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史范文

外国文学史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多维视野　外国文学史　中国特色

怎样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新模式,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成为人们多方面深切关注的学术前沿问题,并迅速发展为文学审美教育探讨的一个热点,众多坚持文化操守原则、锐意求新的外国文学工作者,更是把它当作创立中国“外国文学学”的带有战略意义的课题来考究。1999年10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在上海召开第六届年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吴元迈研究员,在报告“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中明确指出,“外国文学学即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还没有很好开展,而它对吸取百年以来外国文学研究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外国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吴元迈13)。在大会主题发言“关于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几点思考”中,我曾强调,从回顾与展望两方面研讨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编写策略是“当务之急”,同时提出了梳理或撰写建国60年来中国外国文学史的“编纂史”的良好愿望。无可置疑,如欲应对“当务之急”,务须认真重评既有的外国文学史主要模式,经过几组矛盾的辨识和论证,最后推出关于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建构“方案”,这是必由之路。是否适时而实用,特此向专家学者请教,征求广大读者的批评意见。

一、重评外国文学史主要模式和正确处理几组矛盾关系

巡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及外国文学史编纂进程,显而易见,前苏联文学史观和西方文学史观在不同时期均对我国的外国文学史建构,产生过重大而深刻影响,积极促进和消极延缓作用并存。叶水夫等研究苏联文学的专家学者关于苏联文学史观的得与失已有不少评述,似不必重复。这里重点讲评近几十年西方文学史观“为我所接受”的简况,这是我们研讨已见的中国的外国文学史模式、以及如何处理外国文学史编写中的几组“矛盾关系”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重写外国文学史的呼声日益高涨,国内学者、文学史家、文评专家把目光转向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史观,如果我们把姚斯的接受美学称为第四类,那么后现代主义奉行的就是第五类文学史观。有人指出,后现代文学史观也有其可取之处,此言不谬,后现代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在重视文学史的规律的同时必须还文学的历史性,写文学史必须以史学理论为基础。后现代主义史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应当恢复理论的批判本质,即对过去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进行审判,不能照搬照抄,要用批判的眼光进行重新审视。我认为这种文学史观有道理,也就是说要进行再思考;这不是再次或重复思考,而是思考的超越,要有新的认识,新的发挥。后现代主义当然也有缺点,有虚无主义倾向,它否定一切既定理论,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我们虽然要警惕后现代虚无主义的倾向,但它的确也不乏可以借鉴的地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确实推动了西方文学史的发展,对我国重构外国文学史也有着启示作用。重审、再议、深思过去是为了突显现实的需要,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自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消除后现代主义否定一切的消极因素。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有一部经教育部推荐的由老中青学者三结合编写的《新编欧洲文学史》(上中下)问世,这是时代进步的需要。这部文学史是在杨周翰等40年前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下)的基础上修改的,虽然前后两部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后者克服了弗里契的影响。较之于旧《欧洲文学史》,它最大的变化不是体例的变化而是观念的变化。祛除了庸俗社会学的观念,纠正了先前单纯的阶级分析法,加强了文学分析法。这可谓是西方文学史观对我国文学史编写产生影响的一个具体表现。话说到此,自然会联想到有些西方的文学史观可作参考材料之说,事实上,我们不能忽视从法国的斯达尔夫人到丹麦的勃兰兑斯,从苏联的季莫菲耶夫到斯洛林,他们的文学史著作和文学史论对我国外国文学史研究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不仅西方文学史家的编著一贯坚持“以文学史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的文学史观,我国很多的外国文学教程基本上也借鉴了这一文学史观。在叶水夫主编的《苏联文学史》(1993,我国专家学者自己撰写的第一部大型苏联文学史著作)以及王佐良、何其莘合著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1996)中,均可见出上述文学史观的影响。

另外,其他国别文学史对我国文学史研究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我们已知,北大教授吴达元编写的《法国文学史》对我国影响很大,但是这部著作是以法国文学史家朗松的《法国文学史》为蓝本写的,哲学性很强,文学性相对较弱。英国莫狄・勒樊脱的《英国文学史》在我国建国前后也很有影响,这本文学史的翻译本曾作为南开大学解放前中央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材,在美国高校也作为教材使用。勒樊脱认为文学本身是个活跃的东西,也就是说文学是动态的,有启示性的,因此,有人提议要写叙事性的文学史,是为了疏通文学史,突出文学史的文学属性,但是难度很大,应有较长的反复实验的过程,目前还没有出现叙事文学史。德国梅耶尔在1954年出版的《德国文学史》和梅林的《德国的文学论》、《作家作品论》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精神,在我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最后,关于西方文学理论全球化扩展到我国的现象,可以联系世界文学来加以思考,这在我国的影响也很深远。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研会(即当今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都很重视面向2l世纪的外国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史编写。《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等期刊都曾多次以专栏或散篇的形式,讨论外国文学研究的深化、外国文学评论的强化、外国文学史重构等问题。

关于文学史方面的讨论归纳起来,我认为要处理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中国外国文学史独立性与开放性的关系。我们应该充分吸取国外同类文学史的精华,却又不是英美式、法式、德式、苏俄文学史的翻版和简易改编。如欲编写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外国文学通史或各国别文学史,则必须以中国文化与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化思潮和文坛风云为基本参照系。这里也有一个“开放”的问题,包括外国文学史向中国文化与文学开放。中国人写外国文学史,如何结合我们的民族文化与文学来凸显其“世界性”和“比

较性”,是很值得研究和实践的重大课题。无可置疑。这一方面完善的成果,既有助于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学派的建立,又能如实反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展。

第二,史与论,文与史,系统性与当代性的关系。这几组关系都是编写外国文学史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一部外国文学史,就是外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中发展的历史。因此,我们编写外国文学史就不可不关注文学理论、批评和方法论。有人认为,作为外国文学史,不能简单地运用历史叙述方式罗列文学现象,不可成为“文学、历史事实的拼凑”,背后必须有“史学理论”或“文学史论”支持,必须从历史的高度、文学史的深度来把握理解它。外国文学史的系统性和当代性可能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但最终这两者是能够融汇的。重构文学史或重写文学史并非简单地增加点什么或减少点什么,也不是彻底摧毁传统的体系,着重应该从当代中国人的视角出发,这种文学史观的当代性既不排外,也不割断自己的历史。

第三,失语与寻求本土语言的关系。事实上,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运用什么方法,采取什么样的评说方式以及文学理论概念、术语等,也是一个难以回避且不应该回避的问题。甚至涉及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的翻译问题。90年代以来,一部分学者为中国文论失语,中国学术话语中的西方主义焦虑,并且印证后殖民批评,积极呼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重返自己的话语家园,也有一部分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并在诸多报刊展开争鸣式的研讨。实事求是地说,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史著述中,确实存在机械搬用西方文论、方法和名词术语的现象,甚至在一部分中国古今文学评论中也是如此。这种照搬、失语状态,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焦虑。学者们有理由提出外国文学研究应该用中国而不是外国话语的要求。但是,我们又不能偏狭地、保守地夸大这种失语现象,绝对地把中国文学论、方法论和西方文论、方法论对立起来,忽视我国学术界吸收、借鉴西方文论、方法论精华的成果。其实,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既有区别又有相似的东西。因此,我们在继承发扬中国古代文论的同时,可以而且必须吸收借鉴外国文论中的能为我所用的东西,并经过融汇整合,使之化人自己的血肉之中。我认为在处理本土化与全球化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辩证地对待,既不被西化也不执着西化,正如季羡林先生所强调的“必须中西兼通,中西结合”。文学理论如此,文学史言说方式亦应如此。另外,我还补充说明一点,那就是我们在做外国文学研究时,同样要辩证地对待原语外国文学和译语外国文学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其实译文工作也需要一种“科学精神”,比如译语外国文学中也可追溯原语外国文学的“韵味”:多种译文与原作原文作审美比较研究,“味在其中”。关于“两种外国文学”,可以参阅高玉的著作《“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第四章第二节“论两种外国语”。

第四,文学史与交叉学科的关系。编写外国文学史不可不特别重视交叉学科研究的发展,这也是时下“热门话题”之一。文学史离不开文学批评,现代批评方法具有多样性、边缘性、精确性、对立性的特点,各学科批评模式多元并存,并在矛盾中发展。从发展趋势上看,不可忽视其交叉性、综合性。钱学森认为,世界上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综合与交叉,走向一体化,不能再区别自然科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钱三强也说:“本世纪和下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学科的时代。”现在,文学批评方法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自然科学方法、横断科学方法在文学批评方法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种方法互异、互补、融汇。世界文学史紧密地联系世界文化史,文学与文化各个部门是沟通的。因此,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包括外国文学的编纂者,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促进真正的世界文学早日到来。

当然,要处理这些关系,就必须涉及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学自律与他律的关系,但是我们必须关注关系的双方在矛盾运动中互渗互补,可能走向融合与统一。其实,有的矛盾关系对峙难解源于研究者的观念、理解相异。比如,20世纪末建立的高校文科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由原来具有历史亲缘关系的两个学科,即世界文学、比较文学融会、整合而成的新专业。在两个世纪之交,争议颇多,很不一致,有人认为世界文学学科被比较文学“吞并了”,有人认为这样“合并”造成比较文学学科的“混乱”。⑤经过反复研讨,问题趋向解决。众所周知,先有世界文学,后有比较文学;没有比较文学,就没有开放式的世界文学。这一新专业的出现,不仅为世界文学,而且为比较文学的教学改革和科研的“定向”提出新的挑战、启示、思路和课题。充分发展新专业的优势和积极建设原有的两学科是并行不悖的,务必正确处理三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努力促进比较文学向总体文学“飞驰”趋至“合二为一”,让真正成熟的“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学的时代”早日出现。

现在从我们提及或简介的当代西方文学史观来综合思考,不难见出其多元特性及其对我国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史编撰之渗透、导引、示范的功能。不宁唯是,我国为数众多各类型外国文学著作,主动而不同程度地吸取域外文学史理论,大都曾为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发挥积极促进作用。尤其在清除庸俗社会学影响之后,外国文学史重构、名作家重评、名作重读的呼声日益高涨。确如陈众议研究员所强调的那样,文学及文学经典是说不尽的。”就文学史编写的方法论而言,过去社会一历史批评方法一家独尊,此后西方的精神分析学派、文艺心理学派、神话一原型学派的理论为我国外国文学工作者探索东西古今文学创作的心理活动提供了比较明朗的线路。此外,除开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还有从英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批评和解构主义批评,甚至还可以链接当下新的文学批评即从北美到欧洲的生态批评,这一切对中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领域的良好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当代西方的文学史观与中国的亲和、影响关系,也应作“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

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近30多年来,外国文学研究连同外国文学史编写迅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西方文学理论和西方文学史观的不断引进和借鉴,功不可没。与此同时,也存在缺憾和失误,这是不容忽视的。迄今,尚未见出名副其实的体现了自己独立体的“中国外国文学史”。有的学者、专家十分关注如此缺憾,并着力开展这方面的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吴元迈先生,10年前(1999年)在第六届外国文学学会年会开幕式上的发言(与1995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组织的外国文学学科调研组的报告基本一致),在充分肯定新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同时,也指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不能“以我为主”,还没有建立自己的体系,编著出版的大量各类外国文学史多数是“大同小异”,重复叙述,盲从西方文论、文学史观现象相当严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积极建议:大力开展建立“中国外国文学学”(即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专业活动。我很赞同吴元迈先生的意见,在“关于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几点思考”的发言中,也提出了“先编写一部中国外国文学史的编纂史,作为日后编写真正中国特色外国文学的基础”。其实,吴元迈此意早已有

之,他是1995年“外国文学学科调研报告”的执笔人(我也参加了调研活动)。这份“报告”即已提出颇有见地的建议:“九五”期间外国文学界务必以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来研究外国文学,大大加强精品意识,拿出无愧于时代的著作来,其中,自然包括当代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可以这样说,近十多年来,我国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取得了重大成绩,如深化了“精品意识”,加强了“比较意识”等。提起如此进展,不可忽略吴元迈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国家社科规划重大项目,译林出版社,2004年)。该项目结项时,我曾代表审读专家组发言,给予它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在20世纪外国文学研究乃至中国外国文学史编写中有较大的突破。仅举一例,即可证实。比如,华裔美国文学部分的编写者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跨文化思考:“华裔美国文学的确有其异于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但它又割不断与中国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此,华裔美国作家不能绝对独立,也不能绝对继承。由此可见,在有关外国文学史中华裔美国文学的“边缘特质”作深切的跨文化反思,很有必要。此书问世后,学界反映良好,全书五卷250万字,为我国此后的外国文学史研究的拓深和繁荣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对“中国外国文学学”和自己体系的外国文学史的建设大有裨益。由是观之,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尚在建设中,从总体上来说,真正的自己的体系还未形成。事实如此,从两个世纪之交迄今又十多年过去了,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的撰写,仍未见出独立的体系。在充分估价近十多年(扩大到新时期)“外国文学史”编写成果时,适当反思其不足,很有必要。

在常见的大量的外国文学史中,像五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还是少有的。许多外国文学史编写者对西方“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史观中“新”的阐释未经精思而急于拿来,立即运用,于是在他们编写的论著中产生了消化不良的厌食病,这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说到此处,吴元迈多次提出警示:中国必须建立“以我为主”而富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学”,言犹在耳。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辨别当今外国文学编写中的几种偏向模式。我们再也不能沿袭长期以来奉行的“四段论思维模式”了,这类“模式”在所谓“社会思潮史”的导引下,偏重于主要作家作品的评析,即主要作家作品所在的时代与社会、主要作家的生活创作道路、主要作品的思想意识和主要作品的艺术特征。我们再也不能满足一厢情愿式名家名著评论的环节连套,以及表面链接文学思潮更迭的模式了,这类“模式”对文学的发展仅作单纯历史性讲述。外国文学史当然离不开作家作品系列研究,但不可止于此,而重在“史”的评说,其中贯穿全程的文学史理论是“重中之重”。有人据此推出《剑桥美国文学史》(8卷本,哈佛大学伯克维奇主编)作为颇富当代创意而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学史专著的代表,现在还没有这样著名而自成体系的文学理论;却又特别强调:即使西欧现存的文学史理论,也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梳理与借鉴、批判与吸收的问题,不可拿来就用。可以认同此说,但仍须解释和辨识。文学史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学批评史。尽管文学史家务必运用文论来阐释,文学史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而充满主观因素的史论,文学史观应该“与时俱进”;尽管作为“历史分支”的文学史“必须以史论为基础”之说很有道理。真正的文学史理论却又是“动态的”,并有吸纳东西古今理论的“特异功能”。我们如此辩证而认真辨识、评审自己的成绩和缺失,从如此视角来期待新的中国式的外国文学史,绝非西方任何一种“模式”的生搬硬套(包括西方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理论),却又广泛包容中西文化(文学与文论)的精华,从而展现中西文化(文学与文论)“融合会通”灿烂光彩。

二、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设想

精细的读者可能注意到,本文多次提及过去高校常将世界文学与外国文学等同称呼,将外国文学史称作世界文学史,甚至高校开设的外国文学课程重点讲授名家名作也与外国文学史或世界文学史混为一谈。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批评,并予以科学“界说”,《外国文学研究》也多次刊发专论研讨,可以参阅。这里单就外国文学或外国文学史而言,笔者引用旧作《外国文学史》“绪论”开宗明义的一段话,即可见出其与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学史的密切关系和严格区别:“顾名思义,外国文学不包括本国文学,系指本国之外的世界各国文学,但它又必须与中国文学彼此呼应,相互观照。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现代,由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各国、各地区文学所组合而成的世界文学,多方面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嬗变过程与人类审美思维发展的轨迹”(王忠祥1)。在西方文学史上,在东方文学史上(自然包括中国文学)确实拥有许多影响深远的伟大作家作品,作为特定“课程”,务必突出讲授,却又不能代替文学史的学科任务,前文相关处,已有所涉及,后文相关处还可适当联系,为了节约本文篇幅,只可点到为止。但外国文学研究者和外国文学史编写者对于上述一类问题,不可“掉以轻心”。明鉴于此,议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设想就方便了。

