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历史范文

社会发展历史范文第1篇

一代代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梦想，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艰苦奋斗，终于在马列主义、思想的正确指导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之下，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这个伟大的梦想。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追求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美好梦想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半个世纪的历程艰难曲折，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无数困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展望未来中国的路，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必将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奋勇前进。因此，当前的中国现实，只有继续坚定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美好梦想，激励各族人民不断超越现实，树立起梦想成真的信念，才是正确的执政理念。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勇于创新、勤于探索，已经使我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政治地位不断提升，影响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得到了根本改善，解决了温饱问题，许多地区还过上了小康生活。但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不公，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矛盾也非常严重，这使我们不得不认识到，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深水区，正处在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正如总理在当选后首次面对中外记者时所言：“我之所以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在完善过程中，靠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还有巨大的潜力，让改革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还有巨大的空间。”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进一步改革势在必行，而伦理道德领域的建设也刻不容缓，这一方面需要每个社会成员对自己的梦想生活重新审视，另一方面更需要新一届执政者对“中国梦”的积极呼唤，让更多的人把时间、精力、才能、智慧集中起来，培育与扩充社会正能量，不断超越现实，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早日能够梦想成真。

二、梦想产生超越现实的各种力量

主席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那么，大团结的力量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对这一问题的追问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总体而言，不外乎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大团结的力量表现在每个社会成员充分挖掘自己巨大的潜力，力争在各自人生道路上取得相应成就，不但努力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同时充分实现其社会价值。科学研究表明，人的潜力是巨大的。著名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奥托指出，一个人所发挥出来的能力，只占他全部能力的4%。也就是说，人类还有96%的能力尚未发挥出来。美国学者詹姆斯研究发现，普通人只开发他蕴藏能力的10%，与应当取得的成就相比较，我们不过是半醒着的。我们只利用了我们身心资源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世界赫赫有名的控制论奠基人美国的诺伯特•维纳说：我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每个人即便他是做出了辉煌成就的人，在他的一生中利用他自己的大脑潜能还不到百亿分之一。上述观点也许夸张，但人具有巨大潜力是不容置疑的。这种潜力与冰山理论相似，即海面上飘浮着一座冰山，阳光之下显得挺拔高大，颇为壮观。其实真正壮观的景色不是在海面之上，而是在海面之下。与浮出海面上的冰山相比，沉浸在海面下的冰山才是它的根本。正如国家主席于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向全国人大代表发表自己的就任宣言：“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我们每个人都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享有同祖国和民族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在机会面前，每个人的潜力才会被充分牵引激发出来，潜力变成创造力，变成生产力，成为改变自我、超越自我的力量，同时也成为改变社会、促进历史进步的力量。大团结的力量来自社会各行各业激发出来的巨大活力，促进各行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使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庸懒懈怠之社会风气得以净化。目前各行各业积极响应党的十的号召，领会党中央的精神，如火如荼地在各自领域加强建设，制定新时期的理想目标，并为实现理想目标而不懈奋斗。具体而言，新一届执政者开启了强政梦，党的十以来一系列反腐倡廉的举措赢得了民心，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一批身居要职的分子被揭发出来，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各级政府想方设法进一步增强执政的效率，改变政府的职能，使政府的管理与服务功能得到了强化与完善，执政的服务性、公开性与法制性得以体现与贯彻，使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其次，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梦。内忧外患与积弱积贫的近代中国历史的惨痛教训，使中国人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自身不断地强大，才能在当今这个群雄逐鹿的“丛林时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我们的人民从昔日的“小米加步枪”，发展成为海、陆、空一体化、具有现代化装备与先进技术水平、不断向信息化迈进的强大军队。在广大农村地区，继续激发农民阶层甘愿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强农梦。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业是逐步走向现代化的，曾经很长一段时期，“三农问题”表现非常突出，直至今日这个问题尚未解决。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比其他任何国家走得更加漫长，更加艰难。强农梦在现今看来，无疑是要彻底解决“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使得农村真美、农民真幸福、农业真先进成为现实。要调动近十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这种力量来源于农村环境特别是投资环境的改善。政府已经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因为农村与城市之间在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相距甚远，使农业与工商业之间在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效益差距巨大，从而制约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中国许多农民宁愿背井离乡在城市务工也不愿意安居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农村缺乏劳动力的现象日益严重。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强农梦，就极其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农村与农民的扶持力度，使农村整体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以吸引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回归。国家大计，教育为本，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需要教育先行。众所周知，学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当前从小学至大学，都在提倡强校梦，这是激励国人重视教育最好的契机，每个学校自身建设好才能培养出合格人才，多出优秀人才。素质教育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各级教育机构培育竞争意识与时代使命感，把中国教育进一步推向更高水平。综上所述，社会各行各业都应该有梦想，不安于现状、制定可行计划超越现实，通过激发各行各业活力，营造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良好社会风气。大团结的力量最终表现为汇聚全社会的合力，构成社会发展历史进步进步的根本动力。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自然历史的发展有着根本的区别，在自然界演变的历史过程中，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外在力量，这些动力遵循自然界的一般规律，而人类社会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主体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人，人们总是通过自觉预期的目标来创造历史，每个人的创造历史的活动则构成了社会历史前进的基本动力。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社会历史就其整体而言，是这种合力的推动才不断发展进步。这个“合力”是一个动力系统，既包括自然客观因素，也包括人类主观因素；既包括社会外部诸因素，也包括社会内部各要素；既表现为利益追求，也表现为价值向导；既体现为抽象目的，也体现为具体手段。诸多要素构成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动力系统结构，各个要素又发挥各自的功能和作用，综合形成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整体合力。社会历史的发展绝不是哪一个方面的力量能够单独推动发生作用的，哪一个方面的力量都需要与其他方面的力量相互作用才能实现。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轨迹不难发现，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要素所处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同的，但离开了各种要素所具功能的平衡统一，往往会导致社会的停滞不前，甚至是破坏性的倒退。“”时期一味地崇尚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各要素功能的统筹结合，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重大挫折，即是最好的例证。所以梦想“合力”无疑是成为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梦想力量呼唤培育与扩充社会正能量

大团结的力量来自信念，执政者与每个社会成员都坚定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的信念不动摇，寻找产生超越现实的力量源泉。力量源泉不在人类社会之外，而是蕴藏在人类社会当中，是来自社会的正能量。所谓正能量，本是物理学上的名词，指以真空能量为零，如果能量大于真空则为正能量，能量小于真空则为负能量。“正能量”一词后来上升成为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符号，与我们的情感、社会的风气、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紧密相系，这种意义转换源于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的专著《正能量》，他在这本著作中将人体比作一个能量场，通过激发内在的潜能，可以使人表现为一个新的自我，从而更加自信、更加充满活力。实际上，正能量一词放在今天时代背景之下与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角度去考量，其内涵更加丰富，并且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社会正能量表现为勇于求真务实、敢于批判创新的思想能量。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知识可以化为技术，通过技术改造与升级可以转变成生产力。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几次工业革命推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飞速发展充分证明了培根这句话的真理性。同样，思想也是力量，正确的思想蕴含着巨大的正能量，也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因为人不同于动物，人有意识而具有理性，理性怀疑与思辨可以产生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与消极的作用。积极的作用通过正确思想涵养与武装起来。只有求真务实、敢于批判才能形成正确的思想，才是激荡起这种正能量的基本方式。早在17世纪英国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就指出，理性思辨可以怀疑外在对象，可以怀疑思想之内的对象，但不能怀疑“我在怀疑”，否则，怀疑就无法进行。人的这种怀疑活动也就是理性活动，说明人是一个思想主体。只有通过理性的怀疑，才能让我们确立真理性的思想，从而指导我们从事科学实践。“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的意义在于确定了自我是一个思想实体，但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思想的具体内容。现实的人必须从这个确定的命题出发，通过自我的思想活动即理性思辨与怀疑，去推导并形成各种知识的确定性，进而成为指导我们从事改造客观现实社会的真理性认识。从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形成的指导思想来看，都是理论联系实践不断进行完善的结果，是求真务实、既继承又批判的结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也是一脉相承，都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行了补充，有所超越与完善，体现了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紧密联系实际的指导思想的正确性与理论的科学性。社会正能量表现为追求公平正义，向外索取的同时讲求奉献的道德能量。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潮流之下，功利主义盛行，从而使社会在交易的时候缺乏公平正义、在索取的时候缺乏奉献精神，道德滑坡使整个社会充满焦虑。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出现了许多道德失范的现象，令人触目惊心。“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食品问题层出不穷，“小悦悦”事件更是让全社会瞠目，甚至连老人倒在马路上应不应该去扶这样的最起码的道德常识，也成了媒体与个人热烈讨论的问题。一系列道德败坏现象让我们许多人心越来越冷，越来越寒，不禁对当下社会人情世态充满忧虑，逼使人们重新思考经济利益与道德自觉的关系，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中对义利关系的思辨。早在18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伦理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财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两本著作中就提出了“经济人假设”与“道德人”理论。他在《财富论》中指出，经济人泛指从事各种商品交易等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不顾社会利益的人，这是人们因受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控制与推动产生的社会行为。在《道德情操论》中他指出，道德人则是承认人的社会性，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要顾及社会的整体利益，崇尚一种为他人为社会进行奉献回报的道德情操的信仰。亚当•斯密说：有完全道德的人，是一个能把对于别人的原始的和同情心的微妙感情和得到最完全控制的、原始的和自私的感情结合起来的人。在亚当•斯密看来，有完全道德意识与能力的人与他作为一个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人并不是截然对立不可统一的，而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在索取的同时应该有奉献的意识。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对道德与功利的定位则表现为义利关系的思辨上，儒家讲义也讲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文明时代，提倡重义而轻利，道德的正能量曾经产生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使传统小农经济社会稳定而和谐。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讲求的是竞争与优胜劣汰，注重利益的最大化，以义取利更切合实际。因此，在倡导大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更应该高扬道德的旗帜，培育与扩充道德的正能量，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注入道德的力量，温暖现实社会、提升生活品质。中国梦是要让每一个社会建设者懂得，努力做好自己本职工作，通过自己劳动与智慧向社会索取，同时意识到自己是社会集体中的一员，为社会为他人奉献一份自己的爱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必须让全社会都自觉地培育与扩充道德正能量。社会正能量表现为融入社会每个成员生命中的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情感意志能量。每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生活，对外在事物都会存在一个认同度的问题。当一个人选择自己的职业的时候，如果他热爱自己的职业，他会在情感上产生很高的认同度，从而迸发出巨大的情感力量，会产生坚强的意志力量，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达到理想目标。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完整意义上的存在，纯粹的理性支配或者纯粹的非理性支配的人都是不健全的人，因为人的活动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是实体性要素与非实体性要素相统一、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完整意义上的活动。人作为活动主体，除了需要与客观对象构成实在的活动统一体之外，还需要与自身的情感、意志等主观精神要素结合成为统一体。这就意味着人在创造历史的活动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己的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去活动。现代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学研究表明，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情感与不畏艰险、坚定不移的意志，能让人获得更大的成功。这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非理性因素蕴育并产生巨大的正能量。马克思指出：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恩格斯指出：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因此，人在自己情感与意志的激励之下，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的活动能力的提高，影响人的活动领域的拓展。情感与意志作为主体精神体系构成因素与本质力量，通过主体有意识地培育才能变得强大。在新的历史时期，如果充分激励每个社会成员的情感与意志的精神力量，充分挖掘出其蕴藏的正能量，就能促进各种社会活动顺利进行，实现每个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进而成为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四、小结

