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哲学论文范文

大学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大学生初入大学校园，带着好奇，满怀着希望与憧憬，肩负着父母的重托，开启了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开始了“把自己培养成为自己”的漫漫征程!在这里，后一个“自己”比前一个“自己”更完善、更高大、更聪明、更智慧、更高尚，后一个“自己”是“获得了新的生命的自己”，因而学会生存成为了第一要务，就好比大树的扎根。人是群居动物，大学是一个微型社会，更犹如一个大家庭。因此，学会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类具有“命题语言”，而动物只有“情感语言”。大学生都是有思想、有意识、有情感的莘莘学子，他们具有丰富的命题语言，只有通过交流，才能表情达意，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好的语言交流就是心灵对话”。交流与交往相互交织，彼此融通。如果不与人交流和交往，我行我素，独来独往，孤芳自赏，长此以往，就会固步自封，闭关自守，从而变得少言寡语，性情孤僻。反之则会变得活泼开朗，乐观大方，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亲情与温情，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可见，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开启美好大学生活的金钥匙。“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如何学会自立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生活难题。自立，顾名思义就是自我独立，不但生活上能够自理，而且学习上、工作上、思想上都要能够自立，完全脱离依赖感和依附感。进入到大学之前，或许很多事情都是由家长、老师或亲朋好友帮忙解决，那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你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因此，有些学生甚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除了读书学习之外，所有的事情都不用操心。进入到大学之后，大多数的学生都是背井离乡，远离父母与亲人，如何打理好自己的生活与学习，如何科学、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衣食住行，成为了大学生首先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断的向同学、老师学习，很快就会融入到大学温暖的大家庭之中。

尽管如此，还不能说就有很强的大学生存能力了。大学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学习，虽然经历了过五关、斩六将的高考，但是大学阶段的学习在学习目的、学习内容等方面都与大学前有很大的区别，还得学会学习!作为一名大学生，理应有自己的学习目标和人生前进的方向。有些学生志存高远，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理想和抱负，他们一以贯之的刻苦学习，奋发图强;有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的学习目的就是做一名好学生，学好各门功课，将来能够考入理想的大学。进入大学之后，学习目的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有的是为了一纸文凭，有的是为了光宗耀祖，有的是为了将来能够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还有的目标模糊，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进入大学前后的学习内容也会大相径庭，之前的学习内容大多与升学有关，一切为了考试转，大多接受的是应试教育。初中有“中考”，高中有“高考”，最终的目的都是能够顺利通过高考，所以，高考这根指挥棒威力无穷。一般来说，学习内容相对固定，学生学习的可选性不大，当然有特殊兴趣爱好者另当别论。但进入大学阶段的学习之后，学习内容广泛的多，虽然也有必修课，但有许多的选修课，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自由支配时间，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自主学习，自由研发，既可以学习广博的书本知识，也可以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在实践中学习与提高。因此，大学入学之初就要有明确的学习目的，明确自己的人生方向，描绘美好的人生蓝图，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虚度自己的大学时光，有的放矢，坚持不懈，最终到达成功的彼岸。经过大学阶段的学习，形成自己“独立自主的、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培养自己独特的判断能力，明确自己在人生的各个不同时期、不同情形之下所应该做的事情，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

二、学会生长:大学生为人为学的关键

我国著名教育家张楚廷先生曾经说过，大学是一个大写的“学”字，到学校来求学的人叫“学生”，在学校里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叫“学者”，学校里流动的空气叫“学风”，在学校习得的海量知识叫“学海”，因此说“学海无涯苦作舟”。所以，在大学里，所有的一切都与“学”字有关，大学生在大学如饥似渴的“学”，孜孜不倦的“学”，学习着，生长着，成熟着。学知识，学文化，这是大学生的首要任务。增长知识，增加才干，是大学生学习的动力和目标，用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大学生是“依靠征服知识而获得教育的”，是自己“所获得的知识的最高主人”。学生习得的知识既包括显性知识又包括隐性知识，这里所指的知识与文化在日常口语中是同义语，亦即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而文化的载体是课程，“课程即学生在学校里习得文化之总和”，包含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大多数的时候，大学生非常重视通过显性课程来习得知识，殊不知隐性课程对知识的习得意义更为重大和深远。知识的习得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艺术。既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又要改善思维结构，提高认知水平。既要注重普通知识的学习，又要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二者相互渗透，互相融通，缺一不可。既要训练如何集中注意力，又要训练如何加强记忆力，更重要的是要训练自己的思维能力，运用演绎法、归纳法训练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不同的课程学习方法虽然各不相同，但都需要用脑去面对，用思维去展开，用心去认知。显性课程即排进常规的教学计划表里的课程，其习得途径通常有两大类:第一类是传统的学习模式———老师讲、学生听，诸如讲授法、启发式教学法、讨论法等等，无论是哪种学习方式，教师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学生是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学习的;第二类是自主学习，简称自学，对一些感兴趣的课程，学生可以自学成才，自我钻研，自我探究。大学更为看重的就是这种自学能力，不仅对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进行自学，而且对自己不太感兴趣的课程也要有较强的自学能力，要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善于与教师进行对话、交流与探讨，勇于提出质疑，甚至敢于进行批判。

隐性课程是“隐性文化与受示者个体之间的交流”，隐性文化有意无意、有形无形地存在于大学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弥漫在学校的空气中，只要用心去体会、体验、体感、体察、体悟，它就在你的身边，似乎伸手就可以触摸到一样，进而触景生情。这种学习过程非常愉悦，对习得者影响深远。比如学校里的英语角，原本只是一块地，但因为赋予了它一个特定的名字，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只要英语爱好者一走到这个地方，自然而然的就会进入到一种英语交流的情境，就会联想到英语中的妙语美文。因为这是一个展示自我英语水平和能力的平台，尽情享受英语角所带来的愉悦和快乐。再比如学校的雕像群，原本是冷冰冰的塑像，但在学校特定文化氛围的烘托下，映射出不平凡的意义，激励着求学者奋发向上的勇气和决心，陶冶着大学生的情操。大学生在知识积累的同时，道德品质也在不断提高。大学生个体道德品质的形成是“个体自身与环境相互作用下道德规范内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通过自身在群体生活和社会交往中的道德实践，逐渐由被动到主动，最终形成道德行为习惯。著名心理学家柯尔伯格(L．Kohlberg)在其著名的道德发展阶段论中曾断言:“教育的基本目的是促进这些阶段的发展”。人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学生有意无意的受到书本、现实生活中榜样的熏陶，潜移默化的提升自己的道德素养。人总是不断追求进步和完美，大学生更是在不断地学习实现自我，超越自我。“要成为完整的人全在于自身的不懈努力和对自身的不断超越”，因此，大学里的“每个人要负起超越自身存在的责任”，实现超越的使命。

三、学会生活:大学生为人为学的保障

大学生活绚丽多姿，虽然经历了学会生存、学会生长两个阶段，笔者认为还得学会生活，“学会共同生活，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学会认识自己，发现他人，学会与人和谐相处，不仅要培养自己的好奇心和批判精神，更要培养团队合作精神，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闪光点，也有缺点和不足，如何做到扬长避短可不是件很容易的事，需要用心去学才行。大学生吃在食堂，住在宿舍，学在教室或图书馆，这些都是公共场所，没有一定的生活常识和技巧，就会遇到许多麻烦和不愉快。生活习惯的不同常常是困扰大学生的一大难题。吃的问题还好解决，如今的食堂食物品种花样繁多，自助用餐，完全可以满足大众口味与需求。住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了，如果没有一颗宽容的心，同室操戈的室友冲突就会在所难免。比如有的同学喜欢安静，而有的同学却喜欢热闹，常常把音响开的很大，让人难以忍受;有的同学喜欢早睡早起，有的同学却喜欢晚睡晚起;有的学生怕冷，有的同学怕热;有的学生喜欢关闭门窗，有的学生却喜欢打开门窗通风透气;有的学生特别讲卫生，生活有条不紊，而有的学生却邋里邋遢，不拘小节，等等，不胜枚举。那么就需要大学生学会灵活应变，学会包容，学会妥协，学会求同存异，学会充分考虑别人的感受。如果在大学期间能够遇到与自己志同道合、趣味相投的同学，那应该算是人生的一大幸事!通常的情况是兴趣爱好各不相同，有的学生酷爱学习，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如饥似渴，夜以继日，如梦如痴;有的学生痴迷于电脑游戏，在虚幻的世界里打发时光，纵横驰骋;有的学生崇尚发明创造，整天捣鼓捣鼓自己的新思想，新创意;有的学生喜欢吃喝玩乐，而有的学生却认为这是不务正业。所以，大学生应该广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培养自己的好奇心、同情心、自信心和上进心，“兴趣是学习之母”，向同学学习，向朋友学习。审美追求亦会因人而异。人都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自己的，人追求美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需要，张楚廷先生著名的教育美学公理称:“人在以反身为基本方式催动自己发展的时候，最基本的营养剂就是美学要素”。大学生追求外表的美丽，诸如美丽的穿着打扮，外形亮丽，光鲜夺目;大学生追求学习、生活意境的美妙，讲究诗情画意，讲究浪漫温馨;大学生追求理想的美好，勾勒出一幅幅宏伟的蓝图;大学生还追求友情与爱情的美满，期望能在大学阶段收获纯真的友情与甜蜜的爱情，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在人的意识中有天生的美学追求”。正如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所言:“美作为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真与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与人性一样，是人类历史的伟大成果”。因此，大学生要学会欣赏美，创造美，守护美，发展美，让大学生活更加美好，美不胜收!

四、学会珍爱生命:大学生为人为学的永恒主题

自杀、杀人，这些残酷冷漠的字眼出现在大学校园，常常令人毛骨悚然。据媒体披露，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高校在校大学生自杀人数逐年上升，自杀成为了大学生的首位死因。本该是风华正茂的豆蔻年华，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为何放弃自己最强旺的生命呢?更有甚者，在大学校园里，还会发生诸如复旦大学投毒案这样的杀人惨案呢?探究自杀与杀人的原因，一是缺乏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二是悲观厌世，三是心理脆弱，四是感情纠葛，五是升学、就业、情绪、人际关系、贫富差距等问题给大学生所带来的压力，当他们无力排解这些压力时就会做出一些极端的举动，令人汗颜。因此，大学生既要学会珍爱自己的生命，也要学会珍爱他人的生命，毕竟，生命对于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弥足珍贵!人的生命可以从三个不同的维度来进行考察:一是自然生命，是指人所具有的自然生理属性的肉体生命;二是精神生命，是指人的生命的精神性存在，是生命个体对自我肉体生命的一种自我情感表达与体验，是一种自我意识与理解。精神生命是自然生命的升华，既与自然生命相关联，又天然的超越自然生命，是真、善、美的有机多元统一;三是社会生命，人生活在社会中，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个体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所从事的社会事业以及参与的社会文化规则展示出来。个体生命的三个维度之间互为前提、互为因果、循环往复，构成一个具体而完整的生命，“实现着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交换和协调”。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指的就是人的自然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这三重生命意义间的关系。在生命的三个维度中，自然生命是基础，精神生命是灵魂，社会生命是保障。大学生处于人生中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时期，身心日趋成熟，对生命的认知和感悟更为深刻。自然生命属物质层面的范畴，虽然生老病死属自然规律，无法抗拒，但“生命在于运动”，大学生应该学会更多更科学的强身健体方式，注意养生之道，让生命焕发异彩。精神生命属意识层面的范畴，人的“意识、精神、智慧是可发展的”，“是可以不断获得新的生命的生命”，因为人能够“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因此，大学生要勇攀科学高峰，追求科学精神;注重道德伦理规范的养成，崇尚道德精神;善于发现美、创造美，体现美学精神。社会生命既具有自然生命的某些特征，又具有精神生命的某些特征，是二者的有机融合体。大学生要学会从自然生命、精神生命、社会生命三个不同的维度和视角去珍爱生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铸造完美人格，体现大学生的生命意义。为人与为学，是一个常议常新的永恒话题，大学生学会如何为人为学则更是一个丰富的哲学命题，是一门永远做不完的功课。唯有坚持不懈的努力学习，才能使自己的生命之花怒放，生命之树常青!

