文对当前高校来华留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语言所持的两种对立观点、国内外的规定与做法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学位论文撰写语言：汉语还是英语

一种观点认为，来华留学研究生理应要用汉语撰写学位论文。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高校对招收国外留学生来华攻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除英语授课专业之外，一般有明确的汉语水平要求，对汉语水平尚未达到规定的标准，由学校安排补习一学年汉语后，方可进入专业学习。因此，留学生在入学前已具有一定的汉语基础，又经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与导师的指导，完全有条件用汉语撰写学位论文。

第二，留学生到哪国留学，就用哪国的官方语言撰写，这是天经地义，也是国际惯例。如中国学生到国外就读攻读学位，就是用就读的所在国的官方语言撰写，没听说可以用汉语撰写学位论文获得国外的学位。“国际上各国学位论文都必须用该国文字撰写，这是维护民族尊严和国格的原则问题，不能马虎。”[1]

第三，国务院学位办、省学位办都会定期对已毕业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进行抽查。如抽查到用英语写的学位论文，而学位办要求提供中文版的话，如何解决？找该论文的作者，根本找不到，因为留学研究生早已毕业回国了；请人翻译，不但牵涉到翻译费用及谁来承担费用等问题，更为主要的是翻译成中文版后的学位论文能否完整准确表达原文的意思，还是个疑问。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来华留学研究生要用外语，主要是用英语撰写学位论文。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外语尤其是英语，它是全世界的通用语言；教育国际化是当前世界高等教育的主要特征与发展趋势。中国高校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进程，对学位论文就得用外语（具体用何种外语，主要是根据留学生所属国的官方语言来定），主要是用英语撰写。这也是我国研究生教育与国际接轨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其二，全英文教育现在是一个趋势，在高校国际化的驱动下，国内各高校通过合作办学来推动全英文教学，如清华大学就有十几个硕士专业招收英文教学的留学生，甚至很多学校本科都开出了全英文授课的专业。国际上很多非英文国家，如法国、德国和日本，为吸引留学生也开始招收用英文教学的留学生。因此，考虑到目前我国留学生生源主要来自于亚非地区和我国周边国家的状况，用英语撰写学位论文，有利于吸引更多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的生源，扩大来华留学研究生规模。

其三，目前对受到国家政府奖学金资助的博士研究生多数是全英文授课的，这部分的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总体上是不错的，如在浙江大学学习的采用全英文教学的博士留学研究生已在SCI和nature期刊上发表了高质量的论文。

以上两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提出学位论文的撰写语言，均有其可取之处。那么在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实践中究竟如何来确定学位论文的撰写语言？

二、国内外高校对学位论文撰写语言的规定与做法

1.我国的政策规定

对来华留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用何种语言撰写，国家在《学位[1991]17号文件》中规定：攻读我国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以及艺术、中医和临床医学等专业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来华留学生，应用汉语撰写和答辩论文……攻读其他学科、专业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来华留学生……可以用汉语、英语和法语撰写和答辩。

此规定使我国各个培养单位有了相应的政策依据。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初时，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规模小，尤其是学历生人数更少的现实情况，此规定对规范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与学位论文的撰写起到了积极的意义与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此规定显示出了它的不足之处：规定过于具体，没有考虑到各个学科内部的复杂性与特殊性；考虑的因素过于单一，只是单从学科的特点出发，没有结合来华留学生的生源情况、论文的研究领域、授课语言等种种实际情况加以综合考虑。这使得各个培养单位在执行此规定时产生困惑和一定程度上的无所适从。

基于此，国家对撰写语言规定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教育部第9号令规定：汉语为高等学校培养外国留学生的基本教学语言……高等学校可以根据条件为外国留学生开设使用英语等其他外国语言进行教学的专业课程。使用外语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学位论文摘要应当用汉语撰写。

2.各个高校的做法

我国各个高校以上述文件为依据，根据自身学校的类型、学科特点与本校留学生教育发展状况制定了相应的实施办法。笔者通过分析比较了综合型、理工类、农学类、医学类等不同类型与特色的大学后发现，对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撰写语言的规定大同小异，基本要求是按照“趋同管理”原则，一般要求用汉语撰写，如用英语撰写，须提供中文摘要。

如清华大学在《外国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2009年7月修订）中规定：留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要求一般与中国研究生相同。学位论文可用汉语（须有英文摘要）或英语（须有中文摘要）撰写。[2]

北京大学也有类似规定：经研究生院批准、教学语言为英语的硕士和博士学位项目的留学生，学位论文可以用英语写作，但必须用中文撰写详细的论文摘要。[3]除了经国家主管部门特别批准的个别院系与学科专业，如“非洲硕士班”外，要求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一律用汉语写成。[4]

3.国外高校的做法

在国外，一般要求是用攻读学位所在国的官方语言，但也有用其他语种撰写的情况。据曾经留学国外的专家介绍，在德国，由于德语比较难学，不经过长期的学习与积累，想用三四年的时间，用德语撰写学位论文，是比较有难度的，因此德国高校也允许用英语撰写学位论文。