党的十以来，“中国梦”成为热门话题，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这并不是有意为之的政治宣传所产生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主要原因是这个口号最大限度地激起了深植于中华民族之魂的情结——对大同、小康社会的向往，对天下太平世界的追求，对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人生的期盼，一句话，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中国梦”已经自下而上、自内而外化成每个中国人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的动力。完全可以相信，未来的中国，必将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之下，社会一定会稳步发展，历史一定会不断进步。

社会发展历史范文第2篇

关键词：代价理论；历史演进；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7-0286-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即社会发展代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代价作为人类在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以及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代价的内涵必然是不断发展的，代价理论也在实践中日益完善。下面本文就对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理论进行简要分析。

1.就西方社会发展而言，早在17世纪，霍布斯就从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立场出发，认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进程与资本家阶级的为富不仁、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一样，都是人的“自然倾向”的具体表现，是必然的历史过程。在论证过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合理性的同时，首次提出社会发展代价问题。此后，引起众多哲学家、社会学家的广泛关注。

2.18世纪，卢梭着重从人的本性出发揭示发展代价产生的根源，他首先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关系”入手，深入探讨了社会进步与社会道德沦丧之间的“二律背反”关系。在他看来，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善良本性却日趋败坏，人的道德日益沦丧，特别是所有制的产生及社会不公正关系的发展，更使人的本性趋于恶，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此他指出，人的道德堕落是由社会的不平等引起的，要恢复人的良心，使道德高尚起来，就必须封建专制制度，按照社会契约建立起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其理论内容也蕴涵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科学进步要不要以道德和社会风尚的败坏为代价；二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否以人的堕落为代价。卢梭从人的本性出发，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3.黑格尔则从人的“恶欲”出发，辩证地说明了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发展”与“代价”之间的矛盾关系，认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对自身利益和进步的追求会造成对某一正义、合理事物的否定，即产生“恶”的后果，而这种“恶”既可以用来否定日趋衰亡的旧秩序，也可构成社会历史进步或发展的新的推动力量。它还能给社会的前进带来诸多不良的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趋衰亡的、为习惯所信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黑格尔立足于事物自身的内在矛盾运动和人的恶欲来揭示发展与代价的辩证关系，指出了历史的发展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并且付出代价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与霍布斯、卢梭的发展代价思想相比，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性。

4.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以往社会发展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从历史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角度出发，以物的世界的“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关系上，进一步深入考察了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一种以自己的垄断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是以劳动者被剥夺为前提的。

首先，他们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及其建立和发展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劳动者从封建束缚和行会控制下解放出来，大大解放了劳动生产力，体现了社会历史的巨大发展和进步。但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又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这一剥削制度，不仅使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沦为奴隶，受物统治，而且把包括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变成了资本统治的世界，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物与物的金钱关系。

其次，他们基于人类社会自我否定的辩证矛盾运动，分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付出的代价内在客观必然性以及整个社会发展付出代价的历史普遍性。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必然以牺牲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为代价。马克思也论述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付出代价的内在必然性，指出人类才能的发展必然“以牺牲多数个人，甚至牺牲整个阶级”为代价，“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最后，他们还论述了发展与代价的得失辩证法以及对待代价的正确态度。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世界的贬值，换取了物的世界的增值，这种失与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和辩证性。对此，我们不能为付出代价而丧失对社会发展的信心，而应承认这种历史必然性，并积极寻求摒弃代价的方法和途径，减少这种负面的影响。

5.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实质是代价最小、成效最高的发展观，是一种新的科学发展观。

首先，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强调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要改变过去那种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和征服、统治、索取的方式，尊重自然规律，要清醒地认识到实践的双重效应，重视实践过程的合理性，综合开发、利用资源，尽量减少发展中的资源、环境与生态代价，在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中谋求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解决环境、资源和生态问题；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又是对任何发展形式的最终检验标准。人的发展的全面性是社会全面发展的条件，只有造就了全面发展的人，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只有造就了人的现代人格与现代品质，现代的社会制度才能建立起来并真正发挥作用，当代中国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必须回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上来；社会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任何一个领域和子系统的突进，都将使旧有的系统失衡。因此，一个社会要想实现长期健康的发展，就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做到政治、文化、教育及人自身等诸方面的协调发展，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是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其次，它要求善于科学的付出代价。第一，超前性与补偿性相结合。代价是人们在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造成的对其他价值的抑制或否定，由此决定人们在确立和实现发展目标之前必须预测它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的程度和性质。因为过高代价的付出不仅会阻碍既定目标的实现，而且会埋没甚至毁坏已取得的发展成果，这就是代价选择要具有超前性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我们在我们谋求发展，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时，也会把新的不良后果以代价的方式遗留给后代。因此，为了后代的发展，我们就应该谨慎选择发展的代价。应正确预见代价的各种效应，寻求质量优化的代价，用高质的投入换取高质的产出，以求事半功倍之效。第二，系统性与精确性相结合。为了在支付代价时避重就轻，必须坚持系统性与精确性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为了促进代价的合理付出，思维的视角应该超越某个或某些细节方面，避免离散、片面、枝节化，在整体上对实践活动环节作全面的、系统的、宏观的考察，而不是顾此失彼、盲目变动。另一方面，在追求代价效益的最大化过程中，需要对代价付出进行准确的分析，尽可能精确地评估，预测代价的大小、范围，力图对代价作定量的把握。

总之，社会发展代价问题是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社会发展与社会代价的“二律背反”规律制约和调节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研究社会发展代价理论，深刻把握其要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坚持并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具有深远的现实指导意义和伟大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 卢梭文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M].李常山，译.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72.

[2] 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

[5] 梁言顺.低代价经济增长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8.

社会发展历史范文第3篇

一、挖掘乡土历史资源的现实意义

首先，乡土历史教育有利于公民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加里宁说过：“关于爱国主义教育，是从深入认识自己故乡开始的。”因为家乡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也是我们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地方。乡土历史资源，看得见摸得着，与当地人有着天然的感情相连，它可拉近人们与历史的距离，加上多年来形成的“乡风民情”很容易成为他们“做人”、“做事”的准则，并以此准则来要求自我，激励自我，从而树立起建设美好家乡的远大目标和理想。随着河池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人们的文化教育普及程度大为提高，人们的业余文化需求日益增长，久远的尘封旧事引起了人们日益浓厚的兴趣，这使乡土历史有了“升温”的沃土，民众的需求将进一步推动河池乡土历史教育的开展，教育将更加充实和生动。例如，2009年河池启动了“万名青年重走红军路”主题活动，组织各界青年朋友，沿着红七军的足迹，缅怀革命先烈，使他们认识到脚下生活的土地是他们的根、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家乡辉煌的过去常常使他们引以为自豪，激发了他们热爱家乡的热情。再如，缅怀韦国清的历史功绩，目的就是教育我们子孙后代，要以韦国清同志为榜样，继承革命优良传统，对党忠诚，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一心为民，报效祖国，把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其次，挖掘乡土历史资源能推动河池社会经济的发展。以东兰县为例，近年来该县先后建设完善县烈士陵园扩建工程，完成对韦拔群烈士故居、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列宁岩、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三纵队队部旧址等重要革命遗址和文物的维修，加上东巴凤革命老区大会战，老区的基础设施得到了重大的改善，造福了当地的人民，提高了该县的知名度，引来了外地很多客人到东兰参观考察、投资。其他各县市也利用各种有利契机，抓住机遇，先后兴建了河池红军标语楼、宜州村民自治中心等纪念馆，各县市博物馆也相继修建起来，所有这些项目对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三，河池乡土历史教育能加厚河池腾飞的社会基础。人民的文化层次、个人修养及公民意识，是构建文明和谐社会的根本基础，是实现河池发展和腾飞最直接、最强大的动力。开展乡土历史教育有利于提高河池人民的整体素质。在学校开展乡土历史教育的过程中，河池乡土历史知识势必要通过学生辐射给家长和社区，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广大民众在提高河池历史知识水平的同时，河池的传统美德、优良作风和优良传统将得到大力弘扬，进而推动人民素质的全面提升。比如通过了解红七军在河池的艰苦奋斗，可以培养人们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鼓舞人们努力工作。象都安的乡村医生蓝云同志带病坚持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宜州村民集体营救空军飞行员，正是公民素质提高的具体表现。

二、挖掘河池乡土历史资源的措施

（一）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历史资源，让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河池现有的历史资源包括遗址、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政府和各级部门要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源，为各阶层人民接受教育提供载体和平台。每逢重要的节日、纪念日，各单位部门应积极组织民众到当地或附近地区历史博物馆、革命遗址、出土文物参观、瞻仰，或者开展入党入团宣誓活动，使其置身于具体的物质环境之中，让人们切实受到革命历史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熏陶。在每年的清明节到来之际，组织民众到烈士陵园开展祭祀革命先烈活动，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此外，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还可以组织干部到罗城县成龙公园进行反腐倡廉教育，通过了解该公园内容丰富、生动活泼的廉政素材，使于成龙的思想品格和人格操守成为现代官员学习的楷模。

（二）加大投入扩大宣传，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业

在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第一批名录中，广西共有10处，东兰境内就有5处，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通过乡土历史教育、挖掘才能使人们全面了解它们，最后才能完整全面地展现给游客。要对旅游产品实施包装，除使用常规的网络、书籍、文章、标志牌等宣传外，还要从旅游交通、游览服务、旅游安全、旅游购物、综合管理、资源环境保护等各方面对景点进行完善建设。举办红色旅游节，把红色旅游产品销售出去，让更多的旅客前来欣赏。例如东兰加大投资，打造和修建4A级红色旅游区以及壮乡英才园，营造良好旅游环境，使旅客满意度不断提高，逐步形成了一条“县城-东兰县烈士陵园-韦国清上将故居-红七军前委旧址魁星楼-韦拔群烈士故居-东里三潭-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列宁岩-江平田园风光-县城”的旅游线路。

（三）开发和修复古遗址，让古貌换新颜，并发挥出新的经济效益

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历史文化资源越来越成为彰显城市特色和优势的宝贵资源，保护它们也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在修复过程中，要设法让历史文化资源为旅游商业所用。河池现保存的古建筑分散各地，但数量可观的建筑聚集在一起的情况不多，较为著名的有宜州市怀远镇，在古代由于其独特的优势及发达的水路交通，长时期里曾是环江、金江城、宜州三地货物集散地，除本地人外，贵州荔坡县、柳州等地许多商人云集古镇，市场繁荣。岁月沧桑，至今留下了许多民房古建筑，它们多数保持明清风格，作为一种不可复制的有限资源，怀远古镇景观带有明显的稀缺性，况且怀远镇的区位优势明显，政府可加强引导开发，通过市场动作，把古街道建成一条云集南北杂货的仿明清街，让它以它独特的魅力迎接八方来客，让人们感到如走进了一部厚重的古文化历史，特别是保留下来的古建筑、人文历史、民俗风情处处会让游客感到古镇的魅力所在。此外，也可以在原遗址上重建纪念馆、公园等，如宜州市修建了浙江大学西迁公园，成为了集休闲和教育的良好胜地，宜州市还因此跟浙江大学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发展。

（四）开展纪念历史人物活动，提高地方知名度

河池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文化资源丰富，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贤士名人，特别是那些战功赫赫的军事家，他们以杰出的才华，赢得了当时和后来河池人的赞誉。加强对他们的研究发掘，对弘扬河池文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无疑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那些对革命有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我们可有选择地为其树碑立传，并在当前新形势下赋予新的内涵，让后人传承和发扬他们的道德和精神，例如，可以利用纪念韦国清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契机，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利用他们的旧居或故居，建立乡贤祠或乡贤馆。东兰县的壮乡英才园的修建是最好的例子。同时整理、编写河池乡贤资料，作为知我河池、爱我河池的乡土教材和对外宣传河池、推广河池的重要读物。

