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技术范文
时间：2023-08-21 17:04:15
社会科学技术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会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关系辨析
科学技术伴随着哲学世界观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并与人类的现代性理念和基于这一理念在现代生活中表现出的现代运动相融合，在发展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当然，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中，不可否认其为现代社会建设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是，其对人类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同样显而易见。最为典型的负面影响就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普及性应用，高生产和高消费导致生态危机、自然资源枯竭等现象出现，特别是科技战争对大自然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基于这一点，人类已经开始正视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有关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科学技术之间的分析也成为热点学术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
一、社会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
准确的说，科学技术的内涵相当丰富，是无法给出明确的定义的。科学技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不论是旧技术的淘汰还是新技术的创新，都会带动科学技术的定义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总本质上讲，科学技术的内涵分析基本可以将科学和技术分开来看，在科学技术中，所谓科学主要指一种理论层面的知识形态，是一种发现和认知的活动，而技术则代表着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具有较强的社会实践性，是人类在发明创造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息息相关。同时，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两种活动本身具有极强的联系性，科学作为人类在逐渐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中行形成的活动体系，是在人类改造自然实践操作中得以进一步发展的;而人类所有改造自然的技术活动，也同样离不开科学的正确引导，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共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而对于意识形态来说，意识形态相较于科学技术是对社会进行更为深层次的反映，是一种极其强大并能够对社会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精神力量，在人类的意识领域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研究科学技术的过程中，也十分有必要对意识形态进行分析，探究科学技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为当前科学技术的研究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化探索提供相应的指导，进而逐步明确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
二、社会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出现和深化发展，科学技术已经逐渐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各类社会问题产生着相应的影响，并在此过程中适当的执行一部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功能。同时，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也为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构造了一定的社会精神环境，对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其对社会功能问题的影响产生相应的制约，因此，研究社会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
1.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对立关系
对于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来说，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对自然界客观发展规律的反映和这种规律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本身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实践性和真理性，而意识形态则表现出人对于社会关系的真实反映，其中掺杂着一定的主观意识影响，因此具有相应的主观性。同时，在研究中还应该认识到，科学技术本身并不具备相应的阶级性，不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所发现和发明的科学技术，两个阶级都可以共同使用，但是意识形态则不同，意识形态是一种对社会利益分配的反映，超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意识形态必然带有一定的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论述并没有真正将科学技术研究放置到意识形态研究领域中，而是将其看做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和种类进行分类论述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点涉及到了科学和技术，尽管从本质上讲科学也属于一种社会意识，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中意识形态一般包含相关法律、宗教、哲学、政治等内容，属于上层建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将科学技术定义为是一种生产力，并且明确指出技术是直接生产力，而当科学应用于生产，以一种知识的形态呈现时，就是潜在的生产力，并随着实践应用能够顺利的转化为技术形态，成为直接生产力。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中，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不存在相应的从属关系，也就是说，在本质上二者是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差别，表现出一种相互对立的关系。
2.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统一的关系
在当前世界哲学研究领域，还不存在任何一种超越阶级、不具有相关政治倾向的意识形态，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认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科学技术之间存在着相应的渗透、统一关系。首先，除了性质特殊的宗教思想外，任何哲学和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门类都具有鲜明的双重性质，他们既可以称之为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分别为各自领域的社会生产提供理论知识指导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时又是特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群体精神思想所共同构成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在较为普遍的社会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的研究与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之间一直存在这一定的联系，任何一个社会的先进革命阶级和社会群体，一般都会依靠科学技术来丰富自身主流意识形态，并运用这种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科学发展，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一定的指导。所以可以说，社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都会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而科学技术也能够作用于意识形态的发展并为意识形态提供一定的支持，二者之间存在相互渗透、相互统一的关系。
3.两者之间能够相互促动
社会科学技术与社会形态之间不仅存在这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还能够相互作用，进而推动双方共同发展。恩格斯曾经在研究中指出，唯物主义理论随着自然科学的跨时展不断发生着形式方面的改变，科学家在开展行管研究工作的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的受到哲学思想的支配和影响。世界现代哲学体系的形成正是哲学与社会科学技术相互作用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也在关于社会结构的研究中提出了“生产力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公式，明确表示出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必然相互作用关系，并且这种相互作用关系可以更加突显出科学技术本质属性中的双重性，能够根据设计需要从意识形态方面转化为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三、结语
总而言之，社会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统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在研究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时应该重视这种关系，通过分析二者的之间关系，对我国科学技术的改革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提供一定的借鉴，进而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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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技术范文第2篇
2.我国共犯制度的本体解读及实践困境王志远，WANGZhi-yuan
3.论行政犯罪客观要件的概念和特征邱帅萍，QIUShuai-ping
4.情谊侵权行为初探邱雪梅，QIUXue-mei
5.论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政策的有效性陈为，欧阳葵，CHENWei，OUYANGKui
6.广东金融生态的问题与对策黄琼，HUANGQiong
7.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现状和对策陈剑飞，CHENJian-fei
8.小林多喜二与壁小说渡边晴夫，李萍
9.世界华文微型小说30年发展历程及拓展路径姚朝文，YAOChao-wen
10.海外新儒学的文学批评实践——评刘述先的《文学欣赏的灵魂》孙琪，SUNQi
11.对海德格尔的诗思同源的探讨温雪梅，WENXue-mei
12."宇宙"观中的生命底蕴——浅论"宇宙"观对庄子生命哲学的影响郑珊珊，ZHENGShan-shan
13.责任生存:贫困生生存发展的伦理范式——济困育人视野下贫困生责任承担之合理性论证林瑞青，盘健，LINRui-qing，PANJian
14.导游人员组织承诺与离职倾向关系实证研究——以广东佛山为例王取银，WANGQu-yin
15.南海西樵山文化游初探施国新，梁四安，SHIGuo-xin，LIANGSi-an
16.美国20世纪社会保障制度的困境及其社会影响王楠，徐占春，WANGNan，XUZhan-chun
17.博尔赫斯与中国先锋小说李曙豪，LIShu-hao
18.现代汉语规范化依据的定量分析付翠，施春宏，FUCui，SHIChun-hong
19.顺应理论对法律文本翻译研究的启示黄朝立，HUANGChao-li
20.佛山市妇女艺术素质的培养与提升张克学，ZHANGKe-xue
