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社会范文

奴隶社会范文第1篇

巫教崇拜的最高的神，叫做“上帝”，或“天”、“帝”。又崇拜祖先，说是死去的祖先，回到天国，作上帝的随从。上帝统治了天国。又统治了人间。凡是刮风下雨，好坏年成，战争胜利等等，都是上帝所决定。并且，连谁做奴隶，谁做自由民，都是上帝所决定的。国王是奴主阶级的代表，又是天之子——上帝的儿子，他代表了上帝来管人间的。奴主阶级就可以利用巫教向奴隶们说：你们要相信天，相信上帝，你们就得服从上帝的儿子管，就得服从上帝的决定。安分守己地做奴隶。

又有天国，又有人间。又有上帝，又有一下帝”（国王）。谁来做沟通的媒介？于是巫教的僧侣，就担任了这个角色。他们怎样联系天上和人间？怎样传达上帝的决定，反映“下帝”的要求呢？就要靠巫教的法术，靠祷告和贞卜，贞字就是拿着贝问卜的意思。不论求雨、求晴、打仗、打猎、祭祀等等，都要向上帝请示，都要问卜。卜法是拿兽骨或乌龟壳，先钻一下，再用火烤，看兽骨或乌龟壳上的裂文。从裂文的道道上，看是好兆坏兆。卜后再刻词在甲骨上。现在从地里掘出来的甲骨文，当时的作用就是如此。

在原始共产社会末期，画符念咒语的僧侣，已经成为脱离生产的专门职业。到了商朝。他们成了人间的天使，掌握神权的贵族。所以在政治上权力很大。不但世俗贵族要受他们支配，连王权他们都要干涉。特别是巫教的教主，握有大权，巫教的教主的称呼，叫做“阿衡”。“周书”里有伊尹、伊陟等当阿衡的记载。伊尹曾经不让太甲常国王，伊陟在国王太戊面前，就不要称臣。商朝的统治阶级里，始终有着俗权与教权的冲突。到了武乙，有个著名射天的故事。他们并非反对神权，而是要把神权要归团王自己掌握。在商朝末年，部份神权抓到国王手里，甲骨文就有“王贞”的记载。

巫教是商朝奴主阶级的宗教。奴隶却连祷告上帝的权利都没有。“易经”上就说过：“王用享于西山，小人弗克。”小人就是奴隶。奴隶在生时没有“人格”，死后也没有“鬼格”。奴主阶级只许奴隶把奴主的祖先，当作奴隶自己的祖先来崇奉。

奴隶社会范文第2篇

商朝到了盘庚的时候，首都温县大奴主贵族，已经腐败不堪，人民生活困苦。盘庚主张革新，他利用国家权力，迁都到殷（殷就是河南安阳），依靠经营工商业的奴主。当他一提到迁都主张的时候，反对的就有大奴主，还有大奴主鼓动的自由民。“尚书”的“盘庚篇”，就是记载盘庚严重的揭空旧势力的阴谋，贯彻了迁都的主张。那时候奴隶制还能够发展。

商朝底衰败

盘庚迁都后二百多年，商朝便由盛而衰，武乙的时候开始衰败。到了纣王的时候，就腐败得不可收拾。奴隶制社会为什么衰落呢？是由于当时生产关系，障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完全为奴主而生产，还受了那样残酷的剥削与压迫，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怎么会愿意提高劳动生产率呢？相反，他们常常因为发泄心里的气愤，把生产工具给毁坏了。奴隶们死的死，逃的逃，一天比一天地加多。奴隶劳动力实在非常缺乏。“尚书”“微子篇”里就说：“惟我奚不足。”（奚就是奴隶）纣王时代，发动征伐东南的战争，本来是想从战争中可以抓一些俘虏，补充奴隶。可是，新抓来的俘虏，马上成不了劳动力，更谈不到提高生产率。而且经常发生战争，又打得很久，反而使自由民和手工业者破产，手工业停顿，商路隔绝。虽然在这种情形下，工商业的资本，回到经营土地。经营的方法，因为奴隶少，便是大的领地分成小块租给小农，使小农成为附属农民，这就是传说中的“殷人七十而助”，这就是庄园制，作为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的雏型。但是，奴隶制社会的经济基础，是更趋于没落。奴隶占有制，在经济上，已经没有可能了。要打破这种情势，只有根本的革命了。而奴主阶级的生活，却过的比以前更加奢侈豪华的生活。他们把耕地荒废了，养鸟，养糜鹿，招诱别人的奴隶，供自己使用，特别是他们成群结队的喝酒，白天也喝，黑夜也喝。《尚书》上说的“沈酗于酒”、“荒腆于酒”、“群饮”，《史记》上说的“长夜之饮”，都是说这件事。又据“韩非子”上说：纣王喝酒，喝得昏天黑地，连日子都忘了。他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几月几日？问大臣箕子，箕子说他喝醉了不如道。问周围所有的臣子，大家全不知道，回答不出来。

奴主集团的内部，也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不但有地方政权与中央的对立，而且有世俗贵族与僧侣贵族的对立，从武乙射天的故事，可以看出神权已经逐渐低落，到了纣王时代，王权已经高于一切。

革命的前夜

庄园制的农业经营，引起土地贵族争夺土地，乡村里的自由民，因而失掉了土地，涌进了首都。在过去国家对贫穷的自由民，还有些救济，现在也没法救济了。自由民在首都里成为流浪的人群。过去他们是军队的重要的构成部份，现在已经变成流浪者，不愿担负也担负不了任何艰苦的工作。原来军队是不让奴隶参加的，现在只好让大批奴隶参加。这种军队，不但不能征服异族，连异族侵入也无力阻止。到了纣王的时候，奴隶成为军队的重要构成部份，而流浪的自由民，大多数却成为强盗小偷，甚至连祭神的牺牲，也都被自由民偷去吃。朝延里的官儿，大大小小，都是贪污腐化，吹牛拍马，做各种坏事情。纣王又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对奴隶和属领加紧压榨，据《史记》上所说：赋税很重，实鹿台之财，盈钜桥之粟，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奴隶相逐。对反抗的人民，用极其残酷的“炮烙之刑”。

但是，一切的暴政，阻挡不了历史的前进。当时整个的旧社会，已经是非常混乱。革命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当时所有的人民，包括奴隶、自由民中间的小农、手工业者，还有附属农民等等，都对奴主的统治十分不满。特别是奴隶底反抗和逃亡，已经成为很普通的现象。“尚书”《微子篇》里说：“小民方兴，相与谁敌。”从这些话里，看出奴隶们可能经常。当时连统治阶级内部，都感到统治不下去，他们所规定的一切法律、秩序，也都无法维持。《吕氏春秋》《慎大篇》里说：“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顾炎武《日知录》上说：“民玩其上，政刑不立。”这时全国也正如《诗经》《薄篇》里所说：“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这首诗描画出在旧社会快要的时候，人民皇皇不可终日的情景。

奴隶起义

奴隶社会范文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形态；奴隶社会；生产方式

中图分类号：D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3-0029-05

传统教科书和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社会历史可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其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是，通过研读马克思原著，我们发现，用“奴隶社会”来表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的“古代的”生产方式，是对马克思原著的误读。这一研究结论无论对于重新解读“五形态说”及其与“三形态说”的关系，还是回应我国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命题——“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无疑都具重要意义。