三、影响留学生学位论文撰写语言的因素探讨

1.学科特点

根据不同学科的研究内容与特点、对不同语种的要求来规定学位论文的撰写语言。如对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等专业而言，要求用汉语撰写学位论文是比较适当的。因为对这些学科而言，汉语不仅仅是留学生在华生活、日常交际、课程学习的工具，更是进行学术交流、科学研究的基础，是必须要掌握的内容，汉语语言本身也是这些学科的研究内容。否则汉语不过关，如何阅读文献资料？如何学习？如何开展学术研究？而对如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外国哲学、世界史等专业，其学科的特点侧重于研究国外的文学、哲学与历史或进行中外对比，对外文的要求相对较高；工科专业，在开展实验研究中，要经常性查阅国际性的期刊和外文研究资料，了解和掌握本学科的研究动态和前沿。因此要允许用英语撰写学位论文。

2.学位论文研究领域

在实践中，我们曾遇到这样的例子。笔者所在学校有一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硕士留学生，孟加拉国人。其学位论文的题目是《吉檀迦利》孟加拉原版与英译比较研究。《吉檀迦利》是孟加拉诗人泰戈尔的一部诗集。它最初用孟加拉语写成，后又由泰戈尔本人翻译出版了英文版的《吉檀迦利》。我们同意该留学生用英语撰写学位论文的申请，主要考虑到诗歌的特点与研究内容的特殊性，如果用汉语撰写，不仅增加了不必要的环节，更为重要的用汉语可能难以准确表达原文的意思和韵味，而且有些专有名词也很难找到合适的汉语词汇来翻译。

3.研究生生源

当前，我国留学研究生生源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在国内高校获得本科或硕士研究生后继续攻读学位的，或在我国有较长时间的工作经历或生活经历后攻读学位的；二是直接来自国外。

对于第一种情况的留学生，经过硕士或博士阶段的学习，用汉语撰写学位论文，既是必须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我校有一位留学硕士研究生，其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先秦儒、道和古希伯来之生死观比较》，在浙江省学位办“双盲评审”的抽查中获得了87.7的高分，在全省所抽查的同一一级学科的61篇硕士学位论文中名列前茅，比参评的许多国内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评审成绩还要高。

对于第二种情况的留学生，要结合其来源国和在国外的学习情况等确定。如对来自英美等美洲国家的留学生，英语是他们的母语，英语基础和水平都非常好，应该允许其用英语写作学位论文，当然，如果留学生在本国或中国有过汉语学习与训练的经历，能用汉语较为准确流利地进行表达，也可用汉语写作学位论文；对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留学生，由于这些国家华文教育比较普遍，华文教育体系较完整，汉语基础和水平较好，适合用汉语写作学位论文。

4.授课语言

对采用全英语授课的专业，其学位论文宜用英语写作，总的指导思想是“用何种语言授课和指导，就用何种语言撰写论文的原则”。[1]

四、结论

对来华留学研究生，除用汉语或英语（提供中文摘要）之外，是否可以允许用其他外国语言撰写学位论文？依上述文件，对一些专业而言，是允许的。对此，我们的意见是不提倡、不鼓励，主要考虑到从全国范围来说，既精通该外语，又要对该专业、研究领域熟悉的专家与教授较少。另外要联系这方面的专家也实在很难，有时会影响到学位论文的评阅与答辩。当然，承担国家任务定向培养留学生、外语类专业留学生等情况除外。

综上所述，要确定学位论文的撰写语言，须结合国内外的规定与做法，根据留学研究生实际情况、毕业专业特点、论文研究领域及授课语言等方面综合考虑，区别对待。我们的结论是，就目前来华留学研究生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而言，在硕士层面，建议大多数采用汉语撰写学位论文；理工农医专业，大多数以用英语撰写学位论文为宜。

参考文献：

[1]郭志平,王惠民,凌一清.关于来华留学生培养和学位授予问题的探讨[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2,(3):54.

[2]清华大学.外国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EB/OL].(2010-11-08)/docinfo_out/board/boarddetail.jsp?column id=0020306&parentcolumnid=00203&itemseq=3546.

[3]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研究生手册2012年版[EB/OL].(2011-07-29)/document/20120903101957094383.doc.

外国哲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学术集刊；外国文学；学术影响力

[作者简介]赵仲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210093

[中图分类号]G23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4-0171-04

自结束以来，我国学术集刊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为了更好地认识我国外国文学的发展道路和轨迹，我们以国内外国文学类学术集刊为突破口，通过对它们的兴起历程和发展现状的全面剖析。来系统总结我国外国文学类学术集刊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不足之处，以便在新时期进一步推动国内学术集刊的深入发展。

