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语言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23 13:24:24
外国语言学论文篇1
关键词：英语教师继续教育教与学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开展大学后继续教育，对于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素质，提高我国新技术、高科技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管理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笔者认真分析了目前西安地区英语继续教育工作的现状，并结合英语教师继续教育的目标、任务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英语教师继续教育工作实施的途径和措施。
一、英语教师继续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教师的整体发展进程中，继续教育的价值和功能是不可忽视的。当代教育理论认为：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过程控制、教学评估和学习策略培养等因素中，教师是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关键因素，而教师的价值实现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继续教育的结构、内容和运行机制。①调查显示：教师在自己的职业发展进程中，通常会自发地接受自己在中小学时期所接受的教育方式和教学方式的影响，也就是说，一位新教师很可能会按照他的老师的教学方式去进行自己的教学活动，这是一种守旧行为，适应不了时代的要求。对于英语教师而言，随着英语的逐渐普及、知识的迅速更新，英语教师专业和教学技能的培训势在必行。这种现象在西安地区中小学英语教师当中尤为普遍。
二、西安地区英语教师继续教育现状
多年以来，西安地区的英语教师继续教育中，英语师资状况令人担忧。我国中师一直无英语专业，大专英语毕业生，特别是在西安地区农村学校任教的人寥寥无几。农村英语教师学历层次低，教学水平低下，专业知识跟不上目前教研要求。还有那些非英语专业或未经过培训的英语教师中，很多人语音语调不合格，导致学生上初中后需要纠正但又难以纠正，给英语教学带来困难。陕西省自1996年就开始对英语教师进行继续教育，经过十余年的摸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目前的英语教师继续教育尚存在许多问题：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不够重视，英语教师观念落后，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积极性不高，培训基地教学条件落后，培训内容和教学实践脱节，培训形式单一，培训时间和日常教学发生严重冲突，等等。
三、目前西安地区英语教师继续教育存在的困难及问题分析
（一）地方主管部门和当地校领导对英语教师继续教育重视不够
领导认识不足，在宣传落实和服务环节上检查、指导力度不到位；再者，基础教学点的教学力量不足，设施不够完整；加上各校的教学任务重，工学矛盾始终是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主要问题。现在教师一般进修占双休日，而双休日大多学校要求补课，教师的培训时间没有保障，教师也就不愿意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加之各地全是采用强制政策，组织不得力，人数多，班级大（平均150人），教学秩序混乱，教学效果不理想。
（二）教师观念落后、学习目的不清
许多教师只为学分而来，因为修不满学分就没资格晋升职称，这是硬件。所以继续教育实际上是和职称晋升相关，否则大概没几个人愿意学。时间与任务的矛盾：教师课多、任务重，一般教师平均每周15节以上，大多数教师还兼任班主任，并且许多学校要求周末补课，使得教师忙于工作，身心疲惫，没有更多的时间及精力来安心参加继续教育的学习，来去匆匆，敷衍了事。胸无全局、各管一段：大多教师的态度是和自己所教有关，就认真听，否则是应付学习。初中只学与其有关的东西，稍稍深的知识就不愿意学习。高中教师也只是学和自己工作有关的知识，忽略了基础知识。形成初高中各管一段，互不衔接。部分教师认为继续教育是有关部门为了办班，收取经济效益而找的借口，对参加继续教育产生抵触情绪，有的教师认为参加继续教育虽有必要，但没有认识到继续教育的意义和重要性，学习是被动的“要我学”，对更新观念、加深知识不感兴趣。
授课教师任务重、压力大。西安地区的中小学英语继续教育没有教材，教师必须自己选题，编写教材，时间短，任务重。而且选择的论题、编写的教材必须贴近中小学教师的实际，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班级管理方面教学班级过大，基本是100人以上，甚至200～300人，导致了管理混乱，教学混乱，只是进行了继续教育的形式。另外，由于教学条件差异，许多地方缩短学时，教学时间比较短，并且教学效果不理想。教学基本是一门课程12～16学时。对于一些主干课程，教师也只是挑重点来讲，教学形式简单，基本以讲授为主，谈不上讨论、互动，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教学目标。西安地区组织继续教育学习的形式单一，一般采用传统的一讲到底的做法或几百人的大会形式，从而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我们对西安地区接受继续教育的160名教师进行了教学形式意向调查。结果显示：面授35.34%，函授15.79%，参观考察56.77%，专家讲座36.47%，专题研讨24.81%，同行交流40.23%，导师指导下自学22.93%。这些都说明把讲台变成共同的舞台，共同研讨，共同学习并解决问题，共同提高是广大接受英语继续教育的教师所欢迎的。
四、加强和改进英语教师继续教育的措施
（一）建立质量评估小组监督教学
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继续教育，特别是发达国家，都采取积极态度制定严格的措施、政策，使其制度化、法制化。我们也应该根据情况，制定出符合教师特点和教师实际的规章制度、实施办法。继续教育是一项宏大工程，它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各地领导及各教学点要培训好管理人员，履行职责，建立继续教育质量评估监督小组，严格检查、监督，进行质量评比，按照科学的评估原则进行质量监督，各地方要加强学员班级管理及教学管理，保障英语教师继续教育的质量不断提高。
（二）加强课程设置
英语继续教育课程的设置在课程系统性的基础上，要突出重点，应根据西安地区的实际设置有针对性的课程；注意课程的适应性、应用性，根据学习者的需要来确定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同时，要设置必修课和选修课（专业课和公修课）；应考虑教学中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及继续教育课程的评价。
（三）更新教师观念
终身学习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次性的学校教育，已经不能满足人们不断更新知识的需要，我们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终身学习的教育制度。继续教育学习的宗旨，是要培养学员的学习观，提高广大教师的素质，扩大知识面及提高科研能力。教育者首先是学习者。广大教师必须树立新的人才观、质量观、教学观，学员必须明白培训目的是加强知识的运用和自身能力的提高，继续教育教学要以学员为主体，辅导教师为主导。同时，学员必须掌握现代化教学手段，学习创新思维，具有实践能力及解决问题和行为研究的能力。
（四）学习过程中构建网络环境下的英语教师继续教育教学体系
网络环境下的英语学习，信息量大，教学资源丰富，“融印刷媒体、音像媒体、课件、网络课程，甚至动态信息资源为一体化设计，组成强大的教学平台，教学不受时空限制，具有开放性和民主性；学员学习具有自主性，学员可以对学习内容自我选择，自我选择学习时间和学习方式（文字、课件、在线测试或联系、BBS问答等）”，学习方便；教学具有交互性，创造了“学员—网络—教师”之间交流的环境，有利于开展协作式教学。采用远程继续教育，必须以网络教育技术为前提，教学模式要更新，教学过程操作是：“先辅导—自学，发挥主动学习的能动性—提出问题—小组讨论互助学习—网上解决问题—面授针对性解决难点—评估。”②
（五）改革继续教育教学的方法
英语教师继续教育课采用丰富多彩的形式，如面授、观摩教学、专家讲座、专题讨论、同行交流、网络远程学习并进行资源共享等。
1.示范与模仿。示范与模仿是人类社会传递接受经验和技术的教学模式，是继续教育培训的常用模式之一。教学者进行示范，学员们观察，在培训者的指导下，参与技能的尝试练习，在学习技能的同时，加大练习，使操作技能熟练化。这种教学中，培训教师是组织者、示范者；学习者是实践者，其学习是由被动的模仿，逐步转化为主动掌握。
2.合作交流与资源共享。多媒体教材的品种和数量的提供，为继续教育提供了方便的先决条件。“配有文字教学，VBI、IP、直播课堂和网上资源。各校可以把优秀资源建设在网上，校与校之间可以共建，也可自建，大家参与教学，共同交流，注意培养方式对学员教学方式的示范作用”。教学中要根据团体动力学原理设计，把静态的集体变为动态的集体，为学习、交流、合作、研讨提供充分的机会。学习以小组讨论为合作交流的核心，学生自己发表自己的独立思考意见，教师适时进行指导，激发不同意见的争论和对问题的思考，最后集体交流，各组汇报，共同分享不同的资源，学员学会交流、表达、合作、反思等来增加了解，促进学习小组的形成，充分体现全班每个成员的参与精神。③
3.专题讲座、现场听课、座谈、评课、观摩参观等。继续教育教学必须形式多样，除了面授和函授外，还应该组织专家进行专题讲座，邀请特级教师、英语教学能手示范，学员现场听课学习，并与讲授者座谈，学习教学的技能和教学科研知识，还可组织学员进行观摩参观，采取大集中、小分散、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培养教师边教学边科研的能力。英语继续教育要做到教学手段现代化，教学资源多样化，教学过程互动化，教学组织灵活化，学生学习自主化。我们要达到全面提高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主动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服务。
4.网上媒体精品课教学。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多媒体技术、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日益渗透到我们身边的各个领域，它以综合性技术手段为学习者提供一种视听，全方位、高效、启发参与式的多样化可交互操作环境。④选择地区优秀的英语教师，根据主题，制作网上精品课程，学员可以通过精品课程学习和网络远程案例教学，实行资源共享。通过教学中的案例分析与讨论研究学习，掌握教学技能，突破教学中的难点，改变被动听课的学习状态，能使理论联系实际。并且对继续教育实施过程中难点和热点问题的研究，采取科研课题立项的方式来进行，并要在实践中探索解决办法。
总之，搞好西安地区英语教师继续教育，为提高西安地区全民英语水平，使英语成为我们的第二语言，了解国外发展，学习国外技术，才能培养出德、能、勤、体方面的全能人才。
［注释］
①罗立胜，张文霞.关于大学英语教学现状及其发展的几点思考［J］.外语界，2004（3）：2.
②郑隆忻.21世纪中学教师继续教育模式初探［J］.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7（5）：14.
③李爱萍.交际环境下的英语语言交际教学刍议［J］.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4）：15.
