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艺术论文范文

数学艺术论文范文第1篇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推动学生学习的直接动力。不仅是数学教师，任何学科的教师都应该从培养学生的兴趣入手。只有感兴趣才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任何人都不愿意受到他人的强迫，生活中感兴趣的事，我们挤出时间来也愿意去做，学习也是同样的道理。但是如何培养学生对数学学科的兴趣呢？这是一个多方面的因素问题。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首先，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对学科产生兴趣的重要因素。亲其师才能信其道，教师平时应注意培养与学生的关系。教师要主动走到学生中间去，与他们沟通，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大朋友。有了感情基础，就抓住了他们的一半，喜欢数学教师，很自然就会喜欢数学这门学科。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也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途径。不仅能够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而且能够培养学生对数学学科的兴趣。创设情境，导入新课，是每一位教师都熟悉的课堂的第一个教学环节，仅仅几分钟就能对整节课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良好的导入环节能够激发学生的热情，充分调动起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所以，教师在备课过程中注意选择与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创设情境方案，以此来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方法是很多的，教师应从兴趣出发，关注学生的主体性，从细节入手。

二、注重探究是根本

自主探究是学生学习能力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教师要适应学生求知的要求，培养他们的思考力，使他们带着浓厚的兴趣，兴致勃勃地去探索自然的奥秘。”探究，是个教学艺术问题。我们的教改也在反复研究这个问题。探究的主阵地是课堂，这就要求我们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形成探究式课堂。但是我们不能流于形式，简单照抄照搬别人的做法。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课堂模式，使我们的课堂真正成为探究的场所，培养发现型人才的摇篮。课堂中的探究要有深度、有广度。全员参与才是成功的课堂，要向课堂40分钟要质量，体现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不要把知识直接传授给学生，而是通过知识的迁移，让学生自己主动学习、自主探究，主动去发现知识，亲历知识的形成过程。这样既让学生建立了成就感，又便于知识的记忆，不容易遗忘。在学生不能独立完成探究的问题时，可以进行小组内交流讨论。小组活动的开展，是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方式方法。首先，固定的小组容易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形成同学间的团结友爱。小组活动还能够培养学生与人交往、与人合作的意识和能力。独立意识比较强，不懂得与他人合作是当今社会青少年的普遍现象。通过小组共同探究，让学生从小树立合作意识，形成互帮互助的学习氛围。小组中要发挥组长的带动作用，让优秀生帮助成绩较差的学生，让师生共同努力，形成以点带面齐发展的良好学习氛围。这样，有些问题可能在组内就能够进行解决。对组内不能解决的问题，教师让大家进行班内共同探讨，可以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感知知识的形成过程。对于学生不能解决的问题，教师可相机进行点拨，进行适当提示，教师的提示起到桥梁的作用，引导学生进行探索。切不可教师直接告诉学生结果，重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探索和创新的精神。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对数学学科的学习兴趣。相信这种没有束缚，同时又具有挑战性的课堂是深受学生喜欢的新型课堂模式。

三、训练是关键

基础知识的形成来自于平时的训练。根据遗忘的规律，新的知识要通过及时训练才能形成内化，完全掌握。而且还要在以后的时间里进行定期复习，才能真正掌握。训练也是有艺术性的，上面提到了，要根据遗忘规律及时和定期进行训练复习，在时间安排上要恰当。对于课上新学习的内容要当堂及时复习。学生在课上的练习效果是最好的，效率最高。学生的注意力处于高度集中的阶段，在教师关注下，学生共同完成，不受外界因素干扰，是学生乐意接受的巩固训练过程。在训练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采取新颖的形式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可以利用多媒体课件出示所要训练的题目，缤纷的色彩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且训练的题型要多样化，以免单一枯燥。再加上教师激励性的语言，一定能够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热情，积极地参与巩固训练。教师在训练的过程中还可以用竞赛形式开展，小组与个人相结合，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所以教师在课堂上一定要留给学生巩固训练的过程，切实做到探究与训练相结合。学生练习的过程中，教师还能够及时地得到反馈信息。哪里出现问题，教师可及时进行指导与纠正，让巩固训练是一个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过程。除了课内练习，训练还应做到家庭作业与定期测试相结合。家庭作业不可过多，但是要适量布置作业。家庭作业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也是课内的一个有效补充。家庭作业是学生脱离了教师的指导，在课外独立完成的训练。首先要求学生有一个端正的学习态度，认真对待。完成家庭作业是一个自我管理、自我学习的过程。教师要培养学生认真完成家庭作业的良好习惯。测试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常规性教学训练，及时合理地安排测试会让学生及时发现自己的不足，同时测试还能够给学生带来成就感，产生新的学习动力。分数在学生眼中含金量是很高的，大多数学生都期待着考试，期待着新的分数。测试不仅是在检测着学生的学习情况，而且也是在检测着教师的教学情况。希望我们的教师能够正确把握训练过程，把课内训练与课外训练相结合，把日常训练与定期测试相结合，帮助学生夯实基础。相信，学生产生了学习兴趣，在课堂之中不断探索发现，亲历知识的形成过程，又有合理的训练作保证，学生的数学成绩一定会稳步提高，这样的课堂才是我们所追求的，也是学生喜欢的课堂模式。让我们使数学课不再枯燥无味，展示出它应有的独特魅力。

数学艺术论文范文第2篇

1.1.生活情境，让课堂更丰满

创设精彩的生活情境就是数学教师根据教学需要，依据教材内容创设以形象为主题，富有感彩的具体情境，吸引学生主动探究数学问题，进而提高课堂教学实效的一种教学手段。教师运用合作的方式，让学生在动手、动脑的过程中获得数学知识，在实践中学会赞赏、分享、互助，鼓励学生积极地参与教学过程，在生活中学数学。如：在教学《认识人民币》时，教师拿出面值不同的钱币让学生认识，让学生准确掌握各种钱币之间的换算关系。教师创设生活情境，带领学生去“宝贝商店”购物。学生一听说购物，顿时兴趣浓厚。教师在教室里设地摊，挂牌营业，学生自主购物，讨价还价，在一付一找中学会了购物，小小的课堂成了自选商场。教师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让孩子们真切地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在购物活动中认识了商品的价格，学会理财。

1.2.演示情境，让学生更自信

生活中处处用数学，教师要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深入挖掘数学素材，创设演示情境，让学生更自信。通过动手操作，让学生感到数学真奇妙，从而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如：教学《11—20各数的认识》时，教师提问:“同学们，你们帮爸爸、妈妈买过东西吗?如果你想买单价是25元的儿童童话，你会怎么付款啊?请听要求：你必须一次把钱付清又不用收银员找钱，该怎么付款，你有好办法吗?”大家在小组里用用学具纸钱演示后，讨论得出最佳答案，小组代表发言。有的小组选择2个十和5个一合起来是25，也有的小组直接选一个20和一个5元。学生想出了各种办法，发展了智力。把数学问题与低年级小学生的生活经验密切联系起来，让学生知道学数学是有用途的，能用数学解决身边的实际问题，做到学以致用。

