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论文范文

社会组织论文范文第1篇

“居家养老”概念最先由西方国家提出。在国外，居家养老服务一般称为“老年人社区照顾”。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了“在合适环境中养老”的理论，英国更是较早开始推行社区照顾的国家。之后，各国纷纷效仿，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的老年人社区照顾服务已走向成熟[3]。国内有关居家养老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学者们还没有对居家养老的涵义作出明确的、一致的解释，但大部分学者赞同居家养老是一种社会服务和家庭养老相结合的现代养老方式这一观点，即居家养老是指老年人在家中居住但却享受社区为老年人提供的养老院式服务的一种社会化养老模式[4]。2008年全国老龄办的“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中将居家养老定义为：政府和社会力量依托社区，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方面服务的一种服务方式。孟艳春（2010）认为，居家养老服务是指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为，以养老制度为保障的养老体系，也被称之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5]；杜少英（2013）等认为居家养老服务就是老人以家庭为核心，社区为辐射点，政府和社会提供制度政策和资金的保障，为老人提供各种养老服务[6]。综上所述，所谓“居家养老”可以理解为，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依靠，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为主要内容的养老模式，养老功能的全方位性、养老资源的多元性、养老体系的多层次性、养老体系的开放性和优势互补性是该模式的四个主要特征[7]。居家养老是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有机结合，是把社区养老延伸到家庭的一种社会化养老模式。更进一步说，居家养老就是综合运用社会网络与现代信息技术，是融合个人、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市场、政府共同参与的一种多元养老服务。

二、政府在居家养老服务中的价值功能

居家养老都是在政府的推动和扶持下发展起来的，但政府一定不要大包大揽。政府应加强规划引导，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则，放宽居家养老服务经营范围核定条件，扶持发展居家养老服务组织和服务企业。建立健全居家养老服务社会组织和加盟企业的准入和退出机制，签订服务提供协议，实行服务质量监控，对信誉度高、服务优质的组织和企业进行重点推荐、优先派单，反之，实行末位淘汰，确保服务质量。

（一）居家养老服务具有部分公共服务的属性，政府在居家养老服务中要坚持保基本的原则。《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规定，各地公办养老机构要充分发挥托底作用，重点为“三无”（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和扶养能力）老人、低收入老人、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无偿或低收费的供养、护理服务。也就是必须从贫困的角度考虑老年人，但也不是包揽这几类老人所有的服务，只提供基本养老服务。

（二）政府在居家养老服务方面的功能还包括建立良好的机制。针对社会组织发展不足，就需要建立相应的标准机制来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从服务内容、管理机构职责、服务机构准入退出、从业人员要求、服务对象确定方面提出规范性要求。北京等地在居家养老服务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标准，如自理、半失能、失能老年人的陪护、家政、做饭、洗衣等诸多服务范围，十分具体细致，对于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质量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在大力落实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标准方面，要严格按照人均用地不少于0.1平方米的标准规划城市养老服务设施，这个0.1平方米就是标准。在信息服务平台的标准方面，要紧密结合所辖区域大小、老年人数、服务需求量等实际，分级构建省、市、县三级平台，承担不同的任务，使信息服务平台作为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的载体，更好地成为连接老年人和服务组织的桥梁和纽带。

（三）政府在居家养老服务中更要做到规划科学化。在国外养老设施建设过程中，除了高端的设施，通过招投标的形式，交给社会组织。其它的养老设施，星罗棋布，分布合理、高低搭配，都是由政府科学地进行规划。还要坚持主体多元化，包括政府、社会、市场、个人共同提供居家养老服务[7]。政府必须发挥引领作用。一旦社会力量发展起来，就要由社会力量要保证供给，确保最少的投入、更高的效率、更专业的服务。市场主要是满足一部分高端人群的个性化的需求，这部分高端人群大约只占到养老人群的10%。个人和家庭在全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还不能满足自己养老需求，则由政府和市场以及社会来提供补缺性的养老服务。

（四）政府在居家养老服务中要对社会组织提供政策支持。包括减免规费、水电气有线电视收取民用价格、建设补贴、运营补贴、护理补贴、意外伤害险补贴、项目补贴等都要提供政策上的支持。

（五）政府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要强化对社会组织的监督[8]。养老是公共事务，政府家庭共同承担养老责任；但政府做不好的，要交给社会组织来做，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对社会组织参与居家养老的行为进行系统监督。

三、居家养老服务社会组织的培育

社会组织在居家养老服务过程中，存在服务覆盖面小、服务项目单一、服务专业性不强、服务辐射的对象有限等问题。社会组织不是生来就有的，如何培育一批专业性的社会组织，让社会组织发挥其在居家养老中的积极作用是大问题。

（一）购买服务。居家养老服务中除了一些高端服务外，大部分养老服务都是微利服务，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引导和经费补助，企业、社会力量参与的热情都不会很高，持续发展的难度将大大增加。建立居家养老服务补偿和激励机制，积极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使需要服务的“三无”老人、低保及低收入老人、重点优抚对象、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等保障对象，能得到政府资助。在确定政府购买服务的对象、范围和补助标准时，要根据本地老年人的构成状况和财力状况，量力而行、分类定标、科学测算、补助到人，优先保证政府“兜底”的保障对象的服务要求，再逐步扩大到其他老年人，实现可持续发展。可以采用招投标方式，列举不能购买服务的负面清单。凡是过程性的服务都可以购买。通过购买服务激发市场活力，对居家养老服务中能够与政府职能分离的服务功能，都要尽可能交给社会组织和企业去办，逐步形成政府引导、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市场化方式具体操作的运作机制。成立相应的项目，鼓励社会组织应标，做到精细化管理。包括等级评定、业务培训、调查评估、考核审核、日常管理都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进行。

（二)市场运作。社会组织不能仅仅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购买服务只是起引导作用，必须市场运作1.公办养老机构市场化运作。养老从重机构到重社区，把机构养老带回家，把居家养老搞成寄宿化的居家养老，不仅满足了老人的心理需求，又获得了专业化的服务。上海闵行区至2020年，全区社区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平台将达到100个，其中长者之家15家，含日间照料、助餐服务等基本服务功能的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85家，而城镇社区居家养老15分钟服务圈也将基本形成。闵行区已明确各街镇现有的公办养老机构在2017年前全面实现公建民营[9]。2.信息化运作。兰州市城关区虚拟养老院，从2009年12月成立至今，通过信息化运作编织起来的养老服务网络，到现在的五年时间，加盟的养老组织126家，服务了255万多老人，实现了对老人和加盟组织的信息化管理。2014年8月，甘肃省民政厅和甘肃省老龄办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平台建设的实施意见》，9月份与中国电信甘肃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对发展居家养老服务从整体上进行了规划。在发展目标上，提出要加快构建较为完善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到2020年，实现“15分钟养老服务圈”。3.连锁化运作。社会组织不可能全天候24小时上班，可以按照每6个小时为一个班次，排队进行，但一定要注意统一标示和统一着装。这是从时间上的连锁化。传统的居家养老社会组织通常一个护理人员什么都做，平均一个人只能照顾3-4个老人，如果采用连锁化运作，把任务条块分割，洗衣、做饭、卫生、医疗照顾各司其职，专人负责，人均能照顾7-8个老人，提高了效率，还降低了人员成本。再次是组团化运作。每个养老社会组织各有长处，必须吸纳共荣。在同一个房子里面组团，提供一站式服务，免费提供场地，也不收取加盟费，社会组织帮助政府树立品牌，树立政府公信力。4.友邻化运作。2015年1月15日，贵阳市观山湖区世纪城社区国内首家“友邻之家”正式开放。“友邻之家”这种新型社会组织公益服务模式，在甘肃特别重要，甘肃土地面积大，人口多，但经济发展落后。而”友邻之家“可以有效整合社区内部的公益力量，让自主互助精神在社区内生根发芽，促进和谐养老氛围的形成。南京有120多万老人，98%是居家养老，约需居家养老护理员4.3万人，而目前全市持证上岗的专(兼)职养老护理员只有3000人，养老护理员缺口达4万人，只能就地解决。“家属照料型”友邻模式就应运而生了，这在全国是个创新。5.中心化运作，社会组织进入街道，以街道为中心，每个社区都利用起来，像卫星一样，整个街道全被社会组织覆盖。

四、居家养老服务社会组织的监管

社会组织总体上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社会组织能力偏弱，公信力有待提高，必须实现有效的监管，避免社会组织的消极作用，促进社会组织依法健康发展。

（一）信息化监管。可以实时监管助老卡的使用情况，呼叫终端的利用情况等；可以使用传感器监管，如使用腕表，将老人的脉搏血压等生命体征传递给平台、给孩子；可以使用定位监管，监测护理员行动轨迹。

（二）专业化监管。可以通过呼叫终端呼叫量来评估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服务到位率来进行社会组织的评估，包括服务方式和服务时间，服务满意度等；可以通过抽查的方式对服务社会组织进行每个季度的评估，如深圳市民管局于2014年10月8日颁布实施《深圳市社会组织抽查监督办法》，在全国率先推进社会组织抽查工作。每次随机抽取抽查名单后，在不提前告知抽查对象的情况下，前往社会组织注册地址进行检查。抽检全过程向社会公开，并邀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及社会知名人士参与，同时联系媒体进行动态跟踪报道[10]。

（三)社会化监管。通过行风监督员、媒体记者、志愿者、人大政协，立足居家养老协会，变社会组织的负面影响为正面影响，实行监管。

（四）行政化监管。社会组织的阶段性目标可以量化的，用目标进行监管；每个月都要把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工作通报，通报给每个区（县）的区委书记、区长、分管区长、民政局一把手，组织部长，工作前3名，用红笔，后3名，用感叹号，然后给每个区（县）一份表扬信，让每一个护理员、每一个养老组织、每一个相关领导都要树立监管意识，邀请市政府督查办监管，对于护理员、护理组织被投诉，采取行政处罚，做到赏罚分明。

（五）行业自律。居家养老社会组织要在制定规范，让每一个成员在自律的基础上有效实现行业自律，可以拓宽行业覆盖面，吸引更多的养老社会组织加入到居家养老，通过增加社会组织的数量，增强养老社会组织的代表性和行业影响力；可以通过加强宣传推广，让社会组织制定的行规行约和自律性制度得到养老社会组织的认同、社会的认可，扩大社会影响力；可以主动承接政府部门转移的公共服务职能，积极参与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和行业发展规划、行业准入条件等的研究和制定，提高政社合作度。居家养老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监管必须实现工作理念从“重登记轻管理”转变为“轻登记重管理”；工作方式从“事后被动式处理”转变为“全程动态式检查”；工作模式从“运动化整治”转变为“常态化监管”，让社会组织不想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实现居家养老社会组织的良性循环。

社会组织论文范文第2篇

(一)法制建设滞后

目前，从整体来看，我国关于社会组织的法律管理框架尚不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存在着法律位阶不高、涵盖面不够、操作性不强且相关条款彼此缺乏衔接与协调等问题。

按照是否统一于一部法律规范文件的标准划分，我国既有的涉及社会组织管理的法律规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性的法律规范；另一类是非专门性的法律规范。前者主要由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组成，除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等四部行政法规外，其余的多是政府规章或者部门规章，法律效力等级偏低。后者主要由内容涉及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法律或法规组成，如《公益事业捐赠法》《信托法》《合同法》及《民办教育促进法》等，虽然这些法律法规的效力等级可能高于前者，但由于它们都不是专门调整社会组织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法规，仅有少量法律条文涉及社会组织，因此，这一类法律法规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对社会组织的运营产生约束，反而有可能与专门性的行政法规产生矛盾，带来管理上的冲突。

例如，我国《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但是，在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又允许民办教育的投资者获得利润回报。不同位阶的法律法规之间出现的这种“打架”现象，不仅令社会组织的管理者们无所适从，还给社会组织自身以及社会公众评价其运营活动的合法性带来了冲突和摩擦，混淆了社会组织与营利企业的根本区别。

此外，在我国既有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这三部专门性的行政法规中，还普遍存在着法条粗疏、规定模糊、难以操作执行等问题。例如，这三个行政法规都明确规定社会组织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不得侵占、私分和挪用社会组织的财产；否则，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是，对于该由谁来负责制止和惩处这种行为、应按什么样的程序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侵占者为此该受到何种惩处，却没有明确的、可操作的具体规定，致使这些法律条文在现实的管理中难以落实、流于空泛。

总之，既有的社会组织法律管理制度，在满足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管理要求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改进空间和制度漏洞，这种局面不仅使社会组织的管理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还令某些社会组织的违法违规行为得不到及时惩处，社会组织成长和运营的环境受到污染。

(二)行政管理体制滞后

当前，我国对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制度仍然沿袭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双重管理体制，即由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分别对社会组织实施管理的双重负责的管理制度。这种管理制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是在控制社会组织发展、分散社会组织管理失范风险的理念下形成的，其原意是希望通过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合作，把好社会组织发展的“入门关”，对社会组织的运营进行全面的管制，从而达到纯洁社会组织发展、控制其发展规模的目的。虽然，这种管理体制的设计意图本来是美好的，而且也曾在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程度较低的时挥过良好的作用；但是，在社会组织急遽增长的今天，该管理制度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显露无遗，“双重管理”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双重难管”的困境。

