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法学论文范文

体育法学论文范文第1篇

体育法学是一门涉及到众多领域的实践性课程。它所面对的是体育领域内的各种现实问题。因此焦点性的事件在体育法学授课过程中，是不能回避的，他们必须学会运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体育运行中存在的各种争议。在完成本门课程学习后，研究生们可以对体育法律争议问题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和评价。因此在体育法学专题性的教学中，教师要选择具有各种代表性的案例，对学生进行体育法理论的教学，促进学生掌握知识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体育法学是一门新理论、新学科，无论在其研究问题的深刻度、内容的丰富性、体系结构的完善性等方面都处于初级阶段。因而，体育法学有很多内容需要研究，如公民体育权利的地位和保护问题、体育伤害事故的处理与法律责任纠纷问题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体育组织规范化问题等，故体育法学研究性强，知识更新快，新成果多，其重要地位也越来越凸显;同时，体育法学理论较深奥、抽象，学生有畏难情绪，需要教师更多的引导、激发兴趣。因此，该课程特点适合进行专题研究性教学，具备开展专题研究性教学的基本要素。

2体育法学专题研究性教学模式的探索

我们按照专题研究性教学的实际需要，由学有专长的教师组建教学团队，并进行相关专题的教学，改变通常一门课程由一位教师教学惯例，充分发挥教师的优势、特长，使学生能够在不同学术背景教师的熏陶下，多角度的进行理论知识学习和学术思考。

2.1改革教学内容，提炼教学专题，构建课程内容体系

打破了原先教学内容和教材的章、节、目，按照学科性质、学科特点、从学生思维方式的实际和当下社会的热点问题，对教学内容进行从新编排，并凝炼和确立教学专题、构建新的教学体系，介绍前沿热点学说和有争议的问题，拓宽学生视野，并结合体育实践附有思考与讨论题，强化学生科学思维的训练，有利于学生研究性学习和个性发展。课堂讲授将若干知识点进行横向串联，并介绍学科发展前沿和新成果，贯通后续课程，避免简单重复。［4］共设计七个专题内容:一、体育法学基本理论(体育法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介绍);二、体育法律关系主体(重点体育社团);三、体育法律制度(学校体育法律制度、社会体育法律制度、竞技体育法律制度);四、体育产业的法律制度;六、兴奋剂及其相关法律制度;七、体育纠纷与解决机制。

2.2改革教学模式，加强学生创新与实践能力的培养

2.2.1启发式课堂教学笔者具有多年研究生课程教学经验，在教学中发现即使是研究生也没有养成课前事先阅读和预习的习惯，因此教师在课堂上只能依靠个人讲解来完成授课内容，学生完全是被动的接受，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而我们的教学模式，充分发挥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根据教学进度设立小专题，要求学生在课前进行大量准备工作，让学生在讲台上讲解，给学生发表独立见解的机会。让学生参与授课，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其责任感，节省知识点的铺垫时间，同时深化了相关知识，这样的授课过程能充分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5］鼓励课堂提问，形成互动式教学，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应给予学生及时的点拨和归总，要起到适时适当指导性作用，指引学生勇攀科学高峰。2.2.2以探讨的方式促进交流讨论是实践专题研究性教学中常用的重要教学方法之一，因为要参与课堂讨论，所以学生在课前会做好相关预习，他们会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大量的信息数据和资料来完成课堂的讨论参与，这将有意于开拓学生视野，启发学生思维，拓展学生知识面。我国《体育法》从1995年10月1日实施至今，存在着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对此体育界和法律界也存在颇多争议。一是全民健身相关法律问题研究(如，《全民健身条例》配套制度建设、全民健身活动中的安全保障等);二是竞技体育相关法律问题研究(如，职业体育联赛和俱乐部规范管理、职业运动员权益保障、反兴奋剂有关法律问题等);三是体育社会团体的法治化建设(如，体育社会团体的性质、法律地位，与政府、社会、企业等主体间的关系等);四是体育产业相关法律制度研究(如，体育产业立法的主要问题、对体育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等);五是体育事业发展中的其它法律问题(如，建立健全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等)。如竞技体育中的赛风不正和丑恶现象的法律治理问题、体育活动中各种不同主体的法律地位问题、体育市场、产业发展的法律规制问题、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使用和法律保护的问题、体育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这些都是非常有探讨价值的问题，也是我们在课堂中向学生提出的讨论题。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既不是主导者也不是裁判者，而是一个参与者，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发掘学生的潜力。学生可以进行角色扮演，可以自由发言、辩论与讨论，将激发学生处于活跃的思维状态之下，有利于其思维的连动性、跳跃性和整合性，不仅激发学生创新思维，活跃教学气氛，调动学生主动学习能力，还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有利于学生个性化的发挥，达到了教学相长和共同提高的教学效果。2.2.3视频资料展播与热点案例分析最好的学习教材是视频资料展播、热点案例分析，可以从更加直观的角度向学生展示体育法学在实践中的应用，便于学生更深层次的理解体育法学基本原理。改变过去体育法学的教学以单纯的法条理解和法条记忆为主的模式。案例教学更能适应当今社会飞速的发展与变迁，司法实践中就出现过许多受关注的典型体育案例，如姚明诉可口可乐公司肖像权侵权案:个人肖像与集体肖像之争;长春亚泰俱乐部诉中国足协行政处罚不当:行业处罚的司法介入等，引起了人们的广泛争议，这些都是课堂教学中讨论分析案例的不错选择。教学案例的挑选一定要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要经过教师的筛选，教师在学生讨论后要给予及时的点评，总结学生的观点，并给予正确的评价，同时还要凝炼出案例中相关的法学理论。以案例为线索，利用案例进行的分析和讨论，为学生提供一个基于理论学习而展示自己思维和能力的情境，不仅可以给学生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还可以使学生的朴素的想法与案例结合，产生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2.3改革教学手段，引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

2.3.1以问题为主线，实行开放式教学启发学生在体育法学的学习过程中提出新的问题。产生从探索未知到体验未知和揭示未知的强烈愿望。在此基础上，组织学生查阅大量参考文献，分组讨论，促发竞争，不仅使学生巩固了所学知识，掌握重点难点，还可以拓宽学术视野，增强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团队合作精神。2.3.2研究性学习与毕业设计联系，延伸教学效果体育法学是一门横跨两个领域的交叉性学科，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此在研究领域有很多问题值得关注和探讨，教师会在每个专题教学中点出这些问题，引导学生参与思考和分析，鼓励每个学生勇敢的发表个人的观点。课后还可以鼓励学生将自己的想法写成书面的分析报告、论文等作为考评的依据，质量优秀的还可以推荐其发表或参与各类论坛。同时，在体育法学教学过程中很多学生产生了许多新的想法、思路，新的研究选题，这些成为了一些学生毕业设计的创新理念的来源。每年都有学生在毕业设计时选择体育法学相关课题进行研究;学生的创新设计中还有的申请了省教育厅研究生创新项目。实践证明，自实行专题研究性教学以来，以体育法学内容进行的毕业设计，其毕业论文质量普通较高，学生创新能力可以得到持续发展。

3《体育法学》课程专题研究性教学模式的运行效果分析

专题研究性的教学模式是围绕重点有针对性展开的，因此对于体育法学的教学效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1作为专题研究性教学的实施主体，教师的相关科研能力将获得提升

专题研究性教学对于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教育活动实施的主体———教师应具有更高的理论素养，更强的教学活动驾驭能力，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有创新意识，要有对于教育教学活动规律的深层理解。因此教师必须确立在理念上创新，在教学观念上创新、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的创新思想。不仅要把书本系统化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会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学会学习，学会研究，学会解决问题。从事专题性研究教学的教师要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与时俱进的更新自身的知识体系，还要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树立大学科知识观，以培养学生认识、分析、应用和解决现实问题为教学重点，因此通过对专题研究性教学的研究，有助于教师树立正确的研究性教学观，使教师自身不断学习，对前沿研究成果进行吸收和总结，从而增加了教师的知识积累，提高了教师的理论水平和教学水平，使教师教学的内容有深度和高度，使教学的开展更加科学，更加贴近学生的思想，增加了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3.2作为专题研究性教学的主体，学生的综合素质将获得提升

奥苏伯尔是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他在研究学生学习认知行为时提出两种不同的分类。一、依据学生所学习的内容:把学习分为机械学习与有意义学习;二依据学生的学习方式，把学生的学习分为接受学习和发现学习。现代教育理论更加强调有意义的接受学习与有意义的发现学习，因为这更加符合教育规律，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体育法的专题研究性教学模式的提出就是以此理论为指导的。体育法学专题研究性教学模式，让学生从被动学习中解放出来，充分发挥天性，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开放式的教学课堂，积极的讨论形式，让学生在一种更为活跃的学术氛围中加深对体育法学知识的理解，在讨论，辩论式的交流中提高了人际间的沟通技巧，提高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知识转化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专题研究性教学能够表现出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它能够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有充分思考和表达的机会，可以有效的调动各个层次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性，充满自信。再次，又因为专题研究性教学所体现出的是一种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平等的关系，无论教者或学者都在宽松、愉快的学习环境中，都不会产生压抑或强制的情绪，有利于激发和鼓励学生的创新思维。最后，专题研究性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提升了学生对于体育法学课程的兴趣，充分交流中让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收获。这样的兴趣和愉悦的情绪往往会延续到课堂教学之后，成为他们课后自主学习的动力，他们会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完成学习，这对于体育法学课来说是一个好的导向。

4结语

教学实践的效果表明，体育法学课中的专题研究性教学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生们纷纷表示很喜欢这样一种交流探究式的教学，他们在课堂上得到了尊重，获得了自信，得到了重视，在快乐中收获。对于教育者来说，学生的学习需求、学习状态应时刻把握，及时改进和完善教学模式。传道、授业、解惑应是教师永恒的追求。体育法学专题研究性教学具有较大的推广价值，在今后的教学中将不断的完善。

体育法学论文范文第2篇

1．1体育法学基本理论研究

体育法学作为体育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其学科体系的构建必将以体育学和法学的基础理论为支撑。目前国内不少学者就体育法学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主要包括体育法律概念、体育法律价值、体育法律原则、公民体育权利、体育法律关系、体育法律地位、体育法规体系、体育法律指导思想、体育法律纠纷与仲裁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例如，周爱光从法哲学的视角出发对体育法律概念进行研究，认为法律是由国家或社会权威机构制定或认可，并由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体育法则是调节与体育相关的人与人之间行为关系的法律。唐勇在分析体育法基本原则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就其进行反思和重构，认为体育法基本原则必须满足两大要求，即在规范上，体育法基本原则最终可以抽取出指引人们行为的权利义务模式;在目的上，体育法基本原则是体育法价值在规范中的直接表述。并据此提出了体育法的4项基本原则。谭小勇对我国公民体育权利进行了法学阐释，认为公民体育权利是从基本人权中引申而来的，是由法律法规确定的、每个公民或者组织通过体育锻炼或运动竞赛的方式，享有身心健康或精神荣誉等利益的意志和行动自由。其中也有不少研究生学位论文就以上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如刘培培对我国体育仲裁现状及立法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体育仲裁立法中存在法律冲突现象，并对此提出了3种解决途径。整体看来，近10年有关体育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展。这些研究以法学的基础理论为支撑来分析体育法律现象，为我国体育法制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较好了理论基础。

1．2对《体育法》等法律规范的研究

我国体育法规可分为体育基本法规、体育领域法规和体育单行法规3个层次。目前，对体育法规的研究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集中在对《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等位阶较高的法律规范的研究。其次，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针对这些法规存在的不足和完善措施进行研究。再次，从研究方法来看，以理论分析为主。研究普遍认为我国现行《体育法》存在诸多方面的不足，具体表现为:《体育法》暴露出操作性不强、有效性不足;惩治竞技体育中违规现象的立法不细;《体育法》的法律责任设计只注重行政相对人的责任，而对地方政府及其体育行政部门和授权的体育管理部门的责任承担予以忽视;过分依赖纪律处罚和行政处罚，没有确立相应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面对经济社会和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体育法》日益显现出不能很好适应发展需要的问题等。对我国现行《体育法》进行修改是目前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以上研究对《体育法》文本内容的分析研究具有切实的理论和实际价值。此外，也有学者对地方性的体育法规建设问题给予了一定的关注。

1．3若干体育领域的法律问题研究

主要包括对竞技体育法制、学校体育法制、群众体育法制和地方体育立法的研究。在竞技体育法制方面，有学者运用刑法条款分别对中国足球“假球、、黑哨”行为进行法理定性分析;有学者从反垄断法视角对职业体育电视转播权的营销问题进行研究;此外还有学者就我国大型体育赛事运行的法律问题、竞技体育的刑法调整以及我国职业体育法制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应该说，在竞技体育法制研究方面，既有针对一般性体育赛事、职业体育的相关体育法律问题的研究，也有针对特殊的体育事件和现象的研究。内容涵盖到反兴奋剂、假球黑哨、大型体育赛事安全、体育竞赛与管理中法律关系主体及其相关权利等方面。在有关学校体育法制建设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对学生或体育教师的体育权利、《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等学校体育法规的实施、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对外开放或者由学生体育活动中的安全问题所引起的相关法律问题研究。这些研究分析了目前我国学校体育法制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改进建议。例如，有学者认为:我国现有的学生体育权利的制度中，宣言性、原则性、概括性的条款内容占很大的比例，我们只能从其法律原则和精神理念上理解，而可操作性不强，尤其是许多有关学生体育权利的法律、法规中，对侵犯了学生体育权利的法律责任不具体、不明确。保障学生体育权利的实现，要加强学校体育立法工作，加强对学校体育法制的宣传和科学研究工作，加强法律监督，提高全社会对学生体育权利问题的认识。在群众体育法制建设和地方体育立法研究方面，一般性的理论分析居多。有学者对我国全民健身的法治环境进行分析研究;也有学者对民族自治地方体育场地设施法律保护问题进行研究。与此同时，也不乏对特定省份或者区域的体育地方立法实践进行具体分析的研究。例如，有学者研究了浙江省体育法制建设的现状，认为浙江省体育法制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法规还不够完善健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发展建议。相比较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而言，目前有关我国群众体育法制建设和地方体育立法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1．4国外体育法规的研究

对国外体育法规的译介能够很好地促进我国体育法制建设与发展。目前有不少学者对国外体育法规的研究给予了重视。既有对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的欧美国家体育法制的介绍，也不乏南非、阿根廷、巴西等国体育法制建设情况的研究。研究的内容包括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等领域。其中竞技体育法制建设方面以介绍欧美国家体育法制情况的研究较多，包括体育垄断与反垄断、职业体育的法律行为关系、以CAS为代表的体育仲裁等诸多方面。学校体育领域比较重视体育权利和反歧视的有关法规的介绍分析，而大众体育法制建设方面则多为一般性的比较分析。总体来说，这些研究都较好地体现了时代性特点。例如，有学者研究了英美判例中的体育比赛裁判员过失侵权问题，认为:在任何情形下，裁判员善意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合理、诚实、善意执法的裁判员，不应当担心承担法律责任。但是，裁判员恶意或重大过失，可能会被诉诸法律，以更有效地保护参赛者及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又如，姜熙对“LexSportive”这种新兴的法律秩序进行了研究，认为“Lexsportive”是全球体育法制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出现突破了政治学的法律观和实证主义法学的框架与桎梏，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法律样本。这些研究为我国体育法制建设提供良好了域外经验的同时，也为我国体育法制建设面对全球化挑战提供了有力保障。