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设想并非“空中楼阁”,它是针对我国目前的外国文学研究的不足和缺憾而提出的,而且力求其理论和规划符合科学发展观和自主创新精神。建国60年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包括国别外国文学史研究,获得了可喜的成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出现了很多缺点和失误,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1、同水平重复比较多,搬用西方的理论而脱离中国的实际;2、言说方式严重欧化、失语,搬用西方名词;3、庸俗社会学流弊还未彻底清除;4、缺乏中国特色的独立体系,因此重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非常必要。

我主张特别关注从斯达尔夫人到勃兰兑斯,从季莫菲耶夫到斯诺林的文学史观,他们的基本特点就是以史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的文学史结构。对此还应以中国文学批评史为“参照系”,这是建立自己独立体系的需求。比如,郭绍虞和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有经(朝代更迭分期)、纬(特定朝代的文评现象与文评家)之分,经纬度交织而结合。我参考这类模式,并认真梳理新的体悟,再在综合众多学者、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我的文学史构建设想。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摒除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要坚持做到“四性结合”与“五环互动”。正确理解和实践“四性结合”很重要,如没有四性结合,也就谈不上五连环协作。

在当今学界研讨文化(文学)全球化与本土化“二元并存”、“双向交流”、“多元混合”的背景下,在坚持本土文化身份和弘扬民族文学优良传统的原则上,强调外国文学作品重读重评。鼓励外国文学史重构重编,如我们所知,这是“与时俱进”的需要。我在《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新范式》中曾予以翔实论证,此处不必多议。然则,构建中国化(形成自己独立体系)的外国文学史,如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切实突出中国文化精神特色而且模式创新,显然是重大的关键所在。依我之见,一部外国文学史从策划到编撰的全过程必须始终贯彻“四性结合”,即世界性、本土性、比较性、当代性的融通调适,书稿是否达到这样的准则,有

关既定专家评审当然重要,同行学人(包括持不同意见者)参加议论也不可少,并行不悖,应向诸葛亮学习――“集思广益”。

将世界文学的远景当代化,大肆宣扬其“全球化与多元化”相见欢的文化属性,这是当下带有国际性的热门话题。在这里,我完全同意陈众议先生在《为有源头活水来――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三十年》以及《经典背叛及其他》两文中有关部分所指出,全球化与多元化之说貌似平等,其实不然,甚至“也是一个悖论”。切勿任意机械搬运使用,谨防走“西方化”或“美国化”的旧路,政治经济方面如此,文学文化方面亦如此。辨识诸如此类问题之后,讲述“五环互动”的设想就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比较方便了。所谓五环互动的“五连环”,即指以下五个方面:

1、运用文学史论讲述历史条件、自然和社会环境、文学土壤和时代人文精神。采用以“面”带“点”,点面结合的模式,坚持历史的讲述和文学审美的批评方法论,这完全符合文学从来就是人类对生活与时代审美反映的史实。2、作家作品评鉴力求清晰,名家名著突现其应有的地位,却又不抛弃一般的作家作品。诚然,文学史绝非名家名著评论集,却又必须防止“去经典”、“去中心思潮”理论的误导。3、文学思潮发展过程要系统化,努力表现和阐释其中含混的多元化的文学矛盾。在文学史上,有些小流派影响深远,也应予以适当关注。4、我认为文学是广大读者、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对话的场所,交汇感悟的地方,一部外国文学史旨在让人们交流、接受文学意识。5、重构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务必以中国古今文学发展史为参照系,平行比较与影响比较并举,这样才便于促进东西、中外文化文学交流。这样构建中国式的外国文学史,只是表层设想,真正把文学史做到深层次,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和精细的思考。比如,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如何凸显审美“人学”发展过程,就应该认真探索。

现在,从总体上解说“五环互动”协作关系,并适当举例证实。组编任何类型的外国文学史,均应始终坚持“五环互动”原则。所谓“五环”已作简介。“五环”之中以第五环为主干,在第五环的统领下环环相扣,突出中国特色必然包括自己体系的形成;各环互动不仅表现为语言文字方面的呼应,而且体现在“史”的叙述和“论”的阐释等内容结构之中。这里可以举证,简说一番。研究我国当今著名戏剧家、导演黄佐临“写意戏剧观”者,大有人在。有些学者如此称赞黄佐临的“写意戏剧观”:黄佐临提倡充分运用中国传统戏曲的重在写意的原理,并以此为基础,吸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经过相互渗透,彼此交融,从而积极建立新的中华民族话剧演剧体系。我以为如果不那么胶柱于“名词”释义,黄佐临的“写意戏剧观”确有其重大的审美实践价值,即以弘扬中国戏曲优势为基本,并努力吸收西方戏剧及其理论精华,执着追求“梅兰芳戏剧体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布莱希特戏剧体系的综合”。理所当然,如此既显示中国特色又达到中西会通之妙境的“综合”,需要经历长期反复的研讨和实践,绝不是一蹴而就的。黄佐临关于“写意戏剧观”解析中的“四写意”之说,虽然不完善甚至自相矛盾,但他走向中西戏剧通过“对话”而“综合”的道路却是可信且可行的。其实,黄佐临提出“写意戏剧观”是有其时代感应的,此前学界早已有“西方文学与文论重在摹仿写实,中国文学与文论重在写意抒情”之说。无论中西学界,关于此说的“争鸣”也是存在的事实,“争鸣”可以求同存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编的《外国文学研究论丛,中国现代文学专辑》(1985),以及上海师大学报编辑部主编的《海外中国学》(专辑,1986)中有关论文,均可参阅。

在此,我乐意顺便简介吴元迈主编的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外国文学》(2006)。这部教材由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历史与文学艺术教材编审委员会(吴元迈、王忠祥参加)审定。此书达到主席在总体“序”中提出的要求,“要坚持少而精、管用的原则,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要使教材“切实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1)。《外国文学》突破了过去较长时期采用的“二分法”局限,即把外国文学分为西方文学(欧美文学)和东方文学(亚非文学)融为一个整体,包括五千年的历史并涉及五大洲的文学;各国历史时期各个地区(各国)文学,均能发扬“点”与“面”结合的优势,并适当关注不能进入名家名作专节而又值得进入文学史的作家作品(“小概述”中予以简约介绍)。《外国文学》最大的优势,如其“绪论”所指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倡导的文评原则:“历史的和审美的”,它与我所讲述的“五环互动”的精神大体一致。也不必讳言,由于干部学习的基本特性和实际需求,这部教材受“简明扼要”的体例所限,不允许充分表述中西古今文学与文论交流,也不可能充分评议其中平行与影响比较性的研讨。

话说到此,仍须补述几句。从两个世纪之交到2010年,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外国文学教师和兄弟院校外国文学工作者一道,为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下过功夫。比如,《外国文学史》(1-4卷,王忠祥、聂珍钊主编)的出版(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2000年),以及“部级精品课程教材”《外国文学史》(1-4卷,聂珍钊主编、王忠祥顾问)的出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就充分表现了“精益求精”的艰苦奋斗精神。尤其是后者,与《外国文学》同样把“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会通融合为一体,坚持“四性”即科学性、系统性、学术性和实用性原则。也无可讳言,如其后记所说,还“存在一些问题”,可作“进一步的修订”。尽管《外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史》(1-4卷)和人们理想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还有明显的距离,但这一类著作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值得我们深思和采纳的。

我很认同童庆炳先生的高见,不能再走“全盘西化”和“固守传统”的旧路了。既要远离民族虚无主义支持的“西化”,也不迷恋极端民族主义支持的“化西”,学术总是可以通过不同方式的“平等对话”,互相借鉴,彼此沟通,求同存异,并肩前进。钱钟书先生在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谈艺录》“序言”中早已指出,文学性(以及文论性)的演变,主要标志着人类文学(及文论)的走向,即“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海、北海、道术未裂”。为此,通过古今、中外、东西对话,反复研讨文学性和文学理论的历时演化和共时并存的复杂态势,很有必要。不必讳言,基于“对话”的“整合”务必伴随“争鸣”进行长期调整和“适应”。像学贯中西的大师冯至、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季羡林等在这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值得当今学人认真学习。

总之,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无疑是一项特殊重大而历时较长的审美“人学”工程,任重道远,各方面的矛盾冲突和艰难险阻不会少。然而,这项工程和建立“以人为本”、“以我为主”的“中国外国文学学”有密切链接关系,前者(编写自成体系的外国文学史)是后者的必由之路。为此,我们必须坚定信心,克服一切困难,跨越一切险阻,奔向光辉的前程。我虽耄耋之年,仍愿为此克尽绵薄之力。事实正是这样,只要我们牢实把握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的基本特性,遵循“承传――超越――创新”的规律,勇攀学术高峰,我们一定会有属于中国、形成自己体系的外国文学史。

据我所知,在弘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的照耀下,各层次各类型研究外国文学史的专家学者,以及这些方面著作的编撰人,正在为构建具有独立中国特色的新外国文学史奋战不息。教育部特大攻关项目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外国文学史》编写组已开展工作,势头很好。诚如聂珍钊教授所指出的:马工程《外国文学史》教材务必“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充分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不言而喻,各界广大读者和有关文教工作者殷切期待这样的新外国文学史。今日世界文坛,需要真善美三合一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它必然通过世界文学的比较性和比较文学的世界性的讲述,充分表达“中国心”、“文学情”和“世界爱”。

注　解

①王忠祥:“关于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几点思考”,载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课程教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法论教学参考资料汇编》(王忠祥苏晖编,内部印发)第25-31页。另参阅王忠祥:“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新范式”,《文学教育》(下)11(2008):004―008。

②“外国文学研究与编纂60年”一文讲述了前三类文学史观:一、弗里契《欧洲文学发展史》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评析欧洲文学,但奉行经济决定理论,有庸俗社会学弊病,其割裂“自律”与“他律”关系的偏激文学史观在苏联和我国学界都被清理过。二、美国文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强调文学史的编写必须在一定的文学理论指导下进行,反对庸俗社会学文学史观。三、英国文论家阿诺德・蒙塞提倡“他律论”的文学观,主张文学的外因和内因“相加结合”,但如此“相加结合”是机械性的,并非“自律”和“他律”的辩证统一。以上三种文学史观对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以及外国文学史的编写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借鉴作用,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难以合理解决文学自律和他律的辩证关系。于是,20世纪中后期,有不少学者积极引入德国文学史批评家姚斯的接受美学观点,认为文学史是动态的文学史,应该尊重读者的反映,似可将它称为第四类文学史观。往后奔驰于文坛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史观,自然可作为第五类了。

③参见孙凤城:“浅谈《新编欧洲文学史》”,《文学史重构与名著重读》,李明滨陈东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16。

④高玉认为:“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外国文学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由原语外国文学和译语外国文学两种性质不同的外国文学组成。现实中,相应地表现为外语学科的外国文学和中文学科的外国文学。它们在性质上具有本质的差别,但又紧密联系,难以决然分开,可以说异质而同构。从一种研究视角来说,它们并存而互补,对于现实各有其作用和贡献。”参见《“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61-172。

⑤参见汪介之:“‘世界文学’的命运与比较文学的前景”,《外国文学研究》6(2004)123-129。陈众议:“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词”,《外国文学动态》6(2007):39-40。第九届年会主题是“走近经典”,与会者主要从“经典重读”、“文学经典的时代性”、“文学经典与民族性”、“文学经典的传播与教学”四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⑥参见《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一、二、三、四、五、六部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57。前文见《文艺报》2008年11月1日,后文见《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

⑦参见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338-339。

外国文学史范文第2篇

这四大吝啬鬼形象，产生在三个国家，出自四位名家之手，涉及几个世纪的社会生存，从一个角度概括了欧洲四百年来历史发展的进程。从创作的时间上说，泼留希金出现最晚，果戈理的《死魂灵》写成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但从人物形象的阶级意识上说，泼留希金应列为最早，他是前苏联封建农奴制下的地主。夏洛克排行第二，他是十六世纪，即封建社会解体，资本原始积累初期旧式的高利贷者。阿巴贡第三，他是十七世纪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资产者，葛朗台第四，他是十九世纪法兰西革命动荡时期投机致富的资产阶级暴发户。 这四代吝啬鬼，年龄相仿，脾气相似，有共性，又有各自鲜明的个性特征。

一、残忍而阴险之最——夏洛克

英国杰出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成功地塑造了夏洛克这个贪婪、阴险、凶残的吝啬鬼形象。

夏洛克是个资产阶级高利贷者，为了达到赚更多钱的目的，在威尼斯法庭上，他凶相毕露，“我向他要求的这一磅肉，是我出了很大的代价买来的，它是属于我的，我一定要把它拿到手里。”像一切吝啬鬼一样，贪婪是其共性。夏洛克之所以拒绝两倍乃至三倍借款的还款，而坚持按约从商人安东尼奥的胸口割下一磅肉，是因为安东尼奥借钱给人时不收利息，影响了夏洛克的高利贷行业，所以他要借机报复，致安东尼奥于死地，好使自己的高利贷行业畅行无阻，从而聚敛更多的财富。夏洛克作为典型的吝啬鬼形象，其个性是阴险凶残，当法庭调解让借款人安东尼奥出两倍甚至三倍的钱偿还他时，夏洛克险恶的说：“即使这六千块钱中间的每一块钱都可以分作六份，每一份都可以变成一块钱，我也不要它们，我只要照约处罚。”说着便在自己的鞋口上磨刀，时刻准备从安东尼奥胸口上割下一磅肉，凶残地致安东尼奥于死地，而且一味固执。

没有丝毫的同情怜悯，贪婪致极，残忍致极，这就是夏洛克不同于其他吝啬鬼的个性。他是高利贷资本的代表，爱财如命。但夏洛克在这场戏的开头却一反常态，不要比借款多几倍的还款，而要一块无用的人肉，可见其心胸狭窄，复仇心极重，一遇机会便要疯狂报复对他不利的人，非要置对手于死地不可，可见其冷酷无情。夏洛克对别人的谩骂反唇相讥，冷静和自信的态度活灵活现。败诉以后他又想要三倍的还款，贪婪的本性又复原了，守财奴的本相暴露无遗。

二、贪婪而狡诈之最——葛朗台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在他的名著《欧也妮•葛朗台》中也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吝啬鬼形象——葛朗台。

葛朗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看到金子，占有金子，便是葛朗台的执着狂”，金钱已经使他异化。他为了财产竟逼走侄儿，折磨死妻子，剥夺独生女对母亲遗产的继承权，不许女儿恋爱，断送她一生的幸福。巴尔扎克通过葛朗台一生的描写，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裸的金钱关系。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作为吝啬鬼的典型性是“执着狂”：过了七十六岁的葛朗台老头在看到女儿把玩自己的定情之物——金梳妆匣时，竟“身子一纵，扑上梳妆匣，好似一头老虎扑上一个睡着的婴儿”。当独生女声明匣子是情人寄存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扑过去想抢回时，老头竟“使劲一推，欧也妮便倒在母亲床上。”梳妆匣上镶嵌的金子异化了父女之情，使吝啬鬼发狂。为一只梳妆匣气死了太太，女儿按律将继承家庭财产的一半，那等于要了葛朗台的命，狡诈的葛朗台知道以小失大划不来，便百般讨好自己的女儿，甚至常在她面前哆嗦，装模作样，以亲情为诱饵，骗女儿放弃对亡母财产的继承权，并且常利用女儿对情人的特有感情占便宜。这些都表现了吝啬鬼个性的另一个侧面——“狡诈”。但葛朗台毕竟是拜金狂。当他到弥留之际，生命力退守在眼睛里时，他能够睁开眼时，竟几小时地用眼睛盯着金子，脸上的表情仿佛进了极乐世界。当神甫把镀金的十字架送到他唇边，给他亲吻基督的圣像，为他做临终法事时，他竟做了一个骇人的姿势，想把金十字架抓到手里，这最后的努力送了他的命。他临终对女儿的遗言是“把一切照顾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帐。”一生疯狂地追求金钱，占有金钱，最后被金钱所累时仍竭力呼唤着金钱而走向坟墓，金钱已经使他异化成鬼，一个疯狂狡诈的吝啬鬼。