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管理制度易造成业务主管单位的管理失度，即作为社会组织的成立审查和业务指导者，主管单位难以平衡和履行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责、程度和方式。由于我国的行政法规仅仅把行政管理机关作为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要求其必须履行业务指导及管理职责，并未对行政管理机关如何履行该职责作出具体规定，也未授予行政管理部门相应的管理职权，因而导致行政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管理的权责不一致，致使其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在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时，容易走向无为放纵和积极干预这两个极端。所谓无为放纵，是指行政管理机关借工作繁忙、人手不足、业务不熟等理由，逃避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责，任由社会组织出现管理漏洞，发生违规行为。而积极干预则是指行政管理机关借管理之名，对社会组织的人事管理、机构设置、日常工作、活动运营、财务开支等事务进行全面控制，侵犯社会组织的独立自治权；或者把社会组织视为自己的，成为其安置冗余人员、规避法律?谋取部门私利的工具。以协会为例，目前我国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行业协会已有4万余个，其中由民间自主、自发成立的仅占10％。大多数协会不是作为一种会员服务机构，而是准政府组织存在。一些不方便由主管部门或主管部门不能做的事情，包括不便收取的费用、不便报销的费用(交通费、通讯费、招待费、职工福利、奖金等)就全部交给社会组织处理，把社会组织变成了业务主管单位的附庸或寻租工具。

另一方面，这种管理制度还导致登记管理机关的管理无力。因为我国法律同样未对各级民政部门作为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如何承担社会组织的成立、变更、注销的登记或者备案，年度检查，行政处罚等监管职责给予切实的财政支持和赋权。民政部门作为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在对社会组织依法实施管理时，普遍面临着权力有限、力量薄弱等问题。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省市的民政部门还没有成立专门的执法机构实施其对社会组织的监管职责。与工商、税务、公安、消防等部门相比，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的监管缺乏基本的威慑力和必要的执法权力。对于违规或违法的社会组织，民政执法机构没有场所检查权、账户检查权，以及为保存证据所需实施的强制措施，只能通过谈话的形式予以调查取证，执法难度大、风险高。在依照现行法律，对社会组织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时，民政部门可适用的行政处罚手段单一、惩戒效力微弱。比如，对于非法组织，民政部门只能采取取缔的处罚手段；对于合法组织的违法行为也只能采取警告、停止活动、撤销等处罚方式，不能采取罚款、没收财务等经济处罚手段。而且，民政部门的处罚对象只能是组织，对于欺诈、私分、侵占、挪用社会组织财产的个人，或以社会组织为名进行敛财、经济诈骗活动的个人没有任何处置权，只能任其逍遥法外。

此外，从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的依法管理程序来看，由于缺少对个人或组织的简易处罚程序，因而对每一个社会组织的处罚案件都必须严格按照我国行政处罚条例的规定，遵照立案、调查取证、事先告知和召开听证会等流程进行，至少耗时一个月才能作出决定，这就给民政部门的人力、物力及财力造成较大的消耗。再加上经费匮乏、人员不足等因素的制约，直接导致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裹足不前、流于表面。

(三)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

社会组织自身必须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规章制度和民主机制，才能实现其公益目标与价值。然而，由于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较低，因而其内部的各项自律机制仍处于待完善状态。在很多社会组织内部，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民主决策制度不健全、内部监管流于形式的问题。

一些社会组织的管理者民主意识淡薄、家长制作风严重，常常通过“一言堂”、“一支笔”的方式，将社会组织的重大事项决策与日常运作管理权集中在个人或极少数人手中，破坏组织民主。其个人专断独行式的家长式管理模式，在影响社会组织职能履行的同时，还为个别人利用管理漏洞，贪污、侵占、挪用社会组织的资产留下隐患，这种现象在一些由政府部门或退居二线的行政领导兼任负责人的社团和单纯依靠创建者个人声誉成立的民间机构中，尤为突出。例如，曾经以“中国母亲”的形象获得无数赞誉和支持的胡曼莉，就是因为独揽丽江民族孤儿学校的一切权力、独自决定学校的大小事情，个人权力没有任何约束而导致学校的资金使用出现问题，引发跨国官司。

此外，不少社会组织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其内部管理松散，特别是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着印章管理混乱；财务不公开、不透明；缺乏必要的财务审计或审计流于形式；违规使用票据和经费等问题。这些现象的存在，除了直接导致社会组织的运作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低劣以外，使社会组织的资产处于高风险状态，直接纵容并催生个人的行为。例如，东莞市教育基金会的办公室副主任余某就是利用该组织印章管理混乱、财务审计缺失、贷款的发放和收取全由一人操作的制度漏洞，长期挪用公款378.3万元，给组织带来巨额的财产损失(四)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

除了法律规制和行政监管以外，社会组织的管理还需要其他机关、组织和个人的配合，由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多层级的社会组织监督体系来规范社会组织的运营及资金使用情况。不过，就我国社会组织的社会监督而言，也存在着监督机制不健全，社会监督力量薄弱，多层监管变成“谁也不管”的问题。

首先，对于社会组织社会监督体系的结构和问责制度，即何种机构、组织和个人可采用何种方式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这种监督权力如何得到保障和救济，现行的法律法规没有作出规定。其次，从现有的社会监督方式来看，还存在着监督渠道单一、不畅，监督权利难以落实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公众一般只能采取上访、举报或向媒体曝光等方式实现自己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权力，这种监督方式的效力较低，难以对违法违规运营的社会组织产生威慑，监督作用极其有限。再者，从社会监督的力量构成来看，社会组织在当前主要承受着来自大众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压力，一些原应由党和政府职能部门、立法机关履行的监督职责并未得到落实。例如，党员和党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监管力量之一，并未在社会组织的运营中发挥应用的监管作用，此外，由于我国社会组织的透明度不高，也没有相关法律要求社会组织必须对外，尤其是对公众披露其财务及组织运作信息，所以，社会组织自身也缺乏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的意识，对于来自外界的社会监督普遍持有排斥及不合作的态度。

二、完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具体对策

(一)健全社会组织的法律制度

这是规范社会组织运营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与核心的一步。对它的完善和健全，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其他管理制度的效力。在社会组织的法律管理框架设计上，首先应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尽快制定和颁布《社会组织(促进)法》，从总体上统一规定社会组织的性质、作用、法律地位、权利义务、管理体制、组织机构、财产权属、活动范畴及税收减免条件，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及有序管理提供基本指导。其次，可以考虑由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等有权立法机关成立“社会组织法律、法规清理工作小组”，对已有的法律、法规及规章进行清理，重点解决诸如《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与《民办教育促进法》之间关于社会组织宗旨及分工规定不一致等法律冲突问题，解决现有法律、法规之间的“打架”现象。第三，建议由国务院召集，会商发改委、民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中央业务主管部委，落实社会组织在营业收入、社会捐赠、政府采购资金等方面应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在管理登记、证照办理、土地使用、办公用房、公共事业收费等方面的费用减免政策，及在人事制度、职称评定、薪酬待遇、福利保障等方面的配套扶持政策。第四，敦促各地政府尽快建立健全的政府采购操作机制。通过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及评估机制，在实现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的同时，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二)改革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制度

首先，应从加快推进政社分开、政府职能转移的角度，变革业务主管单位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内容及方式。一方面，应在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内部统一并明确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权限，变以往若干个内部机构同时对其主管的社会组织进行模糊管理，为仅仅交由一个内部机构对其主管的社会组织进行统一的资质认定、业务指导。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理顺社会组织与其业务主管单位的关系，使二者在管理机构、人事安排、资产权属、办公场所等方面完全脱钩，达到既无行政隶属关系，又无人事派遣关系和资产关系的“三无”状态。

其次，应加强和改进民政部门作为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权限与方式，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完善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制度。一方面，应尽快通过“备案制”将大量未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纳入行政管理范畴，由民政部门或其授权的社区管理部门对其人员、结构、资产及重大活动进行监管，另一方面，应建立工商登记与民政登记的转换渠道，允许那些早年以工商形式获得登记的公益组织尽决转为非营利的社会组织。第二，加大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权限，包括适度扩充各级登记管理机关的规模和力量；在各级登记管理机关组建有场所检查权、账户检查权等强制执法权力的执法机构，专门负责惩处违反行政法规的社会组织，并由国家财政为其提供必要的办公经费。第三，严格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的年检制度，要通过对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具体落实，来改变以往“重登记、轻管理”的监管倾向，将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的行政机关落到实处。第四，要求每个业务主管单位都必须与登记管理机关建立定期的信息通报和日常工作交流机制，配合登记管理机关的执法行为。

(三)健全社会组织的内部管理制度

这是规范社会组织运营的内在条件与动力。实践已经证明，只有从社会组织内部完善治理结构，实现组织自律，才能真正有效地控制和约束社会组织的行为。因此，要重视和完善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建设，充分发挥理事会、会员大会等机构的监管作用，健全与落实社会组织的内部民主制度，鼓励社会组织成员参与组织决策，对组织各项管理制度的落实发挥监督作用；要建立社会组织的信息披露与机制，要求社会组织向社会公布其基本信息；要规范社会组织的财务管理制度，提高社会组织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四)创新社会组织的社会监管机制

社会组织的规范运行需要来自全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外部审查和监管。具体而言，这种外部监管制度主要由以下几个层面构成：第一，加强党组织的监管。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方针和法宝。我们应在充分考虑社会组织“灵活、小型、多样”特点的前提下，努力根据社会组织的发展规律，采取独立、联合、挂靠、改建、指定、派遣等多种方式在社会组织内建立党组织。并通过党组织的日常活动，实现对社会组织工作方向的指导和监督。第二，健全司法监管。可以考虑将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定监督机关在法律上拥有对社会组织公益财产的保护职权，当社会组织的公益财产被侵犯时，赋予人民检察院提讼的资格。第三，鼓励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要充分发挥和行使媒体及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与权力，建立便利群众的监督平台与方式。要在巩固传统的监督渠道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引进新的监督方式，如通过设立公共举报机构、党员举报信箱、开通公共举报电话、网络举报系统等，鼓励群众对社会组织的违规行为进行检举，提高社会组织违规运营的风险和成本。

[摘要]由于我国现行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存在着法律和行政管理制度滞后、社会组织的內部管理与外部监管机制不健全等缺陷，从而导致我国的社会组织在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治理问题，因而需要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完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提高社会组织的运行规范和效率。

社会组织论文范文第3篇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国家自产生后就不断回归社会并逐渐消亡，最终过渡到个人自由的联合体。［3］这一历史进程可以分解为两个目标一致的相向运动:一个运动表现为个人通过自由联合，形成形形的社会组织;另一个运动表现为国家逐渐消解，社会组织逐渐强大，并逐步取代国家的部分功能。当个人的自由联合与国家的分化消解达到一定程度时，介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第三域”就产生了，个人—国家二元对立的主体结构就转型为个人—社会组织—国家三足鼎立的主体结构［4］，由此形成了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第三领域三个生活领域。这三个领域“相互之间有恰当的张力，但彼此又并不绝对对立与拒斥，相互间以一种张力中的和谐构建起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结构”［5］。正是在社会主体结构呈现出三足鼎立、社会生活分化为三个领域之后，西方现代宪法才得以产生。［6］现代国家中的社会组织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主体性。虽然由个人组成，并受国家制定宪法约束，但社会组织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宪法主体，具有独立的人格［7］，拥有独立的意志，享有宪法权利，承担宪法义务。在这一意义上，社会组织是个人、国家之外的“第三类宪法主体”。第二，自治性。自治是指“个人或群体缘于特有的自主品格而管理自身事务，并自行选择行为方式和承受行为效果的生存状态”［8］。社会组织的自治性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自主地制定自治章程。“自治意味着不像他治那样，由外人制订团体的章程，而是由团体的成员按其本质制订章程。”［9］二是对内自我管理。依据组织章程产生管理机构，自主地管理内部事物。三是对外活动自由。依法成立的社会组织依据宪法、法律、组织章程自由活动，不受任何个人、国家等非法干涉。第三，民主性。自治的社会组织必须是一种民主的组织。［10］各国宪法都以不同的方式规定，社会组织的产生、内部管理、对外活动都要遵循民主的原则，如1958年法国《宪法》第4条第二款规定:“各党派和团体可以自由地进行活动，但必须遵循国家和民主原则。”时至今日，民主已经突破了政治生活，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形成了多元民主的态势。在现代国家中，社会组织受制于三足鼎立的主体结构与三元分立的生活领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功能:第一，社会组织可以满足个人多元相异的社会需求。人性是复杂的，人的社会需求也是多元相异的。为了满足多元相异的需求，个人必须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关系，把自己镶嵌在形形的社会组织中，通过“互助”实现自己的目标。正因为社会组织能够满足个人多元相异的社会需求，美西尔说:“个人所参加的不同团体的数目是文明社会的准绳之一。”［11］第二，社会组织可以促进民主参政，有效影响国家活动。个人自由不仅要求国家不干涉个人生活，而且需要个人参与政治生活。这种有效参与既是利益表达的途径，也是影响政治运作的重要方式。然而，在国家这个“利维坦”(在《圣经》中象征邪恶的一种海怪)面前，个人几乎就是一个“侏儒”，力量非常渺小，以代议制为主导的政治参与模式既无法有效表达个人诉求，也无法影响政治运作，具有相同利益追求、政治诉求或价值观念的人参与、成立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组织表达诉求，从而影响政治运作，通过社会组织影响政治运作，已成为现代国家的重要政治现象。③第三，社会组织可以有效协助政府管理公共事务。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是政府改革的方向。有限政府将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垄断④，鼓励社会组织协助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由于具备民主性、自治性、开放性等特点，社会组织参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不仅可以有效化解科层制官僚体制的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与强制主义［12］，还可以强化公民的主人意识与责任精神，提高公共政策的可接受性。在这一意义上，社会组织是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好助手。