1．5有关体育法的其它研究

除以上简要归纳总结的几个方面外，还有不少学者就体育法学的其它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包括体育法律与体育竞赛道德的关系问题、特殊人群(残疾人、农民工、妇女和老年人群体)的体育法律保护问题、体育法制建设与我国社会宏观发展(和谐社会、体育强国)的关系问题、体育法制的历史阶段分析与对比等。例如，有学者对残疾人体育法制建设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当前残疾人体育法制建设应该从加大宣传教育、完善法规体系、建立监督制度、加强理论研究、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等方面全面保障残疾人体育权利。又如，张春良认为:中国体育有法治之理念而无法治之信念，致使法如涂脂而天下仍乱，这是看似渐入佳境的中国体育法治于深度推进中渐入困境之征兆。进一步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2体育法学研究取得的成绩与问题

2．1取得的主要成绩

2．1．1成果数量持续较快增长

有关体育法学的研究在成果数量方面呈现了较快的发展态势。以本文分析的研究论文为例，从纵向来看:自2005年以来，除了2012年略有降低为88篇外，每年公开发表的论文数量都超过100篇。横向比较而言，体育法学研究比同期发展起来的旅游法学研究走得更快，笔者以“旅游法”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搜索得知，有关旅游法研究的第1篇学术文章发表于1985年，但近10年公开发表的论文数量(407篇)却不足体育法研究的一半。

2．1．2研究内容不断扩展深化

近10年的体育法学研究内容不断扩展深化。首先，进一步加强对《体育法》相关内容研究的同时，对其它体育法律规范的研究逐步增多。《全民健身条例》、《反兴奋剂条例》等新颁布的体育法规都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其次，对国外体育法律规范的译介成果越来越多，并且有一批学者对国外体育法律规范进行持续性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逐步实现从量的追求到质的提升。再次，更加重视对体育法理学的研究，对我国体育法制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2．1．3参与力量逐步扩大

随着2001年我国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相关体育法规也陆续出台。体育发展实践对体育法制建设提出了更新、更高需求。在此背景下，我国体育法学的研究队伍逐步壮大，许多体育工作者、综合性大学体育院系的学者，以及一些法学院系的法学工作者也加入到体育法学的研究队伍中。不少法学专业的研究生都以体育法学的相关问题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研究主题。与此同时，体育法学研究队伍中年轻学者的比例开始逐步提升。这也为我国体育法学的进一步深入、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后备力量。

2．2存在的突出问题

2．2．1重法的本体研究，轻法的运行研究

由于我国体育法制建设还不能满足我国体育发展实践的需求，体育法规大量出台是近10年我国体育法制繁荣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为了满足这一现实需要，很多学者集中于对体育法律概念、体育法律部门、体育法律关系等有关体育法的本体问题进行研究，而有关体育法的运行，特别是制定出来的各种体育法律规范的执行情况、司法情况的研究还不多。少量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足球项目中相关司法问题的研究。这一定程度反映了目前我国体育法学研究“重立法轻司法”的研究倾向。体育法规制定得是否合理与科学，既离不开学者们的理论探讨，更需要在实际的运行中加以检验。对体育法规执行情况的研究应该是我国体育法学研究今后应该予以更加关注的方面。

2．2．2重中央立法研究，轻地方立法研究

截止到2010年12月31日，我国现行有效体育法律法规共有147件，其中包括法律1件、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16件、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130件。这还只是国家层面的体育法规，加上由各地方政府和人大制定的相关体育规范和其它与体育有关的法律规范，数目则更为庞大。但就近10年体育法学研究的内容来看，多数都集中在对《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等中央立法的研究，对地方性的体育法制建设，特别是地方体育立法和执法情况的研究甚是少见。体育中央立法的宏观性决定了体育法规的切实运行必须依赖地方体育立法的规范和执行。随着我国中央体育立法内容的逐步覆盖全面，对地方体育法制建设的研究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2．2．3重体育发展实践研究，轻法学发展态势研究

通过对近10年体育法学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我国体育法学研究能够较好地跟上体育实践发展步伐，而对其基础学科之一的法学发展态势则相对重视不够。在北京奥运会前后、学校阳光体育运动开展以来，很多学者能够适时对法制奥运、学校体育法制建设等问题做出新的认识。而就笔者看来，目前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对法学发展态势不够重视，主要体现为:现有体育法学研究成果多以体育法学先行研究成果或者经典法学著作为基础展开，对最新法学研究成果的引用率相对较低。而笔者认为，密切关注法学的最新发展态势，对体育法学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例如，我们一直认为《体育法》中多处使用“应当”而没有采用“必须”这个词，一定程度降低了《体育法》的执行力。但是，有学者通过最新的研究表明:从立法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在大多数情形下“应当”比“必须”更规范。

2．2．4纯粹思辨研究较多，实践调查研究偏少

从目前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成果来看，我国体育法学研究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诊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式，有两个极端的表现，一个极端是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思辨研究，另一个极端是具有陪衬地位的，甚至连陪衬地位都谈不上的实证研究和实地研究。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前面提到的“目前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工作者偏向于体育法学本体研究”有密切关系，这2方面的研究不足一定程度影响了体育法学研究成果的现实价值。这一问题若不能得到很好解决也必将限制我国体育法学研究更好地为体育法制建设发挥更大的引领性作用。

3结语

我国体育法学近10年快速发展，在研究成果数量、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研究力量的补充与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为我国《体育法》的修改以及体育法制的发展与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也应该看到，现有体育法学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方面也呈现出了一些可能会影响我国体育法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于体育法规的运行状况、地方体育立法及可供体育法学研究借鉴的法理学研究成果等方面应予以更多的关注。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体育法学研究的逐步深入，我国体育法制建设能够为我国体育强国的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体育法学论文范文第3篇

1．1学校体育公共安全问题

构成学校体育公共安全问题的主体因素是学生生命财产安全．体育伤害事故的发生使相关师生正常的学习与生活受到不同程度干扰．尤其是人身意外伤害风险对于学校的影响较大，发生此类意外伤害事故，当事学校将面临各种纠纷、诉讼及赔偿，这一系列后果将对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和人文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然而究其原因则不外乎于：

（1）学校体育场地、器材等设施存在安全隐患．

（2）学生自身缺乏参与体育活动的基本身体条件和常识认知．

（3）体育教师安全意识淡薄教学安排不合理管理不善工作失职．

（4）学校对体育活动缺少精密的组织管理和安全防范措．

（5）自然因素和意外因素，来自校外的偶发害，学生个体特殊异常心理状态造成的伤害等．上述问题在技术上，进行防患于未然的可操作性是显而易见的．

1．2国外学校体育中的公共安全教育

在国外有关青少年学生公共安全的教育命题早已被重视．有关生命公共安全教育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杰•唐纳•华特士在1968年提出，他认为通过对学生健康与生命安全问题的剖析，从而唤起学生在校园里对待生命的尊重与热爱．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思潮，生命教育在全球得到逐渐推广，在实践操作层面则以体育娱乐休闲课程的形式进行开展，同时嵌入有关户外活动安全的教育内容．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教育必须教会学生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创造．在随后的研究中，学会生存、生命安全教育的意识被日益强化，并逐步纳入一些国家的学校教育体系之中．在国外的学校体育教学计划当中，尤其注重提高学生参与学校体育活动时的安全意识．崇尚生存教育的理念，校内设置的相关必修课程中包括了安全教育和生存技能训练的内容．同时在不定期的教学实践中，经常利用学校体育活动的各环节进行火灾逃生、紧急避险的排演．因此国民的体育健身与安全综合意识上十分强烈，在学校内所接受的安全教育和应急生存技能，让他们在参加各类社会公众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应对方式积极有效．俄罗斯1991年，基于国内的社会现实及学生的身体状况，对基础教育课程进行了调整，其中专门开设了生命安全基础课程，其课程内容涉及：户外活动环境对人的生命与健康可能造成的危险、极端异常情况下的个人安全、体育休闲方式与生命安全等内容．俄罗斯的生命安全教育显然把生命安全问题放在一个更新的高度、更广泛的基础上看待和研究，是一种广义的社会安全观．

2体育法学的学科特征

“体育法学是法学领域一个独立而重要的门类，之所以说体育法学是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是因为它有着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体育运动的特殊性要求和反映，这是体育法学能够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的主要特征”．体育法学是指以体育法律这一特定的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是介于法律科学和体育科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近年来对体育法进行界定时，日本学者干叶正士提出了体育固有法和体育国家法的划分．促使学界提出了广义和狭义的体育法概念，狭义的体育法接近于体育规则，而广义的体育法接近于国家法．因此，体育法学的范畴还不能完全从体育法角度来归纳，而更多是要从体育法律制度方向来认定：其范畴主要包括：体育法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体育法的理论原则和相关规定，立法、执法、守法和监督及法律责任．以及体育领域里的一些实际现象．并依据事物的本质现象发现内在规律并逐步完善理论体系．虽然体育法学需要运用法理学和法学学科的相关理论以及体育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予以支撑，但并不片面追求在这些学科理论上的高深性和原创性，而是借用这些理论解决体育领域中的实际问题．虽然它也有自己的理论内容，但与法理学相比，与宪法、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部门法学的基本理论相比，它不可能进行法学基础理论的原创，而更多的是将这些法学理论在体育领域进行具体的和创造性地应用，其目的是应用法学理论来认识和解决体育领域中的法律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体育作为人类独特的一种人文现象，在法学理论不断创新、软法理念逐步兴起的情况下，对体育现象中大量规则和惯例加以研究，也是对法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有益补充和独特贡献．

3学校体育法学教育理念的构建

体育法学的理念是大众对于体育法基本原理的感知，是大众对于国家与公民、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正确认识和理解，是体育法意识的高级形式．体育法的相关知识是形成体育法理念的基础，体育法理念则是公民在掌握一定体育法知识的基础上，对于体育法问题、体育法现象进行的理性化的思考．学校体育的精神与法律的精神高度契合，有着天然联系，都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物，都追求公正、公平、公开的精神，具有积极、崇高的价值取向．法律就是社会行为规则，而规则恰恰是学校体育的重要生命线．所以体育法学本身就是法律知识与学校体育人文内涵的有机结合，无形中化解了学校体育法学教育内容的知识化与人文化之间的矛盾．校园内的各类群体包括：教职工、学生掌握了体育法学的相关理论知识以后，可能随着记忆的减退而忘却，而体育法理念一旦形成则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甚至终生影响或指导着校内的教职工和学生，对校园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与体育法相关问题的分析和评判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体育法的相关知识可以在体育法学教育或普法教育中获得，而体育法理念的形成，除了理论知识引导外，更有赖于校园内日常学习生活的实践．

4学校体育课程中的公共安全与体育法学意识

4．1学校体育课程中的公共安全意识

学校体育课的健身、娱乐、竞技性，以及丰富课外体育活动内容，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普设课程．公共安全意识是建立在体育法学普及教育和公共安全知识的掌握基础上的一种公众意识．公共安全意识的教育是一项长期的教育，目前各级各类学校都没有专门的体育法普及安全教育，附设渗透于其他课程中进行附加教育，作为主要课程常设于学校教育课程的十分少见．因此体育法学课程的普及程度较低，导致学校体育安全和普法意识淡漠，甚至在出现学校体育公共安全事件时以体育法学理论为支撑，进行维权的手段十分有限，导致难以形成主动的体育法学意识．导致学校有关部门在处置与管控学校体育相关的事件纠纷时面临诸多难题与困境．因此、通过学校体育课程这个平台，融入和渗透体育法学相关知识的普及与教育，培育校内群体的学校体育公共安全意识，成为实施体育法学普及教育，有效实施学校体育活动的有力保障和重要途径．

4．2学校体育课程中的体育法学意识

体育法学普及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具体主动的表现形式，是大众关于体育法的知识、观点、心理和思想的总认知．它包括人们对于体育法知识和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对体育法功能的认识，对体育法实施的评价等等．和其他公共法律意识观念形成过程一样，体育法意识形成也需要教育、推广、普及达到认同、遵循、利用的过程．公众社会意识的强弱，能够比较直接地反映出社会进步的程度．同样公众体育法学意识的强弱，也一样能够反映出社会体育发展的水平．这一系列发展进程的快慢、质量的高低都和学校体育教学的普及引导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一方面传统学校体育教育功能，能够培养人们积极的体育娱乐休闲意识．积极的体育娱乐休闲意识，能够有效激发大众的社会体育休闲娱乐需求．同时社会大众合理的体育休闲娱乐需求，需要规范专业的体育法规制度来保障他们参与体育休闲娱乐需求的合法权益，人们的体育法意识在这个过程当中孕育而生．在此学校体育法学的普及教育对于大众形成较为成熟的体育法意识启到了先导作用，为有积极体育需求的人们在维护自身合法体育休闲娱乐需求权益时能够有效应对．

5学校体育公共安全和体育法学教育现实状况

5．1学校体育公共安全和体育法学教育匮乏

我国安全教育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已得到初步体现，但所占比重不大，没有与学校体育相结合的案例；体育安全教育的形式仍以讲座和展览等形式为主，缺乏系统的专项教育课程，校园内关于体育安全教育的参与和体验较少，校园内体育安全教育的影响力有限，体育法学知识十分匮乏．

5．2与学校体育公共安全和体育法学教育师资专业素养匮乏

体育师资素养仍然是制约学校体育安全和体育法普及教育的核心问题，与学校体育安全和体育法学普及教育相对应的专业师资力量极度匮乏，现有师资对学校体育安全和体育法学普及教育的理论体系、实践运用缺乏了解．

5．3学校体育公共安全和体育法学教育理论体系与实践的脱节

现阶段学校体育安全和体育法学普及教育理论体系处于起步阶段，学校体育安全的制度建设尚未形成，体育法学理论体系尚未成熟，两者间的互动关系还未建立．

6学校体育公共安全和体育法学教育发展对策

（1）积极推进学校体育安全和体育法学普及教育建设．

根据学校体育安全和体育法普及教育、应急避险能力教育与体育教育的特点和相互联系，将学校体育安全和体育法普及教育纳入日常的学校体育教育系统之中．以学校体育课程为平台，积极营造学校体育法律氛围，构建有效保障学校合法权益的维权体系．在学校体育实践过程中不断运用体育法学的理论体系，应对各类学校体育实践过程中的实例事件，从而不断充实学校体育法学实体内涵，完善体育法学的理论体系，实现学校体育安全和体育法普及教育的常态化运行．

（2）重构教师学校体育公共安全和体育法学教育专业素质．

重构教师专业素质，改变以往的体育教育专业培养和教师职后培训，在体育师范教育环节中加大该领域的认知教育、体育法理论培训、课程实践技能引导培训．强化体育学科教师的专业交叉培训，将相近学科有实践经历体育教师，送到专业院校进行学校体育安全和体育法学专业培训．

（3）结合学校体育公共安全实践完善体育法学教育理论体系．

加大体育法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投入，推进体育法学相关交叉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依据各学校现实条件，针对教职工和学生制定学校体育安全和体育法学普及教育的课程内容．学校体育教育学工作者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积极营造学校体育法律氛围，构建有效保障学校合法权益的维权体系．在学校体育实践过程中不断运用体育法学的理论体系，应对各类学校体育实践过程中的实例事件，从而不断充实学校体育法学实体内涵，完善体育法学的理论体系．