贪婪狡诈致癫狂是葛朗台最突出的特点。巴尔扎克以一种令人发笑的情节与叙述，展现了鲜活而又饱满的吝啬鬼形象。

三、没落而腐朽之最——泼留希金

同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一样，俄国文学大师果戈理在他的名著《死魂灵》中也塑造了一个吝啬鬼形象——泼留希金。

作为吝啬鬼，夏洛克和葛朗台虽个性不同，但都有贪婪吝啬的共性，都是处心积虑地聚敛财富的资产阶级代表。而果戈里笔下的泼留希金则是俄国没落地主的典型，是俄国封建社会行将灭亡的缩影。虽然贪婪吝啬三者如一，但腐朽没落则是泼留希金的个性。他实为富豪却形似乞丐，这个地主蓄有一千以上的死魂灵，要寻出第二个在他的仓库里有这么多的麦子麦粉和农产物，在堆房燥房和栈房里也充塞着尼绒和麻布、生熟羊皮、干鱼以及各种蔬菜和果子的人来就不大容易，然而他本人的吃穿用度却极端寒伧。衣服很象一件妇人的家常衫子，且沾满了面粉，后背还有一个大窟窿。头上戴的帽子，正如村妇所戴的，颈子上也围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他的住室，谁也不相信这房子里住着活人的。他的屋子里放着"一个装些红色液体，内浮三个苍蝇，上盖一张信纸的酒杯......一把发黄的牙刷。泼留希金虽家存万贯，但对自己对他人却吝啬。女儿成婚，他只送一样礼物——诅咒;儿子从部队来信讨钱做衣服也碰了一鼻子灰，除了送他一些诅咒外，从此与儿子不再相关，而且连他的死活也毫不在意。他的粮堆和草堆都变成了真正的粪堆，只差还没人在这上面种白菜;地窖里的面粉硬得像石头一样，只好用斧头劈下来......泼留希金已经不大明白自己有些什么了，然而他还没有够，每天每天聚敛财富，而且经他走过的路，就用不着打扫，甚至偷别人的东西。这就是泼留希金的所作所为。

腐朽没落是泼留希金的本质特征。果戈里在《死灵魂》中，通过大量的侧面描写，如泼留希金的“庄园”、泼留希金对待子女的态度，对他拥有的物质的“守护”，都使读者看到了主人公的生活环境，给人以鲜明、强烈的印象，同时将一个“腐朽”的财主的形象展现出来。

四、“节省”而多疑之最——阿巴贡

莫里哀是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大师，他的创作对一切不合理性的社会导恶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吝啬鬼》一剧的情节从古罗马作家普劳图斯的《一坛金子》脱胎而来 。主人公阿巴贡是个典型的守财奴、吝啬鬼。

他虽然拥有万贯家财，但是“一见人伸手，就浑身抽搐”，似乎被人挖掉了五脏六腑。为了不花一文钱，他要儿子娶一个有钱的寡妇;为了不用陪嫁，他要女儿嫁给一个年已半百的老头;自己也打算娶一个年轻可爱的姑娘而分文不费。他不给儿子钱花，逼得儿子不得不去借高利贷。为了省几个菜钱，他把吃素的斋期延长一倍，让厨师用八个人的饭菜招待十个客人。为了省一点马料，他半夜亲自去偷喂马的荞麦而遭到马夫的痛打。他总是为自己一万银币的安全担心，怀疑所有的人都想偷他。作者用了酣畅淋漓的艺术夸张手法突出了阿巴贡种种变态心理，绝妙而逼真地勾画了他极端吝啬的性格特点。他爱财如命，吝啬成癖。他不仅对仆人及家人十分苛刻，甚至自己也常常饿着肚子上床，以至半夜饿得睡不着觉，便去马棚偷吃荞麦。他不顾儿女各有自己钟情的对象，执意要儿子聚有钱的寡妇，要女儿嫁有钱的老爷。当他处心积虑掩埋在花园里的钱被人取走后，他呼天抢地，痛不欲生，活画出一个视钱如命的守财奴形象。

嗜钱如命，极端吝啬，多疑是阿巴贡形象的典型特征。莫里哀通过喜剧，将阿巴贡饿着肚子“节省”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对社会导致的恶现象进行了一翻辛辣嘲讽，脍炙人口。

在外国文学史中，四大吝啬鬼的形象出自四位名家，角色的背景各有不同，因此，他们吝啬的特点也各有特色。本篇论文将其概括为夏洛克的残忍，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朽，葛朗台的狡诈，各自拥有不同的形象侧重。如今，四大吝啬鬼的形象已深入人心，他们也会将在文学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继续下去。

参考文献：

[1]郑克鲁，黄宝生，陈建华，蒋成勇《外国文学史》(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06

[2](英)莎士比亚 著，朱生豪 译 《威尼斯商人》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04

[3](法) 莫里哀 著， 李健吾 译 《伪君子•吝啬鬼》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12

[4](俄罗斯) 果戈理 著， 满涛 ， 许庆道 译 《死灵魂》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09

外国文学史范文第3篇

1．现状分析。在阐述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产生及演变的原因时，大多数教师按照教材的编写只从社会经济、政治的角度单一地加以解释，忽略了历史、科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文化原因;或在讲解作品时，只侧重介绍作品的情节，忽视了作品的文化内涵。造成了学生对每一时期的文学思潮产生原因的理解片面化，只记住作品的内容，考试时死记硬背的现象。2．应对策略:强化文化信息。教学过程中，在肯定经济、政治对文学发展的决定作用的同时，还要注重从文化、哲学、宗教、心理学、艺术及科学等诸多中介环节方面来探讨外国文学史的流变。如何增强文化因素?具体来说，就是在讲述外国文学史各个时期的文学史和作家作品时，应该适当地介绍有关历史、地理、社会、民族、宗教、教育、艺术等方面的文化知识，“注意文学与历史，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艺术，文学与自然科学等的联系，丰富外国文学课的文化含量。”［1］例如，对19世纪现实主义思潮产生原因的分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一是资本主义的巩固与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鼓励人们追逐金钱财富，金钱成了衡量人的唯一标准。二是“理性王国”的破灭，社会矛盾的深刻化、明朗化，使得人们不得不冷静地看待他们的生活。浪漫主义文学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代之而起的是真实表现现实生活、深刻揭示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文学。三是进化论、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说和实证主义哲学，催化了一种务实的、分析研究社会的精神———心理气候的形成。在这精神气候中，一种写实倾向的文学思潮也就应运而生了。四是欧洲叙事传统为它奠定了基础，客观性、分析性、唯物性增多，主观性引退。文化和文学本来就是互相渗透、互相依存的两个重要方面。教师应该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教会学生在漫长的文学史中去体会文化的传承，特别注意把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融为一体，使学生在学好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提高其文化素养，达到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分离的现状及应对策略

1．现状分析。近年来，高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出现了一些不良走向。其中最为严峻的是:比较文学教学的理论化与空洞化;外国文学教学的线条化与零散化。具体来说，比较文学理论性较强，导致课程内容的“空洞化”，课堂上多是理论与名词术语的大汇集，讲起来不具体、不生动，听起来不容易理解，学生不得不对一些理论观点与历史知识死记硬背。外国文学教学的线条化与零散化是指教师如果只是梳理一些历史发展线索，从古希腊罗马文学讲到现代文学，或者只是讲一点具体的作家与作品，如莎士比亚、《浮士德》等，甚至只是复述一点故事情节，如《高老头》、《苔丝》等，最终会让学生学到的东西不具有体系性与整一性。2．应对策略: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互渗。外国文学课程可以在比较文学的观念与视野的引导下，打通东西文学，跨越民族、语言乃至学科，做到体系性与整一性，真正达到世界文学的境界。在外国文学课上不可能全面介绍比较文学的内容，但借用比较文学的思想与方法还是非常可行的，实践证明效果是良好的，且受到学生的欢迎。为此教师在讲授过程中，一是要注意时代与时代、思潮与思潮、国家与国家、作家与作家的联系与区别，尤其是注意以学生较熟悉的中国文学作为参照系，把东西方文化和中外文学的相互影响、交流的发展历史展示在学生面前，使学生了解西方文学的同时，也能洞见本民族文化与文学的价值和魅力。例如讲古希腊神话的特点时，可以跟其它民族的神话作一比较，诸如中希洪水神话比较、中希造人神话比较，希腊与希伯来神话的异同等，使学生对不同神话体系体现的民族个性有更加清楚的认识。又如在讲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诗歌创作时，可以把它放置在世界诗歌史的大框架内，探讨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深远价值。二是打破学科界限，注重文学与历史、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艺术、文学与自然科学等的联系。如萨特的存在主义小说可以说是其存在主义哲学的形象化再现，是文学的衍生物，是用感性的形式阐释抽象的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主张，可见文学与哲学难分难解。总之，在外国文学的课堂上引进比较文学，会让学生耳目一新，更新陈旧的知识体系，激起他们的学习兴趣。

三、教学内容陈旧的现状及应对策略

应对策略:学术研究引领。教学内容力求达到学科前沿。教师要把最新的科研成果融入课堂教学，把最新的知识和创新意识传授给学生，尽可能突出创新特色。具体说来，一是适时、适量地向学生介绍重点作家作品的最新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以弥补教材单一研究模式的不足，开阔学生的眼界，拓展他们的思维。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每一节内容前都力求查阅相关期刊，了解近两年的研究动态，在讲完教材上的内容后再加入最新研究动态，让学生能跟得上学科的发展步伐。比如对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解读，我们可以先介绍剧情，分析人物形象，研究主题及表现手法。还可以引入其他文学批评方法，如精神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女权主义批评乃至结构主义批评，力求呈现一个内涵复杂、形象多面的经典作品形象。对众多经典作家及作品进行多角度、多层面、多方法的阐释，构成多元化的阐释格局。这就使整个外国文学的教学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学术新意。二是教师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和科研心得介绍给学生，与学生分享。还可以把自己没来得及写成文章的科研想法说给学生，让有兴趣的学生参与进来，这样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也有助于教师进行科研工作。

外国文学史范文第4篇

日前，“近三十年来外国文学史研究及教学”全国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2008年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林精华教授主持，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贺祥麟、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建设、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左东岭等先后致辞，分别从不同方面肯定此次会议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举行的重大意义。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60多位学者与会，就外国文学理论批评、文学史观念更新、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等问题展开讨论。

刘意青在题为《当文学遭遇了理论》的发言别指出，在采用文学理论处理文学文本后，我们的文学教学和文学评论明显进步了。应用理论，能揭示文本无穷尽的先在内涵，多元文论不仅在重新认识文学经典方面功不可没，也造就了一批中国作家。她强调必须在教学和科研中更好地把握理论尺度，认为在文学评论中过分强调理论框架，也会带来不少问题，如可能造成理论的喧宾夺主，或者误导学生重理论轻文本，造成浮夸不实学风。刘教授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热烈讨论。刘建军认为当前文化发展的三个重要趋势是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冲突日趋激烈；人的身份、角色的不定性愈演愈烈，在文学研究中体现为“边缘人”的概念；个性价值和普世价值的冲突愈演愈烈。肖锦龙从米勒的《小说与重复》谈解构主义批评的洞见与盲区，指出在梳理近三十年文学成果时，发现套用方法论的现象十分明显，存在在理论上转圈而没有进入到批评文本本身等问题。他认为这不是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研究者没有将理论做透。吴俊忠则就此提出了如何区分理论指导与文学批评方法论的问题。

在涉及文学史和具体文学文本的发言中，杨慧林讨论了“莎士比亚历史剧”的讲授案例与批评史线索中的文学史研究。王立新在发言中分析了希伯来神话的文化品格与民族特质。刘亚丁分析了《一个人的遭遇》中的叙事和隐喻，认为文本包含了和平与战争两种状态，并构成强烈冲突。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架内，作品中的很多内容被屏蔽了。吴康茹联系史学对原罪说的争论，重新评价了法国启蒙文学的成就，进一步思考了法国启蒙文学的发生机制以及文学领域的建制；认为哲理小说利用了故事的趣味性和娱乐性，启蒙思想家运用时将重要思想隐藏在叙事中，利用文学符号化力量达到启蒙的作用。唐岫敏详细论述了传记文学评价中的三个关键原则即思想性、时代性和艺术性。

外国文学教学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之一，来自教学一线的学者们纷纷结合自身实践和感触，为外国文学教学建言献策。李明滨回顾了曹靖华先生为俄苏文学学科创建所做出的贡献。郭英剑总结了近三十年来英美文学教学情况，强调外语文学教学属于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在培养人文精神，教师应该具备双重文化立场，教会学生批评性思维。夏忠宪指出科技时代中的科技性和功利性等会影响到高校里的人文教育，她建议在教学当中，教师和学生同时与文学文本形成间性、同时作为主体，教师与学生应该对话。张世君介绍了自己以建构主义理论指导外国文学教学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视、听、读、写、做、编、演”的新教学模式的建构。

黄晋凯在闭幕式上总结了近三十年外国文学研究及教学繁荣的原因，包括冲破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及外国文学领域各位同仁不断克服自我局限等因素。他认为外国文学研究及教学过程中所体现的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人文意识固然很可贵，但应对其进行科学定位，不能过分夸大其作用，否则会给教学和研究造成很大压力。会议代表普遍意识到这三十年来外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主要成果是解决国内问题，即在恢复和完善学科建设的过程中，让中国了解世界文学进程，从而打破封闭的历史格局，促使中国融入世界。而未来随着中国卷入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所面临的任务，就不再是解决国内问题，而是要参与世界文学研究进程，研究和教学要关注世界学术进展、学科建设要直接和国外发达国家接轨。

外国文学史范文第5篇

“外国文学”这一概念本来即是因“中国文学”而产生，两者之间本应互相参照，无法截然分立，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和外文系的中国文学课程正是体现两者密切关系的设计，但是以西方现代大学制度为蓝本的系科划分没能为两学科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反而带来了阻隔。

当我们试图回顾外国文学这一学科的历史时，却发现它处于浑沌之中，暖昧不明。尽管如此，寻找起点仍然是学界同仁的执念。“外国文学”这一概念何时出现?又在何时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为了得到答案，我们该如何在浩渺的历史文献中考察、选择、判断?

大学课程是学科形成的主要标志，我们就从这里说起。

一、课程表上的“外国文学”：学科概念期

限于资料匮乏，“外国文学”这一概念在中国出现的确切时间尚不得而之，不过可以从“中国文学”概念的出现侧面推定出来。狭义或者现代的“文学”概念由西方舶来，指称的是“史诗、戏剧、诗、小说”等艺术形式。晚清知识界最初接触外国文学作品时，曾经以中国传统的“大文学”观念去衡量对方，但很快就接受了“他者”的评价标准，并以之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学传统。“中国”的“文学”就在此时由大学教育与一系列配套装置生产出来，“外国文学”这一概念也随之出现。

那么，“外国文学”这门课程以及这一学科，最早何时出现在大学之中呢?