二、社会组织在我国宪法体制中的权利缺位:文本考察

宪法作为法治国家的根本法，是一切社会主体的最高行为准则。中国《宪法》为社会组织确立了什么样的最高行为准则，既关涉到宪法文本的修改，也关系到宪法体制的完善，因此是一个值得政治家、法学家思考的问题。我国《宪法》中的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是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第三类主体，属于社会组织的范畴。在中国，由于与国家的特殊关系，将政党视为一般意义上社会组织，于法、于理、于现实都说不通。企业事业组织要么属于国家所有，要么以营利为目的，且宪法、法律对其组织形态与运作方式也做了明确规定。据此，官方文件所说的社会组织应该是《宪法》中的社会团体。⑤1998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将社会团体界定为“由公民或者单位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这一界定与国外的非政府组织(NGO)基本吻合。《宪法》直接涉及社会团体的条文有7处，分别是“序言”最后一自然段、第五条第四款、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根据宪法规范对宪法主体的引导作用，《序言》最后一自然段关于社会团体的规定、第五条第四款、第七十一条第二款都是义务性宪法规范，要求宪法主体必须以积极作为的形式履行一定的义务;第三十六条第二款是禁止性宪法规范，禁止宪法主体做出一定的行为。⑥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分别禁止社会团体干涉审计权、审判权、检察权的独立性，因此也属禁止性宪法规范。义务性宪法规范设立的是积极义务，禁止性宪法规范设立的是消极义务。由此可见，在我国《宪法》文本上，社会组织只承担义务，不享有权利。这种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规范创制模式，既不符合制度设计的效益原则，也不能体现权利本位的法律理念，更有违人权保障的政治要求。制度经济学要求任何制度必须是有效益的，即实现制度的成本小于制度实现所带来的收益。由于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因此义务实现对社会团体自身没有任何效益。接下来要考察的是，义务实现是否会增进第三方的利益。《宪法》序言最后一自然段规定，社会团体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第五条第四款规定，社会团体必须遵守宪法，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这两个条文都是指引性规范，被指向的规范是《宪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指引性规范的效益取决于被指向的规范的效益。如果被指向的规范无效益，指引规范也无效益;如果被指向的规范有效益，指引规范也有效益;但根据下文分析，被指向的规范是无效益的，因此这两个指引性规范也是无效益的。《宪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社会团体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不干涉公民，所带来的效益保障了其他公民自由。但问题在于，如果宪法不拟制这一主体，就根本不会存在社会团体非法干涉公民的问题，这不更一劳永逸地保护了其他公民的自由吗?相反，拟制了这一纯粹义务主体，义务的不履行不仅损害了公民的自由，还额外增加了强制执行的成本。《宪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社会团体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社会团体履行义务对调查委员会确实有益，但问题在于，宪法不拟制这一主体，其他主体会填充、代替这一任务。因为其他掌握相关材料的主体，也有义务提供。相反，拟制了这一纯粹义务主体，义务的不履行不仅无益于调查委员会，还会增加强制执行的成本。《宪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社会团体不得干涉审计、审判、检察的独立性。如果社会团体仅仅是一个消极义务主体，那么完全可以不拟制这一主体。因为不存在这一主体，就不可能有任何“干涉”的问题了。综上所述，凡是义务，都存在不履行的可能性。当义务不能履行时，国家必须强制履行。然而，履行与强制履行都有成本。相反，如果不拟制纯义务主体，也就不存在履行义务与强制履行义务的成本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宪法拟制纯义务主体，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找麻烦。权利本位既表达了现代法律的权利观，也概括了现代法律的逻辑结构。权利、义务是法律的基本细胞，权利本位要求法律规范应以权利为轴心，某些必要的义务必须附随于、服务于权利。正是基于权利本位的法律理念，绝大数法律规范要么是权利性规范，要么是权利—义务性规范，纯粹的义务性规范非常少。⑦权利本位不应只停留在观念上，更不应流于政治口号，而应实实在在地贯彻在立法活动中，微观具体地体现在法律规范中，成为可以把握、理解、感受的法律条文。关于这一点，童之伟教授在十年前就深入批判了抛弃具体法律规范，通过精神、原则、整体来体现的“抽象的权利本位”，主张权利本位应该具体体现在法律条款、法律规范和法典中。⑧《宪法》只为社会团体设定义务，不授予权利，既未能体现权利本位的法律理念，也不符合权利本位的规范创制模式。人权既是现代政治的核心价值，也是现代宪法的基石概念。在古代社会，社会成员缺乏独立的人格和意志，对国家具有强烈的依附性，只能屈从或被动服从于权力，因此是臣民，是被动的客体。在现代社会，人摆脱了被动受支配的地位，不仅成为自己的主人，也是国家的主宰者。在法治国家中，通过赋予基本人权来确认社会成员的主体资格。在这一意义上，人权标示着社会成员从被支配的客体转化为自由、自主的主体。因此，人权是主体存在的根本标志。不享有人权，就不是主体，充其量是被动受支配的客体。由于不享有权利，奴隶被称为“会说话的工具”，可以自由买卖，甚至被随意处死。由于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社会团体作为宪法主体有名无实。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宪法》关于社会团体的规定是“虚放了一枪”。还有人认为，《宪法》还有两处条文间接涉及社会组织［13］，分别是第三十五条关于结社自由的规定与第一百一十一条关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规定。虽然基于公民的结社自由得以产生，但社会团体却是独立于公民个人的新主体，具有独立的人格与法定的机构。这是学界的共识。在这一意义上，公民的结社自由并不是社会团体的一项权利。因此，第三十五条没有为社会团体创设任何权利与义务。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既不是结社自由的产物，也不是自愿形成的组织，而是法律强制拟制的主体。⑨因此，不宜理解为社会团体。由于权利缺位，社会团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主体，既不具备现代现代国家中社会组织的特征，也不可能履行现代社会组织的职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条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由于有主管机关，社会团体不可能真正自治;由于主管机关是业务对口机关，社会团体的职能与主管机关并无二异，因此不可能弥补政府的不足;由于必须要有业务主管机关，那些从事新业务、履行新职能的社会团体不可能成立;由于要接受业务主管机关的审查与监督，社会团体既不可能扩大民主参与，也不可能监督、制约国家。

三、社会组织在我国宪法体制中的应然地位:修宪建议

社会组织的涌现及其社会功能的转变既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方向，也是宪法转型的重要内容。为了应对这一社会变迁，力推宪法转型，笔者建议，《宪法》第二条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社会团体的自治权。国家鼓励、支持、引导社会团体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社会团体的活动不得违背宪法和法律，不得有违公序良俗。”《宪法》第二条是关于我国政体的表述。亚里斯多德认为，政体是共同体内(古希腊表现为“城邦”)一切政治组织的依据，决定了最高治权的来源与运行。亚里斯多德的话语界定了政体的功能与作用，但并未在本体上回答政体究竟是什么。笔者以为，政体之所以具有这种功能，根本原因在于它确立了共同体的基本架构，反映了各类宪法主体之间的基本关系。个人是结构最为简单、力量最小的微观宪法主体，国家是结构最为复杂、力量最大的宏观宪法主体。但正如前文所述，介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社会组织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历史的必然性与社会的重要性都决定了它必将成为“中观”(介于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宪法主体，即第三主体。个人、社会组织、国家之间的三组关系将成为现代社会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必将重塑共同体的基本结构与政体的现代内涵。按照上文建议，将关于社会团体的规定增加为《宪法》第二条第四款，确认这三组关系，可以完整地表达我国的政体:(1)本条第一、二、三款确认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法参与、管理社会事务。(2)将《宪法》第三十五条关于公民结社自由的规定与第四款结合起来，形成了个人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基本关系。(3)第四款独立表达了社会团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样，第二条与第三十五条共同确立了个人、社会、国家三足鼎立的社会结构。自治权是社会团体的“基本人权”⑩，是社会团体的人格表征。因此，享有自治权是社会团体成为宪法主体的必要条件，国家必须予以尊重与保障。瑏瑡这样，共同体的“法权”瑏瑢一分为三:个人的权利、社会团体的自治权与国家权力，依法平等保护。“尊重”要求国家履行不作为的义务，即国家不得非法干涉社会团体的自治事务，对社会团体的管理、监督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没有明确授权的管理、监督是非法的。“保障”要求国家履行作为的义务，即当社会团体的自治权受到不法侵害时，国家必须通过法治的手段予以救济，排除侵害，追究责任。作为一个独立的宪法主体，国外社会团体在许多方面已经成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与管理者，在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提高公共行政效率、促进社会有序发展等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优越性。社会团体的成长与成熟，既扩大、深化了公民的民主参与，有效监督、制约了公权力(特特别是行政权)，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由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体制，提高了行政机关的效率与行政行为的公平性。因此，社会团体参与、管理公共事务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方面，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方向。国家应该顺应这一趋势，鼓励、支持、引导社会团体参与、管理公共事务，适时适当地转移职能，自我“瘦身”是非常必要的。瑏瑣社会团体的所有活动都立足于自治权，而自治权属于自由的范畴。因此，社会团体应该遵循“法无明文禁止即合法”的活动原则，具体包括以下两层意思:首先，这里的法仅指宪法与法律，其他层级的规范不得减损社会团体的权利;其次，社会团体的权利既包括法律明确授予的权利，也包括虽未明确授予但也不禁止的自由。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宪法、法律对于权利的规定，经常出现“依法保护”、“应该符合法律”等类似的表述，这种表述实际上限制了自由。因为“依法保护”意味着法律没有规定的，就无法或不能获得保护;“应该符合法律”排除了“虽没有明确依据但也不禁止”那部分自由，而这部分自由要比明确列举的权利多得多。这种立法技术反映了如下理念:权利是依法赋予的，行使、保护权利应依法进行。这表面上在赋权，但由于“挂一漏万”，结果只确认、保护了小部分自由，大部分自由由于没有确认而得不到保护。基于此种理由，笔者没有作如下表述:“社会团体的活动应该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是表述为“社会团体的活动不得违背宪法和法律”。另外，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是每个社会主体应尽的最低限度的道德义务，社会团体也不例外。在《总纲》中(《宪法》第2条)增加这一规定，仅确立了社会团体的主体地位，界定了个人、社会团体、国家之间的关系，为相关立法提供了正当性。《宪法》第二章规定了“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第三章规定了“国家机构”。基于三足鼎立的社会结构，紧接着应该专章规定“社会组织”。但考虑相关内容较多，这样可能导致全面修宪，改变宪法整体结构。为此，建议全国人大以公民结社自由为逻辑起点，以自治权为立法基轴，制定一部统一的《社会团体法》瑏瑤，对立法目的、活动原则(如民主的原则)、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成员之间的关系、资本与财务等问题做出规定。国务院依据宪法、法律可以制定相关的行政法规(如登记管理条列)。这样，就可以形成关于社会团体的法律体系。

四、结语:待尽之业

个人自由、社会自治、国家自律及其三者之间的有效协调是现代宪法的基本结构。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应站在政治文明的高度审视社会组织的功能，在宪法体制中合理定位社会组织。通过宪法文本确认社会组织的正当性，通过发达、成熟的社会组织力推宪法转型，是中国宪法发展的重要方向。

社会组织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缺陷

所谓社会组织，从广义而言，即是政府与企业之外的其他组织；从狭义来讲，则是指政府编制之外的，一般通过提供公益服务和调整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民办社会机构，通常具有志愿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等特点。

根据登记注册情况，我国的社会组织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并分別以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形式存在的社会组织；二是非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包括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或者未取得任何登记注册的大量社会组织。截止到2007年底，我国共有38.7万个社会组织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其中社会团体21.2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4万个，基金会1340个，每年的资金运作规模近300亿元，是推进公益事业发展、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组织繁荣发展的同时，挪用善款、行贿受贿、内部交易、变相洗钱等各种形式的治理问题也开始在该领域出现，如中国牙防组违规认证、中国性学会违规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事件，以及汶川地震后中国红十字会的“万元帐篷”事件。这些事件一经媒体曝光，往往给整个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破坏社会组织的声誉和形象。笔者就社会组织管理的制度缺陷及改进对策进行探讨。

一、现行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缺陷

(一)法制建设滞后

目前，从整体来看，我国关于社会组织的法律管理框架尚不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存在着法律位阶不高、涵盖面不够、操作性不强且相关条款彼此缺乏衔接与协调等问题。

按照是否统一于一部法律规范文件的标准划分，我国既有的涉及社会组织管理的法律规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性的法律规范；另一类是非专门性的法律规范。前者主要由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组成，除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等四部行政法规外，其余的多是政府规章或者部门规章，法律效力等级偏低。后者主要由内容涉及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法律或法规组成，如《公益事业捐赠法》《信托法》《合同法》及《民办教育促进法》等，虽然这些法律法规的效力等级可能高于前者，但由于它们都不是专门调整社会组织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法规，仅有少量法律条文涉及社会组织，因此，这一类法律法规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对社会组织的运营产生约束，反而有可能与专门性的行政法规产生矛盾，带来管理上的冲突。

例如，我国《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但是，在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又允许民办教育的投资者获得利润回报。不同位阶的法律法规之间出现的这种“打架”现象，不仅令社会组织的管理者们无所适从，还给社会组织自身以及社会公众评价其运营活动的合法性带来了冲突和摩擦，混淆了社会组织与营利企业的根本区别。