一、结束后的外国文学学术集刊的回顾

所谓学术集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在我国，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但它的大规模出现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特定意识形态的限制，外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类学术集刊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展。1976年，的结束，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开启了新的旅程。在解放思想的浪潮中。介绍和研究外国文艺思潮、作家作品的期刊杂志重新面世，与此同时，作为与期刊并驾齐驱的外国文学研究学术集刊也应运而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恢复了期刊《世界文学》之后的第二年，创办了《外国文学研究集刊》。该集刊自1979年发行第1辑，直至1994年停办为止，共出版了16辑。它集中了柳鸣久、卞之琳、朱虹、李文俊等一大批专家、研究人员的论文。对整个外国文学学术界的影响极其深远。1979年成立于山东大学的美国文学研究会，于1981年创刊了《美国文学丛刊》，至1984年的5年间共出版了12辑；由北京大学、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创办、季羡林先生等主编的《印度文学研究集刊》在1984年至2003年的10年间出版了6辑，是东方文学研究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学术研究成果。上述的几种学术集刊，虽然分别在不同时期停刊，但它们与活跃于同年代的诸如《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等著名外国文学期刊齐头并进，共同引领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的外国文学学术研究的发展。

二、外国文学学术集刊的现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家的政策扶植，为学术集刊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支撑。首先，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学术研究已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困境中复苏过来，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外国文学学术界呈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态势，这为学术集刊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各种研究期刊不断涌现的同时，学术集刊也呈现出飞速发展的势头。其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迎来了高校学科的迅猛发展期。拥有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和二级学科各语种的高校数量迅速增加，为外国文学学术研究带来了繁荣：同时，高校中的外国语言文学院系也成为出版学术集刊的生力军。但高校外语系不同于诸如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这样的研究机构。三级学科一般设置有语言、文学、文化、翻译等专业方向，教师也是根据这种需求来相应配置的，因此，作为学术集刊来说，势必需要多元化地反映高校教师的研究成果，因此，外国文学类的研究集刊，大多成为集语言、文学、文化、翻译、比较文学为一体的综合性论文集刊。最后，由研究机构和众多高校语言文学学科参与的各种学会、研究会的相继诞生和频繁的活动，也为集刊的发展注入了活力。然而，可惜的是，虽然在近20年的时间里，很多高校或学术团体（研究学会）出版了为数相当可观的外国文学研究的论文集。并且有的集刊在创始的初期也有着长远的规划，但由于资金、发行、受众等方面的原因。很多集刊半途夭折。因此，与其他学术领域的集刊相比，能够连续多年坚持下来的集刊数量并不多。表1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超过5年以上的外国文学学术集刊总汇。

在对外国文学学术集刊现状的考察中，我们手头所获得的资料远不止上述9种。有的出版周期太长（相隔3年甚至超过3年），有的超过5辑但出版周期太不固定、缺乏规律或已经停刊，有的是近几年创立，尚未看出其长期目标和出版规范，属于上述情况的在此不一一列出。综合各种因素，我们能够观察到以下几个特征：

1.从上述持续出版了5辑以上的集刊主办单位的分布情况来看，基本上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及著名高校。其中直辖市的北京和上海占了9个机构中的7个，比例达到78%；从机构的分布上来看，集中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设置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8所著名高校。其中既有高校的独立院系所主办的集刊，也有学会依托高校联合主办的集刊。这些著名高校除了有着学术研究上的人员和资源的优势之外，还有国家在资金上的大力支持（其中6所为985、211院校；2所为211院校；国家“外国语言文学”重点学科4个），这是集刊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2.所谓的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也只是一个大的概念上的分类，上述的9种集刊，大多是集语言、文学、翻译、理论、文化、比较文学、文化为一身的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类的综合性研究集刊。例如《日本学研究》包含日本语言学、日本语教育、日本文学和日本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论文；《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除了“外国文学”栏目，还设有“辞典与翻译研究”、“文化与语言研究”、“语言学与教学研究”等栏目。语言、文学、文化、翻译等研究，它们之间有着纵横交叉的密切的关联性。因此，在广义上构成了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的综合性特征。

3.从规范性上而言，大多学术集刊都在不断摸索发展的过程中越发趋向规范化、合理化。在征稿阶段大多集刊都给出了论文稿件的具体要求、格式规范等。但在编辑环节上，有的集刊栏目的设立变化太多，不能保持相对稳定的持续性。出版周期则是最大的问题，在创刊时期，大多期刊设立了固定的出版周期，而在实施过程中，或者由于资金方面的问题，或者由于学会研讨会推迟、停止活动等各种原因，而不能保持一个长期固定的出版周期-，这也直接影响了这些集刊进入CSSCI来源集刊。从而无法获得相应的评价。

4.从评判尺度来看，外国文学类学术集刊关注的内容也呈现出一种趋势转变。在新中国刚成立之初，由于特定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对能够体现“人民性”的文学著作的研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个体尊严和价值的关注逐渐成为新时期的文学评价标准。因此，这一时期学术集刊的关注焦点也逐渐转变为一种对人性的深层挖掘的外国文学著作。

三、外国文学学术集刊的影响力分析

表2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所统计的上述集刊近5年被引用的篇次情况。

根据上表所示，近5年来被引用篇次排名前3位的分别是《跨文化对话》《文学理论前沿》《英美文学研究论丛》，被引用篇数都在两位数以上。尤其是创办年度较晚、出版期数相对较少的《文学理论前沿》位列第二，足见其非常良好的发展势头。从表3两次评审进入CSSCI来源集刊的数量变化上也能看出学术集刊的影响力在扩大。

