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范文
时间：2023-03-17 13:07:34
社会契约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会契约论；霍布斯；洛克；卢梭
一、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
霍布斯是英国17实际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认为，人类最初生活在一种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权威的原始的“自然状态”之中。
在单纯的自然状态中，人们都具有相同的自然权利，由于在自然状态中没有法律及其他任何公共权威的存在，人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毫无约束地追逐有利于自我生存的一切，但在自然状态下，资源的匮乏使每个人在追逐其所欲求的东西时必然要同他人的欲求发生矛盾，当人们想要同一事物却又无法充分分享时，彼此就会因此而成为仇敌。这就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的形成。“因而，相互的恐惧就会使我们相信，我们必须从这样一种状态中摆脱出来，寻求联盟”。
因此人们便理性地形成了某些禁令或原则，这就是自然法。但是由于自然法本身缺乏一个公共的权威使人们去自觉遵从，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会经常违背这些没有强制约束力的自然法。为了摆脱悲惨的自然状态，人们便相互之间订立契约，每个人都对他的行为授权，将自己在自然状态下的权利都让渡出去（除了生命权），交给某个人或者某个集体，来代表他们的人格，“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国家的最大特点是者并不是参加订约的一方， 因而他不受契约的约束， 不会发生违约。
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
与霍布斯人性本恶的思想相反，在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中，对人性的态度更为乐观――人性是本无善恶的。洛克认为，人们最初生活的那个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的、平等的和独立的、理性的状态。
洛克认为自然状态首先是自由的状态，“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在这种自然状态下，人们享有生命权、自然自由权和财产权等。而财产权是人生存的基本保障，是一切权利的基础，是上帝给与人类的最基本的权利。但是由于自然状态存在着缺少成文法、执法官和固定的惩罚办法等缺陷，人们在理性即自然法的指示下不得不脱离自然状态而建立政治社会，以寻求对个人自然权利的切实保障。
于是，人们相互订立契约，自愿放弃自己惩罚他人的权利，把这些权利交个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按照社会全体成员或他们授权的代表所一致同意的规定来行使。洛克认为，“这就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利和两者之所以产生的缘由，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在于此。”但是在洛克看来，生命、自由、财产权利这些是不可以转让和剥夺的。每个人的同意是政府存在的基础。任何时候，政府合法与否都取决于公民的同意与否，并且每个公民在任何时候都有同意与否的表达权。
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卢梭是社会契约论的系统化和集大成者。他会等同契约论同霍布斯、洛克等的思想有同样的逻辑起点，即从论述人的自然状态开始，而且他的自然状态是以其独特的自由、平等观和人性论为基础的。卢梭和霍布斯、洛克的人性论不同，他坚持“性善论”，认为人生而具有对他人的同情心，他认为自然状态平和的生活是源自人的天性而不是别的东西。
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生活是清苦的，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过上更富足的生活，人们就不断地从事生产和劳动。但是生产的发展导致私有制和不平等的产生。私有制和不平等的产生使自然状态发生变化，人们互相仇恨、残害，自然法不能发挥它的功能，人们无法在原来的状态下继续生活，于是全体人民约定，“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共同体就是国家这种结合是一个“公共的大我”，是一个整体，只有“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人类才能保持自己的生存。在共同体中，人们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由于任何一个结合者把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交给整个集体，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在共同体中，人民是者，就不会损害全体成员和任何个别的人。
在社会契约的缔约过程中，需要权力的让渡，卢梭主张公民的权力是让渡给人民全体，由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事实上也就无所谓让渡与不让渡。在交付权利多少问题上，卢梭和霍布斯的想法一致，主张彻底的交付，包括公民自己。公民自身就是者，所以，当公民权利全部交付之时，也是公民获得自由之时。这就是卢梭的人民说。
四、以上三种典型社会契约论的比较分析
1.不同点
第一，人性论基础不同。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的人性论基础是“性恶论”，这通过“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等言论中就可以看出。而洛克认为，人性本无善恶，人类性的本质是趋利避害，他把个人的自由视为最大的利，把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视为最大的害。而卢梭的全部著作都是在强调性善论。
第二，契约产生的结果不同。霍布斯认为应该把除生命权以外的全部权利转让给国家元首， 其所产生的结果必然是具有绝对权力的“利维坦”， 即专制国家。而洛克认为应该把财产的仲裁权转让给国家，他的社会契约论所产生的结果是只有有限权力的政府。卢梭则要求把一切权利转让给一切人，它所产生的结果是集强制的权力和自由的权利于一身的“公意”。
第三，契约的向度不同。霍布斯认为国家元首的权力是不可分割、不可剥夺的， 因为他不受契约的制约， 他是毁约的不合法行为。这是一种单方面、单向度的契约。洛克则把统治者作为订立契约的一方， 统治者是从订约人中间推选出来的， 受契约的限制， 如果他不履行契约， 人民有权反抗、他的统治。这种契约是双方面的、双向度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特点是全民参与性， 每一个人都受到约束。他的契约向度是全方面的、全向度的，也是最理想的。
2.相同点
三者同为近代西方社会契约论，所以其理论本质都是相通的。它们都是关注人民自由权的理论， 因为生命、财产和自由是无法分开的；它们的理论前提都是虚设的、无法证明的；它们的理论构成都是沿着“自然状态- 社会状态- 理想状态”这种思路而进行的；它们都是解释国家起源的理论，而其实质也都是对国家建构的设想方案。
参考文献：
[1] 霍布斯.利维坦[M].商务印书馆，1986.
[2] 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
社会契约论范文第2篇
1霍布斯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不同点
在众多提出社会契约论的代表人物当中，霍布斯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比较有自己的特色。霍布斯被人认为是自由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直言“个人的欲望就是善恶的尺度”。霍布斯认为，从自然状态中所建立的国家，是君主专制的国家。继霍布斯之后，卢梭在其著作《社会契约论》中发展并完善了该理论。在社会观上，卢梭坚持社会契约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大私有制及其压迫;提出“天赋人权说”，反对专制、暴政。二人的差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1．1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同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是狼与狼的关系，在这种状态下，“没有共同的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暴力和欺诈是战争中两种主要的美德。”他之所以把自然状态看做是战争状态，首先是因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使得人们为追求财富、荣誉和权力而去竞争，这些竞争则使人倾向于斗争、敌对和战争。卢梭认为自然状态是和谐、幸福、美满的，“由于自然状态是每个人对于自我保存的关心最不妨害他人自我保存的一种状态，所以这种状态最能保持和平。对于人类也是最为适宜的。”他明确反对霍布斯的观点，认为原始人受到怜悯之心的约束，“所以与其说原始人是邪恶的，勿宁说他们是粗野的，与其说他们有意加害于人，不如说他们更注意防范可能遭到的侵害。因此在原始人之间不易发生十分危险的争执。”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是独立的，没有战争、没有虚荣、没有疾病的害怕，由此可知他的自然状态是一种理想化了的。
1．2在订立的契约中，人们将自己的权利交付的对象不同霍布斯认为，由于自然状态的可怕，为了脱离战争状态，实现和平，保全自我，人们在自然法的指导下，订立了社会契约，将自己的全部权利交给了其个人或由一些人组成的会议，这样国家———伟大的利维坦就产生了。在他看来，最理想的者，应该是君主，一个有无上权利的君主。霍布斯是一个君主论者，但并不是专制主义者。无论君主做出什么事情，人们都不能谴责他的无义，哪怕是无意处死一个臣民。“抱怨者进行侵害的人就是抱怨自己所授权的事情，于是便不能控告别人而现在只能控告自己。”卢梭虽然有意美化自然状态，但并不认为人类就不需要进入文明社会。人们便订立了契约，交出了自己的全部权利，但是与霍布斯不同的是，卢梭认为不是将权利交给了某些特定的人，而是交给“整个集体”，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共同体是“一个道德的和集体的共同体”，共同体游戏获得了它的统一性，这就是共和国的产生。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公意”———代表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的意志，是不可以代表的，只能由人民亲自来行使，这就是卢梭的“人民”理论。
1．3契约性质的不同霍布斯认为，人们订立契约，将授予君主，是不可分割的，包括立法权、司法权、外交权和任免权，订立了契约，实质上就产生了一个由君主领导下的政府，他在契约宗旨的指导下，拥有无限绝对的权力。因此，可以说霍布斯的契约应该是“政府契约”。卢梭的契约是真正的“社会契约”，公意指导下的人民是不可分割的，也是不可转让和被代表的。政府是按公意的指示而活动的一个人，“政府和者往往被混淆，其实政府不过是者的执行人。”虽然卢梭认为政府也可以有君主，但这并不是由契约产生的，而是由契约产生的者委派的。这与霍布斯的君主有着本质的区别。
1．4在契约社会下，人民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性质的差异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民有无限的自由，但这导致了战争状态。而契约社会成立后，法律、国家都是为了维护和平。因此，人民在国家中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的，是在遵守法律基础上的自由。我们认为霍布斯的自由应属于消极自由，即凡是法律所没有禁止的事情，都认为可以有自由的自由。卢梭则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生而自由，在订约时人民丧失了一切权利，但由于契约的平等性，人们又从社会中获取了同等的权利。我们认为卢梭的自由应属于积极自由，即人要追求与自己选择的理性原则所规定的行为，为了实现这种自由，有时就需要外界力强制。
1．5对契约订立后是否可以将其态度的不同在霍布斯看来，君主作为者，有无上的权力，是合法的，人民必须承认其合法性。他主张通过允许单独个人的滋味，而反对人民联合起来君主这种折中的手段加以解决。可见，在霍布斯那里，人民并非有革命权，体现出其思想的局限性。卢梭认为政治组织不只是契约的产物，订约双方结合的纽带则是约定的法律。政府官员作为权利的委托者，“必须按照委托人的意思行使所受托的权力，必须维护个人能以安全地享受他所有的一切”。如果“两方中的一方一旦发现了对方违背了契约的条款或那些条款对他不再适合的时候，他就随时有抛弃契约的权利。”总的说来，二者的区别是霍布斯的观点较为保守和温和，而卢梭的观点则较为激进，虽然二人的观点各有特色，且对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和当时政府的设置，都有很大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二人的契约理论都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霍布斯强调人民的生命权，但最终得出了契约君主专制的结论;卢梭过分强调公意，民主，但由于公意的抽象性，反而容易为某些专制者找到借口。二人从不同的极端出发，结果却殊途同归。
2霍布斯与卢梭社会契约论差异的原因
政治学说作为一种系统化的、论证严密的理论体系，必然会受到作者已有的理论基础的影响。同时，一个人思想的产生，是他时代的产物，是与周围的政治环境、个人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我们认为造成他们思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伦理观的前提假设不同霍布斯是一个性恶论者，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私的。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总是想追求无尽的财富与权力，而不满足现状。人的这种邪恶本性，直接导致了自然状态的可怕，所以在其契约论中就认为，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为了限制个人的无穷欲望，人们就的把权利叫给一个者———君主，并不得反悔，通过君主行使绝对的权力，从而保证人民的和平而不再回到战争状态。卢梭是个性善论者，他的契约论是建立在“两个先于理性而存在的原理”的基础上的。他对霍布斯的性恶论也做了抨击，正如萨拜因所评论的:“卢梭热忱相信人的天性是善良的，对此他曾说过这是他的伦理著作的基本原则。”这种伦理前提，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公意永远是正确的，如果有人违背公意，那只能是他的错，违背公意甚至是不自由的。
2．2二人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经历不同霍布斯出生于有悠久民主传统的英国，英国人民一直相信，国王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他并非是任意的专制权力，这对他的社会契约论是有影响的。虽然霍布斯出生贫苦，但是在后来与贵族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他与保皇党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政治思想就不可避免的打上了贵族立场的烙印，不可能完全站在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因此，在他的契约论中，重视君主无上的权力，人民不能君主的统治便是体现。卢梭出生在当时欧洲典型的封建专制国家法国，当是的法国已经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专制与腐败盛行，人民的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这必然使他更重视下层人民的呼声。卢梭出生贫寒，一直过者颠沛流离的生活，亲眼目睹了贫困人民生活的艰辛，这与封建贵族生活的奢靡，专制的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上当时正直启蒙运动时期，法国也涌现了许多启蒙思想家，他们都倡导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科学等，所以卢梭受启蒙运动环境的影响，提出了更为民主激进的“人民”“社会契约论”等。
