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研究范文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1篇

序

奉献给读者的这部《法哲学论》，绝非出自一时的心血来潮。毋宁说，它是我们适应现代法律科学、尤其是理论法学发展的迫切需要，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究而积累起来的成果。本书被列为"国家人文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当下，世界正处于20世纪和21世纪的交接时期。回顾已经过去的百年来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如同其他科学一样，法学是沿着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进展的：一是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强化。如法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产生法社会学，法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产生法经济学（经济学法学）；而法学与哲学结合的尝试，则是更为久远的事实了。二是科学部门的分化越来越细致。如古已有之的法理论（理论法学），除了法哲学和法社会学之外，还解析出法学学、法史学等等。至于部门法学（应用法学），这种渗透与分化则更为显著。如民法学与行政法学的结合产生经济法学，刑法学分化出犯罪学、刑罚学、狱政学等，并且已经获得学界广泛的认同。法学的这种演变不是偶然现象，它同现时社会的疾速前进的步伐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状况的复杂化的实际需要相一致，因而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面对这种科学发展之大势，我们深感到法哲学的建设确实是落伍了。对于法哲学而言，既没有完成法学与哲学的密切结合和相互渗透，更没有使之从理论法学中真正分化出来而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实际情况是，法哲学要么流于一种令人敬而远之的空洞的术语，要么同实证法律科学的法理学甚至法社会学混为一谈。察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认清法哲学的特定研究对象，即法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恰恰这个特定对象，决定着法哲学在整个法学体系，包括理论法学体系中处于理论基础的重要地位。我们之所以打算写一本较为系统的法哲学的书，就是基于法律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对于法哲学的重要性的严肃认真的思考。

对于我们来说，撰写一部法哲学的专著是难度极大的。为此，我们不能不进行长期的理论准备和一点一滴积累创作的经验和成果。在我本人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哲学观点的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与李光灿老前辈合编，法律出版社 1991年出版），《列宁法律思想史》（即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等；探讨西方法哲学观点的著作有《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修订版）》两卷本（与谷春德教授合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1987年出版），《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论》（纵向的学派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当代西方理论法学研究》（横向的课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黑格尔法律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1989年出版）；探讨中国法哲学观点的著作有《现论法学原理》（与公丕祥教授合编，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国和西方法律思想比较研究》（收入《架起法系之间的桥梁》，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我第一次有勇气公开发表自己关于法哲学整体性看法的论文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体系论纲》（载《中外法学》 1992年第4期）。此外，还发表了一批其他相关的学术论文。本书的另一位主编即西南政法大学的文正邦教授，对于法哲学的探讨是颇受学界瞩目的。据我所悉，自改革开放以来，他在报纸杂志上撰写的、直接阐发法哲学的论文不下数十篇。在他编著的书和主编的《外国法学研究》期刊上，也广泛地涉及法哲学问题。我从他那里受益匪浅。再者，读者从《法哲学论》的作者名单中可以知道，我先后带培的博士研究生们对该书的贡献也很值得称道。本着师生互学、教学相长的精神，我与他们彼此之间就法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多年的锲而不舍和反复的切磋，其中所形成的部分见解亦凝集于书中。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从《法哲学论》写作提纲的拟定到清样的校对，王振东副教授都耗费了许多精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熊成乾编审、张玉梅副编审，不仅在编书技术上给予我们精心和周到的帮助，而且又同我们一起就书中某些理论表述进行了有益的、启发性的商讨。我们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虽然《法哲学论》的付梓使我们受到一定的鼓励，但我们绝不把它当作什么重要的成就，更不敢妄称其中构筑了什么法哲学的理论体系，顶多只能说是我们在探索法哲学奥秘过程中的一个初步的记录。我们深知自己才疏学浅，法哲学研究的征途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有鉴于此，我们坦率地承认，书中的不成熟之处、欠当之处乃至错误之处，很可能比比皆是。我们恳切地希望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无保留地提出批评。

吕世伦

1999年 2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引 言

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而所谓彻底，就是触及事物的根本。恩格斯也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一个民族如果缺少理论思 维（即哲理思维），既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前列，也不可能跃居文明的顶峰。开展法哲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坚持法学理论的彻底性和科学性，有助于培养和提升法律工作者的理论思维。因为法哲学是关于法学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是人类关于法的理论思维的结晶。它赋予我们以深邃的目光和高瞻远瞩的视野去探究法的根蒂和普遍性，体悟和追寻其中所蕴含的时代精神。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还可以使我们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经验得以用法学唯物论和法学辩证法的科学体系武装起来，为法律工作者学习、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铺路搭桥，开辟广阔天地，避免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和工作能力。显然，这些对于我国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深化、发展和走向现代化，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许多复杂的法理问题，若深入探究下去往往就是哲学问题；法律实践的指导原则和所遇到的疑难问题，归根到底也涉及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各个部门法学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突破和创新，亦都有赖于相关的法哲学方法和理论之功力。因此，为了开创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制建设的新局面，跃上新台阶，法哲学的研究和发展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特别是值此世纪之交和即将跨入21世纪之际，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在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地发展和全面进步，更需要强化和高扬法学的科学理性力量和功能，以正确规划和顺利实施我国法制发展战略，总结和吸取人类法律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智慧，实现法制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和法学而努力，这些都离不开法哲学的研究和发展。

然而，法哲学的内容和体系博大精深，开展法哲学的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和领域不仅极其深广，而且是异常复杂的。既不能图朝夕之功，求立竿见影之效，也不能企望有坦途和捷径，更不会有既定的方式和固定的模式以供达到绝对真理的体系。它乃是一个不断地学习、借鉴、探索、创造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展法哲学研究出现了以下几种方式和途径：一是评介古今中外已有的法哲学遗产和成果，特别是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和近现代西方法哲学的研究和介绍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二是对一些重大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法律问题的法哲学思考，也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广泛的兴趣和注意；三是开展部门法哲学的探索和研究，如对刑法哲学以及诉讼法哲学等的探索和研究，并已出现了颇有分量的成果；四是尝试比较系统地构建中国当代法哲学，这正在热烈地探讨以及争论之中，人们提出了种种方案和设想，但尚未出现比较成熟的体系，因为这乃是最为复杂、艰巨和繁难的一项事业，也是我们开展法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目标和任务。我们谨愿以我们的探究，去迎接我国法哲学研究的新高潮。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2篇

作者陈先达，193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100872）

如何看待人文科学的本性，关系到人文科学的定位和作用的发挥问题。如果不承认人文科学的特点，就不能正确发挥人文科学的作用；可如果片面强调人文科学的特点，把人文科学驱出科学范围之外，就会在人文科学的定位、创新和功能等一系列问题上始终难以跨出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雷池。这两种情况对人文科学的发展和弘扬民族精神以及人文素质的提高都是不利的。

一、自然科学不是科学的惟一模式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从学科区分角度对知识性质的划分，而不是对知识科学性和科学化程度的分类。以自然科学的特点作为衡量学科科学性的惟一标准，必然会认为社会科学最多是半科学，而人文科学是非科学。因为它们都不符合自然科学作为科学的标准。人类的全部实践和认识活动处于一种分裂状态：在对自然的认识中，人类可以达到必然性和因果性认识，而面对自己创造的世界，人类始终只能处于一种非科学的盲目状态。人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无能为力，因为这是一个自由意志的领域。如果这样，人和人类社会就难以存在和发展，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失去了产生和发展的依据。人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认识的重要性，都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人类面对的世界是包括自然、社会与人类自身在内的世界。人类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仅要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还要认识人和人类精神活动自身。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但又密不可分的科学。这就是以自然为对象的自然科学、以社会为对象的社会科学、以人与人类自身的精神活动为对象的人文科学。它们之间还不断出现许多交叉科学。世界是统一的世界，人类关于世界的不同类型的知识也具有内在联系。人文科学是整个人类科学知识的重要一环。没有人文科学的知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仅不完整，而且也无法理解人对社会和自然规律认识的价值和意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反驳杜林时曾经指出过存在三种类型的科学。他说，"我们可以按照早已知道的方法把整个认识领域分成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包括所有研究非生物界的并且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科学，即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第二类科学是研究活的有机体的科学"，第三类是"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这第三类实际上是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人类对世界认识的两大类知识。人文科学应该包括在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总的科学分类范围内。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本质上是相同的。认为社会科学可以称为科学而人文科学只能称学科的意见也是可讨论的。其实，社会科学也可称为人文性质的科学，因为社会领域就是人的领域，社会现象不可能离开人和人的活动。社会规律的形成及其实现离开人和人的活动是不可思议的。在这个意义上研究社会科学就是研究人及其活动的规律的科学；而人文科学也是社会性质的科学，离开了对人所处的社会和社会规律的理解和研究，对人的研究就不能称为人文科学而是生物学或动物学。当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还说，"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③这实际上就为我们从理论上正确理解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一致性和不可分离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人的社会本性和人的活动的社会制约性，决定人文科学在其本性上属于社会科学而不能离开社会科学绝对独立。所以用人文社会科学来包容这两类性质的科学是合理的。但这并不否认它们之间存在差异性，研究人文科学的特点，研究它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对创造性推进人文科学是完全必要的。

二、人文知识的科学性何以可能

在学术界，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一般都能承认；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也有不少人承认，而对人文科学的科学性问题则存在很大的分歧。在西方和国内都有这样一些看法：人文科学根本不可能是科学，而只能是研究者个人的主观爱好和个人看法。他们说把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和一个新手的剧本，或者是把著名诗人的诗歌和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狂言，把一幅著名的绘画和一个孩子发自天真的不经意的涂抹，都事先不加说明地混在一起让人评论，可能冠履倒置，视天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8-42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52页。

才为蠢货，指腐朽为神奇。这说明人文科学不可能具有客观的科学内容和评价标准。对哲学也有类似的看法。有人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家个人的意见，无所谓是非对错。哲学问题只有无休止的争论，而不可能有结论。如果有结论只能说明它是科学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如果人文科学就是这样，怎么可能为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服务呢，它只能是毫无价值的语言和文字的游戏，具有卓越成就为人文科学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文学者只不过是最善于语言游戏的大师而已。

在人文科学科学性问题上之所以有的学者持这种看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把人文创造活动、人文产品的阅读和欣赏、人文科学的科学研究完全混为一谈。人文创造活动，是指精神生产活动，如小说的写作、各种艺术品的构思和制作、歌曲的创作和演唱、演员们的舞台表演、教师的讲授风格和方式，总而言之，人们进行的精神生产和实践过程是由个人进行的非常个性化的过程。人文创造活动总是要体现创造者个人的价值观念、创作风格和不同的思维水平。这是不重复也不能重复的。至于人文产品更是个性化的，雷同就是模仿甚至是剽窃，这种复制的人文产品是没有价值或没有多大原创价值的。人文产品的阅读和欣赏也是个性化的。由于原作品与读者的时空间隔，语言表达方式，以及不同读者的欣赏水平、审美情趣、艺术修养、历史知识、哲学水平不同，从而对作品的评价可以大相径庭，这属于读者的接受和个人理解的范围。一百个《红楼梦》读者心中可以有一百个贾宝玉，可以从《哈姆莱特》中发现不同的挪威王子；也有一些人对莎士比亚不感兴趣而偏爱没有多少艺术品位的肥皂剧；可能喜爱流行歌曲而不爱歌剧《蝴蝶夫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是欣赏而不是科学研究。人文科学的科学研究，既不是单纯个人的写作，只强调个性化；也不是单纯的阅读和欣赏，只强调个人爱好和主观接受。你可能爱好"戏说康熙"、"戏说乾隆"，但不能说你在进行历史研究，只能说你在进行休闲娱乐。版权所有

人文科学之所以可以称为科学，是因为它不能局限在人的精神领域。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家如狄尔泰以及新康德主义者把人文科学定义为与自然科学相对立的精神科学，就是把人文科学置于无法验证的主观领域。其实人文科学研究的不限于主体的内在的精神活动，而是人的人文活动包括精神生产中的规律性问题，而主体的精神活动则是存在于这种活动中的内核。例如，人类的物质生产，或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杰出人物，或重大事件如战争，如革命，等等，总之人类的活动本身不是科学而是实践活动，可研究人的这些活动过程的历史学是科学--历史科学。历史的本质不能归结为人的思想而是人类的创造活动，历史学力图揭示人类创造历史活动的规律，而人的思想、愿望、理想，只能通过对历史实际活动的研究才能揭示。战争不是科学而是人类的一种军事对抗活动，可研究这种活动的军事学是科学；教学活动是个性化的实践活动，可教育学是科学；人的文学艺术创作活动不是科学研究，谁也不会认为苏拭的《水调歌头o明月几时有》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是在进行天文学研究，而不是面对皓月当空抒发月下怀弟和对人生悲离合欢的个人体悟？可诗学的研究、词学的研究，可以具有揭示诗词创作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内容。对文艺创作规律的研究--文艺学可以成为一门科学，对文学史的研究可以成为一门科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包含许多具有规律性的科学判断。其他诸如唱歌不是科学活动可乐理学是科学，乐曲的创作不是科学活动可研究如何作曲可以成为一门科学，如此等等。

总而言之，人的人文创造活动不是科学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方式，而人文科学之所以可以称之为科学，就在于它不是停留在个性化的人文创造和人文活动的层面而是探求其中的规律。一个人可能精于诗词歌赋，娴熟琴棋书画，这不能说明他在进行人文科学研究，而只能说他具有很高的人文素养。可如果是探求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道，即研究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这就进人人文科学研究的领域。如果人文科学中没有对规律的探求和总结，而只是个人的体悟和情感的抒发，完全成为不可言说的个人的内在的、瞬间的东西，学生在课堂上所能得到的也只是讲授者个人的意见，无是非真假对错可言，这种人文科学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没有规律的探求，即使不把它称为人文科学而只称为人文学科，也不能为它的存在和发展做出合法性解释。对人文产品的阅读和欣赏是个性化的，可对如此多样化的阅读和接受现象，同样可以进行科学研究，这就是接受美学、传播学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学应该研究的问题，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包括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科研领域。

在人的个性化的人文创造活动和欣赏活动中，既要保持个人风格，又要保持它的内容真实性、合理性和可接受性；既要解决人文产品的阅读和接受的个性化，又要提高读者的欣赏水平和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这之中肯定是有规律可循的。否则人文科学就没有必要，怎么说怎么写怎么评价都行，这样，我们得到的只能是瞎编的历史，没有任何情节合理性和艺术价值的小说，没有科学与事实依据的哲学胡说。我们只有强调研究人的人文创造活动、精神产品的社会制约性和人们对人文产品的欣赏都是有规律可求的，而不能仅仅是自我表现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个人爱好，才有可能以观点正确和艺术上乘的作品为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的人文素质提高服务。否则，就失去了正确服务的客观依据，只能制造混乱，搅乱思想。

人文科学是以人类的人文创造活动为对象，它同样有个尊重事实的问题。恩格斯说过："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①尽管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允许不同的个人见解，但这种见解立论应以事实为根据。个人的见解只能表现为对事实的不同理解，而不能是对事实的伪造。我们可以梁启超对他的老师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的评论为例，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的政治意图是很明确的，就是以批评东汉以来的经学多为刘歆伪造为名，为他主张的维新变法扫除思想障碍，可它的立论的事实根据是难以服人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新学伪经考》认为《史记》、《楚辞》经刘歆羼人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欲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万不可通者，而康有为坚持这种看法。实际上康有为的改革主张之要点，并不一定要借重于此等技词强辩而始成立，而康有为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往往不惜抹杀证词或曲解证据，这是犯了科学家的大忌，此其所短也②。梁启超所谓"科学家大忌"，即篡改事实，伪造事实。看起来，尊重事实这一点连封建时代的学者都承认。再如最近在黄金时间播映的《走向共和》争论很大，争论的实质，既有科学性的问题又有价值性的问题。从科学性的角度看，核心是在某些重大事实是否完全虚构；价值性问题则是作者对近代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评价问题。如果不以正史面目出现而是戏说，则另当别论。因为同戏说康熙、乾隆一样，已超出于历史科学范围之外，属人文创作而非人文科学。而当以历史为依据以文艺为形式，就不仅关涉价值而且关涉事实。观众完全可以从事实与价值两方面进行评价。可见，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在人文科学中同样是适用的。这是人文科学的科学性的关键。如果人文科学中可以不讲事实，不求规律，不尊重实践，它就从根本上失去存在的依据。