外国语言学论文篇2
中国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从书面语的角度对语言的语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系统做过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统的语言理论意识比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通过引进、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学。但是，相对来说，研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具体语言的人多，自觉地进行普遍理论探讨的人少。理论成就有，但是理论意识比较弱，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与文学理论比较，“语言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专业研究队伍，“理论语言学”简直没有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理论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也没有相应的专门的学术组织。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Www.133229.cOM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国的内部语言生活的发展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生活特别是语言教育发生了几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1913年成立国语语音统一研究组织，1918年公布了国语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现代标点符号，1920年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30年代前后为了打击文言复古势力，配合拉丁化新汉字在中国大地奇迹一样地传播、应用的形势，开展了大众语运动。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新汉字跟具有语素文字性质的旧汉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以前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袁家骅、马学良等开始进行调查。
1.2中国的外语教育
伴随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振兴计划，中国从1903年开始在中学以上的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从1911年孙中山发动的推翻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直保持这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国人欺负的情况下，中国从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外国留学。这些条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不同语言，形成语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机会。
1.3语言理论研究
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本语言理论著作：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等的著作。探讨汉语理论的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论文。1938到1943年在语言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语言的现实特点，开展了语法研究革新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国语推广的背景下，汉语方言学也得到蓬勃发展，使现实的活语言的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国内部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担任主席。1950年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管理机构成立。1955年国家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现代北京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标准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坏它的纯洁性，并且提出改进和制订新文字来有效地书写这样的汉语。
中国内部的汉语教育从50年代开始用“语文”的名称。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学习苏联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5年确定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20世纪民间试行50年的基础上，1955年《光明日报》带头，1981年国务院文书处理办法规定，汉语正式采用横向排版和书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10年，中国语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号”中几乎窒息，人们都不敢说话。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1950年到1965年开始发展。后来中断。1972年恢复。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0年开始得到全面重视。1952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为了识别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特别是为了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辅世、陈士林、喻世长、岑麒祥、高华年、严学窘、傅懋责力、罗季光、金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组成的7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语言。他们到1959年完成了42个民族的语言普查工作。1962年机构调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2.2中国的外语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特别重视跟苏联的往来，外语教育几乎变成俄语教育。1957年又开始注意发展西方语言教育，1964年把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1966年以后中断。1970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外语教育才得到恢复。
2.3语言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在中国发表以后，语言理论普遍成为高等学校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高名凯、岑麒祥、石安石、罗常培、王均、朱星、宋振华、方光焘等出版了有关教材和专著。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共同语的标准化”、“语言混合和语言融合(替换)”、“词义和概念”、“词的辨别”等讨论。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1966年以来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全国科学会议、教育会议分别召开。中国进入20世纪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一切蓬勃发展。
3.1语言研究阵地
这个时期国家对语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为了扩大机构的职能，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除了继续原来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对信息处理等领域的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务，强调规范化、标准化、法律化。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
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成立。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时期一大批语言学刊物出现。1978年《中国语文》刊物恢复。1979年《方言》、《语言教学和研究》，1980年《语文研究》，1981年《语言研究》、《汉语学习》，1982年《修辞学习》，1986年《语文建设》，1988年《古汉语研究》，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当代语言学》，2000年《语言》创办。
3.2汉语生活
这个时期以北京话为核心基础的汉语，作为国语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它的共同语地位和口语地位。语言生活现代化、国际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生活相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系列规定、标准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联合国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公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国际标准。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5年确定和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psc）”。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颁布)成为国家标准。1998年确定每年9月第3个星期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3.3汉语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评较多。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口语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口语和口语教育的重视仍然不够。小学拼音教学一直没有采用“正词法”，例如把“一会儿yīhuìr”死板地对照汉字错误地拼成“yīhuìér”。小学汉字教学没有建立在词汇教学这个基础上，“字”和“词”混淆的现象，无论是教材、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对“口语”以及口语中的“词”的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汉语规范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统的北京方言，而错误地含糊地把一个多系统的“北方话”当做虚幻的基础方言，导致共同语标准不明确、不严格，以至白话文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有人随意混杂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现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局面。例如，英语一个“of”，汉语说的是“的”，写的可能是“之”；英语一个“this”，汉语说的是“这”，写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学中，把这种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脱节现象当做修辞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地对课文进行规范，没有对生活必须的现代汉语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只能用方言教语文，用夹杂方言和文言的白话写文章。就连“大学语文”课程也仍然把许多精力花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视现实中的活语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大学生的现实语文能力。
但是，从1982年开始推广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言教学实验，在黑龙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极大地发挥了汉语拼音的对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制度，虽然比英语水平考试（ept）、汉语水平考试（hsc）两个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现代汉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3.4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5年制定《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现代出版社）并且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律采用“生词”教学模式，与对内汉语教学中的“生字”教学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推动中国词典、词意识的不断完善，对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教学和研究
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语言教学，没有的用汉语教学。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在低年级用民族语言，高年级用汉语，这就兼顾了用母语提前开发儿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沟通全国通用语言两个方面。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创办《民族语文》。1979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联合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突出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个时期先后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新文字使用总结”、“少数民族方言和空白语言研究”。
3.6外语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使外语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20多年中，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学到小学外语教学迅速发展。中学、大学几乎普及了英语教学。在hsk实施以前，国家就要求大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等级考试，本科必须达到4级。在大学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30多种对中国重要的语言也没有忽视。由于各种升学考试和职称晋升都要求考外语，也促进了知识阶层人员的业余外语教育。
3.7语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与语言有关的汉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开设中国语言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程比较普遍，“古代汉语”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统比较普遍，“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科层次比较普遍。
几乎同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初步统计，2000年全国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7个、28个；“汉语”（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1个、58个；“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语言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个、8个。
3.8语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发展，人们对语言理论的作用在认识上逐渐提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进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确定把“语言学概论”作为高校必修课程。20世纪末期中国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成“汉语言文字学”，增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1992年李行健《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语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强调语言理论建设的迫切意义。
1994年伍铁平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说“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2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除了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以外，“还需要在语言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1999年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我觉得面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增强理论意识，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在业内大力提倡语言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
1999年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语文建设》第2期），2000年徐越《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的再认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扬1958年到1959年《中国语文》关于“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的讨论精神，强调在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视语言理论的普及和教育，加强语言理论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主持编辑《语言理论教师通讯》(从2001年第15期开始改名《语言理论通讯》)内部刊物14期，促进了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沟通，引起许多同行专家建议成立“中国语言理论学会”。
这个时期还召开了专门的语言理论会议：1982、1985、1987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召开“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湖南邵阳召开“语言理论教学语研究及同四化关系讨论会”。1987年在南昌召开“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
1988年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持续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6届“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在主持组织“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的同时，持续到1997年，上海大学余志鸿主编了《现代语言学》内部刊物38期。
从1984年到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主编了数期《语言学通讯》内部刊物，发表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语言学思想。
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思维”、“语言的性质”、“语言的起源”、“汉语的亲属语言关系”、“文字和汉字性质”、“字母、字和词的关系”、“语言学的性质”、“语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正词法和词式书写”等讨论。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例如:陈保亚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语言理论教材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的语言理论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版），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修订）。
1983年：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谢文庆《语言学基础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戈弋、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炜栋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订）。
1985年：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陈长茂《基础语言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语言学教程(语言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雷友梧主编《语言理论纲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语言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弗同主编《理论语言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壮麟等主编《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陈林华《语言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丁金国《语言学基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继平、高育寒《新编语言学概论》（辽沈书社）。
1991年：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年：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1993年：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鸿、黄国营主编《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刘冬冰、刘宏主编《简明语言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杨茂勋《普通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岑运强主编《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文字原理（语言理论）》（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红旗《语言学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晓所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静、刘冬冰主编《语言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这些教材许多是用专著的方式写的，没有采用集体合作编写的方式。这说明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体性的专业工作队伍进行建设。另外，普遍出现与现代汉语等具体语言课程的教材内容雷同的现象，没有明确把目标定位在宏观理论上。伍铁平、余志鸿、彭泽润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
参考文献
［1］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
［2］陈永舜.汉字改革史纲［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
［3］陈建初,吴泽顺.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词典［m］.长沙:岳麓书社，1997.
［4］丁邦新.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j］.北京：中国语文，2000,(6):483-489.
［5］丁崇明，荣晶.汉语与南方民族语言关系研究方法分析［j］.昆明：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4):77-82.
［6］董昆.新时期语言学应用研究概述［j］.北京：语言文字应用，1999,(4):62-65.
［7］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8］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9］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和展望［j］.上海：复旦学报，1994,(5).
［10］江荻.汉藏语言系属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方法综论［j］.北京：民族研究.1999,(4):67-74.
［11］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j］.北京：中国语文，1999,(5):385-386.
［12］李葆嘉.混成与推移中国语言的文化历史解释［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13］李运富.20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m］.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2.
［14］刘坚等.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5］陆俭明.新中国语言学50年［j］.北京：当代语言学.1999,(4):1-13.
［16］彭泽润.普通文字学中的“字”以及有关理论.［j］.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1):113-116.［17］彭泽润.研究汉字性质和改革的几个问题.［j］.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0，(63):10-15.［18］彭泽润.汉语拼音正词法和汉语的词式书写［j］.北京：语文建设，1998，(4):19-23.
［19］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j］.北京：语文建设，1999，(2):49-53.
［20］彭泽润.新世纪中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动力和趋势［j］.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5):239-243.
［21］邵敬敏,方经民.中国理论语言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2］石安石.20世纪的中国普通语言学［a］.刘坚.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83-711.
［23］史有为.迎接新世纪语法研究的百年反思［j］.北京：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1):10-18.
［24］司玉英.关于“字母”和“字”文字学理论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基本问题［a］.刘利明，周建设.语言（1）［c］.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71-84.
［25］苏新春.“实用”观念中的20世纪中国语言学［j］.厦门：厦门大学学报，1999,(4):1-7.
［26］孙力平.比然和已然,任意与论证——语言符号任意性问题［a］.刘坚等.中国语言学报(9)［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13-122.
［27］王均等.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28］王均.《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丛书》评介［j］.北京：语言文字应用，2000,(4):87-95.
［29］王均.有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答问［n］.北京：中国教育报，2000-12-05.
［30］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31］王宁.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j］.广州：暨南学报，2000,(2):15-21.
［32］伍铁平.语言和文化评论集［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33］邢福义.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读许嘉璐先生的信［j］.北京：语言文字应用，1999,(5).
［34］徐通锵.汉语的特点和语言共性研究［j］.语文研究，1999,(4):1-13.
［35］徐通锵,王洪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理论语言学［a］.许嘉璐等.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3-36.
［36］许嘉璐等.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37］于根元.20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m］.北京:书海出版社，1996.
［38］余志鸿.语言接触与语言结构的变异［j］.北京：民族语文，2000,(4):23-27.
［39］赵世开.语言研究中的观念变化回顾与展望［j］.北京：外国语，2000,(2):2-6.
［40］张育泉.语文现代化概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41］周建设.汉语研究的4大趋势［j］.北京：中国语文，2000,(1).