2.营造互动氛围，彰显数学魅力

2.1.游戏情境，让课堂魅力无限

游戏是低年级学生最喜欢的一种活动方式,是获得发展的最佳途径，也是低年级小学生学习数学的基本方式。低年级小学生年龄小,活泼好动,注意力容易，教师在课堂上创设游戏情境，能够吸引学生的眼球，减少疲劳,在玩中学数学知识，产生极大的兴趣。兴趣是人对有趣的事物给予优先注意，积极探索，并产生向往的心情。教师运用“互动工具”软件进行数学游戏教学，给学生动脑、动手和动口创设了最佳情境，课堂高潮不断，培养了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如：在教学《搭配衣服》时，教师用软件出游戏规则：“狐狸小姐今天要去参加动物演唱会大赛，她想把自己打扮得最漂亮，衣柜里的实在是衣服太多了，怎样搭配穿才能最漂亮呢？大家来帮狐狸小姐的忙吧。”教师介绍课件，讲解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用2种不同颜色搭配的方法。学生很快掌握了要领。教师出示：“狐狸小姐又拿出黄、黑2件上衣，红、蓝、绿3条裤子，能有几种穿法?你们帮狐狸小姐迅速搭配一下吧，你认为哪种穿法最漂亮？”游戏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随着问题的逐渐深入，学生的兴趣越来越浓，在游戏中学生得出了“先穿衣服再搭配裤子”或“先穿裤子再搭配衣服”的结论。游戏是低年级小学生的最爱，卢梭认为，儿童最好是在生活中，在游戏中学习，学习不脱离生活，不脱离游戏。这样的数学学习才有趣、更易懂。注重游戏过程，关注低年级小学生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引导低年级小学生在玩玩、做做中体验获得数学知识的成功和快乐。

2.2.媒体情境，张扬学生个性

多媒体把形、声、光、色、动和静融为一体，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调动了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数学课堂活动变得生动有趣。教师运用多媒体创设符合低年级小学生认知规律的学习情境，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体作用,丰富课堂的信息量,寓教于乐。改变了过去教学中教师仅凭一张嘴,一支粉笔就能在讲台上尽情表演的“填鸭式”教学，让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在宽松、愉悦的氛围中得到释放。如：教学“10以内加减法”一课时，教师演示课件：草地上原来有3只小鸡在吃虫子，又跑来了6只小鸡。草地上现在一共有几只小鸡在吃虫子？鼓励学生自己讨论，在小组中列式计算。算式：3+6=为什么？你能说出用加法计算的原因吗？（想求一共几只小鸡在吃虫子，就是把正在吃虫子的3只小鸡和又跑来的6只小鸡合起来计算，所以用加法。）草地上现在有9只小鸡吃虫子，走了3只？还剩几只？你怎么计算呢？给学生充足的思考时间，让学生小组讨论。列式：9-3=%%为什么用减法？学生说列式的理由：从9里面拿走3，因此用减法。运用课件真实的还原生活，学生乐此不疲，主动获取知识。从而调动了学生的认识与实践的主观能动性，课堂教学生机勃勃，精彩不断。总之，低年级小学数学教师在课堂上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创新教学方法，激发低年级小学生的数学学习动机，使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创设情境之花，使数学课堂精彩绽放。

数学艺术论文范文第3篇

多媒体具有动态、声音和图像等直观性，能够刺激初中生的多种感官。多媒体以逼真、生动的画面，悦耳动听的音响来创造数学课堂教学艺术情境，使初中生脑、耳、手、眼并用，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使学生容易进入课堂学习状态，有利于学生积极思考，激发学生的主体探究意识，优化教学过程，把抽象枯燥的数学问题变得形象、生动，把静态的数学问题变得以动态的形式展现在学生面前，使课堂教学内容直观化、趣味化、多样化，学生兴趣浓厚，课堂生动活泼，培养了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养成积极向上、不甘落后的良好学习品质。精彩导入，诱发动机初中数学课堂导入犹如乐曲的引子、戏剧的序幕，起着酝酿学生情绪、集中学生注意力，把学生带入课堂情境的作用。精彩的课堂导入能唤学生的求知欲望，使学生能全身心投入到课堂教学中来。学生对课堂教学有兴趣，就会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主动地探究新知。运用多媒体进行课堂导入，能准确地把文字、图形、视频和声音等呈现在学生面前，为学生提供真实的课堂教学艺术环境，学生兴趣盎然。如教学“圆与直线的位置关系”一节课时，教师运用CAI课件向学生展示海上日出的情景，伴随着太阳的缓缓升起，圆与直线的位置关系自然引出。教师运用多媒体设置导入情境，在精彩的情境下引出新课。让学生体会几何图形的优美，领会圆与直线的位置关系的数学价值，激发学习动机。学生渴求新知，进入最佳的数学探究状态，课堂教学活力无限，为后续教学做了恰当的铺垫，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让学生亲近数学，让数学唤起初中生的探究热情，让数学课堂充满魅力。巧设问题，激发欲望问题是初中数学教学的心脏，它是打开初中生思维之门的金钥匙。教师要运用多媒体设置数学问题，抓住学生好奇的心理特点，激发学习兴趣。运用媒体鼓励学生从已知处设问，从无疑处设问，从平常画面上发现问题，自觉地探索新知，使课堂教学活力无限。如在教学“平行四边形的判定”时，教师用课件呈现多幅校园图片，指着图片问：“从图片中能找出哪些平行四边形呢？”学生积极发言，找到很多平行四边形。教师追问：“你是根据什么找出来的？”学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教师及时引出：下面我们就来学习平行四边形的判定方法。借助鲜艳的色彩和优美的图案，通过平移、重叠、闪烁等系列动画模拟变化的过程，形象生动地描述平行四边形的判定方法，增加了图形的真实感，渲染了课堂气氛，培养了学生的自信心，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多媒体技术辅助初中数学教学，打破了学生齐步走的局面，解决了不能“多边互动，因材施教”问题，使学生勇于探索，主动地去获取知识。让数学课堂精彩生成，学生享乐数学，达到寓教于乐的教学目的。

2营造媒体氛围，感悟数学课堂教学艺术

动手实践，启发思维动手实践是学生数学知识建构的基础。通过动手实践，可以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加强对数学知识的记忆和理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容易感觉数学知识是现实的、有趣的、极富有挑战性的，与生活密切相关，有助于培养观察能力和实践能力。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能把形、声、光、色融为一体，打破时空的限制，给学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学生会积极参与动手实践活动，化“难”为“易”，突破教学中的难点，培养空间想象力，启发创新思维。用Authorware与几何画板进行课件制作，对动态对象进行有效的“跟踪”，清晰地显示该对象的“轨迹”，把抽象的数学知识具体化。如在教学“动点运动轨迹”时，教师让学生自己动手实验，在屏幕上缓慢移动点、线、面，矩形的一条边沿其另一边作平移运动，其上的固定点的运动轨迹就是线段。在屏幕上保留它们移动留下的痕迹，清晰地演示出点动成线、线动成面、面动成体的轨迹。通过观察知道：如果动点的轨迹是一条线段，那么其中不变的量就是该动点到某条直线的距离始终保持不变。学生探究兴趣浓厚，注意力集中。教师带领学生走进数学天地，让数学知识植根于学生生活的土壤里，激发学生学好数学的欲望。运用建模，解决问题建立数学模型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建模之前必须认真地阅读理解分析。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能够创设比传统教学更富启发性的精彩情境，有助于学生思考，能灵活自主地进行变式教学，使学生有效领悟数学思想和数学思维方法，促使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学习，从而达到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全面提高。教师运用多媒体创设一个背景，吸引学生的眼球，让学生很快投入到建模中来。可运用现成的数学模型，对应用题进行认真分析，确定解题所需要的数量关系，进一步找出模型中所需的具体数学模型，再用现有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如在教学“列方程解应用题”一节时，教师运用多媒体制作课件“巧猜妖魔和孙悟空年龄”，动画音形色具备。一个妖魔吼道：“我在此修炼了几百年，能呼风唤雨，你小小的年纪不配与我说话，快快走开！”齐天大圣孙悟空手打凉棚，哈哈大笑：“何方妖孽，俺老孙在此，你竟敢胡言乱语，我孙子都比你大！俺老孙年龄的1/4在花果山占山为王，然后又做了290天齐天大圣，等于你在下界的290年啊。后来我大闹天宫，在五行山下度过了我年龄的1/2，现在又和师傅去西天取经已经10年了，你来算算俺老孙的年龄？”学生被精美的动画所吸引，对孙悟空的年龄产生好奇心，积极动脑解决问题。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建模，鼓励自主探究、合作交流、列出方程（解答过程略）。通过体验数学建模，学生积极动脑寻找答案，尝到成功的喜悦，为探究新知找到方向，激发了与人交流的热情，实现了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的目的。