三、人文科学的特点

我们强调人文科学是科学，它包含具有客观意义的知识。但又不能无视人文科学的特点，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87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70页。

首先，从认识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看。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是清楚的。当然，人作为社会的人始终是完整的人，而不是单纯的认识主体。例如即使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自然科学家所处的历史条件，他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积累和认知结构肯定会对他们的研究发生影响，但是我们在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问题时，可以对这些略去不计，只是把科学家作为认识主体，而把自然界视为认识客体。因为对自然科学来说，最根本的是探求客观知识。在这一点上，自然科学以客观自然界为对象，它的知识的客观性，就是在关于知识的判断中，要尽量不渗入主体的东西，按照客观世界本来面目认识世界。因此，什么是属于主体的，什么是客体的应该区分清楚。上帝的东西归上帝，凯撒的东西归凯撒，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是能做到的。即使一时分不清，经过反复实践验证终究是可以分清的。所以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什么是认识的主体，什么是被认识的客体，在原则上说界线比较明确。尽管由于作为认识主体的自然科学家的观察、实验和对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可能会受到主体的影响，特别在微观领域中，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的交叉影响作用是无庸讳言的，但是自然科学通过认识主体对结论的不断校正，通过客观仪器和工具，特别是通过人们无数次的实践活动，可以达到与认识对象相逼近的具有客观性的知识。自然科学中当然也会存在意见分歧和争论，存在不同的学派，但这种争论往往出现在探求的过程中而不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谁是谁非之后，学派的存在意味着问题仍在争论和探索之中。当代不少哲学家批评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这是没有道理的，没有主客二分根本不可能有科学和实践。我们很多错误往往出在主客不分。其实西方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并不在于主客二分而在于它的绝对对立和分裂。只要用辩证态度对待主客二分，不把二分弄成绝对对立和分裂，区分主客的思维方式就是正确的。社会科学的主客体关系比自然科学要复杂，但主客关系也不是不可分清的。社会科学是以人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为对象。这些关系虽然不能离开人的活动，但它一旦形成，同样是一种客观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对这些关系的本质及其相互作用同样可以达到规律性理解。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知识。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①决不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研究时建构社会，正如一些哲学家所说的人在认识中建构对象一样，而是被研究者先于研究者并不依赖研究者。社会的存在并不依赖社会学家，生产方式的存在并不依赖经济学家，如此等等，否则任何社会科学的科学性问题就无从谈起。谈论人对自己在思想中建构对象的认识，纯属某些哲学家唬人的空话。

人文科学的主客体关系是个难题。因为人文科学所涉及的主客体关系既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是人与在自身活动中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关系的关系，而就是主体自身。因而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同，在人文科学中，人既是认识主体，同时又是认识客体，发生主客体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正如皮亚杰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中说的，各种人文科学是"以人为主体又是客体"，"这同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事实给人文科学制造了比自然科学更多的困难。"②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②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郑文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22、23页。

的确，在人文科学中，人既是研究的主体又是研究的客体。这种一身二任的情况，使得人文科学中主客关系乍看起来难以分辨。其实并非如此。抽象地说，在人文科学中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人文科学是人对自身的认识，这没有异议。但不能因此说，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没有主客体的区分。实际上当我们说，在人文科学中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是就"人"这个整体说的。但在具体研究中，任何人文科学的研究都不是研究者对自我的研究，更不是时下流行的什么自我观照之类的吓人空话。真正的人文科学的研究都是具体的研究者（而不是抽象的人）以具体的对象（具体的人及其产品）为客体的研究，否则根本谈不上什么研究工作。所以任何人在从事人文科学研究时都形成了具体的主客体关系。一个人的科学研究水平和他的结论的可靠性，取决于他的结论在何种程度揭示被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研究文学就是人在研究自身，因为文学就是人学。实际上任何人在研究李白、杜甫、苏拭时，李白、杜甫。苏拭就是他的对象，而且是不依赖他先于他而存在的对象。研究历史也是如此，任何历史研究都是研究前人的活动，而不是研究研究者自身，除了具有历史价值的个人回忆录以外。个人回忆录的价值在于它的真实性而不在于它对回忆者自己的评价。回忆录不能视为对自己的科学研究。在人文科学中，对研究者来说，他的研究对象对于他来说都是对象性存在，都是另一个"他者"。不能以人文科学中人以人为对象，来否定人文科学中存在主客体关系。因为只要超出抽象一步，就可以看到，作为研究者的人和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是彼此不同的"两个人"。

正因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因此凡用来反对人文科学的论据，无疑都可用于反对社会科学。例如有的学者说，任何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本人就处在这个社会中，他是社会中的一分子，他不可能对社会做出客观有效的公正的判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社会科学也不可能是科学的，只能是意识形态性的。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公正的、各个阶级一致认可的社会科学结论是很少的。但不能由此否定人类对社会达到科学认识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社会科学是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建立以后才逐步产生的，它经历了一个把自身确立为科学的发展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为社会科学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这个过程现在仍在继续。原则上说，社会科学同样可以达到对社会的具有科学性的认识，因为社会关系是客观的，社会现象中的本质联系具有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社会科学的结论不可能达到一致认同的水平，因为阶级关系和不同利益的对立使社会科学不可能摆脱价值判断。结论的非一致性，往往成为否定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的根据。社会科学中包含的价值判断成为科学性的障碍。其实，一个错误的价值判断可以遮蔽社会现象的客观规律性，但通过去蔽更能显示事物发展的真理性。社会科学中存在对立意见是必然的，通过对立意见的争论接近真理是社会科学认识的规律。事实上，不少社会科学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为人类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提供了某些规律性的见解，这些见解在人类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发挥过和继续发挥着作用。

人文科学是关于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科学。由于人的社会性，因而真正具有科学性的人文科学的结论，都有相应的社会科学理论为依据。如果脱离了正确的社会科学关于人与社会规律的观点，把人文科学的研究建立在抽象人性论、神学宿命论或其他错误的社会学说基础上，肯定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我们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看成是相互作用的学科。就人是社会的人来说，人文科学属于社会科学。任何人文科学研究者都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科学知识，要正确理解社会与人的本质。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不了解社会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人。就社会科学是对人的活动中形成的关系和规律的研究来说，社会科学属于人文性质的科学。如果社会科学中没有人和人的活动，把社会变为与自然过程完全一样的纯客观过程，社会和人类历史将变得十分神秘。当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虽然相通，但各有特点。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它研究人和人类活动中形成的客观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研究社会的结构和社会的规律，因此，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的活动的客观方面，是人的社会；而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和人类活动的主体方面，它的精神活动和活动规律，它的产品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因此人文科学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可以说，它研究的是社会的人（人的精神活动和产品）。至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科学。它们在对象、功能和方法上都存在着区别。自然科学以客观的物质世界为对象，它探求的是普遍的，不以任何个人、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区别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文科学面对的是一定社会中的人和人类活动，它既不可能求之于实验，也不能单纯依靠纯逻辑的思维方法。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产品一般不具有量的可测度性，它的结论也不具有自然科学那样性质的可重复性。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人文科学具有科学性。凡是有研究对象的学科都有科学性的问题，即都有研究者的认识和判断与对象自身的规律是否符合的问题。如果以所谓人文科学不能归纳，只能理解，不能概括，只能描述，没有客观内容，只有主体体验，因而在方法论上只强调解读、重构、理解、对话和语境，就会把对人文科学是非的判断，完全移人主体的意见领域。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其实，人文创造活动和对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规律的研究是不同的，如果说，人文创作和欣赏中，我们强调体会、内省、直觉、想象、顿悟，而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我们虽然要充分考虑到个人体悟和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但不能排斥科学理性、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的方法论价值，不能排斥人文科学研究在一定条件下也需要有数据和实证分析。人文科学的科学研究不能排斥分析、概括、总结、归纳以及运用范畴、规律来表述研究的成果。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人文科学研究方法，既要研究它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点，又要研究自然科学发展对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启迪和借鉴作用。这是人文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人文科学研究中，有的哲学家着力提倡解释学的方法。我们并不否认，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研究主体对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对文本的理解会受到自己所处的时代、自己的观点和使用的方法的影响，从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任何研究者都是处在一定的文化背景和传统中来解读文本，因而在自己的理解和解释中的主体性是不可避免的。像自然科学研究中那样公认的客观性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是很难达到的。就这一点说，人文科学的研究与人文作品的阅读、欣赏和接受有某些相同之处。但人文科学研究不同于一般阅读和欣赏，它应该对这种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即研究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由于时空间隔、文化背景产生的距离应如何进行合理的解释，从而揭示作品原有价值和它的当代意义。决不应该由于人文科学研究中存在解释和理解问题就由此得出结论，人文科学的结论只能是主观的、解释学的结论，没有任何人能达到对文本的真实意义的解读。事实上自施莱马赫创立解释学以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确立的解释学原则，都不是面对人类人文活动事实，而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文本，整个人文科学的研究都是凭自己的理解面对语言符号构成的文本。在解释学中无所谓客观事实，有的只是解读。这种看法只能导致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按照西方的解释学原则，所有人文科学的结论都可以看作是研究者对自我的解释或者说是解释自我。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这在人文研究中是有的，但不能说这就是科学研究，而只是人文学者价值观的一种表现方式。真正的人文科学研究应该既是人文的又是社会的，离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可能建立起具有科学性的人文研究。

现在用解释学方法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并不罕见。他们说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有的只是我们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是每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心中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坚持解释学的立场，这种马克思主义观是无可避免的。那重读也罢，回到马克思也罢，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的确无法亲身回到马克思的时代，也无法通过文本证明自己的理解绝对正确。这里的关键是不能把马克思与他生活其中的社会历史剥离，不能把马克思与无产阶级和他们的活动剥离，不能把马克思与他们的反对者和拥护者的观点与活动剥离。一句话我们需要的是活的马克思，即与社会历史、与无产阶级运动和参与运动的周围人群的思想和行为结为一体的马克思，而不只是文本。文本的意义不是简单的存在于上下文关系中，而是存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

由上可见，解释只是研究中的一种现象而不能单独成为方法，更不是惟一的方法。真正科学的方法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当然包括理解和解释，但不能归结为理解和解释。它不是局限在研究者和被研究的思想和文本之间，不仅是上下文的关系，不是所谓语境问题，而应该是被研究的文本与它自身的历史条件之间，事件和事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现实的而不是主观臆想的联系。我们应该从历史中，从哲学家的思想和文本与它的产生条件之间，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条件中，从哲学家自己的各种著作相互印证中得到合理的理解和解释。特别是要注意，任何哲学家或思想家，他的思想不能也不会仅仅表现在他的著作中，而且会表现在他的信仰和行为中。正如上面说的，我们要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光是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而应该联系到他们为无产阶级解放而斗争的一生的事实，他们与各种思潮和理论派别斗争的事实。因而当代用抽象人道主义，或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及弗洛伊德主义来诠释马克思的思想，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马克思的理论和行为都不符合。如果我们根本不顾及哲学家本人对自己思想的声明、不顾及他们的思想和著作的历史条件、不顾及他们的实际活动，不是听其言观其行，而是只相信自己对哲学家的解释，对上下文的繁琐考证和无事实根据的所谓解释和理解，那就称不上科学研究，只能看成中国传统的"六经注我"方式的现代版。

四、寻求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和谐

人类早期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都具有人文的特征而不是科学特征。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很长一段时期，作为人类文化最根本内容的人文现象，并没有采取科学研究的形态，而是表现为人类的人文活动及其精神产品--神话、宗教、风俗习惯、劳动时的歌唱、祭神的舞蹈、口头的文学创作，可并没哲学、历史学、宗教学、神话学、伦理学、乐理学、文艺学之类的学科出现。后者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达到一定程度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任何人都能明白，说人文科学是科学，决不意味着它的论断都是科学的，而是就科学的性质及其可能性说可以获得具有客观性的知识。否认它的科学性，就从根本上堵塞了人文科学通向真理的道路，为各种主观臆断和歪理谬说的存在大开方便之门。其实，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和它的论断是否达到科学水平是不同的。由于人文科学中存在不同学派和具有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人文科学中许多结论很难取得共识。但不能因此从根本上否认人文科学可以作为科学分类中的一个部门，否认它的论断可以具有科学性。只要有不同学派存在，不同学者之间的争论就有助于发现真理。经过长期的争辩，认真地研究和以不同方式的实际验证，可以区分出不同意见甚至对立意见的高下优劣并剥取其中蕴涵的真理性颗粒。

在人文科学中重要的是正确处理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在自然科学中，当然也存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因为自然科学既具有人文价值又具有社会价值。但就自然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而言，价值是中立的，价值观属于科学研究的主体。自然科学学者的理想与信仰，爱国主义感情和对科学成果及效用的人文关怀，与自然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无直接关联。二战期间为德国纳粹服务的科学家，同样可以有新的科学发现和发明。而在人文科学中，科学性与价值性是同一的。在人文科学中抽象掉价值性，只追求人文知识的客观性，就会把人文科学变为毫无意义和价值的死的知识的仓库。

人文科学的价值性问题，包括相互联系但又不同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人文学者的价值观念问题，他们持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即个人的理想、信仰和抱负问题；另一个是人文学者的精神产品作为人文文化所蕴涵的价值问题。前者是主观的，它属于人文学者自身，可以说是人品；后者是客观的，是文化作为对象化的精神产品所蕴涵的，可以说是文品。这两者当然不可分，但并不绝对符合。虽然一个人文学者自身的道德素质和人品必然影响他的作品，但不能简单化为坏书是坏人写的，好书是好人写的，即所谓"好人"写"好书"，"坏人"写"坏书"。这是过分简单化的说法。因为人文科学作为科学的一种类型，它的内容并不是作者价值观念的简单移植，而是取决于多方面的条件，要求作者对本科学的内容有着扎实的基础，要进行艰苦的深人的科学研究。人品与作品之间存在矛盾，在中外文化史和艺术史上并不罕见。

我们追求的人文科学的科学性与价值的和谐，最重要的是作品自身的科学性与它的价值之间的统一。这种统一不同于作者的人品与作品的关系，它是作品以自身的具有真理性的内容，创造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这极其鲜明地表明人文科学的特点，因为人文科学是人类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社会的人文环境，对于生活其中的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状况，对于他们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理解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具有浓郁人文气氛的社会，虽不能保证使所有社会成员都具有高尚的品格和人文素质，但可以说这种人文环境为人的品性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客观文化环境。就一个民族而言，最能铸就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和国民性的主要是人文文化。它的优秀成果的不断积累和沉淀，形成一个民族的优良品格，而它的糟粕的累积往往沉积为民族的劣根性。中华民族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就是与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不可分的。所以，人文科学的作用不同于自然科学与技术，它的价值和功能不在于直接提高物质生产，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发展，而在于提高人的人文素质，培育民族精神，提高人的思想道德和审美素质，使人越来越摆脱由之起源的动物界，更加社会化人性化，从而推进人类发展和社会整体的进步。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人文科学的这种价值并不是根源于人心，根源于人的道德的形而上学本性，不是根源于不变的天道，而是根源于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对社会生活与人类自身发展规律性的把握。人是在实践中不断认识自然和社会的，也是通过在实践中认识自然和社会中不断返回主体，不断认识人类自身和精神活动的本质。

