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法范文

社会治理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基层社会治理；群众自治；研究述评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治理”的概念就被世界银行正式提出，此后，“治理”就从经济领域广泛运用到政治领域中来。随后，在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对“治理”的概念下了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也是目前对治理做的比较有共识的定义。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含义

我国关于“治理”的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由俞可平教授提出的，他最早把“治理”引进我国的政治研究和国家治理当中，并推广及应用。现在我们提出的关于“治理”的概念不仅是从国外引进的，它在我国也是有历史根源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圣贤们就对“治理”有所论述：《孔子家语》中也谈到了“昔欲使官府治理”；《荀子》里面就提及到：“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等。历代圣贤和明君都曾反复强调“天下大治”的理念。

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党和政府提出了国家治理的创造性思路和社会治理的建设性思路。并且强调性的指出，治理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或者单方面的活动与控制过程，而是一个多元参与、多方互动的过程。基层社会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点，它是特指由乡、镇人民政府以及市辖区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所主导、由社会多方参与的，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和过程。[1]

二、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

（一）党组织

基层党组织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灵魂和核心，基层党组织不仅要发挥好其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过程中的领导和组织能力，更应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程中不断实践，发挥其先锋模范作用。其次，党组织的法治建设水平的提高将有利于基层党组织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建设水平，因此，基层党组织应积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把法治化的思想运用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战略部署之中。我们应将基层党组织打造成法治型党组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才能切实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这就需要基层党组织带领基层干部树立法治观念和法治为民的意识，积极指导政府建设力量下沉、重心下移的法治工作机制，提高基层政府部门的依法办事能力。

（二）政府

基层政府要不断加强自身的法治化建设。首先，要加强基层组织机构的法治化建设和。我国基层组织机构建设存在诸多问题：基层组织机构结构不完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不到位、法治工作的后勤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基层政府应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建设，着力解决存在的问题，努力提高基层法治机构工作能力，提高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基层政府应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要创新并完善社会治理的各种机制，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努力在改革发展中解决矛盾，促进基层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努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提高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水平。其次，是加强干部队伍的法治化建设，改善法治机构队伍不稳定和人员不足的问题，大力培育优秀的法治建设人才队伍。推动法治干部队伍下基层活动。基层政府应增强干部队伍的法治观念、法治为民的意识，推动法治干部下基层活动，要积极引导、推荐优秀法治干部到基层挂职、任职或驻地服务，让基层法治干部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为我国基层治理法治化提供更多的宝贵经验和财富。最后，要不断增强基层司法机构和监察机构的建设，整合县一级公检法司的力量，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的法治网络，从多维度来建立起农村基层法治网络。

（三）基层群众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保障基层群众自治权的一项我国的政治制度之一。基层群众自治权是受我国宪法承认的，同时也是受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规定的我国基层群众都应享有的权力。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基层群众自治权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侵犯。根据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法律规定，只要是涉及群众自治范围的改革或者创新都应得到基层群众的同意，即使是并无恶意，怀着良好的初衷，也不能以改革或者创新等名义随意侵犯和剥夺基层群众的自治权力。在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群众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应提供给群众更多的参与渠道，并给予基层群众使用其权力更多的鼓励和法治保障。

三、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施途径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法治化

首先，健全公民民主参与社会建设的法律保障机制，为基层不同阶层的群众提供参与公共决策的平台和机会，提高基层群众参与的水平，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这就需要构建基层政府与多元社会主体之间的良性沟通机制。其次，构建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相结合的综合调解机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不仅要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积极预防和减少基层的各种不稳定因素，还必须要客观理性地认识当前地区各类复杂矛盾纠纷多发的实际。政府应当充分发挥调解机构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的重要作用，同时综合运用民间、司法、行政等机构和部门以及教育、沟通、协商、疏导等多种办法，把各方力量有机结合起来，统筹协调、共同化解矛盾纠纷，还应当建立矛盾纠纷综合协调工作平台，使其能有效的协调相对分散、衔接不够的基层各方力量。再次，建立健全基层民主自治的法律保障机制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要求基层政府要为各阶层社会主体提供自治空间，如农村要保障其村民有规定乡规民约权力，城市社区要保障社区公民参与市民公约的权力，各个行业允许其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支持其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同时应当让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其积极的功能和作用。

（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项目的法治化

近年来，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问题、新需求和响应上级或中央政府的号召，许多地方政府部门纷纷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实施多种形式的创新活动，形成了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心转向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趋势。不可否认，这些地方政府的创新项目给基层社会治理注入了新鲜血液，引入了新的活力，并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效。但是，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虽然这些创新项目在主观上并无恶意但是在其实施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是造成了许多的不良后果：有些基层地方政府部门在未经基层民众同意的情况下，借助行政力量、甚至是采取暴力化的方式，实施一些违背群众意愿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项目，严重的损害了我国的基层治理法治化进程，同时也严重的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和群众的拥护；还有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没有获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实施创新项目，这严重的违背了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要求，造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隐忧。所谓“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些政府部门的既未经过基层群众同意，又没有获得专门机构审批和法律授权的政府创新，实质是一种违法有违背民意的“越权”行为。所以说，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项目的法治化应当尽快解决，制定出合理的创新项目审批机制、政府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决策机制，使基层创新治理项目在法治内实施和体制内运作。基层政府应使基层治理创新项目既适应基层社会实际，又符合基层群众意愿，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创新项目的可延扩性和生命力。

（三）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人治”“德治”与“法治”

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一直受到传统礼制、习俗和乡规民约影响，一些落后的村落甚至还是由族长管理整个村务，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的改革不仅直接延伸到乡镇和街道，而且延伸到居民区和各个村落，然而，虽然在形式上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管理模式，但是“人治”仍然存在。时至今日，甚至有新的演变：基层领导干部及行政人员的“人治”。这种情况在化和时期尤为严重，改革开放至今这种“人治”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党的十提出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其中，“法治保障”是十的新增内容，从这几个字的变化来看，法治开始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并开始运用到基层社会治理当中，同时也反映了经过建国以来的多年实践探索，基层社会管理确实离不开法治的保障。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一直存在法治与德治边界不清的问题。在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依法治理是不可或缺的，虽然不是最好办法，却是托底的安全线。法治不是无限扩张的，它是有边界的，尤其在处理邻里纠纷、家庭纠纷等问题时，乡俗、情感、德治等方法可能更加有效，更加合理。所以说，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虽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也应当与德治相结合，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应尽可能多采用德治、同时用法治来维护公平、正义，才能更有效的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结论

本文梳理了近三年关于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相关研究：基层社会治理的概念，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实施途径这四方面。这些总结从理论上来说，对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做了梳理，从实践上来说，使各个治理主体更加清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对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现途径有更深层次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商巍.《从管理到治理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J].现代商业.2014年，30期.

[2] 陈顺洪.《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研究》[J].学位论文.2014年.

[3] 中国人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人百科全书・政治学卷[M]北京：中国人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4] 卢福营.《基层社会治理的政府创新应当法治化》[J].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

[5] 章再彬.《推进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对策建议》[J].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12月.

[6] 张新光.《中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及其启示》[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月 .

[7] 方世南.《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关键：加强党组织法治建设》[J].唯实・发展要论.2014年，第12期.

[8] 赵鲲鹏，杜晓溪.《法治化背景下的乡镇治理研究述评与思考》[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9] 常文清.《关于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思考》[J]特别策划.2014年，第12期.

社会治理法范文第2篇

一、全面打造法治政府

1、在政策制定方面，依法调整和规范政府行政决策行为

六盘水市出台了《六盘水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要求把调研论证、公开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作为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必经程序；出台了《六盘水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程序规定》，要求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

2、在依法行政方面，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管理和规范社会事务

一方面，由各职能机关围绕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和社会管理薄弱环节，开展专项依法治理活动。例如：六盘水市发改委在工作中严格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审批项目，从严审批政府投资项目。建立法律顾问制度，与律师事务所签订合同，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各职能机关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做到行政执法主体合法、行为合法。另一方面，将依法行政纳入政府考核，将依法行政年度考评成绩作为县区与市直机关年度目标考核内容的“负面清单”扣分项，由市政府法制办进行扣分。

3、在法制宣传教育方面，努力营造全社会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

一方面，加大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制培训力度，尤其推进领导干部法制学习制度化，不断加强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积极面向社会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例如：市发改委围绕加强和改革宏观调控、整顿市场秩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相关内容，利用报刊、宣传栏、网络平台、微博、微信等宣传媒体，在本部门和门户网站上设立法制宣传教育专栏，普法动态，建立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资料栏目，扩大依法行政和政府法制工作社会影响。

二、创新社区服务模式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六盘水市在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过程中，按照“精简管理层级、优化整合资源，实行区域化管理，建强党的基层组织”总体思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1、实行“一社多村（居）”治理体制

撤销原有的街道办事处，建立社区服务中心，将原来的“市―县―街道―社区”四级管理精简为“市―县―社区”三级管理。推行“居政分离”，由社区服务中心直接向居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让居民委员会自治职能归位。

2、建立“社区法律服务点”

通过在社区建立“社区法律服务点”的方式，推动法治社区建设。例如：2014年底明湖社区通过聘请律师的方式，开展“法律服务进社区”系列活动，以“把律师请进来，把法律送出去”的形式，让居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便利的法律服务，进一步提升了社区法治建设水平。

3、探索“在职机关党员进社区”活动

充分利用在职机关党员的“居民”身份，建设“机关党员回社区参与社区建设工作”制度，要求在职党员结合自身特长，积极主动到居住地社区党组织报到，积极为社区群众服务。

三、激活网格服务力量

为了进行精细化管理，在六盘水市依托原有的社区管理体系和信息平台，按照“界线清晰、任务适当、责任明确”的原则，将社区范围划分为若干个区域网格。以网格化的方式，建立网格管理服务队伍。每个网格由一名社区工作人员担任网格长，与网格内综合信息员、社区党员、社区民警、社区志愿者等共同组成网格管理队伍，对网格内的居民实行动态和跟踪服务。

四、鼓励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建设

居民作为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工作的重要参与主体，直接反映着六盘水市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状况与效果。六盘水市在社区内以楼庭院落为单位，实行楼长、院长、庭长“三长制”发挥居民与居民之间互动，实现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职责的纽带作用。并采取党员大会、居民代表会议、党建联席会议、互助共建联席会议等形式，协调好居民群众和驻社区单位的关系与利益，组织好面向单位和居民群众的服务活动，有效调动广大驻社区单位和居民群众的参与意识。

五、结语

在创新地方社会治理过程中，六盘水市通过各方面的实践和努力，积极推进政府工作由行政干预向主动服务转变，推动群众角色由旁观者向参与者转变，推动社会治理由善治向法治转变，使地方社会治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通过实践，“社会治理法治化模式”应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思路。

社会治理法范文第3篇

《社会治理法治前沿年刊》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年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社会治理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治理 法治化 价值取向 实践回应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30多年改革开放的快速推进使中国创造了空前的物质财富。然而，对经济至上的过度痴迷导致重经济轻社会的现象日益突出，进而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治理迅速走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成为一个耳熟能详的话题。在十八届四中全会重点部署法治中国建设之后，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对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期盼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思想观念的革新和对现实的热切关注，但实际上，理性的态度不能仅仅止于呼喊，更应深入分析其价值导向及其面临的现实议题。

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转型及价值理念

随着实践的不断进展，人们发现对社会治理的认识和建构，不能仅限于其模式的转换，更需要理念的转型。尤其是作为对转型发展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回应，必须强调法治化逻辑。