大学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国际比较

2009年以来，南京大学施行“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努力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教育，这使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升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南京大学哲学系积极开展国际比较研究，深入分析欧洲和美国6个世界一流哲学系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对哲学专业人才培养国际发展趋势、国内大学哲学系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等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进而通过有针对性的改革，努力缩小差距、弥补不足，在进一步优化完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一、世界一流哲学系的人才培养理念与举措

在此次国际比较研究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收集、分析了欧洲、北美和东亚十余所大学哲学系的本科生培养方案，重点是欧美6个世界一流哲学系：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剑桥大学哲学系、牛津大学哲学系以及哈佛大学哲学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这6个哲学系所拥有的哲学传统迥然不同，但研究表明，它们在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和举措方面却高度趋同。

1. 不过分强调哲学的专业性，鼓励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复合

牛津大学哲学系明确指出，“在本科生层次上，把哲学作为唯一的学位对象进行学习是不可能的”。虽然没有同样的文字表述，但其他5个哲学系都认同这一理念，并结合自身的传统与实际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鼓励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复合，提高本科生的跨学科竞争力。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在单独的哲学专业之外，与其他学科相结合，设立若干哲学辅修专业。在这个方面，牛津大学的“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PPE）项目、哈佛大学的“心脑与行为轨迹”（Mind， Brain and Behavior Track）项目非常有代表性。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则坚持德语世界的悠久传统，要求本科生必须选修两个专业，其中哲学专业所占比重最多不能超过75%。虽然剑桥大学哲学系明确不提供类似的辅修专业，但它要求哲学专业本科生在第三学年选做古典学专业或神学专业的论文，从而在事实上进行了学科交叉。

2.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重视论文写作

以重要的哲学问题及其答案为主体的哲学知识，当然是哲学系本科生需要掌握的学习内容。不过，与系统完整的知识掌握相比，这6个哲学系显然更加看重学生能力的养成和提高。这些能力包括：理解哲学著作和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符合特定哲学传统的分析能力和论证能力;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能力。作为注重能力培养的一个集中体现，它们都高度重视（学位）论文写作：都有辅导论文写作的制度安排，英语世界的4个哲学系主要依靠导师辅导，而德语世界的2个哲学系则有专门的写作与论证课程;英语世界的4个哲学系把高质量的毕业论文或竞赛获奖论文作为以优等生毕业的必要条件，而德语世界的2个哲学系则为学士学位论文赋予更高的学分，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主修哲学毕业需修满120学分，学士学位论文计10学分，海德堡大学哲学系需修满180学分，学士学位论文计12学分。

3. 以模块化的课程群设计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鼓励哲学专业本科生进行跨专业的交叉复合培养，必然导致学生学习需求的多样化。那么，如何在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与相对有限的课程资源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呢？这6个哲学系的共同选择是模块化的课程群设计，即将部分或者全部专业课程划分为若干课程群模块，每个课程群模块包含1门或多门相关课程，以供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和学业规划进行模块选择。柏林洪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将所有专业课程都划分进特定模块（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种），其中选修模块主要根据研究方向（相当于国内的一个二级学科或若干相近二级学科）进行设计;每个模块都有自己特定的课程形式和考试形式，并且是按照模块而非课程进行总体考核。英语世界的4个哲学系则主要是对高年级的选修课程进行模块化设计。

4. 以高强度的课程研讨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性

就课堂教学的形式而言，这6个哲学系的专业课程都分为两类：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讲座课（Lecture/Vorlesung）和研讨课（Seminar Discussion）。在德国，后者还会细分为初级研讨课（Proseminar）和专业研讨课（Hauptseminar）。两类课程的分布规律是：研讨课多于讲座课;越到高年级，研讨课的比例越高。不仅如此，6个哲学系都对研讨课作出了非常完整细致的安排，学生只有完成大量的课前准备和后续工作（其所用学习时间通常是上课时间的2～3倍甚至以上），才能跟上课程进度，进而修完课程，获得学分。因此，尽管6个哲学系对学生的专业学分要求都不高（略低于国内哲学系要求），但学生的学习压力却很高，课堂表现也更积极主动，其学习主体性得到了很好的激发。

5. 完善的导学机制助力学生成长

由于对学生入学不设置任何专业门槛，所以，这6个哲学系都设立了完善的导学机制，帮助学生尽快进入专业学习状态。低年级的导论课、高年级的辅导课和某种形式的导师制是它们的共同选择。一提到导师制，人们就会想起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似乎只有它们才有导师制。其实，除了实行学院寄宿制的前述三所大学哲学系外，其他3个哲学系也都实行某种形式的导师制，安排专门的导师为学生提供学业和人生指导。此外，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还把参加专业学术俱乐部作为导学机制的一个补充部分。

6. 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引导学生提升能力

培养目标决定考核方式。这6个哲学系都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均采取了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的能力掌握与提升。传统的闭卷考试依旧存在，但主要是写小论文，以考察学生对特定哲学问题的理解、分析和论证能力。在德语世界，这主要用于模块结业考试;在剑桥大学哲学系，这主要用于每年春夏季的学年（阶段）结业（升级）考试。对于大多数课程，6个哲学系采取的都是综合评价方式，即对平时表现（出勤率和课堂发言情况）、课程报告、作业或课程论文等分别赋分，然后按照比例合成最终分数，以对学生的学习态度、知识掌握、能力掌握等形成综合评价。在综合评价中，一个学生要想获得高分，就必须全程参与、积极思考、主动表现。

二、国内哲学系与世界一流哲学系之间的差距和不足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哲学系即开始新一轮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探索。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教育部所属重点大学哲学系已经基本实现“破旧立新”：“破旧”就是破除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前苏联模式对国内哲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消极影响;“立新”就是以英美世界一流大学哲学系为主要参考对象，初步确立了新的、与国际发展趋势相一致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此次国际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尽管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国内一流哲学系与世界一流哲学系之间依旧存在不容忽视的差距和不足。

1. 僵化封闭的哲学专业观念破而未除

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国内哲学系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具有十分明确的专业观念，即强调哲学是一个与其他专业不同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学说体系，因此，在实际的培养模式设计中，总是习惯于各自为政，画地为牢，在哲学与其他专业之间树立起了一道人为的、难以逾越的“藩篱”。此前几十年走的弯路已经充分说明，哲学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专业，但它绝不是一种可以脱离思想知识体系其他部分的孤立存在。经过近20年的反思，这种僵化封闭的哲学专业观念已经被打破，但并未被彻底根除，其突出表现是：哲学至多愿意与文学、历史学这两个相关学科进行有限的交叉融合，这连古典时代“文史哲不分家”的水平都没有超过！就更不用说与其他社会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生物医学、认识科学等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了。而与后两者的交叉融合恰恰是当代哲学发展的重要策源地。

2.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未能完全落到实处

任何好的人才培养模式都是以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专业人才为目的的。这就要求人才培养模式不仅要把学生发展放在中心位置，更要落到实处。国内哲学系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无疑都承认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重要性，但关键在于落实不够到位：只是在方案中承认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但并未能够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措施，为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提供保障;对论文写作在哲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估计不足，因而未能为学生的论文写作提供专门的帮助与辅导;教学方式依旧以教师的课堂讲授为主，研讨性、互动性不足，未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性;未能制定完善的导学机制，为学生的学业发展和人生发展提供全程、全方位的帮助，等等。

3. 课程设计的观念依旧落后，课程体系落后于教学改革和学生发展的需要

世界一流哲学系更多地是根据人才培养的需要进行模块化的课程群设计。相比之下，国内哲学系的课程设计考虑更多的还是教师教学的需要和便利，而非人才培养的需要，更多还停留在单一课程的层面上，而没有上升到课程群的高度。如此设计出来的课程体系，自然与教学改革的需要以及学生日益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距离。

4. 考核评价方式还比较传统单一

近年来，国内哲学系也在积极引进、推行综合评价方式，但往往因为教师缺乏足够的培训，未能熟练有效地运用这种评价方式，或导致评价流于形式，或导致评价不够客观准确，引发学生不满，其结果要么是无法继续推行，要么是变成形式主义。因此，国内哲学系目前的考核评价方式还是以传统的闭卷考试为主。于是，学生的学业情况还是依赖期末的几张试卷进行评价，而占据学分成绩榜首的也还是那些善于记忆的学生（特别是女生）。这显然与哲学学习评价的实际不相符合。

三、关于进一步推动国内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若干思考

2009年以来，南京大学哲学系顺应南京大学“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大势，比学赶超世界一流哲学系，在进一步优化完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我们特将这些经验与思考简要汇报如下，以供国内同行参考。

第一，只有在学校层面人才培养模式整体改革的条件下，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才是可能的。对于具体的哲学系而言，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总是相应学校总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哲学专业中的体现。对它的改革必将涉及到总的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基本制度安排。事实上，如果南京大学不推行全面的“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提出要彻底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我们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不可能启动的;即使我们有非常强烈的改革意愿，自发强行启动改革，改革也不可能持久，更不可能彻底。

第二，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要从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基本理念的改变入手。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不管从社会需要的角度看，还是从哲学专业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发展看，除了专业的哲学研究工作者外，哲学专业还应当培养那些具有较高理论思维能力、能够从事复杂现实问题分析或理论宣传工作的交叉复合型人才。一旦在这种基本理念上实现彻底改变，纲举目张，我们就能在顺利实现一系列重要观念的调整，把交叉复合人才的培养、学生的能力培养等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

第三，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应把新型课程建设作为主要抓手。近年来，慕课、微课、翻转课堂、新生研讨课等一系列新型课程形态被陆续引入国内，在教师和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客观上激发出了改革热情。在南京大学整体推进这些新型课程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积极引导、推动教师进行新型课程建设。通过推出一批新课程，淘汰了一批老旧课程，以循序渐进的方式稳定地实现了课程体系的优化和升级。

第四，考核方式改革是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方式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考核方式是学习方式的“指挥棒”，它既可以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也可能迟滞和阻抑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由于我们把学生的能力培养和提升作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所以，我们全面引入和施行综合评价方式，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和学生的宣传，不断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努力把能力强、能力发展全面的学生，而非记忆力强、只会考高分的学生，评价出来。经过几个学期的实验，综合评价方式改革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有力提升了教师和学生对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认同，为改革成果的制度化和继续深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认识基础。