社会契约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
中图分类号：D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2-0273-02
社会契约论在16～18 世纪是主导西方世界的基本政治价值观。托马斯・霍布斯,是十七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被西方学术界称为近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霍布斯是在近代第一个全面阐述社会契约论的人。他“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研究他的政治学说,对于深入理解西欧近代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发展,对于正确评价他的思想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霍布斯社会契约论订立的原因
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思想体系从人性的原则出发研究国家的起源,通过逻辑推论探求国家的本质,进而推演出、者和人民在国家中的权利和义务。
霍布斯认为社会契约订立的原因是他的“永久战争”状态。人们为何要缔结社会契约，建立国家，进入一种文明的政治社会？在霍布斯看来，这源于人们对“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的恐惧。那么自然状态为何会沦为人人为战的战争状态？这又是基于霍布斯对人类本性的假设，即利己主义的人性论而得出的推论。霍布斯认为，人的好恶都是以是否有利于自我保存为转移的，这是人的活动的基本规律。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自利的或者说是自私的。他说，人类做出一切活动皆因为人的本性中存在两种最为基本的激情：欲望和嫌恶。
霍布斯认为，人生的幸福就是欲望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不断地发展，达到前一个目标不过是为后一个目标铺平道路。基于这种人生幸福的观念，霍布斯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因此，我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并不永远是人们得陇望蜀，希望获得比现已取得的快乐还要更大的快乐，也不是他不满足于一般的权势，而是因为他不事多求就会连现在的权势以及取得美好生活的手段都保不住。”这样，“永无休止的权势欲”就成了一种普遍的人类本性。
根据霍布斯的描述，在国家成立之前的自然状态下，没有法律，没有权威，每个人都独立的生活，并且人人都是平等的。但由于自然状态下物质产品的相对匮乏和人与人之间信任的不足，使得每个人在自由地追逐其欲求时必然与他人的欲求发生矛盾，当人们欲求同一事物而又无法充分分享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人与人之间就形成了竞争。
如何走出这种人人自危的无政府状态? 霍布斯诉诸于人类本性中的激情和理性。他认为,对死亡的恐惧和对舒适生活的向往使人萌发倾向于和平的激情，而理性则提示出可以使人同意的方便易行的和平条件,即自然法。
在霍布斯看来，基于自然法、自然理性的约束是孱弱无力的，趋利避害的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会经常违背这些没有强制约束力的自然法。既然自然法不能充分保障契约的履行，不能够充分保障秩序的稳定，而想要形成这种共同权力，必须有某种权威是人们遵从，才能使人们的安全得到保障。权威的产生是通过人们之间相互订立契约达成的。为了寻求和平和安全，在理性的指引下，人们根据协定自愿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利，把它交给一个人或由一些人组成的议会，这个被授权的个人或议会就作为社会的最高权威，由他保障人们的和平和安全。国家就是这样产生的，是通过契约产生的。在契约中人们根据协议自愿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利而把它转让给一个最高权威（者）。
二、霍布斯社会契约论订立结果
如果说社会契约论在逻辑上必然得出集权的结论, 那么通过社会契约所产生的这一绝对的、最高的究竟由谁来掌握、谁是权力的主体呢？
学说是霍布斯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在对学说的阐述中, 霍布斯提出了他的专制主张。论证专制主义的统治, 是他全部政治学说的核心。
霍布斯将看作国家的灵魂。包括各个方面, 凡与公共的和平、安全有关的一切事务尽在其中。霍布斯认为，国家的应交给君主。的性质包括：第一，霍布斯把看作是国家的本质，并认为者是全体人民的人格，这表明他把国家的本质看作是一种普遍的意志。第二，者的权利来自人民的契约。第三，是至高无上的、不受限制的、决断的权力。第四，者的权力产生于人民的同意，是人们为了自身的安全谨慎选择的结果。第五，是不可转让和不可分割的权利。霍布斯反对分权主张。霍布斯认为统治者的权力一经建立就不可转让，即使是人民也没有权利收回。
霍布斯推崇绝对君主，民众不可反抗。在民主制、贵族制与君主制三种政体中，他主张君主制。为了证明君主政体的优越性, 霍布斯对上述的三种政体作了以下比较：
第一，在君主制下，君主的私利与人民的公利是统一的，这样，君主在追求私利时，同时并没有损害公利，而是也在追求公利。
第二，君主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向任何人征求意见，而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只能是参加会议的人发表意见。并且不能保密，又会煽动群众情绪。
第三，君主个人的判断，除了本人天性的弱点外，不会有任何矛盾之处，而在一个议会中，除了议会成员天性弱点产生的矛盾外，还有因人数而产生的矛盾。
第四，君主决不会因利害关系和嫉妒而反对他自己。可是一会议却可能出现内部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现象，并且可能发展到内战的程度。
第五, 君主制虽然往往把王位传给一个无知、不能明辨利害的孩子身上, 但是有政府要胜于无政府。议会制往往会在处理重大紧急事件时产生独裁者。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 霍布斯所拥护和推崇的, 是集立法、行政、司法等大权于一身的君主专制制度。他不仅反对资产阶级提出的关于法制和分权的一切要求, 而且还剥夺了人民的任何政治权利, 以至言论和信仰自由, 要人民听任者的任意宰割, 不能有任何反抗的表示。由此可见,霍布斯的主张是一种极端的专制主义。
三、对霍布斯社会契约论的评价
从结论来看,霍布斯的思想是极为保守的,是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他仅从原子式的个人出发而全盘否定人的社会性,如此,君主专制政体便顺理成章地被他推崇为最好的政体。但是,我们不能孤立地考察他的结论。因为,如果考察他由此得出这种结论的原则,我们就会发现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中包含的近代因素是主要的。
第一,在“人性论”上,他第一次从经验理性的视角考究了人性,认为每个人的天性是自由与平等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神学的血统论与等级论。
第二,他第一次从“权利”的意义上提出了“个人”的概念:国家源出于个人“自我保存”的现实需要。因此,国家的最终依据在于每一个签订社会契约的个人,国家的权力不是“君权神授”而是“君权人授”。
第三,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渗透着一种代表现代进步精神的个人主义倾向。正是由于霍布斯的个人主义的立场,使得霍布斯尽管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被尊为近代自由主义的先声。
参考文献：
[1][英]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英]霍布斯.论公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3]王彩波.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社会契约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霍布斯；社会契约论； 政治学说
一、引言社会契约论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是他政治哲学的一条主线。它对国家的性质、起源、作用进行了论证，而且也是它政治学说的基础。并且，社会契约论将霍布斯的各种思想更好的连接在一起，使他的思想变得更为严密。分析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与理解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思想。霍布斯他的一生十分的漫长，于是他便有了机会见证欧洲当时的各大历史事件，这一时期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下，当时的欧洲逐渐摆脱了黑暗教权的影响，人文主义思想开始萌芽。并且，17世纪的科技取得了不断的进步，使人们从理性的角度更好的认识了当时的各种自然现象。霍布斯就在当时各种思想的影响下建立起来自己庞大的政治体系。霍布斯的思想最先是沿袭于伊壁鸠鲁，正是伊壁鸠鲁确定了契约的作用。
[1]
二、社会契约论的具体内容
霍布斯的国家理论是从一种“自然状态”入手的，他认为，人类最初并不是生存在一个和平的社会中的，而是生存在一个没有法律、没有政府管理的社会中的。在国家产生之前，人们生存于这种“自然状态”中，人类都会依据自然法，享有各种天赋的权利，列如生存权、对物质的所有权。在这种“自然状态”下，人们只受到各自的法则的支配，为了保存自身的利益会采取各种手段来抵触和消灭敌人。这种“自然状态”，是在国家产生之前霍布斯的一种逻辑假设。接着问题就来了，既然人们能在这种“自然状态”下生存，那么何必又多此一举的建立国家，订立社会契约来受人的管束呢？霍布斯认为，自然法的第一原则就是，用一切手段来寻且和平跟自卫[2]；由此就可以推出第二原则，为了和平跟自卫，人们可以牺牲对一切事物的权利。第一条源于人们对“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的恐惧，人们不想“人对人就像狼一样”。第二条就顺其自然了，人们为了避免恐惧，达成了一种社会契约，最终导致了国家的产生。
在“自然状态”下为什么会沦为人人为战争的状态呢？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中存在着最基础的两种激情：欲望和嫌恶。欲望就是对某种事物强烈的向往，嫌恶就是对某种事物强烈的疏远。这二者是与生俱来的，是人们一切活动的基础。[3]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没有任何法律权威的束缚，人们就不受任何约束，根据自己的意愿追求自己所想要的一切。但往往在这种局面下，许多的人的追求是一样的，但追求的事物无法足够分享时，人与人之前便产生了矛盾，这样就形成了竞争。这便使得每个人不得一味的靠自我保护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被侵蚀的人会做出反击，这样就导致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人人为战的状态，便会带来一个及其混乱的社会，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受到他人的危险，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为了摆脱这种局面，人们必须做出改变，从而摆脱这种恐惧，建立和平而安稳的生活。在这时，人们的理性便起到了作用，社会契约便由此而诞生。
在人与人的战争状态中，每个人都有保存自己的权利。因而每个人便会利用一切手段来排斥他人，从而保全自己的权利。人们迫切的想从这种混乱的状态中走出，理性便形成了一般原则，这条原则就是自然法。 自然法的第一原则就是，用一切手段来寻且和平跟自卫；由此就可以推出第二原则，为了和平跟自卫，人们可以牺牲对一切事物的权利。这两条基本的自然法，要求人们通过某种途径或手段转移自己在“自然状态”下赋予的权利，从而摆脱混乱痛苦的自然状态，进入一种和平稳定的生活状态，这种途径或手段就是社会契约。社会契约是在一切人与一切人之间进行的，是得到一切人相互同意的基础上来实施的。根据自然法的要求，人们在缔结契约时让出自己在“自然状态”下赋予的权利，权利的相互转让就是人们所说的契约。 契约一旦签订，人们便不能再作废，人们应该依照契约而行事。但是，霍布斯认为，这种在理性与自然法的约束下，是毫无保障的。只有建立起一个强大到足够震慑所有人的公共权力，使人们充分意识到不遵守契约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才能使人们不由自主的遵守社会契约。要想树立起一个这样的强大权威，人们所能做的只有一种途径，那便是把所有人的权利与力量交给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组织来管束。这样，就形成了权利与权力的共同让渡。人们把自己的权利交给某个人或某个由多人组成的组织，制定她们来代表自己的权利跟意志。
霍布斯对建立起的国际做了两种区分：以武力取得的国家和按照契约建立起的国家，以武力也就意味着国家权力是靠武力来征服的。按契约就是人们彼此愿意将自己的权力通过契约交给者的。霍布斯主要讨论的是按契约建立的国家。人们在同意将自己的权力通过契约转让以后建立起国家，过上安稳和平的生活。[4]霍布斯认为，这种国家也分为三种：全部属于一个人的君主国家，属于全部人们组成的会议的民主国家，属于一部分人组成的机构的贵族国家。霍布斯将这三种进行了比较，最终得出了君主国家是最好的结论。他的理由是，相对于民主国家和贵族国家，君主国家的公共和私人的利益结合的最为紧密，更有利于推动公共利益。君主可以更好听取他人的建议，君主不会有意见不合而造成混乱会议的弊端。霍布斯是认同君主国家的，推崇君主制的。但者是不受契约约束的，而交出权力的人们是受到约束的，这样便造成了君主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便有了绝对的自由，不受束缚，可以为所欲为。霍布斯则认为，君主是不会做出对人们不利的事情的，因为君主代表的是人们的利益，是和人们息息相关的。霍布斯不仅给了君主使用权力的绝对自由，也给了君主绝对权力。他还认为，教会的权力应该低于世俗的君主，应该受到君主的制约，教会是应该为国家服务的。霍布斯的思想表达了一种绝对君权的思想，是针对当时教会至上的观点的，不是针对当时刚刚启蒙的民主思想的。
三、小结
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是其关于人性而推出的“自然状态”的，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后世的很多批评者指出，这种人性论是毫无根据的。但这种假设的思想是否有根据是不会影响到霍布斯思想的逻辑性和价值的。霍布斯的人性论思想，带有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他认为人是生而平等的，在最初的环境下是不受束缚的。赞同人的欲求，认为人为了保全自己而欲求一切有利的事物是对的。由此来看，霍布斯肯定了个人的价值和利益，赞同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是适用于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的，他将人的一切都看作是可以进行买卖和交易的。霍布斯的人性论反应了当时社会的特殊性，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有靠军队君权来维护国内的和平和发展。但霍布斯错误的估计了他的人性论的适用性，他的政治哲学是有局限性的。他的观点不会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在自由、平等的当今社会中也是不会得到认同的。
对于我们今天社会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对于把社会建设为和谐社会，霍布斯关于社会契约论的思想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他十分重视个人权利以及自由，强调国家的独立和完整，十分注重法律在一个国家中的核心地位。如果我们结合实际，合理的扬弃，一定会为社会主义建设带来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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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云泽.霍布斯国家学说评析[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2001（04） .