一、 对“古代的”生产方式理解的论争

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马克思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P33）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扼要地提出了“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思想，所以这段文字一般被认为是马克思经济社会形态理论的经典表达。但是，马克思在这里只是进行了精炼概括，没有展开阐述。马克思既直接明了地提出了经济社会形态演进的思想，又没有给予充分说明，所以这段表述就成为学界在社会形态理论问题上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的“理论之谜”。特别是如何准确把握“古代的”生产方式，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大多数主张“五形态理论”的论者都认为，既然《序言》中“大体说来，亚细亚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段话是五形态理论的经典表述，那么无疑“古代的”生产方式就是指奴隶社会。如有学者认为，《序言》中“古代的”生产方式与《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以下简称《1857—1858年手稿》）中的“古代的”所有制形式是不同的，它指的是《1857—1858年手稿》中古代的所有制形式解体以后产生出来的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同时又指出，《序言》确实讲的是亚细亚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这个结论既符合《序言》的本意，又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2]（P40～42）这种观点也是目前教科书和学界主流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序言》中古代生产方式是指奴隶制生产关系，而非独立的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具有历史的普遍性，却不能与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概念等同。在古希腊、罗马史的后期出现的奴隶制，在“整个世界史”的全局中，只是一个局部的具体历史事实，没有普适性的意义。[3]（P111）还有学者明确提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奴隶制度从来没有被看作一种可以作为独立社会形态而存在的历史范畴。相反，马克思只是把奴隶劳动看作人类生产力的一种特殊形式。古代的生产方式不能等同于奴隶制度。[4]（P39）

有学者认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和封建的生产方式之间不存在依次更替的关系。”但是，“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分别从逻辑上代表着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向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演进的四个阶段。”[5]（P16～17）这种观点把《序言》中的“古代的生产方式”与《1857—1858年手稿》中的“古代的所有制形式”等同起来，认为在手工业的发展和奴隶制的出现这二者的作用下，从古代生产方式中就派生出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古代生产方式自身也就随之解体了。

以上三种观点迥异，但是都包含了很多真知灼见。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没有形成直接论述社会形态理论的专著，更没有针对“古代的”生产方式所表征的社会的直接阐述，所以我们只能从散见于浩如烟海的文本出发，力争对社会形态发展演变的基本原理，包括对“古代的”生产方式所表征的社会，做出最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原意的揭示与解读。

二、马克思对“古代的”生产方式的阐述

关于古代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古代社会的性质问题。虽然恩格斯确认古代社会是奴隶制的，并且马克思恩格斯也时时提到奴隶制、奴隶制度、奴隶经济。但是，通过检索马克思文本发现，他在阐述社会形态演进时极少把古代社会与奴隶制联系起来。除《序言》中的论述外，马克思的相关论述还有：

《德意志意识形态》提道：“蛮人占领了罗马帝国，这种占领的事实通常被用来说明从古代世界向封建制度的过渡。”[6]（P126）“‘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6]（P130）

《雇佣劳动与资本》指出：“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6]（P345）

《共产党宣言》指出：“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6]（P289）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1]（P24）

《1857—1858年手稿》写道：“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不管这种统治和从属的性质是家长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的。”[7]（P108～109）

《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提出：“正像这种生产方式本身是历史的一样，它的性质和这种性质的规律也是历史的。亚细亚的，或古代的，或封建的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是实质上不同的规律。”[8]（P163～164）

在《资本论》第四卷中，马克思指出：“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于封建、古代等生产方式——的本质，把直接参与生产，因而也是直接参与分配所生产的价值以及这个价值所借以实现的产品的阶级，归结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9]（P167）

从以上马克思的文本可见，一般情况下，马克思在阐述社会形态更替时，总是把封建社会与“古代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古代世界”、“古代的生产方式”、“古典古代的生产方式”等概念联系起来一同使用。

当然，马克思也谈到古代社会，特别是古希腊、古罗马社会存在奴隶制，奴隶制是其存在的基础。相关论述有：

《神圣家族》写道：“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10]（P145）

《1857—1858手稿》提出：“古代世界的基础是直接的强制劳动；当时共同体就建立在这种强制劳动的现成基础上；作为中世纪的基础的劳动，本身是一种特权，是尚处在孤立分散状态的劳动，而不是生产一般交换价值的劳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劳动既不是强制劳动，也不是中世纪那种要听命于作为最高机构的共同组织（同业公会）的劳动。”[7]（P200）

《资本论》第四卷指出：“在古代，物质生产劳动带有奴隶制的烙印。”[11]（P315）“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古代人在他们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中见过什么危机，虽然在古代人中也有个别生产者遭到破产。”[11]（P573）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指出：“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12]（P176）

由以上文本可知，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承认奴隶制是古代社会生产的基础，但是他们却乐于使用“（古典）古代社会”这一概念来指称人类史前社会之后封建社会之前的历史阶段，而不是使用“奴隶社会”或者“奴隶制社会”等概念，这其中有其深刻的缘由：

首先，“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12]（P176），而不是古代社会独有的现象。这一思想贯穿了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的始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在部落所有制存在家庭奴隶制，而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仍然保存着奴隶制，而“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1]（P143）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明确提出：“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它总是存在于各民族的制度中。现代各民族只是在本国内把奴隶制掩饰一下，而在新大陆却不加掩饰地推行奴隶制。”[1]（P144）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指出：“在古代世界、中世纪和现代的殖民地偶尔采用的大规模协作，以直接的统治关系和从属关系为基础，大多数以奴隶制为基础。相反，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一开始就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13]（P388）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又提到：“真正的奴隶经济（它也要经历各个阶段，从主要为自身需要而从事经营的家长制，一直到为世界市场而从事经营的真正种植园制度）。”[14]（P908）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早已被世界各民族大量历史所证实。

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奴隶制作为一种经济范畴，既可以存在于亚细亚社会，也可以存在于古代社会、封建社会甚至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也就是说，只要具备条件，奴隶制度就会渗透到人们的生产关系中去，甚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以说，奴隶制存在于文明时代的任何社会发展阶段中，而不是古代社会的独有制度，只是在古代社会比较典型而已。之所以不能用“奴隶社会”或者“奴隶制社会”指称古代社会，因为这样很容易引起、而后来的事实也表明确实引起了人们对奴隶制度与古代社会关系的误解或者简单化：以为奴隶制度只存在于人类文明的早期社会；以为古代社会只存在奴隶制；以为在这个社会里，只存在奴隶主和奴隶这两个阶级及奴隶的人数总是占社会人口的多数。因此，奴隶制作为经济范畴具有历史的普遍性，但是不能与表示历史阶段的、属于经济社会形态范畴的古代社会概念相等同。

其次，在马克思看来，奴隶制度不属于独立社会形态的范畴，而是从属于社会形态的经济范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奴隶制是同任何经济范畴一样的经济范畴。”[1]（P143）而且正是因为奴隶制、农奴制均属于经济范畴，所以马克思没有强调奴隶制与农奴制的递进关系。奴隶制、农奴制这两个概念在马克思著作中常常同时出现，类似于孪生兄弟。其一，马克思提出，父权氏族产生过程中包含着发展为奴隶制和农奴制两种可能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马克思补充说：‘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12]（P55）其二，马克思认为，部落所有制解体后社会演进的趋势，既有可能向奴隶制发展，也可能向农奴制发展，这两种可能性是并列的。他指出：“奴隶制和农奴制只是这种以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继续发展。”[7]（P485）其三，“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像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7]（P15）

当然，作为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奴隶制与农奴制有着原则区别。对此马克思也多次进行过阐释，他说：“在奴隶制关系下，劳动者属于个别的特殊的所有者，是这种所有者的工作机。劳动者作为力的表现的总体，作为劳动能力，是属于他人的物，因而劳动者不是作为主体同自己的力的特殊表现即自己的活的劳动活动发生关系。在农奴制关系下，劳动者表现为土地财产本身的要素，完全和役畜一样是土地的附属品。”[7]（P457）还有，尽管奴隶制与农奴制有所不同，但是，马克思却没有表达过奴隶制如何向农奴制进行过渡，也没有表达过奴隶制如何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实际上，马克思明确表达的是古代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通过检索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我们发现，马克思仅仅使用过一次“奴隶社会”这一概念，即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写道：“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13]（P251）坚持“五形态理论”的学者也常常引用这一表述来证明马克思提出过奴隶社会这一社会形态。然而笔者对照《资本论》德文版和英文版发现，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这段的译文是不妥的。英文版的表达为：“a society based on slave labour，and one based on wage labour”，译为中文应当是：“奴隶劳动的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而德文版的表达为：“Gesellschaft der Sklaverei von der der Lohnarbeit”，译为中文也是：“奴隶劳动的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在德文中“Sklavenhaltergesellschaft”特指“奴隶社会”。而且译文中“奴隶社会”与“雇佣劳动的社会”也不对应。可见，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将“Gesellschaft der Sklaverei”译为“奴隶社会”是不妥的。如果把这里的误译纠正过来，那么在马克思著作中就从来没有使用过“奴隶社会”一词。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马克思在《序言》中提到的“古代的”生产方式所代表的社会形态不应当以“奴隶社会”来命名，而应当直接以“古代社会”来命名，而这一术语也是马克思多次使用的概念。但是，鉴于人们习惯把现代社会以前的社会泛泛地称为古代社会，马克思偶尔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过这个概念，因此我们不妨用“古典古代社会”来指称亚细亚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的社会形态。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界定“社会”范畴时，恰恰使用“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来表达社会形态的演进。即“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1]（P345）