外国语言学论文篇3
关键词：美国语言学系；中文系；语言类；课程设置
当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母语语言能力培养和母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对于中文院系发展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中文专业是基础专业，普遍分布于各类大专院校，而各类学校对中文人才培养、课程体系设置都有自己的特点。如在师范类院校中，中文专业人才培养目的比较纯粹，一般是培养中学语文教师。综合性大学文学院中文学科人才培养更为多元化，就业去向不一，课程体系设置需适应由此带来的复杂性。目前中文教育和人才培养面临一些问题，亟待研究解决：一是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社会对大学生就业能力期望逐步上升，但在校大学生实践经验欠缺，应用能力低下，成为目前整个高校毕业生就业体系的矛盾焦点之一。随着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文学科发展迅速，在原有基础上产生了诸多交叉学科，各校也纷纷开办了新的专业如汉语国际教育等。二是中文教育本身存在的问题。如中文院系各专业特色如何进一步凝练，如何克服新兴专业如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发展瓶颈等。三是中文专业教育与整个大学教育的协调发展。目前不少综合性学校纷纷筹建本科生院，大力推行新的培养方案修订，拓展通识教育，给予学生更多的自主学习的权利和机会，力争向国际化规范化靠拢。如何协调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培养高素质、宽口径的中文人才，成为大学中文教育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中文教育中，汉语言文字类选修课体系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在中文类人才培养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目前已有不少文章探讨国内课程体系建设，如计算机类、人文地理类等等。包括理论探讨和实践教学讨论，还有中外大学课程教学评估差异等，这些思考给我们很大启发。但是对于新形势下语言文字类选修课程体系建设一直鲜有探讨。特别是教育部把对外汉语专业更名以来，新兴专业的课程体系改革更是引人关注。因此，我们选取新形势下综合性大学文学院语言类课程体系建设作为研究课题，此课题具有很强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先进性。
一、国外知名大学语言类课程概况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课题组对美、英、日、韩、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地十余所高等学校语言类课程设置情况进行了考察（所调查课程是该国语言学系所开设的母语语言及普通语言学课程，一般不涉及外语课程）。
美国是当代语言学的学术重镇之一，学术理论更新快，影响广泛，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都风靡一时。故而美国大学语言学专业课程多而新，既有基础课程，也有前沿课程，既有本体研究课程，也有应用实践课程。不过各学校由于语言学的学术传统和学术兴趣不同，课程的设置也带有本学校的特点。我们以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耶鲁大学语言学部等几所学校为例来加以说明。麻省理工学院语言与哲学学院语言学课程有：语言学概论、语言及其体系Ⅰ：语音、语言及其体系Ⅱ：语法、语言及其体系Ⅲ语义和语用、语言习得、语言心理学实验室、双语语言研究、异态语言、克里奥尔语和加勒比特性、语言学实地调查法、语言分析的高级主题、黑人问题黑人研究概论、语言与科技、语言变异与变化、语音学、语言研究讨论会、语言学自主研究、语言学专题。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所开设的课程有：英语语言文学、非洲语言和文化概论、语言和文化、拉丁美洲的语言和身份政治学、诺姆・乔姆斯基和语言学、语言和史前史、语言的科学：概论、句子结构、语言的声音、语义、历史语言学概论、句法理论（1）、音位理论（1）、语义理论（1）、历史比较语言学、日语的历史和史前史、南岛民族语言学问题、语言、结构和认知、指导阅读和研究、古代末期拉丁字母、语言心理学。此外，哈佛大学开设了大量的外语训练课程，如希伯来语、韩语、尼泊尔语、巴利语、葡萄牙语、俄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等。反映出该校对实际语言能力的重视，而普通语言学学者最好的学术训练之一是实际掌握多门语言并学会语言调查和比较。斯坦福大学语言学系开设的课程除了多门理论语言学的课程外，还包括很多应用语言学方向的课程，如语言信息处理、语言教学、社会语言学等，涉猎十分广泛。如：语言学概论、语法的魅力、你的口音是什么？（声学语音学调查）、实验语音学、阿拉伯语言与文化、双语生活、语言，方言，说话者、性取向话语：语言和性的社会建构、漫画的语言、非裔美国黑人英语、白话英语和阅读、翻译、英语口语教学、语音学、言语感知概论、语音学和音韵学概论、音韵学研讨会、形态学、语法概论、跨语言语法、词汇功能语法概论、语义学和Z用学概论、词汇语义学、逻辑实验室、话语结构：理论与应用、语言习得（1）、语言与手势、传统语言、手语、认知科学和信息科学概论、社会语言、社会语言学和洋泾浜克里奥尔语研究、语言，权力和政治、语言接触、嘻哈――青年认同和语言政治、语言与性别、社会语音学、语言流变概论、语言成就历史、英语史、世界语、伊比利亚语言：结构，变异和语境、俄语的结构体系、从语言到信息、语法工程、语法的计算理论、自然语言处理的编程和算法、数字时代的书写系统、自然语言理解、语言学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本科生研究讨论会、本科生研究概况、荣誉研究、自主学习。耶鲁大学语言学部的课程设置也很有特点，如分内外，内有语言学课程，还有的相关课程。语言课程又分层级：入门――中级――高级――高级研究课程。IntroductoryCourses入门课程：世界的语言、第一语言习得、语言：语言学概论、历史语言学、入门梵语（1）、语言认知科学、语言和心智、入门梵语（2）、语言的进化、中级梵语（1）、中级梵语（2）、意义Intermediate Courses中级课程：美式英语的语法多样性、语言变化、希伯来语和闪米特语语言学、手语和心灵、普通语音学、语言学理论的形式化基础、语言与计算、优选论和认知科学、神经语言学、语音分析概论、音位理论、实地调查法、印度雅利安语言、语法（1）、语法（2）、语义学、语言的哲学、形态学（词语形态学）。Advanced Courses/Seminars高级课程/研讨会：语音专题感知、大脑读写、音韵专题韵律接口、音韵专题：底层陈述、语法专题：心理词汇库、祈使句和礼貌、案例和话语、否定和极性、语义学问题：量化、古英语语言与文学概论、贝奥武夫和北方英雄传统。Advanced ResearchCourses高级研究课程：特别项目、语言学研究方法、高级论文。Related Courses相关课程：认知科学导论、语言，读写和玩耍、形式语义学、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学、希腊语语法和文体、拉丁语语法和文体、音乐认知、一阶逻辑、数理逻辑、可计算性和逻辑。
美国各类学校的定位可以从其语言课程体系中看出来。如有的学校注重理论研究，强调厚基础，有的学校还强调应用，关注社会现实，与社会需求、国际政治联系紧密。有的学校注重美国本土语言学传统。不一而足。但是他们的普遍特点是基础课一致，选修课灵活、趣味性强，比较注意突出本校的语言学传统或研究特长，注重教授和训练学生具体的研究方法，强调研讨。
我们对英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语言类课程开设情况也进行了调查，总体上它们不如美国大学语言课程门类丰富，看来美国在语言学研究的领先地位对于大学课程开设还是有重要影响。不过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着自己的语言学传统和优势，在所开课程方面也体现出这些特点。英国语言学具有欧洲语言学传统，并注重本国语言学研究的优势领域，开设语音学、音位学、历史比较语言学、语义学、语言与文学、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心理等专门课程，关注多种欧洲语言结构及其用法的研习，对语言之间的比较、语言翻译等技能的训练也颇重视。韩国和日本的大学在语言本体研究和应用方面开设了基本课程，尤其注重亚洲语言的研究，对当代语言学流派及其理论也设有专门的课程。
二、比较与分析
中国语言学学者一直致力于走学术自主创新之路，中国境内有丰富的语言资源，同时拥有浩瀚的古代典籍，这些都是语言学研究的良好基础。遗憾的是从现代语言学时期，中国语言学发展缓慢，逐渐与西方语言学的发展拉开了差距。当代中国学者努力融合古代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理论方法，逐步发掘真正的汉语特色，为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贡献新材料、新观点和新方法。这是语言学课程开设的专业背景。
从目前中国大学的课程开设情况来看，基本上是遵循中西结合，传统和现实并用，有条件的学校基本上都开设语言学调查研究方法和专业外语课程。以北京大学语言学课程为例，北京大学语言学专业研究实力很强，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等教研室，课程设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课程开设较为全面丰富，兼顾汉语语言学传统学习和普通语言学训练。如汉语学包括传统的音韵、训诂、文字，还有现代的语音、语义、语法、词汇，语言学包括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北大对语言学经典的重视是其特点，有大量的原典阅读课程，既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以中国古代经典为主，反映出其重视夯实基础的考虑。
根据各校传统优势特色和现有科研力量的区别，各校在课程设置上既体现出普遍的共同性，也还有点个性，如北大的语法学、浙江大学的文化语言学、中山大学的文字学等等。
我们把中美综合性大学语言课程设置情况进行比较后，发现我们目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并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丰富课程知识内容，建构完整的语言学课程知识系统。我们目前的课程知识结构不够全面，语言学理论方面高级课程较少，如历史语言学几乎是美国大学语言学必设课程，但国内高校并不普及。而历史比较语言学在语言学史的发展上是一个重要阶段，是现代语言学的先声。
二是增加课程类型，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我们当前的语言学课程类型比较我唬研讨课较少。我们在课堂教学中鼓励开展学生的自主研究和讨论，但讲授还是占主要部分，专门的研讨会很少，调查方法课也较少。虽然说本科阶段仍是打基础的阶段，但是传授研究方法至关重要。青年学生是非常富有创造力的，在学术早期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对其中部分学生继续深造有好处。而且，对于不想继续从事研究的学生来说，方法和思维方式的训练对他们能力的拓展也很有效，至少增强了实践能力。另外，联系背景知识的相关课程较少，这一点希望可以通过通识课资源共享来实现，但学院应提供必要的引导。
三是进一步拓展师生的国际化视野，鼓励教师开设前沿课程。当前课程体系设计的国际化视野仍不足，前沿课程偏少，专门针对或联系国内重大实际语言问题开设的课程很少。美国大学许多学者一直占据国际语言学发展的前沿，多设课程涵盖各大洲语言的介绍，对学生进行比较很有利。我们应该利用中国语言资源丰富的优势，除了取其所长，还可以从方言资源、民族语言资源方面着手开设相关课程。
外国语言学论文篇4
一、重大的进展
1．理论建树初具规模。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因为它建立在朴素的客观规律之上。对外汉语教学尽管头绪纷繁，却是有规律可循，从理论上探索这些规律，把几十年来国内外汉语教学的经验加以总结，从中归纳出若干规律，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成熟的标志。已故的朱德熙先生说：“现在世界上有各种理论，汉语有其特殊性，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一种理论来，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朱德熙，1989）现在，“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组成；基础理论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等；应用理论是指教学理论和教学法（教学法的部分内容具有理论性质，因此不妨把它也归入理论范畴）。”（《纪要》，1995）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则是一种综合的、跨学科的理论，它是建立在综合应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语言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围绕着理论的思考，有一批出色的论文，其中吕必松、胡明扬是其代表。然而，框架虽然搭起，研究却还不能说十分深入。真正称得上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文章，为数并不多。当然，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理论研究，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者。如果说，一个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的学科，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决不为过。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文章面世。
2．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的前提。对特殊对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门学科朝着精密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研究对象，朱德熙在1989年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语研究，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是后备力量，离开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就没法前进；另一方面是对外汉语教学本身的研究，而这决不仅是教学经验的问题。四年之后，盛炎、沙砾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途径和方法”。（盛炎、沙砾，1993）到了1995年，我们对特殊的研究对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即研究外国人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规律和相应的教学规律。研究的内容则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从“学”的角度，要研究学习者是如何学会并掌握汉语的；从“教”的角度要研究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内在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纪要》，1995）只有研究对象明确，才能产生具有指导意义的具体的研究成果。我们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分别开展学科理论研究、汉语本体研究和方法论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点。既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的学习和教学问题，那首先要把“学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汉语本体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汉语研究。
在汉语本体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点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汉外语的比较，从而找出学习的难点，“所谓难点，就是中国人看来容易，外国人学起来困难的地方。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汉语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难点。”（王力，1985）研究语法结构，研究语音规律，对本国人来说，一般规律也就够了，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只掌握一般规律是学不会汉语的，常常一用就错，这种错误往往启发研究者去注意中国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问题，于是促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习惯用法”和“例外现象”的研究。这种从教学中发掘的研究课题，具有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其研究，不仅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也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在汉语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陆俭明、邓守信、王还、刘月华、赵淑华、佟秉正、舆水优等。
至于研究“教”和“学”，与其他语言作为外语教学是有共性的。这也就是在创始阶段，我们不断引进、介绍各种外语教学法的原因。外语教学法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很多。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无疑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法，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在研究汉语教学法时，正如张清常先生所指出的：“一不能忘记汉语本身的特点，二不能忽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千百年经验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视国外某些教学法它们一方面显示其优越性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的这种缺陷。”（张清常，1990）这是十分中肯的话。
