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论文范文

社会关系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制度文化养成教育对策文化心理

制度是一种规范性文化，“社会规范和制度对人们行为指出一定的方法，形成一定的样式”。①高校制度文化实际是人们对“制度的态度、价值观和认同感等”。②高校制度文化是大学存在与大学所必须遵循的规范体系及文化心理调适制度，其本质是行为问题及影响人行为的思想观念、习俗习惯和文化心理等文化范畴。高校制度文化建设既是大学养成教育发展的要求，也是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一、高校制度文化与大学生养成教育的互动功能

高校制度文化是指高校的组织形式（结构）和存在于高校中现实的正式、非正式制度（规范）的总和以及大学人对大学制度的设计、执行、监督以及变革制度的内在价值取向、理性原则和认可程度等观念体系的总和，包括各种成文和不成文的制度以及人们对制度的态度、价值观和认同感等。它既包括学校长期形成的道德规范、师生之间惯常的互尊互爱礼仪习惯，也包括成文或约定俗成的规章制度等，既是高校发展中长期的积累与沉淀的结果，也是学校为适应教学管理由专门部门经过特定程序制定的，是高校发展的内在支撑，是调节高校社会关系的稳定器。

高校制度文化与大学生养成教育二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内在联系。陶行知说过：“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养成习惯。”养成教育是学校针对学生的思想品德、道德情操、心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实施的行为规范和严格的管理与教育实施过程。高校制度文化既是养成教育的外壳支撑，也是内在价值保障，二者协调发展，能产生良好的互动功能。

1.制度规范是养成教育的初始阶段。养成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良好的育人环境对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文明行为的形成具有极大的熏陶作用，尤其是高校制度文化对养成教育效果的扩张具有重大影响。从心理学上讲，人类有归属感、受暗示性、无意识等心理特征。在归属感的驱使下，个体会渴求归属和被集体所接纳，以便成为集体中的一员。大学生作为大学校园一分子，自然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暗示和感染，这些影响会有意无意地影响学生品德结构的形成，以及思想品德、个性特征和行为模式的形成。一所高校的制度性文化氛围，会对大学生的言行形成影响，符合道德的言行会受到鼓励、支持和肯定；不符合道德的会受到谴责与惩罚。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当事人改正和转化，这种转化就是高校良好制度文化下学生自觉调控的结果，而非他人强制的结果。因而，制度规范是养成教育的初始阶段。不过，当学生的道德素质和水平达到了更高的阶段之后，制度规则的作用就不那么明显了，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其在养成教育的早期所起的重要作用。

2.制度文化是德育养成目标合理定位的基础。所谓德育就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系统的影响，把一定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转化为个体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教育”。③德育目标的定位必须合理，必须与养成教育的目标一致，而且不能与学校、学生的特有文化习性相差太大，如果德育目标的定位太过于保守，大大落后于学校和学生的现实情况，那就根本起不到教育学生的目的，反而会妨碍到学生道德品质的发展。“制度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制度本身的科学性。这是制度的规范性特征在制度文化中的体现。它指的是制度的形式是公正的，同时制度的具体内容也是公正合理的。只有当制度具有科学性才能满足教育管理的需要，才能实现教育管理的预期目标”。④

3.制度文化是探索高校养成教育规律的结果。高校大学生的养成教育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而制度文化的形成正是这种规律探索的结晶。我们探索高校制度化的发展规律，终极目标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大学生的养成教育，而大学生的养成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需要有一种机制能够保证养成教育持久而有效地进行。这种机制应当是按照公正的原则，由严密的体系和行之有效的手段组成。这种机制应当不仅能够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更重要的是能够使学生形成自我约束的习惯，形成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形成客观看待事物的宽广眼界、审视客观世界的批判精神与开拓品质，这些恰恰是高校制度文化建设的宗旨和终极关怀。

二、我国高校制度文化缺陷对养成教育正功能的弱化与泛化

制度性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最高体现。完善的高校制度化建设是管理成熟的标志。传统的制度文化是一种约束性文化，它用“不准”“严禁”之类的话语形态把人的行为和精神圈定起来。这种制度文化常常以管理为标榜，在管理之中，又常常是只“管”不“理”或重“管”轻“理”。这种制度文化在对人进行约束的同时，纵容制度的扩张，导致“泛制度化”，严重削弱了对养成教育的正向功能。

1.规章制度缺乏系统性与延展性弱化了养成教育的功能。高校各项规章制度作为制度文化的外壳和依托，对学生养成教育具有直接导向作用。由于高校制度文化具有多层次性、多样性特征，具体规章制度形成了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局面，缺乏完整的系统性，甚至出现制度与制度之间相互抵触、同现行法律法规相冲突的局面，极大地弱化了制度文化的养成教育功能。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划，制度之间的指导思想差异很大，有的比较灵活，有的充满刚性，有的体现对大学生的引导，有的强调大学生对纪律的遵守。由于制度之间缺乏统一性、协调性和连贯性，造成了大学生养成教育缺乏延续性，从而延缓了其整体建设的进程。

2.制度文化培育参与机制的匮乏淡化了民主意识的形成。目前，高校制度文化多数是管理者考虑到管理的需要自上而下制定的，很少征求广大师生的意见。它忽视了作为被管理者和受教育者的大学生的参与权，从而导致大学生在制度制定过程中主体性的缺失，造成广大师生对制度缺乏认同感与信任感，因为“意向制度要获得完全的效力，就必须使人们相信制度是他们自己的”⑤。高校大学生对制度文化形成过程的缺位与匮乏直接导致学生缺乏民主意识，缺少参与精神，并使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严重削弱，对我们培育具有现代民主精神和公民意识的大学人文教育目标十分不利。

3.制度文化建设的功利化倾向削弱了公平和自由价值观的形成。任何规章制度都具有公平价值、自由价值等秩序价值，当前许多高校热衷于搞校园经济，追求经济效益，而在校园制度文化建设方面也侧重于维护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忽视了与全体师生之间的协作关系，也忽视了规章制度应有的公平价值。在高校，“官本位”思想突出，学术隶属于行政的现象直接压制了学术自由，对大学生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思想养成造成摧毁性的后果。在校园文化的塑造中，学术团体应当成为主要塑造者，因为只有学术的力量才能够真正体现大学精神与大学价值。⑥以行政来引领校园制度文化建设的结果就容易滋生“制造学术”现象，制造学术泡沫，导致学术腐败，扰乱学术氛围。大学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难免会沾染急功近利的学习风气，甚至有的学生养成弄虚作假的学术习气，不能静心于踏实的研究与探索。

4.制度文化缺乏人性化关怀降低了文化心理的认同。高校制度文化具有刚性，校内各级人员，基于制度本身的约束力以及对各种制度的认可，其行为自由必须接受制度文化的约束，否则就会受到相应的制裁或谴责。但目前高校制度文化的价值取向上，惩罚居多，校园规章制度严酷，缺少人性化关怀。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大学生群体受到的压力空前，人性化关怀就显得更为珍贵。在大学所有的教育资源中，“以人为本”是现代大学最重要的办学和管理理念。高校制度文化建设只有以“以人为本”为基础，尊重人权，满足人的需要，才能使学生产生心理认同，才会主动参与到制度文化的形成中去，才能使他们形成良好的主人翁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和守纪精神。

三、发挥高校制度文化建设对养成教育功能的路径设计

1.优化与融通制度文化，推进大学生制度化建设。加强高校制度文化与非制度文化、制度文化之间的整合与融通，增强高校制度文化的系统性与传承性。大学制度文化既是对规章制度硬性规定的认同与遵守，也是对价值体系、文化形态等文化心理的培育。所谓的大学生制度化建设，就是指大学生自觉地把校园制度文化建设的内容当做自己发展和修养的目标，把存在于外部的制度规章内化成自己内心世界中的道德原则信仰，并自觉加以实施的过程。首先，要完善大学生对高校制度文化的参与机制。要使全校师生拥有学校发展决策制定的参与权和对重大事件的质询权，使他们能参与到校园管理制度尤其是学生管理制度的制定中来，提高他们对校园制度文化的认同与敬畏感。其次，整合校园制度文化与非制度文化，提高其合法性、权威性与可操作性。需要对高校校园制度文化进行梳理和整合，绝不能出现相互抵触、甚至违反法律的情况，要制定切实可行的高校规章制度，紧密结合学生实际，培养学生的认同感，最大限度降低执行的阻力。再次，加大高校制度文化改革，坚持以人文本，把以德治校与依法治校结合起来。高校在制度的取舍中，应当从“人之好奖不好罚”的本性出发，多采用奖励性规范，尽量避免惩罚性规范，把人文关怀与纪律要求结合起来，重点培育学生的纪律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2.审视与革新大学理念，培育大学人文精神。重新审视大学教育思想和大学理念可以从源头上探寻现代大学制度的真谛，找到学生养成教育的基点。如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思想构成现代大学制度框架的主题内容，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养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首先，要认真结合学校实际凝练大学办学理念，通过校训、办学理念等方式加强对学生养成教育的形成。要崇尚学术自由，培育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形成敢于和善于批判现实的敏锐眼光与态度。其次，完善大学制度文化的养成教育机制。大学理念是解决大学制度为什么要这样的问题，体制和机制是解决现代大学制度如何运行和怎么操作的问题。要对那些制约大学人文精神养成的高校制度文化的运行机制进行革新，解决好高校办学功利化的倾向、学术成为行政的派生物倾向等不良现象，尽最大努力为学生求真务实、追求真理和民主精神的养成创造良好条件。要化解先进的教育改革理念与传统的制度文化之间的矛盾，勇敢、深刻地认清传统制度文化的本质、特性和表现形式，找到高校应有的文化品位、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的实现途径，为大学生养成教育的实现创造良好的精神平台。

社会关系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受众研究；使用与满足

受众，简而言之就是指信息传播的接受者，包括报刊和书籍的读者、广播的听众、电影电视的观众。在当前的媒体市场中，传播者愈发重视受众在整个传播过程的作用，受众细分、受众调查等方式或手段也经常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与此同时，伴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受众的范围越来越广，传播过程的交互性(interactivity)也更加明显，受众的研究分析也变得更加重要。

在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历史上，关于媒介效果的争论实际上是对受众状态及其与传播者关系的争论，而传播效果发展的历史也是一个承认受众的过程。正如同斯坦利·巴兰和丹尼斯·戴维斯在合著的《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中的梳理：“媒介受众研究始于20 世纪初。早期的研究者中大部分都着眼于对受众的描绘，判断媒介对人们是否直接起作用。到20 世纪60年代，这一研究已不再生产新的见解。在过去三十年里，研究者把注意力转向新问题，发展出新的媒介理论来解释人们使用特定媒介的原因，以及使用这一媒介对他们自身的意义。下面，笔者将从受众研究的角度加以分析：

一、由“信息来源主宰(source-dominated)理论”到“受众中心(audience-centered)理论”

经验研究刚刚开始时最早的广泛流传的“魔弹论”中，研究者将人类群体描述成由无理性的生物组成，他们可以被精心设计的大众传播刺激动摇并被控制。在之后的研究中，受众被认为只能被动的接收传播者传递的信息，研究重点在传播者和传播过程，“火星人入侵地球”的研究重点在于比较个人的差异和两种听众在社会分类方面的特性并且揭示了：社会关系与受众对广播的反应之间存在一定关系，但这一研究最初的直接目的并不是要了解大众传播的效果，而只是一项对恐慌行为的研究。在“人民的选择”中，重点在于大众媒体对选民影响的研究，虽然最终的结论是：社会关系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不仅是接受者更是传播者。但直到赫塔·赫佐格指导的“日间广播连续剧的听众”调查，人们才开始研究受众对媒介的使用过程，分析受众心理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在个人从众多媒介内容中选择某一特定讯息时起到了什么作用。

尽管在方法上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赫佐格指导的“日间广播连续剧的听众”调查应该可以称得上开启了传播效果研究中对受众分析的先河，随后也有学者对“使用与满足”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而在之后的里程碑研究中，我们也可或多或少的看到关于受众分析的内容：衣阿华杂交玉米种研究中，布莱斯@瑞恩及其助手指出在创新扩散过程中，早期接受者与晚期采用者在经济、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区别；耶鲁研究中，霍夫兰领导的团队分别从群体归属和个性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受众与说服效果之间的关系；在“儿童生活中的电视：早期研究”中，研究者分析不同儿童对电视的使用存在的差异来源于：年龄、性别、智力、社会阶层背景、儿童社会关系的质量（如亲子关系等）。

尽管这些研究中都涉及受众分析的部分，然而，媒介效果研究真正实现从信息来源主宰理论到受众中心理论的转变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这一时期，积极的受众和寻求满意度的受众的概念开始被接受，却与功能分析混淆在一起。针对这样一种误解，查尔斯·赖特(Charles Wright)就曾指出：要理解功能主义与大众传播的联系，有必要对功能（日常进行的传播活动的后果）和传播活动的效果加以区分。她还表示，除非人们以某种方式使用媒介内容，否则媒介不能发挥预期的功能。所以，只有足够的受众愿意以某种方式使用媒介内容，新闻媒介才能实现其社会功能。

二、受众理论的类型梳理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受众研究提出了不同类型的受众理论，根据对手中地位的不同认识，可将这些理论分为三类九种，即：属于“附属论”的靶子论、商品论，属于“主动论”的个人差异论、社会分类论、社会关系论、社会参与论和文化规范论，属于“中心论”的顽固受众论和自助餐理论。

对手中的研究实质是围绕主动或者被动而展开的，而说到底，受众的地位实际上是附属和中心、主动和被动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传播者传递的信息只有受众接收才有意义，换言之，受众接收何种信息、接收信息的程度如何直接影响着大众传播的效果，受众在传播过程中并不是简单的被动接受，而是同时扮演着大众媒介消费者、媒介信息的接收者、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和传播效果的反馈者四种角色。而另一方面，尽管受众是一切传播活动的归宿，也只能接收传播者传输的内容，他们只有选择的自由却没有不选择的自由。因此，不管是夸大传播者地位的“附属论”或者强调受众地位的“中心论”都有失偏颇。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丹尼斯，麦奎尔等著，祝建华等译，大众传播模式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8

[3][美]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著，刘海龙等译，《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6

[4]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著，曹书乐译，《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第三版）[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0

[5]李新祥，受众理论的类型分析及其启示，[Z]. 第二届（2008）西湖媒介素养高峰论坛论文

[6]Schramm，Wilbur.Men， Messages，Media[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3

[7]Stanley J. Baran， Dennis K.Davi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Foundations， Ferment and Future， (2nd Edition)[M]. Wadsworth，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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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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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网络改变了大众生活中信息传播的方式和进程，新媒体高效的信息扩散和多向互动模式给网络热点事件搭建了绿色民间通道。而一部片子成功的背后往往有很多与人相关的因素，本文通过对柴静雾霾深度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在网络上迅速走红背后人为因素进行研究，以及对受众反应等百态人性进行分析。利用社会关系论、沉默的螺旋和群体压力等理论，报告研究所得出的人为因素的结果。 关键词：名人效应;新媒体;群体压力;道德指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11-0057-02

2015年2月的最后一天，柴静调查雾霾的长达103分钟的公益作品《穹顶之下》，将雾霾这个词一下子拽到大家眼前。“雾霾”这个词的搜索量，在这天陡然上升，一下子占据了公众的视线。片子中的柴静，一改以往干练的记者形象，穿着白色丝质衬衫，牛仔裤和小皮鞋，做了一场演讲。“雾霾是什么？”“它从哪里来？”“我们怎么办？”，这些科学性极强的问题，被柴静掰开了揉碎了，她以一个母亲的形象，将这些问题娓娓道来。无论是迅速成为全民热议话题，还是形成的受众反应，都离不开人的因素。本文将对《穹顶之下》的人为因素进行分析和论述。

一、名人效应，从私人恩怨到同仇敌忾

从出品人柴静来说，在央视作主持人积累下的无形资产，为作品的井喷式的爆发提供了第一推动力。柴静这个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她本身就像是一张通行证，能够让采访顺利进行。而作品的持续性的转发除了建构在第一推动力的基础上，最根本的还是作品的质量。《穹顶之下》的制作队伍无比强大，不仅有在央视平台维系下来的紧密团结的创作团队，还有罗永浩以及他的锤子团队、大V记者、优秀的调查记者等智囊团，这些因素造就了《穹顶之下》的超一流专业水准。

从传播者来看，《穹顶之下》由柴静、人民网和优酷联合首发，优酷网PC和移动端都给了头条位置，并在官方微博、微信强势推送。而腾讯视频不仅有首页推荐，更有多产品线同时发力，多家视频网站紧随其后。柴静的“男闺蜜”崔永元、白岩松、罗永浩等微博认证大V也鼎力支持，“名人效应”成为《穹顶之下》迅速传播的助推器。

柴静已经成为了一个新闻符号，她在多年的记者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柴式风格。在《穹顶之下》中，她以一个母亲的角色平静地叙述女儿的故事，看似本色出演，波澜不惊，但实际上与视频内容有着极大关联，这种强大的叙事能力和个人代入感都让人们更容易产生共鸣，不容小觑。柴静在谈及制作这部作品的初衷时，她总是说这是她与雾霾之间的“私人恩怨”。柴静可以说是公然出于“私人恩怨”而制作一部作品，而她的这部作品实际上却具有超越几乎以前的所有作品的公共性。她在看似背反的事实后，实则讲述了媒体议题的普遍规律：任何公共议题都牵涉个人权益和私人视角;反之，任何个人与他人的利益和情感关系中，都可能涉及公共议题。也许柴静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她能准确地找到公共事件中的个人视角，并确信，有足够多的人与她“同仇敌忾”。

二、新媒体时代全民刷屏

一经推出，《穹顶之下》巨大的点击量和转载量以及话题的热门程度都使新媒体的影响力发挥到了极致。《穹顶之下》本身自媒体式的内容创作，以及新技术模式所赋予的多样化呈现，例如柴静TED式演讲、Flas、信息可视化、无人机拍摄、移轴摄影等多种技术的加入使数据更加可观。并且，柴静通过一种大众化的语言融合个人的情感将环境这一严肃的问题可以说是娓娓道来。个人情感的加入甚至一些笑点的出现更加使原本枯燥的数据被人们所理解，从而受到更多的关注，引起更多人的共鸣。

《穹顶之下》的走红和新媒体密不可分，在新媒体时代，传播不是一次性的过程，是多种形式的交替和配合。无论是UGG形式的信息的发掘，还是编辑力量的介入及管理，再到发起以及组织衍生话题，后期形成多形式的编辑力量的管理，再到跟进多重媒体形态。纵观整个过程，关键就在于终端渠道的配合。首先是视频网站，各个网站的播放量惊人，点赞量也远超被踩量;其次是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已然拥有6.3亿网民，5亿微博、微信用户，媒体的信息发送量超过200亿条[1]。从功能定位来看，各大视频网站所提供的资源和各种业务分类能够满足人群浏览、表达、分享的需求，与其他年龄段的网民相比，年轻网民更喜欢转载和分享，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接受新鲜事物。因此，《穹顶之下》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中能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反馈。

网络悄然改变了人际之间信息传播的方式，新媒体的高度信息扩散和多向互动特点给《穹顶之下》的传播搭建了民间绿色通道，不同于审核程序繁琐的传统媒体，《穹顶之下》在新媒体渠道下通过互联网迅速走红。自媒体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而产生的，它不仅传承新媒体的特点，在公民的参与度、自和话语空间上又有了一定的超越。以先进的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为支撑，自媒体信息和传播的速度快，信息制作的形式多样、自主性强。自媒体的盛行让《穹顶之下》病毒式地迅速传播，通过社交网络爆发性的链条式传播刷爆朋友圈，形成“全民刷屏”的现象。

三、追随主流加上群体压力效应

网络的传播无疑是强效的助推器，而究其根本，《穹顶之下》的大红大紫还有一方面是因为雾霾这一话题契合大众，追随主流。环保一直是我们关注的热门话题，这个片子无疑是撞到了民众的心坎上。视频里，柴静提到了一个公开企业排污信息的手机应用――污染地图。从2014年6月应用上线到视频播出前夕，“污染地图”下载量一直很平稳。而《穹顶之下》播出的当天下午，下载量一下子突破了数据库运行的极限，导致手机应用无法正常运行，许多老用户也无法正常使用。然而，应用的罢工并没有激起网友的愤怒，大家给予了极大的耐心：“没关系，我们等”。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称：“这也说明公众强烈地希望能做些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成为“环保行动派”[2]。根据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提出的社会关系论，受众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属于不同的社会团体，团体内各成员往来关系复杂，团体成员的各种社会关系左右着他们对媒介信息的选择，从而制约着大众传播的效果[3]。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各领域的大V们也逐渐担任起“意见领袖”的角色。此次事件中，柴静及身边的名人好友起到了意见领袖的重要作用。他们通过微博和微信平台的转发，并且与粉丝互动，对大众产生了影响，形成了信息传递的两级传播，加速了《穹顶之下》的扩散。

德国女传播学家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一种描述舆论形成的理论假设――“沉默的螺旋”。当赞美声充满了整个网络世界，受众看见自己赞同的观点，趋向于选择与自己意见相投的团体，反过来，个人对于此意见的信心也因团体对意见的认同而加强[4]。粉丝们在这种情况下，更加积极地加入转发和宣传的行列，这些行为都在为肯定的声音增势，支持的观点便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此时，对立面的观点很有可能会遭到群体意见的抨击，即使有人持反对观点，亦会保持沉默。最后，反对一方的沉默又能反过来造成支持一方的增势。群体压力能够影响受众对媒介内容的接受，迫于这种群体压力，《穹顶之下》的受众不断扩大。

四、“中国特色”的道德指控

纪录片一经播放，不仅很快引起了全民热议，网民还被迅速地划分为两个阵营：支持柴静和反对柴静。面对这样一个涉及到几乎所有中国人切身利益的公共议题，很多人并没有就事论事，而是选择一贯的对别人进行道德评判。互联网是个喧哗的广场，很容易沦陷为不提核心议题，而纠缠于议题核心人物的道德评估。这种不够理性的舆论雾霾和言论痛殴，是颇具中国特色的病态话语污染。

对体制的不信任，导致了对身份、对人性的不信任，导致人们怀着警惕之心审视他人的行为。面对一个公共议题，公众需要讨论和评论的本应该是公共议题本身，而不是视频制作者的道德甚至是私生活。批评是为了什么？为的应该是道出真相或真理，而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许多评论人认为，在所有的批评之中，动机批评和道德批评，不仅不能算作是批评，还可能会造成将公共议题悬置一旁的批评位移。纵观目前中国批评队伍，理论匮乏，评论的素质稂莠不齐，批评文本中甚至还出现大量式话语。这种状况导致很多媒体人误认为批评就是反对和否定，甚至认为值得赞美的事情也可以无缘由地打击[5]。

批评归批评，众所周知，公民社会的形成，不但靠公民间的良性对话，还需要公民加强自身的行动力。雾霾的确可以说是众矢之的，但大家面对它的时候普遍有一种不知该如何下手的无力感，也正是抱怨和批评大量出现的原因之一。如果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己所做的一点点事情可以让事情本身变得更好，那他心里就可以踏实了。民众也逐渐培养出一股更为积极、有建设性的力量，越来越多的人在追求这种“心里踏实”。

五、小 结

笔者认为，当柴静因为她的努力和付出而被置于道德高峰时，炒作也罢，真诚也好，最好的态度不是质疑，而是期许和鼓励。往小了说可以鼓励其本人，往大了说则可以鼓励社会大众。环保意识的提高任重而道远，无论片子为什么而火、怎样火起来的以及它能火多久，公众们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探究这一部片子而已。柴静说：“我要做的事情，就在此时，就在此地，就是此身。”这，也正是普通人应该有的决心。

参考文献：

[1]向宁，向志强.《穹顶之下》走红的传播学解读[J].今传媒，2015（4）.