此外，在我国既有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这三部专门性的行政法规中，还普遍存在着法条粗疏、规定模糊、难以操作执行等问题。例如，这三个行政法规都明确规定社会组织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不得侵占、私分和挪用社会组织的财产；否则，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是，对于该由谁来负责制止和惩处这种行为、应按什么样的程序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侵占者为此该受到何种惩处，却没有明确的、可操作的具体规定，致使这些法律条文在现实的管理中难以落实、流于空泛。

总之，既有的社会组织法律管理制度，在满足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管理要求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改进空间和制度漏洞，这种局面不仅使社会组织的管理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还令某些社会组织的违法违规行为得不到及时惩处，社会组织成长和运营的环境受到污染。

(二)行政管理体制滞后

当前，我国对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制度仍然沿袭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双重管理体制，即由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分别对社会组织实施管理的双重负责的管理制度。这种管理制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是在控制社会组织发展、分散社会组织管理失范风险的理念下形成的，其原意是希望通过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合作，把好社会组织发展的“入门关”，对社会组织的运营进行全面的管制，从而达到纯洁社会组织发展、控制其发展规模的目的。虽然，这种管理体制的设计意图本来是美好的，而且也曾在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程度较低的时挥过良好的作用；但是，在社会组织急遽增长的今天，该管理制度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显露无遗，“双重管理”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双重难管”的困境。

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管理制度易造成业务主管单位的管理失度，即作为社会组织的成立审查和业务指导者，主管单位难以平衡和履行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责、程度和方式。由于我国的行政法规仅仅把行政管理机关作为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要求其必须履行业务指导及管理职责，并未对行政管理机关如何履行该职责作出具体规定，也未授予行政管理部门相应的管理职权，因而导致行政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管理的权责不一致，致使其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在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时，容易走向无为放纵和积极干预这两个极端。所谓无为放纵，是指行政管理机关借工作繁忙、人手不足、业务不熟等理由，逃避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责，任由社会组织出现管理漏洞，发生违规行为。而积极干预则是指行政管理机关借管理之名，对社会组织的人事管理、机构设置、日常工作、活动运营、财务开支等事务进行全面控制，侵犯社会组织的独立自治权；或者把社会组织视为自己的，成为其安置冗余人员、规避法律?谋取部门私利的工具。以协会为例，目前我国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行业协会已有4万余个，其中由民间自主、自发成立的仅占10％。大多数协会不是作为一种会员服务机构，而是准政府组织存在。一些不方便由主管部门或主管部门不能做的事情，包括不便收取的费用、不便报销的费用(交通费、通讯费、招待费、职工福利、奖金等)就全部交给社会组织处理，把社会组织变成了业务主管单位的附庸或寻租工具。

另一方面，这种管理制度还导致登记管理机关的管理无力。因为我国法律同样未对各级民政部门作为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如何承担社会组织的成立、变更、注销的登记或者备案，年度检查，行政处罚等监管职责给予切实的财政支持和赋权。民政部门作为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在对社会组织依法实施管理时，普遍面临着权力有限、力量薄弱等问题。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省市的民政部门还没有成立专门的执法机构实施其对社会组织的监管职责。与工商、税务、公安、消防等部门相比，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的监管缺乏基本的威慑力和必要的执法权力。对于违规或违法的社会组织，民政执法机构没有场所检查权、账户检查权，以及为保存证据所需实施的强制措施，只能通过谈话的形式予以调查取证，执法难度大、风险高。在依照现行法律，对社会组织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时，民政部门可适用的行政处罚手段单一、惩戒效力微弱。比如，对于非法组织，民政部门只能采取取缔的处罚手段；对于合法组织的违法行为也只能采取警告、停止活动、撤销等处罚方式，不能采取罚款、没收财务等经济处罚手段。而且，民政部门的处罚对象只能是组织，对于欺诈、私分、侵占、挪用社会组织财产的个人，或以社会组织为名进行敛财、经济诈骗活动的个人没有任何处置权，只能任其逍遥法外。

此外，从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的依法管理程序来看，由于缺少对个人或组织的简易处罚程序，因而对每一个社会组织的处罚案件都必须严格按照我国行政处罚条例的规定，遵照立案、调查取证、事先告知和召开听证会等流程进行，至少耗时一个月才能作出决定，这就给民政部门的人力、物力及财力造成较大的消耗。再加上经费匮乏、人员不足等因素的制约，直接导致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裹足不前、流于表面。

(三)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

社会组织自身必须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规章制度和民主机制，才能实现其公益目标与价值。然而，由于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较低，因而其内部的各项自律机制仍处于待完善状态。在很多社会组织内部，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民主决策制度不健全、内部监管流于形式的问题。

一些社会组织的管理者民主意识淡薄、家长制作风严重，常常通过“一言堂”、“一支笔”的方式，将社会组织的重大事项决策与日常运作管理权集中在个人或极少数人手中，破坏组织民主。其个人专断独行式的家长式管理模式，在影响社会组织职能履行的同时，还为个别人利用管理漏洞，贪污、侵占、挪用社会组织的资产留下隐患，这种现象在一些由政府部门或退居二线的行政领导兼任负责人的社团和单纯依靠创建者个人声誉成立的民间机构中，尤为突出。例如，曾经以“中国母亲”的形象获得无数赞誉和支持的胡曼莉，就是因为独揽丽江民族孤儿学校的一切权力、独自决定学校的大小事情，个人权力没有任何约束而导致学校的资金使用出现问题，引发跨国官司。

此外，不少社会组织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其内部管理松散，特别是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着印章管理混乱；财务不公开、不透明；缺乏必要的财务审计或审计流于形式；违规使用票据和经费等问题。这些现象的存在，除了直接导致社会组织的运作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低劣以外，使社会组织的资产处于高风险状态，直接纵容并催生个人的行为。例如，东莞市教育基金会的办公室副主任余某就是利用该组织印章管理混乱、财务审计缺失、贷款的发放和收取全由一人操作的制度漏洞，长期挪用公款378.3万元，给组织带来巨额的财产损失。

(四)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

除了法律规制和行政监管以外，社会组织的管理还需要其他机关、组织和个人的配合，由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多层级的社会组织监督体系来规范社会组织的运营及资金使用情况。不过，就我国社会组织的社会监督而言，也存在着监督机制不健全，社会监督力量薄弱，多层监管变成“谁也不管”的问题。

首先，对于社会组织社会监督体系的结构和问责制度，即何种机构、组织和个人可采用何种方式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这种监督权力如何得到保障和救济，现行的法律法规没有作出规定。其次，从现有的社会监督方式来看，还存在着监督渠道单一、不畅，监督权利难以落实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公众一般只能采取上访、举报或向媒体曝光等方式实现自己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权力，这种监督方式的效力较低，难以对违法违规运营的社会组织产生威慑，监督作用极其有限。再者，从社会监督的力量构成来看，社会组织在当前主要承受着来自大众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压力，一些原应由党和政府职能部门、立法机关履行的监督职责并未得到落实。例如，党员和党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监管力量之一，并未在社会组织的运营中发挥应用的监管作用，此外，由于我国社会组织的透明度不高，也没有相关法律要求社会组织必须对外，尤其是对公众披露其财务及组织运作信息，所以，社会组织自身也缺乏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的意识，对于来自外界的社会监督普遍持有排斥及不合作的态度。

二、完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具体对策

(一)健全社会组织的法律制度

这是规范社会组织运营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与核心的一步。对它的完善和健全，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其他管理制度的效力。在社会组织的法律管理框架设计上，首先应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尽快制定和颁布《社会组织(促进)法》，从总体上统一规定社会组织的性质、作用、法律地位、权利义务、管理体制、组织机构、财产权属、活动范畴及税收减免条件，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及有序管理提供基本指导。其次，可以考虑由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等有权立法机关成立“社会组织法律、法规清理工作小组”，对已有的法律、法规及规章进行清理，重点解决诸如《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与《民办教育促进法》之间关于社会组织宗旨及分工规定不一致等法律冲突问题，解决现有法律、法规之间的“打架”现象。第三，建议由国务院召集，会商发改委、民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中央业务主管部委，落实社会组织在营业收入、社会捐赠、政府采购资金等方面应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在管理登记、证照办理、土地使用、办公用房、公共事业收费等方面的费用减免政策，及在人事制度、职称评定、薪酬待遇、福利保障等方面的配套扶持政策。第四，敦促各地政府尽快建立健全的政府采购操作机制。通过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及评估机制，在实现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的同时，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二)改革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制度

首先，应从加快推进政社分开、政府职能转移的角度，变革业务主管单位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内容及方式。一方面，应在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内部统一并明确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权限，变以往若干个内部机构同时对其主管的社会组织进行模糊管理，为仅仅交由一个内部机构对其主管的社会组织进行统一的资质认定、业务指导。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理顺社会组织与其业务主管单位的关系，使二者在管理机构、人事安排、资产权属、办公场所等方面完全脱钩，达到既无行政隶属关系，又无人事派遣关系和资产关系的“三无”状态。

其次，应加强和改进民政部门作为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权限与方式，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完善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制度。一方面，应尽快通过“备案制”将大量未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纳入行政管理范畴，由民政部门或其授权的社区管理部门对其人员、结构、资产及重大活动进行监管，另一方面，应建立工商登记与民政登记的转换渠道，允许那些早年以工商形式获得登记的公益组织尽决转为非营利的社会组织。第二，加大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权限，包括适度扩充各级登记管理机关的规模和力量；在各级登记管理机关组建有场所检查权、账户检查权等强制执法权力的执法机构，专门负责惩处违反行政法规的社会组织，并由国家财政为其提供必要的办公经费。第三，严格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的年检制度，要通过对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具体落实，来改变以往“重登记、轻管理”的监管倾向，将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的行政机关落到实处。第四，要求每个业务主管单位都必须与登记管理机关建立定期的信息通报和日常工作交流机制，配合登记管理机关的执法行为。

(三)健全社会组织的内部管理制度

这是规范社会组织运营的内在条件与动力。实践已经证明，只有从社会组织内部完善治理结构，实现组织自律，才能真正有效地控制和约束社会组织的行为。因此，要重视和完善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建设，充分发挥理事会、会员大会等机构的监管作用，健全与落实社会组织的内部民主制度，鼓励社会组织成员参与组织决策，对组织各项管理制度的落实发挥监督作用；要建立社会组织的信息披露与机制，要求社会组织向社会公布其基本信息；要规范社会组织的财务管理制度，提高社会组织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四)创新社会组织的社会监管机制

社会组织论文范文第5篇

南京市民间助残机构，发展比较缓慢，机构规模小，力量薄弱，在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发展社区公益、提供就业渠道与康复服务等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主要问题是：

首先，专业素质不高。机构管理者、义工、志愿者，大都未经过系统专业训练，凭借爱心加入进来，靠发起人的热情和事业心支撑。助残组织社会认可度不高，高素质人才不愿意进来，专业社工以及受过较好训练的志愿者，还是缺乏，因此，助残项目实施效率比较低，模仿复制的多，开拓创新的少，残疾人受益面不大，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其次，残疾人职业培训未能开展起来。助残机构的培训，与就业机会缺乏衔接。以推荐方式对培训者进行就业安置，效果并不好，如，鼓楼区爱心助残协会，成立四年来，仅仅推荐成功5名残疾人到企业工作。残疾人就业难，是社会问题，民间助残机构帮助解决残疾人就业，重点是培育他们的就业能力。但多数机构的培训，只能作为康复训练，如串珠子、烙画等，不能视为就业培训，缺少系统的与培训相配套的就业扶持计划。

再次，机构筹款能力弱，缺乏造血功能。助残机构的资金来源有以下途径：会费、社会捐赠、服务收费、政府补贴等。目前，社会捐助的动力不大，政府的补贴有限，助残机构筹资面窄，造成资金来源渠道不畅，严重制约助残项目的开展。

二、关于专业知识的反思

（一）入驻组织正式化还是非正式化

在培育中心实习期间，感受最深的就是其针对各个入驻和想要入驻机构的组织的繁忙工作。社会组织在进入孵化后会接受领导力培训，接触NGO、社会组织、公益等新知识点，可以开阔视野，知道自身未来的发展方向。加上一些个别化的辅导，在专业化的道路上就能够再推进一步。在结束培育后，社区机构开始能独立运作，不需要培育中心，也不需要街道等的帮扶就能扩大规模，好好经营下去。在实习中我注意到，其实入驻培育中心的组织并不都是愿意接受培训的。如爱心妈妈关爱团，她们都是闲暇时间为下岗职工儿女献爱心的小组织，并不想要进行复杂的项目管理、档案登记等，这样反而成为了她们的负担，也违背了她们参加培育中心的初衷，这个矛盾一直难以有效调和。严谨的社会组织评估方法对普通爱心组织是标准化的过程还是负担值得仔细考量。

（二）社会组织是关注培育还是具体实践

可以预见，社区是一个复杂的场域，涉及到人与人的交往，社区工作再深入，也只是提供了一个社区发展的平台，社区能否获得真正发展还有待于社区政策的贯彻落实、社区工作者的体恤慰藉与思路发展创新、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提升和思维方式转变。拿助残组织来说，爱德关注的更多的是如何建立与发展起具有典型效应的社区组织，至于社区组织在社区内具体的服务方式、志愿者管理、财务管理等只能给予宏观层面的培育，真正的执行情况和执行效果都应是由社区机构的工作人员具体承担的，培育内容是否应该更深入细致，包括涉及政府政策法规的学习、人员的具体实务技巧掌握、项目过程评估方法等，是需要进行现实考虑的。