下面我们对教学法研究略事回顾：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讨论会上，汉语教学法研究与国际上交际法原则盛行一时相同步，并开始探索结构与功能相结合、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路子。1987年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教学法研究不断创新，预计有可能形成“结构——功能——文化”三位一体的教学法新路子，并向综合教学与分课型教学相结合的新模式拓展。1990年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人们对教学法又有了新的思考，以历史的态度对以往的教学法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从而发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法是完整的唯一可行的，而且可以普遍适用的。应该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不同的语言教学目的和不同的教学阶段对教学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普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教学法的研究——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各有千秋》（[美]杨觉勇）一文代表了这种思想。到了1993年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吕必松总结到：“更快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已成了各种语言教学法流派的共同目标，这也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不可逆转的一种发展趋势。”（吕必松，1993）没有一种教学法是全能的，也没有一种教学法是毫不足取的。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对象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今后，我们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兼采众长，摒弃其短，探索汉语教学的新路子。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近年来在研究中比较注重教和学的调查研究，注意统计分析（定量、定性分析），创造条件搞各种教学试验等科学的方法。
4．研究领域正在拓宽。语言教学的研究，是受语言理论研究制约的。80—90年代，国外普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乔姆斯基的理论已经不似70—80年代那样风靡一时，代之而起的是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潮流所及，社会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用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开始是关注汉语教学中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识的介绍，继而进入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开始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领域。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并在语言教学中引入语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是将语言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胡裕树等，1989）不同的语言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是有一定差异的，这种文化差异是第二语言学习的障碍之一。近年来，关于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排除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讨论，已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之一。研究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对比，主要是以汉语为背景的中国文化和以英语为背景的欧美文化、以日语为背景的日本文化的比较；另一个是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研究。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内容都与语言学习和教学直接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胡明扬，1995）探讨了究竟哪些文化因素最有可能直接影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文章认为，在语言教学中注入文化因素应考虑到外国学生的母语和汉语在文化上的异同，不要喧宾夺主，不要把语言课上成文化课。这篇文章廓清了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一些不够清晰的认识，有助于大家形成共识。总的看来，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讨论汉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比较多，讨论汉民族文化对汉语学习影响的文章还比较少。领域虽已打通，深入下去还值得探讨。
5．研究成果十分可观。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本体研究成绩尤为突出，这是汉语研究专家与对外汉语教师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的结果。对外汉语教学从一个新的角度开拓了汉语研究点，它受到汉语专家热情的关注，从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研究提供帮助；而对外汉语教师，掌握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与难点，从那些中国人习焉不察的问题中，小处人手，大处着眼，发掘带有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研究课题，体现了学科的特色，为汉语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篇章、汉外语对比以及与汉语教学有关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中，语法研究又占更大的比重，在前四届讨论会的论文选中，有关汉语本体研究的论文共160篇，占全部论文总数363篇的44％，而其中仅语法研究的就有90篇，又占总数160篇的56％。这些论文涉及下列三类内容：一是从宏观上研究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路子，探讨浯法教学的改革。二是针对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深入分析语言事实，发掘语言规律。三是在汉语语言现象的分析与描写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种研究的势头，与80—9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的语法研究不无关系。近年来，中国的语法研究异常活跃，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硕果累累，新人辈出，成为语言学科各个部门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龚千炎，1996）影响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语法研究，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研究特色：一是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涉及到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功能语法等。二是体现了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特别是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形式与意义密切配合，交互验证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研究。三是结合汉语与外语的比较，深入发掘汉语的特点，渗透着理论的思考。
在教学研究方面，对汉语诸要素教学的研究更深入、更具体，有不少新的教学设想，得出不少有教学参考价值的结论。通观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可以说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不断有新的进展。首先，对“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路子，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其次，进一步明确丁以总体设汁为主导的教学过程的四大环节。对各个语言教学环节和各种浯言技能训练的研究，更有理论的深度，对教学也更具指导作用。对于各种语言技能从设课到训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规范。最后，建立并在不断地完善有效的汉语水平考试系统等等。
自1987年中国对外汉语教材规划会以来，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几年来编出了上百种不同类型、不同课型、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色的汉语教材，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教材中，大都能较好地体现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则，并带有不同的教学法理论倾向，应该说各具特色和优势。（杨庆华，1995）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与发展，实际上反映了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今天，更新教材的呼声日高，我们期待着新一代教材的尽快问世。
学会成立以来，研究的重点开始由“教”转向“学”。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过程和规律的研究直接影响着教学水平。研究的范围涉及到对学生特点和需要的分析，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的描写，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的偏误分析及中介语研究，外国人学习汉语行为过程的调查与实验，以及对课堂上师生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察研究，等等。学习规律研究中提出的若干理论、模式和假设，对促进汉语教学研究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的转变，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的说来，研究成果应该重视，值得提及。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全面体现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和语言教学规律的教学路子，世界各国的同行们都处于探索过程中，力求逐渐加深认识，不断地改进处理方法，争取良好的教学质量。（吕必松，1993）这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 、明显的不足
1．关于学术方向。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指出：“由于近年来我国涉外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上便产生了某些不同的看法，甚至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本身也产生了某些怀疑。”（《纪要》，1995）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分歧，不但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对象，而且也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对课堂教学也不无影响。面对这种局面，学术方向出现摇摆。
这次座谈会经过坦诚的切磋，在学术方向上可说达成共识，从而明确了学科的性质，规定了学科的内涵，维护丁“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的唯一性、稳定性和严肃性。会议指出：“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根本的区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学，教学规律也没有足够的共同点，所以它们不可能属于同一学科。”（《纪要》，1995）这样就摆正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今后，发挥学科优势，突出学科特色，把握住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方向，仍是不容忽视的。
2．关于研究视角。从总体上看，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略嫌偏窄，一个领域的各部门的研究也多有失衡。在汉语本体研究中，词汇及其教学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几年来毫无改善，极需加强。近年来，语音及其教学的研究，有滑坡现象，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质量有待提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数量在历届论文集中呈递减趋势。汉语语段、篇章，汉语风格及其教学的研究，除个别文章，几乎无人间津。
在教学研究中，探讨一般教学法的文章较多，而探讨具体语言要素教学的文章较少，能为单项语言技能训练寻找出有效方法的文章更少。在学习研究上，缺乏有份量的各种教学实验，也还需要更多的学习行为的调查报告及相关的科学数据。由此看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应更开阔些。
3．关于学术课题。在学术课题的选择上，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研究课题还没有被攻克。比如，我们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具有国家水准的汉语语言能力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我们虽有《当代北京口语语料》，也还只是初级产品，还有待于系统地、全面地开发研究，我们迫切地需要通过开发研究为对外汉语口语教材找到真正的现代汉语口语标准。我们虽然有《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那还只是一个“暂拟”型的或“提要”型的理论框架，似嫌陈旧，我们还应研制一个适合外国人学习汉语语法的应用型的教学大纲。有些基础研究工作，个人难以完成，有关部门应组织人力，成立课题组，共同研制。比如把近年来分散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整理归纳，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一方面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从中发现薄弱环节，以便补苴罅漏，填补空白。有些几经繁难，辛勤劳动研制成功的基础项目，对外汉浯教学界的同仁要充分利用，如《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现代汉语句型系统》、《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系统》等，要物尽其用，不可束之高阁。（张旺熹，1996）
4．关于论说方式。科学研究的成果应以严谨的形式来体现。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科研论文还只是教学总结，或断想式的经验之谈，甚至写成了工作报告，严格讲来这都不能算作科学研究论文。有的论文选题不错，然而或论证角度欠妥，立意不明；或逻辑层次紊乱，让人难明事理；或浅尝辄止，失之于肤浅。有的论文所用语言不是科学论说语言，过于散文化或口语化。有的文章不列“ 三、乐观的前景
1．语汇及其教学研究将迈入新起点。长期以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比较重视语法教学，把词汇及其教学的研究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于是，词汇的教学与研究就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至今依然如此。