社会契约论范文第5篇
18世纪的欧洲，在经历了漫长、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之后，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新的生产方式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一股新的社会思潮渐渐兴起，他们试图在旧的社会体制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合理、合法、符合人性道德、保障人民权利的社会形态。其中对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就是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在法国大革命中，它曾被大多数革命领袖奉为革命的“圣经”，它成为18世纪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纲领，其“在民”的政治理念一直影响到现代社会的各种政治制度。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新华社旗下的新华网读书频道也把它列入“两会代表推荐书目”之一。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两个理论前提：人生而自由、社会秩序神圣，其理论的特点是反对暴力——不管是政府的还是个人的，其要解决的问题是：“把权利所允许和私利所期望的结合起来，使得正义和功利不再分割”。在卢梭看来，“放弃自由，就是放弃了人性，抛弃了做人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卢梭的思想中，人做为个体显然不是至高无上的，“人生而自由”的理论会产生极端的思想——“任何人都可以认为他是他人的主人”，这样的社会暴力横生，个人自由反而失去保障，这不是卢梭想要的社会。因此，卢梭认为“社会秩序是一种神圣的权利，它是其他一切权利的根本”。卢梭反对用暴力来改变社会制度，他认为“暴力并不带来权利，我们只有义务尊崇合法的力量”。既然社会秩序那么重要，暴力又不能带来权利，那么如何产生一个权威来管理社会呢？卢梭认为，“正因为任何人对他人都没有天然的权力，正因为暴力不能产生权利，所以人类社会任何合理的权威都应建于人民之间的约定”。人类个体通过社会契约形成一个权威——也就是政府，把个体自身必需的部分权利、财产和自由让度给这个权威以便于其管理社会，而通过社会契约所形成的这个权威的最终目的则是保障契约各方的生存。这是卢梭描绘的最为理想化的民主政治的社会模式，而这种社会模式之所以可能存在，是因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形成了社会紧密的纽带，“统治社会也只有以这种共同利益作为基础”。在这里，卢梭把当时政权两大流行要素——暴力和神授从组成政府的基础中剔除了，当时的欧洲政府在理论上一下子全部变成非法的了。
按照卢梭的观点，社会契约下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的社会。“社会公约为政体带来存在和生命；而立法为政体带来意志和行动的能力”，形成的契约必须有一系列强制执行的社会准则来规范缔约各方的行为，以保护契约各方的公共利益，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平等，使契约得以执行。卢梭认为人民必须遵守法律，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义务。他认为“在本质上，履行这些责任的个体在为他人服务的同时也在为自己服务”。但是法律的约束也不是无限的，“每个个体对那些一般约定留给自己的财产和自由拥有完全的支配”，这也许是现代“法律未禁止的即是合法”的思想的哲学阐述。由于法律给了政府管理人民的强制权力，为了防止政府违背人民意愿，滥权、越权，卢梭提出了一系列分权的政体设计。他对宪法起草人一系列近乎苛刻的描述，表明了他对政府滥权的严重的担心和立法、行政、执法分权的思想。卢梭认为宪法起草人“勾画了国家的机构，而不能在此机构中起任何作用”，“因为，治人者不能制法，反之，制法者也不能治人；否则，他的法律就会为他的私人情感控制，往往要维护他的不公，他也就永远不能防止其制法工作为其个人目的所沾污”。不光是宪法的起草，日常法律的制定也是这样。卢梭认为，“法律是公民集团的准则，由法律联系的人民本应该是法律的制定者”，“勾画草起法律的人不能也不应有立法的权力”，“立法权力必须也只能属于人民”，政府只是社会公共利益和权力的人而已。卢梭对于政府官员的描述，与现代的“公仆论”相当一致，他说：“行政权力的掌握者不是人民的主子，而是人民的雇员；人民可以在任何适当的时候对其任命或罢免；他们是被要求服从而不是达成契约。”在卢梭看来，政府官员甚至不是社会契约方，自然也不具备立法的资格和权力。
总的来说，卢梭的政治理念属于民主政治的范畴。但是卢梭对现实政治的考虑显然不是民主主义者，由于受到当时的技术水平的限制，卢梭不认为有真正的民主社会存在，他甚至认为大国适合君主制，这到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思想一致。他认为真正的民主政府只可能在小国寡民中实现，在其他情形下“民主政府或群众政府比其他形式更可能出现内战和动乱”。困扰卢梭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技术上的，另一个是教育上的。他认为民主政府的立法决策必须通过公民大会才能决定，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不可能经常实现的。另外卢梭认为，美德是共和国的基础，但“并不是说人民的所有决定都是成熟的。我们当然都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但是我们可不能保证总是看到这种好处。人民是不会腐败的，但她可会受到蒙蔽，此时的她，好像总是见坏就上”。实际上困扰卢梭两个问题也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基本问题，一个是要有足够的技术水平保证人民的意志能够充分在国家意志中体现，另外一个是人民必须有民主政治的理念和符合民主政治的道德水准——这是社会教育的问题。正是担心人民的道德水准，卢梭才会造出一个“宪法起草人”，并赋予他神一样的境界。他是这样描述宪法起草人的：“找到适合一个民族的社会规范需要的是超人的智慧。如此的智慧要能够观察到人类的情感而又不卷入其中；它要完全独立于人类的本性但能完全了解其实质；它的幸福要与我们无涉但要愿意为我们着想；最后，它必须到遥远的未来去寻找它的荣耀，苦苦今世的劳作，以为后世的结果”。“任何人要勇敢地承担起组织一个民族的使命，他就要有能力，这么说，改造人性；他要把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改造成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从中个体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他的生命和存在；他要解构人的组成方式以改良增强其力量；他要把天赋的物质上独立的存在代之以部分道德的存在。”
在现实中卢梭推崇的是贵族民主制或者叫“精英民主制”，他认为，“除了两权分离的好处，它还有着成员选举的好处……他们只能通过选举获得职位，从而使正直、开明、经验及其他受公众喜爱尊重的品质成为明智政府的保障”；“再者，集会易于举行，公务得到良好的讨论并处理得井井有条，在国外国家声望由德高望众的元老而非无名之辈或被人鄙视的群众维持”。“一句话，如果能够确定精英是为了国家利益而非自己的利益而统治了话，精英来统治群众是最好最自然的安排方式”。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最后一册花了大量的篇幅分析了罗马共和国的兴衰成败，可见他对这种制度的重视程度。
社会契约论范文第6篇
关键词： 霍布斯 人性论 自然状态 社会契约 君主制
霍布斯享年91岁，他跨越16、17两个世纪，度过了漫长而又传奇的一生。从肖像和别人对他的描述来看：他是一个魅力无穷、才华横溢的人；他享受生活，喜欢身边围着一群男男女女，对美酒抱有适度的喜爱，还具有良好的幽默感[1]。成年之后的霍布斯就几乎一直栖身于英国的上流社会，并频繁地游走于大贵族阶层和新兴资产阶级之中。
一、霍布斯社会契约论的思想渊源
16世纪下半叶开始，霍布斯见证了惊天动地的大变革――世俗与教会权力争夺带来的烽火硝烟、杀戮动荡、民不聊生使神经智慧、敏感的他更加恐惧；农奴制的解体，封建旧贵族的衰败，城市的出现，商人阶层的兴起，圈地运动的腥风血雨预示着欧洲社会正在踏步走向资本主义；文艺复兴运动带来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气息迅速弥漫、扩散，深入人心；科技革命在天文学、物理学、几何学等方面的发展、创新如同燎原的星星之火让人看到希望。
此外，伊壁鸠鲁的原子理论，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阿尔色修斯的双重契约理论，格劳秀斯的自然法，以及马基雅维利的“性恶论”、对政治脱离道德束缚的支持、对建立一个君主专制国家的支持，等等，都对霍布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英国上层阶级丰富多彩的生活，欧洲社会动荡多变的政治格局，蠢蠢欲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科技的巨大革新，以及先辈们有关社会契约的理论基础，都让这位浪漫的悲情主义者在恐惧战乱，力求安全的同时更加坚定对君主制度的信任与青睐。
二、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
霍布斯是那个时代十足的悲情主义者。他最臭名昭著的一点，就是把人性看得很低[1]。霍布斯几乎是理直气壮地提出这样一个自认为符合逻辑的假设：人类最初生活在一个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权威的原始的“自然状态”之中。这一“自然状态”貌似是无比单纯简单，但因为人们丑陋的本性变得混乱不堪，充满恐惧。人类为了获求有限的物质资源、知识、财富、荣誉、权势等，彼此之间展开无信任的猜疑，惨烈的竞争，甚至是无情的杀戮。正如霍布斯在作品《利维坦》中的精彩描述：“由于他人这样相互疑惧，于是自保之道最合理的就是先发制人，也就是用武力和欺诈来控制一切它所能控制的人，直到它看到没有其他力量足以危害它为止……”[3]
为了让人类避免本性带来的相互伤害，逃离“自然状态”的苦难，获得生命的安全和平等，霍布斯提出在人与人之间缔结起一种稳固可靠的契约。该契约遵循三条法则：第一，这个契约以保证安全，力求和平为基础。它规定了在社会环境中，人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第二，人们需要放弃或转让自己作为自然人所具备的权利；第三，人们用相互同意他人的需求使契约得以实现。也就是说，社会契约的缔结和履行就如同我们当今所强调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处理。权利和义务并非是截然对立的，二者相互依存，互为前提。如若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提出了自己的需求，那么就应当考虑这样的需求是否合理？在别人提出同等要求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曾做出适当的权利放弃和利益让步？所以说，社会契约理论一直在秉持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宗旨，这在今天也同样适用。
接着，霍布斯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将在“自然状态”中的一切人类让渡出来的权利交给一个强大而有力的中间力量――者，他就像是人民意志和激情的过滤器[1]。即霍布斯试图赋予这一者（最终他选择了君主个人）以至高无上、无懈可击的权力：者控制可以生产煽动性意见的大学，并且，《利维坦》一书应该成为大学里道德与政治学问的权威教导；者的权力凌驾于教会之上，教会完全受者的统治，宗教服务于国家政治；者统领、管制所有的臣民，社会契约一经订立，臣民便无权反对，只有遵从，否则将会受到惩罚；者有责任制定法律管理国家，保障国家的良好运转，但他自身可以不受法律的任何约束。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
霍布斯正是按照“人性论―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国家”这样四个步骤逐步分析、推导，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为后人提出了社会契约理论，并建构起了政治学大厦[2]。
三、霍布斯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社会契约理论是基于对历史的虚构。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描绘太过偏激，他的人性论（性恶论）也过于夸张。霍布斯感性地放大了对瞳孔中所见到的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的惨烈竞争、尔虞我诈的恐惧感，决绝地将这样的“自然状态”推广到所有社会环境中，这种以偏概全显然是欠合理的。现在我们不难理解，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当绝大多数的人面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婴孩的单纯模样的时候，都是闪烁着怜爱、慈善的目光的。或者至少，我们不会因为他是一个不相关者，或是一个无法满足我们利益需求的人，就对他心生敌意甚至是伤害。同样，我们对非人类的动物，未来的一代，以及受压迫的人口也持有关怀的态度[4]。这也就是卢梭和霍布斯不同的地方，即人类共同的情感是同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猜疑、竞争、好斗、自私自利的，所以也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用社会契约理论解决。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霍布斯选择的者是君主个人。他认为最绝对的君主制对国家来说是最好的条件[5]。君主凌驾教会，控制法律，压倒臣民。但君主会听从他人的意见，君主的意见也是始终如一，不会朝令夕改的。然而，霍布斯对者的偏爱也让他背上了不少骂名。毕竟，者承诺的安全、平等、自由会不会只是糖衣炮弹、海市蜃楼？曾经被霍布斯视作“自然状态”中自私、好斗、野心的人们到底会不会在者面前心甘情愿地俯首称臣？同样，君主是出自“自然状态”中的人类，那又怎样保证他一定公正理性、不贪恋权利、为全国人民谋求福利？霍布斯因为恐惧战乱而对君主制寄予厚望，但这只是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的产物。仅以君主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关系看，君主王室孤立无援，新兴资产阶级力求上位，但人们很容易就忽略他们的“一拍即合”是极其微妙、短暂、不稳定的。资产阶级的种种作为，都表露了他们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阶级。他们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君主个人将绝对、不可分割的权力代代相传，将财富利益独揽专控。而他们认为自己才是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者。