由于对进入评审的集刊有着被引用次数、影响因子等非常硬实的指标要求，因此，CSSCI来源集刊数量的增长，首先说明了外国文学集刊本身论文的质量在提高，其次，也说明了受学界关注的程度也在随之提高。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与其他类别集刊的横向对上，外国文学类集刊的劣势还是较为明显的。第一次公布的CSSCI来源集刊（2005年-2007年）榜单的11个类别33种集刊中，外国文学这一类别与宗教学、艺术学、经济学、民族学、教育学等5个类别相同，只有1种集刊进入榜单。第二次公布的的榜单（2008年-2009年）中，在19个类别86种集刊中，外国文学类只占了3种。最后，从表4《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所统计的数据来看，就所刊论文的被引用率而言，在“外国文学”的同一类别中，期刊远远超过集刊的被引用数量，可见两者在影响力上的悬殊差距。

四、反思与展望

近几年来，虽然随着国家对科研的重视，外国文学学术集刊的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好的局面，但是，与其他类别以及同类别的期刊相比，形势依然严峻。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大众传媒和商业化逻辑的风行，文化的功利化趋势也为学术集刊的学术性和质量带来了巨大挑战。这些都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首先，就目前而言，研究机构和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定、绩效工资等大都直接与在CS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挂钩。但进入CSSCI来源期刊的杂志数量非常有限（2004年至今每年只有6种期刊进入榜单），可谓粥多僧少，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没有可供发表并获得评价的平台。直接影响了研究人员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也影响了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在这种状况下。有的高校和研究机构酌情放宽条件，以书代刊也算入成果评价的体系中，尤其为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提供了的便利。这种做法大大开拓了集刊的空间，按理应该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发展，但事实并不尽然。由于很多集刊往往出于为本单位的人员提供便利这样一个目的，导致对论文审查不严、办刊缺乏规范、论文整体水平不高的结果。上面提到的栏目频繁变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就菜下饭”造成的。

其次，集刊是一种繁荣研究的有效方式，理应得到大力支持，但由于国家对不同高校、研究机构注入的资金差异很大，并且在同一个高校中也存在着悬殊的“贫富差距”。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总体来说在大多数高校的学科中处于较弱的位置，除了一些著名高校外，能够得到的研究资助相当有限，要让学术集刊得以持续、平稳的发展有着不小的难度。发展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只有摆脱水平不高得不到扶持、得不到扶持则无法提高水平的“二律背叛”，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行的评价体系，才能让更多的集刊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真正起到繁荣科学研究的作用。

最后，从主办集刊的主体本身而言，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无法持续发展的困境也是摆在当前的课题。很多的集刊之所以不能坚持下来，是由于急功近利的思想在作怪。虽然为本单位的研究人员、教师、学生打造的平台这一目的无可厚非，但需要着眼于更长远的目标，开阔思路，建立长效的机制，使集刊得以高水平、规范化地发展。我们衷心期待外国文学学术集刊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春天早日到来。

[参考文献]

[1]马晓军，2005年度CSSCI来源集刊述略[J]，学海，2007，（2）.

[2]孙乐强，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类学术集刊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展望[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3]赵嫚，中国文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J]，天府新论，2012，（6）.

[4]张胜利，从“人民性”到“人性”：新时期以来文学评价标准转变之一[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5]管宁，文学变身：文化背景与媒介动因——当下文学生存环境的文化与媒介考察[J]，江西社会科学，2011，（2）.

外国哲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伊恩・麦克尤恩 中国 研究

当代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1948―）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活跃于英国文坛的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麦克尤恩早年在东英吉利大学曾师从著名的作家兼评论家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和安格斯・威尔逊学习文学创作，于1971年获文学创作硕士学位。麦克尤恩自1975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以来笔耕不辍，且创作体裁涉猎甚广，至今已经出版长篇小说十一部、两部短篇小说集、两部儿童文学、三部影视剧、一部歌剧和一部清唱剧。其中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1976年获毛姆奖，长篇小说《时间中的孩子》1987年获惠特布雷德奖。他迄今已被六次提名曼・布克奖，并在1998年以长篇小说《阿姆斯特丹》荣膺此奖项。2001年出版的《赎罪》获得了史密斯文学奖（2002年）、美国国家书评人奖文学奖（2003年）、洛杉矶时报小说奖（2003年）和圣地亚哥欧洲小说奖（2004年），世界范围内销量超过四百万册。根据《赎罪》改编的同名影片获得2007年度全球最佳影片奖，并赢得多项奥斯奖提名。2010年3月出版的新作《日光》不仅在英美学术界备受褒扬，也备受普通读者的青睐，进入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