究其原因，是忽略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是成年人、外国人这一根本特点，混同了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的汉语教学。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学龄前就掌握了汉语的基本语汇及其用法，他们在达意上没有困难，以后的任务是扩大词汇量及提高语言表达水平的问题。外国成年人学汉语要一个词一个词地学，要掌握每个词的用法，日积月累，熟能生巧，最终才能掌握一种语言。如果只学一些干巴巴的语法规则，充其量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标准句，稍一活用，常常是一开口——动笔就错误难免。特别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外国人会觉得语法条条不管用，而一个个词的用法才真正解决问题。以至于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学生看来，汉语语法规律不像其他语言那样严密、系统，而且有不少语法规律不好归纳，甚至等于学一个个词的用法。”（舆水优，1991）其实，早在三十年代，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说过：“学习中国语言有三大困难，其实只是一个，即中国语词的问题。”（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这是因为语汇是语言存在的唯—‘实体，语法也只有依托语汇才得以存在。语法也可以说是无数具体语汇的具体用法的概括与抽象。因此，胡明扬说：“语汇教学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也正因为如此，加强语汇研究和语汇教学就成了当务之急。”（胡明扬，1996）现在，我们看到，语汇及其教学的研究已经迈入新起点。《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的正式出版是其标志。这是一部为外国人编的汉语学习的原文词典，它收词3700多个，有准确的释文，丰富的例证，简明的用法，更宝贵的是备有错用的提示。这是语汇及其教学研究的新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汉语学习和教学的需要。
最近，语言学领域新出现一个叫做“最小程序”（MinimalistProgramme）的新论点，这一论点将各种语言之间的不同归结为其虚词成分和词汇方面的差异。，（袁博平，1995）与此相关，又有“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之说，认为：“语法理论，无论是转换取向或功能取向，若不跟词汇分类相结合则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突破。”（郑定欧，1995）理论语言学的这些新发展，必将对语汇和语汇教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带来新的契机。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注入新的思想。
2．学习规律的研究将出现新推进。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教”和“学”的内容，以及“怎么教”这两方面，对“怎么学”的研究重视不够。语言学习和获得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研究语言的学习和获得的规律，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对提高教学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国内汉语学习规律研究起步较晚，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我国较早的学习规律研究是对比分析，即从两种语言本身的比较来预测学习中的难点，继而是中介语研究。研究者认为在学习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学生使用的实际上是一套独立的语言体系。这套体系既不是学生母语的语言体系，也不是第二语言的体系，而是学生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研究这套语言体系，可以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而学生的语言偏误正可以观察中介语在学生头脑中的运作情况。七十年代，国外第二语言教学中，偏误分析曾风靡一时，风尚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曾把错误分析、对比分析和中介语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为学习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吕必松，1993）近年来，克拉申（Krashen）的输入假设理论也曾影响学习理论的研究，如区分“习得”与“学习”，采用吸收可理解的输入信息提高听力教学的质量等。八十年代，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理论，这不仅仅是一种语法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语言习得理论。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这些原则是天生的，人的头脑中固有的。有人认为，目前世界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发展趋势是，以语言原则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袁博平，1995）对外汉语教学的学习研究必将在这一趋势影响下，展开新的研究未来。
3．电脑化教学研究将跨向新高度。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视、听材料进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仅仅是利用电视机、收录机的效能开展教学。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迅速发展，也仅限于以常见情景；常用句型为线索，配以常用语词和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教学，还不能充分发挥这类设备为语言教学所能提供的多方面的可能性，如综合性、直观性、可选择性等，开辟教学的新路子。
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发展，诸如笔输入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新的希望。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开辟教学的新途径，研制新一代教材，促进科学研究，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仅以多媒体为例，编写多媒体教材应立即着手去做，多媒体是既能处理文本信息，又能处理图像、图形和声音的多功能技术，并具有人机交互的能力。以这种技术研制的新一代教材，是一种文字、声音、图像立体发展的教材，必将给对外汉语的教学带来一场革命。又因多媒体信息量大，具有跨时空特点，可变平面教学为多元立体化教学，因之也更符合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我们相信，必将会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一番新的景象。
朱德熙 1989 《在纪念<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王 力 1985 《在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的讲话》，《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胡裕树 1989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两个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纪要》，《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1期。
胡明扬 1995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陈亚川 1990 《汉语教学研究的拓新与深化——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读后》，《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吕必松 1993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郑定欧 1995 《“凝固”析——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r）引介》，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讨会论文
李忆民 1995 《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龚千炎 1996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学习》第2期。
杨庆华 1995 《新一代对外汉语教材的初步构想》，《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盛炎等 1993 《对外汉语教学论文评述》，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舆水优 1991 《通过常用语法错误来看处所词的用法》，《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张清常 1990 《对外汉语教学法·序》，现代出版社。
赵金铭 1985 《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举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1987 《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举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1989 《近十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1993 《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发展与创获——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综述》，《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袁博平 1995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外国语言学论文篇5
关键词：认知 体验 隐喻 关联 顺应
一、认知翻译学综观
传统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语码转换为标志的一种语言活动。然而，现代认知语言学已经揭示，语言是心智的表征，语言结构反映了人类经验结构。翻译活动中的语码转换，就是对心智的解读和解码，因此翻译活动必定反映心智活动的规律，翻译决不可忽视对心智的研究。正如同杨自俭、刘学云（1994）所言：“翻译不但是语言活动，而且是心理活动。联系翻译转换过程、研究心理机制是翻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依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翻译的认知观是：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是两种语言的心理转换，涉及复杂的双语信息转换加工的认知过程。同时，这种认知是以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
认知语言学给翻译研究的启迪是，认知中的隐语力图借用一个世界来表达另一个世界，而译者如同隐语本身，也是力求借用一个世界表达某一个世界。译者的认知活动也涉及到对世界的感知、经验以及对其加以概念化的方式等。以认知为出发点，来探究译者是怎样运用语言符号对事物进行抽象，以及怎样通过认知加工，运用概念范畴和语言符号来实现翻译交际活动，是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在翻译活动中，不同的概念范畴可以围绕原型来建构，再现可通过词汇和概念来表达。然而，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概念和抽象的概念在另一种语言中再现又比较困难，而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隐喻、原型以及意象图式理论给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充分的解释力。这给强调翻译是“过程”而非“产品”的当代翻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冲击并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这也正是翻译研究“认知转向”的意义所在。
二、国外当代认知翻译学理论的引进与探讨
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国外学者相继发表过相关成果。1998年切斯特曼提出以文本为内容的认知性研究，旨在识别和描述翻译过程中的决策点与翻译决定采取的路径，并把它分为比较模式、过程模式和因果模式。2006年奥格汉编著了一本关于文本与认知的翻译学研究论文集。该书所选论文角度多样，但都突出了对翻译活动的认知性研究，尤以德国Kussmaul的翻译认知研究最为突出。1971年，Kussmaul（2000、2006）在翻译策略研究中就萌发了对认知研究的兴趣。
此后，Kussmaul将认知语言学运用于翻译研究。他受到Lackoff动觉意向图式样和形式化空间理论的影响，并且结合了Fillmore的框架理论，专门从创造性思维认知过程角度研究翻译中的创造性问题。Kussmaul的研究在创造性翻译的分类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其理论论证过程主要是用现有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来透视翻译创造性的一个侧面，而且对翻译充分性和创造性之间的关系还解释得不是很清楚。Bell（1991）的翻译心理模式研究也是基于心理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的视角，尽管该模式存在一定问题，但也是对翻译认知心理研究的有益尝试。
随着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口/笔译学者与认知科学家的合作日益加强，翻译认知研究取得了一批新成果。由John Benjamins公司于2010年出版的《翻译与认知》一书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诞生的一部开拓性著作。该书实际上是由Shreve和Angelone主编的认知翻译学论文集，集中了许多专家对翻译与认知的思考，体现了自Danks等（1997）以来翻译认知研究的新进展，对相关课题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上述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表明了认知翻译研究的巨大价值与潜力。的确，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在当前中国及世界方兴未艾。
三、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的理论实践与丰硕成果
严格来说，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是对认知语用学中关联理论以及顺应论的探讨与研究。后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深入发展，我国学者也顺应国际认知翻译学研究的潮流与趋势，逐步将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与探讨。如今，已经在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关联理论、顺应论、隐喻和转喻的翻译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可喜成绩。
（一）认知翻译学本质的探讨与研究
王寅（2005）认为，经验论、唯理论和解释派哲学分别聚焦于交际的三个环节：作者、文本、读者，同时还产生了相对应的翻译观。这些理论过于偏重某一环节，似有以偏概全之不足。Lackoff和Johnson所倡导的体验哲学正好可以弥补这些理论的不足，而且也能对翻译作出较为全面的解释。文章根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拟构了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翻译是以以对现实世界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原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须兼顾“作者、文本、读者”三个要素，倡导和谐翻译。此模式特征如下：1.翻译具有体验性；2.翻译具有互动性；3.翻译具有一定的创造性；4.翻译的语篇性；5.翻译的和谐性；6.翻译的“两个世界”。
2009年，中国认知翻译学领域的首部专著《跨越语言的识解――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探索》诞生了。该书作者谭业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对翻译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它吸收了关联翻译理论和翻译图式研究的成果，结合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创建了翻译中意义建构的认知模式。该书以“识解”作为文本对比分析的终极概念，刻画了具体翻译过程中涉及的多样化认知运作，并对若干翻译案例在系统描述的基础上结合三个认知原则进行了解释，构拟了翻译认知文体分析的框架。
（二）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探讨
1.关联理论的探讨与研究