7结语

积极推进学校体育安全和体育法学普及教育建设，重构教师学校体育公共安全和体育法学教育专业素质，结合学校体育公共安全实践完善体育法学教育理论体系．在学校体育课程中进行校园公共安全和体育法学教育，从学校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了维护学生的身心健康，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技能，依据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以体育教师为承担主体、在体育课程中实施提高学生的安全知识与体育法学普及教育活动，努力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法律维护素质，使学生学会从法律的角度观察和理解要从事的活动和面临的形势，用法律的观点解释和处理自己遇到的新问题．学校的生命安全和体育法普及教育，就是要引导学校和学生树立生命安全和自我法律维护意识，学会保护生命的技能和法律手段，确立正确的生命安全观、普法观，提高保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学校体育教育学工作者在教育实践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法律约束行为，增强他们自我保护的安全法律意识，从而让他们远离危险健康成长．同时积极营造学校体育法律氛围，构建有效保障学校合法权益的维权体系．在学校体育实践过程中不断运用体育法学的理论体系，应对各类学校体育实践过程中的实例事件，从而不断充实学校体育法学实体内涵，完善体育法学的理论体系，更为有效地维护学校体育事业的多元发展。

体育法学论文范文第4篇

早期的体育法大多数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临时颁布出来的，因此它没有一个很好的系统梳理。在阶级社会中，体育其实是作为统治阶级娱乐活动的一种手段，那么为了保护好秩序，统治阶级就想出了用法律条令来约束，这就是早期体育法的形成。到了近代，体育的不断发展，城市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统治阶级也越来越重视体育方面的作用．到了资产阶级社会，单独的正规意义上的体育的法律才真正的出现．现代社会，体育的发展非常的迅速和猛烈，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十分重视体育的建设和发展，现代的体育不再仅仅是一种运动，它甚至是一种象征，一种民族的精神，它同时催生了一大批的产业的产生和繁荣．因此单个体育活动需要规则加以制约，而且整个体育体系，整个世界的体育体系同样需要规范和制约，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形成体育法学，进行体育法学的相关研究和探索，进而形成相关的流派，就十分的重要了。

二、我国体育法的立法现状

国内的一些文献数据库的检索结果表明，我国有关体育法，特别是关于体育法学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总体来看，我国的体育法学研究仍处于基础阶段。在我国的大多数体育专业院校里，关于体育法学的课程就非常的少，那么更不用提其他的非体育院校，而且研究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不一定法学水平和功底过关，这是一个典型的交叉学科，因此重视程度有待提高，同时又说明了我国体育法学的前景非常的广阔．可以说在体育界，体育法学在学科领域的地位和机构保障是充分的，但由于大部分的研究者来自于体育院校，缺乏法学专业教育的背景和实践，体育法学中真正具有法学专业水平的研究成果却凤毛麟角。甚至于对相关的专业的设置与安排上根本就忽略了体育法的存在，仅仅在中国政法大学这种中国顶尖的法学学校中才设置有相关的专业，那么对于其他的院校，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法律实务界，虽然有相当多的律师或咨询机构的法律业务涉及到体育领域的法律问题，但至今没有见到对体育法律实务的系统性和完整的研究和总结。

三、对我国体育法学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体育法学要摆脱行政权的干预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迅猛．08年北京奥运会，我国创下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开办奥运会是大国实力的象征，它能更好的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变化，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展现我国风采让世界对中国抛弃偏见和刮目相看的良好舞台．然而，举办这样的大型的体育赛事，它的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明显和影响最深刻的莫过于体育的过于行政化，这种过度的行政化倾向把体育竞技的宗旨给模糊了．北京在申办奥运会期间，由于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国内没有国际标准的基础设施，于是投入了巨资进行体育设施的建设，从而赢得了08年的奥运会的主办权．然而，修建了那么多的体育设施甚至不惜血本赶超世界的先进水平，这严重的与北京城市发展违背，北京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或者说发展还没有达到能够承受如此巨大规模体育赛事的时候就这样生拉硬扯的上马那么多的项目．赛事完毕后的各个体育设施落败景象就是这种过于行政化的最好的反映．因此，体育法学的建设，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去行政化，减少对体育事业的干预，让它自然而良好的发展。

(二)加强体育法理论建设

目前中国的体育法研究的并不多，对于体育法的学理化方向并没有过多的涉及，因此这方面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当前的一些文献和著作中虽然有提及体育法的学理化问题但是往往都是简单的对法条和规则的解释，对于上升到理论程度还尚且遥远。上升到理论程度的体育法学不仅仅要有对法条和规则的解释，而且还要有足够的学理基础，这样才能够形成一整套完整的体系。目前我国颁布的《体育法》立法水平还有待提高，里面含有大量的原则性和指导性的规范，而且内容也不够全面详实，可操作性不是很强，因此并不适应社会实际，往往会导致争议的发生。在法律实务中，人们往往注重解决的机制和办法，而对于学理的研究就很容易忽略。

(三)建设体育法学科

体育法学的学科建立是促使体育法学长久发展的有效措施，是从根本上改变体育法学目前窘境的有效手段。没有一个学科的建立是毫无根据和无章可循，体育法学的建立也要有一个科学的考量，建立在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基础上，这样才能够促使其良好有序的发展。建设体育法学的方法和路径有以下方面:1．大力培养体育法的相关研究人员，体育法的建立离不开体育法学的研究人才，对于研究人员的培养至关重要，他们是这门学科的研究主体，以往对于体育法的研究往往是体育院校的事情，而且都是一些具有研究生院的体育院校，随着体育法学的不断发展，各个法学院校也都注意到这一领域，开始大力培养体育法学的专业人才。但是由于起步时间过晚，目前对于体育法的研究依旧是体育院校的老师以及从事体育的人员，由于缺乏专业的法学素养，研究进展很慢，因此在各个法学院校大力引进体育法学学科是十分必要的。2．参考和借鉴其他学科的建立，体育法学是一个新兴的交叉类学科，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种类，它与其他的学科都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适当借鉴和参考其他学科的建立显得十分的必要，与体育法学交叉的学科有很多，它们有教育学、哲学、经济学等等学科门类，都是可以借鉴和参考的。进行学科的建设，不仅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经验，还要注意它们的经验和教训，从而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同时也避免了弯路。3．完善体育法学的相关课程。在当今中国，无论专业的体育院校还是开设有体育法学的法学院校，对于体育法课程的设置都是不合理不完善的，往往大多数会流于形式，体育法学被设置成选修课，不仅学生没有学习的兴趣，往往老师也不加以重视，以至于开设了这门学科也只是形同虚设。因此，完善相关的制度和课程显得十分的重要，这就要求各个高校不仅要有一个科学的课程体系安排而且要重视教学成果的评价，这样才能够让广大师生引起重视从而喜欢上这门学科。比如说在教材方面，要编写统一适用的体育法学教材，在各个高校统一使用;在教学的课时方面，要有硬性的规定，学生必须要修满多少学分或者上满多少课时才算合格;在老师的培养方面，要建立一整套考核激励制度，教师的教学质量与其工资挂钩，这样才能够促进体育法学这门学科的普及。在高层次的人才培养上，开设体育法硕士、博士专业和课程，培养更加高级的体育法人才。

(四)加强体育研究机构作用

1．积极组织申报体育法学的相关课题，申请建立体育法学的研究基地。比如对于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法学会部级项目等，对于激发体育法学研究无疑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申请建立部级体育社科研究基地，提高体育法学的研究级别，运用国家专项资金促进体育法学发展。2．进行体育法的有关法律服务。在法律实务界，比如律师事务所，要设立专门的体育法律师团队，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在政府的体育行政部门，要有完善的规章制度以及发展规划。在立法上，要重视体育法的立法修法，减少过于原则性的条文，增加具体实际的条文。3．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积极翻译和引进国外有关法律文献。进行体育法学的学术交流，开展诸如体育法年会、研讨会等，注重国内同行业的交流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到国际体育法的交流中，尽量加大与体育组织或者体育管理机构的合作。翻译国外优秀的体育法律文献，尤其是欧洲和美国的法律案例，要仔细研究并结合中国的实际。4．开设体育法网站。向社会普及体育法法律常识，介绍我国体育法发展现状和国外优秀的体育制度，整理典型的体育法方面案例，提高广大民众的体育法知识。

体育法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本文以中国、美国和日本国体育法学研究现状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法等方法，通过以“学科”作为逻辑分析起点，从三者体育法学研究的成果、所处阶段、研究热点、研究机构等方面展开探析，以期探究中国体育法学研究存在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体育法学是被作为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处于形成学科的起步阶段，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等，美国体育法学研究主要是关于体育领域的法律适用，不注重其作为学科进行探究，日本国的体育法学研究处于“学科”的成形阶段并且理论与实践结合较好。

关键词 学科 体育法学 研究现状

一、问题提出

体育法是伴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和体育事业的发展而产生的。体育法学的创建和发展表明，它始终都伴随着现代体育立法的发展而发展，是一门新兴的法律学科。体育法学是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体育法学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体育法律规范和相关法规、体育法律法规的相关理论、体育诉讼实务等。

体育法制建设是依法治国方略在体育领域的具体实践活动，是社会体育、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等各项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加强体育法学的研究，对于加快我国市场经济下的体育法制建设进程、维护社会稳定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在体育发达国家，体育法学研究和教学开展得较早，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工作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相对晚一些。

本研究在充分收集文献资料基础上，通过以“学科”这一概念的讨论作为探索的逻辑分析起点，进而探究中国、美国和日本国体育法学研究现状，指出目前中国体育法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发展提出建议。

二、研究对象

本文以中国、美国和日本国体育法学研究现状为研究对象。

三、研究方法

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展开对“学科”这一概念的讨论，进而探究中国、美国和日本国体育法学研究现状等。

四、结果与分析

（一）对学科的探究

学科是以探索的对象或研究领域划分的，是关于某一客观事物或某一客观事物的某一方面的科学研究领域。而一个学科研究领域的确定，首先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其次有自己的研究领域的专门术语、概念的理论体系，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由于学科的目的在于探索新知识，它的发展主要依据科研探究的规律等。

（二）中国、美国和日本国体育法学研究现状及分析

对于中国体育法学研究，从研究成果上看，主要有《体育法理》、《体育法学概要》、《体育法学》等教材等和300多篇学术论文等。研究问题是关于体育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关于运动员的人身权保护等相关体育民商法研究、关于竞技体育中体育裁判的职务犯罪等体育刑事法研究、关于体育产业等体育行政法与体育经济法研究以及外国体育法、比较体育法以及奥林匹克法律问题等其他相关体育法问题研究。中国体育法学研究主要体现在著作和学术论文等方面，并且注重体育法学作为独立学科进行研究。总之，其研究仍处于“学”的起步阶段。另外中国体育法学研究的热点是理论化构想和探究；研究者主要是体育院校的学者；研究机构主要有中国体育法学会和体育法研究中心。另外，我国的体育法学研究始终紧贴时展脉搏，与社会形势保持高度一致，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研究专题亦日益深化。但是目前，中国体育法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为研究的领域还是较窄，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尚须提高，体育法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还很薄弱。

对于美国体育法学研究，从其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是关于体育领域的法律适用。从研究的热点来看，主要包括运动员权益、种族平等。从研究者角度看，主要为法学家、法学博士或律师等。从研究机构来看，主要设立于或附属于大学法学院或法学研究机构。

对于日本国体育法学研究，从其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有《体育法学入门》等一批学术论文和专著以及从体育法学学科体系的高度论述的学术论文就有150多篇。总之，其研究处于“学科”的成形阶段。从研究的热点来看，它涉及到体育法学学科的性质、国民体育权利、体育法理念等。从研究者角度看，主要是大学的学者，其余是律师和中小学体育教员等。从研究机构来看，主要为日本体育法学学会。

五、结论

（一）学科是关于某一客观事物或某一客观事物的某一方面的科学研究领域，它的发展主要依据科研探究的规律。

（二）中国体育法学研究主要是作为独立学科进行，还处于形成学科的起步阶段等，美国体育法学研究主要是关于体育领域的法律适用，不注重其作为学科进行探究，日本国的体育法学研究处于“学科”的成形阶段并且理论与实践结合较好。

（三）目前，中国体育法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为研究的领域还是较窄，研究成果的数量不少和质量尚须提高，体育法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还很薄弱。

六、建议

（一）加强体育法学科研力量，实现体育界与法学界的联合互动、深入跨学科研究。

（二）研究成果总体数量不少，研究质量、深度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研究内容有待于进一步丰富。

（三）增加体育法学社会团体建设，促进研讨与交流活动。

（四）提高我国体育立法的前瞻性和法律法规数量和质量。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第16届亚洲运动会科学大会（墙报交流）”文章。

参考文献：

[1] 贾文彤等.我国体育法学基本理论若干问题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8（4）.

[2] 吕予锋.中美体育法学研究现状比较及对体育法学学科建设的探讨[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6（3）.

[3] 张厚福，罗嘉司.体育法学概要（第一版）[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8.

[4] 永井宪一.体育法学入门（第一版）[M].东京：体育设施出版社.2000.

[5] 于善旭，马法超.体育标志与体育标志权初探[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1（3）.

体育法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体育法学；法学新学科；现状；前景

中图分类号：G7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10-0186-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突飞猛进，法学研究与法学学科的建设也有了长足进展，出现了不少法学新学科。当前，随着我国政府对法制建设及法学研究的日益重视，我国国内法学新学科的研究也在逐步展开或越发深入。在这种情况下，了解国内法学新学科研究的现状及前景，对于推进这些学科的建设以及我国的法治化进程，无疑都将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体育法学是一门体育学和法学结合而成的综合学科，是研究体育法律规范、体育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的法律科学。它是在现代体育获得迅速发展并出现对其规范和调整的专门体育法律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我国的体育法制建设日益加强，体育法学也从无到有不断发展，正在成为与体育和法制实践紧密联系并为其有效服务的重要学科。

一、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形成及其背景

我国体育法学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才开始出现相关研究。?当时，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体育事业迅速发展，并随着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日益加强和体育改革的逐步深入，体育法制建设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在体育法制实践需求的催动下和体育新学科不断涌现的过程中，一些体育工作者开始了体育法学的早期研究。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是天津体育学院的石刚在1984年撰写的《体育法学》一文，该文在阐述体育法学产生必要性的基础上对创建体育法学的意义和体育法学内容等做了全面的说明。之后，相关的研究便在我国理论界逐步展开，并先后组织召开了多次理论研讨会。20多年来，在国家的关注与支持下，我国体育法学的学科建设不断加强，研究领域逐步拓宽，研究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无论是体育法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还是体育法的应用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87年，我国最早发起和从事体育法学研究的5位学者完成了学术专著《体育法学概论》，第一次构建起了我国体育法学的理论框架。1994年，由部分体育院校学者集体编著的《体育法学》也正式公开出版，部分院校甚至还专门开设了体育法学的课程。1995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颁布，该法的颁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体育法学的发展。此后，我国公开出版了一些体育法学方面的专著，如张厚福、罗嘉司主编的《体育法学概要》，汤卫东编著的《体育法学》等。

二、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与特点

1、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主要表现为如下：

(1)在著作教材方面：国家体育行政部门组织编写的《释义》和各部体育行政法规的释义，先后在“二五”和“四五”普法教育中编写的《体育法规知识讲座》、《体育法规知识读本》等体育普法教材，都体现了有关的理论研究成果。一些体育院校学者相继出版了《体育法学概论》、《体育法学概要》、《体育法学》、《体育法理》等著作和教材。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以及其他一些著作、教材中，都有体育法学方面的专门内容。最近还有体育法学的有关译著公开出版。