3结语

总之，高效数学课堂必须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导向，启迪学生的智慧，放飞学生的数学梦想。多媒体课件应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把学生放在主置上，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打造高效课堂。

数学艺术论文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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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1. 施坦威・SPIRIO新悦高解析度自动演奏钢琴2. 当地时间2016年3月12日，韩国首尔，韩国顶尖棋手李世石与围棋程序AlphaGo展开围棋比赛3.钢琴大师郎朗聆听施坦威・SPIRIO新悦高解析度自动演奏钢琴还原作品4.制琴步骤 工艺 （1） 5.制琴步骤 工艺 （2） 6.1997年5月11日 IMB的深蓝计算机击败世界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

两周前在国家大剧院，听到费城交响乐团带来的《芬兰颂》――如此激昂澎湃的曲子与郎朗那般狂飙不羁的台风甚是合拍，更添指挥雅尼克也是个傲娇多血质的艺术家，每每于郎朗独奏之时便回身趋附凝望，那顾盼神飞的眼神与指耕键盘之上偶或抬眼的朗朗怦然一撞，现场艺术的魅力尽矣、备矣，无复加矣。正是由于彼时坐在乐池之中，看郎朗十指于黑白键盘之上翻飞舞动太过印象深刻，没过几天在深圳雅昌艺术中心再次近距离看他弹奏《辉煌》大圆舞曲，我才会更加关注他指间的韵动。一曲方毕，他戴上演奏前才摘下的宇舶表，坐在一旁的沙发上凝视着那架施坦威钢琴。

施坦威，堪为同类品牌中的“劳斯莱斯”。摘引一段Ehrlich在《钢琴：一段历史》中的话作为第三方描述：“在近代钢琴史上，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公司。它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业内主导地位的历史十分辉煌，在技术和质量标准方面的影响力广为渗透。在20年的时间里，施坦威家族移民到美国、改进钢琴制造技术、创立了现今使用的钢琴的重要特性、占据了美国业内的主导地位并回过来征服欧洲。施坦威1880年以来制造的钢琴如今仍然被音乐家使用。这一点非施坦威制造的钢琴都无从谈起。”这段话令我最感兴趣的是施坦威与钢琴家们的关系，就像是钢笔与作家、刀剑之于武士，钢琴大师与钢琴之间的信任与托付着实令人动容，要知道迄今为止，包括Alfred Brendel、Maurizio Pollini Martha Argerich、Vladimir Ashkenazy、Evgeny Kissin、郎朗、李云迪、陈萨等在内，已有1600多位钢琴家自愿申请并成功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分子，并且每一位施坦威艺术家都至少拥有一台以上私人的施坦威钢琴！

话接前文，就在郎朗凝视着这架钢琴的时候，那黑白键盘随即自己动了起来，完美“回溯”了方才艺术家的演奏效果，甚至连音、断音等各种技巧也都纤毫毕现！一场由施坦威・SPIRIO新悦钢琴和大师间的人机大战也由此拉开。SPIRIO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复读机”，所谓高解析与还原度不仅是“回放”那么简单，而是如实再现演奏者每一次落指的轻重缓急甚至当下心绪。至于SPIRIO与发烧音响的区别，业内人士给出了简明扼要的比对：钢琴振弦与音箱振膜的发声效果相较，那绝对不是一个层次的感受。事实也正是如此，朗朗看得瞠目结舌了半晌，在慨叹没准自己将要失业后，他给出的评语竟然是“它怎么活了？！”艺术家并不服输，又坐在琴前弹奏了一首《平湖秋月》，弹至中段他突然双手离键，滞留空中良久，然而乐曲却并未戛然而止，如行云流水般继续着直至结束，陶醉在琴声中的大家完全没察觉郎朗是何时再度加入弹奏的。原来SPIRIO新悦钢琴不仅能还原艺术家的现场演奏，还能通过iPad上的专属应用程序同步播放艺术家演奏视频，以特有的回放技术带来身临其境的音画效果。

数学艺术论文范文第5篇

一个来自异域的美学观念（第一次论争：1955—1966）

中国第一次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发生在本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冷战的国际格局，规约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基本态度，也严峻地影响并规约了当时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促使他们在学理价值取向方面趋于单一，思想资料来源过于偏枯。现在回顾中国当时那场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就会发现它实际上只是前苏联关于同一问题论争的移植和接续。

“形象思维”作为诗或艺术定义，出现于1838-1840年间的俄罗斯思想界。前苏联文艺理论界一般认为：俄罗斯批评家别林斯基发表于《莫斯科观察家》1838年7月号上的（《<冯维辛全集>和扎果斯金的<犹里·米洛斯拉夫斯基>》一文里，首次提出“诗是寓于形象的思维”这个定义。实际上，他在前一个月发表于同一刊物的书评《伊凡·瓦年科讲述的<俄罗斯童话>》里已经提到这个定义了。两年后，别林斯基在《艺术的观念》（1840年）中对这个定义展开论述，将“诗”改为“艺术”，即“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别林斯基还曾加注说明，在俄文中是他第一个使用这个定义。[1]

别林斯基艺术定义的思想之源，可以追踪到黑格尔关于艺术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美学思想。黑格尔认为：“就艺术美来说的理念，并不是专就理念本身来说的理念，而是化为符合现实的具体形象，而且与现实结合成为直接的妥贴的统一体的那种理念。”[2]因此，黑格尔关于美的基本定义就是一句话：“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研究别林斯基的学者认为：1836年末到1840年这段时期，是别林斯基的精神探索期。这期间他崇拜黑格尔。[3]所以别林斯基1838到1840年间把“形象思维”作为诗乃至艺术定义，可以理解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美学思想的俄文版本。

“形象思维”观念诞生后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引起非议。但是，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前苏联文艺界在创作上出现了粉饰现实的倾向，相应的在理论上提出了“无冲突论”的观点。这种创作上和理论上的错误倾向和观点，促使当时的苏联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思考：究竟什么是文学艺术的特性正是在思考和阐释文学艺术的根本性质问题，寻找艺术区别于其他意识形式的主要特征，使艺术沿着艺术自身规律健康发展的时候，前苏联文化界围绕别林斯基关于“形象思维”的观点，展开了一场深入持久的理论论争。