此外，还可以定期邀请老同志、老革命重聚河池，回忆革命年代的峥嵘岁月，共商当前的发展大计。还可以发挥他们后代的作用，以史为媒，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多开展乡贤联谊、走访活动，借此凝聚乡情、推介家乡、招商引资，服务河池经济，推广河池更好更快地发展。

（五）重视地方史料的收集、篡写，发挥数字历史资源的重大作用

近年来，河池有的村屯都篡写了本村屯志、史等，其目的就是加强对外宣传本地文化，让后代更加热爱关心自己的家乡。而地方文献中大量的地区知识信息，大多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其他书刊中，要求我们要经过艰辛劳动发掘这部分资料，不断增强地方文献的搜集力度、利用广度和研究深度。在地方史料的收集、篡写史料的过程中，可利用现代技术多渠道地收集乡土历史资源，利用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搜索，在网络中搜索到更多的相关资料图片，使枯燥的史实变得鲜活、生动、直观、富有感染力。甚至可以运用影视多媒体手段编纂方志，按照原有纸质方志的内容进行影视多媒体制作，通过三维动画和风光拍摄相结合的方式，作为电视节目播放销售，从而实现方志资源更广阔范围内的社会服务。

三、挖掘乡土历史资源必须坚持的原则

第一、适用性原则。河池市具有悠久的历史，乡土历史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但我们必须要有区别、有选择地利用，乡土历史资源包括了广博的内容，其中有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有诸如算命、看相等带有封建色彩的不良因素。而我们只能根据地方的发展需要和进步方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乡土历史的内容，体现民族文化教育的社会主义教育方向，因此，政府在开发时应明确乡土历史资源收集的重点，只有这样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民族文化健康成长。

第二，计划性原则。乡土历史作为经济发展拓展资源，其经费及经验十分有限。因此，作为开发乡土历史资源主力的政府部门一定要统筹安排，要有一定的计划性。在保证数量的同时，也要切实保证所开发的历史资源的质量，充分提高乡土历史的内在价值。例如，河池市最大的历史资源亮点，从阶段上看，主要发生在土地革命时期，从地域上看东兰的历史资源最为丰富，这样就可以考虑以东兰县为中心，把宜州、金城江区、巴马等县红色景点等进行资源组合，把红色旅游地周边的独特文化和自然景观结合起来宣传，给游人不同的新奇的体验。

第三，多样性原则。乡土历史资源的收集和整理，应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坚持开展乡土文化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进农村、进企业等活动，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努力做到对象上面向大众、内容上通俗易懂、形式上活泼生动，例如，每年可定期举办“红色河池”革命历史教育活动，活动包括开展英烈事迹展，深入到广场、社区举办革命主题文艺晚会，开展红色故事演讲比赛，举办红色故事读后感征文活动等。使活动参与范围广，形式新颖多样，让爱国主义教育常抓常新，富于吸引力和感染力。

社会发展历史范文第4篇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全球化；社会发展问题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2-0012-05

一、全球社会发展的矛盾分析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它衍生出的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在其对立面双方的共生和冲突中达到对自身的促进，也实现了对社会的推动。全球化把社会整体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和更为复杂的联系中，社会发展的矛盾也从过去的单一民族国家内部的对立统一变成了跨越国际甚至是洲际的对立统一。对全球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进行分析虽说是千头万绪，但究其实质，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即所谓表层和深层。

所谓表层的全球社会发展矛盾是指全球发展与民族国家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冷战结束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和世界系统即全球化，带来了一个了巨大的悖论：一面是世界日益一体化的趋向，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甚至生活方式和趣味流行全球；另一面是世界多极多元和分裂分离的趋向，一改过去一种力量一统天下的格局。从一体化的趋向上来讲，许多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跨越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经济与政治上的联系得到加强，一张复杂的跨国组织与规则的网络把它们连接成一个真正的国际共同体。人们已有的实践甚至信仰正在从他们过去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多种多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被综合进全球性的世界新形象和国际新关系的塑造中。从多极化的趋向上来讲，全球化实现了最大范围的交往流通和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移民、难民还有外籍工人共同改变着当代民族认同的特征。加之以市场的全球化，也必将把多元多极、兼容并包的精神带到所有受市场化冲击的领域。

全球化的变革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分裂，也实现了重新的整合。跨国公司、大国集团和覆盖全球的大众传播系统成为全球社会发展的首要力量，它们不仅创造出跨国联系的资本基础，还试图把不同于市场万能神话的观念、理论统统解构，以此来催生一种全球化意识形态和大众消费主义文化。而“这些实践、思想和创意虽不嵌入任何背景，但它们像货币一样在世界消费文化市场上可以交换”[1]（p.17）。市场力在赢得其国际性质之后，地方政府往往对它就鞭长莫及、无可奈何了。在一个被大众电子通讯连接起来的、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在其中奔走穿行的世界里，国家的权力与合法性受到了威胁。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压力下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过了时的政治组织形式，一些人宣告民族国家的时代结束了。但是事实上，大量的跨国公司既无法控制，更无法超越民族国家。这就是全球社会发展和民族国家发展之间的矛盾，它是趋势与逆流间的冲突，也是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对峙。当我们深入思考世界性的联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产生出至高无上的文化认同来与民族国家的认同相竞争甚至替代它们时，我们发现它只是某些国家主导的虚假整体意义框架，并不是全球的利益和追求。而如何在全球化的迷局中找到清醒而积极的民族观点和立场是我们面临的任务。现代化和西化不是不可分割的，现代化也有多样的、不同的选择。“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性绝不是指保守，而是指创造性；世界性则指现代性和进步性，是对旧世界的批判性。

拨开沸沸扬扬的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争执，潜藏在背后更深刻的矛盾即全球化发展的客观力量与人类自身发展的主观力量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就显露出来。全球化从最初的主观努力变成了最终的客观力量，不仅实现了人类自我力量的确证，也带来了人类始料不及的新生活的内容――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挑战全球化的矛盾。鲍曼通过区分“世界化”与“全球化”来探讨全球化过程中的客观力量和主观力量之间的矛盾。“世界化”传达了人类建立一种普遍的、世界性的、真正全球规模上的秩序的意图和决心，表示了要把对世界的改造和改善推向全球、推向全物种的坚强意志。“全球化”则是一种“效应”，不是我们“所希望从事的东西”，而是“发生在我们大家身上的东西”，是一种“来源不明之力”，超越了任何人的计划和行动能力所及。就如福山所说：“我们不可能打碎技术套在人类文明头上的枷锁，也不可能摧毁科学复制自己的能力。”[2]（p.99）正因为认识到技术也许是使地球变得再次适于人类居住的唯一途径，所以人类在每次灾难之后对现代自然科学的依赖性反而更大了。但是人毕竟是有理性的，他通过对自身消极本能的反抗来使自己变成一个自由的人、真正的人。人在历史上创造的新的需要具有无限的弹性，而且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满足，因为在满足每一个需要的同时就创造了一个新的需要。卢梭认为真正人的需要其实很少，其余的都来自人的虚荣心，这为人类今天的技术性生活的困境点破天机。但是，卢梭由此主张人必须从现代科技的要求和创新的无限循环中解放出来，恢复自然状态的人的完整本性，却不是智慧之路。

二、全球社会发展的极端论断 全球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就是全球社会发展的客观力量和人类自身主体力量间的矛盾。任何把全球社会发展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关系割裂开来的理论观点，都会使我们陷入极端，最终无法把握到全球社会发展问题的实质。如果我们过分夸大世界范围内客观性的全球化力量，就容易使其神秘化，从而陷入宿命论中，丧失人类自身批判和反思的能力，在全球化面前只能听天由命、无所作为。如果我们过分迷信人类自身的主体性力量，进而再把这种力量落实为某一具体民族国家的力量，那么我们在面临全球化运动所带来的大量负面效果时，就会把这种运动妖魔化，并在这种妖魔化观点的支持下盲目地反对全球化运动，走向另一极端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由此可见，我们只有立足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视域，全面分析全球社会发展的各种现象，才能在全球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和具体性中，揭示出当代全球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用宿命的眼光去看待全球社会发展即把这种发展的力量客观化到了极致，甚至达到了对它的漠然置之和无动于衷。这种认可来自于人类对科学精神的接受和对技术成果的尊重，科学和技术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而且塑造了我们对生活的理解。现代科学观形成于启蒙运动，是培根、笛卡尔、牛顿式的世界观，它确信科学的力量是无时无处不在的。这种世界观从逻辑上容忍了单数形式的文明，而资本主义又用它的实践成果证明了这种力量，最终使人相信，只有那些有科学精神的人才是文明的和不断文明的。而西方作为科学的发源地就提供了一种发展的成功模式，以至于“最糟糕的西方文化的潮流仿佛就像巨大的草莓味泡沫牛奶一样蔓延到全世界。它在这个星球上流淌，甜甜的、粘粘的、均质的，……地球上的每个峡谷、每条裂缝都染上了它的颜色”[3]（p.261），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直达人的精神和行为、宗教和政治以及全世界各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不仅是启蒙为始的科学精神的胜利，还证明了现代技术的力量，比如网络、电影、音乐以及旅游，等等。网络是推动全球多元化的强大力量，它凭借自己无法控制的优点而创造了一种个性化的文化自由，由此打造了一个“任何单个国家都无法茁壮成长的欣欣向荣的领域”。世界各地各专业领域被它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人们在这种最大限度的行走和超越中验证了全球社会发展的现实力量。同样，旅游业的发展也让人们感到世界变得更小，文化上的联系更加密切了，世界变成了我们的囊中之物。这不仅是地域上的自然空间感觉，更是心理上的文化空间感觉。当可口可乐已经被推销到世界最偏僻的地方的时候，人们开始相信使整个星球美国化的“全球阴谋”真的存在，而且它常常会受到热情的欢迎，毕竟文化碰撞有吸引人的地方，全球化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抓住拥有富裕的生活方式的机会。由此看来，在全球社会发展宿命论者眼里，无论我们愿意与否，全球化已经是新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所以应该接受这个现实。

当全球化在宿命论中已经被接受为一种不可回避的客观使命的同时，这个概念在多数知识分子那里也变得越来越消极。“我们站在了一个时代的边缘，这个时代不是自由市场的鼓吹者们憧憬的富足时代，而是悲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无政府的市场力量和正在萎缩的自然资源把国家拉入前所未有的危险竞争之中。……新技术在全世界的传播并没有起到促进人类文明的作用，而是导致了市场力量从社会和政治控制中解放了出来。我们把自由给予了世界市场，这无疑将把全球化时代作为另一部奴役的历史载入我们的记忆中。”[4]（p.247）全球化俨然已是一个妖魔，正在将人类带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地狱，由此引发了一种对于全球未来的深刻的悲观情绪和抵抗运动。他们认为与全球化所带来的灾难相比，它所实现的进步简直就是相形见绌。首先，在经济上，全球化并没有实现所有人的富足，庞大的劳动大军在全球化的世界上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大多数财富流向了少数人，所以全球化不过意味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掠夺和剥削，而把这种情景扩大为国家单位，那些缺乏竞争力的国家和地区将会逐步地边缘化，更边缘化。其次，在政治上，民族国家的衰退、民族自治状态的削弱和民族特点的丧失，都是由做法相同的跨国公司和其他全球活动的行为主体所造成的。当然，全球化让世界富裕了，但是富裕不代表一切，更何况物质上的富有与精神上的退化在今天几乎是同步的。所以，最后，在文化上，技术导致了更大程度的趋同化，理性化的世界将带来价值和信仰世界的丧失，整个星球正在向一种衡量是非的标准、一种管理风格、一种商业模式、一种经济理论做着努力。所以“全球化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的同化，是世界的麦当劳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被消灭，并为一种单一的、商业化的、个人化的资本主义竞争文化所取代”[5]（p.116）。总之，妖魔化的全球化丧失了对人最基本要求的关怀，伤害着那些没有竞争力、脆弱的、被排斥的、边缘化的群体，全球化应该具有人性的特征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的共同呼声，反全球化日渐成为另一种全球化。“抗议者所反对的资本主义根本就不是曾经带有强烈冷战意识形态色彩的资本主义，而完全是经济学意义上和政治学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6]（p.176）