21.宗教意识的折射——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第一乐章呈示部主题分析苏里曼，梁丹妮，SULi-man，LIANGDan-ni
1."岂不怀匡济,天运当何如"——论天然禅师的安攘匡济情怀与通脱的应世方式王富鹏，WANGFu-peng
2.明清时期纳贡贸易与《广东新语》江波，JIANGBo
3.儒家文化视野中的"大国地位"戢斗勇，JIDou-yong
4."生态文明"理念与"绿色广东"建设刘玉侠，丁晋清，LIUYu-xia，DINGJin-qing
5.明代的荐举取士与陈白沙的拒试南归章继光，ZHANGJi-guang
6.试论宋代文化的地域性特征陈未鹏，CHENWei-peng
7.基于产业发展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与发展研究李长健，蒋诗媛，朱汉明，LIChang-jian，JIANGShi-yuan，ZHUHan-ming
8.论抵押权自力实现制度的完善廖焕国，李凌，LIAOHuan-guo，LILing
9.新刑法猥亵犯罪立法缺陷探微莫传明，MOChuan-ming
10.从生命权平等看死亡赔偿金——兼评《侵权责任法》第16、17条等规定成尉冰，CHENWei-bing
11.犹太智慧文学的审美机制左英姿，ZUOYing-zi
12.大雾迷茫中的尤金·奥尼尔胡建萍，HUJian-ping
13.论维吾尔语元音/i/和/e/的定位及其音位变体李燕，LIYan
14.めぃづち与日语专业基础口语李惠清，李锋，LIHui-qing，LIFeng
15.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投入产出分析——基于省级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向琳，李季刚，XIANGLin，LIJi-gang
16.企业员工工作压力源分析及压力管理应对策略黄跃辉，HUANGYue-hui
17.环洞庭湖经济圈民俗体育旅游的现状调查周争蔚，ZHOUZheng-wei
18.论信息自由与开放档案彭坚，PENGJian
19.从行为理论看博物馆的管理改革邝倩华，KUANGQian-hua
20.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高洁，GAOJie
1.中国文学在北美生存境遇中的五个问题——兼答澳大利亚华人作家欧阳昱姚朝文，YAOChao-wen
2.日本中国学研究之观感杨合林，YANGHe-lin
3.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的黄庭坚诗歌研究邱美琼，QIUMei-qiong
4.捷克华文文学写作的现状与分析——兼论华人新区华文文学的特征李永华，LIYong-hua
5.名名组合的语义折叠与受事域外化周日安，ZHOURi-an
6.判定网络词语发展前景的标准唐芳，TANGFang
7.《亦报》连载小说:东方蝃蝀的《双城故事》——《亦报》研究之二巫小黎，WUXiao-li
8.裴奈罗佩和朱丽叶爱情之比较莫运平，MOYun-ping
9.加里·斯奈德的生态诗学陈小红，CHENXiao-hong
10.敬畏即美:《巴黎圣母院》的美学思想顾亚娟，GUYa-juan
11.论中国转型期社会风险与政府治理刁宏宇，DIAOHong-yu
12.派组织发展的"三个为主"问题探析林怀艺，LINHuai-yi
13.论医事过失犯罪的注意义务彭文华，PENGWen-hua
14.论股份回购中信息披露制度的立法完善李晓春，朱道华，林瑞青，LIXiao-chun，ZHUDao-hua，LINRui-qing
15.试论旅游犯罪的概念、特征和类型桑霞，SANGxia
16.论"以工作为中心"文化对现代家庭的冲击毛萍，MAOPing
17.客家文化对人格塑造的影响侯秋霞，何尚武，HOUQiu-xia，HEShang-wu
18.广东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机制的构建刘耘，刘丽辉，LIUYun，LIULi-hui
19.论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下的中小企业管理李功网，罗蔚，LIGong-wang，LUOWei
20.浅谈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应采取的原则何卓明，王慧，HEZhuo-ming，WANGHui
3.文体记忆与文化记忆的协奏——梁修《花埭百花诗》用典艺术初探闵定庆，MINDing-qing
4.粤语曲艺的种类、唱腔、影响和价值陈勇新，CHENYong-xin
5.苏曼殊翻译实践述评黄元军，覃军，HUANGYuan-jun，QINJun
6.近五年来我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述要胡建次，罗佩钦，HUJian-ci，LUOPei-qing
7.楚骚"发愤抒情"说对汉代"情性"思想的影响樊祯祯，FANZhen-zhen
8.动量词的语义特征与动词过程结构的联系许结玲，马蔚彤，XUJie-ling，MAWei-tong
9.主述位理论观照下的歌曲翻译章莹，顾翔，ZHANGYing，GUXiang
10.基于战略目标的股市参与主体波段策略研究阮建军，RUANJian-jun
11.资本市场功能与会计信息李钰，刘国庆，LIYu，LIUGuo-qing
12.和谐社会视野下佛山慈善事业的发展何东云，HEDong-yun
13.高校科研管理中的主客体关系探析欧阳洁慧，OUYANGJie-hui
14.论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张慧清，ZHANGHui-qing
15.我国诉前禁令制度探析张亮，王健，ZHANGLiang，WANGJian
16.大学教育主体的双误与出路蔡平，CAIPing
17.社会需求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人才培养探讨袁蕾，YUANLei
18.高校教师管理的人文关怀视角沈辉香，SHENHui-xiang
19.图书馆内部隐性知识的共享策略研究黄远慧，HUANGYuan-hui
20.高校信息用户培训的发展趋势及新技术应用黄连庆，HUANGLian-qing
21.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探索区旭坤，OUXu-kun
1.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改革开放后广东省的统计数据林仲豪，陈方，LINZhong-hao，CHENFang
2.论低碳特区建设的战略及意义——以粤北河源为例安文，倪楠，ANWen，NINan
3.银行业务外包风险控制问题探析——以国家开发银行IT服务外包风险控制为例马雪彬，陈娇，MAXue-bin，CHENJiao
4.关于家族企业财务管理问题的探讨张兴夏，ZHANGXing-xia
5.广东中小企业人力资源培训模式研究卓玲，ZHUOLing
6.古诗词曲中鸟类意象翻译方法顾正阳，刘叙一，GUZheng-yang，LIUXu-yi
7.语用英诗汉译与美学理念的辩证统一张仰奋，ZHANGYang-fen
8.韦努蒂阻抗式翻译策略的女性主义操纵姬琨，JIKun
9.谈《词林韵释》中声母的合并情况曹祝兵，吴天华，CAOZhu-bing，WUTian-hua
10.洛夫论中国现代诗禤展图，XUANZhan-tu
11.真性、趣味与寄托——试探《聊斋志异》与"童心说"之关系何敏怡，HEMin-yi
12.加罗法洛自然犯罪理论法层次分析赵赤，柯海霞，ZHAOChi，KEHai-xia
13.陶瓷行业知识产权质押面临问题及其对策补析谢九华，辜林燕，XIEJiu-hua，GULin-yan
14.弥合裂变:佛山市社会保障制度的拓展与经验张喜平，ZHANGXi-ping
15.主客观主义的鸿沟与衔接——吉登斯与布迪厄结构理论之比较侯志阳，HOUZhi-yang
16.试论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与地位陈洪波，CHENHong-bo
17.梁启超历史观辩析曾光，ZENGGuang
18.南海博物馆馆藏五件康有为信札考略吴振宇，WUZhen-yu
19.学生思想工作队伍建设结构性困境的破解——从心理学视角看高校辅导员专业化建设颜农秋，梁春华，YANNong-qiu，LIANGChun-hua
20.团体辅导:当前高校学生工作新模式的探讨曾保春，ZENGBao-chun
21.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与对策李新，孟红旗，蒲凡，LIXin，MENGHong-qi，PUFan
1."人类中心主义"的是与非毛萍，MAOPing
2.美丽的幽灵——浅析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乔燕冰，QIAOYan-bing
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和自然的关系及其当代价值钱伟，QIANWei
4.生态与人类社会系统演化的熵增分析和高熵危机周理乾，张云霞，ZHOULi-qian，ZHANGYun-xia
5.和谐社会构建中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机制探析朱道华，ZHUDao-Hua
6.基层政府和组织在物业管理中的参与机制黄礼泉，李荣华，HUANGLi-quan，LIRong-hua
7.标准化战略与佛山机电业破解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刘耘，LIUYun
8.基于Nerlove模型的中国粮食供给反应研究罗锋，LUOFeng
9.岭南酒文化对现代广东酒业的启示——从三家史料看岭南酒文化贺仁智，万伟成，HERen-zhi，WANWei-cheng
10.从教师考勤看现代教育管理的缺失朱月尘，ZHUYue-chen
11.法律语言规范化思考邹玉华，ZOUYu-hua
12."女书"研究的分歧及拓进蒋书红，JIANGShu-hong
13.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弥合——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跨学科视野董馨，DONGXin
14.朱自清古典诗学批评初探方大卫，FANGDa-wei
15.复辟时期英国社会中上层婚外两性关系探析龚敏，张弢，GONGMin，ZHANGTao
16.论18世纪后期英国福音派对城市郊区化的影响欧阳萍，OUYANGPing
17.从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试析欧盟东扩发展动因唐群英，唐姗，TANGQun-ying，TANGShan
18.高校教育信息化必须正视的几个问题谢海波，赵忠，XIEHai-bo，ZHAOZhong
19.音乐教育对大学生情商的培养张克学，ZHANGKe-xue
20.不同学业阶段学生性健康教育现状分析仇宇，QIUYu
社会科学技术范文第3篇
为了保证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得到全面开展，应注重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具体可以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1.1充分结合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实际，推动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向前发展
为了保证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开展质量，应在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中，充分结合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实际，使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能够贴近社会的实际需要，能够更好的为社会发展服务。同时，还要以此为契机，推动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不断向前发展，提高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有效性。
1.2选准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方向，使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更具有针对性
在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中，为了保证科学技术普及取得积极效果，应选准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方向，应明确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义和作用，应使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更具有针对性，使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整体质量能够得到全面提高，满足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际需求，达到提升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目的。
1.3把握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原则，提高科学技术普及的总体质量
从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实际开展来看，只有把握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原则，明确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责任和义务，才能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取得实效，才能进一步提升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总体质量，使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能够更好的为社会发展服务，能够提升社会的整体科学技术发展水平。