50年代初，布罗夫对“形象思维”观点提出异议，认为文艺的特点在于它的内容和对象的特殊性，而“形象思维”的说法不妥，“它不能揭示艺术家在创造形象时的思维活动的本质”，并认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不能并存，从而彻底否定了“形象思维”。[4]代表布罗夫基本观点的《论艺术内容和形式的特征》一文，发表在前苏联1953年第5期《哲学问题》杂志。编者在发表布罗夫文章时加了按语：“编辑部发表本文，希望专家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发表意见。”紧接着，第6期《哲学问题》杂志发表尼古拉耶娃以“作家的意见”为副题的《论艺术文学的特征））一文，对布罗夫的观点提出异议。尼占拉耶娃文章的第一句话即是：“艺术和文学的特征的定义：‘用形象来思维’，是大家公认的。”她简明地指出：“‘形象’和‘形象思维’是艺术特征的定义的中心。”文末，她对“形象思维”的内容作了概括：“形象思维的特征是：在形象思维中对事物和现象的本质的提示、概括，是与对具体的、富有感染力的细节的选择和集中同时进行的。”[5]

五十年代中期，布罗夫出版了发挥其基本观点的专著《艺术的审美本质》（1956年）。前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理论考古室曾专门讨论了布罗夫的这本书。讨论中一些学者赞同布罗夫否定“形象思维”的观点，另一些学者则反对布罗夫的观点，认为否定“形象思维”，否认艺术思维的特殊性，“必然会走向否认艺术的特殊本质”，“在艺术实践中曾带来了不少的损害”[6]。

经过长期的深入探讨和执着论争，在艺术特征能否表述为“形象思维”的问题上，前苏联文化界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格局：一派，少数学者认为艺术思维是哲学认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并不存在“形象思维”这种特殊的思维形式；另一派，多数学者则认为艺术思维不能消融于一般认识论之中，“形象思维”是阐释艺术特征的基本理论框架的支点。这个理论格局直接影响并决定了中国第一次关于“形象思维”问题论争的基本态势。

中国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关于“形象思维”的大规模论争，发生在50年代中后期，大约比前苏联同行们滞后五年。当时中国知识界热忱地谦和地学习、消化和吸取前苏联同行们的经验和学养；前苏联知识界，成了中国同行们学术观点与理论知识，乃至思想与灵感的唯一源泉。1954年8月，《学习译丛》编辑部出版《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即收人布罗夫和尼古拉耶娃上述两篇文章。1956年，学习杂志社又出版续集，即《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第二集）、继续以译文形式引进苏联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关于现实主义问题、艺术特征问题和典型问题的讨论和争论。译文集第一集的出版，激起了中国文论家们对艺术特征主要是“形象思维”问题的理论兴趣，并从中寻找自己学术观点的理论依据。于是，中国文论家与他们的苏联同行一样，在“形象思维”问题上分成了两派：一派，少数中国学者认为哲学认识论己经包容人类认识的所有规律，根本不存在什么“形象思维”这种特殊的思维形式；另一派，多数学者认为“形象思维”是确凿存在的，它是阐释文学艺术特征的最合适的理论概念。

当然，中国文论家们同样有一个中国自己的艺术实践的原因。五十年代前期中国文学艺术界在创作上出现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理论阐述上则表现为庸俗社会学观点。也是由于这种创作上的理论上的错误倾向和观点，引发了关于文学艺术特征问题的再思考。中国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第一次大规模论争，也是从如何表述艺术的特殊性，围绕“形象思维”概念展开阐述和论争的。发表和出版论文与专著的题目便可一目了然：陈涌的专论《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1956年，《文艺报》）、蒋孔阳的专著《论文学艺术的特征》）（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毛星的专论《论文学艺术的特征》（1958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刊》）。蒋孔阳与毛星用同一个题目作观点相反的文章，探讨与争论的焦点在“形象思维”问题。也有同题撰文的，如霍松林的《试论形象思维》（1956年，《新建设》）和李泽厚的《试论形象思维》（1959年，《文学评论》）。中国文论家们探讨艺术特征争论“形象思维”问题的这种热烈、专注与执着、反映了当年中国文论界学术旨趣的单一和偏枯。

毛星的《论文学艺术的特征》一文，是在众多肯定“形象思维”的文章发表之后的论争文字。毛星认为“人的思维，如果指的是正常人的正确的思维的话，它的根本特性和规律只有一个”，即从感性认识（感觉、知觉、表象）上升到理性认识（概念、判断、推理）。同布罗夫一样，毛星用一般的哲学认识论消解了艺术创造的特殊性。

陈涌的《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一文，则是针对文艺理论中的庸俗社会学和创作实践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而阐述艺术特征并论证“形象思维”问题的。陈涌看出了当时中国文艺界存在的问题与前苏联存在的问题相似，同是无视文艺的特殊性。陈涌对《文艺报》四卷九期《<实践论>对于文艺科学几个基本问题的启示》一文中概括的创作过程公式：“感性阶段——理性阶段——形象表现”，提出批评，认为“正是典型的庸俗社会学的公式，它和真正的文艺科学是无缘的”；认为“把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过程规定为具体——抽象——具体的‘三阶段’论”，“是完全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不符合每一个作家和艺术家的生动的创作实践的。”

李泽厚的《试论形象思维》一文认为“形象思维”的特点就是“在整个过程中思维永远不离开感性形象的活动和想象”，并据此分析了果戈里、托尔斯泰和鲁迅等人的一些作品的创作过程。李泽厚有一个比较高明也比较深刻的见解，即认为“形象思维”过程中，随着形象本质化程度的加深，形象的个性化程度也同时加深，所以“形象思维的两个方面——本质化与个性化是完全不可分割的、统一的一个过程的两方面”，因而得出了他的简明的结论：“形象思维是个性化与本质化的同时进行。”李泽厚的这个结语，立即使人想起尼古拉耶娃的结论：“形象思维”的特征是现象的本质揭示与细节的选择集中同时进行的。李泽厚文章中更有新意的是联系到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以及中国传统艺术吟诗、作画、唱戏等等来阐释“形象思维”概念。这是使“形象思维”这个外来美学概念中国化的最初尝试。

“形象思维”问题是从美学和文艺理论中提出来的，把它当作一种独立的有别于抽象思维（逻辑思维）的思维类型，必然要牵涉到其他学科的知识。首先与其临界的学科是语言学和逻辑学。由于中国文论家们知识结构的局限、所以论争文章中极少涉及语言和逻辑问题，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参与讨论，就弥补了这两个方面的缺憾和不足。语言学家高名凯的《语言与思维》（1957年，三联书店）、逻辑学家王方名的《论思维的三组分类和形式逻辑内容的分析问题》（《教学与研究》，1961年第1期）等专著和论文，都从各自学科出发肯定了作为一种思维形式的“形象思维”。高名凯认为：“认识活动中以形象来进行思维的叫做形象思维”；王方名指出：“形象思维是用反映客观事物形象特征的形象观念作为基本思维形式的思维。”这就证明了“形象思维”不仅是艺术思维的最显著的特征，而且是人类常用的一种思维形式。“形象思维”是确实存在的

如同前苏联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集中于50年代前期报刊，而后期平和地进人专门著述和教科书编撰一样；中国文论家们关于同一问题的论争集中于50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前期也平和地进人专门著述和教科书编撰。在阐述艺术创作有别于科学创造的思维过程，即在探讨艺术思维的特征时，大多是“形象思维”的肯定论者。

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写的《文艺学新论（修订本）》认为：“文艺不仅在描写对象上有其特殊性，文艺反映现实的形式也有其特殊性，因而文艺认识现实的思维方式与科学认识现实的思维方式就有所不同。一般把文艺这种特殊的认识现实的思维方式叫做形象思维，以别于科学用于认识现实的逻辑思维。”[7]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同样用简明的语言表述了“形象思维”肯定派的观点：“通常称文学、艺术家的思维为形象思维，是为了区别于哲学、科学家的抽象思维——即逻辑思维而说的。”“形象思维的特点和‘精义’在于创作过程中，思维不能脱离具体事物的形象和通过具体事物的形象进行思维。”[8]