而且，后来霍布斯为了给自己赋予了者过高的权利寻找一块“遮羞布”，为了让自己的政治观点在新兴资产阶级、保守派等反对派面前显得更加委婉可接受，又提出可以借助自然法的力量对者进行束缚。但不正是因为自然法的无力，才用强大的者的力量保障契约实施的吗？先赋予者不可撼动的地位，又给予自然法这个身处下位的角色以特权，这样反而给了反对派煽动挑衅的借口，置人民、国家于更危险的边缘。所以在这一点上，霍布斯似乎是在画地为牢，显得进退两难了。
参考文献：
[1]斯蒂芬・B・斯密什.耶鲁大学公开课政治哲学[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163-166.
[2]徐显达.霍布斯社会契约论解析[D].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5.
[3]霍布斯.利维坦[M].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85：13.
[4]詹姆斯・雷切尔斯，斯图尔特・雷切尔斯.道德的理由[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96.
社会契约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霍布斯 人性论 自然状态 社会契约
作者简介：王永香（1985―），女，汉族，重庆人，博士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李景平（1958―），男，汉族，陕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基金项目：（11B22055）
在欧洲近代思想史上，霍布斯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本文详细梳理了其社会契约思想，通过研究发现，其社会契约思想虽存在一定局限性，但也有可取之处。
一、缔结社会契约的原因
对于缔结社会契约的原因，霍布斯认为这源于人们对“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的恐惧，渴求建立一种和平安全的政治社会。霍布斯认为人类本性中存在两种最基本的激情：欲望和嫌恶。人类在本性上总是欲求对自己有利的，逃避对自己有害的。人生的“幸福就是欲望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不断发展”[1]。因此，霍布斯认为人类本性即“永无休止的权势欲”。
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自然权利都是相同的，即“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生命的自由”[2]，由于在自然状态中没有法律及其他任何公共权威存在，人们可以自由追逐有利于自己的一切，人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大致相等，人们也希望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获得一切有利于自己的权势，而物质产品相对匮乏，每个人在自由追逐权势时必然和他人发生冲突，自我保存的最好方法就是先发制人，这样每个人都卷入了对权势的争斗之中，这就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的形成，“相互的恐惧就会使我们相信，我们必须从这样一种状态中摆脱出来，寻求联盟”[3] “这一方面要靠人们的激情，另一方面则要靠人们的理性。”[4]通过社会契约摆脱这种战争状态。
二、社会契约的缔结
由于人类具有自我保存的天性，会理性地要求摆脱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由此理性地形成了某些一般原则，“自然法是正确理性的指令，它为了最持久的保存生命的可能，规定了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5]这种自然法的第一法则就是寻求和平、信守和平，利用一切可能办法来保卫自己。第二法则，即每个人都应放弃自然人对一切事物的权利要求，且当每个人要求他人满足自己的自由权利时，也必须满足他人提出的同等要求。
缔结契约的人们让渡出在自然状态下的权利，即所谓的契约的缔结，并且“一个人不论在哪一种方式之下捐弃或让出其权利之后，就谓之有义务或受约束不得妨害接受他所捐弃或允诺让出权利的人享有该项权益。”[6]人们应力求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就引出第三法则：遵守和履行所订立契约。“这种契约所以有约束力，并不是在于其本质，而不过是由于畏惧毁约后所产生的某种有害后果。”[7]然而霍布斯认为“没有武力，信约便只是一纸空文”[8]他认为只有建立一个具有强制力和威慑力的公共权力来震慑所有人，才能使人们平等履行契约。“在正义与不义等名称出现之前，必须先有某种强制权力存在”[9]要形成这种公共权力“那就只有一条道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10]
人们在订立契约之后所保留的就是与自我保存、生命安全相关的基本权利，“人们也必须为了自己的生命而保留某些权利，如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11]除此之外，人们所能做的就只是在公共权力所代表的统一人格控制下履行责任和义务。而代表着人们统一人格的某个人或某个组织也就成了他们统一人格的人。当自然状态下的一切人在相互同意基础上让渡出权利并交付给某个人或某个多人组成的集体，形成某种统一的人格，公共权威得以确立，从而可以使人们成功摆脱自然状态，这些统一于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成了国家，“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12] 。
霍布斯将国家分为三种形式：君主国家、民主国家和贵族国家。霍布斯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国家形式。“最绝对的君主制对国家来说是最好的条件。”[13]者没有与臣民缔约，不受契约约束。同时，臣民不能反对者。“已经按约建立一个国家的人，由于受信约束缚必须承认某一个人的行为与裁断，按照法律，不得到这人的允许便不能在自己之间订立新契约，在任何事物方面服从另一个人。”[14]因而契约一旦形成，国家一旦形成，臣民就应当完全服从者，者在行使臣民赋予其权力时就拥有了绝对自由。霍布斯不仅给予者使用权力的绝对自由，也赋予其绝对权力，“也就是说他（它）拥有或绝对权力，这种权力只受国家力量限制，而不受别的东西限制。”[15]
三、对霍布斯社会契约思想的分析
（一） 人性论基础
霍布斯社会契约思想源于其关于人性及由此而推出的“自然状态”的假设，正如黑格尔所说“在霍布斯的学说里，至少存在这样一个特点，即在人性、人的欲求、嗜好等等的基础上设定了国家的本性和机体。”[16]因而人性论在霍布斯的社会契约中占有重要地位。或许这种人性论和自然状态的假设性前提是毫无历史根据的，就连霍布斯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也许有人认为这种时代和这种战争状态从未存在过，我也相信决不会整个世界普遍出现这种状况”[17]但是，这种假设性前提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并不会影响到霍布斯政治思想的逻辑和价值。对此，斯特劳斯指出“霍布斯不是在描绘一个真实的历史，而是在把握一个典型的历史”，从一种不完美的状态出发，从人的本性，由人自身的能力自然地推出社会是人类运动的必然结果，人类有能力创造和控制这个社会。[18]
霍布斯的人性论表现出强烈个人主义色彩，他指出人在单纯自然状态下不受任何约束，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大致相等；强调人的自然权利在于保全生命；认为人为了保全生命而欲求的一切利益对其自身而言都是合理的。因此，霍布斯的人性论体现了一种不折不扣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也充斥于整个社会契约过程中，霍布斯终将社会契约视为个人在自然理性指引下能动的自愿的行为，是一切人相互缔约才缔结了国家，国家的是从个体中转让过来的，而不是源于神授或天授，国家的目的也在于保护臣民生命的安全与舒适，国家成了为实现个人利益的某种工具性手段。
(二)君主
霍布斯将个人安全和生命视为首要，将国家本质视为“通过其威慑组织大家的意志，对内谋求和平，对外互相帮助抗御外敌。”[19]霍布斯实际上确立的是一种开明君主专制国家，君主尽管集各种大权于一身，但因为他代表人民的人格和意志，因而不会做出有背于臣民利益的事情。霍布斯充分论证了只有维护国家完整和统一，才能抵御外敌，保卫和平，这也充分体现了霍布斯对国家的重视，但霍布斯认为只有者永恒存在，才能永久地维持和平状态。于是霍布斯赋予了者能够使其自身永恒存在的权力―选择自身继承人的继承权，然而正是由于这一权力的赋予引起了多数人的反对。霍布斯之所以意图使者能够永恒存在，也是害怕这种绝对有所松懈或中断，就会使各种纷争重新爆发，社会重新陷入战争状态之中。
总的来说，霍布斯敏锐地洞察到了时代的气息，其社会契约思想反映了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社会中的自私自利的人性以及这一社会对稳定和平的市场环境的欲求，但由于其夸大了人性论基础的适用性、过分恐惧战争和动乱带来的不幸、过于恐惧权势竞争中存在的分裂性和破坏性的力量，孤注一掷地求助于一个绝对的君主来保障和平与安全，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得出了君主专制的结论。然而我们发现霍布斯社会契约思想也存在可取之处，他将个人视为国家的基础和中心，强调了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充分肯定了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全面而彻底地摒弃了神权和教权对政治的干预，已初步为人们展现出了近代国家和社会的模型。
参考文献：
[1][2][4][5][6][7][8][9][10][11][12][13][14][15][17][19]【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2，97，96,97,97,99,99,130,109,131,117,132,13
3,70,95，132页。
[3]【英】霍布斯：《论公民》，应星、冯克利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13页。
[16]【德】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60页。
社会契约论范文第8篇
关键词：自然状态；社会契约；比较
中图分类号：B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043-02
一、社会契约论与自然状态的关系
作为论证社会和国家成立的社会契约理论必然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在达成契约之前人们的生活情景是怎样的，不同的思想家为了自己的理论目的预设了不同的背景。自然状态与公民社会，自然权利和法律下的权利这样一些相互对应并且通过人类的自觉行为可以进化联系的概念一直是社会契约理论所要关注的焦点。
值得一提的是古典社会契约论者们虽然都认为在公民社会形成之前存在一个自然状态，但是几乎没有人坚定地认为作者笔下的这种自然状态和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认为的自然状态或原始状态是一回事。无论是霍布斯，洛克或卢梭他们都有对自然状态的假设和描述，但是从来没有人认为这和史实是完全吻合的，至多是某个人的假设更靠近史实，另一个人的假设离史实远一点。不同的自然状态假设只是为了不同的论证目的而服务，若深究其真实性在这里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给予重点考虑的应该是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假设，他想在这个基础上说明什么，在这个假设基础与论证目的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对于自然状态的假设依然和古往今来许多思想家面对一切假设问题时的逻辑出发点是一样的，首要考虑的是人性的善恶问题。人性善，人性恶，抑或人性不分善恶，不同理念的秉持就会发展出不同的社会构想和制度设计。熟识霍布斯，洛克和卢梭著作的人都会惊奇地发现，他们理论形式和内容的不同都源出于对人性的不同的假设。
二、霍布斯的自然状态
作为近代第一个系统阐述社会契约论的人，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都是自私自利的，没有法律约束，每个人都充分自由，随心所欲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样，自由人的行为之间难免发生冲突。因为没有公共权威，自由人之间发生冲突时没有一位独立于当事人的超越裁判者，所以每个人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冲突，保护自己，任何人又都没有能力做到百分之百地保护自己，这样，“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1]94