社会治理之所以要向法治化转型，主要源于两点：其一，治理的内在要求。社会治理可以这样作出界定：在摒弃传统管理一元化价值观、单中心运行模式基础上，坚持主体多元化、过程合作化、结果包容化趋向，在平等共赢的基础上按照参与、协商、沟通与合作的机制，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秩序，达致可持续发展。从中可以看出，合作、互动、协调、均衡是社会治理的核心关键词。但是，何以实现合作、互动、协调、均衡？显然，它不是依靠彼此的心照不宣和妥协退让，根本上乃是依靠法治的引导和规范。检视一些地方的社会治理实践可见，良好的合作互动、共赢发展均源于对法治的尊崇。2014年11月，笔者在江苏、浙江等地调研期间，围绕基层治理法治化开展了一次问卷调查。75.1%的受访者认为，在当前社会治理普遍强调合作的背景下，它能否达到理想效果根本上取决于法治理念的树立和法治实践的落实。究其原因，即在于法治的实施能将合作、互动、协调、均衡固定下来，使其不因人而异、不因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其二，现实问题的倒逼。客观而言，在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显现的情况下，人们对社会治理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但是，一个吊诡的现象是，在人们对社会治理不断重视、苦苦探索解决之道的同时，很多社会问题依然存在，有的甚至陷入“越治越多”的困境。总体上看，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法治理念的缺失、法治架构的滞后、法治应用的脱节等方面。但无论是哪个方面，这些问题的产生同过去一段时间过于依靠行政强力推动、“运动式突击”、“不信法”有关。如谋利型上访这一基层治理难题的产生，并不仅仅在于上访者利益的受损、权利意识的觉醒、现有体制的异化，还在于社会成员法治信仰的缺失、权力机构的枉法妄为。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法治缺失成为制约和阻碍社会治理的突出障碍。

社会治理的模式结构是动态变化的，从传统单一型管理向多元合作型治理转变，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总趋势。但是，无论如何变化，向法治化转型是其灵魂和必然要求。那么法治化治理的价值理念何在？即法治化转型的基本遵循和价值取向是什么。要实现法治化，毫无疑问得首先明确一个前提―所运用的法律必须是良法而不是恶法；既然要向治理转变，那么就应该力求实现良善之局面。由此可见，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要价值理念即在于“良法善治”。这既是法治精神的核心要义，也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本质使命。

“良法”是评价法律规范的重要尺度，因而也是社会治理的伦理导向。社会治理的诸多事实证明，当前不仅需要法治，更需要建立在“良法”前提之下的法治。现代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关键在于而且必须在于良法，要让现代社会治理运行于现代法治精神所倡导的价值追求之中。

治理并不是终极目标。为克服治理的不足，当代西方政治学者在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良好的治理”，即“善治”。对于社会治理而言，善治的基本要素是公开、透明、责任、法治、合作、回应、有效，就是要通过实施好的法律规范，将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法治轨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治理的“善治”，主要就是制度之治、规则之治、法律之治。当前，虽然社会治理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是尚未对“善治”作出更直接的回应。尤其是作为对长期浸淫于“管理”状态的纠偏，人们对治理过程的重视有加，但对于治理的最终状态似乎有所忽略。实际上，一个理想的治理活动，既要强调多元合作、协同互动的过程，也不可忽视这一过程之后的目标状态。

从内在逻辑来看，善治是能体现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的治理行为和过程，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和首要条件，没有良法就不可能有善治，但是有了良法也未必有善治。良法能产生善治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的，这就是良法得到应有的遵循和维护，善治是良法运行之目标。良法善治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实际上意味着它既是一种标准尺度，也是一种现实考量。因而，它不仅要发挥导向作用，而且还应该成为一种实践形态。对于这种导向和实践形态，可以简约地概括说：治理主体应具备法律意识；治理过程应坚持法治导向；治理行为应体现法治逻辑，治理结果应达致良好状态。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战略回应

价值理念的准确定位并不意味着治理法治化的终结。事实上 ，当明晰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价值理念之后，问题就转化为如何从战略高度来予以有效落实。

其一，运用法治思维分析社会治理的现状及问题。社会治理法治化，首先是思维的转变。而就社会治理法治思维而言，主要是规则意识、责任意识、民主意识。

规则意识就是要引导社会成员遵守规则，按规章制度行为，政府要按规则行政、依法行政。坦诚而言，当前社会治理的突出障碍之一就是规则意识的缺失。对于政府而言，可能一边制定规则，一边又践踏规则、破坏规则，搞暗箱操作；对于公众而言，一方面对行政舞弊行为深恶痛绝、嗤之以鼻，但另一方面又言不由衷地加入破坏规则的队伍之中，“找关系”、“走后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频频再现。责任意识就是要将遵纪守法看作是个人应尽的基本义务，而不是可选动作，要看到权利与责任始终是对等的。从当前社会治理的实践来看，责任意识还非常薄弱。相当部分民众依旧固守“只享受不买单”的偏狭逻辑，一些地方政府也在非理性政绩观的裹挟下，只愿“锦上添花”而不愿“雪中送炭”，只顾及眼前而不考虑长远。民主与法治，自古以来都是相伴而随。脱离民主的法治，容易导致暴政；丧失法治的民主，则容易出现动荡。因而，法治思维也内涵着民主意识，而民主意识就是要使治理决策体现民主性、治理过程体现民主性、治理行为体现民主性。

以法治思维为取景框可以看出，当前的社会治理虽然问题盘根错节，矛盾冲突此起彼伏，但是从根本意义上讲，这些问题及冲突并不具备政治性和权力指向。也就是说，这些问题甚至说矛盾冲突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法治理路乃在于求同存异。

其二，坚持法治逻辑革除社会治理中的物化偏向。法治的最大逻辑即是对人的尊重。然而，在传统社会管理体系下，有非常明显的物化倾向。比如，很多地方都建设有宽敞的办事大厅、明亮的社区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网络信息平台、绚丽的市民广场。然而，随着时过境迁，这些物化因素变得日渐破落、残败，而又无人打理。究其原因，其影响因素有很多，既有制度的，也有管理的，还有偶然的，但从深层次上讲还是缺乏对人的关注和重视。法治化的社会治理虽然强调规则、制度，但是始终要明白人是其最终的目的归宿和根本指向。社会治理的活动过程均因人而开展，因人而创造。因此，不能缺乏对人的地位、尊严和作用的重视。在法治化治理的过程中，要明确人的主体地位，要看到治理不是为了治人和管人，最终还是为了实现对人的服务。事实证明，缺乏人本理念，法治化治理将失去根基。道理很简单，法治不仅是人们在理性的基础上制定的，而且最终目标也是为了人们权益的维护。脱离对人的关照，治理终将是无意义的。

对人的重视，实际上还内涵着要变官本为人本。过去，社会管理比较重视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政府官员用红头文件、政策文本实行纵向管理较为明显和突出，民众和社会组织成为管理的客体和对象。而事实证明，这种硬性管控在新时期已经日渐失去空间。法治化治理不可能单纯依靠政府自己的力量来实施所有的治理活动，而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公众、社会组织的合力作用。因而，必须在实现由物本向人本转化的同时，进一步促进官本向民本的转化，努力革除政府一统独大的传统模式及其弊端。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可行路径

社会治理法治化涉及到战略和具体路径问题。在明晰治理的战略以后，其具体路径则需要清晰化、明朗化。总体上看，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积极培育公共理性，奠定法治的社会基础。公共理性，本质上是对所有公共活动参与者的一种规范和约束，也是现代社会治理所需要的精神原则和道德风尚。对于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来说，培育公共理性自然不可缺少。这种公共理性具体表现为政府的“政治理性”和公众的“社会理性”。

就政府的“政治理性”而言，它意味着，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作为公共权力的执行者要始终坚信“权力服从法律的支配，乃是政治管理上最重要的事情”。在法治化治理过程中，首先需要公共权力机构树立这种政治理性，自觉充当法治的先锋。这是公共权力机构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而不是“可选动作”。一定意义上讲，法治的重要任务就是对权力形成制约和监督，就是要依法治权。经验表明，权力愈受到规范和约束，法治就愈有保障。在约束公共权力和维护公共权利上形成合理均衡，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关键环节和着力点。因此，必须把依法治权摆在突出位置，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杜绝权力的骄横及随之而来的对社会的损伤、对法治的践踏。唯有规范公共权力运行，形成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才能夯实法治化治理的良好基础。

与“政治理性”相对应的是，努力培育公众的“社会理性”同样重要。这种社会理性，说到底就是要引导公众树立起对法律的敬畏和信仰，进而让法治成为公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状态。伯尔曼曾告诫人们，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客观而言，当前社会治理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正在于由传统宗法文化和儒家思想崇尚权力且注重伦理、公众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相对淡薄等多重因素综合影响而致的对法律信仰、敬畏和尊崇的缺乏。实践表明，缺乏对法律的情感和信仰，必将直接影响法治的效果和法治精神的形成。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乱象、法治不彰等情况均与此密切相关。法治化治理必须注重运用法治规则培育公众的社会理性。

其二，正确处理立法、执法和守法的关系。在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立法、执法、守法是必须认真应对的三大基本关系。立法是前提，执法是基础，守法是保障，三者共同构成治理法治化的完整链条。

作为立法，主要是解决现实性问题。也就是说，社会治理的立法要与社会结构变革、社会关系调整、社会观念变迁等因素保持一致，要与公众民主法治意识相适应。目前有关社会治理的立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同公众日常生产生活的关联度不大，以至于对公众的吸引力不够大，公众参与立法的积极性不高、意愿不强。因而，在“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同其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学逻辑下，理应从利益关联度入手，唤醒公众参与立法的积极性。法治的重要环节是执法。有效执法是保障法律规范得到贯彻落实的重要前提。在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中，固然有法律体系不健全的制约，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已有的法律规范得不到执行。2015年3月，笔者在上海等地调研时发现，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为，执法脆弱、“选择性执法”是当前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受阻的重要影响因素。很显然，这是与法治本质相背离的，也是在当前治理法治化进程中必须革除的重要负面因素。有人说，在中国不缺制定法律的动机，但缺乏守法的意识和行动。姑且不去评判这一说辞是否科学、准确，但是它所反映的守法困境值得思考。检视一些案例可以发现，很多人不是不知晓法律，也不是不了解违法的后果，而是缺乏守法的理性自觉。

其三，构建科学的评估体系，有序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实践表明，有什么样的绩效评估，就有什么样的治理行为。社会治理法治化评估重点解决的是“评什么、谁来评、如何评、评后怎么办”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首先，要明确评什么。社会治理绩效评估不能“越界评估”，而要集中精力评估“政府应该做的事”、“社会可以做的事”。所以，对政府职能形成清晰的角色认知、正视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是整个绩效评估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从法治化的高度要改变当前过分倚重GDP的不良导向，建立经济与社会并重并逐步偏重社会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其次，要明确谁来评。法治化的最大特征就是崇尚公平正义。而公平正义的重要性即来源于独立性和客观性。因而，要从革除政府主导绩效评估的自利性弊端出发，通过技术革新和信息公开等举措积极引导群众参与绩效评估过程。还应尝试引入非政府的专业评估机构，如专业的社会科学研究部门、规范独立的调查机构。再次，明确如何评。科学合理的社会治理评估流程，要以“有序、畅通、整合”为特点，以更好的提供服务和提升社会管理绩效为旨归。优化评估流程需要从评估导向、评估规则等方面作出调整。在评估导向上，坚决纠正“权大于法，以权代法”的错误做法。在评估规则上，要坚持上下互动、法治为先、综合运用，积极推动由上级评估转向群众参与评估、由专项评估转向综合评估、由运动式评估转向常规化评估、由人工操作转向借用网络新型技术。最后，明确评估后怎么办。要理性对待、积极运用评估结果，将评估结果有效运用到社会治理的各种活动之中，防止绩效评估流于形式或被“束之高阁”。当然，在高度重视评估结果的同时，也不能过于偏颇的以偏概全，尤其是不能对评估结果采取高压化的态度，“一票否决”、“末位淘汰”的激进措施难免会导致绩效评估走样或偏离正常轨道。

（本文系江苏省党校系统学习研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精神专项课题“基层治理法治化路径研究”（zx14033）、南通市法学会2015年研究课题“基层党组织在依法推进社会治理中的职能定位及作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治理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派出所 基层社会治理 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7）02-0019-13