[2]张盖伦.穹顶之下，并非柴静的“私人恩怨”[N].科技日报，2015-03-02.

[3]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4]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社会关系论文范文第4篇

内容提要: 犯罪客体是我国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中的一个独特要件，它充满政治意识形态的性质，对该要件的抨击由来已久，即使主张保留犯罪客体要件的，也都对它进行改造；可以说，犯罪客体是四要件中争议最大的要件。犯罪客体应从犯罪成立条件中去除，这是必然趋势，同时这也是犯罪客体的去魅过程。

一

犯罪客体是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中独具特色的一个要件，它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是社会危害性理论在犯罪构成中的直接体现。随着我国刑法学的演进，犯罪客体要件面临着挑战，其何从何去成为犯罪构成改造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拟以从犯罪客体到行为客体的发展为中心线索，进行学术史的考察。

犯罪客体中的客体是一个哲学概念，并且是与主体相对应的概念。因为主体与客体往往并称，只有在两者的对应关系之中，才能确定各自的内涵与外延。我国学者指出：

“主体”和“客体”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呢？根据概念的语义性质可以理解：作为实践、认识活动中，两个既相对立又相联系的实体性要素，主体是指实践者、认识者，或实践、认识活动的行为本身，客体是指实践对象、认识对象，或主体行为的对象本身。简言之，主体是指某一关系行为中的行为者，客体是指这一关系中的行为对象。[1]

由此可见，在哲学上，主体是指行为者，而客体是指行为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说，客体与对象为同一之物。客体这个概念，较早就被引入刑法学。在我国民国时期刑法学中，在犯罪成立条件中就包含了客体这一要件。例如民国时期学者郗朝俊将犯罪成立条件分为一般的成立要素与特别的成立要素，在一般的成立要素中就包含了犯罪客体。那么什么是犯罪客体呢？郗朝俊认为，犯罪客体有以下两种含义：

第一意义，指犯罪之标的物而言，申言之，为被害人之法律利益，即被害法益也。其法益之种类如何？则非所问。故几依刑法所保护之一切利益，（法益）均得为犯罪客体，例如生命、身体、自由、名誉、、信用、风俗、胎儿、法人，及一切财产者皆是也。

第二意义，指犯罪受动的主体之被害者而言，被害者，即因犯罪而蒙损害者也，有广狭二义：一指直接间接为犯罪客体之国家；一指直接被其侵害法益之私人（自然人与法人）而犯罪之被害者，不以犯罪主体之诸种条件为必要，故如年龄幼稚者及精神障者无论矣，即有不治之病及受死刑宣告者，尚为法益之主体，故亦得为犯罪之被害者。又无人格者，例外上亦得直接之被害者，例如以法律组织之议会，得为诽毁罪之被害者，未出生之胎儿；得为堕胎罪之被害者是也。[2]

从以上论述可知，民国刑法学中的犯罪客体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行为客体，即犯罪行为所指向的人或物。这里应当指出，在论及物的时候，民国学者将物解释为法律利益，即法益。这里的法益，民国学者认为与犯罪之对象(gegenstand)或标的（objekt）同义。[3]那么法益之作为犯罪客体与被害人之作为犯罪客体，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呢？对此，民国学者指出：

法益与被害人，意义不同，以被害法益为犯罪之客体与只以被害人为犯罪之客体，当然大有差异，通说主张以犯罪客体为法益，以被害人为法益之主体。以法益为犯罪客体时，有犯罪必有客体，不必另有被害人存在。例如公然陈列猥亵文字图画物品之罪，风俗即其客体，不见有所谓一定的被害人。反之，窃取人之财物，则以财物为客体，而财物之所有者，占有者，即其被害人。侵入住宅，以居住自由为客体，以居住于住宅以内之人为被害人。杀人罪，以生命为客体，以被杀者为被害人。内乱罪，以秩序为客体，以国家为被害人。法益种类固多，而犯罪之被害人，亦有国家个人之别。以被害人为犯罪之客体，远不如以被害法益为客体，故余辈亦以通说为适当，从此用例而立论焉。[4]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学者对于法益与被害人的关系的解释，尤其是法益与目的物的关系的解释，还是存在一些逻辑上的混乱的。因为法益是一个规范概念，它与作为实体概念的人与物还是存在较大区分的。简言之，人与物主要决定行为的事实性质，而法益则决定行为的法律性质。这里实际上涉及保护客体与行为客体的区分，尤其涉及法益这一概念在刑法学中的地位。例如较早提出法益概念的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提出了“作为法益保护的刑法”的命题，把法益(rechtsgueter)界定为由法律所保护的利益。[5]在这种情况下，法益就不是一个犯罪客体的问题，而是刑法存在的根基问题，它决定着刑法的性质。为使法益与行为所具体指向的人与物加以区别，李斯特区分了保护客体与行为客体。我国学者指出：

李斯特的法益论严格区分了保护客体与行为客体。在将法益理解为犯罪的客体(objekt des verbrechens)或侵害的客体(angriffsobjekt)时，产生了以下的问题：以杀人罪为例，犯罪的客体是“人”即具有生命的他人身体呢，还是“人的生命”呢？“具有生命的他人身体”作为一种感觉的对象或自然的因果存在，是可以认识的外部现象，而“人的生命”是价值考察的概念，是价值的客体，二者是存在差异的。李斯特认为，法益作为法理论的概念，不是指向的物的、外部的对象（人或物），而是指法所保护地价值的客体(wertsobjekt),行为所指向的物的、外部的对象即人与物则是行为客体。即在杀人罪中，具有生命的他人身体是行为客体，他人生命则是保护客体即法益。根据李斯特的观点，将犯罪作为外部的经过来考察时，法益并不能进入视野,只有将犯罪作为法侵害来考察时，法益才能进入视野。在该法益侵害的领域，不能使用因果性的范畴。因此，法益在因果上是不可能受侵害的；认为“盗窃行为侵害了法所保护的所有（权）这种利益”是重的误解，所有（权）这样的法益，是目的思考观念下的权利本身，是一种概念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危险），只是在比喻的意义上使用的表述，因为法所保护的利益即法益化体系行为客体即人或者物中。总之，法益不属于因果法则支配的世界的现象，而行为客体则是属于因果法则支配的世界的现象。[6]

在以上论述中，李斯特意图将法益隐身在人或者物的背后，即法益外化为行为客体（人或者物）。这样，法益成为保护客体，而人或者物则是行为客体。当然，在李斯特的这一思想中，也存在一些过分哲理化的逻辑，即行为客体受因果法则支配，而法益不受因果法则支配，属于目的思考下的观念。这一句话的实际含义是指：行为客体属于事实范畴，而法益属于价值范畴。因而，行为客体与法益的区分，也就是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但难以理解的是，李斯特说法益在因果性上是不可能受到侵害的。这一理解与我们所具有的常识是矛盾的，通常我们恰恰认为，行为客体是不可能受到侵害的，真正受到侵害的是法益。其实，李斯特本人也曾经指出：就其本质而言，犯罪是一种特别危险的侵害法益的不法行为。’因此，李斯特并不认为法益不可能受到侵害，而是“在因果性上”不可能受到侵害。这里的“在因果性上”可以理解为在物质层面上，这一思想与李斯特的法益精神化、价值化的思想有关。在法益的基础上，李斯特形成了实质的违法性理论，把法益侵害作为实质违法性的根据。

基于法益与行为客体是价值与事实的关系，在古典派的犯罪论体系中，构成要件是价值中立的，因此，在构成要件中只涉及行为客体而不作价值评判。价值评判是在违法性阶层完成的，而以法益为基础的实质违法性也就成为判断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构成要件与违法性就成为形式与实质、事实与价值的关系。此后，随着构成要件的实质化，法益被纳入构成要件，成为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判断的主要根据。而违法性则相反，它似乎形式化了，即只有存在类型化的违法阻却事由，违法性才被排除；否则，就可以直接由构成要件推定其行为违法性的存在。例如，德国学者在论及法益和行为客体的关系时，提出了法益是“被承认的构成要件结构和解释的基础”的命题，并对此作了论证，指出：

法益不能够理解为可感知的对象，而是社会秩序的精神价值。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现存的安全、福利和尊严均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所涉及现实对象，被叫做行为客体(handlungsobjekt）或攻击客体(angriffsobjekt),行为客体可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可作为身心的统一（人的身体或生命）、作为社会价值（被侮辱者的名誉要求）、作为经济价值（财产）、作为物（可狩猎之动物）、作为现实的状态（物的可使用性），等等。如理想和现象一样，法益和行为客体相互关联，但在概念上又相互区别。行为的结果非价存在于对行为客体的现实影响中。而法益作为理想的价值逃避了行为人的攻击，它虽然可能被蔑视，且在行为客体形态下还会受到攻击，但不会真正被“侵害”。[8]

在这种情况下，法益就成为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理解的根据。它不是构成要件的具体要素，而是构成要件的内在形态，是对构成要件进行解释的一种工具。在罗克辛的客观归责理论出现以后，对构成要件的实质判断，主要通过客观归责承担。客观规则以风险为核心，形成一系列刑法教义学的判断规则，由此而贯穿法益观念。例如罗克辛在论及风险减小时归责的排除的理论根据时，就认为排除一种结果归责，因为禁止这样一些行为本来就是不合理的，它们不仅没有使受保护的法益的状况变得更坏，反而是变得更好。[9]通过客观归责理论，法益判断被教义学化。

二

苏俄刑法学中的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并且是犯罪构成的第一个要件，赋予其在犯罪构成中的重要地位。其实，犯罪客体这个概念，在沙俄刑法学中已经存在。例如沙俄学者塔甘采夫在犯罪构成中划分出三个要素：第一，行为人－犯罪人；第二，犯罪人行为所指向的事物——犯罪客体；第三，从内部和外部研究的犯罪行为本身。[10]从上述观点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塔甘采夫所说的犯罪客体，是指犯罪行为所指向的事物，即行为客体。这种主体--客体-内容的结构，实际上是一种法律关系的分析方法。例如我国法理学教科书认为，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产生的、以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特殊的社会关系。[11]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包含主体、客体、内容等要素。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法律关系中权利的享受者和义务的承担者。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权利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权利与义务。因为一般法律关系是以权利与义务为中心的法律关系，因而主体与客体都以权利与义务为中心展开。如果把这种法律关系的分析方法适用于对犯罪现象的分析，就形成犯罪主体、犯罪客体和犯罪行为这样一些基本要素。在这个意义上的犯罪客体，是指具有事实性的行为客体。但在另一层面上，犯罪客体又在价值性的、评价性的意义上使用，这实际上已经指向了保护客体。在苏俄刑法教科书中曾经将资产阶级刑法学者关于犯罪客体的观点分为规范观念与法益观念，并将塔甘采夫归入犯罪客体的规范学派，指出：

革命前俄国刑法学者塔甘采夫确认犯罪为违犯在实际存在中的法律规范，犯罪的客体即表现在生活中的法律规范，此生活利益系属于主体权利范围，而受此规范保护者。[12]

苏俄学者对塔甘采夫的上述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是唯心主义的学说。对比塔甘采夫关于犯罪客体是犯罪行为所指向的事物与犯罪客体是表现在生活中的法律规范，两者直接存在明显的差别。前者表述的是犯罪成立的事实要素，而后者表述的是犯罪的法律性质。但在一百年以后，俄罗斯学者又似乎在为塔甘采夫翻案，指出：

h·c·塔甘采夫本人在犯罪客体问题上的观点，尽管过去了差不多一百年，仍然是最正确的和有意义的。这一观点如下：“规范的生命表现形式只能是使它产生、赋予它内容，成为其证明的东西，这就是生命的利益，人类公共生活的利益，同时在决定着单个的人、社会、国家和整个人类在其身体、精神和道德领域内的存在与成功的全部事物这一极广泛的集合意义上使用这一表现。社会生活在其个别的和社会的表现形式上创造利益并引起对利益的法律保护，因此这些利益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结构，体现为法律财富的意义并且本身赋予法律规范以内容，同时成为法律规范的生命表现形式，以自己的总和构成法律秩序的生命表现。在这里，法将生命利益变成法律财富的同时，法不仅承认这种利益的存在，不仅给它保护和维护，而且改变其数量、形式、有时甚至是内容，减轻其局部的、个别的性质并使之具有社会的公共的意义……由此可见，对法律规范实际存在的侵害就是侵害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侵害法律财富。”[13]

从以上论述来看，塔甘采夫从规范的内容是利益这样一个视角，对违反规范的性质作了解读，其含义与李斯特的法益说大体上是相似的。[14]由此可见，苏俄时期对塔甘采夫的犯罪客体的规范概念的批判并不科学。实际上，塔甘采夫虽然对所谓的犯罪客体作了具有事实与规范的双重解读，但由于当时并没有形成犯罪构成体系，因而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是行为客体，而价值论意义上的犯罪客体主要是在犯罪概念中讨论的。我国学者根据塔甘采夫犯罪构成三要件中包含犯罪客体这一要件，因而得出以下结论：

在俄罗斯刑法史上，最早提出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件的不是a·皮昂特科夫斯基，也不是其他苏维埃刑法学者，而是沙皇俄国学者。毫无疑问，前苏联的犯罪客体理论是在批判吸收资产阶级犯罪客体理论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起来的。但需要明确，这里所言的资产阶级犯罪客体理论主要是指俄国的犯罪客体学说，其理论源头是德国早期的刑法理论。[15]

笔者以为，以上结论并不正确。因为塔甘采夫在犯罪构成三要件中的犯罪客体是指行为客体，这一点是十分明确毋庸解释的。塔甘采夫关于犯罪客体是生活利益等观点是存在的，但它与作为犯罪构成三要件之一的犯罪客体是完全不同的。苏俄学者关于犯罪客体的理论受到沙俄时期刑法理论的影响当然是不可否认的，但明确地把犯罪客体--不是行为客体而是保护客体纳入犯罪构成，则仍然是苏俄学者的独创。例如俄罗斯学者提出：

苏维埃刑法学在几十年间坚持了犯罪客体概念，它起源于苏维埃国家最早的立法文件（其中包括1919年的《苏维埃刑法指导原则》)。这一概念的实质在于认识犯罪的客体是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16]

一般认为，关于犯罪客体是苏俄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提出来的。1928年，皮昂特科夫斯基教授在《苏维埃刑法教科书》中第一次提出：“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来看，把犯罪客体看作是某个具体阶级的社会关系是正确的。”[17]在这一犯罪客体定义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以下三点。

（一）理论根据

苏俄刑法学中的犯罪客体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苏俄学者在论及犯罪客体的时候无不以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的以下经典论断为其根据：

犯罪行为（盗窃林木的行为—引者注）的实质并不是在于侵害了作为某种物质的林木，而在于侵害了林木的国家神经—所有权本身……[18]

林木与林木所有权的关系，也就是财物与财产所有权的关系，就成为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的关系，由此确立了犯罪客体的地位。马克思上述对盗窃林木的实质分析，当然是十分深刻的，对于我们理解犯罪的本质具有指导意义。但是能否从以上论断中直接引申出犯罪客体的理论根据，则是值得质疑的。

（二）阶级性

在皮昂特科夫斯基关于犯罪客体的概念中强调了犯罪客体的阶级性。这种阶级性实际上是社会危害性在犯罪构成中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说，犯罪客体成为社会危害性的载体。在苏俄早期刑法学中，社会危害性被理解为阶级危害性，并且把社会危害性当作犯罪的本质特征。应当指出，在苏俄刑法学中，对于社会危害性是否属于犯罪构成的一个具体要件，是曾经存在争议的。有些苏俄学者把社会危害性当作犯罪构成的一个具体要件，以此强调社会危害性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另有些学者则认为社会危害性并不是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说如果把社会危害性看作是犯罪构成的一个具体要件，实际上是贬低了社会危害性的重要意义。社会危害性是通过各个犯罪构成要件体现出来的一种性质，它体现在犯罪构成的全部因素的总和中。[19]但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强调犯罪客体对于社会危害性的决定性作用。

（三）社会关系

苏俄刑法学中的犯罪客体，最终以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作为其实质性存在。社会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的一种基本分析方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对社会进行解释。狭义的社会，是人们相互作用的系统，是社会关系的某种形式。这个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就是社会由于它本身才能存在的那种东西，就是规定社会本身的性质并构成社会基本内容的那种东西，把社会本身整合成整体系统的那种东西。广义的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是由各种社会观念，包括物质生产活动、集体实践的全部其他形式，社会和政治制度；家庭和阶级组织，精神文化，社会意识的全部内容构成的。苏俄学者认为，无论是狭义的社会还是广义的社会，都离不开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永远反映每一个社会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性，是社会现状和可能性的最重要标志。[20]由此可见，苏俄学者几乎把社会关系视为社会的代名词，对社会的研究主要就是对社会关系的研究。在这样一个含义宽泛的社会关系背景下，犯罪客体具有较大涵括力，同时也必然带来空泛性的缺陷。

犯罪客体成为苏俄刑法学四要件犯罪构成中的第一个要件，成为承载政治价值评判功能的一个重要要件。正如苏俄学者指出：

把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作为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这种提法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这里强调了苏维埃刑法的阶级性，因为符合并有利于苏联人民的社会关系被公开宣布是受到保护的客体。苏维埃刑法保护苏联人民的政权、社会主义财产和社会生义经济体系，而剥削阶级国家的刑法则保护剥削阶级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以及人剥削人的关系。

犯罪客体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能判断危害社会行为的阶级的政治性质，判断它们的本质。正确理解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还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它能够将犯罪行为同不是犯罪的行为区别开来，因为只有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才是刑法保护的客体。[21]

苏联解体以后，在俄罗斯刑法学中，犯罪客体的观点受到了挑战，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思想轨迹是朝着否定传统观点的方向发展的。[22]当然主流的观点仍然坚持犯罪客体，并且把犯罪客体理解为社会关系。只不过这种社会关系的阶级性与政治性大为消解。例如俄罗斯学者指出：

刑法现在保护的客体非常多且刑法典第2条第1款只是个概括性的规定。根据俄罗斯宪法中规定的社会价值体系“个人—社会—国家”的体系结构，这些客体是按照三个基本的社会关系体系，根据他们的意义进行的分类。第一类体系包括的是个人的不可侵犯的关系：生命，健康，荣誉，尊严，性自由，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此外，还将社会中的职能经济关系也归入此类：财产权、从事企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的规则。第二类是由保障社会安全的体系构成：人民生命、健康安全、适宜的自然环境，交通运输的正常职能发挥，计算机信．息安全。第三类是指保障国家及其制度的职能发挥：俄罗斯联邦宪法制度和外部安全，政权机构和管理机构的正常活动，有效和公正地执行司法审判。[23]