麦克尤恩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和前两部长篇小说因为充斥怪僻、、暴力等令人震惊的阴暗题材在评论界曾引起骚动，评论界忧心忡忡地称之为“惊悚文学”（“literature of shock”），麦克尤恩也因此被戏称为“阴森的尤恩”（Ian Macabre），并和同辈作家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一道背负“英国当代文坛的坏小子“（the enfant terrible）之名。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麦克尤恩的创作从早期关注幽闭的私人空间转向较为广阔的社会、政治等领域，写作技法也日臻成熟，在21世纪推出了《赎罪》和《星期六》之后，麦克尤恩已经被英国评论界誉为“我们的国民小说家”，他也是全世界当代英语作家中的佼佼者，有评论家这样赞誉他：“麦克尤恩是尚健在的最伟大的作家，不仅在英国如此，因为贝娄已经不再写作，罗斯已经捕捉不住精准的措辞……伊恩・麦克尤恩现在的写作水准无与伦比。诺贝尔奖委员会若给他颁奖，应该能开始赢得尊重。”［1］

国外的麦克尤恩研究伴随麦克尤恩的创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新世纪随着麦克尤恩本人在国际文坛逐渐声名显赫，研究也相应持续升温。已经出版关于麦克恩的英文研究专著十几部，访谈录一部，硕博士论文20余篇，研究性论文80多篇和无以计数的书评①。除了英语，国际范围内麦克尤恩研究还以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瑞典语等多种语言进行且成蒸蒸日上的势态②。

我国对麦克有恩的译介和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与西方学界兴盛的麦克有研究相比，国内对于麦克尤恩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也有升温的趋势。自上世纪末以来国内几个版本的20世纪英国文学史、小说史基本上都有专节论述麦克尤恩。包括阮伟、徐文博等合著的《20世纪英国文学史》［2］，王守仁、何宁合著的《20世纪英国文学史》［3］，王守仁、方杰合著的《英国文学简史》［4］和瞿世镜、任一鸣合著《当代英国小说史》［5］。蓝纯在《外国文学》1998第6期上最早译介了麦克尤恩的两篇短篇小说，国内对麦克尤恩多部作品的正式翻译出版则始于新世纪。2001年12月，译林出版社出版了王义国翻译的《阿姆斯特丹》，2003年12月又出版了何楚翻译的《时间中的孩子》。此后，其他出版社也竞相推介麦克有恩的作品。新星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了丰俊功翻译的《阿姆斯特丹》，7月出版了冯涛翻译的《水泥花园》。200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夏欣茁翻译的《星期六》。同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黄昱宁翻译的《在切瑟尔海滩上》。2009年5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孙仲旭翻译的《梦想家彼得》，2010年2月出版了潘帕翻译的《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由著名作家余华作序。201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冯涛翻译的《只爱陌生人》，郭国良翻译的《黑犬》和周丽华翻译的《床第之间》。可见，近年中国出版社已经陆续引进翻译麦克尤恩的众多作品，这无疑推动了麦克尤恩在中国的接受和研究。除了麦克尤恩本人的作品陆续翻译出版，还有学者翻译国外麦克尤恩研究的新成果。［6］

据“中国知网”检索，截止到2011年9月，我国期刊共发表有关麦克尤恩的评论文章二十来篇③。蓝纯在1998年《外国文学》第六期上发表的《麦克尤恩其人其作》［7］和《评〈陌生人的安慰〉》［8］是国内最早引介麦克尤恩的学术文章。进入21世纪，《世界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动态》等有影响的外国文学杂志，以及部分高等院校学报都陆续刊登有关麦克尤恩研究的文章，多是对麦克尤恩单部作品的探讨。除了蓝纯最早从性别角度研究评价麦克尤恩早期小说《陌生人的安慰》主题外，另有4篇文章关注麦克尤恩早期作品。邱枫的《男性气质与性别政治――解读伊恩・麦克尤恩的〈家庭制造〉》从性别研究的角度讨论短篇小说《家庭的制造》对传统男性气质的颠覆和重构意图［9］。王悦的《析麦克尤恩〈立体几何〉：不可靠叙述的生成与阐释》解读短篇小说《立体几何》，探讨不可靠叙述在小说艺术表达中的特殊功用［10］。张和龙的《成长的迷误―――评麦克尤恩的长篇小说〈水泥花园〉》［11］和何其方的《被遗弃的小宇宙――〈水泥花园〉中杰克的弗洛伊德式解读》［12］聚焦麦克尤恩首部长篇小说《水泥花园》。张和龙一文认为《水泥花园》是一部青少年性心理走向迷误与畸变的“反成长”小说［13］。何其方一文在洛伊德理论关照下认为《水泥花园》从叙事认杰克的视角讲述了一个震撼心灵的反伦理故事［14］。

关注、探讨麦克尤恩中后期作品的文章中，有两篇考察麦克尤恩1998年度布克奖的获奖作品《阿姆斯特丹》。陆建德的《“文明生活的本质”――读麦克尤恩的〈阿姆斯特丹〉》［15］发表于2000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后两年内就较早向国内读者批评介该作品。陆建德认为该作品从人际关系、媒体影响等方面揭示了“文明生活的本质”，流露出对当今英国社会流行价值的辛辣讽刺［16］。李桂荣的《〈阿姆斯特丹〉中失落的共识》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分析小说展现了后现代语境下社会交往的弊端［17］。李文发表于2010年，从陆建德一文2000年发表以来至2010年前十年间鲜有文章研究《阿姆斯特丹》，可见表明国内学界对该作品的重视不够，研究不足。