一、问题的提出与界定

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实基础和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围绕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国家进行了很多制度改革。如果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线，在此之前的三十年，国家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用政制的方式（典型的比如“制度”） 基层社会进行管理，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随之，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标志着我国的社会治理迈入了法律治理的时代。伴随基层社会的变迁，尤其是基层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基层社会的法律治理也随之不断变化（详见表1）。

不难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已经注意到要运用法律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治理，基层社会概莫能外。“严打”、“普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等都是法律进入基层社会管控与治理的代表性方式，只不过，基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乡村状况，这些方式的着力点不同，因此其产生和引起的治理效果也不尽相同。

第一，这些方式或多或少地代表了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律意向，国家认识到了法律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即使被诟病认为非法治方式的“严打”，其依据和出发点也主要是法律，只不过其贯彻的是“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⑥无论是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的刑事犯罪、经济犯罪还是从重从快打击黑帮团伙、暴力和盗窃三类严重的治安犯罪，作为工具和手段的法律的作用显而易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也罢，主要是在党的政法机构中央政法委的领导下展开各项工作，⑦试图通过法律达到综合治理的效果是其核心要义。从“一五”到“六五”近三十年的普法工作也是期望通过宣传让法律进乡村、进企业，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第二，治理过程一方面通过国家制定法律的顶层设计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基层社会的经验总结进而上升为国家法律来实现。前者比如“严打”的设计与实施，每次严打期间都会进行相应的法律解释，再比如中央推动的“普法”教育试图让法律进入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之中，令每一个农民都能“学法、用法、守法”，从而使法律实现对普通人的治理，⑧都是自上而下；后者比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式的形成，与“枫桥经验”等这些基层社会自发形成的制度密切相关，再比如“土地承包经营制”的形成，先有安徽凤阳农民的实践再有土地承包制度，而《农村土地承包法》则是更晚的事情了，这是从基层社会追溯而上形成国家法律的典型体现。

第三，这些治理方式对法律的应用主要采取了工具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态度。⑨无论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还是“严打”与“普法”，法律主要作为治理社会的工具和手段，和谐社会建设、平安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是主要目标。

上面的梳理与分析是认真对待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逻辑起点，也构成了我们对于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诸多期待。

针对基层社会治理，有学者提到了“乡村治理”，董磊明：《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和秩序》，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13页。也有学者提出“地方治理”，王遥骸兜胤街卫矸ㄖ位的困境、原则与进路》，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5期。笔者认为，学者建构的乡村司法理论的“治理论”和“形式法治论”比较好地展示了基层社会进行法律治理的两种思路，陈柏峰、董磊明：《治理论还是法治论――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理论建构》，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5期。而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正是这些提法和思路的共识。《决定》在“（四）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明确提出“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建设，强化基层法治队伍，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改善基层基础设施和装备条件，推进法治干部下基层活动”，这五个方面是“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关键环节与路径。与这五个方面都有密切关系的基层执法机构非基层公安派出所莫属。

其一，公安派出所的特点与定位使然。公安派出所是最主要、分布最广、与人民群众接触最广泛的基层执法机构，它拥有的基层法治人员数量最多。近些年的公安改革强调民警等资源向基层派出所倾斜正是《决定》中“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的具体体现。而“改善基层装备条件”对于作为国家暴力机关的派出所执法凸显特别意义。

其二，派出所的功能使然。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派出所就是一个基层执法机构，主要处理治安行政案件和一些刑事案件。然而，从我们对包括浙江K派出所在内的三个派出所2015年1―6月份所有接处警资料来看，派出所接处警所处理的70%～80%（在城市派出所这一比例相应降低）的事件属于普通纠纷，无法达到治安违法处理的标准。换句话说，实践中派出所的主要功能并不是处理案件，这里用“案件”一词是为了与前一句的“纠纷”一词区别开来，前者指治安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而后者指达不到派出所案件标准的其他事件，统称“纠纷”。而是平息纠纷，而对这些纠纷的处理正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三，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使然。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不断下沉，不断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297页。但是，伴随制度、土地承包责任制和取消农业税等经济变革，国家政权力量在基层社会的存在不断减弱。人民法庭、司法所、检察室、行政执法所（有的镇称“分局”），甚至土地所、税务所、劳动监察室、城建等机构在多数乡镇一应俱全，然而，老百姓遇到债务纠纷、土地纠纷、宅基地纠纷、村干部贪污集资款、工资纠纷，甚至婚姻纠纷等问题，首先想到的还是打110或者直接到派出所找警察，派出所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可见一斑。

为了更加具有针对性和说服力，本文选取了浙江K派出所作为具体讨论的切入点。K派出所辖区2个乡镇，总面积约150平方千米，26个行政村，常住人口近30000余人，流动人口近1000余人，派出所正式民警6名，2警务区。第一，K派出所是个典型的农村派出所，辖区面积大，但流动人口少，离县城较远。老百姓有纠纷和矛盾基本上都会找派出所，因此派出所对各种事件的处理基本能够集中反映基层社会治理所面对的种种困难和势态。第二，K派出所只是一个三级派出所，按照《公安派出所等级评定办法》中“人口管理、治安管理、安全防范、执法办案、服务群众、队伍建设、内务管理、后勤保障”等八个方面的评判标准，《公安派出所等级评定办法》第4条规定，公安派出所划分为五个等级，达到95分以上和必备条件的，可申报为一级公安派出所；达到85分以上不足95分的，可申报为二级公安派出所；达到70分以上不足85分的，可申报为三级公安派出所；达到60分以上不足70分的，可评定为四级（合格）公安派出所；不足60分或者存在严重问题的，为五级（不合格）公安派出所。可以说K派出所是全国约4.5万个派出所里面非常普通的一个，对其执法硬件和软件以及民警法律实施水平的充分讨论能够代表全国绝大多数派出所的水准。第三，如果K派出所的法律实施水准能够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关系得到很好的展示与讨论，据此找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某些规律和路径，从此延展，全国许多地方的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问题都将有可能获得理论上和实践中经验性的启迪。

二、派出所的法律实施契合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

发生在2016年5月份的雷洋案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雷洋的非正常死亡，派出所办理的一个可能的普通行政违法案件关涉到了不仅法律本身，还涉及到了诸如派出所的执法问题、人权保障问题、民警的执法能力、案件的管辖问题、平民小孩跳龙门、人民大学与政法大学校友的争论、校友圈力量问题、舆论舆情导向问题、政府对舆论舆情的应对和该上什么样的大学等许许多多的社会热点问题。参见：《雷洋事件，是什么让你不安？》，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雷洋案需要什么样的真相》，载《新京报》2016年5月11日；任重远：《北京检方公布雷洋案死因，两警察被批捕》，载《南方周末》2016年6月30日；《雷洋案调查结果公布 警察律师：依法办事》，载《北京青年报》2016年6月30日；《北京检方请专家论证雷洋尸检结论》，载《法制日报》2016年6月28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东小口派出所民警的一系列执法行为的后果，而这一系列后果正是基层社会治理日常所面对的形形、纷繁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各类问题的集中展示。在这个意义上讲，派出所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阵地，派出所工作，尤其是派出所的法律实施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与场域。事实上，按照《公安派出所正规化建设规范》第2条的规定，公安派出所的主要职责有：（一）收集、掌握、报告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稳定的情报信息；（二）管理辖区内的实有人口；（三）管理辖区内的重点行业、公共娱乐场所和枪支、弹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四）指导、监督辖区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内部治安保卫工作；（五）宣传、发动、组织、指导群众开展安全防范工作；（六）办理辖区内发生的因果关系明显、案情简单、一般无需专业侦查手段和跨县、市进行侦查的刑事案件，并协助侦查部门侦破其他案件；（七）办理治安案件，调解治安纠纷；（八）参与火灾、交通、爆炸、中毒等治安灾害事故的预防工作；（九）接受群众报警、求助，为群众提供服务。简单概括即：第一，维护社会稳定；第二，行政治安管理；第三，提供安全防范与预防功能；第四，部分刑事司法功能；第五，行政执法功能；第六，服务功能。这些可以在广义上总称为派出所的法律实施。

“警察（police）”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polis”，意为“城市（city）”，这个词同时还包括城市“治理（government）”之意，而更为现代意义的扩展便是“国家（ state）”。Steven Vago，Law and Society （9th edition），Pearson Education Inc.2009，pp135―136.警察的主要功能是执行法律、维持秩序和服务社区，这与基层社会治理大致是一致的。Dunham Roger G.，and Geoffrey pAlpert，Critical Issues in Policing，Waveland Press Inc.2005，pp26―27.我国当下，公安机关是各级政法委的主要组成部门，而“政法委”与对基层社会治理能够产生巨大影响的“综治委”又往往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前引④。简而言之，作为市、县公安机关直接领导和管理的公安派出所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得到了目前我国组织机构架构的支撑，派出所与基层社会治理在当下的我国不仅具有天然的关联性，还得到了国家正式制度的确认。

（一）作为基层执法机构的派出所能够契合基层社会治理的“基层性”

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它的“基层性”。正如有学者所言，基层社会管理主要是指以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为地域范围和载体的社会管理。龚维斌：《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与思考》，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与“上层社会”相对而言，“基层社会”一般指与经济基础联系较多的社会领域，包括直接从事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社会民众及与民众直接联系的管理者，如通常所说的基层和地方干部。徐勇：《农民改变中国：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 基层社会治理直接面对老百姓，面对具体事件进行个案化处理。基层社会治理关键在于处理基层社会民众与直接管理服务民众的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需要对人口的精细化管理与服务。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基层是“承上启下的节点，各种矛盾的焦点，工作落实的重点” 。：《工作倾斜基层（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载：《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基层性带来了复杂性。因为要面对具体的个人和处理具体的个案，基层社会的治理又必须是全方位的，涉及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等方方面面。因此，管理过程中涉及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基层社会包括乡村精英、流氓混混、有威望的人、村干部、宗族势力和乡镇企业势力，在某些地方还可能有宗教势力等，这还不算基层政权的管理者，既要处理管理者与社会民众之间的关系， 还得处理好不同角色社会民众之间的关系。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矛盾复杂，社会风险不断增加，危房改造、农村公路、娱乐设施等基础建设、拆迁征地卖地，集体企业利润分配等与经济利益关系密切的基层社会事务越来越多，民众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多，同时乡村干部腐败、农民上访也层出不穷。一方面基层社会民众对基层管理者缺乏信任感，有学者总结为“踢皮球”、“夸海口”、“玩游戏”、“潜规则”、“哄骗术”和新；陈朋：《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信任流失：过程及机理》，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6期。另一方面，民众则经常以极端的方式来发泄这种不信任，社会风险因素越来越多，这就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水平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就在写这段话的同时，又出现了“宝鸡88户村民要领危房改造补助 被要求先捐3300元”、《宝鸡88户村民要领危房改造补助 被要求先捐3300元》，载《华商报》2015年5月25日。“西安一男子公交站被杀 系6年前拆迁纠纷被报复”2015年5月25日上午8时50分，西安市自强东路工人文化宫公交车站旁发生一起伤害致死事件。据了解，行凶者本人是拆迁户，被他杀死的是大明宫遗址公园附近一个拆迁办的负责人。死者姓曹，负责车站北广场地区改造，区域包括太华路以北、自强路以南等地区的拆迁工作。参见庞铭、张伟：《西安一男子公交站被杀 系6年前拆迁纠纷被报复》，资料来源于东方网新闻：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13news/auto/news/china/u7ai4007857_K4html，最后L问时间：2015年5月25日。的新闻。