从以上犯罪客体的内容来看，它与苏俄时期的犯罪客体已经大不相同。但犯罪客体的功能则是相同的，主要起到实质判断的作用。在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中，如果去除犯罪客体，则该体系将崩溃瓦解。

三

我国刑法学引入苏俄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因而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要件之一，这一点曾经是确定无疑的。但在我国刑法学中，对于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的批判性反思，也恰恰是从否定犯罪客体入手的。在我国刑法学界，对于犯罪客体主要存在否定论和改善论。这两种观点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展开，甚至否定论的观点还要出现得更早一些，也许，正是否定论的观点才引发了肯定论者对于犯罪客体的反思与改造的热情。因此，我国刑法学界对于犯罪客体的学术史还是按照否定论与改善论的先后线索予以展开。

最早对犯罪客体提出质疑的是张文教授。张文教授明确提出犯罪客体不应当作为一般的犯罪构成要件。正如同苏俄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作为犯罪客体的理论根据，否定犯罪客体也是以对上述语录的重新解读作为切入点的，由此可以降低政治风险，以此表明否定犯罪客体并不是政治上的反动。这是一种十分巧妙的论辩策略。因此，张文教授在引述了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的那段语录以后，作出了以下解读：

在上面引证的马克思的那段话中，明明讲的是“犯罪行为的实质”，而不是讲的盗窃(林木）罪的构成，如果把马克思的话理解为“犯罪客体”，那未必符合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挺身捍卫贫苦群众的物质利益, 烈抨击普鲁士林木盗窃法为了保护林木所有者的利益，而有意混淆罪与非罪的界限的丑恶行径。当谈到有人主张对拣枯枝的人也要处罚时，马克思写到：“拣枯枝和盗窃林木是本质不同的两回事。对象(着重号是引者加的）不同，作用于这些对象的行为也就不同，因而意图也就一定有所不同，除了行为的内容和形式以外，试问还有什么客观标准来衡量意图呢？ ”[24]很清楚，马克思在区别盗窃（林木）的罪与非罪的界限时，并没有用“犯罪客体”，而只是提到了“对象”、“行为”、“意图”等。是的，马克思在论文中提到了“客体”。在说到林木看守人是否有权确定被窃的林木价值时，马克思说：“作为着守人，他就是护林神的化身。”“林木看守人不能估计被窃林木的价值，因为每当他在笔录中确定被窃物的价值时，他就是在确定自己本身的价值，即自己本身活动的价值；因此，难道你们能够设想，他保护自己客体（着重号是我加的—引者注）的价值会不如保护自己的本体吗？”[25]再清楚不过了，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客体”实际上就是林木着守人保护的对象（即林木），而不是“社会关系”。因此，不能以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写的那段话，作为观在人们所说的“犯罪客体”的理论根据。[26]

应该说，以上对马克思语录的解读是更为完整的。在这段语录中，马克思当然也采用了对象与客体这样的概念，对象是相对于行为而言的，而客体是相对于本体而言，这里的本体其实就是主体。除去翻译上的原因，对象与客体的区分并不能直接引入犯罪构成。更何况在哲学上，对象与客体本身就是同一概念，只是在不同语境中采用而己。因此，张文教授对犯罪客体的否定性意见，仅从破除犯罪客体的理论根据上来说，是十分成功的。

在张明楷教授的早期著作中，他也否认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的独立要件。张明楷教授的主要理由在于：犯罪客体是犯罪概念包含的内容，而不是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尤其是张明楷教授从犯罪构成各要件之间的逻辑关系上论证了犯罪客体否定论，指出：

犯罪客体本身是被侵犯的社会关系，但要确定某些行为是否侵犯了社会关系以及侵犯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并不能由犯罪客体本身来解决，而要通过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总和反映出来。换言之，行为符合了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不仅表明行为 侵犯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表明行为侵犯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不可能出现符合了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而没有侵犯一定社会关系的要件。例如，已经达到法定年龄、具有辨认控制能力的某甲，如果以非法永久性剥夺他人财产的意图，秘密窃取了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则其行为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同样，如果某甲故意放火烧毁大量公私财物，则其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如此等等。可见，犯罪客体是被反映、被说明的对象，而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都是从不同角度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说明行o侵犯的是何种社会关系。这正是犯罪构成的性质和作用。因此，不能把被说明现象—犯罪客体与说明他现象的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并列起来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27]

张明楷教授是在说明与被说明的对应关系中阐述犯罪构成的其他三个要件与犯罪客体之间的逻辑关系的。犯罪构成是说明一个行为构成犯罪的要件总和，而犯罪客体是这种说明的对象，因而不能把它归入犯罪构成之中。这样的论述当然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对犯罪客体从经典语录的话语权争夺到逻辑论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在排除了犯罪客体以后，犯罪构成的四要件就成为三要件。这样一种三要件的犯罪构成，曾经在我国刑法学界存在一定的影响。当然，三要件的犯罪构成，虽然去除了犯罪客体，但三要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没有形成位阶性，因而从性质上来说，与四要件的犯罪构成并无根本的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种观点虽然保留了犯罪客体的概念，但把犯罪客体界定为刑事被害人，指出：

犯罪客体是法律权利和利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具有人格特征的自然人、单位以及国家和社会，也称刑事被害人。[28]

这一观点虽然还保留犯罪客体一词，但其含义与苏俄刑法学犯罪构成中的犯罪客体已经截然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把这种观点归入犯罪客体的否定论。

围绕着犯罪客体的存与废，主要争议在于犯罪客体的功能问题。否定论大多认为，犯罪客体的功能是表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这一功能是犯罪概念所承载的。笔者就曾经指出：

客体中所讲的犯罪所侵害的社会关系，应该属于犯罪概念所要揭示的内容，是社会危害性命题中应有之义，并且是犯罪分类的基础。在这一点上，耦合式的结构（指四要件的犯罪构成—引者注）仍然没有把犯罪概念和犯罪构成区别开来。[29]

这里涉及犯罪概念和犯罪构成的关系，尤其是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功能比较。我国传统刑法学理论，是把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视为抽象与具体的关系：犯罪概念是犯罪构成的基础，犯罪构成是犯罪概念的具体化。实际上，这还是把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看作是两个法律实体，这与德日刑法学对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合并为同一实体的处理是完全不同的。在德日刑法学中，犯罪是构成要件该当、违法、有责的行为。而构成要件该当、违法、有责正是犯罪成立的三个要件。在这种情况下，犯罪概念的内容与犯罪成立条件完全相同，只不过行为这一理论被放在犯罪概念中讨论，以此作为犯罪成立的实体性要素。正因为在德日刑法学中，犯罪概念实际上是空洞的，这与刑法所规定的犯罪形式概念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在构成要件中就必须具有价值判断的要件，这就是违法性要件。我国学者通过对各种犯罪模式成立的比较，得出结论认为，规范评价要素的存在，是犯罪成立理论中的灵魂，是犯罪成立理论中评价行为的最重要的标准，没有规范评价要素的存在，犯罪成立就会没有标准，就会失去方向。[30]根据这一观点，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中的犯罪客体，在功能上相当于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中的违法性。因此，如果将犯罪客体在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中去掉，将使该犯罪构成丧失规范评价要素。这一为犯罪客体辩护的理由不能说毫无道理，但这一观点没有考虑到我国犯罪概念实际上在犯罪构成之外起到了价值评判的功能，这是由我国刑法中的实质概念所决定的。

我国学者提出了“犯罪概念与犯罪客体之不同定位功能”题，以此作为犯罪概念与犯罪客体各有其独立存在的理由，指出：

犯罪概念真实地发挥着犯罪构成及其要件所无法代替的对危害行为在国家整体法秩序下“大类定位”的功能—是刑法（刑事犯罪案件）、治安处罚（治安案件），还是民法（民事案件）其他问题。

在犯罪构成四要件中，犯罪客体只是要件之一。其意义在于表征行为直接侵犯刑法保护之何种法益，其功能在于“小类定位”—在刑法的范围之内进一步确定对．危害行为该适用分则哪一条文（该当何罪)。[31]

以上关于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功能分别定位的观点似乎有理，但其中存在一个明显的逻辑错位：以犯罪的一般犯罪概念与犯罪的具体构成的功能相对应，以此说明各有其不同功能：即犯罪概念的大类定位与犯罪构成的小类定位。如果是犯罪的具体概念还会具有大类定位的功能吗？与此同理，如果是犯罪的一般构成还会具有小类定位的功能吗？这种不经意间的逻辑错位，可以反映出作者结论先于论证的逻辑过程。事实上，在我国刑法学界，始终存在一个重大的理论误区：只是在研究犯罪的一般概念，而几乎从来不研究犯罪的具体概念，从而形成犯罪的一般概念与犯罪的具体概念之间的错位：犯罪的一般概念与犯罪构成是存在区别的，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实体。但在犯罪的具体概念与犯罪的具体构成上，两者又是可以合为一体的。例如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从这一概念中，可以分离出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换言之，在犯罪的具体概念与犯罪的具体构成的关系上，与德日刑法学中把犯罪定义为构成要件该当、违法、有责的行为并无二致。在这个意义上，犯罪的一般概念才成为一个‘巨大而空洞的价值符号”（杨兴培形容犯罪客体语）。因此，在目前我国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成为各自独立的两种法律实体的语境下，把犯罪客体的功能转移给犯罪概念，其根据是犯罪概念与犯罪客体的功能具有相当的重复性，这是可以成立的。当然，在具体犯罪中，其犯罪客体功能是转移给具体的犯罪概念的，例如故意杀人罪的客体转移给故意杀人罪的概念去讨论。在这样一个逻辑前提下，说犯罪的具体构成中的犯罪客体具有小类定位的功能，不能予以取消，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当然，在我国目前的犯罪构成中，实质的价值评判功能也并不完全是犯罪客体承载的。正如我国学者指出：

在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与大陆法系犯罪论不同的是，行为的违法性就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全部由犯罪构成要件来反映，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也就是具有违法性、社会危害性；没有违法性的行为，肯定也就是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没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因而大陆法系犯罪论中作为犯罪成立之独立要件的“违法性”，在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实际上已融入各种构成要件中，并不存在‘缺损”的问题；犯罪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有机统子起来，共同反映且足以反映行为的犯罪之社会危害性。亦即犯罪主体、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完全可以起到界定罪与非罪的作用，使犯罪构成具有犯罪成立的意义，而不是另须什么“犯罪客体要件”。[32]

在以上论断中，作者揭示了在我国目前的犯罪构成中，实质评判功能实质上是由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要件与犯罪主观要件共同承担的，这与德日刑法学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的实质判断功能由违法性一个要件来承担是一种“殊途同归”的关系，以此论证即使去掉犯罪客体也不会影响我国犯罪构成的实质评判功能。在我国犯罪构成的语境中，这一论证也是能够成立的。当然，这种将实质评判功能分散到各个构成要件的设计是否可取，那是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去掉犯罪客体以后，会引起我国犯罪构成的功能缺失，这大概是肯定论的重要理由之一。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存在一个从较为抽象的说理到较为具体的论证的转变过程。这也可以看作是在犯罪客体存废问题探讨的不断深入的一种表现，例如我国学者通过若干具体案例分析，表明犯罪客体对于具体犯罪认定并非可有可无。例如，在盗窃罪中，占有说与所有权说的差别，直接影响对盗窃本人被司法机关扣押财物行为的定罪。[33]这里实际上涉及德日刑法学中的保护客体与我国刑法学中的犯罪客体的体系性地位问题。

在德日刑法学中，客体分为行为客体和保护客体。在一般意义上说的作为构成要件客观要素的客体，是指行为客体，也就是我国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中的犯罪对象。但在某些情况下，论及保护客体。那么，什么是保护客体呢？保护客体就是法益，即刑法所保护的利益。那么，保护客体即法益，是否属于构成要件要素呢？对此，在日本刑法学界的理解不尽相同。通说认为法益不是构成要件要素，例如日本学者指出：

从行为客体中区分出的保护客体即法益，是根据法律所保护的观念上的对象，是价值上的对象。因而与行为的对象不同，不必再构成要件中明确记载，即使有例外在被规定的情况，因为承担着法益，也不能直接称为构成要件要素。[34]

换言之，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是实体性的存在的对象，例如行为客体就是这样一种物理性存在的东西。而保护性客体则是一种观念性存在的对象，当然不是构成要件要素。也有个别学者例如西田典之教授，在刑法总论中把行为客体与保护客体并列加以讨论，强调尽管存在并无行为客体的犯罪，但并不存在没有保护客体的犯罪。换言之，即便在并无客体这一物理性存在的犯罪中，也有保护客体。[35]在刑法各论关于具体犯罪的讨论中，也专列保护法益这一标题。例如在盗窃罪中，他专门讨论了保护法益问题，指出：

盗窃罪的客体是“财物”，行为的样态是对财物的“占有侵害”。但关于其保护法益，则存在本权说与占有说之间的对立。这一论争形式上可以归结于如何解释第242条的“他人占有”。并且除了盗窃罪、不动产侵夺罪、强盗罪之外，根据第251条的规定，本条还准用于作骗罪、恐吓罪，故保护法益可以说是财物罪所通用的问题。[36]

从以上情况来看，西田典之教授是把保护客体与行为客体并列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但在构成要件要素的目录中只有行为客体而没有保护客体，并且在阐述保护客体的功能时强调它对于犯罪类型的解释提供了指导性原理。[37]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在德日刑法学中，保护法益并不是构成要件要素，更不是独立的犯罪构成要件，它和违法性要件的功能也是不同的。至于法益在具体犯罪认定中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以构成要件要素的形式发生作用，而是以解释论原理的形式发挥作用。对此，张明楷教授对法益与犯罪客体的关系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法益的构成要件机能之否认”的命题，论证了法益的解释论机能，指出：

法益的解释论机能，是指法益具有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结论，必须使符合这种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确实侵犯了刑法规定该犯罪所要保护的法益，从而使刑法规定该犯罪、设立该条文的目的得以实现。[38]

对于张明楷教授的上述观点，笔者是完全赞同的：作为保护客体的法益，只是一种解释方法论，它与被解释的构成要件要素作为一种实体性存在是不同的。例如作为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本权说与占有说，只是对财产犯罪的行为客体--财物的法律性质的一种界定，它对于定罪具有重大影响。又如，我国学者所认为的，如果某甲故意放火烧毁大量公私财物，则其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认定是正确的，但也有例外：如在某郊野外，某甲故意放火烧毁自己大量的财物，其行为是否危害公共安全呢？显然，在类似的场合也不能不考虑犯罪客体。[39]在此，是否危害公共安全正是对放火行为的一种价值判断。因此，公共安全作为一种保护客体，它本身不是放火罪的构成要件，而是在对放火行为认定的时候，需要根据放火烧毁的对象、周围状态、烧毁物是否有人居住等情形作出一种判断。由此可见，否认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并不影响对具体犯罪的司法认定。

四

我国刑法学界即使在犯罪客体肯定论那里，对于犯罪客体的解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整体上来说，犯罪客体的内容存在一个逐渐去政治化而向着规范化演变的历史过程。

如上所述，苏俄刑法学中的犯罪客体是以强调阶级性而著称的。在我国，1978年以后，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阶级斗争的话语逐渐失去了其光环，而被边缘化。对于犯罪客体也不再强调其阶级性，但社会关系的内容还是被保留下来。因此，社会关系论就成为对犯罪客体的一种通常的解释。

首先对社会关系论提出质疑的是何秉松教授，何秉松教授主要是从社会关系不足以涵盖所有刑法所保护的客体这一角度，对犯罪客体的社会关系论进行批评的，指出：

刑法不仅应当保护作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所谓“社会主义的社会会关系”，而且尤其应当保护社会生产力。同时，犯罪行为也不仅是侵犯了“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而且还直接侵犯了生产力。因此，把犯罪客体只归结为“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而把生产力完全放在外是完全错误的。[40]

上述观点对社会关系论提出了批评，认为它不能包括生产力，而生产力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犯罪侵犯的客体。基于这一立场，何秉松教授认为，犯罪客体是指犯罪主体的犯罪活动侵害的、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利益。这种观点可以称为社会利益说，何秉松教授在阐述犯罪客体是社会主义社会利益这一命题时指出：

利益是一个十分广泛的社会范畴。凡是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需要的都统称为利益。根据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利益可以划分为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一般利益和根本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等等，但是最常见的是按照利益主主体把利益划分为社会利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这些不同的划分又可以交叉适用，如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无产阶级的目前利益，或者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军事利益、文化利益益等等。利益这个范畴与社会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有密切的联系。[41]

社会利益这个概念相对于社会关系，更具有实体性内容，尤其是我国刑法第7章危害国防利益罪以及刑法第420条明确地把军人违反职责罪定义为危害国家军事利益的行为都与利益有关，似乎为此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根据。但是，从论证方法上看，基本上还是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中寻求政治正确性。可以说，除了概念的变动之外，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变。

在此以后，我国学者基于规范立场的考虑，认为社会关系与社会利益都缺乏规范性，因此提出了法律关系说，以此取代社会关系说与社会利益说，并作了以下论证：

作为犯罪成立与否的评价标准，犯罪客体的内容应该是评价性的而不是对某一事实的表述，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犯罪行为所侵犯而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是对犯罪事实的说明，是从“存在论”而不是从“价值论”的角度说明犯罪。但是，作为犯罪构成的要素之一，犯罪客体属于“价值的世界”、“当为的领域”。具体来说，犯罪客体是对行为的判断或评价,评价实质上是对行为属性的判断。例如，我们可以说你这个行为是对的，或者是错误的，这就是一种评价，“对”、“错”就是评价的结果，行为就是评价的对象。同样，作为一种评价机制，犯罪客体应该有自己的表达范式。这个表达范式应当具有三个要素：评价对象、评价标准以及由此构成的评价本身。[42]

相对于社会关系与社会利益，法律关系当然是一个具有规范性的概念。从作为一种保护法的性质上来说，刑法确实是具有对其他法律关系的保护机能。但是，如果试图让犯罪客体发挥．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中违法性的机能，作为实质违法性的判断，则法律关系取代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也同样说明不了问题。

对犯罪客体的理解从法律关系说又进入到利益说。应当指出，是张明楷教授率先提出利益说，认为犯罪客体实质上就是刑法上的法益，即犯罪客体的内容应当是刑法所保护的利益（法益），而不宜表述为社会关系。[43]但张明楷教授是否定将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他的本意是要以法益取代犯罪客体，因此张明楷教授的观点不能认为是犯罪客体的完善论。在坚持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的独立要件的基础上，主张法益说的是冯亚东教授。冯亚东教授提出应以“法益”取代“社会关系”，指出：

将社会关系（限制解释为法律关系）作为犯罪客体的上位概念，在具体犯罪构成及具体事案的分析中显然难得要领。既曰：“关系”，便当然存在关系之双方主体：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如杀人、伤害、益窃),犯罪一方主体是对关系整体的侵犯，还是置身于关系之中给对方主体或对方权利造成侵犯，难以厘清；犯罪方同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之间是否又形成新的关系及形成何种关系，也平添疑虑。因此，为消解这类在“规范注释”层面并无太大实际意义的理论问题，可借鉴目前较流行而自德日刑法学的提法，改成“法益”。“法益”这一概念既有极强烈的针对性，也有非常宽泛的涵盖力，可兼容“社会关系”、“制度”、“权利”、“秩序”等犯罪所侵犯的不同内容；既能包容各种犯罪场合对客体之不同表述，又使分析思想始终盯注某种具体实在的生活现象。[44]

从社会关系说到社会利益说，再从法律关系说到法益说，犯罪客体的内容不断向着规范化的方向演进，直至采用具有德日刑法学印记的法益概念。但只要犯罪客体还是犯罪构成的一个独立要件，无论采用何种说辞，终究还是摆脱不了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的樊篱。

我国晚近学者力图将犯罪客体改造成为类似于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中的违法性要件。这一意图在童伟华博士的《犯罪客体研究》一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该书的副标题是‘违法性的中国语境分析”。对此，该书作者指出：

由于本书主张犯罪客体实际上相当于大陆法系犯罪成立要件之一的违法性，故附以副标题“违法性的中国语境分析”此予以说明。[45]

然而，犯罪客体将其内容从社会关系改为法律关系以后，真的能够改造成为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的违法性吗？童伟华博士试图把犯罪客观方面要件界定为事实判断，而把犯罪客体界定为规范判断（价值判断），由此在两者之间形成事实判断与规范判断的关系。[46]这一初衷是好的，但这一初衷的实现涉及对四要件的重新界定，其成本过高。例如在四要件中，犯罪客观方面的核心要素是危害行为，这一概念本身已经包含了价值判断。而一种受到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或者法律关系）只有在受到犯罪行为侵犯的情况下，才能成为犯罪客体。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客观方面与犯罪客体这两个要件是相互依存的。若不改变这种逻辑关系则很难形成这两个要件之间的位阶关系。而在保持着四个要件的前提下，形存而实异，反而容易造成误解，不如另起炉灶。