最早引进Gutt（1991）关联翻译理论的是林克难（1994），他介绍了关联翻译理论的一些主要观点。作者认为关联翻译理论的立论基础是：翻译是一个推理过程。翻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大脑机制。其基本论点是最佳关联性：处理努力/语境效果。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求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译者的责任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读者的期待相吻合。之后，赵彦春（1999）认为关联理论是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它的使命虽然不是解释翻译，但却能有效地解释翻译这一“宇宙历史上最为复杂的现象”（Richard，1953），它给翻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奠定了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文章阐述了关联理论与翻译的关系，讨论了关联理论与其他翻译理论的本质区别：在关联理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语内或语外）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译者要根据交际者的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取舍，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作者以关联理论为工具，证伪了翻译理论界的两个“超级酵母”：不可译性和对等原则，由此佐证了关联理论的合理性和解释力。文章初步建构了能解释翻译现象、并能指导翻译实践的理论模式，并对关联翻译现存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评论。
王斌（2000）指出：关联理论作为语言交际理论，尤其是单元文化的语言交际理论，揭示了人类语言交际的某些本质，其理论基础是相同的文化认知心理图式，对最佳关联赖以存在的缺省模式之一――文化缺省模式是如何传递到另一个文化认知心理图式中去的，关联理论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文化缺省如何传递得不到解决，对跨文化的翻译交际也就难以作全面的解释。关联理论能够解释的翻译现象至多包括同化翻译、可译性与重译，而这些绝非翻译的全部。同样，孟志刚、陈晦（2001），钟勇（2014）依据关联理论认为：等值翻译只能是相对的、近似的，不等值才是绝对的；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
另外，芮敏（2000）总结道：关联理论认为，对话语的理解应依靠语境来寻求信息的关联，然后再根据话语与语境的关联情况进行推理，求得语境效果。通常情况下，关联性强，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小，语境效果就好；关联性弱，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大，语境效果就差。按照这一理论，口译人员提高话语理解的速度和质量的策略在于尽量建立或寻找与话语信息密切关联的语境假设。最后，王建国（2004）首先对“关联理论语境观”和“系统功能语境观”作了简要介绍和对比，然后从与翻译研究相关的两个角度――“译文连贯”和“翻译单位”――进行了对比研究，综述了这两种语境观应用到翻译研究当中各有优缺点；但是，在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时可以互补。
2.顺应论
戈玲玲（2002）、张美芳（2005）等从顺应论的角度出发，旨在探索翻译的顺应论解释及顺应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在顺应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顺应的过程。从顺应论的视角看，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基于语言内部与外部的原因，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下不断作出语言选择的过程。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
顺应性是语言使用过程的核心。任何语言在使用过程中都要作出动态顺应。在顺应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顺应的过程。由于人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环境都是动态的，译者只能根据语言结构和语境去识别源语交际者的意图，并把它传达给译语接受者。译语文本是语言结构和语境之间动态顺应的结果，译语接受者的解读过程也是语言顺应的过程。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不可能完全等值，而只能是在“信达切”标准中的语用等值。
3.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
师琳（2011）认为：翻译不但是双语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翻译通常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输入。在输入过程中，因为读者及译者认知的差异，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可避免地在翻译过程中对作品进行若干改写：大到文化心理、意识形态，小到字、词、句的改写，以此来迎合强势文化的认知认同。同样，王德丽（1999）认为，按照认知语用学的观点，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受到其认知心理、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制约。译语语境与源语语境的最佳关联产生于译者与作者对认知环境的共同心理感应，即在具体语境中的思维耦合。这是认知推理再现源语信息和意境的最佳途径。
我们知道，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的基石。所以，认知翻译中有关体验性的讨论与探索颇多。如宋德生（2005）提出：人以“体验认知”方式认识世界，心智离不开身体经验。语言作为心智的表征和对世界进行范畴化的工具，具有体验性。语言结构反映着人类的经验结构。人的生理结构以及所处环境的相似性决定了经验结构的相似性，使翻译成为可能，这是语言互译的认知基础。经验结构是一个丰富的意象图式网络。意象图式是人在认识世界的主客观互动中，外部世界的物理能量转换而成的心理事件，是我们经验和知识的抽象模式。因此，思维带有具象性，这决定了信息的意码和形码的双重编码结构。翻译的过程即是以意象图式为媒介的、源语与译语文化意向之间的辨认和匹配，翻译中的“等值”只不过是经验结构的相似性。
于建平（2006）基于Lackoff和Johnson的体验哲学的语言体验观，研究汉译英时语言体验经历对译者翻译认知能力的影响。用实证方法考察了汉译英翻译的两个重要过程：1.对汉语原文的理解；2.对语义的转换和英语表达。首先，通过对比有不同语言体验经历的两组二语学生对同一汉语语篇英译的译文，考察学生对零代词的意识和还原能力、识别代语回指的能力和识别情态意义的能力，从而观察语言体验经历对源语的理解认知能力的影响。其次，通过比较中国大学生和翻译家W.Jenner对同一段汉语英译的译文，统计并分析中国学生在汉译英翻译的语义转换和英语表达中存在的问题，揭示语言体验经历对其翻译认知能力有哪些影响。最后，提出了在翻译教学中培养汉英翻译认知能力的方法。
最后，也有我国学者，如王寅（2008）基于体验哲学的基本原理，将Langacker的“意义概念化”修补为“体验性概念化”，并尝试以此为理论基础论述翻译中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有了体验性，就可限定“读者中心论”“译者自主性”；有了“概念化”（识解），就可解释翻译的主观性。作者通过“体验性概念化”分析《枫桥夜泊》的40篇英语译文，详解翻译中的体验性和客观性，同时揭示主观性在翻译认知中的体现，尝试为翻译的主观性研究提供理论框架。
4.隐喻的认知翻译
刘明东（2003）认为：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需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承。反之，语言也受到文化的影响。因此，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文化图式具有可译性，可以通过“A-A”“A-B”“A-zero”三种对应方法实现。文化图式的翻译有助于引进外来文化，促进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同样，赵登明、丁瑶（2002）把比喻式复合词分为明喻式和暗喻式；并且从构词法的角度谈了比喻式复合词翻译的几种可能性，目的主要在于呼吁我国的翻译工作者在翻译时，尤其是把中文翻译成外文时，尽量把我国文化有的内容向外介绍，不应该一味迁就译文读者，尤其是欧美读者。正因为文化差异的存在，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才应该尽量平等地介绍文化的方方面面，逐步使译文读者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这种了解有助于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接受和认同。
冯国华（2004）认为社会文化不同，语言类型有别，因而取譬设喻，有同有异。有鉴于此，在英语和汉语的互译中，若要传达原文的喻义，必须把握原文的喻底；要把握原文的喻底，必须立足原文的喻体。翻译以“信”为本，力求“形神兼备”。涉及譬喻，亦无例外。同时，社会文化不同，语言类型有别，翻译并非“相行比制”，译文不能“貌合神离”，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对待，不能“形神兼备”，则不妨“得意忘形”――离形而得似，以意为工；不能“辞不达意”，更不能“以辞害意”。
5.转喻的认知翻译
谭业升（2010）认为在传统对等理论框架下，转喻被当作一种偏离性的语言来使用，其所得到的有关翻译的认识非常有限，无法反映转喻翻译中体现的人类认知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作者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探讨了在翻译过程中以语境为基础并受规约限制的转喻图式的例示，阐释了基于多样性邻接关系的转喻图式-例示级阶与翻译转换、翻译变体的关联，以及它为译者提供的认知创造空间；最后，提出了对今后开展转喻与翻译关系研究的建议。
四、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
当代世界认知翻译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得益于现代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及翻译学等学科的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对这些相关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纵观我国认知翻译学三十五年研究的蓬勃健康发展，并且结合当前认知翻译学发展趋势，笔者预测今后我国认知翻译学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三大必然趋势。
1.认知翻译的宏观理论研究与微观实践研究相结合。翻译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因此对认知翻译进行宏观翻译理论研究与微观翻译实践研究都很重要。客观而言，认知翻译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不可偏废，应该互相促进，共同和谐健康发展。宏观方面，总的趋势是把言语现象放在人类文化、社会活动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以语用和认知为核心的认知翻译学仍将是热点。语言学家开始从认知心理角度来考察翻译的运作机制及其心理过程。当然，运作过程不仅涉及认知心理，也与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微观翻译实践方面将继续探讨翻译与文化、语用、认知及外语教学等的关系。在这种认知翻译理论与实践探讨中，认知翻译学的科学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会进一步合理紧密结合起来。
2.认知翻译学的多学科、多层面的综合科学深入研究与探讨。从修辞、语义、语用、认知、心理、文化、语篇等多学科方面着重探讨认知与翻译现象，因而也导致了认知翻译学等新型交叉学科的诞生。传统翻译静态研究也注入当代认知科学与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成为洞悉与探索全人类普遍有效的心理思维方法与认知手段。不难预见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学者会大胆吸收其他学科领域理论的长处，走认知与翻译综合深入研究、交叉互补的必然道路。
3.立足英语与汉语等传统与现代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创新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的理论。引进国外认知翻译理论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味盲目跟风国外学者的一时之言，终究不会有太大建树。从我国近代语言学与翻译学的发展来看，成就卓著的老一辈翻译家，如严复、钱钟书、赵元任、王力、吕叔湘、刘宓庆、刘重德、杨自俭、许钧等，无一不是自觉地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和方法深入地研究汉语，从而从汉语的角度对语言理论作出贡献的。中国的翻译学研究也必须依靠外语界和汉语界“两张皮”的融合与共同努力，以汉语为语科，从汉语运用的实际出发，创造出自己的理论，形成自己的流派。只有这样，我国的翻译学研究――尤其是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才能立足于世界翻译学研究之林。
的确，我国早已经是语言学与翻译学大国，我国目前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语言学家与翻译家队伍，但在国际上独树一帜，成为世界大师或翻译大家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因此的确并非语言与翻译强国。所以，我国语言学家以及翻译学家必须知耻而后勇，在虚心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语言与翻译成就的基础上，脚踏实地地结合我国语言与翻译实践不断推陈出新，创新革新中国与世界的先进语言与翻译理论。只有这样，我国语言学与翻译学研究才会有质的飞跃。我们可以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十五年是认知翻译学研究收获颇丰的三十五年，是翻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突破的三十五年。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由传统翻译学科走向现代翻译学科，由单一学科研究走向综合式交叉研究大学科的必然历史趋势。
（本文为孟志刚主持的2014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4Q017]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冯国华.立足喻体把握喻底[J].中国翻译，2004，（3）.
[2]戈玲玲.顺应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外语学刊，2002，（3）.
[3]李平.认知过程的翻译理论研究[J].上海科技翻译，1999，
（1）.
[4]林克难.关联翻译理论简介[J].中国翻译，1999，（4）.
[5]刘明东.文化图式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J].中国翻译，2003，
（2）.
[6]孟志刚，陈晦.从关联理论看对等原则的局限性[J].湖北大学学
报，2001，（3）.
[7]芮敏.关联理论与口语理解策略[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
（3）.
[8]师琳.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强势文化对翻译的影响[J].外语教
学，2011，（6）.
[9]宋德生.认知的体验性对等值翻译的诠释[J].中国翻译，2005，
（5）.
[10]谭业升.转喻的图式――例示与翻译的认知路径[J].外语教学
与研究，2010，（6）.
[11]王斌.关联理论对翻译解释的局限性[J].中国翻译，2000，
（4）.
[12]王斌.隐喻系统的整合翻译[J].中国翻译，2002，（2）.
[13]王德丽.翻译中的认知心理差异与语境的思维耦合[J].外语研
究，1999，（3）.
[14]王建国.关联理论语境观和系统功能语境观的互补性[J].外国
语，2004，（2）.
[15]王寅.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J].中国翻译，2005，（5）.
[16]王寅.认知语言学的“体验性概念化”对翻译主客观性的解释
力[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3）.
[17]杨自俭，刘学云.翻译新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18]于建平.从语言体验观分析汉英翻译的认知能力[J].中国翻
译，2006，（6）.
[19]张美芳.顺应论对翻译的解释[J].外国语，2005，（2）.
[20]赵登明，丁瑶.翻译过程中保留复合词比喻形象的可能性[J].
中国翻译，2002，（4）.
[21]赵彦春.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力[J].现代外语，1999，（4）.
[22]钟勇.四种典型思潮指导下的翻译实践及结果比较[J].中国翻
译，2014，（1）.
[23]Bell，R.T.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Theory and
Practice[M].Longman：London and New York，1991.
[24]Gutt，Ernest-August.Translationg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Basil Blackwell，1991.
[25]Kussmaul，Paul.Types of Creative Translating[A].In
Andrew Chesterman，Natividad Gallardo San Salvador and Yves Gambier（eds.）.Translation in Context[C].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0.
[26]Kussmaul，Paul.A Cognitive Framework for Looking
at Creative Mental Processes[A].In Maeve Olohan（eds.）.Intercultural Faultlines：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C].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6.