派出所的法律实施契合基层社会治理的“基层性”。基层社会治理的基层性就在于每一个事项很具体，要针对每一个民众进行不同的区别管理。而派出所有人口户籍管理的功能和职责，不仅可以对辖区民众进行一般性的服务，而且针对吸毒、等重点人口能够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监控和特别处理。与其他基层国家机构相比，派出所还有“110接处警”制度。经验表明，几乎所有的特别、紧急、危难事件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呼叫“110”，其曾经打出的“有警必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的口号更是满足了基层民众的各种紧急需求，这样的功能是任何其他基层国家机关都无可比拟的。比如K派出所2014年第一季度所面对的一些具体问题：水库蓄水后各村房屋出现开裂等问题报警；部分村民对当地某养殖场政策处理问题不满报警；部分村民特别是老人要求在路政中队地基上重建寺庙与路队发生冲突报警；某些村民因为所在二炮部队建设政策处理遗留问题、农田复垦问题等不断上访，派出所被指派劝说和处理相关事宜；某村干部违反政策收养孩子还想继续参加选举被报警……这些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派出所没有权限、更没有能力从根本上解决，但都需要派出所第一时间出现场处理。基层社会的治理是全方位的、立体的，既有政治经济建设、政权建设，也有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派出所的治安管理、安全预防功能和打击犯罪功能能够“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坚实基层政权建设，为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做坚强后盾。在K派出所仅有的6名民警中，还要承担“河道警长”一责，“河道名称、所在乡镇、流经村庄、河道起讫点、警长及联系电话、警员及联系电话”等信息都对外公开，甚至竖立在河道附近，接受举报和质询。

（二）派出所的执法契合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控制

基层社会的治理需要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包括来自各级政权的管理控制和来自国家正式制度文本的控制等。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不可能脱离基层政府而形成，其需要来自垂直方向的政权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严打、普法等手段实际上就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让法律依照特别的方式进入基层社会，打破一些陋习，引导甚至依某种暴力的方式让法律成为基层社会民众行动的依据。稳定的社会秩序需要政权力量的维护，撕裂的社会秩序需要国家暴力机构通过执法等手段来修复。就K派出所来看，其对常驻人口的登记之外，还要求每位民警每个月收集多少条人口资料，新录入多少、修订多少，这些都要加扣分，归入考核。K派出所每个季度对于侵财、黑恶犯罪、黄赌毒案件、涉网违法犯罪等“打击指导数”的完成都属于典型的社会控制的组成部分。

具体到派出所执法业务中，派出所的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打击犯罪、特殊行业管理、治安防控、巡逻制度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社会治理中社会控制的表现形式。在基层社会，派出所是分布最广的基层执法机构，内部有详尽的制度措施来保障实施。K派出所每个月的“基础信息采集情况”、“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情况”、“可防性案件发案情况”、“提供线索破案情况”都详细地记录了其对社会治安隐患的掌握情况，也为相关部门全面和细致地进行社会治理提供可信赖又坚实的事实依据。新近的“雷洋案”和“深圳两女孩未带身份证被传唤”事件，参见《深圳街头两女孩被强制传唤 警车上录下争吵视频》，载《新文化报》2016年6月12日；《警察能否随意盘查公民身份证？》，载《新京报》2016年6月13日。都是最基层执法机构的派出所在普通的日常巡逻、治安管理与执法中发现问题的例子，这种发现问题的思路与途径包括巡查、对于可疑人员的盘问、查看身份证、口头传唤等，这些法律实施的方法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15条第1款、公安部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公通字（2010）9号2010年1月27日]》等法律规章制度中。这些发现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是派出所社会控制的隐形体现，当然也潜藏着对公民合法权利侵犯的危机。

另一方面，派出所通过与其他机构的合作，从侧面完成了针对非常事件的自上而下压制型处理，修复和维护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在《K派出所2014年5月份工作月报》中，也提到了“联合当地党委政府对当前的重点进行重点梳理、重点监控、重点解决”，“牵涉到政策处理方面的问题及时与镇政府沟通，移交镇政府处理”，“排摸辖区内不稳定因素，与镇政府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化解矛盾纠纷，防止上访事件发生”。典型的再比如由于近几年医闹事件增多，即便在这样一个只有6名正式民警的派出所中，也有相应的应对机制，如《公安机关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统计表》和《指导医疗机构落实内部安全防范情况》，后者涉及到“开展安全检查（次）、整改安全隐患（处）、增设保安员（名）、开展安保培训（次）、协助排查医患纠纷（起）、协助化解医患纠纷（起）、稳控扬言伤医人员（个）、出动巡逻警力（人次）、增设警务室或治安岗亭（个）、及时制止现行违法犯罪（起）” 等事项。

（三）派出所的发动与服务契合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自治

基层社会良好治理秩序的形成既需要外在的社会控制，也需要内部自治。前者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权控制、制度文本规定，后者是基层社会自身内生的秩序。在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提供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架构，也往往是基层其他自治组织的母组织。然而村民自治组织并没有成为决定乡村治理状况的决定性力量。贺雪峰：《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41页。自治组织缺乏规范化的运作，村财务、村民选举、甚至可以接受国家补助的贫困户的选择等村务缺乏透明，滋生了腐败和民众与村干部、甚至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还有一些地方的乡村混混、黑恶宗族家族势力也阻碍了基层组织正常发挥其自治功能。被称为第四次警务革命的社区警务方兴未艾，其核心要义在于以社区、村庄等基层社会为出发点，警察与社区民众相结合，通过充分发挥基层民警服务社区民众的功能，共同寻求解决影响社区正常生活隐患的问题。派出所通过安全防范、消防宣传、普法等活动，和基层社会群众打成一片，及时了解基层需要，助力完成基层社会自治。为了提高动员能力和服务质量，K派出所每季度都进行《K派出所提升群众满意度专项调研报告》，如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1.治安问题成为影响满意度的主导因素：与同期相比，侵财类案件发案比重居高，负面效应波及范围广；个别地方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蔓延；2.社会治安防控管理不完善制约着满意度的提升：警力制约仍然存在着街面见警率低的问题，一些重点路段、重要部位、重要时段巡逻密度不够；3.窗口办事效率和服务群众水平改进提升成为影响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在人口信息纠错、户口补录以及办理身份证过程中，由于有些措施不当，造成老百姓多次路途往返等。

在公安改革的背景下，派出所的治安管理等也在不断改革，它寻求通过满意的服务来达到管理的效果。“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深厚基础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及时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任建新：《政法工作的基本任务、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载《政法工作五十年――任建新文选》，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83页。K派出所每月进行《校园安保工作检查登记》，“制度管理、防交通事故教育、防火教育、防溺水教育、出入校园登记、接送管理、巡查登记、校车管理、防暴力预案、六一儿童节活动情况”等都是他们必须提前登记的事项。另外还有《走访情况半月统计表》，每个民警都得定期走访村、走访户，边走访边解决问题。

（四）派出所解决纠纷是勾连基层社会治理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因素的聚集地

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依据既有政策、法律等正式制度性因素，也有当地的风俗民情、习惯、地方性观念、纠纷解决策略、权力技术、传统和道德风尚等非正式制度性因素。正如美国著名学者Bovaird与Loffler所指出的，“地方治理是一套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结构、过程等内容的有机系统”。Tony Bovaird ，Elke.Loffler：《公共管理与治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6 年版，第165―166页。基层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交接点而存在的，既要依靠基层政府、法律、选举等正式的制度要素，又要依靠基于信任、熟悉程度以及社区认同而形成的非正式制度要素。

基层社会相对还是一个熟人社会，能让大家产生共识并严格遵守的规则往往不一定与正式制度完全一致。K派出所在处理纠纷的时候，发现当事人双方在纠纷发生之前常常都按照当地的非正式制度规则缔结了合约，可是后来因为一方的某种原因导致履约困难，而另一方总会要求派出所以当地的非正式制度规则来处理和分割他们之间的利益。典型的比如他们曾经处理的一个案子，周甲和周乙是邻居，两人口头协定，甲允许乙建新房修建地下室（按当地习惯，修建地下室必须经过邻居允许），乙允许甲在乙家门前的预留地修一条路通往公路，但在乙建好地下室后反悔，不愿意让甲修路。甲要求派出所出面解决，而且要求派出所按照当地要遵守口头协定的习惯要乙履行“允许甲在乙家自留地修路”的约定。当然，这个案件还有更多法律问题，为防赘述此处省略。无论这样的纠纷处理结果如何，一定程度上非正式制度在基层社会适用的机会更多，甚至在某些情形下比国家正式法律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更有效果。

和其他基层国家机构相比，派出所数量最多，能够处理的事务（包括很多可能本不在权限和职责范围内的事务）范围也更广，与基层社会的人和事接触最广泛，能够深入基层社会，因此，不仅能够娴熟地应用国家正式的法律、政策来解决纠纷，还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利用辖区内的民俗风情、习惯法等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托克维尔认为，维护美国民主制度的因素有三，即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但是，若按贡献，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中文版序言。派出所的法律实施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因素，探索并形成治理基层社会的方法与技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派出所往往不可能单独出面，实际上在许多问题上也没有权限和资格单独出面，常常与基层政府、其他相关部门和村干部一起作为第三方进行“斡旋”谈判、调解博弈。以K派出所为例，由于当地是饮用水资源比较匮乏的区域，相邻两村村民经常就水源归属问题产生争夺，村民到乡政府聚集（由于事关集体利益，每次聚集村民有50至100人左右），要求书记和乡长就把水“卖”给另外一个乡某村一事给个说法，K派出所多次处警，后来广泛收集各类信息，了解到原来相邻两村之间不仅涉及到饮水问题，还有以前的寺庙迁址等问题，于是按照当地老人提供的做法，遵守当地风俗习惯，再加上合法合理的赔偿最终这些问题得以解决。

三、派出所法律实施中四大法治功能的形成

基层社会治理需要法治化，派出所的法律实施契合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相应地，基层社会发展所滋生的各类社会矛盾如果要获得法治的解决，处在社会矛盾解决第一线的派出所的法律实施依据、方法和技术理应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法治资源和法治路径，这些法治资源和路径可以称之为派出所法律施中的法治功能。

（一）派出所法律实施中法治福利功能的形成

按照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界定，法治的最基本要求是良法之治。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9页。良法的基本要求是具有可预测性，这就减少了摩擦，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市场效率和个人自由的实现，放大到整个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中去，其最终实现了福利增量。派出所在人口管理和保障基层社会建设中不断体现着这样的法治福利功能。

“做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从根本上说，必须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增强基层组织的战斗力”。任建新：《大力加强流动人口管理（1995年7月11日）》，载前引B28任建新书，第476页。人口管理工作是其他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基础。派出所处在我国人口管理工作的第一线，其能够通过人口管理及时发现问题、探索问题，进而有可能更早地解决问题。K派出所通过对因部队建设政策处理遗留问题、农田复垦问题不断上访等人员的密切关注，加强对辖区内不安定因素的排查，争取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从侧面增加了本辖区社会的福利。

作为最基层的国家暴力机构，派出所在基层社会管理中保障社会各项建设顺利进行。以派出所河道警长为例，“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是浙江省委省政府2014年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浙江省公安机关主动参与，积极探索相对应的省、市、县、派出所四级的“河道警长”警务工作机制，其中钱塘江、瓯江、曹娥江等重要水系由省公安厅6名厅领导担任“河道警长”。詹肖冰：《“党政有呼，公安必有应” 浙江公安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谋划“四项建设”》，载《人民公安报》2015年4月13日第01版。这将是派出所法律实施带来的更大社会福利增量。

（二）派出所法律实施中法治权威功能的形成

法治另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法律至上。前引B32。法治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操作性的技术体系，要求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一种至上性、权威性的地位，要取得相对于其他社会调整措施的优先性，取得独立于各种具体政治权力斗争的超越性。叶传星：《法治的社会功能》，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5期，第72页。这可以称之为法律的权威功能。

从行政法的角度看，派出所是公安机关的一个派出机构，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作出的处罚只有警告和500 元以下的罚款。然而，在现实中，小到邻里纠纷，大到刑事案件，公安派出所的身影无处不在。百姓有事情，第一个想到的政府机构就是公安派出所。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安派出所是最经常、最重要的法律实践主体。法律在社会实际中的运作，可以在公安派出所中得到最直接的体现，而社会主义法律权威能否得到维护，也可以在公安派出所中进行最直接的观察。吴小兵：《公安派出所与法》，载吴敬琏、江平：《洪范评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40页。派出所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最能体现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法治权威功能。