三、古典古代社会的衍生及其基本特征

马克思认为，古典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是由原始的古典古代所有制形式，即古希腊、古罗马的公社所有制形式演变而来的。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导致由古希腊、古罗马的公社所有制向古典古代社会的演变的原因。

一是手工业的发展。在原始公社末期，越来越多的被释放的奴隶、被保护民、外地人成为劳动大军，结果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生产部门。而手工业以及交换、债务的作用，致使大量的公社成员丧失了他们的财产而沦为奴隶。马克思写道：“在古代人（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工业已被认为是有害的职业（是释放的奴隶、被保护民、外地人干的事情）等等。生产劳动的这种发展（这种劳动作为只是为农业和战争服务的自由人的家庭劳动，或者作为为宗教仪式和共同体服务的工业，如建造房屋、修筑道路、兴建庙宇等等，而单纯从属于农业的状况中摆脱出来），是必然会有的，这是由于同外地人交往，由于有奴隶，由于要交换剩余产品等等；这种发展使那种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因而也成为每一个客体的个人（即作为罗马人、希腊人等等的个人）的基础的生产方式发生解体。交换也起同样的作用；还有债务等等。”[7]（P486～487）

二是战争的结果。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战争是每一个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最原始的工作之一，因为某一个共同体，在它把土地当作自己的东西来对待时，会碰到的唯一障碍，就是业已把这些条件当作自己的无机体而加以占据的另一共同体。因此战争，既用以保卫财产，又用以获得财产。战争就会有战俘，一开始，人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战俘，一般就简单地把他们杀掉，甚至在更早的时候是把战俘吃掉。但是在阶级形成过程中，“在这时已经达到的‘经济状况’的水平上，战俘获得了某种价值；因此人们就让他们活下来，并且使用他们的劳动。这样，不是暴力支配经济状况，而是相反暴力被迫为经济状况服务。奴隶制被发现了。这种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古代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但是归根到底也成为他们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15]（P524）

这样，在手工业和战争的作用下，大量公社社员沦为奴隶，成为直接属于生产的客观条件，而“如果把人本身也作为土地的有机附属物而同土地一起加以夺取，那么，这也就是把他作为生产条件之一而一并加以夺取，这样便产生奴隶制和农奴制，而奴隶制和农奴制很快就败坏和改变一切共同体的原始形式，并使自己成为它们的基础。”[7]（P484）这样，从原始古希腊、古罗马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派生出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古希腊、古罗马的古代社会。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古典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有：

第一，奴隶制经济是古代社会的自然基础。前文提到，虽然马克思不认为古代社会就是奴隶社会，但是在《神圣家族》、《1857—1858手稿》以及《资本论》中马克思还是认为奴隶制是古代社会的自然基础，当然这一论断主要限于西欧的古希腊、古罗马社会，至于东方社会，马克思认为村社制度的实质是东方专制制度。奴隶制经济的特征主要有：其一，土地、劳动工具都归奴隶主所有，奴隶的劳动、人身及全部时间也都隶属于奴隶主。马克思指出：“在奴隶制关系下，劳动者属于个别的特殊的所有者，是这种所有者的工作机。劳动者作为力的表现的总体，作为劳动能力，是属于他人的物，因而劳动者不是作为主体同自己的力的特殊表现即自己的活的劳动活动发生关系。”[7]（P457）同时，“奴隶的全部时间，就像牲畜的全部时间一样，都属于奴隶主，当然，奴隶主必须喂养他们。”[16]（P234）其二，奴隶及其劳动都被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奴隶是奴隶主的工作机。马克思认为，在奴隶制经济下，“按照古人的恰当的说法，劳动者在这里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劳动工具是无声的工具，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此。”[14]（P229）但是，奴隶也要让牲畜和劳动工具感觉到他和它们不一样——“他是人”。这样奴隶就不断虐待它们，任性地毁坏它们，以示自己与它们的不同。所以，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奴隶只能使用最粗糙、最笨重、也很难损坏的劳动工具。比如，在直到南北战争爆发之前，墨西哥湾沿岸各蓄奴州还一直使用旧的中国式的犁。不言而喻，奴隶像牲畜一样受到奴隶主裸地不加任何掩饰的奴役。

第二，土地是古典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农业是其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工业附属于农业，商业不带有普遍性。马克思论述道：“这种耕作像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那样处于支配地位的民族那里，连工业、工业的组织以及与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或者像在古代罗马人中那样工业完全附属于耕作；或者像在中世纪那样工业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与此相适应，在古代人那里，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财富，不是为了交换价值，而是为了使用价值，即生产的目的表现为奴隶主的私人享受，甚至奴隶主的过度消费达到了骇人听闻和荒诞无稽的程度。既然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价值，因此商业只是在少数地方存在或者较为发达，如马克思所言：“这些商业民族生活在古代世界的缝隙中，正像犹太人生活在中世纪社会中的情形一样。”[7]（P479）

第三，古代社会的人根本不可能实现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平等和自由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而古代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它的基础是直接的强制劳动，所以，“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所要求的生产关系，在古代世界还没有实现，在中世纪也没有实现。”[7]（P200）

由此可见，在《序言》中，马克思表达了亚细亚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依次更替的思想，再加上共产主义社会，恰好是经济社会形态的五种形式。但是，这种表述与传统上对“五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表述略有区别。我们认为，本文的表述在《资本论》及手稿中有充足的文本依据，是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的。然而，由于当时史料的限制，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最初形态还不甚了解，所以他还是用了一个带有地域性的概念“亚细亚生产方式”来指称这一时期。同时，由于“奴隶社会”的提法根本不符合马克思原著，那么，以传统上理解的马克思“五形态说”为窠臼的史学命题——“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无疑没有争论的必要了。

[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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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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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奴隶社会范文第4篇

文献中，比较早又具体地谈到井田制的是《孟子・滕文公上》中的一段记载，大意是：将九百亩土地划为九块，每块一百亩，由于形状像“井”字，因此叫作“井田”，并且实行八户人家共同耕作中间的一百亩公田，每家均有一百亩私田。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夏代曾经实行过井田制，商、周两代的井田制也是延续而来。但是由于缺乏过硬的文献资料，以胡适为首的一些学者认为“井田制”是孟子的空想，以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井田的均产制只是战国时期的乌托邦。不过也有很多学者还是认为孟子所说的井田制是有根据的，孟子所说的和《诗经》中反映的西周土地制度有基本一致的地方。

井田制在长期实行过程中也在一直发展和变化。“八夫为井，公田居中”可能是最早实行的井田制。早期地广人稀，农田基本都是肥沃的良田，把井田中间的一块作为公田，对领主来说也不会吃亏。而且当时农田四周修建的排灌沟洫也是纵横相通，每九百亩形成一个井字形大方块，也与当时的沟洫农业制度相适应。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开发越来越多，贵族们更愿意将肥沃的良田留给自己作为公田，公田就开始不设在井田中间，其中多出来的原来作为公田的一百亩，就分配给另一户耕种，原来的八户就变成了九户。