2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应重视工作成效
在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中，为了保证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取得积极效果，应在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中对工作成效引起足够的重视，应在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中保证整体工作的实效性，满足实际需要。目前来看，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要想取得积极的工作成效，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2.1重视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结果
在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中，不但要在工作推动过程中丰富和完善工作手段，还要对普及工作的整体效果给予足够的关注。除了要认识到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之外，还要将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作为提高社会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手段。因此，只有对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结果予以重视，才能保证其整体效果。
2.2提高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实效性
通过对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进行深入了解后发现，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已经成为促进社会科学技术水平提高的重要辅助手段，对完善社会科学技术体系，提升社会总体科学技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这一认识，在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中，应重点关注科普工作的实效性，满足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实际需要。
2.3对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进行准确定位
从目前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实际开展来看，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能否取得实效，主要在于能否对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进行准确定位，只有定位准确了，选择方向明确了，才能保证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取得积极效果。基于这一考虑，在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中，保证定位的准确性。
3结束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在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中，我们要从提高社会科学技术水平的角度出发，明确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重要意义，并结合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实际，制定具体的开展措施，保证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质量，满足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需要，提升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水平。
社会科学技术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D2―0；G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2－0048－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信息技术深刻变革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发展方式研究”（10AZD025）
〔作者简介〕文兴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四川成都 610071。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邓小平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1〕2006年，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文明水平的主要标志。”〔2〕由于这些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等重要思想，并且引导着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故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
笔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核心是“科学技术动力观”。1991年，同志讲道：“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迅速转化，愈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推动力量。”〔3〕1994年，同志写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本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4〕这些观点很鲜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并且不是一般的动力，而是“重要动力”、“最主要的推动力量”；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这些观点，可以概称为“科学技术动力观”。对“科学技术动力观”作出有系统的论述，是本文的主旨。
一、“科学技术动力观”是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确立的社会发展观
人类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自组织系统。从自组织理论的观点看，一个自组织系统的进化过程，就是该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和有序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只要我们沿着这一思路对社会大系统的进化稍作分析，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人类社会为实现其历史进化所必需的条件几乎无一不是靠科学技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社会越向前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也就越快；后来的社会与先前的社会相比，其主要的差异之一，就发生在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不同水平上。例如，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之所以历时千年而变化不大，其生产和消费都基本上维持着一种准静态的平衡，就因为那时的科学技术不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也不发展。进入工业社会后，以机器大工业为特征的近代生产方式的建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同时也把科学变成“应用于生产的科学”，使科学“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使“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5〕马克思讲的这么多“第一次”所指出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科学变成了“应用于生产的科学”而生产也变成了“科学的应用”过程。这样，最终形成了科学技术越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越发展，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越发展，科学技术本身也越发展的正向良性循环。
二、“科学技术动力观”全面地强调了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科学技术与社会自始至终存在着互动，存在着科技社会化进程。所谓科技社会化，是指将科技知识及蕴藏在知识背后的科学方法、科学信念和科学精神等通过一定的渠道渗透到社会之中，为广大公众所理解和接受，并且内化为自觉的社会生活规范的过程。在古代，科技力量不强，科技社会化并不突出，直到近代，科学技术才显示出其知识的力量。在当代科学技术日益显示出其生产力功能后，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即科技社会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强大的历史潮流。科学技术那种实事求是、客观而公正的本性，否定迷信、不承认教条的革命精神，不因循守旧、敢于创新的创新意识，学术自由民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科学观念，为真理和正义而义无反顾的科学品格等，对提高社会公众的精神生活质量是非常有益的，是值得借鉴的。
1996年2月，同志在接见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代表时讲道：“我们不仅要靠科学技术提高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而且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努力形成学科学、用科学、爱科学、讲科学的社会风气和民族精神，创造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社会精神风貌。”〔6〕1996年5月，同志在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7〕的重要论断。“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这一论断，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搞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搞精神文明建设也要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国民素质。
三、“科学技术动力观”完整地把握了科学技术的多重职能
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是科学技术在开发和改造自然的征途上凯歌高奏、所向无敌的英雄时代，也是人类陷入严重忧患和巨大灾难的危机时代：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已成为当今人类生死攸关的全球性问题。科学技术空前放大了人类开发和改造自然的力量，同时也空前放大了人类破坏生态和毁灭自身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和地球的命运。