综上所述，在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中，犯罪客体是争议最大的一个要件，即使主张保留犯罪客体这一要件的，也对其内容作了重新界定，可谓面目全非。近些年来，在我国学者提出以下一些的犯罪构成新体系中，都没有犯罪客体的一席之地。

（一）张明楷教授的两要件（两阶层）说

张明楷教授对犯罪客体持明确的否认态度，已如前所述。因此，在张明楷教授的犯罪构成体系中不存在犯罪客体这一要件。张明楷教授的犯罪构成体系由客观构成要件和主观构成要件组成，在前者中考察违法性，在后者中考察有责性。[47]在这一犯罪构成中，客观构成要件是由客观事实要素与规范评价要素合而为一构成的，其本质是法益侵害性，犯罪客体的功能通过违法性的判断而得以实现，因而不再有犯罪客体的存在余地。

（二）周光权教授的新三阶层说

周光权教授对犯罪客体持明确的批判立场，认为通说的刑法理论中客体作为犯罪成立的首要条件，所谓客体是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所侵害的社会关系，这就涉及实质判断。此判断一旦完成，行为就被定性，被告人无法为自己进行辩护，这是一种过分强调国家权力的作用的做法，它可能会导致司法适用上先入为主的危险，不利于保障人权和实现法治。[48]周光权教授把犯罪构成分为犯罪客观要件、主观要件和犯罪阻却事由。在犯罪客观方面要件中，又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内容是判断行为的构成要件的符合性。．行为是否符合构成要件与行为的事实构造有关，即凡是在外观上符合罪状规定的行为（罪状符合性），都应当被认定为客观上存在危害性的行为，强调行为的罪状符合性，有利于贯彻罪刑法定主义。第二层次是对行为进行实质性评价，以及确定其是否具有违法性，通过对具有危害性的行为进行惩罚来确保规范的有效性，从而在根本上保护法益，贯彻法益保护主义。[49]因此，在周光权教授的犯罪构成体系中，实质判断也是在犯罪客观要件中通过违法性完成的，由此而摒弃了犯罪客体的要件。

（三）笔者的三要件说

笔者构造的犯罪构成分为罪体、罪责和罪量这样三个要件：罪体要件相当于客观违法的构成要件，罪责要件相当于主观责任的构成要件。在罪体中又分为罪体构成要素与罪体排除要素。在罪体排除要素中对罪体构成要素进行实质判断，从而起到出罪作用，以此取代犯罪客体的功能。

总之，犯罪客体是我国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中的一个独特要件，它充满政治意识形态的性质，对该要件的抨击由来已久，即使主张保留犯罪客体要件的，也都对它进行改造，可以说，犯罪客体是四要件中争议最大的要件。笔者认为，犯罪客体应从犯罪成立条件中去除，这是必然趋势，同时这也是犯罪客体的去魅过程。

【注释】

[1]参见李德顺：《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2]参见郗朝俊：《刑法原理》，上海商务出版社1930年版，第131页。

[3]参见陈瑾昆：《刑法总则讲义》，吴允锋勘校，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4]参见王觐：《中华刑法论》，姚过龙勘校，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89-90页。

[5]、[7]参见[德]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订译本），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第83页。

[6]、[38][43]参见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第216页，第181页。

[8]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17-318页。

[9]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10]参见[俄]h·d·库兹涅佐娃、*m·佳日科娃：《俄罗斯刑法教程（总论）（上卷·犯罪论），黄道秀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11]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72页。

[12]参见[苏]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主编：《苏联刑法总论》（下册），彭仲文译，上海大东书局1950年版，第326页。

[13]参见[俄]h·φ·库兹涅佐娃、*m·佳日科娃：《俄罗斯刑法教程（总论）》（上卷·犯罪论），黄道秀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205页。

[14]对此的详细论述，参见童伟华：《犯罪客体研究违法性的中国语境分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15]、[33]、[39]参见薛瑞麟：《犯罪客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15页，第112页以下，第114页。

[16]参见[俄]h·φ·库兹涅佐娃、m·佳日科娃：《俄罗斯刑法教程（总论）》（上卷·犯罪论），黄道秀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202页。

[17]转引自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修订版，第279页。

[1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8页。

[19]关于这一争论，参见[苏]a·h·拉伊宁：《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王作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3-64页。

[20]参见[苏]·a·拉契科夫主编；《社会关系—-般理论问题》，王中宪、谭英秋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

[21]参见[苏]h·a·别利亚耶夫、m·*·科瓦廖夫主编：《苏维埃刑法总论》，马改秀、张广贤译，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22]参见薛瑞麟：《俄罗斯刑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23]参见何秉松、科米萨罗夫、科罗别耶夫主编：《中国与俄罗斯犯罪构成理论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9-50页。

[24]、[2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8页，第151页。

[26]参见张文：《犯罪构成初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5期。

[27]参见张明楷：《犯罪论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136页。

[28]参见刘生荣：《犯罪构成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29]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0页。类似观点，又参见杨新培：《论我国传统犯罪客体理论的缺陷》，《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30]参见童伟华：《犯罪客体研究违法性的中国语境分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31]参见冯亚东：《犯罪概念与犯罪客体之功能辨析—以司法客观过程为视角的分析》，《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

[32]参见肖中华：《犯罪构成及其关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181页。

[34]参见[日]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顾肖荣、郑树周等译校，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37页。

[35]、[37]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样、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59页，第55-59页。

[36]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第3版），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

[40]参见何秉松：《关于犯罪客体的再认识》，《政法论坛》1998年第3期。

[41]参见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2000年修订·上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修订版，第286-287页。

[42]参见童伟华：《犯罪客体研究违法性的中国语境分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44]参见冯亚东：《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完善性分析》，《现代法学》2009年第4期。

[45]、[46]参见童伟华：《犯罪客体研究——违法性的中国语境分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第155页。

[47]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

[48]参见周光权：《犯罪构成理论与价值评价的关系》，《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秋季号。

社会关系论文范文第5篇

内容提要: 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对象概念面临着很多理论困境，这些困境产生的根源在于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中的体系性位置及功能产生了错位。在传统理论中，犯罪对象同时作为犯罪客体的物质承担者和犯罪行为所直接指向、作用的对象而存在。实际上，这两种功能的承担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分离的。我们应彻底抛弃犯罪对象的概念，以行为对象和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来分别承担犯罪对象原有的两种功能。

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对象对于定罪量刑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在刑法学的理论研究中，它却似乎是一个被边缘化的概念，“在以往刑法学研究中，往往并不专门研究犯罪对象，只是在论述犯罪客体时，顺便提及并作一些区分。”[1]犯罪对象在理论上研究的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由它所面临的理论困境造成的。对犯罪对象的概念、理论进行梳理和考察，对于刑法理论的发展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在传统理论中，一般将犯罪对象定义为“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的物或者具体的人”，[2](p92)也有学者表述为“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行为所作用的客观存在的具体人或者具体物”。[3](p65)两种概念相比较，后者比前者界定得更精确。但是，在认为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所作用的具体人或具体物这一点上，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在对犯罪对象的含义进行这样一种界定的基础上，传统理论将它作为犯罪客体的一个下位概念进行研究，并认为两者之间是现象和本质的关系。其中，作为犯罪对象的具体物是具体社会关系的物质表现，作为犯罪对象的具体人是具体社会关系的主体或者参加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刑法理论中的主流观点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采用这种表述方式。①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对犯罪对象、犯罪客体认识的不断深化，原有理论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

其一，传统理论对于犯罪对象存在范围的认识不能自圆其说。传统犯罪对象理论认为，任何犯罪都存在犯罪客体，但并不是任何犯罪中都存在犯罪对象，或者说，“犯罪客体是任何犯罪的必要构成要件，而犯罪对象则仅是某些犯罪的必要构成要件”。[3](p66) 有些犯罪，比如脱逃罪、偷越国（边）境罪、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等，都不存在犯罪行为所直接指向的犯罪对象。

然而，在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被认为是本质和现象的关系的框架之下，本质和现象是不能脱离另一方而独立存在的，没有无本质的现象，也没有无现象的本质，因此犯罪对象和犯罪客体应当同时存在，任何犯罪客体都必须有与之相对应的犯罪对象存在。另外，作为犯罪必要构成要件的犯罪客体被界定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关系中至少有“人”这一主体要素的存在，否则便不能称其为社会关系。在某一具体的犯罪中，即使不存在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物，也会有作为其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的主体的具体人存在。传统理论一方面承认作为社会关系主体的具体人是犯罪对象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又认为并不是所有犯罪中都存在犯罪对象，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

其二，传统理论对于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中体系性位置的认识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在我国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中，犯罪对象是在犯罪客体这一要件之内进行讨论的，这突出地表现在教科书的体例中。目前，几乎所有的刑法教科书都是将犯罪对象放在犯罪客体这一章内进行论述，并且主要内容就是分析两者之间的区别，而对犯罪对象本身并没有深入的探讨。这种将犯罪对象作为客体要件内容之一的观点，主要依据还是在于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之间的密切关系。笔者以为，犯罪构成中的这种体系性安排恰恰正是犯罪对象在刑法理论中被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在这种体系中，并不认为犯罪对象是犯罪构成中的一个重要要素，只是鉴于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之间的密切联系，为了更好地说明犯罪客体，才对犯罪对象进行简单的论述。

目前，虽然多数学者在坚持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前提下，仍然认为犯罪对象应当属于犯罪客体要件的内容。[4]但是，随着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本身的批判和反思，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犯罪对象作为犯罪客观要件方面的内容，如张明楷教授在《犯罪论原理》中就将犯罪对象视为犯罪客观方面的内容之一，[5](p134－137)何秉松教授在《犯罪构成系统论》中也认为犯罪行为所指向的人、物、信息应当是属于犯罪客观方面的要素。[6](p106)

其三，传统理论关于犯罪对象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的认识也受到了质疑。传统理论认为，犯罪对象包括具体的人或者物，具体的人是作为犯罪客体的社会关系的主体或参加者，具体的物是作为犯罪客体的社会关系的物质表现。但是，对人和物这两个概念的具体含义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人是否包括国家、机关、企业等组织形式？人的身份、状态、行为等是否也可以包括在内？就物而言，物能否将虚拟财产包括在内？道德、法律规范是否也可以认为是物的一种形态而成为犯罪对象？所有这些问题都存在着理论上的争议。学者们对此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有学者认为，除了人和物之外，犯罪对象还有两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即行为人自身以及国家、集体代表人的职务行为，以此来解释战时自伤罪、偷越国（边）境罪等犯罪的犯罪对象问题。[7](p62－64)还有学者将虚拟之真实存在作为与人、物相并列的犯罪对象的第三种表现形式。[8]

其四，犯罪对象的性质也是传统理论所面临的一个难题。传统理论认为，犯罪对象必须具有合法性，“具体的人或物作为刑法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的主体或物质表现，或者反映客体受到侵犯的某种社会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人，必须具有合法性，才能成为犯罪对象。那些为我国社会和法律严禁的物品，不受法律保护的某些人身权利的主体，都不能成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对象”，[9](p126)因此，窝藏罪中的犯罪分子、运输罪中的等都不能成为犯罪对象。但是，如果坚持这种观点，在这些犯罪中确定为犯罪行为所直接作用的对象就成为一个难题。在上述两个罪名中，除了犯罪分子、之外，很难再找到行为所直接指向的其他的具体人或物。基于这种考虑，有学者就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犯罪行为所直接影响的具体的人或物，无论其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是犯罪对象”。[10]

总之，我国传统刑法学中关于犯罪对象的理论观点已经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遭到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批判和挑战。只有对犯罪对象的理论进行系统地考察和反思，才能解决其自身乃至我国犯罪论体系中的一些难题。

二

犯罪对象是犯罪构成中的一个重要要素，对犯罪对象的研究，不能脱离犯罪构成。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对犯罪对象及其与犯罪客体的关系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目前犯罪对象理论所遭遇的困境。笔者以为，犯罪对象理论中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在于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中的体系性位置及功能产生了错位，具体表现在犯罪对象对犯罪客体的依赖以及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理论中的虚置上。

我国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以及其中的犯罪客体概念都是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在前苏联，犯罪客体理论的构建具有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是在对资产阶级犯罪客体理论进行批判并结合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1](p8)苏联刑法学者认为，“查明犯罪的真正客体对于正确理解和解决许多刑法问题，而首先是对于正确评价刑法的阶级实质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这个缘故，资产阶级刑法理论家对待犯罪客体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很典型的。他们或者有意贬低这个问题的意义，或者是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性而不能够揭示犯罪客体的真正涵义。在资产阶级刑法理论中，一些已经失去了具体的社会政治意义的概念，诸如‘人的自然权利’、‘刑法规范本身’、‘在现实中存在的刑法规范’、‘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人民的中等发展程度的道德感情’等被认为是犯罪客体。犯罪客体的这种定义不能揭示犯罪这种社会现象的阶级本质及其真正的社会政治含义。”[12](p92)可以看出，犯罪客体理论是在对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本质的认识，如权利侵害说、法益侵害说、规范违法说等学说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而形成的。

在对资产阶级刑法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犯罪客体理论直接根源于马克思以及当时苏联政治领导人的著作中。犯罪客体概念的最早根源是马克思1842年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相关表述，“犯罪行为的实质并不在于侵害了作为某种物质的林木，而在于侵害了林木的国家神经——所有权本身，也就在于实现了不法的意图”。[13](p168)苏联当时的政治领导人斯大林的论著则是犯罪客体理论产生的直接根源，“在斯大林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所作新贡献的天才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包括有苏维埃科学一切部门发展、特别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刑法部门发展的深刻的指导思想。在苏维埃国家的条件下，犯罪被看做是侵犯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危害社会行为……”。[14](p98)由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和就是社会关系，这一表述已经蕴含了犯罪客体概念的雏形。受这些政治思想的影响，特拉伊宁在《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进一步明确地指出：“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任何一种侵害行为的客体，都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15](p103)这样，在当时两极对立的世界政治形势和思想的影响下，苏联刑法学家构建起了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刑法理论的犯罪客体学说。苏联刑法学家自己也承认，“把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作为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这种提法具有政治上的意义”。[12](p93)

除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之外，犯罪客体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与社会危害性紧密相联，“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首先就表现在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社会关系”。[12](p93)苏联刑法学家认为，在犯罪构成中，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这种要件，在绝大程度上是能确定这项犯罪的本质和它的社会危害程度的。[16](p215)可以说，犯罪客体最重要的作用并不在于对犯罪的界定，而是在于它对社会危害性的说明：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不同，体现的社会危害性也就不同。因此，“在前苏联刑法学中，设定犯罪客体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在犯罪构成中突出犯罪的实质特征——对社会关系的侵害”，“将犯罪客体作为一个要件而导入到犯罪构成中，就能在犯罪概念和犯罪过程之间找到一个连接的枢纽。”[11](p21)

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客体理论是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在这一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学者们概括的它所具有的意义不外乎这样几个方面：有助于认识犯罪的本质特征；有助于准确定罪；有助于正确量刑。对此，笔者以为，这几方面都不足以说明犯罪客体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理由。

首先，认识犯罪的本质特征不是也不应当是犯罪构成所具有的功能。犯罪构成的作用在于对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提供明确的界定标准，而不是对犯罪本质的认识。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对犯罪行为危害性的认识，这种功能是犯罪客体所具有的，“犯罪客体的功能在于揭示犯罪的本质特征”，[17](p210)但这并不是其能够成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理由。

其次，犯罪客体对于定罪的意义并没有传统理论所想象的那么大。在罪与非罪的区分上，苏联刑法学家认为，犯罪客体能够将犯罪行为同不是犯罪的行为区别开来，因为只有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才是刑法保护的客体。[12](p93)对此，笔者以为，何种行为应当规定为犯罪，何种行为不应当规定为犯罪，这是一个犯罪定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行为所侵害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而是该社会关系所遭受侵害的严重程度。如果行为对某种社会关系的侵害达到了一定的严重程度，应当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反之，则不应规定为犯罪。例如，同样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害，造成被害人轻微伤害的，不认为是犯罪，而如果造成了重伤害，则构成故意伤害罪。

在此罪与彼罪的区分上，学者们往往通过举例来说明犯罪客体所具有的意义，例如，行为人甲欲杀死仇人乙，某日在乙经常饮用的公用水井中投入毒药，结果毒死乙，并致多人中毒或死亡。从表面上看，甲是以投毒的手段实施故意杀害乙的行为，但是从客体上分析，甲的投毒行为已危害公共安全，对甲应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量刑。[3](p61)笔者以为，在这个案例中，对甲的行为的定性，起决定作用的是行为的后果，而非犯罪客体。故意杀人罪和投放危险物质罪在现实中的区分就在体现危害后果上，后者威胁到了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的安全，而前者侵害的只是某一个特定个体的生命、健康。所谓犯罪客体方面的区别正是对这种现实中的不同犯罪后果进行分析而归纳抽象出来的。如果没有不同危害后果的出现，也就无法认定它们在犯罪客体上的区别。

再次，犯罪客体对于量刑的意义也可以由其他要素来替代。为了说明犯罪客体对于量刑的意义，有学者举例，如果行为人在拐卖妇女时实施了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行为，由于妇女性的自由权利并非拐卖妇女罪的犯罪客体内容，拐卖妇女罪的处罚就更为严重一些。[3](p62)很明显，刑法之所以对这种情况规定了比单一拐卖妇女行为更为严重的刑罚，是因为行为人实施了多个行为，并且造成了多个危害后果，对多个客体的侵犯正是通过这些行为和后果所体现出来的。

总之，犯罪客体对于定罪和量刑都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笔者以为，一个要素之所以能够成为犯罪构成的一部分，就在于它可以对行为进行界定，具有可以说明某一行为之所以成为犯罪行为而非非罪行为的功能。这是因为，构成要件的核心问题就是行为，构成要件是对行为的概念性规定。[18](p70)两个相似的行为，在其他方面都是一样的，仅有一个要素不同，如果这一要素的不同就成为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原因，那么就可以认为该要素具有犯罪构成的功能。例如，两个行为人分别实施了相同的行为，但是一个行为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另一行为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他们之间就会有罪与非罪的区分，而如果是同样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两个行为人分别实施了两个相同性质的行为，不同的是一个行为人是出于故意，而另一行为人是出于过失，他们就会构成不同的罪名。因此，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行为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能够成为犯罪构成的要件，因为它们能够实现界定犯罪的功能，而犯罪客体恰恰欠缺这一功能。

从哲学上讲，“社会关系本身永远不反映人们的个别的和偶然的联系，而是反映人们实质的和必然的、集体——典型的联系”。[19](p16)特拉伊宁也承认，社会关系是作为一切犯罪的侵害行为的共同的客体出现的；这种关系，自然不可能表现出某一具体侵害行为或某类侵害行为犯罪构成的客体在特征上不同于其他侵害行为或其他类侵害行为的客体的地方。[15](p103)更有苏联刑法学家明确指出，侵害行为一定会给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带来侵害。[20](p24)笔者对这些观点表示赞同。但是，也正是社会关系在侵害行为中存在的普遍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社会关系不具有对单个行为的性质进行认定的功能。

有学者可能会认为，虽然社会关系在侵害行为中是普遍存在的，但是由于不同侵害行为所指向的社会关系是不同的，社会关系仍然具有区分不同罪名的功能。问题在于，作为一种抽象的存在，社会关系的分类是不确定的，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它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以结成社会关系的主体为标准可以将其划分为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等；以社会关系建立的基础为标准可以将其划分为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等；以社会关系的规范化程度为标准可以将其划分为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等。当然，在这些类别下面，还可以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社会关系这种粗线条的类型划分方式决定了它自身存在的模糊性。某一种社会关系，既是它本身，又是它的上位社会关系，还可能是根据其他标准划分的某种社会关系。作为一种精确的理论，犯罪构成理论中不应该有这种不确定的要件存在。

与犯罪客体的状况相反，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中应有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根本原因就在于犯罪对象对犯罪客体的依赖性。刑法理论中对于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中的体系性位置是存在争议的，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将犯罪对象放在犯罪客体中进行研究；二是将犯罪对象放在犯罪的客观方面进行研究。对此，前苏联也有着不同的认识。特拉伊宁将犯罪侵犯的对象作为表明犯罪客观方面的除了行为、结果和因果关系之外的又一个“选择构成因素”，[15](p148)而后来更多的苏联刑法学家都将犯罪对象作为犯罪客体中的一个成分，这也是目前我国刑法理论中的通说。

对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中位置的两种认识都有各自的根据，可以认为，“如果注重行为对象与法益的表里关系，则在犯罪构成客体中研究行为对象；如果注重行为与行为对象之间的作用与被作用关系，则在犯罪客观要件中研究行为对象”。② 但是，将犯罪对象作为犯罪客体的内容来研究存在着这样几个问题：首先，犯罪对象和社会关系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表里关系，也就是一一对应的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关系，这在理论上是有争议的；其次，即使犯罪对象与社会关系之间确实存在着表里关系，因而将其放在犯罪客体里面进行研究，但是在强大的犯罪客体面前，犯罪对象的重要性和作用往往就被忽略了，这也正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对象对犯罪客体的依赖性的主要表现。再次，前文已经阐明，犯罪客体在我国的犯罪构成中其实是一个虚置的要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将犯罪对象放在犯罪客体之中，无疑也只能使犯罪对象成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虚置要素。