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时，由“形象思维”而过渡到“艺术思维”阐释，则更多地联系到中国传统的文论和诗论。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家们不断探索文学创作中的思维特点，虽然不用“艺术思维”这个名词，但用意相近，譬如关于赋、比、兴尤其是比、兴两法的理解，都接触到了文学创作中的思维状况，并列举刘勰、孔安国、朱熹、皎然关于“比”“兴”两法的解释[9]。为“形象思维”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认同作了进一步的尝试。

中国第一场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大规模论争，是前苏联关于同一问题论争的中文版，前苏联的论争是近因；但是，中国这场论争还有一个远因，这可以追溯到本世纪30年代。

30年代初，“形象思维”观念就已经由前苏联传入中国：1931年11月20出版的《北斗》杂志刊载何丹仁翻译法捷耶夫的《创作方法论》，就已经提到“形象思维”。1932年12月出版的胡秋原编著的《唯物史观艺术论》，书中介绍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时说：“科学（哲学，批评，政论同样）可以认为是借演绎法的思索，反之，诗是借形象的思索。这是伯林斯基得意的思想，普列汉诺夫常常引用，将它做自己‘美学法典之基础’。” 1933年3月北新书局出版的《文学概论讲话》中，曾把“想象”解释为“具体形象的思索或再现。”1935年，周立波在《文艺的特性》一文中，引用前苏联哲学家米丁的话说：“艺术是用形象的形式（用形象的思维的形式）同样反映和认识世界。”[10]

40年代，中国资深文论家胡风在《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一文中论及文艺特征时指出：“文学创造形象，因而作家底认识作用是形象的思维。并不是先有概念再‘化’成形象，而是在可感的形象的状态上去把握人生，把握世界……。”[11] 1951年4月，胡风为《论现实主义的路》（1948年）写的《写在后面》的后记中，忆及他当年想写而未曾写成文字的十几个题目，其中第五个即《论形象的思维—作为实践、作为认识的创作过程》；胡风这篇文章的要旨将是“‘论形象的思维’，是想集中地探索一下创作过程，把它当作一个实践斗争，探索一下作为认识过程的它的特性。”[12]因此，中国第一次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亦可看作是对三、四十年代中国文艺界对“形象思维”认识的接续和深化。

1965年底，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已接近尾声，从一个粗略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其规模和声势：从1954年初《学习译丛》译载尼古拉耶娃《论艺术文学的特征（作家的意见）》一文以后，截止1965年底，先后有20篇专题论文谈形象思维问题（其中部分发表的有6篇），22篇论文涉及到这一问题，9本文艺理论教科书、8本文艺理论著作、2本语言学著作等都对形象思维问题作了论述。[13]

1966年初，“形象思维”论争之声愈益稀疏，此时中国的政治风云正酝酿着一场不测的风暴。四月，郑季翘在《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一文，对“形象思维”理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凌厉灭裂的批判和声讨，他列举中国和前苏联“形象思维”肯定派的言论，指斥他们的观点“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郑季翘批判与声讨了“形象思维”理论之后，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用概念的思维，是不存在的。”“作家创作的总的思维过程是：表象（事物的直接映象）——概念（思想）——表象（新创造的形象），也就是：个别（众多的）——一般——典型。”[14]无疑，这个理论观点是上文提及的布罗夫观点的中国版，把艺术的特殊性消溶消解于哲学认识论之中。

郑季翘的文章没有从学术上总结但又确凿地终结了中国学术界持续l0年之久的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第一次论争。因为一个美学文艺学命题，在中国经历了长期的论争之后，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一个理论。中国第一次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就这样戏剧性地拉下了帷幕。

与中国传统诗艺认同（第二次论争：1978—1985）

中国第二次“形象思维”问题论争，是以报端披露给谈诗的一封信为其序幕的。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1965年7月21日给谈诗的信的手迹。在信中三处提及“形象思维”。这封信存放了12年之后公之于世，引发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就当时的社会影响而言，它一方面在文艺界、学术界揭开了第二次“形象思维”论争的序幕；另一方面，与哲学界、知识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同时进行，预告了中国社会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来临。

信的公开发表，出现了本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常有而世界罕见的一种特异的社会现象：整个中国文化界尤其是文艺界都在谈论“形象思维”。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1978年元月份在全国报刊上发表“形象思维”问题的署名文章就在58篇以上，包括报导在87篇以上；仅元月份在报纸上用“诗要用形象思维”七个字同题作文的就在8人以上。自2月至年底，不到一年时间，在《红旗》杂志、《哲学研究》、《文学评论》以及主要大学学报和各省文艺刊物上发表的“形象思维”专论，在60篇以上。中国第二次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第一个年头，其声势和规模就极大地超过了持续10年之久的第一次论争。

1978年，不仅对于中国文艺界、思想界，而且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也是极为关键的一年。5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界、学术界就一个文艺或学术问题的论争，往往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那么，由于信的发表而使“形象思维”获得解放，则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当然不止这一个声音，同年年中即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个稍后的但更为强烈的的声音。因此，1978年，就文艺界而言是“形象思维年”；就中国大陆而言，则是“思想解放年”。

现在细品谈诗的信，就会发现写信的本意在引领源于俄罗斯批评家的“形象思维”观念与中国传统诗艺认同。在这封不足八百字的短简中三次提及“形象思维”：首次作为总则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比如中国古典诗论中的“比”、“兴”两法；继而说宋人多数不懂诗要用“形象思维”，意谓宋人不知为诗技法；后说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更是明显地道出此乃作诗法则，不可有违。诗艺是诗学原则的应用。如果说诗学是传道，则诗艺可谓之授业。用赋、比、兴尤其是比、兴诠释“形象思维”，使“形象思维”这个外来的诗学术语获得了中国文化、中国诗艺的内涵，并拥有了中国文化、中国诗学的个性。

赋、比、兴，是从《诗经》创作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是中国古代诗论中关于诗歌写作思维状态的描述和诗歌创作艺术手法的概括，是中国历代诗论家用以阐释诗艺的最要紧的传统概念。最早见于《周礼》，历代皆有阐释。至宋，朱熹在前人阐释的基础上，于《诗集传》中对作为艺术手法的赋、比、兴作了简明的概括：“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诗集传·葛覃注》）“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诗集传·轰斯注》）“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关雎注》）[15]

论及赋、比、兴，采用的正是朱熹《诗集传》中原话。用比、兴两法诠释“形象思维”，使中国传统诗艺与西方诗学观念沟通互译，正可使“形象思维”与中国传统诗艺认同。

但中国第二次“形象思维”的大讨论没有沿着的思路走，不是探讨中国传统诗艺和诗学，或给中国传统诗学一个现代的阐释，让“形象思维”与中国传统诗艺、诗论、诗学认同，使“形象思维”这个西方诗学观念中国化、民族化，而是首先把它作为一个认识论命题进行探讨。“形象思维”是一个美学命题，但是讨论必然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它与“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的关系，一些学人即以此为题向认识论纵深探索，如周忠厚的《形象思维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文学评论》1978年第4期）、何洛的《形象思维的认识作用》（《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孙慕天的《形象思维与认识论》（《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3期），以及笔者的《在艺术认识论领域里的一次漫游》（《群众论丛》1980第3期）。