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在章程中将功课分为七科，文学科列为第二，其中又分七目，包括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显然，这里的“文学”其实是人文学科之意。1903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进一步对分科做出规定：经学从文学科中独立出去，成为一科，文学科大学包括中国文学门和英法俄德日各国文学门。经学、文学两科，恰是章程制定者张之洞“最得意之作也”，相对而言，这种安排显然更加“科学”，更符合现代大学的系科划分。尤其将“中国文学”一门单列出来，表明来自西方的新“文学”概念已经改变了制定者们的传统观念。“文学”已经不再是从前那种涵盖经史子集的宽广学问，其概念的外延大大缩小。章程详细列举了诸文学门的课程安排，其中深意颇耐人寻味：

先来看中国文学门的课程安排。可以看出，章程制定者有着明确的“中体西用”思路。其中最具创意之处，是本国文学门里出现了“西国文学史”。对于这样的安排，也许大多数人会不以为意。因为直到现在，“外国文学”仍然是我国所有高校中文系文学课程中仅次于“中国文学史”的主干课程。然而当我们放眼世界，会发现此举极具“中国特色”：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大学会把“外国文学”作为本国文学系的主要课程。张之洞制定本章程的主要参照系乃是英、美、日的著名大学，但上述各国大学却并无似的课程设计。这份章程的前身《钦定大学堂章程》中也没有似的安排，因此可以确定，这是张之洞的一个原创。其用意何在?章程并未作出解释，不妨联系时代背景稍加揣测。上世纪初年，西方的器物制度，甚至包括我们一直不以为意的文学作品，都变成了标准与典范，不可不察，不可不学。尽管张之洞内心深处并不真以“西国文学”为然，而且事实上这门课程也只是虚设，但它毕竟显示了“老大帝国”的谦虚态度，这个曾经的文学大国已经不再坚守最后一点文化优越感。

进一步推敲这份课程表，会发现对西方的学习更多地表现在语言层面，“外国语文”乃中国文学门分量最重的课程，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门，而“西国文学史”在本门的课程中所占课时比例很少，还不及“外国科学史”。此外，占据全部课程3／4比例的，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学”范围内的学问：“说文”学、音韵学、四库集部提要……很显然，章程虽然以西方大学的学科划分和课程设置为参照，却还是一株中西合璧的嫁接植物。它不但将传承“中学”的“经学”科作为文科大学之首，就是在西方“文学”概念和新式教育的共同产物――中国文学门当中，也仍然保留了传统文学教育的大部分内容和主要形式。

再来看英国文学门的课程安排，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对应。在以英国文学门为首的诸外国文学门当中，“中国文学”是仅次于各国语言课程的重头戏，甚至大幅超过了“英国文学史”等相应语种文学史的课时。在外文系强调中国文学教育固然十分正确且极有远见，但也明显见出“外国”文学在当时的不被重视。在晚清的大学课程设计里，“西国文学”只是“中国文学”一个必要但并不重要的参照，“西国文学史”作为中国文学门的一门课程，还无法与其他课程――传统词章之学的规模相比；与此同时，英、法、俄、德诸国文学门虽然共同组成了外国文学领域的最初版图，但具体课程仍以语言为主，并不具备真正的学科地位。

1906年，“外国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名首次出现。是年，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建议：“文学科大学之各科为五：一，经学科、二，理学科、三，史学科、四，国文学科、五，外国文学科(此科可先置英德法三国，以后再及各国)。”这一建议在1913年的《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中得到体现。文学门中的八学科，除“言语学”之外，无论是“国文学”(这里的“”相当于系)还是外国文学(包括梵文学、英文学、法文学、德文学、俄文学、意大利文学)，都要学习“希腊罗马文学史”、“近世欧洲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三门课程。以“国文学”和“英文学”的课程为例：

国文学：(1)文学研究法，(2)说文解字及音韵学，(3)尔雅学，(4)词章学，(5)中国文学史，(6)中国史，(7)希腊罗马文学史，(8)近世欧洲文学史，(9)言语学概论，(10)哲学概论，(11)美学概论，(12)论理学概论，(13)世界史。

英文学：(1)英国文学，(2)英国文学史，(3)英国史，(4)文学概论，(5)中国文学史，(6)希腊文学史，(7)罗马文学史，(8)近世欧洲文学史，(9)言语学概论，(10)哲学概论，(11)美学概论。

在这份规程当中，“外国文学科”之“外国”的范围已经由“英法德俄日”扩大到了“意大利”和“印度”，并不局限于西方国家；国文学的外国文学史课程按时段作出了更具体的划分，当然内容仍然局限于“西方”；各外国文学的课程也较《章程》更为详细完备，而且于文学史之外还出现了“英国文学”、“法国文学”这样的课程。如此设计让人不禁要问：这课程与文学史有什么区别呢?答案还要到国文学的课程变化中去寻找。

上文提到，《奏定大学堂章程》所设中国文学门课程仍然以传统的词章之学为主，但这种以鉴赏、品评为主要方法的“文学”课程在《规程》中已经大大缩减――只保留了两门，而代之以各种“概论”和“史”。特别是“中国文学史”的出现，标志着传统文学研究形式――“文苑传”、“诗文评”在新式教育面前式微的开始。在日渐迅猛的西学大潮中，知识界文学观念的转变不断反映在教育体制改革和课程设置的更新当中。到了1918年，北大国文学门明确将课程分为“文学”和“文学史”两科，指出“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文学”科旨在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增进其文学之技术，与传统词章之学的宗旨非常接近；而文学史的目的则在“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较早一些的《章程》与《规程》虽然并未明确提出两科的区分，但其中的线索也是一目了然。

明了这一背景，便不难明白“英国文学”与“英国文学史”的区别。不过当时规程并未对这门课程的性质作出解释，从北大英国文学门后来的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英国文学”课程包括“散文、诗、戏曲”等不同文体的作品细读，与“中国文学”性质相同。用“文学”和“文学史”两种方式讲授文学，成为后来大学教育实践的一种基本模式。

然而，从1898年直到分科大学“国文门”真正开办的最初几年，上述课程设置并未得到完整的实施，“外国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仍然属于概念形成阶段，有名而无实。无论是“西国文学史”抑或“英国文学”，都停留在纸面上，成为一种精心安排的“摆设”，这一摆设的作用还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在这个学科概念形成期，影响最大的一个设计就是中文系要教授外国文学史，这一直传承至今。此外，当时中国文学门要学习的“外国文学”，范围只限于西国，与设计中的外国文学门所包括的领域明显不同。很显然，这门课程是作为中国文学的参照物而存在，因为当时只有“西方”被视为传统变革的动力源泉。随着时代语境的改变，这种课程内容上的限定也在不断变化。

二、中文系和外文系的“外国文学”：学科形成期

外国文学课程的教育实践，从1914年辜鸿铭在北大英国文学门讲授“英文诗”开始，课程名称是“英国文学”。此后真正留下确切史料的实践开始于1917年9月，周作人为北大国文门讲授“欧洲文学史”课程。《知堂回想录》记述了这一过程：“……蔡孑民来做北京大学校长，据说要大加改革，新加功课有希腊文学史和古英文，可以叫我担任。”――如果周的回忆属实，可知此前国文系的“西国文学史”确为纸上空文。1917年11月29目的《北京大学日刊》登载《文科本科现行课程》显示，周作人为国文门一年级学生讲授“欧洲文学史”，为二年级讲授“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史”，皆为三单位，与“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字学”等课程课时相同。不久后，英国文学门将周氏所开两门课程列为选修课。1919年北大实行选科制之后，这门课程改为选修，同时中文系增加了名为“外国文学书之选读”的选修课，仍由周主讲。1921年10月，周开始为中文系二三年级学生讲述“英文与日本文小说各二小时，这项功课还有英文的诗与戏剧及日本文戏剧各二小时，由张黄担任”。“外国文学书选读”与“西国文学史”的关系，正如“中国文学”之于“中国文学史”，“英国文学”之于“英国文学史”。它强调作品细读，而不是宏大视野。这课程在中文系最初与“外国文学史”课程并存，在1924年周作人停开“欧洲文学史”之后还单独存在了一段时间，在1929―1930年的《国立北京大学民国十八年度国文学系课程概要》中，两课程都彻底不见踪影。此后直到西南联大时期才重以“世界文学名著选读及试译”的选修课出现，复员之后再次消失。

“欧洲文学史”等课程停开，很可能源于它们在国文系可有可无的地位。随着选科制的实施和各外国文学系课程的完善，各系学生可以自由选修他系课程，中国文学系的“外国文学”课程似乎显得缺少必要。在1924年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中，“欧洲文学史”这门课程后出现了这样的表述：“本学年暂缺。诸生欲习英、法、德、俄及东方之国别的文学史者，可分向各该文学系选修。”“外国文学书选读”一项的说明也大致相同：“此项科目，本系不另设。诸生欲选读者，可分向东方文学系及英、法、德、俄诸文学系择要选读。”两条说明反映了外国文学课程在中文系的尴尬，既然可以向其它诸外国文学系选读，又何必在中文系另设?没有自身的独特性，它的消失自然不可避免。

一门课程从有到无固然有其偶然性和个体性，但考虑到北京大学在当时大学教育中的领军地位，便不能不说它代表了“外国文学”在中文系的惨淡命运和边缘地位，显示了张之洞设计思路在教育实践中的暂时失败。其实周作人的讲义明确体现了将“西国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参照的思路，配合他对于“新文学”的论述，对希腊文学进行了极为理想化的解读。可惜这一努力没能得到应有的教学效果，或者说当时还没能在“外国文学”学科建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问题在于，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程真的没有独特性吗?

对比诸外国文学系的课程会发现，不同于国文系将课程分为“语言文字、文学和古籍整理”三组，北大外文系实行纯粹的“文学教育”，文学课程占据了绝对主导，即使是教授语言的“基本英文”也用文学作品作读物。尤为重要的是，包括“文学”和“文学史”在内的所有文学课程，都特别看重作品细读，注重探讨“技术”问题，并不强调历史线索的掌握。这样一来，中文系的“外国文学书选读”课程确实不具备多少独特性，而“欧洲文学史”所表现的宏观视野就显得十分必要，成为各外文系文学细部研究的有益补充。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大纲”也确曾被列为文学各系的选修课，足见它并非“没有用”。如指导书所言，向各外文系分别选修文学史课程以获得对于外国文学的总体印象，毕竟难以实现。

自从以英文系为首的诸外国文学系成立，“英、法、德、俄、日各国文学”的概念已经广为大学接受。但是大学里的学科划分和课程设置造成了两个“外国文学”概念，两种“外国文学”课程。一个是中文系视野中总体的外国文学，另一个是各外文系分治的国别文学共同组成的外国文学。不同的教育方式和内容决定了两者的视角、立足点和研究方法都不尽相同。外文系的“外国文学”课程一直占据着绝对主导，内容与模式都没有太大变化，学界对外文系的“外国文学”也从未发生任何质疑；而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程却从有到无，任课教师周作人于30年代开始讲授“中国近代散文”，放弃了原有的阵地。从宏大视野到作品细读再转向国文教育，周作人教学实践的变化反映出中文系“外国文学”定位的模糊和地位的 尴尬，也间接反映了20年代学界对这一设置的态度。

然而对于“外国文学”这一学科来说，总体视野又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尽管周作人的课淡出了北大讲台和课表，这种课程模式仍然在后来得到了进一步实践。这一次的主角是清华大学。

三、两种“外国文学”课程的合流

1928年12月17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所载中国文学系的发展计划宣称：该系的宗旨是“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为达到此宗旨，必须“一方面研究旧文学，一方面再参考外国的新文学”。在这一宗旨指导下，中文系的课程既“注重研究中国各体文学，也注重外国文学各体的研究”。

鉴于当时各大学“中国文学与外国语文二系深沟高垒，旗帜分明”，时任中文系主任的杨振声与朱自清商定在本系设置以上课程，期望有益于“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会”。他们改变了原有模式，利用清华学生外文水平高的优势，不在本系另设，而是让学生直接去外文系修习该系的专业课程“西洋文学概要”。其打通专业壁垒，融合中外的追求十分清晰。与此同时，西洋文学系也抱持几乎完全相同的宗旨，在注重作品细读的同时引入了西方文学研究的总体视野。

外文系主任王文显曾指出：

“本系的方针是不分国家民族，将整个西方文学从古至今，看做是一个整体……在文学方面，则要求学生学习文学史和全部西方国家的文学。……中国学生学习西方文学，为的是了解西方精神，而西方精神是一个整体，并不是按国家分开的东西。”在制定课程时，设计者坚持这样的原则：“本系课程之编制，本于二种原则，同时并用，其一则研究西洋文学之全体，一求一贯之博通，其二则专治一国之语言文字及文学，而为局部之深造，课程表中，如西洋文学概要及各时代文学史，皆属于全体之研究，包含所有西洋各国而为本系学生所必修者……”。那种以国别为区隔的学科壁垒在这里已经打破。“西洋文学概要”一课，内容广博，不仅包括西欧、北美文学，还兼及俄国、东欧，以及印度、波斯、日本等国文学，为学生提供广阔的视野和系统的世界文学知识。

可见，清华外文系和中文系都意识到了学科划分造成的专业局限，并为打破这种界限做出了积极的尝试。此后，有一批大学效仿清华，在中外文系实行文学课程互选。

1934年5月，中文系学生开会要求系主任朱白清将“西洋文学概要”取消，但是朱当时就认为“此事殊为难”，不久后中文系开会决定这门功课不能更动。相比之下，当有人批评朱本人讲授的“新文学研究”没有用时，他却“深以为然”。这一细节特别形象地说明了学界接受“外国文学”和“新文学”的不同步伐。一门课程的增加与消失，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学习内容的增加与减少，而是勾联着学科发展的进程与变化。不过10年工夫，外国文学课在中文系的地位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一变化代表着学界对于中文系讲授与研究外国文学合法性的承认。尽管西南联大时期有过短暂的变化，(外国文学课程不规定必修)但复校之后，中文系又开出“世界文学史”一课，用中文讲授，读翻译的作品。这种课程模式得到了继续。

三四十年代，针对中外文两系系科划分和学科之间的不协调，许多学者表达了各自的看法。叶公超主张改变原有模式，分立语言文字和文学两系。闻一多也持相同意见，并且指出按国别而非学科性质来分是“畸形的”，源于中国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意识。鉴于近年来两系间又有逐渐接近的趋势，冯至主张要利用这趋势做出制度改变，而且最关键是要解决文学语言分立之后的语言工具问题。上述讨论反映出学界对于“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两学科认识的深化。“外国文学”这一概念本是因“中国文学”而产生，两者之间本应互相参照，无法截然分立，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和外文系的中国文学课程正是体现两者密切关系的设计，但是以西方现代大学制度为蓝本的系科划分没能为两学科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反而带来了阻隔。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

作为当时高等教育的典范，北大、清华先后在中外文两系实施了不同方式的“外国文学”教育。两种“外国文学”课程的命运不尽相同。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程几经波折，开开停停，时而独立，时而依托外文系，最终还是顽强地生存下来，作为中国文学的参照被接受；外文系的文学课程则始终居于中心，无论是相对于语言课程还是中文系的似课程，都拥有绝对的强势地位，从未受到质疑。北大早期的教育实践中，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从宏观视野出发，外文系则致力于作品细读；20年代末的清华开创了将两种外国文学课程合流的新趋势，进而引发了学界对中外文学系重新划分的讨论。在这一过程当中，“外国文学”学科逐渐从课程表设计走向现实，从最初的局限于欧洲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以国别为界限的两个学科之间虽然有“深沟高垒”，但也在“创造时代新文学”的共同目标下尝试了沟通与合流。(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ZD071)