派出所法律实施的状况是基层社会民众认知国家法治建设质量的最主要和最前线来源。国家施行法治，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等活动来维系社会秩序，由此树立自身的权威，进而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从“依法性”到“合法性”就是法治权威的构筑过程，而在基层社会，则主要依赖以派出所为主要代表的基层执法机构法律实施水准的不断提高。K派出所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和指导医疗机构落实内部安全防范正是基层社会治理中一个“依法性”到“合法性”的缩影。而“雷洋案”、“深圳两女孩未带身份证被盘查”事件中警察执法行为的不当不仅侵犯了涉事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更对法治权威、司法公信的形成带来严重危害，制造了与民众的对立。

（三）派出所法律实施中法治弥合功能的形成

任何一个社会要得以存续和发展，首先必须以某种方式，借助某些社会力量来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使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基本稳定，使社会成员之间有一种最基本的、最低限度的团结、共识与合作。参见[美]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出版文化公司1988 年版，第10 章。转引自前引B36。法治通过确立价值多样化及价值共识来促进社会整合；通过解决社会纠纷而达到社会整合，前引B36，第73―74页。我们称之为法治的弥合功能。

从纠纷解决上看，派出所在基层社会主动或者被动地解决纠纷到底是为了政治上维稳，还是为地区经济保驾护航？是以基层社会的稳定器出现，还是以实施法律的执法机构出现？虽然这些功能与角色之间不冲突，但是其关系和重心如何配置一直以来在学界甚至在政法机关内部并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基层派出所所实施的法律，在多大程度上维护了法律的统一性，在多大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秩序，保障了经济发展，人们很难进行明确判断，但为人民进行的服务活动却可能由于与民众切实切近而得到认可。

也正因如此，派出所与基层精英、乡村干部，有威望的人，甚至当地的混混建立起一定的关系网络。反过来，这些资源又在更多的纠纷解决中被派出所使用，无论是以协调为特征的调解还是以压制为特征的权威解决中。参见左卫民、马静华：《论派出所解决纠纷的机制――以一个城市派出所为例的研究》，载《法学》2004年第9期，第53―62页。与老百姓接触面最广的派出所充分发动和调动民众，为大家解决问题寻找到最大公约数，正是出于这一共识，相对而言，基层社会在出现拆迁、征地补偿、征税、邻里纠纷等社会矛盾时，其他相关机构期望派出所民警在场。

（四）派出所法律实施中法治批判功能的形成

如何在法治体系内部及通过法律治理的社会生活内部建立一种良性机制，保持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和自我重塑的能力是法治不得不时刻面对的问题。“实际上任何一个结构完善的自组织体系都必须发展出此项功能才能健康地存续”，前引B36，第79页。这就是法治批判功能的任务。通过不断的自我批判和反思，让法治成为一种更坚固的治理之道，使各N相互冲突的社会关系都被控制在秩序之内。批判功能不是对法治自身及相应社会关系的颠覆，而是其功能结构的内在完善和补充。参见前引B36，第79页。

一方面，法治的内在价值批判性地改良着基层社会非正式制度因素。派出所是基层最主要的法律实施机构，这种改良往往要通过派出所千百次反复地执法发生渐变。因为老百姓与基层派出所的接触面最广，他们从派出所的反复执法中感受、学习和形成对法治的看法、观念和意识。K派出所就水源归属问题的解决中，广泛收集各类信息，虚心请教当地老人，遵守本地风俗习惯进而让问题及时得到解决的做法正是批判性地结合运用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结果。

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任何时代的法律，只要运作，其实际内容就几乎完全取决于是否符合当时当地人们理解的便利，其形式和布局以及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所欲求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其传统。Oliver Wendell Holmes，Jr.，The Common Law，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8，p2. 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在批判中吸纳非正式制度性因素的过程中，又经过适用被不断实践着。派出所的法律实施以法律为依据和前提，在使老百姓形成强大法治观念的同时，客观上将不断被基层法治实践反思和批评，法律实施本身还会被老百姓监督，其应当在这个循环中获得不断的改良。K派出所在接处警、立案、侦查办案、涉案财物、窗口服务等法律实施中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的《K派出所执法检查“回头看”活动情况》即是法治批判功能的重要表现。

四、通过派出所法律实施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

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指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前提下，在县级以下（县级、乡级、村、社区等）行政区域推进依法执政、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工作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李树忠：《全面认识基层治理法治化》，载《光明日报》2014年11月8日第03 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就是将基层社会治理中各方主体的地位、相互关系、活动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求各方主体依据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动，进而不断提升各方主体的法治理念，增强其活动的法治水平。派出所法律实施所展现出来的四大法治功能是通过派出所法律实施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桥梁。

（一）通过提升派出所法治福利功能，不断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公正

一方面，提升派出所人口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法治福利增量，增加社会的总财富。社会总财富的增加是更大、更广泛公平的前提。公平的实现或者说公平尽可能大的实现当然要以财富的存在和被拥有为前提。李亮：《公平价值：经济分析法学的软肋？》，载《光华法学》（第四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从基层流动人口管理做起，强化人口管理水平，特别是重点人口和流动人口的管理，如缓刑人员、曾经刑满释放人员、经常被行政治安处罚的人员、江湖混混等。

另一方面，基层社会的最大特征在于主体的基层性和多元性，很多纠纷往往是基于诉求得不到公正对待而引起的，与基层民众广泛接触的派出所能够较好地把握不同主体的不同诉求，尽可能做到分配公正和矫正公正，进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公正水平。派出所可以运用多种力量和社会资源来平息纠纷、处理案件和各类求助，使矛盾各方当事人感受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与公正性。比如派出所110接处警所处理的矛盾大多属于普通纠纷，无法达到治安违法和刑事案件处理的标准，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纠纷又是影响基层社会稳定和谐的主要因素，如何对待这类纠纷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纠纷往往基于宅基地、小额财产的归属与界限、甚至一些“鸡毛蒜皮”小事，标的利益本身并不是平息纠纷的焦点，而与之似乎无关的“面子问题”、“争一口气”却往往成为这类纠纷妥善解决的焦点，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如何采取公正透明的方式。派出所常常充当人民调解员，或者调动其他社会力量给以解决，这也隐约指导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向。

（二）通过提升派出所法治权威功能，不断强化基层社会治理者的程序法治理念

派出所的法治权威功能是在派出所的行政执法、刑事司法等法律实施活动中形成的。这种权威不应因为压制而形成，而应因其公开、透明，严格遵守法治原则而形成，基层社会法治权威的关键在于看得见的程序公正。

体现在派出所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中，就是程序优先于手续。当下我国，对程序原则的遵守和强调是弘扬法治权威功能的关键一环。实践中，考核制度往往是派出所办案的指挥棒，履行各种办案手续也就成了结案的指挥棒，手续被重视，程序被忽略。手续往往通过书面材料以及文书完成，而程序更需要具体的行动，本来手续是程序的体现，现在手续却成为完成案件的重心。因此，对派出所的执法考评由书面式的案卷考评逐渐转变成全程考评（尤其是包括办案区执法行为的考评）成为推进程序法治的关键。而且，加强派出所的程序法治理念能给计划生育、收费纳税、农田、水利建设、拆迁、征地、家庭琐事、邻里纠纷等其他治理领域提供借鉴：公开、透明的程序能够让基层民众以可看得见的方式监督并认可基层的治理，树立治理的权威性。

另一方面，以国家暴力机构作为后盾的严打、社会综治等社会控制手段有天然的侵略性，容易突破既有的法律程序演变成可能在某些领域侵犯个人人权的运动式执法，因此，对于社会控制手段的实施不仅要有明确的法律为依据，更要强调程序规则。而且，不仅仅是因为严打这样的运动性治理方式被批判缺乏法治思维，有人就认为，“严打”是在治安形势恶化的背景下以牺牲法治原则和程序正义为代价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参见郑戈：《 “严打”2010――策略与法治的对接与抵牾》，载《中国改革》2010年第11期。重要的是，派出所本身是这些治理方式的重要参与者，派出所对程序原则的严格遵守必将对其他参与者的行动带来积极的影响。在K派出所办理的相关案件当事人的访谈中，尽管有些做法被诟病，但是与其他基层执法机构相比，当事人认为派出所的执法程序尤其是每一个案件节点的告知和法律文书送达应及时公开，民众更喜欢派出所来处理他们的纠纷或者求助，即便这些纠纷和求助本来不属于派出所的职能范围。由此可见，派出所法律实施的严格程序意识在基层国家机构所带来的执法竞争力显然对整个基层社会治理的程序法治理念强化裨益颇多。

（三）通过提升派出所法治弥合功能，不断强化基层社会民众诚信守法水准

有学者认为，当前基层社会家庭关系益理性化，孝道益衰落，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公共生活日益萎缩，公共舆论日趋无力，村庄社会日益灰色化。前引B10，第12页。还有学者认为，“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绅士A层受到巨大冲击并逐渐趋于解体，这破坏了传统的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社会整合机制，由此导致乡村秩序的崩溃” ，前引B14，295页。基层社会的内生秩序遭遇到共生价值观的困境。笔者认为，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共识，法治能够及时弥合基层社会的内生秩序。

第一，增强派出所在基层自治组织制度中的法治弥合功能。在大多数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组织并没有成为决定乡村治理状况的决定性力量。自治组织缺乏规范化的运作，村干部腐败，村民与村干部、甚至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尖锐。派出所在基层社会的广泛性和作用往往使其成为这些纠纷和矛盾的聚集地，派出所对待这些纠纷和矛盾的态度以及处理方式成为包括村民在内的基层村民理解、认可国家法律的焦点：如果公权力机关能对这些包括乡村腐败在内的纠纷矛盾进行合法科学的处理，这同样也构成民众从心底主动守法的强烈意愿。

第二，派出所通过法治式地化解矛盾、调处纠纷、主动服务和宣传，弥合了效率与公正、稳定与发展、市场与政府、技术与法制之间的张力，同时也逐渐消解了法治与政治、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法治是矛盾各方妥协的共识，每个人通过守法能够获得利益，而且会使这种利益最大化，民众就会主动守法，这也为基层社会的治理减少阻力，增强合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最终要落实到法律在基层社会民众的具体行动中，诚信自觉守法是法治在基层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实现途径。

第三，提升这种弥合功能的关键还在于派出所法律实施中要坚持群众路线。“公安工作要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政法工作不是一种只坐在屋子里办公事、搞文牍的工作，而是一种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实际工作，要指导与密切联系群众，通过群众依靠群众来推进工作”。彭真：《关于政法工作的情况和目前任务（1951年5月11日）》，载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派出所民警要做到了解民众心理、懂民众语言、懂沟通技巧，会化解矛盾、会调处纠纷、会主动服务、会宣传发动。K派出所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提升群众满意度专项调研就是这样的一种努力，这些工作方式为其他基层治理策略和治理技术提供了借鉴。

（四）通过提升派出所法治批判功能，不断强化基层社会民众对法治的信仰

对法治资源和法治路径不断地批判与反思是法治不仅能够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工具还能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目标的重要因素。法治的批判功能有利于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因素在内的法治资源在千万次反复地派出所法律实施中获得提炼并被认可，进而不断强化基层社会民众对法治的关注与信仰。

一方面，基层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交接点而存在的，这样就决定了基层治理体系得以运转必须依靠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融合。刘建军：《基石：社区精英与基层治理》，载《文汇报》2014年5月8日。借助法治的批判，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不断地获得修正。“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中国为宗法社会氏族组织，经历三千年而未变”，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12页。对这些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地方性知识”的关注、反思、实践、抛弃或者认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意义不容小觑。而且，这种法治性的批判本身为非正式制度性因素提供了价值标准。乡土性宗法社会流传下来的一些风俗习惯可能已经不适应甚至有违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文明价值观，作为制度性建设共识的法治标准为这些因素的修改与完善提供了方向。