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与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探索紧密结合，提出并组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使经济增长从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规模扩张转到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在《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起来――〈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干部选读)序》一文中，同志写道：“如果用更多的科技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提高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能力，那末，我们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就能够更好地动员和组织亿万人民，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描绘出更新更美的画卷。”〔8〕他不仅全面地把握了科学技术“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的多重职能，而且明确地提出了“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9〕的重要论断。这一切，标志着“科学技术动力观”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依据“科学技术动力观”，科学技术的基本职能和价值目标就不只是开发自然、驾驭自然、索取自然，而是“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使社会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人类文明日臻昌盛；只有把科技搞上去，才能不断地保证人民素质的提高；人民的素质提高了，更多的人掌握了知识，掌握了现代的科学技术，才能导致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等要素所构成的系统朝着合理的方向演化。
四、“科学技术动力观”要求树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的大科学观
“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这个论断，是邓小平1977年就作出的。1995年5月，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讲道：“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科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科学。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之间相互影响、渗透，联系愈来愈紧密，由此产生的综合学科、交叉学科层出不穷，社会经济和科技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自然科学的发展丰富了社会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自然科学研究有重要指导作用。我们提倡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注意学习自然科学知识，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注意学习社会科学知识，我们要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深刻认识并掌握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指导实践。”〔10〕
科学是观念地把握对象的特定方式，是通过揭示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对象的特定方式。一般说来，自然科学的功能主要是认识变革“物”，实现物质变换；社会科学的功能主要是研究人和社会，实现行为变换。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现代科学逐步深化且日益成熟的象征，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构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主要不表现为知识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而表现为各门科学之间既分化又综合的对立统一。一方面，学科越分越细，原来的一门分为两门或多门学科；另一方面，各门学科相互渗透，出现了一大批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综合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交叉学科、综合学科，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又重合在一起。例如社会生物学、生态经济学、人口地理学、社会心理学、生命伦理学等等，都是由一门或数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交叉而成。当代社会历史的客观进程，当代任何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经济问题、社会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等所具有的高度的综合性质，不仅要求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主要部门进行多方面的广泛合作，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而且要求把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结合成为一个创造性的综合体。这是当今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2001年8月7日、2002年4月28日、2002年7月16日，同志先后三次就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发表重要讲话。这些重要讲话，既为人们正确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科学指南，也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此间，他作出了“四个同样重要”的重要论断：“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11〕，以及“两个不可替代”的重要论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懈进行探索，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理论，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在这个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我们必须始终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加快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那种认为搞现代化建设只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就可以了、社会科学知识可有可无的想法和看法，是片面的、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12〕
五、“科学技术动力观”是唯物史观的现代拓深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通过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者的矛盾运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走向，揭示了生产力是最终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过去，生产力一般是指物质(实物)生产力，至于科技和知识生产力，则是直到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后，才逐渐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明确起来的。同志从现代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通过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概括、总结、提升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科学技术动力观”，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科技和知识生产力不仅决定着物质(实物)生产力，并且最终决定和制约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水平、速度乃至方向。其实，一切社会创造物都不过是人类智力(或智能)水平即科学知识水平的外化物化。只要我们承认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的历史，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承认人的科学化知识化水平是最终决定和制约社会历史发展水平、速度乃至方向的。当今时代是科技生产力即知识生产力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科学实践活动已成为所有实践活动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实践活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必须给予定位和确认，确认科学实践的社会第一实践的客观地位，确认科技生产力即知识生产力的客观支配地位及其主导作用。“科学技术动力观”实现了唯物史观的这个飞跃，为推动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指出了一条基本的实践路线。
六、“科学技术动力观”与科学发展观的辩证统一
进入21世纪，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既是“科学技术动力观”历史的传承和逻辑的延伸，又是与时俱进的新发展。
1.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
2003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6月，同志作出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的重要论断。〔13〕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意义是十分重大和深远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他告诫人们：“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末，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14〕当今时代，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与伦理的疏离、理性与价值的分裂，在当代西方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西方发达国家今天所面临的科技异化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明天所要着力避免的问题。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这就奠定了避免科技异化的政治基础，推进着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和谐统一。
2.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纲推进科学发展
2006年1月，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动员令。同志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需要大力发展我国科技事业”，“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15〕
3.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两个基本方略”及其重要意义
全国科学技术大会闭幕后，国务院于2006年2月9日、3月20日分别印发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简称《科技规划纲要》）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简称《科学素质纲要》）。笔者认为：以《科技规划纲要》和《科学素质纲要》为标志，党和国家在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实践着“两个基本方略”，即以加强自主创新为主导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方略”和以全民科学素质建设为主导的“科学技术普及发展方略”。