外国文学史范文第6篇

我们知道，正如现代中国学术制度和高等教育来自西方一样，1917年周作人首度在北京大学开设“欧洲文学史”课程并最先用汉语著述《欧洲文学史》，也是西方文学史框架和观念之影响的产物。此后，外国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很快就成为中国大学人文学科中重要工作，外国文学史的编纂成为知识界和学术界最关注的工作之一，以至于近百年来，中国著述各种类型的外国文学史已近三百种。然而，这些文学史著述的经验，以及著述本身的有关论述，却没能对世界发生积极影响。无独有偶，中国大陆学人著述的近千种《中国文学史》，最多只是很有限地影响汉学界，未能在理论层面上提升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学史著述的经验。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令人困惑的问题:文学史研究作为文学史家立足于当代文学史观，在参考历代文学批评家对相关文学现象讨论的基础上，对特定语种或区域的文学发展进行系统化表述的成果，这种由欧美学界发起并持续不断的现代学术行为，如哈佛大学教授温德尔(BarrettWendell，1855—1921)《美国文学史》(1900)、加州大学河畔校区(Riverside)教授埃利奥特(EmoryElliott，1942—2009)等人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986)、沃特鲁学院英文系主任克林柯(CarlKlinck，1908—1990)等人主持的多卷本《加拿大文学史:英语中的加拿大文学》(1965)、奥尔巴尼大学教授维斯特布鲁克(PerryWestbrook，1916—1998)《新英格兰文学史》(1988)、奥伦学院教授贝内特(BruceBennett)等人的《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1988)、莫泽尔(CharesMoser)的《剑桥俄国文学史》(1989年初版、1992年再版)等，作为学术性很强的专业研究成果———谙熟特定区域或语种文学现象(包括文学思潮、文体变化、文字表述、文本讨论等)，为何就能先后影响国际学术界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俄国的文学史的认识，甚至对象国的读者和学界也服膺于这样的“外国文学史”研究?而受西方影响的现代中国学人，同样著述包括外国文学史在内的各种类型文学史，却为何难以对国际学界认识文学现象产生积极的影响力呢?原来，晚清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关于文学的认知，先是受时代的社会潮流和文化思潮左右，后受主流话语所囿，期间对外国文学发展变化和外国文学史问题的认知基本上并非是纯粹的专业学术活动，因为知识界把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或研究外国文学，当作认识社会和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建构外国文学史是按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进行的，并非学术进步的内在动力使然，无关乎国际学术界对文学史的探讨情势、理论变化，和对象国的文学发展的实际状态出入很大。

一

1921年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在开学典礼上声言，被社会誉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其实“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理由之一是北大四百多个教职员、三千来个学生才办一个月刊，两年之久《大学丛书》也只出了五大本。所谓“大学丛书”，是当时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的“北京大学丛书”，除陈映璜《人类学》、陈大齐《心理学大纲》、梁漱溟《印度哲学概论》外，还有胡适本人《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周作人《欧洲文学史》。论及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它乃我国第一部欧洲文学史，吴宓称其“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1917年周作人被北大聘为文科教授，据作者晚年口述自传《知堂回想录》第三卷①，1917年9月22日开始写第一卷(古希腊文学)，两天后开始写第三卷(中古文学与文艺复兴文学)，第二卷(古罗马文学)则始于1918年1月7日，全书完成于1918年6月7日(“晚编理讲义，凡希腊罗马中古到18世纪三卷，合作欧洲文学史”)，1918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一卷，欧洲中古至十八世纪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作第一讲包括古希腊文学的起源、史诗、诗歌、悲剧、戏剧、哲学、杂诗歌、杂文等，第二卷包括古罗马文学的起源、古希腊之影响、戏曲、三种诗歌(牧歌、田园诗、讽刺诗)、四种文和杂诗等，“中古与文艺复兴文学”则包括异教诗歌、异教精神之再现、文艺复兴的前驱、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民族之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条顿民族之文学等，关于“十七十八世纪文学”先简论17世纪文学，然后分别简述18世纪的法国、南欧、英国、德国和北欧的文学。这本由教案组成的文学史教材，其原创性价值包括:作为中国的第一部外国文学史，创建了一种便于迅速掌握外国文学史知识的文学史叙述体例;力求准确传达外国文学史知识，避免错误，该书人名地名皆不汉译，而是用罗马字样书写，书名则用原文标示，如荷马史诗中的荷马不是英文Homer，而是Homeros，《伊利亚特》不是Iliad，而是IliasPoiesis，《奥德赛》则不是拼写成Odyssey，而是Odyssia;撰述文学史，仰赖作者此前10余年所做大量译述工作、出色的外语能力(翻译过不少作品)、人文主义的文学史观(发表有多篇论文学篇章)。即便如此，作者在《知堂回想录》第三卷中论及该作时还是这样说:“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完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那时也凑合着用了。”

这不是自谦，说的是事实，因为《欧洲文学史》整理完成之后，继续编写“近世文学史”，“而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里只得少陪了”，“编文历史的工作不是我们搞得来的，要讲一国一时期的文学，照理非得把那些文学作品看一遍不可，我们平凡人哪里来这许多的精力和时间。我的那册文学史在供应时代需要以后，任其绝版，那倒是很好的事吧”［1］(pp．333～334)。不过，这部以介绍19世纪欧洲文学为主体的《近世欧洲文学史》虽没能及时出版，却未妨碍周作人继续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开设欧洲文学史课。今天看来，这部以讲义状态存在的《近代欧洲文学史》和那本及时面世的《欧洲文学史》开汉语界撰述欧洲文学史之先河，把复杂的欧洲文学发展历程简化成文学进化史。该书结语如是总结道，“文艺复兴期，以古典文学为师法，而重在情思，故又可称之曰第一传奇主义(Romanticism)时代。十七十八世纪，偏主理性，则为第一古典主义时代。及反动起，十九世纪初，乃有传奇主义之复兴。不数十年，情思亦复衰竭，继起者曰写实主义(realism)。重在客观，以科学之法治文艺，尚理性而黜情思，是亦可谓之古典主义之复兴也。惟是二者，互相推移，以成就世纪初之文学。及于近世，乃协合而为一，即新传奇主义是也”;其开篇则云，“欧洲文学，始于中世纪。千余年来，代有变更，文化渐进，发达亦愈盛。今所论述，仅最近百年内事。盖以时代未远，思想感情多为现代人所共通，其感发吾人，更为深切。故断自十九世纪写实派起，下至现代新兴诸家。唯文学流别皆有本源。如川流出山，衍为溪涧江湖，不一其状，而一线相承，不能截而取之。今言近代文学，亦先当略溯其源。通观变迁之迹，递为因果，自然赴之，足资吾人之借鉴者，良非鲜也。文学发达，亦如生物进化之例，历级而进，自然而成。其间以人地时三者，为之主因。本民族之特性，因境遇之感应，受时代精神之号召，有所表现，以成文学。欧洲各国，种族文字虽各各殊异，唯以政教关系，能保其联络。及科学昌明，交通便利，文化之邦，其思想益渐同一。故今此近世文学，亦不分邦域而以时代趋势综论之”。［2］(p．3)#p#分页标题#e#

把文学如此简单化，并非周作人的个人之举，而是中国知识界变革传统诗学之潮流所为:晚清以来，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着力引进西方进化论改造中国传统的文学审美体系，也由此成就了现代中国得以建构出文学发展史，并使之在当时和后来一段时间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典型者如胡适之《白话文学史》(1919)，该作不单开创中国文学史撰述之体例，还使中国学者撰述文学史的进化论史观有了很具体的成果:胡适本人曾云，“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眼光。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眼光”［3］(p．167)。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发展的进步性和规律性。这种情况，有助于还没有文学史研究经验的中国知识界能迅速而快捷地把握文学发展脉络。进而，孕育了1920年代用进化论撰述文学史之风潮。在这种潮流中，用白话文著述我国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著作《中国文学史大纲》①的谭正璧(1901—1991)，五年后(1929)甚至出版《中国文学进化史》(上海光明书局)，把中国文学变迁历程归结为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向大众方向“进化”的历史;更有甚者，用进化论著述《文学大纲》(1924—1927)、《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中国俗文学史》(1938)等著作的著名学人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1927)中甚至声称，掌握“进化的观念”就如同“执持了一把镰刀，一柄犁把，有了它们，便可以下手去垦种了”［4］(p．127)。这些把复杂的文学现象严重简约化了的著述、观念，改变了中国文人对文学认知的格局:传统中国在文学认识上，更多是文人按既有的知识体系，对文学文本进行个人欣赏及经验性表达，这就出现了诸如大量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之类，即使有人注意文学的理论问题，如钟嵘《诗品》论述每位诗人特点时好追本溯源，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评价说此举“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但钟嵘只是说明具体诗人的创作情况，并没有“史”的眼光;同样，刘勰的《文心雕龙》也少关注文学发展变化问题;此后，“诗必唐宋，文必秦汉”成为中国文人认识文学规律之原则，即使刘熙载(1813—1881)《艺概》(1874)论述文、诗、赋、词、书法及八股文等文体流变，却少文学发展史观，而是“举少以概多”。

当然，如此叙述，可能与古代中国习惯于纪传体有关，即使司马迁《史记》有明确的史学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也改变不了中国对历史认识的经验性表述———使用纪传体、追求事件的真实性和历史的现场感，这也正是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导言所说的，“在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史学，却不曾有过修昔底德的方法”［5］(p．5)。有意味的是，以进化论判断文学变迁问题，哪怕它把复杂文学现象简化了，却吻合当时急于知道世界和判断世界的激进主义风潮，文学史著述便是一些知识分子在文学认知领域的实践。在进化论席卷文学史构建的风潮之下，外国文学史著述也成为进化论演练场:许多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知识分子，同样也著述外国文学史。换句话说，周作人之所以能推出《欧洲文学史》，不是因为他专攻欧洲文学史，而是他以人文主义和进化论研究各种文学和文化现象，其相继推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文学史上的俄国与中国》、《圣书与中国文学》等轰动一时之作。进而，欧洲文学史研究之于周作人，亦成为演绎这些观念的又一个场域。同样，用进化论研究中国文学史方面卓有成就的郑振铎，更希翼用这种文学史观把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进程，其三卷本《文学大纲》(1924—1927)认为圣经故事、希腊神话、东方穆斯林和佛教经典、印度史诗、中国《诗经》和《楚辞》等是世界不同民族文学的不同起源，发展到中世纪，各种文学的演变还是有着共同规律的，如关于中世纪中国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乃第一诗人时代，即自沈约等人变诗之古体为近体起，中经五七言律绝诗之大发达，至唐五代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第二期即第二诗人时代，即自五代词之一体一开始发展起，至宋元之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6］(pp．375～376)。

即使分专章论述中世纪波斯诗人、印度和阿拉伯文学、日本文学，但仍以理性为标准，导致“人文主义”、“理性”和“进化论”等时常不能统一，因而对文学发展的描述多有矛盾:论述17世纪文学，重视英国清教文学、法国古典主义，而更有文学史价值的巴洛克文学则被忽视;把18世纪世界文学纳入共同的时间框架，中国传奇小说与英、法、德等启蒙运动文学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论述(作者并未顾及这些文学现象的本质性差别，因而也就难以考虑这种叙述的理据);论述19世纪文学，以进步论分析英国和法国的诗歌、小说、批评，并延及德国、波兰、北欧、南欧、中欧、美国、中国和日本等文学，有诸多不妥之言说;最后一章“新世纪文学”，描述1925年之前国际文坛状况，把彼此毫无关联的文学现象，诸如康纳德、吉卜林、肖伯纳、罗曼•罗兰以及泰戈尔、林纾、严复等创作，只是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时代”，被混合在一起。如此一来，在缺乏进化论或理性或人文主义文学史观之处，该作只根据时间顺序把世界各地区文学合为一体，表述散乱，读者难以从中建构世界文学史概念。并且，这种著述虽然遵从现代学术规范，如每一章后面附有详细的参考文献，但并不意味着每一章都写得专业化，如民国16年6月10日作者日记这样写道:该作“以四年功夫写成。发表于《小说月报》后，曾随时加以补正，但有些没有来得及。关于日本文学部分几乎全为谢君的手笔”。哪怕如此，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研究方法，因其结束了孤立研究文学现象的状态，注重文学现象之间的历史联系，具有文学研究的历史思维，吻合文学史之为历史所需，很快演化为研究外国文学史的普遍方法:1924年8月10日《小说月报》第15卷第8号刊出沈雁冰《欧洲大战与文学:为欧战十年纪念而作》就是以“进步”与否讨论20世纪初文学，他以方璧之名所推出的《西洋文学通论》①，更是这样快捷叙述西洋文学进程及所经过的各阶段，包括神话和传说、古希腊罗马文学、骑士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及之后、写实主义等;在李菊休和赵景深合编《世界文学史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3)中，进化论亦然。#p#分页标题#e#

这样的撰述，与知识界和文化界译介国外具有进化论色彩的文学史著作之热潮相呼应，如罗迪先所译(日)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学术研究会，1921)、沈端先即夏衍(1900—1995)所译(日)本间久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论》(开明书店，1927)、韩侍桁(1908—1987)辑译《近代日本文艺论集》(北新书局，1929)、朱应会译日本学者木村毅《世界文学大纲》(昆仑书店，1929)、著名报人胡仲持(1900－1968)译美国学者麦希《世界文学史话》(开明书店，1931)、沈起予译茀理契《欧洲文学发达史》(上海开明书店，1932)、楼建南译弗理契《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学》(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杨心秋译柯根《世界文学史纲》(上海读书和生活出版社，1936)等等皆然。相应的，反过来，这些译作又加剧进化论思潮在当时中国的盛行。然而，用进化论建构外国文学史，使文学史研究受到很大限制，如文学的历史判断被研究者假定的“进化”这一“普遍规律”所左右，文学史自身发展的具体意义和复杂情势反而被忽略，并导致具体研究过程受进化观念之决定的情形合法化，或者说，对进化史观的强调，目的已不在文学史本身，而是用文学史研究来证明文学发展进化的某些规律，证明进化之必然性，由此遮蔽文学发展变化的独特性及其独立的审美意义，以至于进化观念从方法论变成了目的论。上述那些当时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所推崇的文学史著作，普遍有这种不足。而这种不足，就在于这些“文学史家”并未反思“进化论”本身的恰当性，以及这种观念运用于复杂的文学现象的合适度。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就特别显示出这样的矛盾:他以是否符合进化论来评价中西戏剧之优劣，认为“西洋戏剧便是自由发展的进化;中国的戏剧只是局部自由的结果”，认为中国戏曲在长期发展历史中形成的规矩，如脸谱、嗓子、台步、唱工、锣鼓、马鞭等等，是不符合进化观的“遗形物”，主张废除之，并批评维护戏曲传统的文人是“不懂得文学进化的道理”，而“缺乏文学进化观念”会有大害。这样的认知自然是很片面的。

曾身体力行用进化论去建构文学史的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中就反过来批评说:“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如此之变形成了“诗言志———言志派”与“文以载道———载道派”，它们起伏跌宕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而且，言志派和载道派之变有其发展规律，新文学是这种变化的延伸和变异，即新文学运动不是始自晚清，而源流于明末———明末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多有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虽然他们不读竟陵派的书，彼此相似具有巧合。［7］(p．27)当然，即便把中国复杂的文学现象归结为“言志”与“载道”，也有简单化之嫌(如没有顾及“雅/俗”、“文言/白话”、“文人/民间”等因素)，但至少看到了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演变的更富杂情形，在承认进化论结束此前孤立研究文学状况的基础上，消解了进化论臆想文学是沿一条直线或根据预定目标而进化的幻想性，批评胡适之《白话文学史》的诸多错误，如把白话文学视为中国文学唯一的方向、认为文学跨越了种种障碍物而于五四走入正轨并确定了今后的前行方向等。［7］(p．18)周作人这种注重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因素、文学发展史中起伏不断的力量及其作用、不预设文学发展目标等做法，改变了此前继本人用进化论对判断文学的做法，凸显各种对立文学现象之于文学史家的意义，促使知识界注意到文学发展的各种复杂情形。这种检讨很有成效，大大降低了进化论史观在文学史著述中的作用，学界随之就少有人再撰写外国文学通史，转而研究不同时段文学现象或文体文发展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文学史写作趋向于研究文学发展的具体情状。