笔者以为，将犯罪对象作为犯罪客观方面的一个要素更能体现犯罪对象的重要位置。从事实论的角度讲，行为与该行为作用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比该对象与行为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任何一个人或者物，如果不通过行为与外界发生关系，也就不会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间有任何联系。同行为人、行为方式、行为结果一样，对象也是行为构成的一个重要要素。在犯罪的认定中，“行为对象对于说明行为的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1](p70)实践中许多案件的认定也都涉及行为对象的问题。③

可以说，对象依赖行为而存在，从行为中获得刑法上的意义。一个具体的人或物，如果没有犯罪行为的指向或者作用，它在刑法中以及司法实践中就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客观世界中的一个存在而已，和其他客观存在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反过来，对象也对行为起说明作用，同样是侵害行为，由于其指向对象的差异而在刑法上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在犯罪客观要件中设行为对象要素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源于界定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之行为的需要”。[7](p68)

三

犯罪客体的虚置以及犯罪对象对犯罪客体的依赖决定了犯罪对象所承担功能的特殊性。一方面，由于犯罪对象对犯罪客体的依赖，犯罪对象作为犯罪客体的物质承担者而存在；另一方面，由于犯罪客体实际上是犯罪构成中的一个虚置要件，犯罪对象又不得不作为犯罪行为所直接指向、作用的对象而存在，以弥补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不足。这两种功能的承担者在多数情况下是重合的，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是分离的。犯罪对象概念的这种功能错位正是犯罪对象理论遭遇困境的根本原因。

要弥补传统理论的缺陷，就必须对犯罪对象的概念和功能进行重构。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目前，我国学者提出的重构方案主要有这样几种：（一）将犯罪客体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保护客体，即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客体；一种是立法者选定的行为的直接指向，称之为行为对象。同时，仍然保留犯罪对象的概念，作为犯罪客体要件的内容。[7](p73)（二）鉴于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人和物（传统理论中的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的物质承担者存在重合的情况，可以考虑将重合情况下的对象界定为犯罪对象，而在不重合的情况下，将犯罪行为所直接指向的对象另界定为行为对象。④（三）将犯罪对象区分为直接犯罪对象和间接犯罪对象，两者共同作为犯罪对象的内容。直接犯罪对象是指犯罪行为直接作用和影响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犯罪客体的具体人或物；间接犯罪对象是指犯罪行为指向的、直接作为犯罪客体之物质承担者的人或物的某种属性、状态、特征。[22]

在上述三种观点中，前两种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都主张犯罪对象与行为对象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分，不同的是，第一种观点虽然也承认犯罪对象与行为对象在内容上会有部分重合，但仍主张将两者完全区分开来，它们在功能上是不同的，第二种观点则只是在不重合的情况下将犯罪行为直接指向的对象界定为行为对象，其他情况下仍然称为犯罪对象。笔者以为，行为对象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同时采用行为对象和犯罪对象的概念会带来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的烦琐，即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将会是一个难题。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也认为，行为对象与犯罪对象同出一源，两者都属于行为的一般客体的内容。[7](p85)在这种情况下，对两者的区分和认定就会有一定的难度。另外，所谓犯罪对象，其实就是指犯罪行为的对象，在犯罪的各个要素中，除了行为外，其他要素不存在对象的问题。因此，在语义表达上，对犯罪对象和行为对象的区分也是没有必要的。

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看到了前两种观点的不足之处，但是将犯罪对象区分为直接犯罪对象和间接犯罪对象存在着更大的问题：首先，对象应当具有直接指向性，行为所间接作用和影响的事物不能称为对象，“间接犯罪对象”的概念本身就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其次，直接犯罪对象和间接犯罪对象的区分并不明显。每一个人或物都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状态和属性表现出来，具体的人、物和它们的属性、状态之间是密不可分的，要在它们之间划分出一条明显的界限是不可能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也承认，直接犯罪对象与间接犯罪对象可能会发生部分的重合，如故意伤害罪中作为整体的“自然人”和作为其属性之一的“人的健康”。[22]因此，这种观点并没能突破传统犯罪对象理论所面临的困境。

笔者以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将行为所直接作用的对象与社会关系中的相关要素区分开来，这就需要对社会关系的结构进行剖析。我国刑法理论虽然将社会关系作为犯罪客体的内容，但对社会关系的结构及其构成要素却缺乏研究。[23]在前苏联，不同的学者对社会关系结构的表述也略有差异。有学者认为，一切社会关系都可以分为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首先是社会关系的主体，即一定利益的代表者；其次是社会关系在外部世界的某种表现，包括物质、精神、政治等方面的内容；第三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是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12](p93)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包括：社会关系的参加者和主体；物，由于它而存在社会关系，即产生、存在社会关系的中介要素；作为社会关系内容的人的活动，即社会联系。⑤ 可以看出，虽然表述上有所差异，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其实不外乎这样几个部分：（1）人，作为社会关系的主体；（2）关系，作为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3）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主体之间通过它而产生相互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以为，我们应当突破传统刑法理论所固守的犯罪对象的概念，采用行为对象的概念，并将行为对象与作为犯罪客体内容的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相区分。其中，行为对象是指犯罪行为所直接指向和作用的具体的人或物；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是指社会关系中表现在外部的客观要素，是主体之间的关系得以形成的中介。笔者承认，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重合的。但是，在相当一部分案件中，它们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区别。例如，在伪造货币罪中，作为行为直接作用对象的是假币，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是国家的货币管理制度，这种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则是真币，两者的区分显而易见。再如，在受贿犯罪中，行为对象是贿赂，犯罪侵犯的社会关系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则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活动。

行为对象与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之间的这种区分源于行为与社会关系的区别。行为虽然体现社会关系，但是行为与社会关系并不是同一层次上的概念。社会关系是通过对行为的抽象而得出来的，不同的行为可以体现为同一个社会关系，同一社会关系也可以由不同的行为表现出来，因此，社会关系是从行为中抽象出来的一个“类”概念。正是由于这一抽象过程的存在，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在某些情况下就与具体的行为的对象发生了偏离。具体说，行为对象与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者在犯罪构成中的位置不同。行为对象是犯罪构成中的一个重要要素，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则不是。作为行为所直接指向和作用的具体人或物，行为对象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具有重要作用，是犯罪构成中客观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关系中的物质承担者则不是犯罪构成中的内容，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一部分，它不再具有界定犯罪的功能。

（二）两者的存在范围不同。在传统理论中，对于犯罪对象存在范围的认识存在较大的争议，将行为对象和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之后，这一问题便非常清楚了。在有些犯罪中，不存在行为对象，但在所有的犯罪中都存在着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笔者以为，不存在行为对象的犯罪主要有两类：一是犯罪行为表现为行为人单纯身体活动的犯罪，如脱逃罪等；二是某些纯正的不作为犯罪，如丢失枪支不报罪等。但是，在这些犯罪中也都存在着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因为它们都侵犯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在脱逃罪中，所侵犯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是监管活动或监管设施，在丢失枪支不报罪中，所侵犯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公私财产。

（三）有无法律明文规定不同。行为对象作为犯罪构成中的一个重要要素，在刑法分则中都有明文的规定，如无规定，则说明该罪不要求具有特定的行为对象。如刑法规定窝藏、包庇罪必须以犯罪分子为行为对象。但是，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在刑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窝藏、包庇罪的犯罪客体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作为这种社会关系物质承担者的司法机关的管理措施、设施等物质要素在刑法中并无规定。这是因为，作为犯罪客体的社会关系在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该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更没有必要加以规定。而且，由于社会关系存在着类型化的划分，侵犯同类社会关系的犯罪，它们的物质承担者也是相同的，对犯罪的界定不具有任何意义。

（四）受行为作用的方式不同。规定在刑法分则中的行为对象是具体的人或物，为犯罪行为所直接作用。而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则可能会与行为对象发生偏离，就不一定受到犯罪行为的直接作用。例如，在类犯罪中，具体的案件中的行为对象都表现为，但是它们在数量和形态上肯定会存在着不同。然而，无论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还是非法持有罪，它们所侵犯的社会关系都是国家的管理制度，其物质承担者除了外，⑥ 还有国家机关对的管理措施、管理行为等，就这些内容而言，犯罪行为并没有直接作用。

四

行为对象的概念并非本文首创。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有学者主张以行为对象取代犯罪对象，但其含义与犯罪对象并无不同。真正赋予行为对象有别于犯罪对象含义的是《犯罪对象研究》一文，该文认为“行为对象是指界定构成要件行为所要求的，行为直接指向的具体人或者物”。[23]目前，行为对象的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采用。

对行为对象概念进行批判的观点一般认为，将犯罪对象与行为对象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来把握，会导致概念的复杂化。行为有时就是指犯罪行为，从字义上区分犯罪对象与行为对象是很困难的。[23]而且，还会使得司法人员同时面对犯罪客体、犯罪对象、行为对象这三个法律概念的司法定位，极可能造成实践中的混乱。对此，笔者以为，这种批评意见只有在保留犯罪对象概念的前提下才能成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刑法学者对犯罪对象理论的反思和重构在用语上都没有能够突破犯罪对象这一表达方式，即使在引入行为对象概念之后，仍然保留着犯罪对象的概念，使两者处于并存的状态，才出现了这种问题。笔者的观点则彻底抛弃了犯罪对象这一概念，主张以行为对象和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来分担传统理论中犯罪对象概念所承担的功能。行为对象作为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要素，对犯罪的界定起着重要作用。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作为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有助于我们对犯罪客体内容的分析。

对犯罪对象的功能所作的这种分解，实际上是对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一种妥协。在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中，犯罪客体要件只是一个虚置的要件，对犯罪的认定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作为犯罪客体结构中的一项具体要素，对于犯罪构成也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仍然是目前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主流理论，在这种情况下，用行为对象和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来取代犯罪对象，有助于厘清我国刑法理论中存在的一些模糊性认识。

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中，有保护客体和行为客体之分。保护客体即法益，相当于我国刑法中的社会关系。不同的是，大陆法系中的法益概念是用来说明犯罪的概念和实质的，认为犯罪的本质就是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而并非将其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行为客体的概念则是指构成要件行为所指向的对象。保护客体和行为客体之间是有区别的。例如，在日本刑法中，妨害执行公务罪中行为的客体是公务员，但是，保护的客体是公务本身。[24](p129)当然，也存在着行为对象和法益相互重叠的情况，例如，在杀人行为中，人的生命不仅是被攻击的对象，而且是被保护的法益。[25](p21)本文所界定的行为对象的概念和大陆法系中的行为客体的概念是同一含义的，而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在一定程度上就相当于法益构成要素中的一部分。

犯罪对象理论是刑法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关系到整个犯罪论体系的架构。我国学者陈兴良教授提出了“刑法知识去苏俄化”的重要命题，指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存在的一些根本性缺陷，主张引入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26]笔者对此深表赞同。只有对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进行彻底的改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犯罪对象理论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注释:

① 对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关系的具体论述请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页；高铭暄主编：《刑法学教学大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版，第66页。

② 这里的行为对象、法益分别相当于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对象和社会关系。参见童伟华：《犯罪构成原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③ 尤其是在需要通过专业鉴定才能确定行为对象范围的情况下，行为对象的认定更为重要，如在走私文物罪中，走私的对象是否属于文物便是认定能否成立该罪的关键。

④ 相关论述参见肖中华：《犯罪构成及其关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201页。转引自许发民、康诚：《犯罪对象概念的反思与重构》，《法学研究》2007年第5期。

⑤ 相关论述参见［苏］塔奇：《苏维埃刑法中的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哈尔科夫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转引自薛瑞麟：《关于犯罪对象的几个问题》，《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

⑥ 需要注意的是，在社会关系中，具有意义的是的抽象存在，的具体数量、存在形态等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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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自2013年9月始播的第一季《爸爸去哪儿》在热播的同时，也在社会中引起极大反响。其节目本身所运用到的传播理念及所产生的传播效果都是业内人士所需多加注意之处。本文运用传播理论中的受传者研究理论，以第一季《爸爸去哪儿》这一传播实践案例作为研究对象，结合社会关系论，满足需要论、社会参与论等传播学理论论证传受关系，传播方略，传播与社会影响等方面对于一档节目的成功助力研究，并提出对今后的综艺节目，影视剧节目等相关的传播营销等所需改进的方略策划和建议等。 关键词：传播方略;社会影响;影视运用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8-0080-02

一、引 言

《爸爸去哪儿》第一季自2013年秋季开播以来，迅速成为社会热点，不仅是因其节目新颖的内容，更有其在选材选题上对于社会中受众所需求的满足，最终使其成为2013年收视率最高的一档综艺节目。其收视率屡创新高，网络视频的高点击率和社会的高关注度使其所产生的巨大传播效应，不仅创造了一个个的热门话题，其节目中所运用的传播模式，节目播出后，播出方所运用的传播营销方式，对于受众的影响都是极其巨大的。而其中在传播理论的研究方面，有关受传者研究理论的探索非常有助于日后的综艺节目、影视剧、电影电视甚至广播的传播营销借鉴。

二、节目内容及传播营销介绍

1.节目介绍

《爸爸去哪儿》是湖南卫视从韩国MBC电视台引进的亲子户外真人秀节目，参考自MBC电视台节目《爸爸！我们去哪儿？》，由《变形计》制作人谢涤葵及其团队和《我是歌手》制作人洪涛及其团队联合打造。节目中，五位明星爸爸在72小时的户外体验中，单独照顾子女的饮食起居，共同完成节目组设置的一系列任务。

第一季节目于2013年8月开始录制，10月11日播出，林志颖父子、王岳伦父女、田亮父女、郭涛父子、张亮父子组成嘉宾阵容，进行农村放羊、野外爬山、上船捕鱼等活动。 为了保证节目内容的真实完整，节目组无缝录制，现场记录的素材超过 100小时，现场加上监控共有四十几个机位，每天节目组都会在早会中梳理当天的拍摄流程，拍摄过程中，两名编剧和摄像分别紧跟在明星父子的身边，摄像负责记录影像，编剧则记录拍摄内容，方便后期剪辑，近1000个小时的素材才能剪出一期节目。在后期剪辑方面，抛弃传统的贴罐头笑声的方法，采取素人观看实况声录制，节目中加入的笑声都是当时真实的反应。

《爸爸去哪儿》第一季被称为“首播零差评”电视节目，节目播出后，不论是媒介还是受众，都对节目给予高度的评价。它更是开了中国明星亲子真人秀节目的先河，掀起了一阵“爸爸热”。除此之外，节目中嘉宾的教育方式也引起了坊间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随后，在电视版《爸爸去哪儿》大获成功的前提下，湖南卫视携手参与的明星嘉宾在广州长隆拍摄了《爸爸去哪儿大电影》第一部。不仅开创了我国将综艺节目搬上大荧幕的先河，而大年初一上映的《爸爸哪儿大电影》在票房方面更是最终以7亿的傲人成绩收官。业内人士虽对此褒贬不一，但是其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效益，反之到经济效益，通过漂亮的票房成绩得以展现。无数的家庭一同进入电影院观看这部电影，从而也验证了其当初高收视率的所言不虚。

2.节目的传播与营销

在2013年，此时距2004年开始的《超级女声》一类的真人秀类节目已近10年之久，各类各种的真人秀节目已经接近疲态，造星运动不仅在节目架构、节目传播模式、社会影响方面相比10年之前甚至已经退缩降低。

目前，各类真人选秀类节目诸如《中国好声音》《中国最强音》《中国好歌曲》等层出不穷。但是却在收视率传播营销方面并未有大的突破，真人秀节目已如入瓶颈。2013年夏季湖南卫视推出的《快乐男声》甚至在最后的总决赛全国网收视率也只有1.21之低。相较与2005年同样由湖南卫视主办的《超级女声》当时破8的全国网收视率，可见近年来中国的电视观众对于电视真人秀节目关注度持续走低的现象进一步凸显。

而在此时作为一贯中国省级卫视龙头老大的湖南卫视大胆引进了在韩国热播的《爸爸，我们去哪儿》这种明星户外亲子秀节目。而之后持续飙高的收视率验证了湖南卫视的独到超前眼光。而在这些收视率贡献元素中，笔者认为，从节目的选材，对于参与明星的选择，节目播出时的图文同步直播，节目播出后各种论坛微博话题引构，微博上观众与明星的互动，节目组制造话题等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下面将重点阐述其中最核心的几点。

（1）选材方面。作为一档明星亲子节目，首先在选材方面，便非常良好的注重了当下中国受众即平民百姓平日关心所在：养儿育女。且也看到了随着经济的腾飞，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有走向淡化的趋势。特别是作为父亲，这一平日里可能更多注重工作，寻求更高社会地位而易于忽略家庭及孩子教育这一家庭角色，同样也是一个完整和谐家庭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其与孩子之间的互动关系其实更容易被大众所忽略，但是却是更加需要注重的。而《爸爸去哪儿》节目注意到了一档节目在传播中所需要涉及并考虑的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要素。而明星，这一大众普遍关注的对象，则更容易吸引受众的需求。无论是喜好明星，注重亲子关系，或是单纯的喜欢小朋友都会被这档节目吸引。而其受众的广泛性，造成了话题普遍度高、社会反响大等良好结果。

（2）参与者选择方面。在明星选择这一极其容易影响明星类真人秀节目的要素上，可以看出，在第一季节目中，所选择的明星大多都是外形俊朗，风评较为健康向上，没有不良过往，在业内较有名气，其中有几位是普及度非常高的国民偶像式人物。如在20世纪90年代便红遍大江南北的“不老男神”林志颖，在奥运会上多次夺冠外形迷人的“跳水王子”田亮，参演过多部电影电视剧演技卓越的郭涛都是民众非常熟悉的对象。

而从这五位爸爸所从事的职业来看，不仅有歌手，演员，导演，运动员，甚至还有大众不是非常了解的模特行业。人选从事职业的多样性，不仅能吸引更多的人，甚至于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了自己的社会参与感，也有了自己的需要满足感，这些都为节目的成功辅以巨大的前提条件。

（3）传播营销方面。在电视节目制作之后，相较于以往，《爸爸去哪儿》节目的出品方做到了对传播方略的有效运用。

在以前，网络运用没有普及的时候，人们只能通过社区式，熟人式的口口相传进行所观看的电视节目的讨论;而在网络普及之后，各种论坛，贴吧，平台式的讨论模式将兴趣相同的人聚集;在微博模式出现后，仅仅靠简单的点击评论转发互动就能做到更好的传播营销。一个好的传播方略能将节目的收视率成倍提高，也可以将节目想要引起的效应做到更大的扩大化。

而《爸爸去哪儿》的出品方在节目播出之时不仅在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等用户较多的微博平台开通自己的官方微博，并在每个节目播出时段都进行有评论性质，引导性质的图文直播，在节目播出结束时放出节目视频吸引无法电视观看的受众的观赏，并有效的运用微博上“话题”这一类的功能运用，不断在微博上进行新一轮话题的引起，结合一系列大V转发或是本身节目中明星的微博，加上各类营销号的推波助澜，不仅几乎每天都会有关于节目的微博被转发过万，更是每每登上当日的微博头条或是热门微博前三名，在各大论坛也有诸多关于节目的讨论话题。

节目营销中，对于微博的成功运用是助力节目收视率见长的重要原因，受众的参与度随着自己的转发，评论，甚至于节目中明星的微博式互动，都在很大方面完全满足了受众的参与满足感。并且因其的微博粉丝机制，而造成原本不知道不了解或不太感兴趣的受众因为自己关注的对象频繁提到节目而因此对其产生兴趣。

而受众的逐渐关注与口口相传的有效传播，不仅在节目开播时与最终节目结束时，节目广告的引进程度提升，广告商的关注度提高，同类运用产品的搜素购买度大幅度提升等方面有了足够的体现，甚至连本身的节目拍摄地，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景点在之后吸引了慕名前来的游客，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而《爸爸去哪儿大电影》票房的成功也更进一步说明了其传播营销策略的成功之处，而这部大电影的播出，甚至更是带动了拍摄地点广州恒隆野生动物园游客数量的激增现象。

三、总 结

我们可以看到，《爸爸去哪儿》这档节目不仅仅是引起了亲子教育的话题，更加使许多家庭重新黏合在一起，父子、母子的关系得到和谐向上的发展。这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达到了一个积极正面的效果。甚至在《人民日报》这种较为官方、政治类话题居多的“官方式”报纸上，为《爸爸去哪儿》节目进行大量评论，刊载的文章都不乏提到了节目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良好结果。这种官方关注使得节目不仅仅更坐实了“零差评”的美誉，也吸引了更多甚至是在忙于政事的“难得”观众，这是很多当下的电视节目完全无法做到的。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一档好的节目，所需要研究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制作与播出，在现下的“新传媒”模式的大环境下，更需要做到的是对于节目的传播营销等的有利运用和广泛尝试。而作为学术研究者，在研究各类节目的同时，对于节目通过营销手段获得巨大收视率这一现象也不应忽视。这样，才能不仅做出更好的更加符合观众需求的节目，同时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为影视传媒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社会关系论文范文第7篇