大学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1976年“”后，国家经过两年的恢复，学术界经过两年的准备，科学哲学也在大陆悄然而生。1978年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份。是年3月18日，盛况空前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对、“”鼓吹的个人崇拜、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批判；12月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制定了一些比较开明、比较务实的政策。这些政治背景，不仅为学术研究创造了比较自由、比较宽松的气氛，提高了知识的价值和学术研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矫正了一些错误的和糊涂的认识（以往纯学术、纯理论研究往往有“理论脱离实际”之嫌），而且这种背景本身对学术工作者也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在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在大陆是历史地形成的：它既是一项为现实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服务的综合性社会研究事业，亦指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群，其中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社会学等）界，1978年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头。其典型事件有以下几例：（一）1977年12月，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其任务是制定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规划，筹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办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78年1月6日，《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草案）》正式成文下发,它强调要加强自然科学方法论、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外国科学哲学的研究。（二）是年7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在北京举办“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工作者、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共1500余人参加了会议，听取3位科学家和学者的专题报告。这次讲习会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其影响经年不衰。（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又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同年招收了后的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前者招生14人，专业定名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后二者分别招收7人和10人）。（四）1978年1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创刊，这份四开四版半月刊的学术新闻性报纸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会刊，其目的在于促进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和普及（它于1990年底停刊）；10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出版试刊。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学术准备，科学哲学自1978年开始逐渐在大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按以下几个方面分而述之。

专业刊物

专业刊物是一个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也是其学术水平的鲜明标志。与科学哲学相关的刊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自然辩证法通讯》（以下简称《通讯》）。1977年10月，李昌、于光远、钱三强联名向方毅（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呈交了“关于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经“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后，中国科学院于1978年2月2日正式发文，成立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积极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于光远兼任杂志主编，李宝恒担任副主编，查汝强兼任副主编。《通讯》1979年1月创刊时为季刊，从1980年起改为双月刊，截止1991年底将出版13卷6期。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起初是中国科学院直属的司局级单位，1985年与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合并，成立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杂志遂由该所下属的科学哲学研究室负责编辑、出版工作。自1991年起，《通讯》被移交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尽管隶属关系几经变动，但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的名号一直保留使用。《通讯》为16开80页的出版物，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订户将近7000份，海外订户约为100份。

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的封面上，开始加有醒目的副标题：“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科学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从1982年起，将副标题中的“科学学”改为“社会学”，并一直沿用至今。这个副标题，既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范围做了界定，也点明了《通讯》的学术内容和特色。从1981年起，该刊形成了“科学哲学”、“科学学与科技政策”（从1983年起改为“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科学技术史”、“人物评传”四个主要的固定栏目。此外，还有“科学家论坛”（1986年撤消）、“问题讨论”、“科学前沿”、“教学与研究”、“书刊评介”、“读者•作者•编者”、“学术动态”等栏目。该刊既注重老学者的精湛之文，尤其注意发表中青年学者的真知灼见和斗胆之音。在近几年所发表的科学哲学文章中，出自中青年学者之手的已占70~80%。

二、《自然辩证法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该刊是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创刊于1985年。创刊时为季刊，自1986年起改为双月刊，1991年又改为月刊，每期16开80页。从1988年起，该刊封面加上了副标题：“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研究》现在已成为发表科学哲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之一。现任主编是丘亮辉，副主编是贾云祥。

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79年、1983~1985年在刊名上加有“丛刊”二字）。该季刊创刊于1979年4月，每期16开96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主办，主编邱仁宗。该刊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译刊，主要译介国外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以及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动态和研究资料。该刊于1989年底被迫停刊，共出版43期。

四、《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该刊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小32开译刊，创刊于1979年，停刊于1986年底，共出版48辑。该刊译载了不少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译文。

除了上述四个主要专业刊物外，《中国社会科学》（北京）、《哲学研究》（北京）、《大自然探索》（成都）、《自然信息》（长沙）、《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太原），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机关学术刊物——诸如《社会科学战线》（长春）、《求索》（长沙）等，有关大专院校的学报也刊登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世界科学》等刊物也刊载科学哲学译文。

翻译研究

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大陆学术界对科学哲学的研究基本上还处在翻译和评介阶段。当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科学与哲学》。译载了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劳丹、图尔敏、普特南、汉森、夏佩尔等西方科学哲学家的论著，以及国外的有关评论文章。同时，一批科学哲学译著也相继问世，诸如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出版）、库恩的《必要的张力》（纪树立、范岱年、罗慧生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约翰•洛西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出版）、M.W.瓦托夫斯基的《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范岱年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年出版）、A.F.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查汝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版》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在1978年前后出版了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由许良英、李宝恒、赵中立、范岱年编译，1977年出版；第二卷由范岱年、许良英、赵中立编译，1977年出版；第三卷由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1979年出版），该文集是一项巨大而严谨的学术工程，搜集资料详尽，翻译质量上乘，在学术刊物上引用率很高。

在此基础上，大陆学者对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对波普尔的批判理性论、证伪主义和划界问题、科学发现的逻辑、进化认识论，对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科学革命的实质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对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进行了有深度的分析和评论。这些新颖的学说像清新的空气一样，不仅使学术界深受启迪，而且像证伪主义和范式变革这样的概念的新奇性和革命性，也使有文化的公众闻之倍感振奋。

1980年代中后期，当代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的代表作陆续在大陆出版，如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证明与反驳》，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劳丹的《科学与价值》、《进步及其问题》，夏佩尔的《理由与求知》等，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方面功绩卓著。此外，还出版或发表了苏联一些科学哲学译著或译文，如凯德洛夫的《列宁与科学革命》（李醒民、何永晋译，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在翻译和评介的同时，大陆科学哲学研究者开始对科学哲学本身的对象、内容、涵义等也进行了探讨。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认为，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理论、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它包括三方面的研究内容：各门科学的逻辑结构和经验内容的分析，科学理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分析，科学理论和科学家的关系的分析。吉林大学舒伟光教授指出，广义的科学哲学是指以科学为对象，研究科学有关方面的一个分支；狭义的科学哲学是指现代西方哲学的某种流派。中山大学张华夏教授强调，科学哲学的基本内容有七个方面：科学的性质和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和科学认识过程的形式和要素，科学认识的程序，科学理论的结构和科学解释的逻辑，科学的检验逻辑和发现逻辑，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变革即对科学进步和科学革命结构的研究，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在19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科学哲学思潮和流派的传入和引进，随着研究资料的积累和新一代研究生与中青年学者的崛起，大陆科学哲学工作者在消化和吸收外来成果的同时，也陆续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例如，陈维杭：“西方科学哲学的来龙去脉”（《通讯》1984年第6期），江天骥：“科学方法论的中心问题”（《通讯》1985年第1期），邱仁宗：“科学理论评价的双标尺系统和整合观：（《通讯》1985年第4期），江天骥：“归纳和辩护问题”（《通讯》1986年第5期），周昌忠：“试论科学知识系统的逻辑结构”（《通讯》1987年1期），曹秋华：“意义与科学进步”（《通讯》1987年第1期），兰征：“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研究》1987年第5期），陆建体：“科学说明的新争论”（《通讯》1988年第2期），洪谦：“关于逻辑经验论的几个问题”（《通讯》1989年第1期），金观涛：“奇异悖论——证伪主义可以证伪吗？”（《通讯》1989年第2期），鞠实儿：“论归纳逻辑的局部辩护和适用范围”（《通讯》1989年第5期），郭贵春：“测量实在论在科学哲学中的地位”（《研究》1990年第5期），李醒民：“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通讯》1991年第4期）等。这方面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邱仁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北京：知识出版社1984年），林定夷：《科学进步与科学目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不用说，在自我创新的过程中，研究者也一直追踪着国际科学哲学思潮的发展和各流派的学说，对邦格（M.Bunge）、玛丽•赫斯（MaryHesse）、尼尼鲁托（IlkkaNiiniluoto）、费希尔（R.A.Fisher）、庞迪（G.L.Pandit）、科恩（J.Cohen）、埃利斯（B.D.Ellis）、蒯因（Quine）、范弗拉森（B.C.VanFaassen）、史尼德（J>D.Sneed）、塞拉斯（W.Sellars）等人的学说和理论也作了介绍和评论。

大陆的科学哲学研究，并没有局限于狭义的科学哲学，它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对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一直持续地进行着，每年都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发表。尤其对物理学哲学和数学哲学的研究比较深入，比如对互补原理和物理学理论结构的研究就颇有新意。

二、对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突变理论、混沌、生态学等综合学科的哲学研究也逐步深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三、对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或哲人科学家的思想研究始终是研究重点之一，10余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然辩证法通讯》和《自然辩证法研究》每年都刊有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前者还有“人物评传”栏目，全面评介有关科学家的科学贡献、科学思想、哲学思想乃至精神风貌。尤其是对马赫的哲学特征、精神气质和方法论的研究，对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思想的研究，对爱因斯坦唯理论思想、经验约定论思想以及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两极张力特征的研究都具有独创性。在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1979年）、逝世30周年和狭义相对论创立80周年（1985年），还分别举行了爱因斯坦研究学术讨论会。

四、在对科学史的哲学分析和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也有不同凡响的成果。例如关洪：“牛顿、歌德和黑格尔——关于颜色理论的争论”（《通讯》1984年第4期），吴忠：“西方历史上的科学与宗教”（《通讯》1986年第6期），李醒民：“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通讯》1981年第6期）和“论批判学派”（《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等等。

五、对一些传统的哲学问题，如时空、物质、实在、感觉、知觉、记忆等，也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新的深入的研究，展示了别具一格的视野。

从事科学哲学的专业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各高等院校的哲学系（所）和社会科学系。他们所处的机构大都命名为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教研室），也有少数叫科学哲学研究室（教研室）的。这是一支为数不少的专业队伍。

学术交流

科学哲学研究的稳步进展，是与广泛而频繁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分不开的。在大陆，从1980年起，先后举行了五次全国性的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它们是：

第一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30余人。会议就波普尔的科学观、认识论、方法论、基本哲学立场和“三个世界”理论进行了讨论。（参见周寄中的报道，《通讯》1981年第1期）

第二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1年12月21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50余人。会议就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讨论，并涉及对西方科学哲学总的看法和应有的态度。（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2年第2期）第三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3年9月4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8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哲学的对象、内容、方法、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此外，还讨论了科学发现的逻辑，有关著名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3年第6期）

第四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5年12月5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7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理论的评价。（参见李醒民的报道，《通讯》1986年第1期）

第五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7年5月16日至19日在成都举行，与会代表10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说明（科学解释）、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发现、科学进步、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以及各门科学的基础和方法论。（参见李真真的报道，《通讯》1987年第4期）

在第五次会议上，已拟订于1989年在无锡召开第六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届时将讨论价值在科学中的作用、科学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科学的合理性问题。拟议中的会议因故未能按时召开。所幸的是，在事隔数年之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国际学术交流部拟于明春在北京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科学哲学讨论会，着重讨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问题，届时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将应邀参加。

除了以上的专门会议外，在此期间还召开了与科学哲学有关的其他会议。例如，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1981年10月29日至1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自然辩证法首届年会，1982年4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4年4月22日至26日在洛阳召开的全国现代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座谈会，1984年7月10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发现的模式学术讨论会，1984年8月25日至30日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首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8月19日至24日在安徽屯溪召开的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1987年8月31日至9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牛顿《原理》出版300周年纪念大会，1987年9月10日至14日在黑龙江省密山县召开的全国第二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8年11月11日至14日在徐州召开的马赫学术思想讨论会，1990年5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发展中青年研讨会，等等。

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刘述先教授、何秀煌教授及其同人的努力下，港、澳、台和大陆学者有机会两次幸会，探讨交流了有关科学哲学的研究情况和成果。1988年10月24日至28日，“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涉及到逻辑经验论、波普尔、库恩、戴维森（D.Davidson）、范弗拉森、古德曼（Goodman）的学说，也分析了马赫、彭加勒、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思想，还讨论了科学说明、科学翻译、不可通约、观察的确定性等科学哲学问题。1991年3月7日至12日，“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这次会议，也有部分论文与科学哲学有关，例如“意义与信念”、“库恩论科学哲学的客观性”、“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等。