人文科学追求的就是这种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和谐。它既要求把握人类精神活动的规律性及其产品的客观真实性、合理性，又要为人类构造一个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使其对人类自身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起着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为此，人文科学的价值性必须建立在科学性的基础上，它的科学性不是简单的知识的有效性而必须包容着积极的价值内容。

五、人文科学创新的可能性和途径

创新是人类活动的本质，是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点。动物的发展是进化，而人类的发展是进步。生物进化的本质是适应，而社会进步的本质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对人类社会发展来说，创新涉及各种不同的领域。其中文化创新是一个重要方面，而文化创新的最重要一个内容就是人文科学的创新。

相对于以生产实践为基础并与人类生产活动紧密结合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创新，人文科学的创新有其特殊的困难，它要正确处理三种关系：既要重视历史传统但又不能背负历史因袭的重担；既要面对生活但又不能趋时媚俗；既要面对世界但又不能失去文化的民族特性。

正确处理历史传统与当代的关系是人文科学研究中的一大问题。在自然科学与技术中，任何学习不必从头开始，除非研究科学史或技术史。学习自然科学与技术就是面对当代，当代的自然科学与技术成就是最高的成就，是以往全部历史发展成就的结晶。在自然科学与技术中有高科技有新科技，而在人文科学各个领域一般不可能是跨越式的而是积累性的，历史上前人的成果有些是后人难以企及，成为人文科学中起界碑作用的标志性成就。例如在哲学领域，在西方人们往往要回到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在中国，我们往往回到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学说。因此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重视历史继承性是必然的，合乎人文科学发展规律的。但这也容易使人文科学的研究中背负因袭的重担，注重历史，崇拜名人，而忽视甚至轻视现实和自我创造。严格说来，传统与现代问题，并不表现在自然科学与技术层面上，超越传统是自然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本性，而往往是表现在人文科学的层面上。所以人文科学要创新，要与时俱进，既要重视历史传统和人类知识的积累，重视人文遗产的继承，更要重视现实和自我创造，要正确处理传统与当代的关系，以便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在人文科学中，无论是回归传统的复古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都是有害的。

人文科学的创新，离不开人的人文实践活动，因而必须面对现实。例如，教育理论的创新离不开对教育实践经验的新的总结，文艺理论的创新离不开当代的文学艺术的实践活动，不总结创作实践经验，不可能有文艺理论的创新。历史观点的创新是与历史学家的研究和写作的实践经验的提升分不开的。美学的创新与每个时代的审美行为和审美意识的变化不可分。总之，人文科学的创新，同样要立足于实践，特别是具有专业特性的实践活动。可是，人文科学面对实际不能是趋时媚俗，应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使人文科学研究的成果能够发挥引导社会生活的积极作用。一个人文学者要善于区分什么是生活中积极向上的潮流，什么是滞后甚至是逆流和旋涡。为此必须以批判性的眼光关注社会现实生活，善于捕捉社会问题。例如在哲学中，创新问题我们喊了很多年但成效甚微。因为我们有些哲学家忙于创造体系，而不注意捕捉新问题。马克思是非常重视问题的。他说过，"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①究竟什么是新问题，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人文科学中并不像科学技术那样都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新的前沿性问题。我们现在争论的公平、正义问题，从西方奴隶社会就开始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即法治与德治问题，战国时代就存在；市场经济下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如何防止两极分化问题都是西方市场经济中的老问题。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事实，以及什么是美，美的客观性问题，都既是老问题又是新问题。人文科学的创新应该包括对这些老问题实际上是历史上没有解决的问题，结合我们时代条件提供的新经验给予新的答案。同时又要面对我们时代、我们社会碰到的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例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文科学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人文科学中的知识如何更新的问题，如何进行人文教育和人文素质的培养问题，以及各人文科学领域中如何体现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等等。其中每个问题中都包括许许多多的子问题。每个问题都可能做出有价值的新的结论。人文科学中的教育改革，就包括教学体制的改革和内容的创新。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页。

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技术，它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社会制约性。人文科学不能也不应该抽象倡导与国际接轨。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文科学和人文学者应该自我孤立与世界隔绝。实际上，人文科学要与时俱进，应该关注国外潮流与研究状况，要创造条件与外国同行进行交流，要善于吸取他们的优秀成果和新的研究方法。在西方人文科学中学派很多，其中有些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立场，有我们自己的理论和观点，我们不能盲目推崇，甚至吹捧、跟风，但我们不能无视它的出现和存在，应该对国外新的潮流和学派适当译介以开扩思路和眼界。自明中叶特别是清末，西方学术和思想名著的翻译，对我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在当代，我们要有世界性眼光。我们应该在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关注西方人文科学的状况和新进展。

在人文科学创新中，作为中国的人文学者，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指导原则问题。因为人文科学的创新，既有具体学科的问题，又有理论的问题。因而理论创新同样是人文科学各学科创新的前提。对人文科学来说，理论创新归根结底不可能离开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尽管有的学者倡导多元化，但我认为具体方法可以是多元的，但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该是一元的，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创新是很困难的。因为人文科学的创新，不是指某些新材料的发现或发掘，而最重要的是理论创新。各门具体科学的理论创新，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为指导。西方人文科学中的有的新思潮，包括后现代主义或各种各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试图或自称回归或接近马克思主义。尽管它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三棱镜中的马克思主义。但这个事实的意义在于，在当代，任何人文科学的理论创新无视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3篇

作者陈先达，193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100872）

如何看待人文科学的本性，关系到人文科学的定位和作用的发挥问题。如果不承认人文科学的特点，就不能正确发挥人文科学的作用；可如果片面强调人文科学的特点，把人文科学驱出科学范围之外，就会在人文科学的定位、创新和功能等一系列问题上始终难以跨出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雷池。这两种情况对人文科学的发展和弘扬民族精神以及人文素质的提高都是不利的。

一、自然科学不是科学的惟一模式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从学科区分角度对知识性质的划分，而不是对知识科学性和科学化程度的分类。以自然科学的特点作为衡量学科科学性的惟一标准，必然会认为社会科学最多是半科学，而人文科学是非科学。因为它们都不符合自然科学作为科学的标准。人类的全部实践和认识活动处于一种分裂状态：在对自然的认识中，人类可以达到必然性和因果性认识，而面对自己创造的世界，人类始终只能处于一种非科学的盲目状态。人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无能为力，因为这是一个自由意志的领域。如果这样，人和人类社会就难以存在和发展，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失去了产生和发展的依据。人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认识的重要性，都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人类面对的世界是包括自然、社会与人类自身在内的世界。人类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仅要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还要认识人和人类精神活动自身。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但又密不可分的科学。这就是以自然为对象的自然科学、以社会为对象的社会科学、以人与人类自身的精神活动为对象的人文科学。它们之间还不断出现许多交叉科学。世界是统一的世界，人类关于世界的不同类型的知识也具有内在联系。人文科学是整个人类科学知识的重要一环。没有人文科学的知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仅不完整，而且也无法理解人对社会和自然规律认识的价值和意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反驳杜林时曾经指出过存在三种类型的科学。他说，"我们可以按照早已知道的方法把整个认识领域分成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包括所有研究非生物界的并且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科学，即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第二类科学是研究活的有机体的科学"，第三类是"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这第三类实际上是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人类对世界认识的两大类知识。人文科学应该包括在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总的科学分类范围内。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本质上是相同的。认为社会科学可以称为科学而人文科学只能称学科的意见也是可讨论的。其实，社会科学也可称为人文性质的科学，因为社会领域就是人的领域，社会现象不可能离开人和人的活动。社会规律的形成及其实现离开人和人的活动是不可思议的。在这个意义上研究社会科学就是研究人及其活动的规律的科学；而人文科学也是社会性质的科学，离开了对人所处的社会和社会规律的理解和研究，对人的研究就不能称为人文科学而是生物学或动物学。当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还说，"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③这实际上就为我们从理论上正确理解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一致性和不可分离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人的社会本性和人的活动的社会制约性，决定人文科学在其本性上属于社会科学而不能离开社会科学绝对独立。所以用人文社会科学来包容这两类性质的科学是合理的。但这并不否认它们之间存在差异性，研究人文科学的特点，研究它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对创造性推进人文科学是完全必要的。

二、人文知识的科学性何以可能

在学术界，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一般都能承认；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也有不少人承认，而对人文科学的科学性问题则存在很大的分歧。在西方和国内都有这样一些看法：人文科学根本不可能是科学，而只能是研究者个人的主观爱好和个人看法。他们说把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和一个新手的剧本，或者是把著名诗人的诗歌和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狂言，把一幅著名的绘画和一个孩子发自天真的不经意的涂抹，都事先不加说明地混在一起让人评论，可能冠履倒置，视天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8-42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52页。

才为蠢货，指腐朽为神奇。这说明人文科学不可能具有客观的科学内容和评价标准。对哲学也有类似的看法。有人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家个人的意见，无所谓是非对错。哲学问题只有无休止的争论，而不可能有结论。如果有结论只能说明它是科学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如果人文科学就是这样，怎么可能为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服务呢，它只能是毫无价值的语言和文字的游戏，具有卓越成就为人文科学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文学者只不过是最善于语言游戏的大师而已。

在人文科学科学性问题上之所以有的学者持这种看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把人文创造活动、人文产品的阅读和欣赏、人文科学的科学研究完全混为一谈。人文创造活动，是指精神生产活动，如小说的写作、各种艺术品的构思和制作、歌曲的创作和演唱、演员们的舞台表演、教师的讲授风格和方式，总而言之，人们进行的精神生产和实践过程是由个人进行的非常个性化的过程。人文创造活动总是要体现创造者个人的价值观念、创作风格和不同的思维水平。这是不重复也不能重复的。至于人文产品更是个性化的，雷同就是模仿甚至是剽窃，这种复制的人文产品是没有价值或没有多大原创价值的。人文产品的阅读和欣赏也是个性化的。由于原作品与读者的时空间隔，语言表达方式，以及不同读者的欣赏水平、审美情趣、艺术修养、历史知识、哲学水平不同，从而对作品的评价可以大相径庭，这属于读者的接受和个人理解的范围。一百个《红楼梦》读者心中可以有一百个贾宝玉，可以从《哈姆莱特》中发现不同的挪威王子；也有一些人对莎士比亚不感兴趣而偏爱没有多少艺术品位的肥皂剧；可能喜爱流行歌曲而不爱歌剧《蝴蝶夫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是欣赏而不是科学研究。人文科学的科学研究，既不是单纯个人的写作，只强调个性化；也不是单纯的阅读和欣赏，只强调个人爱好和主观接受。你可能爱好"戏说康熙"、"戏说乾隆"，但不能说你在进行历史研究，只能说你在进行休闲娱乐。版权所有

人文科学之所以可以称为科学，是因为它不能局限在人的精神领域。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家如狄尔泰以及新康德主义者把人文科学定义为与自然科学相对立的精神科学，就是把人文科学置于无法验证的主观领域。其实人文科学研究的不限于主体的内在的精神活动，而是人的人文活动包括精神生产中的规律性问题，而主体的精神活动则是存在于这种活动中的内核。例如，人类的物质生产，或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杰出人物，或重大事件如战争，如革命，等等，总之人类的活动本身不是科学而是实践活动，可研究人的这些活动过程的历史学是科学--历史科学。历史的本质不能归结为人的思想而是人类的创造活动，历史学力图揭示人类创造历史活动的规律，而人的思想、愿望、理想，只能通过对历史实际活动的研究才能揭示。战争不是科学而是人类的一种军事对抗活动，可研究这种活动的军事学是科学；教学活动是个性化的实践活动，可教育学是科学；人的文学艺术创作活动不是科学研究，谁也不会认为苏拭的《水调歌头o明月几时有》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是在进行天文学研究，而不是面对皓月当空抒发月下怀弟和对人生悲离合欢的个人体悟？可诗学的研究、词学的研究，可以具有揭示诗词创作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内容。对文艺创作规律的研究--文艺学可以成为一门科学，对文学史的研究可以成为一门科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包含许多具有规律性的科学判断。其他诸如唱歌不是科学活动可乐理学是科学，乐曲的创作不是科学活动可研究如何作曲可以成为一门科学，如此等等。

总而言之，人的人文创造活动不是科学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方式，而人文科学之所以可以称之为科学，就在于它不是停留在个性化的人文创造和人文活动的层面而是探求其中的规律。一个人可能精于诗词歌赋，娴熟琴棋书画，这不能说明他在进行人文科学研究，而只能说他具有很高的人文素养。可如果是探求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道，即研究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这就进人人文科学研究的领域。如果人文科学中没有对规律的探求和总结，而只是个人的体悟和情感的抒发，完全成为不可言说的个人的内在的、瞬间的东西，学生在课堂上所能得到的也只是讲授者个人的意见，无是非真假对错可言，这种人文科学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没有规律的探求，即使不把它称为人文科学而只称为人文学科，也不能为它的存在和发展做出合法性解释。对人文产品的阅读和欣赏是个性化的，可对如此多样化的阅读和接受现象，同样可以进行科学研究，这就是接受美学、传播学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学应该研究的问题，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包括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科研领域。

在人的个性化的人文创造活动和欣赏活动中，既要保持个人风格，又要保持它的内容真实性、合理性和可接受性；既要解决人文产品的阅读和接受的个性化，又要提高读者的欣赏水平和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这之中肯定是有规律可循的。否则人文科学就没有必要，怎么说怎么写怎么评价都行，这样，我们得到的只能是瞎编的历史，没有任何情节合理性和艺术价值的小说，没有科学与事实依据的哲学胡说。我们只有强调研究人的人文创造活动、精神产品的社会制约性和人们对人文产品的欣赏都是有规律可求的，而不能仅仅是自我表现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个人爱好，才有可能以观点正确和艺术上乘的作品为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的人文素质提高服务。否则，就失去了正确服务的客观依据，只能制造混乱，搅乱思想。

人文科学是以人类的人文创造活动为对象，它同样有个尊重事实的问题。恩格斯说过："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①尽管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允许不同的个人见解，但这种见解立论应以事实为根据。个人的见解只能表现为对事实的不同理解，而不能是对事实的伪造。我们可以梁启超对他的老师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的评论为例，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的政治意图是很明确的，就是以批评东汉以来的经学多为刘歆伪造为名，为他主张的维新变法扫除思想障碍，可它的立论的事实根据是难以服人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新学伪经考》认为《史记》、《楚辞》经刘歆羼人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欲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万不可通者，而康有为坚持这种看法。实际上康有为的改革主张之要点，并不一定要借重于此等技词强辩而始成立，而康有为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往往不惜抹杀证词或曲解证据，这是犯了科学家的大忌，此其所短也②。梁启超所谓"科学家大忌"，即篡改事实，伪造事实。看起来，尊重事实这一点连封建时代的学者都承认。再如最近在黄金时间播映的《走向共和》争论很大，争论的实质，既有科学性的问题又有价值性的问题。从科学性的角度看，核心是在某些重大事实是否完全虚构；价值性问题则是作者对近代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评价问题。如果不以正史面目出现而是戏说，则另当别论。因为同戏说康熙、乾隆一样，已超出于历史科学范围之外，属人文创作而非人文科学。而当以历史为依据以文艺为形式，就不仅关涉价值而且关涉事实。观众完全可以从事实与价值两方面进行评价。可见，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在人文科学中同样是适用的。这是人文科学的科学性的关键。如果人文科学中可以不讲事实，不求规律，不尊重实践，它就从根本上失去存在的依据。

三、人文科学的特点

我们强调人文科学是科学，它包含具有客观意义的知识。但又不能无视人文科学的特点，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87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70页。