霍布斯描写了自然状态下这种战争状态的可怕后果：一方面，“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这样一来，农作物的栽培、航海、外洋进口商品的运用、舒适的建筑、移动与卸除需费巨大力量的物体的工具、地貌的知识、时间的记载、文艺、文学、社会等等都将不存在。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和短寿。”[1]95另一方面，“这种人人相互为战的战争状态，还会产生一种结果，那便是不可能有任何事情是不公道的。是和非以及公正与不公正的观念在这儿都不能存在。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暴力与欺诈在战争中是两种主要的美德……以上所说的就是单纯的人性使人实际处在的恶劣状况。”[1]96霍布斯设想的自然状态之下人从根本上来说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是没有限制的自由，每个人为了自我利益的实现会无所不用其极，当然这里面既有主动的进攻也有被动的防卫进攻，正如霍布斯所言即使强者也会有畏死的恐惧，因为你不知道弱者会不会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偷袭或报复，在这样一个私力救济的状态里每个人都是没有安全感的。恐怖暴力死亡使人们渴望秩序的首要原因，秩序带给人们的最大好处就是你不用时刻担心你会因为失去生命，也只有在不用日夜为保护生命安全而忧愁的情况下其他的生活目标才是可欲的。鉴于自然状态下的种种不便，霍布斯构想了一个可以保证秩序的强大机器——利维坦。虽然利维坦可能为了实现秩序而表现得过于专制，但是在这样的自然状态下即便是专制也是一种进步，起码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感觉到自己是安全的。
三、洛克的自然状态
洛克在《政府论》中为了论证个人权利的重要性，采取的逻辑起点假设和分析与霍布斯有所不同。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是一个完备无缺的状态，人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无须得到任何人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这是一种平等的状态，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同种和同等的人们既毫无差别地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关系，除非他们全体的主宰以某种方式昭示他的意志，明确地委任赋予他以不容怀疑的统辖权和[2]3。洛克强调自然状态下人的自由决定和平等地位，即没有人能够享有比他人所享有的更多的权力。既然人都是平等的、独立的，那么任何人都不能侵害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2]5。
如果自然状态是完好的，那么为什么还要通过契约来建立国家呢？建立国家对订约人有什么好处？洛克指出，自然状态下的自由有一些缺陷：一是没有法律——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人们普遍接受和承认的共同尺度以评定是非，裁判纠纷；二是没有裁判者——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三是没有执行法律的权力机构——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之得到应有的执行[2]78。由于上述缺陷，洛克认为人们无法长期在自然状态下生活。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人们相互达成协议，自愿放弃他们的部分自然权利，因此，社会契约的功利就在于享受这种法治带来的利益。因此，洛克认为，国家的建立并没有改变人们的自由和平等，而人们在享有自由平等之外还有额外的收益。这是契约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如果将洛克与霍布斯的契约论思想做个比较的话，可以说霍布斯是在一个“坏”的背景下想建立一个好社会，而洛克是想在一个“好”的背景下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
四、卢梭的自然状态
卢梭的笔下的自然状态与霍布斯和洛克所假设的自然状态迥然不同。霍布斯和洛克都认为自然状态是坏的或不好的，但是在卢梭看来自然状态是人类的黄金时期，是充满天真无邪的蒙昧状态。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卢梭的两本书中，他对“自然状态”这一重要概念的解释是不同的，在两本书中卢梭都用它来指称人类的原始状态。在《社会契约论》中，自然状态只是简单地与人类的政治形态形成对比，因此或多或少类似于霍布斯和洛克；而在1755年所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则简述了一系列异常复杂的事件：人类从原始的，非社会的状态过渡到社会以及政府，在这里，自然状态不仅和政治状态对立，而且也与社会状态本身对立。应该强调的是，如果一个描述的是事实，而另一个文本描述的则是理想，那么这里就不存在前后矛盾问题了[3]86。
卢梭的自然状态学说应该和他的历史观合起来看，最早的人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的生活，“他在一棵橡树下心满意足，悠然自得；哪里有水就在哪里去喝，在向他提供食物的树下吃饱了就睡；他的需要全都满足了。”[4]50由于大自然向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源，人们不需争抢，他们整日游荡，过着和动物并无多大区别的生活。一切都已生存为核心，没有财产，没有婚姻，及其他的社会制度，也没有相互间的道德和义务。这里既没有霍布斯的竞争，也没有洛克的权利，有的只是“两个先于理性而存在的原理：一是关切自身的幸福和自我保存，二是对自己同类的苦难的同情和怜悯，这是自然人的两种基本激情”[5]335。
但是卢梭同样提到，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具有一种“自我完善的能力”[4]58。也正是这个特殊的能力将人们从生而自由的状态下逐渐地置于枷锁之下。家庭，私有财产，贸易，人类自我完善的能力越来越强，所带的枷锁就越来越沉重，道德品质也越来越沦丧。在道德腐化之后人们开始相互敌视，充满虚荣，而且野心勃勃；富人以“傲慢和凶残”来对待穷人，而穷人则以“奸诈和狡猾“对付富人：“因为富人的豪夺，穷人的抢劫以及一切人毫无节制的……使人变得贪婪，野心和邪恶……在最强者与先占者的权利之间发生了无穷无尽的冲突，这种冲突只能以战斗和残杀而告终。新产生的社会让位于最可怕的战争状态”[4]98。在这种战争状态下遭受损失的主要是富人，他们害怕失去财产，于是富人主动提出建立政府；而事实上，政府是一个普遍协议的结果，这个协议是富人通过诡计达成的：（富人）很容易就造出一些动听的理由，诱导（穷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向他们说：“咱们来能和起来吧，好保障弱者不受到压迫，约束有野心的人，保证每个人都能占有属于自己的东西……让我们把历来那个集结成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个权力根据明智的法律来治理我们，以保卫所有这一团体中的成员，防御共同的敌人，使我们生活在永久的和睦之中。”[4]100于是所有人都去迎接他们的枷锁，相信它可以保佑他们的自由。但是这刚好中了富人的圈套：利用那些来攻击他的人的力量来为他自己服务；把敌人转变成他自己的保护者，并向他们灌输一些新的说法，给他们订立一些新的规章是对富人有利的，而自然对他们是不利的[4]100。
五、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简单地总结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自然状态：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是“自私自利”的，人们之间战争不断，所以需要一个契约来形成秩序的世界。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是完备无缺的，只是人们缺乏一个公共的裁判者和一致的法律，因此之故，人们通过契约形成公共权力和法律以使生活的世界更好。而在卢梭看来自然状态是人类的黄金时期，是人类最美好的生活状态，只是后来人类堕落了，所以才需要社会契约来做“补救”。当然卢梭一方面描述了现实契约，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自己心中完美的社会契约形式。但是这些都是在对于人类逝去的美好童年—自然状态的无奈之下所做的努力，未免有怀念原始状态的情愫。
参考文献：
[1]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洛克.政府论[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3]莱斯诺夫.社会契约论[M].刘训练，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4]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社会契约论范文第9篇
霍布斯在《利维坦》的第13章“描述”了从自然状态到国家产生的过程〔41〕。对于我所要论证的本文中心观点来说，这些描述本身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据此揭示霍布斯如何借助了普通契约理论，却又将之隐藏在关于社会契约形成的“描述”中。前面已经提到，依据契约学说，契约之达成首先必须是交易各方都预期有利；其次，必须是交易各方自由的理性选择，这种自由的理性选择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这种平等包括所交换的物品在价值上的大致平等。我将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和分析，证明这些预设条件全都以某种方式隐含在他的文字叙述之中。
首先，要使契约之说得以成立，他就必须论证：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霍布斯在书中的确花费了相当大的篇幅论说大自然如何使人具有大体一致的身体的和精神的力量〔42〕。这似乎仅仅是在描述自然状态，但从他的理论构成来看，这种描述甚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平等，那么他就无法以契约理论来解说国家的发生。但是，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吗？我们不能未加验证地接受霍布斯要求我们当作事实接受下来的这一假设。如果以现实的眼光观察社会，我们就会发现，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智力、能力上都有相当大的差别。作为一个清醒的、无情的经验主义者，霍布斯不可能没有观察到这一点。但是，他从一般契约理论中感觉到，如果要把国家说成是一个社会契约，就必须有这样一个前提。如何获得这一前提呢？作为经验主义者，霍布斯不能仅仅宣称它的成立——因为这种宣称不仅有违经验，而且会导致整个理论基础的空虚。然而，要求他从经验上论证这一前提显然有困难，霍布斯于是作了非常含混的说明。他说，这种大体平等表现为即使那些弱小者也可以运用密谋，或者联合起来征服那些体力和智力上的强大者〔43〕。
这种论证显然是不充分的。因为我们无法以“人多力量大”这样的常识来证明所有的人体力上都大致平等，正如我们无法以“三个臭皮匠，抵上个诸葛亮”的说法来证明臭皮匠的智力与诸葛亮的智力大体相等一样，而且这种论述的出现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花那么大的篇幅论证自然状态下的人是平等的，恰恰表明自然状态下的人并不平等。正如维特根斯坦和戴维森所说，我们之所以说什么东西像另一个东西或要把什么东西看作另一个东西，恰恰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理上前者决不是后者〔44〕。那么，作为一个极为精细的大思想家，霍布斯为什么会犯这种常识性的逻辑推理错误，而又显得如此笨拙呢？比较满意的解释只能是“需要”，即霍布斯必须确立这样一个契约发生的前提条件，否则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将崩溃。他不一定是有意“作弊”，而很有可能是无意间犯下了这种错误，因为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以一般契约说论述国家契约说，这种理论上的逻辑盲点是完全可能出现的。
霍布斯强调这种平等的重要性还在于，平等是自由表达意志，是放弃个人权利的前提，因此也是此后契约必须信守的前提。如前所析，没有大致的平等，意志表达就可能是被迫的，那么契约也就可能不成其为契约，而只是一种胁迫的结果。因此，霍布斯的这一“大体平等”之说对其理论构建极其重要，尽管这一点并不符合人们的经验。甚至霍布斯自己在书中也暗示了这一点，他写到，“如果人生而不平等，那也由于人们认为自己平等，除了在平等的条件下不愿意进入和平状态，因而同样必需承认这种平等”〔45〕。由此可见，霍布斯是将这种平等作为社会契约的先决条件而构造出来的。
其次，在契约交易中，所交换的总是某种物品或对于某种物品的权利。如果真的存在着契约论国家学说所指出的那种社会契约，就必须存在着一种权利的交换。而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又能对什么东西声称享有权利呢？显然，在连自己的生命和安全都不能保障的情况下，人们很难声称自己有什么权利。权利、法律，西文同源，其实践（特别是在英国）更是一直都与司法相联系〔46〕。换言之，没有法律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那么，在没有法律的自然状态下，如果以契约进行交易，人们之间又能有什么权利可供交换？这是社会契约论学者在试图以契约解说国家发生时必须回答的另外一个难题。为此，霍布斯首先提出了自然法的概念，然后将安全、生命等解释成一种与法律相联系的“权利”，这就是自然权利的思想〔47〕。由于每个人都享有一些天赋的自然“权利”，因此，他们可以以放弃这些权利为代价而完成契约的要求〔48〕。显然，霍布斯再次为满足普通契约的要件而对所谓自然状态下的人作了一番精心构造。