在国际交流方面也比较活跃.大陆学者数次参加了设在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市的国际大学校际研究生研究中心举办的科学哲学讲座，参加了1987年度（在苏联莫斯科）和1991年度（在瑞典乌普萨拉）举行的第八届和第九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如新西兰凯图大学孔宪中（1981年）、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亨普尔（1981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厄尔曼和华莱士（1982年）、牛津大学女王学院乔纳森•科恩、（1983年和1987年）、哈佛大学西拉里•普特南（1984年）、东京大学伊东俊太郎（1984）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罗伯特•科恩（1985年）、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乔治•格尔（1986年）、美国内华达大学尼克尔斯（1986年）等人先后访华。中国科学哲学家江天骥、查汝强、邱仁宗、范岱年、纪树立、张华夏等人也应国外同行之邀，多次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与国外学者探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人才培养

自1978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招收研究生后，次年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哲学系等单位也开始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1981年，这两届研究生36人同时毕业，其中大多数研究生选定科学哲学或与科学哲学相关的论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例如，《探索科学本质的模式》（周寄中），《维纳和他的哲学思想》（朱熹豪）、《狄拉克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曹南燕），《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李醒民），《布里奇曼的操作分析思想》（杜云波），《假设与现代科学观》（刘大椿），《科学理论与科学进步》（马献庭），《自然学科与形象思维》（李建珊），《论思想实验》（高文武），《自然科学中的美学方法》（刘仲林），《对称性方法的哲学探讨》（朱亚宗），《论波普尔科学哲学中的反心理主义》（谢遐令），《论科学创造中的直觉》（周义澄），《科学认识系统的信息过程》（官鸣），《量子力学方法论问题》（王振武），《试论经验与理论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梁国春）等。此后，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的院校和研究机构愈来愈多。1990年10月，国家教育委员会把“自然辩证法”学科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的现代外国哲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多数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而且他们的学术水平都比较高。这从他们的毕业论文可略见一斑：《归纳逻辑与合理信念的测度》（朱志方），《图尔敏科学哲学思想述评》（王小光），《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曹秋华），《夏佩尔科学合理性理论述评》（李晓蓉），《亨普尔和理论名词问题》（陆建体），《科学发现：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黄亚林），《论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兰征）等。现在，大陆的科学技术哲学硕士授予单位8个，博士授予单位4个，博士生指导教师有于光远、龚育之、黄顺基、陈昌曙、邱仁宗、孙小礼。

1981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开设自然辩证法方面课程的意见”，建议把自然辩证法课列为理工科研究生的必修课（文科研究生是否开设，由各校自定），课程内容各校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专业特点，自行确定。按照这个意见的精神，各校相继开设了自然辩证法课程，其中一些院校穿插有科学哲学的内容。为了交流教学经验，教育部社科司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1982年7月21日至29日在山东烟台、1987年7月30日至8月6日在安徽九华山两次召开全国自然辩证法教学研讨会。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为了促使大陆的中青年哲学工作者系统而深入地了解英美和欧洲大陆哲学各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研究状况和发展方向，促进中英学术交流和两国哲学家的相互了解，中英双方经过协商，先后在北京举办了两期“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第一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于1988年合作承办，主题是“分析的哲学和哲学的分析”，招收加强班学员40名，普通班学员50名。第二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于1991年合作承办，主题是“科学哲学”，招收加强班学员50名。第二期的教师和课程为牛津大学博士、教务长凯•威尔克斯：“脑和行为科学”，牛津大学罗•哈雷教授：“科学实在论：传统观点和最近的发展”，曼彻斯特大学哲学系基•李女士：“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形成”，利兹大学杰•拉维兹博士：“对科学中确定性的追求”，夏威夷大学冯•泰尔斯副教授：“逻辑和数学哲学”。本期学习时间从7月29日到8月16日，授课共90学时。在规划和举办过程中，邱仁宗教授效力良多。

总而言之，自1978年改革开放10多年来，科学哲学在大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是科学哲学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虽说科学哲学曾在1987年和1989年遭到某些人的非议，出现过一些挫折，但是并没有带来致命性的伤害，而且困难处境不长时间就过去了。可以预期，只要大胆而广泛地消化和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细致而深入地发掘中国文化的遗产，中国的科学哲学家一定能够创造出富有自己特色的东西，科学哲学在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不用说，这是需要一个自由、宽松、平和的外在环境作保证的。

参考文献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1983.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历史与现状.北京：知识出版社.43~47.

同上.229~240.

例如：纪树立.1980.现代科学哲学的兴起..1981.科学探索的逻辑.1982.论库恩的范式概念.自然辩证法通讯.2(6).3(2).4(3).邱仁宗.1982.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自然辩证法通讯.4(5).

江天骥等.1983.科学哲学笔谈——第三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部分发言和论文摘要.自然辩证法通讯.5(6).

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自1982年出版的各年度的《中国哲学年鉴》中的“自然辩证法”、“哲学新书目”和“哲学论文索引专栏”。

戈革.1987.尼耳斯•玻尔和他的互补原理.自然辩证法通讯.9(5).

洪定国.1988.物理学理论的结构和拓展.北京：科学出版社.

董光璧.1986.马赫哲学述评.自然辩证法通讯.8(1).

李醒民.1990.恩斯特•马赫：启蒙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家.大自然探索.(2).

李醒民1988.略论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自然辩证法研究.3(3).

李醒民.1988.论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中国社会科学.(2).

许良英.1984.爱因斯坦的唯理论思想和现代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6(2).

李醒民.1987.论爱因斯坦的经验约定论思想.9(4).

李醒民.1986.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中国社会科学.(4).

李秀果.1979.他的成就属于全人类——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讨论会纪要.自然辩证法通讯.1(2).李醒民.1985.爱因斯坦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杭州举行.自然辩证法通讯.7(3).

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罗嘉昌.1983.时间的哲学概观.自然辩证法通讯.5(3).李伯聪.1985.感觉过程是选择和建构的统一.7(2).罗嘉昌.1985.当代哲学中的物质观.自然辩证法通讯.7(5).李伯聪.1991.论记忆.自然辩证法通讯.13(1).等。

详见李醒民.1989.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自然辩证法通讯.11(1).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编.1989.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论文集.香港:新亚书院.

大学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解释学 科学哲学 科学解释学 研究成果 发展意义

科学诠释学作为专门的课题研究是近三十年的事情，它从20世纪70年代萌芽到现在，仍然是一个新课题。它的出现是为寻求科学发展造成的困境的解决方案的必然，是诠释学本身拓展的需要，也是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科学哲学的诠释学对话的结果。美国学者帕尔默就曾经预言，“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十年中，由于诠释学和科学哲学的对话，诠释学有可能出现在科学哲学中。”[1]]现在他的预言已经得到证实，虽然短短的30年，科学诠释学还是年轻的生命，理论还需很大的完善和建构，但大家的热情和理论探索的勇气，让这个小生命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取得了一定的价值研究成果。

一、科学解释学兴起的理论背景

诠释学和科学哲学两大学科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为科学诠释学的顺利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科学诠释学的发展渊源看，诠释学和科学哲学两大学科都对科学诠释学的诞生、成长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养料，因此科学诠释学可以看作是诠释学和科学哲学的交叉形成的边缘学科。从内在发展逻辑上看，科学诠释学作为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思考绝非某个哲学家一时即兴而为。它是实证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诠释学理论向自然科学领域渗透、诠释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研究领域拓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科学哲学引入诠释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进行再创造的产物。

在诠释学方面，海德格尔第一个站在本体论诠释学的立场，立足于“此在”，认为理解是“能在的存在”，是“此在本身的本已能在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存在”。[2]这样，海氏就赋予了理解一种普遍的意义，从而使得诠释学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开启了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可能性图景。伽达默尔继承并发展了海氏的思想，直面自然科学中的“理解”，揭示出自然科学中的理解也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同时指出诠释学是不排斥自然科学的，“在构成意识的活动中所完成的所有工作都可以由解释学的反思来完成。正因为如此，它就能够并且必须把自己展示在一切现代知识之中，尤其在科学之中。”[3]伽达默尔的普遍诠释学为科学诠释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本体论基础。但遗憾的是，海氏和伽氏虽然表明了解释学涉及人类与世界有交往的全部领域，但是面对实证主义的霸权，他们还是有点妥协——他们的解释学仍然是人文性质的，而对自然科学诠释学并没有进行细致深刻的探讨和专门研究。

在科学哲学方面， 亨普尔为科学解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为科学诠释学的诞生迈出了模范的一步，他把自己的科学解释的哲学分析推广至包括社会历史在内的一切领域，认为理解是一种启发手段，从属于科学解释。这样，他以解释为主的方法统一科学与人文的偏颇引发了科学历史主义对他的纠正：科学解释本质上具有历史相对性、对概念框架的依赖性，概念框架凸显了科学解释的语境和态势。库恩的范式、图尔敏的自然秩序理性和汉森的概念模式概念都反应了科学解释的历史相对性，这为推动诠释学和科学哲学的合流、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诞生开了一个好头。科学诠释学能有今天的成就，源于两大学科的共同滋润是无疑的。正是在两大学科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奠定的理论基础之上才最终催生了科学诠释学。

二、我国的科学诠释学研究成果

科学诠释学是在西方哲学界产生的，我国学者对其诞生无缘于直接贡献，但我国学者对科学诠释学在我国及国际科学诠释学界的发展上也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总的来看，我国学者的贡献在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我国学者完成了科学解释学从西方哲学界的引进和向国内的推介。我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引进诠释学的同时引进科学诠释学的，之后相继翻译了一些国外相关论文和论著，如伯恩斯坦的《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基西尔的《一种自然科学的诠释?——最新争论》和科克尔曼斯的《 现代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本质》等。1984年、1987年和1999年，我国著名哲学期刊《哲学译丛》，先后三次组织国内学者集中翻译西方科学诠释学的有关学术著作和论文，为我国科学诠释学的健康发展和开放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为国内科学诠释学研究能够始终与国际科学诠释学研究保持同步提供了有利的交流平台。

其次，发表了一批具有重大价值的学术成果，初步发展和建立起我国的科学解释学事业。在从西方引进科学诠释学的同时，我国哲学界对科学解释学的研究也开始逐渐走向深入。一些理论专著先后发表，如施雁飞的《科学解释学》、吴琳的《理解之维：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研究》、曹志平的《理解与科学解释》、黄小寒的《自然之书读解——科学诠释学》。同时还涌现了一批颇有价值的论文，如李章印的《探照灯与数学因素》、《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与自然科学诠释学》，高靖生的《论科学理解的合法性》、《科学理解中的个人知识与判断力》、《科学理解中的形成机制》、《科学理解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科学理解的认识论前提》，吴炜的《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海德格尔的科学诠释学思想》，叶泽雄的《论自然科学的理解和人文社会现象的说明》，殷杰的《科学语言的形成、特征和意义》，胡丹的《浅谈科学的解释学维度》，李金辉的《科学解释学的三重维度》，袁航和曾国屏的《关注科学理解》，方鸿志的《科学合理性的现代意蕴》，任平的《论语言符号系统在广义认识论中的地位》，方珣的《科学解释述评》，刘高岑和郭富春的《科学解释的语境：意向模型》，石丽琴的《从解释学的观点看拉卡托斯的科学编史学》，任玉凤的《劳斯的科学实践解释学思想解读》，等等。

再次，我国学者在科学诠释学领域提出的重要思想理论。科学诠释学是我国从西方哲学界引进的，但我国学者在科学诠释学建设方面推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和思想理论，值得国际科学诠释学界共同关注。