(2)在科研立项方面：在部级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立项中，已有10余项属于体育法学方面的课题。国家体育总局(原国家体委)先后批准的体育社会科学课题中，体育法学方面至2004年已达50余项，其中1995年以来的占86％。这些成果中有些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许多已经转化为各级体育行政领导的决策，有的成果还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批示，有些获得了不同层次的科研奖励。

(3)在学术论文方面：就目前所能检索到的在国内正式发表的体育法学研究文章，1995年前约有80余篇，近十年的约有610余篇，累计共有近700篇。现在还有许多在网络上发表和交流的体育法学论文，而且在中国体育学术网和其他网站上，设立了专门的体育法学栏目。

(4)在研讨交流方面：许多全国性的大型体育学术报告交流活动中，如各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等，都有一些体育法学方面的内容参加报告交流。同时，还举办了一些全国性的专门体育法学学术研讨活动和体育法制理论与工作研讨活动。最近一次全国性的体育法学研讨活动，是2002年国家体育总局在长沙召开的体育法制建设研讨会，经征集筛选后的数十篇论文作者到会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我们还开展了国际体育法学交流活动，一些专家、学者参加了国际体育法大会、到一些国家进行体育法学的考察、交流和会议研讨。2004年，中国政法大学和华侨大学先后举办了体育法学国际研讨会议。

(5)在课程和人才方面：我国的许多体育院校和部分师范院校体育院系，都相继开设了体育法学课程，编写了一批教学讲义。在体育专业和法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中，已有一些是体育法学方面的论文选题。天津体育学院于1999年培养体育法学专业方向硕士研究生，后又设立博士生的研究方向。目前已有上海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安体育学院、上海大学等多所院校，培养体育法学方向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

2、我国体育法学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1)研究成果非常有限。与我国法学的其他新学科相比，体育法学的研究成果几乎是最少的，迄今为止，不仅相关的理论专著还比较少，就连研究论文也不多见。

(2)研究的领域比较狭窄。当前我国对体育法学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对加强体育法制建设与创建体育法学意义方面的呼吁和论证方面，研究领域不够广泛。

(3)尚未形成较有实力的研究队伍。当前我国体育法学的研究者以体育学院的教师为主，法学方面专家还不多见。这使得我国体育法学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较有实力的研究队伍，研究的视角及水平都受到很大限制。

(4)对学科的宣传较弱，社会影响不足。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体育法学学科的建设比较缓慢，宣传的力度不够，还没有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投入，与体育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影响相比，体育法学还远没有树立起应有的影响力。

(5)尽管目前我国体育法学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毕竟是这一学科在创立不久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必然会遭遇到的问题。我们认为，在未来几年中，体育法学将会获得较大的发展。

三、加强我国体育法学建设的客观需求与现实任务

1、加强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客观需求

(1)加强体育法学研究面临的形势发展要求。我国确立了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并且成为明确的宪法条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要求切实和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世界体育的法治化潮流和举办北京奥运会，也要求我国体育必须符合国际一体化的法律规则，建立良好的法治环境与保障。我国体育的改革发展也需要推进依法治体的进程。因此，进一步加强体育法 制建设，必然要求体育法学理论和科学研究更好地为其提供支持与服务。

(2)加强体育法制研究面临的学科建设要求。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党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体育界积极落实中央部署，国家体育总局也制定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体育社会科学的意见》，对包括体育法学在内的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国际上体育法学研究也日益受到关注，在我国法学和体育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中，日益突显体育法学的重要地位。因此，需要积极推动和加快体育法学的进一步发展。

2、加强我国体育法制研究的现实任务

(1)要清醒看到当前我国体育法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开展的时间较短，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着许多不足，不能适应体育法制建设和体育事业改革发展的需要。比如，相比法学和体育的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数量还不够多，有份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较少；研究质量、深度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研究内容有待丰富，学科基础还比较薄弱；研究力量不足，长期坚持研究的学术骨干不多，法学和法律工作者参与的面不够大；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不够经常，国际交流活动开展得更少；体育法学的宣传教育也不够普遍，没有形成广泛的学术影响。

(2)要积极采取推动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工作措施。首先，体育界要强化依法治体、法治体育的理念，切实把加强体育法学研究摆上体育管理决策工作的议事日程；其次，要充分发挥体育法学学术团体的作用，逐步扩大体育法学研究机构的建设；第三，要通过各种形式组织和调动体育法学研究力量，开展有组织的体育法学交流研讨活动，扩大研究数量和范围，提高研究质量；最后，要扩大体育法学的宣传和信息传播，逐步加强体育法学专业教育，沟通体育法学研究的对外交流渠道，不断扩大我国体育法学的国际影响。

(3)要全面开展体育法学学术研究，加强体育法学理论建设。在研究的基本内容上，一方面，要重视加强体育法学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包括开展国外体育法和国际体育法的比较-与借鉴研究；另一方面，要加强适应需要的体育法规制度研究，当前要特别关注对修改《体育法》和完善其配套立法的研究，为健全我国的体育法规体系提供服务；同时，要在坚持法学原理和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基础上，对一些具有显著体育行业特点的特殊问题进行深入的创新性法学探索。

(4)要关注当前我国体育改革发展中的有关法学问题。比如，公民体育权利的地位和保护问题；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中各类体育组织的规范化问题；体育伤害事故的处理与法律责任问题；竞技体育中赛风不正和丑恶现象的法律治理问题；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使用和保护的法律问题；对体育无形资产的法律保护问题；体育纠纷解决和法律救济体系完善的问题；依法建立健全我国体育行业标准的问题；体育产业与各类体育市场的法制管理问题；举办北京奥运会所涉及的各种法律问题等。

我们相信，在现代法治不断向体育改革与发展提出一系列新的理念、命题和需要的过程中，我国的体育法学研究必然伴随着我国法学和世界体育法学的进一步发展，取得更大的进步，实现更大的作为。

参考文献：

[1]《・矛盾论》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8-309

[2]《万斌・法理学》[N]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988，141，215

[3]朱尔根，高元义译，《群众体育之我见》，中国群众体育1994，(2)：10-12

[4]于善旭，论体育法的调整对象，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993(4)：10

[5]孙肖扬主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讲座》，[N]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

体育法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体育法学；体育规则；自治；软法；学科建设；综述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4）06-0078-07

AbstractOver the past 30 years， studies on sports law in China have undergone a transition from over emphasis of the achievements of sports legislation at the cost of ignoring practical issues in sports law system to in-depth analysis practical problems in sports. The studies on sports law in China made rapid progress since 21 century.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sports law studies’ new trends today： from the introduce and adopting of legal theories to focus on the specificity of sports， from focus on ‘sports and the law’ to ‘sports law’， from studied by scholars from only sports school to both sports school and law school. But the needing of sports law from sports practice are still low. The next stage of sports law study should emphasize sports rule and specificity of sports.

Key words sports law；sports rule； self-government； soft law； academic discipline ； study review