（三）社会组织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非营利组织等各类公益类社会组织近年来发展迅猛，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越发重要的地位，但作为第三部门这个暧昧区，问题也不断涌现，公众与政府都开始逐渐注意到这一领域的动态，我国非营利组织的亟待建立更为具体可见的社会公信力以对社会交代。民间非营利组织运作的公开化与透明化已成为日益明晰的行业趋势，因此需要开展针对非营利组织的有效评估并形成体系以实际规范这一领域工作，使其发挥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维护社会稳定。

社会组织论文范文第6篇

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监督管理和帮助保护。监督管理是指矫正管理者必须对矫正对象的活动依法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使社区矫正作为刑罚的执行方式能够体现一定的惩罚性，这既有利于促使矫正对象反省，也有利于通过惩罚实现矫正对象与社区以及被害人的和解，还有利于实现一定的预防功能。帮助保护是指矫正工作者应当对矫正对象的生活困难给予一定的帮助，对其思想改造给予一定的启迪教育，对其脆弱的心理给予适当的调治，对侵害矫正对象合法权益的事件帮助其维护等。

其次是相关的管理制度，包括家属担保制度、信息反馈制度、定期走访制度、监督考察制度、考核奖罚制度和参加学习和劳动制度。社会组织主要参与定期走访环节，通过走访摸清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状况，及时为他们解决困难，提供帮助。

非政府组织在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正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各主体在青少年社区矫正中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具体是：公民团体是青少年社区矫正的主力军，志愿者与社区工作者是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守护者”，社会工作者是青少年社区矫正的“社会工程师”。非政府组织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正具有三个重要的功能，即有利于积极培育社区矫正的社会力量、促进公众广泛参与，有利于提高青少年的“教育服务社会化”，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实际上，社会工作与社区矫正具有很深的渊源。社区矫正是从法学中产生的一种刑罚方式，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的方式的总称。虽然系属不同学科，但是社会工作和社区矫正却有着天然的联系。在使用目的上，两者都是为了让矫正对象回归社会；在实施流程上，两者都具有矫正关系建立、资料收集、干预介入和矫正评估四个步骤。矫正社会工作，是指专业社会工作者，秉承“助人自助”的理念，在司法程序进行的各个环节，为偏差行为提供心理辅导、行为纠正等，使其回归正常社会生活的一种服务。因此，在宏观的司法体制之下，从社会工作角度出发来研究社区矫正能使研究更加深入，也符合当下政府提倡的社会管理改革创新的方向。

国外在青少年社区矫正方面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特别是社工介入开展相关工作。美国有专门的针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管理模式，社会工作者的功能通常包括心理评估、法院调查、法庭作证、保护管束、社区服务等内容。英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违法青少年社区矫正管理监督机制，在矫正人员的配备上也非常注重专业矫正人员的参与，心理治疗和个案工作方法得到很大的重视。香港的青少年社区矫正中，社工是主要的力量。社工的角色是通过社会服务计划或项目的实施而发挥作用，这些计划或项目中社工的角色和工作存在很大不同，包括心理治疗、家庭治疗、认知行为治疗等等。上海是通过政府购买专业社工机构的服务来实现社区矫正人员的专职化，先后成立了新航总站、中致社等团体，组织社工为矫正对象提供社会工作服务。主要包括专业化教育引导、心理疏导、团体训练及相关政策咨询等职业化帮教服务。

社工介入青少年网瘾矫正主要依赖四种模式开展工作，分别是家庭治疗模式、社会支持模式、任务中心模式和行为治疗模式。

家庭治疗模式强调家庭是个体成长的载体，对青少年来说影响举足轻重，同时家庭关系对其成员的影响是巨大的，和睦的家庭与冲突的家庭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能引发相反的功效，结构家庭治疗模式从影响青少年发展的具体环境着手介入网瘾少年。结构家庭治疗模式的主要假设内容是：个人问题与家庭的动力和组织有密切的关系；改变家庭动力和家庭组织的过程，可以改变个人及家庭。针对网瘾少年的结构家庭治疗模式介入，首先是对案主的分析过程注意到网瘾原因这一点，随后进一步了解网瘾少年家庭因素成为案主养成网瘾习惯的原因，如判定其家庭结构出现不协调现象时，社会工作者可以适当选择家庭结构治疗模式。

社会支持模式强调个人社会关系网在必要时可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一般而言，当个人身处困境时，亲人、朋友的热忱相助、慷慨解囊等就是社会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支持模式就是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给予生活和精神支持以帮助案主克服困难，形成新的良好的处理问题的能力和习惯。根据林楠关于社会支持的定义可以操作为社会层面和支持层面两个方面，社会层面按照关系的重要程度分为亲密伴侣（父母、配偶、子女等亲属）、社会网络（朋友、亲戚、同事等）和社区（学校、社团等）；支持层面包括物质性支持（借钱、介绍工作等）和情感性支持（鼓励、肯定、发泄等）。

任务中心模式的关键是对核心问题的界定。任务中心模式是以改变案主为主要改变媒介，社会工作者只提供建议及资源。它的基本假设是：个人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任务中心模式主要适于解决具体问题，如情绪困扰、人际冲突、角色失调、资源不足、社会变迁等。任务中心模式的基本假设是个体本身的能力可以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而社会工作者在介入过程中不应该把遇到问题的案主作为病态处理。它认为问题的产生是个体能力的暂时缺失的结果。任务中心模式强调存在问题是环境的原因或者资源不足引起的，工作者只需要帮助案主认清问题，案主的改变动机是解决问题的最大动力。

行为治疗模式在社会工作的服务模式中，尤其是在介入网瘾少年的服务过程中，具有更明显的效果性。它本身援引于心理学的治疗的方法，目的性明确。主要是在具体操作中非常强调它的实用性和操作性，行为治疗模式的原则和过程都有比较严格的界定。行为治疗模式的基本假设是：一是个体通过学习获得不适应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是可见的，但并不是所有的行为变化都通过学习进行；二是个体可以通过学习消除不适应行为，获得适应。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而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子女却并没有随之迁入城市学习和生活，而是继续留在农村，由于缺少父母的监护，农村青少年辍学问题日益严重。社会工作者可以从多个层面对农村辍学青少年开展服务。

首先，社工可以为农村辍学青少年提供专业性的社会工作辅导。这涉及到一整套专业的工作流程：

（1）主动提供帮助。社会工作者接触案主时首先必须以平等、接纳的原则，与案主进行沟通，建立专业关系，切入点可选取其兴趣，逐步取得对方的认可和信任。其次，在获得案主的接纳和认可以后，需要进一步了解其思想观念、心理和情绪问题。随后社会工作者需要对案主做出全面的评估，确定其需要哪些方面的帮助与辅导并拟定介入方案。

（2）给予专业辅导。以服务对象的需求和实际情况为基础，在征得案主同意的前提下，社会工作者需要运用社工技巧和方法对案主进行一对一的人际交往、学业辅导、心理辅导等服务。通过这些辅导，使案主更好地适应身边的社会关系，正确处理自我、本我、超我之间的关系，消除其一些偏差思想、观念与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秉承和运用接纳、不批判、尊重、保密、个别化和当事人自决等社会工作价值原则。

（3） 扩大介入层面优化服务方案。家庭环境是影响农村青少年问题的关键因素，除了与案主保持联系之外，社工还应该与其家人达成目标上的一致，必要时甚至改变其家人一些认知偏见，为农村辍学青少年争取来自于家庭内部的正确支持力量与方法。同时，社工也应寻求案主所在社区的协助，为案主建立一些良好的朋辈关系，以此让案主在发展自我认识时有一个良好的楷模，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4）结案与跟踪服务。与案主进行会谈，比较案主接受服务前和接受服务后的情况，如辍学情况得到明显改善，则可进入结案阶段。考虑到农村青少年辍学可能出现反复及不稳定的情况，因此社会工作者还需要通过观察案主日常生活和工作，及其周围人的反馈等方式了解案主目前情况，以判定案主问题是否真正得打解决。

其次，扩大农村辍学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社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社会工作者应该拓宽助学资金筹措渠道。虽然国家施行了“两免一补”政策，并开展社会救助互助活动，建立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专项基金。但是由于覆盖面不够广，补助标准偏低等问题，解决农村青少年辍学问题还需要广泛发动社会、企业、单位、个人参与贫困助学，以筹措更多的资金，让更多的贫困学生享受到救助。社会工作者作为服务在一线的先锋，应该主动呼吁社会各界为农村辍学青年尽一份力，并以实际工作经验提高社会大众对农村青少年辍学问题的认识，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在全社会积极营造助学为荣的良好风尚；二是促进社会各界加大对教育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社会工作者应该促进社会各界加大对教育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可以通过电视、广播、报刊书籍、新闻媒介、网络等各种形式，广泛地宣传《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教育法律法规，使之家喻户晓。同时，要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舆论压力，促使企业自觉做到不聘用义务教育年龄阶段的童工；三是制定共享机制整合资源。研究制定农村青少年辍学行业社会工作者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社会资源开发整合及共享机制。设立农村青少年辍学行业社会工作者协会，联系与教育行业相关的政府部门、企业、ngo等，整合全社会可利用资源为辍学农村青少年弱势群体服务。

针对留守青少年群体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从政策上、制度上、学校教育上和社会支持网络上已给予了正向关注。但是相关学者认为，已经建立的社会支持系统，只是充当一个临时倾述者的角色，没有成为留守青少年成长危机解决的核心监护和持久导向力量。缺乏留守青少年积极主动的配合的应对策略其效果是很有限的。可以尝试引入学校社工，通过专业的方法解决农村留守青少年成长中的危机和问题。

就介入方法而言，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成为学生成长问题解决的有利支持。可以针对留守青少年的不同需求和问题类型，采取适当的方法。

第一，个案工作方法。针对心理和行为等有突出问题的学生，特别是性格内向、最近遭遇重大危机如丧失亲人、单亲家庭的学生采用个案工作方法。作为一种专业的服务活动，学校个案工作主要帮助留守学生解决造成其心理问题的社会成因，从而帮助他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并发挥其潜能，在解决留守学生心理问题的同时让其体验认知价值，促进其全面发展。学校社会工作通过个案工作理论和方法为留守青少年提供成长指导、学业指导、社会交往指导，等等，帮助学生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自身资源来解决自身心理问题，并发挥自己的潜能。学校个案工作，能利用人本治疗法、理性情绪治疗法、心理社会治疗法，一方面要促进留守青少年生理健康的发展，这包括对不良饮食观念和习惯的矫治、现代生活观念和习惯的养成、常见疾病的防治、对自己作为自然人的正确认识等；另一方面要开展“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和正常社会化辅导。包括“留守儿童”自我同一性辅导、认知技巧的辅导（了解和接纳别人的观点!保持正面的人生观以及自觉等）、交际行为的辅导、自我管理的辅导、社会角色定位和人生理想教育与规划，引导留守青少年自测、自控、自我调节，科学认识自己。

第二，小组工作方法的介入。通过问卷分析，对具有同类需求的留守学生，如学生希望提升自己的学习成绩、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有自我控制能力及良好的心理素质等，则采用小组工作的方法。学校小组工作，是通过小组组员的相互沟通和影响的方式解决留守青少年的成长问题。通过小组工作方法可以使留守儿童在良好的氛围下获得归属感，通过集体环境给他们注入希望，给儿童以自我表达和宣泄的机会，同时可以让他们在团体中了解组员的共性，并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学会处理自己的问题，帮助留守青少年正确处理同伴友谊和人际关系。另外，学校小组工作可以把因家长或家庭原因引起心理问题的留守学生的家长或监护人组成小组。

第三，学校社会工作方法的社区介入。学校社会工作就是促成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协调合作，而运用社区工作的方法可以把学校和社区联结起来，把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方法从学校延伸到社区，协助社区建设、完善教育环境，以及增进学校和社区的沟通。

此外，在留守青少年儿童比较集中的学校设立学校社会工作者，不

仅仅能弥补班级教育的缺陷，个别化地解决留守学生成长过程的情绪问题、行为和心理问题，还能同学校教师一起，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解决教师多角色的混乱与压力。此外，通过“一校一社会工作者”也能增加新的工作岗位，缓解目前的大学生就业压力。学校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引入学校教育体制，终究还是需要政府的观念创新和政策支持。随着我国离婚率逐年提高，离异家庭数量越来越多，离异家庭青少年也日益受到社会工作者的关注，其中，家庭社会工作是处理这一领域问题的主要专业方法。对于离婚家庭青少年困境的介入，家庭社会工作的方法不失为一种值得实践的选择。在实际介入家庭问题时，家庭社会工作主要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政策等社会工作领域中的传统方法，以及家庭社会工作领域中的一种特定方法——家庭治疗。

（1）个案工作法个案工作法对于了解离婚家庭青少年并与之建立信任关系是非常有效的。对于这些青少年来说，一对一的辅导，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踏实和信赖。在进行心理辅导或个案访谈时，作为一名忠实倾听者，社会工作者需要充分运用同感和鼓励的技巧，引导离婚家庭青少年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一方面，这些青少年渴望获得别人的关爱，甚至会不自觉地吐露自己心底的感受；另一方面，又对这种关爱感到不信任。因此，社会工作者无论是在接案或结案时，都要处理好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及时关注其情绪变化，避免给服务对象造成“二次伤害”。