大学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从爱因斯坦声名雀起时至今,以爱因斯坦为议题而撰写的论着可谓连篇累牍、积案盈箱,说其汗牛充栋,一点也不言过其实。不过,其中属于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其实只占少数。即使在学术研究论着中,研究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且有深度的论着,更是少数中的少数了。本文仅打算介绍一下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数位作者及其学术论着,内容仅限于爱因斯坦哲学思想之研究。挂一漏万之处肯定在所难免。

(一)杰拉尔德?霍耳顿(Gerald Holton)是哈佛大学马林克罗特物理学研究教授和科学史研究教授。他的主要学术兴趣集中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物质在高压下的物理学和年轻科学家生涯历程的研究。他的涉及到爱因斯坦的着作主要有《科学思想的基旨渊源:开普勒到爱因斯坦》(Thematic Origins of Scientific Thought: Kepler to Einstein,Harvard Univ. Press, 1973; rev. ed., 1988),《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历史的和文化的透视》(Co-editor, Albert Einste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Princeton Univ. Press, 1982; Dover, 1997),《科学的想像力》(Scientific Imagination,Harvard Univ. Press, 1998),《爱因斯坦、历史和旧时的恋情》(Einstein, History, and Other Passions,Addison-Wesley, 1996;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等。

霍耳顿是研究爱因斯坦的大家。他对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他首次披露了爱因斯坦1938年写给兰佐斯的信——爱因斯坦在信中谈到他的哲学思想的“转变”:“从有点类似马赫的那种怀疑的经验论出发,经过引力问题,我转变成一个有信仰的理性论者”。霍耳顿据此认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哲学历程,是一段从以感觉论和经验论为中心科学哲学,到以理性论的实在论为基础的哲学的历程。”这是一个“逐步改变方向的过程”。他通过对爱因斯坦的当时未发表的通信和相关资料的研究,表明爱因斯坦在学生时代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马赫的主要着作,深受马赫的感觉论和经验论的影响。他赞同地——起码是未加反对地——引用了爱因斯坦的自述“迷恋于同直接经验打交道”,以及“一位可靠的爱因斯坦传记作家”的结论:“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他是一位纯粹的经验论者。”霍耳顿详尽地分析了马赫对爱因斯坦早期思想的影响,并指出在爱因斯坦1905年狭义相对论论文中,马赫主义成分显着地表现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第一,爱因斯坦在他的相对论论文的开始就坚持,只有对各种概念,尤其是对时间和空间意义进行认识论上的分析,才能够理解物理学的基本问题。第二,爱因斯坦认为各种感觉,也就是各种“事件”所提供的东西等同于实在,而不是把实在放在感觉经验之外或感觉经验之后的位置上。而且,论文一开头,对测量和空间、时间概念的工具论的(因而也就是感觉论的)分析就极其明显。霍耳顿细致地描绘了爱因斯坦对马赫哲学从接受,到偏离、背弃,直至公开决裂、分道扬镳的过程。他还把爱因斯坦成熟的科学哲学命名为“理性论的实在论”,并揭示出其形成受到开普勒和普朗克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影响。

霍耳顿在1960年代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但是也有以下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爱因斯坦早期的哲学思想不是纯粹的经验论,也有与之异质的甚至对立的成分,例如理性论、实在论、约定论、整体论。霍耳顿注意到前两种(尽管强调不够),但忽略了后两种。二是爱因斯坦所谓的“哲学转变”是在诸种哲学之间进行量的增损以及质的微调和修正,或者说力图在各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而不是从一种哲学转为另一种哲学的“改变方向”的重大转向。三是纵观爱因斯坦的一生,他的哲学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不存在用一种哲学取代另一种哲学,不存在明显的思想断裂或鸿沟,乃至早期爱因斯坦和后期爱因斯坦之分。在这里务必注意,在哲学史研究中,被研究的哲学家本人之所言不见得句句真实、确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研究者根据其一贯思想和有关史料加以辩正。

(二)阿瑟?I. 米勒(Arthur I. Miller)是霍耳顿的学生,曾任哈佛大学副教授,现任伦敦大学学院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教授,从事科学论和技术论(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研究。他就19和20世纪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和哲学、认知科学、科学创造性、艺术和科学的关系撰写了诸多论着。他的关于爱因斯坦的研究成果计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它的出现(1905)和早期解释(1905~1911)》(Albert Einstein's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 Its Emergence (1905) -and Early Interpretation (1905-1911) ,Addison Wesley,1981; new edition Springer Verlag, 1998.该书已由李醒民译出,至今难以出版),《科学思维中的意象:创造20世纪的物理学》(Imagery in Scientific Thought: Creating 20th-Century Physics,Birkh?user, 1984; MIT Press, 1986; reprinted 2003, Dover Publications.有李继宏等的中译本),《爱

因斯坦和毕加索:空间、时间和动人心魄之美》(Einstein and Picasso: Space, Time and the Beauty that Causes Havoc, published by Perseus Books in 2001.有方在庆的中译本)等。米勒重构了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的思维过程,尤其是探讨了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和形象思维方法以及准美学原则,并进而指出其创造性科学思维的心理意象是视觉意象。米勒对现代科学的化身爱因斯坦和现代艺术的化身毕加索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揭示出“在创造性开始出现的时刻,学科间的障碍就消失了。在这个关键时刻,科学家和艺术家都在寻找新的审美形式。对于爱因斯坦而言,它是一种将空间和时间统一在单一框架里面的极简主义的审美形式;对毕加索而言,就是将所有形式简化为几何。” (三)阿瑟?法因(Arthur Fine)是华盛顿大学哲学教授。他的研究集中在物理学哲学以及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关的一般哲学问题。目前的研究课题包括基础问题(关于物理学和数学的相互作用),科学中的某些普遍论题的探索(尤其是相对主义、客观性、工具论和建构论)。他的代表作有《摇晃的游戏:爱因斯坦、实在论和量子论》(The Shaky Game: Einstein, Realism and The Quantum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econd edition ,1996.),《玻姆的力学和量子论:一个评估》(Bohmian Mechanics and Quantum Theory: An Appraisal. Dordrecht: Kluwer, 1996. Co-edited with J. Cushing and S. Goldstein.)等。

在他的着名论文“爱因斯坦的实在论” 中,法因最先注意到爱因斯坦纲领式的实在论的特征,并详细地分析了爱因斯坦建构实在论的物理学理论之研究纲领的内涵。法因认为,使与“实在”有关的概念理论化并拒绝进一步询问概念的意义(使询问转向整个理论的经验合适性),构成了爱因斯坦实在论的基础。在爱因斯坦看来,“实在的”对象是用实在论的理论的基本概念描述的对象,“实在的外部世界”本身是概念模型所描述的结构,实在论的理论的成功还是失败决定着实在论的研究纲领是进步的还是退化的,而物理学的进化史则是实在论纲领的凯旋。法因把爱因斯坦的实在论纲领描绘成一个圆形图像:在圆心是相联系的独立于观察者和因果性的主要要求,重要的但并非必不可少的要求是空时描述(它包括可分离)和一元论的次要要求。这整个要求圆不是直接构造起来作为一组关于自然的信念,而宁可是使理论化,即是强加在理论上的一族信念。实在论本身被理解为构造如此设想的实在论的理论的纲领。法因的论述富有启发性。但是,他依据爱因斯坦的实在论具有深刻的经验内核,而断言它更接近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而非科学实在论 ;并依据爱因斯坦迅速远离了他的实在论评论的认知力量,却接受了它的动机力量,而把它命名为动机实在论——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有以偏概全之嫌。何况,爱因斯坦的实在论纲领并非一点也没有形而上学成分、一点也没有涉及自然界,尽管它主要是针对科学理论所作的预设和所持的信念的集合。在前述的第一部代表作中,法因重申了他对爱因斯坦的实在论的诠释,并让爱因斯坦坐上了他的自然本体论态度(NOA)的方舟。

(四)唐?霍华德(Don Howard)现任美国圣母玛利亚大学哲学系教授,他的兴趣领域是科学哲学,物理学基础,科学哲学史。我在10多年前就注意到他的几篇研究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精彩论文 ,他在1996年又寄给我数篇重要论文 。霍华德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于,他揭示出爱因斯坦哲学思想中的约定论和整体论成分。他指出,爱因斯坦从1915年起与石里克进行了多年的通信和智力交流,石里克早期的实在论的约定论哲学影响了爱因斯坦。这种影响的契机是,爱因斯坦在1915年解决了广义相对论中的空穴概念问题(时间和空间丧失了实在性,因为坐标系的选择是一种任意的约定);他们共同反对新康德主义的先验时空观。霍华德通过对史实的考证表明,爱因斯坦很可能在1909年就有机会接触迪昂的科学哲学名着《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他肯定会被迪昂的着作所吸引,迪昂的理论整体论感染了他,并促使他先于奎因把它发展为意义整体论。霍华德1996年在与我的学术通信中,不同意我关于彭加勒的约定论对爱因斯坦有重大影响的观点,他认为迪昂对爱因斯坦理解约定论有更重大的影响,爱因斯坦扞卫的约定论版本是迪昂的版本。

霍华德的这一看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彭加勒是约定论的创造者和集大成者,他的约定论也含有整体论的不充分决定论的因素,而且爱因斯坦至迟在1902年就读了彭加勒的科学哲学名着《科学与假设》,读得相当投入,完全能够理解彭加勒的思想真谛并予以接受。再者,石里克的约定论思想肯定源于彭加勒,也不能排除迪昂也会受到彭加勒的影响。因此,爱因斯坦的约定论思想直接地和间接地受惠于彭加勒,当然爱因斯坦的整体论思想主要源于迪昂,但是彭加勒的整体论的不充分决定论思想,也可能部分地有助于爱因斯坦整体论思想的形成和强固。

霍华德对爱因斯坦的实在论的研究也别具只眼。他认为,爱因斯坦对波多耳斯基执笔撰写的1935年的EPR论文并不满意——“主要观点被学究埋葬了”。此后,他重新阐述了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它来自可分离性原理(也称间隔性原理或个体客观化原理)和定域性原理。前者断言任何两个在空间上分离的系统都具有它自己的分离状态,或空间上分离的系统总是具有独立的实在状态,或非零的空时分离是物理系统的个体性的充分条件。后者断言所有物理效应都以有限的亚光速传播,以致在以类空间隔分离的系统之间效应不能传达,或独立系统的独立实在状态只能被低于光速的传播的效应改变。这两个原理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前者实际上作为物理系统的个体性原理在更基本的层次上起作用,我们依靠它决定在给定的情况下是一个系统还是两个系统。在爱因斯坦看来,这两个原理是实在论的物理学理论的本质性的基础和特征性的标志。爱因斯坦说过“我还不是一个实在论者”的话 ,这出自他的约定论的和整体论的不充分决定论:如果两个独立地追求物理学的人能够提出具有截然不同的深度的本题论的理论,这些理论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却在经验上等价,那麽科学理论的实在论的诠释在当今哲学文献对该词的用法上就无法受到辩护。因此,霍华德得出结论说,爱因斯坦的实在论并未对科学理论的诠释的哲学学说做出承诺,而是对十分特殊的一组物理学原理(最首要的是空时可分离性原理)做出承诺,即是说他的实在概念决不是哲学偏见。爱因斯坦的实在论不是当今科学哲学文献意义上的科学实在论。问爱因斯坦是实在论者吗,这种提问本身并不高明。对爱因斯坦来说,迪昂式的不充分决定论的整体论和约定论,不论比实证论还是实在论都更为重要。