首先，从认识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看。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是清楚的。当然，人作为社会的人始终是完整的人，而不是单纯的认识主体。例如即使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自然科学家所处的历史条件，他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积累和认知结构肯定会对他们的研究发生影响，但是我们在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问题时，可以对这些略去不计，只是把科学家作为认识主体，而把自然界视为认识客体。因为对自然科学来说，最根本的是探求客观知识。在这一点上，自然科学以客观自然界为对象，它的知识的客观性，就是在关于知识的判断中，要尽量不渗入主体的东西，按照客观世界本来面目认识世界。因此，什么是属于主体的，什么是客体的应该区分清楚。上帝的东西归上帝，凯撒的东西归凯撒，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是能做到的。即使一时分不清，经过反复实践验证终究是可以分清的。所以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什么是认识的主体，什么是被认识的客体，在原则上说界线比较明确。尽管由于作为认识主体的自然科学家的观察、实验和对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可能会受到主体的影响，特别在微观领域中，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的交叉影响作用是无庸讳言的，但是自然科学通过认识主体对结论的不断校正，通过客观仪器和工具，特别是通过人们无数次的实践活动，可以达到与认识对象相逼近的具有客观性的知识。自然科学中当然也会存在意见分歧和争论，存在不同的学派，但这种争论往往出现在探求的过程中而不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谁是谁非之后，学派的存在意味着问题仍在争论和探索之中。当代不少哲学家批评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这是没有道理的，没有主客二分根本不可能有科学和实践。我们很多错误往往出在主客不分。其实西方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并不在于主客二分而在于它的绝对对立和分裂。只要用辩证态度对待主客二分，不把二分弄成绝对对立和分裂，区分主客的思维方式就是正确的。社会科学的主客体关系比自然科学要复杂，但主客关系也不是不可分清的。社会科学是以人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为对象。这些关系虽然不能离开人的活动，但它一旦形成，同样是一种客观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对这些关系的本质及其相互作用同样可以达到规律性理解。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知识。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①决不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研究时建构社会，正如一些哲学家所说的人在认识中建构对象一样，而是被研究者先于研究者并不依赖研究者。社会的存在并不依赖社会学家，生产方式的存在并不依赖经济学家，如此等等，否则任何社会科学的科学性问题就无从谈起。谈论人对自己在思想中建构对象的认识，纯属某些哲学家唬人的空话。

人文科学的主客体关系是个难题。因为人文科学所涉及的主客体关系既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是人与在自身活动中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关系的关系，而就是主体自身。因而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同，在人文科学中，人既是认识主体，同时又是认识客体，发生主客体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正如皮亚杰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中说的，各种人文科学是"以人为主体又是客体"，"这同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事实给人文科学制造了比自然科学更多的困难。"②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②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郑文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22、23页。

的确，在人文科学中，人既是研究的主体又是研究的客体。这种一身二任的情况，使得人文科学中主客关系乍看起来难以分辨。其实并非如此。抽象地说，在人文科学中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人文科学是人对自身的认识，这没有异议。但不能因此说，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没有主客体的区分。实际上当我们说，在人文科学中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是就"人"这个整体说的。但在具体研究中，任何人文科学的研究都不是研究者对自我的研究，更不是时下流行的什么自我观照之类的吓人空话。真正的人文科学的研究都是具体的研究者（而不是抽象的人）以具体的对象（具体的人及其产品）为客体的研究，否则根本谈不上什么研究工作。所以任何人在从事人文科学研究时都形成了具体的主客体关系。一个人的科学研究水平和他的结论的可靠性，取决于他的结论在何种程度揭示被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研究文学就是人在研究自身，因为文学就是人学。实际上任何人在研究李白、杜甫、苏拭时，李白、杜甫。苏拭就是他的对象，而且是不依赖他先于他而存在的对象。研究历史也是如此，任何历史研究都是研究前人的活动，而不是研究研究者自身，除了具有历史价值的个人回忆录以外。个人回忆录的价值在于它的真实性而不在于它对回忆者自己的评价。回忆录不能视为对自己的科学研究。在人文科学中，对研究者来说，他的研究对象对于他来说都是对象性存在，都是另一个"他者"。不能以人文科学中人以人为对象，来否定人文科学中存在主客体关系。因为只要超出抽象一步，就可以看到，作为研究者的人和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是彼此不同的"两个人"。

正因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因此凡用来反对人文科学的论据，无疑都可用于反对社会科学。例如有的学者说，任何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本人就处在这个社会中，他是社会中的一分子，他不可能对社会做出客观有效的公正的判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社会科学也不可能是科学的，只能是意识形态性的。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公正的、各个阶级一致认可的社会科学结论是很少的。但不能由此否定人类对社会达到科学认识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社会科学是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建立以后才逐步产生的，它经历了一个把自身确立为科学的发展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为社会科学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这个过程现在仍在继续。原则上说，社会科学同样可以达到对社会的具有科学性的认识，因为社会关系是客观的，社会现象中的本质联系具有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社会科学的结论不可能达到一致认同的水平，因为阶级关系和不同利益的对立使社会科学不可能摆脱价值判断。结论的非一致性，往往成为否定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的根据。社会科学中包含的价值判断成为科学性的障碍。其实，一个错误的价值判断可以遮蔽社会现象的客观规律性，但通过去蔽更能显示事物发展的真理性。社会科学中存在对立意见是必然的，通过对立意见的争论接近真理是社会科学认识的规律。事实上，不少社会科学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为人类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提供了某些规律性的见解，这些见解在人类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发挥过和继续发挥着作用。

人文科学是关于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科学。由于人的社会性，因而真正具有科学性的人文科学的结论，都有相应的社会科学理论为依据。如果脱离了正确的社会科学关于人与社会规律的观点，把人文科学的研究建立在抽象人性论、神学宿命论或其他错误的社会学说基础上，肯定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我们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看成是相互作用的学科。就人是社会的人来说，人文科学属于社会科学。任何人文科学研究者都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科学知识，要正确理解社会与人的本质。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不了解社会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人。就社会科学是对人的活动中形成的关系和规律的研究来说，社会科学属于人文性质的科学。如果社会科学中没有人和人的活动，把社会变为与自然过程完全一样的纯客观过程，社会和人类历史将变得十分神秘。当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虽然相通，但各有特点。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它研究人和人类活动中形成的客观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研究社会的结构和社会的规律，因此，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的活动的客观方面，是人的社会；而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和人类活动的主体方面，它的精神活动和活动规律，它的产品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因此人文科学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可以说，它研究的是社会的人（人的精神活动和产品）。至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科学。它们在对象、功能和方法上都存在着区别。自然科学以客观的物质世界为对象，它探求的是普遍的，不以任何个人、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区别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文科学面对的是一定社会中的人和人类活动，它既不可能求之于实验，也不能单纯依靠纯逻辑的思维方法。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产品一般不具有量的可测度性，它的结论也不具有自然科学那样性质的可重复性。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人文科学具有科学性。凡是有研究对象的学科都有科学性的问题，即都有研究者的认识和判断与对象自身的规律是否符合的问题。如果以所谓人文科学不能归纳，只能理解，不能概括，只能描述，没有客观内容，只有主体体验，因而在方法论上只强调解读、重构、理解、对话和语境，就会把对人文科学是非的判断，完全移人主体的意见领域。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其实，人文创造活动和对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规律的研究是不同的，如果说，人文创作和欣赏中，我们强调体会、内省、直觉、想象、顿悟，而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我们虽然要充分考虑到个人体悟和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但不能排斥科学理性、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的方法论价值，不能排斥人文科学研究在一定条件下也需要有数据和实证分析。人文科学的科学研究不能排斥分析、概括、总结、归纳以及运用范畴、规律来表述研究的成果。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人文科学研究方法，既要研究它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点，又要研究自然科学发展对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启迪和借鉴作用。这是人文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人文科学研究中，有的哲学家着力提倡解释学的方法。我们并不否认，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研究主体对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对文本的理解会受到自己所处的时代、自己的观点和使用的方法的影响，从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任何研究者都是处在一定的文化背景和传统中来解读文本，因而在自己的理解和解释中的主体性是不可避免的。像自然科学研究中那样公认的客观性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是很难达到的。就这一点说，人文科学的研究与人文作品的阅读、欣赏和接受有某些相同之处。但人文科学研究不同于一般阅读和欣赏，它应该对这种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即研究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由于时空间隔、文化背景产生的距离应如何进行合理的解释，从而揭示作品原有价值和它的当代意义。决不应该由于人文科学研究中存在解释和理解问题就由此得出结论，人文科学的结论只能是主观的、解释学的结论，没有任何人能达到对文本的真实意义的解读。事实上自施莱马赫创立解释学以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确立的解释学原则，都不是面对人类人文活动事实，而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文本，整个人文科学的研究都是凭自己的理解面对语言符号构成的文本。在解释学中无所谓客观事实，有的只是解读。这种看法只能导致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按照西方的解释学原则，所有人文科学的结论都可以看作是研究者对自我的解释或者说是解释自我。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这在人文研究中是有的，但不能说这就是科学研究，而只是人文学者价值观的一种表现方式。真正的人文科学研究应该既是人文的又是社会的，离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可能建立起具有科学性的人文研究。

现在用解释学方法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并不罕见。他们说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有的只是我们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是每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心中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坚持解释学的立场，这种马克思主义观是无可避免的。那重读也罢，回到马克思也罢，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的确无法亲身回到马克思的时代，也无法通过文本证明自己的理解绝对正确。这里的关键是不能把马克思与他生活其中的社会历史剥离，不能把马克思与无产阶级和他们的活动剥离，不能把马克思与他们的反对者和拥护者的观点与活动剥离。一句话我们需要的是活的马克思，即与社会历史、与无产阶级运动和参与运动的周围人群的思想和行为结为一体的马克思，而不只是文本。文本的意义不是简单的存在于上下文关系中，而是存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

由上可见，解释只是研究中的一种现象而不能单独成为方法，更不是惟一的方法。真正科学的方法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当然包括理解和解释，但不能归结为理解和解释。它不是局限在研究者和被研究的思想和文本之间，不仅是上下文的关系，不是所谓语境问题，而应该是被研究的文本与它自身的历史条件之间，事件和事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现实的而不是主观臆想的联系。我们应该从历史中，从哲学家的思想和文本与它的产生条件之间，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条件中，从哲学家自己的各种著作相互印证中得到合理的理解和解释。特别是要注意，任何哲学家或思想家，他的思想不能也不会仅仅表现在他的著作中，而且会表现在他的信仰和行为中。正如上面说的，我们要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光是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而应该联系到他们为无产阶级解放而斗争的一生的事实，他们与各种思潮和理论派别斗争的事实。因而当代用抽象人道主义，或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及弗洛伊德主义来诠释马克思的思想，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马克思的理论和行为都不符合。如果我们根本不顾及哲学家本人对自己思想的声明、不顾及他们的思想和著作的历史条件、不顾及他们的实际活动，不是听其言观其行，而是只相信自己对哲学家的解释，对上下文的繁琐考证和无事实根据的所谓解释和理解，那就称不上科学研究，只能看成中国传统的"六经注我"方式的现代版。

四、寻求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和谐

人类早期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都具有人文的特征而不是科学特征。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很长一段时期，作为人类文化最根本内容的人文现象，并没有采取科学研究的形态，而是表现为人类的人文活动及其精神产品--神话、宗教、风俗习惯、劳动时的歌唱、祭神的舞蹈、口头的文学创作，可并没哲学、历史学、宗教学、神话学、伦理学、乐理学、文艺学之类的学科出现。后者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达到一定程度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任何人都能明白，说人文科学是科学，决不意味着它的论断都是科学的，而是就科学的性质及其可能性说可以获得具有客观性的知识。否认它的科学性，就从根本上堵塞了人文科学通向真理的道路，为各种主观臆断和歪理谬说的存在大开方便之门。其实，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和它的论断是否达到科学水平是不同的。由于人文科学中存在不同学派和具有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人文科学中许多结论很难取得共识。但不能因此从根本上否认人文科学可以作为科学分类中的一个部门，否认它的论断可以具有科学性。只要有不同学派存在，不同学者之间的争论就有助于发现真理。经过长期的争辩，认真地研究和以不同方式的实际验证，可以区分出不同意见甚至对立意见的高下优劣并剥取其中蕴涵的真理性颗粒。

在人文科学中重要的是正确处理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在自然科学中，当然也存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因为自然科学既具有人文价值又具有社会价值。但就自然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而言，价值是中立的，价值观属于科学研究的主体。自然科学学者的理想与信仰，爱国主义感情和对科学成果及效用的人文关怀，与自然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无直接关联。二战期间为德国纳粹服务的科学家，同样可以有新的科学发现和发明。而在人文科学中，科学性与价值性是同一的。在人文科学中抽象掉价值性，只追求人文知识的客观性，就会把人文科学变为毫无意义和价值的死的知识的仓库。

人文科学的价值性问题，包括相互联系但又不同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人文学者的价值观念问题，他们持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即个人的理想、信仰和抱负问题；另一个是人文学者的精神产品作为人文文化所蕴涵的价值问题。前者是主观的，它属于人文学者自身，可以说是人品；后者是客观的，是文化作为对象化的精神产品所蕴涵的，可以说是文品。这两者当然不可分，但并不绝对符合。虽然一个人文学者自身的道德素质和人品必然影响他的作品，但不能简单化为坏书是坏人写的，好书是好人写的，即所谓"好人"写"好书"，"坏人"写"坏书"。这是过分简单化的说法。因为人文科学作为科学的一种类型，它的内容并不是作者价值观念的简单移植，而是取决于多方面的条件，要求作者对本科学的内容有着扎实的基础，要进行艰苦的深人的科学研究。人品与作品之间存在矛盾，在中外文化史和艺术史上并不罕见。

我们追求的人文科学的科学性与价值的和谐，最重要的是作品自身的科学性与它的价值之间的统一。这种统一不同于作者的人品与作品的关系，它是作品以自身的具有真理性的内容，创造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这极其鲜明地表明人文科学的特点，因为人文科学是人类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社会的人文环境，对于生活其中的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状况，对于他们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理解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具有浓郁人文气氛的社会，虽不能保证使所有社会成员都具有高尚的品格和人文素质，但可以说这种人文环境为人的品性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客观文化环境。就一个民族而言，最能铸就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和国民性的主要是人文文化。它的优秀成果的不断积累和沉淀，形成一个民族的优良品格，而它的糟粕的累积往往沉积为民族的劣根性。中华民族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就是与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不可分的。所以，人文科学的作用不同于自然科学与技术，它的价值和功能不在于直接提高物质生产，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发展，而在于提高人的人文素质，培育民族精神，提高人的思想道德和审美素质，使人越来越摆脱由之起源的动物界，更加社会化人性化，从而推进人类发展和社会整体的进步。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人文科学的这种价值并不是根源于人心，根源于人的道德的形而上学本性，不是根源于不变的天道，而是根源于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对社会生活与人类自身发展规律性的把握。人是在实践中不断认识自然和社会的，也是通过在实践中认识自然和社会中不断返回主体，不断认识人类自身和精神活动的本质。

人文科学追求的就是这种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和谐。它既要求把握人类精神活动的规律性及其产品的客观真实性、合理性，又要为人类构造一个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使其对人类自身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起着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为此，人文科学的价值性必须建立在科学性的基础上，它的科学性不是简单的知识的有效性而必须包容着积极的价值内容。

五、人文科学创新的可能性和途径

创新是人类活动的本质，是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点。动物的发展是进化，而人类的发展是进步。生物进化的本质是适应，而社会进步的本质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对人类社会发展来说，创新涉及各种不同的领域。其中文化创新是一个重要方面，而文化创新的最重要一个内容就是人文科学的创新。