中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产生是中国法治和法学研究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在经济法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推进功能日益彰显，经济法学在经济法研究中日臻成熟的22年里，以经济法一般问题为对象的经济法总论研究也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近年来关于经济法学历程回顾的力作虽有若干，①但专以22年总论研究为主题的探讨似尚不多见。实际上，即使仅以总论研究为主题回顾和前瞻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涉及诸多研究领域，仍有必要将论题作进一步的具体化。以总论的研究进路展伸视线，或许是可选的诸多具体化路径之一。研究进路，一般的理解是指研究主题、视角及其演进路径。以研究进路为题可以将体系和领域、内容和方法、层次和角度等因素进行联结考察。众所周知，调整对象理论的研究在中国经济法学产生以来一直处于极其特殊的理论地位。以总论研究中调整对象问题的理论地位及其演进为标本，其本身既是论题进一步的具体化，又是总论回顾与反思的思维路径之一。本文正是以总论中调整对象的理论地位及其演进为例，回顾总论研究进路中的成果与经验教训，并力图揭示对未来总论研究包括调整对象研究的某些启迪。

总论之基础：挥之不去的调整对象研究

经济法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初，调整对象问题几乎成为总论研究主题的全部。经过了中国经济法学的三个时期的更替和发展，②调整对象始终是总论研究的主题之一，并总是成为引领各个时期总论甚至整个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前奏。

自中国经济法学产生之初的1979年“民法、经济法学术座谈会”始，调整对象问题就始终是总论研究的主题，并经常是中心主题。是次讨论中，与会学者的论题集中于经济法调整对象，③这成为经济法调整对象及其与民法等相关部门法的可区分性大讨论之肇端。三个时期中的几乎每一次经济法理论问题研讨，调整对象问题都成为经济法总论乃至整个经济法理论研究中的中心主题或主题之一。较大规模和较高层次的经济法研讨会，从1979年到2001年10月共有64次，调整对象至少在其中的56次中属主题之一。1991年以前，它甚至是其中心主题之一。检索有关经济法总论研究论文的结果，同样是这一现象的佐证。

而且，从我国经济法学发展阶段的界分看，各个时期的交替都是以调整对象研究的整体性革新为标志的。④看起来暗合于经济体制变革的经济法学发展时期的三分法，也是以调整对象研究发生整体性革新为标志的。每一次经济体制的整体性改革，都会带来经济法调整对象研究的新高潮，并形成调整对象理论的整体性革新。从1979年以后，1979年、1984年及1991年，分别是变革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三个时期的区分点。根源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回应着现实经济问题的中国经济法学研究，在每一次经济体制大变革提出之后，都要对新经济体制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进行新的定位，并且这些新定位都带来了总论其他理论以及总论整体的发展。比如1985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法学初步发展时期，调整对象研究的高潮集中在以有计划商品经济背景下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上，并形成了以“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协作关系论”为典型代表的几种理论。⑤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法学开始步入走向成熟时期。其中头3年的总论研究集中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上。经过这3年的探讨和后来的完善，形成了许多关于调整对象的观点和若干较有影响的经济法学说。⑥这些经济法学说，是提出者在以调整对象为核心的基础上，对经济法总论若干重要领域的基本观点所进行的不同程度的体系化。调整对象的地位从这些学说——尽管是同大于异——内部各观点间的联系和不同学说相应观点间的区别中即可显而易见，甚至可以从不同学说的定名中窥见其一斑。总观三个时期，划分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阶段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以调整方式、原则等其他理论为标志，而是以调整对象理论的整体性变革为标志的。逻辑推演角度考察，可以更进一步地探讨调整对象在总论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并且还可能对调整对象理论问题之所以能在总论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之所以能几十年来如此吸引经济法研究者视线的内在原因获得进一步认识。经济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和总论作为这门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已成为论者的共识。因此，探讨调整对象理论在总论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离不开对整个经济法学学科形成基础的一般探讨。新学科的产生，一方面源于对原认识对象的认识的丰富并产生分化，另一方面源于新的且有必要新立一门学科的认识对象的产生。从认识的丰富和分化来看，法学从作为一门学科到法学分化为多门传统法学学科，是认识不断丰富和深化的结果。从新的认识对象产生来看，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事物总是在不断地推陈出新。当新的事物产生，人类相关研究不断丰富并达到足以新立一门学科时，新学科的产生便不可避免。经济法学的产生当属于后一类型。高度共识的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法现象并不是与法同时产生的。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传统的法现象不足以有效容纳社会关系时才产生的一个新兴法律部门。对这一新的法现象研究获得的认识达到足够丰富的时候，经济法学即告产生。而经济法学科的产生，则全在于对经济法的研究专门化，以实现深入、全面揭示经济法之不同于其他法现象的特殊性的目的。因此，经济法本身及其社会意义之于其他法现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的价值。

然而，何为经济法的特殊性，亦可谓见仁见智，言人人殊。认为最能集中揭示经济法特质的是经济法调整对象，应是争议最小的论断。多年来法学界形成了这样的基本假设或模式：法以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法的分门别类即建基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具体类别；根据社会关系的不同类别，法分成不同的部门，形成不同的部门法；以某一部门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便成为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因此，揭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揭示了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依此逻辑，经济法学科之存在价值，即在于经济法现象的独特性；全部经济法现象的独特性，全在于或者首先在于其调整对象的独特性。这也就必然奠定了调整对象在经济法学特别是总论研究的基础性地位。

当然，不必讳言，在深受中国特殊的学术体制左右的特殊学术氛围中，许多经济法学者不得不在接受上述近乎定律的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探索经济法现象的特殊性，才可能在“既定平台”的有限空间中为经济法学独树一帜。这也是不断加固了调整对象在经济法学总论研究中核心地位的重要客观原因。而事实上，法学界对调整对象的顽强探索，确实为中国经济法学的地位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拓展、辐射和回映：从全部主题到中心主题再到主题之一

调整对象的独特性证明在法学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并不必然表明这种独特性证明成为法学研究的全部。恰恰相反，当人们认为独特性证明完成或基本完成后，调整对象的研究便仅仅成为研究的主题之一。而这，在22年中国经济法学发展史中表现为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经济法学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初，调整对象的研究几乎成为总论研究的全部，如1979年8月的经济法学术座谈会、1980年6月的“民法、经济法学术讨论会”。从1980年9月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经济法学》体系讨论会到经济法学走向成熟时期的初期（大致在1995年以前），调整对象问题都是中心主题。其中，在1986至1987年、1993年至1995年的两个小高潮期间，调整对象问题几乎成为总论研究的全部内容。虽然，分时期看，1981年后直至兴起时期结束，除继续围绕调整对象这个中心主题外，领域曾扩展及经济立法、⑦经济法的体系、经济法地位、经济法原则、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调整方法、经济法责任等。⑧1985年开始的初步发展时期，总论研究领域也曾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上拓展：关注概念表述的规范化；注重经济法体系的内部构造；经济法主体和经济法调整方法的概括开始类型化；部门法地位及其与邻近部门法关系研究，在突出可区分性的同时，开始关注功能的协同性；经济立法研究从强调“铺摊子”转而开始强调立法缺陷的弥补、立法效益的提高、立法体系的完善；敏锐地觉察并研究了经济法基础理论与制定基本经济立法的互动，且部分地付诸实践，如第一次草拟出了《经济法纲要》。但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总论研究，呈现出领域上的扩张甚于内涵的深入，体系上的构架甚于填充，理论上的“搬来”甚于“汲取”。这或许是一个学科开创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同时从另一方面还折射出中国经济法学开拓者们为推进经济法体系化、学科化的历史使命感、学术勇气和激情。而在“走向成熟时期”内，除1993年至1995年外，调整对象研究在整个总论研究中开始从中心主题淡化为主题之一。从而，总论研究重心实现明显的位移，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层次的深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前两个时期所没有的新辟的经济法宗旨、经济法价值研究以及从新视角进行的经济法原则研究，在揭示经济法之于人类经济社会的有用性及其对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的指导机理方面，获得了对经济法的新认识；部门法的地位研究在继续探求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与相邻部门法的可区分性的同时，大大细化了功能上协同性的探讨，注重了可区分性和协同性的融合；在体系研究上，将经济法体系和经济法律体系分开并从法律规范体系的构造上进行探讨渐成自觉；总体特质研究开始超越分解的、各领域的分析，而且在总体上、贯通上去寻求特质方面有了新进展，现代性、协调性特质研究渐成共识。特别是上述各领域的研究，无论是体现为领域的拓展还是层次的深化，都试图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问题上获得理论支持。而且，事实上，经济法产生发展问题研究，原理的而非杂象性的，理论的而非描述性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无论调整对象作为经济法总论研究的全部主题、中心主题还是主题之一，无论总论研究领域作何种扩展、层次作何种深化，都围绕着实现揭示经济法特质的目的。一方面，从几十年来所形成的经济法总论理论体系来看，调整对象是牵动总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关键点。对经济法调整对象认识的不同，直接地导致经济法概念的界定和经济法体系的构想的不同，并对经济法价值、宗旨和原则的解读，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方式的分析、经济法立法思想和实施机制的确立等产生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问题都成为调整对象理论在不同方向上的辐射，成为对调整对象理论的辅支持，成为揭示经济法特质的总论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诸多拓展都表明：经济法总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既是总论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层次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以调整对象为核心向周遭辐射并时时回映着这一核心的历程，从而也是经济法各层次、各维度的特质不断被揭示的历程。

特质与体系化：总论研究进路的缺陷、原因和前瞻

20多年的总论研究，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这是关于经济法总论研究进路反思所需要探讨的。以调整对象为例，当论者可能为重心位移，为对调整学术研究对象的关注不断减弱而叹息“三代以降，文化下移”时，我们却感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经济法总论研究的进路是出处不平凡、路上多坎坷、去处在明晰。进一步的分析仍以调整对象为例并顺着前文的思路进行。

1995年以前的10多年里，在特定的学术环境中，调整对象问题成为确立经济法现象与传统部门法相比之“新”的唯一研究进路，进而成为论证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特异性的重要甚至唯一的理论武器，长时期维持着中心主题的地位，并几乎成为经济法总论研究的全部主题。由此从反角度看，在肯定调整对象的重要地位，肯定多年来调整对象研究成果的同时，应当意识到，多年来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过于强烈地关注调整对象，不能不说是总论研究进路中的缺陷之一。其后果至少包括：过多消耗了研究者的注意力，淡化了许多需要关注的重要论题的研究，影响了总论体系的形成；过分强化了与相关部门法之间的可区分性屏障，淡化了法的体系中诸多部门法之间的协同性和整个法体系的系统性，并反过来影响了经济法理论和其他法学学科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进而也一定程度上被迫扩大了经济法理论与所谓法学主流理论的距离，使经济法理论边缘化趋势日渐明显；影响了部门经济法“小总论”的研究，使“小总论”要么成为总论的翻版，要么成为对总论的“离经叛道”；催化了经济法学界内部许多有意无意的、无谓的，甚至演变为“新意识形态”的论争，影响了经济法总论研究中基本共识的形成，并事实上有可能影响了学界理论的融合和学者们的团结协作。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虽然将上述后果十足地归因于对调整对象的突出有失偏颇，但如果认为上述后果不同程度地可以归因于总论研究中过分突出调整对象，恐怕并不为过。

如前所述，在建国后法学界已经形成了法是调整对象的基本理论假设之后，对在中国新出现的经济法现象进行初始研究以明确其本质时，⑨除了从调整对象入手是“正统”进路之起始外，要么是旁门左道，要么放弃研究。所以，兴起之初的几次研讨会，调整对象问题成为其研讨的全部主题，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这种现象，在中国法学界关于其他法部门的研究中都不曾有过或者不曾如此强烈过。之所以如此，除上述学术体制原因外，还因为下面诸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法现象在当时仍属于新兴的法现象，人们察觉其产生不过几十年时间，经济法理论积累和法学界对经济法的共识都极为有限。二是经济法现象本是现代市场经济时代为解决经济社会纷繁复杂问题而产生的，并不特别直观和感性，它与传统法部门并非于完全相像的层面、维度、方式存在。用传统理论和方法认识经济法现象难免会感到“剪不断，理还乱”。⑩三是经济法现象在中国1979年开始大量出现以后直到1995年，由于不具备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与现实经济问题“密切联系”的经济法研究一时难以从现实中获得充分的经验素材，即便形成了某些理论成果也难以获得经济现实的实证。四是由于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现象这个基本假设，连同所根基的哲学基础，在中国具有特别地位。而且，在中国法学还没有多方位学习借鉴国外法学学术时，全盘吸收苏联法学理论以应付20世纪70年代末期法学复兴的一时之需不可避免。其中，包括经济法学研究在内也吸收了其法学的基本假设、研究进路，同时也承继了苏联法学界延绵50多年的民法、经济法部门法地位之争。而将诸多原因集于一身在其他部门法中也都不曾有过。

如果转换视角来试图考察一下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其目的何在时，我们发现显而易见的是，调整对象的揭示本身并非目的，它仍然只是手段。就学科层面即直接目的来看，经济法总论研究之目的在于从总体上揭示经济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多维度特质，终极目的则在于为整个法特质的揭示和现实法律体系的完善，为法特别是经济法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类的福祉做出理论贡献，同时满足人类的求知欲。那么，能够实现直接目的和终极目的的整个经济法研究都应当是经济法学应当涵盖的领域和达到的层次。其中，一般性特质的探索则都应当是总论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调整对象，仅仅只是经济法许许多多特质性问题中的一个，尽管是非常基础和重要的一个。需要从一般层面揭示经济法之特质的总论问题还非常之多。有的从未涉足，有的刚有所研究，有的仍然处于混沌状态。试扼要论之：

一是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研究。法律关系研究，是揭示在法律规范之下主体间关系基本内容的探索，是贯穿法学理论特别是部门法理论的一根红线，是解剖法律情景下社会关系的实验分析，是揭示不同部门法特质的重要方面，是实现总论体系化的又一关节点。法律关系研究如此重要，但极其遗憾的是，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研究尚处于混沌初开的状态。在1992年以前的经济法理论框架之下，形成了若干关于经济法主体的研究，其中不乏颇具阶段性价值的成果。 但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形成，经济法的核心和边缘在逐步廓清之后，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又成为空白状态。经过近10年的发展，已有研究者注意到经济法上法律关系几近空白状态之严重性，于是法律关系研究之一的主体研究又被个别地提出来，并鲜有进展。 然而，这还只是开始，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如经济法上的权利、经济法上的义务，甚至经济法上的客体，都仍处于空白地带。

二是经济法上的责任问题研究。没有了法律责任，部门法理论就难以获得现实社会生活的支撑力。以前经济法学有关论著所讲的经济责任，事实上是传统法学所归结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外在承担方式之一，早已不应当将其与经济法责任等同起来。时至今天，仍然有不少论著甚至教科书将二者等同，这表明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十分模糊。至于经济法责任主体的确立、经济法责任成立要件、经济法责任归责原则、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等更深一层的问题，就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三是经济法实施机制研究。这与法律责任有关，但又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000年，法院系统以推动司法改革为题变更经济审判庭名称，有学者在进行相关探讨过程中提出经济法可诉性相对较弱，经济法实施领域和途径与传统部门法有所不同等诸多有价值的观点。 但不可否认，没有一套与经济法相应的，归咎经济法责任、实现经济法上的权利的诉讼程序制度，是导致审判机关改弦易辙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部门的做法之正误自有历史评说，理论工作者多年来对如此重大的领域关注不够，对这方面的理论贡献不足不能不说是失误。 即便是关于在行政领域的经济法实施机制研究，除了主要为立法完善服务所进行法社会学研究外，专门性的实施机制研究也显得苍白无力。

四是总论分论的体系化研究。应当说，近几年在总论分论的整体性上迈出了较大的步伐。 但是，现状还不容乐观。总论分论“两张皮”、“小总论”过于薄弱现象远未克服，总论内部体系化也还有漫长的道路。固然，诸多空白点的填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关注总论分论体系化，并进行专门研究，这又是一个薄弱地带。一门体系化不够的学科，是很难屹立于学科之林的。

五是学科方法论研究。这并非空白地带，而是相对不足。在1986年前后和1995年后，关于学科方法论研究曾几度提升，并且亦有不少成果，但离持续的、突破性、体系化的方法论研究还有较大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问题已经引起论者的注意，一些学者进行了新角度的尝试，有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新进展。

六是经济法学理论通俗化的研究。应当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中任何重大的经久不衰的学说，其基本理论无不是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甚至因琅琅上口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理论，这是真理传播的规律之一。中国经济法学走到今天来之不易。多元化的甚至是标新立异的理论抽象进程固然也是探索和印证真理的必由之路，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对探索和印证经济法真谛还显得特别必要和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多元化的、繁杂而深奥的论证过程还原为简明实用，解决实际问题，并为普通的立法、司法、执法人员乃至法学院的学生喜闻乐见的经济法基本理论，那么，不难预见，诞生于改革开放实践的中国经济法学将有最终被实践远远抛离的危险。

七是经济法学术史的研究。固然中国经济法学自产生距今仅有20多年的历史，同民法学、刑法学等传统法学学科的悠久历史尚有很大的差距，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历史。如果人们赞赏以“忘记过去就是自我背叛”作为座右铭的话，好好地回顾、清理、总结这段不太长但非常丰富、深刻的学术史，不能不说是一件有益于经济法学整体发展的重要工作。

八是经济全球化的法律规则与国内经济法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研究。例如，WTO规则之所以被人们理解为规范成员方政府的法律规则，从本质上说，无非是因为各成员方政府行使管理对外经济贸易的职能必须接受并主动发挥WTO这一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的协调。国内经济法不仅是规范本国经济运行主体的法律，也是规范一国政府管理经济行为，防止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滥用的法律。两者的天然联系显而易见，但两者链接的理论基础、基本方式和手段，以及两者相互影响的规律，则是又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经济法学总论课题。

参考文献：

①例如，王艳林：《中国经济法学：面向2l世纪的回顾与前瞻》，《法学评论》，1999年，第1期；张守文：《中国经济法学的回顾与前瞻》，杨紫?主编《经济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史际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法学》，《法学家》，1999年，第1、2期。等等。

②关于中国经济法学发展时期，有两阶段说和三阶段说。本文认为中国经济法学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从1979年到1984年的兴起时期、1985年到1991年的初步发展时期和1991年到2001年的走向成熟时期。关于历史分期，另文探讨。

③参见“关于民法、经济法的学术座谈”，《法学研究》，1979年，第4期。

④经济法学发展的分期，有两分法和三分法。三分法如前注②。两分法中，有的以1992年为分期点，有的以1986年为分期点。以1992年为分期点的观点中，还有的又以1986年为前一时期的两个阶段的分段点。无论是何种分法，认为它们是以调整对象研究的整体性革新为标志，当不无道理，尽管有直接和间接之别。

⑤在这一时期产生的还有“经济管理关系论”、“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论”等。其他在前一时期已经存在的观点，虽然在这一时期仍有出现，但显见式微。

⑥例如，“国家协调说”、“国家干预说”、“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国家调节说”、“国家调制说”、“纵横统一说”，等等。

⑦经济立法，并不全是经济法的立法。但是，在兴起时期其后一段时期，经济立法基本上被理解为经济法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经济立法对于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非常特殊的重大意义。甚至可以认为，如果没有20多年来国家对经济立法的渴求和社会对经济立法的高度关注，不要说经济法学如此巨大发展，就连产生的情形可能都要大大改写。因此，在认为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全部主题、中心主题时，不能否认经济立法在经济法总论研究中所具有的同样重要的地位。只是在今天看来，经济立法早已不是或不应是纯粹经济法的理论问题。

⑧例如，1983年10月的全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工作会议（沈阳）、1983年12月的经济法研讨会（北京）、1984年8月的全国经济法制工作会议（杭州）等会议讨论主题，以及若干概论式经济法教材，都可以表明研讨主题在拓展。

⑨本文在许多地方不用“本质”，而用“特质”、“特征”、“特异性”等词。

⑩即使到了《民法通则》颁布后，仍有许多论者仅仅从主体上将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调整对象上进行区分，结果此进路是无果而终。1992年以后，影响较大的几种调整对象的观点自觉不自觉地摆脱纯粹主体式的界定模式，正反映出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主体上的特殊性。而这，仅仅只是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不是一个层面和维度的表现之一。

11.前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民法、经济法的部门法地位之争便随着其经济体制、意识形态而起伏浮沉。中国关于民法与经济法关系及其部门法地位的争论，虽时间跨度还不至于那么长，但其参与规模、涉及的领域丝毫不逊色于前者。80年代后期甚至有惊人的相似。另见孙皓晖等《经济法民法学派之争的历史启示》，《中外法学》，1989年，第1期。

12.可参见张士元：《谈谈经济法主体的范畴和分类》，《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刘文华：《中国经济法主体理论问题探讨》，《1983年10月全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工作会议大会发言材料》；李中圣：《经济法主体的分类新探》，《法律科学》，1990年，第4期。