新世纪伊始，陆建德对麦克有恩获奖作品的评介无疑推动了麦克有恩在中国学界的接受，外国文学研究者随之给麦克尤恩投以更多的关注目光，他中后期的代表作《时间中的孩子》和《赎罪》成为关注的热点。有3篇代表性文章探讨《时间中的孩子》，包括舒奇志的《主体的欲望与迷思――解读伊恩・麦克尤恩的〈时间中的孩子〉》［18］，程心的《时间中的孩子和想象中的童年――兼谈伊恩・麦克尤恩的转型》［19］和龙江的《心灵的孩子神奇的时间――伊恩・麦克尤恩〈时间中的孩子〉解读》［20］。舒奇志一文应用拉康主体欲望与他者的相关理论透析主人公对童年本真追寻过程的社会、政治意蕴［21］。程心一文认为该作品通过不同人物影射了浪漫主义、极权政治和自然科学对童年的不同构想，指出孩子的隐喻意义是人性的本真存在［22］。龙江一文认为小说揭示了“时间”并非一种确定的状态，而是一种生命的神奇本质，它使短暂的童年能够贯穿人生的全部过程，面对混乱无序的当今社会，成年男女需要认可内心的“孩子”［23］。这三篇文章从多视角探析《时间中的孩子》中孩子与时间意象折射出来的深层主题意蕴，强调了该作品在麦克尤恩创作转型中的重要地位，但是龙江一文的主要观点与国外麦克尤恩研究相关成果雷同，欠创新性。

与《时间中的孩子》相比，《赎罪》更受国内学界研究者的青睐，近三年来就涌现研究性文章近十篇，且研究视角呈多元化态势。张和龙盛赞《赎罪》“像是一部宏大而优美的心灵史诗”［24］。陈榕的《历史小说的原罪和救赎――解析麦克尤恩〈赎罪〉的元小说结尾》探讨了《赎罪》这部历史小说的元小说结尾的作用，认为“麦克尤恩在《赎罪》中所采用的叙述姿态，呼应了当代英美文坛在后现代语境中对现实主义的回归，麦克尤恩通过这部“历史小说”，重新唤起了公众对于历史、对现实的思考［25］。《赎罪》的叙事模式和功能是国内研究者们的评论重点。朱静仪的《虚构与真实――浅析〈赎罪〉中的叙事判断》从小说人物、作者、读者三个不同层做出的叙事判断切入分析文本的叙事性，以此说明叙事判断对解析文本的深层含义有着重要作用［26］。杜维平、高一琼的《麦克尤恩的自由国度――论〈赎罪〉的陌生化叙事结构》认为，《赎罪》陌生化叙事模式的应用令小说充分展现其陌生化美学意蕴的同时强化了读者对主人公及其自身的自我意识觉醒的认知力［27］。陈小霞的《走出幻想与现实交错的迷宫――分析〈赎罪〉的叙事结构》主要探讨文本“戏中戏”的叙事结构，从而挖掘作品深刻的主题内涵。也有论文集中探析其主题意蕴［28］。蔡晓燕的《在赎罪中成长――解读伊恩・麦克尤恩〈赎罪〉的成长主题》从成长小说文学体裁的视角分析《赎罪》中年轻主人公布里奥尼在赎罪过程中的成长变化［29］。李桂荣的《麦克尤恩〈赎罪〉中言语缺失的语用解读》则从言语行为的语用角度，分析文本中言语缺失意义，认为作品反映出后现代主义世界中人性救赎的艰辛和无可救赎的无言悲哀［30］。李桂荣一文从言语行为的语用角度来关照文本的阐释，具有跨学科研究特点。另外刘峰、王建香的《从“影响的焦虑”角度解读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在互文性的观照下从影响与误读两个视角分析《赎罪》的艺术价值［31］。随后，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持续关注麦克尤恩创作的最新动态。麦克尤恩的最新力作《日光》于2010年问世后，我国学界不仅有引介性文章，而且有论文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较深入地探究《日光》的主题内涵［32］。