自1984年第一篇体育法以来[1]，体育法学研究在中国已有30年历程。以制定实施《体育法》、举办北京奥运会和关注体育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问题为契机，近年来发展迅速，呈现小学科大气象的局面。 但种种迹象表明，目前我国体育法研究无论是在法学界还是在体育界都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体育法在法学院尚未得到重视，几乎没有法学院在本科生中开设体育法课程，参与体育法研究的法学院教师数量有限。体育法在体育界影响力也很有限，比较小众，1997-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立项课题统计显示，体育法学以13项立项排名第9，与位居前三位的体育管理（95项）、体育社会学（92项）、体育经济（57项）有很大差距[2]。 当然不排除其中有些界限含糊的题目被划归其他学科，但体育法研究被划归其他学科本身就说明自身还不是显学科。体育法的边缘地位是滞后还是应然？30年的中国体育法学应向何处去？本文力图通过对中国体育法学30年的真实状况的描述，揭示“中国体育法学向何处去了”或“中国体育法学可能向何处去”。中国体育法学的现状，可以通过如下一些重大主题和风格的变化来刻画，这些主题和风格的变化也同时呈现出了中国体育法学的基本走向。1需求：从官方到社会 先有体育活动蓬勃开展才有发达的体育法学，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体育法学的发展都证实了这一点。在中国，对体育法学的需求始于官方，兴于民间。 行政力量和《体育法》立法在中国体育法学发展中起到了无法忽略的重要作用。上世纪80年代，根据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筹划体育立法工作的要求，原国家体委进行了《体育法》立法工作：进行国外体育法的收集、翻译和研究，编印内部参考资料《外国体育法选编》（1981年）；草拟《体育法》提要（1982年）；将《中国体育法制建设的若干问题》课题委托学者合作承担，围绕制定《体育法》的前期准备和基础理论进行集体研究（1986年）；正式成立《体育法》起草工作机构，建立由体育院校学者和体育管理人员共同组成的研制队伍（1988年）；组织学者进行体育普法教材的编写和出版（1994年）；组织体育法规体系和体育立法规划研究，带动体育法学相关研究并吸纳有关的研究成果；通过课题立项和委托任务等方式，组织学者针对当时体育中的法制问题及相关立法工作（包括修改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建立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加强体育产业和体育经营法制管理、制定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体育俱乐部法律地位和法制管理等）开展一系列专题研究[3]。管理部门对体育法的重视引起体育院系学者的关注，体育管理部门牵头进行的一系列立法及相关研究也团结和培养了一批骨干学者，他们纷纷发表体育法研究论文，并建立起学术联系和开展各种研讨交流活动，建立了体育法学术组织，举办全国性体育法学术会议，开设体育法课程。迄今为止，中国体育法学的全国性学术组织――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仍然“在中国法学会和国家体育总局的指导下开展体育法学研究等相关工作”，会长由主管工作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担任，秘书处也设在国家体育总局。由此可见，政府推进体育法制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立法的需求，是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初创和其后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一背景下的体育法学研究被称为立法法学，特点是“无法立法，有法修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出台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范式：学者们先是呼吁制定体育法，讨论、研究立法中的政策性、技术性问题；不仅在理论上为体育法的立法做准备，而且亲力亲为地参加了体育法的准备和草拟工作；体育法出台后发表注释；体育实践发生变化后，又提出修改、完善方案，期望再次立法或修订。立法法学几乎主宰了早期的体育法学研究。那些有可能付诸实践的立法成为学者们预设的研究重点和攻克目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到体育仲裁立法无不如此。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体育改革不断深化， 体育法律关系主体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政府、体育协会、职业俱乐部、赞助商、媒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观众、大众体育参与者、体育场馆经营者与体育活动组织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体育领域相关主体的法律关系，从以往单纯的体育行政法律关系向民商事关系转化。来自于社会的各种矛盾与体育领域内部的固有矛盾交织在一起， 使得体育主体矛盾与纠纷丛生。各种主体间的关系如何加以规范，通过什么手段和方式进行调整，使其处于有序的良性状态；在依法治体， 推进体育法制建设中，法律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体育相关主体的权利如何在体育实践中得以切实地保障， 侵权者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受害者如何获得权利救济；预设的体育公平的社会价值何以实现，等等，中国体育法学者正在通过自己的研究与探讨， 试图回答体育实践中提出的种种法律问题。[5]例如，姚明肖像权争议、孙杨“被代言”引发了对国家队运动员商事人格权归属及运动员、球队、协会间利益分配的讨论；龚建平案引发了对控制比赛入罪的探讨；亚泰诉中国足协、凤铝诉中国篮协都引发了对行业自治与司法审查的讨论；兴奋剂处罚纠纷、外籍运动员合同与转会纠纷引发了对体育纠纷解决机制和仲裁的关注；即使是当下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改工作，民间和学者发出的声音也大大加强，这可以看作是社会需求对体育法的深情呼唤。 但是，由于体育的性质以及中国社会、中国体育的发展阶段和社会需求，在中国尚未体现出体育法的重要地位。体育不是衣食住行这样的人类最基本生存需要，在温饱尚未完全解决的社会发展阶段，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也很难相提并论，这就决定了体育法学很难成为法学主流。体育法学真正的发展动力应来自于社会生活中日益增多的复杂体育利益关系对法律调整的需要，纠纷增多是激发法律从业者等投身体育法领域保护权利、化解矛盾的最重要的动力。目前中国体育是计划经济最后一块自留地，由于我国体育 “举国体制”和过度政治化色彩，权力占主导地位，在强行政、强垄断和集权的背景下，很多资源都被垄断，很多冲突都没有表面化、显性化，在体育的重大事件中法律缺位，往往根据行政机关的政策甚至一纸命令就决定了，法律尚不能主导，法律和法治的观念在体育的重大决策中没有相应的价值[6]。 在这方面，美国体育法学发展历程的可以为我们提供参照。即使美国这样一个体育历史几乎与国家历史一样长、体育高度发达的国家，美国法院关于棒球击伤观众的侵权诉讼判例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美国法学院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由全职教师为学生开设体育法课程。1970年一年只有12篇体育法论文在法学评论上发表；之后10余年共发表了体育法论文298篇。[7]法学杂志不愿意发表体育法论文，法学院教授也不愿意研究体育法。[8]上世纪70、80年代，随着奥林匹克运动抛弃了业余主义原则，职业体育随着大众传媒的介入成为一个商业领域，美国的职业体育、大学体育和大众体育发展迅速，与体育有关的诉讼成为一项数百万美元的产业，人身伤害、刑事问题、歧视、宪法问题、反垄断和劳动法、集体谈判、合同谈判、诽谤和知识产权事务是影响体育的诸多法律问题中的几个。[9]体育发展对体育法人才提出了需求。这种需要，不仅仅是法学院师生作为体育经纪人和纠纷发生后的诉讼律师，而且还参与到体育仲裁、谈判、规则起草、场馆规划、税务顾问、企业策划中。法学院学生对体育法兴趣倍增，希望这此领域从业。这推动着法学院及其教授开设体育法课程和进行研究，将体育法纳入法学院核心课程。法学院教授的加入带来了体育法发展的黄金时期。全美有近100名全职法学教授在从事体育法教学和研究，其中有半数以上都是21世纪最后10年加入的；体育法文章开始发表在法学院主办的法学评论上；著作纷纷出版；马凯特大学法学院建立了国家体育法研究所；有近10本专门刊登体育法论文的体育法评论发行；体育法学术会议召开；研究内容大大扩展。[9]美国体育法学发展给我们的启示是：体育发展对专业体育法人才的需求推动了法学院和体育学院体育法课程的开设，法学院师生投入体育法研究极大促进了体育法的繁荣发展。 北京奥运会后，由于对体育法的需求不足，很难出现大量高水平研究者短时期被吸引到体育法研究中的情况。前期加入体育法大家庭的法学院师生，有些因为体育法在法学院的边缘地位（在法学核心期刊发表体育法论文极难，职称晋升困难）而撤离。当然也有学者陆续被吸引入这一领域，中国体育法研究进入平缓发展期，除非现行体育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尤其是项目管理体制发生重大变革，赛事和运动员被垄断的情况被打破，体育法才会有突破性的大发展。中国体育法研究的价值在于解决体育行业的问题，也在于对法学母学科的理论补充。目前体育法研究总体理论水平层次不够，又未能对中国体育实践的法律问题及时一一做出回应，在此平台期要努力提高研究水平，与法学、社会学等主流学者缩小差距，同时要积极关注现实，解答体育实践中的法律问题，扩大影响力。中国必将走向真正的民主与法治，中国体育中的各类问题会逐渐暴露，中国体育也必将走向法治轨道，必然有体育法学的空间。2学科地位：从无到有 体育法学面临的第一个理论问题是：体育法学被承认为像民法学、刑法学那样一个独立学科吗？体育法领域有关于“体育与法”还是“体育法”的疑问，欧美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探讨并有三种观点：体育法并不存在的传统观点[10][11]，体育法正在形成的折中观点[12][13] [14]，以及体育法已经存在的前卫观点 [15]。认为体育法不存在，只有“体育与法”的传统观点认为，体育法不存在区别于传统法律概念的一整套独立的原则，基本上是将其他实体法领域提取的法律概念应用于特定的体育行业，即是体育与法两个领域的简单交叉。[16]后两种观点其实可以合并为一种，即体育法已经存在或正在发生：法律在处理有关体育活动、体育组织的问题及纠纷时，已经区别于其它活动和组织，单独的规则也已经开始规制体育领域，如职业棒球中的反垄断豁免；其次，一些普适性的法律原则在体育领域的单独适用会产生一些在其他领域所不会产生的结果。[14]学者对体育法地位认识的不一致从其书名上即有所体现：叫sports and law， 或者叫sports and the law的是持保守态度的，叫sports law是持乐观态度的。 现代学科论认为，一个学科的建立，有外在建制和内在建制两种不同的标准，外在建制包括论文专著出版、协会建立、刊物发行、课程开设、学位授予，而内在建制要求一个学科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于体育法学而言，无论中国还是欧美，外在建制的建立显然要远远快于内在建制。以外在建制来衡量，体育法学已经是一个独立学科：一，存在单独的、区别于其它法律规则、能被法院适用的法律。二，提出的问题具有独特性，需要进行特别的分析。三，该学科包含的论题产生于多个法律领域。四，该学科能显著地影响经济、文化或社会。五，有大量专著和教材出版。六，专门刊登该学科论文的杂志的出现。七，该学科为法学院所承认。八，被律师协会等法律组织认可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法部门。[17]从美国体育法发展看，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体育法学科即已形成，其标志是法学院广泛开展的体育法课程（2003年116所法学院中有94所开设了体育法课程）[18][19]；体育法专著教材纷纷出版，仅90年代前5年就出版了10本体育法专著和教材；有近10本体育法评论发行；1998年11月，美国法学院联盟法律与体育部与马凯特大学国家体育法研究所共同主办了第一届体育法学术会议。[20]在英国，到2000年以后体育法才开始有大量的著作出版和专门期刊发行，学者认为这标志着体育法作为法学分支学科的形成。如《娱乐与体育法》（Entertainment and Sports Law Journal）最初只有娱乐法的内容，而在2005年开始加入体育法的内容。[21] 在我国， 多所体育院校开设体育法课程，培养出一批以体育法学为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除体育院校外，武汉大学法学院也设立了体育法博士点。2003年中国法学会批准成立了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为体育法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2013年更名为中国体育法学研究会）。2007年年以来，山东、辽宁、北京、天津分别成立了地方体育法研究团体。另外，体育法研究中心（所）在中国政法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分别成立，各类体育法国际国内学术研讨活动在中国政法大学、山东大学等法学院校纷纷举办。在成果产出上， 根据于善旭教授的统计，到2014年春，体育法已共发表4000余篇论文（其中380余篇论文在2000年发表的），350余篇硕博士学位论文，出版62部著作教材。这些都标志着“体育法学学术共同体”正在形成，体育学界对体育法的独立地位已经有了认同，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学科分类中，体育学之下有“体育法学”分类。尤其是在体育法学术共同体中，认为体育法学是法学和体育学领域一个独立的学科，因为体育法学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体育运动的特殊性要求和反映，这是体育法学能够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的主要特征。一些法学学者也对体育法学独立学科地位形成了共识。[22]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以内在建制来衡量，体育法学仍然有很多无法回答的问题，直至2012年，英国体育法同行的论文认为体育法独立学科地位仍有争议。[22]无论是欧盟、美国还是中国学者，都尚未解答学科内在建制要求解答的问题：体育法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是什么？很多国外同行从体育中的法律问题入手逐一击破，将学科基本理论问题暂时搁置。而追求学科体系内在逻辑性的中国学者，从体育法研究初期对于法学基本理论的移植和借鉴，已经发展到对体育特殊性的追寻。3研究对象：从“体育与法”到“体育法” 每门科学都有它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确定性和科学性，是衡量一门科学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体育法学也不例外。关于体育法学的研究对象在我国存在争议，于善旭教授一直认为，“体育与法”和“体育法”，都是体育法学的研究对象，并强调体育法律规范、体育法律现象、运行发展规律这三项，是体育法学研究对象的基本要素。就体育法的实践层面而言，专门对体育予以规范的体育法律法规及其调整的结果，可以产生体育法律现象；其他法律法规中的体育规定乃至一般性原则和规定与体育发生关联所产生的结果，也是体育法律现象。因此，无论是专门的体育法，还是体育与法，只要是在体育领域存在和发生的各种与法律相关的问题，都可发生体育法律现象，都应进入体育法学的研究视野，都是体育法学的研究内容。[23]而一些学者纠结于：大量研究体育与法，而不是专门的体育法，难以形成独立专门的体育法学。体育与法两个领域之间应存在一种更复杂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体育领域对法学及法律适用产生了独特而重要的影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体育法就是法律对于体育的规制，体育应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 体育法学初创阶段，大部分研究者在不同的研究中都用了较大的篇幅来论证和强调体育法学是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或强调体育法的重要性，或努力搭建体育法学学科体系。[24]这一阶段的研究，大多是法理学知识在体育中的应用，甚至套用。其后，具有一定法学背景的学者们开始使用法学的知识来解决体育中的问题，如使用民法学知识来研究学校体育伤害；基于知识产权研究体育标志权（尤其是奥林匹克标志权）、电视转播权、体育表演者权利。这一阶段的研究，大多是部门法在体育中的应用。或者是，体育中的现象为部门法的某一理论提供了例证，如我国刑法学者对体育竞技的正当化这一法律现象的诠释，[25]即利用被害人承诺说等学说，对社会所容许的危险范围内的竞技伤害行为阻却其违法性进行了解释。在此过程中，一些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冲突、违背法律精神的体育现象，遭到了学者无情的批评和鞭挞，推动了体育中权利的保护，尤其是对运动员权利的保护。最典型的就是在姚明与可口可乐肖像权争议案中，对于规定“部级运动员的肖像权等无形资产都属于国家所有”505号文件，杨立新、王利明等民法学专家纷纷发表观点，指出 “这是一个严重违反法律的规定”，最后总局废止了此文件。在中国足球转会制度仍然存在时，梁慧星研究员曾质疑转入合同期满球员的俱乐部支付转会费的性质，因为这与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是背离的。 在研究中，研究者们也发现，体育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很难用法学的一般理论和知识来解释， 或者与现行法律相背离，但这种背离却是行业特殊性决定的，即“体育特殊性”。传统法学领域不能直接或简单做出解释的问题，如体育自治、反垄断、竞技体育劳资关系与运动员合同、运动员转会、体育伤害法律责任、兴奋剂、体育纪律处罚与纠纷解决等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现行法律规定存在一定冲突，体育法研究者对它们进行研究，其结论可能不仅仅是对体育实践的贡献，也是对中国法学研究的贡献。例如，球员与一般劳动者不同，其合同解除权要受到限制，球员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能解除合同，而不能像普通劳动者那样可以自由行使合同解除权。这是欧洲职业足球和美国四大联盟的通行做法，也是我国职业体育的现实选择。对球员合同解除权限制的合理性在于职业体育中劳动者与产品质量的直接相关性有关[26]。 与此同时，中国体育法界也观察到，国外同行们也正在苦苦追寻体育特殊性，并且已经有所收获。这种对于法律在体育领域适用的特殊性的挖掘，以1996年欧洲法院做出博斯曼案判决后最为突出。案件裁判后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成为体育法研究的主题，例如欧盟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体育联自治？哪些方面需要欧盟法特别对待？体育社会是否具有自身治理的特殊性？[27]欧盟体育法研究近年来更集中于奥林匹克运动和欧洲职业足球中的法律问题，包括球员合同与自由转会、球员跨国流动、体育国籍、反垄断、电视转播权、兴奋剂、纪律处罚、纠纷解决（体育仲裁）。这和奥林匹克运动、足球运动的欧洲中心主义有关，和体育法研究者有不少是国际法出身有关，也和欧盟对于体育特殊性的认识和认可有关。 我们认为，作为体育法学研究对象的体育法应一分为二，虽然对其称呼不同，但表述的含义基本一致：日本体育法学者干叶正士将其称为“体育国家法”和“体育固有法”[28]；有学者称其为“硬法”和“软法”， 体育组织，特别是国际和国家体育组织制定的章程、规则、原则都是体育法的软法渊源[29]；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其中法律规则与政策性规则属于外部规则，行业规则属于内部规则。