外国语言学论文篇6
论文摘要：在此从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教学与文化知识教学入手，探讨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与文化因素教学及文化知识教学的相互关系，并分析文化因素教学运用在语言教学中的具体方法。
哈特曼(hartmann)和斯托克(stork，1981)曾说过：
“在语言学家眼里，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人类学家眼里，语言是文化行为的方式；在社会学家眼里，语言是社会集团的成员之间的互相作用；在文学家眼里，语言是艺术媒介；在哲学家眼里，语言是解释人类经验的工具；在语言教师眼里，语言是一套技能。”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水平的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水平不断发展。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文化知识教学和文化因素教学的研究关注度同样日益升高。
一、对外汉语教学
对外汉语教学是对外国人进行的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它跟作为第二语言和外语的其他语言教学，属于同一性质。所以，对外汉语教学又被称为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赵金铭在《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中认为，对外汉语研究是以语言学作为本体论的汉语本体研究，以心理学作为认识论的汉语习得与认知研究，以教育学作为方法论的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以计算语言学和现代教学技术作为工具论的现代科技手段在教学与学习中的应用研究。
赵贤州和陆有仪指出，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对外汉语教学是语言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而不是文学教学或为了单纯传授知识；第二，对外汉语教学是外语教学，不是母语教学；第三，汉语有本身的语言特点；第四，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有自身的特殊性。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教学与文化知识教学
张占一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应分为文化因素教学和文化知识教学。文化因素，是指没有独立的单位(词汇)、形态标志（语法）和物理形式（语音），文化因素的体现，是在其它语言要素形式的表达中体现出来，如汉字、词汇、句子等的具体运用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因素。文化知识，是独立的语言系统，包括形式化符号化的价值观、习惯、风俗等文化意识，如：中国历史、中国道家思想和中国民间传统习俗等。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指的是在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中，所涉及的文化，它同语音、词汇和语法一样，为语言要素之一。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文化知识指的是以专项的教学主题和教学活动等形式进行的，有系统的教学环节。文化因素和文化知识的异同体现在，文化因素属于语言基本要素，存在于语言形式之中，文化知识属于文化体系。文化因素教学的实现，通过语言的内在逻辑体系，借助于语言任务的完成达到实现文化因素教学的可能性，没有明确的系统性。文化知识教学，需要根据特定的课程设置要求，按照明确的课堂教学步骤和教学内容，进行系统的教学。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与文化因素教学及文化知识教学的关系
文化知识教学，是指开展系统专门的课堂教学、讨论等实体教学形式，使学习者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文化知识教学同语言教学是两种相互并列的教学形式，文化知识教学强调对文化知识的传授，语言教学注重语言基本能力的培养。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使得在教学过程中应以语言教学为主体，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所涉及的知识点，进行文化因素教学。
吕必松提出：“影响语言理解和使用的文化因素隐含在语言的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和语用系统中。”即文化因素需要通过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林国立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教学体现着两种关系，“文化因素和语言的下位关系、文化因素和文化的下位关系，即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因素是语言的一部分。”因此，文化因素教学应在语言教学中进行，实质上是借助语言课堂教学的形式进行的课堂教学。
语言教学与文化因素教学之间的关系，是以语言教学为基础，借助语言中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形式中内含的文化因素，在能够完成基础语言教学与学习任务的同时，使学习者吸收目的语文化。在语言教学的过程中，语言因素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融入一定的文化成分，具有客观性和必要性，同时，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基础的语言教学是主体，文化因素在教学中的比重不应超过百分之三十。
四、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教学的运用
季羡林说：“凡人类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精神、物质两个方面，并对人类有用的东西，就叫‘文化’”。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包括科学技术、风俗礼仪等，精神文化包括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标准等，即文化的精神内核。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将文化因素教学融于语言教学的教学实践中的具体方法，体现在以下几点：
1.将文化因素教学融于课堂实践教学中
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对于不同阶段的学习者，教学侧重点也不同。初级阶段的对外汉语教学，在每门课程、每一个教学环节中，应全面、自觉的加以传授文化背景知识，将文化因素教学融入语言教学和实践教学之中，达到帮助学习者更好的理解汉语的目的。比如，在课堂教学中学习到“胡同”、“苏州园林”时，可以传授相应的中国传统建筑方面的文化背景知识；解释“龙井”、“普洱”等词汇时，介绍中国的茶文化；讲解“徽菜”、“川菜”等词汇时，介绍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等。对于初、中级学生来说，在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又学到了中国文化知识，有益于提升学习者对于语言学习的兴趣。对于中高级阶段的学习者，除了讲授词汇和成语的表面意义之外，还需要介绍精神文化方面的知识，讲解较深层次的引申意义。
2.针对来自不同文化圈的学习者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对于来自“汉文化圈”以内和以外的学习者，应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汉文化圈”以内的的学习者，比如韩国、朝鲜、日本等国的学习者，其本民族的文化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对“汉文化圈”内的学生来说，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知识比较容易，可以从较高的起点进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对于欧美等“汉文化圈”以外的学习者，其本民族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反差。这些学生听中国人说话，往往只能理解字面上的含义，无法领会其文化内涵。比如，在中国，人与人初次见面时, 常自谦地说自己不好、不足等等，欧美人不能理解，甚至信以为真。对于“汉文化圈”以外的学习者，在文化因素教学时，注意适度与适量，要解释两种文化背景的差异，等他们的语言及文化知识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再进行较高层次的文化因素教学。
参考文献：
[1] 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研究[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2] 杨德峰.汉语与文化交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外国语言学论文篇7
关键词： 隐喻 研究 综述
1.引言
隐喻由简单的视为修辞手段上升认识为人的一种思维和认知方式，其发展过程可由四个著名理论的提出作为一个发展轨迹，它们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人物的“比较理论”认为隐喻是一个词替代另一个词来表达同一意义的语言手段，二者是对比关系；以昆体良为代表人物的“替论”认为隐喻是一个词替代另一个词的修辞现象；以布莱克、理查兹、莱考夫和约翰逊为代表人物的互动理论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而且是一种人们普遍使用的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和以方达尼尔为代表的“合成空间理论”认为隐喻是连接概念化与语言的一种普通、突出的认知过程。前两个理论可视为是从修辞角度对隐喻加以研究的，后两个理论则可视为是从认知角度对隐喻加以研究的。因此在国外关于隐喻的研究经历了修辞学、语义学和以认知学科为核心的多学科研究等三个阶段。
我国语言学界对隐喻的研究起步较晚，本文旨在对1999-2007年近8年间我国语言学界在隐喻领域中的研究状况进行回顾，对学术界隐喻研究成果进行全面述评，试图为今后的研究工作做一铺垫。
2.近8年中国语言学界隐喻研究的状况
我国语言界对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开始主要是侧重介绍引进国外有关隐喻理论的研究，继而逐渐形成针对国外古典隐喻理论、隐喻的定义研究、语法隐喻以及隐喻历史的研究等。
3.已发表研究论文归类
近9年发表的论文主要分为理论探索和理论联系实际两大类，其中理论探索主要包括对隐喻本身的研究、隐喻与认知、对隐喻的语义研究、隐喻与语用。而理论联系实际的探索主要包括把隐喻理论应用到具体的语言翻译和语言教学中去两类。除了以上占比例较大的六个方面以外，研究近8年论文还可以得出：如下问题也是隐喻研究者关注的对象：隐喻与概念及概念化；隐喻与文化；隐喻与成语；隐喻与换喻；隐喻与意象图式；对语篇中隐喻的研究。如下表所示：
3.1对隐喻本身的研究
对隐喻本身的研究依次包括“隐喻的分类”、“隐喻的理解和加工”、“概念隐喻”、“隐喻的功能”、“隐喻的使用和表达”、“隐喻的鉴别”、“基本隐喻”以及“隐喻模式和结构”。
我国学者主要侧重介绍了隐喻在国外英语界的研究动态、发展过程及隐喻的研究对象，并通过分析隐喻的定义、基本功能及理论、解释为什么隐喻的研究对象如此广博，并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对象；并且探究了莱考夫的经验主义隐喻观以及莱柯夫隐喻理论中的缺陷。
我国学者还从隐喻的本质、产生原因、理解过程、功能、工作运行机制等方面不断完善隐喻研究的内容，为我们提供了隐喻研究的最新发展成果。
此外，在隐喻研究背景下，根据隐喻中的本体和喻体的关系以及隐喻的不同方式对常用修辞格进行初步的重新归类，以辨明这些修辞格与隐喻的关系，许多修辞格实际上是隐喻在各方面的表现形。
3.2隐喻与认知
从认知和思维角度对隐喻所做的研究，有的是在对认知语言学做综述探讨的过程中提及隐喻理论，有的是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隐喻进行阐释，主要分析语言、认知、思维和隐喻之间的关系，探讨有关隐喻语言本质的问题：认为隐喻不但是修辞手段，更是认知模式，其认知力基于相似或相关而创造相似；隐喻的认知基础、隐喻的认知模式、隐喻的习得和隐喻与感知系统等方面对隐喻与认知的关系做了初步探讨；从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角度研究了英语语言的隐喻化特征及其与认知的关系。
我国学者近8年对认知隐喻学的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隐喻不仅是语言问题，更主要是思维和行为问题，它普通存在于语言与思维之中，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中，通过隐喻把已熟知的经验用来概括求知的事物，把已准确描述的习得用来说明描述欠缺的事物，即基本隐喻是人们在认识世界过程中最初对世界的看法，但随着时间推移，基本隐喻会产生新的隐喻，而新的隐喻又会变成基本隐喻。此过程最先形成了概念隐喻，概念隐喻的说与写形式则为语言隐喻，隐喻是通过语言表达的，而语言表达又体现了人们这种认知机制。
3.3对隐喻的语义研究
对隐喻的语义研究主要涉及诸如“隐喻的意义表征”、“隐喻意义的理据”等问题。这些研究都和意义直接相关，因此归为语义学范围。
从语义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探讨隐喻理论的语义学价值，主要从认知隐喻理论入手，分析隐喻在词义演变、语义转移中的作用以及对语义场理论、语义特征分析的影响，阐述了隐喻的意义取决于词汇的创造性运用，而运用又有赖于一定的想象力和具体的语境。
通过对传统隐喻理论的研究思考，认为隐喻的意义取决于词汇的创造性运用，而运用又有赖于一定的想象力和具体的语境；认为隐喻的意义离不开一定的语境，它的真正意义存在于我们对词汇的富于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运用中。
3.4隐喻与语用
与语用有关的研究主要是进一步对隐喻现象、做语用解释，探究隐喻与语用的结合点，有的从语境及语用得体着手，有的分析语用认知和语用关联。回顾8年来语用学家对隐喻现象的一些探索，归结起来有如下特点：确认隐喻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语用的因素，认为隐喻本质上不是一种语义现象，而是一种语用现象，因而须从语用角度分析隐喻的有关问题，从已有的语用理论中，如Grice合作原则、言语行为理论等，寻找适用于解释隐喻现象的理论依据和分析手段。
目前国内对隐喻在语用学科的研究中主要是通过对会话含意和关联理论的分析，指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渗透于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一种思维方式。从笔者收集到的材料来看，我国外语界对隐喻与语用的研究还涉及：对隐喻的理解要从认知的角度出发，借助语境寻找最佳关联，最大程度地挖掘话语的隐喻义。认为关联理论对隐喻的阐释拓展了以往的隐喻理论，并认为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面展开隐喻研究有极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值得引起中国语言学研究者关注。
3.5隐喻在翻译中的应用
8年来我国学者把对隐喻的研究应用到语言翻译中去，一方面分析不同语言中隐喻话语的翻译实践问题，一方面探讨隐喻理论对翻译理论及实践的影响和价值。其中主要着重于：从翻译研究中意合与形合的角度来探讨通俗科技英语翻译、古诗词英译等语篇中的一些技巧和方法，通过分析研究得到结论：直译加解释和转换隐喻是英译中国古诗隐喻最切实可行的方法。通过研究隐喻在翻译中的应用，译者应结合目的语读者不断提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和具体的语境灵活地采取自己的翻译策略。