全球化抗议者们就是要打破由高科技和资讯革命带来经济持续繁荣的虚幻景象，提示世界经济一体化背后的南北矛盾和贫富差距扩大给人们带来的重大心理冲击以及它所隐藏的社会动荡因素。他们认为，全球化不过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说辞”，是发达国家的“伪善”，是工业国家一手策划的不尊重人的“资本主义”，它导致国家间、地区间、人与人间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进一步加剧，为贫穷国家送上的是潘多拉的盒子。总之，全球化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实质上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本身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危害了世界的公平和正义。所以，发展中国家许多反全球化的行动都是为了弱势文化和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生存与延续而斗争，并且得到了世界的普遍重视。事实上，强烈抵制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恰恰是来自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力量，人们抗议全球化所造成的大量失业、贫富悬殊加大和生态遭到破坏，要求重新引入一种真正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模式。在全球化的抗议者眼里，冷战后由资本主义建立起来的全球化体系实际上是“一幅令劳动者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综上所述，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化为其提供了巨大的机遇、潜力与可能，同时也产生了人类必须面对的新挑战与新威胁。“全球化对许多人已经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人们日益焦虑的是文化完整性和国家可能处于危险之中。甚至在最强大的国家，人们不知道谁是主宰，为自己的工作而担忧，并担心他们的呼声会被全球化的声浪淹没。”[6]（p.193）所以，反全球化运动应全球化而生，有其逻辑的合理性；新的世界正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冲突与互动中向我们走来。

三、全球社会发展的现实反思 无论我们把全球社会发展的力量极度地客观化还是极度地主观化，也无论我们抱持着乐观的还是悲观的态度，全球化都仅仅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构性过程，它有其历史性和具体性的特征，认识到这一点，人们眼中的妖魔化和宿命化的全球化景观自然也就得到了匡正。

首先，全球化发展是个历史性的过程。伴随人类成长的必然有文明的、种族的和社会的自我意识加强，但随着某些威胁全球的危机的到来，使人类面临着一种共命运的前景，人类需要确立共同的价值立场，以一种超越政治、宗教、集团、民族和国家的立场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全球化首先是也主要是一种市场力量推动的经济过程和对这个过程的自我意识，而不是一种公共政府政策。其次，全球化发展是具体的事件。全球社会不是作为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合约，而是作为由跨越国界的种种联系产生出来的事物而存在。无论它是已然实现还是将会实现，无论它是资本主义一定规则的全球化还是对这种规则扩张的抵抗，无论它是进步的力量还是追求进步中的一种异化，我们都说，它发生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全球化运动不仅促成了覆盖全球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全球性的一些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和它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对于这些现象的解释自然也应该是全球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它所依据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是我们研究全球化问题有力的理论工具。全球化就是商品和资本突破国界从而把危机和灾难带给全世界，全球问题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全球性表现而已。这种表现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下面我们仅就生产与消费、公平与效率、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几个问题来谈谈。

人类发展的最终基础是现实的生产方式，这是人类所有社会历史问题研究的基本出发点。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其中的生产力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关系则是人与人以生产为基础的关系的理论表达。在生产关系的动态结构中，产品生产的直接的目的是产品的消费，社会作为生产和消费的载体，同时也包容着它们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全球化时代已扩大为跨越国家界限的所谓“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之间的矛盾，这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简而言之，生产社会的生存就是生产，消费社会的生存和消费同一。消费社会要培育的是“遗忘”，“满足”应该在完成消费之后立即结束。因此“任何东西都不值得消费者长期固守，任何承诺都不值得我们死抱一生，任何需要都不应被视为得到完全满足，任何欲望都不应被看作是最终的欲望”[7]（p.78）。市场引诱消费者，而且消费者心甘情愿被引诱，全球时代的世界市场更是剥夺了消费者对诱惑熟视无睹的自由。如果说生产社会的消费是为了补偿已经结束的生产和刺激即将开始的生产，那么消费社会的消费则用获得商品的办法去平衡令人厌烦的、非创造性的生产活动，因此是异化消费。异化消费把消费作为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甚至当作人生的唯一乐趣，以此来实现对异化劳动不恰当补偿；它不但没有在消费中实现其生产中所缺欠的创造性，反而使人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消费社会具有比生产社会更大的力量，把所有的人搅拌进一种共同的行动中来，包括那些在消费社会中不占优势的群体。因为对于那些物质生活十分贫乏的人们来说，即使现代消费文化向他们展示的成果仅仅是一些生活日用品，也已经足够地刺激和吸引他们了。对消费的崇尚使得人们自愿放弃精神和道德方面的“生产”，变成为消费社会消费者的“精神同谋”，矛盾在它产生的方式中获得了解决。

如果说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活动展现的是生产关系的动态结构中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关系，那么公正和效率问题则触及了这个动态结构中生产和分配的矛盾运动。公正与效率说到底就是我们对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和它所造成的对他人的影响之间的张力，这种影响既包括弱者也包括后人。为了效率的最大可能，人们往往愿意铤而走险，“许多个人可以冒着丧失自行车的危险以便有机会得到汽车，即使后果可能是他们被迫步行”[8]（p.333）。在今天，无保障和不确定性注解着我们的生活，对未来日益增强的无常感使得投资者只谋求直接利润的获得，而不愿等待未来去兑现它的承诺。所以在当前与未来之间的平衡问题上，当代人更倾向于思考当下，对于为了保证给后代以更高的资本利率而必须在消费上做出放弃很少考虑。所以索洛遗憾地说：“我们实际上是在我们祖先的贫困基础上发迹的。他们要是知道他们是多么贫困而我们又是多么富有，那么他们就满有理由少节约多浪费。”

世界历史跨越过去和未来，全球化涵括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当生产变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活动，它所产生的后果也就有了流动的特性。全球资本主义收买那些在这个活动中不具备优势者，倾销它们的产品同时转移它们的副产品――资源匮乏和环境破坏。人们对效率的追求带来两项巨大的社会代价，即人的劳动的异化和环境的普遍恶化。把人当作生产范围内的物件，谋求人的才能在工作中的最大限度地发挥，结果使人的劳动产生异化从而淹没了人性的温暖。把环境当作自由资产而不顾一切地使用，最终发现环境已不再是免税品，生产者同时又是使用者要为此付出高额“环境税”。但事实上，我们野蛮地原始积累，受伤害的是人；而我们任意挥霍，损害的是自然，而且最终也还是我们人类自己。所以，人们始终在探讨是否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裁决原则，到底有没有普遍的公正法则。功利主义原则认为只要包括将受到损害的人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处境有所改善，就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最低限度最高标准”原则力图保证所有人都能获得最低限度的一份。其实无论什么原则、法则，只要我们以人为本，以自然为友，就可以少一些困惑，多一些希望。

在全球化层面探讨文化问题，从历时性上看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其表现方式主要是传承与创新；从共时性上看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其表现方式是冲突与融合。理解分析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离不开马克思唯物史观，因为作为人类发展的终极基础的生产方式，是研究一切人类历史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自然也包括人类文明模式问题的研究。离开阶级的、现实利益的矛盾来解答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问题是不现实的。

首先，在矛盾的视域中来分析，文化冲突既有现实性又有虚假性。文化总是以一定的民族团体为其载体，而民族不可能凭空而生，总是有其历史和传统的，因而是现实的。美国人受霍布斯、洛克、杰斐逊思想的影响，把自我保存或舒适生活的道德放在第一位，所以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只为获得认可进行的战斗，在他们看来是不可理喻的，甚至是充满邪恶的。可见，这种从传统中流淌出来的分歧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但是，矛盾作为运动是发展变化的，作为文化载体的民族，其身份具有历史性，会经常变化、分裂、融合甚至消失，所以仍用过去的争端来解释现在的争端，就带有了虚假性。这种重提过去争端的做法多半是为了煽起民族情绪，制造民族神话罢了。其次，从阶级视域中看文化冲突，在文化上分出高低贵贱其实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高人一等的特权地位。人作为具有活动能力和权力的主体，总是在活动中确定自己的亲近者和疏远者的，但排斥和隔绝不是所有人可以做到的――它变成了一种阶级特权，同时也就变成了一种防御的武器。排斥和隔绝行为的意图其实就是要让它所针对的对象接受自身的社会不完善性和低人一等的现实。但是由于作用力必定带来反作用力，那些受排斥者不愿接受自己遭人排斥的事实，而是排斥那些排斥他们的人。而为了与那些排斥隔绝他们的人的强大力量相抗衡，他们只好采取暴力的手段，所以，彼此的排斥促使人们步集中营的后尘而努力划定地方的界限。但这里的“地方”是抽象的，它实际上就是阶级的堡垒。最后，通过利益分析来看文化冲突与融合，文化其实只是一层遮羞布，用冠冕堂皇的精神认同矛盾掩盖了世界范围的物质利益冲突。列宁作为最早的依附论提出者，揭示了资本主义通过殖民地当地的劳动和原材料来吸纳欧洲的剩余资本。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增长的缓慢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结果――北方和南方、富有与贫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依附理论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为贫困的南方国家反对富有的北方工业化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给许多发达国家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破坏效应。所以，当发达国家一再指责其他文明的野蛮和邪恶的时候，其实它真正担心的是这些国家在民族自觉之后放弃了对它的依附，从而使它丢掉了廉价的原材料基地和劳动力市场。可见，文化冲突和融合，是利益的和阶级的对立和统一。

综上所述，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镜孔，我们看清了全球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的深刻本质，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全球化运动同样为唯物史观的研究开辟了崭新的视域。马克思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提出“生产的国际关系”等概念，并曾经从全球角度比较分析过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革命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今天，随着建立在商品与劳动自由流动基础上的劳动分工的国际化，我们原有的政治构架和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变化并获得了重塑。全球化的运动和它所具有的全球视野和全球意识为我们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我们终于超越了以往那种局限于民族国家来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传统方法，而在一种全球的理论和现实框架中思考、探索，这样一来，人们相互之间及其与社会网络的联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可以说，全球化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感知被分割的社会的方式带来了一场革命。

参考文献：

[1]安东尼・D・斯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在边缘――全球资本主义生活[M].北京：三联书店，2003.