应该看到，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深刻地讲道：“要坚持科技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把科技创新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紧密结合起来，与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紧密结合起来，使科技创新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要在全社会广为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接受科学技术的武装，进一步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社会风尚。”〔16〕这就是说，我国的科技进步不仅要“顶天”，在科学前沿和高技术领域有所创造、有所作为，而且还要“立地”，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科技、理解科技、运用科技，充分享用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的巨大恩惠。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两个基本方略，是基于“科学技术动力观”的两个重大的科学抉择。
第一，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方略”是应对知识化的全球竞争新挑战的科学抉择。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有自身的政治意愿和战略利益。为了尽快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数万亿元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对缩小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不能仅仅依靠引进技术满足自身的科技需求，不能指望别人来解决我们自身发展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在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同志深刻地指出：“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面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势，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只有把科学技术真正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真抓实干，急起直追，才能把握先机，赢得发展的主动权。”〔17〕
当前，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正承受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中国能否成功地回应当代科技革命的冲击，成功地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不但对中华民族本身意义重大，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景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很显然，如果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垄断，那就谈不到社会主义的兴旺发达，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比较优势直至最终胜利。如何把社会主义建设同当代科技革命的潮流更好地结合起来，始终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紧迫任务，也是当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方面。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在新时期新阶段实现着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效契合。
第二，以全民科学素质建设为主导的“科学技术普及发展方略”是追求发展的知识化与人民化相统一的科学抉择。所谓发展的人民化，就是指人民既是发展的参与者又是发展的分享者。一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深层学理看，追求发展的人民化理应是现代社会的终极关怀。走创新型发展道路，也就是依靠知识创造和知识的创造性应用，获取新的经济和社会收益，由此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一个充分使用知识求发展的进程，也是知识经济的发展进程。这个进程，不能只是精英在其间，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则站在其外；相反，它必须有利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学习知识、运用知识、参与现代生产和交往，不断增强自身的创造能力和发展能力。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是今天说了明天就能做到；但是应该看到这个趋势，据此进行战略上的安排与调整。
以全民科学素质建设为主导的“科学技术普及发展方略”，就是要推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学习、运用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以此参与现代生产和交往，不断增强自身的创造能力和发展能力；最终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建立在最广大的人民最广泛地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依靠其发展的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1〕 〔3〕〔4〕〔6〕〔7〕〔8〕〔10〕.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20，20，42，68，76，44，57-58.
〔2〕〔15〕〔16〕〔17〕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06，（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70，572.
〔9〕〔11〕.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82，275.
〔12〕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91.
〔13〕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4-06-03.
社会科学技术范文第5篇
一、古老的科技文明，悠久的术语规范传统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古代科学技术十分发达，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曾经占据重要地位，其科技名词术语的出现也较为久远。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第一部辞书《尔雅》中就收列了不少术语，包括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初始的名词概念；唐代《一切经音义》注释了佛教用语；北宋年间的《营造法式》规定了建筑业的术语；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命名了大量动物、植物和矿物；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创造了大量农业、土壤和水利工程方面的术语；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有大量工程技术术语；其他如清代的《格致镜原》以及1936年编纂完成的《辞海》等工具书，都表明我国在术语工作方面早已存在着科学的命名和释义原则。
从元代开始，西学东渐使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概念开始引进中国。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以后，数百年间，中国学者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天文举要》、《测量要义》、《金石鉴别》、《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天演论》等等。在这些译著中，简明、精确地创立了一批反映科技新概念的译名（粟武宾，1990）。在外语辞书方面，早在明代，就有《华夷辞典》问世，其中译有西天语（梵语）、阿拉伯语等基本词汇（龚莉，2003）。
术语随科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知识的传播与交流而出现了规范统一的需求。1904年，由杜亚泉翻译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其中引进、创造了很多矿物学新名称和名词术语（潘云唐，2003）。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物理学语汇》、《化学语汇》，这是中国最早出版的科学词汇辞书。1915年该馆出版的《华英工程字汇》，是由中国学者自编的最早的专科辞书之一。这本书的编译，花费了中国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先生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龚莉，2003）。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事科技名词审定的专门机构成立于清朝末期的宣统元年（1909），当时在大学部设立了科学名词编定馆（吴凤鸣，1985）。辛亥革命胜利后的1912年，江苏教育会的理化教授研究会审定了物理和化学名词，中华医学会组织了医学名词审查会等。至1915年，相继审定了化学、物理学、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医学等学科的名词。1918年中国科学社起草了科学名词审定草案，1919年成立了科学名词审查会，1928年成立了译名统一委员会。截至1931年，共审定各学科名词（草案）14部，形成了中国科技名词统一工作史上的第一次高潮。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在当时的教育部主持下组织专门队伍开展了多学科的名词术语审定工作。1938年提出了《算学名词汇编》，经有关部门推行使用。截止到1949年底，审定了科学技术各学科名词草案近60种（吴凤鸣，1985），形成了中国科技名词术语统一工作的第二次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技术语的规范与统一。1950年委托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接管了原国立编译馆审订的各类名词术语草案，并于1950年4月6日批准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任命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为主任委员。这个委员会归属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分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医药卫生、时事、文学艺术五个小组。到60年代，审定、公布、出版了各学科名词术语百余种。在“”期间，名词审定工作中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得以恢复。
二、术语规范之花在科学的春天绽放
术语是科学的基础，而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必定要求术语规范的支持。“”以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在有关专家的呼吁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后改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名词委”）1985年4月正式成立。全国名词委的正式成立与其说是名词工作的进步，不如说是科学进步的一部分，因为名词工作是科学的一部分（叶笃正，2003）。
全国名词委第一届委员会主任由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教授担任，第二届、第三届和第四届主任委员均由著名化学家卢嘉锡教授担任。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组成常委会。
全国名词委是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审定和公布科技名词的权威性机构，负责制定我国科技名词工作的方针、政策、原则和规划，负责组织科学技术各学科的名词审定、公布及协调、推广应用。其中包括开展海峡两岸及世界各国华语地区科技名词的交流、协调和统一工作，组织科技名词术语的研究和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事务中心是全国名词委的办事机构，负责执行委员会的各项决议，组织实施名词审定任务，协调各学科分委员会的工作，编辑出版全国名词委审定公布的科技名词，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并处理全国名词委的日常事务。