另一方面，法治的批判功能要求派出所在法律实施中不能怠慢对非正式制度性因素的探索和利用。正式制度性因素保证了派出所执法标准的统一性，非正式制度性因素又保证了派出所执法不失灵活性。经验表明，基层民众对法治的认知和信仰可能更多来源于后者。作为基层执法机构，派出所对“地方性知识”的探索有利于当地各种纠纷、矛盾从根本上解决。反过来，民众将更加依赖这种法治策略与技术，这又是法治自身不断完善、更新、重塑的重要源泉。

结 语

社会治理法范文第6篇

关键词：社会治理；法治化；长治久安；民族地区

社会治理领域的法治建设是事关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大事。[1]我国已将加强社会治理法治化作为促进发展与维护和谐未定的重大举措之一，而且上升为国家的战略层面从而进行全面的推广。我国的民族地区幅员辽阔，各少数民族早就已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况。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个“大杂居、小聚居”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那样的话，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就会出现巨大的盲区地带。那样的话与我们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是相悖的，同时会使我们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加剧凸显出来，造成民族地区社会的不安，影响我国各地区共同发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进程。

一、十以来中共会议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带来的启示

党的十报告中提出了要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其中提到，构建中共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加速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正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2]，也就是“五位一体”[3]的社会治理体制建设。这说明党和政府在今后若干时期内在社会治理方面已经把法治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指导思想、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表明了我国的社会治理将步入新的阶段，进入制度化、法治化和科学化的快速发展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说到，“紧密围绕更好保证和改善民生、促使社会公平正义、加快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使共同富裕，推动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快速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4]这是在十提出的五位一体创新后，党对社会治理建设的重要部署，也更是党深化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安排。目前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任务量多且重，民族地区社会矛盾呈现容易出现和高发的走势，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是纵横交织，错综复杂的，使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更加凸显，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面临的挑战更加的复杂化。

二、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民族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

法治建设是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治理创新和加强的根本保障。我国各民族人民对中共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有非常的认同度的，对我们中国共产党具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是我们进行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的群众基础。但是，随着我国各个领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各少数民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经济发展和社会各方面建设的不同步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而且许多现实性的问题会涉及到各个民族群众的切身利益，从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冲突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尤其是西方敌对势力和“”的极力煽动、挑拨和暗中支持爆恐分子，导致了民族地区不安定因子急速上升，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尖锐化。民族地区依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治理创新的相关法规，又好又快的走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道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牢固树立“尊重人、理解人和发展人”的思想观念，充分的显现人文关怀，不断增进各族人民群众的福祉。[5]为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保驾护航，共创社会主义和谐发展的道路，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是保障民族自治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说明了我们国家的经济领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对于比较先进的民族来说，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的法律体系是相适应的，法律实施时的障碍也会较少一些，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法律就可以获得全面的实施。[6]但是我们要实事求是看待问题，民族地区一般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所以这些地区的国家法律并不能与他们的经济状态相适应，好多应用于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的法律法规，例如，公司法、证券法等在落后的民族地区根本就没有适应的对象。话又说来，要提高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完善民族地区的市场经济治理，这就要建立和完善全民族经济法治，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地区的市场经济。在民族地区进行经济法治建设时一定要有所选择的、循循渐进的进行实施，我们在进行民族地区经济法治建设时，一定要把重心放在加快民族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的方面，从而来帮助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走上经济的繁荣。

四、法治是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

调和社会矛盾，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是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的大任务和根本所在。党的十报告中提到，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一致和不同步的问题非常突出，城乡区域和边远地区和沿海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非常大。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收入的高低落差较大带来了利益的不平衡、异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利益的特别是物质利益的冲突变得越来越明显，而这种冲突是一切社会冲突的根源所在，而且一旦有权利介入了资源的分配之中后更会发生社会矛盾和冲突。目前，我国民族地区正处于社会矛盾的突显期，面对时常发生的非法聚众事件、和爆恐事件的态势下，保证社会稳定是社会治理的关键所在。我们在长期维稳的经验中可以看得出来，再民族地区维稳主要有二个形式。第一，硬性管控，就是使用国家的暴力机器去控制所有的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和言论；第二，软性治理，也就是各个组织和个人都达成一定的社会认同规则，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按照这个规则来行使权力和履行自己的义务，从而形成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社会治理的目标不是硬性治理，那样的话会不可避免的处在高投资、高风险、易复发、见效慢、难持久的尴尬境地。目前，我国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依靠“花钱买平安”和依靠强制维稳的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而上文中所说的软性治理就是所谓的社会治理法治化。社会治理法治化必然会要求会以法律化和制度化的形式来促进社会道德和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而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是协调不同组织和个人的利益，以最公正和谐的方式来化解社会矛盾。社会治理法治化以温和的方式来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使每一位利益纠纷者得以信服，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具有低成本、高回报和彻底性的特点。

五、结语

我们只有在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才能够真正的实现民族地区最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这是彻底解决影响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的不良因素的根本和源头所在。为了不断的推进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科学发展，确保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高效率性和持续性，我们一定要切实攻坚于符合民族地区相适应的法律体系的健全，结合民族地区那些自治性法律文件和措施，[7]以党中央依法治国理念为指导，以立法体系、司法体系和执法体系为支撑，真实的做到依法治理和服务社会，形成解决民族社会问题的长效机制，为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谐保驾护航，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顾华祥.论民族地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法制建设[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报，2014，（147）： 18.

[2].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共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01）.

[3]江必新 李沫.论社会治理创新[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2）：25.

[4]：《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5日01版.

[5]顾华祥.论民族地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法制建设[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报，2014，（147）： 18.

[6]张晓辉.多民族社会中的法律与文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83.

[7]这里自治性文件和措施，主要包括习惯法、民间习俗、民族习惯和村规民约等.

社会治理法范文第7篇

[关键词]社会治理；法治化；泰山区

[作者简介]黄春田（1980―），女，中共泰安市泰山区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社会管理；毛苏苏（1988―），女，中共泰安市泰山区委党校教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山东泰安 271000）

当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需求结构、社会矛盾、社会心态也出现了新的特点，面对当前社会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党的十报告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新常态”，社会治理法治化也已成为各地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思路和重要实践。

一、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内涵

作为法治国家建设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具体实践，社会治理法治化内涵丰富，它既是一种社会治理理念、思路，又是一种社会治理体制、机制，还是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方法。具体来说，社会治理法治化意味着用法治的思维谋划社会治理的战略，用法治的精神统领社会治理全局，用法治的手段解决社会治理的症结，用法治的方式巩固社会治理成果。

二、泰山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主要实践

泰山区地处举世闻名的泰山脚下，2015年被国家民政部确定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2014年被国家民政部确定为“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2013年先后获得“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山东省城市社区建设示范区”等荣誉称号，在推进“平安泰山区”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做出了大量探索。

1.强化源头预防，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机制

泰山区通过制定出台《泰山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和《关于在全区建立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实施“三个三”风险评估工作法，即：实行“三级联动”（区、街道镇、社区（村）三级），把握“三项重点”（评估内容、评估主体、评估程序），抓牢“三个环节”（事前抓信息研判、事中抓评估听证、事后抓督查追责），认真开展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四项风险评估，广泛征求民意，科学评判风险程度和可控范围。2014年内共评估重大事项30件，其中决定准予实施项目27个，暂缓实施项目2个，不予实施项目1个，严格落实风险评估责任制，对应评未评、发生问题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坚持依法决策，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

2.坚持多元调解，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解

泰山区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社会调解”的“四位一体”调节模式优势，深入开展归口调解、委托调解、刑事和解、巡回调解、法律工作者参与调解，引导当事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纷争，构筑起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一是积极探索研究涉法涉诉纳入法治轨道解决，通过将诉讼服务中心与办两部门合并，制定涉法涉诉改革实施细则，建立了司法救助制度，着力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站式诉讼服务。2014年共受理涉法案件120余件，依法导入司法渠道71起，稳定化解110余起，执行明显下降。二是针对医患矛盾纠纷突出的实际，创新推进“三联一定”警医联动机制，有效地维护了全区医院正常诊疗秩序，实现了警、医、患三方共赢。三是建立了14家社区司法行政工作站、20余家律师会客厅、7家“普法超市”、3个派驻检察室等载体，为开展法律宣传援助服务、受理办案线索，服务广大群众搭建新平台。2015年以来，累计接待居民咨询1000余人次，共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608件，调解成功604件，成功率达到99.3%，立案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60余件，做到早发现、早调解，及时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形成了系统内多方参与、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3.动员社会力量，拓宽社会治理参与主体

通过健全完善社会组织“三级孵化”基地，重点培育发展公益服务类、社会事务类、文体活动类、法律维权类社会组织，形成区、街道（镇）、社区（村）三级调解组织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积极参与、相互配合的调解网络。目前全区已登记社会组织246个，备案社区社会组织441个，调解组织已达到288个，专兼职调解员866人，叫响了“律师会客厅”、“薪火行动”、“红艳聊天室”、“法院少年庭”、“平安协会”、“平安志愿者服务站”等社会化服务品牌，零距离开展法律宣传与援助，激发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4.加强法治宣传，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环境

采取“网上+网下”、“传统+现代”相结合的方式，将全区的工作动态和重大部署在门户网站上进行宣传报道，深入开展“阳光政法活动”，积极推进“警务公开”、“检务公开”、“审判公开”和“司法行政公开”，加强人民陪裁员、人民监督员、人民陪审员队伍建设，请人民群众参与到执法办案过程之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并且依托区内的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和法制宣讲团，集中开展法制宣讲活动。再就是，进一步利用传统宣传方式，适时采取电子屏幕播放、悬挂横幅、派发宣传单、发短信、图片展览等形式向人民群众宣传法律法规，普及安全防范知识，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对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三、泰山区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地方立法有待进一步更新

在一些新出现的社会治理领域，相关法治建设的步伐尚需进一步推进。当前，泰山区正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新的社会治理事务不断涌现出来，像社会组织管理、志愿者、社区服务、物业管理，但也引发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如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网络管理问题、特殊人群管理问题和流动人口管理问题。想要处理这些新的社会事务和新的社会问题，都需要新的更加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近年来，泰山区在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工作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制定了一些与创新社会治理有关的规章。但现行社会治理类规章大多仍针对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常规性的社会问题而创设，而对于大量城市化、现代化所引发的新型社会事务、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仍缺乏相应的有效应对措施，无论是动态的跟踪机制，风险扩散的防范机制，还是各部门区域的政策协调机制，现有的服务管理都难以应对，无法满足社会治理工作新需求。这一点突显出现有的社会治理实践对于加强法治化建设的迫切要求。

2.依法行政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虽然泰山区依法治区的理念、制度和行为方式有所提高和加强，但是，工作中仍然存在“重文件、轻法律”，“重长官意志、轻法律规范”，“重结果、轻程序”等一系列与法治精神不相符合的工作作风和行为方式。像有些社会服务管理工作强调行政权的痕迹明显，没有摆脱“以费代管”、“以罚代管”等单一的传统型的行政管理模式。另外，在社会服务管理中仍然存在所谓“专项行动”、“百日行动”等执法行为，这些执法方式不仅与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相违背，而且这种执法方式由于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对社会服务管理所追求的行政执法效果是一种负能量，从侧面反映出相关政府机关履行职权不到位，行政不作为的问题，而且从根本上说，这种“运动式执法”还会给民众造成“违法常态”、“违法不究”、“谁遇上谁倒霉”的恶劣影响。

3.司法公信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方面，诉讼成本较高，“赢了官司输了钱”、无时间诉讼，让普通百姓的诉讼效益难以体现；另一方面，现有的司法能力也难以满足人们对司法的需求，司法基本保障难以实现；再者，司法机关因为任务重，人员少，装备落后，所以办案期限普遍较长，很多复杂的疑难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办结。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人们对司法的满意度、对司法公正的认同度、对司法的遵从度都不高，因此，现实生活中，人们不信法、信关系不信法的现象依然存在。