而外国文学史著述转向用唯物史观替代进化论，以更深入地揭示审美的复杂情状，这是当时中国的文学史研究趋势所在，如罗根泽《乐府文学史》(北京文化学社，1931)、杨荫深《先秦文学大纲》(中华书局，1932)、苏雪林《辽金元文学》(商务印书馆，1933)、游国恩《先秦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吕思勉《宋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29)、柯敦伯《宋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宋云彬《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钱基博《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等，就深入研究特定时期的文学发展情形。这种潮流当然延及到对外国文学的认知上来:且不论此时梁实秋、冯至和朱光潜等人的欧洲文学研究，仅1934年9月—1935年11月茅盾在《中学生》第47～53期连载《世界文学名著讲话》(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涉及荷马史诗、《神曲》和《战争与和平》等七种国外文学名著，专注于具体的文学现象，不再试图建构完整的“欧洲文学史”;1935年4月上海东亚书局推出其著作《汉译西洋文学名著》，生动论述《荷马史诗•奥德赛》、但丁之《新生》、薄加丘之《十日谈》……王尔德之《莎乐美》等32种欧洲文学名著，对具体的经典文学文本个案进行生动描述，而不是对文学发展史进行宏观研究。当然，用唯物史观著述外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自然会遇到文学文本叙述的社会内容及其审美之矛盾关系问题，如特定文学作品触及社会问题仍然是审美性的表述，文学的审美本质使得文学叙述的社会性内容仍然不能等同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直接表达。对此，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罗根泽(1900—1960)，在事后多年总结中国编纂文学史的三个时期的经验时认为，主导五四前文学研究的为退化史观，在五四后变化为进化史观，1930年代变成了辩证唯物史观，而以辩证唯物史观写文学史，因缺少对唯物主义史观的整体把握，成功之作不多。［8］(pp．53～56)

二

进化史观在中国的衰微和唯物史观在文学研究上的难度，使知识界不再热衷于撰述系统完整的外国文学史，转而引进西方学院派的治文学方法———新批评:重视对文学文本的细读、用人文主义审美赏析替论演绎。1930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改革中文系课程，其《中国文学系概况》(1936)声称:该系课程要“以基本科目及足资比较研究之科目为限”，“基本科目”乃相对于工具科目与国学基础而言，包括中国文学概要、中国音韵学概要、中国文学史等;而“足资比较研究科目”指“西洋文学概要及英文文字学入门两科而言”，以比较眼光透视外国文学之意义，“比较研究不独供给新方法，且可供给新眼光，使学者不致抱残守缺，也不致局促一隅”。［9］(p．296)如是“比较”，强化了外国文学课程的独立价值，也改变了授课方式:战前的“西洋文学概要”由外语系教师用英文讲授，抗战后西南联大开设“世界文学名著试译”由杨振声用双语讲授，并要求学生实践翻译，———这是重建文学史的成功经典实例!论及西南联大的外国文学课程，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变革上最富世界眼光的举措之一。查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7年北大、清华、南开)》(1996)，文学院中文系1937—1946年共开设107门专业课，其中“文学理论”理论系列选课中有“文学概论”(主要是来自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经典文学理论，包括现代主义文论)(杨振声、李广田主讲)，还开设了“世界文学名著选读及试译”。此举让学生自然受益良多———外语水平的提升与外国文学阅读能力的提升有机一体，对教师要求自然也很高。而外文系以英语和英国文学为主，大二开设英国散文及英语作文、英国诗歌和欧洲文学史等，大三要加上西洋小说、西洋戏剧、欧洲文学名著选读等，大四则开设有莎士比亚及翻译、经典阅读、印欧语系及语言学研究，选修课则包括国别文学史(英、法、德)、断代文学史(从欧洲古代到现代各种文体)、作家作品研究(包括雨果、歌德、乔叟、尼采等西欧各经典作家)等，此外还有人文主义、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等研究专题。#p#分页标题#e#

此举使英文水平有切实长进，文学及理论也有确切掌握。至于师范学院中文系(系主任由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兼任)和英文系，在主干课开设上与之相当。这样一来，西南联大在外国文学课方面，并不教授系统的外国文学史，如俄国文学很少被触及，原因之一是教授团中几乎没有留学过俄国或专门治俄国文学的，除历史系俄国教授加拉诺维奇开设俄国近代史和俄国史之外，就只有刘泽荣、李宝堂、衣家骥、王恩治等俄语二外教员(当然，联大这块学术阵地缺失对俄国文学的关注，对当时和后来中国社会变革是莫大的损失———天然地少了识别苏联文学和苏联确认的俄国文学的能力)。而西南联大如此变革，正是受益于清华大学的启示: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调整大学课程，委托朱自清等人为国文系编订“中国文学系科目表”，朱自清把清华大学战前做法稍事修缮提交，虽然学界有人批评国文系的外国语言文学的学分要求过高。而西南联大尝试通过研究具体民族国家文学之途去准确讲授外国文学———原作阅读和试译，给学界从理论上探讨如何汇通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外国文学提供了实践基础:开明书店出版《国文月刊》刊发胡山源《论大学国文系及其科目》(第49期，1946年11月)、闻一多遗稿《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诌议》(总第63期刊，1948年1月)、朱自清《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同期)等。其中，闻一多建议把“现行制度下的中国文学系与外国语文学系改为文学系(设中国文学组、外国文学组)与语言学系(东方语言组、印欧语言组)”，在他看来，“大学文法两学院绝大多数系所设的课程包括本国的与外国的两种学问:如哲学系讲中国哲学，也讲西洋哲学，政治学系讲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也讲欧美政治制度和思想，但现在并没有一个大学把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或把中国政治学和西洋政治学分为两系的。

这便是说，绝大多数文法学院的系是依学科的性质分类的。唯一的例外是文学语言，仍依国别，分为中国文学系与外国文学两系”。闻一多的建议大大提高了外国文学在大学相关科系中的地位，即与中国文学平等，同为“文学系”的基本组成部分。该提议得到朱自清、冯至、王力、浦江清等一致赞许:冯至1947年在《独立评论》(4月28日)发文《关于调整大学中文外文二系机构的一点意见》称:“哲学系讲中国哲学，也讲西方哲学;政治学系讲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也讲欧美政治制度和思想。学政治的，有中英文功底就不难研究政治了，学哲学的就不那么简单，只懂中文和英文是不够的。语言学系和文学系就更不同了，无论研究哪一种语言或哪国文学，都需要第一步能读懂那种文字。”这些连同盛澄华教授《试说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的途径》(《周论》第1卷第6期，1948年12月)之主张，普遍强调文学研究的外语重要性，即国语和外语对中文/外文学系学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中/外文系学生在文学上汇通是必要的。而办学条件与西南联大同样艰苦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除同有坚持民族认同和努力进取之外，在外国文学课程设置上与西南联大亦有颇多相似处。自1938年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宣言》到1941年6月修改章程，也开设“世界文学名著选读”课。开讲人中，最著名的属周立波:去延安之前，在上海就研读过马列和苏联文论，通过英文翻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1936)等，在鲁艺讲授托尔斯泰研究和欧美文学名著，颇受学员喜爱———授课不得不从小教室转到大教室，再又移到大操场。

此外，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著名翻译家曹葆华(1906—1978)，1939年来延安后在鲁艺开设英文班，讲授惠特曼《草叶集》和菲尔丁《汤姆•琼斯》等作品;著名作家沙汀(1904—1992)曾在鲁艺讲授果戈理，经由英文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的周扬和长期旅居苏俄的文学系主任萧三(1896—1983)等讲授苏俄文学等。到1941年，鲁艺已初具大学雏形———显示出正规化和专业化特点，如各系必修“西洋近代史”、“外文(俄/英/法)”和“艺术论”等公共课，文学系则必修“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理论名著选读”、“翻译”等，期间鲁艺云集了除这些人之外，还有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张庚、田方、洗星海、吕骥、贺绿汀、王朝文、华君武等优秀人才，茅盾于1941年6－9月曾受邀前来讲学，艾青、丁玲、高长虹、萧军等也应邀来此演讲。对这种重建大学性的改革，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罗迈(李)还代表中央发表了肯定性意见。只是整风运动，使这些大学性先被批评为“关门提高”、后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直至大学性被改造成工农速成中学性，“世界文学名著选读”课从切实的文本选讲演变成文学史概论，远离了学术性和外语的要求。西南联大和鲁艺这种培养学生独立阅读文学文本的能力、促使教师在研究基础上提升教学质量的做法，与当时和后来的西方大学很流行的新批评阅读，遥相呼应。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VadimirNabokov，1899—1927)，1948年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副教授、1952年受聘哈佛大学讲师(1958年离职)，讲授英、俄、法、德等文学大师的创作和英译俄罗斯文学课，短短几年讲授笔记，而不是系统的文学史工作《文学讲稿》和《俄罗斯文学讲稿》，成就了他小说家之外的文学研究家的声望。对此，在散文《固执己见》(Strongopinions，1973)中他解释说，“我设法向学生提供有关文学的准确信息:关于细节及其如此这般地组合是怎样产生情感火花的，没了它们，一本书就没有了生命。就此而言，总体的思想不重要。

谁都能看得出托尔斯泰对通奸的态度，但要想欣赏托尔斯泰的艺术，优秀的读者必须乐意去想象，如百年前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夜间火车之情形”［10］(p．261)。不单纳博科夫是这样理解世界文学，新批评式理解文学的国际著名批评家、耶鲁大学布鲁姆教授(HaroldBloom，1930－)，在1990年出《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1994)，针对后殖民浪潮和解构主义试图颠覆既有的文学经典，他从文学审美具有超越种族、性别、国别的普遍性价值，和不同作家具有不同文学影响关系等角度，细读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蒙田和莫里哀、约翰逊博士、《浮士德》、华兹华斯和奥斯汀、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托尔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从具体文本的字里行间读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的不断解构和重构之规律及其意义，再次让国际学术界看到文学文本的魅力。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的《英国小说导论》(2003)，则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解读斯威夫特、狄福、斯特恩等英国著名作家的小说特点和意义，同样令人叹服。这些人的如此阅读，个性化地解释了文学史上的具体情景，意外地扩展了他们作为作家或学者或理论家的声望。很可惜，这些能意外地与国际学术潮流并行不悖的文学史著述和文学现象理解的现象，先是因为战争局势紧张、后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等教育改造所影响，没能获得可持续发展。#p#分页标题#e#

三

在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领域的这种冲击波至今仍有余音。原本是专业性的外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文学史观高度意识形态化，并且用体制化方式处理学术问题———借用苏联体制改造中国大学。但是，苏联延续帝俄时代借鉴日耳曼大学体制，尤其是其教研室制度，如语言文学系设有外国文学教研室(зарубеж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наякафедра)，负责开设外国文学史基础课和系列选修课(苏联解体以后这种学科制度继续保留着)，有效保证苏俄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业性———借助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联合高校编纂出高水平的《世界文学史》，这是高校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教材，而不是高校任意编写缺乏专业性的教程。例如，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耗时近20年(1976—1994)著述8卷本《世界文学史》，其知识之丰富、体系之完备令人钦佩:任何章节的作者都是该领域杰出专家，如科学院院士M．阿列科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著名法国文学和西欧戏剧专家C．莫库利斯基教授、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学研究专家A．斯米尔诺夫合作该套文学史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卷(1978年初版、1987年再版)，从而使之在中世纪文学的文献运用、史料处理、体例安排等方面，以及对世俗文学(светскаялитература)、民间文学创作等研究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同样，对欧洲诸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研究，包括史料考据和对文学发展的认知，至今也是被广为承认的。而这种重视史料和文献运用的治外国文学史传统延至今天，如1990年代后期莫斯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五卷本《外国文学史》便如此。

当然，苏联《世界文学史》立论和写作方式上有其不足，如对中世纪态度严厉、对文艺复兴则极为赞赏、基督教对欧洲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未得到应有重视等，但比起苏联人著述的任何版本《苏联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的著述要严肃得多，亦更有学术价值。在中国学习苏联的情势中，学术界学习苏联建构外国文学史方法，则是题中应有之义。遗憾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大学盛行的意识形态写作，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它不是正视苏联的世界文学史著述方法，而是照抄苏联人的苏联文学史———把苏联对自身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写作，当作中国的外国文学史标准，结果是普遍缺乏苏联《世界文学史》的史料功夫，却有其文学现象判断的意识形态不足。这种情形，在当时及此后所出现的一系列外国文学教材，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组编《外国文学参考资料》(高教出版社，1958—1959)、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1964)、石璞(1907—)著《外国文学》讲义(四川大学中文系，1957—1958)、中国人民大学文学教研室编《西洋文学选读》(1958)等，有着这个时代明显的印记;与强调文学作品细读的吕叔湘编注《西洋文学名著选读》(上海开明书店，1950)相比，这些教材既缺乏“文学”的历史性，又少了文学“历史”的研究深度。总之，这时期与其后的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同整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一样，并未按国际学术进展去重建文学史，而是为解决内部的拨乱反正问题，试图以人文主义替代其他观念和理论，对人文主义作为欧洲近六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潮流所发生的危机茫然无知，人文主义演变为人类中心论和人类理性至上论，为19世纪末以来欧洲和俄国知识界所诟病，且对人文主义认知的如此变化，影响到对历史的判断，也改变了文学史编纂的原则———要求恢复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本质。

期间中国学界对文学史重建，不同于20世纪初挣脱实证主义藩篱的法国文学史建构，在当时的文学史家朗松(GustaveLanson，1857—1934)《文学史方法》(1910)看来，文学是对社会、政治、宗教意识等现象的形象化说明，文学史写作就是为了澄清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作品中的问题，让读者认识历史、社会与文化等，同时强调文学以审美形式表达对社会和人的问题的理解。而中国的文学史重建，并未注意到用中国人的意识建构独特的外国文学史，因为连《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和现当代文学)重建也难以体察出汉语文本所表达的中华民族身分及相随而至的民族认同问题，虽然国际学术界在一战结束后就热衷于研究民族国家语言文学史的特质问题;同样，期间著述的具体国别文学史，中国少有用全球发展的视野透视对象国的文学发展，不会把它置于全球文学结构中查考，也就很难准确描述清楚任何一国的文学史独特性，这也就出现了学术界混淆中国文学或英国文学或其他国家文学的独特性和文学普遍性之关系的情况。至于对“世界文学”的建构，也是没有在充分考察世界大国文学发展的历程和前景的背景下进行，少有人从国际学界文学史编纂实践中领悟到真正从跨语言和跨民族国家的文学经验中建构相对完整的世界文学史方法，更不可能创建中国视野的“世界文学史”，有效解决世界文学的起源、发展动力、文学史分期、基本范畴等问题，使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外，1950年代外国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还背离了现代中国已经形成的文学史研究和教学的资源、传统。我们知道，冯至作为德国文学专家，1935年在海德堡大学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文体原则》已对德国浪漫派问题做了深入研究，1940年代他发表过多篇关于歌德及其《浮士德》研究的力作，可是这些重要研究成果基本上未进入后来中国学者研究外国文学史的视野。远不只是冯至的研究成果没有转化为文学史学科建设的资源，各种版本的《外国文学史》同样没有从朱光潜、罗念生和罗大冈等人的杰出研究中受益。