国务院于1987年8月12日明确批示：全国名词委审定公布的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以及新闻出版等单位应遵照使用。1990年6月23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署在联合通知中明确要求：（1）各新闻单位要通过各种宣传媒介宣传名词统一的重要意义，带头使用已经公布的名词。（2）各编辑出版单位今后出版的有关书刊、文献、资料，要求使用公布的名词。特别是各种工具书，应把是否使用已公布的规范词作为衡量该书质量的标准之一。（3）凡已公布的各学科名词，今后编写出版的各类教材都应遵照使用。
在中国科协各专业学会密切配合下，全国名词委逐步建立了各专业审定分委员会，形成了一支由各学科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近千人的审定队伍，负责审定本学科的名词术语（钱三强，1990）。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委员以及相应的秘书机构组成，下设若干分学科委员会。到2000年6月份，已经按学科组建了53个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1700多位科学家参加审定并公布了包括理、工、农、医各领域52个学科的名词术语。
在全国名词委主办的内部刊物《自然科学术语研究》的基础上，1998年12月25日创刊出版了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刊物《科技术语研究》。它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术语的研究和规范化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科学术语规范化的高潮正在到来。
三、社科术语的规范是社会进步的必然
术语，是现象和状态以及学术观点的抽象描述。不论统一与否，术语始终存在。学术交流促成“术语”的大发展和大集成（周有光，1997）。在不存在交流，或很少交流的情况下，术语规范和标准化都不是明显的问题。只有在需要交流，特别是较高层次学术交流，出现观点差异的时候，术语规范的问题才会显露。如上所述，早在1950年建国之初成立，归属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的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中的五个小组中，已经将社会科学单独列为一组。这虽与当时担任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先生同时也是社会科学家的身份不无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诞生伊始，出现了全新的“社会”，人们由此对“社会科学”寄予厚望。然而，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间，科学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并没有多少进展。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及其后的历次社会变动、政治浪潮中，虽然产生了许多“新颖”的政治名词，却很少术语交流的需求。在不需要交流的环境下，术语定义的确切与否自然无关紧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开始进入科学的序列，社科术语的规范工作也成为历史的必然。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社会科学界重视术语规范问题的有识之士并非凤毛麟角，不少专家学者利用各种渠道呼吁开展并推进社科术语规范工作。1986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即成立了“社会科学资料分类法研究”课题组。
1987年决定研制《社会科学检索词表》，1993年该词表通过国家鉴定，1996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
2000年6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蓝生副院长倡议规范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发言成为备受关注的亮点。这是整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高层领导首次参与全国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的盛会。笔者认为，在术语工作全国委员会上正式提出规范社会科学术语的问题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影响远远超过社会科学术语标准化本身。
谈及汉语术语的规范化，我们还特别有必要强调祖国的术语交流与协调。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有很大的差异，近几十年来更有许多变化。两岸的专家学者，虽然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却往往要从英文术语中寻求同一。在与香港、澳门的学者、专家接触交往中，也有类似的问题。由于术语的差异和不统一所导致的误会，甚至会影响学术交流的效率和进程。除了学科术语不统一之外，一些专名，包括人名、地名、以及用人名命名的术语也有类似问题。以“指标”一词为例，在台湾电脑界，把计算机上用的“鼠标”叫做“滑鼠”。台湾出版的电脑图书中，称“鼠标指针”为“滑鼠指标”。人们当然不会把这个“指标”误会成经济学家所考虑的“指标”，但是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在汉字语言中，“指标”这个词的确是身兼数任。再如目前世人普遍关注的“sustainabledevelopment”,祖国大陆学者多译作“可持续发展”，而在台湾则有许多人讨论“永续发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推进汉语术语的统一，是促进祖国两岸和平统一的有效途径之一。可喜的是，汉语术语的统一的重要意义，已为诸多学者所认识。2000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海峡两岸及香港人文社科译名研讨会”，就是一个证明。
如同自然科学一样，随着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各种研究工作的展开，学术讨论与交流的需求与日俱增，规范社会科学名词术语才会成为亟待解决的事情。如果说统一科技名词术语是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所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的话，那么，按照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分学科进行名词审定，规范名词术语，最终完成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正式工作，对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考虑在社会科学教育体系尽早开设术语课程。就科学发展而言，基础的基础还在于教育。
社会科学技术范文第6篇
一、古老的科技文明，悠久的术语规范传统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古代科学技术十分发达，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曾经占据重要地位，其科技名词术语的出现也较为久远。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第一部辞书《尔雅》中就收列了不少术语，包括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初始的名词概念；唐代《一切经音义》注释了佛教用语；北宋年间的《营造法式》规定了建筑业的术语；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命名了大量动物、植物和矿物；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创造了大量农业、土壤和水利工程方面的术语；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有大量工程技术术语；其他如清代的《格致镜原》以及1936年编纂完成的《辞海》等工具书，都表明我国在术语工作方面早已存在着科学的命名和释义原则。
从元代开始，西学东渐使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概念开始引进中国。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以后，数百年间，中国学者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天文举要》、《测量要义》、《金石鉴别》、《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天演论》等等。在这些译著中，简明、精确地创立了一批反映科技新概念的译名（粟武宾，1990）。在外语辞书方面，早在明代，就有《华夷辞典》问世，其中译有西天语（梵语）、阿拉伯语等基本词汇（龚莉，2003）。
术语随科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知识的传播与交流而出现了规范统一的需求。1904年，由杜亚泉翻译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其中引进、创造了很多矿物学新名称和名词术语（潘云唐，2003）。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物理学语汇》、《化学语汇》，这是中国最早出版的科学词汇辞书。1915年该馆出版的《华英工程字汇》，是由中国学者自编的最早的专科辞书之一。这本书的编译，花费了中国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先生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龚莉，2003）。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事科技名词审定的专门机构成立于清朝末期的宣统元年（1909），当时在大学部设立了科学名词编定馆（吴凤鸣，1985）。辛亥革命胜利后的1912年，江苏教育会的理化教授研究会审定了物理和化学名词，中华医学会组织了医学名词审查会等。至1915年，相继审定了化学、物理学、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医学等学科的名词。1918年中国科学社起草了科学名词审定草案，1919年成立了科学名词审查会，1928年成立了译名统一委员会。截至1931年，共审定各学科名词（草案）14部，形成了中国科技名词统一工作史上的第一次高潮。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在当时的教育部主持下组织专门队伍开展了多学科的名词术语审定工作。1938年提出了《算学名词汇编》，经有关部门推行使用。截止到1949年底，审定了科学技术各学科名词草案近60种（吴凤鸣，1985），形成了中国科技名词术语统一工作的第二次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技术语的规范与统一。1950年委托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接管了原国立编译馆审订的各类名词术语草案，并于1950年4月6日批准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任命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为主任委员。这个委员会归属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分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医药卫生、时事、文学艺术五个小组。到60年代，审定、公布、出版了各学科名词术语百余种。在“”期间，名词审定工作中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得以恢复。
二、术语规范之花在科学的春天绽放
术语是科学的基础，而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必定要求术语规范的支持。“”以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在有关专家的呼吁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后改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名词委”）1985年4月正式成立。全国名词委的正式成立与其说是名词工作的进步，不如说是科学进步的一部分，因为名词工作是科学的一部分（叶笃正，2003）。
全国名词委第一届委员会主任由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教授担任，第二届、第三届和第四届主任委员均由著名化学家卢嘉锡教授担任。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组成常委会。
全国名词委是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审定和公布科技名词的权威性机构，负责制定我国科技名词工作的方针、政策、原则和规划，负责组织科学技术各学科的名词审定、公布及协调、推广应用。其中包括开展海峡两岸及世界各国华语地区科技名词的交流、协调和统一工作，组织科技名词术语的研究和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事务中心是全国名词委的办事机构，负责执行委员会的各项决议，组织实施名词审定任务，协调各学科分委员会的工作，编辑出版全国名词委审定公布的科技名词，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并处理全国名词委的日常事务。中国论文联盟