[4]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赖纳・特茨拉夫.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6]俞可平.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7]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社会发展历史范文第5篇

关键词：现代社会；资本生产；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社会批判；社会革命

中图分类号：B03／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1－0122－07

如马克思所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以我个人的研究，马克思的这段经典论述不仅一般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三个阶段的基本特征，而且特别地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第二个阶段”即“现代社会”的历史起源、现实意义与未来归宿。具体来说，当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看做是与“传统社会”相区别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并认为它将“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从现代社会发展图景的历史叙事中揭示了现代社会所处的资本逻辑的发展语境及其“由何而来”、“因何而在”、“向何而去”的生成与发展路径。显然，在现代社会发展日益深入和现代化、现代性理论研究日趋广泛的当今时代，对现代社会及其资本逻辑发展图景的深入解读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

一、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资本的伟大文明面

在社会发展的角度上，当马克思说“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承认了现代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第二个阶段”之所以负有“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的“历史使命”，乃在于它自身所蕴涵的资本的“伟大文明面”与“历史意义”。马克思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首先，资本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具有无限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趋势。这是资本的最为突出的文明作用和历史意义。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作为“生产和流通的直接统一”，它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历史意义也就体现在资本的生产与资本的流通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就资本的生产来说，以赚钱为第一目的的资本生产的本性，作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大动力，必然造成资本发展生产力的内在冲动和历史趋势。这种追求剩余价值的财富动机在客观现实中表现出来，就是资本生产的社会性发挥或者说资本的社会性生产功能，使得现代社会生产以过去任何社会所无法比拟的形势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这种发展生产力的倾向既是“永不停息”的也是“无孔不入”的。这是因为，资本作为一种社会要素和社会力量，它能够将社会生产过程的多种要素结合在一起，由此不仅最大限度地发挥各个生产要素原有的力量，而且发挥由资本的社会结合而产生出的新的力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从“资本关系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的原则高度揭示了现代社会的资本建制：“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另一方面，就资本的流通来说，资本力图全面地扩展其生产内容的动机的趋势必然表现为资本的流通的全面性和普遍性。这是因为，资本“流通”作为在资本“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各种活动、能力和产品的交换，它不仅“直接属于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因此，资本无限扩大生产力的趋势，也就内在地包含着资本扩大流通与创造世界市场的历史趋势。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资本在其自身的生产与流通的统一中无限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和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才赋予了资本双重的文明意义：一是资本相对于以往生产方式而言的特有的“传播文明的趋势”；二是资本以自身生产为基础所创立的特殊的社会历史阶段。马克思说：“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显然，资本无限发展生产力的伟大意义及其创造世界市场的作用，把人类社会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其次，资本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发展，因而为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历史条件。这是资本对于人的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说：“生产力――财富一般――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扬弃。”在这里，资本生产给个人的全面发展带来的“限制”和“基础”同时并存的现实恰恰说明了资本对于人的发展的历史辩证法：个人的全面性作为“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现实性”，不可能是“想像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只能是从现实的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这种实际发展不仅是在先前的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也是在现有的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最终结果就是要达到这样一点：“它能和生产力的最高发展，因而也和个人的最丰富的发展相一致”。由此出发，马克思不仅认为资本所创造的无限生产力能够给人的发展创造出直接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条件，而且认为资本的生产和流通本身就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功能。对此，马克思既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角度也从人的需要的广泛性角度分析了资本之于人的“丰富的个性”的重要意义。他说：“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很显然，资本生产不仅能够创造出以前社会所无法创造的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能够解除以前社会的种种人身依附关系，从而为人的需要的发展和人的能力、人的关系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种意

义上，马克思才对资本生产创造出来的剩余劳动和自由时间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伟大的“历史使命”给予了充分肯定――资本生产能够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以及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出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由此“为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因而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了广阔余地”。在这里，说资本生产为个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广阔余地”，实际上就是从发展人的个性、开发人的潜能、把人作为丰富的完美的人生产、创造出来的意义上肯定资本生产之于人的发展的社会历史意义。

最后，资本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关系的发展。这是资本对于促进人类制度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贡献。

现代社会的资本生产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化生产，它的最大特点就在于能够促进以物的社会关系(商品关系、货币关系和资本关系等)为表征的人的“物化了的社会关系”的极大发展。相对于传统社会的自然血缘关系、狭隘地域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等“人的依赖关系”，一方面，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能够把一切封建宗法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掉，把人格从属的等级关系、奴役关系和依附关系都融解掉，从而使得社会关系对个人来说不再是不可改变和与生俱来的命运――个人由于获得了人身在时间、空间、居留地点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独立性，因而能够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自愿地选择自己的工作，自由地从事自己的事业。另一方面，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大人们生产和交往的活动范围，把传统的自然性联系变成现代的普遍的社会性联系，因而淡化了人们的原始自然共同体意识(如家庭意识、乡土观念等)，培养和强化了人们的社会意识和主体意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把“商品交换领域”称为“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并提出了“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的睿智思想。不仅如此，由于资本文明本身能够把它在经济领域中确立的以交换价值为核心的平等和自由理念拓展、辐射并贯穿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其他领域，为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等等现实生活领域奠定自由平等的现实基础，由此形成了与传统政治国家相区别的、人们共同生活的健全发展的社会生活领域――现代市民社会。这种社会因其强调对个人权利和财产的保护、抵抗国家权力对个人事务的干预和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而培育了文化、孕育了法治精神，因其注重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和支配力量、使大量的以前属于国家的事务转化为私人的事务而形成了社会权力、消解了国家压力。正因此，马克思对资本生产所催生出的平等与自由观念这一“现代文明的土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因此，如果说现代社会的一切政治尝试和制度文明都是建立在平等和自由这两个基本理念之上的，那么这也恰恰说明了建立在以交换价值为特征的“物化关系”之上的资本生产，具有非常强大的促进社会关系发展的文明作用。

二、从社会批判角度来看资本的历史狭隘性

利之所在，弊已随之。站在社会批判的角度上，当马克思说“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坦承了现代社会的历史狭隘性与局限性：“第二个阶段”既然负有“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的“历史使命”，就说明了它本身并不具有历史的永恒性，它不过是历史地产生也历史地消亡的东西。因此，资本在彰显其伟大“历史使命”和“文明作用”的同时，必然暴露出其自身的“历史狭隘性”与“历史局限性”：资本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导致了它在质上的无限性(使用价值的丰富性)始终是与它的量的有限性(交换价值的单一性)相矛盾的，由此形成了资本生产中无限和有限、生产与市场、扩张与约束之间的经常的矛盾运动，使得资本在增值自身的同时也为设置了自身增值的界限，从而导致了“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这样一种奇特的社会发展景观。马克思将资本的这种特征称之为资本的“狭隘性”。他说：“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本身是狭隘的”，因而必然创造出与它自身的狭隘性相匹配的“生产力的狭隘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创造财富的方式的狭隘的历史发展阶段”。

首先，资本既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趋势，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具有“限制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趋势。这是资本狭隘性最为突出的表现。

资本作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并受其支配、控制的生产方式，其目的毫无疑问是以狂热地、不停顿地扩大剩余价值生产的方式来提高原有价值的价值额而无限度地增加剩余价值。然而，资本的这种目的只有在它自身的矛盾运动中才能实现。这种矛盾运动，从资本的生产过程来看，表现为资本既要肯定必要劳动时间又要最大限度地否定必要劳动时间；从资本的流通过程来看，表现为资本既要在空间上扩大流通领域又要在时间上缩短流通时间；从资本的生产与流通相统一的总过程来看，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和价值增值之间的矛盾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的这三个方面的矛盾运动说明，资本既是现代生产的“主体力量”，也是现代生产的“内在界限”――资本本身“只有当生产力需要外部的刺激而这种刺激同时又表现为对生产力的控制的时候，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否则，它会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完全像行会等等那样成为多余和累赘”。更为诡异的是，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和交往的界限。资本生产的这种矛盾运动虽然被不断地加以克服，但也不断地被重新产生出来，由此，“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其次，资本在促进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物化的社会关系和人的发展的片面化和外在化，因而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等。这是资本在人的发展方面的二重性后果。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在无限地提高生产力的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物化的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虽然说“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但是无论如何，这种物的社会联系都只能是“各个人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的自发的联系”，因而只是“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既然如此，那么很显然，这样的社会关系其实依然属于一种“依赖性”关系，它只是将古代社会的那种“表现为人的限制”的依赖性关系转化成了“表现为物的限制”的依赖性关系，并且赋予了这种物的关系以“普遍形式”而已。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看到了资本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才对资本促进人的发展的历史作用进行了有保留的批判和理性的审视。就是说，尽管资本在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的确促进了人的发展特别是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发展，但是，由于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剩余价值的无限增长与

抽象财富的无限扩大，因而资本之提高生产力的方式方法，却恰恰是以牺牲个人的发展为代价的。这种个人发展的代价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的发展相对于物的发展的异化性。这不仅因为从资本的生产过程来说，它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的方式、方法始终是以对工人的身心健康的残酷压榨为条件的，而且因为从资本的生产后果来说，它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总是表现为人的“全面的异化”与“完全的空虚化”。正如马克思所说：伴随着生产力的最高度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最大程度的扩大而来的，是“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的正比”，是“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另一方面，是一些人(资产阶级)的发展相对于另一些人(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奴役的对抗性。就是说，以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为其社会形式的现代生产，必须使这一对立的社会形式不断地发展下去它才不至于丧失自身的生产能力，由此必然产生出现代社会财富生产的极化效应以及建立在其上的社会关系的对抗性质(工人把生产财富的力量让渡出去而资本则把这种力量作为它发家致富的手段占为己有)。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明白于此，也就会明白马克思何以会在“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这一特别的感悟中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发出这样的一般悲叹了：“只要存在着一些人不劳动(不直接参加使用价值的生产)而生活的社会，那么，很清楚，这个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就把工人的剩余劳动作为生存条件。……不劳动的社会部分的自由时间是以剩余劳动或过度劳动为基础的，是以劳动的那部分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为基础的；一方的自由发展是以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全部时间，从而他们发展的空间完全用于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会发展都是以这种对抗为基础的。”

最后，资本生产的社会性在提高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产生出了一种资本自身的权力(话语权力与意志权力)，进而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是资本生产在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必然后果。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生产在形式上之所以能够表现为受资本逻辑支配的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恰恰在于资本生产自身所包含着“劳动一般”和“财富一般”等能够“抽象”出来“统治个人”的现实的“物化的社会关系”。由此，资本之无限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和扩大流通的趋势，必然也创造出以“对物的占有和支配”为形式的资本的社会权力，以此维持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生命意志”和“生活本能”。马克思说：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以及资本积聚的增长而来的，也是资本权力的增长，在这里，“每个个人”所以能够“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从而从而行使其“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从根本上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资本权力不仅渗透到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还反映在社会意识形态上，以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等隐蔽的形式――赋予这些实体形式以“神秘感”和“物象性”的拜物教观念，即“被歪曲了的观念”和“颠倒了的意识”――表现出资本自身的意志权力和话语权力，从而颠倒了这些实体形式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及其物的关系。从原则的高度来认识，这些拜物教观念所揭示出来的，其实正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赋予资本主义以自然必然性和历史永恒性的本能性社会心态与自足性阶级心理。因此，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是为资本的生产直接服务的，它是把资产阶级制度看成了一种有利于财富积累与创造的所有权制度，看成了一种追求利润与拜物教文明的社会意识形态。很显然，马克思已经从现代社会的生产灵魂和能动主体角度确认了资本权力的历史性存在：“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

三、从社会革命角度来看资本的历史过渡性

站在社会革命的角度上，当马克思说“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历史阶段性与过渡性：“第二个阶段”既然只是“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那么，随着资本的文明作用的充分发挥与它的社会职能的历史临界，“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会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种“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而“告终”，并由此开始“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

首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为阶级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既决定了它具有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机缘，同时也注定了它无法摆脱私有制的制度架构而被终结的历史宿命。这种二重性存在决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客观性。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成着的人的社会存在。由于“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而这种生活过程只有依赖一定数量的物质财富才能延续下去，因此，社会发展的历史在实际上也就表现为一部财富生产从无到有、从贫乏到丰裕的发展过程；由此，当马克思站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角度指认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并且认为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一历史事实时，他实际上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的一种历史承诺：当低下的社会生产力还不能创造出更多剩余产品时，人类就只能停留在原始文明阶段；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创造一定的剩余产品但社会总体还处于匮乏状态时，阶级社会便应运而生；只有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使社会财富极大地涌现出来的时候，全人类才会进入丰裕社会。站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来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本质上乃是一种由资本关系所决定和支配了的雇佣劳动制度，即一种与以往“直接的强制劳动”(如奴隶制)相区别的“间接的强制劳动”，它虽然能够把财富从古代的“享乐的意义”提升为现代的“生产的意义”(即“财富本身的意义”)，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资本的社会性生产功能，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的狭隘阶级本性就是发财致富，因而资本愈是通过“掌握全部生产”而生产出更多的财富，它就愈是“使财富具有资本的性质”；由此，资产阶级生产制度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资产阶级生产并不是为生产者生产财富，因此资产阶级财富的生产者完全不是为‘充裕’而生产，不是为生产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人生产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正是看到了资本虽然能够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但却无法“实现财富”的历史悖结，马克思才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在它自身生产的手段(即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发展)与有限目的(即资本自身的增值)的“反复的冲突”和“经常的矛盾”所引起的一次强过一次的经济危机中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