相对于以生产实践为基础并与人类生产活动紧密结合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创新，人文科学的创新有其特殊的困难，它要正确处理三种关系：既要重视历史传统但又不能背负历史因袭的重担；既要面对生活但又不能趋时媚俗；既要面对世界但又不能失去文化的民族特性。

正确处理历史传统与当代的关系是人文科学研究中的一大问题。在自然科学与技术中，任何学习不必从头开始，除非研究科学史或技术史。学习自然科学与技术就是面对当代，当代的自然科学与技术成就是最高的成就，是以往全部历史发展成就的结晶。在自然科学与技术中有高科技有新科技，而在人文科学各个领域一般不可能是跨越式的而是积累性的，历史上前人的成果有些是后人难以企及，成为人文科学中起界碑作用的标志性成就。例如在哲学领域，在西方人们往往要回到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在中国，我们往往回到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学说。因此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重视历史继承性是必然的，合乎人文科学发展规律的。但这也容易使人文科学的研究中背负因袭的重担，注重历史，崇拜名人，而忽视甚至轻视现实和自我创造。严格说来，传统与现代问题，并不表现在自然科学与技术层面上，超越传统是自然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本性，而往往是表现在人文科学的层面上。所以人文科学要创新，要与时俱进，既要重视历史传统和人类知识的积累，重视人文遗产的继承，更要重视现实和自我创造，要正确处理传统与当代的关系，以便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在人文科学中，无论是回归传统的复古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都是有害的。

人文科学的创新，离不开人的人文实践活动，因而必须面对现实。例如，教育理论的创新离不开对教育实践经验的新的总结，文艺理论的创新离不开当代的文学艺术的实践活动，不总结创作实践经验，不可能有文艺理论的创新。历史观点的创新是与历史学家的研究和写作的实践经验的提升分不开的。美学的创新与每个时代的审美行为和审美意识的变化不可分。总之，人文科学的创新，同样要立足于实践，特别是具有专业特性的实践活动。可是，人文科学面对实际不能是趋时媚俗，应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使人文科学研究的成果能够发挥引导社会生活的积极作用。一个人文学者要善于区分什么是生活中积极向上的潮流，什么是滞后甚至是逆流和旋涡。为此必须以批判性的眼光关注社会现实生活，善于捕捉社会问题。例如在哲学中，创新问题我们喊了很多年但成效甚微。因为我们有些哲学家忙于创造体系，而不注意捕捉新问题。马克思是非常重视问题的。他说过，"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①究竟什么是新问题，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人文科学中并不像科学技术那样都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新的前沿性问题。我们现在争论的公平、正义问题，从西方奴隶社会就开始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即法治与德治问题，战国时代就存在；市场经济下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如何防止两极分化问题都是西方市场经济中的老问题。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事实，以及什么是美，美的客观性问题，都既是老问题又是新问题。人文科学的创新应该包括对这些老问题实际上是历史上没有解决的问题，结合我们时代条件提供的新经验给予新的答案。同时又要面对我们时代、我们社会碰到的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例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文科学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人文科学中的知识如何更新的问题，如何进行人文教育和人文素质的培养问题，以及各人文科学领域中如何体现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等等。其中每个问题中都包括许许多多的子问题。每个问题都可能做出有价值的新的结论。人文科学中的教育改革，就包括教学体制的改革和内容的创新。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页。

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技术，它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社会制约性。人文科学不能也不应该抽象倡导与国际接轨。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文科学和人文学者应该自我孤立与世界隔绝。实际上，人文科学要与时俱进，应该关注国外潮流与研究状况，要创造条件与外国同行进行交流，要善于吸取他们的优秀成果和新的研究方法。在西方人文科学中学派很多，其中有些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立场，有我们自己的理论和观点，我们不能盲目推崇，甚至吹捧、跟风，但我们不能无视它的出现和存在，应该对国外新的潮流和学派适当译介以开扩思路和眼界。自明中叶特别是清末，西方学术和思想名著的翻译，对我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在当代，我们要有世界性眼光。我们应该在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关注西方人文科学的状况和新进展。

在人文科学创新中，作为中国的人文学者，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指导原则问题。因为人文科学的创新，既有具体学科的问题，又有理论的问题。因而理论创新同样是人文科学各学科创新的前提。对人文科学来说，理论创新归根结底不可能离开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尽管有的学者倡导多元化，但我认为具体方法可以是多元的，但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该是一元的，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创新是很困难的。因为人文科学的创新，不是指某些新材料的发现或发掘，而最重要的是理论创新。各门具体科学的理论创新，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为指导。西方人文科学中的有的新思潮，包括后现代主义或各种各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试图或自称回归或接近马克思主义。尽管它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三棱镜中的马克思主义。但这个事实的意义在于，在当代，任何人文科学的理论创新无视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信息研究；人文科学；意义

0.前言

“信息”一词，根据人文信息与人文文化的结构来看，就是“信”、“息”的结合体，“信息”就是“人言为信，自心为息，合二为一”，其所表达的涵义指出：人文信息凭借人类的文字与语言来加以表达与说明，人言应该注重诚信亦或者是可信，人类通过“信”来树立“言”。也可以说，凭借文字语言所表示出来的信息，具备诚信性与可信度。

1.人文科学概述

1.1人文科学的概念

人文科学指的就是以人的精神世界、内心活动，以及人精神世界的客观表达的文化传统与辩证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与内容的一门学科体系[1]。该门学科的学术研究主题为：人类的生存意义与生存价值，其不断分析的是一个意义和精神的世界。而社会学科主要是研究人类社会的一门学科。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产生早于社会科学。

1.2人文科学研究的特点

人文科学研究是针对具备实际意义关系的事物。人文科学研究不仅要对普遍性与共同性加以研究，还必须对特殊性进行研究，其不仅难以排除，还必须对其意义、价值以及偶然性加以分析与研究。此外，人文科学研究的主客体间，与自然科学当中的人和物两者之间无法交流，仅仅是保持单向度关联一样，人和人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互动的。有史以来，人文科学和独立科学、理论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等之间，就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从“科学”层面上而言，它们之间还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然而，这是无法将萌芽、发展且对科学概念的演变所做的贡献给掩盖掉。

人文科学具备双重功能与属性。双重功能，即意识形态功能、科学认识功能；双重属性，即价值性、科学性。从一个角度上而言，人文科学应该站在客观事实的角度，坚持科学的法则与原理，依据合理的程度与逻辑，采取正确的方法与途径，开展科学认识与实践活动，进而获得科学合理的结论，确保科学理论的品质，最终达到科学认识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上而言，人文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应该是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那么这就必须担负意识形态的作用。人文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就是指在遵守科学性的基础上，切实保持社会利益与价值观念。假使讲自然科学是对自然界进行研究，对事物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那么只需对其共性、普遍性加以分析；而人文科学所研究内容为人类界、人类以及人类的表达与创造，其不仅要指出共性，同时还需要分析其价值性、特殊性以及偶然性等。由此可见，人文科学不但是价值科学、事实科学，同时还是价值与真理、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门科学。

2.信息研究对人文科学的意义

在人文科学教学与研究中引入高新信息与信息技术，且通过现代化的技术对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存储以及提取，进而构成一门学科，即信息人文科学或者是数字化人文科学。在一些发达国家当中，采取信息化手段对人文科学进行研究已经极为成熟，虽然现今我国的起步相对而言比较晚，但是其发展势头极为强劲，不可阻挡[2]。在人文科学中渗入信息科学的概念与思想，站在信息运动与信息联系层面上对各种人文事实、现象、系统等加以解释，从而进一步阐述了人文科学的规律与人文科学的原理，最终发展成现今的人文信息科学。似乎这种动向还没有真正展开，但是从当前的现状来看，依然是一个必然趋势。

阐述和发展人文意识与人文精神，关注人文关怀是人文科学的主要任务。而人类的信息意识就是人文精神的基础，物质意识就是物质精神的基础。为了能够在天地间实现物质地的生存，那么就应该对物质进行认识、占有以及享用，这种实践行为沉积在人类的脑海中，进而产生了物质意识。物质意识在前工业文明时期占据重要地位。能量意识的出现，经过能量的转变，实现对物质运动的支配，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人类占有物质、享用物质的思想意识与能力得到提升。然而，在对工业文明加以造就的过程中，又对物质的占有与享用极为看重，进而造成思想道德品质下降、人文精神衰弱。众所周知，物极必反，过度的工业文明引发了一些负面效应，能量与物质意识出现了膨胀，进而促使了信息意识的快速觉醒，并且支配地位由信息意识替代了物质意识，换句话讲就是信息生态文明替代了工业文明。

而信息意识，指的就是人自觉地对实际生活中信息运动与联系予以注意，并且利用信息观点对世界加以观察、对事物进行认识，注重信息的获得与享用。人类在出现物质意识的过程中，信息意识也逐渐开始启蒙，然而长时间的处在次要的位置上。工业文明时期，人类信息的使用范围与数量虽然有所增加，然而由于物质占有欲的极度膨胀，进而导致信息意识难以发展，受到抑制，进而导致信息意识处在潜意识形态[3]。对信息生态文明的构建，必须要求人类具有信息意识，且是充分自觉的，将信息意识放置在能量意识、物质意识之前，即在充分意识到物质能量运动受到信息运动的引导的基础之上，物质意识受信息意识的统领。

3.结束语

子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人类社会应该倡导信息财富与物质财富、人文关怀与物质关怀以及信息意识与物质意识的并重，这是未来信息生态文明替代工业机械化文明的一个真实体现。其中，对人文精神更高境界的追求，就是信息占有、享用高于物质，注重精神层面上的富裕，而物质上的富裕占据次要地位，强调高尚的道德品质，而位高权重处于次要地位，这是将来社会发展的一个要求与规范。然而将来是当前的延伸，因此，必须从现在开始就必须注重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和谐发展，高度关注信息意识的提升，强调对人文精神的发展与建设，从而促使和谐世界、和谐国家以及和谐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红霞.浅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本质差异[J].广东社会科学，2009，（6）：72- 77.

[2]庞学铨.论人文科学的价值与功能[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25（2）：11- 17.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5篇

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是相对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而言的。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十分显著。首先,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人,具有自然属性。其次,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内涵。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对自然科学基础学科、技术学科的依赖非常明显。医学在具有显著的自然科学性质的同时,还具有显著的人文科学性质。首先,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人,具有人文属性。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人之为人,就在于其有精神活动、能够能动地改造环境;人以社会的方式存在,人的生存不仅要与外界交换物质,而且要与他人、与社会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人的健康状况与疾病同人的精神活动、与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医学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也必须建立在对人的精神活动的认识、对人与社会的联系的基础之上。其次,人文科学也是认识人的健康和疾病的重要工具。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依赖于人文科学,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在内的许多学科也是医学发展的基础。这些学科已经或正在为医疗卫生活动、医学研究、医学人才培养提供方法和途径,成为医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还突出地表现为,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是以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生命的关爱为基础的,没有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就没有医学,治病救人,提高人的健康水平永远是医学的永恒目标,是医务工作者不懈的追求。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与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共存于医学活动之中,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相互交融,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人的健康和疾病是自然因素、心理、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在与疾病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健康和疾病的自然性质和人文性质,并积累了含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方法在内的诸多预防、诊治疾病的方法。

2新医学模式的确立与医学人文科学性质的重新发现

综观医学发展的历史,对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主动自觉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忽略了。时至今日,仍存在模糊认识,仍有人仅仅看到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将医学限定为自然科学。原因何在?这主要根源于医学的内部,是医学自身发展的结果,确切地说,与医学在近代以后的发展直接相关。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医家认识和预防、诊治疾病的具有笼统模糊猜测特征的整体观念中是包含着“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这里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带引号是因为当时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还不是16世纪以后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的。西方医圣希波克拉底强调“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医生应具有“利他主义、热心、谦虚”的品质,人的疾病与人的生活方式相关;中国唐代药王孙思邈强调“大医精诚”,都是很好的证明。尽管古代医家的人文观念、他们借助当时的人文知识认识健康和疾病现象与医学的原始形态(尚不独立)相关联,在本质上,是一种被动和无奈,但融自然科学萌芽和人文科学萌芽于一体的古代医学注重整体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

近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武装了医学,为医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使医学日益成为沿着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思路和方法认识并解决问题的学科,使医学形成了生物医学的观念和模式。与古代医学比较,精确、清晰成为近代医学的特征。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近代医学在注重精确、清晰的同时,不经意地忽略了古代医学的整体观念。其中,包括对社会、心理因素致病作用和预防、诊治疾病的人文科学方法的忽略。用历史的眼光看,这是一种必然,是近代医学发展的代价。因为,当时医学的独立和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发展,激发了医生们的兴趣和热情,占用了他们的精力和时间,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看不到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忽略、甚至远离了人文科学。当然,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被忽略也有医学之外的原因,与人文科学的发展水平低下有关。提出并重视医学人文科学研究是以当代人文科学研究为背景的。应当说,当前的人文科学研究为医学人文科学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终于得到应有的关注。笔者认为,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凸显与医学模式的转换直接相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模式的取代,使人们重新发现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医学模式转变是在根本的意义上即在关于医学本质的意义上对医学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基本结构的反思,对医疗卫生服务的目的、原则、方式的反思。

这一反思既是对现代医学进步和医疗卫生服务的理论层面的总结,更是对医疗卫生服务中存在的过分强调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技术性质,忽略甚至无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倾向的纠正。医学模式不仅植根于医学活动,而且反作用于医学活动。在近代医学基础上建立的,促进了近、现代医学的发展生物医学模式,由于其显著的片面性最终成为制约医学发展的桎梏。而以20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进步、人文科学进步特别是医学自身发展为基础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则为医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医学进入了人文科学的视野,人们重新看到了医学的人文性质。新医学模式的建立揭示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成为落实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推动力量。但是,正如新医学模式的落实不尽如人意一样,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新医学模式的确立和在实践中的实施是一个过程,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被普遍认同也是一个过程。令人欣慰的是,新医学模式在实践中的实施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成为医学研究和临床工作的重要理念和指导思想;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也在不断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共识。

3当代科技进步、市场经济建设与医学人文科学性质的凸显

对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关注还与当代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建设相关。严格地说,是在对医学活动中存在的科学技术至上、市场至上的思潮反思和纠正中,引发了对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关注和认识。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医学发展的两个重要背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提供了层次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宽阔的平台。人类基因组研究、蛋白质组研究、干细胞移植前景喜人,医学影像技术、内窥镜技术、微侵袭手术方式、新的非手术治疗手段广泛运用且效果显著。医学对人体健康、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化,预防、诊断、治疗、康复方法与日俱增,都得益于科学技术进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及其迅速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改变了并仍在改变着中国的面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直接间接地促进了医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市场经济建设的成果为医学研究和医疗卫生工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竞争机制引入医学研究和医疗卫生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医院和医学工作者的积极性。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无论是科学技术进步,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医学的作用都不是单向的。科学技术令人震惊的发展和在医学中的应用强化了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和“科学技术万能”;市场经济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宣扬着“市场万能”。在科学技术的视野里,人是静态的“物质”、动态的“生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属性的人;科学技术对人的健康和疾病现象的认识不断微观化、精确化,向基因水平深入,但这种深入并不深刻,因为基因仅仅是健康和疾病的自然基础,基因组和基因组后研究都不能揭示健康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科学技术武装了临床诊断、治疗,不断为疾病的诊治开辟道路,也形成了对科学技术的过分依赖。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导致医疗高新技术应用上的无序甚至滥用,造成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拜金主义、道德滑坡,成为医学发展的障碍。科学技术至上、市场至上的思潮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不能不引发人们对这些错误思潮的批判。但笔者认为,科学技术至上、市场至上思潮之于当代医学的发展还只是外在的东西。医疗活动接受错误思潮的影响,根源于医疗活动自身。在医疗活动中本应给予强调、重视的东西未得到强调和重视,才抵挡不住错误思潮的侵袭。这就涉及到对医学的基本性质的认识。人们终于发觉,已有的关于医学性质的认识是片面、陈旧的。人们对医学的认识其实是个模糊概念,仅仅将医学判定为自然科学是片面的。