我不完全赞同霍华德的结论。事实上,爱因斯坦不仅是科学实在论者,而且严格地讲是纲领实在论者和综合实在论者。他反对的只是经验实在,而接受本体实在和理论实在——与观念论和实证论划清了界线——这二者都包含着对实在的哲学的或形而上学的承诺。而且,实在论在爱因斯坦思想中是与整体论和约定论一样重要的。至于爱因斯坦关于“我还不是一个实在论者”的表白,无论从上下文来看,还是从爱因斯坦一贯的思想来看,都意指他不愿做过分形而上学化的、本质主义的、激进的实在论者,去探究实在的本性和外在性的意义,他只是要使他的实在论和物理实在观与他的经验论、理性论、约定论和整体论的思想相互协调,彼此限定而已。顺便说一句,有趣的是,霍华德通过缜密的考证和研究,揭示出爱因斯坦的可分离性原理的萌芽可以追溯到牛顿、洛克乃至托马斯?阿奎那、德谟克利特,不过爱因斯坦的这一思想启迪主要来自叔本华。

(五)此外,还有一些科学哲学家也间或对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做过探讨或发表了评论。例如,波普尔把爱因斯坦描绘为批判理性论者和证伪主义者 ;费耶阿本德视爱因斯坦为方法论的无政府主义者 ;N. 麦克斯韦则

把爱因斯坦划入他所杜撰的目标取向的经验论范畴,并认为相对论就是按此模式发现的 。这些看法当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和根据的,但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而且明显地打上了普罗克拉提斯之床隐喻(强行把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的烙印。至于像斯塔赫耳(John Stachel)、派斯(Abraham Pais)、克莱因(Martin J. Klein)、戈德堡(Stanley Goldberg)、麦科马克(Russell McCormmach)、库兹涅佐夫(Б. Г. Кузнецов)、広重彻等国外学者,主要是从科学编史学和科学思想的角度做研究的,故在此不一一赘述。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六)许良英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是中国本土有造诣的科学史家和世界科学史研究的先行者。他在逆境中主持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由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76年、1977年、1979年出版)开风气之先,在国内影响颇大,引用率很高。他早在1965年就发表研究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论文 ,指出“爱因斯坦的唯物论倾向、唯理论、决定论思想,以至人生观、宗教观等等,都可以追溯到斯宾鍩莎。”他在后来撰写了一部《爱因斯坦的世界观》手稿,不幸在动乱中永远丢失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良英研究员在1984年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 。他列举五大事例(爱因斯坦在“自述”一文中的表白,1901年写给格罗斯曼的信,狭义相对论创立过程和该论文本身中的唯理论因素,1906年对考夫曼实验的回应,在世纪之交关于原子、分子实在性争论中的立场)表明,即使在早期,唯理论在爱因斯坦思想中就占主导地位,只不过不及后期那样明显罢了。爱因斯坦的唯理论思想尽管部分来源于开普勒和普朗克,但主要还是来源于历史上最彻底的唯理论哲学家斯宾鍩莎。这些看法超越了霍耳顿的研究。不过,他在1979年编译、出版的《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的附录中,依据爱因斯坦的一段表白,断言爱因斯坦甘于作一个哲学上的机会主义者,则是带有时代痕迹的不妥当评价。

(七)本文作者李醒民从1980年代初开始,在爱因斯坦研究方面花费了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先后发表了10余篇论文和三部专着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创新。在1984年完稿、10年后才得以出版的《论狭义相对论的创立》中,作者在对历史和爱因斯坦科学创造个性考察的基础上提出,在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怀疑的经验论是破旧的锐利武器,理性论的实在论是立新的坚实基础,经验约定论是构筑理论框架的有力工具;作者探究了爱因斯坦别具一格的科学方法——探索性的演绎法、逻辑简单性原则、准美学方法、形象思维——及其在科学发明中的互动作用;作者分析了爱因斯坦早期哲学中的经验论、理性论、实在论、约定论成分和科学方法的思想渊源,指明批判学派对他的举足轻重的影响;作者还讨论了爱因斯坦并不是哲学上的机会主义者,其哲学是开放系统而非“大杂烩”。由于专着迟迟难以出版,有关章节经增删、修订先期发表 。

此后,作者就爱因斯坦先后写了五篇重要论文 。“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一文研究了爱因斯坦的两个评价标准——“外部的确认”和“内部的完美”——在评价科学理论中的地位,尤其是发掘了“内部的完美”标准的丰富内涵以及功能和意义。“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一文,揭示了标题所示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显示了爱因斯坦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鲜活特色。“论爱因斯坦的综合科学实在论思想”一文,论证了作者命名的爱因斯坦独特的“综合科学实在论”(synthetic scientific realism)或简称“综合实在论”,它是以理性论的实在论为主线,以约定论的实在论和经验论的实在论为辅线,把实在论的实在观、真理观和科学观融合在一起的“综合体”;其中还包含有形而上学实在论、实体实在论、因果实在论、理论实在论、近似实在论、内在实在论、意图实在论、辩证实在论、方法论的实在论、动机实在论诸种因素或成分;这些不同的乃至异质的成分,在爱因斯坦的思想中相互限定,相互补充,相互联络,形成了一个内部和谐、外部严整的综合体——综合实在论。“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一文探索了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的内涵、形成、表现形式,特别是它作为思维方式和探索方法的神奇功用。“走向科学理性论”一文披露,爱因斯坦理性论的形成和确立也受到其他一些被忽视或被遗忘的思想家的影响;他的理性论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理性论的、有独创性的思想,姑且把它命名为“科学理性论”(scientific rationalism);他后期的主导哲学思想是“以科学理性论为特色的综合实在论”;科学理性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科学自己的哲学,建立在科学实在论的基础上,清除了极端理性论中的先验因素,在理性论和经验论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把探索性的演绎法作为自己的方法论,抛弃了“显然性”。小册子《人类精神的又一峰巅》则是上述有关文章的融会和延伸,同时也对爱因斯坦科学发明的心理奥秘做了探险。

大学哲学论文范文第6篇

我肯定不是给《教学与研究》投稿最多的作者，但绝对是与《教学与研究》联系最密切的作者之一。我与《教学与研究》有着割不断的不解情缘。

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以后，我留在了哲学系资料室工作。当时除了日常的管理工作以外，还做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点追踪工作，譬如做一些资料卡片、写一些内部的研究综述等。

1989年底，当时该杂志的哲学编辑周蔚华建议我写一篇关于国内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综述。在那个时代，实践唯物主义是整个哲学界的“显学”，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又是国内倡导实践唯物主义的旗帜，引领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发展路向。对于一个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本科生而言，能接受这一任务，既兴奋又引以为豪。很快，我就利用工作之便，将资料室里的杂志翻了个遍，写出了“当前实践范畴讨论情况综述”(1990年第2期)一文。这是我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能刊登在《教学与研究》上，是我的幸运。

没想到这篇处女作竟改变了自己的发展命运。在后不久，一位日本教授突然到资料室造访。他就是东京都立商科短期大学的山口勇先生，当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系访学。他会讲一些中文，跟我谈起了这篇论文的内容，并向我详细地询问了肖前、黄楞森、高清海等几位老先生的主张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我尽自己可能，边写边比划着对他的提问作了认真的回答。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曾受民主德国的影响，也曾讨论过实践唯物主义问题。末了，先生抛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问我愿不愿意去日本留学。那个时代到海外留学是很不容易的，尽管当时自己压根儿不懂日语，也不了解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发展情况，但机会难得，于是就欣然接受了先生的建议，于1992年赴日本一桥大学留学，那里是日本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的学术重镇。这一发展机遇，是我当初写作这篇论文时绝然没有预想到的。

留学日本并没有隔断我与《教学与研究》的联系，相反由于这一经历使自己获得了更大的机缘。这跟著名的经济学家朱绍文先生以及《教学与研究》的资深编辑王学敏老师有关。朱先生战前曾留学日本东京大学，是研究亚当·斯密、李斯特和《资本论》的专家。2009年4月23日，我在刚刚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日本对MEGA第Ⅱ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编辑”一文，没想到引起朱先生的注意和重视。朱先生亲自打电话给我，并约我到他家里畅谈。先生对我很关照，将他在“东京一高”(东京帝国大学预科，战前日本的“秀才班”)的旗帜送给我，勉励我做好马克思的研究。后来我又带日本学者到先生家拜访过一次，也曾通过电话聆听过先生的教诲。2012年3月，我突然接到王学敏老师的一个电话，得知了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先生已经在2011年11月初去世，而那时我正在日本访学。王老师提到朱先生的家人决定要将朱先生的一部分著作赠给我，并说朱先生生前也有此意。我一方面万分感激，感谢朱先生及其家人对自己的厚爱；另一方面又有些惭愧和不安，恐辜负了朱先生及其家人对自己的期望，不敢接受。在电话中，我才得知王老师竟然是朱先生的儿媳，而且是通过陈翔云找到我的。后来，我又到了朱先生的家，与王老师一起缅怀了朱先生，顺便聊起了《教学与研究》的很多事。正是《教学与研究》在我们之间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纽带，我才能继承朱先生的一部分宝贵的藏书。　说起来惭愧，我第二次在《教学与研究》，是梁树发老师做主编的时候。距第一次的时间，已整整过去了20年。这么长时间没有给《教学与研究》写论文，倒不是因为别的，主要是因为总觉得自己的选题跟《教学与研究》的办刊宗旨及其学术风格不太相符，或者觉得写出的论文达不到杂志的要求。加上我与《教学与研究》的上述关系，一旦自己的稿子不合适，会难为了编辑，这是自己不愿意看到的。这样一来，反倒不敢向《教学与研究》投稿。2010年，我终于有了一个跟中国现实密切相关的研究选题：“中国的‘日耳曼式’发展道路(上)”(2011年第1期)，于是就斗胆交给了孔伟编辑，所幸被采纳。也算延续了20年前所建立起的那份缘分。

写到这里，我很想谈谈《教学与研究》现任的编辑们。与一般的杂志编辑部不同，《教学与研究》编辑部除了主编以外，其他的4位编辑李文苓、陈翔云、孔伟、刘蔚然都是女性。她们不仅敬业，富有合作精神，而且个个都温文尔雅而又不失活泼。我与她们的结识，也有着某些缘分。

李文苓是我最早认识的。我初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资料室工作时，资料室在人文楼(原资料楼)的7层，而《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在8层。碰巧的是，编辑部的办公室正好在资料室的头上。当时，资料室的阅览室靠近北侧的楼梯，我常在那里看书，开着门的时候，常常能听到文苓的笑声。2011年与编辑部一块儿到新疆开会，我发现文苓还是那样，爽快且爱笑。

孔伟是自己的学妹。她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84级”的，我是“83级”的。尽管认识孔伟要比文苓早，但真正开始打交道，是在2005年以后。那时，我开始参加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学术活动，经常能见到她，因此和她聊得也最多。她不仅为人正直，而且也很仗义。我经常很自豪地向圈里的人表明，她是我的学妹；而她也在很多场合坚定地支持我，认同我这个学兄。我总觉得应该写好稿子给她，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她对我的帮助。

陈翔云是负责经济学方面的稿件。早闻其大名，但接触得不多。不过，随着从2011年开始因孟捷的原因，自己参加经济学领域的学术活动的增多，我对她的了解才多了起来。翔云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人，细心而又善于照顾人，看似柔弱，但偶尔也有惊人之举。据说审稿相当严格，我现正在苦学政治经济学，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向她投稿。

与刘蔚然的相识更是具有一定的“戏剧性”。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每次见到她总有一种“亲切感”，但怎么想也没能想起在哪里见到过她。直到2009年12月《教学与研究》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经人提醒，才恍然忆起与她竟然是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认识。虽然，她在《教学与研究》主要是负责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方面的栏目，直接打交道的机会比较少，但是，毕竟也使我与《教学与研究》之间又多了一份机缘。