把“形象思维”作为一个认识论命题，并不能解决艺术的特殊性问题，而这才是“形象思维”讨论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所以，讨论仍需回到美学领域里来。年鉴性的大型美学专业杂志《美学》创刊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刚刚创刊的《美学》第一期（7979年11月第一版）即刊载了四篇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专论，几近整个篇幅的四分之一。创刊号第一篇文章是朱光潜的《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来看》。颇为有趣的是，这个题目酷似四十年代后期胡风拟写而因故未曾写成文章的题目。他以丰富的美学和心理学知识涵养论证“形象思维”，无疑带有权威性。朱光潜从西方美学史上找例证又从西方近代心理学里找旁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总之，‘形象思维’古已有之，而且有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这是事实，也是常识……。”[16]翌年，朱光潜又针对郑季翘的申辩文章《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释文艺创作》（《文艺研究》创刊号，1979年），发表《形象思维在文艺中的作用和思想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继续论证文艺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新时期的美学研究，是从探讨“形象思维”问题起步的。1980年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当年第三期刊登了沈大德、吴廷嘉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辩证逻辑的一对范畴》，发表后作者寄给了钱学森，想听取他的意见。钱学森七月初复信。钱学森的《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一封信》，刊于年末一期《中国社会科学》“学术通讯”栏。[17]多学科研究的提出，自然科学家的参与，是改变“形象思维”问题学科指向的迹象。与此同时，文艺理论界仍然把它作为一个美学文艺学基础命题展开讨论。

在中国第二次关于“形象思维”问题论争的高潮时期，胡风还活在人间；胡风五十年代遭受极不公正的猛烈批判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曾经谈论过“形象思维”。八十年代初，这位多灾多难的文艺老人已近暮年，无力论争，只能追忆。胡风是一位爱写后记的作家，1983年底，他在为一篇文章写的“附记”中说：“形象的思维是美学上的一个中心问题。”因为排印中的他的评论集中有接触到“形象思维”的文字，想加以说明，但《后记》已拉得太长，这部分文字就独立出来了。这篇“后记”的“后记”，题为《“形象思维”观点的提出和发展》。

胡风在追忆中谈到他与“形象思维”的关系，追溯到三十年代：“1935年，我评介了苏联文学顾问会编出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我摘要说明的内容之一，是‘形象的思维’这个观点……我省悟到这个观点的重要性，作了一些说明。但只是当作方法（作者的“本领”），没有提到原则性的高度，也没有引起理论批评家的注意。”“1942年，我又一次提到了它。我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正式采用了‘形象的思维’这个说法，但那是为了批评把这个观点庸俗化地叫做‘形象化’的不正确的理解；而仍然是没有正面对这个观点本身做进一步的探讨。”胡风与友人伍禾就此进行的论争，已整整过去半个世纪了；但是“形象思维”还是“形象化”，依然是其后两次大规模论争中肯定论者与否定论者争论的焦点问题。[18]

肯定“形象思维”的信的披露引领“形象思维”这个国外近代美学概念与中国传统诗艺“比”、“兴”认同，使中国文艺界、学术界几乎人人成了“形象思维”的肯定论者。但是，“形象思维”否定论者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一些有相当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的人物，仍在有相当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的刊物表述了否定“形象思维”的学术观点郑季翘、马奇和毛星的三篇文章，有较为厚重的学术份量。

郑季翘在1979年创刊的《文艺研究》创刊号上发表《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释文艺创作》一文。编者认为“形象思维”问题长期以来看法不一，信发表以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加热烈；发表郑季翘最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以期引起不同意见的争鸣。当时正处于揭批“”高潮之中，所以郑季翘首先在政治上为自己申辩，用“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一节说清他前夕那篇文章的撰写和发表经过，证明他政治上没有站错队，而且有事实为证：“我是东北局决定作为东北大区的代表参加中央小组的。‘’及其爪牙不择手段地对我进行排斥和打击，把我驱出中央小组。”在政治上的申辩之后，接着进行学术上的申辩，学术上他仍然坚持前夕那篇文章的基本观点，认为那篇文章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着重阐述了人类认识的基本规律……并对艺术创作的思维活动试作了解释。”重申并坚持他前夕提出的公式：“表象——概念——表象”、“个别——一般——典型”。并公开申明他与“形象思维论者”的分歧的实质，“就在于是否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解释文艺创作”[19]。郑季翘这篇披露了一些内幕且观点鲜明地否定“形象思维”的文章，发表在严肃的有相当学术地位的文艺理论刊物上，但除了上文提及的朱光潜的一篇批评文章外，与他前夕那篇在文论界引起极大震荡的文字相反，在学术界并未激起些许细波微澜。其原因在于当时正值第二次大规模讨论之初，赞同的巨大声浪淹没了即使是相当清晰的不和谐声音。

马奇的《艺术认识论初探》（《美学》第3期，1981年）一文，开篇就把各学各派的看法准确地归结为“肯定形象思维”和“否定形象思维”两学两派，并申明他站在“否定形象思维”学派一边，重提郑季翘那个有很大争议的公式，这就表明他的学术观点是郑季翘观点的继续。马奇行文不仅否定“形象思维”，而且首先否定“抽象思维”。马奇用以否定“抽象思维”的论据是黑格尔的一篇不足四千字的短文《谁在抽象思维？》（1807年）；用以否定“形象思维”的论据是日本医学家角田忠信的《日本人的大脑》（1978年）。笔者研究了黑格尔短文的写作背景及其在黑格尔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查阅了角田忠信1981年4月在雅典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题讨论会发言的报导，以为马奇是由于看错了黑格尔的本意，因而未能否定“抽象思维”；也误解了角田忠信的原意，因而未能否定“形象思维”。

毛星的《形象与思维》（《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是第二次论争末期否定论者带有总结性的一篇长文，从哲学、心理学和美学的不同层面上对形象和思维的含义、特点，以及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进行了细微的辨析和论述。论证行将结束时，毛星表明了他与“形象思维”肯定论者的分歧：思维，“如果与形象联系，不论是观察形象，孕育形象或者塑造形象，要是有思维活动的话，那是对形象的思维，而不是什么形象思维，也没有这样的特殊思维。”[20]鉴于第二次论争大潮已过，毛星的文章带有论争的总结与终极性，笔者又撰写《思维与形象思维》（《社会科学评论》1987年第1、2期合刊）与之论争，沿着毛星的思路一步步辨析和考订他提出的每一个概念，指出其对“思维”概念的理解失之偏枯。

中国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第二次大规模论争，到1985年一1986年间，气数已尽，美学界文论界的学术注意力已经转向。这种转向，从论题的转变中可以清晰地看得出来。1985年，一些报刊资料分类已经取消了“形象思维讨论”专栏，而代之以“文艺创作的思维活动”；这一年发表的“形象思维”专论仍在1l篇以上，但以“艺术思维”、“创作思维”和“具象法”等为题的论文在14篇以上，以“艺术想象”、“自由联想”和“艺术构思”等为题的论文在20篇以上，本来可以冠以“形象思维”为题的文字已易题作文。1984年开始，中国文论界的理论热点已经转移到方法论的讨论，所以1984年被文论界称为“方法论年”。其后，又转向“主体性”问题的讨论。

20世纪下半叶，中国关于“形象思维”的两次大规模论争于80年代中期已经终结。但是，作为一个歧义多端的学术命题，80年代初就开始分叉。一条思路是作为认识论命题，探讨其哲学、心理学层面的意蕴；“形象思维”走出美学、文艺学领域、到“思维科学”领域寻找归宿。另一条思路是坚持把它作为美学、文艺学命题，在认同于中国传统诗艺的“比”、“兴”两法的话语已无甚新意之时，又尝试与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意象”理论结缘。