[30]因此，体育法是决定体育领域中的法律关系结构及产生于体育活动中的问题的一种法律，既包括国家对体育进行管理的法律规则，也包括体育运动当事人创造的用以调整彼此之间体育关系的规则。[31]前者可以称为体育国家法、外部规则、硬法，具有公力强制性的特点，后者可以称为体育固有法、内部规则、软法，具有多元性、自治性、专业性、国际性、文化性、传统性以及非公力强制性的特点。笔者倾向于将两者分别称为“体育法”与“体育规则”，体育法包括有国家强制力的国家法和国际条约，体育规则包括至少四个层次：一，项目场上规则；二，竞赛组织规则；三，行为准则、纪律处罚、纠纷解决规则；四，章程。与体育相比，很少有其他行业有如此多的规则，并且有自己的自治系统，赋予裁判和纪律委员会权威来保障规则的实施，例如，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公布的规则，任何国家或地区协会会员都必须无条件遵守；在任何一个会员协会的管辖范围内，所有运动员、俱乐部、裁判员、教练员、官员都必须遵守；对规则的执行不服，体育行业有自己的纠纷解决机制，依靠体育仲裁解决纠纷；如果会员不执行生效的裁决或决定，体育组织将祭出自己的杀手锏――对项目和人能否加入自己的组织、参与自己的赛事有绝对决定权，以这种权力为后盾，以禁赛、开除为手段，保证裁决和决定的实施。体育规则是体育法的硬核。在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它们由体育组织依靠自治执行，是最狭义层面的体育法。虽然体育中所有的法律问题都因与体育的相关而显得特殊，但最特殊的就是体育规则。近年来，国内外体育法学者对于 Lex Sportiva 的关注也显示出对规则的关注。虽然学界对Lex Sportiva分歧很大，但其中也蕴藏着共识： Lex Sportiva 作为一种可超越国家法的跨国民间秩序的性质正在被理论界和实务界所接受，人们对主要是由民间社会组织和管理体育这一独特社会现象的关注，相应地，由此而生的体育规则的性质就值得探讨。但目前人们关注的依然是试图澄清 Lex Sportiva 的内涵和渊源，如何澄清这些体育法的特殊原则和规则，体育法学界尚未展开实质性研究。[32] 在2014年环渤海体育法论坛上，中国学者也旗帜鲜明地提出挖掘体育特殊性的问题。这种对体育特殊性的挖掘应是对体育的深层次审视，包括对体育组织的特殊性、体育规则的特殊性和体育社会作用特殊性的审视――体育组织具有天然垄断性、国际性、跨国性、金字塔结构、自治的特点；体育规则具有数量繁多、技术性强、纠纷内部解决的特点；体育的社会作用即在培养身心群全面发展的公民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体育行业依靠规则自治是其不容忽视的特点，值得体育法学者关注和解读。4内容体系：从法律制度结构到以问题为中心 虽然目前我国已出版了十几本体育法专著和教材，但是反映自身规律和个性特点的体育法学的理论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 早期的体育法研究注重体育法学学科建设，直接套用法学理论多。立法建议多，对已经出台的体育法注释性诊释多。研究者往往宏大叙事， 即喜欢思考体育法学中的根本性的、终极性的问题， 诸如法的本质、法的理念、法的价值等问题。进入21世纪以后，体育法研究涉及的法域从法理学向民商、行政、刑事、国际法领域展开；不仅从实体法上探讨体育法所涉及到的内容， 而且开始注重对程序法的研究。现存的教材专著基本上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对体育所做的分类而进行论述，有些只是简单套用或重复法学的基本理论，缺乏本学科的核心内容，无法发挥独立学科的价值，也已经无法涵盖当前的体育法学内容体系。虽然所发表的论文研究范围日益广泛，但每个研究者往往根据自己的兴趣研究某一方面的问题，无暇对整个体育法学的研究范围和体系结构进行整体思考，或干脆放弃体育法学学科体系的构建，着重于体育中具体法律问题的研究，使得整体的研究结论缺乏系统性，不利于学科建设和发展。[6]这种做法虽然务实有效，但缺少体育法学的学科理论支持，长此以往不利于体育法学的健康发展。有学者认为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内容上存在不少问题，尚未达到“学”的程度，体育法的基础理论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块学术的荒地”，“要让体育法更像法”。 但是，学者们毕竟已经进行了若干种有益的探索，尤其是在体育法学的内容体系方面。例如，早期的体育法教材，较多采用“体育法律法规或体育法律制度”的结构，按照对不同体育类型的划分，分为体育综合管理法律制度（法规）、社会体育法律制度（法规）、学校体育法律制度（法规）、竞技体育法律制度（法规）、体育产业或经营法律制度（法规）、体育纠纷解决法律制度（法规）。也有学者按照“体育与部门法或法理论”结构进行划分，如体育实体法（体育宪法、体育民商法、体育刑法、体育行政法）、体育程序法（体育行会处理、体育调解、体育仲裁、体育诉讼）。笔者《体育法的理论与实践》也是这一逻辑下的划分方式：体育与人格权、体育与知识产权、体育与伤害、体育与工作权、体育与不当行为、体育与纠纷解决。 中国体育法学者力求寻求体育法内容体系逻辑的严谨，可惜在此方面，体育法研究非常发达的英国、美国的研究都很难给予有启发的借鉴。因为受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法律专业教育背景和英美判例法传统的影响，美国的体育法学研究学者特别注重与司法实践的结合，因此体育法学的有关研究中对判例的分析和讨论极为丰富，他们主要关注判例做出的法律依据、逻辑推理、历史背景、经济和社会影响、正当性与合法性等方面的研究，并善于总结和提炼其中的规律和原则。[6]但英美法国家学者从实用主义出发，并不太追求学科理论的高深和体系的完整，如Paul C. Weiler 和 Gary R. Roberts的《体育与法律：案例、材料与问题》有11章：职业运动队官员与体育最大利益；构建体育运动员市场；从合同到反托拉斯法；从反托拉斯法到劳动法；劳动法与职业体育中的集体谈判；运动员经纪人；特许、联盟和共同体；职业体育中的垄断；大学体育：正当程序与学术问题；大学体育：商业与业余化；体育中的个人：人身伤害。[33]而Ray Yasser的《体育法：案例与资料》则在寻找体系自身的逻辑性，共分三遍13章：第编“业余体育”包括业余主义简介、业余体育组织与州立法、体育参与权的性质、业余体育中的性别歧视、业余体育与反垄断；第二编“职业体育”包括球员-俱乐部合同关系、球员-经纪人关系、职业体育的反垄断和劳动法问题、仲裁、联赛球队、新联赛与现存联赛；第三编“体育活动的刑事与民事责任”包括体育参与者的刑事责任、对同场竞技者的民事责任。[34] 由于语言的障碍中国学者对大陆法系国家体育法研究参照得较少。德国体育法网站显示，德国体育法研究的内容体系和美国，甚至和中国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异，其主要内容包括：基础理论、欧洲自由与竞争法、责任法、裁判与操纵比赛、兴奋剂、媒体法、知识产权、服务与劳动法、赞助、协会、仲裁、国际体育法和其他特殊问题（隐性营销、执照、视频证据、大型赛事票务、严格责任、球迷产品销售、禁止酒精饮料及烟草制品广告、体育活动安全、健身房、体育和、体育赛事权利）。[35]由此可见，与中国一样，各国学者们都没有完成对体育法学作为学科的特殊性或作为学科的体系完整的挖掘，或许这种体系的完整性很难实现，以“领域+问题”，或者索性“以问题为中心”为逻辑可能是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下面是尚不成熟的中国体育法学内容体系供批判： 体育法学作为学科的内容体系由两部分组成：本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总论）和与实践相关的专门问题（分论）。“总论”至少应包括：体育法的概念；体育法的渊源；体育法律关系；体育权利；体育法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分论”至少应包括：（1）体育管理与法律。包括体育组织的法律地位；体育组织的结构、运行及相互关系；体育善治；体育自治与司法介入；体育立法。（2）体育职业与法律。包括运动员合同；运动员权利保护。（3）体育商业与法律。包括体育中的各类合同；体育经纪；知识产权保护（体育领域的商标、版权、专利、特许经营、体育电视转播权等权利的利用与保护，反隐性营销）；商事人格权；反不正当竞争与反垄断；体育税收；体育场馆等不动产的法律问题。（4）体育不当行为与犯罪。包括控制比赛；兴奋剂；体育暴力；体育。（5）体育伤害与侵权。包括安全保障义务；同场竞技伤害；学校体育伤害；体育产品责任；自甘风险与免责协议。（6）体育与人权。包括公民体育权利；儿童、残疾人、女性等弱势群体体育权利；体育中的反歧视。（7）国际体育法律事务。国际体育参赛资格和国籍问题；国际体育赛事转播权问题。（8）体育纪律处罚与纠纷解决。5研究者：从体育学院到法学院 我国的体育法学研究发端于体育部门，早期研究者基本上都来自体育院校，法学院师生对体育法涉足较少。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办和举办吸引了法律界对体育法的关注，法学院师生认识到原来还有这样一块“法学的边陲”。体育法成为一些普通高校非体育一级学科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体育法学界两位知名学者，武汉大学国际法专业博士毕业的郭树理教授和黄世席教授，CNKI检索显示，首次发表体育法论文分别为2002年和2003年，[36][37]按照一年的发稿期计算，论文成文应恰逢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期间。 目前来自体育界和来自法学界的研究人员从数量、作品产出和活跃程度开始有平分秋色的趋势。从近年参加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的人员构成看，来自体育院系的师生所占比例仍然最大，例如在2013年全国体育法年会的144名国内参会者中，国家体育总局与地方体育局、项目管理中心及事业单位26人；全国人大、法制办、法院、检察院的参会者7人；律师、法律实务12人；在法学院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29人；在体育学院从事理论教学或者综合性大学体育部从事体育教学工作的54人，研究生及其他16人。当然，这种分类显然是不够严格的，很难严格区分出谁是“体育学院人”谁是“法学院人”，只能以“在法学院教授法律课程”来界定“法学院人”，其余则划归“体育学院人”，即使他在法学院博士毕业，或者他在法学院校体育部工作都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法学院人”。实际上体育院校的体育法研究者很多也不是纯粹的“体育学院人”，因为很多人有某一段法学教育背景。近年来有法学院博士毕业后在体育学院教授体育法的情况出现，如果未来法学院没有开设更多的体育法课程，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根据教育和专业训练背景，“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也应计入“法学院人”，即使其没有在法学院工作。拥有这样一支比较稳定的、来自母学科研究者队伍的体育类学术组织中并不多见。这支队伍的形成与早期体育法研究的发起者的远见卓识有关：认为没有法律人参与的体育法研究是低水平的，在中国法学会下成立体育法分会，以开放胸襟团结法律人的参与，当然也与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的推动、支持和号召力有关。 但即使如此，体育法在法学院的地位仍然有待提高。和美国法学院体育法课程开设状况相比，中国完全处于起步期：笔者2013年对中国体育法学研究会会员的调查显示，除中国政法大学在本科阶段开设了体育法课程外，其他法学院均未调查到开设本科生体育法课程。很多法学院有非常优秀的体育法研究者，并且非常希望开设体育法课程[38]。体育法在法学院地位不高还显示在参与体育法研究的法学院人的年龄和资历上，法学院人对于体育法的参与虽然较2000年有很大增长，但是参与者多是法学院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资深法学教授多以指导学生为主。这一点和美国体育法发展初期的情况如出一辙，作为一个新的领域，上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法学院教授很少撰写论文，作者多为实务工作者或法律专业研究生、助教、副教授，法学评论不太容易接受体育法作品。直到上世纪90年代，社会对体育法人才的需求使法学院教授加入体育法研究，体育法学术才真正出现，美国体育法才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我国，由于需求有限，体育法教学和研究在法学院系被忽视甚至被视为“另类”，其研究成果在法学圈内往往得不到承认，使研究者缺乏献身体育法研究的热情，甚至产生了回归法学本体之意。[29]法学背景研究者的缺乏将会严重制约体育法学的发展。当下的中国体育法学研究，无论研究者来自体育院系还是法院系，唯有不断挖掘体育法的特殊性，做出对法学母学科具有创新性的成果，才能得到法学院的认可，从而取得在法学中的地位。有学者认为，体育法学的存在的价值是解决体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促进体育的发展，无需刻意得到法学界的认同。作为行业法，体育法的价值的确在于规范其行业的发展，然而，体育法毕竟是法学的子学科，不依托于法学，没有法学院参与，研究很难深化，这就是为何今天的中国体育法学研究要思考“体育法学能够为法学母学科贡献什么样的创新”的原因。 当然，法律人进入体育法领域也需要熟悉体育的过程，毕竟体育活动未能成为中国全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中国的法官、律师和法学学者与从小就在自家后院打棒球的美国同行或者踢了50余年足球的欧洲同行相比，对体育的理解可能会有所欠缺，如出现认为凡是违反体育规则既构成违法，或者认为，“必须是经过国家或者有关体育组织确认的比赛项目，并且必须是有关体育机构或者有关机关正式组织的比赛，否则就不能认为其竞技行为是正当的，亦不排除行为的犯罪性”的观点。[39][40][41]这些观点显然缺乏对丰富多彩的体育实践的了解，限制了正当比赛的范围， 实际上只要比赛为社会一般观念所接受，不违背社会伦理和法律，就应当属于正当的比赛。 那么，在这样的情境下，体育学院的体育法研究者是否就没有作为了呢？非也。不止一位法学家批判过“中国法学对切实的中国现实问题不关注”，未加批判地把“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误作为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所以中国法学也就不再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了。体育法研究中这种倾向俨然存在：先介绍国外制度，在比对中国现状，之后提出对策建议。问题是，移植的异域奇葩在中国土壤一定开花结果吗？自龚建平案以来，到2009年中国足球反赌打黑行动，体育中的犯罪问题是社会关注热点，国家高度重视，警方介入，大批足球从业者被定罪量刑，学者们在此背景下产出了大批学术论文，对控制比赛、假球黑哨、的罪与非罪、定罪量刑问题进行分析。但是，控制比赛、球员的问题解决了吗？没有，俱乐部抓“内鬼”、球员涉嫌的报道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中国问题， 在足协―俱乐部―裁判这一生态圈中，比赛操控的暗流到底如何涌动？这其间至少隐含着几个不得不直面的问题：一，良好的体育自治尚未形成，缺乏有力的行业自我管理；二，职业联赛产权不明晰，俱乐部经营不善只能拖欠球员工资，大规模欠薪导致球员的贫困；三，集团对全球足球的渗透。再比如，学界对于三集中训练体系剥夺运动员受教育权利、造成退役后生存困境多有加强运动员权利保护的对策建议，但运动员是生存状况到底如何？除了赵瑜的“体育三部曲”，体育界缺乏像《中国打工妹》《中国在梁庄》那样反映运动员生存现实的研究。在对中国体育现实的深层次洞察和挖掘上，包括后文提到的对体育规则的理解，体育人显然更有其优势。当然，体育人如果对此熟视无睹，一味描摹法学院现有的研究范式写论文，则优势很难展示。 6研究视角：从本土到国际 早期的体育法研究者，尝试建立体育法学学科体系和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研究大多立足于本土。2000年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观。60后、70后和80后学者很多有海外学习经历，外语能力、国外资料占有能力强，国际学术交流频繁，尤其是来自法学院的师生这一特点更为突出。现代体育与法律于中国而言都是舶来品，随着清末变法，现代体育和法律才进入中国，作为后发国家，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显然是一条捷径。很多国外研究的最新成果、观点很快就被引入国内，中国体育法研究与国际迅速接轨。例如，近年来国际体育法领域“Lex Sportiva”研究是一个热点，不仅知名学者纷纷和观点，2010 年以后多个国际体育法研讨会都以Lex Sportiva作为主题[32]，国内对Lex Sportiva的研究很快跟进，于善旭教授统计，2006 年以来国内有 21 篇期刊、学位和会议论文对此问题进行了论述，中国学者很快走入国际体育法话语体系。2003-2012年间278篇体育法论文的3773个引证中，中文引证占79.54%，外文引注占20.72%，译著占4.66%。体育法学外文引证率高出社会科学论文平均外文文献引证率的6.86个百分点，[42]这表明中国体育法学研究国际化程度较高。这与体育全球化、国际化特点密不可分。在体育法研究的全球层面，以国际奥委会、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和国际体育仲裁院为中心形成了三大不容忽视的研究热点，吸引着各国学者的关注。在体育法研究的欧盟层面，欧盟法对体育事务的干预极大推动了体育法的学科发展，尤其是博斯曼法案之后，欧盟关于体育的判决常常成为当年法学期刊的热点名词，体育是否具有特殊性？体育特殊性是什么？如何在欧盟法和体育自治间找到平衡？这是欧盟体育法理论与实践领域都在追问的问题。早期的英国体育法研究也是以本土为中心的，Edward Grayson 1988年出版的《体育与法》（sport and the law）更多是英国法在体育中的应用。[43]其后，英国学者开始关注欧洲和国际层面的体育法问题。 中国体育法目前形成了这样的研究范式：先以很大篇幅介绍国外制度、案例或进展，再简单描述中国现状和存在问题，最后提出对策建议。这种拿来主义的研究范式，在国际交流中必定无话可说，面临尴尬：欧洲学者研究欧洲体育中的法律问题，美国学者研究美国的体育法问题，中国学者研究的却是欧洲和美国的体育法问题。而由于语言和地域的原因，中国学者在研究国际最前沿的选题时具有天生的劣势，想实现引领的节奏，比欧美学者难度要大得多。美国和欧盟体育法学者，由于本土丰富的体育实践，体育法论题和资料信手拈来，水到渠成，尤其是欧洲体育法学者更是得天独厚。仅以荷兰阿瑟儿体育法所（T.M.C. Asser Institute）2014上半年活动为例，索契冬奥会会后进行了关于索契冬奥会环境问题与奥林匹克的讲座；巴西世界杯前则进行了关于体育国籍、尤其是对国际足联国家队国籍问题规则的批评的讲座，以本届巴西世界杯一些双重国籍球员作为案例进行分析；还有邀请体育组织、欧洲协会领导人举办“欧盟体育组织的权利”的讨论。 中国体育法学者必须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全球视野、中国意识和人本关怀是中国体育法学的三维面向。以全球化程度如此之高的体育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毫无疑问， 我们必须以全球眼光促进体育法学的发展。当我们能够步入世界、对话世界的时候， 中国体育法学的贡献又是什么？ 中国问题、本土方法、原生经验是我们的任务使命与独到贡献。同时，人本关怀的精神应贯穿始终， 时刻关注体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研究视角从本土到国际再回归本土应是中国体育法学者的不二选择。7展望：中国体育法学在路上 很明显， 本文对中国体育法学30年来的发展状况所做的仅仅只是一个初步的简单描述，这种勾勒是从不同角度进行的，各种不同的概括本身存在交叉。从上面的描述和分析中， 我们的确可以看出， 中国体育法学已经发生了并正在继续发生一些学术风格的转型，中国体育法学走过了一条从搬用移植、简单套用到特色发掘的道路。当然， 中国体育法学的这种改变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离真正的学术进步和理论创新还很遥远。我们期待在路上的中国体育法学能够立足本土，放眼国际，重视体育规则，追寻体育特殊性，挖掘和阐明学科自身内在理论逻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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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法学论文范文第8篇