4医学人文科学性质的研究与当代医学进步

明确医学同时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种性质事关对医学的基本认识和医学的基础性的理念,意义十分重大。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任何一项医学研究、任何一种医疗活动就既要符合自然科学的规律和原则,又要符合人文科学的规律和原则;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医学的成果就不仅是自然科学进步,还必然是人文进步;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无论从事医学研究还是从事医疗活动都必须具备自然科学精神和人文科学精神;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医学家的科学探索使命与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就必然是合二为一的;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医学教育就必须以培养具有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人才为目标。可见,关于医学的人文评价、关于医学的人文精神的研究、关于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都是建立在医学具有人文科学性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

在强调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的同时,发现、发掘、阐释医学自身具有的人文科学性质,至关重要。医学具有人文科学性质提示,要重视人文科学在医学发展中的作用,深入开展医学人文科学研究,实现医学人文科学在当代医学发展中的价值。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自然科学技术进步而发展,医学有了长足的进步。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工程学诸多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医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医学工作者关注自然科学技术进步,科技工作者关注医学问题,医学工作者与科技工作者密切合作、联合攻关,开展以解决医学问题为目的的应用基础研究,取得了一项又一项成绩。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已经达到基因水平,人们认识了许多以往未全面认识甚至根本未认识的疾病;人们创造了许多诊断治疗疾病的新方法。但医学的进步并不尽如人意。许多疾病病因不清、机理不明;即使未来的基因组后研究、蛋白质组研究能够揭示作为生物体的人的先天遗传特征,也无法说明与人的后天社会、心理状况直接相关的人的健康水平。

原因在哪里?笔者认为,问题出在医学的基本理念上。在“医学是自然科学”这一根深蒂固的医学基本理念的基础上,机械地、片面地还原成为医学的基本逻辑思路,医学的基本目标仅仅被设定为找到疾病发生的物质原因和治疗疾病的物质手段,疾病发生的社会、心理原因和治疗疾病社会、心理方法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划定在医学的基本目标之外。尽管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理论上已被人们普遍接受,但在医学实践中,心理、社会因素的致病作用仍然是“盲点”,心理、社会的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原则仍未落实[1]。只见健康、疾病现象的生物学基础,不见医学的心理、社会基础。在医学的诸多分支学科里,医学人文科学没有地位,也很少建树,是本该结实粗壮枝繁叶茂却发育迟缓瘦弱无力的分支。其实,正如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是医学的基本性质一样,医学人文科学是医学的重要学科群。关于人的健康、疾病现象的研究,不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思考,不引入医学人文科学概念,就会偏离本质。近年来,医学人文科学得到学界的重视,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但不能进入医学的主流,只在边缘徘徊。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6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科研的高峰时期。为了应对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危机，美国联邦政府实行“基础研究理想”的科学政策，加强了对大学自然科学研究的资助。为了应对冷战以及种族歧视、贫困等危机，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有利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政策，从而加强了对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为了应对冷战以及道德危机等社会危机，联邦政府建立了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加强了对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的资助。20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资助造就了大学科研的黄金时代。

关键词：美国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科学研究；黄金时代

中图分类号：G6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1）05-0027-06

美国联邦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是美国高等教育中的重要问题，其中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的资助是二者关系的重要体现。关于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的资助，国内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二战中联邦政府与大学科研的成功合作使战后联邦政府和大学双方都愿意继续合作。战后初期，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科研呈现出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重自然科学研究，轻社会科学研究的总特点。直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美苏冷战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内社会危机的泛起，美国联邦政府才意识到大学科研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从而大力加强了对大学基础研究的资助，造就了大学科研发展的黄金时代。因此，20世纪60年代是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科研的高峰时期，是体现联邦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典型时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结合联邦政府的科学政策，从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科学研究三个方面论述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对大学科学研究的资助，旨在说明联邦政府在大学科研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联邦政府对大学基础研究的资助与大学自然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旋即结束了战时同盟关系，展开了争夺世界霸权的冷战。冷战是除了美苏直接军事冲突和使用核武器以外的一切手段的斗争，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宣传等各个领域。空间技术是一国军事、科技实力的象征，也是美苏冷战的重要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拥有了科技霸主的宝座，而且美国人认为美国制度的优越性会确保美国科技霸主的地位。这种状态削弱了美国的竞争意识。1957年是国际地球物理年，美国政府将卫星项目委托给海军执行。然而，由于该项目属于基础科学研究，不能带来可预见的军事用途，因此没有获得优先开发权。这种情况使美国遭受惨重的代价。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 I）。这一消息一经传出，美国朝野上下一片惊慌，因为这意味着美国科技霸主的宝座受到挑战，意味着美国在冷战中输掉的可能性，这就是所谓的“斯布特尼克危机”（Sputnik Crisis）。痛定思痛，美国人认为美国科技能力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其教育的落后和科研体制的不足。具体表现为：计划性军事目的而不是发展科学放在第一位；对基础科学研究资助吝啬；没有意识到美国科学的竞争力取决于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的综合基础设施。从上到下的美国人认为，美国需要采取措施来应付这场危机，主流的观点是美国必须通过改革教育和科研体制来提高自己的内在实力。

科研方面，白宫为了应对危机，将科学顾问委员会扩大并升级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张实行反映“基础研究理想”(the ideology of basic research)[1］168的联邦科学政策，认为联邦科学资助中的规划性研究占支配地位，扭曲了国家研究活动，因为经济进步和国防最终依赖于基础研究。由于大学缺乏从事基础研究的充足资源，所以有必要对之给予更大程度的公共资助。

在“基础研究理想”的科学政策下，联邦政府加强对大学基础研究的资助，从而造就了大学科研10年的黄金时代。

（一）以研究拨款或者研究合同的方式加大对大学研究项目的资助

以签订合同或者拨款的方式资助个体研究者或者研究小组，是联邦政府各职能机构资助大学科研的主要方式。1958-1968年期间，联邦政府各职能机构都大大增加了对大学研究项目的资助。以拨款方式资助从事基础研究的个体研究者的研究项目是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核心活动。总的来说，它的拨款以每年平均20%的速度增加，1966年财政年度到达48000万美元[1］174。1960年，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超越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ce)，成为大学基础研究最大的独立资助者。60年代中期，人们普遍将国家卫生研究院看作是“基础生物科学的国家基金会”[1］182。

郝艳萍:美国联邦政府资助与大学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

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国防部和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统称为防务机构。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后，三个机构也都对大学基础研究进行了资助，但主要是资助与自己的专业相关的基础研究。1964年，原子能委员会与150所大学和学院的研究者签署了514个研究合同[1］187。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作为新成立的研究资助机构，到1963年，成为了大学基础研究的重要参与者，对大学的资助从3000万美元上升到8700万美元[1］188。研究项目资助占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大学资助的主要部分。国防部还建立了高级研究项目署，高级研究项目署最成功的资助项目是在12所大学中创建了跨学科的材料研究实验室，从而促进了大学材料科学研究。

（二）旨在加强大学整体科研能力的院校资助

1958年后的10年中，各联邦职能机构还认识到科学研究的繁荣单靠直接的拨款是不够的，还要依靠大学整体研究能力的提高。

1959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始实行装备并更新“研究生研究实验室”（graduate research laboratories）的匹配资金计划。196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始实行直接院校拨款（direct institutional grants）计划，即给学校相当于其所获研究拨款的5％的资金，最多达50000美元用于学校认为适合的任何科学活动[1］176。这两个计划被认为是“与资助具体的项目相反的普遍加强大学科学系的大学资助”[1］176。国家卫生研究院也重视对院校的资助，但由于国会明确禁止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医学教育本身，所以国家卫生研究院以资助与医学研究相关的活动取而代之，如创立允许将拨款用于与卫生研究相关的任何活动的卫生专业学院拨款计划。原子能委员会作为一个防务机构，所资助的大学活动与其具体任务关系较为密切。资助物理学国家实验室是原子能委员会主要的科学责任。除此之外，它也将一部分预算用于资助大学中与其负责领域相关的基础研究和研究生教育。

（三）扩大资助范围，对更多的大学提供资助

1960年西伯格报告建议：“将‘一流学术科学中心’的数量翻一翻，从15或20所增加到15年后的30所或40所。”[1］169遵循这一建议，以国家科学基金会为首的各联邦职能机构都注意对更多的、有潜力的大学提供资助，发起了“大学科学发展计划”（University Science Development Program）或者与之相似的计划。

“大学科学发展计划”的目的是通过鉴别出有向高水平科学质量发展潜力的大学，并依据这些大学所提出的发展科学系科的计划给予它们资助，以促进其科学发展[2]。早在1962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同意创立“大学科学发展计划”，并于1965年对该计划提供第一笔资助。1965-1968年间，32所大学接受了该计划的资助[1］177。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学科学发展计划”还得到了约翰逊总统的肯定。1965年9月，他颁布一项指令，指出[3]：

主要联邦机构的研发计划的力量以及它们满足国家需要的能力深深依靠整个大学系统的力量。各机构对所资助的研究的管理不仅要看研究所取得的具体结果，而且还要看它促进学校学术及提高能从事高质量研究的学校数量的能力。

据此，约翰逊总统命令所有的联邦机构通过建立与“大学科学发展计划”相似的计划。国家卫生研究院创建了“卫生科学进步计划”（Health Sciences Advancement Program），即通过资助那些在相关科学领域有重大实力的学校，以促进其卫生科学发展。原子能委员会没有建立科学发展计划，而是通过向现存的追求高质量的计划提供资助来实现这一目标。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早在约翰逊总统颁布指令之前就已经创建了它的“维持大学计划”（Sustaining University Program），资助学校中与空间相关的科学和工程领域。1962-1971年，“维持大学计划”向170多所学院和大学提供了22500万美元的资助[1］189。1966年，国防部启动自己的大学科学发展计划，即西米斯计划（Project THEMIS）。从推出到1970年终止，西米斯计划共向近100所大学提供了9500万美元的资助。

总之，苏联人造卫星之后的10年，即从1958年到1968年是“基础研究理想”的科学理念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各联邦职能机构遵循这一理念，积极采取措施，从研究项目资助到提高大学整体科研实力的院校资助，再到资助更多的大学研究和科学发展计划，造就了大学科研的黄金时代。

二、联邦政府的社会科学政策及其对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

联邦政府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规模资助开始于二战期间。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战争的结束，社会科学研究陷入了战后的困难时期。20世纪50年代，随着美苏冷战的激化，社会危机和问题的暴露，联邦政府越来越认可社会科学研究的地位。到50年代末，社会科学研究已成为联邦政府稳定的资助对象。

60年代，由于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事件的推动以及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赢得冷战以及解决国内危机和问题的决心，联邦政府出台了更加有利于社会科学发展的科学政策，联邦政府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者，社会科学研究以及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后，美国人意识到苏联的成功不仅是科学和工程发展的结果，而且是因为有一个能做出并执行重大决定的社会体制，美国要想在冷战中战胜苏联就必须在社会科学领域领先于苏联。为此，美国联邦政府非常重视社会科学研究。副总统尼克松支持成立了国家行为科学资助委员会，负责向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汇报社会科学的需要。国会在1958年《国防教育法》中宣布“国防既依赖于对来自复杂社会原则的现代技巧的掌握，又依赖于新原理、新技巧和新知识的发现和发展”[4]的国家政策。1958年，国家科学基金会中成立了一个社会科学办公室，资助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科学史。1959年，社会科学办公室更名为社会科学部，在研究理事会中享有与自然科学相同的管理地位。

1960年肯尼迪当选为总统后，意识到与苏联冷战的继续以及种族歧视、贫困等危机的解决都需要社会科学研究的力量。他非常重视发展社会科学，任用了许多社会科学学者进入内阁班子。1962年4月20日，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行为科学小组出台报告《加强行为科学》（Strengthening the Behavioral Sciences），提出联邦政府发展行为科学的几点建议。该报告指出[5]：

资助和应用符合国家利益的行为科学在今天已被认为是联邦政府的重要职责……近些年行为科学已经得益于这种对科学进步的普遍兴趣,并已经获得了适度的但不断增长的资助。然而，由于这种资助没有满足一定的需求，所以还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尽管如此，但行为科学家所研究的普遍问题对于国家安全和国家福利是至关重要的。

60年代晚期，特别是约翰逊总统期间，贫困、教育不利、住房、种族歧视、城市疫病等社会危机和问题的解决使社会科学研究迅速发展。1968年秋天，国家研究理事会的政府行为科学计划顾问委员会出台了一份报告，就联邦政府如何有效地应用行为科学提出了建议。报告指出，近年来，国家科学基金会对行为科学计划的资助不断增多。但问题是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是否能满足行为科学发展的需要或者是否有必要建立单独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6]。1968年参议员弗里德•哈里斯（Fred Harris）提议创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但没有实现。1968年7月18日，国会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修正案，正式授权基金会资助社会科学研究。至此，社会科学最终从法律上赢得了官方机构明确的资助资格。

在上述联邦社会科学政策的指引下，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者，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不断增长，社会科学研究以及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联邦政府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拨款，1959年为5700万美元，1960年为7400万美元，1965年为24亿美元，1970年为321亿美元[7]，1979年达到757亿美元[8]。以资助普通目的的基础研究为己任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也一路增长。1958年，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总预算是5000万美元，其中社会科学预算是75万美元。196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中的社会科学预算上升至200万美元。1965年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总预算是5亿美元，其中社会科学预算占1000万美元[9］3。社会科学预算占国家科学基金会总预算的比例从1958年的15‰上升到1965年的20‰。[9］31968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对社会科学的资助总额达17292万美元，其中基础研究占14399万美元。1969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对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实际资助高达1530万美元[10]。

大学作为从事学术研究的专门场所，自然是60年代联邦社会科学政策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资助的最大受益者。据统计，1970年美国有社会科学家约11万名，其中约60%在大学工作[11]。从1968年起，国家科学基金会给予资助的253500名以在大学里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主的国家科学研究骨干中，包括了52900名社会科学家。在美国数量上仅次于大学生命科学家(102800人)的大学社会科学工作者，1968年时在数量上超过了自然科学家(34300人)、工程师（25800人）和数学家(22800人)[12]。

三、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的建立及其对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的资助

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联邦政府对人文科学研究的资助很少。直到1965年联邦政府成立了国家艺术和人文科学基金会，人文科学研究才正式成为联邦政府的资助对象。所以，对于人文科学研究以及大学人文科学研究而言，20世纪60年代是标志性意义的年代。大学人文科学研究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获得蓬勃发展。

之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是有其历史和社会根源的。17、18世纪美国的教育主要是博雅教育，学院课程以人文学科为主。从19世纪中期起科学和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上升，人文科学不得不在斗争中求生存。直到20世纪中期，科技发展给社会带来的负面的影响以及国家所面临的危机和问题使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人文科学和人文精神的重要性。1964年4月30日，以布朗大学校长巴纳比•基尼（Barnaby C. Keeney）为主席的人文科学委员会向国会递交一份报告，认为“今天人文科学的状态造成了国家领导能力的危机”[13]，提议建立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人文科学委员会支持建立人文科学基金会的理由是它符合国家利益。首先，人文科学有利于国家安全。他们认为人文学科能够培养人批判思维的能力，有批判能力的人能够权衡选择，能够评价假设。在冷战时代，美国精神将会大大有助于决定美国的友好国家和许多举棋不定的国家是否将会自愿地认可并支持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还是转向支持其他世界强国，或者是自己打拼世界。其次，人文科学有利于解决美国社会危机。人文科学的支持者们认为，60年代的美国处于道德危机之中，危机的首要表现不是罪恶盛行，而是人们不愿意以一种理智的方式做出道德判断。他们认为，克服道德危机的最大希望在于让学生和成人学习人文学科，使人们真正理解一份工作或者一个思想的真正含义，并从中吸取到经验或者教训。此外，现在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诸如对传统价值的抛弃；种族对抗；暴力盛行；地球环境的恶化都要靠国家对人类的人性化的理解能力的提高来解决。