到春秋晚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力量的对比产生变化，奴隶制度开始衰落。封建制度的兴起，农夫们对公田的耕作越来越没有积极性，井田制的集体劳动形式过时了，分散的、一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封建经济形式兴起。贵族们就不再叫农夫们去公田劳动，而是将公田分给农夫们直接耕种，按一定比例收取谷物，井田制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春秋时期管仲“相地而衰征”，说的就是按田地好坏等级高低，征取数量不等的实物税，客观上打破了井田的界限，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战国秦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井田制彻底被土地私有制替代，以致后来孟子提到井田制的时候也只能说个大概。

沟洫农业与井田制相对应，沟洫是从田间小沟――畎（quǎn）开始，以下依次叫遂、沟、洫、浍（kuài），纵横交错，逐级加宽加深，最后通于河川。夏商周时期的黄河流域河水经常泛滥，在平原地区发展农业就必须先开沟排水，先民通过进行土地整治，划分田界疆域，形成井田即方块田，并在井田中建立起规整的沟洫系统。沟洫农业从夏禹致力沟洫便开始萌芽，到了周朝形成比较完备的井田沟洫制度，成为奴隶社会黄河中下游农业的主导形式和农业标志。

夏商的属地在颍水流域和汾水流域，西周在渭水流域，晋在汾水流域，鲁在泗水流域，汉在汉水流域，这些地方灌溉方便，但土质疏松，地势平坦，每当雨季来临，河水就会淹没农田，因此修建排水沟渠就变得尤为重要。当年，大禹总结了父亲的治水经验，改原先的“围堵障”为“疏顺导滞”的方法，利用水自高向低流的自然趋势，顺地形把堵塞的河流疏通。洪水顺着疏通的河道流入河道、湖泊、洼地，最后流入大海，从此水患平息。考古工作者也在河南洛阳发现了属于夏文化的水渠，成为了夏代有沟洫的实证。商代沟洫农业从田字的形状可以看出田间已经有纵横交错的沟洫系统。到了西周，沟洫农业开始盛行，《周礼》中也有了详细的记载，如《冬官・考工记・匠人》：“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诗经》中提到的“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说的就是平整土地，划定疆界，开沟起垄，宣泄雨水。

另外，在沟洫农业中，泥土被翻到两旁形成高于地面的“垄”，垄在商周时期被称为“亩”，挖出的沟称为“畎”。针对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的环境条件，土壤干燥时将种子种在沟中，便于抗旱;土地潮湿时将种子种在垄上，便于防涝。由于田中的沟和垄的宽度一般相等，是宽一尺，深一尺，逐渐地，人们就习惯用畎亩（沟垄）来计算农田的面积，三条沟和三条垄为一步，一百步为一亩。这就是土地计量单位“亩”的来历。

奴隶社会范文第5篇

在一八九八年，河南省的洹水发了大水，淹了安阳县西北小屯村。那村很深的土都被水括走，等到水平了以后，小屯村的农民耕地时，掘出了许多乌龟壳和骨片，后来陆续发掘，除掘到很多乌龟壳和骨片以外，特别值得提出的，发现了比较精制的青铜器。后来在河南睿县，在山东济南附近，也掘出了商代的遗物。

原来商代的都城，虽然经常迁移，但总在河南、山东一带，大致在河南省。盘庚迁都到殷，殷就分殷虚，就是安阳西的小屯。从殷虚的出土物研究，可以看出商代是发展到高度水平的青铜器时代。

商代的炼铜，是大规模的。商代的兵器、日用的器具、祭器，大都用青铜造的。已经掘出的商代青铜器，不但种类很多，而且制作精巧。殷虚青铜器中，以箭镞为最多，根据考古学家的意见，只有在青铜器时代末期，青铜器到了最便宜的时候，才舍得用它来造成箭镞。所以虽然在殷虚还未发现青铜制农耕工具，但是，可以断定，当时的农耕工具是青铜造的。当时在生产领域上一般地青铜器已经代替了石器，但是石刀、石斧等还是以残余形态当作辅助的生产工具用的。而另一类石器，作为建筑用或宗教用的艺术品。

因为殷虚发掘的范围还不大，所以还没有发现铁器，对于商代人民会不会使用铁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不管当时使用不使用铁器，也不会影响到商代的奴隶社会的性质的。因为青铜器能创造出剩余劳动。而这个事实，在殷虚的乌龟壳、骨片上所刻的文字（就是甲骨文）里面，已经有了记载。

奴隶阶级与奴主阶级

青铜器能创造出剩余劳动，就出现了一小部份依赖剩余劳动的一群人，就是奴主阶级，另一大部份人是供给剩余劳动的一群，就是奴隶阶级。中国社会发生了最初的大分裂，最初出现了阶级。

商代的奴隶，从甲骨文的记载，如奴、奚、仆、童、牧、御、妾、小臣、多臣等等，全是奴隶的名称。奴隶底主要来源是俘虏，奴隶本身就是奴主的生产工具。他和土地、房屋、牲口一样地，属于奴主的私产。奴主家里有多大财产，不但看他有多少地，多少房子，几只牲口，还要看他有多少个奴隶。中国古书上也有“奴婢同资财”的话。

奴主对奴隶底剥削，是十分野蛮、十分残酷的。从甲骨文看来，奴隶带着锁链工作，黑夜囚在土牢里。还要在头额上刻了记号，防他逃跑。奴隶可以买进卖出。奴主看待奴隶，甚至看得连牲畜不如。而奴隶做的工作，却比牲畜更苦更重。奴主常常用火烧奴隶，活埋奴隶，随便杀死奴隶。祭祖宗时，把奴隶杀掉作牺牲。就像后来杀一只鸡祭祖宗一样。甲骨文中就有这类记载，如“丁酉祭武丁时，杀人三十，杀牛六。”

在农业、畜牧、手工业的主要部门中，奴隶都是生产劳动底主要担当者。奴主最初不许奴隶当兵，到了殷末，才大量使出奴隶当兵。此外，奴主还要奴隶歌舞，角斗，供他玩赏。

在商代奴隶社会里，除了奴隶、奴主两个阶级外，还有自由民。商代的奴主、贵族大部是从商族中多斿族成员转化，而商族中其他氏族的成员，大都成为自由民。他们的小生产，斗不过奴主的大生产，又要负担战争，便陆续破产，走到城市，城市里的贵族，念和他们同一种族，便养活着他们。直到贵族养不活他们的时候，他们才站在奴隶方面。反对奴主。

奴主为了要强制奴隶劳动，制服奴隶，就需要有暴力机关，这个机关，叫做国家。中国就是商国。商国是奴隶占有制的国家，它有官吏、牢

狱、军队等，它是奴主阶级压迫与剥削奴隶阶级的工具。商王武丁，三年不管事，由蒙宰全权。蒙宰就是管理奴隶的官。可以看出，商国国王就是大奴隶主。

商代的农业、畜牧、手工业、

在商代，农业已经取得完全支配的地位，农业是很发达的，甲骨文中有田、畴、井、疆等字，还有麦、粟、黍、禾、来等谷物名称，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所种的谷类，已经种遍了当时黄河南北。甲骨文中有园、囿、果、桑、蚕、酒等字，看到当时已经有了园圃，养蚕术已经发明了。当时已经有了剩余谷物，才能以这些毅物，大规模的造酒。当时人们以农产品为主要生活资料。在甲骨文中，常常有这样的记载，如算一算下不下雨，求一求明年是不是好年辰。

商代除农业外，还有繁盛的畜牧业，但是畜牧业，已经退到次要地位。当时除了马牛羊、鸡犬豕已经为家畜外，象在当时也是一种家畜。渔猎成为奴主的一种娱乐。冶铜、制陶等手工业以及商业都很发达。当时交换的媒介物件“贝”。起初是海员，后来改用人工制造，先用珧制、骨制、最后用铜制造。当时商业很发达，从甲骨文上看来，东北到朝鲜半岛，东南到江浙，西南到四川，西北到新疆，都有商人的足迹。首都安阳发起为包括十平方里地域的一个大都市。