四、加强和创新泰山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对策研究

1.转变社会治理理念，做好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顶层设计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首先要转变社会治理理念，特别是要树立法治理念和服务理念，用法治思维处理社会事务，用法治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而转变观念首要做的是对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加快出台《泰山区社会治理法治化规划纲要》，将规划与法治相融合，全面规划社会治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建设，重点加强公民权益维护、基层社会治理服务，基层社会组织培育与服务、公共服务管理、社区自治等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2.完善社会治理立法，建立健全社会治理创新法律服务体系

民主科学立法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一方面要在科学制定新法规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有关社会服务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清理制度，组织专门人员定期对地方性法规进行清理，及时修改、废止不适应实际或严重脱离现实的法规。以此来构建多层次、协调配合、功能互补的社会治理法律体系，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法制保障，实现法律服务群众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民意采纳机制，健全民主参与机制，注意听取不同利益群体的立法诉求，扩大公民对立法的有序参与，增强立法的民意基础。

3.严格社会治理执法，不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

首先，要做到政府职能的法治化，这是依法行政的前提，只有把政府权力限定在合法的范围之内，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进一步明晰法律赋予了什么权力、权力的边界在哪里、行使权力的程序是什么、不依法行使权力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等，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防止政府及工作人员滥用权力、越权和不作为，这样才能使政府的行政权威得到全社会的一致认同，从而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同时也可对政府行使公共权力形成有效的约束。

其次，完善行政执法方式，实现社会治理由“运动式”推进向法治化、长效性治理转变，努力推动各级政府由习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社会向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治理社会的转变，为全面提升依法执政、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奠定坚实的基础。

再次，切实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健全各行政部门的执法执业考核评价体系，细化执法标准，在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基础上，自觉接受群众和舆论监督，认真开展行业内执法检查，严格执法考评并落实行政问责制度，促进公正廉洁执法执业。

4.推进全民普法教育，增强法治建设社会力量

要形成全社会遵纪守法和依法办事的氛围，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公务员要率先垂范，尽快提高法治思维和法律素质。这需要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守法的法治考评，完善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政府常务会议专题学法等制度，还要以“党校”为主阵地，抓实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全面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落实法治建设领导体制。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依法办事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重要环节，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考察各级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使领导干部自觉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思维习惯。

另外，还要形成良好的法治文化氛围。加快建设知识普及、观念引领、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法治文化体系。把法治文化建设与廉政文化、传统文化、行业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环境文化等有机结合，引导群众依法合理反映诉求、维护合法权益，切实在全社会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弘扬法治精神。

再者，要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普法。建议建立健全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法治轨道上协调各方社会力量，让包括各级专家学者、社区志愿者、律师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以及各类新闻媒体等在内的社会力量都组成全民普法的生力军，并且进一步创新研究公民参与法治建设的渠道和方式，健全完善公民参与机制，不断推进公民参与法治建设的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4-10.

[2]李树忠.全面认识基层治理法治化[N].光明日报.2014-11.

[3]刘旺洪.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治理的法治化[J].法学，2011，（10）.

[4]蔡乐渭.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之维――论法治视角下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J].领导科学，2011，（12）.

[5]王增杰.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思考[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5，（2）.

[6]白小英.基层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EB].陕西法院网，2015-1-17.

社会治理法范文第8篇

关键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社会经济转型 社会矛盾问题 具体治理措施

一、应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促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意义

福泉作为资源型、工矿性城市，居民主要以各种矿业开采工作为生，近年来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的逐步推进，在经济转型以及社会发展形式转变等因素影响下，使得社会问题升级，出现了多种类型的矛盾纠纷。在这种矛盾类型多样化、主体元素多元化、诉讼复杂化的氛围下，很大程度的制约了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为了加强社会管理制度的改革，促进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相关部门制定出合理治理机制，而应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针对当下较为复杂的社会诉讼问题时就能做到有理据且灵活，能够有效缓解社会各类矛盾问题升级的局面，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营造社会和谐氛围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二、应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促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目标

在应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促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目标中有首先第一是起到问题矛盾解决的作用，要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际的运用起来，并能使其发挥作用，要在具体的矛盾问题面前起到决定性的指导并能作为主要判断的依据参考。其次第二该多元化纠纷解Q体制要注重在发挥其多元化的优势上，能够满足应用于多种类型的矛盾纠纷问题解决中，并具备自身要始终坚守的依据内容，既是多元化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也是有着一定原则指导的制度理论。最后第三，该机制要在不违背社会发展道德理论的前提下，要能迎合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发展轨迹。

三、应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促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措施

在应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促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基本措施有可按照112模式来建立，根据搭建平台、完善机制以及建立服务网络实现对实际多种类型社会矛盾纠纷问题的解决与改善。下面就112模式的主要组成内容与构成结构进行分析与说明。

（一）搭建“1”个平台，推进矛盾纠纷分流化解

112模式内容中有首先第一是搭建一个平台，用来将所有矛盾纠纷问题集中与宏观调度的平台，能有利于推进矛盾纠纷的分流化解。而平台搭建内容包括有要建立相关的专家人才库，要有强有力且专业素质与水准都较高的专家人才做为技术支持，其次还要建立调解中枢，为了避免实际纠纷问题解决的过程太过混乱与无条理，需要一个用来集中处理与分析的地方，另外为了提升平台实际运行效率，还需建立考核激励机制，用以作为对相关工作人员的一种约束与提升的方式。

（二）完善“1”套机制，构建多元化解联动体系

112模式内容中第二点就是要完善一套合理且完整的机制，要能构建一个多元化解联动体系，实现对整个纠纷问题解决流程的综合治理与矛盾化解的整体把握。通常而言，能够达到相关机制有效性的要求就是要能有相应的制度作为对其的约束与管理，其中多元化解联动体系机制内容包括首先要建立诉讼与调解有机衔接的机制，用以满足问题提出与问题解决两个方面的连贯性，其次还要构建统一规范的司法确认程序，利用相关法律法规作为对问题解决方式的理论指导，还要建立重点领域中司法确认的长效机制，能够满足将来长久性的纠纷矛盾解决对应要求以及相应政策规定。

（三）健全“2”个网络，实现调解服务全覆盖

112模式内容中最后的数字2体现在构建的相应网络平台里，首先要构建一个健全的第三方调解组织服务网络，主要目的是为了提供给使用者输入自己的意见想法和有关纠纷矛盾问题的咨询，利用第三方进行解调，站在平等政策的看法角度里，能够用以提供一个公平、公正、且合理的解决措施。其次，第三方调度相比于一些硬性的法律介入手段要圆润与灵活的多，也更易被人接受。另外，还有要健全三员两站的便民服务网络，三员主要是指人民陪审员、人民调解员、司法联络员，而两站是指乡镇综治工作站、法官工作站，协调这几者的关系能提升便民服务网络涉及人员之间的联系，还可增强各个参与人员对相关法制法规的认识与了解。对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以及推进法制建设的管理十分重要。另外，通过建立法制与人民实际生活问题解决的平台连接，可增强法律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并能提高其对法制法规的认识，能够学会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用法律来讲道理，进一步实现全面依法治理的群众基础，以促进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社会发展氛围。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应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促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相关内容中，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化解社会普遍存在的矛盾纠纷，完善社会各项制度制定，增加社会和谐因素。而采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改变当下社会人际关系中法律意识普遍不强的现象，改革有些传统守旧的老套观念，坚持以人为本的宗旨，发挥调解组织的基本作用，将依法治理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指导原则，增加互联网信息共享优势，实现相关纠纷问题网络平台的构建，优化各项问题解决过程，整合资源形成合力，不断提高城市发展的法制水平，加强人们对法制观念的深入认识与了解。采用112模式内容，通过搭建平台、完善机制、健全网络来进一步实现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实际运用，并使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拉进人们与法治的距离，促进其进一步沟通。

参考文献：

[1]张金智，王德诗.试述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A].水资源、水环境与水法制建设问题研究――2003年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年会）论文集（下册）[C].2003.

[2]王德诗，张金智.环境污染纠纷处理过程中的证据及举证责任的分配[A].水资源、水环境与水法制建设问题研究――2003年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年会）论文集（下册）[C].2003.

社会治理法范文第9篇

关键词 基层治理 依法治国 法治化 成都市

中图分类号：D90-05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5.11.064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engdu Grassroots Law Governance Construc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Rule of Law

YAN Junru[1]， WANG Dandan[2]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Mianyang， Sichuan 621000;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39）

Abstract Legalization of build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is administering the city， the cornerstone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engdu， Chengdu，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deserves attention. However， due to various reasons， the effect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round Chengdu Construction Law is not ideal， from the rule of law requires a great distance. In view of this， the Chengdu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t all levels and the rule of law must be adap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requirements of the rule of law，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value orientation， content system， way way，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team building， logistics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build long-term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law，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of Chengdu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to the normalization， standardization，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track.

Key words grassroots governance; Rule of Law; legalization; Chengdu City

基层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而法治化建设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因此，从中央到地方非常重视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建设工作。具体到成都市基层社会来看，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其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效果不是很理想，①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不少的实际困难与障碍，影响着依法治国在城市社区与乡村社区的推行。因此，研讨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建设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长远价值。

1 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与依法治国的逻辑关联

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了专题部署，提出了依法治国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这其实道出了基层治理法治化与依法治国的相关性。②

1.1 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内涵与构成

基层治理法治建设是一个内涵丰富和构成复杂的系统工程，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解读：（1）从内涵上来讲，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是指依法治国在城市社区和乡村社区治理法治化的落实与体现，是基层治理走上现代化的必然之路，是将依法治国理念贯彻融入到基层治理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面的过程。（2）从构成视角来讲，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要素包括治理理念、治理内容、治理主体、治理环体、治理效能等方面的法治化建设;基层治理法治建设的环节包括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和法治政党的建设。

1.2 依法治国与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内在关联

总的说来，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是依法治国的地方实践，依法治国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价值追求。具体说来，依法治国与基层治理法治化具有以下关联性：（1）依法治国是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价值诉求。基层治理法治具有诸多的价值，对构建和谐社会、民生解决、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等都具有重要的政治保障助推作用。在这些众多的价值取向中，依法治国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价值取向与诉求，因为依法治国将引领基层治理走向法治化和现代化，最终到达基层社会的善治、共治与法治的美好状态。（2）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与地方实践。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国家治理、地方基层治理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建设与治理都是贯彻依法治国的重要领域。其中基层社会的治理法治化建设是推动基层社会各项工作法治化运行、贯彻依法治国的基层实践，能够极大推动地方法治化建设。

2 依法治国视角下审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面临的问题

环视当下，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取得很多成绩，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存在很多问题与不足，也存在诸多的障碍。③这些问题、障碍影响了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顺利推进，致使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与依法治国的要求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法治化建设的的理念、内容体系和方式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内涵式发展。

（1）法治化建设的理念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的健康发展。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成都市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时，法治化价值取向坚持不足，没有很好将法治化理念融入到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各项工作与各个环节中去;科学性坚持不足，没有很好把握好基层社会的发展规律，导致基层治理合规律性不足;系统性坚持不足，没有很好地将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各个方面统筹兼顾好，没有很好地协调各级政府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民主化的价值取向坚持不足，导致基层民众参与法治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

（2）法治化建设的内容体系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的视域拓展。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成都市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时，没有很好地将基层治理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纳入法治化建设的视域之中，尤其是没有很好将基层社会的各种民生问题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导致城中村问题根治不彻底、流动人口小区管理效果不理想、城市贫困问题依然存在;执法环节中一些不规范现象时有发生;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传统的协商方式处理较多，法治化方式采用不够，社会矛盾的法治化化解不足。

（3）法治化建设的方式与途径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的效率。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成都市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时，理论上宣传教育过多，实践上行动落实不够;传统平台创新不够，网络平台开发利用不够，导致法治化建设的效果不理想。

法治化建设的环境、队伍建设、评价体系和后勤保障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基础条件。