第三，契约的构成和履行还要求交易者有行为能力，也就是能够做到意思自治。试图以契约来解说国家发生，同样必须满足这个条件。霍布斯仍然以定义的方式避开了这个问题。他假定自然的人都有掠夺性和理性，把理性视为自然法的体现〔49〕。这种解决契约所要求的行为能力问题的手段，尽管在逻辑上是成功的，但经不起经验的验证。一般说来，民法上只承认惟有比较成熟的人才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即进行契约交易的能力），而实际生活中的个人并不总是成熟的个人，有许多人是不具有民事行为所要求的理性或行为能力的，如孩子或一些智力发育不足的人。在自然状态下——假定其存在的话——这种理性不足的人也必然存在，不可能一切人都具有同样的理性，并因此而同样具有行为能力。如果这样追究，霍布斯就无法完成他的社会契约说了。因此，他通过界定“人都是有理性的”这样一种定义的手段避开了矛盾，而使自己的学说体系得以完成。
第四，我们在前面提到，契约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自愿参与交易的各方都预期有利，而国家作为一种契约，按照霍布斯的理论，恰恰就是如此〔50〕。霍布斯承认，在放弃自然权利、建立国家之后，在国家的绝对权力的严格统治之下，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很愉快的，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这种国家统治之下的不愉快比自然状态下由战争和灾难所导致的悲惨境遇要好一些，人们只能在自然状态和国家统治这两种情况中进行比较和选择。他指出，这一契约之所以有约束力并不是由于其本质，而不过是由于畏惧毁约后所产生的某种有害后果〔51〕。他实际上认为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恶，国家因此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产物。
上面的分析已经表明，普通契约思想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应用在对于国家发生及其权力合法性的论证上。要将这两者联系起来，需要按照一般的契约原则来对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下的人以及他们的签约过程补充许多假说，给定一些条件。因此，霍布斯的理论贡献就不仅在于他依据普通契约理论提出了论证国家产生和政府权力合法性的一种新路径，而且在于他几乎是处处都按照普通契约原则的要求细致地作了这些必要的论证。
不仅如此，即使在其他一些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普通契约理论的利用。在此，我将进一步分析霍布斯的社会契约国家学说中的绝对主义倾向。通过对这一显然具有霍布斯个人特点的社会契约国家学说的分析，我们将会看到，他那种非常个性化的理论也仍然是从普通契约理论层面上展开的，而不仅仅是对其个人偏好的率直表述。
许多学者指出，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具有强烈的集权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霍布斯所处的动荡不安、战火纷飞的时代及其亲身经历的产物〔52〕。英国从1640年内战开始，到1688年光荣革命，经历了将近50年的动荡。霍布斯的整个后半生就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年代里。这对他这样一个关注世事的思想家影响很大，决定了他对问题的判断和价值选择。同时，霍布斯本人与英国革命人物的特殊关系也影响了他的思想和命运。他担任过查理二世的家庭教师，因此革命者拒绝他；其著作中反映出唯物主义无神论的观点，又令保王党痛恨。他处于两面不讨好的痛苦境地里。
从时代背景来理解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绝对主义倾向无疑是一针见血的。然而，这种“一针见血”又往往影响了我们对霍布斯作为一位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深刻理解。霍布斯毕竟是思想家，而不是或不仅仅是政治评论家，不是理论上的机会主义者〔53〕。因此，即使霍布斯在表达他个人的判断、作出一个便利的政体选择的时候，他也必须以一种理论的方式，一种与其总体理论相兼容的方式来表达。否则，霍布斯就与其他政治家或政客没有什么区别，而不会成为被后代学者所反复研究的伟大思想家。如果经过系统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即使在表述他个人对绝对主义的信奉时，霍布斯也没有简单地、直通通地主张某种观点，而是仍然坚持借助普通契约理论来论证。
首先，为将国家权力集中到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君主或者议会）手中，霍布斯的论证是：建立国家的契约只是人们相互间的契约，而不是者和臣民之间的契约〔54〕。换言之，者只是契约的证人和监督者。这样一来，由于者不是契约关系中的一方，因此不受契约的制约，也不存在不遵守契约的问题。这样，霍布斯就成功地运用了普通契约的观点，论证了他针对当时的情况而主张的那种绝对主义思想。他既保持了理论的统一性，又能够使之具有实践的意义。
此外，霍布斯作为思想家还看到了以普通契约学说构建的国家理论所具有的一个重大弱点：它可能会为社会的动荡不安留下一种借口。一般的契约总是可以撤消的，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发生种种毁约行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依据社会契约思想建立起来的国家就很可能会流于形式，因为人们随时可能以各种借口拒绝执行社会契约所规定的义务，他所希冀的稳定社会可能因此而建立不起来。所以，如果国家的确是一个契约的话，那么它就必须不同于一般的契约，它就必须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契约。这个问题同样是霍布斯所面临的一个难题：他仍然必须保持理论上的一致，要以普通契约理论或观点来传达一个政治价值判断。霍布斯指出，国家尽管是人们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但这个契约实际上与其他契约不相同。这个契约一旦签订，不经作为契约监督者和证人的者的同意，它就无法重新签订〔55〕。这种论证不仅符合当时流行的契约（covenant）实践〔56〕，而且在理论上也能够成立。其次，他还指出，由于这一契约是多数人定的，个人就必须服从大众，因为当一个人签订社会契约时，这个行为本身就隐含着他必须服从大众的意义。因此，一个签约者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服从者的命令（这个者可以是国会也可以是君主，在霍布斯看来这是无关紧要的），要么回到先前的战争状态中去，而在战争状态中，一个人即使被他人杀死，也没有什么正义不正义的问题〔57〕。因此霍布斯说，在订立契约之后，失约就成为不义，而非正义的定义就是不履行契约〔58〕。霍布斯再次运用普通契约理论成功地克服了他所面临的难题，同时再次成功地保持了理论的一致性。
他还认为，一旦社会契约订立之后，无论者做了什么，都不可能是不正义的。所谓正义或不正义，只有在存在者的情况下才能够判定，在自然状态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正义或不正义的问题。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要抱怨者的行为，那么他首先应该抱怨自己，因为是他自己签订了契约，将权力交给了者。这种论证固然可以被看作是霍布斯在为统治阶级辩护，但它与普通的契约实践和理论是一致的，即人们不能因为发现履约对自己不利而拒绝履行已经签订的契约。
这样，霍布斯利用普通契约学说，不仅对国家的发生作了合乎逻辑的契约化分析，而且从普通契约的实践和理论出发，为其绝对主义国家理论作了正当化论证〔59〕，保证了其理论体系的一致性，使自己的社会契约论在逻辑上和范式上都相当完整和自恰。
五、契约理论和有限权力国家学说——洛克
霍布斯的契约论国家学说在理论上固然是完整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种理论具有一个潜在的重大弱点，即对者的权力没有限制。尽管从霍布斯的时代看来，社会安定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这种理论具有实践上的合理性，但这种实践上的合理性同时也就是其局限性，即当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此种合理性就会失去其普遍的可适用性和意义。随着1688年“光荣革命”的胜利，1689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英国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利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的一系列重要原则；12年后的1701年，又通过了王位继承条例，该法律扩大了国会的权力，限制了君主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分权共治。英国宪制的变革表明英国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不能接受霍布斯的那种绝对主义的国家学说，而需要一种能确立“资产阶级的妥协”并使之正当化的理论，以此来限制君主的绝对权力，同时也限制议会的绝对权力。
要创造这样一种理论，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当然不少。西方历史上的混合政体理论就是一种资源。然而，仅仅恢复这一理论还无法满足当时的需要，因为混合政体理论固然可以用来限制权力，但其所限制的权力仅仅是政治体制内的权力，它并没有指出应当保护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权利，以及在国家——无论是君主还是议会——侵犯了这些权利时，人们可以如何行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显然需要一种不同于混合政体理论的新的正当化理论。这是一个艰巨的理论任务。洛克，这位“光荣革命的辩护士”和“1688年阶级妥协的产儿”〔60〕成功地承担了这一任务。他同样从普通契约理论出发，提出了一种有限权力的国家学说。正因为如此，尽管洛克理论的实际后果是为已经形成的混合政体辩护，但后来的学者并没有称洛克为混合政体理论家或思想家，而称他为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家。这种认定是恰如其分的。
洛克的思想忠实地反映了光荣革命的精神。他在光荣革命后写下的《政府论》，以普通契约理论为这一革命后的现实作了正当化论证。这部著作的目的在于证明政府是人们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契约的一方；因此，当统治者违反契约时，人民有权起来重新建立政府，但这只有在人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威胁时才能这样做。
就运用契约理论来论证国家发生这一点而言，洛克所要做的工作远不如霍布斯那样巨大，那样富有原创性，因为霍布斯已经为他创立了一个社会契约国家发生学说的基本模式，并创造了一整套术语和概念。洛克要做的只是调整霍布斯的理论框架，强调或发现契约与国家的其他相似点，对霍布斯的某些观点加以重新阐述，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政治需要〔61〕。正因为如此，我在这一节中将不作重复分析，而集中论述洛克的社会契约论的特点。
洛克在许多方面都完全重复了霍布斯。例如，在人们进入社会生活之前，曾有过一个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人是自私的和有理性的；由于理性，人们受到自然法的调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享有自然权利；但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洛克认为是为了消除自然状态下的不便——人们理性地、自愿地作出了建立国家的选择〔62〕。
与霍布斯相比，洛克的根本不同点在于，他认为自然状态是一个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63〕，这种论述似乎与霍布斯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实际上二者之间却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仔细研读《政府论》下篇，我们就会发现洛克所说的“完备无缺”的自由指的仅仅是自然状态下的个人自由，这里的自由并不一定具有目前汉语中“自由”一词所具有的那种褒义，并因此是可欲的，而是如后来许多学者曾指出的那种可能使人感到孤单、不安全、不确定，并因此而导致焦虑的自由〔64〕。在洛克看来，实际上人并不仅仅需要自由，而且需要合作、互助、秩序、权威以保证安全，所以他说自然状态是“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了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65〕。洛克为什么强调这样一种自由状态？这必须从他的社会契约理论的总体去寻找解释。
洛克与霍布斯两人的思路完全一致。他们都意识到，要使契约学说能够解释国家的产生，那么就必须假定存在一个人人平等和自由的自然状态。洛克强调自然状态下人的自由决定和平等地位，即没有人能够享有比他人所享有的更多的权力。既然人都是平等的、独立的，那么任何人都不能侵害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66〕。这是洛克的社会契约发生的前提。
但是，洛克所说的这种自然状态下的抽象自由平等，却更好地避免了霍布斯所说的那种自然状态下的具体的和经验的自由平等可能引出的难题。如前所述，霍布斯论证的是自然状态下人们身体和智力上的平等，并从中引出了自由，但这种平等在经验上是难以证明的，不能令人信服。洛克则在高度抽象的层面上强调了自然状态下人的自由，并从中引出了平等。由于抽象，洛克就避免了霍布斯的那种经验证明上的困难，却似乎更成功地构建了社会契约发生的前提条件。