除了刊发的有关麦克尤恩的研究性文章外，近年来涌现出研究麦克尤恩的硕、博士论文18篇④，且有逐年增多的趋势，这在当代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是一大亮点。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沈晓红于2010年5月完成的博士论文《伊恩・麦克尤恩主要小说中的伦理困境》是迄今国内唯一的一篇麦克尤恩研究的博士论文。该论文从伦理视角探讨了《水泥花园》、《时间中的孩子》和《赎罪》这三部主要作品中伦理困境问题――自由的悖论、伦理反乌托邦和伦理两难之境，通过对这三部代表作品的讨论试图论证伦理困境在麦克尤恩各部作品均有体现，且呼应了时代伦理环境的变化和写作技巧的提高。该论文是国内首篇较系统的麦克尤恩研究成果，但是作者仅从三部作品总结麦克尤恩所有作品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与博士论文相比，硕士论文较多，已经涌现出17篇。硕士论文中有关《赎罪》依然是研究的热点，7篇硕士论文聚焦《赎罪》，或运用相关理论分析小说主人公赎罪的心路历程，或探讨小说的叙事特征、艺术特色，等等。有2篇硕士论文聚焦探讨《时间中的孩子》，研究《水泥花园》和《阿姆斯特丹》的硕士论文各2篇，均完成于2008年。这些硕士论文皆聚焦麦克有恩的单部作品。另有4篇硕士论文则以麦克尤恩的数部作品为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聚焦麦克尤恩的某单部作品而是较系统地探究数部作品的叙事特征、主题意蕴等，为进一步系统研究打下了基础。

近年来关于麦克尤恩研究的文章和硕、博士论文逐渐增多说明麦克尤恩已经受到我国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研究者的重视，目前正迎来研究的热潮，但是与国外兴盛的麦克尤恩研究相比国内麦克尤恩研究尚出于起步阶段，且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研究对象不平衡，现有的研究文章和硕士论文多集中探究《赎罪》，虽然这也呼应了国外麦克尤恩研究界《赎罪》热的现象，但是国内学界对麦克尤恩的其他作品还关注不够，有的作品还无人问津。二是有价值的高水平论文不多，部分研究有重复性。现有的研究文章和学位论文里部分缺乏理论深度，或热衷于对某些理论盲目套用。三是对国外麦克尤恩研究的最新动态缺乏了解，有些国内研究者的“新”的观点在数年前已经在国外学界就已经论及，在梳理、综述现有学术成果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新的观点方面尚欠缺国际的学术视野。对麦克尤恩做较深入的系统研究的博士论文仅1篇，该论文也仅涵盖其三部主要作品，具有局限性。鉴于麦克尤恩目前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坛的重要地位，我国亟须对麦克尤恩的创作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注释：

①②参见国际麦克尤恩研究的网站，http：///bib/.

③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的搜索结果.

④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博士论文数据库和硕士论文数据库，以下评论皆依据该数据库收集到关于麦克尤恩的博士、硕士论文信息.

参考文献：

［1］Wells，Lynn.Ian McEwa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11.

［2］阮伟，徐文博，许亚军.20世纪英国文学史［M］.青岛出版社，1998.

［3］王守仁，王宁.20世纪英国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王守仁，方杰.英国文学简史［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5］瞿世镜，任一鸣.当代英国小说史［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6］杰拉德，格雷格，柯英.伊恩・麦克尤恩的新作和生态批评的未来［J］.鄱阳湖学刊，2010，（5）.

［7］蓝纯.麦克尤.其人其作［J］.外国文学，1998，（6）.

［8］蓝纯.麦克尤恩评《陌生人的安慰》［J］.外国文学，1998，（6）.

［9］邱枫.男性气质与性别政治――解读伊恩・麦克尤恩的《家庭制造》［J］.外国文学，2007，（1）.

［10］王悦.析麦克尤恩《立体几何》：不可靠叙述的生成与阐释［J］.外国文学，2010，（1）.

［11］［13］张和龙.成长的迷误――评麦克尤恩的长篇小说《水泥花园》［J］.当代外国文学，2003，（4）.

［12］［14］何其方.被遗弃的小宇宙――《水泥花园》中杰克的弗洛伊德式解读［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8）.

［15］［16］陆建德.“文明生活的本质”――读麦克尤恩的《阿姆斯特丹》［J］.世界文学，2000，（6）.

［17］李桂荣.《阿姆斯特丹》中失落的共识［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3）.

［18］［21］舒奇志.主体的欲望与迷――解读伊恩・麦克尤恩的《时间中的孩子》［J］.当代外国文学，2008，（3）.

［19］［22］程心.时间中的孩子“和想象中的童年――兼谈伊恩・麦克尤恩的转型［J］.当代外国文学，2008，（2）.

［20］［23］龙江.心灵的孩子神奇的时间――伊恩・麦克尤恩《时间中的孩子》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2005，（4）.

［24］张和龙.宏大而优美的心灵史诗――评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J］.外国文学动态，2008，（2）.

［25］陈榕.历史小说的原罪和救赎――解析麦克尤恩《赎罪》的元小说结尾［J］.外国文学，2008，（1）.

［26］朱静仪.虚构与真实――浅析《赎罪》中的叙事判断［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2）.

［27］杜维平，高一琼.麦克尤恩的自由国度――论《赎罪》的陌生化叙事结构》［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28］陈小霞.走出幻想与现实交错的迷宫――分析《赎罪》的叙事结构［J］.文学界（理论版），2010，（11）.

［29］蔡晓燕.在赎罪中成长――解读伊恩・麦克尤恩《赎罪》的成长主题［J］.作家杂志，2009，（1）.

［30］李桂荣.麦克尤恩《赎罪》中言语缺失的语用解读［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0，（2）.