（2）小组工作法在部分离婚家庭的青少年看来，社会工作者来自双亲家庭，难以理解和体会他们的想法与遭遇。此时，小组工作法便非常适用。将具有相似境遇的家庭组成小组，通过组员畅谈、家庭游戏等方法，既让青少年宣泄内心的痛苦，又让父母看到平时被孩子“掩藏”起来的另一面，以更好地帮助他们找到同辈群体中的朋友，拓宽他们的人际关系网络。

（3）社区工作法运用较少。基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水平，在目前的实际生活中，社区在解决家庭问题尤其是那些看似不突出、不尖锐的问题方面，作用并不明显，但不可否认社区工作法在家庭社会工作中的价值和重要性。社区能以多种手段将社区内的家庭、学校等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资源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庞大的社区资源网络。在这个网络中，资源间的信任感较高，资源问的沟通、协调更加便捷，资源间的支持也更具针对性。

（4）社会政策。社会政策的制定与社会资源的流动、媒体舆论的导向有着密切联系。在中国，社会工作者扮演着政府与人民之间联络人的角色。社会工作者可以将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群众的意见向相关的政策制定部门传达，使其上升到政治制度层面；社会工作者也能为政策的制定、宣传、落实发挥专业性的作用。因此，社会政策应当有重点地向离婚家庭倾斜，为离婚家庭的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精神支持、资源支持，并正确引导媒体舆论，避免新闻报道将离婚家庭的青少年“问题化”“污名化”。

（5）家庭治疗。家庭治疗是一种治疗模式，是把整个家庭作为治疗的单位，重点在家庭成员问的互动关系和沟通问题，是处理人际关系系统的一种方法。它将个人的问题与整个家庭联系起来，依靠家庭的力量来解决个人面临的问题。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沟通游戏、模拟家庭会议、家庭重塑和家庭雕塑等治疗模式来加强离婚家庭的青少年与父母的沟通。这些模式的运用，既有利于让青少年感受父母的关爱、家庭的温暖，也能让他们明白自己并不是“孤军奋战”的。在沟通的过程中，父母要耐心地倾听孩子的想法，明白孩子的真实感受，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深层含义；青少年也要看到父母为他们所做的努力。

针对社工介入离异家庭青少年社会工作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

（1）以增权的方式介入离异家庭青少年社会化的发展困境。首先，提高离异家庭家长的教育水平。离异家庭的家长对待子女的教育，往往容易形成两个极端。要么放任不管，要么过分溺爱，这两种教育方式其实都是不可取的。离异家庭青少年更需要的是心理上的抚慰，家长要给予他们一份充分的、包容的爱，平时多与孩子沟通，尊重孩子的一些正确想法。

其次，离异家庭青少年要提高自我认可意识。某些离异家庭的青少年长期处于一种自卑状态，认为自己家庭不完满，学校、老师、同学看不起自己，社会舆论对其有偏见，这样一来他们就无法认可自己本身所具备的优点和能力，严重缺乏自信，没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对于这些离异家庭的青少年，他们自身要对自己有一个自我认可的意识，要提高自己的自信心，正确应对心理辅导，保持健康心态。

（2）密切关注离异家庭青少年的生存状态，强化对策方法研究。社会工作者在对离异家庭青少年社会化的介入工作结束之后，还要有一个后续的观察阶段，这个阶段可能比较漫长，但是又十分重要，是社会工作介入从实践再升华到理论的一个重要阶段。社会工作者在介入工作结束后，要密切留意离异家庭青少年在物质和心理上是否得到合理的满足，从而促进他们正确的社会化进展。

（3）调集家庭、学校、社区力量为离异家庭青少年创设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工作者以个案研究的方式介入离异家庭青少年社会化问题的研究，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要让离异家庭青少年真正健康的成长，需要家庭、学校和社区的全社会力量进行配合。社会的可用资源运用其中，通过家长、同辈群体、老师和社区居民的共同参与，给予离异家庭青少年一个健康的生长环境，这对于他们的社会化进程将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青少年面对众多的压力和冲突，面对逐渐失调的心理，他们显得既脆弱又无助，家庭、学校、社区或者说全社会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走出阴影，纠正他们的偏差行为，引导他们通过自身的能力，来维护和保持心理健康，防止心理障碍的产生，防止心理变异而导致偏差行为的产生。心理学研究表明，虽然好奇心理、虚荣心理、盲从心理、争强好胜心理、逆反心理、利己心理、报复心理以及寻求刺激心理等都可能诱发青少年偏差行为，但偏差行为的养成是长期处在不健康心理状态下的结果。可以这样说，偏差行为倾向不只存在于不良少年身上，几乎每个青少年都会存在“有可能”导致偏差行为的先天因素，也都会接触“有可能”导致偏差行为的社会环境，因此，几乎每个人都存在偏差行为，只是这一倾向的强弱会因人而有所不同。社会工作者只有了解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及时掌握青少年的心理动向，并且用科学的教育方法加以引导，才能防患于未然，对青少年偏差行为加以预防或纠正。

1．辅导帮助青少年建立健康心理

社会工作者对青少年的言行应该有充分的了解，由此掌握当下青少年的发展状况，只有了解了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特点，才能帮助他们在充分了解自己能力和特点的基础上，确定学习、工作或其他方面的奋斗目标。首先，社会工作者要引导青少年不要仅凭良好的愿望和热情盲目地确定一些脱离实际的目标，更不要盲目参加不切合实际的竞争，对自己的期望值不要过高，否则目标落空，遭受挫折，容易产生心理障碍。其次要帮助他们学会自我调控情绪。在现实生活中，青少年难免会遇到不良刺激而出现负性情绪，考试挫折后的苦恼，同学吵嘴后的生气，工作中的不如意……对于这些，社会工作者要及时提醒和告诫他们学会自己调控情绪。最后要辅导他们学会人际交往。青少年在正常交往中，能沟通思想，交流情感，从中得到启迪、疏导和帮助，增强信任感和激励感，从而大大地增强学习、工作、生活的信心，最大限度地减少心理困惑，保持健康的心理素质。

2．利用文化传承工作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

青少年作为信息社会的主体，他们所具有的文化与其父辈所拥有的文化已经有着很大的不同，呈现出一种断裂性变化的局面。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青少年的价值观与其父母长辈的价值观有很大不同，

有时甚至对立，从而造成双方对同一问题的看法矛盾或者沟通困难，给家庭带来代际之间的冲突，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社会工作者有必要扎根在中国社会，着力于治疗中国文化断裂的“硬伤”，继承与借鉴双管齐下。为了极大的发挥社会工作者实践服务的作用，有学者对目前我国的社会工作存在的组织结构做了研究，并倡议通过政府，社会工作教育机构及海外有关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结成三方合作关系，致力于我国社会工作的研究，在继承我国传统社会教育优势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的社会工作理论及经验。

3．社工需积极纠偏扶正青少年偏差行为

青少年偏差行为有一个过程，青少年的偏差行为发生之时必有不良思想和行为的表露。如果发现孩子有以下不良言行出现，社会工作者就应高度重视。如社区青少年有模仿凶杀、侠客的行径，任意毁坏财物，经常结识不良朋友，或者看录相，接触，或者大吃大喝，出入娱乐场所，大把花钱等不良行为出现时，社会工作者就应该一方面教育引导，另一方面通知家长配合教育，让孩子逐渐从不懂事变得懂事，就能从根本上阻止孩子偏差行为的产生。总的看来，要纠正青少年偏差行为，靠某一部分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这需要青少年群体、家庭、学校、社会构成“四位一体”的有机体系，在实践中共同服务青少年，才能解决这一世界难题。

大量研究表明，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经济体制的转型，使得贫困、流浪、失业、犯罪等“社会排斥”现象正日益困扰着青少年的发展。青少年发展问题既包括国家在青少年福利和服务提供等方面的政策问题，又包括青少年教育和人格形成问题，还要关注对有情绪障碍和行为偏差的青少年的补救等。因此，构建一个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社会支持网络势在必行。

调查显示，目前我国青少年发展的社会支持网由微观社会支持网、中观社会支持网、宏观社会支持网三个层面构成。微观层面的社会支持网主要是指在一定范围内能够给青少年提供支持与帮助的个体与群体，主要是家庭、邻里、朋友、青少年工作志愿者；中观层面上的社会支持网络主要指参与青少年工作并且在不同程度上给予青少年以支持与帮助的相关组织，主要包括参与青少年工作的相关职能单位支持网络、青少年工作单位与学校的支持网络和第三部门的支持网络；宏观层面上包括社会支持网络、政策支持网络、社会文化支持网络、经济支持网络、大众传媒支持网络。其中，社区民间组织是青少年社会支持网中的一个重要主体。

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尤其是随着“单位人”迅速向“社会人”、“社区人”的转变，社区民间组织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将更加明显。社区民间组织在充分挖掘社会资源和社区优势、积极消除对青少年群体的“社会排斥”现象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首先，社区民间组织对贫困青少年群体的救济是由有经验的、专业性的社会工作者承担，而非政府官员，因此有助于消除受益对象对公共援助的潜在政治恐惧感以及由于社会排斥而形成的剥夺感。

其次，社区民间组织对青少年福利的供给直接面对服务对象，因而对受益人的需求反应灵敏、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优于政府机构，且更加专业化、人性化。

再次，社区民间组织本身具有“非分配约束”的特性。这使其在提供青少年福利服务商品时只能将他们所获得的利润作为组织进一步发展的基金而不能参与分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组织成员在提供服务时牟取私利的动机，从而最大化地维护了受益对象的利益。

最后，社区民间组织项目化的运作机制和模式，使得处于各种生存背景下的青少年群体都有可能接受到服务项目。比如，对贫困青少年可提供家庭救济、医疗补助、教育资助等救助项目；对残障青少年可提供医疗护理、特殊教育、爱心奉献等治疗项目；对一般青少年可提供健康文娱、生活教育、安全教育、科学普及等发展项目，帮助犯罪青少年“再社会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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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论文范文第7篇

一、新社会组织的档案工作

应当成为档案研究的新课题“党和国家的工作延伸向哪里,档案工作的服务就延伸向哪里”。目前,新社会组织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对象和领域,新社会组织的档案工作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档案研究的新课题。

这是档案工作发展的需要。档案工作发展的动力在于不断拓宽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机制,扩大社会影响。因此,档案界应当与时俱进,关注一切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鲜事物,并加以研究。许多新社会组织,如各种研究会、行业协会、促进会、俱乐部、基金会、民办教育机构等,都是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出现的,它们在推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促进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基金会就是以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为目的的非营利性组织,它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对公众应对社会危机、防范风险等都有积极作用。

这是档案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需要。随着我国改革的逐步推进,政府在与市场关系调整过程中逐步释放出部分职能由新社会组织承担。党和国家对新社会组织的组成者——新社会阶层表现了极大重视,不但将他们视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且将他们纳入统一战线范围,并明确了“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方针,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的政策。既然党和国家的工作已延伸到新社会组织领域,档案工作自然也应该延伸到这一领域。

但是,目前新社会组织发展还不成熟、不完备,加之内部良莠不齐,档案工作普遍较弱。一方面,新社会组织由于其新,加之其自身的公益性导致经济来源相对紧张,档案工作往往起步晚而弱。另一方面,一些所谓的新社会组织,常常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干着非法活动。例如2007年7月,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方便面涨价事件的平息,就是从档案找到的突破口。从而不但认定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多次组织、策划、协调企业商议方便面涨价幅度、步骤、时间②,而且发现该组织虽然在2004年成立,但在报民政部审批时未获批准,属非法组织③。此外,新社会组织要想充分发挥作用,也需要档案工作的支持。由于社会的发展,需要它们不断探索创新完善和实现自身职能的方式,而这一切的基础,只能是它们在不断的实践中积累的大量档案。近年来,分时度假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频频发生,但各地消费者协会却并不能对其有效监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档案工作者的积极参与,使得消费者协会调查时,缺乏有效的档案证据,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新社会组织对档案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由于新社会组织发展所需的法律制度、社会支持、文化背景还不够健全,社会自治传统和参与意识、权利意识也参差不齐,其自身建设也相对薄弱,因而需要在理顺体制、规范行为、转移职能、加强建设等方面做出进一步努力。这就对档案工作的运作和管理等提出了新要求。

(一)新社会组织在档案管理、服务方面有新内容。新社会组织是公益性组织,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又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运作,以保证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因而其档案工作要同时兼顾公益和营利两方面。这就要求在档案管理、服务方面有新的内容。例如在管理上,要尽可能地降低管理成本,不仅要关注组织自身的目标,更要关注党和国家的形势,关注社会发展的趋势,从而帮助本组织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要正确处理好保管和利用的比例关系,真正做到所管理的档案既能顾及以后组织的发展,同时又切实可用,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在服务上,要注意将档案服务对象着眼于全社会。许多新社会组织(如研究会、协会等)是从经济利益集团中脱离出来的,因而在利益诉求时,难免带有倾向性,不考虑社会公众利益。特别是一些行业协会身份微妙,很多带有“半官方”色彩,有些甚至完全是政府部门“翻牌”而来,“官气”更浓。如何避免“国家利益部门化”,真正在国家体制改革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做到国家和新社会组织利益兼顾,对档案部门来说就完全是需要运用创新思维解决的新内容。