13.张守文：《略论经济法上的调制行为》，《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该文中对经济法主体进行了基本的类型化，并提出了经济法上的行为的概念类型。

14.可参见盛杰民等的论文，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3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颜运秋：《经济审判庭变易的理性分析》，《法商研究》，2001年，第2期。

15.关于经济公益诉讼的研究是新近的重要探索。见，韩志红、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年。

16.例如，杨紫?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肖乾刚、程宝山主编《经济法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95年；等等。

社会关系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经济法基础理论经济法总论调整对象经济法学史

中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产生是中国法治和法学研究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在经济法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推进功能日益彰显，经济法学在经济法研究中日臻成熟的22年里，以经济法一般问题为对象的经济法总论研究也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近年来关于经济法学历程回顾的力作虽有若干，①但专以22年总论研究为主题的探讨似尚不多见。实际上，即使仅以总论研究为主题回顾和前瞻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涉及诸多研究领域，仍有必要将论题作进一步的具体化。以总论的研究进路展伸视线，或许是可选的诸多具体化路径之一。研究进路，一般的理解是指研究主题、视角及其演进路径。以研究进路为题可以将体系和领域、内容和方法、层次和角度等因素进行联结考察。众所周知，调整对象理论的研究在中国经济法学产生以来一直处于极其特殊的理论地位。以总论研究中调整对象问题的理论地位及其演进为标本，其本身既是论题进一步的具体化，又是总论回顾与反思的思维路径之一。本文正是以总论中调整对象的理论地位及其演进为例，回顾总论研究进路中的成果与经验教训，并力图揭示对未来总论研究包括调整对象研究的某些启迪。

总论之基础：挥之不去的调整对象研究

经济法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初，调整对象问题几乎成为总论研究主题的全部。经过了中国经济法学的三个时期的更替和发展，②调整对象始终是总论研究的主题之一，并总是成为引领各个时期总论甚至整个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前奏。

自中国经济法学产生之初的1979年“民法、经济法学术座谈会”始，调整对象问题就始终是总论研究的主题，并经常是中心主题。是次讨论中，与会学者的论题集中于经济法调整对象，③这成为经济法调整对象及其与民法等相关部门法的可区分性大讨论之肇端。三个时期中的几乎每一次经济法理论问题研讨，调整对象问题都成为经济法总论乃至整个经济法理论研究中的中心主题或主题之一。较大规模和较高层次的经济法研讨会，从1979年到2001年10月共有64次，调整对象至少在其中的56次中属主题之一。1991年以前，它甚至是其中心主题之一。检索有关经济法总论研究论文的结果，同样是这一现象的佐证。

而且，从我国经济法学发展阶段的界分看，各个时期的交替都是以调整对象研究的整体性革新为标志的。④看起来暗合于经济体制变革的经济法学发展时期的三分法，也是以调整对象研究发生整体性革新为标志的。每一次经济体制的整体性改革，都会带来经济法调整对象研究的新高潮，并形成调整对象理论的整体性革新。从1979年以后，1979年、1984年及1991年，分别是变革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三个时期的区分点。根源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回应着现实经济问题的中国经济法学研究，在每一次经济体制大变革提出之后，都要对新经济体制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进行新的定位，并且这些新定位都带来了总论其他理论以及总论整体的发展。比如1985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法学初步发展时期，调整对象研究的高潮集中在以有计划商品经济背景下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上，并形成了以“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协作关系论”为典型代表的几种理论。⑤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法学开始步入走向成熟时期。其中头3年的总论研究集中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上。经过这3年的探讨和后来的完善，形成了许多关于调整对象的观点和若干较有影响的经济法学说。⑥这些经济法学说，是提出者在以调整对象为核心的基础上，对经济法总论若干重要领域的基本观点所进行的不同程度的体系化。调整对象的地位从这些学说——尽管是同大于异——内部各观点间的联系和不同学说相应观点间的区别中即可显而易见，甚至可以从不同学说的定名中窥见其一斑。总观三个时期，划分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阶段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以调整方式、原则等其他理论为标志，而是以调整对象理论的整体性变革为标志的。逻辑推演角度考察，可以更进一步地探讨调整对象在总论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并且还可能对调整对象理论问题之所以能在总论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之所以能几十年来如此吸引经济法研究者视线的内在原因获得进一步认识。经济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和总论作为这门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已成为论者的共识。因此，探讨调整对象理论在总论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离不开对整个经济法学学科形成基础的一般探讨。新学科的产生，一方面源于对原认识对象的认识的丰富并产生分化，另一方面源于新的且有必要新立一门学科的认识对象的产生。从认识的丰富和分化来看，法学从作为一门学科到法学分化为多门传统法学学科，是认识不断丰富和深化的结果。从新的认识对象产生来看，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事物总是在不断地推陈出新。当新的事物产生，人类相关研究不断丰富并达到足以新立一门学科时，新学科的产生便不可避免。经济法学的产生当属于后一类型。高度共识的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法现象并不是与法同时产生的。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传统的法现象不足以有效容纳社会关系时才产生的一个新兴法律部门。对这一新的法现象研究获得的认识达到足够丰富的时候，经济法学即告产生。而经济法学科的产生，则全在于对经济法的研究专门化，以实现深入、全面揭示经济法之不同于其他法现象的特殊性的目的。因此，经济法本身及其社会意义之于其他法现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的价值。

然而，何为经济法的特殊性，亦可谓见仁见智，言人人殊。认为最能集中揭示经济法特质的是经济法调整对象，应是争议最小的论断。多年来法学界形成了这样的基本假设或模式：法以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法的分门别类即建基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具体类别；根据社会关系的不同类别，法分成不同的部门，形成不同的部门法；以某一部门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便成为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因此，揭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揭示了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依此逻辑，经济法学科之存在价值，即在于经济法现象的独特性；全部经济法现象的独特性，全在于或者首先在于其调整对象的独特性。这也就必然奠定了调整对象在经济法学特别是总论研究的基础性地位。

当然，不必讳言，在深受中国特殊的学术体制左右的特殊学术氛围中，许多经济法学者不得不在接受上述近乎定律的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探索经济法现象的特殊性，才可能在“既定平台”的有限空间中为经济法学独树一帜。这也是不断加固了调整对象在经济法学总论研究中核心地位的重要客观原因。而事实上，法学界对调整对象的顽强探索，确实为中国经济法学的地位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拓展、辐射和回映：从全部主题到中心主题再到主题之一

调整对象的独特性证明在法学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并不必然表明这种独特性证明成为法学研究的全部。恰恰相反，当人们认为独特性证明完成或基本完成后，调整对象的研究便仅仅成为研究的主题之一。而这，在22年中国经济法学发展史中表现为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经济法学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初，调整对象的研究几乎成为总论研究的全部，如1979年8月的经济法学术座谈会、1980年6月的“民法、经济法学术讨论会”。从1980年9月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经济法学》体系讨论会到经济法学走向成熟时期的初期（大致在1995年以前），调整对象问题都是中心主题。其中，在1986至1987年、1993年至1995年的两个小高潮期间，调整对象问题几乎成为总论研究的全部内容。虽然，分时期看，1981年后直至兴起时期结束，除继续围绕调整对象这个中心主题外，领域曾扩展及经济立法、⑦经济法的体系、经济法地位、经济法原则、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调整方法、经济法责任等。⑧1985年开始的初步发展时期，总论研究领域也曾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上拓展：关注概念表述的规范化；注重经济法体系的内部构造；经济法主体和经济法调整方法的概括开始类型化；部门法地位及其与邻近部门法关系研究，在突出可区分性的同时，开始关注功能的协同性；经济立法研究从强调“铺摊子”转而开始强调立法缺陷的弥补、立法效益的提高、立法体系的完善；敏锐地觉察并研究了经济法基础理论与制定基本经济立法的互动，且部分地付诸实践，如第一次草拟出了《经济法纲要》。但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总论研究，呈现出领域上的扩张甚于内涵的深入，体系上的构架甚于填充，理论上的“搬来”甚于“汲取”。这或许是一个学科开创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同时从另一方面还折射出中国经济法学开拓者们为推进经济法体系化、学科化的历史使命感、学术勇气和激情。而在“走向成熟时期”内，除1993年至1995年外，调整对象研究在整个总论研究中开始从中心主题淡化为主题之一。从而，总论研究重心实现明显的位移，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层次的深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前两个时期所没有的新辟的经济法宗旨、经济法价值研究以及从新视角进行的经济法原则研究，在揭示经济法之于人类经济社会的有用性及其对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的指导机理方面，获得了对经济法的新认识；部门法的地位研究在继续探求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与相邻部门法的可区分性的同时，大大细化了功能上协同性的探讨，注重了可区分性和协同性的融合；在体系研究上，将经济法体系和经济法律体系分开并从法律规范体系的构造上进行探讨渐成自觉；总体特质研究开始超越分解的、各领域的分析，而且在总体上、贯通上去寻求特质方面有了新进展，现代性、协调性特质研究渐成共识。特别是上述各领域的研究，无论是体现为领域的拓展还是层次的深化，都试图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问题上获得理论支持。而且，事实上，经济法产生发展问题研究，原理的而非杂象性的，理论的而非描述性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无论调整对象作为经济法总论研究的全部主题、中心主题还是主题之一，无论总论研究领域作何种扩展、层次作何种深化，都围绕着实现揭示经济法特质的目的。一方面，从几十年来所形成的经济法总论理论体系来看，调整对象是牵动总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关键点。对经济法调整对象认识的不同，直接地导致经济法概念的界定和经济法体系的构想的不同，并对经济法价值、宗旨和原则的解读，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方式的分析、经济法立法思想和实施机制的确立等产生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问题都成为调整对象理论在不同方向上的辐射，成为对调整对象理论的辅支持，成为揭示经济法特质的总论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诸多拓展都表明：经济法总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既是总论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层次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以调整对象为核心向周遭辐射并时时回映着这一核心的历程，从而也是经济法各层次、各维度的特质不断被揭示的历程。

特质与体系化：总论研究进路的缺陷、原因和前瞻

20多年的总论研究，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这是关于经济法总论研究进路反思所需要探讨的。以调整对象为例，当论者可能为重心位移，为对调整学术研究对象的关注不断减弱而叹息“三代以降，文化下移”时，我们却感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经济法总论研究的进路是出处不平凡、路上多坎坷、去处在明晰。进一步的分析仍以调整对象为例并顺着前文的思路进行。

1995年以前的10多年里，在特定的学术环境中，调整对象问题成为确立经济法现象与传统部门法相比之“新”的唯一研究进路，进而成为论证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特异性的重要甚至唯一的理论武器，长时期维持着中心主题的地位，并几乎成为经济法总论研究的全部主题。由此从反角度看，在肯定调整对象的重要地位，肯定多年来调整对象研究成果的同时，应当意识到，多年来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过于强烈地关注调整对象，不能不说是总论研究进路中的缺陷之一。其后果至少包括：过多消耗了研究者的注意力，淡化了许多需要关注的重要论题的研究，影响了总论体系的形成；过分强化了与相关部门法之间的可区分性屏障，淡化了法的体系中诸多部门法之间的协同性和整个法体系的系统性，并反过来影响了经济法理论和其他法学学科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进而也一定程度上被迫扩大了经济法理论与所谓法学主流理论的距离，使经济法理论边缘化趋势日渐明显；影响了部门经济法“小总论”的研究，使“小总论”要么成为总论的翻版，要么成为对总论的“离经叛道”；催化了经济法学界内部许多有意无意的、无谓的，甚至演变为“新意识形态”的论争，影响了经济法总论研究中基本共识的形成，并事实上有可能影响了学界理论的融合和学者们的团结协作。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虽然将上述后果十足地归因于对调整对象的突出有失偏颇，但如果认为上述后果不同程度地可以归因于总论研究中过分突出调整对象，恐怕并不为过。

如前所述，在建国后法学界已经形成了法是调整对象的基本理论假设之后，对在中国新出现的经济法现象进行初始研究以明确其本质时，⑨除了从调整对象入手是“正统”进路之起始外，要么是旁门左道，要么放弃研究。所以，兴起之初的几次研讨会，调整对象问题成为其研讨的全部主题，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这种现象，在中国法学界关于其他法部门的研究中都不曾有过或者不曾如此强烈过。之所以如此，除上述学术体制原因外，还因为下面诸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法现象在当时仍属于新兴的法现象，人们察觉其产生不过几十年时间，经济法理论积累和法学界对经济法的共识都极为有限。二是经济法现象本是现代市场经济时代为解决经济社会纷繁复杂问题而产生的，并不特别直观和感性，它与传统法部门并非于完全相像的层面、维度、方式存在。用传统理论和方法认识经济法现象难免会感到“剪不断，理还乱”。⑩三是经济法现象在中国1979年开始大量出现以后直到1995年，由于不具备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与现实经济问题“密切联系”的经济法研究一时难以从现实中获得充分的经验素材，即便形成了某些理论成果也难以获得经济现实的实证。四是由于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现象这个基本假设，连同所根基的哲学基础，在中国具有特别地位。而且，在中国法学还没有多方位学习借鉴国外法学学术时，全盘吸收苏联法学理论以应付20世纪70年代末期法学复兴的一时之需不可避免。其中，包括经济法学研究在内也吸收了其法学的基本假设、研究进路，同时也承继了苏联法学界延绵50多年的民法、经济法部门法地位之争。而将诸多原因集于一身在其他部门法中也都不曾有过。

如果转换视角来试图考察一下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其目的何在时，我们发现显而易见的是，调整对象的揭示本身并非目的，它仍然只是手段。就学科层面即直接目的来看，经济法总论研究之目的在于从总体上揭示经济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多维度特质，终极目的则在于为整个法特质的揭示和现实法律体系的完善，为法特别是经济法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类的福祉做出理论贡献，同时满足人类的求知欲。那么，能够实现直接目的和终极目的的整个经济法研究都应当是经济法学应当涵盖的领域和达到的层次。其中，一般性特质的探索则都应当是总论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调整对象，仅仅只是经济法许许多多特质性问题中的一个，尽管是非常基础和重要的一个。需要从一般层面揭示经济法之特质的总论问题还非常之多。有的从未涉足，有的刚有所研究，有的仍然处于混沌状态。试扼要论之：

一是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研究。法律关系研究，是揭示在法律规范之下主体间关系基本内容的探索，是贯穿法学理论特别是部门法理论的一根红线，是解剖法律情景下社会关系的实验分析，是揭示不同部门法特质的重要方面，是实现总论体系化的又一关节点。法律关系研究如此重要，但极其遗憾的是，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研究尚处于混沌初开的状态。在1992年以前的经济法理论框架之下，形成了若干关于经济法主体的研究，其中不乏颇具阶段性价值的成果。但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形成，经济法的核心和边缘在逐步廓清之后，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又成为空白状态。经过近10年的发展，已有研究者注意到经济法上法律关系几近空白状态之严重性，于是法律关系研究之一的主体研究又被个别地提出来，并鲜有进展。然而，这还只是开始，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如经济法上的权利、经济法上的义务，甚至经济法上的客体，都仍处于空白地带。

二是经济法上的责任问题研究。没有了法律责任，部门法理论就难以获得现实社会生活的支撑力。以前经济法学有关论著所讲的经济责任，事实上是传统法学所归结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外在承担方式之一，早已不应当将其与经济法责任等同起来。时至今天，仍然有不少论著甚至教科书将二者等同，这表明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十分模糊。至于经济法责任主体的确立、经济法责任成立要件、经济法责任归责原则、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等更深一层的问题，就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三是经济法实施机制研究。这与法律责任有关，但又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000年，法院系统以推动司法改革为题变更经济审判庭名称，有学者在进行相关探讨过程中提出经济法可诉性相对较弱，经济法实施领域和途径与传统部门法有所不同等诸多有价值的观点。但不可否认，没有一套与经济法相应的，归咎经济法责任、实现经济法上的权利的诉讼程序制度，是导致审判机关改弦易辙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部门的做法之正误自有历史评说，理论工作者多年来对如此重大的领域关注不够，对这方面的理论贡献不足不能不说是失误。即便是关于在行政领域的经济法实施机制研究，除了主要为立法完善服务所进行法社会学研究外，专门性的实施机制研究也显得苍白无力。

四是总论分论的体系化研究。应当说，近几年在总论分论的整体性上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但是，现状还不容乐观。总论分论“两张皮”、“小总论”过于薄弱现象远未克服，总论内部体系化也还有漫长的道路。固然，诸多空白点的填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关注总论分论体系化，并进行专门研究，这又是一个薄弱地带。一门体系化不够的学科，是很难屹立于学科之林的。

五是学科方法论研究。这并非空白地带，而是相对不足。在1986年前后和1995年后，关于学科方法论研究曾几度提升，并且亦有不少成果，但离持续的、突破性、体系化的方法论研究还有较大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问题已经引起论者的注意，一些学者进行了新角度的尝试，有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新进展。

六是经济法学理论通俗化的研究。应当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中任何重大的经久不衰的学说，其基本理论无不是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甚至因琅琅上口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理论，这是真理传播的规律之一。中国经济法学走到今天来之不易。多元化的甚至是标新立异的理论抽象进程固然也是探索和印证真理的必由之路，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对探索和印证经济法真谛还显得特别必要和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多元化的、繁杂而深奥的论证过程还原为简明实用，解决实际问题，并为普通的立法、司法、执法人员乃至法学院的学生喜闻乐见的经济法基本理论，那么，不难预见，诞生于改革开放实践的中国经济法学将有最终被实践远远抛离的危险。

七是经济法学术史的研究。固然中国经济法学自产生距今仅有20多年的历史，同民法学、刑法学等传统法学学科的悠久历史尚有很大的差距，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历史。如果人们赞赏以“忘记过去就是自我背叛”作为座右铭的话，好好地回顾、清理、总结这段不太长但非常丰富、深刻的学术史，不能不说是一件有益于经济法学整体发展的重要工作。

八是经济全球化的法律规则与国内经济法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研究。例如，WTO规则之所以被人们理解为规范成员方政府的法律规则，从本质上说，无非是因为各成员方政府行使管理对外经济贸易的职能必须接受并主动发挥WTO这一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的协调。国内经济法不仅是规范本国经济运行主体的法律，也是规范一国政府管理经济行为，防止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滥用的法律。两者的天然联系显而易见，但两者链接的理论基础、基本方式和手段，以及两者相互影响的规律，则是又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经济法学总论课题。

参考文献：

①例如，王艳林：《中国经济法学：面向2l世纪的回顾与前瞻》，《法学评论》，1999年，第1期；张守文：《中国经济法学的回顾与前瞻》，杨紫主编《经济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史际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法学》，《法学家》，1999年，第1、2期。等等。

②关于中国经济法学发展时期，有两阶段说和三阶段说。本文认为中国经济法学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从1979年到1984年的兴起时期、1985年到1991年的初步发展时期和1991年到2001年的走向成熟时期。关于历史分期，另文探讨。

③参见“关于民法、经济法的学术座谈”，《法学研究》，1979年，第4期。

④经济法学发展的分期，有两分法和三分法。三分法如前注②。两分法中，有的以1992年为分期点，有的以1986年为分期点。以1992年为分期点的观点中，还有的又以1986年为前一时期的两个阶段的分段点。无论是何种分法，认为它们是以调整对象研究的整体性革新为标志，当不无道理，尽管有直接和间接之别。

⑤在这一时期产生的还有“经济管理关系论”、“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论”等。其他在前一时期已经存在的观点，虽然在这一时期仍有出现，但显见式微。

⑥例如，“国家协调说”、“国家干预说”、“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国家调节说”、“国家调制说”、“纵横统一说”，等等。

⑦经济立法，并不全是经济法的立法。但是，在兴起时期其后一段时期，经济立法基本上被理解为经济法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经济立法对于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非常特殊的重大意义。甚至可以认为，如果没有20多年来国家对经济立法的渴求和社会对经济立法的高度关注，不要说经济法学如此巨大发展，就连产生的情形可能都要大大改写。因此，在认为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全部主题、中心主题时，不能否认经济立法在经济法总论研究中所具有的同样重要的地位。只是在今天看来，经济立法早已不是或不应是纯粹经济法的理论问题。

⑧例如，1983年10月的全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工作会议（沈阳）、1983年12月的经济法研讨会（北京）、1984年8月的全国经济法制工作会议（杭州）等会议讨论主题，以及若干概论式经济法教材，都可以表明研讨主题在拓展。

⑨本文在许多地方不用“本质”，而用“特质”、“特征”、“特异性”等词。

⑩即使到了《民法通则》颁布后，仍有许多论者仅仅从主体上将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调整对象上进行区分，结果此进路是无果而终。1992年以后，影响较大的几种调整对象的观点自觉不自觉地摆脱纯粹主体式的界定模式，正反映出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主体上的特殊性。而这，仅仅只是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不是一个层面和维度的表现之一。

11.前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民法、经济法的部门法地位之争便随着其经济体制、意识形态而起伏浮沉。中国关于民法与经济法关系及其部门法地位的争论，虽时间跨度还不至于那么长，但其参与规模、涉及的领域丝毫不逊色于前者。80年代后期甚至有惊人的相似。另见孙皓晖等《经济法民法学派之争的历史启示》，《中外法学》，1989年，第1期。