法学派———体育法方法论的向度研究

法学派———“部门法问题中心”下的向度研究法学派研究体育法多以规范分析为路径，以三段论(大前提—规范、小前提—事实、结论)的逻辑推演进行所谓的法规范分析，这样的研究被界定为规范法学下的方法论研究，其诸多流派中以奥斯汀、哈特、凯尔森、麦考密克等人构建的分析法学奠定了规范法分析的根基。其中，以凯尔森的最为极端、最为“纯粹”。其理论核心最具特色的是“提出的一般理论旨在从结构上去分析实在法，而不是从心理上或经济上去理解它的条件，或从道德上或政治上对它的目的进行评价。”［3］概言之，凯尔森的纯粹法以法规范为前提，是从规范到规范的分析，仅在规范内部进行逻辑循环论证，是一个封闭、自洽的内部循环论证构造。我国法律体系自清末民初学习借鉴大陆法系成文法以来，基本的法律体系框架属于大陆法系一派，而大陆成文法系学术研究注重概念的界定，逻辑的推演，从法条出发，逐一对法条进行解释，力图构筑逻辑严谨，体系完整，内容自洽的法体系。以我国法的体系为例，“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主要的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律部门、民事法律部门、行政法法律部门、经济法法律部门、社会法法律部门、刑法法律部门、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法律部门。”［4］同时，在这些部门法之下还可以根据调整内容的不同再具体进行划分。我国体育法学研究较多受到这种研究路径的影响，诸多学者以成文法学术路径构建体育法的学科体系，一系列典型代表著作开始形成，例如董小龙、郭春玲《体育法学》、张厚福《体育法理》、闫旭峰《体育法学与法理基础》、韩勇《体育法的理论与实践》、张扬《体育法学概论》、汤卫东《体育法学》等著作。其中董著与韩著参照部门法的法律体系划分模式进行体育法体系构筑，张厚福等四位学者以传统的“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三分法为路径，以体育分类理论划分体育法学学科体系，并依照1995年颁布的《体育法》的逻辑结构进行路径研究。董著与张著为代表的两种体系模式，虽然在分类框架下存在不同，但研究的手段和方法，并无实质差异，都是采以“逻辑”为中心的法规范分析为进路。受此进路影响，我国学术论文的撰写也多采用用此种模式，例如周青山《体育法的概念与范围》、童宪明《体育法学的学科研究》等论文。部门法与三分法模式的比较分析对比两种模式，笔者认为以部门法问题中心为进路划分体育法学学科体系是一个不错的研究进路，但相较而言，体育理论三分法的“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模式(以下称三分法)则更为有利于学科体系的定位与发展。原因有三:第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文本来看，体育法立法设置为七章五十六条(现为五十五条)，其主体结构是以体育分类理论进行的法条归类。因此，以三分法的模式研究体育法，相较之下更为符合体育法研究的文本逻辑。再者，关于相关配套立法的研究，也多采用体育三分法为中心进行的相关立法。我国体育法著名学者于善旭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配套立法的研究》中，对体育法的学科体系有过精深的论述，其提出“以《体育法》为核心，建立体育法规体系，并将体育法规体系划分为两个层次10个部门法规的内容结构。［5］第二，从体育行政管理机构设置看，体育部门基本是以三分法进行的行政机构划分，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其行政行为中，可能涉及民事、行政、刑事等问题，但其发生的领域仍在社会、学校、竞技这一场域之内，仍为该场域的主管机关负责协调处理。第三，体育法是体育共同体的法，制定体育法的目的是为体育共同体服务。体育社会领域内的规范对体育共同体最为有效力，相对而言，三分法的领域划分是已然事实层面的问题，部门问题中心主义却是应然层面的理论构想。从实践角度而言，“部门法问题中心”路径研究，是法学派围绕“法律定性”所设计的运行机制。申言之，是法官对于发生的案件，做法律性质的诊断，属于法律的“先决问题”，即属于民事、行政亦或是刑事哪一类的问题。经过定性后，再从事“找法”的工作。然而，法律定性的“先决问题”，仅仅是法官处理案件时遵循的逻辑推理和分类处理的思维进路，对于体育实践问题并无多大的实质意义。反观“体育三分法”的路径研究，从形式来看其也为一种归类研究，但三分法是以领域属性为“先决问题”的研究路径，而不存在法律定性问题，其制度设计主旨在于体育实践问题的分类管理，所处理之问题即便存在法律适用的情形，其首先做的也是一种直接“找法”的工作，即从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领域找具体法律规定的思维路径。就此而言，以体育领域问题为中心，无论从实然层面和应然层面，还是从实践操作角度而言，其都更为有利于体育法的学术研究。“部门法”模式与“体育实践”模式的体系差异就目前体育法的学术研究来看，利用法理论移植来观照体育实践问题之研究，现是学术研究的主要阶段。从1995年体育法颁布后，围绕体育法条文的法解释，到法学部门理论的全盘移植，被认为是体育法的实质所在。周青山在其博士论文《体育领域反歧视法律问题研究》中说到“我们要让体育法更像”法。［6］言下之意，现在的体育法还不能称作法，还缺少法学理论的根基，而这个根基可能指的就是上文所分析的“规范法学”方法论。周青山在其硕士论文《体育法的概念与范围》中，富有前瞻性的以“部门法问题”为中心，构建体育法研究的范畴，其主旨以体育与部门法(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展开问题研究［7］。简言之，如果体育领域内涉及到民事法律部门问题，就应适用民法及相关理论进行规范分析，对于体育特殊性的问题，可以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以此来丰富法学理论，但体育法涉及的民事问题，仅是特殊主体产生的民事问题，总体而言仍是民事问题，其他部门法问题以此类推。如按其构建的“体育实体法与程序法”模式，实践中起主要规范作用的体育规则，则没有立足之地，换言之即否定体育规则的法意义，但实践中真正起到法规范作用的却又是这些体育规则，周著等于将体育规则排除在了“体育法”之外，但颇为有意思的是周著对于体育法的定义则采多元化、广义性的定义，由此来看周著划分的体育法体系与其定义的体育法概念实质是一个二律背反的伪命题，其所讨论的体育法仅是国家制定之法，排除了体育规则的存在。学者韩勇在其《体育法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也以“问题中心”为走向，对体育法的学术进路做出了富有建树的探讨，但该文的“问题中心”不是部门法问题中心，而是以“体育实践问题”为中心，例如书的构架“体育与侵权、知识产权、伤害、纠纷解决等”［8］。其进路恰好与周青山相反，韩勇以“体育实践问题”为中心，不以部门法为前提，探讨具体问题中可能会涉及某一部门领域的法律问题，但不对问题框定范围。韩勇的“体育实践问题”为中心的进路，同时在法律技术层面上解决了周青山构建的“体育实体法与程序法”命题困境，即体育规则的法律性问题。如果按照“部门法问题”中心的模式，其前提必然是部门法内的制定法，这样做的后果使许多真正起到规范体育秩序的“体育规则”无法涵盖在其之列。因为体育规则不具有法的形式特征，不能称其为法，所以自然也就排除在体育法之外。而韩勇以广义的体育法为前提，认为“体育法既包括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体育法律规则，又包括体育各项目长期形成的规则(包括项目的竞赛规则、技术规则、管理规则、处罚规则);既包括成文的规则，又包括不成文的规则;既包括各国国内的体育规则，又包括国际体育规则;既包括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则，又包括依靠行业自律行使的规则”［9］。关于体育法的广义定义，学者郭树理在对体育规则与法律规则进行比较后，总结认为应采取广义、多元的“体育法”概念。其将体育法界定为“由体育运动的当事人自己创造的用以调整他们彼此之间的体育关系的习惯和惯例的总称，这类规则具有自治性、专业性、国际性、文化性、传统性以及非公力强制性的特点，但其中的一部分经过国家的体育立法程序，成为国家体育法律法规的一部分，则具有了公力强制力。”［10］韩勇采用的大体育法的定义，涵摄基本的研究范畴，其不同于以“部门法”为前提的体育法研究进路。应该说，韩勇的大体育法是一个涵盖范围更广，涉及内容更全面的定义。就体育法的研究内容来看，狭义的制定法并非是体育法研究的主要内容所在，反观体育项目长期形成的规则，由于对体育领域的影响力和实际规范效力，其则才是实然意义上真正的“体育法”。“体育实践问题”为中心，以“规范－规则”的二元路径，很好的解决了体育规则的属性问题，更有利于体育法学的学科发展。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荷兰ASEER国际体育法研究中心曾专门进行“Haguejointproposalonthedefinitionofsportslaw”学术主题研讨会。对于体育法上的“法”，国际体育法学界从公法(publiclaw)与私法(privatelaw)的角度进行了阐述，认为体育法的研究兼具公私两面性，公法部分涉及与国家和国际立法相关的部分，包括法律、条约和国际组织的决定、习惯法、判例法等。私法部分涉及国家和国际体育组织制定的规则、规章、体育习惯、体育纪律处罚、体育仲裁等内容。［11］我国学者贾文彤也提出“我国体育法体系应该包括软法和硬法两大板块，它们按照法规范的公共性高低和刚性强弱顺序排列进行组合，实质上形成了一个谱系结构。［12］学者谭小勇、姜熙在《全球体育法引论》中也提出了法的多元创制催生全球体育法，并引证尤根•埃利希的“活法”来论证全球法的合理性。［13］2法学派———“普通法”判例问题中心下的向度研究普通法是指发源于英格兰，由拥有高级裁判权的王室法院依据古老的地方习惯或是理性、自然公正、常理、公共政策等原则，通过“遵循先例”的司法原则，在不同时期的判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具备司法连贯性特征并在一定的司法共同体内普遍适用的各种原则、规则的总称。［14］其与大陆法的主要不同是大陆法主要是由大学教授完成的，“professor－made－law”(法学家法)，而普通法则是从法院对形形的案件所作的一系列判决中不间断地抽出的“judge－made－law”(法官法)。［15］体育法的方法论研究受到判例法问题中心的较大影响。以郭树理和黄世席两位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两位学者以“国际体育仲裁”研究为视角，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利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即将举办北京奥运会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法律实证研究。郭树理在其著作《体育纠纷的多元化救济机制探讨———比较法与国际法的视野》内，对一个个鲜活的司法案件进行解读和分析，不断归纳出体育法所具有的独特原则，以此在“体育实践”问题中涵盖体育法的研究内容和体系范围。［16］黄世席在其著作《国际体育争议解决机制研究》中，对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多个代表性经典案例进行归纳分析，也对体育法的基本原则、体育法的学科性质等问题，从比较法的层面给予了一定的分析。［17］两位学者的研究，具备一定的高度和水准，丰富和开阔了学术研究的视野。他们的著作让我们了解到体育法的形成、成长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让我们清楚的在具体鲜活的案例里，了解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庭的仲裁员在无先例可供选择而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时，是以什么原则指导其对处理案件的原则进行的选择，是什么力量迫使仲裁员必须遵循先例。具体来看，两者的研究是从案件事实出发，以问题为中心，利用案例、判决书、统计数据、体育机构政策的改革和效果等事实进行分析，有别于大陆法系，从“法条”出发，以概念为前提，进行法体系内部逻辑的推演。相较部门法问题中心的大陆法研究路径，判例法问题中心的研究更具体、更真实，更有利于体育法的现实发展。

体育学派———体育法方法论的向度研究

体育学科是一个综合研究学科。其涉及到运动医学、生理学、心理学等自然学科的内容，也涉及体育管理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法学等人文社科的研究内容。体育法学作为体育人文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使用法律的手段调整和规制体育，从法规范的严格意义上说，应从学校体育说起。如果从韩勇的大体育法来看，则从体育规则的起源就可以算起，但笔者这里主要拟从规范的法沿革算起。体育领域为何会出现使用法律作为调整的现象出现，而且直至今日已成为主要的手段，这与体育运动的发展密不可分。体育理念———发展与变迁的历史沿革我们知道体育运动经历了几次大的发展。从顾拜旦到罗格为首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变迁，让我们认识了不一样的体育，例如体育的军事说、教育说、社会说、娱乐健身说、文化说等体育理念的认识变化。我们对体育的本质认识逐渐发生着改变。有如学者熊欢所言，“可以说体育是从身体的运动到社会的运动之嬗变，在这一变化中我们看到了体育，不仅从教育的角度所具备的功能论，还可以从体育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体育是一种政治制度，体育是一种经济现象，体育是一种传媒方式，体育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折射，体育是一种全球一体化的当代人类实践活动等，所显示出的体育作用论。”［18］从功能论到作用论，折射体育的发展变迁。而对于体育法的研究来说，在体育法的本体“体育”的变化下，体育法的学科研究也从学校体育法令走向社会体育法令与竞技体育法令之场域变迁，体育功能的扩大使得体育法的研究主体和范围也扩大。认识体育的本质，是认识和研究体育法研究的逻辑起点，因为，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因体育而生之法，而不是制定体育之法。现许多法学派研究学者，在未认清体育发展之本质时，便从先验之形而上开始以“法本位”构造体育法，规范体育法，这种不以体育问题为中心的“先验概念”主义研究，往往导致理论研究与实践相脱节。因为，再完美的理论也是要为实践服务的，否则其永远也只是空洞的“教条”。当下我国体育法的尴尬境地，其本本的纸面法，鲜有落地转化为实践法的现状，可能就在于未能立足于实际问题，以至于被学界长期诟病。体育毕竟是一种身体社会实践活动，一切法律应来自体育实践活动的需要，这才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理念提出的真实要义，而不是概念之下的问题中心。体育学派———体育法方法论的向度研究体育法的发展在体育领域内，不能逾越一个藩篱，即体育法是体育所生之法。体育问题是体育法的前提所在，没有体育问题的法，就不是体育法，仅是臆造法。体育法应以体育问题为中心，构造体育法。体育现象是体育问题的征表，以经验事实为出发点，对体育现象进行实证的分析是体育学派的主要研究方法。体育学派学者研究的方法注重对现象、成因、对策的分析，喜欢对历史沿革、体育体制、成因、对策进行论证，但如此的研究，多少给人有缺乏理论逻辑分析的空洞性感觉。这种研究方法到最后，逐渐演变成了学者们倚重的价值、伦理、心理的应然分析，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体育学内常常有学者在论文中高频率地使用“应该”二字。这种研究方法并非不可取，而是要在分析的过程中，以具体的经验观察和分析，实证研究主要依靠的就是经验分析，研究不能仅现象探讨，在现象背后更需要做的是本质的分析和理论的归纳。法学研究也注重现象、成因等问题的探讨。例如从法学流派的研究来看，存在自然法学派、法社会学派、历史法学派等诸多学派的学术进路研究，这些研究为丰富和提升法学研究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围绕法的解释提供诸多有价值的素材，各派研究之间仅存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不同，但都是研究法的生成条件、法的起源、法的变迁、法的功能、目标。法学研究在注重现象、成因的分析下，更注重现象背后的理论构造，不论英美法系以“判例”为逻辑起点，亦或大陆法系以“法规范”的法条为起点的逻辑构造，两派都非常注重现象背后的理论构造。以纯粹法学派的凯尔森最为突出，其研究注重规范体系内逻辑自洽的推理，强调体系性的构建。从这点来看，其对体育法理论的未来研究，有较大的指引和借鉴价值。

一个屋檐下的学派对立之融合

体育法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体育法学；研究；综述；主要特点；问题

一、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回顾

综观我国体育法学研究，主要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一）1949～1995年，中国体育法学的初步发展与酝酿时期.

（二）1995～2001年，中国体育法学加强建设与积极推进时期.

（三）2001年以来，中国体育法学研究的日益扩展与逐步深入时期.

二、我国体育法学研究主要成果综述

1995年《体育法》颁布以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体育法》的热潮，有关主管部门为了指导《体育法》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释义》，它集中体现了当时体育法学研究的一些理论成果。不久，部分体育院校学者又相继出版了《体育法学概要》《体育法学》《体育法理》等专著和教材。另外，《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一书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国当时的体育社科研究成果，其中有体育法学的专题报告。在科研立项方面，部级和省部级社会科学、软科学项目的体育学课题指南中，都将体育法学和体育法制研究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鼓励相关的课题立项。在1997年首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立项中，就有3个体育法学课题立项，以后又有一些项目获准，使体育法学有了部级层次的科研成果。1995～2002年，原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的社会科学、软科学立项中，有关体育法学的课题近30项。随着2008年奥运会脚步的临近，有关体育法学的研究课题每年呈几何倍数递增。

三、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展望―――主要特点及其存在问题

通过以上对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回顾与综述，不难发现

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呈现以下主要特点：

1.体育法学研究与时俱进，具有较强的功利性。我国的体育法学研究始终紧贴时展脉搏，与社会形势保持高度一致，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如为了适应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需要，出现了一大批加强依法治体、各种体育维权的研究；为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开展了一系列体育产业与体育市场法制问题的研究；为了适应2008年奥运会的需要，在保护奥林匹克无形资产、知识产权的法学研究上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

2.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研究专题亦日益深化。当前的体育法学所涵盖的范围和领域越来越广，对我国体育发展全局性的法律问题和绝大部分体育领域中的各种法律问题以及国外的一些体育法律问题，都有所触及。目前的研究已不仅仅局限于一些对体育法制意义的阐述和呼吁性的文章，也不都是对体育问题与法学理论的简单结合或浅层次移植，已开始逐步深入到体育内在法制规律和具体体育法律关系的探讨，出现了一些对特殊性较强的体育问题进行一定深度法理研究的成果。

3.参与力量逐渐扩大，应用特色比较突出。以往进行体育法学研究的人员主要集中在专业体育院校，而现在参与体育法学研究的不仅有体育学院的人员，还有许多体育行政部门和体育基层组织的实际工作者以及综合性大学体育院系、法学院系的研究人员。体育法学研究内容呈现出较强的应用性特点，发表的大部分论文和基本的立项课题都集中于各种体育法规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性研究，以及针对体育现实法律问题的研究，直接服务于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实践和体育事业的发展。当然，我们还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体育法学研究起步较晚，在法学领域长期未得到应有的认识和重视，其研究体制、研究规模、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与其他法学学科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与当前大力加强体育法制建设的客观需要之间也有较大的差距，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体育关系的调整，尚不能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和解决方法。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