(二)新社会组织的灵活性对档案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新社会组织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因而它对社会反映敏感。这种敏感,首先源于国内国外市场的竞争性。现在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地区集团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新社会组织面临的竞争环境已经不再限于一地区和一国。特别是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科技和知识越来越成为引导发展的主导力量。新社会组织如果不注意运用科技和管理知识,对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进行更新换代,就可能被淘汰。新社会组织为适应信息万变的市场变化而具有的灵活性,是对档案工作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新社会组织的档案工作必须具有高度的适应性,提高档案工作效率,实现对档案的知识管理。不但在提高组织文化和人员素质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还要在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方面产生积极影响,促使其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符合社会需求。决不能无所事事,甚至尾大不掉,成为组织的包袱。

三、对关注和加强新社会组织档案工作的建议

(一)思想上接纳并高度重视新社会组织的档案工作。目前,档案界之所以对新社会组织档案工作乏之研究或研究甚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新社会组织还存在认识上的问题和机制上的障碍,对其作用认识不够。为了加强包括新社会组织在内的“两新组织”的工作,上海市早在2005年就成立市社会服务局,拉开了该市社会服务工作新序幕。2007年5月,北京市第十次党代会把“积极培育和支持社会中介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思路写入报告。同年底,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成立,研究制定首都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积极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党和国家已经把一些原本由政府部门承担的管理“担子”,让一些中介组织、社会团体等新社会组织挑起来,以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因此,档案界要充分认识到新社会组织在当今和未来社会的作用,从服务党和国家的大局以及促进自身发展的高度,重视新社会组织的档案工作。

(二)密切关注新社会组织中出现的与档案工作相关的问题。新社会组织尚处在发展阶段,这给我们研究档案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但是有难度并不意味着档案界就应该无所作为。首先,可以组织一些人员着手研究新社会组织的档案工作,或者至少将这一问题作为档案部门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加以关注。其次,对新社会组织在发展中出现的涉及档案工作或者影响档案工作发展的问题,加以综合分析和研究。为了提高研究人员的素质,可以对其进行相关的理论和知识培训,尤其是要拓宽其视野,开拓其思路。第三,研究要有重点。特别是加强对一些民间非营利性新社会组织(包括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组织)的研究。

(三)实践上主动介入。在这方面,档案部门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自己试点,加强档案中介机构的建立工作。通过在建立和发展档案中介机构这类新社会组织中发现一些新社会组织档案工作的规律性和共性问题,为新社会组织的档案工作提供实践借鉴。目前,档案系统存在的档案中介机构主要有上海档案咨询服务中心、上海育林档案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市档案行业协会等,它们或采取行政扶持、市场运作模式,或采取政策支持、市场竞争模式,相关部门可以对其进行充分分析,总结经验,服务于档案工作。二是重点介入一些新社会组织的档案工作。特别是加强对一些纯粹是出于公益心理的民间非营利性新社会组织的档案工作。由于公益性社会组织非常普遍,档案部门只要做到在其成立之前,选准一个有代表性的影响较大的新社会组织,先从服务入手,引导其加强自身建设,使其感受档案工作的作用,这既可以为档案系统积累经验,又可以以实践推进新社会组织的档案工作。

总之,新社会组织正处在发展阶段,对其研究也处在探索阶段。关注并加强新社会组织的档案工作,既能扩大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促进档案事业的发展;又可以增强档案工作对社会的贡献率,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社会组织论文范文第8篇

>> 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 协同治理视角下失地农民问题政府管理路径初探 政府主导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社会组织发展理路 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机制研究 政府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治理腐败机制的构建与实现路径 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功能及路径分析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与社会组织协同发展研究 新常态下社会组织转移政府职能的路径探究 国外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经验借鉴与启示 集成平台与创新引擎：政府与社会组织协作治理的实践 社区建设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研究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绩效评价探讨 理性选择视域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双向关系探究 基层政府创新社会治理路径的探索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进展、问题与对策 社会组织孵化与社会治理创新 政府职能转型与社会组织培育:政治嵌入与个案经验的双重路径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养老机制的建构 社会组织党建的突出困境与破解路径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10] 陆晶.我国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治化问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11.

[11] 刘翔.中国服务型政府构建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学位论文，2010.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国家重点学科资助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号：2015004）。

作者简介：韩沛锟（1989-），男，汉族，河南省郑州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非营利组织。

社会组织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农村社会管理；管理主体；管理体制；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2）06-0006-04

“社会管理”一词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是在1993 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重点是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督部门， 强化社会管理职能部门。2002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从2002年到2011年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社会管理，可见，社会管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学术界集中对A社会管理进行研究也是近十年的事情，所取得的成果，给社会管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一、农村社会管理研究现状

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题名：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截止2012年3月27日，显示4 549条记录，其士论文6条，硕士论文59条，会议论文287条，期刊论文4 197条；2000年后的记录总数4 383条，其士论文6条，硕士论文59条，会议论文286条，期刊论文4 032条。

以“关键词：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显示10 168条记录，其士论文20条，硕士论文425条，会议论文624条，期刊论文9 099条；2000年后的记录总数为9 339条，其士论文20条，硕士论文425条，会议论文616条，期刊论文8 278条。

以“题名：农村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显示124条记录，其士论文0条，硕士论文3条，会议论文10条，期刊论文111条；2000年后的记录总数为120条，其士论文0条，硕士论文3条，会议论文10条，期刊论文107条。

以“关键词：农村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显示59条记录，其士论文0条，硕士论文1条，会议论文5条，期刊论文53条；2000年后的记录总数为49条，其士论文0条，硕士论文1条，会议论文5条，期刊论文43条。

以“题名：乡村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显示7条记录，且全部为期刊论文；2000年后的记录总数为6条，全部为期刊论文。

以“关键词：乡村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显示3条记录，且全部为期刊论文；2000年的记录结果也完全一样。

从上面研究情况可见，以题名“农村社会管理”查询的研究成果数量（124条）仅占社会管理研究成果数量（4 549条）的2.7%；以关键词“农村社会管理”查询的研究成果数量（59条）仅占社会管理研究成果数量（10168条）的0.5%。

二、农村社会管理研究综述

国内对农村社会管理进行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农村社会管理主体方面

钟涨宝、狄金华（2011）[1]认为，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的困境表现在：管理主体单一，管理机制陈旧，管理理念落后，社会管理应对危机的能力不足；因此提出应从农村社会组织、法治建设、更新管理理念和管理机制、增强管理风险应对危机能力等方面改进农村社会管理。

张翠娥、万江红（2011）[2]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出发， 通过解读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程、探讨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演变后指出， 改革开放以前是依附性组织与单一化主体；改革开放到新农村建设前是自治性组织与多元化主体；新农村建设以来是合法性组织与社会化主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多元化，自主性不断增强，是国家意志贯彻和公民自我管理契合的良好平台，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与功能也逐渐凸显。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 也是新型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形成和完善、管理理念逐渐以人为本、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化的过程。

阳信生（2008）[3]、曹海林（2009）[4]、焦存朝（2010）[5]认为，现阶段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单一，管理职责不清，权责不符，应建立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2.农村社会管理权力配置方面

马军卫（2011）[6]分析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体制机制层面提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侧重管理制度的创新），强调权力的多元化和资源配置主体的多元化。

曹海林（2009）[7]认为，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和管理体制状况与社会的特定权力结构紧密相关，乡村权力资源配置模式的多元主体参与型转变必然要求农村基层社会组织重构，强调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权力结构、资源配置模式的多元化。

3.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方面

姜裕富（2011）[8]从国家、精英和公众三者间对资源配置的关系切入，探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历史：乡绅管理制度制度村民自治制度。结合案例分析了兼具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功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倡国家、社会、公众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

侯志阳、孙琼如（2011）[9]运用国家与农村的关系理论对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与农村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认为传统自然村落时期、时期、村民自治时期、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区建设时期，国家与农村分别具有不同的关系，并对这几个不同时期农村公共服务的绩效进行了考察，提出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复合体，形成公共服务供给力，并对具体操作途径进行了分析，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胡维维、吴晓燕（2011）[10]、黄羽新（2011）[11]、蒲实、廖祖君（2011）[12]认为，农村社区是农村社会治理的载体，是建设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平台，应培育多元治理主体。

邵书龙（2010）[13]认为，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特点是城市和农村相分隔的二元式管理。他对该模式之由来、发展路径和变迁趋势进行了剖析，并与苏联农村管理体制进行了对比， 认为中国的二元社会管理体制不仅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下其变迁方向亦另有独自路径。前期为完成工业化，国家建立起以计划经济、统购统销、集体制、二元户籍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后期则在城市化进程下，建立起以准市场经济、承包制与村社制、低价征地为主要内容的管理体制。

郭泽保（2009）[14]分析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历史演变：第一阶段（1949～1958）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成立， 是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初创阶段；第二阶段（1959～1979）是体制下的“政社合一”农村社会管理阶段；第三阶段（1980至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 是“乡政村治”的农村社会管理阶段。指出了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权责不清，体制摩擦，村自治组织机制障碍，农民缺乏参与意识。提出了构建中国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构想：依法整合乡村关系， 实现“乡政村治”良性互动；有效协调“两委”关系， 充分发挥各自功能；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维护农民的民利；扩大社会管理的主体， 培养农民参与意识。

张国祥（2008 ）[15]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社区建设创新农村社会管理， 最根本的是实现从行政管制公共管理社区服务的转变。将村民委员会改制为社区居民委员会，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探索社区公共管理、社区自治、社区服务、文化组织功能，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功能；党和政府要从宏观引导和公共服务着手，农村社区要从民主治理和社区服务着手，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方式。

谢雯、黄新宇（2011 ）[16]研究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百年变迁，认为从1911到1949 年是以伦理整合为主导的时期；从1949到1978 年是以政治整合为主导的时期；从1978 年至今，是以市场整合为主导的时期。指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是经济飞速发展，但农民人均收入仍较低；二是村民自治全面实施，但农民权益保障仍不足；三是农村文化逐步发展，但农民精神生活质量不高；四是城乡自由流动频繁，但农村发展后劲不足。指出农村社会管理的策略选择：一是多元化融合，推进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创新；二是一体化互动，消除城乡发展差距；三是法治与德治并举，构建双重整合载体。

4.农村社会管理基层组织方面

张学东、李红霞（2011）[17]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河北省76个农村进行了农村社会组织管理与农村社会事务管理两方面的调查，认为当前农村存在社会组织匮乏、社会事务单边处理等问题。农村居民与村干部期望社会管理的改进途径是：加强组织建设，促进管理优化；提升管理能力，规范社会治理；推动和谐发展，实现农村善治。

陈晓莉（2011）[18]研究了在多元化治理模式下农村社会管理面临治理主体结构失衡、功能模糊、关系失调和行为失范等问题，认为这些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社会管理的进步和发展。建议从共同治理理念和现实国情出发，建立党领导、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和公民广泛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面对多元治理主体间的离散和冲突， 农村党组织应通过对多元治理主体价值观念、组织结构、利益结构的有效整合， 实现党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的领导地位。

沈金华（2005）[19]、曹海林（2009）[20]探讨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路径：稳妥发展社会政治组织、加快发展经济中介组织、规范发展文化组织（扶持先进文化组织、弘扬传统文化组织、包容风俗组织、清除非法落后文化组织）、逐步改革乡镇政府组织。

5.农村社会管理模式方面

汪锦军（2011、2012）[21][22]认为，农村社会管理模式是政府介入模式。政府介入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两个变量在此模式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以这两个变量为划分依据，在理论模型上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分为：利益劫取型（政府介入能力与社会自治能力都弱）、行政主导型（政府介入能力强而社会自治能力弱）、合作共治型（政府介入能力与社会自治能力都强）和自主治理型（政府介入能力弱而社会自治能力强）。中央曾强调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的合理模式，但基于现在社会自身的发展还相对弱小、而政府力量强大的现实，提出了吸纳增效模式：社会管理应在政府主导下，通过一定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使社会具有自我管理的发展空间，党、政府、社会、公众多方参与。

刘嘉（2011）[23]提出了构建与城乡统筹相适应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四网三线两链一弓”。织好四网：管理主体、管理手段和方式、规范体系、体制机制；抓住三线：人才建设、矛盾化解、权益和利益维护；筑牢两链：社会管理资金投入链、乡镇企业对农村社会管理的服务链；拉满一弓：落实工作责任。

三、农村社会管理研究述评

当前学术界对社会管理的研究大多是在城市或是整个社会层面，缺乏对农村社会管理整体、系统的研究。

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华中师大政治学研究院出了一批农村治理的书，比如《岳村政治》等，但这些研究强调得更多的是政治治理，而针对现阶段的农村社会管理则研究甚少。近年来，在国内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下，学术界对农村社会管理进行了不同层面的研究，但相关的研究文献资料还不多，目前还没有一本农村社会管理的专著，从发表的文章看也没有全面系统的对农村社会管理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到目前为止也只有三篇相关的硕士论文从管理体制、社区管理、老龄人口管理角度对农村社会管理进行了研究。曹海林、郭泽保、邵书龙、张国祥、谢雯等学者从农村社会管理模式、体制、权力配置等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这为农村社会管理研究提供了参考。目前主要缺乏对农村宗族势力、精英富人团体、村委集体腐败、村民公共精神缺失等现象对农村社会管理产生的影响的研究，这为今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提供了很大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钟涨宝，狄金华.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2）：7；13.

[2]张翠娥， 万江红.社会组织发展与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基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程的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2）：14；7.

[3]阳信生.农村社会管理服务的缺陷与政府对策[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36；41.

[4][7][20]曹海林.乡村和谐发展与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性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9，（04）：72；76.