如果自然状态是完好的，那么为什么还要通过契约来建立国家呢？建立国家对订约人有什么好处？洛克指出，自然状态下的自由有一些缺陷：⑴没有法律——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人们普遍接受和承认的共同尺度以评定是非，裁判纠纷；⑵没有裁判者——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⑶没有执行法律的权力机构——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之得到应有的执行〔67〕。概括说来，就是缺少法治。由于上述缺陷，洛克认为人们无法长期在自然状态下生活。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人们相互达成协议，自愿放弃他们的部分自然权利：放弃做自己认为自己合适做的任何事情的权利，即放弃自己确定是非标准的权利和按照这种标准去行动的权利；放弃自行处罚违反自然法则的罪行的权利。这些被放弃的权利交给了订约者中被指定的专门人员，由这些人按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同意的规定来行使。因此，社会契约的功利就在于享受这种法治带来的利益。尽管国家的建立使人们放弃了不受任何上级权力或法律约束的自由，但人们获得了在国家下的自由，即法律保护和约束下的自由。因此，洛克认为，国家的建立并没有改变人们的自由和平等，而人们在享有自由平等之外还有额外的收益，即纠纷解决之便利。这是契约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
就分析过程来说，洛克的这些分析与霍布斯的分析并没有太大差别，洛克不过是以同样的语式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国家发生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重要的是，由于对自然状态下的自由的描述和对缔约方的分配与霍布斯不同，在运用普通契约理论提出国家学说时，洛克在理论上获得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更便于解决他所希望解决的现实问题，达到他所希望实现的政治格局。
首先，他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平等，特别是人们在自然状态下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为此后建立的国家确定了一个基本限制，那就是国家必须保护财产，保护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共福利，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换句话说，既然人们在自然状态下已经享有了那些自由，如果国家不能提供新的便利和自由，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要进入国家。在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存在着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不享有那种完美的自由和平等，不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那么通过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国家也就没有义务要充分保护这些权利，国家仅仅保护人的安全，人们就已经获益匪浅了。这样一种理论显然不能适应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相比之下，洛克的说法当然更适应资产阶级关于政治社会中政治经济自由平等，以及保护私有财产的要求。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洛克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是为限制国家权力而精心构造的。
其次，这种描述从功利上为洛克的人民革命主张作了铺垫。如果自然状态真像霍布斯所说的那么悲惨，那么即使人们在国家的统治下非常不幸福，人们也不可能愿意撕毁契约，回到那种“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自然状态下。然而，在洛克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人们仅仅是生活有些“不便”而已。因此，如果在国家的统治下人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人们不仅可以而且愿意废除原来的契约，回到自然状态，然后重新协议建立新国家。
第三，洛克的社会契约说也为革命之正当性作出了论证。他用普通契约的关系来类比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从而认定统治者也是契约的一方〔68〕。这样一来，如果统治者不能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那么依据契约理论，统治者就是毁约；作为缔约另一方的人民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要进行革命。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对自然状态下人们境遇的描写，已隐隐地转化为契约的具体条款，成为衡量统治者是否违约，国家是否合法、合理的标准。
第四，洛克对以社会契约建立国家时人们放弃具体权力的描述，还进一步为他的权力分立理论奠定了基础。必须指出，洛克之所以提出分立，首先出于政治动机，即要使光荣革命所确立的权力分配制度化。但是，与霍布斯相同，作为理论家的洛克只能而且必须将这种权力分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融化在他的社会契约理论之中，而不是与他的理论相分离。在论证这一点时，他仍然借助了他对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的重新描述。这就是他描述了在自然状态下，除了其他权利外，人们都有两种权力，即决定做什么事的权力，和实际做什么和如何做的权力。他认为这两种权力就是立法权和执行权的来源和基础〔69〕。一个人决定做某事和具体做某事是不能——至少是很难——划分的，从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而洛克恰恰是经验主义者，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功利主义者），这种划分甚至没有意义〔70〕，那么洛克为什么要做这种与其哲学体系有矛盾的划分？我只能说这种划分对于洛克构建的国家学说是有意义的，对当时的英国政制则更有现实的意义——这种分权是对自然状态下人们所拥有的权力的概括，是对人们为达成社会契约所放弃的权力的概括；这样，自然的权力区分可能使他的分权主张在理论上和逻辑上获得更大的正当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洛克在为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政权作辩护时，仍然极力运用一种普通契约的理论。他在霍布斯所提供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成功地通过重新描述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下人的权利地位以及建立社会契约的目的而实现了这一点。他的重新描述，并没有改变普通契约理论的基本要件和精神。他唯一的重大发展也许是调整了契约各方，把者从契约监督者的地位落实到契约一方当事人的地位。即使如此，他的理论框架和原型仍然是普通的契约理论。
六、结论和思考
在进行了上述的分析介绍之后，我们再回头考察自12世纪以来在欧洲流行的关于契约的一般思想与16—17世纪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国家学说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内在联系，同时也能够获得一些重要的启示。
首先，民商事上的契约理论和作为国家学说的社会契约论尽管适用范围不同，但其基本结构框架是一致的，两种理论都以当事人地位的平等和自由为前提。无论是霍布斯还是洛克，无论二人在其他方面对自然状态的描述有何重大区别，他们都小心翼翼地不摧毁这两个基本点。
其次，这两种契约论所追求的利益尽管不同，但都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一般契约论所追求的是民商事利益，而社会契约论所追求的是一种抽象、普遍的社会利益。然而，归根结底，两者都以获利为目的，并且是对当事人各方都有利。契约原则的活力也许正在于此。社会契约的国家论，把国家变成了一种人们追求其自身最大利益的工具，这不仅使原来更多地属于贵族阶层的政治活动与凸显着一般平民世俗特征的契约活动相吻合，为资产阶级进入政权作了多重正当化准备，而且也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对国家理论的需求。这就使得霍布斯和洛克的明显带有英国地方色彩的社会契约理论在一个资本主义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精神迅速传播的时代很快获得了一种普遍意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社会契约国家学说之所以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也许不是由于这种学说比传统的国家学说更为正义，而是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这种色彩适应了一个功利的时代。而普通契约理论之所以可能成为一种国家学说的基本模式，也许就在于它的这种理论意蕴。
第三，如果这一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就再次从一个方面证明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深刻判断。这一分析表明，大量的经常性契约交易活动使契约原则首先成为社会经济生活、民商事活动中的核心原则，然后渗透到国家学说中，进入政治思想和实践的领域。
第四，我们也可以看出，社会契约的国家学说并非什么不证自明的永恒原理，其合理性就在于它是与特定的经济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是社会需要的产物。我们当然不应否认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但同时也不应过高地将之视为一种绝对合理的国家学说。这对我们今天批判地借鉴考察西方的国家政治法律学说是有启示意义的。
实际上，本文的研究可以向人们提供这样的启示：家国说、社会契约说，以及19世纪末以来出现的有机体说、功能主义说和结构主义说等各种国家理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某种系统化、理论化的隐喻，它们都是在运用当时人们最易理解、意蕴丰富的原型来系统地和理论化地解说国家这个复杂的社会现象，都是一种自成体系的话语，都是证明国家权力行使的合理性及局限性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并且应当重新理解中国传统的“家国制”国家学说和西方传统的“神权政治”国家学说在历史上的意义和合理性，重新理解中外历史上的许多法律思想的历史合理性。从一定视角上看，社会契约论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近代国家学说的理论基石，并不是因为传统的那些国家学说错了，或社会契约理论更正确、更真实地反映了国家的历史发生和发展，而更可能是由于其他学说所借助或依据的原型无法或未能提供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现代社会的意蕴。
本文的研究还表明，理论总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一个能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理论必定具有地方特色。契约论的国家学说之所以能在近代西方发生，恰恰是因为这些思想家生活在一个契约交易活动日益增加的时代，他们利用了最容易得到的、最便利的，同时也是普通人最常见因而也最容易接受的思想资源，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理论化、体系化的创作，从而实现了国家学说的发展。而西方社会之所以在众多的国家学说中接受了这一派理论，就是因为契约实践和契约精神培养了一个广泛的社会接受群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本土的理论资源是极富价值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者有理由依据自己的资源创造新的但更富有解说力、更易为人们所接受的国家学说。
我强调可以利用本土资源创建新的国家学说，又强调社会契约论不是永恒真理，但并不认为契约论的国家学说已经过时。从洛克的例子可以看到，一个隐喻可能对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启发，因为一个“东西”可以以无穷无尽的方式与另一个“东西”相似。有创见的思想家并不仅仅重复前人已发现的相似性，而是可以发现新的相似性。必须指出，这一逻辑也同样适用于家国说。当然，此处不可能详细讨论关于中国传统的家国说的理论意蕴，那将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我仅仅想指出，“家长制”一语并不天生具有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那种贬义。作为国家理论的家国说之所以被认为应当废弃，仅仅是因为我们把家庭同一个其实在家庭生活中并不经常出现的现象或形象——武断粗暴的父亲——联系起来，并将它固定化了。实际上，家庭并不仅仅意味着父子关系，其中还有母子关系、兄弟关系等等；父亲也并不都是，甚至大都不是武断粗暴的。更何况，“家庭”这个概念也不是恒定的、普适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家也是一种文化的产物，甚至血缘关系也并不是构成家庭的必要条件（只要想一想收养子女的家庭，想一想同性恋家庭即可明了）〔71〕。那么，为什么我们只能从家这个隐喻中发现一种应当否定的东西呢？当我们批判家国说之际，也许恰恰反映出我们理念中的“家”就是也仅仅是“父亲说了算”；因此，从另一个层面看，我们的这种批判其实正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强化着我们试图批判的那种家庭关系，并使其正当化、合理化。如果我们从其他方面或多方面来理解“家”（例如“温暖的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及“严父慈母”等等），以这样的“家”作为隐喻，提出或发展出一种国家学说，是否会显示出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我并不是在主张以家庭为隐喻来重建我国的国家学说，上述分析仅仅是试图指出，在我们的习惯思维中存在着许多需要深刻反省的盲点或荒谬，同时也指出理论发展的潜在资源和可选择性。我之所以持这种比较消极的态度，理由之一是我认为任何一种国家学说的确立最终都要基于接受者的习惯（这时原来的隐喻就变成了一种字面真理）〔72〕，而不是由于某个人的标新立异或理论言说。另一个理由是，如果不适当地利用任何一种本土资源，或者过分依赖基于任何一种隐喻的国家学说，都同样可能限制人们的想象力和理论创造力。实际上，就国家学说而言，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国家本身，而不是研究提供某一研究思路的那个原型或隐喻。霍布斯、洛克的例子都表明，普通契约理论只是为他们提供了构建各自的国家学说的工具，因此必然会随着他们各自所理解、感受到的社会需要而有所调整。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将契约、家庭、有机体或其他任何一种隐喻无限推延、绝对化，把它当作普适的绝对真理，都同样会使学者放弃对国家本身的研究，而专注于隐喻，削足适履地用原型套国家，其结果必然会使对国家的研究或国家学说的发展陷入困境，甚至会造成政治实践上的困境。国家就是国家，任何隐喻也仅仅是隐喻。说国家像什么，恰恰因为国家不是那个“什么”。因此，我们也许应当想一想本文开头所引的那个笑话中隐含着的双重意蕴。