外国文学史范文第7篇

摘 要：外国文学之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而言，意义不可谓不大，郭沫若先生在《再谈中苏文化交流》中说到：“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化，在变革时每有外来的潮流参加进来。外国的文化成为触媒，成为刺激，对于本国文化引起质变。”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次社会变革中，外国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参照以及改革的动力，对于我国文学和社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文学期刊；外国文学；传播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多数读者和作家并没有机会接触到外国文学原著或是不谙外语，外国文学多是以“翻译文学”的形式存在的，对我国社会及文学发生影响的也主要是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在我国的传播主要有两种渠道，一种是通过出版发行的单行本，一种是通过期刊报纸。所谓期刊，是指“某个具体编辑出版单位，遵循一定的办刊宗旨，根据特定的编辑方针，进行组稿、编辑、印刷出版的传播、交流文化科学知识的定期或不定期的连续出版物”。作为近代社会出现的一种传播媒介，期刊以其“定期出版的连续性，反映现实生活的及时性、深刻性、读者对象的广泛性”等优势成为我国近代社会以来文学作品的重要载体。根据郭延礼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一书中的统计，我国“近代有文学期刊132种（1873-1918），1905年之前只有10种，122种出现在1905年之后，在这122种文学期刊中，不少期刊都登载翻译文学作品”。像我国近代社会最著名的四种刊物《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都将刊载翻译外国文学作为刊物一个主要内容，“大多译著各半”。正是借助于这些文学期刊，柯南·道尔、哈葛德、凡尔纳、大仲马、显克微支、普希金、雨果、拜伦、莎士比亚等一批外国作家首先进入了我国读者的视野。进入“五四”以后，这种情况有增无减，文学期刊大量涌现，成为各文学社团发表作品，宣传其文学思想和艺术主张的重要阵地。其中《新青年》、《小说月报》、《创造季刊》等期刊更通过开设专号等形式集中介绍某位作家或某国作品，影响比较大的像《小说月报》刊载的《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专号》、《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易卜生号》等。文学期刊的大量出现为“五四”时期外国文学大规模地进入我国提供了便利的渠道。到了1934年，国内出现了专门刊登翻译文学作品的《译文》月刊，它在“传播外国先进文学思想、促进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建国之后，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也逐渐步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轨道中。建国后国内第一本专门翻译介绍世界各国文学作品的外国文学类期刊《世界文学》于1953年创刊，除期间停刊外，《世界文学》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三百多期，译介了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它的外国文学传播历程“在相当程度上是外国文学在新中国传播接受史的缩影，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文坛的历史变迁”。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我国对外国文学的介绍、翻译、研究工作无论从广度与深度还是从数量与质量来说都有了长足的提升。根据统计，从1980年至1986年，国内“新翻译了81个国家的1640多位作家的3300多种作品，至1989年已达近7000余种作品。”新时期以来专门的外国文学期刊也有十几种之多，比较重要的有《外国文艺》、《外国文学研究》、《译林》、《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苏联文学》、《外国文学评论》、《当代外国文学动态》等，从以刊载翻译文学作品为主的到以评论研究为主或以追踪报道外国文学最新发展情况的都有，可谓各具特色，各放异彩。而据叶水夫的统计，“到1980年初为止，除了外国文学的专业刊物外，发表外国文学作品和评论的其他文艺刊物和非文艺刊物，有八十余种之多（有的还出版‘外国文学专号’）”。在结束后的十年内，这些文学期刊“起到了填补外国文学译介空白的作用，将那些拒绝在中国文学大门之外几十年的重要作家请进门，介绍给中国读者”，“有力地促动了外国现当代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期刊之所以成为我国翻译文学的重要载体并在我国外国文学译介史上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与期刊传播的优势分不开的：首先，有相当数量的作家作品首先是通过期刊与读者见面的，期刊在传播信息的及时性方面是图书所不及的；其次，有些作品只在期刊上刊载过而无单行本出版，期刊在保存作家作品尤其是中短篇作品方面有着文献学的价值；第三，期刊提供了编者、译者、读者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使读者意见能够得到及时的反馈，从而保证了信息更好更快地传播。此外，内容丰富、传播范围广、售价低廉等特点也是期刊传播的优势所在。

鉴于期刊在我国外国文学译介史上的重要作用，期刊的翻译文学研究或者期刊的外国文学译介情况的研究也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就著作而言，对期刊翻译活动的探讨已经出现在一些翻译文学史的著作中。像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就设有专节讨论“《新青年》翻译文学的特点及其历史传统”、“《小说月报》发表的‘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刊”、“《译文》的创办及其对发展翻译文学的作用”等，在谢天振、查明建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孟昭毅、李载道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中也出现了“早期的翻译机构和翻译刊物”、“《译文》和《世界文库》等章节。在当代专门的外国文学期刊的探讨方面，《中国翻译文学史》在第二十九章“新时期译坛的繁荣”第三节简要提及了《世界文学》和《译林》在文学翻译上的贡献，比较详细的数查明建、谢天振所著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下卷），在“八九十年代外国文学翻译概述”那一章专辟一节“译介与翻译出版外国文学的主要刊物和出版社”，重点评介了《外国文艺》、《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四种刊物译介外国文学的特色。在论文方面，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陆续出现了像《论的翻译文学》、《对外国文学的译介》、《论左联期刊的翻译作品》、《论杂志译介活动的特点》等论文，还有一些硕博研究生以此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选题，如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高志强2007年的博士论文《（1921-1931）翻译文学初探》，北京师范大学付瑶的硕士论文《〈世界文学〉》（《译文》）与新中国的外国文学传播：1953-2007》，四川师范大学章琼的硕士论文《1904-1927：翻译文学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刘静的硕士论文《（1921-1931）英美文学译介研究》，可以说，国内对于文学期刊和我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及传播的研究已经有了较为可喜的成绩。

参考文献：

[1] 宋应离.中国期刊发展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

[2] 徐柏容.期刊编辑学概论[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

[3] 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4] 孟昭毅，李载道.中国翻译文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外国文学史范文第8篇

【关键词】高校外国文学 东方文学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2－0018－02

【Abstract】Foreign Literature is an important basic professional course for maj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oriental literature in two parts. However, the current university teaching of foreign literature focuses only on part of the teaching of literature in Europe and America, ignoring the part of oriental literatu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status of university teaching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strive to contemplate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of Western literature and oriental literature, looking for the balanc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teaching. There are new discoveries, new understanding to the reform of university teaching of foreign literature.

【Key words】Foreign literature in college Oriental literature Teaching reform

外国文学课程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中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也是该专业核心骨干课程之一。学好这门课，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审美水平，而且对学生健全知识结构、培养思维方式乃至树立人生理想都有重要帮助。外国文学教学的主要内容包括除了中国以外的世界文学的形成、发展及文学思潮和流派的演进历史，还包括各国各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同时外国文学教学还涉及世界各国社会历史及文化传统等问题，所以外国文学具有时间跨度大、地域覆盖广、作家作品多的特征。虽然课程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并有一定难度，但它确实是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中不可缺的一门专业必修课。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开放式的社会，与各国之间的交流也日益加深，外国文学作为大学中文系的一门必修课，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它不但要增进大学生对于外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还要让学生了解外国社会和文化，具备全球视野。外国文学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窗口，通过这门课的教学和学习，学生会更加能够担当起新时代的接班人的重任。

但是长期以来，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都是注重欧美文学的讲授，而忽视了东方文学的讲授，对于大学的课程安排来说，东方文学的讲授变得非常不现实，有时仅仅变成装饰性课程，这不仅仅是因为课时太少，还因为长期以来对于东方文学的不够重视引起的。在国内大学中文系关于外国文学史的讲授大部分是以欧美文学部分为主的讲授，只有少数涉及到东方文学部分，就算是教材上有，也因为课时的缘故，很多外国文学教师不得不放弃对东方文学史的讲授。这就构成了很多学生从心里上认为外国文学就是欧美文学，认为只要是学好欧美文学就可以了，而忽视了东方文学的学习，甚至不知道外国文学还包括东方文学。

其实东方文学作为外国文学的一部分，和欧美文学一样，是外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东方文学的学习，学生的知识也会陷入片面性，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教学方式。文史哲不分家，大学生在学习各国文学时也学到各国的文化、历史知识，21世纪是一个开放式的世纪，和我国交流的国家不仅仅是欧美各国，还有东方各国，所以东方各国文学也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和学习，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身上肩负振兴国家的任务，特别是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更应该建立全面的知识体系才能在未来的世界立足，所以东方文学教学不容忽视。

在中国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外国文学教学中，应该在有限的课时内，把外国文学中的欧美文学与东方文学融会贯通，一方面可以在讲授欧美文学的知识时，适当的插入东方文学与之相关的内容，正所谓文学没有国界，而文学在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抓住这些相通的地方进行讲授，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另一方面，应该在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东方文学的专业选修课，让学生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完善自己的专业知识，有利于他们适应未来的职业生涯。所以在高校中文系提高东方文学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地位势在必行。

但是如何处理东方文学在外国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一大难题。是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是侧重一方？都是争议的话题。从理论上讲，可以将欧美文学和东方文学的互文性研究作为突破口，这样就可以深化这二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可以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得出它的实践意义：第一，将从欧美文学与文化和东方文学与文化的底蕴对学生的外国文学学习的作用进行解析，探索外国文学的典型意义，并利用这一功能促进学生外国文学学习、阅读和写作能力的增强，最终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第二，从课堂教育的角度对外国文学教学艺术性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对促进大学外国文学教学和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外国文学课程是中文系汉语言文学本科教学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学生外国文学学习进行研究，每年都有关于研究外国文学教学和学习的文章发表。这方面的文学论文和著作多如牛毛，数不胜数，而且对于外国文学教学技巧、方法论和课程改革、精品课程设计方面进行努力，但仍然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这些论文基本都是关于欧美文学为主的外国文学教学研究的，关于东方文学和文化的教学改革论文可以说少之又少，所以说大学的外国文学教育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有待进一步发展。

关于国内外国文学教学改革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进行：

第一，教学方法改革是实施《外国文学》课程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能力的根本。因而，很多老师有意识地变单一的教师讲授为教师讲授和学生的读、看、说、写相结合的全方位的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这样既提高了教学质量，又促进了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这种教学相长、师生互动的活动，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受到学生们的普遍欢迎。这一类的文章每年都层出不穷，这也说明了众多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专业老师注意到外国文学教改对于提高学生素质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把东方文学运用到大学外国文学的教学更能全面学生的外国文学知识。

第二，教学手段改革。课堂教授法采用多媒体课件授课，有助于吸引学生注意力和教学互动，扩大信息量，提高教学效率。一般大学教学都配置有课件，实行多媒体教学，用图像和声音吸引学生，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兴趣。而外国文学的讲授加上多媒体也会让学生更能提高学习的兴趣，国内高校都在注重这方面的研究，这种方法的运用也让东方文学的教学变得更加生动可行。

第三，教材改革。国内的外国文学史教材的陈旧，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让学生无法接受最新最专业的知识。外国文学教材不仅内容陈旧，而且观点也陈旧，除了教授基本知识外，没有办法和时代接轨。现在国内的主要外国文学史教材就那么几本，除了朱维之先生的《外国文学史》、郑克鲁的《外国文学史》外还有一些高校老师编写的《外国文学史》或者《世界文学史》。这里都是以欧美文学史为主要，东方文学史紧跟其后，但也是简编，并没有一个详细的介绍。而当老师教授完欧美文学的时候已经没有课时讲授后面的东方文学了，即使老师认识到东方文学的重要性，也会被长期以来的忽视而无法提上日程。

虽然现在各高校不断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改革，认识到东方文学的重要性，教材改革也提上了日程，但并没有实质性的成果。他们一般是针对外国文学教学方法进行研究，很少注重东方文学在整个外国文学教学中的整体作用。主要是从外国文学教学和学生学习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从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进行研究，但是力度尚显不足，没有提到本质性的东西，所以要把东方文学的重要性提到桌面上。除了上述三个方面，还应该在现在的外国文学教学方面力求观照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的内在关系，寻找欧美文学教学和东方文学教学的平衡点，从而力图有新的发现、新的理解和新的评估。既然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具有互文性，要重新看待、重新理解外国文学教学，观照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所进行的创作的东西方文学之间的“互文性”就变得十分必要。著名作家博尔赫斯认为，只有超越了东西方各自视野的局限性，站在更加开放的立场上去把握不同文化的本质和特质，人类才有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解放。

大学的外国文学教学应该重视东方文学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

参考文献

1 王文华.“质量工程”与外国文学教改［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11）

2 王建华、张汝梅.外国文学教育探析［J］.大理学院学报（综合版），2002（2）

3 张沁文.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实践探索［J］.教育与职业，2006（15）

外国文学史范文第9篇

关键词：外国文学教学；文本细读；教学实践

0 引言

外国文学作为文学专业院校的主修课程，对培养学生的审美修养以及提升学生对文学鉴赏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很多院校在教学外国文学时，常常强调文学史的知识积累，而对文本的解读相对忽视，这显然是不利于对学生文学鉴赏能力的培养。本文通过提出文本细读这个概念，在外国文学史的教学中通过文本细读这种教学模式并通过具体的课堂实践来分析文本细读教学模式的作用和效果。其实在2011年刘心武通过对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文本细读发现了“日月双悬”的这种政治悬案，从而显示了文本细读在文学研究和鉴赏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1 外国文学教学现状及文本细读概念分析

1.1 外国文学的教学现状分析

外国文学这门课程有的院校又称为外国文学史，目前的主流教学模式是结合外国文学所体现的思潮流派的文学史，并根据外国文学史中每一个流派中，提出相应的代表作家和作品进行分析和讲解。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成为外国文学史教学中的案例。对此很多专家学者认为这种方式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四川大学刘亚丁教授就认为：“我国大学的外国文学教学走入了极大的误区，多数教师在课堂上讲思潮，讲流派，或者脱离文本讲研究方法，就是不涉及具体文本阅读体验，学术刊物发表外国文学方面的论文的导向也与此相若。”其实刘教授探讨的外国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和各种文学教学都存在着类似的困境。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只要不断的记忆文学史的各种思潮流派，然后记住每个流派的代表作家和作品，记住每个思潮流派常见的艺术表现方法，就能够完成这门功课的学习。

但是这种教学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够机械的背诵文学史的常识性问题，却很难实现提升学生对外国文学的鉴赏能力，很难提升学生自由思考能力以及不断积蓄外国文学的精华，帮助自己创作以及革新自己的创作理念，提升自己的创作能力。因此在外国文学教学以及其他的文学教学方面，应该遵循“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原则，突出文本细读教学为主，文学史教学为辅的创新的教学模式。

1.2 文本细读的基本概念分析

文本细读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英美的新批评文论中，其基本概念指的是细密的研究作品上下文以及其言外之意。在文学评论中，要求注解每一个单词的含义以及词句之间的细微联系，通过对文本的细微分析来挖掘整部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只有通过慢慢的品读才能够体味作品的精妙之处，很多文学作品前面的一个词语可能就概括了后面的情节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当代的文艺学家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这篇评论文章中就提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是由作品、作家、读者和世界这四个基本要素构成，因此文学的研究就离不开对这四个要素的综合研究，这样才能够得出相对客观准确的结论。读者只有和文学文本进行亲密接触，仔细研读才能够真正理解文学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由此可见文本细读的在文学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2 文本细读教学实践

2.1 文本细读的教学方式

文本细读对于外国文学教学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国文学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文学作品汗牛充栋，要想在课堂上对每一个作品都进行文本细读式的教学显然不符合教学实际，因此老师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选材，并按照下面四个步骤来安排具体的文本细读教学。