一位学术前辈曾开玩笑式地“告诫”我，一个人要成功，需要有“贵人相助”。通过《教学与研究》，我至少遇到了两位这样的贵人：山口先生和朱先生，他们与我素昧平生，但都对我慷慨相助。在今天这样一个大多以追逐私人利益为直接目的的“现实主义至上”的浮躁社会里，能遇到这样的“贵人”实在是自己的幸运。

大学哲学论文范文第7篇

《哲学评论》创刊于2001年，是一本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主管、主办的学术刊物。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是一本在境内外哲学共同体中广受认可的学术期刊。它于2012年被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收录在CSSCI学术集刊名录，并在2014年再次入选该名录。

该杂志倡导对哲学问题和哲学史问题进行原创性研究和文献性研究，特别关注当代哲学问题和中国语境下的比较哲学问题的深入阐发性论文。发表范围包括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哲学、美学、伦理学、科学哲学、逻辑学等哲学二级学科，并鼓励不同哲学二级学科之间的整合研究以及哲学与其他一级学科的交叉研究。

大学哲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科学史

建构主义，或称社会建构论，是20世纪以来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理论。借由建构主义理论的启发性，科学社会学走向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将科学知识本身予以社会学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将这一研究进路发扬光大，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进驻到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史的研究。

一、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转变

近代以来，科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家和哲学家大多把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其中不应该有科学家个人因素的影响以及社会因素的参与。直到20世纪6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提出要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的主张，打破了科学知识免受社会学质疑的权威地位。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引起了科学哲学界以及科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且科学知识社会学从产生开始就已经将对科学研究的案例研究作为其重要的论证手段（如爱丁堡学派开创的“争论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就是科学史的案例研究），这些成果引起科学社会学家的广泛重视。今天的科学哲学研究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研究方法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具体而言，就是倡导多元学科的方法，以适应历史研究范围扩大、着眼点细化等方面的需求。

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无疑有利于在新观念指导下的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研究者认为历史研究应该融汇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科学社会学研究作为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起步较晚而研究对象又较为特殊的分支，其研究内容不仅包括对科学发展的社会学探讨，而且包括分析和反思科学社会学学科本身发展的历史，也即研究其建制化和理论纲领的形成、发展过程。基于科学社会学的立场，分析和借鉴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纲领，对于促进科学社会学科的发展来说极为重要。

二、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史研究转变

尽管科学社会学研究下的建构主义进路开展地轰轰烈烈，但在科学史领域中，由于当时大多数科学史家受根深蒂固的传统科学观的影响，并未将这一研究进路引入科学史研究中。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家夏平就曾在其论文《科学史及其社会学重构》中对科学史家忽视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史意义表示不满。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的科学史研究已有相当影响，1993年，时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曹天予指出：“近年来，社会建构论在对科学作研究的专业中已变得十分流行。虽然说社会建构论已控制了这个领域可能显得有些夸张，但对一个科学史家来说，在学术著作或通俗文章中要不遇到带有社会建构论倾向的论述是很困难的。”在已有建构主义相关研究中，随处可见建构主义者对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应用，甚至自己动手研究科学史。这与以前的哲学或社会学研究力图为科学史的研究构建一个理论研究框架的做法有所不同。这种对科学史“本末倒置”的态度一方面突出了建构主义研究对历史的重视，另一方面，对于科学史学家来说，建构主义也给科学史研究带来很多启示，包括建构主义的立场为学史研究开启的新的研究主题；建构主义为科学史提供的理论资源；以及建构主义者视角对历史提出的新问题，等等。

三、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即使在传统的科学史研究领域，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也为其开拓了全新的研究课题。1931年，前苏联科学史家在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牛顿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科学史研究方法的出现。

正是在这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彼此借鉴与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由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文化研究等构成的研究视角广泛，研究方法多样的研究领域――科学技术元勘（Science Technology Studies）研究领域。STS领域的研究者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将科学技术理解为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共同参与的事业，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描述了一幅具体而生动的科学图景，以及参与科学研究的各领域研究者的不同路径。在这幅研究图景中，建构主义进路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促进了科学史的研究有助于整个STS研究领域中不同的理论主张间的沟通，而且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和STS研究的合流做出重大的贡献。

四、结语

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始于对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科学知识免于社会学分析的禁忌的打破，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在关于科学的所有研究领域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促成了STS研究在当代的显学地位。建构主义极具批判性的理论主张与研究方法，也为传统的研究领域开发了新的研究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掌握建构主义的理论主张，是理解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新近理论主张的核心和关键。

参考文献

[1] Steven Shapin.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Sociological Reconstructions.[M].History of Science，1982.

[2] 曹天予，白彤东译，范岱年校.社会建构论意味着什么――一个批判性的评论[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4）.

[3] 古克礼.转变科学史的建构：对李约瑟生活和工作的若干思考[J].清华大学报告.北京：清华大学，2006（11）.

[4] 史蒂夫・夏平，赵万里等译.真理的社会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基金项目：本论文受“内蒙古师范大学引进人才科研专项课题项目”资助。

大学哲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玛丽・赫西 假说-演绎学说 科学

中图分类号:B56文献标识码:A

玛丽・布伦达・赫西(Mary Brenda Hesse)是英国最著名的现代科学哲学家之一,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英国出版的著名学术杂志《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研究》的学术顾问。专门研究逻辑学、方法论、以及自然与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等的哲学解释。她被公认为“很有学问的人”,是革新的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同时她又多次到美国各大学讲学,善于吸取美国科学哲学的新成果,使其与英国分析哲学的“合理因素”相融合,形成一种既继承英国科学哲学传统又富于现代特色的理论系统。

玛丽・赫西于1924年10月15日出生在英格兰的赖盖特。曾就读于伦敦帝国学院的科学与技术专业,并于1948年获得该专业的博士学位。1949年,她又获得了伦敦大学的理学硕士学位。

她的大学教学生涯始于她接受了1951年在英国利兹大学做数学讲师的任职。从1955年至1959年,她一直作为历史与科学哲学讲师在伦敦大学任教。1960年,她首次被委任为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讲师,开始了在英国剑桥大学长期而杰出的工作。1968年,她被指派负责大学的读物。1975年她被任命为剑桥大学的科学哲学教授,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赫西作为受邀访问过美国许多大学的教授,而为美国学者所熟悉。她于1962年到过耶鲁大学,于1966年到过明尼苏达大学,于1968年到过芝加哥大学,于1972年到过圣母大学。她从1977年到1980年一直担任在剑桥大学的斯坦顿讲师,并于1983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担任吉福德的讲师。她同时是科学协会、英国科学哲学学会和英国科学史学会的长期会员,并于1979年就任为科学哲学协会的会长。最后,她当选为英国科学院的一名院士。

她发表的许多专题论文涵盖在关于科学哲学主题的各类专业刊物上。她的著作包括《科学和人类的想象力》(1953年),《力量和领域》(1961年),《科学的模型与类比》(1963),《科学推理的结构》(1974),《归纳逻辑的应用》(1979年),《科学哲学中的革命和重建》(1980),以及与迈克尔・阿尔比布合著的《现实的构建》(1987)。这些专题文章和代表作在当时以至现在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与影响。

作为科学哲学家,赫西的研究涉及了自然科学、方法论、本体论,以及自然与社会科学方面的人类影响。此外,还包括科学哲学是否可以人为地划分为“必然的”和“偶然的”方面,然后是赫西对科学哲学的相当一部分的批判可以作为用于她著名的攻击假设性的科学依据演绎理论的定义。此后我们将此称为假说―演绎学说(H-D theory)。正如卡尔・波普尔认为的那样,纯粹的逻辑演绎就足以达到进行科学推理的目的。根据假说―演绎学说的模型,科学研究开始于某种或某些假说,然后通过逻辑演绎能够从假说而得出观察的影响。

然而,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到假说的可靠性呢?根据假说―演绎学说,当“伪造”的假说验证失败后,应该在经过严格的尝试之后,接受一个科学的假说。在一定条件下首先完成通过经验性的结论演绎得出的结果,然后回归到实验中,以验证这些经验性的结论是真是假。如果取得预期的结果,那么证明之前的假设没有伪造,而且所得到的结论也是可以证实的。但是,如果预期的结果没有得到,那么这一假说就是伪造的。假说―演绎学说认为,如果取得预期的结果,也不能证实这个假说就是真的,当然也有可能是真的。这种情况也许是建立在由真的或可能为真的假说通过错误演绎的方式得到的。例如,曾经出现过说明地球在宇宙中心的理论。不过,那些不符合理论的数据就可以证明假说是伪造的,从而假说―演绎学说认为,伪造是唯一合法的科学家的目标。

赫西坚持认为,尽管这一假说―演绎学说的科学描述是易于理解的,但是现实中的科学家们如何验证他们的假说却是难以协调的。一方面,由于疏忽而确定的伪造假说显示有利于那一假说的证据总是与验证假说的理由是无关的。这并影响科学家是如何实际操作的。她认为,当代科学和科学史是难以让人信服的。众多案例研究中逻辑缺陷的出现使她在工作中提出了所有证明这种观点的不足之处。

20世纪80年代,赫西逐渐远离了纯逻辑问题,转而开始研究关于科学的问题,并将重点放在科学的社会分析问题上。她关注于科学与政治、哲学、宗教制度的相似和不相似的思考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她主张这样的说法:科学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而是受人为企图心的善恶控制,无可否认人类行为不单纯的领域已经涉及到科学之中。事实上,她非常幸福地认为这样的观点没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如可证伪性,是区别于其他人类信仰形式的科学。因此,她是如此乐于持有这样的信条,科学是众多人类知识形式之中的最好的概念。赫西认为,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一样是相同偏见的共同主题。

注释

罗慧生.玛利・赫斯的科学哲学理论[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2).