其次，现代社会生产作为以资本为基础或者说由资本所推动的生产时代，本质上是一个资本“自己确立自己并扬弃自己”的发展过程。随着资本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社会革命的时代也必然到来。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既不是创世之初就有的，也不是能够永世长存的。随着资本生产的历史使命的完成及其社会职能的最大化发展，随着资本掌握历史进步而为财富服务的历史意义的完成，资本必将退出历史舞台。这一时代到来的标志，就是资本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这样一个“历史拐点”。马克思说：“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达到一定点以后，就会不是造成而是消除资本的自行增值。超过一定点，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对资本的一种限制；因此，超过一定点，资本关系就变成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一旦达到这一点，资本即雇佣劳动就同社会财富和生产力的发展发生像行会制度、农奴制、奴隶制同这种发展所发生的同样的关系，就必然会作为桎梏被摆脱掉。于是，人类活动所采取的最后一种奴隶形式，即一方面存在雇佣劳动，另一方面存在资本的这种形式就要被摆脱掉，而这种脱皮本身是同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结果。”在这里，马克思用类似经济学上的“倒U型理论”(盛极而衰)以及生物学上的“脱皮”现象(孕育新生)这两个非常形象的说法，历史而辩证地论述了资本生产的历史后果：历史的发展不仅不会终结于资本主义社会，恰恰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自己开辟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最后，资本孜孜不倦地追求剩余价值的生命意志和生活本能，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暴露出它的社会对抗性和历史反动性。为此，无产阶级革命要想获得最后胜利，就必须选取既符合历史辩证法又富有政治灵活性的具体的社会革命方式。

在马克思看来，受资本伟大文明面及其历史狭隘性的双重意义的影响，现代资产阶级对于资本在现代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会采取不同的历史态度：最初，当资本的力量还比较薄弱时，它就必须在以往的或随着资本的出现而正在消逝的生产方式中为自己寻求拐杖；往后，一当资本感到自己的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它就会抛开这种拐杖而按它自己的规律运动；最后，当资本开始感到并意识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的时候，它就在这样的发展形式中为自己寻找最后的避难所。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旦资产阶级占领了地盘，一方面自己掌握国家，一方面又同以前掌握国家的人妥协；一旦资产阶级把意识形态阶层看作自己的亲骨肉，到处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们改造成为自己的伙计；……一旦连精神劳动本身也愈来愈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一旦发生了这些情况，事情就反过来了。这时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力求‘在经济学上’证明它从前批判过的东西是合理的。”就此来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企图撇开生产关系的抽象而单单从生产角度提出“历史终结论”、“科技决定论”、“市场万能论”、“交换平等论”、“生产要素论”等种种理论的实质，就在于通过把这些现象说成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人为制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资本主义已然“失效”的“虚假事实”，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乃至社会制度进行理论辩护。难怪恩格斯说资产阶级具有“把历史变成商品”的阶级本性：“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看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种超历史、反历史、非历史的社会态度与阶级本性，马克思才告诫我们：无产阶级在进行社会革命的过程中，要把“用暴力消灭资本”和“让科学忠告资本退位”。这两种革命方式辩证地结合起来，从而自主而灵活地探求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具体方式。马克思的这个论述对于我们具体地分析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历史意义具有相同的理论指导效应。

社会发展历史范文第6篇

[关键词] 马克思 东方社会 发展理论 历史解读

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内涵深刻，它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实践，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随着20世纪90年代剧变，社会主义苏联土崩瓦解而承载了厚重的历史内容。

一、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模式内涵和由来

（一）理论内涵。关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具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东方模式，主要体现为东方社会主义社会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模式；一种是西方模式，主要体现为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模式。马克思一直把社会主义的实现寄托于西方发达国家，他要求：“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1]（P307）但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却在经济发展落后的俄国首先实现，这是一种历史的悖论，也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因为相对于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发展现状，东方社会基本上处于资本主义并不发展的历史时期，面对经济文化和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历史条件，在生产、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有其特殊的发展要求并形成区别于西方发达社会的东方社会的发展模式。马克思在总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针对这些东方国家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论述，即对前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的理论阐释，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

对此，我们既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模式是神圣的，是不能发展和超越的，毕竟《共产党宣言》的伟大之处在于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但它并不是包罗万象的，不能用它总括社会主义的一切；同时实践上我们也不能对以前苏联、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模式过于苛求。理想和现实只有趋于平衡，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因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独立的运行轨道，所有历史都是一次性完成的，任何社会运动包括社会主义运动都不可能在实验室里反复实验再去做，“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2]（P732）。

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实现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主义理论，在于人对理论的认知程度以及实践过程中对理论的总体把握，而这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环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无论如何，实践中的非理性变数并不是马克思能够全部预测的，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只是一种思考的理论，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渐构建科学社会主义的更高的体系。因为历史事件不会复制和重演，社会主义也一样，我们应辩证地看待，深刻理解理论，用历史经验来指导历史实践。

（二）历史由来。具体而言，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论述的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社会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模式，特别是以俄国、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世界如何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这一理论，我们通常用马克思的比喻称之为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卡夫丁峡谷，是指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今蒙泰萨尔基奥）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包围并击败了罗马军队。按照意大利双方交战的惯例，罗马军队必须在由长矛交叉构成的“轭形门”下通过。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由此而来，意即遭受奇耻大辱。这里意指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一提法是马克思在回答俄国共产主义者对俄国普遍遗留的农村公社的疑问中所提出的：“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2]（P765）

之所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造成了人的异化和社会的可怕波折，从而使人类遭受侮辱。这里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意义，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P277）另一方面，马克思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罪恶，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建立在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上的，工人阶级的累累白骨堆积成了资产阶级的无穷财富。因此马克思在肯定资本主义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一方面吸取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切积极肯定的成果，毕竟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具有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它在发展中取得的成果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也是人类理性发展的成果。历史发展相对落后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的东方社会，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人类文明的重大发现，“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2]（P340），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种过渡在现实中能否实现，如何具体操作，如何在实践中根据东方国家的具体情况取得它的一切成果，而避免资本主义在发展中的可怕波折，马克思对这一两难的命题根据自己的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认识给予了回答和阐述。

二、马克思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解释

马克思在论述落后国家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两难问题上提出了多国胜利的理论。这种胜利是社会发展成果的胜利，而不仅仅是革命的胜利。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综合这个两难的合题之中的“合”，不只是经济方面的，它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存在。多国胜利论主要体现于马克思对当时的俄国农村公社的理解上。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它将在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并走向衰亡的条件下，取代资本主义。他设想把实现共产主义的着眼点放在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并没有把它作为普遍适用于世界上一切地区、一切国家和民族所必须遵循的固定不变的道路。马克思曾针对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对于这些批评者，马克思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P341-342）这里马克思注意到了历史发展进程的复杂性以及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的交错，他说：“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3]（P43）

当时，俄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比较特殊，经济上，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虽然开始形成，但广大农村还存在着“农村公社”；政治上，还处于沙皇统治之下的落后的封建军事国。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4]（P444）正因为俄国的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它有可能超越完备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走向共产主义。对于俄国公社，“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2]（P282），即共产主义的形式。1881年，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信及其复信草稿中说，俄国农村公社，“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4]（P438）。这就是说，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灾难而吸取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成就，获得新生，取得历史的进步。

但是，为了能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建立和巩固的基础，并且是唯一的基础，这是不能超越的。“要使集体劳动在农业本身中能够代替小土地劳动这个私人占有的根源，必须具备两样东西：在经济上有这种改造的需要，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4]（P438）因此马克思所论述的跨越是有条件的。

三、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峡谷的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必须吸纳资本主义本身的一切积极的肯定的成果，保留容纳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一些有利的因素。这个肯定的成果，不仅是指经济方面的，也包括政治的、文化的和发展中的各种积极因素，甚至包括一些具体的做法。然而我们知道，由两难所融合而成的合题，必须经过时间的锤炼和检验，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跨越的过程中，我们在整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时，要把握好“度”。

马克思在考察当时俄国农村公社的情况时，认为“它的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4]（P451）。关于它的发展方向，强调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农村公社同时共存的独特历史条件下，有可能吸取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进步成果，达到现代化的生产力与共产主义公有制度的最佳结合。因此他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中写道：“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只有俄国‘农村公社’不是像稀有的现象和罕见的怪事那样零星地保存下来，不是以不久前在西方还有的那种原始形式保存下来，而几乎是作为巨大帝国疆土上人民生活的统治形式保存下来的。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末，它的历史环境，即资本主义生产和它的同时存在，给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规模的耕作来逐步代替小土地耕作，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有利于机器的使用。因此，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 [4]（P437）马克思在时代的条件下提出了农村公社上升为机器生产的条件和跨越的可能性，但并没有指出跨越的具体方法和步骤，给后人的实践留下了历史的空间。

第二个条件就是：必须批判当时在俄国存在的民粹主义，否则不会跨越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的耻辱对于封建主义来说仍旧是一种幸福。民粹主义者认为俄国的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农村公社和劳动组合的存在使俄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不需要任何内在的努力和外部的条件。“俄国农民作为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同贫困的、被上帝遗忘的西欧无产者比起来，要无限地接近社会主义，并且他们的生活也要无限地好。如果说法国的共和主义者由于他们百年来的革命活动，认为自己的人民是政治方面的上帝选民，那么当时的许多俄国社会主义者则认为俄罗斯是社会方面的上帝选民；据说旧的经济世界不是从西欧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而是从俄国农民的最内在的东西中得到它的新生。”[5]（P438）之所以能够从中得到新生，“这一点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俄国人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选民，而且他们还有劳动组合和土地公社所有制！”[2]（P276）“于是他便利用这一点来把俄国农民描绘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天生的共产主义者，把他们同衰老腐朽的西欧的那些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出社会主义的工人对立起来。”[2]（P279）这种纯粹倒退的观点，脱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恩格斯说：“特卡乔夫先生断言俄国农民虽然是‘有产者’，但比西欧没有财产的工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完全是胡说八道。”[2]（P282）因为虽然“有可能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而俄国农民无须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然而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条件” [2]（P282）。恩格斯特别强调：“我的抨击也就是针对这种幼稚的观点。”[5]（P438）“虽然他们把俄国人民看作社会革命的上帝选民。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跟他们抱同样的空想。上帝选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5]（P449）

跨越卡夫丁峡谷并不是简单的人类迈步，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要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这一阶段还要高于它，除了整个文明进步的社会对它的支持外，最重要的是内部自身的变革。对于民粹主义者认为俄国仅仅靠农民就能顺利进行社会革命从而进入共产主义的看法，恩格斯反驳道：“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2]（P273）并且，“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高级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5]（P440-441）；“事实上，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5]（P441）

第三个条件就是：原始的农村公社自身内部的提升，提升到社会化的运行中，提高运行的社会化程度。社会化，这是社会提升的关节点，它是现代化、集约化等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价值取向，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提升，它既能串起人类历史的积淀，也能够把数千万数亿个个体意志的社会整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这种内在的提升，没有现代工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这要求公社能够掌握起现代工业的巨大生产力，达到生产力的极大飞跃，这并不是社会政治革命所能解决的问题，先进的制度不能代替现代的经济，真正的文明进步蕴藏在物质发展的背后。恩格斯认为：“不仅可能而且无庸置疑的是，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侯，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也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5]（P443）因为只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使这些落后国家从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一回事；也才能使这些落后国家的成功是有保证的。但是，“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2]（P340）。