尽管社会各界人士对是否建立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众说纷纭，但国会对于建立人文科学基金会的热情很高，议员们在89届国会上提出了多个议案进行听证，最终支持者占了上风。众议院以260-114票通过国家艺术和人文科学基金会议案，经参议院同意后，总统于1965年9月29日签署《国家艺术和人文科学基金会法案》（National Foundation on the Arts and the Humanities Act）美国联邦政府建立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的目的就是把美国建成高度文明、民主和强大的国家。法案中所建立的国家艺术和人文科学基金会主要由国家艺术捐赠基金会、国家人文科学捐赠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又译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和联邦艺术和人文科学理事会组成。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对象是博物馆、图书馆、大学以及公共电视台、广播台等文化机构和个人。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的主要职责是通过补助、奖研金和其他援助方式资助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教育、保存和公共计划[14]。其中对人文科学研究的资助在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活动中占首要地位。正如第一任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主席巴纳比•基尼所说[15］6：

我们作为个体和作为社会的不足来自于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过去、对我们的道德基础理解不足；来自于对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陈腐的、华而不实的运用；首要的还是来自于缺乏方向。

他认为，美国在科学研究方面已经做得很好，现在所需要做的是大力加强人文科学研究。他说，“在子孙后裔的眼中，美国作为文明社会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公民在艺术、建筑、文学、音乐和科学领域的创造性活动。”[15］6大学作为学者、研究生聚集的机构自然是从事研究的主体，所获得的资助也很多。格拉汉姆对此进行了描述[16]：

与国家艺术捐赠基金会不同，国家人文捐赠基金会发展了一个庞大的大学受助者：学院和大学中的4万名人文学科的教师。与主要资助机构的资助预算相比，这两个基金会的年度预算非常少，而且它们提供资助时常常要求受助大学提供配套资金。1968财政年度，全国艺术捐赠基金会的项目预算是700万美元，全国人文科学捐赠基金会的预算是600万美元。虽然如此，但美国的艺术家和人文学者终究已经屈尊接受了联邦的资助，加入到了那些农民、老兵、科学家、工程师的行列中，从1958年开始这个行列中又新增了教育专家、国际关系专家、外语专家和地区研究专家。

四、结语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国内外危机四起，各种矛盾冲突加剧的时期，联邦政府为了应对危机，加强了对大学科研的资助。为了应对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危机，美国联邦政府实行“基础研究理想”的科学政策，从加大研究项目资助到提高大学整体科研实力的院校资助，再到资助更多的大学研究的大学科学发展计划，造就了大学自然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为了应对冷战以及种族歧视、贫困等危机，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众多有利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政策，加强了对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使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了应对冷战以及道德危机等社会危机，联邦政府建立了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人文科学研究正式成为联邦政府的资助对象，大学人文科学研究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获得了蓬勃发展。20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创造了资助大学科研的高峰时期以及大学科研的黄金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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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7篇

关键词 检验 评价 认识论意义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知识的检验与评价关系问题凸现为当代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其深刻的理论背景和根源，体现了人类对近代文明实践造成的反主体性效应的自觉反思和检讨。近代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界的规律，经过人类的实践和利用，为人类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它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自身无法克服的危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这些危害迫使人类不得不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检讨。知识的“检验”与“评价”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与实践的方法论问题正是由此而显得格外紧迫和突出。

1 对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意义

当代人类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发展困境和生存危机，看起来是“天灾”，实际上是“人灾”，是以“天灾”方式表现的“人灾”。这就使得检验与评价问题作为一个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实践问题显得格外紧迫和突出。另一方面，物质财富的巨量增加与环境的恶化以及人在当代社会中的贬值、失落成为西方社会最为触目惊心的事实。当代社会中将自然科学知识应用于实践中所呈现的“正负效应”同步增长的事实使得人们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实践中的检验与评价问题不得不重新关注和思考。

自然科学发展寻求的主旨是“合规律性”，而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寻求的主旨是“合目的性”。从知识的检验与评价的关系角度来看，要求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必须基于“合目的”与“合规律”的双重标准的统一。

2 对人文科学理论研究的意义

“人文科学方法论之所以成为当代世界哲学普遍关注的一个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根源在于当代人类生活对人文科学的需求与人文科学的实际发展状况之间极不相称”。当代社会中的宗教淡化、技术异化以及人与人的疏离使得当代人陷入普遍的精神困惑之中，特别需要一种人文关怀、人文精神。这种精神出境使得人们对人文科学寄予很高的期望。从而也就赋予了人文科学的特殊重要地位，促使人文科学成为当代人类科学体系中一大主导学科群。但另一方面，虽然当代社会生活特别是当代人的精神处境已成为一些人文科学学科思考和探讨的课题，但人文科学作为一个主导学科群在当代的实际发展状况远不能和自然科学相匹敌。当前，人文科学不仅未形成统一的规范，未建立起与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相适应的方法论基础，甚至其科学性也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怀疑和否定。这就使得对人文科学知识的检验与评价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如何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理性意义上实现二者的统一，也是检验与评价问题受到关注的重要缘由。

3 对科学决策的意义

首先，知识的检验与评价研究有利于决策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所谓决策的合目的性，就是决策与人及其实践的现实需要相符合的性质。人们之所以要进行决策，就是为了寻求其目的的实现。所谓决策合规律性，则是决策与实践及其对象符合、一致的性质。从知识的检验与评价的联系角度看，判定一个决策是否合目的性，就是要看它能否在实践中达到决策者预期的目的；判定一个决策是否合规律性，就是要看决策与实践及其对象符合、一致的性质。要达到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决策者不仅要了解对象方面的状况，也取决于决策者决策的能力以及决策的客观环境。因此，决策者只有在妥善研究了这些条件之后，在这些约束条件之内作出决定，才能实现科学决策。

最后，有利于决策合价值性与合工具性的统一。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将合理性分解为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两种。他认为，工具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工具合理性行动着重考虑的是手段对达成特定目的的能力或可能性；价值合理性行动全力关注的是行动本身是否符合绝对价值。由于工具合理性仅考虑达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而不考虑目的本身合理与否，因而易于导致张扬工具、手段而遮蔽目的、意义的工具主义。价值合理性注重对目的本身的合理性反思，忽视了对达到目的的工具、手段的关注，易于产生脱离实际的“乌托邦”式价值理想主义。从检验与评价的关系来看，科学的决策必须将这两者结合起来。

5 结论

综上所述，基于知识的检验与评价的关系的要求，判定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是否合理，标准在于“合目的”与“合规律”的双重标准的统一。任何割裂二者，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的做法都会最终导致不合理的自然科学理论与实践；在理性意义上沟通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促进人文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相统一，实现科学决策的合目的与和规律、合情与合理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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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8篇

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是相对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而言的。应该说,医学同时具有显著的人文科学性质。

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至今仍有人将医学限定为自然科学。主要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武装了医学,使医学沿着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思路和方法解决临床问题。而且医学的独立和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发展,激发了医生们的兴趣和热情,占用了他们的精力和时间,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使医学人文科学性质的内涵被忽略甚至偏离。

医学模式的转变,终于使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得到应有的关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建立,根本意义在于对医学的基本理念、原则及结构进行反思,对医疗卫生服务的目的、原则、方式进行反思。反思的结果,便是对医疗卫生服务中存在的过分强调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忽略甚至无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倾向的纠正。

科技、市场经济负面影响

科技的突飞猛进为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提供了层次高、范围宽阔的平台。人类基因组研究、蛋白质组研究、干细胞移植、医学影像技术、新的非手术治疗手段广泛运用,无一不得益于科技的进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尤其是竞争机制的引入,也极大地调动了医学工作者的积极性。

然而,上述条件对医学的作用不是单向的。

科技发展强化了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和“科学技术万能”的作用。在科学技术的视野里,人变成了静态的“物质”、动态的“生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属性的人。科技武装了临床诊断、治疗,不断为疾病的诊治开辟道路,也造成临床对科学技术的过分依赖。

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导致医疗高新技术应用无序甚至滥用。拜金主义、道德滑坡等成为医学发展的障碍。

所有这些,都涉及对医学的基本性质的认识,仅仅将医学判定为自然科学无疑是片面的。

确立医学人文科学性质理念

明确医学兼具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种性质,事关医学的基础性理念,意义十分重大。

首先,医学同时具有两种性质,那么任何一项医学研究,任何一种医疗活动,都既要符合自然科学的规律和原则,又要符合人文科学的规律和原则。医学的成果不仅是自然科学的进步,也必然是人文的进步。医学家的科学探索使命与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必然合二为一。医学教育也必须以培养具有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人才为目标。

其次,医学彰显人文科学性质,提示应重视人文科学在医学发展中的作用,深入开展医学人文科学研究,实现医学人文科学在当代医学发展中的价值。目前,医学对自身的认识已达到基因水平,但许多疾病仍然是病因不清、机理不明,即使基因组后研究、蛋白质组研究能够揭示人体的遗传特征,恐怕也无法明确、清晰地说明疾病与社会、心理状况等的直接关系。

所以,如果医学的基本目标,仅仅被设定在寻找致病物质及治疗手段上,其社会、心理因素得不到重视,甚至被划定在医学基本目标之外,人类与病魔的抗争会更加“残酷”。

所幸的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理论上已被人们普遍接受,但在医学实践中,心理、社会因素的致病作用研究仍是“盲点”。在医学的诸多分支学科里,医学人文科学没有地位,也少有建树,本该成为结实粗壮、枝繁叶茂的“大树”,却发育迟缓、瘦弱无力。

正如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是医学的基本性质一样,医学人文科学是医学的重要学科群。

研究人的健康、疾病现象,不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思考,不引入医学人文科学的概念,就可能偏离本质。所以,要确立“医学具有人文科学性质”这一基本理念,医学人文科学研究要克服边缘化、外在化倾向,要深入医学实践、置身医学前沿,与医学工作者携手,关注医学发展问题,如人的心理、免疫、神经、内分泌几大系统的相关性研究,生活方式病的个体预防和社会预防,心身疾病和身心疾病的综合治疗等。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9篇

关键词：社会科学 人文学科 关系

一、人文社会科学内涵与分类

（一）人文社会科学内涵

人文社会科学是以人、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它具有典型的人文特质和社会品性：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观性，既具有事实性又具有价值性，既具有真理性又具有功利性（或者说既具有认识世界的功能又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个殊性，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偶然性，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规范性，既具有基础性又具有应用性，既具有实证性又具有实地性，等等。可以说，综合性是其作为科学之最根本的特性。

（二）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

人文社会科学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分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而且两者甚至在内涵上有时很难加以区分，所以内涵上有所重叠，交叉。

广义的“社会科学”，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称。狭义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是指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其任务是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社会科学所涵盖的学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人类学、民俗学、新闻学、传播学等。

《辞海》对人文学科的解释为“人文科学源出拉丁文humanitas，意即人性、教养。欧洲15、16世纪时开始使用这一名词。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以别于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后含义几经演变。狭义指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广义一般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

人文科学与人文学科尽管在西方翻译中没有区别，但在汉语言中，在汉语言中，“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的词源意义是有区别的，前者直接就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如音乐、美术、戏剧、宗教、诗歌、神话、语言等作品以及创作规范与技能等方面的知识。后者则是关于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体验与思考，是对人类精神文化现象的本质、内在联系、社会功能、发展规律等方面的认识成果的系统化、理论化，如音乐学、美术学、戏剧学、宗教学、文学、神话学、语言学等。实际上，前者（人文学科）形成于先，后者（人文科学）发展在后；前者是后者展开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深化，二者虽各有侧重，但也很难截然区分。

二、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与联系

（一）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

1.形成时间不同

社会科学是在18-19世纪形成的。其形成的直接原因是欧洲社会大变革的结果，是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进程的产物，也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革命发展的产物。在社会革命过程中，人们需要对社会发展规律作出解释，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又直接促使人们对社会的研究采取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最终引起社会科学的产生。而人文学科是一门很古老的学问，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最早的科学就是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以人的精神活动为核心，指向的是对人类自身生存价值和意义的探寻。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人文科学很难与社会科学加以严格区分。

2.研究对象不同

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来看，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类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是为人类生存意义作出说明和解释。社会科学则主要研究现实的社会生活，并提出一整套安排社会生活的理论。但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因为我们无法严格区分与人类相关的社会现象哪些属于人文科学研究的范畴，哪些不是。正如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指出的那样：“在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作出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因为显而易见，社会现象取决于人的一切特征，其中包括心理生理过程。反过来说，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也都是社会性的。只有当人们能够在人的身上分别出哪些是属于他生活的特定社会的东西，哪些是构成普遍人性的东西时，这种区分才有意义（这一假设正是这一区分的根源）。”这说明社会性和人性是很难截然区分的，所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也难以得到严格的区分。对于哪些学科属于人文科学，哪些属于社会科学，一直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如《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社会科学条目中列举了八个学科，即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教育学、历史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社会及人文科学研究中的主流》中则列举了十一个学科，即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人口学、语言学、人类学、史学、艺术及艺术科学、法学、哲学，并认为前五种属于社会科学，后六种属于人文科学。

3.研究方法不同

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在社会的延伸和发展，因此，侧重于实证研究，通过大量社会时间和现象来求证事件背后的社会规律；而人文科学不同，研究的是人类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因此侧重于为人类生存意义作出说明和解释。所以，两者研究的方式方法不同。

（二）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联系

无法把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截然分开。人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人，人类精神文化活动就是在社会场景中展开的，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社会现象又源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创造。人文现象与社会现象都是由人、人的活动以及活动的产物构成的，这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在统一性。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个社会生活整体，它们从不同的侧面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反映同一社会生活，因而，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正是这种水融的紧密联系，构成了二者内在的亲缘性与统一性，成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客观基础。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这种关系可以看出，人文科学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社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文科学所积累下来的人文知识，同时人文科学发展的内在精神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动力。从这个角度说，社会科学是以人类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为基础的，这是社会科学的又一个基本特征。而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研究为人文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科学手段和方式方法，从而使部分人文科学初步从解释和说明发展成为以实证为主要手段的社会科学。

总之，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内涵进行厘清，进而对其作用加以明确，进而能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和研究，指明道路。

作者简介：

人文科学研究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

统一性

[中图分类号]c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0)09―0008―06

我曾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以下简称《分野》)一文中，历数过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三大区别，即旨趣不同、致思方向不同和思维方式不同。针对拙文的观点，余金成教授发表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兼与汪信砚教授商榷》(以下简称“余文”)一文，认为“汪文揭示了一定道理，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不仅存在着学科意义上的区别，更呈现出实质内容上的统一”：“汪文从西方学界成果出发，强调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虽不无认识意义，但只是强调了问题的次要方面。”其实，余文并没有真正商榷或反驳我的观点，因为任何有点辩证法常识的人都会懂得：分析和考察两个事物之间的区别并不意味着否认它们之间的联系或统一性；而即使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区别只是“问题的次要方面”(这也仅仅是余文作者个人的看法)，但如果不懂得这种区别、不能把二者区分开来，那么，也就不可能真正懂得它们的统一性。不过，余文倒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统一性问题。但是，余文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回答却是完全不得要领的。有鉴于此，本文拟首先分析余文的观点和论证，然后再考察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统一性的真义。