12.可参见张士元：《谈谈经济法主体的范畴和分类》，《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刘文华：《中国经济法主体理论问题探讨》，《1983年10月全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工作会议大会发言材料》；李中圣：《经济法主体的分类新探》，《法律科学》，1990年，第4期。

13.张守文：《略论经济法上的调制行为》，《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该文中对经济法主体进行了基本的类型化，并提出了经济法上的行为的概念类型。

14.可参见盛杰民等的论文，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3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颜运秋：《经济审判庭变易的理性分析》，《法商研究》，2001年，第2期。

15.关于经济公益诉讼的研究是新近的重要探索。见，韩志红、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年。

16.例如，杨紫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肖乾刚、程宝山主编《经济法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95年；等等。

社会关系论文范文第9篇

“文学研究”一经戴上科学的桂冠，就意味着将永远陷入科学本质与文学本质之间的纠结与困惑之中。一方面，科学本质要求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实证方法来无限地接近真相。另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文学作品丰富的表现形式，复杂的内心情感，千差万别的经验和常识，理性和科学在进行简单的归纳时都常常显得无能为力，更何况要接近真相，达到真理！这是感性确定性的种类与个体的问题，种和类为第二实体，个体是第一实体。用第二实体把握第一实体是徒劳的、无力的。很多学者用《否定辩证法》来指导文化批评。任何一个概念中都蕴涵着概念性与非概念性的矛盾，也就是永恒的、普遍性的领域与流变的现象世界之间的矛盾。形而上学内部也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文学研究如何处理好这样的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出现这样的尴尬——与它的本质越走越远。文学与科学最容易沟通的恐怕是古典文献学，把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她也一直是优等生。

在传统文献学里，目录、版本、校勘、注疏、辨伪、辑佚等，被视为传统经史之学的门径和基石，历代先贤大儒在这方面下了苦功，我们所熟悉的民国大师，绝大多数在方面都是世界顶级高手。那么现在的文献学可能对古代文学典籍的重新整理、编纂、考辨、译注包括现代化传播等都有新的要求，其动态和流变也并不容易把握。既然处理科学本质与文学的鲜活生命之间的矛盾成为一种高难度的艺术，那么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真正吃透了这门艺术？在严格的学术制度管制下的文学研究，难免生产出大量与文学实践严重脱节的“产品”，文学真正需要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在研究方法上采取拿来主义，忽略文学的本质属性，与其他社会科学等同，正是前文提到的照搬西方理论模式，才会出现僵化的学报体、新八股文现象。文学研究模式化的后果是，把鲜活复杂的文学框定在刻板的教条里，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与强调精细的科学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为了冲破这种令人窒息的牢笼，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兵分两路，一路专事文化批评。文化批评不关注文本的文学性，倾心于文学作品以外的社会问题，作家的文本只是一个借口或者道具，六经注我，在诸如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历史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机器等等方面大做文章。近年来文化批评的“酷评”风潮逐渐流行，其中不乏投机分子，为了快速吸引眼球，来不及细读文本，不注重学理，懒得做功课，只要是文坛大腕的作品，不问青红皂白，先拉出来打他五十大板。批评家长期坐冷板凳，求关注、求疼爱，此乃人之常情。另一路则杀入“文化研究”这个广阔的荒原。广义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文学这一特定的对象，而是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文学研究的“抱残守缺”相比，文化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新生事物，它被高校文科院系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看作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比，有更美妙的前景，方法上也有诸多“野路子”。在格局上它打破了狭隘的学科化了的文学研究,在视野上也从文学转向了诸多边缘文化现象。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国际声誉日隆，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中国人都感觉到了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无论是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还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化研究被高度重视，政府机构的文化决策需要各大“智库”提供有力的研究成果。从事文史哲类基础理论研究的研究者纷纷转战文化研究阵地，各种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

与文化研究生意兴隆、人声鼎沸的场面相比，文学研究显得日益萧条冷落。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大、回报低，其影响力无法预见，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应用研究收效快，几乎立竿见影。不排除科研人员有立刻套现的功利心理，因此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成为上下共谋的结果。实际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两者常常是难分彼此，互相包含，它们在分离与撕扯当中既互相拆台，也彼此成就。然而，被热捧的文化研究也并非一帆风顺，首先它要面临学科归属的尴尬，加上由于缺乏形而上的理论指导，其实践性与理论性严重脱节，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研究人员一窝蜂赶潮流，知识储备不够，即使在实践性研究这一块也无法有效地给党政决策部门提供急需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文化研究”一开始就不打算把自己规定为对文化的研究，它带有一定的学理性和学科性质。正式的文化研究机构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R.Hoggart)与雷蒙德•威廉斯(R.Williams)，被称之为“伯明翰学派”。由于文化研究在各学科之间处于摇摆不定的位置，一直缺乏理论支撑，西方比较早进入这一领域。马克斯•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和西方奥多•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rno）的《否定辩证法》，以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两部作品常被作为文化研究的理论骨架。广义的文化研究把社会学、媒体研究、文学理论以及文化人类学等搅拌在一起，对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关注非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亚文化。直到今天，文化研究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还处于模糊状态。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出于现实的需要，侧重于实践性研究，其文化立场、批判姿态都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义理层面。通常情况下，社会总是尽量维护既定的文化机制，这是保障社会结构稳定的基本前提。对于文学研究这门学科说来，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教育体制使文学研究专业化，这门学科在社会关系架构中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位置之中。高校的文学院（中文系）、外国语学院（外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大文学研究机构（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以及全国地方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有一支长期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这几年文化研究来势凶猛，它所带来冲击使得地方社科院的文学所研究方向和功能上发生了变化。地方社会科学院一般被定位为“思想库”、“智囊团”，由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某种内在的联系，从事文学研究的科研团队和科研人员的纷纷转行文化研究，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项统计表明，2014年全国31家地方社科院，有8个文学研究所改为文化研究所，三个文学研究所与历史研究所合并，两个所改为民族研究所（属于社会学）。北京、山东、浙江、河南这样的文学资源丰富的省份都改为文化研究所。

全国社科院很多文学研究所被撤销或者合并，合并后名称改为文史研究所。像湖北省，拥有屈原、孟浩然、公安派、竟陵派、闻一多等这样好的文学资源的省份都被合并，只保留一至两名文学研究人员。名称的更改决定学科定位和研究方向。有些文化研究所和文史研究所已经不再设置文学学科，如广东、重庆等。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一面方越来越精细化，但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属性又需要团队作战和跨学科合作研究，呈现高度综合化趋势。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定位主要是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在注重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同时突出应用性研究。后者是获得人才、资金和政策的支持的有力保障。基础学科在地方社科院一直很处于弱势地位，改行、合并常常并非出于研究人员的本意。文化研究可谓资源丰富、天地广阔，研究者大可信马由缰。排斥在主流之外的边缘文化，日益兴隆的影视文化，高度被关注的民间文化，亟待保护整理的传统文化等等。当年的伯明翰学派就直言不讳的宣称他们是以文化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为主要研究任务，内容也主要是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包括影视、各种文化媒介、休闲方式甚至房屋装修，后来才转向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是伯明翰学派，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的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大都是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和心理学，鲜见有文学学科背景的成员。广义的文化研究与文学几乎没有什么交叉点，它本质上应该属于社会学。通常采用抽样调查、统计分析以及社区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试图通过精确数据和各种社会文化动态作为理论支撑。那么，狭义文化研究境况如何呢？文化皮书、文化发展战略一类的调研报告与文学基础理论也是毫不相干。出现这种现象与当今时代分工过细，行业壁垒有关。文学研究也是一门职业陷阱很深的行业，而文化研究处于草创阶段，有文学学科背景的人最容易入手。再者，社会科学未来发展趋势更加注重应用学科和局部研究，文学抢先占领文化研究阵地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然而，真正的文化研究其难度要远远高于其他纯粹单一的学科，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政治性、实践性、批判性，不仅需要极大的知识储备，还需要文史哲与自然科学融会贯通，最好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除此之外，还要有应用对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两相兼顾的能力。

二、学术体制下文化研究的困境

文学研究纷纷转向文化研究，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学术体制下的人才培养问题。学术职业化和学术体制化的恶果是僵死的教条主义大行其道。国家现行的学术体制与人才培养是紧密相关的，由于前面提到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边界模糊性，国家一级学科没有、也无法设置文化这一门学科。年轻学者的晋升常常遇到“技术性”障碍。如果一位年轻学者在他的学术规划中打算专事文化研究，那么，他的职称评定将严重受阻。在课题这一块，文学研究在国家一级学科里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课题申报严格按学科分类，除了重大课题有跨学科研究，部级、省级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课题都只能一一对应。在重大课题的申报方面，青年学者在申报人资格这一栏就被拒之门外。文化研究要申报纵向课题，打个比方，就算某项文化研究比较靠近伦理学或美学，就意味着要跟思辨哲学或纯粹的伦理学、美学竞争哲学课题。又如，以神话传说为背景的江山胜景、历史遗存被纳入重点保护范围，那么在申请文化保护方面的纵向课题时，可能同时涉及到文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等，但它不好往其中任何一个专门的学科上靠，也无力与其中任何一个纯粹的学科竞争，因此，这类课题一是被地方政府作为横向课题招标，一是作为国家重大课题，年青学者既没有资格也不具备这种综合能力。方面更是重重受阻，国内目前没有顶级文化期刊，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文化期刊，在考核机制中被排除在“权威”或“重大”刊物之外。各级职称评审成果量化标准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很多评审机构还在沿用20年前制定的评审标准。职称评审规则的制定与国家学术体制下的学科分类严格挂钩。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将中国传统学术和知识文化逐个对号入座，学科的实用性得到彰显。中国传统学术文史哲不分，事实上，这种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的学科分类与西方讲求实用的“专门之学”的学科分类根本无法实现对接，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两汉的经、史、子、集常常无法归类，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古代部分在这种分类法面前无可奈何，仍然沿袭传统的“四部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粗暴分类法可能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向，那么在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国学的重要历史使命面前，各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始终处于纠结之中。青年学者在职称评定时，拿不出高分值的成果，制度不会对单个的人进行变通。这又回到关系论的问题，大的关于学科的关系论。某种事物之所以成其为某种事物，是在相对应的关系中成立。文化研究被人通俗地称之为“万金油”，其实对专业要求更高。文化研究一方面凌驾于各学科之上，另一方面又委身于各学科之内，在自己编织的蛛网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迷失了自我。高调的文化研究者不在乎学科上的归属问题，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属性众所周知。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考虑，文化研究的发展还需要有配套的学术体制。当然，无论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只有不受制于体制后才会有真正的自由。科学研究到了无为的境界才有真东西。

三、结语

文史哲短暂的分家之后，信息化之后又进入“大学科”时代，学科的疆界再一次被打破，跨学科跨文体成为趋势。文化研究比文学研究更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一点，它作为一个有旺盛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反衬了文学研究的衰落，它的反制度化、反学院化正是对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刻板学术制度的刺激，它密切关注风起云涌的社会文化运动，以实践的姿态干预社会文化。当然，文学研究处在一种稳定的学科关系中，结构牢固，分工明晰，不可能轻易地被遮蔽、被分散。虽然说文学的本质属性和它的永恒性是它存在的理由，但是面对当前危机，需要学界认真思考，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社会关系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现代管理实践的复杂巨系统性使人们更加关注对人的本性及人的行为模式的研究。尊重人性，在组织中编织和谐的人际关系网络，培养高度组织承诺的员工，通过相互信任而促成自发性的合作，是实现企业战略目标与个人目标一致性的有效方法，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从严格意义上讲，现代组织行为科学(behavioralscience)发端于霍桑试验。霍桑试验对古典管理理论进行了大胆的突破，第一次把管理研究的重点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和从物的因素上转向“社会人”的基本假设和人的因素上。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human relations theory)通过对霍桑效应(hawthome effect)(即由“受注意”引起的效应)的揭示，对古典组织管理理论的研究范式维度作了四个方向的拓展〔罗x,2001)，即，单个行为主体的社会性;人是社会人，工作中的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是影响生产效率的首要因素;组织是人们希望实现自导、自治、自我负责和自我实现的场所;群体(group)总是通过建立他们的价值观和规范来控制人们的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管理实践的复杂(complexity)巨系统性使人们更加关注对人的本性及人的行为模式的研究。随着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发展，组织行为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个体行为(价值观、态度、激励等)、群体行为(团队工作、领导艺术、沟通、冲突等)、组织系统(组织结构、工作设计、组织文化等)、组织变革等问题的研究日趋成熟。

一、组织行为理论研究的新发展

目前，对组织行为理论的研究呈现多学科交叉态势，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运用不同研究视角在广度和深度上丰富和发展了组织行为理论。

1.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人被抽象为“智慧人”的理性面孔(埃德加·莫兰，1972)。效率概念是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认为在既定物质技术关系的约束条件下企业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但现实中存在的明显事实是，由于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的不一致，员工并不一定总是尽心尽力地工作，企业的成本也并非总是最小化，总还存在只要稍加努力便可增加的产出。这就说明存在着与配置效率不同的效率问题，即非效率问题。哈维·莱宾斯坦提出x效率理论，指出x效率理论实际上是指一种与组织或动机有关的效率;该理论从个人行为受到从表面看互相冲突的两种倾向影响，每种倾向都会导致不同行为模式和对环境的反应。

2、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三方互惠决定因果模型对人性作了全新的论释。他摒弃了心理动力学和心理特质论的内因决定论和传统行为主义的外因决定思想，对个体的行为、认知与主体因素、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更为辩证和完善的分析;强调主体因素对人类行为的获得与表现和对人性潜能发挥的决定性。通过建立三方互惠决定因果模型阐明了三者之间的动态决定关系，为进一步研究如何促使个体行为方向与组织目标发展方向的趋同奠定理论基础。

3.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ark e granovetter)对当代组织行为理论研究有较大的影响。他发展了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的“经济镶嵌社会”概念，从嵌人性(embeddedness )、社会网络( social network )、组织制度(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s)等三个角度分析了现代组织中社会情感联系、信任、人际网络等问题，增加了组织行为理论新的研究维度和研究命题。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运用契约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对格兰诺维特提出的组织信任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在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风险角度对信任的内涵及类型作了新的界定，并通过建立模型对各种信任类型作了深刻分析。

4.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的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为学者广泛重视。“社会资本”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詹姆斯·科尔曼、罗伯特·普特南等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传播。按照韦恩·贝克的解释，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人际和企业关系网络中以及通过该社会关系网络所能获得的各种资源，包括信息、构思、线索、商业契机、金融资本、权利与影响、情感支持，甚至还有良好的祝愿、信任与合作。

二、组织行为理论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

1.人性研究的渊源及发展。

“有了人，我们便开始了历史。”(恩格斯语)但是，人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们是什么，存在于世界中的人类意味着什么”(埃德加·莫兰，1972)的争议。对人类自身本性的理解和研究，用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的话来说还是一种贫乏的认识、封闭的范式。从普罗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开始，到中国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论、基督教的原罪说、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马斯洛的“需求塔”理论等，各种人性理论层出不穷，直至今日，人性问题仍促使人们不断去探索、解析。休漠认为，“人性”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一切科学都离不开以“人性”作为对象。人们希望通过对’‘人是什么”—人性、人的本质的解剖，通过对人的理解来寻求一种核心的价值观念，并通过这种核心价值观念的确立，从而为实践活动确定合理的方式，再通过这种合理的方式来达到最佳效果。

早期对人的思考囿于人类自身力量的脆弱和外部世界的强大，认为人是缺乏独立性的。在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人的力量的强大，资产阶级思想家破除了上帝的神秘色彩，确立了理性权威。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则把这种理性权威推向极至。然而，人类进人20世纪后，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开始受到动摇。人们开始感到，运用理性的创造活动并不总是给人类带来正效益。“上帝死了!”—尼采向人类发出这样的呼喊。“上帝死了!”代表现代人一种普遍心态，它是人们对传统价值观和普遍的道德规范失去信心、对个体命运和前途感到担忧的表现，它是对理性至上主义的彻底反叛，它也是现代人绝望心态的表达。“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语)，“人类根本无幸福可言，理性越发达，痛苦愈深，博爱、平等均是空谈”，真正的人生都被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力量所操纵和支配，人类的目的性不见了，人应该更多的是依靠感觉行事而不是靠理性。社会转型带来的道德缺失、精神“断乳”和无所适从迫使人们去重新思考支撑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文化价值观，“实现人的革命”、“重视主体间性”、“人类终极关怀”、“重建人类精神家园”，反映了人类为探寻人类未来发展所作的种种努力。

另一方面，理论家对人性的理解不仅决定他们的研究内容，也决定了他们的研究方法(班杜拉，2001)。康德认为，一个现代人应该是“由自身定义的”自我，他或她通过自我发展而发现和开掘自己的真正“人性”;这个命题宣布，人应该从自身而不是从任何其他的渊源寻求生命的神圣，从而为个人的理性主题奠定哲学基础;在这个原则下，组织中个体有意识、有目的的理被视为理论分析的最终基础，而社会组织则被视为一种无数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无意识的产物。亚当·斯密在其巨著《国富论》中阐述了理人在“看不见的手”( invisible hand)的指引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获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非出于本意发展的却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亚当·斯密赋予理人以新的名称—经济人，并为后人所继承，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前提之一。伟大的管理实践者、古典管理学家、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继承了这种人性假设，并采用了物理学最常用的方法—隔离法，通过一系列假定，排除一切干扰，把个人从社会中抽象出来，得到一个“理想类型”( ideal type)的“经济人”。尽管泰勒的管理思想强调劳资合作、雇员和雇主利益的一致性，但是，在实践中严格科学的定量定性管理常常是冲突无法调和的根源。

基于此，埃德加·莫兰提出应该停止将人简化为“工匠”(“制造工具的人”的技术性面孔)和“智者”(“智慧人”的理性面孔)。“应该在人类的面孔上也看到神话、节庆、舞蹈、歌唱、痴迷、爱情、死亡、放纵、战争等。不应该把感情性、神经症、无序、随即变化作为‘噪音’、残渣、废料抛弃。”理解人性应该“超越对生活狭隘和封闭的理解(生物学主义)，超越对人的岛民和超自然主义的理解(人类主义)，超越出无视生活和个人的概念(社会学主义)”，“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学的整体”。

班杜拉的研究揭示了人的本性是主体因素、行为和环境三者动态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类行为是自我系统和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人类行为又分别影响外界环境和自我信念。一方面，个体的期待、信念、目标、意象、情绪等主体因素影响或决定他的行为;另一方面，行为的内部反馈和外部结果反过来决定他的思想信念和情感反应。同样，在行动与环境的相互决定中，虽然环境状况作为行为的对象或现实条件决定着行为的方向和程度，但行为也改变着环境，以适应人的需要。三方互惠决定论包含着对人性的理解，即人一方面是自己的主人，人生意义取决于个体的把握，另一方面也要受到环境条件的制约而不是无限自由的。

2.组织嵌人、社会资本及社会关系网络研究。

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反映了人们对人性的重新认识。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米哈利·切克斯赞米哈利经过长达25年的研究发现，决定快乐的秘密在于有意义的工作和人际关系质量。心理学的“新关系论”认为生命的动力在于“参与”，即，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成长和发展。一个人拥有完善的关系网络就会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管理者必须刺激员工的动机，发展他们的能力，赋予良好的工作环境，使其自发地完成工作。在信息时代，人际关系网络因为企业与顾客间、企业与企业间以及企业内部员工间的自发合作而变得重要。

强调员工能够相互信任并促成自发性合作的关系网络称作社会资本。波茨和塞森布雷纳认为社会资本是四个概念的有机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限度的团结”( bounded solidarity)概念，指逆境可以成为团体团结一致的动力;齐美尔的“互惠交易”( reci-procity transactions)，指在个人化的交换网络中产生的规范和义务;迪尔凯姆和帕森斯的“价值融合”( value in呵ections )，指价值、道德原则和信念先于契约关系和非正式的个人目标(不是严格工具意义上的);韦伯的“强制性信任”( enforceable trust )，指正式制度和特殊性的团体背景使用不同的机制保证实现对已经达成的行为规则的遵守。据科尔曼教授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某些行动者的利益部分或全部处于其他行动者的控制之下，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转让对资源的控制，其结果就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这种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资本。

进人21世纪的今天，组织中的个体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使个体在组织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高。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员工能够相互信任并促成自发性合作行为的关系网络结织，组织内的信任所产生的经济性效果(即成本的节约)与社会性效果(即促进合作)都有利于组织整体运行效率的发挥。组织承诺(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代表个人对特定组织的认同及投人程度，体现一种情感上的依附、认同。对组织来说，拥有高度承诺、信任的员工对于组织绩效的提升有着正向的关系，留住有才能的员工个体，使员工对组织有认同感，就能够发挥其个人最大潜能。组织嵌入的基础在于情感联系，个人在人际网络中嵌人越深，越有可能通过相互信任促成自发性合作( polanyi , 1957 )。转型时期我国很多中小民营企业内部管理存在很大问题，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今天，不尊重员工需求、漠视员工利益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一方面可能会引发劳资冲突，另一方面制约了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从长期看，不利于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