[5]焦存朝.主体视阈下农村社会管理水平提升问题的思考[J].学理论，2010，（15）：76；77.

[6]马军卫.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研究[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4）：20；22.

[8]姜裕富.农村社会管理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J].湖北社会科学，2011，（9）：50；52.

[9]侯志阳， 孙琼如.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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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维维， 吴晓燕.农村社会管理与新型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建设[J].新疆财经，2011，（1）：60；63.

[11]黄羽新.论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郊区农村的社会管理[J].广西社会科学，2011，（6） ：108；111.

[12]蒲实，廖祖君.高度关注城市近郊农村社会管理面临的难题[J].农村经济，2011，（7）：11；13.

[13]邵书龙.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由来、发展及变迁逻辑[J].江汉论坛，2010，（9）：5；10.

[14]郭泽保.构建中国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路径选择——基于社会转型期存在的问题[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09，（3）：42；46.

[15]张国祥.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探索与思考——以社区建设创新农村管理[J].社会主义研究，2008，（6）：101；105.

[16]谢雯，黄新宇.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变迁与新识[J].求索，2011，（11）：92；93.

[17]张学东，李红霞.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治理策略——基于河北省76个农村的调查与分析[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1）：95～96.

[18]陈晓莉.农村社会管理中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J].理论探讨，2011，（3）：134；138.

[19]沈金华.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J].发展研究，2005，（11）：38；40.

[21]汪锦军.论行政主导模式下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政府角色[J].行政管理改革，2012，（1）：60；64.

[22]汪锦军.从行政侵蚀到吸纳增效：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政府角色[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5）： 162；168.

社会组织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社会组织；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管理创新

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治理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政府，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业可以成为治理主体，权力运行的方向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更多是平行的。社会组织使社会具有更多的弹性和更大的张力，对于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作用重大。如何激活社会组织的活力，让它们发挥应有的功能与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社会组织的管理方式。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对于社会组织，政府重在创造一种支持体系而非监管，政府监管只是优化政府对社会组织外部支撑体系的一部分，即政府只是监管主体之一，除了政府监管体系之外，还应有社会监督、社会组织自律以及行业互律。政府应该着重发挥以政策指导、资源支持以及整合其他监督主体的角色。 一、 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分析

1. 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实践表明，在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方面，社会组织与国家是可以相互合作的，两者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对于提升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质量，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都是不可缺少的途径。社会组织以实现社会利益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标，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及利润分红；通过政府的资助和监管，社会组织能保证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量，弥补市场化企业在某些公共物品上的供给不足；从组织结构上讲，社会组织与政府的高度科层化体制有所不同，它实行多样化、灵活的、平等参与式的组织架构，使组织具有灵活高效的运作方式，能向社会提供众多的服务，承担某些政府、市场所不能活不愿提供的公共物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是社会组织将这种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使社会组织不但确立了在市场、政府之外的重要地位，还推动了多国政府进行新公共管理改革，发挥了提高维护公民权利、提供公共物品等重要作用。社会组织并不是政府与市场的替代性满足机制，相反，政府是弥补志愿失灵的有效机制。正是两者在各自功能上的优势和不足，才需要相互依赖与合作，才能使社会治理更加灵活有效。

2. 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公共事务，提高社会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功能。社会组织能够培育公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社会组织发达的地方，居民自治程度高，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就低；相反，社会组织不发达的地方，政府管得多，居民的自我管理能力也弱。社会组织能够推动公共精神的塑造，只有加入自愿组织，公民个人才具有客观的伦理性。居民只有更多地参与社会网络，才有可能为了公共利益而合作。社会组织构成与种类的多样性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必要的训练、机会和方式，也为社区自治与自我管理提供了必需的组织基础和形式，是培育公民公共精神的重要途径。

3. 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社会组织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政策倡导。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非营利组织比较项目的数据，发达国家平均从事倡导活动的社会组织提供的就业机会占所有社会组织就业的比例大约2%。在公共政策领域，政府和社会组织都认识到了双方的作用，积极寻求合作。从政府政策制定角度看，了解公众的需要和愿望非常重要。社会组织可以通过不同途径，向政府反映民众利益和需求，提出政策意见和建议，协助政府完善公共政策，保证制定的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由于这类组织成员基本都是某方面的专业人士，他们知识层次高，社会阅历广，有丰富的经验，具有为社会奉献的精神，因此能够提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与建议。因此，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征求社区的意见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各级政府工作的一部分，成为一种通用的做法。随着社会功能的发展，政策倡导成为一些社会组织的主要功能，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数量虽然不多，但影响大。他们有明确的政策主张，关注社会公正，并通过政策倡导影响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 二、 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及其能力诉求

社会组织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的组织形式，还是一个具有社会整合功能的机制和利益表达的渠道。当下，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和社会结构的转变期，政府需要利用社会组织作用和功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社会组织面临着一定的现实困境和难题，限制了它们正常功能的发挥。

1. 政府理念与社会组织管理的冲突。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社会组织是20世纪90年代政府治理创新的产物。中央虽然出台了相关制度与政策来保证社会组织的自主与自治，但是，目前很多社会组织仍然缺少独立性，许多重要的民间社会组织的主要领导都由机构改革后分流出来的政府官员担任。民间社会组织的成员普遍很欢迎具有“官方”背景的人士进入组织领导层，他们认为“一个社团的状况通常取决于参与的单位领导的分量”，官员的权力和资源将有利于组织工作的开展。因此，不仅大部分官办、半官办的民间社会组织没有摆脱业务主管单位的控制，而且很多纯民间型的社会组织宁可放弃“民办性”来换取与权力资源挂钩。这就导致了以下困境：首先，失去自治或独立性不强，弱化了组织的倡导作用；其次，“卖方主义”会导致机构在寻求政府资金时扭曲自己的使命；第三，带来官僚化或过度专业化，失去灵活性。这种社会组织对体制资源的依赖，导致了“行政为本”的观念与社会组织自身的管理与运作产生了冲突，即双方都倾向于从自己的角度并使用严格苛刻及绝对的标准来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2. 社会组织的专业化、组织化程度不高，支持系统不足。社会组织数量和规模的增长随之带来的是其作用和影响力的变化，而其作用和影响力的大小最主要的取决于该组织的专业化与组织化程度。这种专业化与组织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组织的组织形态的标准化。二是社会组织行为准则的标准化。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的行为准则、职业道德等规范基本上是个别大型社会组织行业组织确立的，存在着诸如标准过高、小型社会组织负担过重等问题。三是社会组织相关法律的标准化。目前中国还没有一部关于社会组织管理方面的统一法典，虽然制定统一的法典不是必然的，但是相关法律的逐步标准化是一种管理趋势。

3. 缺乏职业化的社会组织管理人才。没有高素质的管理者，就没有高水平的社会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公众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公众越来越理性化。拥有高素质管理人才的社会组织，能力强、公信力高，人们更愿意参与和支持这类社会组织。但是，目前我国大多社会组织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普遍水平比较低，管理的专业水平低，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足。大多社会组织在招聘所需要的专业人才时普遍遇到困难，即使招聘到了人才，由于薪酬、激励机制不完善，导致员工的稳定性不强，流失率很高。以上情况都从长远上影响着社会组织人才队伍的专业化程度。

4. 社会组织商业化模式所带来的挑战。商业化是社会组织不能回避的挑战之一。商业化背景下，资源竞争加剧，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将建立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这就把社会组织推向了市场，社会组织不仅要和同类组织竞争，还要和营利组织竞争。而营利组织在资源、人力、管理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对传统社会组织形成了巨大挑战。社会组织要想在竞争中生存和持续发展，必须探求新的模式。这就意味着，为了实现组织目标和使命，社会组织要学会运用市场营销理论，必须迅速掌握运用商业化模式解决组织发展问题的能力。实际上，非营利营销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已经非常普及。 三、 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管理路径：疏导式管理

在社会组织已成为合作治理的重要伙伴的时代背景下，过分强调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等硬性管理显然制约了社会组织的有效运行与发展，探索疏导式管理方式，更多地运用政策指引和服务的方式来培育与提升社会组织的能力，同时对其绩效进行监督，对于有效解决中国社会组织面临的困境可以提供管理上的思路。

1. 完善购买服务的监督机制，提高社会组织的有效性。从全世界来看，政府的拨款是大多数社会组织们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政府资助比较常用的方式是购买公共服务，政府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能够在不额外增加机构和人员的情况下，以较低的成本提供公共服务；通过向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社会组织在实现组织理念的同时，又获取了运作资源。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政府出资与保证社会组织运行的自主性之间的矛盾。由于政府是出资方，很容易事无巨细都予以干涉，使社会组织失去自主性以及应有的价值。目前的困境在于，政府如何购买服务，购买谁的服务，如何判断服务的效果以及规范购买行为，保证社会组织提供服务过程中，比政府自己提供创造更大程度的异质性与灵活性，同时保证项目的运营也合乎标准，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开展有效的评估认证，加强项目过程监督，是提高购买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在具体实践中，政府可以采取项目规划、完善评估指标体系等多种方式，引导和支持政府和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组织。

2. 成立政府协调管理机构，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更紧密合作。国外实践表明，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与服务的提供状况与是否存多方协调机制密切相关。实施多方协调机制的机构通常在对于服务的开展及机构的运行上有较好的沟通，对于运作及资源的提供过程中矛盾与冲突较少，而缺乏协调机制的机构往往存在的冲突较大。在美国，联邦和州、市都成立了一些规划、协调、服务于社会组织的机构，例如，纽约市市长办公室下属的“市长志愿者中心”掌握了纽约市2万多个社会组织供给服务的信息，通过及时了解社区予民众的需求，协调有关社会组织向社区和市民提供合理服务，成为了社会组织、社区、市民和市长相互联系的枢纽。2006年5月英国在国家层面成立了第三部门办公室作为英国首相内阁办公室的分支机构，该办公室负责社会团体、社会企业、慈善机构以及互助组织等的协调管理工作，其目的在于创造一个促进社会组织永续发展的环境，以及找出及协助克服市场失灵，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更紧密的合作。

3. 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为重点，加大社会监督力度，增强社会组织公信力。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组织众多，并且处于迅速发展期，政府没有足够的人手和精力监督，民众和媒体在监督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很大。很多机构的不当行为都是先有媒体曝光后，然后政府才介入调查的，效果很好。为了让公众更多的了解社会组织的运营情况，政府应向社会公开社会组织的有关资料档案，尤其公开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财务税收状况、内部组织结构和活动情况。政府应该加强对社会组织透明度方面的管理。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1）完善信息披露立法，提高信息披露的强制性。目前我国在信息披露方面缺乏可操作性的明确规定，使得披露信息的强制性不高，变成一种自愿行为。（2）扩大信息披露范围。我国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范围有限，内容不够详尽，无法解决社会监督中信息部对称的问题。因此，对于那些公益性强、接受政府资助以及其他支持的组织，法律应详细要求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方式。（3）充分利用媒体，提高信息的可获得性。信息披露不应该只是程序的义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义务的履行，充分尊重可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实现了社会对社会组织的广泛监督。为此，应该充分利用大众媒体，社会组织的相关信息，使社会组织的相关信息具有可获得性。

4. 培养社会组织管理人才，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水平。在许多国家，社会组织都存在管理人才短缺的难题。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由于具有良好的管理制度，一般都拥有一支职业经理人队伍。发达国家对社会组织管理人才的特点，一是素质高，管理者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阅历，具有创新精神和公益能力；二是拥有合理的薪酬，管理者的薪酬比较高，虽然直接薪酬不会高于企业管理者，但是间接薪酬，特别是心灵和情感上的回报是其吸引优秀人才的因素之一。因此，为改善社会组织的人才短缺的现状，政府应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支持更多的高校开设社会管理、社会工作等专业，为社会组织培养和输送专业人才，促使社会组织人才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其次，借助各类培训机构对社会组织的领导者进行业务培训，给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提供专业帮助。再次，加强支援队伍建设。鼓励志愿者行为，在全社会宣传和发扬志愿者精神。最后，政府应在社会保障、职称认定等方面制定配套措施，保障人才在社会组织和其他各类组织之间的合理流动，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提供有力的外部环境。

5. 推动行业自律，加强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与自我监督。发达国家为了确保社会组织遵守组织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普遍通过社会组织的联合组织制定一个共同遵守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以维护社会组织的声誉。这些同业组织既帮助维护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为社会组织服务，又帮助政府监督管理社会组织，促进社会组织的自律。可以说，同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管理力量的不足，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起了桥梁作用。行业自治组织不仅制定本行业共同的行为准则、职业道德等规范，而且可以通过行业认可、行业资格认定和行业规制等督促相关社会组织遵守这些规范，奖优罚劣，淘汰不合格的组织。还可以通过组织会议、开展培训等方式提供信息交流平台，推动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实践中，通过同业组织的自律功能，实现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能够减少政府管理的压力，缓解政府面对众多社会组织管理乏力的局面。结合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状况以及国外的经验，目前我国应该加强社会组织互律机制的建设，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完善该机制：一是组建专门的同行业组织，加强社会组织的互律。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提供重要的支撑机制，也为社会组织提供基本的交流平台。二是加强独立第三方评估与认证工作。我国缺少独立、专业的第三方评估与认证机构，很多评估工作由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组织、实施，增加了登记管理机关的工作量，也影响了评估的信度和效度。因此，需要加大培育独立的社会评估机构力量，增强其社会公信力，提高评估监督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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