奴隶社会范文第6篇

关键词：陶器刻符；图形文字；甲骨文；标志设计

中图分类号：TB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4019702

标志（logo），是表明事物特征的记号。它以单纯、显著、易识别的物象、图形或文字符号为直观语言，具有表达意义、情感和指令行动等作用。

中国的汉字在漫长的历史中历经发展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原始社会陶器上的刻符文字；以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等为代表的古文字阶段；以隶书、楷书等为代表的今文字阶段，其中楷书自魏晋南北朝出现唐代完善定型以后，成为我们今天通用的书体。在前两个阶段，由于文字处于发展过程中、尚未定型，因此，文字的笔画形态和视觉面貌十分丰富多变，为现代标志设计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和遗产。

1 原始社会的刻符及奴隶社会的图形与文字的特征

目前可见的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的刻符、图形、文字主要存于陶器、龟壳、青铜器等载体，其中刻符和图形文字主要见于原始社会的各种陶器上，而甲骨文金文则主要见于龟壳和青铜器之上。由于这些刻符、图形文字及甲骨文等处于发展过程中、尚未定型，因此，文字的笔画形态和视觉面貌丰富多变、兼具个性与美感，也为我们今天的视觉设计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财富。

原始社会的刻符是指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距今五六千年的半坡彩陶，上面已有形似文字的刻画符号。我国著名史学家郭沫若认为：“彩陶上的那些刻画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陶器上的刻画符号主要见于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等文化遗址的陶器之上，这些刻画符号虽然不能称为成熟文字，但其图形符号具有某种记事和表意特征则无异议。

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也是一种成熟的文字形式。

青铜器上的铭文，也称金文、钟鼎文。今存最早的铜器铭文属于商代。西周时随着青铜器制作技术的改进和改良，铜器铭文步入全盛时代。早期青铜器上的铭文，虽然大多数人认为是文字，但因其更具象形性，郭沫若先生将其称之为“族徽”因此，早期青铜器上的铭文可称之为“族徽文字”。图1 陶片刻划

符号

图2 陶刻符

拓片图3 西周早期

青铜器上的铭文

在陶器、龟壳等载体上进行刻符和图形文字的创作，由于受材料质地的影响，因此，其视觉效果多给人一种质朴、粗拙的自然美感，而华夏先民在远古时代进行创作时也尚未有熟练的技艺训练，使得创作的图形符合和文字更有一种天真自然的视觉感官。

2 现代标志设计对古文字的自觉观照

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留下的陶器刻画符号、早期青铜器铭文、图形文字、甲骨文包含大量的视觉信息，既具有浓重的装饰意味，同时又具有鲜明的视觉特征。现代标志设计作品中诸多案例中可以找到古文字的视觉特征，现代标志设计对古文字视觉特征的直接借鉴和重新转化再利用在某些标志作品中表现出清晰的脉络。

东亚银行的标志设计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图4分别是“东”字的甲骨文、金文和现代楷书的三种写法示例，其中甲骨文和金文写法为古文字的视觉特征，中间为椭圆形，上下为基本对称的向外开叉造型，而图5中东亚银行的标志设计的视觉特征和“东”字的金文写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东亚银行的标识图案非常巧妙，将“东亚”两字合为一体，整体为“东”，中间为“亚”，在借鉴古文字笔画造型的基础上融入新的内容，使其更具现代意义。东亚银行的标志设计作品是典型的“古”“今”融合的标志设计经典案例。

图4 “东”字的不同写法

图5 东亚银行标志

图6 青铜器上的

铭文“中”字

图7 中国邮政标志

中国邮政标志，是“中”字与邮政网络的形象互相结合、归纳变化而成，并在其中融入了翅膀的造型，使人联想起“鸿雁传书”、“青鸟传书”这一中国古代对于信息传递的形象比喻（见图7），如李商隐就有“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的诗句。整个标志造型朴实有力，以横与直的平行线为主构成，代表秩序与四通八达；稍微向右倾斜的处理，表现了方向与速度感。虽然该标志虽然从“中”字变化出其它丰富的造型和涵义，但从视觉上我们不难看出中国邮政标志设计创意灵感和图6中青铜器铭文“中”的视觉联系，这种对古文字的借鉴同时做到了和标志设计所要表达的内涵和意义不谋而合，使中国邮政的标志设计既具有传统韵味和含义又经典耐看。

图8 甲骨文一期“编”字

图9 刘氏竹编标志

另一个从古文字中汲取灵感的设计案例是刘氏竹编的标志设计，见图9，其标志设计奖竹编材料的视觉形态和甲骨文字“编”字（见图8）的视觉形态结合起来，融汇表达竹编的概念，融古于今，是古文字形态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延伸运用的成功案例。

上述三个案例展示了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运用和融合的视觉形态效果，当然，在现代标志设计中，对古文字视觉形态和思维的借鉴运用，取其神比取其形更加重要，现代标志设计的视觉形态中必须融入特定的内涵使其符合设计目标并具有现代意义。因此，在借鉴这些古文字甚至是陶器上的刻画符号等视觉形象时，必须融入新的视觉语言，单纯模仿其形态无法产生优秀的标志设计作品。

3 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的刻符、图形、文字蕴含的现代性

上述三个设计案例展现了两千多年前古文字设计思维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延伸运用，事实上，不仅是古文字，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的刻符与图形都具有设计的视觉现代性。

3.1 古文字中“对称”手法的装饰造型意识

对称的装饰手法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经常用到，是加强美感常见的一种设计手段。早期青铜器铭文中常常刻意将有些独体字写成两个并作对称处理，强化装饰效果，如图10，有些文字则将其部分构形笔画写成两个造成对称效果，如图11。对于“对称”设计思维的运用，古今之间无丝毫隔阂，可以说这是古文字和图形符号最具现代性的设计思维。

图10 早期青铜器上的铭文

图11 早期青铜器上的铭文3.2 古文字中“加边框”手法的装饰造型意识

在早期青铜器铭文中或族徽中，许多字外面往往加上一个“亚”将其框起来以将强其装饰感，如图12，这种装饰手法在现在标志中非常常见，而3000年前的华夏先民早已将这种装饰思维和手法付诸实践，其装饰思维的现代性令今人惊叹。

图12 早期青铜器上的铭文3.3 陶器刻画符号视觉美感表达的现代性

在陶器和陶片上的刻画符号，由于受材质和技术的限制，这些刻画符号具有一种自在的美感，如图13-15。现代标志设计有相当数量的标志以自在自然为视觉诉求，而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洽洽能为其提供视觉借鉴和灵感来源。

图13 大溪文化

陶片上的刻符图14 双墩遗址

陶刻符图15 龙山文化

陶刻符拓片

3.4 甲骨文金文中象形的视觉简约特征和现代性

在早期青铜器铭文等早期文字和甲骨文中，“象形”的意味非常浓厚，然而在这些“图画文字”中，象形的笔画造型中却极具简约化的视觉特征，尤其是在表达动物和某些动作意义的含义时，通常是非常简单的线条勾勒出所表达内容的形象，这种简约的具象和象形和现代标志设计中表现具象事物的手法如出一辙，即使在今天看来这非常巧妙生动。

图16 现代标志设计

图17 现代标志设计

4 结语

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留下的陶器刻画符号、早期青铜器铭文、图形文字、甲骨文是祖先留给后人的十分宝贵的财富，其中蕴含的文字构型设计思维和视觉特征对于今天的标志设计仍人具有设计学意义，带给现代标志设计以丰富的设计启迪，祖先遗泽绵长，今人应珍视、研究和善加利用。

参考文献

［1］ 陈彬龢．中国文字与书法［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2］［美］杨晓能，著.唐际根，孙亚冰，译．另一种古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8.