3.6隐喻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在应用语言学领域研究隐喻，即研究隐喻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而这被认为是今后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与方向，隐喻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这项研究属于正在兴起的应用认知语言学（Applied Cognitive Linguistics）的范畴，旨在寻求认知语言学理论在英语作为外语（EFL）的教学中的应用。我国学者研究隐喻并把隐喻应用到语言教学中，尤其是第二语言教学，主要探讨词汇教学、教学中的文化导入、学生言语能力的培养等问题。
我国学者从隐喻与教育的关系入手，得到如下结论：隐喻能力是交际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外语教学必须重视隐喻能力的培养，但我们不可以点带面，将隐喻能力的培养置于交际能力之上；从理论上并以实证方式探讨提高学生的隐喻意识对英语短语动词习得的作用；通过隐喻的语言表征功能和处理功能，阐述其词义扩展功能，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提高外语学习者隐喻意识，促进外语词汇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4.评析
4.1结论
通过分析近8年隐喻研究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可以得出我国学者研究隐喻成果有如下特点：
（1）对隐喻本身的研究在深入发展，其中主要侧重于隐喻分类、概念隐喻以及隐喻的理解和加工、对意义的研究、意象图式。
（2）对隐喻研究的范畴及概念及概念化非常关注。
（3）对篇章隐喻的研究和换喻的研究开始重视。
（4）特别关注隐喻的识别和理解过程；提出了一系列理解隐喻的可能原则的构想。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特点是在于对语言规则的描述，它不追求对语言现象的解释。
（5）隐喻研究已经进入外语教学、跨文化研究和文化对比研究。
（6）对隐喻的研究比较全面，涵盖了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既对隐喻理论进行了介绍评析，从构成、语义、语用、认知等方面不断研究完善隐喻理论，又运用隐喻理论分析了具体语料。
4.2问题和不足
考虑到我国隐喻理论研究的现状，笔者认为在今后五到十年里，应加强对隐喻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1）继续对国外有影响的有关隐喻理论、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的介绍，促进我国隐喻理论研究进一步发展。
（2）应该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对隐喻在不同职业、不同专业、不同场合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统计、分析，以弄清隐喻使用的频率、范围等。
（3）现代隐喻理论在外语教育中的作用虽然已经得到一些关注，但还没有引起我国外语教学工作者的充分重视，建议通过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能够对我国外语教学研究界有所启发。并且进一步对汉语环境下儿童对隐喻的习得进行调查，这对了解隐喻的生成和理解极其重要。
（5）建议外语界和汉语界合作，对汉语中使用隐喻的情况进行调查，经过中英两种不同的语言对比之后，隐喻就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是否具有普遍性，具有何种差异就非常清楚了，这对于外语教学具有实际的意义。
（6）现代隐喻研究是语言学领域的热门话题，对隐喻性语言的研究和语言隐喻性的研究有望对人类的概念系统提出新的见解，但是目前隐喻研究界对人类语言隐喻性过分夸大，使语言的复杂性简单化了。
（7）语言学对隐喻的研究视野可以更开阔，立意可以更高，与其他学科的协作可以更紧密，要从隐喻是一种言语现象出发，把隐喻与人们的认知功能、思维方式、语境、文化背景等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8）我国国内语言学研究学者对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掌握还欠缺，不愿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而宁可采用思辨法来研究隐喻。
4.3未来值得研究的问题
语言研究领域中的隐喻研究虽然在近8年来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仍有许多方面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还有许多问题尚未找到满意的答案。例如：
（1）怎样将隐喻融入到英语教学中去？怎样将隐喻与二语习得结合起来？
（2）隐喻的选择运用如何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
（3）属于认知领域的隐喻同非认知领域的隐喻具有什么样的关系？
（4）对儿童习得隐喻的阶段、过程与隐喻的生成和理解是如何发生作用？
（5）隐喻对于汉语和英语而言是否具有普遍性？汉语隐喻与英语隐喻具有什么样的差异？
尽管目前隐喻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必须不断提高学生的隐喻意识，提高学生对英语短语动词习得作用的认识；通过隐喻的语言表征功能和处理功能，阐述其词义扩展功能，提高外语学习者隐喻意识。至于如何有效开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5.结语
本文对近8年我国语言学界研究隐喻方面的现状和成绩进行梳理、总结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不揣浅陋，陈述了个人的一些见解，仅供同行参考。笔者期盼着这一领域内有更多研究成果出现。我们应当共同努力，在借鉴中创新，寻求隐喻研究新的亮点。
注：国内15种外语类核心期刊或主要外语学术期刊包括：外语研究；中国英语教学；外语教学；外语界；现代外语；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电化教学；国外外语教学；四川外语学院学报；山东外语教学；外国语学院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北京第二外国学院学报；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参考文献：
［1］Aristotle.1954.Rhetoric and poetics.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2］Lakoff，G.& Johnson，M.1980.Metaphors we live b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Lakoff，G.& 1987.Women，fire，and dangerou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Lakoff，G.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A］.In Ortony，A.（ed.）Metaphor and Thought （2nd edition）［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
［5］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仁［M］.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0.
［6］王寅，认识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2）：82-890.
［7］姜亚军，张辉.国外隐喻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述评［J］.国外外语教学，2003，（2）.
［10］李福印.研究隐喻的主要学科［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4）.
［11］肖福寿.隐喻的意义新探［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4）.
［12］杨在虎.隐喻研究背景下修辞格的重新归类问题［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1）.
［13］赵蓉.隐喻阐释的两种新视角及其比较［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3）.
［14］李福印.当代国外隐喻研究的热点――第五届隐喻研究与应用国际会议论文分析［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2）.
［15］邓巨.认知模式――隐喻研究新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7）.
［16］孙启耀.我国目前隐喻研究的进展简评［J］.山东外语教学，2002，（3）.
［17］谢之君.隐喻――从修辞格到认知［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3）.
［18］刘振前.隐喻的传统理论与理解模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10）.
［19］庞继贤.隐喻的应用语言学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6）.
外国语言学论文篇8
【关键词】文化教学；研究状况
西方的文化教学始于中世纪的拉丁语教学，从最初的语言教学开始，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就形影不离。1880年法国改革家和教育家Gouin发表的一本语言学专著《语言教学与学习的艺术》一反过去传统式的拉丁语教学模式，明确将文化教学目标列入语言教学，开创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并举的先河。1900年，美国出现了有关语言文化教学的提案，这是第一份将文化教学列入语言教学的正式文件(转引至陈申，2001)。1945年美国学者Fries首次将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意义揭示出来。他认为语言的掌握是建立在对其使用的文化环境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20世纪60、70年代国外语言学界掀起的文化热打破了传统的语法翻译法模式影响下，文化学习模式被视为理解课文，文化知识的习得建立在文学作品的课文的理解和翻译上。人们认为，外语教学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交际双方始终进行着一种文化协商。美国语言学家Lado也较早提出语言教学应当包含文化教学。1957年他出版了《跨文化的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的科学的方法》两书，都明确提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文化热使有关研究文化教学的文献陡然增多。语言学界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由浅入深，在语言教学中实施文化教学的观点从理论上被提上议事日程。如英国学者Michaelyram和美国学者Ned Seelve，Gaff Robinson等对在外语教学中如何结合文化教学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与方法。社会学家Hymes在他的名作《文化与社会中的语言》、《论交际能力》中首次提出交际能力的概念，导致了语言教学领域方向性变革，正是他赋予了社会交际与文化因素在语言能力中的崇高地位。至此，语言学界在文化的研究领域里取得了巨大成功。
虽然70年代以前，外语教学中吸纳了一些文化内容，但教学中涉及的文化面较窄，有些文化知识并不是目的语本身所蕴藏的文化，尤其是交际文化涉猎甚少。70年代末，许国璋先生最早将社会语言学这一关注语言得体性的学科引进国内外语教学领域，这以他于1978年发表的《社会语言学及其应用》一文为标志，该文强调以语体的变化适应不同的交际需求，强调考虑交际文化因素。80年代跨文化交际学引入我国。由于交际教学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很自然地，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较早见于何道宽(1983)的《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交际》和胡文仲(1985)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与外语教学》。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外语人才的听、说能力要求愈来愈高，反映在英语教学中，所学语言的跨文化因素和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越来越受到重视。许多学者在语言文化的不同层次上展开了许多研究。1980年许国璋先生在《现代外语》第4期上率先发表了有关语言与文化的论文。他在文章《词汇的文化内涵与英语教学》中区分了英语教学环境、中国文化环境和英语国家文化环境三种语言环境后指出了词汇的文化内涵应对号入座，进而首先揭示了词汇的文化内涵与英语教学的关系问题。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方面的权威一一胡文仲教授关于跨文化交际的作品颇丰。1988和1990年他编写出版的《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跨文化交际学选读》两书着重从语言和非语言手段以及人们交往等各个侧面，论述文化因素对于人们交际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学生典型的文化错误并对如何进行跨文化教学进行了介绍。胡文仲还收集整理了大量关于跨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如他的专集《文化与交际》(1994)集国内44篇有关文化研究的论文成果于一体，给外语教学界的文化教学提供了强大的学术支持，因为该论文集中有相当的篇幅讨论了文化因素与外语教学的关系，并对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克服和预防文化干扰，提高对文化差异的认识和敏感性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教学建议。还有其他学者在跨文化交际这一领域论述也颇丰。如贾玉新(1987)基于文化和交际的关系生动地探讨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际时表现出来的种种差异；赵贤洲于1989年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上的文章“文化差异与文化导入论略’，是较早提出“文化导人’概念的论文之一；邓炎昌、刘润清(1989)出版了《语言与文化》，该书采用英汉两种语言撰写，比较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讨论了使用英语时所涉及的文化内涵和非语言交际问题；桂诗春(1988)在《应用语言学》里呼吁将社会文化项目纳入外语教学大纲，并介绍了几种进行社会文化教学的具体办法；高一虹(2000)在《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一书中，把对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放在了以中国为背景的社会、文化、语言、教学中，并进行了科学有效的实证性的研究。进入21世纪，许多的大学教授、学者以及一线的基础教育工作者也对文化教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对各地文化教学现状展开了实证研究，发表了很多的学术论文。这些都对我国语言与文化教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参考文献：
[1]Hymas，H，D，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J，B，Pride andJ，Hlmes(eds)，Sociolinguistics[M]，Harmondsworth，Eng-land：Penguin Books，1972.
[2]胡文仲，高一虹，外语教学与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