1.体育法学科研力量尚显单薄，未能实现体育界与法学界的联合互动、深入跨学科研究。目前我国体育法学研究人员大多数集中在专业体育院校和高校体育院系，政法院校对体育法学普遍不够重视，其中专门从事体育法学研究的法学教师很少。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份公开出版的体育法学刊物，有关体育法的论文主要是在体育类刊物发表的，在法学类刊物发表的较少，这与其他法学部门众多研究成果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法律院校和高校法学院系忽视体育法学课程设置。

2.研究成果总体数量虽然不少，但是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较少，缺少一部系统、深入的体育法学教材。目前，除了体育院校教师编写的体育法教材外―――这些教材大多还囿于对体育法的注释樊篱之中，尚无法学专家撰写的有关体育法的教材或专著出版，明显忽视了体育法的未来发展前景，研究质量、深度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研究内容有待于进一步丰富。

3.体育法学社会团体较少，缺乏体育法学研究的组织行为，研讨与交流活动不够活跃.体育法的研讨交流主要是由政府组织的，已经举行的几次会议都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结合地方主管体育的政府部门举行的，而学术界的体育法学研讨会活动较少。最近，全国第一个省级体育法学研究分会―――山东省体育法学研究会于2007年5月在山东大学正式成立，这或许能为我国各省市体育法学研究会这一学术团体的成立提供良好开端与契机。

4.国内体育立法相对滞后，法律法规数量较少、层次较低。主要表现为部门规章较多，效力普遍较低，一些过时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尚未清理，很多亟需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还不能及时制定，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新法与旧法之间相互冲突；另一方面，制定法的内容过于原则，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的内容和要求。尤其是一些重要领域缺乏配套立法，行政执法制度及体育执法机构存在严重缺陷，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比较突出。这与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以及法制建设的需要非常不适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的体育法制建设以及体育法学研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张厚福，罗嘉司，主编：《体育法学概要》，人民体育出版社，1998

[2]石刚：《体育法学》，《体育教学与研究》，1984.3

[3]石刚，等：《体育法学概论》（内部出版），1987

体育法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美国，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学院系，体育法教学

1.问题的提出

任何一个部门法的发展都是与其所调整的相关活动的发展密切相连的，体育法也不例外。作为世界上体育运动最为发达的美国来讲，其体育法的发展与研究也一直是处在世界的前列，因此研究美国的体育法问题对于我国有关体育法制的建设无疑也具有借鉴的作用。具体在体育法的教学与研究方面，中美两国由于国情以及具体的社会体制的不同也有一些差别，而且这种差别程度是很大的。目前中国的体育运动正处在不断发展以及逐渐进行职业体育运动改革的时期，因此研究美国的体育法教学对于我国的体育法制建设人才的培养、法学院教学的改革以及体育运动的发展都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借鉴作用。

美国国会在1950年正式颁布了《奥林匹克协会组织法》，此后又进行了一些包括体育内容的公共立法和专门的体育立法，并相应地出现了系统化的体育法研究。1972年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就设立了专门的体育法课程，并在1978年出版了《体育法》专著，并且从事体育法研究的律师和组织以及刊物也不断出现。[1]其中马凯特大学法学院国家体育法研究所分别在1998和1999年之间以及2002年至2003年逐渐进行了两次有关体育法教学的调查，该调查的目的是了解作为一门学习课程的体育法在美国法学院内部的普及程度。该研究所在1998和1999年之间就作为一门专业学习课程的体育法在全美法学院中的普及程度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调查，其范围涉及体育法课程、讲授体育法的教授组成、学生组织、体育法学出版物、学生参与有关活动的机会以及其他活动等几个方面。由于组织者意识到了体育法和娱乐法之间是相互重叠的，2003年的调查涉及到这两个方面的课程，调查的结果也以这两个领域为依据，并和1999年的调查结果进行了比较。2002年至2003年之间的调查函件发到了192所美国法学院，共有80 （42%）所法学院就该调查回复了函件，比上次调查复函的116所法学院少了36所。

而之所以要对美国大学法学院体育法教学的情况进行研究，是因为体育法在我国法学界还是一个比较生疏的话题，大多数的法学院系学者并不认同体育法这个学科，而更多的人认为体育法无非是涉及体育的各种法学的一个综合体，不能称之为一个学科，故也不能在大学法学院系里面公开授课。体育法在我国大学法学院所得到的这种不公正待遇的结果是大多数人认为体育法是从事体育研究的体育院系学者所关注的话题，体育法的研究在法学界也受到了忽略。而实际情况是对体育法的研究应当结合法律和体育这两方面的知识，体育院系学者的研究可能侧重于体育的角度，作者认为比较恰当的方法应当是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体育问题，也即需要对体育法进行研究。本文对美国大学法学院的体育法教学状况的介绍就是为了引起国内法学院系对体育法教学和研究的重视，吸引更多的法学者研究、关注体育法问题，这也是与体育运动的日益全球化和商业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也有利于解决我国体育运动发展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2.美国大学法学院体育法教学调查的具体内容及其前后比较

由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美国体育法研究所在2002年9月至2003年5月所进行的一次关于美国大学法学院体育法教学状况的调查结果已在网上公布。该调查结果表明美国大学法学院的体育法教学又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法学院是否开设体育法（含体育法、娱乐法或混合的体育和娱乐法）课程方面，接受调查的80所法学院中有67所开设了该课程，占总数的84%.而在1999的调查中，116所法学院中有94（81%）所开设了体育法课程。在这四年期间开设体育法课程的学校由81% 上升到了84%，但是其上升的趋势是很小的。而且该调查还显示美国法学院协会（AALS）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开设了该课程。

在开设的有关体育法课程的具体名称以及简要内容方面，在这 67所开设体育法课程的法学院中，63（94%）所法学院开设了体育法课程，8（12%）所开设了娱乐法课程，只有6（9%）所法学院开设的是混合的体育和娱乐法。相较而言，1999的调查显示只有31（29%）所法学院开设了体育法课程，12（11%）所法学院开设了娱乐法课程，9（9%）所法学院开设了混合的体育和娱乐法课程，而有54（51%）所法学院开设的是两种以上课程的体育法。该数字表明在这四年期间教授体育法而不是娱乐法的法学院在迅速增长。

至于开设的具体体育法课程，这67所开设体育法课程的法学院总共开了102门体育和娱乐法课，包括88门体育法课程，8门娱乐法课程，6门体育和娱乐法的混合课。其中14（21%）所法学院开设了2门课程，4（4%）所法学院开设了3门以上的课程；德帕尔大学法学院开设了2门体育法和1门混合课程；而马凯特大学法学院则开了12门体育法课程。也即开设了2门以上的体育法课程的法学院18个，占开设体育法课程的法学院的25%.与此相对的是 1999的调查显示94所开设体育法的法学院中，77（82%）所开设了1门课程，11（12%）所法学院开了2门，只有2个法学院（马凯特和图兰）开了 3门以上的课程。该对比表明在这四年中许多法学院开始开设更多的有关体育法的课程，也许最大的变化就是开设2门以上体育法课程的法学院的数量在大量增加，更多的属于美国法学院协会成员的法学院现在开设的是复合多样的体育法课程。

在娱乐法方面，2003年接受调查的法学院中只有14所法学院开设了娱乐法或包括娱乐法在内的混合法课程，没有单独开设娱乐法的法学院，其中 21%的法学院开设了1门娱乐法课。而在1999开设体育法的106所法学院中，75（71%）所法学院专门开设了娱乐法课程，其中12 （11%）所法学院仅仅只开了一门娱乐法，63（60%）所法学院在体育法之外还开了娱乐法，9 （8%）所法学院开设的是体育法和娱乐法的混合课，2（2%）所法学院在体育法之外还开设了1门混合课。另外，2003年的调查显示讲授体育法课程的法学院增长了4%，讲授超过1门体育法课程的法学院增长了15%，而纯粹讲授娱乐法的法学院则下降了50%.

至于体育法的讲授者是全职教授还是

助理教授，在67所开设了体育法课程的法学院中有全职教授讲授体育和娱乐法课程的是32（48%）所，助理教授讲授的是24 （36%），其余的11（16%）则是两者都有。而在1999的调查中，29（27%）所法学院的体育法课程是由全职教授讲授的，29（27%）所法学院的课程是由助理教授讲授的，由这两类教授联合讲授的是36（34%）所法学院。这种比较显示自从1999年起，随着体育法课程的增加，有更多的法学院是由全职教授来讲授体育法课程，全职教授讲课的法学院比例从1999年的27%（116所法学院中的29所）上升到了2003年的48%（80所法学院中的 32所），这也证明有更多的法学院已经认识到了体育法在其课程体系中的教育价值。

在法学院为学生提供有关体育法的活动方面，涉及到体育或娱乐法的杂志、学生组织、在体育产业组织工作的机会以及参与体育法模拟法庭的机会等。首先80所法学院中的71（88.75%）所没有体育或/和娱乐法的杂志或评论，4（5%）出版了一份体育法杂志或评论，3 （3.75%）所法学院创办的是娱乐法杂志，另有2所法学院出版的是体育和娱乐的混合刊物。其次在这80所法学院中，38 （48%）所法学院设立了一个体育或娱乐法学会，其中11（14%）设立了体育法学会，1（1%）个法学院设立了娱乐法学会，22（27%）所法学院设立了混合的体育和娱乐法学会，另外的42（52%）所法学院没有成立此类有关体育或娱乐法的学生组织；设立此类学生组织的法学院比例从1999年的45% （116所法学院中的52所）增加到了2003年的55% （80所中的38所），其中专门的体育法组织的比例也从19%上升到了29%，而专注于娱乐法的组织则从12%下降到了3%，混合的体育和娱乐法学生组织的比例也从69%下降到了58%，这也可能表明当前的法学院正在日益以牺牲娱乐法为代价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体育法方面。再次，在法学院为学生组织涉及体育法的模拟法庭方面，80所讲授体育法的法学院中只有13（16%）所向学生提供了组织模拟法庭参加由图兰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体育法模拟法庭比赛的机会，而且一个法学院可以派遣两支以上的队伍参加比赛。最后，其他的对学生开放的活动包括出席体育法会议或研讨会、参加体育法学会或者州律师协会中的体育和娱乐法小组、参与体育法出版物的编辑工作、学习体育法律博士与体育经济的混合学位（JD/MBA）、获得与职业体育俱乐部工作人员共同工作的机会等。

3.我国体育法教学与研究之现状

目前我国体育法的教学主要集中在体育院校以及有关大学的体育院系中。我国许多体育院校和部分院校体育院系都相继开设了体育法学课程，并编写了一批教学讲义。在各体育院校的研究生培养中，有些是以体育法学为选题完成的研究论文。1999年开始，天津体育学院正式在硕士研究生中设立体育法学专业现又开办体育法学本科教育。2002年，上海体育学院开始招收体育法学博士研究生。但是遗憾的是，就笔者所知，几乎绝大多数的中国政法院校和大学的法学院系都没有开设体育法课程，更不用讲招收和培养专门从事体育法研究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了。由此可见我国法学院对体育法的忽视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目前为止除了体育院校教师编写的几本体育法教材外，尚无法学院系老师撰写的有关体育法的教材或专著出版，也没有一份有关体育法的公开出版物。有关体育法的论文主要是在体育类刊物发表的，在法学类刊物发表的寥寥无几。

前述情况当然与法学院系里从事体育法的研究人员甚少有关。至于体育法的研究人员，目前在我国也是绝大多数集中在体育院校或综合性大学的体育系内从事体育学研究的人员，大学法学院里专门从事体育法研究的法学教师几乎没有，即使有也大多是跨学科进行研究。譬如2002年11月底在长沙召开的“全国体育法制建设研讨会”将体育法学的最近研究成果进行了报告和交流，出席会议的法学院系人员也只有有限的几位。而由中国政法大学设立的体育法研究中心的成员也大多是从事其他法学和管理学研究的老师组成，专职从事体育法研究的也仅限于该大学体育部的几位老师。由此可见我国法学院系对体育法普遍不够重视，忽略了体育法在将来的发展前景。

我国体育法的研讨交流主要是由政府组织的，已经举行的几次会议都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结合地方主管体育的政府部门举行的。譬如1995年以来，专门的体育法学学术会议不是很多。除了一些行政性的体育政策法规工作研讨外，1997年原国家体委召开的由实际工作者为主参加的体育法制研讨会，涉及了体育法学的有关内容。专门的体育法学学术交流多在一些综合性的体育学术会议上进行，如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九运会科学大会、奥运经济研讨会以及国内召开的一些国际性体育学术会议。如六届体科大，就有14篇体育法学论文入选，有的还进行了主报告。前述2002年11月底，40多名学者云集长沙参加由国家体育总局召开的“全国体育法制建设研讨会”，将体育法学的最近研究成果进行了报告和交流。而在我国法学院系除了2004年8月在华侨大学举行过一次专门的体育法研讨会外，其他的都是在出现有关争议后组织有关法学专家对有关的争议进行讨论，这从形式上来讲根本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体育法研讨会。

当然，法学院系对体育法普遍不够重视也与对体育法的某些误解有关，譬如体育法的性质不清（公法还是私法？程序法还是实体法？）误导了某些人对体育法的理解；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不健全淡化了对体育法的认识；我国现行的体制问题使得某些人认为我国的体育运动是所谓的政治体育，政府对体育运动的干涉太多、太滥；体育争议大多数是依靠行政手段解决的，对体育争议的性质认识不够清楚；等。即使某些已经开展职业化的体育运动项目的运作也不是完全按照市场化的要求进行的，地方政府、国有

企业的涉足使得真正的公平竞争没有了意义。所有这些（尽管不是全面的）也使得我国体育法的研究相对落后，目前的情况是已跟不上我国体育运动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北京2008奥运会的即将召开需要我们法学院系加大对体育法的宣传与研究。

4.结束语：中美体育法教学的比较及应采取的对策

由前所述可以看出中美法学院在体育法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与美国体育法的出现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相比，我国的体育法学的研究可以说刚刚起步，法学院系从事体育法的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寥寥无几，没有一份公开出版的体育法刊物，也没有所谓的体育法社会团体，这与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以及法制建设的需要是不相适应的。当然，作为世界上体育运动比较发达的美国，其体育法的发展是与其经济以及体育运动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因此我们应加大对体育法的研究与投入，在法学院系开设体育法课程，这样才能跟得上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以及与国际体育运动接轨。可喜的是我国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已经培养了两名专门从事国际体育争议解决机制研究的博士毕业生，完成了两篇相关博士论文。

法制建设的经验也表明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作保障，社会活动某一方面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体育运动与体育法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不例外。因此体育运动的发展也需要我们加大对体育法的教学与研究的投入，积极借鉴和引进国外尤其是美国较为合理和先进的体育法规定，这样才能少走弯路，不至于落伍太多。

当然，法学院系加大对体育法的教学与研究在短时间内可能改变不了当前我国体育法的主要研究者仍是体育学领域的人员这样一种事实。如果两者能够很好地合作就可以加快我国体育法的教学与研究，这需要有关人员之间的沟通和互补。总之一句话，加大体育法教学与研究的力度是时事所需，是应当的而不是可以的，需要体育院系和法学院系有关研究人员的共同参与和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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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3 Sports Law Survey Results[EM]， law.marquette.edu/cgi-bin/site.pl.， 2004年2月10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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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慎思。 雅典归来话仲裁——访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员黄进[N]. 法制日报， 2004-09-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