［3］马丹. 字体设计［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4］王军强. 创意汉字图形设计［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奴隶社会范文第7篇

关键词：政治领袖；政治哲学；执政合法性

执政正当性也可以称为执政合法化。最早最详细对政治合法化阐述的人物，当推马克斯韦伯，韦伯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政治秩序分为三种类型；法理型――这种类型是建立在合法的规章制度和体系之下的政治秩序，在韦伯的思想中，把这种政治秩序称为最为合法化和理性化的政治秩序。传统型――这种类型是将权威建立在传统和风俗延续下来的权威统治，一般是古代的君主世袭制和现今社会仅存的一些君主制国家，明显带有特权世袭的色彩。

一、执政合法性的含义

戴木才和彭隆辉教授在《政治正当性解释范式的演化历程》中开篇把政治正当性定义为政治的正当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1]。高度的概括了政治正当性的内涵，一个政党要取得暂时和长久的统治，那么他所设计的政治制度和执政理念必须被社会所赞同。也就是定义中该政治统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政治正当性也代表了执政正当性，一个政党拥有了政治正当性，那么他的执政正当性才能被承认。执政正当性受一些因素所影响，首要的因素应该是取得政治权利的合法化，当然还包括政党在对外事宜中所取得的成就，国内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果，政治制度和决策的合理化。当然这是现今存在的情况，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三种社会状态下的领导的合法性。

二.原始社会下的首领的合法性

探讨原始社会部落领导的合法性这个话题，理应把历史推向人类社会形成的原初状态。在原始状态下，人类社会不存在着明文规定的社会制度和规章，国家的最初原型是部落，部落的首领成为了能够对部落发号施令的人。人类社会前期，按照洛克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论述的那样，人类处在一个没有语言交流的自然界之中，他们每天游离在深林的各个角落，彼此之间不存在劳役，没有家庭，同时也没有战争，他们不知道对方是谁，即使见过，也会随着漂浮不定的生活而将对方忘记。但是历史终归不是直线运动，当最初的人类发现，聚集自己的同类能够使自己在狩猎中获得更多的成果，能够大大降低自己一个人居住在山洞或者栖息在树上被野兽伤害的可能性时，保障自己的安全同时获得更大的利益，习惯性的进入了人类的人脑中，于是更多的人类聚集在一起，就成为了一种习惯的可能性。当然也可能是最初对人类进行狩猎的野兽，采用了聚群捕杀独自游离在深林某处的人类方法，于是无数次单个的逃走的原始人，学习了这种方式，发现原来更多的同类在一起能够减少自己的伤亡，同时更为简单的可以猎杀比自己弱小的动物，这种群体捕食甚至还和强大的野兽的作战中偶尔取得胜利。不过人类最初本来就是弱小的动物，从人类把动物和植物都当成自己的食物就可以看出，最初的人类不能在自然界中摄取足够的食物，那么这种群聚在一起的最初原因，只可能是因为要保护自己的安全，抵御强大的野兽。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为，人类生性好斗，残暴不仁，人类最初的自然状态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他这种观点明显带有时代的阶级气息，没有太大的说服力。霍布斯认为人类摆脱自然状态是靠激情和理性，《利维坦》第十三章中论述到，使人倾向和平的激情是对死亡的恐惧，对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事物的欲望，以及通过自己的勤劳所取得的一切的希望[2]。但是他把这种对死亡的恐惧，对必需事物的欲望和失去自己劳动果实的可能性，看成是人与人之间斗争的内部原因。而事实上人类早期面对的威胁，更多的是来自自然界，来自于不同种类的野兽的威胁。试问当自己都经常可能成为野兽的捕食的对象时，人类哪里有时间先产生对同类的战争，或威胁到同类的死亡，就如现今战争一样，抵御外来侵犯总是位于所有斗争中最前沿的事情，也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候，这是人类的天性，当然也是本能。

原始状态下的人类为了同强大的野兽进行斗争，结成了简单的联盟，这种联盟最初的形态可能母子之间。因为游离的人类无法拥有固定的配偶，而母亲生下孩子之后，需要将其抚养成会独立行走和进行简单捕食的人类，那么这段生活在一起的期间，就成为了群聚的最初萌芽，伴随着这个状态的出现。这种最初的萌芽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开始出现变化。很明显在抵抗野兽的攻击时，母亲的体力和智力都不能够承担主要力量的责任，于是年轻的孩子，成为了能够保护自己母亲的强大的力量。他们在无数次和野兽的斗争中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当然我还认为最初的人类状态是不存在伦理这个观念的，在部落形成的逐步过程中，一个更为完整的家庭萌芽开始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然后是兄弟姐妹。这种聚集开始逐步变大，最初的部落也在不断的发展中形成。而能够成为部落首领的人，绝对是体力上超过了群体中任何一个个体。他们能在自己的群体斗争中取得绝对的胜利，同时能够抵御更为强大的野兽，获得了选择配偶的优先权，为繁殖优越种族奠定了实质性的基础，这也解释了人类为什么能不断进步。那么肢体上的力量就成为了首领合法性的条件，没有特权的存在，也不存在世袭制。这种权力就是柏拉图的理念，只要你符合上面的理念，那你就能成为合法的首领。在这种社会状态中，没有不公平，没有世袭，没有政党，群聚人数也有限，每一个首领都是优秀的，因此领导的个人魅力仅限于他身上。

三.奴隶社会中首领的合法性

伴随着人类交往的不断加强，地域之间的联系也逐步扩大，人类部落的生活经历了不知道多少个世纪，语言也进一步进化，当然起实质性作用的还是生产力的发展。在满足部落每一个成员水平极其低下的生活条件之后，于是某些人开始有自己剩余的产品，当然这部分人肯定是部落首领，于是私有制开始产生了。私有制的出现，使人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私有制的出现，人类才可以朝文明更进一步。尽管私有制的出现会带来同类之间更多的压迫和流血，会带来人类之间的不平等，但是摆脱了野兽的生活，人类毕竟成为了实实在在的人类。从私有财产到奴隶社会的形成，其中经历了多久的历程，不在这里进行了考证。但是最初建立起奴隶制国家的那个人，肯定在体力上和智力上，当然还有财富上都超过了部落的其他人，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自己部落的首领，然后才能发动对不同部落的战争，战争的胜利会带来战俘，这就是最初的奴隶。当一切条件都满足的时候，奴隶制国家开始出现，国家开始出现一些基本的机构，军队，部落首领的议会等等。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世袭制是出现了。于是靠身体素质、智力和财富成为首领情况，也将进一步改变，如上文所说，第一个成为奴隶社会的统治者的人，肯定是拥有最强的能力，首领的个人魅力也是极其突出。但是在奴隶社会中，权力开始世袭，父传子成为了铁一样的定律，但是历史总能清楚的告诉我们，父亲的领袖魅力终归是父亲的，作为国家新的首领，才能总是相形见绌。于是不可避免的总是会出现王朝的更替，一个又一个的奴隶王朝倒下，但是一个又一个的英雄式的人物又将出现，但是他的王朝总是逃脱不了历史的命运。

四.结论

首领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质，原始社会以体力身体的强壮为标准，奴隶社会则是以财富与奴隶的数量为标准，各个时代特质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参考文献

[1]戴木才，彭隆辉.政治正当性解释范式的演化历程[j].伦理学研究，2012（7）.