（1）法治化建设的环境营造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的氛围构建。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成都市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时，没有很好根据基础社会的特点对基层社会的现实环境、网络环境进行很好的建设，其中尤其是社区环境的建设做得很不够，导致基层社会的法治文化基因营造不够。

（2）法治化建设的队伍素质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的队伍建设。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成都市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时，基层社会各级公职人员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法律素质等均有待提高。笔者调研天府新区华阳街道的一个社区，该社区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高中以下文化水平，平时的干部培训也不多，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不高，现代化的办公能力不高。这些均彰显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主体的素质与能力确实有待提升。

（3）法治化建设的评价体系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的科学督导与引领。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成都市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时，没有很好地结合成都市基层社会法治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将成都市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各个方面纳入考核评价督导视域，没有建构好一套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考核督导机制体系，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强力推行。

（4）法治化建设的后勤保障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的条件准备。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成都市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时，在人力、物力、财力与政策制度等方面的供给不足，其中尤其是基层社区的经济支持明显不足，导致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很多活动没法开展。笔者调研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四河社区，据社区主任介绍，该社区没有自己的集体经济，社区财政收入非常缺乏，大型活动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撑，从这里可以看出整个成都市基层社区法治化建设的后勤保障确实做得不够。

3 适应依法治国的要求，提升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水平

针对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存在的障碍、问题，根据依法治国与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逻辑关联，成都市基层各级政府应该拓展视野，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整合创新法治化建设的各种路径，构建好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长效机制，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走向科学化、系统化与规范化、常态化发展的轨道。④

构建好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价值理念、内容体系和方式途径，推动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科学发展。

（1）科学构建以现代化为主的价值取向与发展理念，推动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健康运行。这就要求成都市基层党组织与政府务必要好好分析把握依法治国对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价值取向的要求，坚持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将基层治理法治化纳入现代化发展的轨道;坚持科学化的价值取向，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遵循基层治理的规律和基层社会发展的规律;坚持系统化的价值取向，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整体推进统筹兼顾;坚持民主化的价值取向，充分发动群众参与到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中来。

（2）科学设计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内容体系，不断拓展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覆盖面。这就要求成都市基层党组织与政府务必要好好分析把握依法治国对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内容体系的要求，将法治型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立法、执法、守法、司法等整体纳入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内容体系构建视域，力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内容体系实现全覆盖。

（3）整合创新基层治理的现实平台与网络平台，不断增强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有效性。这就要求成都市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务必要好好分析把握依法治国对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方式与平台的要求，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网络化发展;注重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网络化建设方式与现实运行整合创新，形成共赢互动的发展态势;积极发展基层民主，调动基层群众广泛参与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中来。

做好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队伍、环境和评价体系、后勤保障等方面建设工作，夯实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基础条件。

（1）加大基层治理队伍法治化素质的培训提升，为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主体基础。这就要求成都市基层党组织与政府务必要好好分析把握依法治国对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队伍的要求，从思想政治、政治学、行政伦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儒学、社区工作、经济学、法学等方面，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全力提升基层治理队伍的素质和能力，以此夯实成都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干部队伍基础。

（2）做好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环境、人力、物力、财力与政策制度准备，为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就要求成都市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务必要好好分析把握依法治国对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环境与条件的要求，注重社会环境、网络环境、行业环境的综合治理，为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供给;注重制定好基层治理需要的各项制度与规则，为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提供合理的制度供给;注重专项经费的足量投入，为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供给。

（3）健全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评价体系与机制，为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提供强大的驱动力。这就要求成都市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务必要好好分析把握依法治国对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评价机制的要求，将基层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和各个要素纳入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考评机制视域中，以此增强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驱动力。

总之，推进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复杂的长期工作，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与协作，更需要多视角地探索与实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契机。目前重要的是，成都市基层各级政府务必要按照依法治国和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主动适应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新常态，从治理理念、价值与行动等层面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以此构建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长效机制，让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服务法治成都的建设。

基金项目：2015年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项目编号：2015P18）

注释

① 赵秀玲.走向基层治理现代化――以成都为个案分析[M].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② 唐寿东.对基层治理法治化认识与思考[J].理论与当代，2015（8）：6-8.

③ 陈庆芳.大力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问题研究[J].管理观察，2015（14）：11-13.

社会治理法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十以来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成果，是党在社会主义治理道路上长期探索的经验总结，标志着中国进入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表明我们党治国理政视野的开阔、治理能力的提升。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必经之路，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的构建必然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一、界定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的内涵

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是基层治理法治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理解其内涵首先得理清基层治理法治化内涵及制度机制运行的内在机理。

（一）基层治理法治化内涵

对于基层治理法治化内涵，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各抒己见，有的认为基层治理法治化是一种权力依法运行的过程，有的认为是一种建构基层的方式与手段，或者认为是一种民主发展形式，或是一项系统工程，但从总体上看，这些观点都涵盖了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内核，即将基层的一切活动纳入法律的话语体系中。笔者认为，基层治理法治化就是指坚持在法治型党组织的领导下，推进基层政府依法行政，引导基层自治组织依法治理，内化法治理念，规范政府与社会、市场、个体之间的关系，逐步实现基层政府、社区和农村自治组织法治化建设的过程。

（二）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内涵

在社会学中，机制是指事物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事物在有规律性的运动中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长效机制就是能保证事物各组成因素的结构、功能实现最佳效果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简单的说就是“带规律性的最佳模式”。[1]因此，所谓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就是指在基层治理过程中，把法治化建设纳入基层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一切事务中，以“良治”为目标，促进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方式、治理环体、治理路径等实现最大效用的运行体系和作用原理，它是贯穿于基层治理法治化全过程中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各种因素的本质联系。

（三）基层治理法治化与长效机制之间的关系

构建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就是要体现制度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特性，使基层治理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有据可依、有章可循，推动基层治理工作深入有序地开展。没有好的制度，达不到“制度化”，没有好的制度执行力，达不到执行的“规范化”。唯有更加自觉并善于运用法治这个集中体现现代化治理本质要求的思维和方式，才能保证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概括地讲，基层治理法治化为长效机制构建指明了方向，长效机制为基层治理法治化提供了保障，二者耦合于基层治理范式的现代化转型。

二、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构建的必要性

基层治理法治化自身的特性、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发展要求对长效机制构建提出了必要性：

（一）基层治理法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

基层治理法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这就意味着此工程链条上的各个环节都要相互协调推进，从横向来看，基层治理涉及到的各个方面都要纳入法治轨道，从纵向来看，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是一个将国家政策内化为基层群众行动指向的过程，任重而道远。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系统性、长期性就决定了完备、稳定、规范化的长效机制构建的必要性。

（二）构建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是解决基层治理困境的重要抓手

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基层文化基因隐含的潜在困境；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带来的附加困境；基层治理法治化过程中面临的新困境。新旧困境交织的复杂社会环境在运作过程中产生了以下问题：治理理念“表面化”、治理主体“模糊化”、治理民主“形式化”、治理路径“口号化”、治理方式“即兴化”等，这些困境和问题既为基层治理向法治化转型提供了必然选择，也为长效机制的构建提出了现实要求。

（三）构建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是提升基层法治建设的主要引擎

基层治理法治化目标的提出既是对当下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面临的挑战和压力的回应，也是对全面建设法治国家的一种路径探索。制度是政策实施的保障，将国家战略部署落实为基层治理法治化的一整套体制机制，并且是相应的长效运作机制才能有效地整合基层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规范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重塑社会秩序，形成基层社会共同推进治理法治化的良好局面，从而推动我国依法治国的总体进程。

三、目前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构建存在的问题

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的构建是当下一个热点也是重点话题，不少学者针对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的瓶颈问题提出相应的路径或机制构想，进行了有益探索，与此同时，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构建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具体表现在：

（一）对长效机制认知程度尚浅

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是当前国家从上至下达成的共识，尤其在基层法治化建设的实践相当活跃，但如何从整体上落实基层法治化建设的目标，如何为此目标的实现构建长效机制，是当前基层面对的挑战。由于基层各治理主体的局限性，基层法治建设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工程或突发性建设等现象不在少数，一时的成效不能代表整体的成效，实现基层治理法治化目标，除了提升法律意识，还需要胸怀格局意识。

（二）制度规范让位于“即兴式”举措

根据国家法治目标的指示，基层治理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法治实践，营造了基层法治建设的氛围，其中不乏一些具有前瞻性、创新性的举措，激活了基层法治建设的活力，但也不能忽视其潜在的“碎片化”特点。在实践的基础上要遵循“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升华理论”的原则，将科学性举措提炼成完善的制度规范，避免“人存政举，人走政息”的后果，从长远角度系统性规划基层法治建设的持久力。

（三）长效机制构建内容带有模糊性

制度机制是解决基层治理法治化工作失衡的强力支撑，因而制度的构建首先应基于对基层现实社会问题的准确评估，根据基层人民群众的需求来寻求基层治理法治化实现的问题意识。但在实践中制度的构建内容往往带有盲目性，缺乏实地调研的精准性、全面性，这不但削弱了制度的功能属性，也制约了基层治理法治化实施的整体效能。因而，完善长效机制的构建内容迫在眉睫，具体应从构成治理法治化体系的每一个要素入手。

四、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完善策略探析

基层治理法治化长效机制是一个层次分明、内容丰富的系统，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完善：

（一）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传播机制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和精神实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传播机制的建构要从传播主体、传播过程和外在环境三个方面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传播是以人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在传播主体定位机制方面，按照其各自功能与职责的不同，将其分为三重功能维度的主体：“决策―导向”主体、“阐释―深化”主体、“传播―普及”主体[2]；在传播过程方面，要注重传播认同机制的构建，目的是培养积极的公共精神，“公共精神是一种关心公共事务，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和公共秩序的建设，以营造适宜人生存与发展条件的政治理念、伦理追求和人生哲学”[3]。从传播外在环境看，还需从政策、人才队伍、财政等方面构建保障机制。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传播机制，旨在营造法治文化氛围，使基层干部到基层群众都能将法治理念内化于心。

（二）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监督机制

基层治理主体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整合基层多元主体资源，调动社会力量协同参与基层法治化治理是充分发挥基层群众主人翁作用的重要基础。首先，要在制度上明确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基层群众、社会组织等各治理主体的责任与权力范围；其次要完善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机制，尤其要畅通公众参与渠道，提升各个组织间的协同合作能力；最后，要落实基层监督机制，形成有效的监督态势，解决社会监督、行政监督乏力的问题。

（三）构建法律法规建设与运行机制

提升基层各治理主体的法治意识和治理能力，除了普及法律知识外，完善法律法规是关键。由于当前基层法律法规存在空白、不规范、滞后性等缺陷，不仅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也引发了基层社会的矛盾、冲突，因而地方人大、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加快完善基层法律法规、乡规民约等的建设与运行机制，确保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四）构建法治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机制

法治指标体系是指用以反映法律制度本体及其相关各类要素运行状况的结构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有机统一为表征，用以判断评价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法治化进程的一种计量、评价逻辑结构系统。[4]科学构建法治评估考核机制是衡量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进程中制度制定、实施、成效等科学性的重要参考标准，能够及时修复不完善的体制机制及治理工作的具体内容、合理配置基层资源、及时回应群众的生活期待，从而保证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制度化、程序化、科学化、常态化。

（五）构建吸收借鉴机制

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目前已取得一些成功案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恩施市“沐抚”经验，将“层级调处”和“法律援助”相结合，阿鲁科尔沁旗村务契约化管理模式，“党建+宁波模式”等，虽然地域的特殊性决定了治理方式的特殊性，但成功经验会提供新的切入点或示范意义。因而，基层在突出地域特色，用底蕴彰显内涵的同时，还应借鉴其他区域的丰硕成果，这就为吸收借鉴机制提供了必要性。

参考文献：

[1] 林建成，安娜.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构建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探析[J].理论学刊，2015（3）.

[2] 张雁.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机制[D].东北师范大学，2015.

[3] 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