大学哲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国内科学心理学的著作类研究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分别为:以“科学心理学”为题名的专著，以“(科学)创造心理”为主题的著作，以“科学意象”为题名的研究，以及若干包含在“科学学”编著下的文字。

(一)以“科学心理学”为题名的专著

30余年来，国内以“科学心理学”为题名的专著只有两本，且均为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的王极盛先生所著，分别为《科学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和《科学创造心理学》(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在《科学心理学》一书中，王极盛将科学心理学分为科学创造心理学、科学管理心理学、科技人才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心理学四个方面［4］。在书中，王极盛从七个方面对科学心理学进行了探讨，即智力因素与科学创造;非智力因素与科学创造;科学创造心理的特点、要求、类型与方法;科学创造中的灵感、梦境与机遇;科学创造的群体心理;科技人才的心理问题;科学技术体制改革中的心理问题。《科学创造心理学》一书则是王极盛采用心理自我评定与心理调查等方法，对我国700多名科技工作者进行的科学创造心理学与科学管理心理学的定量研究。全书共三大部分，即我国科技工作者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发展研究;科技创造心理的定量研究;科技管理心理学的定量研究。该书最后一章还强调了维护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二)以“(科学)创造心理”为主题的研究

目前，国内“创造心理学”“创造性思维”“创新心理”类的书籍数量极多。这些著作充斥于书店、图书馆及网上书店，非短时间所能鉴别清楚。只能说，国内有许多与科学创造心理有关的书籍，但这些书籍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心理学研究，又有多少人真正地在此基础上展开实际的调查研究及切实的调查访谈，所有这些都非笔者所能妄断，还需有兴趣的同仁细细地琢磨品定。但也不可否认，在此领域中确有一些典型的研究①:如周义澄著的《科学创造与直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章士嵘著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人民出版社，1986)。

(三)以“科学意象”为主题的研究

国内以“科学意象”为主题的著作到目前为止只有一部，即李继宏等所著的《科学意象》(科学出版社，2007)一书。该书主要探讨了如下问题:科学意象的概念、科学意象方式及相关案例、科学意象与科学进步的关系、科学意象的心理机制分析、科学发现的案例分析、科学意象的培养。作者从心理意象的角度分析了科学灵感及科学理论的创造，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在作者看来，“一切科学思维，特别是创造性科学思维都是通过科学意象进行的，科学意象是连接科学思维和感觉的中间媒介。”［5］

(四)“科学学”编著中包含的“科学心理学”

国内学者对“科学心理学”的论述，还散见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些《科学学》编著之中，具体有:(1)关西普、季于林、陈士俊、王树恩四位主编的《科学学纲要:理论科学学基础》(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118—127页)，该书第三章第六节名为“科学家成长、发展的主观因素”，从七个方面论述了心理因素对科学创造的重要性。(2)田夫、王兴成主编的《科学学教程》(科学出版社，1983:307—332页)，该书第十三章名为“科学创造的心理学问题”。(3)夏禹龙、刘吉、冯之俊、张念椿、孙章五位编著的《科学学基础》(科学出版社，1983:243—275页)，该书第八章名为“科学与心理”。(4)徐纪敏著的《科学学纲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362—424页)，该书第七章名为“科学创造心理学”。(5)杨连生编著的《科学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该书第六部分以15页篇幅论述了“科学心理学”的相关知识。此外，这个时期许立言、张碧辉、郑羡琦编著的《科学学概论》(情报科学杂志社，1981)和金良浚编著的《科学学简明教程》(科学出版社，1983)也对科学心理学有所涉及。这些教材对于科学心理学的关注主要放在:科学创造过程的心理规律与特点，科学工作者的智力及个性心理特点，科学工作的集团心理特点，科学人才培养和使用的心理学原则等方面。

二、国内科学心理学的论文类研究

(一)“科学心理学”类的论文研究

通过中国知网，以“篇名:科学心理学”的“精确”方式查找(时间段为1979—2014．8)，共检索出期刊论文63篇。经过逐一排查，最终确定与主题实际相关的论文只有10篇。其中4篇书评，3篇论文，2篇译文，1篇硕士论文。其中，4篇书评是对王极盛先生《科学心理学》与《科学创造心理学》两书的评论，这里不再赘述。3篇论文为:(1)朱导之《科学心理学》，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3年第1期。(2)王极盛《科学创造心理学与管理心理学的几个问题》，载《科学管理研究》，1984年第4期。(3)王极盛《科学心理学的计量研究》，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4年第9期。这3篇论文主要探讨了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探讨了科学创造与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及相关心理规律特点的关系。两篇译文分别为:(1)［美］R•D•特温内、M•E•多尔蒂、C•R•迈纳特《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研究的关系》，载《世界哲学》，1985年第3期第50—53页。该文是由彦冰摘译三位作者主编的《论科学思维》(1981)一书的导论。文章分别从科学心理学与科学哲学的关系、科学心理学与科学史的关系、科学心理学与科学社会学的关系、科学心理学当时的研究状况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2)［苏］T•维诺格拉多娃《科学心理学对科学学的贡献》，载《国外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第35—36页。该文由亦路翻译。文章通过科学心理学与科学哲学、科学史及科学社会学的脉络关系的梳理，说明科学心理学所具有的意义。一篇硕士论文为山东大学科学哲学专业2013届的毕业生寇瑜所作，题目为《科学心理学:科学哲学的新方向》(指导教师:王华平副教授)。该文可谓是当前国内“科学心理学”研究的最新体现，也是当前对“科学心理学”论述最为专业的一文。论文在梳理已有科学论述的规范进路、历史进路、社会学进路的基础上，从科学认知史与社会科学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科学心理学作为科学哲学新方向的可能路径与价值。同时，从该文中看到，国内已有学者开始专注于“科学心理学”研究，寇瑜的导师王华平已有书稿成稿———《从科学的社会研究到心理研究》待出版［3］。此外，另有4篇非期刊论文也是对科学心理学的专门探讨:(1)王极盛《谈科学心理学》，《科学•技术•管理》，世界出版社，1980年。(2)王极盛《科学心理学的某些研究》中国心理学会文摘选集，中国心理学会编，1981年。(3)王极盛《科学工作者科学活动的智力基础》，全国科学学第二次学术会议资料，1980年。(4)王极盛《创造性活动中的灵感》，全国科学学第二次学术会议资料，1980年。

(二)“科学意象”的论文研究

科学意象是近年来国内科学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新取向。研究者承接美国学者米勒《科学思维中的意象》一书的后续，于20世纪90年代起国内即有学者开始了科学意象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主要有期刊论文4篇，硕士论文1篇，博士论文1篇。分别为:(1)李继宏《科学意象初探》，载《黄石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第1—20页;(2)李继宏《科学意象初探》，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年第19卷第2期第18—23页;(3)赵伶俐《艺术意象•审美意象•科学意象———创造活动心理图像异同的理论与实证构想》，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7期第104—110页;(4)滕瀚、赵伶俐、汪宏《心理学视域中的科学意象研究》，载《科学学研究》，2009年(S2)第285—288页;(5)郭彦霞《科学意象教学对小学生概念学习影响的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6)滕瀚《科学意象加工水平对高中生物理问题创造性解决的影响》，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李继宏的论文主要通过科学意象的案例分析———彭加勒的听觉意象、爱因斯坦的视觉意象，以及海森堡的数学调节意象进而揭示科学意象具有创造性的原因。赵伶俐则直接将意象看作是意义与图像的有机结合体，是创造性活动不可或缺的逻辑基点、加工方法、过程与结果。郭彦霞在论文中指出:概念学习是科学认知的基本过程;在认知过程中“意”和“象”具有共存性;在概念中“意”与“象”具有交融性;概念学习与科学意象的认知加工具有协同性。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国内关于科学意象的研究已经起步，目前主要由李继宏、赵伶俐及与他们具有学缘关系的研究者展开。

三、我国科学心理学发展的历史特点及困境解析

(一)我国科学心理学发展的历史特点

通过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我国科学心理学的发展还很不足。在横向比较意义上，它远不如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伦理学等临近学科。在纵向意义上，30余年来尚未取得根本性的进步。以10年为一个时段进行划分，我国的科学心理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000年以后呈现出平缓斜坡状的“U”字形。相对而言，20世纪80年代国内科学心理学的著作、论文成果较多;而90年代，科学心理学则呈现为低谷状态:既没有著作出版，论文数量也极少。2000年以后，无论是科学意象研究，还是王华平、寇瑜等对“科学心理学”的专门理论探讨都呈现出新的气象;而赵万里等撰写的《范式转换期科学家的认知失调及其平衡策略》(《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3年第1期)一文，则代表着中国“科学心理学”自主性探索的一种尝试。就不同时段的研究者构成而言。20世纪80年代只有王极盛先生(心理学者)出版了两本专著，撰写了至少6篇科学心理学论文。周义澄、章士嵘先生则主要为自然辩证法的专业背景。至于其他《科学学》编著者，也多非专业心理学学者。20世纪90年代，科学心理学淹没在学术大潮中，很少听到它的声音。只有亦路翻译了《科学心理学对科学学的贡献》一文(1991);此外就是作为大学物理学教师李继宏撰写的两篇同样题为“科学意象初探”的论文。2000年以后，除李继宏等出版了《科学意象》一书(2007)外。赵伶俐及其学生滕瀚、汪宏、郭彦霞为西南大学心理学专业的教授及博士、硕士。其他人如赵万里教授则为科学社会学专家;王华平、寇瑜等则为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研究者。总之，三十余年来科学心理学在我国并未产生广泛影响，也未能成为一门正式学科。无论是研究成果、研究队伍还是对外界的影响度方面都很小。早期从事科学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是心理学、科学管理与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研究者，近年来则多是一些心理学、科技哲学、科学社会学专业的学人。在研究主题方面，早期研究者多围绕科学创造心理而展开，附带性地介绍科研管理心理与科学集体心理方面的研究。值得说明的是，2013年发表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第1期的《范式转换期科学家的认知失调及其平衡策略》一文，代表了国内学人进行科学心理学自主性研究的一种探索，是对科学社会心理学的一种自觉尝试。同是这一年，寇瑜的硕士论文《科学心理学:科学哲学的新方向》的完成，其导师王华平有关科学心理学书稿的完成，都是我国科学心理学研究开始兴起的丝丝迹象。当然，这只能说明科学心理学在我国才开始萌芽、生长。至于它能否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成长，还有赖于国内其他相关学者的加入，依赖于国内学界的认同与支持。

(二)我国科学心理学发展困境的原因解析

从上可见，我国科学心理学的发展还存在明显的局限与不足。在笔者看来，导致此种困境与不足的局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科学心理学研究本身的困难与复杂性。具体又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由于个体意识一直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是一种“意识流”(詹姆斯语)，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内隐发生的。即使科学家对自己本人的意识都很难做客观的记录，而对于想要研究科学家心理的人而言，更是难上加难。因此，科学家的心理一直处于黑箱或灰箱的状态。二是就研究所需的专业背景而言。从事科学心理学研究，需要同时具备自然科学与心理学的专业背景，需要同时具备自然辩证法与心理学的专业背景，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够真正地致力于此。然而当前国内的真实状况是，真正具备此种条件并准备致力于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学人少之又少。在这种情况下，更是难以产生高水平、具备醇厚价值的研究成果来。第二，学术研究的本土性缺失。这乃是我国科学心理学发展不足的根本原因。由于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多是从西方引进的，科学心理学亦是如此。由于科学心理学在国外诸多“科学”研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未能成为一门显学，很长一段时间科学心理学都没有产生系统的研究成果，亦缺乏广泛持久的学术影响。而国内学者对西方学科的研究主要靠译介西方著述，多采取介绍、评论、解读的方式进行，缺乏本土化的持续努力。因此，“源头”的枯窘，自然导致“河流”的难以丰沛。20世纪80年代虽有王极盛先生对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开创性努力，但是却缺乏后来者的接续支撑。科学心理学研究在我国依然缺乏它自己的本根。第三，我国的科学心理学尚未形成研究共同体。就当前我国元科学研究学术队伍的发展状况而言，已有专门的科学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伦理学等研究群体，也有总名为STS(“科学、技术与社会”或“科学技术学”)的研究建制与研究活动。这些都稳健地支撑着科学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伦理学、STS的学术发展与知识累积。然而，国内对科学心理学进行专门、持续研究与关注的人还很少。元科学研究者关心更多的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伦理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心理学研究始终处于少有人问津的地位。因为没有学术研究共同体，没有“无形学院”(戴安娜•克兰语)的支持，自然很难支撑起科学心理学持续稳健发展的局面。从20世纪80年代科学心理学在我国的萌生、兴起，到90年代科学心理学的近乎销声匿迹，再到21世纪头10年科学心理学在我国的缓慢发展，最后到2013年以来我国科学心理学发展的一丝新气象，构成了30年来我国科学心理学发展的完整历程。总体而言，我国的科学心理学发展还很不足。造成此种境况的原因包括:研究对象及研究所需专业背景的复杂性，缺乏持续的本土性研究努力，尚未形成研究共同体。而我国的科学心理学要想真正得到发展，就必须在自主性探索方面做持续不懈的努力，同时还需真正有志于此的研究者的加入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