［31］刘峰，王建香.从“影响的焦虑”角度解读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32］周艺.自然和人性的较量［J］.当代外国文学，2011，（1）.

外国哲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在人们的印象里，哲学家似乎距离公众过于遥远，但正是他们的思想曾经或正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习以为常的“权利”、“契约”、“责任”和“义务”等等这些概念的形成与流布都与哲学家们的努力分不开。回眸二十世纪，处于剧变之中的中国曾经数次迎来西洋一流哲学家造访，他们不仅承担了交流思想、传播文化的任务，也为我们留下了他们观察中国的方式。这桢照片就拍摄于1955年法国哲学家夫妇让·保罗·萨特与西蒙·波伏瓦对中国首次访问的45天之中，这次访问使对中国抱着好奇态度的西方国家直接看到了这个新生的共和国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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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携夫人的来访正值中国国庆，他们受到了新中国人民政府国宾级的礼遇，并且将参加国庆日的庆祝活动。1955年9月29日，时任政务院总理的特意在新落成的北京饭店宴会厅宴请了包括萨特一行在内的外国友人，其中就有当时甚为知名的苏联英雄卓娅的母亲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萨特的夫人波伏瓦对的印象很深，她回忆说：“周从这桌走到那桌，不停地与客人们碰杯，交换微笑……他特地给卓娅的母亲鞠了个躬。卓娅是每个中国青少年知晓的苏联英雄。”

1955年10月1日，萨特与波伏娃等作为贵宾走上了天安门广场观礼台。对于，波伏娃是这样描述的：“就站在他的画像下。他像平常一样，身着灰中带绿的上装，戴着一顶帽子，这顶帽子他不时取下，向欢呼的人群挥舞。”在长达4个小时的庆祝活动中，游行的队伍展示了新中国各个领域的建设成就，游行的彩车上是火车模型、发电机、联合收割机，甚至还有水果和小麦等。队伍中的人们看起来非常快乐——他们或微笑，或放声大笑。在中国呆过很久的新西兰记者艾黎问波伏娃：“你能说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吗？”波伏娃据自己的观察认为，这是装不出来的。人们在欢庆节日，因为他们想要欢庆。作为哲学家的波伏娃说：“在这些脸庞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们眼里，你也看不到空洞的注视，你看到的是情感。”

庆祝人群中发自内心的欢乐，也感染了观礼台上的外国友人，不过他们表现得很克制。他们一边观看活动，一边偷瞥其他外国人。在场的波兰物理学家因菲尔德说：“当你看到这些，你再也不想做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了。”这话给波伏娃很大震动，她认为：“新鲜就是进步中的中国的显著特点。这种新鲜不时给予人类生活雨后晴空的亮泽。”当天晚上，萨特与波伏娃被邀请到天安门观看焰火。他们与茅盾夫妇被安排在同一桌。除去彼此间交谈外，他们都注意到正在向大家问候的和：“也是一样地问候每桌的朋友，他信步从容。中国领导人最迷人之处，就是他们毫不做作。”

当然，萨特和波伏娃也看到了中国人的一些毛病，不过他们更愿意以另一种角度来解释它：“中国几千年来都有吐痰的习惯，他们觉得在公共场合吐痰很正常，即使在十分正式的谈话中，就像我们经常拧鼻子一样。如果我非得挑一件我在北京最常见的典型物件带回家，我会选择痰盂和热水瓶。”当时中国较少对外交流，中国人在与外国人交往中，表现出很多文化上的差异。这在许多受过较高教育的文化人身上也很明显。有一次，波伏娃与女作家丁玲共同进餐。当波伏娃看到丁玲工作台上有支画笔，便问她是否在作画，但丁玲只笑笑，什么也不回答。其实，这在中国非常正常，也体现了中国人的含蓄，但波伏娃不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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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因为在她看来不够礼貌。几位受到外国友人直率性格感染的中国人说：“我们有时不知道怎样表达内心的情感。人们常说我们中国人就像热水瓶，外面冷，里面热。”这一点，萨特和波伏娃也有体会。波伏娃认为：“中国人平易论文联盟近人，能与我们建立牢固的关系。”在北京期间，萨特和波伏瓦还走上长安街头，观察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

1955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萨特《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在这篇文章里，萨特这样来表达他看到的中国发展速度：“这个伟大的国家正不断地在转变。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那些从中国回到法国的朋友所讲的情况已经不再完全正确。”让萨特感到惊异的，是对旧中国改造任务的巨大：“人们在巴黎读了你们的书籍，看了你们的报告，也还是可以想象的。可要真正掌握这个伟大性的尺度，那却非得要亲自来你们这里……在同一天，看到了鞍山的高炉和附近土墙茅舍的乡村，农民们有的还在徒手耕作。每一天，每看一眼，必定要同时看到古老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才能够懂得你们当前的情况正是这个了不起的和生动的矛盾所构成的。”

波伏娃回国之后，收集了大量资料，并结合自己的观感，写出一部长达500余页描述中国的著作《长征》。这部书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该书在西方出版后，引起了极大反响，对当时西方世界了解新中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