向认知科学寻找家园 （尾声i： 1980— ）

如果说1977年底披露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一封信，揭开了“形象思维”问题（作为美学文艺学命题）第二次大规模论争的序幕；那么三年后的1980年底发表钱学森关于“形象思维”问题（作为一种普遍的思维形式）的一封信，就意味着“形象思维”将去寻找新的学科归宿。

钱学森的信认为，“形象思维”是一种思维形式：“我同意一般说来，提出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是指思维形式而并非思维内容”；认为不能再用人文科学的方法，而要改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思维科学不能用‘自然哲学’的方法，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即不能光用思辨的方法，要用实验、分析和系统的方法。”[21]其后，他在《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1981年，《自然杂志》第1期）一文中提出了“形象思维学”的建议，在《关于思维科学》（1983年，《自然杂志》第6期）的专论中，把“形象（直感）思维学”作为“思维科学技术”三门基础学科之一。

1984年，经过近五年的探讨与酝酿，“思维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似已得到人文与自然科学界多数学人的认同。于是同年8月上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思维科学讨论会”，钱学森在会上作了题为《开展思维科学的研究》的长篇报告（全文载《大自然探索》1985年第2期）。《光明日报》在第一版报导了这次会议，称钱学森在会上提出“形象思维”是研究思维科学的“突破口”；认为“形象思维”研究的进展和突破，不仅孕育着一场科学革命，而且将引起一场技术革命。[22]

就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文艺界、学术界第一次大规模的“形象思维”论争始于本世纪50年代中期，其时，作为一门综合的新兴学科的“认知科学”在西方已经诞生。米勒（george a miller）认为认知科学诞生于1956年9月11日，因为是年9月10—12日在麻省理工学院开了一次会，到会的有申农、维纳、乔姆斯基、赛蒙和米勒等人；他们代表了信息论、控制论、实验心理学和理论语言学等不同学科；讨论了共同关心的认知问题。[23]由于众所周知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屏障，中国知识界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对此几乎一无所知。所以中国文艺界、学术界第一次“形象思维”论争规模虽大，持续时间亦长，但始终囿于美学、文艺学领域。

中国知识界第二次关于“形象思维”的大规模讨论始于1978年初。中国学人80年代伊始就提多学科共同研究“形象思维”问题。但是，中国知识界其时只是模糊地、朦胧地意识到多种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尚未能清楚地描述各学科之间的谱系图。其实，在中国知识界第二次开展“形象思维”讨论的同一年，即1978年，国外科学界已经提出了研究“认知科学”时各学科之间关系的草图，即“认知六边形”[24]：

认知科学从心理乃至生理层次上，试图解决“形象思维”的心理和生理机制。谟敦·亨特（morton hunt）在介绍认知心理学的专著《人心中的宇宙》（1982年）中认为：认知科学对人类的心智进行重新评估，发现人的心中有一个世界：“这个内心中的世界对外部世界摹拟得非常酷似”。在论及形象、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时，亨特引用舍帕德的话说：我们多半时间里是不用语言思维的，“在人类历史上，人是先用空间的类似物或表象进行思维，后来才用语言思维的，用语言的思维就是建立在那基础之上的。”“言”、“象”关系，“象”在“言”先，“象”是“言”的基础。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斯蒂芬·m·柯斯林多年研究人如何使用储存在记忆中的视觉意象问题，亨特说柯斯林的见解证实了：“我们使用储存的意象时，这些意象好像是投射到心中的屏幕上的胶卷或磁带一般，我们就能仔细观察它们，仿佛它们已变成真实的画片。”有些心理学家认为：我们有许多最重要和创造性的思维是靠运用意象而不是运用语言来进行的。”[25]近现代许多杰出科学家的重大科学发现，其心理过程是最好的例证。

认知科学是下世纪有极大发展前途的一门综合科学（或学科群）。1995年5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到当代科学前沿及发展趋势时，“认知科学”列在第二位（第一位是“生命科学”）：大脑，“它除了逻辑思维、抽象思维，还有形象思维”[26]。“形象思维”似在“认知科学”领域中找到了可以安居的家园。

经“意象”研究而转世（尾声ii：1986— ）

意象，作为中国古典诗学概念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大约始于80年代中期。意象研究成为诗学和美学研究的热点课题，是由“形象思维”研究引发并与“形象思维”研究热伴生的一个学术现象。最早的一篇是敏泽的《中国古典意象论》）（1983年，《文艺研究》第4期），继而有陈良运的《意象、形象比较说》（1986年，《文学遗产》第4期）、吴调公的《神韵论与意象主义》（1988年，《文艺研究》第3期）和朱良志的《“象”——中国艺术论的基元》）（1988年，《文艺研究》第6期）等很有见地的意象专论问世。陈植锷的专著《诗歌意象论》（1990年），则以“微观诗学”为研究视角，审视了它对中国三千年诗歌史的影响和作用。意象研究的深人，始终集注于中国古典诗学观念的钩沉与梳理，这是中国近10年来“意象”研究的基本学术风格。

我把1986年定为“形象思维”向“意象”研究转世的年份其理由有三。第一，80年代中期第三世界的文化寻根热明显地影响了中国人文科学界，其时文论界开始从自己民族的诗学资源中寻找可供发掘和阐释的概念，与“形象思维”相似的诗学概念是“意象”，“意象”研究的活跃，是学术研究向民族传统文化、传统诗学回归和深入的最初信号。第二，是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至1986年第1期），把研究的视点从客体引向主体，与这个论题相关的是把“形象”引向“意象”。第三，是一本切中命题的审美直觉心理学专著中译本的出版。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的《视觉思维》（visual thinking，1969年；中译本，1986年，光明日报出版社），是一本以“意象”为研究对象的审美心理学著作，译者认为它涉及的知识面和理论上达到的深度，“都是我国读者前所未见的”；“我们在‘形象思维’问题上的许多争论之所以僵持不下，无所发展，原因就在于缺乏理论的深度和科学知识（尤其是艺术心理学方面的试验）。”[27]

如果说50年代中期中国学人对于一度引进的别林斯基诗定义曾经趋之若鹜，一而再地激起巨大的研究热情；那末30年后的80年代中期，中国学人对于引进的阿恩海姆意象理论却相当冷漠，至今未曾引起中国古典诗学研究者的兴趣和关注。

颇有意味的是：别林斯基一个半世纪之前提出的“形象思维”诗学定义，其思想之源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美学观念；而本世纪60年代末阿恩海姆建构的“视觉思维”理论框架，其思想之源仍是德语国家的一个心理学流派——“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无怪乎撰写过《科学思维中的意象：创造20世纪的物理学》（1984）一书的阿瑟·i·米勒指出：“形象思维”（visual thinking）“是德语文化背景特有的心理意象方式。这种方式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伊曼努尔·康德”[28]

“意象”不仅是东方诗思的独特遗产，也是西方哲思的传统智慧。阿恩海姆在《视觉思维》一书中指出：强调感知在人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是东西方古代贤哲的共同思想财富。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直接的视觉是智慧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源泉，“心灵没有意象就永远不能思考”[29]；中国的道家认为感知能把握充斥天地宇宙的“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周易·系辞上》）“象”（形象）源于外（外宇宙），“象”（意象）生于内（内宇宙）。作为美学、文艺学命题的“形象思维”观念，在中国文艺界、学术界争论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似已销声匿迹，是否能借“意象”研究而转世？