对此，马克思最后说道：“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P251）这里重要的是相互补充，俄国农村公社必需融入社会化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发展中才能发挥它真正的内涵，而这不是单一的政治革命能够完成的任务，需要借助于现代社会的历史环境，提高公社内部公有制度的运作程度，达到其内部自身的提升，完成质变的飞跃，这是历史的进程，也是共产主义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已经被中国发展的实践所证明，在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新民主主义，即新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不仅符合中国国情，也是为了避免在发展过程中人民的痛苦。如果没有西方先进工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落后国家能否成功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对此没有提出一个完全肯定或是完全否定的答案，这一两难理论的提出为后人留下了很大的思维空间。列宁正是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俄国的实际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因此对于落后国家的跨越问题，“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有活动方式在改变。让命运实现吧！”[6]（P149）无论如何，马克思所阐释的东方社会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发展模式为中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社会发展历史范文第7篇

关键词：历史文化资源；亳州精神；文化旅游

中图分类号：F59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10027302

1亳州历史文化资源特征

1.1历史文化资源的内涵

关于历史文化资源概念的界定，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郑冬生指出：“所谓历史文化资源，是指历史文物、古迹和历史遗存。”郑汕、赵康认为：“历史文化资源是以文化形态存在的社会资源，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沉淀，是社会文明的结晶。”他们的观点分别道出了历史文化资源存在的形态和来源，作为概念似乎还不够全面和准确。历史，狭义的指的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进程，“文化”一词的含义是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资源则是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源的来源。由此，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历史文化资源——人们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通过实践所创造出来的，对人们的生产或者生活有利用价值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历史文化资源这一概念的外延极广，既可以是历史文物、古迹，如古街道、古镇、古雕塑、古园林等，也是古人的诗词、学说、故事、吹拉弹唱等，乃至流传至今的民俗风情、衣冠服饰、风味美食等，都是历史文化资源的范畴。

1.2亳州历史文化资源

亳州位于皖西北边陲，江淮平原腹地，泱泱涡水穿城而过，是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了众多文治武功、彪炳史册的先哲名流，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历史脉络源远流长。据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远古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商成汤灭夏建立商朝，在亳立都100多年。 三国时，曾为魏国的“陪都”，唐朝，是十大望州之一。明清时期，亳州一度是商业繁荣的重镇。新中国成立至今，亳州这座古老的城市正在焕发着崭新的生机，向着建设“现代中药城”和“能源城”的目标迈进。

（2）历史古迹遗存众多。亳州境内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00余处，其中省级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家，占全省的1/3。花戏楼、曹操运兵道、曹氏宗族墓群等为部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华祖庵、南京巷钱庄、汤王陵、陈抟庙、明清街区等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众多文物古迹如一颗颗明珠镶嵌在亳州大地，灼灼生辉。

（3）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亳州人杰地灵，英才辈出，涌现了老子、庄子、曹操、华佗、陈抟等名垂千古的人物。几千年来，更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家文化、曹魏文化、中医药文化、酒文化，为辉煌的中华古代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亳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也异常丰富，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亳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仅列为重点项目的就多达200余项。涉及民间文化、民间手工技艺、生产商贸习俗、传统体育与竞技等15大类。其中二夹弦、老子传说故事被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华佗五禽戏等11项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和传承了世代先民的优秀文化和价值观念，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和经济开发价值。

2历史文化资源对亳州经济社会发展的

作用（1）历史文化资源是奠定当代亳州精神的文明底蕴。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独具特质的精神品格，是展示城市形象、引领城市发展的一面旗帜。亳州人在这座城市厚重的历史文化根基上，逐渐形成了“厚德、务实、创新、奋进”的城市精神，即亳州精神。从老子“上善若水”，到现今的亳州好人、亳州精神一以贯之。作为从亳州传统文化中提炼出的精髓，亳州精神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深化，也为亳州古井集团、双轮、华佗国药等本土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塑造提供强大的支撑力量。如古井集团“注重执行、注重实干、注重细节、注重效率”的企业文化理念，彰显着亳州精神的内涵，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

（2）历史文化资源是加强亳州公民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载体。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然要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凝聚了传统文化精华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广大公民进行德育教育的绝佳题材。以亳州博物馆为例，从史前的涡河文明到近代当代亳州7个展厅，以文物或者图片系统地展现了亳州历史各个时期取得的文明成就和先贤名人，引导广大市民参观，从中体悟理想、汲取智慧，有利于培育人民群众的家园意识和人文精神。此外，丰富多彩的民俗表演唢呐、高跷、鬼会等走上市区街头，二夹弦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艺剧目，丰富了城乡居民的文化生活，唤醒了人们对古老传统生活的记忆，强化了人们的历史文化认同感和归宿感，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3）历史文化资源是构建亳州区域性人文环境的主要因素。尉迟寺等史前文明遗址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亳州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道家学说、中医药文化、酒文化等相继发源于此，构成了亳州地方文化特有的底蕴。学者们从地域文化的概念出发，把亳州这片土地上生成的文化统称为“亳文化”。它是这个地域内多种文化形态的总和，是千百年生活在涡河流域的人们日积月累而形成的生存方式、生活经验、价值观念与思想文化遗产，也是区域文化在现实社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因。与中华文化的整体形态相比，亳州文化只是其中微小的个体，独立的状态。其特色彰显，时空性凸现，为我们研究历史某一时空的文化现象提供了鲜活的案例。而对亳文化的深入具体的研究，又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研究整体的中华文化。

（4）历史文化资源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有力支撑。旅游业是当今世界具有蓬勃活力和巨大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被称之为“无烟产业”、“朝阳产业”。历史文化资源是发展文化旅游、提升综合竞争力的地方品牌。近年来，亳州凭借着自身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确定了“旅游兴市”的发展战略，以“天下道源、曹魏故里、中华药都、养生亳州”为文化旅游发展的主题，以历史文化为依托，以健康养生为主线，通过中医药博览会、中药材交易会、白酒文化节、芍花养生旅游文化节和曹操学术研讨会等活动的定期举办，亳州的城市品牌和旅游市场影响力不断增强，文化旅游收入连年递增，成为拉动亳州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3加强对亳州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

历史文化资源是人类祖先遗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经验和人文资源，铭刻着历史的痕迹和时代的烙印，它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一旦遭到破坏，即不可再生，无可替代。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是我们建设现代文明的一项光荣的历史使命。

亳州在保护和开发历史文化资源方面，总体来说，是有历史责任感的，在保护旧城、弘扬传统文化上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随着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和城市规模的膨胀，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致使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街区被严重破坏，许多历史文化遗产消失了，长期形成的城市文化特色日渐减少，市民的文物保护意识淡薄，景区分散，内容单一，停留在游客参观浏览的门票经济阶段，文化旅游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提升。解决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在认知理念上，提高政府和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作为文物资源的管理阶层，政府部门要从根本上认识到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明确自身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在保护和开发利用中，不能唯利是图，既不能对历史资源“添金贴银”开发过度，破坏其原貌，也不能因为资金短缺对文物保护无所作为，任其自生自灭。民众是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主体，通过旅游、教育、传媒、学术研究等各种渠道，普及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知识，发挥文物和作品的宣传、教育和观赏作用，激励民众主动去保护和珍惜他们身边的“无价之宝”，还要鼓励和支持单位和个人开展历史文化资源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2）在制度上，建立健全文化资源保护开发机制。从制度上协调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权限，使之成为历史文化资源的捍卫者。切实加强人大、政协对市、县、区政府保护历史文化资源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强化地方政府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职责，完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社会监督机制。切实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以增强地方政府保护历史文化资源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工作的透明度。在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可建立透明、开放的公众参与机制，让广大民众了解、参与文物保护每一个步骤，避免政府与投资商某些暗箱交易以牺牲文物为代价造成恶果。

（3）法制上，制定易于操作的细则和专项法规。在国家《文物保护法》、《非物质遗产保护法》等相关法规的基础上，借鉴某些发达地区的文物古迹开发和保护的成功经验，结合地方实际，制定本地专项规定和细则，为保存和弘扬本地区的优秀文化遗产提供法律保障。确保地方财政对历史人文资源保护资金的投入，设置专款抢救有生命力的民间艺术，保护濒危和稀有的民间文化艺术品种。鼓励企业和某些文物保护团体捐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设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奖券等多渠道筹集资金。提高文化产业市场化程度，大力挖掘和整合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以创意推动文化资源向经济资源的转化，从而促进亳州经济的繁荣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参考文献：

[1]芮琼.亳州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调查与思考[J].理论建设，2012（6）.

[2]武长鹏.亳州文化旅游铸造新增长极[N].安徽日报，2011-08-14.

[3]李建忠.古韵亳州[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

社会发展历史范文第8篇

教师经过讲解知识，组织学生对历史事件进行剖析，并掌握好的学习策略，教师为了实现教学目标，就要重视更新教学理念，用最新的理念武装自己，组织引导学生。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教师已经实行了更为开放的教学活动。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历史小辩论活动，或者组织学生开展有趣的、充满历史意义的小话剧等活动，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教师也要教会学生独立提出问题，鼓励学生阐发自己独特的个性化理解，教育学生勇敢地学会提问，学会质疑，学会探索未知，学会追求真理。教师鼓励学生想别人之所不想，见别人之所不见，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挖掘学生学习的内在的潜力，为历史课堂塑造人才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二、运用教材中的知识，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

初中课本的教材知识有点枯燥难懂，教师要发挥自己的灵活性，将教材教活。教师可以多给学生讲解一些历史典故，给学生演唱一些历史歌曲，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潜能。教师还要重视学生能够积淀历史文化素养，丰富自己的知识积累，打好学生的能力基础，为学生高中的历史学习做好铺垫。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多思考，学会从历史事件中概括出结论，学会思考，学会学习，学会成长。

三、高效运用历史挂图、多媒体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历史教学中有着烦琐的年代、人物、地名等要记忆，学生会在记忆中产生枯燥乏味的感觉。教师在教学生学习历史的时候，可以充分借助挂图的手段来进行教学，深化学生的知识内涵。

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发挥出多媒体的优势，来提高学生的这些能力。多媒体教学不仅能够顺利完成教学任务，还能帮助学生详细分析讲解事件，增强学生的综合能力，教会学生在生活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来辩证地看待每一件事。教师结合多媒体的声音和图像进行教学，为了实现教学目标，教师可以运用多重功效的多媒体，将声音传递给学生，将图像展现给学生欣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展现历史事实，让学生学得高效、全面，让学生享受视觉盛宴，发挥多媒体带来的多重功效。

四、教会学生独立思索、自主研究，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学生亲自感悟和体验过的事情，就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和体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要教会学生成长，放手学生独立进行探索，教会学生自主学习一些知识，勇敢地进行冒险的研究。教师还要启发学生多学会感悟，通过了解历史事件，不断运用感悟的方法发展自己的思维，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教师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教师也可以善于给学生提供一些错误的案例，让学生纠正，教师给予点拨和指正，激励学生，暗示学生，引导学生走向正确的思维，提升学生的创造性能力，帮助学生不断成熟起来，逐渐成长起来。

五、给学生更多自我实践的机会，让学生自己动手实践，来增强学生的创造力

动手实践是很好的学习方法。教师要开展一些动手实践的学习活动，例如组织学生制作历史教学具等，开展这样丰富多彩的活动，来让学生增强自己的动手能力，也在创作的过程中尽情地发挥，促进学生创造能力的发展和提高。