奴隶社会范文第8篇

关键词：《诗经》；女性意识；根源；继承；发展

一、奴隶社会后期女性意识的展现

（一）女性意识概述

对于女性意识的定义有很多种说法：

在研究女性的问题上学者们已经越发的深入，陈志红，女性研究学者针对女性意识给出了解释：一方面来自于女性的本身的身体上的和心理的机制，在感受外界的整个世界的规程中有着自身的视角和简介，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和整个人类的前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同的社会阶段对女性的仪式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决定的女性意识的阶段和历史内容。

（二）独立意识

自古以来，社会的地位一直是掌握在男性的手中的。女性的自我意识在社会的不断演变中才出现的，尤其是在女性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之后，女性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被发掘出来是一种必然的情况。女性能够有时间有能力去思考自身的社会中的位置，在家庭中的地位，在爱情中的地位等等，她们学会了再繁杂的社会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从而赢取更加辉煌的人生。

在很多文学作品里，是把女性形象围绕在男性形象的塑造之中，服务于男性。在《诗经》的诗篇中有大量的表现女性的自主意识的诗篇，在一些诗歌中，女性的成为了诗歌的主视角，也就是说是从女性的视角去观察和思考世界，在这些诗歌中男性甚至成为“被看”的“他者”。在《诗经》的《箨兮》中描写了一名女性的角色送给自己心爱的男子一片落叶，邀请他的男友一起唱歌，表达自身的思念和喜爱，没有一点的羞涩，这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典型的表现。

（三）情爱意识

《诗经》的诗歌中有着大量的表现的女性角色爱情的诗篇，不仅仅的表现的爱情的情景和内容丰富多彩，表达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关于爱情和生命有着这样的描述：生命的是短暂的，因此我们充分感知着爱情美妙，挺同时爱情是美妙的，因此我们越发感到生命的短暂。可以这样说，《诗经》的出现，将女性的爱情第一此那么完整的那么美好的表现了出来，不仅仅是这样，还对后来的各种各样的文学形式的带来了启发，将女性的爱情从古风尚存的时期一直延续着在唐诗宋词中继续美好下去。

这些关于爱情的诗篇主要是是用女性角色的角度来写的，她们的情爱意识热情奔放，就像夕阳将要落在山林中，但是最后的光线那么的华美和丰满，铺满了整个世界。这种爱情的描写以及对女性角色的社会地位的描写在后来的越来越深的封建礼教的社会中是很难再见到的。

（四）忧怨意识

我们不应该低估中国传统的思想的在人们心中发芽蔓延的时间，在那个而遥远的时代，婚姻和爱情中的痛苦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在《诗经》中有大量的展现这种感情的诗篇。在《卫风・氓》展现了一个被负心的丈夫抛弃的悲痛的女性角色，直接表现出了女性角色在社会中的受到歧视的待遇和不平等的遭遇。诗中写，这名女性与氓相识的时候是相当的美满幸福的，随后两个人陷入爱河，知道结婚。没想到，氓在见异思迁，将这名女性无情的抛弃，从而激发起了读者的悲痛的心情。

（五）反抗意识

女性的命运是什么？女性的命运是由自由的意志决定的，从别人的控制中得到了摆脱，从社会的压制中得到了解放，从而在无边无际的世界中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有能力在这些思想得到诞生的同时进行形影的行动，并且没有什么阻碍的进行自己的行动。

从社会进程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妇女从父系社会之后就成为了男性的连带物，在家庭中的角色是受到控制和拘束的，在奴隶制形成之后，女性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受到了更多的不公正的而待遇。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多情女子和负心汉多数，在不幸降临的时候能够勇敢的和命运斗争的女性是生命中的佼佼者。

二、奴隶社会后期女性意识产生的根源

（一）社会根源

首先，在整个《诗经》时代，这种原始群婚风俗保存得较好的时期和地区里，人们尤其是长期处于压抑中的女性追求自由恋爱的风气表现得更加强烈，毋庸置疑婚姻的形式对女性意识尤其是女性的爱情的作用是关键性的。

其次，《经》诞生的年代在历史上属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换的时期，女性在经济的收入上经历的变化过程是从母系社会中比较强势的地位逐渐转变成了父系社会中弱势的地位，又逐渐演变成了奴隶和封建社会制度中的绝对的弱小的地位。

在随后的经济弱势的情况下，女性失去了对人生的价值的追求从而将自己生存的希望过多的集中在了与自己生活的另一半的身上，将自己生命幸福的权利都集中在自己配偶身上。社会是《诗经》女性意识产生的外部原因，女性本身的的思想因素则是女性意识产生的内在原因。

（二）心理根源

女性婚假之后，以丈夫为依靠，以丈夫的思想和追求为转移。依附行为导致心理的自我悲观，视“男强女弱”为自然界中的定式。其次，先秦女性比后世女性拥有更多自由、尊严与地位，在内在意识中残留着“女人发明文明是为了吸引和得到男人”的想法。这种想法父系社会不是主流，但会在特殊的条件下发生作用，使女性诞生离开男性约束的想法。极度失望是一重要根源。由于女性对婚姻的极度失望，使女性不再按男权标准约束自己，她要做想做的事，这是女性独立意识产生的根源。

三、《诗经》中女性意识的继承和发展

（一）《诗经》女性意识的继承

汉魏时期，女性在婚姻问题的思考上，继承了《诗经》中的反抗意识。典型的代表是《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以拒绝再嫁来表达对爱情的坚贞，并以死来反抗婚姻不能自主的弱者地位，这是对《诗经》女性反抗意识的继承。

宋朝到明清时期，女性意识又开始退化。对于女性的审美，自然健康不再是标准，取而的需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随着女性受到的压迫日益加重，反抗的声音也越来越高，这主要体现在一些女性文人学者的作品中。李清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明朝中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传统思想的地位被动摇，也因此传统礼仪制度对于女性的压迫开始减轻。因此，这一时期的女性意识再一次被唤醒，可以从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得出来。如出自《聊斋志异》的婴宁。

（二）《诗经》女性意识的发展

应该说《诗经》的年代，是女性意识刚刚萌芽的时代，但从一初始的的萌芽阶段，《诗经》时代的女性意识就展现了独立精神的伟大的生命力。目前，社会主义民主进程正在加快，“五四”文明的精神之火熊熊传承，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也逐渐被淡化、瓦解，自由、平等的种子深埋在在现代人性的沃土中，爱的种子有了他的成长的空间，女性的尊严、地位逐渐站在了同男性同等的位置。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敢爱敢恨，心怀家国，这应该是新时代女性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新新姿态

【参考文献】

[1]游国恩.游国恩学术论文集・楚辞女性中心说[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86.

[2]王春荣.女性生存与女性文化诗学[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

[3]乔以纲.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文化反思[J].天津社会科学，1988（01）.

奴隶社会范文第9篇

商朝的家族，是一夫一妻制。甲骨文里所说“多父”，是指的父亲一辈——伯伯和叔叔。甲骨文里已有“侄”这个称呼出现了。

但是，一般的说：在私有财产社会里，所谓一夫一妻制，是专门束缚女子，不是束缚男子的。商朝的奴主贵族，有许多小老婆。“妾”字在甲骨文里已经出现，妾字是女奴隶，又作小老婆讲，看出当时奴主贵族把女奴隶作为他的小老婆。相传周文王就有许多小老婆，所以生了一百个孩子。

原始杂婚制的遗风，在商朝直到周朝，都还存在。商朝的有祭祀玄鸟（根据郭沫若的考证：玄鸟是凤凰）的庙；在玄鸟神殿上，女子献身给平时的爱人。

文字内出现

目前已经发现的中国最古的文字，在盘庚以后。盘庚以前的文字，我们还没有发现。

在盘庚以后，应用的单字，在两千左右。这些字里，象形字是多。现在我们用的字如日、月、牛、羊，写成篆字，还很像太阳、月牙、牛和羊。可以看到，最早的文字，是象形图画发展来的。当时一个字有好几种写法，如羊字的写法，在甲骨文里多到四十五种。

甲骨文里还有不少形声字，如“洋”，三点水是象形，羊是声音。此外，还有于乃等虚字。可以看到，这些文字还不是最早的文字。最早的文字不会有这样多的字，字体构造也不会有这样复杂。

并且，如商书的盘庚篇，就是当时的作品。甲骨文里，也有一篇记事文章，共六十三个字。还有诗，例如：“癸卯卜，今日雨？共自西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商朝的文献，都分类编篡。甲骨文片上都有钻的孔，大概是穿绳子用的。甲骨文里并发现有“册六”和“编六”。

历数的发明

在商朝，已经发明了历数。因为看到每天早上太阳从东边出来，旁晚到西边落了。从太阳出到太阳落，叫做一日。看到每月月亮只圆一次，就叫做一月。看到月亮有时圆，有时缺，就把一月分三旬，一旬分十日。又看到五亮“十五不圆十六圆”，就有小月和大月的发明。小月二十九日，大月三十日。因为当时农业很盛，耕种收获，要看气候，于是有季节的发明，分为春、夏、秋、冬四季。春耕夏锄，秋收冬藏。四季为一年，一年分十二个月，甲骨文里常发现一年有“十三月”，那是闰月。