注释：
〔41〕从霍布斯的著作看，其实他也未必真相信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一个自然状态，而更多地是将自然状态视为其理论构造之必须：“我也相信决不会整个世界普遍出现自然状态下的战争状态”，“人人相互为战的状态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存在过”（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5— 96页）。
〔42〕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3章。
〔43〕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92、93页。
〔44〕参见戴维森《隐喻的含义》，《真理、意义、行动和事件》，第218页。
〔45〕霍布斯：《利维坦》，第117页。
〔46〕参见梁治平《法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8—87页；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685—686页。
〔47〕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97页。
〔48〕“权利的交换就是人们的契约，而不必是物的交换”（霍布斯：《利维坦》，第100—101页）。
〔49〕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97、99页。
〔50〕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00页。
〔51〕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99页、第133页以下。
〔52〕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515页。
〔53〕早在1640年，霍布斯就写下了《保卫在国内维持和平所必须的王权》，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王权来保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身安全。革命后，他在巴黎出版了《论公民》，又预见到英国内战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这表明他的著作决不仅仅是个人经验指导下的选择。
〔54〕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35页。
〔55〕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33页。
〔56〕据记载，从13世纪开始，普通法解决合同问题主要通过两种诉讼，债务（debt）和契约（covenant）。直到15世纪，这种契约还可以在普通法院强制执行。到16世纪中期，即霍布斯出生前不久的时代，“（普通法中的）现代合同法概念从本质上说已经形成了”（参见Arthur Taylor von Mehren and James Russell Gordley，The CivilLaw System，2nd ed.，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77，pp. 16 —17）。
〔57〕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09、135页：“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霍布斯：《利维坦》，第96页）。
〔58〕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08—109页。
〔59〕当然，霍布斯对君主制的论证并不仅限于此。他偏好君主制，是因为从最根本上说，“不论一个国家是君主国还是民主国，自由总是一样”（霍布斯：《利维坦》，第167页）。同时，他认为者不会是不公正的，因为“在公私利益结合得最紧密的地方，公共利益所得到的推进也最大。在君主国家中，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同一回事”（霍布斯：《利维坦》，第144页）。此外，霍布斯还在《利维坦》 一书的第19章中论述了君主制的其他好处。
〔60〕恩格斯：《致康德拉·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87页。
〔61〕正是从这一点上看，一些学者认为洛克并非很有原创性的思想家，而是一位调和折衷者，一位概括者（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587页，第602页以下）。
〔62〕参见洛克《政府论》，第59、77—78页。
〔63〕参见洛克《政府论》，第6、59页，第77页以下。
〔64〕参见Fromm，Escape from Freedom，特别是其中的第2、3 章；托克维尔在对个人主义的分析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参见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27页，第630页以下）。
〔65〕洛克：《政府论》，第77页。
〔66〕参见洛克《政府论》，第5页。
〔67〕参见洛克《政府论》，第78页。
〔68〕洛克并没有直接这么说，这种观点是隐含在其论述中的（参见洛克《政府论》，第80—81页，第82页以下）。
〔69〕参见洛克《政府论》，第7页以下。
〔70〕尽管这种区分今天已经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并成为立法、行政的区分基础，但其理论基础是可疑的——它是一种意志与行动相分离的心理学模式，假定有一种脱离行动的意志活动存在着（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中对司法裁量的分析和批评；参见Wile，Constitutiona-lism and Separation of 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 278，此书中译本将于1996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苏力译）。
〔71〕David M. Schneider 在此问题上曾作过自我批判（参见Schneider，A Critique of the Study of Kinship， University ofMichigan Press，1984）。
社会契约论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契约论；自然状态；死刑
一、问题的提出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它以其执行结果使罪犯被剥夺的权利永不恢复的特点，成为刑罚体系中独具特色的刑罚。德国著名犯罪学家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指出：“死刑只是一种‘杀人致死’的刑罚，是一种极端恐惧的刑罚。”①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对死刑的批判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死刑存废争论的导火索。但长达二百多年的死刑存废之争至今仍没有定论，激烈的论争促使我们不断地审视死刑的合理性、正当性。
社会契约论是近代西方国家曾经流行一时的一种国家权力来源学说。它也被一些学者用来解释刑罚权的来源。洛克和卢梭是社会契约论积极主张者，但他们对死刑的观点却截然不同：洛克则认为人们在订立社会契约时并不包括个人的生命权，而卢梭认为死刑符合社会契约论的原有含义。究其原因，在于洛克和卢梭对于自然状态理解不同，导致洛克更看重个体权利的保留，而卢梭更看重社会契约的约定。
二、洛克否认国家拥有死刑权
洛克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为进入政治社会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将死刑权让渡给国家。洛克不赞同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即“这是一种可怕的、恐怖的、人与人互相残害的战争状态，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②”。洛克认为处于自然状态的人自由平等，大家都服从自然法。这种自然状态的缺陷在于没有成文法和公正的裁判者，甚至没有执法机关。为了克服这些缺陷，保护财产权，自然状态下的人们通过转让自己的部分权利订立社会契约，形成政治社会，然后再订立一个统治契约，由社会把集中起来的个人权力委托特定的人行使，并且按授权者同意的方式行使。但个人让渡给国家的绝非全部的自然权利，生命、自由和个人财产不仅是个人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而且是政府权力的边界条件。
洛克认为任何人都没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一个人既然没有创造自己生命的能力，就不能用契约或通过同意把自己交由任何人奴役，或置身于别的绝对的任意权力之下，任其夺去生命。……凡是不能剥夺自己生命的人，就不能把支配自己生命的权力给予别人。③”因此让渡给国家的权力中也不可能包含这种权力，所以国家没有处死犯罪人的权力，即没有死刑权。所谓国家拥有的死刑权不过是无中生有，因而死刑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存在，是对社会契约的极端蔑视，是国家滥用公权力的极端表现。
三、卢梭认为国家拥有死刑权
在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中，自然状态下的人进入政治社会时让渡了包括死刑权在内的一切权力，且国家处于保护自身和公民的目的，拥有死刑权也是必须的。
卢梭也把自然状态当作社会契约的前奏，不过“他不像洛克一样把自然状态当作历史事实，而是当作为了阐明问题的方便作出的假设④”。通过社会契约，每个人把自身的一切权利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形成国家或者，人民作为公民自己参与行使这一，以便“建立国家这个能使他们摆脱原始状态的进步力量，创造奇迹，把愚昧的、局限的人改造成智慧的人⑤”。
卢梭认为犯罪人由于实施了犯罪行为而成为国家的敌人，国家就有权力杀死他，以保全国家的存在。“一个为非作恶的人……就不再是国家的成员……这时保全国家就和保全他自身不能相容，两者之中就有一个必须毁灭。对罪犯处以死刑，这与其说是把他当作公民，不如说是把他当作敌人。”⑥
四、结论
社会契约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以天赋人权的自然法思想为基础而提出的一套虚拟的理论，社会契约论不是从现实的个人、而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来探讨国家的起源、性质、结构和功能。它“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而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⑦因此建立在社会契约论上的理论显然是不科学的，经不起逻辑的推敲和实践的检验。以国家权力源于社会契约、人民在订立社会契约时未交出自己的生命权为由来证明死刑违背社会契约，进而否定国家的死刑权，显然是一种苍白无力的主张，其不合理性不言自明。当然以这种子虚乌有的假设为根据，论证在组建国家之初，国民交出了包括自己的生命权在内的一切权利，同样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注释：
①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犯罪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981.
②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94.
③洛克.政府论(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5.
④张宏生.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237.
⑤迈克尔·莱斯诺夫.社会契约论[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236.
⑥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