国务院于1987年8月12日明确批示：全国名词委审定公布的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以及新闻出版等单位应遵照使用。1990年6月23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署在联合通知中明确要求：（1）各新闻单位要通过各种宣传媒介宣传名词统一的重要意义，带头使用已经公布的名词。（2）各编辑出版单位今后出版的有关书刊、文献、资料，要求使用公布的名词。特别是各种工具书，应把是否使用已公布的规范词作为衡量该书质量的标准之一。（3）凡已公布的各学科名词，今后编写出版的各类教材都应遵照使用。
在中国科协各专业学会密切配合下，全国名词委逐步建立了各专业审定分委员会，形成了一支由各学科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近千人的审定队伍，负责审定本学科的名词术语（钱三强，1990）。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委员以及相应的秘书机构组成，下设若干分学科委员会。到2000年6月份，已经按学科组建了53个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1700多位科学家参加审定并公布了包括理、工、农、医各领域52个学科的名词术语。
在全国名词委主办的内部刊物《自然科学术语研究》的基础上，1998年12月25日创刊出版了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刊物《科技术语研究》。它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术语的研究和规范化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科学术语规范化的高潮正在到来。
三、社科术语的规范是社会进步的必然
术语，是现象和状态以及学术观点的抽象描述。不论统一与否，术语始终存在。学术交流促成“术语”的大发展和大集成（周有光，1997）。在不存在交流，或很少交流的情况下，术语规范和标准化都不是明显的问题。只有在需要交流，特别是较高层次学术交流，出现观点差异的时候，术语规范的问题才会显露。如上所述，早在1950年建国之初成立，归属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的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中的五个小组中，已经将社会科学单独列为一组。这虽与当时担任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先生同时也是社会科学家的身份不无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诞生伊始，出现了全新的“社会”，人们由此对“社会科学”寄予厚望。然而，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间，科学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并没有多少进展。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及其后的历次社会变动、政治浪潮中，虽然产生了许多“新颖”的政治名词，却很少术语交流的需求。在不需要交流的环境下，术语定义的确切与否自然无关紧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开始进入科学的序列，社科术语的规范工作也成为历史的必然。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社会科学界重视术语规范问题的有识之士并非凤毛麟角，不少专家学者利用各种渠道呼吁开展并推进社科术语规范工作。1986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即成立了“社会科学资料分类法研究”课题组。
1987年决定研制《社会科学检索词表》，1993年该词表通过国家鉴定，1996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
2000年6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蓝生副院长倡议规范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发言成为备受关注的亮点。这是整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高层领导首次参与全国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的盛会。笔者认为，在术语工作全国委员会上正式提出规范社会科学术语的问题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影响远远超过社会科学术语标准化本身。
谈及汉语术语的规范化，我们还特别有必要强调祖国的术语交流与协调。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有很大的差异，近几十年来更有许多变化。两岸的专家学者，虽然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却往往要从英文术语中寻求同一。在与香港、澳门的学者、专家接触交往中，也有类似的问题。由于术语的差异和不统一所导致的误会，甚至会影响学术交流的效率和进程。除了学科术语不统一之外，一些专名，包括人名、地名、以及用人名命名的术语也有类似问题。以“指标”一词为例，在台湾电脑界，把计算机上用的“鼠标”叫做“滑鼠”。台湾出版的电脑图书中，称“鼠标指针”为“滑鼠指标”。人们当然不会把这个“指标”误会成经济学家所考虑的“指标”，但是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在汉字语言中，“指标”这个词的确是身兼数任。再如目前世人普遍关注的“sustainabledevelopment”,祖国大陆学者多译作“可持续发展”，而在台湾则有许多人讨论“永续发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推进汉语术语的统一，是促进祖国两岸和平统一的有效途径之一。可喜的是，汉语术语的统一的重要意义，已为诸多学者所认识。2000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海峡两岸及香港人文社科译名研讨会”，就是一个证明。
如同自然科学一样，随着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各种研究工作的展开，学术讨论与交流的需求与日俱增，规范社会科学名词术语才会成为亟待解决的事情。如果说统一科技名词术语是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所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的话，那么，按照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分学科进行名词审定，规范名词术语，最终完成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正式工作，对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考虑在社会科学教育体系尽早开设术语课程。就科学发展而言，基础的基础还在于教育。
社会科学技术范文第7篇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第一生产力；经济增长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科技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1]。作为科学家簇的一大组成成员，不仅自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人文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在一些特殊的时间和特殊地区，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是生产，而且还是第一生产力。
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经济增长：一个基础理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多数人的心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指自然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而没有将人文社会科学当成第一生产力。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我们认为自然科学是“硬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是“软科学”。实际上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就笔者的认识而言，科学没有“软”、“硬”之分，如果说科学也有“软”科学和“硬科学”之说，那么，我们认为，不仅自然科学是“硬科学”，而且人文社会科学也是“硬科学”。最早明确提出社会科学也是“硬科学”的是西方未来学家贝尔。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社会科学》一书中，通过对从1900年到1965年的52项“社会科学方面的进展”的分析后认为，人文社会科学早期主要是定性的，而后来的成就主要是数学和统计方法的改革、是由定量分析推导出来的理论，这样人文社会科学正在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那么，人文社会科学作为“硬”科学，它“硬”在哪里呢？贝尔认为：第一，人文社会科学同技术成就和发明一样有其明确的定义和行之有效，第二，人文社会科学的成就也能像现代自然科学一样，在较短的时期内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或者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社会科学之所是“硬科学”，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一是人文社会科学具有与自然科学相同的发展态势和特征，二是人文社会科学具有与自然科学相似的结构性，三是人文社会科学逐步引进数学方法，与自然科学一样，越来越表现出精确性和可测量性，四是人文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可操作性[2]。
一般地，自然科学的功能主要是认识和变革“物”，实现物质变换，人文社会科学的功能主要是研究人和社会，实现行为变换。随着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分工的不断演进，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层次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大。团队行动、互相依赖活动的普遍化、社会化、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在生产实践、社会管理和决策中，以科学决策、科学管理来代替经验的成规，使社会活动过程受到科学的控制并按照科学的原则加以改造，合理配置和协调生产力中的各种要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作为基础，更需要发挥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例如，管理科学的发展及其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人文社会科学技术也是第一生产力的典型例证。历史上，“泰罗制”在美国的推行，使美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工人收入普遍翻了一番，资本家的利润则增加了两倍[3]。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人文社会科学是生产力中的“软件的软件”，人文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4]。
正因为这样，我们说，人文社会科学是生产力，人文社会科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在一些特殊的时期，人文社会科学所起的作用比自然科学更大、更有力。例如，邓小平同志强调的“改革开放”，并以此推动的农村改革，这不仅是社会科学理论领域中一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创新，正是因为农村改革使中国能够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 %的人口，解决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转化生产力，尤其是不少改革方案的设计都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具体体现，多数改革方案的实施无疑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随着现代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需求的不断增加，作为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精神力量的“精神生产力”的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是生产力，而且必然上升为“第一生产力”[5]。既然人文社会科学不第一生产力，我们就必然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以便更好的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6]。