当时用天干地支纪日。近来发现的甲骨文片上有一干支表，大概是商朝的日历。

艺术和音乐

商朝奴主阶级为了享乐，为了宗教上的寄托或举行宗教仪式，在艺术上和音乐上都有了发展。艺术上的雕刻，有铜雕、石雕、骨雕，都很精美细致。在青铜器，流行一种“有方角的螺纹”，也有种种动物画的图案。

奴隶社会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奴隶社会；女性；婚姻；法律

中国法律制度经历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奴隶制法制制度。和国家的产生一样，奴隶制法制制度的产生，在原始社会时期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孕育阶段。这个孕育阶段是从父权家长制建立开始，到法律正式形成为止。在法律孕育时期，原始社会的行为规范从习俗而成为习惯法，从没有强制到强制，从强制性较少到强制性较多。中国奴隶制法律制度正式形成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善于西周，瓦解于春秋时期，而其中商和西周两个朝代对于女性婚姻问题的法律规定更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而值得我们探究。

商朝在婚姻制度上维护一夫一妻多妾制。礼法维护男性家长占有多个女性的膡嫁制度，即在国君娶妻时其他人送妾随嫁的制度。《易经》记载商王帝乙嫁女儿给西伯昌为后（正妻）时，就同时有“娣”（妾）随嫁，而更多的妾是奴隶主从女奴中挑选出来的，王族的男性在正妻之外可拥有大量的妾，商王武丁蓄妾达六十四人之多。在奴隶主占有多个女性的情况下，为了维护继承的嫡长制，按礼的规定，其中只有一个女性处于“妻”的地位，而其他都是“妾”，妻与妾不但在婚姻形式上有娶与膡的不同，主要还在于身份的高低贵贱不同。妻之子为嫡，妾之子为庶，嫡子在继承王位及财产上比庶子有优先权。妾不但被丈夫奴役，同时也奴属于妻。

欧洲奴隶社会时期具有典型代表的国家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下面就探讨一下这两个国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法律制度对女性婚姻的影响。

希腊是欧洲最先进入阶级社会和产生奴隶制国家和法的地区。希腊奴隶制城邦国家中影响较大的，一是奴隶制度贵族政体的典型——斯巴达，一是奴隶制民主制的典型——雅典。从这两个典型城邦国家和法，可以概观古代希腊的法律制度，斯巴达法律制度的特点与其贵族密切联系，普遍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公民与自由人等级森严，法律地位极不平等。而雅典法律制度保证着雅典公民的民利，调整着自由人内部的私有财产关系，开始有了私诉和公诉的区分，相应地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诉讼制度。

古希腊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制，但同时也残留着群婚制的遗迹，妻可以同外人发生性关系，弟兄可以共有一妻。当妻子不能生育时，可以选择退婚。妇女在嫁给丈夫以后就应该专心处理生育、教养子女等家务，而当在财产不均现象发展的时候，妇女开始取得大量财富。

雅典的家庭属于一夫一妻制，实际上仅仅对于妻子而言，丈夫丝毫不受任何限制，如男人与别的女人通奸，法律并不加以干涉，此外，“丈夫还常常有女奴供他使用”，德拉古的立法就公开允许纳妾。至公元前415年远征西西里，希腊在战争中损失惨重，男性公民大为减少，法律准许男子重婚，这种情况下，男子又享有了不少特权，不仅可以自由离婚，还可以把妻子逐出家门，妻子的地位极其低下，被看作“除生子女以外不过是一个婢女的头领而已”。妻子假如要提出离婚，手续相当繁琐。

古罗马在历史上一直与雅典有十分密切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而当时罗马奴隶制经济发展迅速，以贵族为主体的罗马共和国一跃成为地中海沿岸的统治者。因此罗马法高于希腊法，进而发展成为奴隶制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法律，在资本主义世界有广泛影响的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受到了罗马法的影响，就连恩格斯也说：罗马法是“商品生产者社会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基于此，罗马法对关于女性婚姻地位的问题也有不少论述。

古罗马法学家莫迪斯蒂努斯曾说：“婚姻是一夫一妻的终身结合，共同发生神事与人事的关系。”但是当时还保留着浓厚的家长制家庭关系的残余。家庭中以家长为首，家长称家父，他对家里的一切成员享有绝对支配的权利，当时流行的婚姻是“有夫权的婚姻”，这种婚姻是男女双方按市民法的规定所发生的，结婚后，妇女加入夫的家庭，受夫权支配。如夫本身受家父管辖，则新娘同样要受家父控制。丈夫可以选择任意时间任意地点离婚，只要丈夫一方提出离婚申请，婚姻即结束，妻子在丈夫面前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并且妻子的身份、姓氏都跟随丈夫，法律还规定，丈夫若发现妻子不忠，可以当场杀死她。在财产关系上，法律称作夫妻财产“一体主义”，即妻子的任何财产都是属于丈夫的。古罗马的“有夫权婚姻”在共和国后期已很少见，在查士丁尼安统治时，这种婚姻已经绝迹，取而代之的是“无夫权婚姻”，罗马法称为“略式婚姻”。“略式婚姻”与“有夫权婚姻”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在夫妻关系上，丈夫对妻子已经没有了所谓的“夫权”，妻子也不必履行绝对服从丈夫的义务，夫妻之间形式上处于“平等地位”。比如夫妻双方达成相同的意见，协议离婚，那么双方就可以解除夫妻关系。在财产关系上，罗马法叫“夫妇别产主义”，就是说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原值上彼此各自拥有各自的，妻子的财产不管婚前所有或是婚后所得，一律归自己所有，只有妻子将管理权委托给丈夫时，丈夫才能够处理和管辖妻子的财产。

从商和西周时期同古罗马和古希腊时期关于女性婚姻在法律上的界定存在着共性但也存在着区别。

它们的共性表现在整个中国奴隶制时期同古罗马和古希腊统治的前期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都是极其低下的，是作为附属品存在的，是没有独立人格可言的。具体表现在前者在婚姻制度上实行一夫一妻制，而后者法律规定的是“有夫权的婚姻”，即夫权的绝对统治，两者堪称“异曲同工之妙”。而两者的女性在地位卑下所表现出来的相同的法律特质基础上又存在着不同，前者突出一妻多妾，即男子可以拥有多个女子做妻子的权力，而后者突出夫妻是一对一的匹配。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到了西周时期，法律也规定平民必须实行一夫一妻制，而贵族依然可以一夫多妻制，这表现出中国奴隶社会时期女性以自身的低下地位又村托出平民和贵族之间不可逾越的身份和阶级上的鸿沟。而从东西方奴隶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女性从属身份的特点我们也可以得出男性力量和男权意识在当时社会的绝对主导和完全支配。

再看两者关于女性婚姻在法律特质上存在的区别，具体表现在中国奴隶制时期女性婚姻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是被支配的地位，是不由自主的，是身不由己的。而古希腊和古罗马统治的后期，女性婚姻的自则有了显著的改观，因为后期的罗马法规定，在夫妻关系上，丈夫对妻子已经没有了“夫权”，夫妻之间起码在法律和形式上处于同等地位，古希腊后期甚至更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群婚制的存在，如妻可以同外人发生性关系，当妻子不能生育时，妻子可以选择退婚，而当财产不均现象发展的时候，妇女开始有了大量的财富，尽管有的法令是陈规陋习，但从侧面揭示了女性在婚姻发展状况中的一个改变，同时也是西方奴隶社会女性地位提高的一个显著信号，而当时中国的奴隶社会还处于一夫多妻制的模式中苦苦挣扎。法律规定女性婚姻地位的上升反映了当时社会条件下人们人权意识的提高以及群众法律意识的启蒙，这对后来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