注释：

[1] [4] [6]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1、52；211；315、316页。

[2] 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7页。

[3] 满涛：《关于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7卷。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第552页。

[5] 尼古拉耶挂：《沦艺术文学的特征》。《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学习杂志社，1954年版，第145,182页。

[7] 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著：《文艺学新论》（修订本）。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1页。

[8] 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第186,187,190页。

[9] 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4章第1节。

[10][13] 王敬文、阎凤仪、潘泽宏：《形象思维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在我国的流传》。《美学》第1期（1979）,第200、201；201。

[11] 胡风：《剑、文艺、人民》。泥土社，1910年版，第145页。

[12] 胡风：《胡风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4 365页。

[14] 郑季翘：《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红旗》，1966年第5期。

[15] 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版，第3、4、1页。

[16] 朱光潜：《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来看》。《美学》第1期（1979年），第5页。

[17] [21] 《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18] 胡风：《“形象的思维”观点的提出和发展》。《艺谭》（合肥）1984年第3期。

[19] 郑季翘：《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释文艺创作》。《文艺研究》1979年第1期。

[20] 毛星：《形象与思维》。《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21] 《光明日报》1984年8月10日。

[23] a、李家治：《国外认知科学介绍》。《思维科学》1985年第2期，第70页。b、 howard gardner：《认知科学：最初的几十年》。《思维科学》1988年第2期，第41页。c、另一种见解认为认知科学诞生于70年代中期：“认知科学”一词于1973年由“朗盖特·希金斯开始使用，70年代后期才开始流行。1975年，斯隆基金会开始考虑对认知科学的跨学科研究计划给予支持……。1977年，题为《认知科学》的期刊出版了。”（艾卡特·席勒尔：《为认知科学撰写历史》。《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第6卷，第7页。）

[24] 同[23] b。

[25] 谟敦·亨特：《人心中的宇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0、253、90页。

[26] 周光召：《迈向科技大发展的新世纪》。《中国科学报》1995年5月29日。

[27] [29] 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数学艺术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高职医学毕业生 论文撰写 护理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4-0289-01

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大量的人类未知领域被认识、发现、开发，这些科学成果传播的最好媒介和途径就是“文章”。 据国外资料统计：世界图书资料每15年增长1倍，而近50年已增长10倍。世界每年发表自然科学论文600万篇，如果再算上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论文，数量就更加惊人。所以，论文写作在科技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医学院校肩负着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医学人才的重大任务， 要成就一批当代合格的医学人才，要求他们不仅要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还应具有良好的综合素养，尤其应该具有科技创新意识和能力，论文撰写就是培养这种能力的一条较好途径。“写作”是人们运用书面语言表情达意，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1] 医学生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尤为重要，因为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在工作实践中总会遇到一些依靠现有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进行改革和创新，从而减轻患者的痛苦，促进患者早日康复，必须要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对成功的经验进行推广，失败的教训加以总结，进行论文撰写十分必要。

一、高职医学毕业生对论文撰写不够重视的现状

高职医学毕业生对于学生论文撰写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有很多高职院校基本还没有开设论文撰写指导课程，更没有把毕业论文作为高职医学毕业生的一项重要考核指标。没有作为指标就没有评判标准也就没有训练指导，最终导致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对于护理记录、交接班报告书写、医嘱的处理甚至是科研能力都较为薄弱，直接影响着临床医疗和护理工作质量。

1.观点表达不清

在进行学术研究时都可能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况，在动笔之前似乎想了很多，但写出来就很少，或者根本写不出来。这说明想得还不够多，思绪可以是“天马行空”，但写论文需要逻辑构思。思绪是意识流，写作是文字流，从意识流到文字流，大部分东西被过滤掉了。[2] 论文撰写就会存在构思混乱，论述课题逻辑性差，观点不能明确表达的现象。

2.缺乏原创性

论文撰写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也就是常说的缺乏原创性，往往是全部引用别人的观点，没有做到旁征博引。

3.格式错误

在确立论题的时候不知所措，即使是确立了论题，在写作的时候也会出现各种格式错误的现象，导致毕业论文无法完成。

4.可读性差

医学论文撰写应具有实用性、科学性、先进性（独创性）、可读性等内容。[3] 由于医学生对论文撰写领会不深，写出的东西不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或是可读性，还停留在普通写作水平层面上，导致论文无法通过。

二、高职医学毕业生对论文撰写不够重视的原因

1.原因分析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高职医学院校的毕业生在医学论文撰写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高职医学人才培养的更好实现。为使我国高职医学院校毕业生在论文撰写方面得到进一步提高，现主要针对高职医学院校毕业生在论文撰写不够重视方面作出相关分析，以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1.1作为选修课的误区

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对医学写作课程的开设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有的学校将医学写作作为选修课，让学生自学，由于生源素质差，加上非专业课，学生普遍不予以重视，形同虚设，难谈学习效果.[4]

1.2开设写作课程时间过早

虽然有的院校将医学写作作为一门必修课，但课程开设一般是在学生刚入学的时候，对于论文及写作没有概念。由于医学课程专业性非常强，需要专业老师通过指导与实践相结合来进行授课，学生对于一些医学名词、医学术语等还不能透彻理解，会觉得现在学习为时过早，姑且听之。

1.3对写作的厌倦心理

对于一直以来都是以应试教育为主的高中生来说，本身就会对写作产生一种莫名的厌倦心理，再加之文学功底较差，基于这样的状况多数学生对论文撰写未产生足够的重视，更不可能写出合格的论文。

1.4缺乏合适的教材

目前高职医学院校还缺乏能将医学、写作及临床联系紧密相配套的教学教材，或者说还没有找到更适合作为医学生论文写作指导的教材。

2.改进措施

高职医学毕业生如何写好一篇合格或是有价值的科学论文，不仅应该具备丰富的医学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而且还要有一定的写作技巧，才有可能完成一篇合格的有价值的科学论文。为了摆脱高职医学毕业生论文撰写不足的现状，针对高职医学院校没有开设或是已经开设但还存在诸多不足的论文写作课程，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使得医学论文写作课程设置更合理化、科学化。

2.1作为必修课

将医学论文写作设置为必修课，选择合适的教材，聘请有丰富的编辑经验和写作经验的教师进行授课。由于论文辅导老师的工作量很大，时间和精力有限，另外辅导老师可能不具备全面丰富的临床医学理论知识，此时学报编辑可利用自身的专业特长和优势作为特邀的论文辅导老师参与对学生论文写作的指导，必要时还可以讲座的形式给医学生论文写作提供帮助和指导。

2.2灵活的教学方式

可采取小组讨论、师生交流等方式，改革枯燥的教学方法；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式，让学生多进行论文写作，并参与论文修改和评论；教师可选择一些优秀的论文作为范文讲解，鼓励学生在校期间，使学生在学校打好基础，毕业后能写出和发表合格的科研论文。

2.3定期学习

定期组织学生到本校的编辑部去实习，在实习过程中主要让学生了解一些编辑方面的知识，以加深学生对论文书写格式以及规范化的认识。

在高职医学院校开设医学论文写作课程将有助于医学生论文写作及科研能力的培养，能提高医学生的医学论文写作水平和科研技能水平，对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医学人才，推动现代医学界学术的发展和传播，促进我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邱瓞曾.医学科技写作[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7-9.

[2]卢绍华.浅谈高校教学研究论文的写作过程[J].现代教育科学，2012，（9）：55～57，104.

[3] 史继学. 医学论文写作.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M]，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