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经济增长：一个描述性分析
实事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经济增长是双向互动的。一方面，经济增长快慢决定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用多少资源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之中；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又直接或者间接地服务于地方经济增长，可以说，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较大作用。在这里，我们用数量来代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能力，用人均GDP表示经济实力。图1 是中国1979-2011年期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人均GDP之间关系变化图，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人文社会科学或者创新与经济增长发展之间具有正相关性。
图1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与人均GDP的关系
就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来看，我们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进行观察。如果从横向看，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表1给出了20个省市区2000年和2011年人文社科研究或者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从表1中可以看出，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较好的对应性，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能力较强的省区，一般也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例如，北京市2000年人均GDP在全国排第2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全国排第1位；江苏人均GDP在全国排第4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全国排第2位；贵州人均GDP在全国排第31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全国排第27位，等等。2011年情况也大致如此，北京市2011年人均GDP在全国排第3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全国排第1位；上海市人均GDP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均排第2位，江苏人均GDP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均排第11位，吉林人均GDP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均排第11位，等等。 从纵向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图2给出了贵州、四川两省1979年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GDP关系的变化情况，从图2可以看出，四川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能力一强于贵州，人均财富水平也高于贵州。
表1 人文社科研究与经济增长
单位：元、篇
图2 四川、贵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与人均GDP的关系
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经济增长：一个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
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主要取决同志土地和劳动力，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经济增长除土地和劳动力之外，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资，资本对于经济增长来讲是更为稀缺的要素。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情况看，其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科技和知识。对此，新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和知识经济社会中，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中，知识是更为关键的要素，因为在OECD国家，经济增长50%以上主以知识为基础的[7]。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不管是从知识的层面上看，还是从科学技术的层面上，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是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也是人类社会知识的核心内容。所以，我们才说，人文社会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或者创新对于经济增长来讲就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因此，我们在研究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增长来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或创新应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分析和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全面的考察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基于此，可以得到一个研究假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或者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经济增长的基石之一。
（二）研究模型
按照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多少，而新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仅有此是不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及创新对于经济增长来讲，具有重要作用。
如果经济增长用GDP表示，劳动投入量用L表示，资本投入量用K表示，土地投入用R表示，则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为
GDP=f（L，K，R）（1）
如果我们考虑文社会科学研究或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变转化为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这样，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1）式便转变化2式。
GDP=f（L，K，R，P）（2）
为了检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或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用每个省区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发展的论文数来代表人文社会科学创新水平或能力的高低，用P表示。
AGDP=AKαLβPλ（3）
其中AGDP主要表示各省区人均GDP，K表示各省区的资本投入，L表示各省区的劳动投入，α、β、λ表示资本、劳动和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的产出弹性。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所使用的计量模型是经过对数化的生产函数，其具体模型为：
LnGDPI=a0+a1LnL+ a2LnK+a1LnP（4）
式中GDPI表示经济增长指数，L表示劳动力投入，K表示资本投入，P表示科技投入。
（三）样本及资料来源
本文研究的样本区间为1979-2011年，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来度量，资本投入用固定资产投资来代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或创新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数来度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数据来源《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各省市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文社会科学发表数据来自于CNKI（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由于青海省缺少部分年份资料，因此，在分析研究中及统计检验中不包括青海省。
表3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经济增长
（四）计量结果
我们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的结果列于表3中，从表3可以看出，劳动、资本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615449、0.306140和0.099474，在对经济增长的三个解释变量中，劳动的贡献是最大，说明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走了一条劳动密集之路，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次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经济增长也呈正的贡献，模型估计结果均通过了相应水平的显显性检验，同时模型还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含义
我们运用1979年至2011年30个省区经济增长、劳动力、资本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面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贡献，凡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能力强的省区，一般多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省区。这启示我们，推进经济持续增长，必须大力繁荣人文社会科学，通过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为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增长提供更的智力支撑。
参考文献：
[1]洪名勇.科技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实力差异的实证研究[J].经济地理，2003（5）：606-610。
[2]龚廷泰.再论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2）：7-13。
[3]文兴吾.社会科学技术也是第一生产力[J]. 社会科学研究，1999（5）：16-20。
[4]马瑞萍.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J].理论前沿，2008（23）：35-36。
[5]林坚.人文社会科学地位、功能及其评价[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7（1）；19-25。
[6]尹书博.发挥社会科学研究优势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5-29。
[7]洪名勇.知识经济挑战传统理论[J].财经科学，1998（5）：14-16。
2012年贵州大学人文社科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GZDXJL201203）的最终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