第一步老师要展示解读文本的问题以及解读文本的方法；第二步学生利用老师提供的方法进行全文细读；第三步学生根据老师提出的问题进行全文细读；最后一步就是局部片段的文本细读。在第一步中，老师应该选择一段文本，并向学生展示如何从多个角度来分析同一部作品，每一种角度的解读其细节的关注点是有差别的，学生就能够从多个角度细读文本并体会到细节的价值和作用。让学生带着具体的问题进行文本细读是最佳的引导方式，这种方式更合适对短篇进行细读教学。

比如在教学《变形记》这部作品时，老师在课前可以布置“请准确描述格里高尔的房间”这个问题，然后让学生针对这个问题对这部作品进行细读，此时学生就会发现格里高尔的房间竟然有三个门，从这个门的数量就可以分析出格里高尔所处的空间是没有私密性的，这个空间并不属于主人公自己，当学生细读到三个房门都在传来急促的声音时，根据上下文又能够联想到外界对主人公的紧逼，通过这种文本细读就能够充分领略到《变形记》其表面文字透露出的深层哲学思考，而如果粗略的阅读《变形记》只能够感受到荒诞不羁的表面。

另外老师在设置问题时，还应该将学生的思维从封闭的文本结构转向文化史学的角度进行思考，以莎翁的《哈姆雷特》教学举例，可以引入约翰・厄普代克的代表作品《葛特鲁德》进行对比式教学，从而引导学生对文化史学的思考。老师根据这两种文学作品设置这样的问题：葛特鲁德和奥菲莉在作品中出现的频率以及说话时和独白时的频率，通过学生认证研读可以明显的发现葛特鲁德要比奥菲莉出现的频率更高，在独白和说话时，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莎翁的男权思想，正是通过对比教学，就能够让学生更好的领会文化史的发展也会改变文学作品的主流思想。

2.2 考核方式的创新

既然引入了文本细读的教学模式，那么考核方式就应该随之创新，要改变以往那种以文学史和文学思潮内容的考核。在文本细读教学模式下，应该重点突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解读方面的考核，这样才能够凸显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可能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却能够更好的释放学生的所思所想，开拓学生自由思考的空间。比如暨南大学张世君在考核学生学习时提出的一道题目：“请描述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学生要想准确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完整的看完《安娜・卡列尼娜》，而且是细读，才能够更加准确的描述答案。这样的考核方式才是真正和文本细读教学模式相融合，才能够有效的推进文本教学模式的开展。

3 总结

教材使用一般很多年，如果在外国文学教学方面始终以文学史和思潮教学为主，那么教材会变得越来越薄，学生只要凭借记忆力就能够完成课程的学习，但是如果建立在文本细读的教学模式下，将外国文学回归到作品本身的教学上，那么教材就会变得越来越厚，无论从思想还是内涵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学生才能够获得更多的精神营养，才能够让学生获得更加自由的思考空间。这对于提升学生的文学艺术鉴赏力，提升学生的创作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成立.论外国文学教学中人文精神的传授和培养[J].文教资料，2011（22）.

[2] 胡珂，布鲁克斯.“文本细读方法”研究[D].南京大学，2012（05）：1315.

[3] 张瑞卿.F.R.利维斯与英美新批评[J].励耘学刊（文学卷），2010（01）.

外国文学史范文第10篇

《外国文学》是语文教育专业的一门必修专业核心课,以讲授西方古代至现、当代文学发展史和名家名作为基本内容,是语文教育专业学生必备的文学知识和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外国文学的教学模式是“文学史+作品选读”两方面内容面面俱到,知识点过于细琐和庞杂,学生阅读原文的能力有限,再加上课时和参考资料的限制,整个教学过程基本上是以教材为中心,教师为中心,课堂讲授为中心。学生自学能力不能得到发挥,这种常规的教学模式忽视了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和评价的参与,学生成为文学知识和作品分析的被动接受者和学习者。 1优化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 文学是本专业学生需掌握的重要一块,而外国文学是世界文学中的重要部分。 同时在学习、研究外国文学的过程中树立的正确态度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将会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本课程非常重视课程内容的设计,注意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叉,通过跨学科重新整合外国文学的教学资源,实现多媒体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有效整合,创建全新的外国文学教学模式,及时把本学科教学改革与实践引入教学,恰当处理课程内容经典与现代的关系,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首先对教学内容进行整体精选和优化,突出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在具体学习内容中每章都有学习要求,每节都有学习提要和思考题,每章每节结束都有图表总结,以思维导图的形式帮助学生把握本章本节的内容。详细的学习辅导内容,不但有利于对本课程形成架构的认识和定位,对课程的了解更加深刻透彻,而且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的顺利进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 其次,在教学内容设计上,大胆打破学科界限,丰富文化含量。注意本学科跨文化、跨学科的交叉特点,注意文学与历史,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艺术,文学与自然科学等的联系,对外国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研究、异质文化比较,在跨学科平台整合历史文化、绘画建筑、音乐歌剧、科学考古等知识。特别注意把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融为一体,使学生在学好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提高其文化素养,达到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目的。 再者,在教学内容中,注意寻找契合点,培养学生的德育。如《罗密欧与朱丽叶》通过现代爱情观和古代观的比较,突出生命的意义,加强学生珍惜生命教育;如《伊利亚特》、《罗兰之歌》、《羊脂球》等加强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教育。 2改革传统教学方法,创建讲、视、听、读、写、做、编、演于一体的全新教学模式,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2.1创建开放性教学模式 该教学模式能有效的激发学生的潜能,使学生发挥自己的优势智力,促进学生多元智能的协调发展,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针对“课堂听学”模式下学生的被动学习状况,本课程以情境、协作、交流的学习环境为基础,创建了讲、视、听、读、写、做、编、演于一体的快乐学习的教学模式;图文并茂,绘声绘影,形成外国文学史的视听化教学。 讲:学生讲课,培养学生学术意识和创新能力。根据课后的“作业与思考题”进行自学、尝试备课,并作好讲课准备,然后让这些学生登台讲解,师生一起品评。 视:观看电影改编和美术作品,外国文学视听化。充分利用根据外国文学作品搬上银幕的电影改编视听资源将传统文字外国文学史教学变为视听外国文学史。 听:欣赏音乐歌剧作品,回响外国文学天籁。充分利用西方音乐和歌剧改编视听资源,改变传统外国文学史教学的无声世界,营造外国文学音乐殿堂的氛围。 读:阅读经典名著,把握外国文学精髓。按照外国文学史的演化规律,系统阅读外国文学3000年的经典名著,掌握外国文学的思想精华和艺术奥妙。 写:撰写外国文学论文,增强研究水平。从视、听、读中发现问题,探索问题,撰写外国文学论文,为深入研究打下学术基础,为写作毕业论准备。 做:制作多媒体作品,提高信息素养。学以致用,人人动手,将课程内容用新媒体技术表现出来,制作多媒体教学作品,课堂展示,协作学习。 编:改编外国文学名著,重新诠释外国文学作品。学习编剧,抓住外国文学原著的关键元素,进行戏剧改编的再创造,突出原著跨时代的母题意义和全人类性的普遍现象。 演:演出外国文学课堂剧,与外国文学人物生活在一起。人人参与演出,展示才艺,体验角色,使外国文学充满现实生活感。 2.2改革传统教学方法 (1)本课程采用混合式教学,开展研究性学习和小组协作学习。提倡研究性学习方法。教师根据课程内容,设计研究题目,让学生通过阅读、浏览网络信息,确定自己的研究题目。这种学习既补充了课堂教学内容,又锻炼了学生的研究能力、实践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2)在设计研究性学习的内容时,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比如讲授中世纪文学,根据学生对骑士和骑士文学的兴趣,将骑士文学的内容交给学生自己去研究。 2.3在教学中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有问题式教学、情境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归纳教学法和角色扮演等,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学习,促进学生积极思考例如使用多媒体资源呈现情境,导入教学,并提出问题,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探究激情,引导学生思考;在课堂上展开讨论,鼓励质疑批判和发表独立见解,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采用思维导图进行教学,为学生提供章节提要和图表总结。 2.4进行创意性的即兴表演课堂剧在期初时列出外国文学名著目录,让学生分角色扮演,也可以学生自编、自演、自导剧目来体会外国文学经典作品的内涵。分成协作小组的形式来进行实践汇报演出。#p#分页标题#e# 3改革考试方法,建立新的考核评价体系 本课程改革传统考试方法,实行过程性评价和最终性评价相结合的教学评价方法和考核形式。过程性评价(平时作业)占学期总评成绩的50％。内容包括学生课程小论文、阅读文学原著感想、多媒体作品、改编外国文学剧本、课堂剧演出、课程实践汇报、学习体会、演剧体会等。最终性评价(期末考试)以传统考试方法进行,占学期总评成绩的50％。闭卷考试分AB卷,增加主观题。 4结语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吸收世界文化精华,获得开放性的眼光与胸襟。为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及其它文化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为从事现代语文教学与文化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由于对外国文学的基本知识和文学成就的掌握,使学生灵活掌握现代思维方式。以更全面的辩证文学与社会发展演进的关系,健全人格道德与心理机制。以树立对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意识。

外国文学史范文第11篇

一、本科生《外国文学》教学过程概览

《外国文学》课程在中文系本科教学过程中，通常着重于文学系统的架构，即文学编年与地域框架结构的建立。这种教学方式有助于学生建立牢固的知识体系与概念。在搭建好系统框架后，相关外国文学课程教材往往对文学史上某些著名作家及其重要文本给予概念化的阐释，让学生可以不通过阅读原文文本就掌握某一具体作品的大致内容、中心思想、文学表现方式等等特点。对于教师来说，这是一种简单高效的授课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学时与教学质量。另一方面，若是让学生单纯阅读原文本以求保证第一手感知，这也不太现实。首先，文学史上著名作家作品通常都具有相当的厚度———思想的厚度与书本的厚度。这种厚度对于二十岁出头的本科学生来说，可能会带来理解与把握的难度，学生很可能并不能真正理解所读作品的概貌。其次，《外国文学》作为中文系学生的专业课，每次授课基本都会“日行八万里”，即一次授课可能同时介绍几个国家的众多作家作品，要求学生在短时间内阅读众多名家名作就像要求学生要一下子吃个胖子，带来的效果只会适得其反，很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甚至拉肚子，不仅搞混了作家作品不说，最重要是破坏和模糊了学生对于文本的感知。并且，学生也不可能在短短的周间阅读众多文本。

二、席勒四维存在论指导《外国文学》教学的可行性分析

鉴于《外国文学》教学的客观实际，是否可以运用席勒的四维层次论来指导本科教学以求两全呢?从感性存在来看，《外国文学》作为中文系本科学生必修专业课，其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已是不言而喻的，学生们必然能够意识到，若是没有外国文学这门专业课，中文系也就不成其为完整的中文系，中文专业学科的特质就不能得以体现。因此，《外国文学》这门课程从中文系学生的出发点来看，其自然性质能够得到学生天然的理解。从逻辑性质来看，《外国文学》课程能够使学生得到一种对于外国文学概貌的认识，大部分的外国文学教材都是从编年、国别的角度进行文学史的梳理，只要浏览教材目录，便能够得出对于外国文学课程授课内容的鲜明认识。这个层次在课程教学中也不难达到。从道德性质来看，《外国文学》课程通过介绍作家作品，能够很好地建立学生对于善的追求。首先，能够经受住几百乃至上千年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其本身就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与魅力超出了文字本身，更像是上升到人性的高度对后来人施以永恒的影响。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感动人的通常是里面的人物所代表的精神品质，这种品质常常作为人性最光辉的代表支撑与影响人类精神并代代相传。其次，就算是拾人牙慧式的内容介绍，其中也必然掺杂了编者的价值取向，能够作为文本编入教材的作品，更加突出了其教育意义。从审美性质来看，《外国文学》最需要改进之处就是教师教授文学史框架与学生的一手文本阅读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的文字本身就自有其美感，这种美感看似微不足道，并且文学感受一闪即过，比人物精神更加难被觉察。那么，文字本身的美感到底有何意义呢?学生如果能够超越人物精神所带来的价值影响，而关注其审美意义，这是一种更高程度的审美无目的性的自由。这种自由兼具真、善、美，也更难达到。如果教师能够在保证建立文学史框架的前提下，减少文本的概括性介绍，而大量引入原文文本，让学生在原文阅读中感受字里行间流动的美感，或许不失为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当然，这种教学方式对教师的文本阅读量、文学感受力、对学生接受能力的把握是有较高要求的，但这并非不能达到，需要教师更多时间的积累和沉淀。把席勒的四维存在观运用于本科《外国文学》课程的教育教学中，通过课程教学中层层性质的满足，通过教师在教学设置中环环相扣的安排与引导，能够期望于培养学生的审美无目的性，以获得更大的自由。

作者：王筱莹 单位：西华大学

外国文学史范文第12篇

日前,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2010年年会暨“外国文学:领悟与阐释”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举行。本次年会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来自全国近百所学校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外国文学经典作品阐释、外国文学经典作品研究史综述、外国文学经典作品教学研究、外国文学教学与人文素质教育等话题展开探讨。

四川大学副校长石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党委书记熊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会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正润在开幕式上致辞。同时,还举行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委员会第四届优秀教学科研成果奖颁奖仪式,学会秘书长张冰宣布获奖名单。

对外国文学经典的研究与阐释一直是外国文学学界关注的重点。经典文学作品常读常新,能经过时代的淘洗给人以滋养。在本次会议上,很多学者阐述了对不同语种文学经典的解读。作家之间的交往和对话,对作家的创作动力和作品增值等有深入影响,北京大学教授刘树森就论述了庞德在惠特曼从边缘回归美国文学经典历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虽然庞德坦诚自己由于思想和艺术上的幼稚曾厌恶惠特曼,但同为美国诗人的庞德最终意识到自己与惠特曼同根同源,共同拥有美国民族身份与诗歌创作指向,因此主动提出打破精神上的隔膜与壁垒,建立彼此“交往”。文化试错和文化反省是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角度,文学研究既要面向未来,也要反省过去,许多杰出的作品中都有作者的反思,值得研究者深入挖掘。四川大学刘亚丁教授借鉴格雷马斯符号学的矩阵图,分析《罪与罚》中体现文化冲突的主人公犯罪和救赎的叙事轴,同时分析其他人物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抉择,将拉斯柯尼科夫文化抉择的叙事深层结构,解读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及俄罗斯民族对西方文化的“试错”。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林精华论述了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对列夫・托尔斯泰的四种阐释。复旦大学副教授戴从容认为,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通过有意识地选择田园乡村生活,建立了观看和表述日常生活的特殊叙事方式。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同样引发学者们的热烈讨论。四川外国语学院的李兵、陈燕红从《建筑大师》解读易卜生剧作的“妖性”,认为其剧作中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性”在今天仍不失为戏剧创作的典范;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刘建军认为,易卜生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剧作中反映了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冲突碰撞;复旦大学教授孙健所提出的“易卜生主义在当下是否要有新的发展”引发与会者的深度思考。

外国文学史的研究、教学同样是与会者热议的话题。厦门大学教授王诺谈到,外国文学研究应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东西方世界的模糊,也是当今世界发展趋势,我们在与国际话语相对接的同时,还应该考虑以何种态度进行国际化。而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应用方面,王诺强调了生态批评的审美性和艺术原则,认为外国文学研究在寻求理论支撑时须注意对理论的整体把握,避免只言片语的拼凑和引用,无论女性主义还是生态批评,都应注意其理论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南开大学教授王立新、三峡大学教授李小驹分别在主题发言中论述了书写20世纪外国文学史的理论与方法反思,以及外国文学课程应该自觉承担的新启蒙的历史责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坤则论述了文学史书写的圆性,认为变幻和变形是文学史编写的依据。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晋凯在闭幕词中说,本次会议对新世纪头十年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经验进行了总结,也为今后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