六、运用互联网实现师生一对一互动学习

网络科技的不断发展与变革，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进步和发展，也给初中历史教学提供了好的教学契机。当前教学改革形势下，互联网给初中历史教学带来了重大改革，网络功能十分强大。教师要利用这个平台对学生进行验收和评价，为学生答题解惑，激发学生产生学习兴趣，实现教师教学的创新。因次，新形势下的初中历史教学必定要发挥网络的作用，实现互联网下的师生一对一互动学习。

七、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出发点归宿点都是为了学生

教师要通过平时的历史教学告诉学生考试只是检验学生学习成绩的一种策略和手段，成绩并不是那么重要。教师要努力激发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明白学习历史，明辨是非的作用，不能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历史，要通过历史知识的学习全面塑造自己，培养自己，增强爱国的意识，加强自己的修为，提高自己的品德、境界和修养。

总之，初中历史教师要紧跟社会发展的大形势，运用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武装自己，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帮助自己，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增强学生的学习信心，并鼓励学生通过历史知识的学习，逐渐成熟起来，快乐成长，发展壮大。

社会发展历史范文第9篇

我想有句话对历史和语文老师来说一点都不陌生,鲁迅在他的《狂人日记》中呼吁社会,不要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不要让礼教吃人,让人们觉醒。我们在讲《新文化运动》时经常会提到这句话,那么我们在讲历史的同时,是否也感觉到,我们也正在把自己的思想去灌输给学生,我们是否压制住了学生的创造性,是否认同了或听取了作为21世纪新生力量的心声。回顾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多的是斗争的精神和作用,少的是人类共同发展的智慧、法则和美德;长的是“真理只有一个”,短的是人文社会、文明竞争中的多元理解和谅解。

当今世界,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从上一世纪后期起,人们就意识到“和平与发展”“合作与竞争”是世界的主流。就国内而言,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同时,中国政府一再提出“祥和”“和为贵”“和平崛起”“和谐社会”的号召。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不在空谈姓“社”还是姓“资”。在经济建设中,公开我们的落后,承认资本主义的先进。欢迎全球企业“领袖”、商界“精英”、金融“巨擘”来华投资的大字不断见诸报端。这说明“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时代已经过去,化敌为友,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已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这也是我们痛定思痛,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端思维的根本否定。否则,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教育必须为此培养具有民族认同、爱国情感、国际视野、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的现代公民。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人与人,文明与文明如何求同存异,如何谅解容忍、共同进步、和谐发展的事实不胜枚举,代表了历史的方向和主流。可我们中学历史课程的主基调是什么呢?

当你点击网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FLASH动画,或是文章时,你看到的是什么?是激进的中国人采用的过激的手段在网上漫骂、指责日本的罪行。当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时,中国人在BBS上基本上使用了世界上最难听的语言来诅咒他,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了砸毁日本料理店,并出现了“抵制日货”的高呼声。这难道就是我们教育出来的,祖国未来的接班人,中国人未来的形象吗?今天的他们能够这样极端的仇视日本,难道与我们的教育无关吗?难道这不值得每位历史教师去反思吗?历史到底让学生们记住什么?仇恨还是教训!网上的漫骂、指责难道就能够反映出中国人的愤怒和爱国的热忱吗?相反,是不是更毁坏了中国人的声誉的,是不是影响了中国人在国际上的礼仪之道呢?那么作为历史教师的我们怎样在历史的教学中去构建和谐的社会发展观呢?

首先,作为历史教师的我们在用灵魂、用激情上课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爱国主义史观,冲破狭隘的民族主义,爱自己国家的同时,也要懂得爱世界的重要性。这就要求历史教师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应弘扬积极的生命情感,要有和谐的发展观,用发展的眼光去认识历史。中国需要世界,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而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才能更好的发展,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中国是在和平中崛起的国家。

其次,在历史的教学中,我们更应该注重在课堂上引导学生从历史史实中去反思,去借鉴经验教训,通过近代史中国与世界的差距的分析,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们为近代的中国出谋划策。让学生通过近代史的学习,焕发出对生命的真爱,对他者生命的同情,拓宽人的生命情感,珍惜现在和谐的社会。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更是明天前进的动力。俗话说,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过去。而我则认为记住历史的同时,在心中却埋下了恨的火种,就不如忘记。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有权利也有义务去正确的引导学生认识历史,在世界的发展中看中国的历史。

最后,把历史课堂还给学生,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21世纪的学生是有主见、有创造力的。那么作为历史教师的我们就要放手给他们更大的思维空间,让他们在历史的天空中翱翔,听一千遍不如自己实践一遍,教给他们思想,不如让他们在探索中求得真知。

社会发展历史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无障碍设计； 通用设计； 以人为本； 方便;舒适

[ Abstract ]: This article take the "people-orient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combined with relevant examples to discuss, pointed out that the barrier-free design and universal design concept and principle, stating that " universal design" is more broad perspective to guide is suitable for all people to use the environment and architectural design, from barrier free design to universal design development is a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is inevitable.

[ Key words ]: barrier free design; universal design; people-oriented; convenience; comfortable

中图分类号：TU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前言

无障碍设计和通用设计做为一种设计方法，近年来成为人们关注的城市环境和建筑设计领域探寻研究的热点。我国引入“无障碍设计”是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让“无障碍设计”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根本需求。

1．无障碍设计与通用设计的演变与发展

1.1.无障碍设计的概念与原则

无障碍设计（barrier-free design）这个概念名称始见于1974年，是联合国组织提出的设计新主张。无障碍设计强调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一切有关人类衣食住行的公共空间环境以及各类建筑设施、设备的规划设计，都必须充分考虑具有不同程度生理伤残缺陷者和正常活动能力衰退者（如残疾人、老年人）的使用需求，配备能够应答、满足这些需求的服务功能与装置，营造一个充满爱与关怀、切实保障人类安全、方便、舒适的现代生活环境。

无障碍设计首先在都市建筑、交通、公共环境设施设备以及指示系统中得以体现。二十余年来，这一设计主张从关爱人类弱势群众的视点出发，以更高层次的理想目标推动着设计的发展与进步，使人类创造的产品更趋于合理、亲切、人性化。

无障碍设计的理想目标是“无障碍”。基于对人类行为、意识与动作反应的细致研究，致力于优化一切为人所用的物与环境的设计，在使用操作界面上清除那些让使用者感到困惑、困难的“障碍”（barrier），为使用者提供最大可能的方便，这就是无障碍设计的基本思想。

1.2.通用设计的发展与原则

通用设计的演进始于上世纪50年代，在北美、欧洲一些国家以及日本，“无障碍空间设计”（barrier-free design）为身体机能障碍者除去了存在于环境中的各种障碍。1970年以来，欧洲及美国一开始是采用“广泛设计”（accessible design），针对在不良于行的人士在生活环境上之需求，并不是针对产品。当时一位美国建筑师麦可·贝奈（Michael Bednar）提出：撤除了环境中的障碍后，每个人的官能都可获得提升。他认为建立一个超越广泛设计且更广泛、全面的新观念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广泛设计一词并无法完整说明他们的理念。

1987年，美国设计师，朗·麦斯（Ron Mace）开始大量的使用“通用设计”一词，并设法定义它与“广泛设计”的关系。他表示，“通用设计”不是一项新的学科或风格，或是有何独到之处。它需要的只是对需求及市场的认知，以及以清楚易懂的方法，让我们设计及生产的每件物品都能在最大的程度上被每个人使用。他并说“通用”(universal)一词并不理想，更准确地说，“全民设计”是一种设计方向，设计师努力在每项设计中加入各种特点，让它们能被更多人使用。在90年代中期，朗·麦斯与一群设计师为“全民设计”订定了七项原则：①公平性原则——设计物对于不同能力的人们来说都是有用而适合的； ②使用可变性原则——设计物要同时适应不同的个体意愿和能力；③简单直观原则——无论使用者的经验、文化水平、语言技能、使用时的注意力集中程度如何，都能容易地理解设计物的使用方式；④信息可觉察性原则——无论环境状况和使用者的感知水平如何，设计物都能有效地将必要的信息传达给使用者；⑤容错性原则——设计物应该降低由于偶然动作和失误而产生的危害及负面后果；⑥低体力消耗原则——设计物应当能被有效而舒适地使用，同时降低疲劳；⑦尺度空间可接近使用原则——提供合适的尺度和空间以便于接近、到达、操控和使用，无论使用者的生理尺寸、体态和动态如何。

2.无障碍设计与通用设计的相似和异同

无障碍设计与通用设计有相似之处，因为无障碍设计是为所有人所通用的设计，但无障碍设计所针对的重点是残疾人和老年人。但随著无障碍设计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到它的局限，所以当今的无障碍设计正在向通用设计所靠拢。但由于无障碍设计在中国出现较晚，所以大多数人将无障碍设计等同于通用设计。

不可否认，通用设计理念的形成由来于无障碍设计的实践，并且一些现有的无障碍设施已体现了“方便所有人使用”的通用设计思想。而通用设计在建筑中的运用基本上是以无障碍设计为基础的，但它并非是在认同无障碍设计主张的前提下对其发展的结果，其主要表现在：①设计的出发点不同。通用设计是所有的建筑、环境及产品都能够很好的满足所有人要求的设计，这与为特殊要求的群体提供特殊设计的无障碍设计观点恰恰相反。通用设计考虑的是，无论残疾与否，以开阔的视野来把握人类的需求，并做出答应，所以障碍存在与否已不是单一主要问题，而是以如何方便、适宜地适合所有人的使用为出发点来进行综合分析、考虑。②目标对象不同。无障碍设计具有限定对象的意思，通用设计中并没有将伤残者和健全者区别对待。③设计的领域不同。通用设计涉及面更广，它不仅坚固环境设计的无障碍性、实用性的需求，而且它还涉及到日用品、医疗设施、标识系统等领域。例如，自动门、兼顾残障者设计的电梯、无障碍公共汽车等。

3.无障碍设计向通用设计迈进在我国是发展的必然

3.1.我国无障碍设计的现状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十多年努力，我国无障碍设施建设在起步晚、起点低的情况下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有着显著成绩。多数城市的干道、主要商业街、广场、医院等建筑，程度不同地建设了无障碍设施；城市住宅小区的无障碍设施也开始起步。我国的部分城市还相继建设了一批有特色高水平的无障碍设施，如南京的盲人植物园、大连的野生动物园、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院等，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我国的无障碍设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问题是人们无障碍意识不强，管理部门和设计人员没有很好执行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标准，已建成的无障碍设施不够系统、规范，使用管理不善，无法充分发挥使用效益等等。

“以健全人为中心的社会是不健全的社会”，“以产籍人士为中心的社会也是不健全的”。适宜所有人使用的建筑环境才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在城市环境与建筑设计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构筑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参与社会活动与生活的基础。

3.2.我国通用设计引入的广阔前景和深远意义

联合国把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定义为老龄化社会，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是世界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超过1.43亿，占总人口的10.97%以上。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在一项调查研究中发现许多老年人大都不愿意承认自己老了，从这一心理出发，我们可以通过“通用设计”的手法，即产品的设计指向无特定的某一人群，来满足老年人产品市场的需求。产品的设计既满足了无障碍设计的需求，又能适用于大众人群，这种寻求共解、以方便所有人为出发点的设计手法，目前已经成为设计的大趋势。

通用设计并非是“万能的设计”，真正完美、理想的“通用”设计是不存在的。但通用设计可以表达出一种理念：通过新的设计方法和过程，是设计的适用性最大化的表现。实践证明，通用设计却能在很多方面给更多人带来实际的帮助。通用设计的意义在于它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态度来审视现有的设计，构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所以说，无障碍设计向通用设计迈进在我国是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是惠及民生、利益共享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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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潘海啸，熊锦云.无障碍环境建设整体理念发展趋势分析.城市规划学刊，2007（2）43-45.

[3]齐康.城市建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