一

余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人文科学”(我在《分野》一文中已论说过“人文科学”这一概念的不当性，并认为应用“人文学科”一词取代之。但既然与我商榷的余文仍然坚持使用“人文科学”一词，我在涉及他的看法时也就只好跟着使用它，只是需要给它加上引号)与社会科学的统一性，并由此提出了三个命题，而这三个命题实际上也就是余文所理解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性的表现。其中，第一个命题或第一个表现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是从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出发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是从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出发的”这一命题足以雷翻整个学术界。那么，这一极其雷人的命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余文并没有对它作出直接的解说，只是写道：“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受制于人与自然界关系的两个基本规定：其一，人类大脑的意识能力运用成果不断积累的方式使自身与自然界关系呈现持续发展状态；其二，人类生命的物质性决定了自身只存在于自然界的‘许可’范围。前者表明双方同属于对规律性探讨，后者表明其研究具有相对性。”看了这一比上述命题更加雷人的论证，绝大多数学者都一定会和我一样顿感无语，因为它实在太离谱了，以致于对它作任何反驳都是浪费气力的。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如果余文的这一论证果真能够成立，或者说，如果它果真能够说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是从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出发的”，从而能够说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统一的，那么，我们也完全能够以同样的方式论证人类的一切观念形态包括所有谎言与所有真理、世界上最卑鄙的阴谋与最崇高的理想都是“从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出发的”、从而也都是统一的。因为它们无不像余文所说的那样“受制于人与自然界关系的两个基本规定”。

不仅如此，余文还在引用马克思关于自然界是人的生存的基础及劳动是人谋生的手段的论述后认为，“就此而言，人类生命活动归结为物种延续的需要，所有科学都是为了解决生命存在和发展问题，属于广义自然科学”。这种把人类生命活动都归结为满足物种延续的需要、认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属于广义自然科学”的观点无疑是对马克思的严重误读。马克思在论述人类生命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区别时曾经指出：“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而在论及科学时，虽然马克思确曾说过“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马克思也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还是“类存在物”即社会存在物；自然界“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要使自然界同人这种存在物相适合，必须使其经历一个人化过程。正是根据“自然人化”的原理，马克思提出了“一门科学”的设想：“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显然，余文不仅把人类生命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混为一谈，而且其认为所有科学都属于“广义自然科学”的观点与马克思关于“一门科学”的论断是完全相左的。

余文提出的第二个命题或它所说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性的第二个表现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构成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

我在《分野》一文中已经阐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具有根本不同的旨趣：社会科学的旨趣在于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物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人文学科的旨趣则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余文当然可以不认同我的看法，但它硬要说“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一样都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即“人文科学”所提供的也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恐怕稍有一点人文学科常识的人都是断不会苟同的。哲学、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所提供的都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吗?我们只需问一问这类问题，余文上述命题的荒谬性就是一目了然的。

问题还不止如此。余文认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构成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那么，它所说的“社会发展规律”是指什么呢?余文写道：“所谓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体现了必然性的人类发展道路，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追求的目标。”在这里，余文不仅对社会规律概念作了一个大概称得上有史以来最为离奇、最不靠谱的界说，而且还提出了一个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构成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迥异的命题：社会发展规律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两个命题的根本区别在于：按照前一个命题，社会规律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的研究对象；而按照后一个命题，社会规律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追求的目标。余文同时提出这两个命题，显然是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对象与目标混为一谈了，它无异于说：“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社会规律的共 同目标就是为了追求社会规律。由此可见，余文的思维该是多么的混乱!

其实，余文并没有对“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构成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这一命题作出任何论证，倒是堆砌了不少自相矛盾、荒诞不经的论断。例如，它一会儿说“人文科学是人类对与自然界关系的基本认识，也是对自己一般本性的反思”，一会儿又说“人文科学以整体社会关系为对象”；一会儿说“人文科学”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一会儿又说“人文科学从人与自然界关系出发把握整体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了基本价值判断”；它还说什么“人类是在受制于自然界前提下通过不断改变自然界满足自身需要的：一是通过自然科学所推动的生产活动满足物质性需要；一是通过社会科学所建构的社会关系满足精神性需要”、“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规律强调了‘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目标”，等等。所有这些似是而非、不伦不类的论断，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驳斥的。

余文提出的第三个命题或它所说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性的第三个表现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存在、相互补充、相互推动”。严格说来，余文的这一命题也是成问题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并不是从来都“共同存在”的。从历史上看，自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人类就开始了对自身生存的意义和对人的价值的思考，就有了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严格意义上的“人文科学”。然而，以探索社会规律为己任的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迟至19世纪后期才开始形成，甚至20世纪初西方学界还在争论社会科学到底能否被称为“科学”。因此，断言“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存在”，并将其视为二者统一的表现，是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相背离的。

余文对这一命题的论证同样也充满了混乱。例如，余文写道：“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对象都是人类。人文科学着眼于一般人类。社会科学着眼于特定人类；但要真正把握特定人类，只宜从整体中认识。”短短的这两行文字中至少存在着三方面的理论混乱：第一，正如上述，余文先后有过“人文科学”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人文科学是人类对与自然界关系的基本认识”、“人文科学以整体社会关系为对象”等提法，现在又提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对象都是人类”，难道“人类”与“社会发展规律”、“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整体社会关系”等根本不同的概念是等价的吗?第二，作为“科学”，各门社会科学所要探寻的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尽可能普遍的规律，如经济规律、政治规律、文化规律等。而余文却主张“人文科学着眼于一般人类，社会科学着眼于特定人类”，亦即认为“人文科学”的对象与社会科学的对象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这是让人极感诧异的。况且，“人类”是一个集合概念，是指一切人的总和，对它作一般与特殊的区分也是不恰当的。第三，余文所谓“要真正把握特定人类，只宜从整体中认识”的断言也让人目瞪口呆，它从根本上颠倒了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人类认识程序。再如，余文在论证过程中还提出：“人文科学立足于对精神世界的认识”，而“社会科学立足于对物质活动的认识”；“人文科学”“所体现的精神笼罩在人类所有生命活动的上空，对其发挥着灵动的随机作用。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要想行之有效，都只能从中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或形式或内容吸收资源，形成针对性的解释体系；它衍生出相应的社会科学理论，在具备条件的时候形成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伦理标准，其实践的胜负成败，反过来要求反思其意识形态的人文价值品位。而由此所实现的意识形态超越，是指从其所追求的特定主体发掘人类主体、特定利益发掘一般利益。”所有这些断言，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语言表述方面，都是矛盾百出、混乱不堪的。

余文对“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的分析和论证为什么会如此混乱不堪呢?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余文缺乏最起码的历史意识和与论题有关的最基本的常识。余文批评“汪文从西方学界成果出发”。但既然想探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问题，它就应该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以及这两个概念的来龙去脉有些基本的了解。殊不知，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是从“西方学界”引进的，它们在西方学术传统的长期历史演变中积淀下了一些基本的规定性。不了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以及这两个概念的基本规定性，要谈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就只能瞎说一气。在当下学界，像余文这样虽然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和概念规定性都不甚了了却也敢于谈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的情形并不少见，如“有的连《论语》都没有读过就批评孔子，大谈儒家；对中西文化的任何部门都只有贫弱的知识，就大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大谈中西文化比较”，但此风确不可长。第二，余文也缺乏最基本的逻辑思维。余文当然可以不“从西方学界成果出发”，也完全可以不同意现有的对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概念的各种理解而提出自己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概念，但要对“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作出像样的论证，至少得保持最起码的概念的确定性，即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概念所作规定的逻辑一贯性。像余文那样不断地变更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概念的规定，并且对前后不同规定之间显而易见的逻辑矛盾安之若素，其对“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的分析和论证注定是不得要领的。

二

其实，只要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和概念规定性有一定的了解，就不仅能够将它们区别开来，而且也不难理解它们之间的统一性。事实上，无论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区别，还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统一性，都内在地包含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和概念规定性之中。在我看来，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统一性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表现为二者在研究对象上的内在相关。从总体上说，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本身，并且它把人真正地当作人，即当作一种不同于任何其他存在物的、始终未完成的存在物来研究，致力于探寻人这种独特存在物的生存意义和价值。按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条目的说法，“人文学科是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学科的总和”，它是“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学科”。与此不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或社会生活，而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分别研究社会生活的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或某一类社会事物，致力于发现支配社会生活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或某一类社会事物的规律。由于各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属于两大完全不同的、相互独立的学科群。

然而，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上也是内在相关的：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中的，而社会又总是由人、人的活动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的。因此。如果没有对社会的了解、不对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进行研究，人文学科是难以正确地理解人这种特殊存在物的。例如，马克思从哲学的角度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是说，要把握人的本质，就必须弄清人置身于其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如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等 方面的关系。如果不研究这些决定着人的本质的不同的社会关系，就不可能理解人这种存在物的独特本质。同样，如果没有对人本身的了解、不对人的性质、特点和活动进行研究，社会科学也是难以正确地理解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或社会事物的。例如，以享乐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经济人假设是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许多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是这些经济学理论广受诟病的根本原因。可见，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即人与社会的相关性，使得人文学科也要研究社会，社会科学也要研究人。虽然人文学科研究社会是为了研究人，社会科学研究人是为了研究社会，并且，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对人的研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其中，人文学科是把人当作一种始终未完成的存在物，而社会科学则把人视为与任何其他存在物无异的完成了的存在物，如经济人假设就是把人当作一种既已完成的、始终不变的存在物，但无论如何，研究对象上的内在相关性使得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必然相互影响。

其次，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统一也表现为二者在探索过程、探索结果上的相互制导。正如我在《分野》一文中所说，社会科学所要回答的主要是社会事物“是什么”、“怎么样”以及“为什么”的问题，而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回答，社会科学能够揭示社会规律，为人们提供关于社会事物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与此不同，人文学科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应如何”的问题，如人应该如何生活和行动、客观事物(当然它不仅仅是指社会事物，而是同时也包括与人有关的自然事物、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按照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来说应该是怎样的等等，而通过对这类问题的探索和回答，人文学科不断地从新的方面、新的高度阐明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简言之，人文学科的探索结果总是表现为一定的价值观念，而社会科学的探索结果则表现为关于社会事物的某种知识。

虽然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探索结果很不相同，但其探索结果的性质已然决定了人文学科的探索与社会科学的探索必然是相互制导的。一方面，社会科学以其关于社会事物的知识制导着人文学科的探索。众所周知，人们要回答对象“应如何”的问题，首先必须对对象“是什么”、“怎么样”以及“为什么”的问题有真切的了解，否则，其对对象“应如何”问题的解答必然是不得要领的空洞说教，其所提出和表达的价值观念也必然难以获得人们的认同。人文学科对于“应如何”问题的回答，当“应如何”的主词是社会事物或这样那样地涉及到社会事物时，必须以对于社会事物“是什么”、“怎么样”以及“为什么”的问题的理解为基础。而人文学科要理解社会事物“是什么”、“怎么样”以及“为什么”的问题，就必须借助于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知识，而社会科学知识也正是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当然，“应如何”的主词并不限于社会事物，它也可以是自然事物或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人文学科对于“应如何”问题的回答甚至还要以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因此，一定时代各门人文学科的理论中必然内含着大量的知识要素，以致于历来总有一些人误以为人文学科属于一种特殊的知识体系，他们不懂得人文学科中的这些知识要素是为回答“应如何”这一人文学科的最高问题服务的。

另一方面，人文学科也以其所提出和表达的价值观念制导着社会科学的探索。被誉为科学社会学之父的美国学者默顿曾分析过英国17世纪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与社会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他指出，17世纪的清教主义显然是英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念，“清教是一种复合体，它包括裸的功利主义、世俗的兴趣、有条不紊的并且不懈的行动、彻底的经验主义、自由研究的权利乃至责任以及反传统主义，所有这些都是与科学中同样的价值观念相一致的”。而17世纪的英国科学就是在这种肥沃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出现了牛顿等著名的科学家，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社会科学的发展更是如此。虽然社会科学的旨趣在于揭示社会规律、形成关于社会事物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的主要探索目标、重点研究方向、优先研究课题和基本评价标准都是由该时期主导性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决定的，而这种主导性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往往集中地体现在同时期的人文学科的理论中。关于这点，我们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经由人文学科的探索凝炼而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引领和制导作用中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再次，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还表现为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辩证互补。什么是人文精神?对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人文精神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例如，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它主要表现在反对基督教神学过程中的对人性的讴歌、对理性的张扬、对人的价值的强调和对世俗幸福生活的追求；而在当代中国，它则主要表现为把“以人为本”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贯彻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一般说来，人文精神是人类的一种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权利、命运的维护和关切，对人的存在意义和人的价值的关注，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的高度珍视，对理想人格的向往和塑造，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追寻。有人认为，人文精神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尊重、友好、保护等；二是人对自身的态度，具体表现为自尊、自爱、自强等；三是人与外在物质利益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自由、淡泊、超脱、不为利所诱、不为物所役等；四是人与人、社会、国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友善、和谐、热爱等。这四个方面的共同判断标准是真、善、美，而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是人文精神的本质特征。目总之，人文精神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但其中最核心的东西是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重视和强调，而人文学科则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所谓科学精神，是科学家们在科学活动中形成并与科学活动的本性和要求相一致的意识和态度。即科学家在科学研究过程的各个环节以及在与外部社会的联系和内部成员的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信念、意志、气质、作风和品格等等。默顿曾专门研究过“科学的精神气质”。在他看来，科学的精神气质在不同时代有其不同的具体内容，而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性则是现代科学精神气质的四个主要方面。科学精神的具体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并且是随着人类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地充实和发展着的。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科学精神都是与科学活动的本性和要求相适应的。例如。科学是继承性最强的文化形态之一，因而卓越的科学家都有虚心接受科学遗产的精神；科学活动的首要任务是作出新发现或提供新知识，因而科学家必须具备创新精神；科学创造是异常繁难艰辛的工作，它要求创造者具有严谨认真、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科学创造必须摆脱各种错误观念和偏见、冲破对权威和个人经验的迷信。这又要求创造者富于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科学探索往往需要同各种守旧的甚至反动的势力作斗争，因而它还要求科学家具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等等。在科学精神的诸多内容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是求实精神、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离开了求实、批判和创新精神，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 科学研究活动。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上述这些科学精神决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专利，它同时也贯注和体现于社会科学的探索活动中，构成了一切科学研究活动的灵魂。

从内容上看。人文学科所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与社会科学所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是判然有别的。但是，就其作用和功能而言，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又是辩证互补的。

一方面，无论是对于人文学科还是对于社会科学的探索活动来说，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都是绝对必需的。如果说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分别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开发和生产者，那么，就像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中的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一样，人文学科和与社会科学之间也存在着“产品交换”或相互借鉴。其中，人文学科的探索也需要科学精神。例如，哲学是通过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反思来研究人的，而哲学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反思，既包括对现实的人与世界关系的审视和批判，也包括对理想的人与世界关系的建构和追寻。如果没有求实、批判和创新的科学精神，是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的。同样地，社会科学的探索也需要人文精神。其实，即使是对于自然科学研究来说，人文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对原子弹的研制有直接贡献的爱因斯坦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原子弹的爆炸给无辜民众带来的巨大灾难，内心曾经历了激烈的冲突和无限的痛苦。这件事情使他特别地意识到：“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特别沉重的道义责任”，“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应该说，爱因斯坦所说的“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更像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课题，而人文精神的作用在社会科学探索中也表现得更加显著。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在讨论诸如社会规范的制订、社会程序的设计和社会制度的安排等重要问题时，人们一般都会把是否体现了人文精神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标准，而背离人文精神则往往被视为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缺陷。例如，在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科中，经济人假设和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批评，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们与人文精神是背道而驰的。